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挪顿总公司的大老板到香港的亚洲总部视察，将东南亚地区各个挪顿分公司经理都招到香港开会。
Tim Muller让简妮为他准备开会的材料，这次，简妮算是真正体会到Check，Push，Remind的不易。叫她“买办王”的那些人，连一根回形针都不会帮她夹。原先，简妮大部分工作是案头的，与美国总部联系，照顾Tim的日常工作和约会。除了平时的翻译，与中国同事的接触，大都是他们通过简妮和Tim谈话，递交需要签字盖章的文件。简妮从不和中国同事们多话，她腻烦他们，觉得他们脸上，无论如何都有种卑微的气质，在那样的气质里，能感到仇恨，动荡，贫穷，乏味，算计，提防，谄媚，痛苦，种种可怕的生活留下来的痕迹。她很少正面看中国同事的脸，生怕自己变回到他们的样子。她总是垂着眼皮。她不象劳拉那么尖锐和外露，而是象牙痛那样闷闷的。有时，看到王建卫在她桌子前等Tim的签字，被她的脸色逼得坐立不安，宁可在走廊里等，简妮心里还觉得解气。
这次为Tim准备开会的材料，简妮才知道了厉害。劳拉当初告诉她总经理秘书这个位置，在公司里微妙的地位，她是个低阶的职员，但又可能是老板的心腹，她能象老板一样帮人，也可以象老板一样害人。“你可以当天使，也可以当妖精。”劳拉说过。但是，简妮学到一个秘书对各部门负责人的依赖。她是可以给别人脸色看的，但别人也可以难为她，使她在需要合作的时候寸步难行。简妮永远不能按时得到报表，无法找到准确的统计数字，简直让Tim怀疑她的办事能力。Tim两句重话一说，简妮觉得自己的地位立刻瓦解。她象失宠的小妾一样，处处能看到幸灾乐祸的眼神。连保洁的阿姨都来欺负她，居然面对面告诫她，最好把废纸扔进废纸篓里，不要团在地板上。连管文具的内勤秘书都敢让她自己去拿快递的专用信封，不给她送过来。
在简妮看来，那些只能羡慕她的人，如今竟争当她的对头，这可真把简妮气疯了。
好容易为Tim准备齐了，他去了香港。大老板认为香水在中国地区的增长还是太慢，照美国的推算，中国那么巨大的人口，每一千个人中，至少会有一个人买一瓶香水。而现在的销量，与市场预期相比，简直太小了。She牌香水在菲律宾市场的销售情况，都比中国市场好，这让Tim很尴尬。两个星期以后，大老板要亲自到上海来。
从香港回来，Tim将一只纸盒交给简妮，那是他给参加每周例会的中国同事的礼物："教会他们每个人使用方法。告诉他们，我再不想看到哪怕一片头屑。”他将食指竖起来，用力在脖子那儿横着一划，“告诉他们，下个星期一开会时，他们的领子必须是干净的。”
盒里是一些椭圆型的塑料刷子，专门用来刷领子上的落发和头屑，它的刷毛斜斜地排在刷柄上，一刷而过，就能将衣领上的头屑完全吸进刷子深处。
简妮知道Tim终于忍不下去了。他要是在香港得了夸奖，大概还能将那些头屑忽略不记。要是大老板不来，Tim也许也能再容忍一阵子。甚至，要是身上带着头屑的中国人在每周的例会上不那么纠缠不清，Tim都会继续锻炼耐心。他曾好几次对简妮说过，他不能去教一个成年人如何保持个人卫生，这样太唐突了。“我知道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还有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关系已经很复杂了。我得很小心，很小心。” Tim说过。简妮那时也表示不能忍受那些粘在肩膀和领子上的头屑，也不能忍受抽烟的人嘴里热烘烘的烟臭，比如王建卫。“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牌子的香波洗头，能将自己的头洗成这样。”Tim说。简妮想起，在新疆时爸爸妈妈都用肥皂粉洗头。但她说：“我也很好奇，只是不能直接问这样的问题。”当时，Tim还说：“那当然，那样太不礼貌了。”现在Tim终于忍无可忍。送刷子，总不象上次送 M — M 巧克力豆那样令人愉快，多少有些难堪，所以，这次他让简妮出面。
简妮捧着盒子，从Tim的办公室退出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她数着那些刷子，算着应该送的人：许宏，王建卫，克利斯朵夫，还有财务部的人，人事部的尼娜，以及生产部门的人，送给许宏有点不忍，他是个要面子的人，但他身上能看到多年工厂生活给他带来的邋遢。至于其他人，简妮心里一一浮现出他们的样子，带着借刀杀人般秘而不宣的快意。他们象窄一号的高跟鞋的后鞋帮那样让她举步维艰，她就会让他们不得不自惭形秽。
教会他们怎么将自己的衣服领子刷干净，就象教他们怎么使用牙刷一样。这是带有侮辱性的。简妮双手按着盒子，就象准备付钱的人将自己的双手按在钱包上那样，她知道自己可以而且应该将钱付出去，但心里还是有所忐忑。简妮第一天开始工作时，Tim就已经告诫过她，他希望简妮能成为美方和中方之间的桥梁，使双方能尽可能准确无误地理解对方的意思，减少误会。后来毕卡迪先生也告诉过简妮，她应该对挪顿公司绝对忠诚，能将困难的工作利用自己的背景不打折扣地完成，但也能充分理解中方意图，并将他们的意图一丝不漏地传达给美方，“没有你，岸两边的人就什么也做不成。让他们离不开你，特别是要过河的那一方。”毕卡迪先生象无锡大头泥娃娃那样微微地，不间断地在脖子上晃动他的头，“这才是所谓桥梁。”简妮虽然不喜欢他，却不得不看重他。她知道，他说的都是金玉良言。她要做的，就是Tim觉得困难的。
简妮的心情有点复杂。她知道自己横竖都是要完成这件事的，她私心里也极愿意看到他们出丑，她从美国回来，成为美国雇员，一洗倒霉蛋的晦气，满脸美式的自信与灿烂，他们还是不买帐，还想随便爬到她头上，再踏上一只脚，让她还是不能翻身。简妮为摆脱过去，离开了家，得罪了亲人，做了内心鲜血淋漓的努力，但这些中国同事却也象印地安螃蟹那样，将她紧紧拉回到中国。他们还是用原来对她家的态度对待她，他们想让她万劫不复。简妮不能甘心，不能服气，不能罢休。在没去美国之前，她知道自己是一定要去美国的，对中国很淡漠。现在，她知道自己是恨中国的，它是她生活中的百慕大，只要接近它，它就会将她吸进无尽的黑暗之中。她感觉到自己与劳拉在精神上的某种相同之处，Tim认为，她和劳拉都有Culture Fit的脸，应该可以减少当地人的敌意和陌生感。但简妮与生俱来的知道，比起恨外国人来，中国人更嫉恨买办和汉奸。所以，她一直记着劳拉在挪顿的下场。她感觉到，自己比Tim Muller更应该藏起自己的鄙夷。那是见不得人的。
她想到格林教授写的王家历史。从前的宁波人，有很重的乡土观念，死后一定要在故乡入土。所以，在上海生活的宁波人，可以半生住在上海，死后却一定要将棺木运回宁波才下葬。在玄祖父的时候，王家曾经是上海宁波人同乡会的重要角色，每年捐钱，送在上海的宁波人棺木返乡安葬。那时等待回乡的棺木，就停在四明公所里。当时法国租界的管理机构认为，在市区久停死人棺木不卫生，夏天时，棺木里时时流出尸体腐烂的脓血，招来蚊蝇肆孽，会造成疫病流行。法国人要搬走宁波人的简易坟场。但遭到宁波人的一致反对。宁波人认为那是外国人要占四明公所的土地，要挖自己的祖坟。法国人的决定遇到了中国人坚决的抵抗。四明公所事件，在中国人认为，是上海人民族尊严觉醒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当时，许多宁波籍的资本家和买办都加入抗议的队伍，参加罢市，支持罢工。但王家却没有参加，甚至王家的店铺都没有在统一罢市时关门。因为他们认为，宁波人在四明公所的简易坟山的确是不卫生的。他们的态度，被同乡会谴责为忘记祖宗。从此，王家脱离四明公所，不再参与宁波人同乡会的事务。而另一个宁波买办虞洽卿长袖善舞，他在宁波人那里当为宁波人出头，与法国人争土地的领袖，在法国人那里，借自己在宁波人那里的威望，成为调停矛盾，保全法国人面子的重要人物，在宁波人和法国人两头都占尽风光。他成为四明公所事件的最大赢家。格林教授认为，王家的第一代王筱亭，主动脱离与李鸿章洋务派的瓜葛，只与洋人来往。第二代第三代，王崇山和王佩良，又主动脱离宁波同乡会，他们的家族就这样逐渐形成更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看世界的标准，更接近全球化的标准。这是他们作为一个买办世家的生存基础。
在新泽西读格林教授的书时，简妮只是觉得有趣，她认为，玄祖和曾祖很开明，而虞洽卿是聪明。此刻，简妮找到了他们身上的傲气。那种傲气，让简妮心里一热。她为他们感到自豪。她虽然连家都不愿意回，但一遇到问题，她的参考对象，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和家庭的历史。每一次，她都能在那里找到一点东西，那东西，就象是使 X 轴和 Y 轴相交的那个 0 。找到了那个 0 ，她往往就能找到能支持自己的理由。这次，她找到了比报复更正当和理智的理由。要求与挪顿合作的中国管理人员注意仪表，这是来自文明世界光明正大的要求。
Tim匆匆从办公室出来，到小会议室里去，他找毕卡迪先生和玛利亚露依莎开会，准备大老板来上海的会议。经过简妮桌子的时候，他看了她一眼。也许他是无意的，但简妮在他象鹰一样的浓眉下看到了一闪而过的惊疑，好象很奇怪她还有时间坐在桌前发呆。她觉得老板是在责备她，准备材料搞不定，连发礼物也搞不定，这不是个废物么。他一定连想都想不到简妮心里有那么多曲里拐弯的隐衷。他迈着纽约人的大步，哗哗向前走，毫不在乎简妮面临的夹缝。
简妮慌忙站起来，拉平身上的裙子。
她决定从许宏开始。许宏是个君子，可以小试牛刀。而且，她对许宏，也很好奇。她听说，他已提出辞职。他要去一家南汇的乡镇化妆品厂做总经理，中国同事风传他出身在上海的肥皂厂老板家庭，是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小开，终于不甘心被美国人压着，要自己做老板。听到这样的传说，简妮对许宏是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但同时心里也更觉得他短视，他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机会，却是要在一个乡下暴发户手下当总经理，自己将路越走越窄，越来越边缘，而且，越来越危险。她想，也许他家是红色资本家，象荣家那样，就算家产全被充公了，比太平洋战争的时候还糟糕，但共产党也总算保全了他们的面子。
简妮知道，这件事不能由克利斯朵夫先通报，她得先避开这个炸药引子。所以她将盒子放在脚边，先整理Tim要的报表，一边等机会。
克利斯朵夫一离开，简妮马上去敲许宏的门。许宏一抬头，她马上就开门进去，并迅速在身后关上办公室的门。她说：“对不起，许总，我没有通报就来找你。”
许宏把手里的纸放下，询问地看着简妮。
“听说你要离开了。”简妮不忍马上开口。
“是的。”许宏点点头，他有点戒备，以为简妮是Tim派来打探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这是我完全私人的想法。中国的资本家应该有很痛苦的历史，你还没有怕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怎么说，历史总是螺旋形的上升。”简妮说。
“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学得真不错。”许宏笑着摇头。
“我只是非常好奇，而且，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包容。”简妮说，“还有帮助。”她婉转地提到了在她为Tim准备材料时，许宏帮她从市场部要报表的事。这是简妮深以为耻的事情，突然提起，简妮的心象被烧了一下，不得不掩饰，“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食堂吃饭的时候，还是你帮我找到的位子，而且我们是在一起吃的饭，你吃双份炸猪排。”简妮微笑着。
“是的，吃一块不过瘾。”许宏笑了一下。然后，他点点简妮手里的盒子，“那是什么新式武器？”他看出来简妮还有正事。
“是Tim的礼物。”简妮说，“Tim这次回来，为各位中国同事带了小礼物。”说着，简妮拿出那柄刷子，“是专门清洁西装上落发和头屑用的刷子，很好用的。”简妮点了点许宏的肩膀，“Tim说，我们是合资企业，会有很多中国人和美国人来我们这里访问，大家都要注意维护公司形象。”
许宏的脸涨了一下，他赶快侧过头去，看看自己的肩膀，并马上伸手拍打那里的头屑。细小的头屑弹起一下，又沾回到他的肩上。
简妮赶快说了声：“May I，” 她走上一步，用刷子在许宏肩上一刷，头屑立刻被刷子吸了进去，深蓝色的衣领上留下一道干净的刷痕。
简妮轻轻惊呼道：“哎呀，这刷子真好用！到底是日本新产品。”
许宏侧过头来看了看，也说：“真的。”
简妮就势将那柄刷子递到许宏手里，说：“你试试，很方便的。”
看到许宏自己用刷子刷掉领子上的头屑，简妮松了口气。
许宏将刷子在手里掂了掂，又看看简妮。他淡淡笑了声：“这里面，也有挪顿的美国总部要来人的关系吧。就象我们市府领导来视察合资企业时，我们也要大扫除一样。”他说。
简妮说：“Tim是好心，看到香港有新产品，买来送给大家。”
“但他只送给中国人，对吗？”许宏说。
“我们身上没有头屑。”简妮说。许宏责备地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
离开许宏的办公室，简妮定了定心，她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样自得，倒满心都是不知舒畅还是郁闷的奇怪感受。她抱着那盒刷子，在办公室里站了站，她听到外面在刮大风，将院子里的标语牌摇得“空空”直响，和她小时候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简妮没想到，许宏责备的眼神那么让人不舒服。她觉得自己什么地方错了，在正确无疑的前提下。她想起自己十六岁离开阿克苏时的情形。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最后一天晚上与父母一起在团部中学的操场上乘凉。深蓝色的夜空里，挤满了明亮的星星。她很容易就找到了银河，她们家的人管它叫牛奶方法。戈壁边凉爽的夏夜，妈妈身上淡淡地散发着花露水的香味，风穿过白桦林，发出她熟悉的，充满了回忆的声音，她惊奇地发现了自己心里的不舍。
简妮不肯让心里的犹疑侵蚀自己的勇气，于是决定马上去各办公室发刷子。经过克利斯朵夫的桌上时，她突然在克利斯朵夫没关严实的抽屉里，瞥到一本封面十分熟悉的书。简妮马上想起来，那本书，是《托福考试应试技巧》，专门教考生在没听懂的情况下，怎么蒙题。自己在上海时，也仔细研究过这本投机取巧的书。
简妮心里冷笑一声：“什么叫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她心里愤愤地说。那愤怒，给了她动力。
为了防止自己再说出一个 "我们" 这个把柄来，简妮只开口闭口将Tim挂在前面。有的人象许宏一样，马上就看自己肩膀上是不是有头屑留着，有的人不知所措地看着简妮，好象奇怪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还有的人，马上就拉下脸来，王建卫就是这样。简妮料想到他会是最难缠的，所以最后再到他的办公室。她想，Tim找了市场部的美国总监去开会，没有叫王建卫，简妮想，他也许会为此生气。
他将西装披在肩上，将两只手插在毛背心里，欠着下巴看着简妮。他的样子，让简妮一下子就想起了苏联电影里的列宁。简妮一直都厌烦他时时事事都是国际斗争的风格，讨厌他粗鄙的英文发音，记恨他在报表上刁难简妮，笑嘻嘻的，用眉毛罩着眼睛。简妮将刷子轻轻放在他桌上，多看了一眼他的肩膀，她忍不住加了一句： "现在你是在合资公司工作，Tim请你多注意个人卫生"。
简妮没忍住，有意想让他尴尬。
王建卫颧骨宽大的脸涨得通红，手从背心里伸出来，拉扯住背心，那是一双宽大结实的手，能看出来它们做过许多力气活。他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让简妮心里一抖，觉得自己做得过火了。她刚想要补救，但王建卫却已经缓过气来，他提起鼻子，在脸上拉出一个笑容，笑嘻嘻地横了她一眼，对简妮说起浦东乡下话：“王小姐，大概老早旧中国时候的洋买办，都是这么做的噢，主子发个话，买办就跳上跳下。这种做法，是有传统的。”
你的袜子都抽丝了这笑声正是他想要的
他那一口愚钝里夹着狡诘的乡下话，象滑稽戏，逗得一办公室的人都笑了。这笑声正是他想要的，王建卫在由他引起的笑声中得到了鼓励和支持，他飞快地看了大家一眼，脸上的耻辱被必胜的笑容遮住，渐渐充满了嘻笑怒骂的勇猛和凶狠。简妮心里乒地跳了一下，血涌到脸上，涨得血管乒乒地跳。她心里跳动的是惊慌和仇恨，她说：“是啊，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走狗罗。”
“呀！”他象唱滑稽戏的人那样，“刷”地瞪大眼睛，扬起眉毛，"我还以为简妮王小姐是原封阿美利卡，不懂中国的名词术语呢。原来王小姐真的是我们上海人，只是包装得好，让人看不出。你说得不错，说得不错呀！”他说。
“你拿美国公司的工资，怕是也摆脱不了走狗的干系。”按照简妮的想法，拿谁的钱，就要为谁服务，就是谁的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她知道中国人在合资的时候，坚决要求中方和美方的人员同工同酬，但，中方人员实际上还是只拿国内的工资，他们工资中高出国内工资的那一大部分，都被存入了一个固定帐号，收归国有。中方人员对这样的做法也有微词，包括王建卫。她要点一点中国人的痛处，让王建卫有苦说不出。
王建卫又“呀”了一声，再次扬起眉毛，啧啧地吧嗒着嘴，看着简妮摇头，“我倒没有想到，王小姐以为我们这里真的资本主义复辟了，人人都象你一样了呢。老早我们说，某种人是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到底还是有道理。王小姐啊，我倒要向你说明一下我们中国的情况了，你在海外多年，不了解哦。”王建卫点点地，又指指天，“我们此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老早就被我们赶走了，买办也老早被打翻在地了。你想在这里讨生活，就要把眼睛擦擦亮。”
“Tim让我转告，因为说明书是英文的，所以让我一定教会你刷子的用法。”简妮打断越战越勇的王建卫。他开始说到劳拉，这正是简妮的痛处，她体会到王建卫话里威胁的意思，合资企业里中国人的感受，也可以决定一个美国秘书的命运，这是令简妮觉得最不安全的地方，她最怕看到，自己即使是变成了孙悟空，能一个跟头翻出去十万八千里，但还是逃不出如来的手心。这种逃不出去的恐惧，与要逃离的愿望，象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一样，从小就跟着简妮，清醒时是她做一切的动力，睡着是她的噩梦。她看着王建卫那张红色宣传画上方方正正的领导阶级的脸，又恨又怕。在王建卫铿锵的声音里，简妮紧紧握住刷子，自顾自对王建卫说，“你看，刷子的毛是斜的，很容易将扫起的头屑吸进刷子深处。”然后，再将刷子放回到他桌上，向他推过去，“你这么能干，一定一听就懂的。那就照着总经理的吩咐做吧，我的任务完成了。”简妮抬起下巴，对王建卫笑了笑，拿起盒子，快步离开他的办公室。
到了走廊里，简妮才觉出自己两个膝盖簌簌地抖着，手心里全是冷汗。她不能相信刚刚发生的事，不能相信自己竟然被人辱骂和威胁。在国际市场营销学的实战练习时，她穿的就是身上这套衣裙，她争取到了小组主讲的机会，她的小组为要进入南美市场的Tang做战略计划。他们都很有激情，去说服对唐陌生的，冷漠的当地人，心里怀着征服的豪情。那是在美国课堂里开花结果的天真和奋勇，简妮想，那时自己的屋顶上，飘扬着的，是星条旗。她的心里闪过爸爸歪斜的身体，甚至爷爷的脸，她想，他们拼死争取的，就是要跳出如来的手心吧。
王建卫的办公室开着门，想必他们刚刚争吵的声音，别的办公室也听得到。经过别的办公室时，简妮看到其他办公室里的人，都从他们的桌子上默默看着她。她提起一口气，紧紧吸着小腹，想要控制身体的颤抖，一边夹着盒子，象夹着一本书，保持庄重的样子。她觉得自己的脸很绷，下巴抬着，表示不屈，真的有点象劳拉的样子。
长长的走廊，尽头是她的办公室。她看到自己办公室里，克利斯朵夫正半坐在桌子边，他那平扁的后脑勺，与所有外国孩子的鼓后脑勺都不一样，简直有世界观上的差异。那个又平坦又结实，横着一根倔强枕骨的后脑勺，简直就象电影里那着鬼头大刀的义和团。他和王建卫不同，并不仅仅政治化。他太年轻了，对不喜欢的东西，一定要置之死地，而且他有足够的精力和热情。简妮的心又是一抖，这盒子里的最后一把刷子，就是属于他的。
她一拐，走进走廊上的卫生间，一屁股坐在马桶上。
锁了的卫生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只有中国厕所里淡淡的尿臊味，正在漏水的水箱，衬托着这窄小空间里的宁静。简妮用手握着两个膝盖，不让它颤抖。然后，又将整个身体压了上去。她看到马桶前面的马赛克地上，有一小块尿碱的污渍。在简妮的记忆里，这是中国厕所里熟悉的痕迹。那种不知是振奋还是郁闷的感觉又出来了。
“我应该这么做吗？”她问自己。
“我不得不这么做。”她回答自己。
她又问自己：“我做得聪明吗？”
“不聪明。”她又回答，她想起虞洽卿的故事。他是多么没有原则，那时，就是他已经发家了，可骨子里还是个一心往上爬的穷光蛋，他心里还来不及建立尊严和原则。而王家不同，王家的上一代已经富了，玄祖和曾祖心里多了骄傲。到了自己身上，不光有骄傲在心里戳着，还有一股雪耻的恶气。
这时，简妮想起了在Gap店里看到的，在射灯明亮而柔和的光束下，鲜艳，柔软而且暖意融融的红色毛衣，它吸引着人走近它，想要伸手触摸它，人们以为自己想要摸摸它，其实，是一种引诱人心里欲望的营销战略，征服是在温文尔雅中，不知不觉，而且心甘情愿地完成。然后，简妮想到She牌香水的广告，一个穿工装裤的纯情女孩，在香水的作用下脱胎成穿夜礼服的雍容夫人。这广告里，那种潜在的对自由与享乐的暗示，煽动着人们拘谨价值观下的欲望。要是这个广告放在美国，简妮会觉得它太幼稚，但放在中国，却有着要星火燎原般的意义。简妮想，自己可能应该按照美国式营销战略的方式，好好动脑子，而不要动感情。
膝盖不发抖了，身上有点软绵绵的，简妮将自己的身体放松，向后靠去，将后背抵在冰凉的陶瓷水箱上。
“能做得更好吗？”简妮问自己。
“一定能。”她回答。简妮想，要是劳拉象生铁一样硬的话，那她就要象钢一样，硬而坚韧。
简妮把搁在膝盖上的盒子抱好，站起来，整理了自己的衣服，开门走了出去。
克利斯朵夫正在电脑前工作，他穿着蓝色的拉练粗毛衣，牛仔裤，耐克的篮球鞋，就象那些大学里热衷于美国篮球的中国男生，而且，他在抽屉里收着一本托福听力考试技巧。
“Hey。”她招呼他，“刚刚Tim要给你刷子，是他出差送大家的小礼物。他们美国人和日本人一样，最喜欢用这种新鲜的小东西，你正好不在办公室。”简妮说，“是个新产品，Tim本来是送总监一级的，但特别也送给你，他说年轻人会喜欢这种设计聪明的小东西。”说着，简妮耸起肩膀来，说，“他喜欢你。”
克利斯朵夫有点尴尬地笑了笑，他没想到简妮会对他说这些。一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局面。他说：“我没看出来，这个美国人对谁都挺好。”
“刷子的毛是斜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刷子。”简妮说，她看了他的头发一眼，他的头发油耗耗的，但谢天谢地，没有头屑。
“那是为了让头屑和落发更容易刷干净。”克利斯朵夫看了看说明书，他说着，伸手将自己半开的抽屉关严。
“一种物理原理吧？”简妮问。
“这是物理的基本原理。”克利斯朵夫回答。
简妮松了一口气。看来，这克利斯朵夫第一喜欢那些新鲜的舶来品，第二喜欢Tim的认同。简妮想，当他们不能得到世界的时候，他们是民族主义的，当世界向他们敞开的时候，他们就变成是世界主义的了。大概，他将来得不到美国签证，就会立刻成为一个爱国者，但要是他在美国学有所成，也会与简妮竞争这个美国公司海外雇员的位置。简妮想，他比起自己，游刃有余多了。简直就象是虞洽卿与王崇山。
简妮回到自己座位上，尽量做出平静如常的样子。“这心里的，到底是舒畅还是郁闷呢？”简妮不能肯定。
Tim回办公室，脸色不怎么好看，路过简妮时，他敲敲简妮的桌子，让她跟他到办公室。简妮随手抓了速记本，就跟他走进去，顺手关上门。
“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能跟中国人冲突！”Tim两眼紧盯住简妮，好象要将她吃了一样，“你怎么能这样做。那是礼物，你难道不会送礼物吗？”
简妮惊呆了。她一直认为自己是Tim的心腹，她适当地表达了Tim的不满。她以为Tim一定会站在自己一边，她那满腹的委屈，都可以靠在Tim肩膀上哭。
“我真不能理解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与自己的同胞好好相处。我以为劳拉是台湾人，与大陆的政治形态有冲突。我没想到你也不行。要是在工作上有冲突，我能理解。但我了解，你们的冲突都是莫名其妙的，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原因。是不是这样？你们将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来，把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弄得更加复杂。”Tim根本没意识到，简妮还有满肚子想法，他接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总是仇恨彼此。”
他也提到劳拉！他将劳拉和自己归在一类里，将她们与中国人归在一类里。而他，是另一边。这样残酷的划分，简妮认为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从前，所有的人，都鼓励她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甚至海尔曼教授。他不给她分数，都真的是为了她好，都真的要帮她象美国孩子一样思考问题。而Tim却一刀砍断了她的命脉，就象当初鲁对范妮那样。简妮紧握着手里的小本子，不相信自己的遭遇竟是真的。她恍惚地想：也许等一下就醒来了，发现是个噩梦而已。简妮想，就是自己的噩梦，都从来没梦到过如此情形。
“你和他们搞好关系，和谐相处，这用得到我来教吗？”Tim还不肯罢休。
“是的，不用。”简妮低声说。
她看到Tim脸上一震，好象被顶撞了一样。简妮心里一惊，她突然吃不准，接Tim这句反问句，应该先用Yes，还是应该先用No。这个句型与汉语的思维正好相反，初学英语的人，最容易搞错，将Yes 和No用反了，那句话的意思就正好反了。简妮的本意，是Tim不用教她怎么与中国人相处。要是用反了，就变成她要Tim来教她怎么与中国人相处，就变成了赌气的意思。看Tim满脸都是饿鹰扑食的样子，简妮惊恐地意识到，自己一定真的把意思说反了。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会犯这么低级的语法错误，她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象开春时的雪人那样，在Tim的责备中，不可阻挡地化为一滩脏水。
看着Tim又惊又怒的脸，简妮心里乱成一团。她既不能承认自己的英文会有这么低级的错误，又不能让老板认为，她真的有心冲撞他，要他一个美国人教自己怎么与中国人相处，这简直就是破罐子破摔的意思。简妮心里是急的，但不知所措。见Tim一味盯着她看，要看出究竟的样子，简妮急昏了，竟对Tim笑了一下。可那个笑，却象对王建卫的一样，抬着点下巴，带着点挑衅和无赖的样子。
Tim也惊呆了。劳拉还懂得当秘书就得吃委屈的基本分寸，而简妮居然连这点都不懂。“Those Chinese。”他心里哀叹一句。
“你先出去吧。”Tim对简妮挥挥手。
简妮满心都是慌乱和绝望以及委屈，她想辩解，想流泪，想挽回，想申诉，想请求谅解，但她的身体却倔强地，笔直地转向门，沉默地离开Tim的办公室。
简妮心里明白，工作不顺利时，老板对秘书光火，很正常。要是这时候秘书又做了与老板的想法正好拧了的事，被骂也是天经地义，她已经猜到，Tim不想让他的上司看到自己搞不定中方合作者，他希望让上司看到歌舞升平。从理智上，她认为Tim没对她做错什么。但她实在不能接受Tim的态度，他的态度，对简妮的心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心里对这平生第一个美国老板，有着赤诚的信赖与忠实，那种感情，简直就象孩子时候对自己父母无条件的爱和认同。她觉得Tim就象自己小时候的父母一样重要，一样可以依靠。这感情十分自然，在简妮心里生长，支撑她包容对上海所有的不适，它象一个美梦，但被惊醒了。
这时，她理解了自己为什么不喜欢Muller太太。有一次公司聚会，Tim带了太太一起来，她是典型的美国妇女，爽气，单纯，带着一点米尼老鼠的那种小女人的甜。她跟在高大的Tim身边，由Tim一一介绍给大家。轮到简妮时，她并没对简妮表现得格外亲热，她脸上堆着笑，是那种美国女人对陌生人礼貌的，甜蜜的，小心翼翼的笑，简妮讨厌那样的笑。Tim对太太很亲热，很照顾，平时开会，去工厂里看望工人，见客人，都是简妮跟在Tim旁边，他的办公室，即使是毕卡迪先生想要进去，也得先通过简妮这一关，但这时，Tim远远地离开了她，高高兴兴地陪他的蓝眼睛太太。那时，简妮还暗暗猜想，自己心里的不痛快，也许是嫉妒。她听说过，秘书与太太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微妙的敌意。简妮也曾以为自己暗地里喜欢Tim，那种女秘书对男老板的倾心，所以要对他太太鸡蛋里挑骨头。现在她才知道，自己的感情没那么符合逻辑。
她的感情深得不可思议，却无关风月。她想起第一次在美国过七月四日的时候，校园里有焰火晚会，那个傍晚，草地上坐满了人，学生，教授，和学校员工的家人，还有小镇上的居民，舞台上有摇滚乐队演出，橡树下茂密的草丛里，萤火虫白色的荧光在起伏闪烁。当焰火表演开始前，大家在摇滚乐队的带领下齐唱美国国歌时，简妮看着他们将右手按在心上，突然落下泪来。那时，Ray伸手将她揽进怀里，他还以为她是触景生情，想家了。她将头靠在Ray的肩上说，可惜自己不会唱美国国歌。
她照常工作，原来叫他Tim，现在改口叫Mr Muller。原来她喜欢说话时直视Tim的眼睛，现在她只能垂着眼皮，不论如何，也无法正视他的蔚蓝眼睛。从她沉默地离开Tim的办公室以后，他们之间就无法再如以前那样自然地相处了。
简妮受到了重创。不过，她心里明白，是因为自己有非分之想，才会弄出这种尴尬局面。就象在海滩上造沙堡，轰然倒塌是必然的，谁也怪不到。简妮也知道不能怪罪Tim，其实，她心里也并没真正怪罪他，她只是需要时间和勇气收拾被Tim打破的幻象。她不知道要将被Tim剔除的自己安顿到哪里去，才是自己也能认同的。简妮面临着别人无法理解的危机，那是身份的危机。回到上海的那一刻，在登机桥上呼吸到第一口上海的潮湿空气时，这危机就象电邮里的病毒被激活了一样，在她的生活中了无痕迹地肆意蔓延。没去美国时，她肯定自己是未来的美国人。但在美国脱胎换骨后，她反而不能肯定自己是谁，不晓得怎么与美国人以及中国人相处了。
简妮避开Tim，是因为想要找到一个方法，让自己就象一个单纯的秘书那样与老板相处，但Tim却认为，简妮竟然愚蠢到想对老板耍富家女孩的小性子。Tim是个正派人，不喜欢与女秘书纠缠不清，他认为女秘书要是对老板有超出工作关系的表示，肯定就是那种好莱坞式的蛇蝎美人。他雄心勃勃，最警惕的，就是这种人。他对简妮吩咐什么事，简妮总是避开与他对视，他的笑脸几次在简妮那里碰了壁，他以为简妮是逼他去哄她，于是，他开始减少与简妮打交道，能自己做的事，他宁可自己动手，也不吩咐简妮。
大老板就要来上海，Tim要准备开会的材料，比去香港的那份，还要详细。其实，这时简妮的事情最多，但Tim却将会议的准备工作交给毕卡迪先生，说起来，因为这次主要要讨论进一步开拓超越花露水之外的新市场，培养真正的香水消费者，毕卡迪先生的市场部工作是主角，毕卡迪先生参与进来很顺手。但简妮心里总是别扭的，她感觉到Tim对自己的回避。总经理回避秘书，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袜子都抽丝了简妮一仆二主
很多事情，都由毕卡迪先生来吩咐简妮，简妮一仆二主。毕卡迪先生有种防贼似的机警和狐疑，他吩咐简妮做事，从来不将整个事情完整地教给她，让她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他总是把一件事分割成好几段，让简妮搞不清自己在做什么。她只能当他的工具，而摸不到他的脉络，学不到他的本领，抢不了他的功劳。他会路过简妮桌子时，走到她的电脑前检查她在电脑上写什么，是不是偷懒。简妮心里窝火，但她不敢发作，甚至不敢表达出不满，她生怕自己再生事，更将Tim推远了。她并不想破罐子破摔，她第一不是破罐子，第二根本摔不起。她看毕卡迪先生将她零碎准备好的东西巧妙地拼装成完整的报告，直接送到Tim的办公桌上，将她晾在外面，看他将从电脑上发给自己的指导无一例外的CC给Tim一份，让老板看到他是如何指导和帮助简妮，多么有亲和力，贬低她的智力，简妮恨得心里骂他是天生的，祖传的狗腿子相，洋奴相，但她到底不敢表示出不满，她怕自己被完全孤立。
自从王建卫和简妮吵架以后，人前背后叫简妮“买办王”的人多了起来，简妮能感到他们的敌意。连保洁的阿姨都敢当面要求她注意将废纸放进废纸篓，不要扔在废纸篓旁边的地上。就连管文具的前台小姐都敢纠正她的英文，她去要便条纸，一时说了句：“要个Sticker。”她都会抓住简妮的把柄，绊她一下：“我这里只有Post-it，没有Sticker。”
简妮对这突如其来的众叛亲离很困惑，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得罪了王建卫，还是因为她得罪了Tim。看着事情象泛滥的洪水一样，越来越不能收拾，简妮真是又害怕，又伤心，束手无策。她第一次没了底气，从前即使担心自己被家庭出身拖累，被外地人身份影响，都没有过这种心虚，她觉得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简妮开始害怕到办公室上班了。她开始抽劳拉剩下来的那包美国香烟。她能想象得出，劳拉在挪顿的痛苦，甚至能想象出劳拉在小公寓的窗前，独自抽烟的心情。劳拉心里也充满了自己一样不好的预感吧，以及阴沟里翻船的不甘心，恶心，前途茫茫的害怕和孤独。劳拉打过一个电话给简妮，留言在电话答录机里，但简妮却没有回电话。劳拉从来没打电话过来给简妮，也许她不愿意用这个曾经是自己的号码。这是简妮非常理解的心情，她想，要是自己，恐怕也会这样的。所以，劳拉的声音出现在小客厅里时，简妮吃了一惊。她猜想劳拉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才打电话来的。不论劳拉说什么，她都不愿意听到。简妮当时就将劳拉留下手提电话号码的留言消除了，然后，独自喝了劳拉留下的咖啡，抽了劳拉留下的烟。有一天开会时，她突然闻到自己嘴里也有了烟臭，与Tim讨厌的中国司机嘴里的味道很接近。但中国同事肩膀上的头皮屑，却真的日见干净起来。
大老板带来了他的助理，一个留着一排重重刘海的中国女孩。她保留了自己的中国名字，叫倪鹰。简妮想起来，劳拉曾经告诉过她，每次大老板到上海，对Tim的秘书来说，都是一次灾难，因为Tim汇报的文件和资料必须非常仔细。“那个助理，简直是个雷达。”劳拉说过。当时对简妮来说，挪顿的亚太大老板和他的助理，太遥远了。她只记住了劳拉说的话，还有在劳拉脸上出现的又怕又恨的服贴表情。大老板和他的助理一到上海，就开始开会。整整十个小时，不吃东西，光一瓶瓶地喝水，喝咖啡。桌子上每个美国人，都满脸正色，不敢怠慢。会议中，简妮记录下来的重点，几乎都是这位倪小姐指出的。她处理问题十分干脆利落，而且一针见血。象助理要做的那样，许多丑话都由她说出来。她的英文里有很重的湖南口音，她发不好“r”这个音，但她总是能将那些丑话说得既准确，又直接，而且说得充满了逻辑性，让人不得不痛苦地接受。她虽然是个长相和打扮都很平常的年轻女人，但她身上洋溢的自信和一往无前的锐气，她与劳拉不同的地方，在于她的锐气是建立在沉着和合作的态度上，而不是挑剔和严厉。
简妮听说，倪小姐将要从总公司外放到香港分公司去做销售总监，香港是整个东南亚的轴心，所以，这个销售总监可以说比Tim的位置还要重要。毕卡迪先生猜测，这是因为她一直以中国通的身份自居。倪鹰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很谨慎，她认为中国是个平均主义的国家，所以它的经济起飞里有极大的风险，很可能会引发穷人的革命。所以，不能象在美国市场上那样做天长地久的打算。她似乎有不少在中国大陆要害部门工作的旧同学，总是能得到中国最新的情况。当大家都对那些政策一窍不通的时候，她已经可以分析它们的原委和将要产生的影响了。她还有一些哈佛商学院的同学在香港其他美国大公司的亚洲总部工作，她的人脉很广，左右逢源。掌管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大老板十分器重她，愿意听她的意见，她是挪顿公司海外市场升迁得最快的中国人。简妮想起了格林教授的书里对东方买办在东西方交流上的“水闸”作用的说法。倪鹰有美国人的方法，还有中国本土的背景，她就是现成的水闸和桥梁，她就这样走向成功。她英文口音的好坏与这相比，根本不足道。
简妮觉得，这个倪小姐，简直就是为了与自己对比而来上海的。她的成功，处处映照着自己的失败，她的得宠，对比着自己的失意，她的自如，对比着自己的藏乖出丑，甚至她那个大大方方从嘴里吐出的“r”，也对比出自己一口标准美语的刻意和雕琢。她时时处处从美国同事那里赢得的尊敬和友好，对比着简妮埋了满心的委屈。她一直想要的，就是这个倪小姐和美国同事之间的亲热和信任。她努力说服自己承认，是自己要得过了分，而不是美国人做错了什么，她努力相信这一点，但此刻，却在倪小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简妮从小到大，一直努力，一直上进，一直认定，只要自己努力，就会有成功。她这是第一次，黯然望着桌子那一头容光焕发的倪鹰，想起“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诗句，她第一次体会出这诗句里除了意气飞扬，还有被同类比了下去的失败巨痛。这是她第一次，从心里肯定自己输了。
等长会终于开完，工作告一段落，Tim让简妮安排公司中美双方高层管理人员到静安宾馆吃中餐，同时宴请中方的上级公司分管官员。
Tim亲自吩咐她，让简妮心里一热。她马上赶到静安宾馆，问清了特色菜，安排好房间，她再三叮嘱餐馆，要新鲜的虾仁做水晶虾仁，要新鲜的肉做扬州狮子头。要餐馆为每个人同时准备一副刀叉，这样中国人可以用筷子，美国人也可以不必与筷子斗争。甚至，她还预定了所有的酒和饮料，矿泉水用法国伊云的，她将菜单看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漏下什么。
事先准备下的刀叉帮了美国同事不少忙，连大老板都用它们吃虾仁。简妮松了一口气。
但倪鹰却特意指点大老板用筷子，她说：“你真应该试试这个，吃中国菜，要用筷子才真正美味。就象用吃鱼的刀吃牛排，怎么也不舒服一样道理。”
她的话，说得满桌上的人都笑了，美国人纷纷向侍应生要回刚刚撤下去的筷子，跟她学。她又特意教他们将筷子蘸松鼠黄鱼的汁，然后送到舌间吸允。“将筷子头抵在门牙的齿尖嘬，那才真的是人间美味。”她领着满桌美国人嗍筷子头，还解释说，中国菜的美味全都留在那木头做的筷子头上，就象美国人喜欢用手抓东西吃，吃完以后，喜欢嘬手指尖那样。“怎么能不用筷子吃中国餐！那才是地道的享受。”她朗朗地说。
当大老板终于用筷子夹起了一根生菜，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对他热烈鼓掌，连王建卫都远远地笑了。
“Tim吩咐，要照顾好你们，所以我特意让餐馆准备刀叉，怕大家吃得不顺手。”简妮对倪鹰解释。她没想到，一双筷子能让满桌的气氛都热烈起来，使倪鹰再次成为明星。简妮想起照片上自己家的祖先个个在有外国人的场合，都一丝不苟地穿长袍马褂，传说中自己家过春节，洋行大班来拜年，照样行中国大礼。她想，倪鹰的做法，也许与自己家的祖先异曲同工吧，弓身自省，简妮觉得自己反而做得太老实敦厚。倪鹰与自己相比，到底又高出一头。满桌的美国人都努力用筷子，而自己手里却握着刀叉，简妮多少有点尴尬。
“你不用太迁就他们美国人，他们都象孩子似的，让他们多试试中国本土的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对公司的业务其实也有好处。”倪鹰说拍拍简妮的手背，微笑了一下，“我们都是中国人，可以说说普通话。不象在香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也不得不说英文。”
“是的。”简妮点头。但是，她一时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是上海人？”倪鹰问。
“是的。”简妮回答。
“你们上海人最爱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喜欢外国商品。你们有这个传统，原先这里是租界嘛。”倪鹰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同学里有上海女孩，自己觉得比美国人还要美国人，优越得不行，语言学校还没读完，就嫁人了。”
“上海人一般来说比较崇洋，容易与外国人亲近。”简妮也说，“但是，也许，这种亲近只是假象。”
“不管中国人，美国人，有本事做成生意就是能干人。对不对？邓小平的理论。”倪鹰笑着说。
席间，大老板和倪鹰由Tim陪着，去跟中国同事敬酒。按理说，简妮应该去陪Tim。简妮已经将腿上的餐巾拿开，从座位上欠起身来，但Tim却没招呼她，甚至没看她一眼。他端着酒杯，为倪鹰拉开椅子，然后，径自陪大老板和倪鹰去了王建卫他们那张桌子。简妮只好又坐回自己的座位。
她看到Tim特意与王建卫碰了碰杯，简妮心里“咯噔”一下，在酒杯轻轻相碰晶莹的声音里，简妮听出将她出卖的意思。然后，Tim表演了自己用筷子的技术。他夹了一块考夫，引起一阵掌声和笑声。她想，Tim还想继续在大老板面前表现他与中国人的良好关系。那边的桌子上欢声笑语，因为大老板也表演了怎么使用筷子。
简妮用手边的叉子，稳稳地将虾仁送进自己嘴里，她用门牙夹住叉子上的虾仁，将叉子向外面轻轻一拉，虾仁便落在舌间，它很美味，只是有点凉了。简妮特意将叉子留在舌尖与门牙那儿，允了一下。那金属的细条凉凉的，她觉得，它才真正令她口腔舒服。
简妮感觉到有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
是毕卡迪先生，他那印度人微微突出的大眼睛狡猾地看着她，他的黑眼圈里，明亮的棕色眼睛好象看穿了她的五脏六腑一样。“你这是在和谁赌气呀？”他右手象猴子那样灵巧而无知地握着筷子，轻轻问简妮。
“什么？”简妮吓了一跳。
“我想，你不会与自己的Reference赌气吧？”毕卡迪先生没有理会简妮的回避，继续问。
“我的Reference？”简妮再问。
“要是你离开一家公司，到另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需要原来老板给你的Reference，它是你的工作经历，是你的履历，是你的新敲门砖。虽然当你离开的时候，老板们通常都会给你一份推荐信，说些好话，那是礼貌。但人事部门能看出来，什么样的推荐信是有真实感情的，什么样的推荐信是应邀写的，里面尽是客套话。挪顿公司是家大公司，它的推荐信会是强有力的支持，是你的荣誉。”虽然他轻描淡写，用的又全都是虚拟语态，但在简妮听来，声声都是惊堂木，震耳欲聋。
“你认为我需要准备一份Reference吗？”简妮索性横下心来。当她问出这句话来时，心里一阵疼痛，好象被撕裂开来一样。
“我离开的第一家美国公司，是GM。是个好公司啊，是个大公司。那时我年轻，不会做事。当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的身体象被撕裂开来一样疼。是我老板那份完美的Reference救了我，还有我同事给我的一张名片，上面是一个在猎头公司工作的人。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毕卡迪先生说。
“是啊，你现在比狐狸精还灵敏。”简妮说。
“有朝一日你也会的。”毕卡迪先生并不动气，他小心地夹起一块古老肉来，放到嘴里。然后将筷子头蘸了蘸古老肉的茄汁，送到舌尖“梭梭”地嘬。
“你怎么能看出来？也许以后我根本不做这个工作，去大学做个教授，教儿童心理学。”简妮说。
毕卡迪先生光摇着头笑，不说话。
简妮也不说什么，她用叉将面前骨盆里的水晶虾仁一个一个送进嘴里，细细地嚼碎，咽下去。但她心里一团漆黑。那种黑和沉寂，也许象当年和爸爸一起去美国领事馆签证，爸爸签出来了，而她拒签那时一样，也许更加黑，更加沉寂，犹如死亡。
从此，简妮表面一切如常，但心里怀着一团无声无息的漆黑。晚上回家，看到黑暗的客厅里，电话答录机的红灯默默地亮着，再也没劳拉的消息，她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为劳拉找到新公司的那家猎头公司，也许会是自己的救星。但她早已将劳拉的电话消除了。她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也许会被挪顿公司解雇。
圣诞节渐渐近了，挪顿公司的美国雇员陆续回美国过节，在他们脸上，简妮看到了从前爸爸妈妈要回上海过年时那种逃亡般的快乐。简妮的试用合同也快要到期了，但Tim一直没对简妮提起合同的事。最后一个星期，Tim也将回家休假，他将简妮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地毯上，堆着他到城隍庙附近的古董市场去买了一大堆假古董，简妮去希尔顿酒店旁边的小礼品店里为他定做了一批锦盒，将那些便宜的假古董打扮起来，看上去很贵重，很稀罕。简妮看了一眼Tim带回国的圣诞礼物，她知道这将是受人欢迎的圣诞礼物。然后，简妮看到Tim郑重的笑脸。几乎是立刻，简妮猜到了Tim要说的话，他要解雇自己。
简妮心里“嗡”了一声。虽然早已有所准备，可她还是浑身都软了一下。无论如何，她还是不能相信这事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她与生俱来的逻辑里，美国人解雇美国人，是合乎情理的，美国人解雇中国人，也合乎情理，但美国人解雇她，简直不可思议，就象爸爸妈妈有一天突然说，自己竟然不是他们亲生的。
她在Tim桌前的椅子上坐下，突然想起在世贸中心的小会议室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的整个脚后跟都肿了，流着血。那次，Tim问她有什么优势，她说自己有忠诚。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与你一起工作，你帮了我这么多，要是没有你，我真的会工作得很辛苦。”Tim诚恳地说。这次，简妮终于久久地看着老板的脸，她再次惊异地发现，他的眼睛很蓝，在某一种光线里。他眼睫毛和眉毛的颜色在冬天会比夏天淡一些，变得金黄的，而不是棕色。他的脸，越仔细看，越陌生，简直不象人的脸。
“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要是积累了更多在海外公司工作的技巧，你会成为很出色的管理人员。你有这样的潜力。”Tim继续夸着简妮，他几乎将简妮弄糊涂了，既然她做得这样好，也许他要给她正式合同了？
“但是，我需要一个更有沟通技巧的，单纯的秘书。”Tim终于给了她答案。
“我明白了。”简妮打断Tim，她不想听得更直接，好象被人剥光了衣服，她觉得羞耻，愤怒和惭愧，“我已经明白了。”她说。
“那好吧。”Tim点点头，“新年假期后，新秘书才到任，你可以在新年假期前的最后一天离开。我很乐意为你写推荐信，如果你需要的话。公司还有一间公寓空着，所以，你可以在决定回美国的时间后，再将你的公寓钥匙交回。”
“是的。”简妮说。
她站起来，告辞出去。离开Tim办公室时，反手轻轻将门关严。她想起劳拉告诉她的话：“你要记住，这里不是美国总部，而是你们共产国家。”的确，自己和劳拉都不是美国人需要的那种背景单纯的人。简妮想。她并不反感Tim解雇她的理由，她是缺少与中国人的沟通技巧，Tim并不要求她从心里接受和喜爱中国人，但要求她有技巧和他们相处，推动他们为公司服务，这并不错。“技巧。”简妮心里暗暗念道，她从来没朝这方面想过。她想，Tim说过，他买的那些中国东西，都是送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人的。投人所好，这是送人礼物的真谛，这也算是一种技巧吧。
你的袜子都抽丝了简妮来到了一个寂静而寒冷的园子
她发现自己桌子的玻璃板下，多了一张名片。那张名片属于一个叫Nancy Collins的人，她在美国一家咨询公司，是HR Consulting Manager。那上面有个上海的电话，还有地址，就在波特曼酒店。简妮猜想，这张名片，一定是毕卡迪先生给自己的。这样，那个HR，就应该是人力资源的意思。他这么快就知道她马上需要这种名片，那种无所不在的精明，让简妮很不舒服，但却不得不感激。简妮将那张名片从玻璃板下抽出来，夹进自己的皮夹里，刚刚的羞耻，愤怒和惭愧，在心里变成了恼羞之怒。“Bitch。”她心里恨恨地骂。然后，又想，人家给你的是救命稻草，你还要骂人，这不是更Bitch？
许宏已经彻底离开公司，新的中方代表要到元旦以后才来上班，克利斯朵夫在电话上忙着与人商议怎么过圣诞节，在哪里碰头，到哪里去吃涮羊肉。听上去，好象那是克利斯朵夫毕业以后第一个圣诞节，班上留在上海的同学要在一起聚会。克利斯朵夫在接电话的时候，总是先压低嗓子，报出自己英文的名字，显示出自己的职业化。
简妮想起范妮。上海人刚恢复过圣诞节习惯时，圣诞前夜常常有家庭舞会。那时，家里的电话都是找范妮的，都是商量穿什么裙子，带什么礼物，象克利斯朵夫现在一样。范妮总要花好久打扮自己，她总是将候选的衣服摊了一床，一套套地试，久久不能决定。寒冷潮湿的上海隆冬，范妮常常就穿九月初秋穿的棉布衣裙去过圣诞夜，因为外国人从来不穿太厚的衣服。室内太冷了，所以，她把爷爷房间里的咖啡色煤油取暖炉搬到她们房间来，那个暖炉并不能让整个房间里都暖起来，反而散发出一股煤油的刺鼻气味。范妮总是在那微弱的暖意里，微微哆嗦着换衣服。在她为不同颜色的裙子配不同颜色的长丝袜时，简妮看到她大腿上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最后，总算定当了，范妮就冲一个热水袋抱着，披着大衣。范妮的大衣是黑色的呢斗篷，很大，很长。她裹着它站在窗前，让简妮想起来《法国中尉的女人》里面，那个背叛整个社会的女人就裹着式样一样的黑斗篷，站在英格兰狂风怒吼的海边。简妮猜想，范妮的大衣就是按照那个样子，找裁缝做的。她从来就喜欢按照外国电影里的式样做衣服。
简妮想，她就是这样可以舍得一身剐，得到的，也仅仅是一身剐的巨痛。而克利斯朵夫他们，倒心安理得地安排自己的圣诞节。
简妮不是一个放纵自己感情的人，尤其不肯让自己沉湎于幽怨。她打断了自己，站起来，开始整理文件，文件柜里有纸张和油墨的气味，一排排塑料格子里，放着不同的报表，会议记录，新产品开发流程，总结。简妮突然感到，自己真的不舍得这个工作，不是面子上的，感情上的问题，而是真的喜欢济身于一个外国商品在中国一点一滴的成长。冬天是香水的淡季，但She新开发的温暖的麝香香型，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东北，都有不俗的销量。简妮认为，这也是自己的成长。
简妮悄悄照名片上的电话打过去，那个Nancy Collins已回家过节，要到新年假期以后才回上海。等挂断电话，万念俱灰时，简妮明白自己不想马上回美国去，在一家美国海外公司工作，这痛苦居然吸引她，诱惑她，让她不甘心。
这天下班，简妮经过走廊里的那个散发轻微臭气的厕所，它正大开着门，从里面传来水箱漏水的潺潺水声。经过在风中“哐哐”作响的洋铁皮标语牌，此刻，再看到那上面雄壮的美术字：携手奔向美好明天，简妮觉得它们充满了中国式的假大空，以及恬不知耻。然后，她看到了Tim的白色林肯车，象一只大鸟一样匍匐在标语牌的阴影里。Tim今晚还要处理一些文件，他明天就要离开了。等他回来，就是和另一个秘书相处了。简妮跨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觉得自己象被丢出来的一样，她的身体不由的往前冲了冲。
傍晚的街道上，空气中流动着白天残留着的阳光的暖气，西伯利亚的寒流正在南下，在寒流将至的前夜，上海总会格外暖和，就象回光返照。西边的天空中，布满鱼鳞般金红色的晚霞。在美国通常缠在圣诞树上的彩灯，被对面的酒店缠在自家门前的梧桐树上，将那棵圣诞树当是圣诞树的意思。明亮的面包店里传来圣诞歌声，地摊上堆着一叠叠廉价的圣诞卡，那是盗版的。四周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样，没人理会到简妮生活中发生的大事。简妮站在街沿上，就象绝大多数整天在空调房间里伏案的白领那样，拎着黑色的电脑提包，默默呼吸街头的新鲜空气，带着刚刚从工作中脱身出来的茫然，心里盘算要到那里去消磨这个晚上。她站着，看到梧桐树下有亮着红色空车灯的出租车缓缓向她靠近，出租车司机以为她在等车吧。突然，悲痛在她心中爆炸，里面夹杂着的恐惧，失望，无助，惭愧，怨愤和自责。它们在她心里如同弹片那样四处飞溅，到处留下血肉模糊的可怕伤口。简妮突然想，也许范妮在知道鲁不和她结婚，也不要她肚子里的孩子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疼痛难忍的悲痛吧。她们从来不是好姐妹，但她们却仍旧一脉相通，分享共同的宿命。
这时，简妮决定去精神病医院探望姐姐范妮。她去淮海中路上的上海食品商店买了一盒意大利金沙巧克力，到希尔顿斜对面的花店里买了正牌的美国圣诞卡，又买了一束圣诞花，然后去龙华的精神病医院。
因为她带着非同一般的礼物，又说明自己是美国回来的，精神病医院的看门人没为难简妮，他从挂在墙上的病人登记卡上，查到了范妮的病床号，将吊在范妮名下的细竹签递给简妮，将简妮放进铁门里去。
简妮来到了一个寂静而寒冷的园子。满园松树，柏树和冬青，在白色的路灯和楼房的灯影里有着肃杀而古怪的气氛。那些病室刷着暗红色改良漆的铁窗里，见不到一个人影。远远看去，窗上一条条的，好象是些铁栅栏，让人想到监狱的窗。简妮想到范妮那洁白的裸体，花洒里的水正冲击着它，因为早上的微风，它起了一层密密的栗。简妮觉得自己面颊两边的皮肤，也起了一层栗。爸爸告诉过简妮，当年，将范妮一送进病房，医生就立刻将她收进需要一级护理的病房里，那是收重病人的地方。那里，每个人有自己单独一间小病房，象壁橱大小的屋子。被关进去时，范妮默默挣脱护士的手，要出来。护士抓着她的胳膊，劝她进去，象劝一个小孩吃药。但范妮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挣脱着往外走。最后，被护士抱住了。爸爸说，她一定被绑在床上过。因为后来去看她的时候，发现她的手腕上有些淤青。
接近病房时，简妮发现那些病室的窗上并没有装铁栅栏，但它的铁窗，将每扇窗子的铰链都装在中间，所以，每扇窗子都很窄小，即使完全打开，也只是一掌之宽，从里面不能伸出头来。简妮想，这样的窗子一定是为了防止病人自杀，或者逃跑。爸爸说过，范妮再次发病时，就是怀疑有人要害她，她无处可逃，只好自杀。那样的窗子比监狱的铁栅栏，更让她感到冷酷和可怕。寒气不断从她大衣下摆往身体里钻，里面单薄的裙子渐渐变得冰凉。简妮知道，这重重寒意里，有自己心里的恐惧。她想起范妮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道上，穿着白衬衣和蓝色塔夫高腰裙的样子。
远远的，听到铁门“咣当”一声响，小径后面的铁栅栏门被推开了，暮霭重重，路灯暗淡，简妮看到护士领着一队穿了紫红色棉袍的病人走进园来。他们都是男人，老老小小，还有一个人，看上去只是初中生，在精神病人的诡异神色中还能看到一团稚气。他们每个人都抱着一个塑料脸盆，里面放着一块毛巾，一瓶洗发水，一块肥皂，有的还有一双海绵拖鞋。每个人都一样，默默抱着自己的脸盆。他们的队伍足足有几十个人，最后压阵的，也是一个护士，他进来以后，转身将铁栅栏门锁上。这一队人默默无声地列队走过花园，他们微微摇晃着身体，呆板脆弱，摇摇欲坠，但简妮觉得他们的身上其实有种奇怪的机警和寂静，象一个已经点燃导火索的高升。
简妮让到一边，看着他们，感到十分悲伤，几乎要滴下泪来。她看到队伍里有个高高的，满头白发的人。他的脸，象一个泡在水里的馒头一样虚浮苍白。他比周围的人都高，又白，在队伍里象一个惊叹号。当他经过她时，简妮看到他脸盆里，放着一管用铝皮包装的沐浴液，它十分眼熟，是Banana Republic的。底部插着一根钥匙似的不锈钢，转动那根钥匙柄，铝皮就象牙膏皮一样折起来，可以很方便从里面将沐浴液挤出来。鲁当年就用过它，就将用到一半的它留在浴缸的架子上。她简直不能相信在这里再见它，它被放在一张疯人院的劣质的宝蓝色再生塑料盆里。她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人，他的手修长好看，但指甲缝里黑黑的，很象维尼叔叔的画画的手。
“啊，是圣诞花。”那人经过简妮身边时，突然轻轻说，“又要过圣诞节了。”
简妮不敢和他说话。
“红房子西餐馆还在哇？”那人又轻轻问。
简妮还是不敢说。但她闻到他身上有Banana Republic的香味。
他们鱼贯地向病房敞开的玻璃门走去，里面的木栅栏门被打开，灯光照亮了走廊里绿色的墙壁，那里散发着被禁锢，被剥夺，被强制的暴烈而颓唐的气息。他们象一道无声的水一样流了进去。他跨进门去的时候，突然压轻声音，对简妮飞快地说：“快逃吧，赶快逃。”他嘴里喷出一股浓重的酸腐气味，“不要拿花，会被别人发现的。”然后，他伸手推了简妮一把，消失在门里。
简妮被吓得往旁边一跳，几乎摔倒在冬青树上。她感到自己的丝袜被树叉勾住，然后悉悉索索地，从小腿一直到大腿，她知道，那是袜子抽丝了。
范妮的病房在楼上。探视室的长条桌两边坐满了病人和病人家属。探视室里荡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气味，与病室里的消毒水气味混淆在一起，温暖和浑浊。
值班医生走过来打量简妮：“你是王范妮的妹妹？”
“是的。”简妮说。
“从美国回来的？”医生又问。
“是的。”简妮想，一定又是家里人告诉医生的，就象当初叔公的病房里，人人都知道家里有人要从美国回来看他。“我姐姐她情况还好吗？在美国时，医生说是抑郁症，怎么回到上海以后，就成了精神分裂症呢？”
“也许，她的确在美国有过产后抑郁症，被控制住了。但回国以后，又发生精神分裂症，她来我们医院的时候，是很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医生说。
“这两种是递进的病吗？”简妮问。
“不是。是不同的病。”医生说，“这次她是应激性的精神病。”
医生的说法让简妮吃惊，让范妮陷于精神分裂的，竟然不是美国那一段，而是她上海的这一段。这出乎她的想象。摧毁范妮的创伤，原来是在上海发生的。“我不了解她在上海出了什么事。家里从来没对我说过。”简妮说。
“王范妮当时回国的时候，在学校办了休学，她的护照上还有有效的签证，可以再回美国，是这样吗？”医生说，“你们家的人一直动员她在签证过期以前回美国去。这对她是受不了的压力。出国对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但对王范妮这样已经在精神上有创伤，个性上又有缺陷的人来说，就不是好事。”
简妮紧捏着圣诞花的杆，她想，她们两姐妹总是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直到无法容身。或者说，是上海这地方，这个家，这些人将她们渐渐逼到死胡同里。本来，范妮可以在上海好好做一个刻薄的小市民，自己也可以在美国好好地做一个普通职员，嫁一个可靠的白人，住一栋分期付款的Town House，开一辆日本车。在上海，在美国，多少女孩都这样平静地生活下来了，但她们就不行。
医生领着简妮穿过病人的活动室，与探视室相比，这里冷清多了，只有一个病人默默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桌面。然后他们穿过病室，那是一间象教室那么大的房间，里面象轮船统舱那样放满了单人铁床，中间只留下可以侧身而过的走道。床上有草绿色的粗毛毯，让简妮想起电影里的犹太人集中营。“病人很多，我们没有这么多病房。”医生对简妮解释说。
他们来到病室尽头，那里还有一扇木栅栏门，将走廊拦开。里面是另外一段走廊，走廊的两边，都是禁闭着的房门，门上有象一本书大小的窗子。医生对简妮说：“你的姐姐在里面，她这段时间情况有反复，处在狂躁期里。你刚刚在我们的活动室里看到的那个病人，她处在抑郁期里，所以她不说话，不吃饭。你姐姐正好相反。”
“那是怎样？”简妮问。
“她想逃出去。”医生说。她看看简妮手里的东西，问，“你要是不怕，可以进来看看她。”
医生拿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简妮跟了进去。门在她身后“乒”的一声关上时，她觉得心在肚子里抖了一下，想起那个白发人的耳语，他说：“快逃吧，赶快逃。”简妮意识到，自己进这个医院以后，心里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紧张，是因为自己怕那无处不在的，被禁闭起来的暗示。这种恐惧，从小就在心里生龙活虎。所以，她看窗子，象监狱，看病室，象集中营。每次关门的声音，都让她发抖。她相信，范妮也一定是伴随这种恐惧长大的。如今，范妮就深陷于栅栏门的最深处。
她听到有人轻轻的，不停地，钢琴节拍器似地拍着门。医生告诉简妮：“那就是你姐姐在敲。”
范妮的脸正扑在小窗子上，简妮猛地看到范妮的脸，吓得叫起来。她的脸潦倒，狡猾，怨愤，简直象个恶毒的老女人，但眼睛却是贼亮的。简妮猜想到，范妮也许会肿，那是因为药物里的激素，也许会苍白，那是因为没机会在户外，也许会呆，会脏，象那些印象里的精神病人一样，但她没想到，范妮会变得这样丑。她的丑，是从心里出来的。就象一滴水反射出太阳的光芒那样，她的脸，是从心里丑出来的。
“简妮，你也进来了？”范妮惊喜地问。
“不，不，不，不是的，我来看看你。”简妮连忙将手里的圣诞花举起来，“圣诞节就要到了。”在这气氛诡异的重病房里，红色的花漂亮得象个讽刺。
范妮果然对花视而不见，她的目光绕过大朵的红花，看着简妮追问：“你为什么也回来了？”她打量着简妮的身体，目光象手一样在简妮的腹部按了一下，“还穿得那么漂亮，又不是在美国。”
“我回来工作，在美国的一家香水公司工作。”简妮心里抗拒范妮说的那个“也”，范妮想将简妮与自己混为一谈。于是，简妮将挪顿公司抬了出来。
“你毕业了？”范妮不相信地问。
“毕业了，开始工作了，公司为我办了J-1的签证，我才回中国来的。”简妮说。
“让我出去，医生。”范妮兴趣索然地放下简妮，转向医生，要求说。
“你好好配合医生，病好了就可以出去。”医生说。
“让我出去。”范妮说。
“你要出去干什么？”医生问。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面？”范妮恼怒地反问。
“你家里人送你来的呀，你要是没病，就要证明给我们看，我就放你出去，我也不愿意关你在这里呀，我和你是一条心的。”医生说，“你爸爸总不会害你啊。”
“那不一定。将我关在里面，他们就可以对别人说我回美国去了，他们两个孩子都已经在美国了。可惜，他们的两个孩子现在都不在美国，气死这两个新疆人。”范妮说。
“你的意思说你爸爸害你？”医生说。
“我没有这样说。”范妮说。她飞快瞥了简妮一眼，“我没这么说过。圣诞节都到了，我还不能出去吗？”她理直气壮地叫，“圣诞花都开了。”
“为什么圣诞节到了就得让你出去？”医生问。
“是圣诞节啊！”范妮责备地看了医生一眼，“叫我怎么说你呢。讲起来，你还是个医生，也算有教养的人。”
你的袜子都抽丝了简妮心里的感伤很快被厌烦代替
简妮心里的感伤很快就被厌烦代替，范妮的弱势并没有使她可爱，象想象的那样。她的弱势，将本来的骄傲变得可笑而且可憎。简妮默默看着姐姐在日光灯下浮肿的脸，看她与医生纠缠不休，虚张着小姐的声势，她的下巴还是那样微微向上扬着，残留着从前的精明与矜持，这样子如今让她变得讨厌。在简妮看来，她不配再有这样的做派了，她是失败者，只配善良和可怜，不配保持原来的秉性。简妮心里一股股地往外冒着对范妮的反感，听医生的口气，好象家里人也不常来看她，简妮猜想，家里人也受不了范妮这样的恶毒。圣诞卡和巧克力都放在纸袋里，简妮用手压着，她实在不想把它们拿出来给范妮。她恨她，一点也不想让她圣诞快乐。不管自己这样，是不是势利，是不是刻薄，她就是觉得，范妮现在不配有快乐的圣诞。
范妮手指上结了些血痂，简妮猜想，那是她不停地敲门弄破的。范妮紧扒着窗，将手上的痂都挣裂了，自己也不知道。倒是简妮看不下去那血淋淋的样子，将眼睛移开。
在这狭小的恐怖的走廊里，简妮明白，象她们这样的人，是不可以当弱者的，是不可以失败的，就象亚麻布的裙子不可以水洗一样，一见水，好端端的样子，立刻面目全非。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她们只能象过河卒子那样死命向前冲，或者象非洲大象一样，躲到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去独自死掉。简妮想起了失踪的奶奶，她想，上一代人，的确比自己这一代人要体面和聪明。
直到离开范妮病房，简妮都没有再跟范妮说一句话，她知道自己是永远不会再来这里的了。决定来看范妮时，简妮心里充满绝望和虚弱，她本想用对别人的温情来安慰自己。而在涂着令她恐惧的绿漆的病房里，简妮心里却渐渐聚集起抵死一拼的勇气，她暗自发誓，绝不让自己落到范妮这种地步。简妮不甘心。
范妮也不甘心。简妮离开时，她突然在她身后叫高一声：“你袜子都抽丝了！”
简妮在挪顿的最后一天，也是1993年的最后一天。这天，天气寒冷而阴沉，天色早早就暗了下来。简妮离开公司时，街上已经暮霭重重。在街上能听到零零星星的鞭炮声从弄堂深处响起，那是小孩在庆祝新年的到来。但在简妮听来，却是格外的寥落。简妮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对付这一天到来的心力，就象用足够的棉花和紫药水紧紧按在皮肤的出血处，等它凝固。鞭炮常常惊起一群鸽子。简妮并不喜欢上海的鸽子，它们虽然在天上飞，却也不过是在天上兜一个小圈子，而且，它们一圈圈，越兜越小。远远看去，更象一堆正在搬粮食的灰色老鼠。简妮在路上走着，心里的苍苍茫茫里，有种淡淡的，可以从头开始的轻松。
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然后，看到许宏站在路边的小烟纸店前向她微笑。烟纸店的墙上被人用红色油漆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外面，还画了红圈。
“Hey。”简妮惊奇地笑了，“这么巧。”
“我早就看到你了。”许宏说。他关心地看着她，眉毛长长地顺在眼睛上，好象很抱歉。这体贴的神情轻轻摇动了简妮的心，她想起来挪顿的中国人的幸灾乐祸，挪顿的美国人的冷漠，她朝他笑笑，表示自己一切都好。破旧的小烟纸店里的收音机，在播放保尔.莫利亚乐队的轻音乐。国产收音机里传出的平扁声音，并没有妨碍保尔.莫利亚乐队的抒情。简妮觉得这气氛太多愁善感了，于是，她开玩笑地探头过去查看许宏的肩膀，那里很干净。许宏也笑着斜过肩膀来让简妮检查，本来有点尴尬的往事，突然变成了彼此的默契。简妮突然觉得许宏是个亲切的人。
“我听说你这样的人，现在是上海的紧俏物资。”许宏说。
简妮感激地，半信半疑地看着许宏，问：“我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许宏是那种客气聪明的上海人，喜欢把周围的人都哄得高高兴兴的，她怕他的话不是真的，但她又紧张他的话最终不是真的，所以，她脸上笑笑的，眼睛却紧紧盯着他的嘴，期待他的回答。
许宏正色解释道：“你外语好，在美国受的教育，观念与国际接轨，上海要发展，现在最需要这种人。你知道，连那些解放前与外国人做过生意的老人，现在都是做进出口的抢手货了，那些人都一仆好几主，还有一堆年轻人当徒弟，拼命干活。”许宏说，“我也是辞职以后，刚刚领到的市面。”
简妮“啊”了一声。现在，中国人到底也知道需要这样的人，才能与世界沟通。简妮想，那时候却恨不得赶尽杀绝，再踏上一只脚。简妮心里既得意，又有些不屑，上海在努力恢复从前的经济地位，在上海人心里埋藏了几十年的怀旧，象麻雀一样在空中唧唧喳喳又机警万状地出现在街头巷尾，到处都能感受到对西方文化和商品的喜爱和追求，这些简妮都知道，即使是住在龙柏那低阶外国人公寓里的人，也都有着王子公主般的自我感觉。许宏的话，大大抚慰了简妮的自尊心。
“听说你是去一个乡镇企业做总经理。”简妮不想让许宏看出自己心里的释然。
“是呀。”许宏点头，“我得把自己的铁饭碗砸了，才能从美国人手里跳出来。而且，现在上海可以做点事的地方，其实是在乡下。”
“你想做点什么事呢？跟美国人竞争吗？”简妮问。
“我来不及要好好做一次商人。”许宏直率地说，“我半辈子都不真正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说来很奇怪，没有来合资厂工作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经商感兴趣。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成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经商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概念。我还算是做过供销科长的人，什么是市场，我也不懂。那时，美国人一定要我来这里当副总经理，一定要把我圈在他们的手里，我心里还好笑，我看不出来自己对他们会有什么威胁，值得他们这么紧张。”
“现在知道了？”简妮问。
“现在知道了，所以只争朝夕。”许宏点着头笑，“四十岁知天命。”
从挪顿出来，许宏整个人都变得活泼起来。他们说着话，慢慢走到街口，前面就是淮海路的工地，简妮想起自己半年以前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这里的石库门房顶上，有个赤膊的工人象雷电华电影公司的片头那样，高高挥舞榔头。现在，高楼已经站起来了，肮脏的工地一片喧嚣。“听说，这里是香港人投资的高档百货公司，专卖法国货。”许宏在落满潮湿水泥的路面上躲来躲去，他告诉简妮。
“太脏了，美国人都说，这地方根本不是城市，而是工地。”简妮小心翼翼地跟在许宏后面，“在美国，我的皮鞋几星期都不用擦，现在一天擦好几遍也不行。”简妮的本意是有点抱怨的，但许宏却根本没听出来她的抱怨，他说：“这说明上海真的在爆炸式的发展呀！上海要是真有机会发展，会马上高速发展起来，它的底子都还在，不象苏联，革命的时间太长了。”简妮看着许宏，他兴高采烈地躲着地上的脏东西，她能感到他为这城市高兴的活泼的心情。她的心情也明朗了一点。上海好，不是对她也好吗？更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外国公司进来，她的机会也就更多一点，难道不是吗。简妮对自己说。CNN也报道过上海的经济起飞，将上海和曼谷，东京，汉城以及香港放在一起，那时候，自己心里不也是高兴的吗？要是它能给你机会，你干什么恨它！婶婆的高跟鞋是细跟的，在被载重卡车破坏了的街道上，常常陷进缝隙里，将鞋跟上的皮擦破，简妮走得特别小心。
“我请你吃饭吧，我们这也是机会难得。”当他们终于走过工地，来到淮海路上，许宏对简妮说，他想要领她去一家上海很出名的私人餐馆吃饭。
简妮说好。她本来计划好，去防空洞的酒吧吃点东西的。她公寓里的朋友虽然没回家，但她却不想让她们看出来自己有什么事不妥。她得熬，熬到那张名片上的人回到中国，从她那里找到新工作。简妮计划自己独自过这个晚上。但她心里渐渐不喜欢那开在防空洞里的酒吧了，那里总是徘徊着飘零他乡的惆怅，她不想纵容自己。那种怀乡，是能安慰人的，也许还能在那里遇见迈克，但那过后，会象根刺一样扎在心里。
“我也乘机请教点事，”许宏说，“真要当个商人，我想，我有很多观念需要调整。在挪顿吵的那些架，已经让我意识到了，我们还不是真正看得懂别人的商业计谋。我们得练习怎么把人家不看成是白求恩，也不看成敌人，而仅仅看成一个在市场上竞争的对手。我和王建卫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不认为这是美国人的经济侵略，是阶级斗争，这其实就是商场上的竞争。”
“这当然是商场上的竞争，而且用的都最基本明了的商业手段。”简妮说，“经济系的本科生都知道这种手法，管理学的第一课就学到了。只有中国人，才会将脑子转到阶级斗争上去。我还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拒绝去美国读商学院？我真为你可惜。美国的商业理论和理念，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是全世界都遵循的模式。你想当个商人，却拒绝最好的机会。我真恨不得代替你去上学。”
“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是个糖衣炮弹。”许宏说，“我得让美国人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吃他们的重磅糖衣炮弹的。”
“啊，你到底还是一个南京路上好八连。”简妮瞪大眼睛笑。
“我就是那种不肯轻易就范的人。”许宏说，“不肯做那笔交易。我也想犟一犟，为什么一定要去读美国的商学院？为什么全世界都要按照美国人的模式做生意？”
简妮垂下头，许宏语气里的中国腔震动了她，她醒悟到，许宏到底还是与自己不同。
“我敢说，你想有一天与挪顿一决雌雄的。”简妮说。
许宏居然并不否认，他说：“要是政策允许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成为挪顿在上海真正的对手。你知道从前在上海，有些中国企业就是打败了洋行。”
“我知道。”简妮说。她心里有什么东西阻止她提到曾祖父的事，阻止她提到曾祖父的船队怎样用宁波人坐宁波人自己的船回乡的口号，瓜分了原来这条航线上英商航运公司的客源，又用祖上做买办时积累的社会关系，利用法利洋行已的码头和货栈，将节省下来的钱贴补到班轮的船票上，在票价上再次与英商竞争，最后将英商挤出局，并收购了英商的班船。王家的船队就是在挤跨英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的策略，一是民族大义，二是利益驱动。在例会上，简妮听着中方与美方计较，心里就想到过，要真的救花露水的话，曾祖父的经历是现成的教材，在例会上搞大批判有什么用处！
简妮在许宏脸上看到一闪而过的踌躇满志。那是她在自己祖先的照片上看到过的神情。只是，他的踌躇满志马上就被狡诘的浅笑掩盖起来，而自己祖先的踌躇满志却在宁波人宽大的脸上汪洋恣肆。简妮想，这就是1949年以前的人与1949年以后的人的区别吧。
“你就不怕？”简妮问。
“我爸爸开过一个肥皂厂，算是民族资本家。”许宏说，“我也算是屋檐下的洋葱吧。”
他们一起笑了起来。笑声朗朗，但里面有种古怪的被掩饰着的紧张。
许宏领简妮来到一栋旧房子的底层，餐馆很小，只有一个开间。它门前暗淡的街灯下，三三两两站着些人，里面还有几个外国人，他们都是在等座位的食客。简妮见到好几个穿长羽绒衣的女人和穿短羽绒衣的男人，因为办公室里有暖气，很热，女人常常需要穿裙子，但外面有很冷，所以他们拿羽绒衣当外套。简妮想，他们也应该是在合资或者独资企业里工作的人。许宏告诉简妮，这家餐馆很有名，将街对面宾馆里的客人都抢过来了。人多，店面小，客人宁可在外面等座，也要在这里吃饭。
女老板开门出来招呼客人，那是细长利落的一个人，穿着一件米色的对襟毛衣，一条粗呢长裤。女老板又客气又热络，很是得体。她对大家打招呼：“今天大概店堂里会有点吵，我们将楼上的房间也盘下来了，正在装修。”
正在等座的那些人好象都认识她，都夸奖她的餐馆生意好，她喜盈盈地说：“都是大家帮衬的。”对外国人，她也用简单的英文寒暄两句。
看到许宏，她笑着走过来，就叫“嘟嘟哥哥。”简妮立刻想到，大概许宏在小时候是个白净规矩的小男骇，象爸爸小时候的照片那样，柔软的头发，和着水，梳了一个三七开的小分头。
许宏向简妮介绍女老板：“我小时候的邻居，一起长大的。现在我是乡下人，她是上海最好的餐馆老板，有家传的。”
“我们不过做点小生意，经不起你这种大话的。”女老板笑着说。
许宏笑着打趣女老板，“我不问你借钱，你不要紧张。”
正说着，楼上的冲击钻突然大吼起来，突突突的，简直象是机关枪在开火。女老板笑着皱眉头，说：“真没办法，房子老了，本来想只装修一下，但墙皮也酥了，地板也烂了，又是日本人来的时候造的房子，不比三十年代初的房子，它本身质量不灵。”
他们一起看着楼上，灯光里能看到工人们在批墙壁。许宏说：“你索性做大它，将一栋楼都吃下来。现在是个机会，等将来大家都醒过来了，生意就不会这么好做。”
“我也是这么想。后面马路上那家兄弟俩，在汽车间里开餐馆的，他们也做得好，现在也将邻居家都吃下来了，准备自己翻造房子。”女老板说。
简妮忍不住说：“等共产党醒来了，连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呐。”
许宏和女老板都没有接她的话茬。
一时，他们三个人都不说话了，静听那冲击钻兴致勃勃的尖利叫声。
简妮晓得自己点到了他们的痛处，她不满他们对此视而不见的逃避态度。也许他们能这样做，而她不能，她也不敢。也许，她这句话，也点到了自己的痛处。她自己也冷不丁地在沉默中劈头盖脸地难过起来。
你的袜子都抽丝了他们被招呼到餐馆里
不一会，他们被招呼到餐馆里。一开间的小馆子只有六对火车座，紧紧挤着。茶色玻璃的吊灯，照亮了桌子上红白朝阳格的桌布，简妮侧着身体，坐进椅子里，脚却被桌子脚和椅子脚绊住。店面虽然局促，但这小馆子里的菜果然好吃，茄子煲，白蟹豆腐，红烧划水，浦东咸鸡，样样都很清爽新鲜，马上就比出国营大馆子菜式的马虎与粗鲁。小店的空气里暖洋洋的食物气味和殷勤的笑脸，让人十分舒服。简妮和许宏的心情渐渐舒展起来。
“为什么你刚刚说她有家传？”简妮问。
“她家从前在静安寺那里开广东餐馆，老上海的人都知道。现在这个馆子，是她家自己开出来的。她弟弟和她丈夫做大厨，她爹爹管柜台。到这个馆子吃饭，有点到她家吃饭的意思。”许宏说，“这里公道，又殷勤，又有质量，是规规矩矩，巴巴结结做生意的样子。”
正说着，女老板亲自为他们送脚爪黄豆汤的沙锅来，然后，她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小书，递给许宏看：“你看，我们的店上了那个犹太人编的上海指南，听说都是发给外国人的。那犹太人将我们店算是，在上海的外国人认为可以吃到上海家常菜的地方。”
简妮要过那本小册子来看，里面都是在上海可以去什么地方吃，可以找到怎样的酒吧，可以到哪里去买中国古董，每个地方，都附送两张折扣券，可以打到至少八折。看上去，那本书十分体贴，也有权威性。“真没想到，上海也有了这样的书，我在纽约见到过。”简妮说。
“他是真正发了，我听说他已经在虹桥买别墅了，就靠每年做这样一本书。”女老板说，“他刚到上海来的时候，连工作也没有的，住在浦江饭店青年会大统间里。他才叫聪明。”
“就是那个上次我在这里碰见的犹太人？”许宏问，“连上海下流话都会说的那个人？”
“就是他。”女老板遮着嘴唇笑，她的样子让简妮突然想起了范妮，她也喜欢遮着嘴唇笑的。“你晓得他姓什么，居然他也姓沙逊。我猜他是骗人的，沙逊家根本没后代。他想做大亨呢。”
又一桌客人要结帐，女老板起身去照顾他们，然后，去招呼新的客人进门。
许宏摇着头笑：“这店里的生意，真算是做出来了。”
简妮说：“你将来也一定会这样的。”她说这话的初衷，是为了挽回自己刚刚的唐突。但说出来以后，她心里就难过起来，简妮想，这种沉闷的难过，大概是自己的嫉妒。她知道自己断断做不到象他们这样。他们的潮头已起，而她还搁浅在远远的沙滩上。这时，楼上突然响起了冲击钻的声音，强烈的声浪盖住了所有的说话声，好象连这沿街面的老房子都在这声音里震动了，墙皮也在簌簌发抖。简妮觉得，那简直就是上海在长啸。她闭上嘴，等待冲击钻声音过去。但她看到，别的桌子上的人，都提高了声音，大声喊着将话说完，并没有停下来。冲击钻突然停了，简妮听到一声吼叫从后面的桌子上冲出：“我不会同意这样低的折扣的！No！”
许宏也正对她喊：“你说什么？”
简妮说：“我说，你也会这样的。”
“苟富贵，勿相忘。”许宏笑着拿起自己的杯子与简妮的杯子碰了碰。简妮在大学语文里学到过这句话，那是陈胜吴广起义时，一班草莽英雄的约定。
“你要是想做自己的事业，不是只为人打工，也许上海的机会更好。上海人到底吃外国文凭。”许宏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会大有作为的。”
“我吗？”简妮吓了一跳，连连摇头。
这时，女老板将客人领到他们桌边，那是个胖胖的美国女人，她也跟着女老板，叫许宏“嘟嘟哥哥。”
许宏将简妮也介绍给了她：“我在公司的同事，简妮。”
然后将那美国女人介绍给简妮：“福特汽车的首席代表，凯西。她是这家饭店的老客人。”
“你已经下海了？”凯西笑着做了个游泳的姿势，“去那个新的化妆品厂了？”
“是的。”许宏说。
“希望你成功。”凯西说。
“你的中文真不错。”简妮说。
“哪里哪里，我是自学的，还不够好。”凯西说，她连中国式的谦虚都懂得。她脸上的得意之色表示，她知道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根本不会懂，中国人会为她的谦虚吓一跳。简妮笑了，“你在上海一定很久了。”简妮说。
“在上海的老外里面，我就算是元老。”凯西说，“上海很有意思，不舍得走。前几天，我回美国出差，看电视里播上海的记录片，叫《慢船去中国》，那是一首老爵士乐曲的名字，因为他们拍了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的演奏，还有一个叫吉米彭的老先生，跳老式摇摆舞。听说他是从前一个买办的后代，那个买办叫盛宣怀。上海的历史很有意思。美国没有这么有意思的地方。”
“吉米彭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简妮说。
“真的？”凯西惊叫一声，“他跳舞跳得太好了，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我也听说过。”简妮说，“但我自己从来没看到他跳过。”
“那个记录片真的拍得不错，他们采访了好几个老人。按照他们的看法，上海才是条正在苏醒的巨龙。”
“你认为他们说得对吗？”许宏问。
“我希望是对的。我希望上海好。它好，我也好。”凯西直率地说。
这时，楼上的冲击钻又排山倒海地响了起来。它简直太响了，店堂里的人不得不停止说话。玻璃在震动里咯咯地响着，狭长的店堂，一时如同失控的，飞奔的火车一样抖动着。
等再次安静下来，许宏不甘心地问简妮：“刚刚你为什么摇头？你就这么肯定？凯西他们不是也在上海工作？那犹太人还发了财。”他不相信简妮为了满足虚荣心，才只在外国人手下工作。
简妮只是笑着摇头，毕卡迪先生在静安宾馆的餐桌前摇着头笑的样子浮现在她的眼前。
新年一过，简妮便按照毕卡迪先生给的那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顺利找到Nancy Collins，约定了去送简历的时间。简妮提前到了，于是，在锦江饭店的花园里闲逛。
小礼堂门上的玻璃里遮着白色窗纱，象上海人喜欢在汽车和门玻璃上做的那样，在玻璃两端安了固定的窗纱，遮挡外来的视线。美国人的礼堂，从来不会在玻璃里遮这样的东西，简妮想，这就是地道的中国。但是，这地方却是周恩来与基辛格当年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的地方，爸爸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激动得脸都变了。简妮能记得他那巨大的，扩张的鼻孔。他那时以为，只要中美一解冻，他们全家都会马上被妈妈接到美国去。妈妈为此特意炸了猪排。那时唯一的一次，家里为报纸上公布的事情庆祝。简妮慢慢经过小礼堂，无论如何，它还是让她感到亲切的。就象对周恩来的感情那样。她看到玻璃上映照出的自己的脸，为了怕别人看出自己的紧张局促，自己脸上竟是一副气呼呼的倒霉样子。简妮赶快揉了揉自己的脸，让肌肉活动起来。她知道，没人要看这样哭丧的脸，她也没资格将这张脸带到Collins的办公室里去。现在，她是自己留在上海最后的希望。
简妮路过一间草地边上的平房，那里是外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售票处。有些外国人在那里进出，柜台里的小姐都长得不错，满脸都是上海小姐温柔的傲慢。在售票处的玻璃门上，贴着西北航空公司的广告。她回美国的返程Open票，也是西北航空公司的。挪顿给简妮办了一年的工作签证，一年之内，她必须要回到美国本土，去延长工作签证。签证是简妮最头痛的事，要是不能找到工作，她就得马上考虑在签证有效期内回美国去，她听说，美国移民局已经停止办理将工作签证转为学生签证，这就意味着，要是她不能找到工作，找到为她申请新的工作签证的公司，她就没有美国的合法身份了。简妮紧握着放在透明文件袋里的简历和推荐信，经过西北航空公司的宣传画，她想起自己当时离开美国飞机时，手里紧握的加有有效签证的护照。
售票处的斜对面，就是一家卖进口食物的超市。一个高挑的金发女人领着她的孩子在买东西，要不是她拖着个嘴里塞了奶嘴的孩子，简妮几乎以为自己遇到Tim的太太了，她家喝的所有的水，都是从这里买的。简妮本能地往边上一闪，她不想让Tim的太太看见自己，她觉得羞愧。发现那人并不是Tim的太太，简妮松了口气。她走进去，深深吸着那些外国日用品散发出来的气味。在那气息里，她想到了“自由”这个词。简妮一向喜欢在超市的货架间流连，喜欢看到世界各地五颜六色的东西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日本的方便面，韩国的泡菜，英国的红茶，瑞士的巧克力，德国的水果茶，美国的麦片和薯片，美国的Tang，美国的Kit-Kat，新西兰的黄油，法国的尿布，法国的肥皂，它们在中国奇货可居，贵得离谱。虽然它们的价钱让简妮不舒服，但她还是喜欢它们在昂贵里传达出来的优越。简妮用外汇券买了一小袋哥伦比亚咖啡。付钱买东西，此刻，对简妮来说，是种奇妙的放松。从皮夹里抽出淡棕色的外汇券时，简妮突然在心里对自己喊，为什么就不相信Collins会带来好运气呢？事情还没开始，倒自己将自己吓疯了！
站在锦江办公楼的走廊里，准备按Collins办公室的电铃前，简妮不由自主地弯腰抚摩了一下自己的丝袜，检查自己的袜子是否完好。这次，她穿了婶婆留下来的红色旗袍裙，黑色上衣，她想留给Collins一个精通中国，并爱好中国文化的印象。但她也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太隆重，太想来开晚会，所以她只是解开大衣扣子，用大衣遮着。
Collins是个棕色头发的美国女人，长着一张和善的脸。她为简妮拍了拍靠垫，说：“请坐。”然后，她马上就将简妮的简历拿过去，看起来。
屋子里只有Collins翻纸的声音，如同裂帛。心惊肉跳中，简妮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或者是自己耳朵上血管的声音，她想起在挪顿面试的情形，简妮想，自己当时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接着，她又想起挪顿公司那条长长的，天光暗淡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办公室里克利斯朵夫的桌子，他平扁结实的后脑勺，他白蓝相间的耐克球鞋，简妮想，自己其实可以做得更职业化，而不是那样感情用事的。她相信自己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助理，在Tim为她写的Reference里面，她看出来Tim的惋惜之情。Tim花了不少笔墨来称赞她的忠诚和能干。她想起，刚刚到挪顿时，Tim就曾告诉她，他希望她能当一座桥梁。现在，简妮体会到了桥梁的含义。首先，她就得掩盖起自己的感情。
这时，Collins抬起头来，简妮永远都会记得她脸上的笑容，那笑容深深地从她高耸的鼻翼两边展开，象船头推开的波纹那样美丽。她说：“我刚刚从美国带回一张单，我想，他们要找的，就是你。”
简妮瞪大眼睛，用力看着她，她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但她还是被吓住了。
Collins对简妮笑着点头：“我想你是合适的。”
那是一家想在上海建立合资工厂的美国化工公司。他们需要一个人做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参加谈判的翻译工作，能将所有的文件翻译到中文，或者英文，但这还算一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个人要有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能力，也有与国营批发销售渠道沟通的能力，能为将来的市场建立关系。这个人，应该有经济学方面的学业背景，有在上海的工作经验，最好是在美国的合资公司工作过，但需要这个人在美国受的教育，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忠实于美国公司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有很好的上海背景，当地人并不把他看成外人。“你看起来几乎符合他们所有的要求。” Collins用手指轻轻弹了弹简妮的简历和推荐信，“你离开上海不过才几年，还不至于陌生。”她说，“我也面试过一个从挪顿出来的台湾人，台湾人的教育背景够了，但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几乎没有，这会给工作带来麻烦的。”
简妮很轻地点了点头，好象怕惊动了什么似的。
“你一定知道这家公司吧，Monsanto，很不错的美国公司。” Collins却以为简妮在为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这个职位犹豫。在成熟的市场中，这并不是一个规范的职位。它是外国公司在进中国市场初期，为困难的前期工作特地设立的职位，类似高级助理。现在，有美国背景，又有上海经验的人，在外国公司的人才市场上，一年比一年吃香。Collins 也正在为百事可乐的上海公司挖人，她的对象是毕卡迪先生。但象简妮这样的人，有时比毕卡迪先生那样的高级雇员更难找，中国出去的人，常常不愿意回中国来工作，象从奥斯维辛出去的犹太人不愿意回到波兰一样。她知道那些中国人心里多少都有动荡时代留下的阴影，倒是真正的外国人，高高兴兴的就来了。要找到一个有Culture Fit，又能让美国人信任的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几乎象找高级管理人员一样不容易。“他们的工资待遇，也会按照挪顿的给你，就是说，你也能算是美方雇员，享受15%的Hardship。” Collins说。
简妮暗暗用手掐痛自己，来控制住眼泪，她知道不能流泪。她是那样用力，以至于拉破了腿上的丝袜。悉悉索索的，她感到袜子在大腿上抽了丝。
她尽量平静地说：“我相信自己会成为沟通双方的桥梁。我知道，这是这个工作最核心的部分。”
“你说的很对。” Collins说。
王家花园的世界主义王家老宅的新女老板
上海1996年暮春的黄昏，熏风阵阵，那是沉重的暖风，又软又重地打在身上，夹着上海那种躁动不宁又暗自感怀的气味，梧桐树上的悬铃籽在随风飞舞。十九世纪住在上海尚未扩张的窄小租界里的外国人，海外不列颠人，犹太人，印度人，美国人，安南人，法国人，在休息天，集体为租界种下法国的梧桐，荷兰的郁金香，英国的玫瑰，以美化他们在上海的住所。如今，只有梧桐树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生了根，成为上海的行道树。每到暮春，悬铃爆裂，那些如同金黄色小针的悬铃籽随风飞舞，在人行道和柏油路之间的下水道上堆积，如同日本四月的樱花落英。每当悬铃落尽，夏天就跟着来了。
1996年，上海经济正在起飞，人们将“再现上海辉煌”常常放在嘴边。上海菜，终于战胜了十年前风靡上海的广东海鲜，成为时髦菜式。一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老洋房，被渐渐改造成新式餐馆。那些已凋败了将近五十年的院落，被铺上进口的新草皮，重新种上玫瑰和郁金香。那些多年未曾修剪整理的恣肆大树，也被小心地修剪整齐，在大树下放了遮阳伞和桌椅，晚上，桌上的蜡烛放在喝威士忌的酒杯里防风。老房子班驳肮脏的墙面，用意大利黄的涂料粉刷一新，它们污脏的马赛克，在工人反复冲洗下，奇迹般地展现出带着纽约四十年代风格的黑白图案，或者南欧马赛克绚烂的颜色，让人不敢再认。那些被整修一新的老洋房，象梳洗打扮以后，正在等待南瓜马车的辛德瑞拉一样，展现出失而复得的，令人惊喜的光彩和深长的，隐忍的期待。
1947年就被卖出的王家老宅，在这一年被一个餐馆女老板从国家手里重金租下。她从做一开间的本帮餐馆起家，到将邻居楼上的房间也吃下来，渐渐做大了。做大以后，她的心愿，就是开一家带花园的精致的餐馆，象画报上看到的法国餐馆一样，草地上撑着白色的遮阳伞，客人穿着镶拼皮鞋，象她爸爸从前穿过的。这是她私心里的爱好，她想，也是许多上海人的爱好。
她听说，这房子所有的材料，当年都直接外国海运到上海，门上的把手是新英格兰那些旧房子差不多的铜把手。楼梯上的铸铁彩色玻璃的楼梯窗，是Tiffany的风格。地板和壁炉，是南洋的好木头。灯泡则全都是德国的，甚至现在，留在底楼客厅吊顶里的彩色灯泡，都是德国非利普的新产品。灯泡上积满陈尘，可细心的女老板在工人拆除以前，让人接上电源试了试，通电以后，那些灯泡竟然大放光彩，一个也没坏，只是连接灯泡的电线被剪断而已。半个世纪以前的灯光如幻梦一样笼罩着整个客厅，女老板心中欣喜而惆怅。她决定要将这栋老房子全部恢复原状。工人复原的时候，在底楼起居室的墙壁里，发现了一幅用油漆画在墙壁上的巴洛克风格的油画，她保留下那幅墙上的油画，并让设计师将电路改过，为这幅油画特地增加了一组射灯。
她听说原来这老宅里的家具都是年代久远的，正宗的欧洲巴洛克式的家具。要重新找回来，是不可能的。但她的丈夫找遍上海西郊那些在倒闭的旧工厂里开出来的古旧家具市场，一桌一凳地找来租界时代上海的西式老家具，江海关里的雕花并嵌骨的靠椅，西班牙式带镜子的柚木壁炉，维多利亚风格的餐具橱，当年从徐家汇教区里流落出来的，可以供十八个人吃饭的柚木长餐桌。古旧家具商为他们清洗修复了那些家具，再按照老家具的式样，仿制了需要配套的家具。虽然那不是真正的巴洛克式样，也远远不象格林教授的书里那样豪华，但无论如何，它是洋派的，古色古香的，象泡力斯漆散发的气味那样，散发出只有租界时代的老东西才有的惆怅。对女老板来说，那就是她心目中的老上海。本来餐馆用不着，但她还是额外为窗子配了宽条的木头百叶帘，用来配合热带殖民地的气氛。她和许宏一样，在新中国出生，并没见过旧上海的样子，家族中也没有外国的背景，但她心里，却对此有着深长的乡愁。她将那张张柚木大餐台放在从石灰里刮出来的旧油画前，大餐台主人座后面的墙上，安放着一条意大利进口的描金镜框，里面陈列着从格林教授书中复制的，王家带有照片的家庭树，那里是整个大堂的中心。
做成树状的家谱上，第一代的王筱亭没有照片，只有一张线描的肖像，是点石斋画报式的。第二代王崇山的照片有些呆板和紧张，第三代王佩良和第四代王甄盛，就能看到他们眉眼之间的风流，如同秋天的雾气那样沉浮流转。王甄盛以后，跳过一代，接着的，是王简妮的照片，家庭树里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她穿着白色镶金边的旗袍，强硬地微笑着。在她的照片下，注明她在美国法亚洋行工作。王家的家庭树上，从王筱亭开始，就在美国的法利洋行做买办，直到王甄盛，一直世袭下来。到王简妮，转成法亚洋行。因为法亚和法利的名字相近，所以，看上去好象也是世袭下来的一样。
这家上海餐馆，名字就叫“王家花园”。
餐馆的墙上，还装饰着不少旧时代的旧照片。那是一批最早重现在上海市井中的历史照片，直接从历史研究所的上海近代史研究人员手里翻拍下来的。有清末上海滩上的名妓合影，有大华舞厅灯光璀璨的内景，还有旧式邮轮启航时，漫天飘扬的握在旅客和送行者手中惜别的纸带。那些影象模糊的翻拍照片，散发着一个被遮蔽了的旧时代的神秘。这些照片后来成为年轻人想象上海最结实的材料。当然，在这里大放异彩的，是那些王家过去的照片。从格林教授的书上翻拍下来的，放大了的照片象电影一样，给来吃饭的客人一种重返过去的幻觉。等待上菜时，客人们常常以参观墙上的装饰和房子的细节为乐。他们透过照片表面那一层印刷品遗留的网线，细细看着照片上那些神秘遗传的大嘴和额头，心里浮沉着某种渊源的幻想。
王家花园的菜式，是从纽约华埠的上海餐馆借鉴来的，有什锦暖锅这样的私房菜，有更地道的苋菜杆蒸臭豆腐和虾露臭冬瓜这样的家乡菜，还有蜜汁火方，松鼠黄鱼，水笋红烧肉这样的传统上海菜。但是，王家花园的酒水却是地道的洋酒，餐具也是西式的，在乌木筷子边上，必摆一副刀叉。
因为这些老照片，这座死灰复燃的老宅子，这口味重油腻的老菜式，王家花园给人一种源远流长却一脉相承的安慰，在1996年的上海，这种安慰因为暗暗与上海人心中的期待与茫然契合，而大受欢迎。它很快成为上海最时髦，最热门的餐馆，每天晚上都需要预定，才能坐得下来。到上海来的外国人，更是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旅游点，就象到巴黎要去圣日尔曼大街上的那些咖啡馆喝咖啡一样。日本的旅游杂志上介绍了女老板的发家史，她如何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从一家深受外国人欢迎的小餐馆业主，做到提到上海便不可缺少的风云人物。
在王家花园的墙上，唯一一件全新东西，是一张奖状。这里的装潢，获得1995年上海市建筑行业的年度装潢最有创意奖。
这个黄昏，王家花园的晚市就要开始，花园门口的洋铁皮广告牌上，射灯大放光明，照亮暮色中广告牌上餐馆的标志。那是一个用电脑修理过的女人的旧照片，梳着四十年代两鬓如蝴蝶般隆起的发式，深色大花的旗袍，领口用粒Tiffany四十年代式样的胸针紧扣着，带着点上海旧女人烟视媚行的样子。那是卢夫人年轻时代的照片。她是王佩良最后一任姨太太，跟王家去了香港，但她在上海时，从没住进过王家在上海的老宅。如今，她却成了王家花园餐厅的店标，印在餐馆的贵宾卡和定座卡片的左上角。
门厅里领位的小姐已等候在写满预定客人的包间牌子下。她们穿的是月白色的改良旗袍，短到小腿上，温良而利落，没有一般餐馆和酒店里领位小姐那种拖到脚背上的高叉旗袍的俗。脚上穿一双尖头浅面的小高跟皮鞋，带着五十年代的香港风格。王家花园的每间包间，都以旧上海街道的名字命名，霞飞路，洋泾浜，金神父路，花园弄，棋盘街，十六铺，四明村。店堂里灯火通明，乌木筷子顶端上一寸见方的仿银包铁，擦得锃亮的西餐具，玻璃杯和酒杯，都在灯光下闪烁着优渥的晶莹的光芒。穿黑色中式衣服的侍应生们，让人想起大公馆里温良的佣人们。
一切都准备好了，通往屋外露台的门敞开着，露台上放着白色的桌椅，从前，王家的甄字辈在露台那里搭台唱戏的时候，从露台到草坪，有浅浅的两级石阶。现在，那两级石阶已经沉入地面，露台现在与草坪一样平了。要是不对照着照片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
原先被王家的年轻人挖过一个小湖的花园，现在早已不是玫瑰园了，而是啤酒花园。今天有一个来自新泽西的大学修学旅行团在这里晚餐，花园里架起了好几个BBQ的烤炉，那是为美国学生特意准备下的。
柚木大餐台上放了“Reservation”的小牌子。在餐台的中间，按照客人的吩咐，侍应生准备了一个在红宝石预定好的栗子蛋糕，蛋糕很大，能插下73根生日蜡烛，这是机械进出口公司特地为两个商业英文顾问的生日准备的。机械进出口公司预订了这张桌子，为两个73岁的英文顾问庆祝生日，也算答谢两位老人一周三次，舟车劳顿，到外滩上班的辛苦。那只蛋糕和几包蜡烛下午时分被一个年轻小姐送到餐馆，她对鲜奶油裱出来的一圈粉红色玫瑰花十分得意，再三言明是给重要客人的礼物，警告领班要小心。现在，红宝石漂亮的栗子蛋糕被众多的蜡烛插得满满的，不得不将裱花都破坏了。插蜡烛的小姐一方面不忍心将漂亮的裱花破坏，另一方面不耐烦这么多工作，她负气地想，那个寿星，无论如何不可能一口气将这么多蜡烛吹灭的，所以他们对蜡烛许的愿，再好也是白搭。
客人已经陆续到来。要是本地人，就是一些穿着精致的中年人和青年，他们散发着淡淡的法国香水气味，身上的西装大多是日本的，手里的提包是意大利的，而领带和丝巾更多是欧洲各地的名牌。将钉在袖口的商标不肯撕去的暴发时代已经开始退潮，他们已经懂得含蓄的炫耀了，女人脸上的妆也越来越淡，年轻女人更用淡棕色的唇膏来掩盖上海女人脸上常常因为化妆而突现出来的风尘气。
要是外国人，除了衣冠楚楚的商人们，还有一些完全休闲打扮的旅游者，晒得通红的，脖子上吊着装护照的小袋袋，背着照相机，手里握着一本“孤星”丛书中的《中国》卷，封面上是北京皇宫的黄色琉璃瓦顶，还有一本黑色封面的《上海》，那是在和平饭店，或者希尔顿酒店的大堂里可以找到的，为外国旅客提供的上海指南，比“孤星”的上海介绍详细有趣得多。
王家花园的世界主义上海真是个奇妙的地方
店堂里有了这两种人，就象没加盐的菜里放了盐，已经放盐的菜里加了味精，立刻变得有滋有味，要全是清一色的外国人，或者中国人，那就太乏味了。他们大多已经了解了王家花园的希奇之处，所以一旦坐定，将外套和手提袋放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开始去参观房子，家具和墙上的图片。他们仰着头，在那些镜框面前唏嘘，就象美国爱尔兰的后裔，到爱丽丝岛上的移民局遗址博物馆的姓名墙上去寻祖的样子。外国人在那里看到自己的家乡，上海人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过去，外国人和上海人站在同一张照片前面，好奇而欢喜地看着，然后彼此笑一笑，算是打了招呼。这样礼貌而舒服的微笑，在上海的其他地方还真不容易找到，所以双方的心都一下子松弛下来。很容易，就交谈起来，会英文的上海人说英文，会中文的外国人说中文，双方都热心而真诚地恭维对方：“你说得真好！”华洋杂处，本来就是上海的特色，在王家花园，这失落了多年的特色，重新焕发出它的魅力。然后，常常有人在照片前停下来，在胸前抱着双臂开始交谈：“你从哪里来呀？”常常这就是第一句上海人的问题，用英文。美国，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西班牙，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乌克兰，伊朗，瑞典，冰岛，印度，从世界各地来的。虽然说的都是英语，但可以听到各种希奇古怪的口音。“上海真是个奇妙的地方，没想到中国有这样的地方。”这常常是外国人的感慨。这个城市与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不怎么相干，但是与他们的家乡，也不怎么相干，但却又能看到非常相似的地方，简直让人迷惑不解。在这里，美国人认出了他们的Tiffany，西班牙人认出了他们的壁炉，德国人认出了他们的灯泡。“因为这里从前是外国租界。”上海人这样解释，有时，他们将租界和殖民地这两个词混淆起来，其实，它们是不同的，殖民地是被一国侵占，而租界却是被多国租借，中国也保有主权。“啊！难怪这样国际化，与香港和孟买以及西贡又是不同。”外国人恍然大悟。然后，他们也懂得了王家花园旧主人作为买办的奢华。
来上海修学旅行的美国学生到了，出国修学旅行，在美国学校里也算学分，学校请当地的专家和教授为学生上课，讲授当地历史。这次，新泽西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旅行团，请到一个被《纽约时报》称为上海文化保护者的美国老太太上课。她已在上海侨居多年，致力于研究和整理上海的租界历史，她将租界遗迹用幻灯片拍下来，保留了整整一个书柜。下午，在她上海的家里，她已经为他们讲了一个小时三十分上海作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都市，与西方交往的历史。接着，她带领学生来参观王家花园。此刻，她指点给他们看墙上的那些镜框，里面有些照片，是下午讲座时已经放过幻灯片的。她认为，从前，上海是在西方背景下，才能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二十年代世界上最繁荣的世界主义色彩浓郁的大都市。现在，西方人因为没有对殖民历史的屈辱感，又是上海历史真迹的保护者。
她领着学生们到那个陈列着王家历史年表的镜框前去，“这是很重要的家庭树，对已经流失了的这个买办家族来说。请大家注意，这不是爱丽丝岛上我们都看到过的移民树，那是由政府作为强有力的支持者。对上海历史的保存和发现，在这里更多的是由民间完成的，常常还是在外国人的帮助下。这个美国洋行世袭买办家族的家庭树，就是在一位美国学者的著作里发现和保存下来的。”她说。
“王筱亭：1850年从宁波到上海，粗通英文，入买办穆炳元门下，学习经纪。遂入美国法利洋行，从事签约劳工和鸦片贸易。1860年时，从跑街，跑楼升致买办，同年，长子王崇山出生。
王崇山：1861年出生在宁波，成年后作为世袭买办，成为法利洋行的买办，同时任美国利邦洋行买办。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迅速发展时期，洋货大举进入中国并迅速向中国内地扩张，王家父子大展身手，成为旅沪宁波人中的巨富。
王佩良：1887年出生于上海，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学习机械制造，王家的第一个留美学生。学成归国后，继承美国法利洋行买办，并成为王家的第一个实业家。在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他开办宁波轮船公司，并沿途自建码头和仓库，后开办精良修船厂，除修船和拆船以外，也承接造船。后大部被毁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但在买办方面，仍借战争时期，海路阻断，化学原料飞涨之机，发了大财。他是王家，也是中国的最后一代买办。随租界废止，时代变化，买办业衰微。1947年，他迁往香港，大败于投机香港股市。1964年，在香港逝世。
王甄盛：1918年出生于上海，王家主要继承人，MIT工商管理硕士。香港法利洋行总代理。
王简妮：1967年出生于新疆阿克苏，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法亚洋行驻华雇员。”
老太太将镜框里的中文恢复成了英文，念给美国学生听。
“他们家当中断了一代人。”有学生指着王甄盛和王简妮中间的空挡，说。
“大概在1949年革命以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去了。”老太太解释，“这在上海，是很普遍的事实。1949年的前后对上海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上海文化在1949年因为意识形态的转变，被完全切断。上海的红色政权并不珍惜自己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和面貌，你们知道，1949年以后的上海人把English叫什么，叫‘阴沟里去’。殖民地的解放浪潮以后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由于仇恨，由于屈辱，也是由于无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破坏这土地上最有价值的遗留物。”
“如果是这样的，为什么在你的家里，仍旧可以看到这么多老上海的东西呢？”另一个学生问，她在上海兴国路上租借的一栋西班牙式的老洋房里，到处陈列着老上海的生活遗迹，挂在她家门厅窗边的，是1931年上海童子军的队旗。傍边的镜子，是1920年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礼品，镜子下放着100年前海运到上海的Singer缝纫机，仍旧可以用。而在窗下的椅子，则是赫德时代的海关财产。她的房子，是消息灵通的外国旅游者到上海必游之地，在上海的外国人里有时流传着，老太太可以用这样的生活挣钱的闲话。
“它们都是我一点一滴从民间收买来的，都是中国人觉得无用，但是也舍不得扔掉的旧货。”老太太说，“我从他们手里买来时，大多数人为能将这样的旧货变成钱而欣喜不已。”她说着将在餐馆里陈列的家具一一指出，“慢慢的，在上海的外国人有了这样的需求，一些心里亲近西方的上海人也开始学习到这种方式，这个餐馆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由中国工匠根据欧洲的图纸，在上海制造的西洋家具，都是上海人为满足这种需求，自己建立了旧家具市场，并雇佣工匠修复的。原先，它们都已经残破，并且肮脏不堪。现在，因为中国经济不得不渐渐加入全球化，上海的历史被翻了出来，上海人也开始靠这些东西恢复自己的记忆，了解自己城市过去的宝贵之处。这家餐馆在修复前，老板到我家来过好几次，我一直是她餐馆的客人。”
“她不为被殖民的历史而愤怒吗？”一个美国学生问，“这些镜框，这些陈设，”她转身向四周指了指，“似乎是沾沾自喜的。”
老太太耸了耸肩：“也许最初的时候，会觉得伤自尊心的。但不可辩驳的是，那时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中国未被租用的城市都远远没有脱离中世纪的水平。的确是与西方的联系，将上海成功地带入世界。”
“上海人本身也这么认为的吗？”那个面容严肃的学生追问道。
“大家看这个王家花园，它是上海最昂贵的餐馆之一。但到这里来吃饭，仍旧需要预定，这说明了它受欢迎的程度。它的陈设，努力再现当年一个买办家的情形，也是上海当年的面貌，他们将它当成一种怀旧的象征。餐馆的主人与王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这样做了。这也许可以解释一些你的疑问。”老太太说。
“你与他们交谈过吗？”学生又问。
“很少，她只能说最简单的英文，而我也只能说最简单的中文。”老太太诚实地说。
美国学生被老太太引领着，去看另一个镜框，那里面是一张在爱丽丝岛上的移民博物馆里展出过的唐人街照片。那里面就有通过法利洋行送去美国的中国劳工。然后，他们转去另一个镜框，那里面是一个洋行办公室的内景，中国人和外国人正坐在写字桌前忙碌。还有一个镜框里，是某一处货栈，一个洋人和一个光头的中国人，正在清点成箱的鸦片，旁边，是几个赤膊的苦力，正在搬运那些新到货的鸦片。最后，美国学生停在一张照片前，那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在一栋有两个尖顶的大房子前的合影。远远的，可以看到花园里的玫瑰园，玫瑰树的枝条，被花朵压弯了，还有在阳光下泛出白色的草地。
老太太指点着照片说：“这就是这栋房子。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远处的露台，就是我们将要吃晚饭的地方，在照片里，还有两级台阶，但现在，这两级台阶已经看不见了。上海的土地松软，房子很容易下沉。那两级台阶已经沉到土地里去了。”
斑驳的老照片，如今被细心地镶在巴洛克式的描金镜框里，镜框是那样大，豪华得那样夸张，而黑白的旧照片是那样小，那样模糊，好象一个从钥匙孔里窥视到的世界。
从院子里，随风飘来烧烤的香味，那是美式的烧烤，里面有新奥尔良地区出产的烧烤盐含有桂皮的特殊气味。美国孩子们立刻被那来自家乡的气味吸引，不由自主向花园移动，对遥远过去远东殖民地的担忧和好奇，被新奥尔良盐在油汪汪的肉块上的气味冲散。
他们使得寂静的花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以至于整个餐馆都跟着活泼起来。
“他们让我感到好象回到了纽约。”鲁坐在靠窗的两人座上，看着窗外的学生们说。是的，他是鲁，范妮的前男友。他并没有欺骗范妮和他的父亲，他的确是去环球旅行了。此刻，他从越南到了中国，将要从上海飞去西藏，然后，从西藏去尼泊尔，然后，印度，缓慢地回国。他的脸因为长期旅行而变得黝黑消瘦，但比从前读书的时候健壮多了。
“你怀乡了吧？”回应他的，是他在西贡遇到的越南女孩，她本来是他雇佣的导游，后来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了情人，她就随他一起来到中国。她披着一头黑色的柔顺长发，皮肤柔软得常常让鲁想起范妮。他想，也许亚洲女孩个个都有柔韧的好皮肤。
在外面旅行了几年，千山万水，鲁已经记不真范妮的脸了。刚刚在家庭树的照片上看到简妮的照片，他突然想起范妮的脸，这家老宅的主人与范妮是一个姓，鲁心里动了一下，但是他想，世界上没这么巧的事。在他看来，东方的女孩长得都相象，就象他的越南女朋友告诉他，在东方人看起来，洋人也都长得难以分辨。
“并没有怎么想家，而是想起了我在纽约时的女朋友，她也是上海人。”鲁说。
“这里？这个上海？”越南女孩点点地下，她说了一口清晰的美国英语，是从小跟留在西贡的美国人学的，那个美国人为联合国工作，很多人却说他实际上是间谍。
“是的。但是我们分开了。她现在住着我当时租下的公寓里。也许我回纽约时，没有落脚的地方，还得再住回去。”鲁说。他没意识到，那越南女孩柔和的脸开始阴沉下来了，她没想到他会回到另一个东方女孩的公寓里去，那她怎么办呢？她想，她难道只是他旅行中的伴侣吗？但她什么也没说。
“她也有一头黑色的长发。”鲁看着夕阳里那些晒成棕色的健康的学生们，说。
这时，爷爷来到大堂门口。他的淡蓝色的的确良衬衣和淡灰色的的确良长裤，在店堂里寒酸得很扎眼。他一眼看到从挑顶的缝隙里射出来的彩色灯光，便楞住了，好象被吓了一跳。他年轻的时候，在父亲离开上海谈重要生意的时候，兄弟姐妹们有时会带同学回家开舞会，那时他们将顶棚的德国彩灯都打开。他还记得姐姐的一个中西女塾的同学，模仿美国黑人唱爵士，声音妖娆。他能认得那彩灯的颜色，那是太平洋战争前大红大绿夸张的风格。
王家花园的世界主义他独自往家的方向走去
大堂里那个高挑的女服务生及时迎上去。将他堵在门口。她穿着月白绸子的中式小褂，黑色绸子长裤，将头发盘了一个法国髻，插了一排用细铅丝缠过的茉莉花，是公馆里本分佣人的打扮，只是神情有些粗鲁的势利。她以为又遇到了没眼色的客人。
王家花园刚刚开张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客人闯进来。他们坐下了，也把餐巾抖开了，等到看菜单，才惊叫起来：“这么贵？！”常常，他们的脸也随着涨红了。服务生心里明白，那种红，一半是着急，一半是生气。她就不出声地在一边站着，等着。心里骄傲地反问：“你难道以为此地是饮食店吗？”要是他们够胆量站起来走人，倒也爽快。但这种客人，常常又是最抹不开脸的那种人。他们要是硬撑着在这里吃饭，铁定就是最难服侍的客人。他们一定不喝法国波尔多的进口红酒，也不喝日本进口的啤酒，只点些最便宜的菜。但一会嫌菜少了，汤又嫌凉了，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嫌太贵了。
王家花园的餐桌，就象放大镜一样，将客人的背景放大得纤毫毕现。而这里的服务生，就象站在放大镜后面那样，掂量着客人的份量，然后决定自己的态度。在明亮的灯光映照下，女人的首饰和修得闪闪发光的指甲，男人干净的皮肤和真正烫过的白衬衣，都被照亮了，富有的脸，带着挑剔和精明的样子，还有一点点的骄横与得意，也被浆烫过的雪白桌布和镀银的餐具衬托出来。服务生们都喜欢看到那样的客人。而这些迫不得已坐下的客人，总是吊着苦瓜脸，即使有高谈阔论的，也能看出他们磨毛了的的确良衬衣领子，发黄的指甲，在雪白桌布前的拘谨不安。要是冬天，他们已经在暖气里热得红头涨脸，却死死捂在厚毛衣里，不肯脱掉，一定是里面穿的衣服不能见人。服务生们是从心里鄙夷他们的，服侍这样的客人，连自己都不那么体面了。但是，他们是不会表达出来的，他们会表现得更加彬彬有礼，满脸假笑，着意衬托客人们的寒酸。逼客人不得不草草用了餐，赶紧落荒而逃。慢慢的，王家花园的高门槛在周围传开了。王家花园服务生被熏陶出来的乖巧与势利，在有钱客人和外国客人里面也是有口皆碑。他们的态度使这些受到礼遇的客人，在心里滋生出微妙的满足，犹如爽利的奉承。
渐渐，不识趣的客人少了。她在大堂服务，也很久没看到过这样的客人了。
“先生预定过吗？”她问。
“是的。”甄展回答说。
“我们这里的规矩，要请领位小姐将你领进来的。”她引着他往外走，“你说预定过，请问是用谁的名头呢？”
甄展却并不随她往外走，脸色也强硬起来。从前他家的用人的确也穿月白色的衣服，他对她们都客气，有时，他还愿意教年轻的用人写字，给他们些钱接济家里。这样让他心里舒服，领受到下人的感激，觉得自己是个好少爷，不浮华，有悲悯之心，象俄国的知识分子。他在这个宅子里，还没看到过如此刁滑的神情。他冷冷地看着她，看她眉眼之间那年轻的愚蠢的势利，挑剔她上海话里明显的安徽口音。“好没有眼色。”他心里说。
这时，已经坐在桌前的年轻职员看到了甄展，他们纷纷过来招呼他。进出口公司的年轻职员大多是这几年外文系毕业的学生，他们格外喜欢甄展这样的老先生，虽然甄展从不提自己的身世，但他们还是喜欢他静默中不凡的趣味，他纯正的口音以及他神秘的低调。在喧哗的致富声中，他看上去十分清爽。
侍应生这才偏过身去，让到一边。但甄展却并不动身，他远远地站在侍应生的对面，等待她退到一边，将路完全让出来。直到她不得不退后两步，他才微微朝她点了点头，向他的桌子走去。远远的，那烫得平平整整的雪白桌布上插满蜡烛的大蛋糕，让他想起小时候家里人庆生时，饭桌上每人都在胸前别一张剪成花状的花纸，表示祝贺。小时候在这栋大房子里，他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清高沉静的青少年时代。
甄展被让到主座上，与另一个老太太坐在一起，她是外贸学院退休的教授，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俩被请到公司帮忙。他们看到餐桌中央的大蛋糕，满满的蜡烛虽然难看，却是真心实意，他们俩同声客气：“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已经老朽了。”老太太雪白的卷发衬着蓝衬衣，让他想起自己的妻子范妮。
年轻的职员们很喜欢他们两个老人，在等菜的时候，纷纷要求陪他们去参观房子和墙上的照片。他们断定，老人自己是不会来这种昂贵的时髦地方消费的。甄展和老太太被那些年轻的职员们陪着，去看照片和彩色玻璃窗。
“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就乘这种邮轮。”老太太指着照片说。
甄展看到了自己家传统的额头和嘴，从祖先，一直到简妮。在大哥和简妮照片的细缝里，他看到了老范妮和小范妮，爱丽丝，哈尼他们三兄弟，还有自己的一生。那么小的一条细缝，象《堂吉可德》的插图那样，浮沉着这么多无所归依的人形。然后，他看到那个永远被留在照片上的鸦片仓库和穿月白长衫的中国人的脸，看到了唐人街湿漉漉的街口边，站着的中国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