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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船去中国

作者:陈丹燕(当代)
栏目:科普.生活
类别:现代
大小:1.13M
评价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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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节选

书籍章节作者介绍
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
上海冬天惯常下不大不小的冻雨

 1989年十二月底的傍晚,有一家人,八个,相跟着走向红房子西餐馆。
  白天下了些雨,是上海冬天惯常下的那种不大不小的冻雨,这种雨一下起来,连绵不绝,可以十几天都不停。而这1989年的冬天,冻雨一天又一天,耐心地将整个城市都浇透了,到处都是无尽的阴冷和潮湿。下午五点钟,天就开始晦暗下来。到了傍晚,早早就黑了,满天见不到一粒星星。在长乐路,陕西路交界的街角,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前,尽是在路灯下匆匆往家赶的人和车,行人们大多脸上带着点厌烦和抵触的样子,手里握着皱巴巴的湿伞,往家里走。
  陕西路上的人行道也很窄,除了法国梧桐占了的位置,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擦肩而过。行人们为了自己走得快,毫不在意自己撞到了别人的身体,拎包和别人牵在手里的小孩。小孩子告诉妈妈自己被那个人撞了脸,妈妈挑衅似地,冲着那人的背影尖声教育自己的孩子:“下次遇到这种人,就一脚踢过去!对这种人不要客气。”而那个撞了孩子的人,仍然连头都不回地走掉了。所以,当这家人停在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时候,人行道被他们挡住,于是,不停的有人粗鲁地撞着他们,或者擦着他们的身体穿过去,冲乱他们的队伍,有人嘴里不耐烦地埋怨他们挡住了路。而他们沉默着,既不生气,也不着急和退让,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速度,各自鱼贯而入。
  因为知道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廊小,所以先进去的人就往底楼的店堂里让。但是,他们并不象当时没有规矩的客人那样,自己在店堂里乱撞,而是等着跑堂的上来招呼。他们也不象有的集合好一起来吃馆子的人,彼此大声招呼,发出兴奋的声音。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门的时候,还是象生客人那样踉跄了一下。这红房子西餐馆,是从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汽车间改造过来的,不是正规的房子,所以,一进门就有两级往下走的台阶,只有常来这里的熟客人才知道一进门就得下楼梯,才不至于跌跌撞撞。他们还不能算是红房子西餐馆的熟客人。但他们还是很安静地进了门,最后进去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长着一张象多年紧锁的门那样尘封的脸。他背过手去,把餐馆两扇对开的木门在自己身后轻轻带上。
  红房子西餐馆的门,虽然是那种欧洲小餐馆式的镶玻璃门,但还算厚实,一旦关上,站满了人的门廊里突然一静。一股咖啡,番茄沙司,融化的奶酪和新鲜油炸食物的西餐馆气味便扑面而来。
  那窄小温暖的门廊里,还保留着过圣诞节时的饰物。墙上贴着用红绒纸剪出来的圣诞老人像,他又红又胖的脸上,贴着用白色晴纶棉做的胡子。他的头上,有一行老派英文花体字写的“圣诞快乐”。那时,有些初通英文的人在心里怀疑过,为什么不说Happy Christmas, 而说Merry Christmas。早年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的人大多数都写这样的英文字,更早的时候,红房子西餐馆的菜单也是这样的字体。
  简妮站在爸爸旁边,望着墙上的字。对这样的字体,她一点也不陌生。爸爸也写这种字体的英文。简妮七岁时,爸爸就开始教她英文了。爸爸说,从前人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简妮来说,还要加上一个英文。学好了英文,将来回上海一定有用。他们用的是爷爷从上海给寄过来的《英文900句》,这个课本带着一张绿色的塑料唱片,可以跟着唱片里的人读课文,学习悠扬的英国口音。那时,她家已经从没有电的连部干打垒土房子,搬到了团部中学的宿舍。与兵团的连部最大的不同,对简妮来说,就是有电了,可以听唱机了。此刻,简妮的心里浮出了唱片里的声音: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Glad to meet you,
  Glad to meet you too.”
  meet 和you中间用了连音,第二句的开头,用的是第三声,象用声音在欠身。常常,他们一家在简妮不学英文的时候,也在唱机上放这张唱片,象听音乐一样。在简妮的印象里,春天常常刮着从戈壁上来的狂风,玻璃窗上飞沙走石,透过家里的白色尼龙窗幔,能看到外面细长的白杨树下,有人象骆驼那样顶着风慢慢走过去,大多数人都穿着军队那样的绿色制服,但他们不是军人,而是建设兵团的人。爸爸向简妮保证过,总有一天,简妮也会象姐姐范妮那样被他们设法送出新疆,永远不回来。
  那时,爸爸在所有的家具上都贴上写着英文名称的小纸片,他说,当年他和郎尼叔叔学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小时候,他和郎尼叔叔的英文老师原先是个在上海住的荷兰人,后来,朗尼叔叔的老师是个留学英国的上海人。爸爸写的花体字,就是跟那个荷兰人学的。只是他写得不如墙上的那么花哨。
  爸爸是阿克苏的团部中学的英文老师,还兼做音乐和美术老师。他在中学里算得上是个倜傥的人,但到了上海以后,他一下子就显出了苍老和局促,还有一股走南闯北的泼辣气。如今,简妮想象不出爸爸年轻的时候,将头发用吹风吹出一个飞机头,穿着有铜拷钮的小包裤,那还是奶奶没有失踪以前从香港寄回来的裤子。在腋下夹着一张比利翁乐队的舞曲唱片,在上海招摇过市,是什么样子。那时候,象爸爸这样因为家庭成分问题,高中毕业后无法考上大学的孩子,喜欢将自己打扮成这种上海小阿飞的样子,悄悄混在一起跳舞。爸爸和妈妈就是在这种所谓的“黑灯舞会”上认识的。爸爸曾经学过当时妈妈走路的样子,她将手肘卡在身体的两侧,迈着妖娆急促的小步子,象四十年代美国电影里的女人那样摇晃身体。爸爸学得那样煞有介事,将妈妈和简妮笑倒在新疆家里自制的沙发上。那只沙发,是爸爸用两口伙房烧漏了的大铁锅和旧海绵做成的。是当时整个阿克苏地区最时髦的沙发。就是在这张沙发上,简妮记住了“Sofa Chair”这个词。
  这红房子西餐馆对简妮来说,虽然是第一次进来,可是真的也不陌生。不光是因为墙上的英文字,更多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小时候,上海的故事常常是简妮睡前的主要故事之一。在父母嘴里的上海故事里,红房子西餐馆,蓝棠皮鞋店,哈尔滨食品厂的咸起司酥,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的舞曲,衡山路上两边的高大法国梧桐,都是如此的亲切。爸爸和妈妈,常常一同挤在简妮的小床上,轻轻地说着上海的琐事,陪简妮睡着。漫长的新疆的冬天,室内总有一点没烧尽的煤散发着的淡淡毒气,大雪压裂了房顶的什么地方,能听到雪水滴落的声音,令人昏昏欲睡。但这却是简妮在记忆里中甜蜜的时刻。那时,他们也说到过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那两级突然向下的台阶。所以,刚才简妮在门厅那里一脚踏空的时候,简直就象跌回到自己梦里的地方。只是她的脸上不动声色,她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激动,她就象姐姐范妮一样的正常。
  在红房子西餐馆逼窄门廊的一端,是用玻璃隔开的糕点间,里面摆着红房子自家做的面包,蛋糕和西式小点心,奶油和奶白蛋糕被切成小小的长方块,上面裱着粉红色的奶白做的玫瑰花。这些蛋糕和点心可以堂吃,也可以外卖。全上海只有在这个糕点间里,能够买到一次可以吃完的小块黄油。那一小片黄油用厚锡纸漂亮地包着,让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体贴和照顾。透过糕点间的玻璃,可以看到长乐路陕西路口的灯光和车子。
  陕西路和长乐路,都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马路,街边的老房子,一种是融合了一点点巴洛克风格的石库门,另一种就是砖木结构的洋房。这种房子乍一看和欧洲一百年左右的老房子一样,但仔细看,就能看出中国工匠留下的影子。有的花园里,还留着当年洋房主人种的丁香和紫藤,那两样都是欧洲人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种的植物,只是现在即使它们还开花,也都是又小又瘦的花朵了。这两种房子,在当年租界时代都算不错,现在当然都旧了,里面都挤着住了不少人家,卧室,客厅,书房,都住了不同的人家。底楼的厨房变成了公用的,满墙都是一条条的油污,连电灯绳都因为油污的附着而变得疙疙瘩瘩的,空气潮湿的时候,摸上去是粘搭搭的。当年修马路时埋下的下水道系统,早已经用旧,而且失修,或者说当时法国人的设计就不好,四十年代时,这条街上就发过大水。现在还是用原来的下水系统,雨水一大,街上就积水,黑色的污水里散发出下水道和垃圾箱里的腐臭。等水慢慢褪去,墙脚上就留下一道道污水黑黑白白的痕迹。
  当年,法国租界筑路,只能一来一往,过两辆车。现在人和车都多了,这两条窄小的马路上便堵满了车子和行人。遇到红灯,陕西路上向淮海路方向,或者向南京路方向往返的公共汽车尖叫着刹了车,停在路上,象一条条气喘吁吁的刺毛虫。昏暗的车厢灯下,能看到拥挤的车厢里,车厢顶的拉手杆上,拉满了乘车人的手,手和手之间只留下两厘米的空隙,有时候连两厘米都不到,不愿意和别人碰在一起的手,大多数是年轻女人的手,躲来躲去地在横杆上找一个安身之处。那样黯淡的车厢灯下,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因为营养不足,日光不足,连信心也不足所呈现出来的菜色,那些化了妆的女子的脸,拔光了再纹过的醒目的黑眉毛,江南人薄薄的嘴唇,用冬天加了油的大红唇膏密密地涂满了,在又冷又累,疲劳而冷漠的脸上,象强做的欢颜。
  在暮色里沉人黑暗成群结队的脚踏车,混杂在马路的每一条缝隙里迂回蛇行,这些脚踏车并不按铃,骑车的人已经懂得脚踏车铃是不能让任何人让路的,所以他们全凭自己的机灵绕开人和车,往前走。有时几乎就要撞到行人了,可他们会在碰到行人裤子前的一厘米处刹了车,将龙头象蛇那样一转,逶迤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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