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巴尔的摩市流行梅毒病。仅在一年时间里，即从 l995 年到 l996 年，新生儿携带这种疾病的人数就增加了 500％。看看巴尔的摩市梅毒病的发病率曲线图不难发现，该病曾多年稳定在同一水平，但是到了 1995 年却几乎呈直线上升。
是什么原因造成巴尔的摩市的梅毒病突然爆发?根据疾病控制中心的分析，问题出在强效纯可卡因上。大家知道，强效纯可卡因能大大增加人们的冒险性性行为，而该行为会导致艾滋病病毒和梅毒病毒的迅速传播。强效纯可卡因驱使许多人去贫民区购买毒品，这一做法增加了他们把病毒带给家人和街坊邻居的可能性，并改变了街坊之间的社交模式。疾病控制中心认为，梅毒病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强效纯可卡因在背后助了一臂之力。
巴尔的摩市约翰斯g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g詹尼曼是一位性传播疾病专家，他对该市梅毒病流行另有一番解释，把它归咎为是该市贫民窟医疗服务状况瘫痪所致。詹尼曼说："1990 年到 l991 年，在全市各性传播疾病诊所就诊的病人达到 36 000 人次。因为预算问题，该市决定逐渐缩减性传播疾病诊所的规模。临床医生的人数从 l7 人减到 l0 人。内科医生的人数从 3 名减到实际意义上的零。门诊就诊人数降到 T21 000 人次。到发病实地进行服务的工作人员数量也相应减少。许多人玩弄权术，致使一些本该做的事情都无法得以实现，如计算机的更新
换代。这是城市官僚机构行使职权不善而导致的一个最严重的现象。毒品都快要被人们用完了。"
当巴尔的摩城内的性传染疾病诊所一年的病人就诊次数处在 36 000 人次时，可以说，梅毒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是按照詹尼曼的理论，当一年的就诊人次在 36 000 与 21 000 之间的某一数字时，这种病就已经爆发了。首先从城内开始，蔓延到大街小巷，然后传播到连接街坊和其他城区的公路上。那些可能带着传染病毒有一周还没有得到治疗的病人在被治愈之前，有两三周、甚至四周的时间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瘫痪的医疗状况使得梅毒病成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个理论是由约翰g波特雷特提出的，他是美国著名的流行病学家之一。他认为，罪魁祸首是那些年影响了巴尔的摩市的东西部市区的物质状况的变化，也就是说，巴尔的摩市商业区是梅毒病的发病中心，其东西部市区经济严重萧条。约翰g波特雷特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巴尔的摩市大张旗鼓推行一个政策，即炸毁东西市区 60 年代修建的旧式高层住宅。巴尔的摩市西区的列克星敦叠式大楼和东区的拉斐特宫是将要拆毁的最招人眼目两个工程，这两幢大楼中居住着数以百计的家庭，起到了犯罪中心和传染病发病中心的作用。与此同时，
随着巴尔的摩东西两区建筑的拆除，人们开始逐渐从旧房中搬走。
波特雷特第一次巡游巴尔的摩东西市区时说："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成排成排的房屋中，50％都被木板堵得严严实实，有一处甚至把建筑物都破坏了。现在要人们撤离，等于加快了人们的流散。梅毒病多年来被控制在巴尔的摩市的这个特定地区，而该地区又处在一个内部性关系社会范围内。住房拆迁要求这些人搬到巴尔的摩市的其他地区，这样一来，他们把梅毒病和其他行为也一同带走了。"
有趣的是，这三种解释都没有提到戏剧性变化。疾病控制中心认为强效纯可卡因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然而，l995 年并不是强效纯可卡因首次流人巴尔的摩市。它进入该市已有好几个年头了。这些解释只不过是告诉大家，90 年代中期强效纯可卡因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所加剧，而且这一变化足以促使梅毒病的流行。同样，詹尼曼并没有告诉我们，巴尔的摩市的性传染疾病诊所都被关闭了。只不过是规模有所减小，临床医生人数从 17 人减到了 l0 人。波特雷特也没有告诉我们，整个巴尔的摩市的建筑物都撤空了。他只是告诉我们，梅毒病的传播蔓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仅仅是因为拆掉了几幢住宅楼和一些住户撤离了商业区附近的住房。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一些微小的变化就能打破原本处在平静状态的流行病。
所有这些解释中还有一点可能更有意思，那就是它们都在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描述流行病的一触即发。疾病控制中心关注的是疾病发作的大背景，即毒品的流入和发展是如何改变一个城市的环境并使疾病一触即发的。詹尼曼所谈论的是疾病本身的特点。诊所数量减少后，梅毒病便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该病原本是急性传染病，而现在成了慢性传染病。它原本是一种仅延续几天的疾病，而现在却要逗留好几个星期。波特雷特关注的只是梅毒病的携带者。他认为，巴尔的摩市的梅毒病是由某一类人传播的，即那些极度贫困又可能吸毒并且性行为活跃的人传播的。如果这种人突然从他／她生活的街区转移到一个原本不存在梅毒病的新街区，那么这种疾病就有机会爆发。
换句话说，造成流行病爆发的方式不止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