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船去中国
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
上海冬天惯常下不大不小的冻雨
1989年十二月底的傍晚，有一家人，八个，相跟着走向红房子西餐馆。
白天下了些雨，是上海冬天惯常下的那种不大不小的冻雨，这种雨一下起来，连绵不绝，可以十几天都不停。而这1989年的冬天，冻雨一天又一天，耐心地将整个城市都浇透了，到处都是无尽的阴冷和潮湿。下午五点钟，天就开始晦暗下来。到了傍晚，早早就黑了，满天见不到一粒星星。在长乐路，陕西路交界的街角，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前，尽是在路灯下匆匆往家赶的人和车，行人们大多脸上带着点厌烦和抵触的样子，手里握着皱巴巴的湿伞，往家里走。
陕西路上的人行道也很窄，除了法国梧桐占了的位置，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擦肩而过。行人们为了自己走得快，毫不在意自己撞到了别人的身体，拎包和别人牵在手里的小孩。小孩子告诉妈妈自己被那个人撞了脸，妈妈挑衅似地，冲着那人的背影尖声教育自己的孩子：“下次遇到这种人，就一脚踢过去！对这种人不要客气。”而那个撞了孩子的人，仍然连头都不回地走掉了。所以，当这家人停在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时候，人行道被他们挡住，于是，不停的有人粗鲁地撞着他们，或者擦着他们的身体穿过去，冲乱他们的队伍，有人嘴里不耐烦地埋怨他们挡住了路。而他们沉默着，既不生气，也不着急和退让，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速度，各自鱼贯而入。
因为知道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廊小，所以先进去的人就往底楼的店堂里让。但是，他们并不象当时没有规矩的客人那样，自己在店堂里乱撞，而是等着跑堂的上来招呼。他们也不象有的集合好一起来吃馆子的人，彼此大声招呼，发出兴奋的声音。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门的时候，还是象生客人那样踉跄了一下。这红房子西餐馆，是从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汽车间改造过来的，不是正规的房子，所以，一进门就有两级往下走的台阶，只有常来这里的熟客人才知道一进门就得下楼梯，才不至于跌跌撞撞。他们还不能算是红房子西餐馆的熟客人。但他们还是很安静地进了门，最后进去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长着一张象多年紧锁的门那样尘封的脸。他背过手去，把餐馆两扇对开的木门在自己身后轻轻带上。
红房子西餐馆的门，虽然是那种欧洲小餐馆式的镶玻璃门，但还算厚实，一旦关上，站满了人的门廊里突然一静。一股咖啡，番茄沙司，融化的奶酪和新鲜油炸食物的西餐馆气味便扑面而来。
那窄小温暖的门廊里，还保留着过圣诞节时的饰物。墙上贴着用红绒纸剪出来的圣诞老人像，他又红又胖的脸上，贴着用白色晴纶棉做的胡子。他的头上，有一行老派英文花体字写的“圣诞快乐”。那时，有些初通英文的人在心里怀疑过，为什么不说Happy Christmas, 而说Merry Christmas。早年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的人大多数都写这样的英文字，更早的时候，红房子西餐馆的菜单也是这样的字体。
简妮站在爸爸旁边，望着墙上的字。对这样的字体，她一点也不陌生。爸爸也写这种字体的英文。简妮七岁时，爸爸就开始教她英文了。爸爸说，从前人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简妮来说，还要加上一个英文。学好了英文，将来回上海一定有用。他们用的是爷爷从上海给寄过来的《英文900句》，这个课本带着一张绿色的塑料唱片，可以跟着唱片里的人读课文，学习悠扬的英国口音。那时，她家已经从没有电的连部干打垒土房子，搬到了团部中学的宿舍。与兵团的连部最大的不同，对简妮来说，就是有电了，可以听唱机了。此刻，简妮的心里浮出了唱片里的声音：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Glad to meet you,
Glad to meet you too.”
meet 和you中间用了连音，第二句的开头，用的是第三声，象用声音在欠身。常常，他们一家在简妮不学英文的时候，也在唱机上放这张唱片，象听音乐一样。在简妮的印象里，春天常常刮着从戈壁上来的狂风，玻璃窗上飞沙走石，透过家里的白色尼龙窗幔，能看到外面细长的白杨树下，有人象骆驼那样顶着风慢慢走过去，大多数人都穿着军队那样的绿色制服，但他们不是军人，而是建设兵团的人。爸爸向简妮保证过，总有一天，简妮也会象姐姐范妮那样被他们设法送出新疆，永远不回来。
那时，爸爸在所有的家具上都贴上写着英文名称的小纸片，他说，当年他和郎尼叔叔学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小时候，他和郎尼叔叔的英文老师原先是个在上海住的荷兰人，后来，朗尼叔叔的老师是个留学英国的上海人。爸爸写的花体字，就是跟那个荷兰人学的。只是他写得不如墙上的那么花哨。
爸爸是阿克苏的团部中学的英文老师，还兼做音乐和美术老师。他在中学里算得上是个倜傥的人，但到了上海以后，他一下子就显出了苍老和局促，还有一股走南闯北的泼辣气。如今，简妮想象不出爸爸年轻的时候，将头发用吹风吹出一个飞机头，穿着有铜拷钮的小包裤，那还是奶奶没有失踪以前从香港寄回来的裤子。在腋下夹着一张比利翁乐队的舞曲唱片，在上海招摇过市，是什么样子。那时候，象爸爸这样因为家庭成分问题，高中毕业后无法考上大学的孩子，喜欢将自己打扮成这种上海小阿飞的样子，悄悄混在一起跳舞。爸爸和妈妈就是在这种所谓的“黑灯舞会”上认识的。爸爸曾经学过当时妈妈走路的样子，她将手肘卡在身体的两侧，迈着妖娆急促的小步子，象四十年代美国电影里的女人那样摇晃身体。爸爸学得那样煞有介事，将妈妈和简妮笑倒在新疆家里自制的沙发上。那只沙发，是爸爸用两口伙房烧漏了的大铁锅和旧海绵做成的。是当时整个阿克苏地区最时髦的沙发。就是在这张沙发上，简妮记住了“Sofa Chair”这个词。
这红房子西餐馆对简妮来说，虽然是第一次进来，可是真的也不陌生。不光是因为墙上的英文字，更多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小时候，上海的故事常常是简妮睡前的主要故事之一。在父母嘴里的上海故事里，红房子西餐馆，蓝棠皮鞋店，哈尔滨食品厂的咸起司酥，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的舞曲，衡山路上两边的高大法国梧桐，都是如此的亲切。爸爸和妈妈，常常一同挤在简妮的小床上，轻轻地说着上海的琐事，陪简妮睡着。漫长的新疆的冬天，室内总有一点没烧尽的煤散发着的淡淡毒气，大雪压裂了房顶的什么地方，能听到雪水滴落的声音，令人昏昏欲睡。但这却是简妮在记忆里中甜蜜的时刻。那时，他们也说到过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那两级突然向下的台阶。所以，刚才简妮在门厅那里一脚踏空的时候，简直就象跌回到自己梦里的地方。只是她的脸上不动声色，她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激动，她就象姐姐范妮一样的正常。
在红房子西餐馆逼窄门廊的一端，是用玻璃隔开的糕点间，里面摆着红房子自家做的面包，蛋糕和西式小点心，奶油和奶白蛋糕被切成小小的长方块，上面裱着粉红色的奶白做的玫瑰花。这些蛋糕和点心可以堂吃，也可以外卖。全上海只有在这个糕点间里，能够买到一次可以吃完的小块黄油。那一小片黄油用厚锡纸漂亮地包着，让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体贴和照顾。透过糕点间的玻璃，可以看到长乐路陕西路口的灯光和车子。
陕西路和长乐路，都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马路，街边的老房子，一种是融合了一点点巴洛克风格的石库门，另一种就是砖木结构的洋房。这种房子乍一看和欧洲一百年左右的老房子一样，但仔细看，就能看出中国工匠留下的影子。有的花园里，还留着当年洋房主人种的丁香和紫藤，那两样都是欧洲人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种的植物，只是现在即使它们还开花，也都是又小又瘦的花朵了。这两种房子，在当年租界时代都算不错，现在当然都旧了，里面都挤着住了不少人家，卧室，客厅，书房，都住了不同的人家。底楼的厨房变成了公用的，满墙都是一条条的油污，连电灯绳都因为油污的附着而变得疙疙瘩瘩的，空气潮湿的时候，摸上去是粘搭搭的。当年修马路时埋下的下水道系统，早已经用旧，而且失修，或者说当时法国人的设计就不好，四十年代时，这条街上就发过大水。现在还是用原来的下水系统，雨水一大，街上就积水，黑色的污水里散发出下水道和垃圾箱里的腐臭。等水慢慢褪去，墙脚上就留下一道道污水黑黑白白的痕迹。
当年，法国租界筑路，只能一来一往，过两辆车。现在人和车都多了，这两条窄小的马路上便堵满了车子和行人。遇到红灯，陕西路上向淮海路方向，或者向南京路方向往返的公共汽车尖叫着刹了车，停在路上，象一条条气喘吁吁的刺毛虫。昏暗的车厢灯下，能看到拥挤的车厢里，车厢顶的拉手杆上，拉满了乘车人的手，手和手之间只留下两厘米的空隙，有时候连两厘米都不到，不愿意和别人碰在一起的手，大多数是年轻女人的手，躲来躲去地在横杆上找一个安身之处。那样黯淡的车厢灯下，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因为营养不足，日光不足，连信心也不足所呈现出来的菜色，那些化了妆的女子的脸，拔光了再纹过的醒目的黑眉毛，江南人薄薄的嘴唇，用冬天加了油的大红唇膏密密地涂满了，在又冷又累，疲劳而冷漠的脸上，象强做的欢颜。
在暮色里沉人黑暗成群结队的脚踏车，混杂在马路的每一条缝隙里迂回蛇行，这些脚踏车并不按铃，骑车的人已经懂得脚踏车铃是不能让任何人让路的，所以他们全凭自己的机灵绕开人和车，往前走。有时几乎就要撞到行人了，可他们会在碰到行人裤子前的一厘米处刹了车，将龙头象蛇那样一转，逶迤前去。
范妮站在维尼叔叔旁边，透过玻璃，望着外面的街道，这是她熟悉的街市。越过陈旧的街道和怨怼的人群，她看到了长乐村的尖顶。那里的窗子，是上海老房子常常用的小方格子钢窗，那里的房顶，是用红瓦铺起来的尖顶，多少残留了一点从前小康人家洋派的生活情调。那里的梧桐树是光秃秃的，在枝桠上吊着被雨水浸得黑透了的悬铃，范妮叫它们“毛栗子”。维尼叔叔的朋友贝贝，从前就住在那里的一个尖顶下面。他也是画画的，他的北房间里也有这种松香水的气味，他的窗前就能看到梧桐树枝上的毛栗子。维尼叔叔那时常常将范妮带到贝贝家里玩，要是家里来了他的画图朋友，范妮也总是挤在他们里面凑热闹。
长乐村的房子，和长乐路上别的老房子差不多，外表看上去还有点洋气，让人想入非非，但是里面已是破败不堪，楼梯肮脏，堆满了各家不舍得扔掉的杂物。走道上的玻璃破了，钢窗也已经锈死，关不严实了。公用厨房里到处是油污，邻居合用的厕所里散发着复杂的气味，又大又深的老式铸铁浴缸上，架着一条用旧了的洗衣板，当作洗脸时放脸盆的架子。而原来的洗脸池已经坏了，龙头都已经锈死了，池子里积满了灰尘和锈渍。一楼的客厅做了一家人家，一楼的书房做了另一家人家。楼上更是这样，间间原来的卧室，都住上了不同的人家。贝贝住在朝北的小间里。
贝贝像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一样。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工作，长得比一般人要高，细长的，像女孩子一样秀丽。贝贝家也很特别，没有床。他将原来给佣人住的小房间，硬布置成一间小客厅的样子，勉强放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晚上，贝贝就睡在双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单人沙发上。他每天早上都将被褥收起来，放到一只木箱子里。然后，在那只木箱上罩一块绣了十字花的旧桌布，它就成了沙发前的茶几。他的二楼北间和其他的房间不一样，不是用的钢窗，而是普通的木头窗，他不想看到普通的木头窗，所以常年挂着白色的窗缦，把房间遮得很暗。在他的小房间里看不到吃饭桌子，也看不到碗橱和日常生活的零星用品，在油漆龟裂的门上，别人家挂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的地方，他倒挂着一枝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玫瑰花，花瓣的边缘，象真正的玫瑰花那样卷曲着，听说，是贝贝用粗铁丝在煤气上烧红了，卷在布边上做成的。贝贝的房间象是个女人的香闺。
贝贝家的木箱子上，供着一只银制的高脚瓜子盘。那是贝贝家剩下的唯一一件东西，象狄更斯小说里的大卫.克伯菲尔在脖子上挂着的那个银链子。贝贝的生父是个商人，贝贝的母亲却是只得住在小公馆里的姨太太。解放时，他爸爸带着大公馆里的眷属逃到香港，没有通知贝贝的妈妈。贝贝的妈妈不甘心，自己想尽办法追到香港，从此将贝贝一个人留下。还是在贝贝家，范妮听到维尼叔叔也讲了一些奶奶的事，听说奶奶也在香港等了一阵子，等家里人设法申请出来，但爷爷没有提出申请，后来朗尼又出事了，奶奶便绝了念头，到美国去了。在家里，维尼叔叔从来不当着爷爷的面讲起奶奶，就是有时候不当心提到了，爷爷也从来不置一词。在贝贝舒适而感伤的家里，贝贝和维尼叔叔谈论着自己的妈妈，她们总是穿漂亮旗袍，用时髦的美国化妆品，不耐烦孩子，他们谈论她们，就象在谈论仙女。范妮还是在那里知道的，自己的奶奶喜欢在家里开舞会，穿一双金色镂空的高跟鞋，还有美国带回家的玻璃丝袜，后面有一条筋的。而贝贝的妈妈喜欢唱京戏，虽然是个姨太太，但她却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在贝贝还没有发疯以前，维尼叔叔常带范妮去看他。他们把唱机的音量放在最小那一档，偷偷地放着唯一的一张唱片，1910年代在柏林流行的轻音乐。那支乐队里有一把多愁善感的小提琴，像蚊子一样唱着。贝贝给维尼叔叔看他的抽象画，他将瓶子画得象方块，高脚花瓶却象尖刀。维尼叔叔说自己是个英国风格的水彩画家，而贝贝说自己是个抽象派画家，比康定斯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只知道康定斯基是抽象派画家，可看到的画，是康定斯基把蓝骑士画成一个模糊的小人，抽象得不那么厉害。贝贝觉得自己更抽象。维尼叔叔和贝贝一起挤着坐在沙发里，腿贴着腿，含情脉脉。他们以为范妮那么小，不会懂得他们，可是范妮就是懂了，没向谁打听过，自己就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范妮后来还猜想到，维尼叔叔总带着她，是将她当个幌子。只是维尼叔叔不晓得范妮已经懂得了。范妮从小就不教自明，懂得要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放到心里，什么也不说。
范妮猜想，贝贝和维尼叔叔的关系里面，一定贝贝是更象女人那一方的。有一次，贝贝身上穿了一件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衬衫，为了冒充是尼龙布的衬衫，他将缝纫机用的白线松松地在布上连了一遍，靠缝纫机线的硬度，让本来柔软的龙头细布微微隆起，给人尼龙布的感觉。贝贝穿了他的杰作见维尼叔叔，站在自家的门背后，象个女孩子一样含着笑，微微涨红了脸。
范妮总是在贝贝家的北窗里望着马路对面的红房子西餐馆，红色的墙就在门口的树影后面。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它是上海当时唯一没有关门的，有名的西餐馆。有一次，维尼叔叔和贝贝都流泪了，范妮看到了他们红红的眼睛。
后来，维尼叔叔突然不去贝贝家了，因为贝贝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他疯了。那天，维尼叔叔的脸像张打湿了而且揉皱了的白报纸。发现贝贝发病，是因为他自己突然跑到公安局去报告，说他和一些一起画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小集团，说好了，晚上要一起偷渡到香港去找父母。而且将小集团里的人说得有名有姓的。开始，公安局的人如临大敌，马上将贝贝扣了下来。后来他们街道的警察说贝贝有狂想病史，他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到香港去，而是被送到大丰农场去改造的上海舞女，她不是什么姨太太，他家也根本没有海外关系。公安局将他送到龙华的精神病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已经疯得很重了。即使是这样，公安局的人还是把维尼叔叔叫去好几次，因为奶奶的确在香港。贝贝提供的小集团名单里，第一个就是维尼。从此以后，就是经过贝贝的楼下，维尼叔叔也绝不向上望一眼，连贝贝原来留在他那里的画，都让他从画框上割下来，剪碎，丢掉了。
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签证出来以后
范妮透过糕点间的玻璃窗，数了数对面小尖顶下的窗子，贝贝家的那一扇仍旧黑着，这证明贝贝还在疯人院里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世，所以他的房间还被保留着。小时候所见到的温情而绝望的小房间，出现在范妮的心里。
长乐路上有一辆白色的进口汽车，向锦江饭店方向慢慢开过去，小心翼翼的，不知所措地混在车流和人流里，象一条在泥潭里苟且偷生的海豚鱼一样。
维尼叔叔身上有种外国香皂的味道从他的领子口里钻出来，让范妮闻到了，维尼叔叔总是让叔公带着到华侨商店去买小东西，自从叔公回到上海来住，用他的香港身份证可以进华侨商店买东西，维尼叔叔就只用力士香皂洗澡了。维尼叔叔的讲究，对漂亮东西控制不住的喜欢之情，总是让范妮想起贝贝，他们其实是一种人。
对于玻璃窗外面混乱的马路，有小格子钢窗的尖顶房子，关于贝贝的回忆，维尼叔叔身上的味道，以及国产咖啡在上海阴雨天里面散发出来的闷人的香气，范妮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站在暗处，对自己说，别不敢相信，这真的是自己在上海的最后一晚了。
签证出来以后，范妮一家传着看她那本加上了美国签证的咖啡面子的护照，心里总是不够确定似的。爸爸妈妈从新疆坐一天一夜马车，三天三夜汽车，四天三夜火车回到上海，他们两个人还浑身散发着火车上的臭味，第一件事情，就要范妮的护照看。手里握着范妮的护照，爸爸的眼睛就红了。妈妈一看爸爸的眼睛，就哭了：“我们家到底也有今天。”范妮站在边上，心里难过，可是说不出宽慰的话来。当时简妮也站在旁边，大瞪着两眼，同样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们把范妮的护照合上，交还给爷爷，看着爷爷拿去锁在家里放钱的抽屉里，又看着爷爷把钥匙收好。
那些日子，范妮到处去亲戚家告别，由维尼叔叔出面，在家里为范妮开了告别舞会。
最早出国的人，好象是80年左右。他们去公安局申请出国用的私人护照，就象真的要叛国一样心虚。那些人好象做贼似的，偷偷地走掉，不敢声张，怕在最后时刻被派出所拦下来。赶去与他们告别的人，也都一离开房间，就紧闭上嘴，不敢有一点点喧哗。维尼叔叔形容说，越狱也不过就是这副样子。但他马上遭到了爷爷的白眼。
一年又一年，范妮和维尼叔叔的朋友，家里的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一个一个地离开中国了，千奇百怪的理由，莫名其妙的海外亲戚，那些本来被隐瞒得好好的海外亲人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连家里那些姨太太家的孩子，也当成同父异母的兄弟来担保了。出国的名义也是五花八门，参加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居然也是申请护照的理由。那些实在找不到海外关系的，真的急了眼，到希尔顿门口去搭识外国人，也真的有人因此而找到了担保，出了国。去的国家，也是奇出怪样，美国，日本，欧洲都不算，还有阿根廷，巴西，新加坡，也有南非，埃及，马耳他，甚至洪都拉斯和冰岛，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去的。只要是离开中国就可以。那些人，都是当年誓死也不离开上海的，现在离开中国却是义无返顾，将家里的家具都处理了，房子也转租给别人。一个个偷偷出国的人，最后形成了煌煌大军，有一本私人护照，终于变成了令人羡慕的事。慢慢的，偷偷摸摸的告别，变成了一次次饭局，一次次家庭舞会，难得范妮去城隍庙买东西，看到做工好的中国乡土产品，就随手买来收着，到又有朋友出国时，可以拿去送行。能出国的人，越来越让人羡慕，就是得到了外国的邀请信，有资格去申请护照的人，脸上都有了骄傲的样子。那时候，电影院里面放了一个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叫《胜利大逃亡》。马上，上海人都觉得虹桥机场的国际出发门前，也可以拍一部上海版的《胜利大逃亡》。
然而，王家还是走不出去一个人，因为找不到经济担保，找不到邀请信。这可真的是奇怪的事，当初他们为自己家的海外关系吃足了苦头，现在海外关系吃香了，海外的亲戚们到一个个都缩手缩脚，连寄贺年卡时都不愿意写详细地址，生怕会提什么要求出来为难他们。奶奶更是杳无音信，纽约熟人辗转传过来的消息说，奶奶并没有死，就是不想再和家里人联系了。王家真的像是搁浅的大鱼一样，被搁在了上海。后来，每次送别人出国，家里都不提那个“走”字。
这次，算是轮到范妮家扬眉吐气了。而且是在六四以后，自费出国的消息频频吃紧的时候。打算出国的，人心惶惶，象当年国民党撤退时那样。范妮终于赢得了她想象中隆重的羡慕。从范妮得到美国语言学校的签证以来，不是他们请大家吃饭，跳舞，告别，就是别人请范妮吃饭，跳舞，告别。这次，范妮在别人的脸上看到了被掩盖在笑容里的悻然，那是还没有能够得到外国签证的人，席家的人，虞家的人，郭家的人，盛家的人，祖上和他们王家有生意上，亲属联系的人，当年都是有千军万马在外国的家族，后来也和他们一样被自己那复杂的海外关系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现在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海外关系，可以帮助他们离开上海。范妮发现，他们看她的样子，象牢里的人看着天上的鸟一样。范妮于是猜想，大概从前自己看别人，也是一样。真正到了发急的时候，就像美国罐头的姐姐那样，找到一个烂水手，也要嫁到外国去。那种在渴望逃亡中煎熬的眼神，范妮实在太理解了。
签证下来的日子里，范妮时时在心里劝自己相信，自己是真的就要到纽约去了，去祖上和洋人做生意发家的国家，去爷爷和叔公从前留学的地方，去现在婶婆仍旧住的地方，去传说中奶奶隐名埋姓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如今，她是真的要去纽约，当一个真正的外国人。范妮每天都劝自己相信这一点，可是总是象做梦一样，怎么也不能相信。看了自己护照上的签证，看了写着自己名字，目的地是纽约JFK的飞机票，还有曼哈顿岛上的语言学校入学通知书，还是不能真正相信。
如今，还有最后一晚上，终于是要离开这里去美国了。自己也会像那些离开的人一样，一去不回头，毅然决然，音讯全无，连衣锦还乡都不要了，只求自己在美国像婴儿一样重新开始。
“坐楼上还是楼下？楼上是有台布的，豪华点。楼下么，就实惠点，自家人来吃饭，将楼下的桌子拼起来，也蛮好。”胖胖的女跑堂招呼着这家人，维尼叔叔常到红房子西餐馆吃大菜，跑堂的人都认识他，所以用自家人的语气商量着说话。
维尼叔叔用手揽过范妮的肩膀，对女跑堂说：“今天是大日子，我家范妮明天就到美国去读书了，家里人最后聚聚。”
“告别宴会啊，”女跑堂看了看范妮，范妮对她突然笑了笑。范妮也可以算是个白净的上海女孩子，头小，高鼻子，带着一点宁波相，但她一笑，脸上那种带着点孤僻的清秀样子就被她的笑打乱，她笑得很用力，一双眼睛大睁着，带着紧张，一点也没有清秀女孩子应该有的甜。女跑堂也对范妮客气地笑笑，她并不喜欢这样就是不说话，也一副小姐相的女孩子，于是女跑堂收回眼光，说，“那么，总归要上楼去。”
女跑堂说着，自己就先上了楼梯。红房子的楼梯又小又窄，是木头的，踏上去吱吱嘎嘎地响。
高大的叔公一个人就把楼梯塞得满满的，虽然他已经衰老，但走路的样子仍旧不肯示老。他的呼吸像老人那样，是粗重的，带着咝咝的不畅通的声音，但他还是努力收着自己的肚子，腰背都是笔直的，保持着一生都常常运动，又谙风情的男人的样子。他将一条真丝的小方巾系在灰色的衬衣领子里，包着皮肤已经非常松弛的脖子，敞着黑色的派克大衣，他声音洪亮地说：“这喜乐意的楼梯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小得来，暗得来，到底缺少派头。”
要是按叔公的建议，范妮的最后一餐，应该去希尔顿酒店的扒房，吃法国大厨子烧的正宗法国大菜。叔公是在一班在恩派亚公寓后面的网球场打网球的人那里了解到的上海行情，那里是上海最时髦，最惯派头的地方，最适合叔公的脾气，就象他当年要跟年轻的美国领事比汽车那样。美国领事用的是政府的钱，而叔公用的是家产。但如今，家里人心里都明白，叔公是不会为自己的建议花钱的，他就是建议而已。按说，他是王家的主要继承人，从上海带去的诺大家产，祖上与美国人多年生意上的代理关系，连同当时从上海船运到香港的新款雪佛莱房车，就是和美国领事斗富用的，都是叔公在享受。就算五十年代时，王家在香港投机股市，受到重创，王家在香港从此一蹶不振，但还是瘦死的骆驼。王家的女人没有一个进舞厅谋生的，王家下一代的孩子们照样送到美国留学，叔公还是花天酒地了一辈子，还在香港养过一个过气的上海歌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流行人造革的时候，他一时兴起，就把他家里椅子上的真皮面子，全换成了人造革的。但他回上海来以后，张罗着买侨汇房，但也没有买。说冬天没有取暖太冷了，要买个大暖气，但还是没有买。他计划得头头是道，但从不真正花钱。在范妮出国的经济担保上，他让已经离婚多年的爱丽斯婶婶出头，总算动用了自己的面子。可是无论如何，他是家里的恩人，也不能让他出这个钱。所以，当时大家都转过头去看爷爷。爷爷垂着眼睛，当没有听见，接着跟维尼叔叔商量红房子的事情，叔公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爷爷再三问，是不是吃得到正宗的红房子菜，象烙蛤蜊和牛尾汤，但大家都知道爷爷心里想的，实际上是价钱。这一大家人到红房子去吃一顿正餐，加上酒和汽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多少年以来，这家里的人，等于只有爷爷一个人有一份正常的工资，因为在造船厂做工程师的关系，爷爷的工资不算低，但要养范妮，维尼叔叔和郎尼叔叔都吃在家里，所以实际上，家里一点也不比一户都有正常工作的工人家庭宽余，但还要请一个钟点工人来洗衣服和清洁。爷爷名下的确有一小笔美金遗产，是当年分家时王家为爷爷在香港存下的，被奶奶取走一半带到了美国，剩下的就不多了。全家人都知道那是断断不能动的救命钱，等到下一代能送出国去，才能用的。
这家人心里明白，但彼此从来不说破这捉襟见肘，从来不想要去希尔顿吃饭的念头。路过那开在华山路上的那个金碧辉煌的门厅的时候，范妮连向里面望一眼，都没有。她不肯象一般的上海小市民那样，在大酒店前面探头探脑的。她心里就不那么喜欢希尔顿这样的地方，云鬓香衫又回来了，拉玻璃大门的仆欧穿得象法国将军一样，但她家的人，却失去了这一切，连进去吃顿饭，都得下决心。其实，王家的人不愿意下这样的决心。要是叔公说他来请客，范妮想也许大家心里会高兴的，叔公请得起这顿希尔顿的法国大餐，他的港币直接可以在希尔顿的帐台上结帐，不用范妮家付高价的人民币转成外汇券。可他偏偏不说这个意思，别人也不愿意硬要刮皮，王家留在上海的这一脉，败是败了，可自尊心还在。
叔公怎么懂得范妮家这一脉困守在上海的人曲折的心思。可是，家里也没有一个人出头对他解释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愿意撕破那一点薄薄的体面。
“老先生晓得我们从前叫喜乐意啊？”女跑堂回转头来说，“侬是老吃客了！”
叔公大笑着说：“从前这里是随便点点饥的地方呀，现在倒这样有名气，真想不到。”
“我们这里，中央里的人都特地来吃饭，生病了，只想吃我们这里的东西，专门叫了军用飞机来运我们一客虾仁杯到北京。王先生晓得的。”女跑堂说，“就算是文化大革命，咖啡馆和西餐馆统统改成饭店，馄饨店，我们照样开自己的店，就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到这里来吃的也交交关关，老早的大户人家来吃的，也照样是有的。还有老早的电影明星，老早的小开，什么人都有的。也算怀旧吧”
维尼叔叔在后面附和着说：“是的，这些年，在红房子里做的人，世面见得最大了。”
“那小姐你倒看一看，我是什么人呢？”叔公偏过身体来，逗趣地说。
“甄盛，到了！”爷爷在后面提醒了自己的哥哥一声，也打断了他的话。
和楼下光秃秃的桌子相比，楼上的长桌子上铺了白桌布，墙上挂了复制的西洋风景画，还有用茶色玻璃做罩的壁灯。虽然桌布上斑斑驳驳的，有洗不干净的番茄沙司留下来的金黄色，西洋风景画也复制得一点也不见风雅，比维尼叔叔画的差多了。画框是烦琐的巴洛克式的，可花纹是用石膏翻出来的模子，粘在木条子上，再涂了金粉，范妮一看就知道那画框经不起摔，只要轻轻一摔，上面的石膏花纹就会裂开，是那种强要面子的蹩脚货。可是到底这里多少有点想要讲究的态度，象个想让人舒服吃饭的地方。
这家人的兴致高了一点，各自将身上的厚外套脱了，纷纷落座。爷爷，叔公，范妮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简妮，维尼叔叔，郎尼叔叔，还有范妮，真正自家人的晚宴。长条桌上，范妮坐在爷爷的右手边，叔公坐在桌子的另外一端，本来应该是女主人坐的位置。虽然这不是规矩的坐法，但到底也有自己的道理，叔公总算是家里的长辈，范妮是今天最重要的人。
范妮坐下后，将餐巾在腿上搭好，她记得维尼叔叔卖出了一幅小油画给离任的美国领事以后，带她到这里来吃过一次公司大餐。当时他不想请郎尼叔叔，因为他永远是吃白食，不肯回请的。因为不请朗尼，所以也不好请爷爷一起出来，他们只好两个人去庆祝维尼叔叔第一次把画卖出了五百美金，那是个天文数字了，还是绿钞票。那一次，维尼叔叔教过她这个规矩。在家里，范妮有时用刀叉吃炸猪排，但不用餐巾。
她偷眼看了一下爷爷，他也将餐巾搭在腿上了。
这时，她看到夹在爸爸妈妈中间坐着的妹妹简妮，她拿着餐巾迟疑了一秒钟，然后象爷爷那样搭在自己的膝盖上。简妮只用了一分钟，就从爷爷那里学会了餐巾的放法。范妮最恨妹妹的机灵，那种像上海人一样的机灵。对范妮来说，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妹妹与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自己平起平坐，是不能容忍的，这简直就意味着范妮的失败。
简妮向范妮望了过来。她知道范妮会想要看她的笑话，笑话她是没有进过红房子西餐馆的乡下人，范妮一向将上海以外的人称为乡下人，就是自己在新疆的亲人也不例外，而且更加苛刻，好象他们都欠了她一样。简妮的眼睛很大，而且特别的黑白分明，有着像探照灯一样的神情。当简妮和范妮的眼睛对视的时候，简妮把自己的眉毛往上挑了挑，简妮要让范妮明白，自己刚刚也看到了她偷眼观察爷爷，她们两个人其实一样，都是从爷爷那里学来的。
范妮最恨妹妹这种不甘心。
简妮跟着爸爸妈妈学了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小时候吃的奶粉，念的儿歌，穿的皮鞋，都是潜心万苦从上海带去。即使是生活在新疆，爸爸妈妈也坚苦卓绝地将简妮养成一个上海小孩。在大学里，同学都以为她是上海考生，她也从不说起家在新疆，而是和上海同学一样，每个星期六回家去，把衣服带回家来洗，说上海话。可是，范妮捉得出她的英文里有不是上海人发音的微小的区别，发“ou”这个音时，简妮的生硬。简妮有时和叔公用英文说话，范妮听着，什么都不说，简妮常常说出一些非常文雅的英文词来，范妮听不懂那些长词。但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一个一个地捉着她发音里的那个“ou”，心里轻轻说：“到底不是上海人。”就象听爸爸妈妈说话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长大的人，但是说着说着，就转成了普通话，他们的普通话绝不是上海人的那种普通话，而是地道的新疆普通话。他们到底从二十岁到新疆，大半辈子都不得不说带着兵团味道的普通话。爸爸妈妈的脸上看不出什么，但他们的手，却是和脸大不一样的粗红，指甲大大地包在手指尖上。范妮知道他们的手原来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她和简妮的手都是薄薄的，细长的那一种。为了不要强调他们的手，爸爸妈妈从来不戴戒指。
范妮知道自己恨得莫名其妙，但她忍不住为已经能看出来不是上海人了的父母和妹妹而感到耻辱，就象为自己家的败落感到耻辱一样。她恨他们到底不象上海人，不象是这个家走出来的人，但是范妮也恨他们将自己硬占在上海人的位置上，想要和自己平起平坐。有人说，这是因为范妮从来没有跟着父母在新疆长大，没有感情。但范妮觉得他们要不是自己的亲人，自己倒不一定这么恨他们。
简妮和范妮隔着桌子对望，她们的长相里都有一种硬，范妮是硬在笑的时候，简妮是硬在看人的时候。
她们彼此都确定对方是在妒忌自己。
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简妮的功课比范妮好得多
简妮的功课比范妮好得多，她考上了爷爷当年学的电机专业，而且还是交大的优等生。因此简妮觉得自己才给爸爸争了光，给爷爷争了光，给王家争了光。而范妮的作派比简妮洋气，说起美国的事，象是说上海一样熟悉，范妮觉得自己才代表了王家留在上海的一支，虽然穷了，可是没有走样。她们两姐妹都觉得，自己才最象是从这个家里走出来的人。
但是实际上，她们只知道自己家的祖上当过美国洋行的买办，很有钱，后来，逃到香港去了。可他们对香港的那一套规矩一窍不通，又看不起那个小地方，自以为从大上海来，不肯用心，就慢慢地败了家。她们并不知道更多的，也无从知道，爷爷对自己家过去的事避而不谈，外人的谴责，类似买办是帝国主义帮凶，卖人口，贩鸦片，都是他们干的坏事，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她们不愿意相信。父亲和叔叔这一辈更多的回忆，是一个电机工程师家庭的，对大家族的历史，也是道听途说，再加上了被剥夺以后的美化，所以，她们心里明白有些说法是不可信的。简妮和范妮，在种种笼罩她们生活的谜团中长大起来，将从前和自己的家有着万千联系的美国，当成自己伟大的理想，在她们心里，是要跳过一个时代，直接从美国回到自己家族从前的时光。这个愿望，对于她们这一代来说，像飞蛾扑火一样情不自禁。
在范妮得到签证以后，爸爸正式向范妮提出来，等她到了美国以后，要帮简妮寄美国学校的申请表过来，还要说服婶婆再为简妮做一次经济担保。简妮回上海，考上交通大学，在新疆就算是上海支边青年家庭的一次“胜利大逃亡”了，但她是王家人，她逃亡的目的地并不只是上海，也是美国。他们也把上海当成了简妮的出国预备部。范妮心里琢磨过，要不是自己早就不考大学，铁了心要出国，也许爸爸妈妈都会以为，还是先送样样出挑的简妮出国更合适吧，也许连爷爷都会这么想。因为简妮考上了他当年学的专业，拿出了一副做他接班人的样子。倒将成长为一个地道上海人的范妮挤到一边。范妮有时心里暗暗冷笑简妮的愚蠢，她不知道爷爷心里根本就不想让他的下一代再当中国人了，更无所谓上海的电机工程师，这么多年，爷爷从来不间断地找机会送范妮走，就是想让她当一个外国人。简妮根本不知道，爷爷的伤心事就是当时自己没能将一家人从上海带走，弄得家破人亡，一生蹉跎。她只是想讨好爷爷，让爷爷接纳自己是正宗王家人。范妮想着，看了一眼爷爷，他脸上照样子是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是平静地看着菜单。范妮一向明白，爷爷对自己有特别的疼爱，但她并不很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有什么，他到底计划和盘算着什么。但范妮却转过眼睛去，很有靠山似地看着妹妹。妹妹虽然是家里两代人中的第一个大学生，终于为王家在大陆重新争回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安慰了爷爷。但范妮出了国，这才是爷爷真正的心愿，范妮终于更胜一筹。
简妮先移开眼睛，偃旗息鼓。她嘴角浮出一个笑，好象是在嘲笑自己没本事，又象在讥笑范妮不自量力。
范妮笑了一下。因为她知道，简妮一定意识到，她简妮的命运有一小部分掌握在范妮的手里。范妮不光先用了家里供人留学的钱，还得帮助她说服婶婆再做一次经济担保，准备一次税单，财产证明。当时婶婆拖了快要一年才终于办好，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简妮心里有千万的不甘心，她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应该先去美国的人，但范妮到底是在简妮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申请出国了，范妮到底先拿到了经济担保，范妮到底先下手为强。范妮到底站在上风。而简妮现在再不甘心，也只有求范妮帮忙的份。
八十年代的时候，在红房子西餐馆楼上当跑堂的，真的是些见多识广的人，他们见过上海来这里吃西餐的各色高级人物。那时，它还算是上海最出名的西餐馆，来这里吃饭的人，都很庄严地对待这顿饭，就是比范妮家更有根底的大户人家，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去一次红房子西餐馆，也多少有点隆重。好多年以来，到红房子西餐馆吃饭，一方面是吃一次正式的西餐，另一方面，是看无论如何也想要讲究一点的客人。那是个可以从一个人吃相猜度这个人身世，遥想沧海桑田，多少享受到一点旧生活方式，而且可以甄别同类的地方，被上海咖啡厂出产的咖啡，或者是云南咖啡厂出产的咖啡那种沉闷的香气淡淡熏着，在这里吃饭的人都有点想入非非。有的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另外一种人，而有的人忍不住要露出自己的一点点本相，象阿拉伯女人难得也拉开面纱那样。客人们大都是提着精神的，不止为了一顿上海化的法国餐。
实际上，是这些客人使得店堂变得有趣，也有名。在二楼服务的跑堂，也渐渐磨练了从客人的做派上分辨不同社会地位的眼力。这也正是范妮一家都感到舒服的地方，他们还是乐意被人猜度自己家的从前，但自己一言不发。当时，希尔顿一楼“扒房”里高级的法国餐馆，拿不出大把外汇券的人，根本坐不进去。听说是一坐下去，就是250元，还要加15%的服务费。只有在上海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懂的外国人和猖狂的暴发户肯到里面去吃饭。据说，在希尔顿酒店的扒房里有整套不锈钢的西餐具，每一道菜都用不同的刀叉。照理说，应该是从外到里，一套一套用过去，但是没有一个暴发户会用，拿了吃鱼的刀用力割牛肉，力气用得连指甲都发白。而在红房子，虽然只有一套餐具，勺子还常常是铅皮做的，但客人里，常常能见到把一客炸猪排也吃得优优雅雅的人，一张猪排吃下来，刀叉在盘子上不会发出一点过分的声音，嘴上，桌上都干干净净，吃完了，懂得将刀叉好好地顺向一边。那都是不肯些进扒房的人，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还有自尊心的原因，以及小小的，但不屈不饶的虚荣心。
红房子的店堂里，总有一些慕名而来，没有受到过怎么吃西餐教育的人。他们到了红房子西餐馆的长条桌子上，多少有点心慌，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洋盘。于是他们用眼睛飘着已经在吃的人，看他们哪个手拿刀，哪个手拿叉，汤快喝完的时候，是把勺子往向着自己的方向刮，还是往反方向刮。一边在心里温习。
看到将一副刀叉拿得比榔头还要重的人，跑堂的人就在客人点菜的时候一一告诉他们，要么洋葱汤，要么牛尾汤，要么乡下浓汤，要么奶油蘑菇汤，总之汤是要每个人自己吃一份的，不可以来一份洋葱汤，一份牛尾汤，放在桌子中间，大家伸勺子过来喝；汤不喝完，后面的主菜是不可以上来的，所以不要把汤留着过后面的主菜吃，这样后面的主菜就永远也上不来；一个人要一份主菜就足够了，不用一道一道地点；小面包是奉送的；火烧冰激凌倒是可以和饭后的咖啡一起来。他们大声教导着，不管客人的脸已经胀得通红，在上海，每个人都知道当“洋盘”是多少失面子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捉弄人的心思，只是真的想客人按照规矩吃西餐。看到客人象赫鲁晓夫那样把餐巾的一只角塞在衣领里，象小孩子的围兜兜一样用，却不说什么，他们认定那是“罗宋派头”。
但是看到范妮家这一桌子的人，跑堂的人，就只握着点菜的小本子等在旁边，不多嘴。果然，这家人将餐巾一一正确地铺在自己的腿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在菜单上点出自己要吃的东西。报出来的，果然都是红房子的看家菜：烙蛤蜊，红酒鸡，红烩小牛肉，牛尾汤，还有火烧冰激凌。这家人的态度，都多少带着一点不肯让人看成平常人，又不肯让人看出来自己在意的当心，其实在心里斤斤计较，但尽量面子上不露声色。跑堂的只管望着他们，心里明白得很。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看到象范妮家这样的人，他们身上风雨飘摇的痕迹，比一般的客人耐看。范妮这家人里面，只有很少的孩子和女人，老的没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中的也没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除了范妮的爸爸，一边照顾简妮，一边照顾爱莲，那是他的老婆。范妮长得是很象爸爸，但是她对自己的爸爸淡淡的，倒是与娘娘腔的维尼叔叔很亲近。范妮应该有25岁上下了，但是在这样重要的家宴上却没有她自己的男友在座。而且，看她那冷清的样子，就知道这个女孩不光是处女，而且很可能都没有谈过恋爱。这一点跑堂的可以想得通。这种吃足了新社会苦头的人家的小孩，有些人，就是已出国为自己的生活目的的，象那时候到乡下去的知青也有人不回上海就不结婚一样。这种人要是出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没有男友才是一身轻松。到了那边，找到有身份的男人结婚，就可以当一生一世的美国人。
叔公对跑堂的人吩咐说：“一人来一只用军用飞机送到北京去的虾仁杯，我伲要尝尝看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叔公为自己要的是烙蛤蜊，他说：“这道菜倒是保留下来了，不容易。原来喜乐意里面的法国菜是烙蜗牛，并没有烙蛤蜊的。那时候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占领上海，法国的东西运不到上海来，那时候，我们家的汽车也不能开了，因为汽油是战时紧张物资，配给的。喜乐意里的大师傅就用蛤蜊代替蜗牛，创造了一道喜乐意特色菜。说起来，上海人是真聪明，懂得变通。我还是那时候吃过的。那时候到喜乐意吃饭，正好大师傅到店堂里来谢客人，好象他是个山东人，是他介绍我们尝尝这个菜。到现在居然也有四十年了。”
为了庆祝范妮出国，爷爷特地开了一瓶红葡萄酒。
跑堂的胖女人取来了玻璃酒杯，分给桌上的人。酒开了瓶，倒在杯子里，晃了又晃，可酒液一点也挂不住杯子沿，看上去实在不算什么好酒，但那也是红房子可以开出来的最好的酒了。张裕的红葡萄酒，据说还是从前法国传教士带来的技术。爷爷举了举手里的杯子，轻声说：“祝贺范妮终于有机会到美国！”
大家碰了杯，都轻轻叫“cheers”。
爷爷又朝叔公举了杯说：“甄盛，你和爱丽丝是范妮的恩人，大恩不言谢。”
大家都附和着爷爷的话，向叔公举起杯来。范妮说：“叔公，我还是要说谢谢的。”象擎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一样，范妮向叔公举起自己的酒杯。
叔公站起身来，说：“大家都不要客气，这么多年，你们吃苦良多，如今我能帮上忙，心里真的是高兴和安慰。其实，为范妮做经济担保对爱丽丝也没有什么为难，她一个退休教授，又没有逃税的问题。”叔公特地与范妮碰了碰杯，“范妮，我为你高兴。”
大家喝了杯子里的酒，脸都有点红了。放下杯子，维尼叔叔轻轻吁出一口气，说：“上帝保佑，总算成功哉。说起来，也象是电影一样巧，范妮正是去住爹爹从前读书去住的那条街，也是命。”
叔公说：“我也去住过，我在麻省理工，学工商管理，是爹爹定规要我去学，要是我自己，就学baseball专业，jazz专业，我到现在还可以背得出三百多首当年的英文歌的唱词，一点也不比现在在立体声里做老歌曲的查利林差，只怕了有的歌我懂，他却不懂。现在我需要睡觉的时间少了，醒着的时候，就把它们抄在一本本子上。范妮见过的。那一年，我毕业要回上海，甄展刚刚到纽约，我就去纽约看他。其实我最喜欢纽约，那里才是花花世界。我不想在新英格兰住，爱丽丝又吵着要读书，不在我那里。我真的寂寞死了。我也记得那条路，在格林威治村里面，一条小马路，十字路口有一个石头的喷泉，流水日夜不停，两面都是红房子，绿藤。离地铁站不远。”
爷爷说：“那是spring street站。那个地方方便极了。范妮将来到上城去，回家的时候也要在那里下车。”
范妮点点头，她脑子里能想起来的，都是欧.亨利小说里描绘的下城格林威治村，在爬满了藤叶的老房子里，住着一个穷画家，病了，躺在床上望窗外的藤叶。现在她多知道了一点，那房子是红砖的，大概从外面看，就象红房子西餐馆一样。她租的房间附近的地铁站，叫spring street。可是，她还是不能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走到少年时代读过的美国小说里面去。
“听上去，范妮象要走到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里去了一样。”维尼叔叔也说。
“我也觉得这是假的一样。”范妮说。
“因为想得太久了，来了，反而不象是真的了。”爸爸隔着桌子对范妮说，“我和妈妈在火车上，常常要拿出来你们拍来的电报看，也是心里不敢相信。想想1960年的时候，姆妈叫郎尼先办出去，郎尼也是开始办申请了，天天到魏先生家去补习英文，还不是突然出事情。”爸爸说着看看郎尼叔叔，他正坐在桌角，默默吃自己那份盛在高脚玻璃碗里的虾仁杯。他的手象农民那么粗大，那么结实，与吃虾仁杯的小勺子一点也不般配。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用发蜡梳起来以后，能看到一点头皮了。
听爸爸说到自己，郎尼叔叔探了探眼睛，可什么也没说，也不接腔。他的眼睛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他高中毕业时，因为出身问题，所以虽然参加了高考，但还没有发录取通知单，校长就找出身有问题的高三学生开会，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问题了。果然，第一批不录取通知单里，就有朗尼的。朗尼帮过的同学，倒都考上了大学。痛心的爷爷，这时决定先以送朗尼到香港治病的借口，将朗尼送到香港去继续高中。爷爷找到自己的朋友魏先生，他从前是《字林西报》的英文编辑，报纸关门以后，他被遣散回家，自己在家教授英文。爷爷送郎尼叔叔去魏先生家补英文，准备到香港就直接进英文高中上课。可是，突然，公安局到家里来找郎尼叔叔问话，说他在魏先生那里上课的时候，说了什么反动言论。郎尼叔叔什么也想不起来，可公安局的人在他面前，当场画出一张当时的地形图，魏先生家的小客厅里，门在哪里，沙发在哪里，那天上课时候，谁靠窗坐，谁靠桌子坐，还有谁在场。这张一清二楚的地形图把郎尼叔叔吓呆了。很快，郎尼叔叔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送到大丰农场劳动。到了大丰农场，朗尼才知道那一年整个上海都在清理社会上的英文补习班，去补习的人，都被认为与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阶级异己分子。朗尼在劳动教养结束后，仍被留在农场里，不许将户口迁回上海，就这样，他在大丰农场一直呆了二十五年，到1987年，才终于回到上海。郎尼叔叔十九岁离开上海，四十三岁回到上海，他从一个每天在头发上抹凡士林发蜡，梳派克头，到英文老师家去补课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满脸晦气的老光棍。
郎尼叔叔从来不和家里的人凑趣，就是开口说话，也好象别人都欠了他一样。维尼叔叔和范妮都知道他从来不怕败大家的兴，他就是有办法直望着你，不接你的腔。所以他们都轻易不去和郎尼叔叔搭讪，开始他们不愿意去刺激他，后来他们是不给他机会让大家都不高兴。要是不理郎尼叔叔，他也从不多事。而爸爸得意忘形。
“所以，你要想到，你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啊。”郎尼叔叔慢慢地开了口。
爸爸还是不知道收声，辩解说：“你怎么这么想，那你还是回到了上海，我真的要留在新疆一辈子呢。我也没说你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
“我来给你画一个地图，要是这些年美国没什么变化，就可以方便找到。”爷爷突然放下叉，对范妮说。
他找出纸和笔，开始在纸上画，曼哈顿象一个香蕉，下城象香蕉的一头，两边都是哈德森河，爷爷在上面画了一些曲线，当成哈德森河上的波浪。华尔街，南码头，格林威治村，小意大利，唐人街，下东村，象香蕉上的黑色芝麻斑一样。桌子上的人都凑过来看，爸爸和郎尼叔叔也都不说什么了。。
“You got it?”爷爷突然用英文轻轻问，他吓了范妮一跳，爷爷本来从来不说英文的。然后，爷爷换了一张纸，画了一条竖的街，“春街，”爷爷说，再画了几条横着的小街，然后又画了一条细细的竖着的街，“就是这里，维尔芬街，我刚到纽约住的NYU学生宿舍，世上的事情就有这么巧。也是你要去住的地方。”爷爷在小小的十字路口上画了一个小圆圈，表示那里就是叔公提到过的石头喷泉，日夜都不停地喷着水，“夏天的晚上，纽约也有很热的时候，开着窗子睡觉，老远的，总是听到那个喷泉在响，不习惯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下雨的声音。”然后，爷爷画了一个大大的圆，“这是华盛顿广场，学生最喜欢去的地方。秋天的时候，有小贩在那里烤栗子卖，香气传得老远。”
范妮又想起欧.亨利小说里写到的故事，他也写到过纽约秋天卖烤栗子的小贩。自己看过的那本欧.亨利的小说，是一本十分破旧的小说，不知道经过多少人手里翻过，才传到了范妮手里，封面早已掉了，第一页到第七页也掉了，整个书都软搭搭的，回潮的雨天里，它散发着旧东西复杂的气味。她是闻着那气味，记住了纽约的秋天沿街会有小贩烤栗子的。后来，范妮肯定又在别的美国小说里读过过这样的细节，但是在杰克.伦敦的书里，还是在马克.吐温的书里，或者是在《珍妮的肖像》里，她已经忘记了。有时这些书里会出现一个椭圆形的沪江大学图书馆的蓝色图章，那一定是文化大革命烧书的时候，从大学图书馆流散出来的藏书。在寒冷的冬天，在垫高的枕头上，有一本外国小说看，肚子上压着一个鼓鼓的热水袋，这是范妮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有两个地铁站可以下，一个叫West 4,从那一站下，要穿过华盛顿广场，我是喜欢过华盛顿广场的，还有一站更近，叫spring street,那时候很多艺术家在那里开小店，手工做的女人戒指最漂亮。”爷爷在纸上标出来两个地铁站的位置，但是他没有提起，他之所以知道春街上的手工戒指好，是因为奶奶来看他的时候，在春街买了不少戒指的缘故。
“甄展，你其实一点也没有变，”叔公说，“我那时要去纽约看你，去接姆妈带过来的笋干，你也是画了这样一张图，给我寄过来，你记不记得。”
“你又没有用我的地图，雇了出租车来。”爷爷说，“你穿了一条白裤子，戴了一顶巴拿马草帽，爱丽丝穿了蓝色的蓬蓬裙。”爷爷说。
“叔公，你和婶婆的派头真好啊。”维尼叔叔对叔公笑，虽然婶婆早和叔公离婚了，她当年就留在美国，不肯回上海当少奶奶，但他们却一直有联系，保持着洋派学生的风度。
叔公也笑：“我也就是好看，银样蜡枪头。你爹爹才是学问好，他是在NYU都可以拿得到奖学金的好学生啊，一口文雅的英文，连我的美国同屋都说，电话里一点听不出来是个中国留学生。爱丽丝也是个欢喜读书的人，她的心气多少高啊，是美国名校的学生，就是宋家姐妹读书的那个威斯里女子学院，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她就是和甄展谈得拢，连她都说甄展的英文好。”
一直静静听着的简妮插嘴说：“那爷爷可以教我英文，肯定比我们前进学校的老师还要好。”
爷爷摇摇头说：“已经早就还给老师了，简妮。我是什么都还光了，专业也还给NYU的教授们了，就算现在我有机会回去见他们，我也没有这个面孔。”
一向沉默寡言的爷爷突然说出这么痛心的话来，让一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对付。大家僵在桌子上。
最后，还是维尼叔叔满脸堆着不知所措的笑，一双手紧紧握着刀叉，轻声说：“爹爹，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爹爹。”
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范妮将自己的肩膀缩起来
范妮将自己的肩膀缩起来，并埋下眼睛，这样让她感到舒服一点。
而简妮则瞪大了自己的眼睛，她眼睛里全是要为爷爷担当什么的勇敢，就象她考到了上海，告诉爷爷自己选择的专业的时候一样。
好在这时上主菜了。跑堂的将白色的大盘子重重顿在桌上。即使是红房子，也已经不懂该将食物轻轻放在客人面前。一连三份烙蛤蜊使得满桌都散发出加了奶酪的熟蒜茸微臭的香气。别桌上的客人都朝范妮家的桌子上看。
叔公说，居然烙蛤蜊的样子和味道都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味道淡了点，“大概我舌头上的味蕾死得差不多了吧。”叔公说着，远远地拍了一下范妮的胳膊，“好好抓紧机会享受人生啊，人老了以后，什么都不太有意思了。我最欢喜看那些在麦当劳里工作的年轻人，动作快，声音响，那就是美国，就是年轻啊。”
爸爸妈妈点的是葡国鸡，那是他们在离开上海时匆忙举办婚礼时，在红房子西餐馆吃过的菜。范妮和简妮都不敢点鸡，在西餐馆里吃鸡，不可以用手，要用刀叉，一点一点与鸡骨头上的肉斗争，实在太累了。范妮点的也是烙蛤蜊，简妮点的是炸猪排，在新疆的家里，妈妈也常做炸猪排吃，家里也特地备着刀叉，这是简妮最会吃的西餐主菜，在用刀叉吃饭的时候，佐餐的就是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说不光的霞飞路，小开家的家庭舞会，自己有一支吉他乐队的，沙球和吉他，红房子西餐馆里的法国大菜，《Moon river》，《around the world》，那都是他们开家庭舞会时听到的唱片，也是他们被发配到新疆的理由。简妮从来不觉得自己不是个上海人，会对红房子西餐馆陌生，只是她今天不想出一点差错，宁可保守。可爸爸妈妈居然可以用笨重的刀，把鸡块上的肉都剔干净，吃得有模有样，一丝不乱。他们俩坐得笔挺的，手肘贴着自己的身体，掌刀的那只手腕轻轻动着，鸡块上的肉就被老老实实地卸下来了。他们粗大的手和郎尼叔叔一样，与他们文雅的吃相不般配。让范妮不得不暗暗服气的是，即使他们的手因为长期的体力劳动变成了这样，即使他们的口音里有那个陌生的“ou”，他们吃起东西来，还是没有走样。甚至，比自己姐妹的样子还要好。
郎尼叔叔点的是红烩小牛肉，他用叉点了点范妮面前的黑胡椒瓶，说：“拿伊pass过来。”范妮就把那小玻璃瓶给郎尼叔叔递了过去。在长桌子上的灯光下，范妮看到自己的手背是那么细白。她垂下眼睛，并不看郎尼叔叔的脸，她认为郎尼叔叔的声音是生硬而且有敌意的。郎尼叔叔粗大的双手象榔头一样，重重地吊在手腕上，那是大丰农场砖瓦厂的纪念品。他要的红烩小牛肉其实一点也不合适他，他的牙齿因为长期的牙周炎，已经坏了一大半，回上海以后装了假牙，天天晚上，他要从嘴巴里取出假牙来，放在水里泡着，象爷爷一样。但他还是坚持要不好嚼的牛肉，那种牛肉就是切得再小，他的牙齿也对付不了。老光棍的脾气一定是别扭的，不光难为别人，也同样难为自己。那时，范妮这么想。
维尼叔叔要的主菜也是烙蛤蜊，他细长的手指尖尖地伸过去，轻轻扶住坐在小凹档里的半个连壳蛤蜊，将淡黄色的蛤蜊肉从撒了大蒜茸的汁汤里叉住，剥出来，再裹起一些蒜茸来，放进嘴里。他的小指头微微向上翘着，象女人一样柔和。他也是瘦长高大的，脖子上有一颗淡咖啡色的痣，显出白皙的皮肤。见范妮望着他，他体贴地劝道：“就是吃不下，也多少吃一点。范妮，你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回来上海呢。”
“维尼叔叔，你的吃相也好看。”范妮说。
维尼叔叔对着范妮笑，范妮知道维尼叔叔最喜欢别人说他好看，他天生就是个喜欢好看东西的人。就是维尼叔叔在里弄生产组里绕铜丝线圈，只挣几十块钱工资的时候，他的画图朋友到家里来玩，也一定要去大一点的烟纸店，买细长的阿尔巴尼亚香烟来招待朋友，因为它有与中国香烟不同的样子。在范妮小时候，上海的男人都剪一模一样的平顶头，或者留得略长，修成三七分。而维尼叔叔总是把自己的头发修成象甲虫一样，圆圆的盖在头上，他的几个画画的朋友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猜想这就是甲克虫乐队的样子。他们以为，列农他们的甲克虫乐队风靡了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一只甲虫的样子，盖在头上。那时贝贝也剪了一个和维尼叔叔一样的头，从沙发后面看上去，他们像是一对双胞胎一样。要到后来，上海电台重新开出立体声之友节目，介绍外国音乐，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的头发和甲虫并没有联系，而他们的歌，用只听过莫扎特和比利翁的耳朵来听，要花许多时间才能习惯，然后才能喜欢上象《Hey, Jude》,《Imagine》那样比较温情的歌，找到里面单纯的感伤。但对那些歌曲里面的理想主义，却始终是陌生。
维尼叔叔还是喜欢更柔和浪漫的中产阶级曲子，像那时和贝贝一起听的，那把小提琴像海涅的爱情诗一样多愁善感。有时候，范妮看到维尼叔叔开着录音机画画，他总是画一些想象里的街道，房子和放了花瓶和水果的桌子，他拿着一支油画笔，跟着音乐独自在画架前面跳舞，那是他自己编出来的舞蹈，象土耳其的僧侣那样歪着头，他把两条长长的胳膊合拢来，拥抱着一团多愁善感的音乐，在他房间中间的一小块空地上转来转去。那时候，范妮总是觉得，维尼叔叔一定想起了贝贝。
范妮其实什么也吃不下。她觉得自己象一只气球一样，在半空中飘飘摇摇。爷爷的地图就放在面前，现在，自己的将来成了一张凭记忆画出来的地图。她自从上海有人出国的那一天开始，也有许多次想象自己大功告成的那一天，开舞会，告别，拿到飞机票，到红房子吃饭，家里的人终于可以自豪地宣布，王家也有人到美国去了。这些范妮都想到过，想象不出来的是，自己会高兴成什么样子。现在，范妮感受到，自己的心里，并没有象想象不出来的那样高兴。这让她感到惶惑。跑堂的胖女人过来送简妮的猪排，范妮感到了她的目光从自己的脸上扫过，那胖女人有一双聪明的眼睛，懂得察言观色。范妮动牙齿嚼了嚼，将自己嘴里含着的食物咽下去，叉住另一个切开一半的贝壳里的蛤蜊，将它拉出来，再去裹一些蒜茸，放到嘴里。她不要胖女人看出来，她为将要到美国去，连饭也吃不好了。“我也没有这么不中用的吧。”范妮在心里对胖跑堂说。
一家人喝光了为范妮去美国而开的红酒。
吃完饭出来，天又开始飘毛毛雨，路灯下的街道此刻湿漉漉的，下班的高峰过去以后，没有什么夜生活的上海街头，几乎没有行人。叔公叫了三辆出租车送大家回家。爷爷拉了范妮一下，让她和自己一起乘最后一辆出租车走。看着前面的两辆出租车朝长乐路拐进去了，爷爷和范妮才把停在路边等他们的出租车打发了。范妮将手插到爷爷的臂弯里，那里总是干燥而温暖的。爷爷常喜欢晚上散步，要范妮陪着去。范妮和爷爷一起去散步的时候，就这样把手插在爷爷的臂弯里，爷爷就把自己的胳膊夹一夹，象是握住范妮的手。
夜晚的毛毛雨，不是一滴滴下的，而是象雾那样漫天飘拂。慢慢的，头上和身上就湿了，用手一抹，满手都是湿湿的水气，头发慢慢也会耷拉下来，贴在头上。爷爷和范妮向长乐路走去。
长乐路上大都是住宅，沿街面的，是多年失修的旧洋房。朝南的有一个花园。一眼望过去，一些灯光是从紧紧关着的木头百叶窗里透出来的，远看，那些房子简直就象是空关着的一样。有的窗子开着百叶窗，里面爬出来的灯光，照亮短短的窗台，还有晾在窗沿下的衣服。蒲园是条大弄堂，里面的洋房也带着花园，能看到花园的围墙里伸出夹竹桃和冬青树湿淋淋的枝条。这都是范妮从小熟悉的街景。这雨中的安静，让范妮心里轻松了一点，象穿了一整天高跟鞋的脚，终于插到了已经穿歪了跟，所以跟脚极了的拖鞋里。她真的想静一静，可今天，一向缄默的爷爷却想说话。
“你现在到美国，20小时的飞机就行了吧？”爷爷问，“比我们那时候要快得多了。我到纽约，正好在战时，坐船。从上海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换火车，从加尔各答到孟买，就象我们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那里上的是美国海军的运货船，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上美国海军的船，从印度到南非，才到纽约。路上要走50多天。惊涛骇浪。船上没几张唱片，天天放《You are my sunshine》，离纽约近了，能听到美国电台的广播了，第一听到的，就是美军进攻欧洲大陆，罗斯福总统在电台里带领美国人民为军队祈祷。那个国家，人人爱国，团结一心，处处都有自尊和尊严，清清爽爽。而我们上海，有钱人天天怕日本人和特务来敲他家竹杠，最后吓得精神失常，自己跳楼自杀。”
范妮心里虽然为爷爷竟然有这么好的记忆而吃惊，但她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爷爷又说：“叔公说，我的爹爹，因为家里是世代的天主教徒，为天主堂做点事，所以几代人的小时候，都会说些英文，所以也有机会到上海的洋行工作，后来成了上海数得着的代理商，钱多到国民党要敲竹杠，日本人要敲竹杠，黑道要绑架，只好把自己的房子盖到巡捕房的贴隔壁。要是没有机会，我们家还不是宁波乡下的一个乡下人。一个人的一生，机会是最重要的。没有机会，什么都没有。”
这是爷爷第一次对范妮说到曾祖父的发家史，还是借用叔公的话。爷爷从来对王家的家世不置一词，范妮隐约听到过，王家的发家，和美国洋行有很大的关系，那时的美国洋行做过两件让中国人痛恨的事情，一是贩卖鸦片到中国，二是贩卖劳工到美国。但范妮并不相信，因为中学的历史书上也是这么说，赵丹演的电影里也是这么说，而她，从来就对宣传反感。她从来不问，但她知道爷爷了解一些真相。因为有一次家里的客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对她的女儿说过，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不说，是为了保护她。爷爷听了，表示过赞同。而别人也对范妮说过，爷爷是只老狐狸。
范妮想，爷爷没有说的是，他这样一个NYU的高材生，专修船舶电机的工程师，因为没有机会，一辈子都没能独立负责设计过什么。爷爷不说，她范妮也不能明说。这就是他说的栋梁变朽木。
“从前旧社会，美国洋行鼓动中国人到美国去，你晓得用的是什么名头？他们说，美国遍地是黄金。正好在美国西部发现了大量的金矿，全世界晓得消息的人，都涌到美国的西海岸去。所以，我们中国人将San Francisco叫作金山。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特地去那里找过中国劳工的遗迹，当时从美国东部到西部去挖金子，路上要走接近一年的时间。我去的时候，只要几个小时的飞机。挖金矿的人里面，就是中国劳工最能吃苦，挖到的金子也最多，让其他的人妒忌。真的也有不少人，发了财。我看到当时的中国杂货店里还有买鸦片的地方。”爷爷说。
“我晓得了。”范妮答应爷爷。但范妮想起来，历史书上说，是中国的买办伙同外国人将中国人贩卖到外国去，他们一起骗中国工人说，外国遍地是黄金。其实，劳工到了美国，就去修铁路了，好多人累死在美国西部的铁路上。范妮疑神疑鬼地想，莫非王家的祖上还贩卖过人口？
“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爷爷夹了夹范妮的手，“只要你一看到纽约的蓝天，就会精神起来的。”爷爷摇了摇头，“我一辈子再也没有见到有比纽约还蓝的天，太阳亮得你睁不开眼睛。”
长乐路上，路灯黄色的灯光在如雾的冻雨里，象印象派的画一样迷迷蒙蒙。有人穿在黄色的塑料雨衣里骑车而过，象被大风刮下楼去的衣服一样无声而迅疾。失修的人行道上有一个个小水洼，在暗淡的路灯下亮闪闪的，要到天亮，才会看到那里都是污浊的黑水。爷爷和范妮都知道，当踩到摇摇晃晃的石板，就轻轻抬脚，摇晃的石板下面已经积满了雨水，重重踩过的话，石板会把下面的水都溅起来，弄得满脚都是水。范妮拉着爷爷的胳膊，让过一块块人行道上松动或者碎掉的石板，尽量不弄脏自己的鞋。
“我就是怕你从小见的多了，又和维尼亲近，受他的影响太大，不懂得要抓住机会。维尼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目光短浅。你一定要记住，现在你等于是第二次投胎，范妮，就把从前的事全部都忘记。”爷爷说。
“好的。”范妮答应着说。
经过长乐路，淮海路，复兴路，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弄堂了。弄堂口的小房子是一家浙江裁缝店，裁缝店的窗子上亮着黄色的灯光。范妮这次出国的一些衣服，就是自己拿了样子，给浙江小裁缝做的。小裁缝的房间里整天开着一只小半导体，他也需要有一搭没一搭的音乐。裁缝店后面没有路灯的弄堂，就是范妮长大的地方。这条弄堂里有十二栋带小花园的新式里弄房子，里面有一栋，本来是范妮家的，那是当年曾祖父给爷爷结婚的房子。现在一楼住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搬进来的人家，当时爷爷自动把一楼交给了房管所。留下了二楼。从前，一楼是家里的客厅，餐厅和爷爷的书房，但范妮并没有见过那时的房子，也没有见过奶奶。
他们走回到自家的弄堂里，经过自家的小花园。透过稀疏的竹篱笆，范妮看了看楼下人家的花园，那里原来是用黑色铸铁栏杆拦起来的小花园，维尼叔叔告诉过范妮，当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里弄里的人来动员爷爷把花园的小铁门和铁栏杆都拆了去炼铁。范妮在维尼叔叔画的房子上见到过这房子原来的样子，维尼叔叔把这栋五十年都没有维修过的旧房子画成了一栋淡绿色的旖旎的房子，在黑色的花栏杆后面，是绿意葱茏的小花园，有奶奶种的法国种玫瑰。里面还有一个石头的小喷泉在流出一缕清水。那是维尼叔叔梦中的家。范妮朝小花园里望了望，那个小石头喷泉被淋湿了。那些玫瑰树，也因为多年的不照顾，花一年比一年开得瘦小了。不开花的时候，楼下人家会将垫被搭在上面晒。从小到大，范妮太熟悉自己家小花园里的样子了，长了青苔的小石头喷泉，象一只冻得发抖的猫一样，匐伏在冬天的夜雨里。
“爷爷，那个喷泉是不是你装的？”范妮突然问。
“是啊。是我从石匠那里定做的。”爷爷说。
到今天晚上，范妮才猜出来，从维尔芬街回家的爷爷，想在上海的家里也能听到日夜不停的流水声。范妮又一次意识到，这家里还有自己不知道的许多事情。
“那你爸爸的照片是不是真的被你都烧掉了？”范妮又问，她想起小时候听到的抄家故事，某家的地板被翘开来以后，里面都是特务委任状，手枪，金条和密码本。她想，自己明天就要远走高飞了，爷爷也许会多说一点秘密，比如在自己家的什么地方也有这么一箱子从前的家底，买办家不可告人的秘密，爷爷原来就象《海霞》电影里的那个潜伏特务。
“是真的，全都烧掉了，连我在NYU的毕业证书都烧掉了。”爷爷说。
“那王家的祖上是不是也帮外国人贩卖鸦片，和人口？那么多钱到底是怎么挣的？”范妮又问。
“我也不知道家里的那么多事情，我们家里真的没有家谱。叔公继承家产，我只管读书，”说着爷爷打了一个顿，像是被呛着了一样，“还有做梦。”这是爷爷当年应付造反派的话，范妮从来没想到这会是句真话。
爷爷伸手搂着范妮的肩膀，他拍了拍她的后背，声音突然变得谙哑，他说：“你现在可以永远也不要管这些事，只管远走高飞。”
回到家里，范妮发现，爸爸妈妈又在范妮房间摆弄行李，爸爸已经换了旧毛衣，摩拳擦掌地站在房间中间，妈妈跟在爸爸后面，手里拿着一卷固定行李用的细麻绳，他们二十多年来往于上海和新疆之间，每次都在上海带足吃的用的，连同妈妈用的卫生纸，他们炼出了一身装箱子，绑行李的本事，能把行李绑得象砖头一样，又平整又结实。范妮记得，小时候他们在上海过完春节，要回新疆的时候，他们的行李重得根本搬不动，只能在地上滚。妈妈总是上火车前加固自己的裤裆，因为火车上到处都是人，有一次她从火车座的靠背上跨着到厕所去，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裤裆拉裂了。范妮看到他们那种在她的行李面前浑身是劲的样子，心里突然就烦了。她在心里骂出一句：“讨厌！”
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现在一定是万无一失了
爸爸妈妈在她的行李上别了白色的小布条，上面用黑笔写了她在美国和中国的地址。爸爸妈妈一到和行李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出一股风尘气。连同范妮的行李，也显出一股死命抢夺的风尘气来。
范妮将自己的一张脸冷了下来。“吃相这样难看。”她心里骂。
妈妈迎上来说：“现在一定是万无一失了，一共四件，爸爸又帮你秤过了，托运的两件只超过两公斤，说说好话应该没有问题，多出来的，我们帮你放在另一个行李袋里，里面都是你暂时用不着的衣服，夏天的裙子什么的。过磅的时候先一起放上去，要是要加钱，我们就先帮你带回来，从海运寄过去好了。”
“好。”范妮说。但她心里知道等他们走了以后，她会再开箱子装上夏天的裙子，是按照《罗马假日》里奥黛丽身上大蓬蓬裙的样子，特地用塔夫绸做的，范妮特地为这裙子配了低跟的白皮鞋，她怎么能不带到纽约去！从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处出来，交了那九十块钱的签证费，留下了自己的护照，她想到的就是自己象奥黛丽演的那个公主一样，穿着大蓬蓬裙，在纽约的大街上奔向格里高利.派克。满街满身，都是明亮的阳光，鸽子在飞。她怎么能因为行李超重而留下它们！她知道要是自己现在说，爸爸妈妈一定会为她做，但她就是不想说，不想让他们知道她的心思。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她，他们也从来没有和她一起成长过。简妮越是和他们亲，她就越是和他们亲不起来。
“酱油和酱菜都包好了，肯定不会洒出来的，你背着的时候当心点。”爸爸吩咐。
“好。”范妮又说，但她心里说，“不要再烦我啦。”
简妮的床上，平放着范妮明天一早要换的衣服，都是新的，特地放到明天才穿上，怕雨天碰脏了。牛仔裤，白毛衣，黑色的呢大衣是新买了，据说是出口转内销的，长到了脚踝那里。开司米围巾上绣着小花，那是维尼叔叔送范妮的礼物，在华侨商店买的。棉毛衣，棉毛裤，还有新的内裤，都准备好了。因为怕弄皱大衣，所以将衣服平摊在床上，看上去象一个空心人。简妮已经直接从红房子西餐馆回学校宿舍去了，听说是明天一早就有课。范妮看到简妮在枕边的墙上贴着的英文单词表，妹妹才是真正用功的人，范妮看着她的单词表，一点点地出现自己不认识的词，越来越文诌诌的词，还有科学方面的词，她的vocabulary以大大超过范妮的速度进步着，简妮明亮的大眼睛里总是有种“为什么我不可以”的倔强，让范妮就是不能安心。
妈妈站在面前，她烫过的头发因为缺乏保养，象细小的铜丝一样在头上乍着。范妮真的想象不出，她就是那个当年离开上海的时候带了七箱子草纸的凄惶娇小姐。范妮知道她还想要说什么，但范妮冷淡地垂下眼睛，妈妈就知趣地不说了。
爸爸看了妈妈一眼，终于说：“范妮，不要怪我唠叨，妹妹的事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复旦大学的学生已经推迟一年毕业了，要加一年去部队学军，这个国家，不晓得还要出什么花头。外面都在传，以后大学毕业生不能直接出国去，一定要为国家服务多少年以后才行。我们不能让简妮毁在这里。你一定要把妹妹也弄出去。”
“就怕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范妮心里见不得爸爸妈妈从心里和简妮的亲，甚至她认为，简妮不一定是明天有课，而是简妮对她范妮其实不服气，不肯低三下四来求自己，和爸爸妈妈串通好，自己让开路，让爸爸妈妈出面来压自己的。范妮忍不住说了句，“她那么能耐，十全十美的，说不定自己申请，还可以拿到美国的奖学金，象爷爷那时候一样，真正当上爷爷的接班人。我不过去读个语言学校，是最低级的。还不自量力地抢在了人家高才生的前头去美国，已经很过分了啊。我就怕没这么大的能耐吧。”范妮没想到自己竟然说了这么多。
爸爸沉着头，听她说完，也不理会范妮话里的夹枪带棒，诚恳地解释说：“简妮小，不象你离开父母长大的，更懂事，她就是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你多理解她。要不是她这种性格，根本就不可能考上交大，你看他们那样的新疆知青子女，大多数人连高中都读不了。我知道简妮心里，还是尊重你这个姐姐，也羡慕你这个姐姐，能在上海长大，那么洋气。”
妈妈马上接着说：“就是，她小时候也埋怨我们不送她到上海读书。姐姐是上海人，她是新疆人，她一直想要当你，可是当不上。”
范妮知道父母是宽她的心，为了帮简妮，才说软话，但是到底心里舒服了一点。
“我知道了，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说。
爸爸说：“我想要简妮尽快就走，要是那时候朗尼能跟姆妈去香港，他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我就是怕简妮又走到朗尼的老路上去。现在的形势也是很动荡的啊，不要以为就太平了，这样的国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妈妈打断爸爸的话：“你不要说得那么吓人呀，”她看看窗外，眼睛紧张地眨着，象生了结膜炎一样，“别吓人啊。”
爸爸强调说：“所以呀，爹爹说的不错，我们家，逃出去一个算一个。”
范妮说：“我晓得了。大不了你让简妮先退学，在家里等着。维尼叔叔当了这么多年社会青年，也没有人拿他怎么样。就是简妮是个有志向的人，她不一定肯象我们这样腐朽吧。”
爸爸没有理会范妮话里的话，说：“我已经打算让简妮病休一年了，找一个医生开后门。现在国门还开着，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让简妮也出去的。我们老了，无所谓。你们千万再也不能过我们的日子。”爸爸说得激动起来，“范妮，我和妈妈原来也是时髦的上海人，现在被锻炼成这副样子，吃的苦头就不用再说了。我小时候，你爷爷和奶奶也是时髦的人，我们家的大家都羡慕的美国电影式的家庭，父母在家里说英语的，年年圣诞客厅里有大圣诞树的，你看看爷爷现在的样子！”
范妮垂着头说：“我晓得了。”她不愿意看到父母辛酸的样子，“我尽量做就是了。”
爸爸妈妈吩咐了早一点休息以后，就出去了。
范妮心里不舒服起来，她知道爸爸妈妈为了让她能独自呆一会，才去和爷爷挤一间屋，还找了一个理由，说是范妮这里行李太多了，打地铺不方便。也许是因为让范妮在上海最后好好睡一觉，才打发简妮回学校去的。全家人都知道范妮烦简妮回来和她合用房间，而且和妹妹不投契，她并不想这样，但是就是控制不住。那种别扭也许使得范妮越来越逃避父母，还有自己的妹妹。
范妮去洗了个澡，没有暖气的浴室，脱衣服和穿衣服的时候都冷得要命，站在浴缸里，下水不是那么通畅，范妮习惯了这些，这是因为埋在墙里四十多年的水管子都已经老化了，当时的热水龙头，龙头上面有一小块白色的瓷砖，瓷砖上面还烧了一个蓝色的“H”，那也早就成了摆设。她听着老旧的下水道里“呼噜呼噜”下水的声音，心想，这是最后一晚上，自己在家里洗澡了，要是自己也象奶奶那样的命运的话，这就是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在这里洗澡了。
洗了澡以后，范妮赶紧上了床，习惯地把热水袋放到肚子上，热着自己的身体。她也怕因此而感冒，到了美国生病，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她没有钱付传说里昂贵的医药费。她的房间和维尼叔叔的房间只隔了一堵墙，她将耳朵完全贴在枕头上的时候，就可以听到维尼叔叔房间里的音乐声，大概是通过地板传过来的。他在放音乐，一支英文老歌。维尼叔叔是个热爱轻音乐的人，只要他在家，就不停地轻轻放着他中意的轻音乐。这也是范妮熟悉的。
范妮想，这也是自己最后一次听维尼叔叔的音乐了。
I'd love 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
All to myself alone,
There is no verse to the song,
Cause I don't want to wait a moment too long.
范妮在枕头上细细分辨着歌声，那是Sunny Rollins唱的，《在一条开往中国的慢船上》。每次听到这支歌，范妮心里都奇怪，怎么可能在美国的爵士乐里，听到关于中国的事情呢，中国和Sunny Rollins又有什么关系。
I'd love 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
All to myself alone,
Get you and keep you in my arms ever more,
Leave all your loves weeping on the far away shore.
范妮听了好多遍，才听明白歌词，通常她并不在意一定要把外国歌的歌词都听明白，曲子好听，而且是支外国歌，能创造气氛，就够了。对这支歌不同，这支歌并没有什么好听，而是因为她好奇，为什么他们要到中国来呢，范妮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歌里并没有答案。
维尼叔叔好象跟着唱了起来，Cause I don't want to wait a moment too long.维尼叔叔今晚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范妮突然想到。他是从小教范妮听英文歌曲，说简单的英文，教范妮吃西餐的人，他是借到了外国小说，一定会自己看完以后给范妮看的人，他常常对范妮说：“你将来一定要到外国去生活，你再也不要在这里住下去了。”维尼叔叔才是一个天天想往生活到外国去的一个人。但是，他却留在了上海，而她范妮则走了，去过他想要过的生活去了，去列农也住过的纽约了，今晚维尼叔叔的心情，应该有点失落吧。小时候，范妮就没有什么朋友，在家里实在无聊的时候，也偷偷去翻过维尼叔叔房间的抽屉。在他的抽屉里，小心地保留着一些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画片，还有外国的风光明信片。他和贝贝一样，自己会造一个世界出来，为了让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活下去。
这时候，走廊里突然有人说话的声音，好象是来什么客人了，先是维尼叔叔的声音，后来爸爸的声音也出来了，有个沙哑的女人声音，找范妮。但维尼叔叔声音很虚伪，想必是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范妮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听。然后，她回忆起来，自己觉得熟悉，但是一时想不起来的沙哑而疲劳的声音，是她中学时代的班主任的声音。她和维尼叔叔管她叫“小业主”。
范妮惊奇于已经毕业多年，老师怎么会知道自己出国，怎么会想起来要到家里来送行。这个老师当年并没有难为过范妮，比小学里面的班主任好多了。范妮上小学时，遇到一个很讲究家庭出身的红色班主任，她看不惯范妮的清高，老是用家庭出身和改造世界观这一套来刺激范妮，这其实是范妮动不动就逃学的直接原因。但是，这个班主任最喜欢到范妮家来做家访，对范妮的家，在幸灾乐祸的态度里面，充满了刺探和好奇。到了中学，已经是不讲出身，人人都可以考大学的八十年代，新班主任想不通为什么范妮在学习上还是疲疲塌塌，照样提不起精神，照样动不动就逃学。到期末评语时，老师说她的思想意识太颓废，要注意摆脱家庭影响，给自己创造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老师现身说法，谈到她自己当年也是因为出身不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是因为自己的信念，经过艰苦的自学，终于成才的。看着老师那雄赳赳的天真，而且把自己与范妮引为同类，范妮脸上淡淡地笑着，不置可否。
班主任出身在一个小业主的家庭里，范妮听班上的同学里面传，班主任的父母原来是开小烟纸店的。范妮嘴里不说，可是在心里想，你是什么出身，我是什么出身，最好搞搞清楚。在范妮渐渐长大的过程中，小学老师在黑板上解释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是谁时，她心里那无处藏身的惊骇，这时已经从她心里渐渐消失了。范妮在生活中体会到，人们无论如何，还是看高有钱有教养的人家，就算是曾经有钱的也行，买办还是资本家，革命干部还是知识分子，他们不管。就是小学老师给她的折磨，也更多的是出于妒忌，而不是真的出于阶级仇恨。人们真正看不起的，还是那些住小弄堂里破房子，父母都做体力活的野蛮小鬼，讨厌他们不肯好好学习，讨厌他们举止不斯文。说到底，就是讨厌他们没有钱。
中学里面的班主任以为，范妮应该对她的关心和鼓励感恩戴德，她简直就是一个浪漫的人，但范妮却十分厌烦她的热乎劲。上中学时，范妮仍旧动不动就逃学，也有逃避这不自量力的班主任的原因。在范妮有限的阅历里，老师总是最势利的人。可是世事就是这么奇妙的，由于他们的势利，他们实际上帮助范妮保持了对自己家庭出身的虚荣心，她并不以自己的出身为耻，反而体会到一种破落世家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光靠维尼叔叔，和一栋日益失修的老房子是不够的。
老师如今好象是要来和范妮告别，她那总是因为用嗓子太多而沙哑的声音说：“这个学生，我一直记得的，她当时不考大学，就是很坚定地要到美国去，也是一种信念在支持她吧，那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个有理想的青年。现在听说是走成了，还是美国，我为她高兴。”
“她还是这么振振有辞啊。”范妮心想。
爸爸代替范妮说谢谢。
空洞的夸奖话说了不少，到老师感到已经铺垫得足够了以后，才支支唔唔地说，她的儿子也将要毕业了，急着出国，想托范妮给他在美国找一份经济担保，或者，就用范妮的保人。
爸爸十分诚恳地说，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范妮将自己的头倒回到枕头上，心里叫了声：“疯掉了。”
爸爸和维尼叔叔都说范妮已经累了，睡下了，不肯让老师进范妮的房间。维尼叔叔比爸爸坚决多了。维尼叔叔了解这个老师，当年她也爱到范妮家来家访，要家里人一起鼓励范妮轻装上阵，也爱了解范妮家的生活细节，和他们谈谈从前淮海路上的西餐馆和夏天的冰激凌。他们陪在边上，唯唯诺诺，等老师走了以后，他们在一起嘲笑热昏的老师。如今这个社会的体统已经荡然无存，小业主的后代也想高攀他们，引以为同类。“范妮明天要飞二十几个钟头，这些天又累了，一定要睡好才行的。”维尼叔叔对老师说。
老师磨蹭了一会，看这家人坚决不肯把范妮叫起来见一面，才告辞走了。听动静，好象老师还硬留下一份礼物给范妮，维尼叔叔坚决不肯要，还是爸爸收下了。等送走老师以后，他们俩在走廊里说，哪天给老师送点水果去，算是还清人情。
范妮在枕上听着走廊里又静下去，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终于要远走高飞了。
范妮突然想起自己应该把爸爸妈妈拿出来的裙子放回去，明天要是开箱子，就会惊动爸爸妈妈，她就是不想再让他们乱翻自己的箱子，为什么一定要说明，自己一定要带那条裙子去的原因呢，这不是简妮那种带字典之类堂而皇之的原因，也不是妈妈那种酱油榨菜之类理所当然的原因。虽然相对那些，裙子的理由不那么说得出口，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带什么，不带什么呢。范妮想着，从已经睡暖了的棉被里爬出来。她拉开爸爸妈妈准备去碰运气的行李袋，第一眼就看到自己的蓝色裙子。“就晓得会的这样。”范妮心里冷笑了一声。她把蓝裙子和白皮鞋都拿出来，还有自己买的蓝色织锦缎的日记本，这都是她非带去不可的东西。她拖过一只箱子来，爸爸把它绑得那么结实，不要说打开箱子，范妮连麻绳的扣子都解不开，她用力解，但剥痛了自己的指甲，绑箱子的麻绳却纹丝不动。
范妮在冰凉的房间里冻得直哆嗦，她鼓励自己说：anyway，最后一次了。
时差美国人计算温度用的是华氏
载着范妮的飞机波动着开始下降。长途飞行以后，面露倦容的空中小姐在窄小的甬道上巡视，一个一个地检查着客人的安全带。广播里传来机长含混不清的通知声：“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在15分钟内降落在JFK International Airport。 ”范妮听到他报出了一个华氏的温度，前进夜校的老师曾在课堂上讲过，美国人计算温度用的是华氏，比中国的摄氏要高出许多来。范妮望着渐渐接近的大地，棕红色的大树，那也许是德莱塞小说里面写到过的橡树，但是德莱塞的小说是不是写的纽约，范妮已经记不得了。绿色的山坡，红色瓦顶的房子，蓝色闪亮的河流，也许它就是爷爷在地图上画过的哈德森河，河流的中间有些白色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欧.亨利描写过的河上冬天的冰。大地上黑色的公路，象铅笔画出来的那样柔软，上面跑着小小的汽车，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白色和黑色的，阳光把它们的车顶照得闪闪发光，就象美国电影里看到的一模一样。范妮感到了这块在蓝天和阳光下金灿灿的大地的温暖。
“冬天的草还是绿的！”她听到有人用中国话惊叹。
“你刚刚知道啊。”范妮心里说。
范妮的耳朵一阵阵地发嗡，于是，她用力嚼嘴里的口香糖。这也是在前进夜校上托福班的时候学来的经验。前进夜校下课休息的时候，班上的同学三三两两，闲聊的都是出国经，从买什么东西带到美国最实用，怎么申请容易得到签证的学校，到美国领事馆签证官会问到的问题是什么，那黄毛对上海人的心理是怎样的。从到美国以后，怎么投机取巧，多打工，少读书，还能顺利毕业。美国大学的什么专业，将来留下来更容易，到台湾人半地下室出租的价钱，什么样的消息都有。那时候，美国领事馆签证处的前面，要通宵排队才能得到面谈的号码，为了保证签证时的面色和精神状态，大多数要去签证的人，都是请别人帮自己去排通宵。这样，在美国领事馆门口就专门有一批人以此为生，他们通宵排队取号，再将签证面谈的号码卖给准备签证的人。连面谈号码的价钱，都能在前进夜校托福班上打听到。前进夜校的托福班，真的是全上海最好的英文夜校，也是个物以类聚的地方，连来教书的年轻教师，自己都在准备出国考试。每个班都有几个出国迷，他们自己希望渺茫，但消息灵通，经验丰富，他们来读书的主要目的，，好象更多的，是为了散布所有关于出国的消息。
范妮就是在那里听到乘长途飞机去美国的经验。飞机下降的时候，因为气压的关系，耳朵会痛。这时要是嚼口香糖，可以帮助耳朵适应。到底为什么，范妮并不清楚，她猜想这是有关物理的知识，而她在中学里最讨厌的就是数学和物理，拿到的都是中等的分数。
范妮上中学时，同学里面用功的人整天做题，心事重重地弓着背，象老头子老太婆一样。而范妮对学校的功课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她的一颗心早早地就散了。她早就开始学英文，那时，从短波里可以听到《澳大利亚之声》，那里有一档教英文的节目，比《美国之音》里的英文节目浅一点。她的本意是练练自己的听力的，可是听着听着，就听到《澳大利亚之声》里的音乐节目去了，她听到了不少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常常她就着这些软绵绵的歌曲做中学里的功课。这些歌是维尼叔叔看不起的，他以为那都是小市民口味，但范妮却偷偷喜欢着。大家都知道范妮是要出去的人，出国和上上海的大学相比，当时在舆论上，出国还要更胜一筹。铁心要出国的上海人，也有根本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的。他们怕孩子的户口迁到学校以后，到时候连护照都申请不了。所以，范妮闲在家里学英文，面子上一点没有过不去。
何况维尼叔叔这样过了差不多一辈子。
范妮出国的这件事，总是一阵风一阵雨。在这个总是准备着要出国的过程里，范妮渡过了六年。
飞机颠簸着冲向跑道，象球那么跳了跳，着陆了。
范妮站起来，从行李箱上取下自己装满了简装酱油和真空包装的榨菜以及照相机和胶卷的背包，它们是那么重，“乒”地一下砸在范妮的肩上。那些东西都是听说在美国要卖双倍价钱的，所以范妮要从上海背过来。
连凡事大而化之的叔公，都不忍心看到范妮象穷家孩子出门那样带东西。他们当时带笋干去美国，是为了想吃美国没有的东西，可不是为了省钱。叔公默默站在范妮房间门口，看范妮爸爸妈妈拿出新疆社会青年的泼辣，为范妮绑行李，然后，黯然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原来那是爷爷的房间，他来上海以后，爷爷让给他住，自己去住吃饭间，有时，维尼叔叔也称它为客厅。原来范妮家还有个房间可以吃饭用，但到郎尼叔叔和叔公都回来住以后，一家人就只能在爷爷睡觉的房间里吃饭了。叔公到底没有象爷爷那样，不得不生活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里，所以他还不懂将一些感情不动声色地埋在心里。范妮想，在心里承担着因为叔公的黯然而油然而生的不快，这也许就是全家都反感她爸爸妈妈不停地为她收拾箱子，将本来就质量低劣的箱子捆得象难民似的原因。范妮就是这样，才认定爸爸妈妈已经不能算是地道家里人。
机舱里也有一些象范妮一样到纽约的上海人，也象范妮一样背着沉重的新背包，还提一件塞满东西的手提行李。东方人的脸，又累又紧张，再加上在机舱里二十多个小时以后，皮肤缺水，都是黄渣渣的。在大多数乘客沉默着等待机舱开门时，只有中国人大声说话，彼此留地址和电话，以便将来可以在美国多个朋友。范妮埋着头，她一直不肯与她邻座的中国人打招呼，她讨厌他们不在乎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艰苦，他们大大咧咧，对人从不说对不起和谢谢，撞了人也从不说抱歉，他们大声说话，不怕别人嫌弃，她在心里暗暗地骂：“改不掉的乡下人腔调。”。坐在同一排的日本女孩隔着甬道问她：“What nationality you are? ”范妮讨厌她的日本口音英语，也讨厌她的势利相，于是她说：“It is not your business.”范妮直截了当的反感，把那个下巴尖尖的日本女孩吓了一跳，哗地转过脸去，再也不理范妮。其实，范妮最讨厌的是，她被这日本女孩提醒了自己的身份。在中国的时候，她并没有机会强调自己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她知道，自己最不喜欢在公共场所让人特别指出是个中国人。她想起来，共产党一直把买办宣传为洋奴的事。
舱门开了，乘客们蠕动着向外面走去。在登机桥的小窗口上，范妮突然就见到纽约的蓝天。它蓝得象一块在宝大祥布店的柜台上摊开的绸子一样，象上海跳水池里的深水区一样。这就是爷爷说到的纽约的蓝天了。然后，她看到了建筑物上的美国国旗，许多星星，许多蓝色的窄条子。JFK里到处都是国旗，小孩子帽子的正中也是，范妮以为这个时刻自己一定会象《人证》里唱草帽歌的那个黑人一样欣喜若狂，但是她却没有感到那样的高兴，她感到的是一种另她奇怪的害怕，就象上游泳课时，被老师逼着练习跳水，站在冰凉的池边，紧闭着眼睛向前扑去的那种害怕。
一走到机场的移民局检查大厅里，范妮就闻到一股咖啡香。一点也不沉闷潮湿，象太阳光那样又热，又新鲜，又浓烈的咖啡香，这是范妮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地方闻到这样浓的咖啡香，她一口一口地吸着带着咖啡香的空气，然后，她又分辨出咖啡香里面的香水味道，那是与中国国产的香水所不同的清冽的香味，外国人身上的香水的味道。
范妮站在填写入境表的长桌子旁边，握着笔，填错了自己的护照号码，后来，又填错了维尔芬街的地址，她有点集中不了精力。在前进夜校上课的时候，有一天，托福课的老师带来了一本从香港带进来的黑封面的小书，叫《启思录》，里面有许多让人为难的问题。他在上课上腻了的时候，读几个问题问同学，让大家轻松一下。问题都很有趣，大家坐在座位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回答。有一个问题是：“要是给你25万美金，条件是，你永远不得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愿意吗？”老师脸上带着讥讽似的笑容，他刚刚读完，教室里便轰堂大笑。“美国罐头”坐在范妮旁边大声说：“老师，给我们五万美金就可以了。”好象他会和范妮一起到美国去一样。那时他和范妮之间的感情开始有点暧昧，但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说。这时，另一个同学说：“老师，我只要五千美金。”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从五千美金降不要一分钱，最后的叫价是倒贴一千美金。那一期托福班还没有结束，“美国罐头”就离开中国去美国了，然后就是音讯全无。好在他和范妮从来就没有说破过，所以范妮心里有点惆怅，并没有伤到心。“美国罐头”也是到纽约来了，范妮握着笔，突然想到，也许他当时也站在这里填过一张入境卡，然后进入美国。今天，轮到了自己。他们俩没有象当时想象的那样会天各一方，而是到了同一个国家，而且还到了同一个城市。果然他们都为了到美国倒贴了一千美金，那是买飞机票的钱。
过移民局检查站时，范妮找了一条没有那些同机的中国人站的队伍去站着。可她刚站到队尾，就被一个在大厅里巡视的警察拦下，她说了什么，范妮没有听清，范妮赶紧说：“Pardon?”而那个女警察却不再说话，要过范妮的护照看了看，然后点着另外一条队伍，示意范妮去那条队伍。那就是和范妮同机的中国人站的队伍。范妮疑惑地看了女警察一眼，她伸手点了点护照检查通道上面的标示，范妮这才知道自己站到了美国公民入境通道上，而她不是，她得站到外国人通道上去。
检查范妮护照的，是一个坐在玻璃后面，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的黑人移民官，范妮对他勉强笑了笑，算是打招呼，但那个移民官直直地盯了她一眼，仍旧什么表情也没有。他翻开范妮的咖啡面子的护照，在电脑里啪嗒啪嗒地找着什么，然后又看了范妮一眼，这一次，范妮感到了他脸上的鄙夷。她想，她的中国护照，就是他可以象没听见一样对待自己的Hello的原因吧。范妮却不敢对他板着脸，她怕他不让自己通过移民局检查。也是在前进夜校的托福班上，她听说过美国机场的移民官有权拒绝有合法签证的人进入美国。她尽量拿出自己无辜的样子，望着他。他的皮肤是黑色的，但他的样子却更象一个欧洲人，他那种防贼似的样子，象一记耳光一样打向范妮。
他突然将范妮填的入境卡递了出来，对范妮说了句什么，但范妮还是什么也没听懂，她小心陪着笑，说：“Pardon?”
他又说了一遍，可范妮还是什么也听不懂，她晓得他说的是英语，可是，不是她学的那种英语。她转下头去看他手里的笔点着的地方，发现自己还是把维尔芬街的地址写错了，写到别的格子里去了。那黑人移民官从自己桌子上拿出一张空白的表格给她，并示意她先让到一边去写。
范妮回到刚刚想入非非的长桌子前，她小小心心地填好表，站回到外国人通道的队伍里。她发现自己原来一点也听不懂美国式的英语，就象她家洗衣服的安徽小保姆听不懂上海话那样。这次她学了乖，不再对移民官说Hello，可将重新填好的表格连同自己的护照交进窗口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脸上不由自主又陪上了笑。那个移民官照样一点也不理会她，仍旧是防贼那样的神情，还有勉强藏入那神情里的不欢迎。就象在上海开往闹市区的公共汽车上，上海小市民对乡下人的那种表情。
等范妮拿回敲了一个红色图章的护照，经过移民局的关口，到了行李大厅。行李转台上，已经有行李转出来了，花花绿绿的行李带来了到家的感觉。有人已经取了自己的行李，向海关的闸口走过去。当行李大厅的自动门在海关通道后面打开的时候，她听到外面有人惊喜地尖声大笑，那是亲人相逢的声音。通过海关后面的门，她看到到达大厅里面花花绿绿的人，墙上庆祝新年的大红蝴蝶结，还有大玻璃窗外的碧空。范妮才发现自己在发抖，从胃那里发出的颤抖一直波及到全身，范妮不得不咬紧牙，并握紧自己冰凉的手来控制自己。她不愿意失态，所以将紧握的拳头插到衣袋里，笔直地站在行李传送带旁。和她边上一起等行李的旅客们相比，她简直就象沙漠地带的树那么笔直和僵硬。
海关通道后面的自动门因为不断有旅客出去，而不停地被打开，一股股热咖啡的香味扑进来，那是象阳光一样活生生的香味，安抚着默默发抖的范妮。
范妮在传送带上见到了各种各样漂亮的箱子，那是有钱人的箱子，结实，轻，贴着假日酒店的标志，有的箱子上贴着花花绿绿的粘纸，是经过了不同航空公司旅行的纪念标示。还有风尘仆仆的背囊，防雨面子的，顶上的带子紧紧缚着卷成一个筒的地毡，那是做自助旅行的年轻人的行李，他们要的是另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在行李上就能觉察到，将他们的行李与漂亮箱子放在一起，就能显出那漂亮箱子的乏味。可要是看到也是风尘仆仆，但象乡下人那样劳碌而拘谨的箱子，沉重，粗陋，难看地在拉练上吊着小铜锁，拦腰绑着加固用的细麻绳，总能在这样的箱子的什么地方看到中文字。
就象范妮的箱子一样。
远远的，范妮看到自己的箱子跟在一只通红的小箱子后面，那小箱子上面，银色的拉练象项链那样闪闪发光，而自己的黑箱子，它象米店里的大米包一样向自己转来了，带着一副闯荡江湖的泼辣。范妮的脸突然红了，她恨不得能不要伸手去取自己的箱子。她看到一个金发的年轻女孩，弯下腰的时候，曲卷的长发象窗纱一样拂向前，她伸手取下了那只红色箱子，喀哒一声就拉出了两条亮晶晶的拉杆。而当自己被绑得象炸药包一样的箱子转到面前的时候，范妮不得不伸手拿下它们。它们简直比石头还要重，箱子的把手一拎，就断开了，象猪耳朵一样耷拉着，她不得不拉住绑在上面的细麻绳，它们是结实的，可是勒肿了她的手指。她想到了上海街上那些提着大包小包简陋行李的外地民工，他们和范妮其实是一样的，行李不是为一次旅行用的，而是自己的全部家当。范妮惊奇地意识到，对纽约来说，自己和到上海的外地民工一样，是外来的穷人。并不是回家，而是来此地碰自己的运气。
一定是因为自己的箱子被绑得太奇怪了，海关的人远远的就看到了她，等她到了通道口，海关的人要她开箱检查。将自己的箱子用尽全力搬到海关的长条桌子上的时候，范妮的脸红得几乎要流出血来。范妮想到了在前进夜校学到的new concept English 第三册里的课文，海关开箱子检查，遇到了瓶子，就怀疑是偷带的香水，范妮想起了一个男人读课文的声音：“Have you anything to declare?”当时上课的英文老师还特别告诫说：“准备出国的同学注意了，这是飞机场海关的标准用语，意思是：有什么需要申报的吗？如果没有及时申报，被查出来，麻烦就大了。”这个老师总在上课中间提请“准备出国的同学”特别注意，他自己没有出过国，可是他精通许多出国要遇到的事，他也是出国迷之一。
胖大的海关官员示意范妮打开箱子，他根本什么都没有问。
范妮知道自己解不开那些麻绳。
“It is very difficulty to open, Sir.”范妮窘迫地说，她恨不能说这箱子根本就不是她的。这时，胖官员沉着脸，用把锋利的小刀插到箱子和麻绳的缝里轻轻一挑，麻绳“蹦”地一跳，就断了，范妮从钱包里摸出小锁的钥匙来，打开锁住两条拉练的“永固”小锁，胖官员拉开拉练，箱子里的东西“扑”地一声顶了起来。范妮看到里面一堆白色内裤象蘑菇一样地涨了起来，出国的人总是买许多条内裤带到美国，在前进教室里的美国传奇中，美国的棉织品比中国的贵多了，而内裤是断断不能少的。
时差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把动词的时态用错了
“这是什么？”他从箱子里翻出一包用塑料袋层层包好的东西。那是爷爷给爱丽丝婶婆带的浙江笋干，还是专门到淮海路上的长春土特产店里去买的。范妮看到他用手指捉住一角，好象拎着什么脏东西似的样子，突然就慌了神。她否认说：
"I do not know, it is just a gift I bring for other people," 刚说完，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把动词的时态用错了，于是，她更正说，"I brought it for other people."
于是，爷爷为婶婆准备的礼物也被尖刀划开，海关的长桌子上立即散发出一股笋干的清香，用它烧红烧肉，或者烧蹄膀汤，猪肉里会吃进这种香味，而笋会把猪肉里的油全吸掉，这是家里传统的荤菜，冬天时红烧一大锅，大家都喜欢早上用它夹吐司面包吃，叔公说他一辈子都爱吃它。在四十年代，爷爷奶奶，叔公婶婆都在纽约住的时候，他们就从中国带来过。这是爷爷特地为婶婆准备的礼物，他知道婶婆什么都不会缺，除了从浙江来的笋干。
它虽然是干的，可也是植物，不可进入美国领土，那个胖官员将它扔进了长桌子下面的垃圾箱。“咚”的一声，把范妮的眼泪震出来了。她慌张地想，真的不能在这里哭出来。所以她将自己的眼睛尽量睁大，使那些突如其来的眼泪有地方可以存住，不要流下来。
胖官员合上箱子软耷耷的盖子，警告范妮说：“不要带你不知道内容的包裹，这对你不好。”
"是的。"范妮说。
出了海关灰色的玻璃门，范妮突然看到阳光灿烂的大厅，蓝天象刀一样从天上劈来。人们在各自的行李车边上拥抱亲吻，发出种种快乐的声音。
她见到一个混血的男青年举着她的名字，她的名字被写成了英文：Fanny Wang，在那个混血青年的脸上，她看到了一张和爷爷长得十分相似的大嘴。他的头发卷卷的，上了定型的赭哩水，梳得纹丝不动。这是范妮见到的最干净的青年，甚至他的鞋边都没有一点浮尘。
范妮向他走去，朝他笑，这一笑，眼泪才掉下来，象摇了一下留着雨水的树枝，本来存得好好的雨滴就都落下来了一样。
他奇怪地看看她，问：“Are you Fanny Wang from Shanghai?"
"Yes." 范妮回答，这下她明白过来，原来他不会说中国话。
"Tony Wang."他指着自己说。他笑起来，从面颊到嘴角，一路柔和地弯下来，很象费翔。
他是王家的小辈，算起来，也是范妮的嫡亲堂弟。他家住在新泽西，是婶婆请他将范妮接到格林威治村的房子里去。他的车是一辆白色的雪佛莱，当他帮范妮把箱子搬到自己的车上，被那合不上盖子的沉重箱子吓了一跳。范妮暗自庆幸在海关检查时，已经把麻绳都扔掉了，可以不用在美国堂弟面前出丑。他只以为是航空公司把箱子压坏了，问范妮要不要去航空公司的柜台登记，让他们理赔。
“这是你的权利。”他站在车前说。
范妮只是摇头。
他对范妮耸肩：“好吧，这也是你的权利。”
他们离开肯尼迪机场向曼哈顿下城去，范妮第一次看到了曼哈顿岛上的高楼。新年就要来了，到处都有红色的橱窗。卡地亚的纽约总部大楼把整幢楼都扎上了红色的蝴蝶结，象个巨大的礼物盒。这是范妮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房子，她根本不知道卡地亚是什么意思。洛克非勒中心广场上的大圣诞树上，闪着数不清的彩灯。通向圣诞树的路边，排着两排银色的天使。许多人站在那里照相。时代广场上的大苹果也吊起来了，那是纽约新年的传统节目，在新年的第一分钟，它会碎下来，拿到大苹果里面掉下来东西的人，表示着会在新的一年里有好运气。范妮象看电影那样，看着曼哈顿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
“Nice, An?”他问。
“Yes. ”范妮说，“A bit like a movie.”
穿着纽约式黑呢长大衣的人群聚集在第五大道高楼的沟壑里过马路，大多是穿着讲究的纽约人，许多人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百货公司的提袋，范妮以为他们是在为新年采购礼物，可托尼说大多数人是去店里退掉自己不喜欢的圣诞礼物，换回钱来。“你知道圣诞节吗？”他问。
范妮说：“我们在上海也过圣诞节。”
大概听出来范妮语气里的介意，托尼马上掉过头来说抱歉，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中国的事情。”
“那你知道上海的事情吗？”范妮问。
“Yes, I have heard about it, the old people always say Shanghai is a small New York.”他接着说了很多，但范妮又开始听不懂了，开始是一个词，后来不知道的词堆积起来，就一点也听不懂了。她有点慌神，可是她还是在脸上堆上笑来掩饰。因为她实在不想再说一个Pardon，连想都不愿意想到这个词。托尼看看她，他猜出来她的状况，就不再说话了。范妮感到他是怕自己听不懂受窘，才不说话了的。和自己的堂弟也搭不上话，让范妮感到十分羞愧。
在拥挤的纽约市区里，他们的车不停遇到红灯和抢道的出租车，托尼只好不停地刹车，一下一下，身体往前冲，范妮开始晕车了。头昏，舌头下面开始一阵阵地出酸水，肚子也有点疼了，她实在怕自己会吐出来，她悄悄地掐右手上的合谷穴，听说那个穴位对镇定安神有效。车窗外，一片片树林掠过，托尼告诉她，那是曼哈顿岛上的中央公园，他最喜欢这个地方。范妮这次倒是每个词都听懂了，她赶紧表示出来。中央公园很长，边上的老公寓门口站着黑制服笔挺的拉门人，比起上海的希尔顿酒店前面的拉门人来说，要专业得多。托尼说，这些公寓里住着的，是真正的纽约富人。当年列农也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的街口被刺杀。
“是他的歌迷杀的，对吧。”范妮忍着一阵阵的恶心说。
“也有人说其实是被FBI杀的。”托尼说。
终于到了维尔芬街，终于可以从车里出来了，范妮几乎是高兴自己可以离开这个对自己小心翼翼的堂弟。她的房间是两间一套的公寓里的一间，另外一间是另一个纽约大学的男生住。他们一起合用厨房和浴室，以及电话。托尼带来了钥匙，一开门，门里面的热气夹着浓烈的咖啡气味扑面而来，范妮被这咖啡暖烘烘的气味一熏，一个恶心打上来，带上来一些酸水，里面有可乐的味道，那还是飞机上喝的。她竭尽全力做出正常的样子，向托尼道谢，并送托尼到门口，在他下楼梯的时候，候着，道着再见，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陌生的高高天花板下面的楼梯上回响，象一个外国电影里的场景。
等托尼一离开，范妮就三步两步绕过行李，冲到厕所间去，大吐特吐，飞机上吃的意大利面条，喝的可乐，还有酸咸的话梅粒子，在飞机上二十多个小时吃下去的东西，好象全都翻江倒海地吐了出来，好象她的胃一离开上海就停止消化了，将后来在美国西北航空上吃的东西，暂时存在里面而已。那些东西喷得马桶边上都是。
等范妮搜肠刮肚地吐干净了，软软地站在洗脸池子前漱口洗脸，她看到面前的镜子里有一张蜡黄的脸，颧骨上的雀斑都泛出来了，这是自己的脸啊，范妮简直不能承认这一点，它象同飞机的那些中国人一样蜡黄和疲惫，又宽大，实在象东亚病夫。范妮掉头去看架子上的牙刷，它的柄象小棍子那么粗，而牙刷却象儿童用的那么小，然后她看到旁边还放着一些小钩子，小镜子，象是和牙刷一套的，那是同屋的美国人用的，托尼说他叫鲁，鲁.卡撒特，是爱尔兰人的后代。卡撒特先生，范妮心里想了想，在中学的英文课上，有个同学总是把先生和女士读错，但愿自己不要读错。卡撒特先生倒是个考究的人呢，象牙医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牙齿。
洗脸池的龙头是老式的样子，象范妮家用的龙头差不多，龙头中间也嵌着一块圆圆的白瓷马赛克，上面烧着一个蓝色的“H”和“C”，表示冷热水龙头。维尼叔叔总是说自己家的房子是连水龙头都从美国进口的考究房子，范妮总是怀疑维尼叔叔夸大从前的事，但现在看来，他倒是对的。只是爷爷从来不提过去的事，维尼叔叔四岁的时候，上海就解放了，他是怎么知道家里的龙头是从美国进口的呢？在上海的家里，热水龙头从来没有热水流出来，倒是象张爱玲散文里写的那样，要是不当心动了那个龙头，龙头后面的管子就会发出“赫赫”的声音，象冬天发哮喘人那过敏的气管。现在，范妮试着打开那个“H”，里面马上就流出了热水。将热水泼在脸上，范妮感到舒服起来。
她索性回房间去开箱子，找出衣服和毛巾来，洗了个热水澡。从“H”里出来的热水，哗哗地从头发上到背脊上，然后再从屁股直到腿上，象被人抚摩着一样，范妮在热水下站着，从热水的蒸气里看到街对面的红砖房子，黑色的窗框，还有里面窗台上放着的一枝铜蜡烛台，象一根树干分出了七根树枝一样，那蜡烛台分出了七根蜡烛座，上面插着七枝白色细蜡烛。范妮扬起头来，张大嘴，将热水接到自己的嘴里，再慢慢地吐出来。从里到外，身体轻轻地荡漾着，她知道自己这是真的到了美国，到了能真正用“H”里的热水，而不是只能听坏掉的水管子里“赫赫”声音的地方。
洗完澡以后，范妮习惯要开窗，她将窗子往上提，和上海的窗子一样，这里也是用提的。她听到了哗哗的声音，往天上看，却看到了满眼的蓝。她想起了什么，于是将头伸出去，果然她看到了远远的路口，有一个小街心花园，那里有一个石头的喷泉，在阳光下，那喷泉流出来的水，象银子一样闪着光。如下雨那样的水声，就象是爷爷形容的一样，就是石头喷泉的声音。它长得上海家中小花园里一样，只是看上去有与上海不同的年轻和袅娜的姿态。范妮伸长了脖子，望那熟悉而陌生的石头喷泉，“这是纽约，这是格林威治村，这是维尔芬街，这是Fanny Wang。”她想。
到了半夜，范妮好象被渴醒过来，房间里没有拉上窗帘，满地板都是窗外防火楼梯的黑影子。寂静中，范妮听到身边有丝丝的声音，然后，她发现那是她床边的热水汀在工作，房间里又暖又干。范妮看了看放在枕下的手表，它还是上海的时间，按照13个小时的时差，现在应该是上海的下午。范妮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她想起爷爷告诉她的时差，上海和纽约差了13小时，虽然人已经到了纽约，但身体里的生物钟还会按照上海的时间工作，晚上睡不着，白天想睡觉。人象生了肝炎一样难过。范妮想，大概自己的时差已经来了。
于是，范妮决定起来整理行李。格林威治村的房租贵得要命，她租的是这套公寓里的小间，一床，一桌子，一橱，唯一剩下的一小块空地上已经堆满了行李。
在箱子里被压皱变形的衣服，象上海春节时小菜场里冰冻的鸡鸭。范妮想到，自己忘记应该带一个电熨斗来。范妮当时没有觉得时差有什么不好，能在半夜里精神抖擞，她觉得也很好。她将一段丝绸放出来，笋干已经被扔到垃圾筒里去了，她也不能空着手去见爱丽丝婶婆，于是她决定把这段从杭州买来的丝绸送给婶婆当见面礼。范妮还带着一些中国人送人的小礼物，象龙虎牌万金油，水仙牌风油精，绣花的真丝手帕，安徽的彩色墨。要是需要送人礼物，就不必要在纽约买了。范妮将那些东西放进抽屉里。把自己带了一些零食放进另一个抽屉。那是些苏州话梅，奶油杨梅，干草杨桃片，这是普通上海女孩子都喜欢在嘴里含一点的零食。带来的酱油和榨菜在塑料袋里散发着油酱店咸咸的气味，到了美国，范妮才感到那气味是那么冲鼻子，她不好意思将它们放到厨房间去，让那个用五个头，大概还有电池的牙刷的卡撒特先生看到她不远万里带来的东西有这种味道。于是，她仍旧用塑料纸包好了，放在自己房间的柜子角落里。
整理完自己的东西，范妮坐到宽宽的窗台上，望下面静静的街道，对面有一栋房子的低楼，是家小店，在墙上钉了一块长方的店幌子，白底子，上面画了一个黑色的女人头像，那女人戴着老式的小帽，上面还竖着根羽毛，很有风情的样子，范妮猜不出那是什么店。她想象里，在纽约住了大半辈子的婶婆，就是这个样子吧。而要是爷爷奶奶当时不回上海，自己也应该开白色雪佛莱车的纽约女孩，从行李传送带上取的是一只红色小箱子。
格林威治村的天空一点点红了起来，白色的大鸟从哈得森河上飞过来，站在维尔芬街上的石头喷泉里喝了水。范妮一直在窗台上坐到天亮，她的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等范妮找到厨房，才看到厨房的冰箱上用吸铁石粘着一张给自己的字条，是鲁留下的，他过圣诞去了，告诉她一些注意事项。诸如，可以用冰箱中的一半地方，可以用电话，电话旁边有一个计话器，用了电话以后，把上面的数字自己记在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到帐单来了以后，可以各自付帐。也许他是个细心的人，还告诉她如果要买东西的话，走出维尔芬街，向北两个街口，就是百老汇大街，那里有各种商店，最近的一家超级市场就很大。沿着百老汇大街往下走，就是中国城。看上去他知道范妮是个中国人，可是他一定不会知道范妮并不认为自己喜欢去中国城。鲁的字又小又草，把ing写成一条直线，最后加一个弯钩，在头上加一个小点。一点也不象范妮看习惯的英文花体字，她站在冰箱门上看了半天才猜出来的，有的词是真的不认识，范妮还查了词典。厨房里很干净，冰箱里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些酸奶和一盒黄油。墙上的柜子里放着咖啡和煮咖啡用的过滤纸，还有一些意大利面条。
早上，范妮给婶婆打了电话。婶婆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响，象那些耳朵不太好的老人一样。“Call me Alice if you like.”当范妮叫她婶婆时，她这样说。
范妮问什么时候可以去拜访她，婶婆说上午她已经有客人来拜访，范妮也需要先安顿好自己，所以，她认为下午Tea Time时见面更合适。范妮原以为婶婆会马上让她过去，甚至想到，也许她们也会象电视里报道的台湾老兵回家省亲那样抱着哭成一团，只是没想到要等到Tea Time。
范妮挂了电话，突然感到肚子饿了。她想吃上海的小馄饨，很薄的皮子，能看到里面裹着指甲大小的一团肉米，汤很清，上面漂着黄色的蛋皮丝，老绿色的榨菜丝，还有深紫色的紫菜以及绿色的小葱末。她想起来，自己从昨天下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要是自己不找，再也没有人来催她吃饭。然而，这屋子里，范妮连一粒米都没有。
范妮拿了钱和钥匙，下楼去。走了些弯路，问了些人，找到了鲁说的那家超级市场，范妮见到不少学生模样的人出入，她于是跟着他们往里面走，象他们一样在入口的地方随手拿了一只塑料篮子。有人在买烟肉的柜台前买小面包，和几片烟肉，卖肉的人会帮他们把烟肉夹到圆面包里，还在里面放上一小段酸黄瓜，或者阉过的尖辣椒。范妮也跟过去买了一个，她以为那样的夹肉面包叫sandwich, 其实他们叫它hamburger。范妮又为自己的错误涨红了脸，她拿了hamburger，赶快离开烟肉的柜台。这次她比较麻木了一点。
或者说，她来不及多想，她被这家百老汇大街上的超级市场镇住了。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商品，喜气洋洋，无穷无尽，都放在唾手可得的架子上。几十种牌子的巧克力，几十种牌子的奶酪，几十种样子的蛋糕，都是新鲜出炉的，几十种牌子的日霜，晚霜和护手液，还有范妮不知道怎么用的紧肤水，爽肤水，柔肤水，以及防晒霜，隔离霜，精华素，唤肤液，修复水，范妮不是那种上海弄堂里对化妆品喋喋不休，孜孜以求的小市民女孩，也不是一年四季都用一筒雪花膏，只花心思在读书上的清高的女孩，但她在那些化妆品的货架前走过的时候，还是被它们吓了一跳。然后，她发现有许多东西，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接着，她又发现原来可口可乐在美国，居然比在上海要便宜好几倍。她是在这时开始留意货架上面标着的价钱，刚看上去，那些东西都只有几十块钱，甚至只有几块钱，几个quarter，但要是按照美元和人民币在黑市上1比8.9来算，这里的东西除了可乐和洋鸡蛋，真的都贵。最贵的，竟然是范妮不得不买的大米。那种象针一样两头尖的泰国米，要卖到0.99五百克，也就是八元人民币一斤。象装蛋糕粉一样，它们被装在考究的纸头盒子里，盒子口上还有一个用锯齿线划出来的小口子，很方便打开。大米居然是这个价钱，给了范妮很大的打击。她已经听说纽约的生活指数高，可是她不知道要高到这种程度。她不得不买米，这是她的主食，但她怎么也买不下手，最后她拿了塑料袋包的简装米，它们放在角落里，看上去是落脚货。范妮算了算，五斤里面，可以便宜到一斤。范妮已经离开了，可是走了几步，又回来，再拿了一包米。
时差日本酱油比中国酱油要贵十倍以上
到底要在这里过日子，家里的安徽小保姆买米，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
范妮看到了日本酱油，果然比她带来的中国酱油要贵十倍以上，这让范妮高兴，好象拾到便宜一样。因为想到自己有酱油，她买了一块肉，她想要做红烧肉吃，因为不想将肥肉扔掉，她特地挑了瘦肉多的剥皮小蹄膀。到结帐的时候，她才发现那块肉贵得让人不能置信。等回去煮了，她才发现那块肉又白又硬，如同木头，而且一点没有猪肉的香味。范妮在上海并不下厨，所以她以为需要用文火笃，但是过了两个小时，那块肉在没有油花的酱油汤里越缩越小，也越来越硬。范妮从垃圾袋里找回那块肉的包装，拿了本词典一项项查过来，这才发现那上面的Turkey，并不是和土耳其有关的产地，而是“火鸡”。她原来买的是一块美国人圣诞节和感恩节吃的火鸡腿，根本不是上海小菜场里的热气剥皮小蹄膀。范妮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火鸡”的英文。
范妮努力将那烧不烂的火鸡腿咽下去，她不想将木渣一样的火鸡肉倒到马桶里冲了了事，大概不想浪费，也不想确认自己的失败。火鸡肉用中国酱油红烧以后，嚼在嘴里，象微微烧焦的老树枝，用饭裹着，一口口地吞下去。范妮的心情渐渐开始恶劣起来。她把自己的公寓弄得到处都是中国酱油的气味，在没有混合足够的脂肪和肉香，也没有加进去足够的糖和黄酒的时候，中国酱油会发出有点苦涩的焦臭，努力吃饭的范妮觉得自己快被熏晕了，一阵阵的恶心泛上来。她的胃里还感到饿，可她吃下去的东西都堵在嗓子口，随时可以张嘴吐出来。
她吃了些榨菜，才勉强把它们都赶下肚子里去。她想起来妈妈说的话，榨菜是世界上最落胃的东西，只要有榨菜，人就可以活下去。这时，范妮不得不承认，妈妈是对的。
下午找到婶婆在华盛顿广场边上的家时，范妮觉得自己的头还在一阵阵发晕，这时正是上海时间的下半夜，她在棕色砖墙的房子前走过，好象走在睡梦里。也是前进夜校的同学说的，到了美国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差，这时候，不可以按照你身体里那个还在上海时间的生物钟去睡觉，一定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这样才能将那个身体里面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适应美国。范妮做得很努力，拼命地在熟睡和晕旋中挣扎着四处走动。
婶婆住的是一个干净的老公寓。范妮一推门进去，里面一股热气带着咖啡气味扑来，还有加了芳香剂的清洗液的味道。美国室内的暖气，高到许多人都只穿汗衫。范妮在电梯里打了一个大大的恶心，她闻到自己胃里存着的红烧火鸡味道。寡淡的火鸡肉衬托出了中国酱油烧焦木头般的难闻气味。
婶婆正候在电梯口等着范妮。她是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她眉毛细得已经看不见了，用眉笔高高地挑上去，再弯弯地顺下来，贤淑又有风情。楼道里有点暗，范妮头昏眼花，可她还是用力看着婶婆，看到她嘴唇上的大红唇膏，范妮想起《良友》画报里的女人。“Alice年轻的时候也能算得上是个美人。”叔公对范妮说过，“她教养好，又很摩登，一口好英文。”她身上穿着一件塔夫绸的长袍，象是从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里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懊悔没有关照你，可以从广场拐过来就看见的那个Playground的门进来，那里最好找。”婶婆的嗓音很柔和，但是也很硬朗。她直直地站在那里，看不出曾经摔坏了股骨，不得不有九十天躺在床上，让骨头自己康复的经历，许多老人因为摔断骨头而失去活力，迅速死亡，但婶婆不但康复了，而且还保留着让范妮惊奇的女人的讲究和漂亮。接近婶婆的时候，范妮甚至闻到了婶婆身上淡淡的清香。
婶婆将范妮让进门来。她走得很慢，范妮伸手去扶她，她愿意表现出自己这个小辈可以照顾她的乖巧。但是婶婆挡开她的手，说：“我自己能走。”
范妮赶快收回手。
范妮告诉婶婆，美国海关将爷爷送给婶婆的浙江笋干翻出来充公的事情。婶婆将自己的眉毛挑得高高的，说：“他们就是专挑一看就是新到美国的人翻东西。”
婶婆点给范妮看她客厅里养着的绿色藤蔓。靠着窗台的那堵墙上，吊着一些透明的塑料绳子，上面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那些室内的藤蔓原来是到马来西亚旅行，偷偷带回纽约的。“就放在我的coat里面，”她得意地说，那马来西亚的藤蔓，如今已经养了十多年了。
“我很抱歉，没有能把笋干带给你。”范妮再三表示抱歉，她小心地引导婶婆说上海话，她想，那么多年，她生活在美国，说英文，大概乡音会让她变得有点多愁善感，像那种抱着亲人痛哭流涕的老华侨那样。“你想上海吧。”
“不，不是真的想。”婶婆否认说，“就是想，也是想我年轻时代的那个上海，而不是现在的上海，我的上海已经消失了。现在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纽约还要陌生的地方。”婶婆随着范妮，说起上海话来。就象叔公说的那样，与爷爷说的口音有所不同。她的口音里面有一些“er”。但是，婶婆很快就又转回英文，婶婆说英文时的声音和说上海话的时候不一样，突然声音就低了下去，不象她说上海话时那么妩媚。好象她说英文比说上海话要更自在和自如，也更庄重。她呈现出和《良友》画报上的柔和的上海老式女人不同的硬朗。范妮的心里有点失望，也有点羡慕。
婶婆家的客厅里放满了中国古老的家具，鸡翅木椅子背上嵌着兽骨拼成的梅花，大青花瓶子里插着枯了的红玫瑰，在走廊上挂着山水的画轴。范妮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很小的时候，在弄堂里，上幼儿园回来，家家的大门都敞开着，从里面搬出东西来烧和砸，每家的屋子里，都搬出来那么多东西，象山一样堆着，被抄家的房子前，还有大堆的红木家具堆着，等待大卡车来搬走。那些东西，就象婶婆格林威治村的家，好看得有一点闷人。范妮以为婶婆的家会像茜茜公主的宫殿，是巴洛克式的但没有想到会是一个有红木家具的客厅。范妮其实从来看到过用中国的老式家具布置出来的客厅，在走进纽约的婶婆的客厅以前。
爷爷早在郎尼叔叔出事以后，就将家里的整套红木家具送到旧货店里去卖了，将奶奶的钢琴送给了街道办的幼儿园。那钢琴是奶奶的陪嫁，是一个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制琴匠用手工做的，琴的共鸣箱底，还有他的签名。还是维尼叔叔后来带范妮到那家街道幼儿园去，指给她自己家的琴。幼儿园的老师们都知道这件事，看到他们来了，都主动带他们到放着钢琴的屋子里去，好象同情他们对钢琴的感情。钢琴盖上，被人放过热茶杯，有点烫坏了，老师用胖胖的手指抚摩着那个印记，很抱歉的样子。爷爷甚至把家里的一楼主动送给国家，由房产局作为国家拥有的房屋，分配给了一户教师住。在范妮的记忆里，家里从来都是漆了棕色油漆的普通家具，大衣橱的镜子也和别人家一样是变形的，因为质量低劣。然而，当弄堂里抄家声响成一片时，她家是弄堂里最干净，也是最安静的人家，即使是楼下的教师家，也有学校的红卫兵来抄过家。那时候，家里人提心吊胆，怕也被人抄家，爷爷逼着维尼叔叔将他存着的唱片统统送走，连英文词典也送走。但是，家里却一次也没有被人来抄过。说到底，爷爷是个埋头画图纸的老助理工程师，从来没被走资派重用过，平时就像块铺在路上的石子一样与世无争。过后，维尼叔叔一直心疼被那些烧掉，扔掉的东西，维尼叔叔认定它们再也找不回来，也再买不到了，就象那个旧社会一样。但爷爷从来不置一词。
“我欢喜在客厅里用中国家具。在纽约把它们找齐了，真的不容易。但是，你知道，我除了爱旅行以外的爱好是什么？就是去找老式的中国家具。我喜欢它们的情调。”婶婆对范妮说，“将它们换一种摩登的风格摆放起来，最让人舒服。这是我从维也纳的青春艺术风格里面学来的。你晓得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做什么？我常常在家里自己把家具摆来摆去，就我一个人，像苦力一样工作。但我最享受摆出一个新风格的乐趣。”
范妮一点也没有想到，婶婆是这样的人。
沙发前的嵌骨茶几上，已经放好了几个细瓷的小碟子，里面放着黄油曲奇，切成四小块的糖纳子，黑色的巧克力饼干，牛奶壶，糖缸，还有两套茶杯。这是专门为范妮准备的。“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婶婆吩咐说。
婶婆家的沙发到底老了，一坐下去，就软软地往下陷，象在梦里从楼上堕下的感觉一样。范妮努力维持着端正的背脊，不把自己的头靠到软垫上去。她也要自己和婶婆的风度相衬。
婶婆打量着范妮，突然微微笑了：“你的嘴让我想起甄展。”
“真的啊。”范妮对婶婆笑，“我家都是这样的大嘴，象黄鱼。”范妮一边开自己的玩笑，一边紧紧地掐自己的合谷穴，想让自己的胃安定下来。
“甄展有没有告诉你，你其实长得更象你奶奶。”婶婆说，“你的手指长得像。她的手指最漂亮，所以她总是不停地买好看的戒指，吸引人注意她的手指。她是个city girl。”
这真让范妮吃惊，她张开自己的手看了看，她还一直以为自己和简妮的手都长得好，是因为像妈妈，因为爸爸和郎尼叔叔的手都像农民一样粗大，维尼叔叔的手长得像爷爷一样。原来自己像奶奶啊，她马上想到了爷爷对自己的疼爱。
“我们家的照片全部被爷爷烧掉了，怕被人抄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奶奶的样子。”范妮说。
“全都被你的爷爷烧掉了？”婶婆挑起她的眉毛，“他会做这样的事情？范妮是最喜欢照相的人，你爷爷也是最喜欢玩照相机的人，你爷爷为你奶奶照的相，还摆在百老汇大厦楼下的照相店橱窗里过，他把照片都烧掉了？”
“他怕别人来抄家。”范妮说。她想起爷爷，他从来都不说从前的事情，什么都不说，要是有人问起，像饶舌的维尼叔叔，他就是有本事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照样什么也不说。这也是为了怕家里的事情终于传出去，惹来灾祸吧。他也从不说奶奶的事。以至于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维尼叔叔告诉范妮的，而范妮常常怀疑那些事情是疯狂怀旧的维尼叔叔自己幻想出来的。
“我会为你找来看，我这里还有许多。”婶婆许诺说。
“你总晓得你的奶奶也叫范妮吧？”婶婆说。范妮想起爷爷的嘱咐，要是见到奶奶，一定要告诉奶奶，自己的名字叫范妮。奶奶1955年离开上海去香港，范妮1964年出生。原来自己叫范妮是这个原因，甚至连爸爸妈妈都没有告诉过自己。维尼叔叔会告诉自己的，但显然维尼叔叔自己也不知道。
这家里，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呢？范妮想。
“你见到过我奶奶吗？他们说你是最后一个见到奶奶的人。”范妮问。
“我在看唐人街过年游行的时候遇见她，还没有说两句话，人一挤，就散了。现在我才知道她是要避开我。”婶婆说。
“为什么她不想跟我们家联系呢，其实爷爷真的一直很想她的，不过他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我也是刚刚知道自己叫范妮，是为了纪念奶奶，维尼叔叔告诉我说，爷爷大概以为，那时候奶奶叫他申请到香港去，他没有申请，奶奶记恨他了。其实，当时上海的情况是，奶奶走了不久，申请到香港去，就越来越严了，好象你要叛国一样。要是勉强去申请，不要说不能批准，把柄也被别人抓在手里了。爷爷在造船厂这种要紧的部门工作，爷爷以为共产党会让他参加设计。”范妮说。
“甄展是这样的，他一直有精英思想的，他恨国民党的愚蠢，所以他有点粉红色。那时候，这是大学生里面最时髦的。”婶婆说，“他和你的奶奶真的不一样。你奶奶，你看到照片就知道了，是摩登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真的相爱，他们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一直像鸽子一样，不停地亲嘴。”婶婆说着笑起来，摇着她满头整齐的白色卷发，“他们是维尔芬街上最性感的中国人。”
“什么叫粉红？”范妮问。
“就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又不是共产党，那时候我们叫他们pinker。”婶婆说。
爷爷居然会愚蠢到倾向共产党的地步？范妮被气得笑了出来。她想起来郎尼叔叔脸上对爷爷永远爱理不理的样子，爸爸和爷爷之间的隔膜，还有从不说人不是的维尼叔叔对爷爷的遗憾，而爷爷的脸总是像尘封的门一样。爷爷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吧。
“难怪后来我们找奶奶，都是由维尼叔叔出面的。”范妮说，“爷爷不好意思自己再出面了吧。他的粉红色，把我们一家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但是，”范妮又接着问，“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家在上海已经问过了一百遍，一千遍。
在上海的家里，虽然大家都不说什么，可都在心里想，奶奶是嫌他们要出去靠她，太麻烦。他们都有那种被抛弃的穷亲戚的悻悻然，但是还是不能相信奶奶对自己的骨肉也会这样。还有广泛的猜测，奶奶在那里有了新家，有了自己的男人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多年，一个人。但从亲戚们那里来的消息说，奶奶并没有另外组织家庭，她一直是一个人。奶奶一直是王家的一个谜，一个至关重要的谜。
“我不是真正晓得，但是我猜想，大概她过得不如意，就不想让大家知道，更不愿意你们在上海的人知道。好多上海人，老是把美国想得像天堂一样。要是实际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好，大家就失望。托尼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将亲戚担保出来了，亲戚到他们家一看，没有住在第五大道上，而是住在新泽西的老房子里面，就看不起他们了。将他们家的人真正气煞。你奶奶是最要面子的人。”婶婆说，“你们到处找她，吓得她连跟我们亲戚的联系都断了。”
范妮看着婶婆，简直不能够相信她的话。这一切，仅仅因为奶奶面子上过不去，也就是虚荣心？奶奶她知道上海的家里人是怎样渴望要逃出来的吗？大家将她当成救命稻草。而她仅仅因为她在美国混得不那么好，就这样一避了之？
“我相信范妮会这样。她是这种小姐脾气。”婶婆说。
范妮摇着头：“那她也太自私了。”
但婶婆说：“这是她的权利。她不愿意自己的生活敞开给别人看到，这样并不过分。”
“但是我们在上海吃了那么多苦，”范妮说。
婶婆说：“这并不是范妮造成的，这是命运，她是没有吃到你们的苦，这是她的幸运，你们是不幸的，但你的奶奶不能因为住在纽约，就要为你们在上海吃的苦承担责任，对不对？她并没有责任。”
这是范妮所没有想到过的。但是，还是感到不能接受这样冷酷的解释。
“那你知道奶奶住在哪里吗？”范妮不甘心地问。
“不知道。好象是在唐人街里住着，或者附近。她不愿意多说。”婶婆说。
要是这样的话，奶奶也太自私了。范妮想。
她们沉默下来。
婶婆家里也有种香水和咖啡以及忌司混合在一起的外国气味，和着强烈的暖气潜来，范妮的头晕和恶心再一次席卷了她整个发软的身体。范妮的英文在舌头上打着滚，好象控制不了它的发音，时态的错误滚滚而来，让范妮深深感到羞耻。她还是尝试着说上海话，但婶婆却说着说着就回到英语上去了。这短暂的沉默，让范妮松了口气。她的心里突然感到有一点惘然：新生活是真的来到了范妮面前，但是，处处都是意外，这种意外，处处都在提醒着范妮努力想要假装不知道的陌生感，那是对自己信心的打击。
婶婆说：“托尼打电话来过。告诉我，将你送到了。托尼还问起，你是不是个communist，他说中共现在不让学生出国，能到美国来的，都是communist。”
范妮想起托尼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在过第五大道的时候跟她说什么“这就是资本主义啊”，她恍然大悟，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我是communist？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辈子还有人看我象一个communist。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所有的评语上都说要注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刻苦改造世界观。”
时差托尼简直疯了
托尼简直疯了。
“他太不懂得看人了。”范妮摇着头。
婶婆将手按了按范妮的胳膊，表示安慰，“他在美国长大，连中国话都不能说了。”但范妮感到婶婆也显然是松了一口气。这是她第一次碰范妮的身体，表示亲热和接受，范妮想，也许婶婆也怕自己真的是个国家派出来的communist吧，只是她借了托尼的问题来问自己。“太可笑了。”范妮怨恨地想。她忍不住说：“爱丽丝你也会这么猜我吗？”
婶婆耸起肩膀来：“我不知道。其实在我生活里所见，左倾的都是精英。但是左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不晓得。和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婶婆好象并不关心这个在范妮看来很严重的误会，她伸直她矮小精致的身体，将手在膝盖上轻拍一下：“Anyway, You are in New York city now, what is your plan then?”
范妮被问得一愣：“总要先读书咯。”其实，她还真的还没有来得及想，自己真的到了美国以后，会怎样，要怎样。到美国，就是她的目标。要是不读书才可以到美国，她就不读书，要是非得读书才能到美国，那她就读书。象童话故事写到最后一句，总是“于是公主和王子结婚了，在他们的宫殿里渡过幸福的一生。”一样，它们也没有说结婚以后的事情，范妮也没有想到美国以后的事情。范妮意识到婶婆是对的，她现在已经在纽约了，新生活已经开始了，用不着老是纠缠在过去的是非里。她说，“我总是先读书再说吗。拿的就是学生签证。”
“我也进过三个月的Language collage，其实我当时的程度用不着去，在中西学的英文已经够用，我还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呢，在中西的时候。我只是在家里烦闷了，一天也不想多待下去。又没找到短期大学。然后我还是去大学读书的，我读儿童心理学，读master, 再读doctor。”婶婆告诉范妮。
范妮心里算了算，需要好多年才能读完这些书。她有点怕读那么多年书，准备那么多次考试。她不敢告诉婶婆，自己是个怕考试，怕不停地学自己不会的东西的人。或者说，自己根本就是一个不想读书的人。
“要好好读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走到美国的生活中去。”婶婆看着范妮说。范妮隐约觉得这话象是个警告。这个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生活在上海的婶婆，她知道什么，她以为范妮是什么，是盲流吗？是邮寄新娘吗？还是来发动美国革命的communist？她有点恼羞成怒，可装做什么感觉也没有的样子。婶婆用外国人才用的那种顶真的眼神盯着范妮看，接着说，“要真正爱美国，才能在此地生活得快乐。人的一生，快乐最重要。不管生活在哪里，都要快乐才好。”范妮对婶婆点头，她心里想，只怕自己是一生下来就热爱美国的那种人，这才拼死到美国来。
范妮的脸上努力堆着笑，和婶婆喝茶，吃小点心，糖纳子甜得辣喉咙，加了牛奶的红茶有一股牛奶的腥味，头越来越重了，又恶心。
“我不想当王家的少奶奶，我想要自食其力，想自由，想随时可以出发去世界各处旅行，你知道我去了多少国家？除了东非洲，东亚的朝鲜和日本，欧洲的冰岛，我其他地方全都去过了。我去到了我所有想要去的地方。有时候我想，我的style，大概不合适有丈夫和孩子。”婶婆告诉范妮说。
原来婶婆和叔公离婚以后，一直是一个人独自生活。叔公说起过他和婶婆的事，婶婆到纽约去，开始只是去探亲。婶婆从中西女塾一毕业，就结婚，象她那些家里没有供她们去美国留学的同学一样，纷纷嫁入有钱的人家，当起少奶奶。婶婆家是个古董商人，不如王家有钱，叔公又在美国名校读商科，准备好要继承王家越来越大的家业的，叔公本人风流洋派，算得上是桩十全十美的好姻缘。但是，到底不能白头到老。
婶婆总结说：“我想，我是度过了自己满意的一生。”
她说了这么多老话，一定是范妮问了什么，但范妮却不怎么能清楚地想起来。她睁不大眼睛，她觉得自己已经睡着了。她奋力回应着婶婆的话，她说：“爷爷说他自己是栋梁变朽木啊。”
婶婆答应要把奶奶的照片，还有爷爷年轻时代的照片，凡是和上海从前的事情有关的照片都找出来，给范妮看。
从婶婆家告辞出来，握着婶婆给的一本曼哈顿导游书，范妮摸到了自己的家里，胡乱脱了衣服，她在梦中把自己放到被子里，她感到有西晒的阳光爬在自己的脸上，眼皮上一派通红，然后，她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再次醒来，又是半夜，是上次醒来的时间。范妮这次感到的是饿。
她起床，用开水泡饭吃。豆鼓小鱼酱一泡进米汤里，就浮出一些金红色的油花，很香。范妮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带得少了。妈妈当时为范妮买了两瓶，而范妮觉得妈妈把她出国，当成她自己回新疆处理，很不耐烦。“已经到美国去了，为什么还要天天吃这种东西！”她那时对妈妈说。于是爸爸拿了一瓶出来，爸爸顺着范妮说，美国什么没有啊。那时，范妮想过，到了美国，就要象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开始生活，说英文，吃面包和黄油，与一个金发碧眼的人恋爱，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去教堂做礼拜。范妮想起来婶婆的警告，要不是自己多心的话，婶婆也希望自己从此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她们的愿望其实是一样的。温软的米饭落到胃里，范妮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了点力气，头也不那么昏了。她看了看自己的手背，合谷上的皮肤上有淤血，是自己掐出来的。
想起来在回来的路上，她看到了满街的咖啡馆，小店，画廊，还有一家墙全用大玻璃做起来的透明的商店，里面满目奇异的水果，范妮从来没有在上海的商店里见到过，它们的颜色比做梦还要漂亮。那是一家无污染的水果店。格林威治村的街上，空气那么自由，有人在街上弹着把吉他卖唱，是范妮熟悉的歌，只是不晓得名字，范妮甚至还站下来听了一会。外面很冷，范妮用羽绒衣的帽子暖着头，在歌声中，她也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象熟睡时一样的细长与安稳。虽然是站着，但身体已经真的睡着了。那阳光明亮的格林威治村，却象梦里一样飘忽而隔离。有时差的身体，象一个误入阳间的鬼魂。
寂静昏黑的深夜里，范妮听到了格林威治村西面，哈德森河上的短汽笛声。她独自坐在陌生厨房的桌子前，空空的冰箱在启动时发出很响的声音，鲁的留条还在冰箱门上，用一只塑料的唐老鸦吸铁石吸着。鲁的童年时代大概是看滑稽的唐老鸦长大的，而范妮是在高中时才看到它的，每个星期天下午六点半，中央电视台播《米老鼠和唐老鸦》，爷爷，郎尼叔叔，范妮，维尼叔叔，统统围在电视机前看。弄堂里家家的窗户里都传来唐老鸦的“啊——呃”声，在范妮还不晓得这个声音，是英文里面表示对不好的事情的语气词时，已经和千万在电视机前看唐老鸦的人一起学会了唐老鸦式的啊——呃。
范妮吃饱了，身体也完全醒了，舒服了。她将桌子上的碗筷小菜都收拾起来，她突然想，自己在这纽约的深夜里睡不着，白天想睡得要吐，在这格林威治村的老公寓里吃着上海泡饭，闻到咖啡味道也要吐，别人说话听不懂，将三明治与汉堡包搞错都不算，连自己的身体居然也这样与纽约格格不入。
范妮躺回到自己的床上去，即使是睡不着，她也一直躺着。她翻开婶婆给她的曼哈顿导览书看，希望自己能看酸了眼睛睡着。她满心都是不服气，不服气自己是个纽约的外人。
那本关于曼哈顿的书里，有不少生词，但范妮还是颠颠簸簸地读懂了一个大概，范妮原来的美国知识也帮上了忙。这个从印地安土著手里廉价买来的岩石小岛，现在是摩天大楼林立的地方，是寸土寸金的世界中心。从格林威治村渐渐往上走，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中心，中央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公园，百老汇是戏剧中心，第五大道是世界上最贵的商业街，全世界最有名的名牌都在那里开店，那里的大店减价时，英国女王都开了专机来买鞋子，百老汇大道上的剧院里夜夜笙歌，领位员都穿着黑色礼服，那里最好的座位要半年以前预定，音乐区的边上就是世界钻石中心，全世界85%的钻石和钻石交易是在这里完成的，在那里几个街区的首饰店里，可以看到全世界款式最全的钻石制品。再往上走，中央公园边上，是世界四大艺术博物馆之一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那里可以看到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菲尔，凡高，塞尚，贝尼尼，透纳，毕加索，罗丹，莫耐的作品，范妮的心跟着那些名字扑通扑通地跳，从前，维尼叔叔偷偷将他们破旧的画册带回家来，偷偷地看，又当夜就还回去的情形范妮还历历在目，瘦高的维尼叔叔穿着黑色的粗呢短大衣，将书包背在大衣里，将画册藏在书包里，象一只乌鸦一样，骑着一辆旧蓝铃车，无声地经过弄堂那盏暗黄色的路灯。等他还了画册回家来，总是一脸沮丧，象刚被抢过一样。维尼叔叔说过，要是他有一天有了自由，他要将全世界的博物馆全都一一看过，四大世界博物馆，一个也不漏。现在，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自由来到了范妮的面前，书上说，只要坐上从世界贸易中心底下出发的地铁，就直接可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下，只要一个token, 就可以站在博物馆的大门口了。
范妮的眼睛酸了，她闭上眼睛准备睡觉，但她的脑子清醒极了，这正是上海的下午四点钟，太阳光浮白地照在灰色的墙上，象影子一样，冬天的梧桐树干上，黄得旧旧的。那样的情形，回想起来，除了感伤以外，还有一点阴郁的浪漫。冰凉的室内，就是手里握着的一杯热茶是暖的。那时候在上海，是这样的盼望着美国啊，象一个流浪的人盼着回家。在婶婆那里，证实了维尼叔叔的说法，爷爷当年留在上海，没有响应奶奶，带着全家申请去香港探亲，借以逃离大陆，是因为当时妒忌压制爷爷的那个造船厂总工程师跟着国民党逃亡台湾，爷爷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有用武之地了，不肯轻易放弃。这是命运。奶奶消失，这也是命运。“怎么不好的命都摊到我们家里呢。”范妮忿忿地想，托尼就可以连句上海话都不会说，他对范妮的客气，其实是对穷亲戚加上communist的敬而远之。
第二天的上午，范妮真的按照婶婆给的旅行书上的线路，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门厅里熙熙攘攘的，到处都能看到兴奋的参观者。
范妮将展厅一个一个地看过来，一一回忆起维尼叔叔漏夜送还的那些画册上的世界名画，许多的裸体女人，健壮到肥胖。许多的耶稣，在许多的十字架上流着血。范妮开始的时候还努力辨认画家的名字，回忆它们翻译成中文以后，大概会是谁，但很快，范妮就放弃了，她的心里一直很紧张，怕时间不够用，怕自己漏掉了好看的，著名的东西。那是在上海看借来的画册时的心情，匆匆的，含含糊糊的，总象是没有看懂。维尼叔叔有些总是在晚上悄无声息地走进家里来的朋友，他们都是学画的人，那些画册就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有时还有一个斯文的中年人，也一起来，香烟抽得很凶。他象个老师一样，给他们讲世界美术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印象派，他管那些画册上的画叫masterpieces。维尼叔叔让范妮在一边听，其实范妮也听不久，就睡着了。她的头发里总是粘满了一角三分钱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干燥的臭味。在大都会博物馆，范妮依稀回忆起被翻得象布一样软的画册。看到拉菲尔甜蜜的圣母和圣子像，找到了凡高画的法国乡下卷曲的松树，还有法国印象派画的色彩缤纷的客厅，海滨，街道和咖啡馆。她一时以为，自己是走进了那些维尼叔叔借来的画册里。那些画册是维尼叔叔的命根子，他后来和那个斯文的中年人萧先生绝交，因为维尼叔叔实在不舍得把一本画册如期还给他，于是，维尼叔叔谎称，将画册放在脚踏车的书包架上，在路上丢了。其实，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维尼叔叔是个不会吹牛的人。
在那里，范妮看到了一个为抽象派画家办的特展，广告上说，那里有特地从全世界各地著名的博物馆里借来展览的抽象派杰作。她看到了康定斯基，克利，在那里颜色鲜艳，但是却看不出来到底在画什么的画前面慢慢地走过，范妮想起了贝贝的脸，他像女孩子那样的清秀的脸，像是莫迪阿尼画里的脸，在她的上海记忆里浮现出来，范妮第一次为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个熟人感到痛心，她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感到自己是在为这个长年住在疯人院里的人看这个从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来的最好的抽象派画展，原来没有一个花瓶像贝贝画的那样，那是上海1970年诞生在贝贝想象里面的抽象派画。
范妮看到一幅白底子，上面画着两道蓝色直线的画，一个学生参观小组站在那里，她正要绕过去，突然听到带队的老师说，这是美国抽象派作品的杰作。范妮于是停下脚来，回过身去，在展厅中间的沙发凳子上坐了下来。她眺望着那两条象用尺画出来的蓝色直线，那是美国画家1968年画的，1970年的时候，贝贝的脸瘦得发青，细长的手指上老是有洗不干净的颜色，听说他画画从来不用调色板，怕浪费颜料。但他还是画了那么多花瓶和方方的像盒子一样的玫瑰花。后来，被维尼叔叔都剪碎了，扔掉了。他还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画两条直线，蓝色的，才是抽象派。
一个孩子在那张画前面起哄，范妮听不清楚他说的英文，可是听懂了他的意思，他是说，这样的画他也可以画出来。老师随口就给了他一个great，但范妮却讨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讨厌老师这样鼓励他，她想自己是妒忌了。
范妮一直不停地走着看着，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一张展厅中间的沙发凳子坐下，面对画坐着，这样可以歇歇脚，而不歇眼睛。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西洋油画的原画，走得很近的话，还可以看到画家在颜料上留下的笔锋，还有刮刀的痕迹。这些痕迹表示着它们的真实性。范妮想起了维尼叔叔房间里永远散不去的松香水气味，那是维尼叔叔画布上散发出来的。范妮又想，自己也是在为维尼叔叔看这个博物馆的。参观的人们像水一样地在她面前流过，那队来参观的孩子又来了，有点肠肥脑满的。她想，自己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整个博物馆里面最应该受到欢迎的那个人，她是经过了千山万水那样无尽的痛苦，才到达这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