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与亨利.史密斯聊天的时候，简妮听说过，当年到美国的中国劳工都因为家里太穷，才铤而走险。他们都打算在美国挣了钱，就回中国生活。这也是排华时的一个重要理由。她在亨利.史密斯那里听说过，有个中国劳工没挣到钱，但实在想落叶归根，就自己划小船到美国外海，装作来美国的偷渡客，等美国移民局将自己遣送回中国。但她没想到，丁龙竟然将自己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在他的主人的帮助下，为了让美国人能了解中国文化，而在美国著名的大学里设立汉学系。简妮疑惑的是，劳工在中国时，能懂得多少中国文化呢？它竟然让他在美国这样想念，宁愿客死他乡，也要让美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简妮想到了站在唐人街人行道上那些面容木纳的男人们，他们中的一个，日后也会将自己的积蓄捐出来，推动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吗？她听说过，格林教授写她家历史的时候，也曾在这里的东亚图书馆里找到过资料。一个卖劳工到美国的买办家族的历史，也受惠于丁龙的努力。而东亚图书馆的第一套捐赠的中文书，来自于慈禧太后。
“你看，哥大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武教授说。
与李鸿章相关的中国历史，简妮一直避之不及。连从前学校组织看《甲午海战》，她都借故没有去看。她觉得那些事里，整个中国彼此仇恨的人群，帮外国人的中国人，恨外国人的中国人，恨中国人的中国人，恩怨纠缠，你死我活，个个都有难言的委屈。她不愿意了解那些委屈，还有那些侮辱。在简妮看来，它们根本就没有成为历史，一直活生生地留在中国的生活中，它们一直是简妮心中的痛苦，而没有变成历史的隐痛。简妮草草看了眼枫树，它与其他的枫树相比，看不出任何不同。只是它纪念着李鸿章，要是在中国的话，它早已灰飞湮灭了。
简妮走在武教授身边，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她吸了吸鼻子，她猜想那就是最新款的Boss香水，她在第五大道上的百货店里正在向客人推销的香水小姐轻轻挥舞的小纸条上闻到过。她又吸了吸鼻子，香水那时髦的感觉里让人微微麻痹般的放纵和不甘寂寞，让人很享受。武教授很时髦，他们商学院的人总是大学里最时髦的一群人。她知道自己也是一个喜欢时髦的人，她喜欢商品那种带着虚荣和体贴的亲切诱惑。她常常参加大公司委托经济系学生做的市场调查，出入曼哈顿的大公司专卖店时，每一次走进底楼的铺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扑面而来时，她既使知道自己根本不会去买里面的任何东西，但也不由得满心通透，整个人都舒展开来。她闻着武教授的香水味，从李鸿章的阴影里摆脱出来。
“你的香水好闻。”简妮对武教授说，“是新款的Boss吧。”
武教授笑了，他闻了闻自己的手，说，“商学院的教授，总是不得不成为哥大最时髦的教授。”
“我们学校商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也是全校最时髦的。”简妮说。
“因为我们永远是和市场在一起。”武教授说，“你也将会这样。你喜欢时髦吗？”
“我喜欢。”简妮肯定地说。
武教授点点头：“那就好。要是你不喜欢，在以时髦为本的市场上，你会痛苦的。要是你喜欢，你会象老鼠得到了一大块新鲜忌司那么快活。”他将自己北方人明亮的小眼睛微微眯起来，“时髦的感觉里有一点虚荣，一点点无伤大雅的虚荣，你要知道，这一点点恰到好处的虚荣，恰恰是市场最本质的动力。差不多所有成功的营销案例，都是从设计者内心在这种虚荣感觉的指引下工作，去满足消费者内心蠕动着的虚荣。”
“喜欢商品也是天生的吗？”简妮问，她想起Ray来，他总是视市场调查为苦差，他恨四季如春，灯光明亮的店堂，总抱怨在商店里透不过气来。他与亨利.史密斯倒常常来往。还是常常约好了去唐人街流连。
“对时髦的领受力当然是天赋能力，对商人，对经理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天赋能力。”武教授说。
“Woo！”简妮欢呼一声。
从新泽西的short line车站等开往曼哈顿42街汽车总站的公车开始，简妮就与自己脚上的高跟鞋展开了搏斗。那是一双围了一条紫红色边的灰色皮鞋，是婶婆留给简妮的高跟鞋之一，配铁灰色套裙。这鞋对简妮来说，有点紧，但却不能说完全不合适。婶婆穿鞋的样子很好，一点也没有走样。去挪顿兄弟公司面试的头天晚上，她按照妇女杂志上的介绍，将毛巾紧紧塞到皮鞋里，努力撑大它们。简妮在婶婆的衣服里挑了铁灰色套裙，五十年代风格的，裙子两边，开了旗袍式的叉，很稳重，又特别。她觉得这对要去中国当秘书的年轻女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或许那式样有点太奢侈，不象年轻人的，但给人一种有良好背景的印象，简妮认为，这种暗示比显得年轻重要。
简妮从没这样穿戴过。她感到那套笔直的套裙，将自己的身体和教养中的粗陋之气衬托出来了，倒象一块揉皱的手帕。她记得自己第一次穿上旗袍的时候，身上突然洋溢出一股弄堂女子的风尘气，那次她就被吓到过。简妮其实是怕穿婶婆的衣服的，她觉得，它们就象照妖镜一样。这次，她特地将自己的头发全部向后梳去，强调自己的眼睛，她知道自己的眼睛有种咄咄逼人的样子，她需要这眼睛的表情来捍卫自己，好象自己暗中有利刃在握。
清晨在short line站上等车的人，大多都是住在新泽西，每天去纽约上班的中产阶级，大家穿的都是套装，简妮象一滴水流进大海一样，十分自然和得体。她与他们站在一起，心里七上八下着一些自豪。她那时竭力想忘记自己的脚。那双线条优美温和的意大利高跟鞋的边缘，开始象一把刀似地勒着她柔软的，只穿运动鞋的脚后跟上薄薄的皮肤。而平而窄的鞋尖，则将她的五个脚趾全都箍麻木了。简妮竭力不去想这些事，她提醒自己现在就要站得直直的，而且要自如，以及若无其事，她不想露怯。
从42街的汽车总站转到去世贸中心方向的地铁月台，那一路上，通道里响彻了往下城的世贸中心或者华尔街上班的汹涌人流的鞋底摩擦的声音，简妮也用纽约人的速度大步走着，简妮脚跟上的皮已经破了，她感到有血渗出来，粘在袜子上，每走一步，那被血弄湿了以后，变得更硬的鞋帮，都用力地摩擦着已经没有皮肤保护的肉。简妮努力把自己的脚往鞋子前面伸，让自己的脚跟能多少松快一点，但小了一号的高根鞋，本来已经紧紧顶住了脚趾。还没有到月台，简妮脚趾上的皮肤也被磨破了。那一双脚在鞋子里真是左右为难。
好容易到了月台，脚的酷刑暂时结束。简妮这才发现，四周的女人纷纷打开手里拎着的纸袋，拿出高跟鞋来。她们利落地将脚上的运动鞋踢下来，换上纸袋里的高跟鞋，再将运动鞋放进纸袋里。简妮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在下城上班的那些白领女子，用的是这样讨巧的办法。简妮的心里咯噔一下，这一下，就显出她的嫩来。
在地铁穿越曼哈顿岛的过程中，简妮挤在沉默的人群里站着，脚跟和脚趾上的血都渐渐结住了，和薄薄的袜子粘在了一起。她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都集中到了下肢，脚开始有点肿了，所以鞋子紧紧地箍在脚上，脚背上的肉漫出了鞋面，让简妮想起浸了水的馒头。世贸中心那一站，车里大部分人纷纷下车，简妮再次夹裹在到大步向前的人流里。从世贸中心下面的地铁上到地面，要走三层楼。对简妮来说，那可真是痛苦的长征。她一走，那些薄薄的血疥马上就被拉破。简妮几乎痛得流出眼泪来。但她四周的人们却哗啦啦地象飞奔的动物那样越过了她，那些尖尖的黑色，灰色和棕色的高跟鞋，象长在那些飞速向前的女人们脚上尖利的兽爪一样，清脆地响成一片。简妮的双脚太痛苦了，不得不慢了下来，马上就被后面的人撞到。后面的人象潮水一样赶过她，有人撞到了她，说声“借过”，便越过她而去。也有人什么也不说。还有人尽量远远地绕开简妮，那大多是些穿着长风衣的男人，当他们的身体因为躲避接触而斜过去的时候，他们的风衣在身后飘了起来。简妮让了又让，然后，发现自己已经从原来的人流中央让到了边缘，迎面而来的，是左手边上迎面而来，向地铁相反方向去的人们，那大多是些去中城的商业区上班的人，帝国大厦就在那里，洛克菲勒中心也在那里。那边人群里，女人们也在最后一站地铁站里换好了高跟鞋，那些鞋跟也清脆而坚决地响成了一片。
简妮也加快了自己的脚步，当她的脚已经有点麻木了的时候，她跟上了大家的速度，回到人流的中间。
走进世贸中心大堂，简妮在到达不同楼层和不同方位的众多电梯之间又奔走了一番。好容易找到正确的电梯，到了挪顿兄弟公司那一层。离开电梯以后，她没有马上进去，而是先去找防火楼梯的楼梯间，然后镇定地走了进去。谢天谢地，那里除了一股夹着香水气味的香烟味道，没有人。她在玻璃的倒影里，看到了一张气急败坏的脸，简妮真的不相信，这竟然是自己的脸。
简妮的理想我的优势是两点
简妮脚跟上的血，已经流到鞋帮上了。她将那一小条血迹擦干净，将污染了的袜子往鞋子里面掖了掖。然后，她用手拍打揉搓自己的脸。在电影里，死亡营里的犹太女人拼命拍打揉搓自己的面颊，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比较精神焕发，不会被送进煤气室。而简妮，是为了改变自己脸上痛苦的表情。但简妮感觉到与那些犹太女人一样急迫的心情。她脸上的皮肤被拍得有些发麻，然后发烫。
有种大难临头似的恐惧，在简妮心里蛇般地游动。将要被抛弃的预感，也渐渐强烈起来。她想，要是她失去这次机会，也许就会失去与武教授一起设计的未来。这个面试太重要了，以至于让简妮害怕。她看着玻璃里倒映着的自己，怎么看，也看不出出色的地方，她的颧骨，象美国排华时代漫画里的中国人一样，宽得很没有尊严。她的脸色，象唐人街上的那些男人一样焦黄；她的面颊，象爷爷那样的紧绷，有千刀万剐般的重重晦气；她的嘴，象爸爸那样大而无当，带着某种泼妇刁民的无赖和凶悍；她的肩膀，象维尼叔叔那样单薄而乖张，一副没有人缘的样子；她的身体，象范妮那样张皇失措，一股乖张之气。这样的人，谁会喜欢，谁会要呢？简妮打量着自己，想。她甚至想，宁可不要进去面试，倒可以逃脱失败的打击。
“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观音娘娘，真主安拉，天灵灵，地灵灵，世界上所有的神仙，都来保佑我吧，给我勇气和力量吧。”简妮想起高考时在陌生课桌上看到的一段话。
来到面试的小会议室里，在那个鼻子象剪刀一样又薄又尖的人力资源经理面前坐下的时候，简妮轻轻将手伸到身后，撸平裙子，才落座。那是爱丽丝的姿势。然后，她向那对灰色的眼睛认真而愉快地看了过去。这时，在她脸上已经看不出她经受过的痛苦了，简妮曲着膝盖，直着身体，稳稳地站在自己的鞋里，安静地等待开始。
“请你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王小姐。”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是个上海人，那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西化的，也最现代化的城市。我的学习很顺利，一直在最好的学校读书，一直是学校的优秀学生。但是到美国以后，我才发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我只是一个懂得最好地接受的学生，而不是一个懂得创造性思维的学生，在经济系里学习的两年里，我更主要学习怎样认识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建立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能在经济系修满学分，提前毕业，还不是我的最大收获，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的家族在140年前，就开始为美国在上海开设的洋行工作，是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当时叫买办。所以我家有140年在上海经商的经验，我的家族后来落败，我想你知道其中红色中国的因素。但是，我仍旧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至少象他们一样出色的商人，这是我的理想，我到美国，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
“你认为自己成为一个在华总经理秘书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
“我的优势是两点，一，我没有语言上和文化上的问题，那里是我的故乡，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上海人的想法，将它们解释给我的总经理，协助他更清晰地判断事物。二，我在上海的大学里学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可以用这部分知识背景帮助我的总经理换位思维。我的劣势也是两点，一，我没有秘书的工作经验，但我个人的风格是追求完美，会工作得更努力。我只怕太追求完美，会造成吹毛求疵的痛苦。二，我的上海人的脸，会给当地雇员一种自己人的感受，虽然会亲切，但比较少高高在上的威严。”
“听上去，你说的好象不是劣势，反而更象是优势。”他耸着肩膀说。
“我想，那是很容易化为优势的劣势。”简妮平静地回答，没有一点尴尬。事实上，她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既然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那么，怎么能让我相信你能做得好呢？当然，你有一强有力的推荐人，迪克.武，武教授。但是，你自己怎么说服我和总经理呢？”
“我是一个忠实诚信的人。我相信作为一个秘书，又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为美国企业工作，忠诚于自己的老板，忠诚于自己服务的美国公司，是秘书最重要的品质。其他一切都可以学会。”简妮问：“我可以说一个小例子吗？”
“可以。但要简短。”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家是美国杜邦公司的总代理。当时仓库里有许多货物，但美国大班回国避战。我的祖上将那些原料加价卖出去。等大战结束后，他们将那笔款项如数交给了回上海的美国大班。这就是我们的家传。如果我为挪顿公司工作，也会继承这种忠诚。”
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总监看了简妮一眼，在他眼睛里看不出一点点答案，不过，简妮认为这个忠诚的故事应该在人力资源部经理心里留下印象，她不相信会有许多人在面试时能说出这样的故事。她盯着他的眼睛看，他却避开，只是说：“好了，王小姐，谢谢你来面试，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结果。”
简妮站了起来，脚再次痛得象刀割，但她微笑地向那个人力资源部的经理握手告别。然后轻快地走出那间小会议室。
一星期以后，挪顿公司通知简妮去参加总经理的面试。那一次，简妮仍旧穿那双高跟鞋，但经过一个星期天天穿高跟鞋的锻炼，简妮脚上那些容易磨破的地方，都已经起了薄薄的茧，再穿着它经过长长的地铁通道，简妮也能走得和别人一样铿锵有力。
总经理长着一双锐利的灰眼睛，就象美国邮政标志上的那只鹰。
“Tim Muller。”他向简妮伸出手来。
“Jenny Wang。”简妮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有力，她的手也很有力。
总经理只有一个问题，毫不客气的问题，他用带着德国口音的英文问：“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而这个在华总经理秘书，当然忠诚是重要的，要不然我们可以用中方的秘书，不必从美国带秘书过去。但是，它也同样是需要丰富工作经验和人际技巧的职位。你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我除了上海的故乡背景和我家族140年在上海洋行与美国大班公事的经验，是一张白纸。挪顿的风格就将成为我的工作风格。我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忠诚的，不怕吃苦的，为挪顿量身定做的好秘书。一个完全融入挪顿风格，又与当地在交流上没有障碍的好秘书，这就是我相信自己能为公司带来的好处。”简妮说。
在简妮向总经理告别的时候，她越过他的肩膀，看到窗外的哈德逊河，和河上的自由女神像。她笑着说：“只是离开这里，会有点想念。这里就好象是我的家了。”
Muller拉动了他薄薄的，坚定的嘴唇，脸色柔和了一点，他说：“你说对了，我当时离开这里去上海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心情。”
简妮终于等到了那个电话，里面的声音在确认了她就是简妮.王以后，说的第一句话便是：“Congratulations。”
简妮安静地听完人力资源部的通知，说了“非常谢谢。”，然后将电话挂上。
她四下望了望，这里都是她熟悉的景象，蓝色的楼梯扶手，灰蓝色的墙纸，壁灯，橡木茶几，电话边上的记时器。从这里往窗外看去，能看到院子里白色的木头栅栏，还有草地上曾经开满白花的梨树。现在，满树的花都谢了，它看上去就象一棵普通的树，在美国明丽的阳光下一动不动。简妮心里浮现出一句话，“这就是命。”这是爷爷在电话里说的。
简妮回到自己房间里，掩上门。柜顶上堆着她的箱子，一只黑色的，是从上海带来的，上面贴着一块伤筋膏药，代替行李牌，那是新疆风格。伤筋膏药上写着格林威治村的地址：维尔芬街19号。另一个箱子是红色的，是范妮留下来的。把手上还留着范妮写的行李牌，也是维尔芬街19号。简妮四下里望了望，突然一下子向后，重重地仰面躺倒在床上。这是她忘情的方式，只有在高兴得发疯的时候，她才敢于向后仰倒在自己床上，完全忘记警惕与猜疑。
初夏温暖的气息从敞开的窗缝里猎猎有声地扑了进来，那是美国大地充满阳光和新鲜树木气味的气味，阳光下，高大的绿树在浩荡暖风中婆娑缱卷，河水在粼粼闪光。简妮正坐在Ray旁边的副座上，他们的车正在小镇之间的公路上向曼哈顿驶去。地域公路不象高速公路那样单调，沿途他们能看到许多漂亮的庭院，草地边缘围着的一圈小花盛开着，象小女孩领子上的蕾丝，旗杆上挂着的彩色风向标，不停地旋转着。阳光在殖民式的灰色屋顶，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以及庭院里小游泳池那蓝色的水面上闪闪发光。Ray还是从前的老脾气，他不喜欢走高速公路，喜欢穿过一个个小镇，最后快到华盛顿大桥的时候，在最后一个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再上去。穿过学校的时候，他们看到一队队穿了深蓝色运动服的孩子在淡绿色的操场上打篮球，星条旗在深深的蓝天上，显得很般配。简妮想起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院子里的那面美国旗，她印象里，远没在新泽西看到的这样鲜艳和漂亮。她想，是那纯净的，能穿透一切的金色阳光，将美国照射得如此色彩斑斓。
“我会想念美国的阳光的。”简妮对Ray说，“在上海，我再也见不到这样强烈的阳光了。”
Ray微笑了一下，表示赞同。在强烈的阳光下，他的头发闪闪发光，他手臂上的汗毛也闪闪发光，甚至那些倒伏在他脸颊上的细小绒毛，也在闪闪发光。简妮手指上有些毛毛的感觉，她的手指回忆起Ray温暖皮肤上的那些柔韧的汗毛。简妮悄悄将自己的手指握进手掌中，转开眼睛。那个早晨，他们从各自房间里走出来，在厨房里遇到，简妮正在吃苹果，Ray在碗里倒了一大半加水果颗粒的玉米片，他们互相看了看，道了声早，但两个人都没有象从前那样将脸凑在一起，响亮地亲嘴。那时，他们很默契地向后退一步，恢复到普通室友的关系。甚至，他们没有说明原因，也许是因为很明确，不需要再说什么。
他们有时仍旧一起出去喝点什么，说说自己的近况，有时简妮烧了番茄蛋花汤，还是给Ray留一碗。Ray也学会了在方便面里卧一个水铺蛋，放几片绿叶子菜，他在唐人街找到了四川出口到美国的榨菜包，他在油条汤里也会放一些榨菜进去。他们两个人甚至还请别人一起来吃过饭，包括亨利.史密斯。但他们之间，再也没有肌肤之亲了，他们的爱情结束了。Ray在东亚系找到了他的女朋友，她又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黑发。简妮看到她，心里松了口气，她这才知道，其实她心里担心Ray会再找个中国女孩，她希望自己是Ray唯一的中国女孩。
“有时不得不承认，美国是上帝特别爱惜的国家。” Ray说。他们经过一大片公路边的丁香树丛，白色的和紫色的丁香花，一丛丛地压弯了枝条。他们的车里一时充满了丁香的气味。
“当然。”简妮肯定地说，“绝对。”
“是啊，你的体会比我深。” Ray说。
简妮腿上放着一大束红色的康乃馨，用绿缎带扎着，那是给婶婆的花。她书包里还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维尼叔叔那张自画像，已经用塑料纸仔细地封好了，她想为维尼叔叔的画像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也许是婶婆墓前的树下，也许是婶婆的长明灯下，将他的自画像埋到美国的土里，也算入土为安。这是她在美国最后要完成的事情。
简妮离开以后，Ray的女朋友会接着租简妮的房间，他们要同居。他们计划一年以后，申请东亚系的北京留学计划，一起到中国留学。而简妮想，一年以后，大概自己已经开始准备回到美国读书了。Ray和简妮心里都明白，这次分手，他们俩将会越行越远，也许永远不再有见面的机会。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前途茫茫，不可能彼此守望。
简妮想，也许Ray就是因为这个，才主动提出，要开车送简妮去扫墓的吧。
车前的反光镜上吊着一小块青色的玉石，用红丝带穿着，打了如意结，吊着流苏。玉石上面，用篆体刻着“出入平安”。那是Ray的女朋友送给他的礼物，在唐人街买的。它在Ray和简妮面前轻轻摇晃着。
“也许几十年以后，我们在什么地方突然遇到，象电影里的一样，你已经成了象格林教授那样的中国专家。”简妮对Ray说，“你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甚至还能说一口广东话。”
“你却已经将中国话忘记了，只能说英文。也许还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 Ray笑了，“我却一直看到你的消息，在CNN，或者CBS的财经新闻上，你是美国最重要的商业人物，左右了道——琼斯的上下。你与我说话，我只能说No English。”他做了一个鬼脸。
简妮脸上笑着，心里却被铬了一下。Ray的鬼脸让她不舒服。她觉得，他不一定真的是为了爱中国而选择了中文，而是为了好奇。那好奇后面，是挑剔的眼睛，他很可能有一天宣布，经过研究，他发现自己讨厌中国和中国人。他的研究，是自己的世界的好奇，与对中国的感情无关。格林教授认为他的工作，真正为中国拯救了准确的历史，他由衷地这么想。Ray大概想得更多的是要建立自己真实的生活。在简妮看来，只有Ray这样无忧无虑的人，才可能如此挑剔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东西。
简妮对他有些恨意，于是她说：“我为了生意，也学了广东话，你难道认为不可能吗？商业奇才的身上什么都是可能的。于是，我用广东话问你，你怎么样？你喜出望外，终于有人和你说广东话了。因为你与唐人街的人说广东话，他们对你说No English。”
Ray哈哈大笑，他说：“可能啊，真的可能。”他伸过手来，握了握简妮的肩膀，“不能不承认你的聪明。”
“我也是上帝特别爱惜的。”简妮说。
过华盛顿大桥时，简妮在淡绿色铁桥栅栏的缝隙里，看到阳光下的曼哈顿岛，沿着河边的公路上飞奔的车龙闪闪发光，一直通向水边的炮台公园，那里有渡轮去自由女神像。
从炮台公园出来，就是华尔街，走不几步，就是世贸中心大楼，在阳光下，那淡蓝色的玻璃幕墙闪着冰山一样的光。她属于的公司就在那里。
褐色和淡褐色的摩天楼上的玻璃窗闪闪发光，楼下就是曼哈顿红尘滚滚的商业区，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尖顶闪闪发光，爸爸当时买的学生保险，就是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她自己的学生保险也是大都会的。
河畔教堂的白色塔楼传来响亮的钟声，在那附近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的一家舒服的小咖啡馆里，她的人生拐了一个美丽的弯，终于走上命运指引的道路。
教堂不远处的那堆绿色，一定就是中央公园。沿着中央公园的树阴走下去，就会到格林威治村，那里的街道上，飘散着咖啡和新鲜蛋糕的香味，有漂亮女孩招摇过世，那里的街道拐角上，有一个石头的西班牙式喷泉，哗哗地流下清亮而柔软的水流，使整个街道都能听到呖呖的水声。
再走下去，越过小意大利，就是唐人街，粗鄙笨重的金器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婶婆的墓地，就在小意大利和格林威治村的中间，一个老教堂阳光灿烂的后院。白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闪烁着婶婆的金色名字：Alice Chiu。维多利亚式的花体字，她安息在她生活了大半生的土地上，从来没想到过要落叶归根。也许她认为自己的根，就在这里，这里有她生前做礼拜的教堂，有她的学生，有她的生活，有她喜欢的白色描金棺木，白色大理石墓碑。一切都合乎她的体面。简妮想起，在最后见到探望婶婆，她给自己看棺木和墓碑的照片时，曾经说过：“你来参加我的葬礼时，不会感到太寒酸的。”她到人生的最后一步，都要让亲戚们觉得脸上有光。
从高高的华盛顿大桥上下来，她听到了河畔教堂宏亮的钟声。
“我知道你爱曼哈顿。” Ray说。
简妮说：“真的，我还从来没这样爱过一个地方。”她想，这是她生命开始的地方。怎么爱，都不过分。简妮知道Ray想成全她向自己心爱之城告别的心愿，她的心思虽然没说出来，但还是被Ray体贴，简妮有些感动。她想，到底是Ray。她想，能和自己的第一个ABC男友来曼哈顿告别，是自己美国大学时代最完满的句号。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直起食指，去轻轻刮了刮Ray裸露的手臂，这是他们从前亲昵时的一个小动作。Ray笑着摇头躲闪，他说：“嘿，嘿，简妮，我在开车呀！”
简妮的理想曼哈顿处处都能闻出美元的气味
他们的车下了高速公路，来到街道上，曼哈顿带着挑逗的空气扑面而来，不由得让简妮想到钱。简妮在曼哈顿处处都能闻出美元的气味。钱在这里不光意味着消费，它更是一杆秤，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智力，勇气，耐力和运气，衡量一个人生是丰富还是苍白、是自由还是局限，是刺激还是平庸，对简妮来说，能不能在曼哈顿感到理直气壮，自由自在，就是人生价值是否得到实现的标志。
渐渐，曼哈顿又向简妮展开了它最有纪念意义的街区，那里处处都留着她成长的印记。她又看到了Saks在街面上的铜牌，她想起自己第一次摸到昂贵衣物时，心里的诚惶诚恐。
她又看到了耐克运动城，她想起自己第一次参加市场调查小组时，就在那里底楼的收银台前，访问实际购物者。她听到收银机结算时打印清单的吱吱声，即使是一个与耐克运动城毫无关系的人，她的心仍旧为那成交的清脆声音而欣喜。就是在那里，简妮知道自己是个天生喜欢买卖的人。
她又看到迪斯尼专卖店，上一个夏天，纽约旅游的高峰季节，她来这里做过市场调查，这一次，调查的是顾客忠诚度。她的岗位在二楼。她拿了一小篮糖果，分发给上楼来看迪斯尼动画陈列和按照动画形象做的长毛绒玩具的孩子们，以及从美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来的大人们。他们戴着棒球帽，穿着运动鞋和白色的棉线袜子，是全美国标准的渡假打扮。他们和孩子一样，也惊喜地伸手去摸他们从各地的地方电视台里看到过的卡通片里的人物玩具，他们抱起那些只在电视片里面看到过的人物，向他们的照相机镜头腼腆而幸福地微笑，高兴地回到他们的童年时光。简妮看到过一个印度人的家庭，母亲带着高高矮矮一大群孩子，个个用手捂着嘴，压住冲出嘴来的欢呼。当时，她手里端着糖果篮子，头上戴着米老鼠的黑耳朵帽子，在荡漾着人们温暖回忆和温情的店堂里，突然感到了一种征服了顾客之后，对顾客的爱和对征服的自豪。那时，简妮尝到了商品征服人心的美妙滋味。
她又看到Platz Hotel的玻璃门。每次到曼哈顿，把事情办完以后，她都自己到这里来喝一杯咖啡。这个老酒店有种巴洛克的奢靡气氛，还有些旧美国的殖民风情，让简妮想象，自己家原先被美国记者采访的老宅，就是这样的风格。她坐在橡木的沙发椅上，咖啡杯是老式的英国瓷，上面画着粉红色的玫瑰枝。她宁可少吃几顿饭，将喝咖啡的钱再省回来，也不愿意在街边小店里喝用纸杯装的咖啡。她喜欢享受人上人的气氛。
简妮对Ray说：“你相信吗，是曼哈顿帮助我成长的。”
Ray说：“我会记得通知Discovery的传记小组的，他们千万不能在你的传记片里忽视这一点。”
简妮大笑着说：“我自己也会记得告诉他们，你别担心。”
在小意大利和格林威治村交界的一条安静小街上，他们找到婶婆生前去做礼拜的教堂。那是栋红砖做的尖顶小教堂，铜门上的扶手，是一对垂着翅膀的天使。天使被人们的手掌摩挲得锃亮。推开沉重的木门，教堂里带着燃烧蜡烛气味的凉爽空气扑面而来。教堂里面静静的，基督低垂在他的十字架上。教堂的每排椅子，都挂了一个用粉红色玫瑰和白色缎带做成的花环，祭坛上也放了两大罐玫瑰花。教堂里回荡了鲜花的气味。看上去，象是在准备婚礼。这就是婶婆的教堂。婶婆下葬的那个礼拜天，门口的告示牌上贴了婶婆的生平和她的照片，那个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教友们特地为她唱了赞美诗，安息她的灵魂。婶婆的棺木在教堂的安息室里停放一夜，然后由牧师主持，下葬在教堂后院的教友墓地里。那天，是万里无云的晴天，新坟上堆满了亲友们送的百合花，远远就能闻到花香。
简妮在门口圣母像前的蜡烛台前，往黑色铸铁的小铁盒里丢了一个美金，拿了两支白色的细蜡，这两支蜡烛，一支给婶婆，一支给维尼叔叔。她就着别人的烛火，将蜡烛点亮了，擎在手里。按照中国人烧香的习惯，简妮觉得，自己也应该在将蜡烛插上烛台之前，先在心里说点什么。
“谢谢你对我的所有帮助，爱丽丝。”这是给婶婆的，“我就要回上海做生意去了，我是为美国公司工作，作为美国雇员回去的。就象我们公司的其他美国人一样。你为我付了学费的国际市场营销学，我要在上海做真正的Case Study。你的礼物没白送。在我每一个成功的时候，都会想到你的。”
“愿你能够安息在美国的土地下面。尘归尘，土归土，现在，你回到了心目中的家园，应该可以安息了，维尼叔叔。”这是给维尼叔叔的，“我要回上海去为美国人工作了，我一定会让自己得到美国人赞许的。我一定会争气的。”
两朵金色的火苗在蜡烛上跳跃着，忽闪着，然后安静下来，静静的，长长的舔着教堂里的昏暗。
墓园里到处爬满常春藤，鸟站在高大的橡树里“呖呖”地叫着，这是个安详的墓地。远远的，就看到阳光最明亮的地方，有一块白色的墓碑在闪光，那就是爱丽丝的。简妮将自己的花放在婶婆墓上，她知道红色康乃馨配鲜绿色的缎带是好看的，但没想到将它们放在婶婆白色的，云石在里面微微闪光的大理石上，在阳光里会漂亮得夺目。
婶婆坟上的土还没来得及长满常春藤。简妮找到一把松土的小铲子，挖了一个小坑，将维尼叔叔的画像放下去，维尼叔叔的脸隔着塑料纸与她相对，他看上去并不那么象维尼叔叔，而更象普希金，维尼叔叔给自己加了长长的鬓角，他的衣领也不是中山装，甚至不是西装，而是少年维特式的高领子外套。简妮觉得这张像并不象维尼叔叔，她想了想，却也不能记起维尼叔叔真实的模样，只想起了他脸上总是悻悻然的神态，他说话的时候，头在肩膀上一犟一犟的，不快，不甘，不屑。简妮轻轻把土块退下去，埋住维尼叔叔的脸。她将那个小坑重新埋严实了，再压平，将旁边的常春藤枝条拉过来，种在土里，盖住维尼叔叔的小冢。她希望常春藤在这个夏天就将这片土地完全覆盖住，使婶婆和维尼叔叔融为一体。
“他是谁？” Ray问。
“我的叔叔。他也去世了，我让婶婆照顾他。”简妮说，“我不该再把他带回上海。”
“为什么？” Ray问。
“我想，我家的墓地将来在这里，不在上海。”简妮说。
买办王简妮又回到虹桥国际机场
简妮又回到虹桥国际机场的出入境大厅。这时，她惊奇地发现，原来这里是那么小，那么简陋，它更象美国的一个长途汽车候车室。当初离开上海，妈妈和爷爷来送自己，他们一直在被大玻璃隔开的大厅外面望着她，生怕她会有什么节外生枝。她紧握护照，里面夹着飞机票，登机牌和出境卡，背包里有酱油和榨菜，还有苏州话梅，简妮不喜欢这种酸的东西，爸爸喜欢。护照检查的柜台就在前面，简妮记得自己看到那穿草绿色军服的边防军的脸，内心莫名但强烈的紧张，她怕自己的护照会出问题，类似在前进夜校听到的那些倒霉的传言，谁的出境卡不对，谁的护照莫名其妙地少了一个印，谁的照片看上去不象本人。甚至，她怕公安局突然有了新规定，类似象她这样家庭背景的人不放出国。种种可怕的想象涌上心头，她向玻璃外面的爷爷和妈妈望去。他们向她挥手，示意她赶快去边防检查。简妮能看出他们脸上被努力掩饰的紧张，和勉强维持的镇定，还有类似生离死别般的悲伤。那真象电影里犹太人在德国人眼皮底下的逃亡，妈妈衣服的前襟被泪水打湿了一片，爷爷脸上罩着奇怪的微笑。到美国以后，简妮看了不少描写二战时代犹太人遭遇的电影，如今，她将爷爷脸上那种类似微笑的表情，与电影里犹太人脸上的表情混淆在一起了。留在简妮印象里的大厅，充满了神秘而又冷酷的光亮，类似监狱。那里与外面的世界无声地隔离开，又象一条飞船。当从前的情形又栩栩如生地回到简妮心里，她才发现，自己真的淡忘过从前被禁闭的恐惧。简妮从胸前的小袋袋里抽出自己的护照，签证页上有挪顿公司给办的新签证，是工作签证，一年内，可多次进出美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保证，万一有什么情况，她简妮可以马上就买飞机票回美国，不再需要到上海领事馆申请新签证。
前面就是中国边防，在白色日光灯下，她看到高高柜台内的中国边防官，他们还是穿着原来那样的绿军服，他们没有表情的脸散发着铁窗般的压力。远远的，能听到他们在护照上敲入境章的声音，“咚”的一声，“咚”的一声，让简妮听得心惊。然后，远远的，看到那个人从白色的柜台上拾起他的护照，走进闸口。闸口的那一面，就是中国了。她看着那个拖着个美国箱子，握着护照匆匆走进另一个空旷大厅的人，就象看着一个人不得不走进监狱的大门。那边就是中国国境，要是护照和签证出现任何问题，或者中国政府的政策有任何改变，过了这道门，就是进了万劫不复的关口，朗尼叔叔的脸浮现在简妮眼前，爷爷的脸也出现了，然后，是吐鲁番那黄土飞扬的月台，发臭的深绿色火车在那里喷吐着黑烟。简妮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的往事，全都回到她面前。
简妮慌了。她不由自主地朝后望，觉得自己会撒腿奔回西北航空的飞机。她听说过，外国的领事馆，飞机和轮船，都是属于外国国土，可以得到外国政府的保护。她好歹算西北航空公司的乘客，还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后面，徐徐而下的电动扶梯上，还有三三两两离开飞机，来到边防检查大厅里的来同机旅客。她看到从到达通道里下来的所有楼梯都是往下的，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进入这个大厅，就只能向前入境，不得返回。但她想起，在纽约地铁站里，曾看到过黑人孩子在电动扶梯上逆向行走。他们的步子比下降的扶梯快，就可以象太空人那样沿着下降的扶梯在走回到顶端。这时，一直在简妮心里暗暗翻滚的恐惧突然泛滥，她后悔了，家里再三嘱咐她，要吃准可以随时回美国，才能回上海。她也再三保证，公司也再三肯定过这一点。但现在，简妮突然怀疑起来。她想，中国这个地方，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她怎么敢保证呢。在纽约机场出境的时候，简妮的心已经“咯噔”过一下，整个飞行中，她都不舒服，不想和人说话，甚至美国人，也不想说。但是她认真地吃光了每一餐西北航空提供的食物，还要了一个Muffin，它的结实，死甜，都让简妮想起新泽西的草坡，灰蓝色墙纸的木头老房子，还有 K-Mart里面咖啡和洗涤剂混合的气味。简妮并没吃那个Muffin，而将它装在飞机上的清洁袋里，带下飞机。
穿制服的检疫人员来收健康表格。微微发青的日光灯下，他们的脸是那么苍白和虚弱，好象得了流行性感冒，正在浑身发冷的人。他们的肩膀不能将薄薄的确良制服撑起来，因为他们的肩膀不够挺拔，或者因为制服不够合身，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精疲力尽，阴阳怪气。简妮心里一边想起“东亚病夫”这几个字，一边想起光线。当简妮将自己填写的卫生检疫表格交给卫生检疫的人时，她看到那个年轻男人的手，是白而细长的，小指上留着弧形的长指甲。在简妮前面经过卫生检疫柜台的，是个美国人，他将自己的表格递给他时，那个卫生检疫的官员也用“Hey!”来回应了那个美国人的问候。于是，简妮也招呼他，但他只是在接过她的表格时，毫无表情地翻了她一眼。
那一眼，象尖利的小石头一样砸中了她。
简妮不是真的想对那个满脸烟色的人说“Hey”，她对他没兴趣，只是希望延续在美国的礼貌。希望彼此还能说声“Hey”，能让她保留一点美国的感觉。她想起自己在新泽西的时候，对老太太的问候恶语相向的事，心情恶劣起来。简妮想起来，曾经听到有人说，在美国时想上海，可是一回到上海，还没有出境，就想掉转身回美国。她现在太理解这种心情了。
随着等待验证护照和签证，过边防检查的队伍，一点点向前移动，简妮的心，也一点点地暗淡下去。她拿出自己咖啡色的中国护照，但是，不肯把护照的面子翻在外面，而是用夹在护照里的飞机票，将护照面子上的那个金色的国徽遮了起来。她望着别人手里拿着的护照，深蓝色的，是美国护照，红色的，是日本护照，她没有找到一个什么国家的护照也是咖啡色的，除了中国的。所以，她将自己在飞机上填写的入境表格从护照里抽出来，放到手里夹着，遮住护照的另一面。
面对边防检查的官员，她忍不住还是对他毫无表情的脸说了声“Hey”，他抬起眼睛，看了看她，没有回答。简妮想起在美国领事馆签证处，那个拒签的黄毛也是这样抬起眼睛，看了看她，不回答她的问候。“咚”的一声，是图章重重地盖在护照上，黄毛给的，是拒签的图章。如今这个，是入中国国境的图章。
简妮几乎是咬紧牙关，拿回护照，离开柜台，进入中国国境。将护照放好的时候，她忍不住用手指刮了刮签证页上那张新的美国工作签证。签证纸上微微凸起的细密纸纹，让她安心了一些：护照是有效的，签证也是有效的。
接机的人紧紧挤在门外，简妮觉得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有深深的疲惫和茫然，都有菜色，都散发着被囚禁的不快，虽然她也看到有人手里捧着鲜花，准备送给自己迎接的人。她也听到有人欢声叫着什么人的名字，那是重逢。简妮感到，有许多目光落在她脸上，象夏天的苍蝇那样重重的，“嗡”的一声，就象牢里的人看自由的人，还有很多目光落到她身上，那是在看她的美式装扮，那是上海人精明而饥渴的目光，简妮意识到了。简妮的步子轻盈起来，她脸上浮现出喜洋洋的友善和好奇，还有天真，就象个真正的美国人。她看到同一架飞机上的美国人也是这么做的。
这时，简妮看到一个穿简单套装的女子，手里举着写自己名字的纸牌："MS. JENNY WANG。”
“嗨!。”简妮走过去，招呼她，“我是简妮王，从挪顿兄弟公司的纽约总部来。”
“你好，我是外事科的小刘。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工作。”她犹豫了一下，也跟着简妮说起了英文，“一路上还好吗？”
“好啊，非常好。”简妮说着，深深喘了口气，“只是一出机舱就不行了，空气里真湿啊，觉得喘不过气来。”
刘小姐笑了：“这是地道的上海气候，雨季的时候，就是这样湿湿的。”她的英文让简妮想起自己的交大时代，她在 th 上的上海口音让简妮想起了自己的，同学们的，老师的，和爸爸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将舌尖放到齿间发 th 时，都是笨拙的，所以发出来的那个音也是笨拙的。很多人都偷懒，将舌尖随便一顶，就算了。刘小姐学英文的时候，一定也是个用功学生，努力地发出 th 的音。随着这个音，简妮想起自己苦读英文的过去，甚至初到美国的时候。海尔曼教授被汗水浸湿的衬衣后背。简妮奇怪地想，自己竟然一点也没觉得高兴，反而是厌恶的。她厌恶听到这种口音的英文。
刘小姐将简妮引到大厅外面，让简妮在出租车站点边上等一等，自己去停车场，叫厂里的车开过来。
机场外面到处乱烘烘的，太阳被闷在厚而灰白的云层里，空气中好象有层薄雾。简妮觉得脸和脖子上有点黏糊。出租车在排队，乘客们拖着行李左奔右突，到处都是横冲直撞，大声说话的人们，还有满脸诈色，堵在门口兜生意的出租车司机，柏油路面上，有一滩滩出租车漏下的汽油污渍，食品店的玻璃门上，能看到手指的污痕。有人撞到了简妮的身体。“遗憾的。”简妮说着往旁边让了让，但那个人连看也没有看简妮一眼，却挤过简妮让出的路，向马路对面的停车场走过去。简妮刚想站回原来的地方，但又有一个人撞了简妮一下，想要拖着他的行李箱，从简妮让出来的地方过去。简妮突然怒火中烧，她侧过肩膀，也狠狠地撞了那人一下，将那人撞得往边上一歪。简妮心里一紧，准备好道歉。但那个人将自己身体移正，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挤过简妮的身边，向前走去。简妮又惊又怒，她刚站定，又有个人从后面重重擦到了简妮的背包。简妮觉得自己的寒毛一下子都炸了起来。她回过头去，对那人怒目而视。她没想到，那个人也正张口指责她：“你拿那么许多的箱子挡在路上，别人不要走路啦。”那是个年轻的女孩，穿着一条象范妮那样的蓬蓬裙，手里挽了一个瓦伦提诺的白皮包，将眉毛拔得细细的，眉眼很凌厉。
“你最好打招呼，但不要碰到我和我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你懂哇？你不能随便碰别人的东西和别人的身体，你懂哇！”简妮对那女孩说，她说的是上海话，被迫的，愤怒的，简妮有点语无伦次。
“噢哟，象真的一样。你不挡我的路，我要碰你做什么？你当你那么香啊？”那个女孩丢下一句话，轻盈地走开去。
好在这时，刘小姐带着工厂的车来了，她将肩膀探在车窗外，向简妮挥手。“母狗。”简妮忍不住低声骂。
他们好容易将简妮带来的几只大箱子都安顿到车上，坐定。简妮望着窗外混乱的人流和车流，到处都能看到被粗暴挤压过的行李箱和旅途中格外卑琐的人脸。她想起了在世贸中心楼下的地铁站里那些沉默着迅疾向前的人们，还有在耳边简约的一声“Excuse me”，然后尽量让过别人的身体，尊严的样子。简妮想，纽约人的冷漠里有着尊严，而上海人的冷漠里却是卑琐的。
“这真是个不可置信的乱世。”简妮忍不住说。她觉得自己就象一块豆腐掉进煤堆里。她预见到自己对上海大概会不适应，但还是没想到，心里会有这么大的失落。她简直觉得自己被打了一闷棍似的。
“我们去哪里？”刘小姐问。
“去我爷爷家，这是地址。”简妮将写着爷爷家地址的小条子交给刘小姐，“我们家有十几家亲戚在美国各地，就剩下我爷爷一家留在上海。这次我来，大家都给他带礼物来。”
偏偏刘小姐不知趣，她说：“研杵先生说，他的新秘书将能听得懂上海话，而且就是从上海出去的。王小姐其实也是阿拉上海人吧？”她说着，就转成了上海话。
“I Was。”简妮勉强回答说。
“噢。”刘小姐盯了简妮一眼，“你的意思是，你过去是上海人。”
简妮没有回答她，她甚至没有再看刘小姐的脸。
简妮看着窗外，汽车离开虹桥机场，进入市区。简妮又看到自己熟悉的景物，灰色的火柴盒式的房子，是七十年代的式样，门窗涂的是鲜绿色的油漆，带着农民的审美。绿叶婆娑的梧桐树遮暗了街道，在梧桐树叉上，有沿街人家晾着的衣物。武康路上红砖的旧公寓，让简妮想起了靠近哈雷姆区的旧公寓楼，在如今风尘仆仆的旧阳台上，破旧的搪瓷脸盆里养着宝石花和仙人掌，甚至仙人掌还开了大朵的黄花。简妮又看到漆着蓝色横线的 26 路公交车，它带着尖利的刹车声向车站蠕动着靠过去，售票员将手从车窗里伸出来，乓乓有声地拍打洋铁皮的车身，提醒车站上的乘客不要向前挤。简妮想起来，自己刚回上海时，爸爸请爷爷教自己如何挤车的事。爷爷说：“我在江南造船厂工作三十年，从来都是让挤我的人先上，我不懂怎么与别人挤。”开始，简妮觉得那是爷爷的“雷锋精神”，当自己不得不象猴子上树那样挤在人群中的时候，简妮才理解到，那是因为爷爷不肯变得如此不堪入目，所以才不肯与人挤拼。然后，简妮想起了婶婆衬托在蓝色软缎上那微微发紫的，一丝不苟的雪白卷发。汽车经过淮海中路时，她看到第二食品商店的橱窗里放着雀巢速溶咖啡的标志，还有美国的气味，她想起来在国际市场营销学课上说到过的，在盛产新鲜橘汁的南美怎样打开气味的市场事。简妮记得自己当时说，中国市场对一切外来的东西都是饥渴的，如干燥的海绵。汽车离家里已经很近，高大的梧桐树后面，能看到破旧的洋房，只种着最低档花木的小街心花园，还有到晚上才开门的小酒吧和咖啡馆。简妮又感受到了淮海中路那种陪着小心，又藏着不屑的风格。她没想到上海竟然这样捉襟见肘，简妮的心紧缩起来，象石头那样又冷又硬。
甚至比记忆里的上海更脏，更乱，更粗鲁。她渐渐发现在那熟悉的旧街景里，有许多裸露在外的挖烂马路，浮尘飞扬的建筑工地，许多街区的房子外墙上都用红油漆写着巨大的“拆”字，触目惊心。简妮想起来小时候在新疆，法院贴告示，就在死刑犯的名字上用红笔这样圈了。远远的，能看到有工人抡着长柄铁锤，象雷电华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开头那样，曲线优美地击碎租界时代带着西化风格的旧房子。从工地源源不断开出的卡车，不停地将烂泥摇晃到马路上，被迫经过的人们，象小鸡一样在烂泥中间跳着，躲避着。“这不是乱世，又是什么。”简妮心里说，灿烂阳光下一尘不染的美国草坡浮现在她的心里。
车子渐渐逼近爷爷家的小马路，远远的，看到弄堂口了。简妮突然看到自家弄堂口有熟悉的身影，那是爸爸妈妈。她没让他们去机场接，她跟他们说，美国公司会派车去接她的。爸爸还在电话里笑，说：“我们简妮现在是衣锦还乡了。美国公司派车去接飞机。”她没想到，爸爸妈妈会在弄堂口等着自己。爸爸撑了一个木头拐杖，他的肩膀象落汤鸡那样耸着，也许因为撑拐的关系，他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在唐人街上的露天摊上，十元各自的，买一个获得一个。简妮心惊肉跳地去看他的脚上，果然，他穿了白色的运动鞋， Adidas 的。妈妈穿了出客时穿的好衣服，简妮第一次发现妈妈那件最重要的哔叽呢外套，实在很是呆板难看。能看出来，妈妈甚至用了些口红，但那口红反而点明了她一脸的风霜。他们俩郑重其事地站在弄堂口，翘首以盼。简妮将自己的头向后仰了仰，恨不得自己是在梦里。司机对这些小马路并不熟，眼见得已经开到弄堂口了，却拐到另一条小马路上。简妮送了一口气，听任他和刘小姐一边对地图一边找，不发一言。
但他们的车很快又转了回来，他们在爸爸妈妈怀疑的目光里缓缓开进弄堂里，停下。
简妮赶快卸下自己的箱子，她听到弄堂口的小裁缝叫：“你家小新疆回来了！”
买办王简妮曾被叫做“小新疆。”
她看到爸爸妈妈急急绕过满地发黄的广玉兰落英向她赶来，妈妈扶着爸爸，爸爸却摆动手肘，松开妈妈的手，示意妈妈先跑。简妮简直不能看爸爸走路时的样子，他突然变得那么慢，那么小心，他在那场车祸中还被撞断过锁骨，所以现在他的肩膀斜了，他整个人都有点象快要散架的椅子，吱吱哑哑地响着，带着不堪一击的僵硬。妈妈的衣服让简妮想起来自己离开上海的那天，妈妈就是穿着它去机场送她的，那件衣服是妈妈最重要的衣服，是外婆给妈妈在“朋街”定做的上衣，用的是五十年代“朋街”店里最后一批真正的英国呢存货。他们一定已经在弄堂里宣传过了，所以，三三两两的邻居，都从后门出来了。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管简妮叫“小新疆。”简妮从小就不喜欢她们，她们最喜欢问范妮奇怪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新疆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每个人都在鞋子里插着尖刀。她们的脸很刺激地皱成一团，等着她的回答，不论她回答什么，她们都用被吓了一大跳的表情接受，将嘴缩起来，“丝丝”地吸着气，好象听到的永远是最不可思议的答案。
妈妈叫：“简妮啊！”简妮远远望着，竟然不是阳光晃白了妈妈的头发，她的头发是真的白了。妈妈整个人，也象旧娃娃一样，褪了色，白的地方不白，黑的地方也不黑了。
简妮放下箱子，绕过车和刘小姐，向爸爸妈妈跑去。
她过去抱住爸爸妈妈，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逼得简妮不得不侧过脸去，她脸腮边上的寒毛一根根地竖了起来，她知道这种消毒水气味是由自己的心理创伤，在美国时候就知道了，但她却控制不住自己。她与爸爸贴了贴脸，就象与婶婆见面那样。简妮拼命忍着，才没从爸爸妈妈手臂里抽出身去。当挪顿公司的车在弄堂里那口被水泥填掉的井前，勉强掉了头，要离开的时候，简妮心里真想跟他们一起走。从美国带来的那些箱子竖在湿漉漉的弄堂里，把手上吊着 JFK 机场红色的Heavy警告牌，鲜艳夺目，就象安徒生童话里所描写的，从天堂落下来的碎片。
二楼窗台上，还吊着用竹片做的十字架，只是它变得发黑了。那上面还晾着妈妈水红色的棉毛裤，裤裆长得不可思议，只是它褪色了，象开败了的月季花。爷爷蓝色的确良咔叽的中山装挂在铁丝做的衣架上。为了保持它的平整，在湿的时候就把衣扣都扣上。即使是洗过了，晾在衣架上，那衣服还是保持了颓唐而不甘的样子，那就是爷爷的样子。
厨房的下水道已经老得不能用了，所以在墙上挖了个洞，将下水道的管子通出去。那管子节约地做到接近地面的地方就断开了，厨房的污水就直接流到外墙上，再流到下水道里。无风的时候，那条露天的下水道在后门那里散发着带着油腻的淡淡污浊之气。有太阳的时候，能看到在墙面上沾着已经干结了的鱼鳞，花涟鱼，青鱼，或者黄鱼的，它们在脏脏的墙面上闪闪发光。从第一次看到这房子，简妮就觉得这房子旧得不可救药，她没想到，它们还能继续旧下去，而且越来越旧，越来越脏。
天井里那个长满青苔的西班牙式喷泉上搭着底楼人家的抹布，简妮这时看懂了它的身世，也看懂了它的脏。那石头应该是微微发黄的，能看到里面有星星点点云母的微光。那边缘应该挂着清亮的水流，象透明的帘子一样。简妮看到，搭在喷泉上的抹布是一件穿旧的汗衫，肩背上大大小小，破洞连连。
爷爷站在楼梯口候着简妮，他拍拍她的肩膀，对埋头将箱子搬进门槛的简妮说：“当心。”简妮将头埋着，表面是奋力搬东西，实际上更是怕看到爷爷眼睛里的失望，他希望简妮永远都不要再回上海了，他还希望简妮永远不要再与王家有什么干系。但简妮拂了他的意。简妮决定要回上海的时候，是理直气壮的，但她见着爷爷那阴影重重的身影时，心里咯噔一跳，她此刻不能说爷爷肯定错了。甚至她想，也许爷爷当初从美国回上海的悲剧，就要在自己身上重演。要是当初爷爷没有理想，不拂逆曾祖的意思，他也不必回上海。要是爷爷知道前途将是万丈深渊，他也不会回上海。简妮相信爷爷和自己一样，当初都是干干净净回上海来的，都是一心要追随自己的天命，带着美国教给自己满怀的天真。
“爷爷，我的签证是随时可以回美国去的。”简妮放下箱子，说，“我的合同是六个月的，也许我六个月以后就会离开的。”简妮第一次想，这六个月也是漫长的啊。
“那就好。”爷爷应道。
进得家门，简妮吃惊地看到，爷爷房间里坐着一个男孩，正伸着头向她笑着招呼，手里握着一卷书。爷爷现在居然也在家里收了学生，教英文。那个男孩，就是准备暑假签证去美国读书的医大学生。当年，爷爷连自己家的孩子都不肯教，现在倒从外面收学生回来，让简妮吃惊不小。简妮看了看爷爷，他脸上还与从前一样沉默。
“Hey!”简妮冲男孩挥挥手， "What`s up？"
“Plenty well。”那男孩响亮地回答，到底是爷爷的学生，听上去没有跟磁带学出来的那种做作的声调。
爷爷相帮着简妮将箱子搬到为她准备下的房间，那男孩见状连忙跑出来接下爷爷手里的箱子，他和简妮合力抬着箱子，问：“你是从美国回来的？”他指了指箱子把手上 "Heavy" 警告下面的 JFK ，表示自己知道这缩写的意思。
“是的。”简妮答道。
“你家好容易团圆，是不是我改日子再来？”男孩问跟进来的爷爷。
“不必。”爷爷说。
简妮听到爷爷的英文，想起了婶婆，他们的口音真是相象，一样的清晰而缓慢，咬文嚼字的。那男孩脸上谦恭有礼，敬爱有加的微笑，让她想到自己对武教授的微笑。她太熟悉那样的微笑了。他们这样的孩子，心里本能地相信，这样的忘年交，能象一根靠美丽微笑点燃的道火索，使自己一飞冲天。爷爷说话的声音，因为说了英文的缘故突然变化了，那声音轻柔快速，不象是一个老人的。
“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朗尼叔叔从自己房间里踱出来，他的眼眶下有一圈很深的棕黑色，看上去脸色阴沉晦暗，他望望爷爷的背影，对简妮刻薄地说了个台湾电影的名字。简妮却在爷爷的背影里真的看到了依稀的矫健，婶婆照片夹子里的那个唱老生的青年身影。爸爸妈妈埋头为简妮将东西收拾到她的房间里，不搭朗尼叔叔的茬。爸爸说："我还记得 JFK 机场的标志呢。那个机场看过以后，虹桥机场根本就不算什么了。简妮，你这么多行李，没有罚款啊？”
“公司出我的行李费。”简妮说。
“全都出啊？”爸爸问。
“是啊。”简妮说。
“美国人到底是大方。”爸爸说。
“就是，美国人开车的技术也好啊。”朗尼叔叔丢下一句话来，走回到自己房间里，将门关上了。
维尼叔叔的房间被爸爸妈妈改成了家里的小客厅，窗子下面放着一个樱桃木的巴洛克式小茶几，简妮依稀记起，原先家里将它钉在墙角上，搁晾衣服的竹竿，又脏又旧。现在擦洗干净以后，倒真是体面。上面还放着一只车料的香槟酒杯，当初范妮将它当花瓶用，不让别人碰。在小茶几边，放着一把旧摇椅，那原来放在爷爷房间里的，妈妈缝了个织锦缎的座垫，又将原先断裂的藤条换了新的，对面，却放了维尼叔叔原先用的那把四腿微曲的褐色椅子，妈妈也装了一个同样的织锦缎座垫。墙上挂着维尼叔叔画的水彩画，是他童年记忆中的家，花园里的石头喷泉上挂着水帘，树影里有黑色铸铁的门和栏杆，简妮想起来，爸爸告诉过她，家里的铸铁栏杆和大门，都被拆了去大炼钢铁。爷爷房间里吃饭用的柚木桌子现在也放到这里来了，简妮这是第一次看到，原来还有两张板收在桌肚子里的，现在拉开了，变成一张西式的长餐桌。在桌子中间放了维尼叔叔从淮国旧淘来的英式旧水罐，在《苔丝姑娘》的电影里，曾看到过他们用这样的水罐倒水洗脸，现在，妈妈在里面插了一大捧纸做的玫瑰花。能看出来，这间屋子的家具都是真正上等的旧货，被小心翼翼地擦洗干净，上了蜡，努力掩盖被作践过的痕迹。它们也是争气的，上了蜡以后，除了伤到木头里面的凹痕，大体勉强保持了体面的样子。它们虽然都不配套，却有着相似的巴洛克式的排场与劫后余生的磨难。
这里保留着一些维尼叔叔的气氛，简妮由此想起他的尖利声音。但更多的，是新疆的家气氛，在新疆那干打垒屋里，箱子上蒙着的白蓝相间的钩花垫子是上海的花样，桌子上的小红朝阳格花布是上海带来的，那是种身处异乡的支离破碎的气氛，这个由北厢房改成的小客厅，为了有种落地长窗的感觉，窗上用了及地的长窗幔。那是简妮彻骨熟悉的窘迫与不甘。
“我们这叫螺丝壳里做道场。”爸爸自嘲地说。
叔公去世了，爸爸妈妈住了他的房间。维尼叔叔去世了，他的房间变成了客厅兼餐室。范妮去了精神病医院，她的房间如今就给了简妮。
妈妈为简妮新做了窗帘，沙发套和床罩。本来那里地板上的油漆都掉了，露出白喳喳的木头，现在妈妈在那里铺上了一小块地毯。书架上还放着简妮从前用的《新英汉大词典》，还有韦氏英文双解词典，甚至还有简妮那时买的托福考试应试技巧。其实，简妮也可以住维尼叔叔的房间，她想爸爸妈妈特地为简妮布置好了的范妮房间，大概是想安抚简妮多年被范妮排挤的委屈。桌子上放着那架旧红雷牌收音机，那是当年简妮听美国之音的特殊英文的，练习听力的收音机。那桌子还是用缝纫机代替的，面子上铺了块玻璃，玻璃下压着简妮当年做的生词表，那时，她将生词表贴在床头的墙上，气范妮。父母精心布置的房间，让简妮想起《木兰辞》里面的诗句，但，那衣锦还乡的自豪，简妮是没有的。她想，等前任将宿舍腾空以后，她马上就从这里搬出去。她甚至后悔自己在美国时没有要求住酒店过渡，本来她可以要求的，她那时想，自己当然应该回家住几天。现在，她发现自己错了。她连一分钟都不想在这里呆下去。
除了装礼物的箱子，简妮别的箱子都没有打开。从美国带回来的万花筒和小录音机也没拿出来。
坐回到原来的老柚木桌上吃饭，冰糖蹄膀的皮是那么腻人，烤菜是那么咸，那么烂，简妮真的吃不下去。但她要表示出自己吃得专心吃得香。要不，她抬起头来，就会看到桌上亲人的脸。他们的脸上留着怎么也擦不掉的悻悻然的神情，那是种被人践踏过的神情。爷爷，朗尼叔叔，爸爸，妈妈，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样的神情。简妮在心里吃惊，自己怎么能在这样的神情包围下，生活了这么多年。此刻，爸爸妈妈明显是扬眉吐气的，简妮考上交大的时候，就已经在他们脸上看到过这样的神情了，现在他们脸上不由自主有点挑衅的意思，他们无法忘记曾受到过的轻蔑。朗尼叔叔恢复了橡皮人的表情，他发胖了，眼睛周围象肿了一样，但其实不是肿，是胖。爷爷脸上仍看不出任何不快，或者愉快。他的脸，还是原来的那扇尘封的大门。简妮谁也不看，草草将饭吃了，她发现自己其实很怀念K-Mart里 Muffin的死甜。
饭后，简妮将自己美国带回来的东西一一分给家里人。她微笑着看大家手里拿着她的礼物，心里充满永别的感受，她想起那时在医院里与叔公告别时的情形。简妮觉得，这种永别的感受，里面只有很少的惜别，更多的，是摆脱了必死事物的轻松。在简妮心里，那在房间当中大大摊开的行李箱，很象当时医院太平间推到病房里来的接尸床。然后，她就到妈妈为她准备好的房间里去了。她将门从里面插上。那把插销还是原来的，黑色洋铁皮上，螺丝都锈黄了。而门上原来的锁，早已锈死，钥匙也丢了，大大的钥匙孔里，塞了一小团纸，防止外面的人从钥匙孔里看进来。从范妮房间的窗前，她看到院子里广玉兰树上淡褐色的大朵残花，她从来没注意到，那硕大的残花竟然那样不堪入目。
在申和挪顿合资公司的大门口，正对大门的地方，竖立着一块大标语牌，它是这个院子里最显眼的中心，标语牌前，还有一个小花坛，里面种着矮矮的一串红，修剪过的冬青树，通常还有一棵雪松，种在小花坛的边上，衬托着标语牌上的画像，表达着冷酷而铿锵的革命情调。这种公共建筑的布局，遍布中国的大小城市与乡村，简妮在没有去美国以前，几乎对此熟识无睹。在踏进公司大门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又重新踏进一个有着巨大标语牌的院落，她感受到那标语牌和小花坛散发出来的肃杀之气，她心里咯噔一沉。她想起，在新疆和上海的两所中学里，都有同样的洋铁皮标语牌迎门而立。新疆的学校门口，画的是毛主席去安源。爸爸对妈妈悄悄说过，那张像将毛主席画得太矮胖了，爸爸每次去接简妮，都觉得它丑。妈妈制止爸爸，妈妈说：“你想当反革命啊？”爸爸说，将毛主席画成这种样子，应该他们画的人当反革命。“还要竖在那里天天给小孩子看。”就是因为那张画像，爸爸特地教了简妮，什么是黄金分割。上海的高中，迎门的地方也有这样一块尺寸差不多的标语牌。上面画的是邓小平微笑着招手的宣传画，标语是“奔向四个现代化。”如今，在公司门口的大标语牌上，画着一张很象亚欧混血儿的女人面孔，她以农妇的爽朗微笑着。简妮想，大概这样的混血面孔是暗示这里是个合资企业。在宣传画通常放标语的地方，写着一行有力的红字：“携手奔向美好明天。”简妮想，大概这句话，是对这家公司的期望。她断定，这块牌子是中方制作的，因为她发现，除了脸不同，标语牌上的毛泽东，邓小平和这个欧亚混血女人，他们的身体都有着非人的健壮与平整，那石膏像般的身体散发着强权的气息。
简妮心里象席地而起的冷风那样，掠过不快。这种不快，将她离开家时终于解脱了的轻松心情吹得无影无踪。再次陷落到过去，对简妮来说，有着几乎不能忍受的痛苦和恐惧。她在美国时，小看了自己将要经受的痛苦，她以为自己真能象那些为了公司提供的 15% 的艰难惊喜万分的美国年轻同事一样，对中国的工作跃跃欲试。离开家，并打定主意要住到前任秘书腾空的宿舍里去，她以为自己脱离了家庭环境后，也可以当一个单纯的美国秘书。她没想到自己会来到一个已经被美国回忆层层掩埋的中国院落里，还没有进门，就被洋铁皮的标语牌以及开满了一串红的禁锢小花坛击溃。
这个标语牌和小花坛比家里的房子和气氛更让简妮心中不安，那种进入了监狱般的惊惧让她觉得自己浑身的皮肤都紧着，脸颊上的寒毛层层直立，肚子里的心肝肚肺，都象麻雀一样惊慌而机警地跳跃着。简妮用力往里走，找到自己的办公室。在楼道上，她闻到了熟悉的中国厕所气味：冰凉的水气和淡淡的尿臊，水箱永远响亮地漏着水。她想，不知道挪顿公司给自己的那份Hardship里面，是不是也包括了对她内心巨大的沮丧补偿，对其他美国同事来说，它包括了文化不同，气候不同，食物不同和人际关系方式的不同给派驻海外贫困地区的美国商人的补偿，人事部没有说其他的。
简妮办公的秘书办公室，是一间两个秘书与一个内勤合用的大房间，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各自的独立办公室，是套在秘书的大房间里面的隔间，美方总经理和中方的副总经理的秘书兼翻译，就坐在各自服务的老板门外。中方总经理的秘书是个年轻男人，简妮进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他在右手玩着转笔，就象交大教室里的同学一样。总经理Tim Muller的前任秘书劳拉正等着与简妮交接。
劳拉说了一口又土又快的纽约英文，简妮为此浑身一振，她甚至微笑了一下。劳拉简短而清晰地将存档的文件一一清点给简妮，她的动作迅疾准确，令简妮想起麦当劳餐馆里那些服务生。然后，她拿出一个文件夹，领简妮走进Tim的办公室。劳拉靠在Tim Muller的桌边，长长地伸过手去，在简妮身后将门 "乒" 地一声关上。在那里，她交给简妮两份备忘录，作为样本。那是每星期一例会以后，秘书要整理的纪要，一个星期里最基本的工作，以后，她也得按照这个备忘录去帮Tim跟进备忘录里工作的落实。“Chick，Push，Remind，都是你的责任。”劳拉说，“当然，也是你作为一个秘书高出其他部门经理的微妙之处。有一点人所周知的潜越。”劳拉轻笑一声，噘起下嘴唇，去吹额头前的碎发，说，“感觉不错。”
随后，她告诉简妮电脑的密码，并交给简妮一个老板常用的通讯录，告诉简妮，美国总部的人喜欢住虹桥的威斯汀太平洋酒店，因为能感受到一点美国式的服务，就象到了沙漠，居然能住在绿洲里。老板在中国大陆出差时，要尽量避免买地方航空的飞机票，矮子里面拔长子，老板不得不选择加州的飞机，他们的服务极差，食物不能下咽，但他们的机长在降落的时候技术高超，几乎没有一点颠簸。老板的太太只喝法国进口的矿泉水，只买锦江楼下的超级市场的卫生纸，就象美国公司到印度去工作的人不得不自己到处带着水一样。如此等等。劳拉说得尖酸刻薄，但妙趣横生。
最后，劳拉指了指门，说："你永远要记得，Tim办公室的门，一定要在你身后关严。这里不是美国总部，是在你们的共产国家，你永远得睁着一只眼。”
买办王简妮努力抹杀的
简妮被冷不丁被刺痛，“共产国家”是她简妮的吗？她恼怒地看了劳拉一眼，捉到劳拉眼睛里的不甘。她想到，面试时曾经夸口过，自己对上海人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思想理解，自己在中国成长的背景，对沟通中国人的帮助。简妮现在理解了，当时武教授教她要突出自己的这个背景，就是针对劳拉的弱处。面对劳拉的怨恨，她切实体会到“共产国家”背景在竞争中的力量。但同时，这对简妮也是一个打击。它暗示简妮，她在与劳拉竞争中的长处，不是英文，不是精明强干，做事可以象麦当劳的售货员一样利落，而是她在共产国家生活与学习的背景。而这一点，正是简妮努力抹杀的。
“我会做好的。”简妮也用又土又快的纽约英文回答劳拉。她将劳拉交给自己的东西归好，整整齐齐抱在自己胸前，直视着劳拉。
劳拉也看出了简妮的不甘。在台湾人里面，流传着厉害的大陆女孩的故事，她们聪明漂亮，加上没有廉耻，又肯吃苦，还有社会关系，一心往上爬，象饿极了的豹子。在富裕社会长大的女孩，根本不是她们的对手。劳拉特意多次提到老板的太太，因为老板的太太从前对她，就象台湾人看待大陆女孩那样。
Tim和一个中年男子一起回办公室来，在上海与Tim再见，简妮觉得十分亲切。他介绍那个男人给简妮，他就是中方副总经理许宏。“他是个很精明强干的上海人，我们的合作伙伴，简妮。” Tim说。
他原来是申牌花露水的生产厂长，一开始就不愿意拿申牌花露水出来与美国人合资。他觉得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将花露水做得很好，没必要再要美国人的帮助。与美国人合资以后，他常常不支持美国人的方案，特别为花露水挣利益。他是个不顺从的合作者。后来，挪顿公司曾经愿意为他付生活费和学费，送他和当时的中方财务总监一起到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进修，为了让他们离开现在的职位。所谓调虎离山。财务总监接受了这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可望不可及的机会，但许宏谢绝了。简妮当时记住了许宏，不是因为他是中方的副总经理，而是因为他竟然拒绝了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机会。
简妮打量着许宏，他有一张江南人白净瘦长的脸，也许他也是宁波人，他的鼻子也是尖尖地高耸在脸上，透着宁波人的精明强硬。简妮有点惊奇，她以为自己会见到一个戴着布鸭舌帽的王进喜，但她却见到了一张宁波商人精刮的脸。
“幸会。”简妮说， “我是Tim的秘书。”她不由自主地压低嗓音，发出象劳拉那样职业化的声音。
他的手很有力，“我学的是俄文，你的话我能听懂，但嘴笨，说不出来。”他用上海话回答简妮说。他脸上淡淡笑着，有种被困的表情。挪顿公司在合资的时候，一定要许宏来公司做中方代表，一方面是看中许宏掌握的销售网络和他铺货的能力，挪顿要用他。另一方面，挪顿公司也不想将他留在合资公司外面，让自己多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在合资公司里，由挪顿公司控股，他无法阻止美国香水的推广。要是他不为公司服务，也不愿意去商学院进修，接受美国式的商业理念，就只能被围困。简妮对他真的好奇，她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拒绝那些走向世界的机会。
他的秘书过来为他做翻译。他叫克利斯朵夫。“你知道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吗，我的名字就来源于那部名著。”他说。
简妮知道那本书，在维尼叔叔的竹子书架上见到过。她依稀记得那是蓝色的封面，一共有四本。她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翻过，那克利斯朵夫的激情，总是让她想起革命。所以她对这套书没有好感，很快就放下了。“我不知道这部书。”她说着耸了耸肩膀。
“啊，对的，我想起来了，你是美国人。”克利斯朵夫还留着青春期痤疮疤痕的脸上浮出了一个讥讽的笑，“我们都听说了。你Was中国人。”
“你听说过，或者读过罗曼罗兰的著作吗？这位先生在说他英文名字的出典，很有文化渊源。”简妮避开他的锋芒，对Tim解释他们刚刚用中文说的话。
Tim摇摇头，笑着解嘲说：“我只是一个乏味的商人，知之甚少。”
简妮也笑着摇头：“我是一个经济系刚毕业的学生，知之更少。克利斯朵夫，你赢了。”
看到克利斯朵夫脸上扑了个空的样子，简妮感到一阵快意。她知道为什么劳拉和同事不能很好相处了，她也无法与满脸无产阶级意气的克利斯朵夫相处，他最耿耿于怀的，就是甄别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看上去最仇恨的，就是简妮和劳拉含混的身份。但简妮觉得，要是给他一个如简妮或者劳拉那样的机会，他也未必不会变得象她们一样，简妮觉得他心里横竖不舒服的，其实是妒忌。
她冲克利斯朵夫微微一笑，表示自己心知肚明。她看到他的脸涨红起来，他到底也是聪明的，懂得她微笑的意思，而且恼了。
看着他有点紫涨的脸色，简妮后悔了，她并不想惹恼同事，不想步劳拉的后尘，象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人，这种嫉妒和憎恨，对简妮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一向她都在父母的教导下，不去理睬。她有点奇怪，自己为什么偏偏现在就不能忍耐了。还当着Tim的面。
于是，她笑着对Tim说： "克利斯朵夫的英文，是很好的英国英文啊，皇后英文的，在上海，学这样的英文，比学美国口音要更地道"。她让克利斯朵夫听见，却并不看他，也不对他直接说。但她能感到，他的心悻悻然地欢喜起来。此时，她转过头去，满面笑容地看他，看到了他在满脸不以为然里闪闪发光的舒服。她拿出象光线那样真挚的神色，说： "真的"。但她心里，鄙夷他流露的不以为然和舒服，她只是不动声色，满脸含笑，就象爸爸妈妈在新疆对付山东校长那样。不过，简妮恨自己仍旧不能痛快地做人。
“是的，他的英文很有教养。不过，他听不懂上海方言。”Tim说。
简妮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脸“腾”地红了。她很熟悉他那后脑勺异常平坦的结实，在新疆，那些家里是山东人的同学，都有这样的脑袋。她想，他就是一个外地人，那种在大学里具有竞争力的外地学生，也许还是学生党员之类的，毕业就留在上海工作了。一般北方人，说英文的时候免不了有生硬的口音，但他真的没有什么口音，简妮想，他也算是在英文上用了大功的人。她来办公室的时候，劳拉就是不为他们互相介绍，又在她们俩进房间的时候重重关上门，简妮猜想，劳拉和他是交恶了的。甚至，劳拉的被炒鱿鱼，与善于挑衅的克利斯朵夫也会有关系。在国际市场营销学里，多次明确过，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沟通，是第一要素，甚至比商品的本身更重要。在格林教授的书里，那时的买办的价值，首先便是“沟通东西的桥梁。”简妮希望与中国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并不希望成为“东西的桥梁”这样居于中间的，功能性的人物，她希望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商人，一个文化上，职业上，观念上彻头彻尾的香蕉人。
“外地人是一时很难听懂上海话。”简妮说。她知道自己可能会再次惹恼脑袋象一个新鲜土豆的中方秘书，范妮当时就是这样挑剔别人的上海话，她将人分成有资格说上海话和没资格说上海话的两种，没资格的，永远是“大兴货色。”但她忍不住，她不想让他太快活了。
“是的。”许宏在一边点头同意，“上海话与普通话的距离，差不多等于是英文与俄文的距离。”
“真的！”Tim轻轻惊呼一声。简妮知道他心里并不相信克利斯朵夫真的听不懂上海话，也不相信他是因为听不懂而不为美国人翻译，但他熟练地耍了个美国式礼貌的花枪，他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学一学上海话。简妮可以教我们的。”
第一次作为秘书，坐到Tim身边，参加公司的周一例会，简妮穿了在美国去挪顿公司面试穿的那套衣裙，皮鞋已经十分合脚了，为了预防，她还是在脚后跟贴了一片邦迪。简妮带了好几支削好的铅笔，准备做To，From，CC式的简报。她还事先从劳拉做的Memo上将专业词汇抄下来，在心里背熟了。
虽然是合资公司，人员的划分按照部门，并不按照国籍，但中国人还是习惯坐在一排，美国人则坐在他们的对面。中国人大都穿的是深蓝色的西装，连式样都是一律的，听说，是公司统一定做的。简妮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里，那些与外国列强谈判的清朝官员，他们的朝服也是深蓝色的，还有拂动的红珠子，帽上的红樱。
她看到中国人的深色西装领子上，有些细碎的白色头屑。简妮并没有接触过多少中国成年男人，此刻，她回想起中学的班主任老师，他们肩膀上也常年落着雪片般的头屑。那时她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但现在再次看到，在美国同事们的香水气息里，她竟觉得十分羞愧，好象自己也很脏一样。甚至连特例独行的许宏，他肩膀上也有一片细碎的白色。简妮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为中方人员肩膀上的头屑，觉得那么难堪。她看了看自己这一边的美国同事，他们整洁亲切，带着美国人兴高采烈的风度，后脖子挺得直直的，微笑时露出精心保养的牙齿，他们才是简妮认同的。简妮庆幸自己坐在他们这一边。但她还是对那些深色西装领口上的厚厚头屑不能原谅，她忿忿地看着那些小东西，甚至在许宏的肩膀上还发现了一根粘着头屑的落发，她脸上浮起了冷笑。她将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装做不经意，偷偷摸索。虽说早上仔细刷过领子，简妮还是非常担心自己领子上也落着象他们一样的头屑。
简妮的心情有点糟糕。
Tim向在座的市场部，销售部，生产部和人事部的总监，副总监简短地介绍了简妮。简妮对大家笑着说“嗨。”她尽量咧开嘴笑，目光闪闪，精力旺盛，兴高采烈的，象个地道的美国人。
好几个中国人也用英文回应她，但销售部的副总监王建卫却用上海话问候她，“侬好，王小姐。”他说，“大家都是上海人嘛，说上海话方便点。”他长了一张70年代式的浓眉大眼，四方脸，很象那时电影里的英雄人物。他说话的样子也象。简妮正好讨厌这样的脸，也讨厌他说话的样子。小时候在宣传画上看到的，将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踩在脚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就长着这样端正粗壮的脸，带着这样汹汹的草莽之气。她脸上保持着原来的笑容，对他的建议不置可否，只回答了一句“侬好。”
毕卡迪先生深棕色的脸从美国同事中间探了出来，他问：“嘿，简妮，他们对你说了什么？” 他是销售部总监，王建卫的老板，看到他的时候，简妮想起了国际市场营销学课上，提到过的越来越国际化的市场和越来越国际化的队伍。按照课本上的观点，高度国际化的队伍是趋势，但简妮心里还是有点遗憾。她更希望自己是在一支纯粹白人的队伍里工作。
她反感毕卡迪先生直呼她的名字，不够英文的礼貌。她觉得这印度人应该叫她“王小姐”，而不是“简妮。”还反感他将一半的笑藏在上唇胡子里的那种样子，他灵活精明的棕色眼睛紧盯着人时，好象在警告别人最好诚实。简妮在那表情里看到了不信任和警惕。他突然非常准确地将她从美国人的队伍里剔除出来，将她推到中国人的队伍里，就因为她回答了一句上海话。这句话，本来是因为要显示自己的能力才说的，简妮本来就不愿意说。此刻，她觉得，他简直有点将她看作内奸的意思。“Tim还没说什么，你一个印度阿三，倒管得宽。”她心里想，觉得很窝囊。
简妮垂下眼睛，淡淡答道：“Just like a hello。”
这时Tim微笑地说：“对啊，我也学过。下次，侬好。很好听。侬，侬，有点象说法文似的。”
桌上的人都笑了。简妮飞了毕卡迪先生一眼，他也笑了，而且笑得很甜蜜，薄而发亮的棕色眼皮，象印度佛陀似沉醉地盖了下来。“真的，绝对象。”他嘟囔着，轻轻摇晃着脑袋。简妮心里暗说，到底是穷殖民地国家的出身，就那么势利。
简妮负责美国人的翻译，克利斯朵夫负责中国人的翻译。Tim特别提醒她，有时中方会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上海话，特别是当两个上海人在一起说什么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常常不肯翻译过来，他推说自己也不怎么懂上海话，但Tim不这么看。当时劳拉也使不上劲。现在，要是遇到克利斯朵夫不翻译的时候，简妮就应该将中方说的上海话及时翻译过来，让美国人知道最准确的信息，消除自己被蒙在鼓里的不良感觉。
“我会努力做到最好。”简妮低声答应，她猜想，这也许也是毕卡迪先生一听到上海话就紧张的原因吧。这么想，她觉得自己心里舒服了点。
会议一开始，由销售部开始报一星期的销售完成情况，She牌香水的数字再次超过了申牌花露水的销售数字，月中的时候，她牌香水已经完成了70%的月销售目标，而申牌花露水则完成了38%。市场部报出She牌香水的推广计划和外包装的改进情况，设计部的总监是香港人，将新包装的样子用幻灯打出来以后，用一支红色的激光笔点住改进的部分，这时，他突然说不出完整的普通话来了。他看看简妮，请求她为他翻译，然后开始说英文。他说的是有广东话口音的英文，简妮几乎听不懂。好歹翻译完他的话，自己出了一身汗。生产部报出She牌香水原料进口在海关遇到的问题，还有申牌花露水的玻璃瓶里有灰，要送卫生防疫站消毒，这样，工厂的包装就要受影响。储运部报了8200箱花露水的退货情况。简妮依稀想起，自己小时候用的花露水就是从上海带回新疆的，绿色的玻璃瓶，要是被小咬或者蚊子咬了，妈妈就给她擦上一点。但是，她很快就摆脱了回忆的干扰，因为她发现会议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她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毕卡迪先生就开始辩解起来。他的英文也不那么好懂，但他还是说得飞快。简妮紧张地辨别着，她不想因为漏听了什么，而不得不再次询问毕卡迪先生，简妮害怕如果问他，他的小胡子里面不知道还会漏下什么样的微笑来。他在解释为什么销售部总是卖不动花露水：“市场不需要它，他们不买！我已经说过许多次了，甚至邓路普做的中国市场调查也可以证明我的说法，花露水的香型真的已经过时了，那里面有股肥皂味，它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水。中国市场在封闭的时候，消费者不得不买这样的香水代用品，但现在市场上有了真正国际香型的香水，消费者可以不买他们不喜欢的香型，这是很正常的。我不能把着他们的手，强迫他们买，这是自由市场，不是专制的。要是不按照市场的需要生产，我无法卖掉超过需要的那部分，我只是无法做到。积压和退货来自于生产过量，不是因为销售的问题。”
“那么，还是老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合资以前，花露水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呢？现在退货的，都是原来要货最稳定的地区，都是城市。”和毕卡迪先生争论的，是销售部的副总监王建卫，毕卡迪先生的下属。他努力说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避免上海方言的出现，“按照你们市场经济的逻辑，是要货少了，就应该生产得少一些。但按照She牌香水的经验，市场一瓶也不要的时候，花大钱做广告是很必要的手段。为香水投放广告的时候，你们就是这么说的。让大家了解它，被它迷住，然后，销售量就来了。事实是，效果的确不错，花了大钱，销路也打开了。但为什么不给我们的申牌花露水投放一些广告呢？花露水到现在从来没有过广告！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姐妹产品，She牌香水和申牌花露水，一个一天天好起来，一个一天天烂下去了。”
“广告的问题，我们已经有过结论了，王。”Tim说，“我们合资的时候，看中申牌花露水，因为它在中国名气最大，资格最老，市场份额最多。你一直强调它过去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市场，这都是真实的。它已经生活在中国人的心里了，所以，不合适再对它象对一个新生儿那样推广。广告是为了让消费者知道他们可以选择的产品，花露水早已经家喻户晓，不需要广告，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而She牌香水，一个新的国际品牌，正好是这个范围里面的。就象一个人生了病，医生要针对他的病，给他不同的药。”
“那花露水需要什么样的药呢？既然你们有丰富的经验，来帮助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想必一定知道该怎么帮助这个中国最老的品牌，而不是见死不救，只顾发展自己的品牌吧？”王建卫问。他笔直地看着Tim，目光炯炯的。简妮想起了《创业》里的那些浓眉大眼的工人们，有着米开朗琪罗式的肌肉和造型。简妮想，大概王建卫下意识地在模仿电影里的那些人吧，他不必要特别注意普通话的标准，还有脸上那严正的表情。他是原来的销售科长，他家从他父亲开始，就在花露水厂里工作，对花露水的一再减产耿耿于怀。
“中国人喜欢She牌香水的香型，它更加国际化，更加现代，符合如今人们喜欢外国货的本性，符合你们的改革开放。” 毕卡迪先生根本不理会王建卫说的，自顾自说。简妮因为实在听不懂他的英文，不得不向他询问。他回答简妮的时候很耐心，但简妮觉得他耐心地过了头，象个小学老师。简妮心里觉得奇怪，为什么劳拉说得再怪，自己也能句句懂得，而毕卡迪先生的英文，她却真的听不懂。
“中国人没你说的那么崇洋媚外。”王建卫生了气，大声说。
“我说什么并不重要，我们相信市场的选择，相信市场调查，这是科学。”毕卡迪先生的声音格外循循善诱，但也格外冰冷。
买办王他象蛇一样，聪明到令人恐惧
简妮在翻译时，不断想起自己学过的东西，王建卫连最基本的市场原则都不懂，在简妮看来，他简直就是在无理取闹。她一眼就看懂了他那种王进喜式的仇恨和警惕，在国际市场营销学课上，美国人强调文化的不同，强调美国企业理解不同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在简妮看来，在中国，历史的仇恨似乎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她并没有发言的机会，所以，她在翻译的时候，用自己的嘴将美国同事们的话向桌子对面的人投掷过去，也觉得过瘾。简妮虽然不喜欢毕卡迪先生，但他说的话却是最对路，最过瘾，最能堵住王建卫的嘴的，使简妮不得不喜欢翻译他的话，有时，他真的准确地说出了简妮心里所想的，用准确而凌厉的方式。简妮在记录纸的边缘，记下她特别欣赏的那些词，就象海尔曼教授上课的时候，她也常常这样记那些特别能表现的单词。其实，这时的毕卡迪先生，仍旧带着他那种防小偷似的风格，但简妮这时却觉得那是王建卫应该领受的脸色。
“申牌花露水是好的，但是它老了，它不合适现在追求国际化的消费者了。过去，它卖的好，是因为没有比较，现在有了比较，消费者的群体就开始细分，这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们所做的市场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甚至新来公司的大学毕业生们。”这时，市场部的总监说话了，她是个墨西哥人，叫玛利亚露意莎。她原先在墨西哥做迎销，因为在新兴市场工作业绩出色，所以美国总部将她特地派往亚洲市场。先在香港公司工作，参加了上海合资公司的谈判以后，就留在了上海。她的声音很柔和，态度也亲切，与毕卡迪先生不同。“尼娜告诉我的，她去招大学生，来的人绝大多数都说，是因为看了She牌香水的广告，才了解我们的公司，才对它有好感，才愿意为它服务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香水消费者的爱好。你也不能把你的同胞的喜好，简单地理解为崇洋，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人事部的尼娜是个中国人，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她也向自己的中国同事点头，表示这些话都是自己说过的，都是事实。“喔唷，这些学生，面试的时候，都说喜欢She的广告。”尼娜说。
“那些大学生，都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喜欢上She牌香水的。也许他们小时候也用过花露水，但是，他们现在不用了。中国的大门开了，他们现在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 毕卡迪先生说，“追求时髦，追求主流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中国人的本性。我敢说，要是我们的香水不用金发碧眼的安格鲁萨克森模特，效果就不会这么好。我甚至听说过，中国的香精工厂，在1949年以前，也雇用欧洲人推广自己调配的香精，因为他们的脸，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就代表了时髦。”
简妮在翻译的时候，不由的用了更重的词。她看到对面的克利斯朵夫抬起眼睛来，剜了自己一眼。他是听得懂的，也听懂了简妮藏在不动声色的翻译里面的倾向。简妮也听懂了他在翻译中选择的那些加重的词，简妮不翻他的白眼，而是瞪大眼睛，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他们使双方的谈话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容商量。
“花露水的问题也总是要解决的吧。”王建卫坚持说，“这是我们民族的品牌，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让它毁在我们这个合资厂里。”
“市场会帮助我们的。”Tim说，“我们最好开始讨论具体问题，要不然，我们的会一天也开不完。”
“但是，有什么问题比花露水无休止的下滑更具体，更紧急的呢？”一直没有说话的许宏说话了，“看起来，都是可以用市场规律解释的，自从我们的花露水和你们的香水一起上柜台，就象一个本地人带着外地人进入自己的圈子，哪里有我们的花露水，那里就有你们的香水，我们的确是与你们携手的，我们本着向你们学习的精神，和你们一起工作。然后，我们迎来的，就是花露水不停的下滑和香水不停的增长。花露水的市场份额一点点被香水吞掉。要是按照你们说的市场规律，因为需求少了，我们就应该生产得更少。这样下去，花露水就会渐渐退出市场。要是你也觉得花露水是公司的一个重要部分，你就应该把重点放在这里讨论，直到讨论和设计出一个符合花露水的市场规律来。”
“我们只能建议董事会讨论这样重要的问题。”Tim客气而坚决地说，“现在，我们要首先解决火烧眉毛的现实问题。”
“什么问题？”许宏问。
“比如花露水瓶子被污染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已经火烧眉毛了，不是吗？”Tim机灵地将会议引回到具体的问题上。
因为有8200箱的退货，申牌花露水要相应减产，防止库存增加。而夏季虽然还没过去，但还是要根据冬季的嗅觉，改进出一款新的She牌香水，这是年初市场部就已经制定好了的年度产品开发流程，现在内材已经在中试和试产的阶段，外材式样也已经确认了，产品准备做试销和调研，销售部要开始准备上市。为了推广新品，销售部要求招募更多的销售人员。人事部虽然提出时间太紧，来不及准备，但是总经理还是支持销售部的要求，让人事部马上落实。物资供应部必须马上落实新品生产的原料进口问题。总经理要求各部门都紧密配合，这是合资公司成立以来第一种根据中国市场改进的新品，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对挪顿公司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挪顿在上海有了更新的能力，本土化可以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是这样的吧。”许宏说。
王建卫一定觉得许宏的话不够分量，所以他又说：“我没看到公司为花露水做一丁点努力，这是中国的土地，花露水是中国最好的品牌，是我们民族工业的骄傲。也许美国人对它没感情，但我们是要捍卫它的。”
“花露水对挪顿申牌合资公司当然也是重要的，与She一样的重要。我们是双方的合资，所以公司的增长，就是大家的增长，公司的利益，是按照我们双方的投资比例来分配的，并没有全进挪顿一家的账号。”Tim说，“我们从来就把She的增长，看成是中美双方的利益。在我们心里，没有美国和中国之分，只有商品和市场之分。面对市场，我们彼此才是真正的伙伴。”
简妮在翻译这些话时，体会到Tim漂亮的外交姿态，采取了委婉的语气。简妮已经看明白了，She的确是在一步步有效地吃掉花露水，按照市场规律。这是Marketing第一章就介绍过的基本市场规律。美国公司当然不会同时帮助花露水的增长，他不会费力去培植一个本土的对手，这就是挪顿公司要将许宏归入旗下的原因。简妮在会议桌上，体会到Marketing书中所谓“战略”的含义。她看出来，许宏居然天真得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而王建卫则义愤填膺地纠缠在民族斗争的思维里，对美国公司居然不帮助中国企业做大耿耿于怀。她想，他们都应该去美国读书，建立起真正的商业思维。许宏居然拒绝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读书，真是不能理喻。
毕卡迪先生还在反驳王建卫的指责：“我们当然也为花露水做努力。从前大号花露水瓶颈上的锡纸容易破损，我们的市场部拿出过不止一个改善方法。但事实是，它的整个包装都老套了，要改进不那么容易，它本身的活力不够了，就象一个老人从不容易打扮得漂亮，而一个少女，则完全不同。”
会议就象在跳狐步舞那样，进两步，退一步地进行着，但总算是被Tim控制着。当大部分实际问题都落实到了各个部门，接近了尾声，王建卫突然对许宏说了一句上海话：“就这么算了？”
本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听到这句上海话，美方同事全将脸迅速转向简妮。本来，中方的话应该由克利斯朵夫翻译过来，但他闭着嘴在记录的本子上转笔玩，好象没听到那句话。于是，简妮迅速为美国同事翻译道：“王先生说，是不是就这样罢手了。”简妮等到说出“罢手”以后，才觉得自己选择这个词太重了。然后，她看到中方的同事全都瞪着自己，他们的目光，让简妮在满脑子香水和花露水之争里面，突然泛起了新疆初中时的情形。初中的历史课上，说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买办和鸦片战争，那时，全班同学也纷纷转过头来，默默地，冷冷地看住她，那是种抽刀断水般的神情。
简妮默默在速记本上轻轻一划，表示这一段翻译结束。然后，她抬起头来，笔直地看着桌子对面的中国人，她想，他们的脸色，就是电影里中国人看汉奸的脸色。但她并没有回避，她用Ray那种美国式自信和单纯的样子迎着他们，满脸遍布质疑的神情。简妮准备好回应中国人的指责，那些指责在他们的目光里隆隆有声地向她滚来。她会清晰而冰冷地说：“我是美国雇员，履行我的职责，有什么不妥吗？”说实在的，简妮并不害怕这个局面，甚至对此有点兴奋。她只是提醒自己不要失了分寸，犯劳拉的错误。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象电影里拍的那样发作，王建卫也没有象王孝和那样说话，他们到底知道，他们心里的指责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的。
“美国人是控股方，我们可以建议，但他们可以否决。”许宏用上海话回答王建卫。
简妮马上就将他的话翻译给美方的同事。她根本不等克利斯多夫的动静。
“他是对的。”Tim轻声而清晰地肯定。简妮看看克利斯朵夫，他有点赌气地看着她，那神情象是高中考试时，被简妮超过的原尖子生。简妮并不理会他，她对许宏说：“你是对的。”
Tim“啪”地合上自己手里的本子，他突然用普通话对桌子对面的中国同事说：“许先生是对的。谢谢你。”他对许宏点了点头。
毕卡迪先生领先鼓起掌来：“Good Chinese。”他惊呼。
Tim笑着说：“我喜欢有一天能说中文。”
在Tim友好的小插曲中，大家纷纷站起身来，会就这样散了。
“Good Job。”美国同事纷纷夸奖简妮。毕卡迪先生也过来夸简妮，他拍了一下简妮的肩膀，简妮不由地将肩膀让了让，她受不了他拍她肩膀时的那种鬼鬼祟祟。毕卡迪先生让简妮想起了早年在上海音乐厅门口倒卖黑市票的黄牛，那种做非法交易的样子，让简妮浑身不舒服。在简妮看来，一切都可以在阳光下摊开，是非的立场都是黑白分明的。她虽然佩服他，但就是不喜欢他的作风。甚至简妮都不由自主地想到“走狗”这个词。
他手上强烈的香水气味，好象他往手上倒了整整一瓶香水。
“你可真香，”简妮忍不住说，“香得太厉害了。”
“气味不错吧？” 毕卡迪先生说，他竖起一个手指，“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说了很多，但你将它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变短了呢？从前劳拉在的时候，好象没有这种情况。你们的翻译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Tim也回头来，询问似地看着简妮。
简妮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我基本是逐字逐句翻译。有的地方，英文的语法和中文的不同，需要重新组织。”她申辩道。
“你不要以为我在质讯你的工作，不是的，我只是好奇。我在印度，墨西哥和泰国的挪顿分公司先后工作了二十七年。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美方总经理秘书兼翻译。我的工作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工作，常常容易发生误会，因为落后国家的人，常常神经特别敏感。这时候，翻译的忠实是最重要的。虽然有很多误会来自于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但更多的误会，是来自于翻译用词的不当。我只是提醒你。不希望这样的情形再次发生。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工作环境是这样的，这里不是美国。” 毕卡迪先生态度非常诚恳地说。
“毕卡迪先生绝对是经验之谈，简妮。”Tim说。他将手搭在毕卡迪先生的肩膀上，对简妮说，“你们的家族经历有点相似呢，毕卡迪先生的家族也是印度最早的买办，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你们都来自于世代与西方合作的商人家族。”
简妮看着毕卡迪先生，在格林教授书中长达几十页的附录里，她看到过对东印度公司的介绍，那是最早将鸦片卖到东方，开拓东西商路的英国公司。在中国，它因为鸦片战争的关系而臭名昭著，在英国，却被称为开拓东方市场的先锋。那么说，他们两个人的祖先不光都是Comprador，而且是贩卖过鸦片的那种Comprador。现在，他们又都为西方的海外公司工作。
毕卡迪先生也看看简妮，他再次将自己黛黑的手伸出来，与简妮握了握，“幸会。”他说。
也许，他们的祖先，在一次鸦片交接的过程中也见过面，也握过手呢。简妮握住他柔软的手，心想。她的手上，马上沾满了毕卡迪先生的香水气味。格林教授的书里说，当年美国公司也从东印度公司批发鸦片到中国。东方的买办们用的都是同样一种洋径邦英语沟通，一般会英文的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一般人也不会去学，甚至接触不到这样的语言。自己祖先的那口洋径邦英文是从穆炳元那里学来的，那，他祖先的洋径邦英文又是从谁那里学来呢？如今，他们的后代再次相会，不再说那种从东方发展出来的特殊英文。他有口音，带着伦敦风格，她也有口音，带着美国东部风格，他们的英文如今已经无可挑剔。
“幸会。”简妮说，“真的是幸会。”
他们互相打量对方，简妮还是在他满面真正的笑容里找到了暧昧，那种不能常常正正的表情象米饭里的小沙子一样。她想，等自己若干年以后，象毕卡迪先生现在这样，做到了海外公司的高级雇员，不管经历多少事，都一定不要粘上他这样的表情。她暗中在裙子上擦着自己手上的香水气味。
“你会习惯的，也会做得好，要是你心里还真的流动着你祖先勇敢的血。” 毕卡迪先生微微摇动着脑袋，简妮想起来，总是在学校餐厅的柜台里勤工俭学的印度同学，在赞美什么的时候，也总这样微微摇晃自己的脑袋，她想，这一定是印度人的习惯。
他将自己祖先的血称为“勇敢的血”，简妮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这个词让她一震。格林教授书本里，王家那是非纷纭的历史从她心里流水似地淌过去，祖先留在最早的照片上魔术般的面容，那种她开始认为是强悍的神情，如今被这个印度人点破，简妮认识到，也许那就是一种无耻的，或者是无畏的勇敢。格林教授在书上对东方买办们有一个总结，他说：“他们先得使自己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们不为民族工作，而是为先进的文明工作。然后，他们才能成为坚强的买办，在封闭而骄傲的东方文明中生存，并发家致富，而且推动古老的国家走向西方世界。”也许，这种勇敢，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勇敢。简妮想，经历过独立运动的毕卡迪先生的家族，和经历过解放运动的王家一样，都有难以启齿的往事。毕卡迪先生一定也经历过煎熬，在煎熬里，他体会到了祖先的勇敢，也体会到了自己身上对祖先的那份勇敢的继承。他的话打动了简妮，使她暂时放弃对他的讨厌。
“你是勇敢的吗？”简妮问。
毕卡迪先生用力摇晃着他的头：“我吗？我有令人厌恶的勇敢。”
简妮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象蛇一样，聪明到令人恐惧。
买办王们只谋求商业上的发展与成功
回到办公室，简妮学着劳拉的利落，处理手里的工作。心里却一直在琢磨毕卡迪先生说的话。格林教授在书里说过，东方的买办们，在东西方的沟通中，就象一道在从高处向低处的大河上的水闸，控制着高处的西方文明向低处的东方流动的速度。没有他们，西方就无法走向东方。他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他们处于中间地带，起着控制，选择，帮助和抵制的作用，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种族和政治的禁忌，只谋求商业上的发展与成功。简妮想，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谁也不属于，孤独无傍总是免不了的，所以，血液里得有特别的勇敢。简妮想起在美国时对自己身上商人天赋觉醒的飘飘欲仙，这时，她才意识到，事情远没有这么单纯。她并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也有毕卡迪先生说的那种勇敢。Tim曾说过，有他们这样家族背景和经验的人，就是海外公司的宝贝。这是简妮听到过的最受鼓舞的话。她适时地提到格林教授的书，答应将那本书带来给他们看。
她看到克利斯朵夫拿了文件，将他裹在牛仔裤里硕长的腿伸直了，穿了耐克球鞋的大脚轻轻一钩，身下的椅子便轻盈地向电脑台滑去。简妮想，他是不会体会到自己面临的这种复杂局面的，他的血太单一了。
察觉到简妮的目光，克利斯朵夫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他不喜欢她，就象不喜欢劳拉一样。劳拉常常表达出对大陆人的嫉恨，让他想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宿怨。劳拉到了共产党的地盘上，仗着是总经理秘书，一味地挑三拣四，象《红楼梦》里面的小老婆们，他气不过。简妮明明是前几年才出国的上海人，却做出一副美国人的样子，轻易不多讲一句中文，要是说中文，也只说上海话，一副洋奴样子，更让他厌恶。他自己学英文出身，自认为并不老土，也不古板，甚至在私心里，他也是个喜欢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当时他也是尼娜说的那些因为广告而投靠这家公司的大学生之一，他也希望自己能在一个国际化的地方开始自己的人生，他也是那些肯用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一双全进口的新式耐克球鞋的青年，可他就是见不得劳拉和简妮那种狭洋自重的样子。也许，与劳拉相比，他更讨厌简妮，她身上还有上海女孩的那种离心离德的劲，“I Was Chinese。”那是什么屁话。
王建卫听说有一个上海女孩来顶替劳拉时，还打算统战一下，在美国人那里安一个眼线。一听到她和劳拉象说暗号似的说英文，克利斯朵夫就知道没戏。他打电话告诉王建卫说：“走了一个蒋介石，来了一个李鸿章。”
克利斯朵夫没想到，中国人民都已经站起来几十年了，还有简妮这种人。他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里面有句话，实在很合适简妮：“阶级敌人就象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
他其实也很想工作一两年以后，去美国深造，但他想，自己有一天在美国学有所成，当钱学森，当詹天佑，哪怕当容闳，也决不当她王简妮，在会议桌上，他就看出来，她以当买办为荣，她的是非观与美国人一致，她也觉得香水和花露水之争，是市场之争，而不是民族之争。克利斯朵夫不觉得自己是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洗了脑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而简妮则是没有中国人尊严的人。比起真正的美国人来，他更讨厌简妮这样的假洋鬼子。那厌恶里带着鄙视，那是一种类似嫉妒的恨意。但克利斯朵夫绝不承认那是嫉妒，他怎么可能嫉妒她，他鄙视她。为她的立场悻悻然。
他决定，下次要找个机会，将鲁迅的小说集借给简妮看。
在他冷冷的眼色里，简妮提醒自己，要尽量防止劳拉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她突然想，格林教授的书里，对王筱亭只身来往在义和团出没的地方，建立内地的经销点和仓库那个时期，只有短短的一句：“他成功地沿着河道，建立了经销鸦片，收集茶叶，桐油和蚕丝的货栈，甚至自己的钱庄，保证能够按时向洋行交回货款。”简妮想，这绝不是容易的事。也许如今只能找到，他是怎样的成功，却找不到他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住在上海让简妮痛苦。她对四周有不可思议的抗拒。她是带着理想来到上海的，她以为经过美国大学，她已被训练成一个新人，一个接受过国际市场学训练的，野心勃勃的美国青年，来上海掘她的第一桶金。但上海却象流满了黑色石油的阿拉伯海滩，将她紧紧粘住，举步维艰。在海湾战争的时候，被倾泻到海水里的石油曾经污染了许多海滩。不得不停在海滩上的海鸟，一落地，就被粘住，很快就奄奄一息。电视新闻里，那些变成黑色的海鸟在遍布油污的海边满跚而行，徒劳地在黏着的黑油里拔自己的爪子，扑打已经不能用了的翅膀。简妮一直记得那令人绝望的情形，那时她正被不断地拒签，身心具焚，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些黑色的海鸟中的一只。
但如今她回到上海，心里却再次涌出了阿拉伯海鸟的感觉。她不想被公司里任何人提醒自己是个中国人，Tim，或者是毕卡迪先生，还有洋铁皮的标语牌和克利斯朵夫，他们大家象印地安螃蟹一样，在她将要逃脱的时候，合力将她拉回到原来那个可怕的位置上，并死死地压着她，让她不得不接受。她永远都记得，Tim在听说她说“I was a Chinese”时，脸突然往下一挂的样子，还有公司里的中国同事耸着鼻子冷眼看她的样子，她风闻他们叫她“买办王”，用毕卡迪先生带着印度口音的语气，用英文的结构，将她的姓放在后面，嘲讽和憎恶地。
她也不想被家里的任何人提醒自己是个上海人，成长的过程中处处充满美国消毒药水的气味，背景里充满了象海滩上的石油那样又黑又重又粘稠的苦难。她控制不住地恨家里人，恨爸爸妈妈的脸和声音，恨爷爷，恨那间小客厅里的陈设。上海就是她的泻满石油的海滩，到处都是痛苦。那天她已经走到人民公园门口了，透过修剪得象墙一样的冬青树，她又看到那里的林荫道，还有路边的绿色木条长椅，简妮以为自己会感慨，但她心里涌出的，却是强烈的抗拒。她不想回想起自己在寒冷的空气中站在英语角与人搭讪的情形，还有那一次次被拒签后一片死寂的心。这个上海，到处散落着细小的绳索，一不小心，就拉出一段让简妮痛苦的往事，或者事实，瓦解她从美国带回来的美梦。
感到自己在美国建立起来的认同在被上海瓦解，简妮心里非常恐惧。她没想到，范妮在美国遇到的事，她回到中国来时遇到了。她们是那么不同，但她们却横竖就是当不成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自由自在的美国人。简妮每天的每个时刻都不高兴，她虽然坚持从家里搬到公司为她租的公寓里，但爸爸妈妈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在她的答录机里留言，每天晚上回家，答录机上的小红灯都令她咬牙切齿地闪着。在上班的路上，她讨厌被人碰到身体，讨厌看到26路公交车，到了公司，她走进办公室之前，心蹦蹦地跳，害怕遇到迎头一棒。她常常想起第一次进办公室，看到劳拉的情形，她从自己现在用的灰色写字桌后慢慢站起来，她怕自己将要变成劳拉第二。和美国同事在一起时，她常常不高兴，要是有人向她学一句上海话，或者问起，为什么上海的男人穿睡衣在街上走。和中国同事在一起时，她也常常不高兴，因为她不得不说上海话，和他们一样的语言。和中国同事与美国同事一起时，她为中国人的不修边幅更不高兴，他们没有每天洗头，他们喝汤时发出响声，他们站着的时候不挺拔，他们坐下的时候拧着腰身，他们嘴里有香烟气味，女同事的袜子不合身，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里为他们那么羞耻，那种不忍目睹的羞耻简直远远超过了憎恨。有一次，简妮陪Tim请日本人在希尔顿吃川菜，席间，也有日本人喝汤霍霍地响，但简妮觉得，自己和那声音一点也没关系。
在上海，简妮觉得自己就象生活在地狱里。
简妮决定自救。
她不敢，也不能在办公室里做什么，所以，她从家里开刀。
劳拉走后，简妮就搬到劳拉在龙柏的小公寓里，离开了那条灰色的弄堂，和父母。她借口说，合资公司要求她住到前任秘书的公寓里去，外事部门不愿意美方雇员住在上海人中间。这是个光彩的理由，爸爸当时说：“中国人将你当成美国人管了，你小心秘密警察。”但他的神情，很有点得意。听说简妮住在龙柏的外国人公寓里，爸爸妈妈很有点孩子成龙成凤的骄傲。他们不知道，那里只是在上海的外国公司低阶雇员的公寓，高级雇员都住在虹桥和波特曼右边的外国人公寓里。简妮的房子，不过是一间卧室加一个小客厅，小客厅里只有一张沙发，一个茶几，还有一只空的玻璃花瓶，卧室里也不过一个大衣柜，一张床，一张桌子而已。与家里的房间相比，这里充满三星旅馆式的寂寥，但简妮却喜欢它与上海没有干系的漂泊感。她的厨房窗对着门外的走廊，常能听到邻居们经过时的说话声，有人说英文，有人说德文和法文，还有一些日本人，让简妮觉得舒服。公寓里有种咖啡与加了柠檬香料的洗涤悸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与美国公寓里的气味十分相似，它让简妮感到安心，每次回到公寓的楼道里，简妮都长长地舒一大口气。
厨房几乎是空的，吊橱里只有劳拉当时剩下的半包咖啡，一些煮咖啡用的过滤纸，还有一些通心粉，半瓶橄榄油和几小盒番茄酱，做意大利面条用的。还有一包香烟。简妮看到那上面的小贴条，发现那些东西都是在K-Mart买的，想必是劳拉从美国带来的。简妮有时在厨房里用劳拉剩下的东西，为自己做一杯咖啡，或者一盆蔬菜沙拉吃。
谢天谢地，公寓里有有线电视，可以看到CNN。简妮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将电视打开，让房间里有CNN的声音。看到新闻里常常一晃而过的纽约，简妮的心就会“哗”地跳一下。有时在做事，听到电视里面说纽约，简妮也忍不住吊着两只湿手，从厨房里奔过来看。常常一过来，纽约的镜头却已经一晃而过。
从家里搬出来时，简妮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包括从美国飞机上带下来的那个Muffin，它干得象块石头一样。她将它放在厨房的架子上，用一个玻璃啤酒杯罩着。
简妮总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落，她在厨房里唯一的椅子上坐着，喝一杯劳拉在K-Mart买的咖啡，经过六月的霉雨季节，咖啡受了潮，香味闷闷的，带着陈宿的气味，完全不象当时鲁留下来的咖啡那样香。但它总是咖啡，是美国的咖啡，比上海的咖啡要好，比和平饭店的咖啡要正宗。有时，简妮象在美国一样，做夹忌司的美式三明治当晚饭，忌司还是Muller太太每个月到香港买东西，美国同事集体托老板太太带买生活日用品，简妮请老板太太代买的。整个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简妮在美国跟Ray学会吃忌司，那时更多的是为了营养和方便，她没想到自己在上海，会这样疯狂地想念加在面包里的那一片薄薄的忌司，找遍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Muller太太是个很亲切的美国人，她瞪大眼睛说：“是啊，我最受不了的也是买不到忌司。还有比较硬的黑面包。”简妮的小三洋冰箱里，装的都是香港带回来的忌司片，还有吃热狗用的芥末酱，在锦江饭店里的小超级市场里，有时可以买到热狗肠和酸黄瓜，那时，简妮就为自己做一个真正的纽约热狗，用张餐巾纸包着，就着可口可乐吃。脱离了家的简妮，终于过上了与住公寓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的生活。
让简妮心烦的，就是爸爸妈妈狂轰烂炸的电话，他们要简妮休息天回家去吃饭，他们要来简妮的公寓，帮简妮洗衣服，晒被子，送鸡汤，他们要和简妮在一起。
但是简妮不要。
简妮在家也开着电话的答录机，电话响了也不接，要听到留言的不是爸爸，她才抢过一步去，接起电话。要是是爸爸，她就用答录机堵他。爸爸充分表现出了新疆知青那种坚强的神经和百折不挠，他就是能一晚上不停地往简妮的电话上打，一遍遍地留言，不和简妮说上话，就誓不甘休。
简妮常常就这样被爸爸逼回家去吃饭，换来他们不再威胁要到公寓来看她。简妮不愿意看到他们，不愿意自己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在柚木餐桌上，看到爸爸因为骨折过，总是向右侧倾斜的背脊，她厌恶得要发疯。即使是嘴里含着满满一口饭菜，也不能咽下去。每次被逼得走投无路回家一次，简妮对家的厌恶就加深一层，她自己都对心里那势不可当的厌恶害怕起来，她不知如何收拾。望着因为她回家而心满意足的父母，简妮磨牙霍霍地想，回避他们，是对他们最体贴的方式，他们却不懂，一定要弄到鱼死网破。但，鱼如何死，网怎么破，简妮却不敢想。
她渐渐在公寓里交了几个朋友，一个德国女孩，一个荷兰女孩，她们以为简妮是美国的ABC，家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住。周末时，她们常常约好了一起去上海的酒吧玩，她们三个人，都喜欢去一个开在地下室里的酒吧，因为那里比和平饭店和希尔顿都更合年轻人的胃口，还可以吃到比较合欧洲人口味的意大利面条，德国冷肉丸，和加橄榄油和意大利甜醋的沙拉。那里原来是防空洞，被一个上海女孩租下来，她的男朋友是希尔顿的德国厨师，他们合伙开了这个酒吧，墙上挂着飞标，喇叭里播放的是从德国带回来的欧洲音乐，吧台上挂着成串的辣椒，大蒜和玉米，黑板上用真正外国人写的那种又圆又大的字体写着简单的MENU，那是简妮觉得最亲近的地方，和她大学里的食堂黑板上的字迹惊人的相似，菜单也相似，每日的例汤总是有蔬菜汤，奶油蘑菇汤和牛肉古拉须浓汤，和学校食堂的一样。那酒吧在外国人里面很出名，所以晚上放眼一望，被桌上的烛光照亮的，大都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的脸，听到的，也大都是各种口音的英文，坐在那里，简妮总是想到一句奇怪的话：“一个罗卜一个坑。”哪一天，能躲过爸爸的追击，在防空洞里消磨整整一晚上，简妮的心就觉得很舒展，象紧缩的茶叶在滚水里渐渐舒展开来，还原成一片完整的树叶，并散发出芳香。那时，简妮轻轻地谈笑，与那些在上海寂寞得发疯的外国人，当说到每个月从香港买忌司回来吃，大家都笑出来，大家都是这样干的。烛光照亮了围桌而坐的人们，空气中荡漾着融化的忌司臭臭的香味，简妮感到一种有些甜蜜的惆怅在心里流淌，她惊奇地想，这难道是乡愁吗？对所有的外国人来说，它一定是乡愁，但她，上海实际上是她的家乡呀。她的心，竟然也流连在乡愁里面，怀念着在世贸中心地铁站的通道里，静默而迅疾的人们，男人下摆微微掀起的米色风衣。
这个星期，从星期四开始，爸爸就开始打电话来，要简妮回家。开始，简妮象从前那样不接电话，企图躲过去。她抱着胳膊，在电话边站着，听爸爸的声音一遍遍地从答录机里传出来，就是不接电话。但爸爸无休无止，不屈不饶，在简妮看来近乎无赖。他将简妮烦得，将手里的书一把摔在地上。她想过，索性将电话线拔了，让他的声音传不进来，但她知道不能这么做，这样，爸爸马上就会发现她在家。所以，她只能一遍遍爸爸的留言折磨着。
总算，简妮发现爸爸的声音不同寻常，他很镇定，说得很慢，很坚决，这表示他真的有事要说。简妮回想起来，爸爸到了要说什么重大的事情时，才用这种声音说话。这时，他声音里因为受教育不多而不能剔除的粗鲁和毛糙变成了坚决。
买办王简妮心头一跳
简妮心头一跳，她猜想，他们终于被自己的态度激怒了。家里人的脸一一浮现在她面前的黑暗里，爷爷好象将自己紧紧关在壳里的蛤蜊，他什么都当没看见，回想起来，要是简妮不跟他说话，他从来不主动与简妮说话。其实爸爸也是这样，随便你怎么躲着他，他都照样一团火似的围着你，洋溢着消毒水气味。他的感觉好象关在贝壳里了一样，只剩下没有休止的热情和自豪。简妮想起来，自己偶尔捉到过爸爸偷眼看自己的眼神，他脸上放着笑，但是已经勉强，眼睛飞快地，几乎是惊慌地一轮，向她飞来。自己的父亲被逼得偷眼看自己，让简妮心里难过。但她看不起这样的眼神，简直就是讨厌。
但她意识到家里人已心知肚明，而且就要向她摊牌时，简妮又有些惊慌。她不敢接爸爸的电话，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到午夜了，爸爸不再往这里打电话，简妮去消除答录机上的留言，看到他已经留了六个同样的话，就是通知简妮这个周末一定要回家。
星期六晚上，简妮索性下班就躲到防空洞的酒吧去了。防空洞的空气，总有点闷，有种隔宿的潮湿的怪味道。在那里，她吃了一份意大利蔬菜汤，还有两片蒜茸面包，然后要了一杯葡萄酒，准备慢慢消磨。酒吧里有不少人戴着橘黄色的帽子在喝啤酒，他们在等人，看到有同样戴橘黄帽子的人进来，他们便大声欢呼。简妮问了过来送酒的酒保，才知道今晚有欧洲的足球联赛，德国人和荷兰人比赛，那些戴橘黄色帽子的人，是荷兰的球迷，他们在这里集合，准备到附近的锦江饭店看卫星转播的球赛。
等那伙荷兰人纠集齐了，走了，酒吧里突然安静下来。那安静里有种落寞，好象平白无故的，就被人撇下了。简妮听到滤咖啡的漏斗在垃圾桶上冬冬地敲着，那是酒保倒掉咖啡渣。
这时，简妮突然发现，劳拉独自在一张桌上坐着。那瘦削强硬的样子，就是劳拉。
“劳拉？”简妮走过去招呼她。
劳拉居然没有象她说的那样，离职后回纽约去，她见了一家猎头公司的人，他们正好在为通用汽车找有上海工作经验的，受美国教育的，能说中文的人，见到劳拉，他们高兴极了，立刻就将劳拉推荐给了通用，通用马上就给了劳拉一个位置，还给了劳拉比挪顿更好的条件，劳拉现在住在波特曼边上的双峰公寓，在纯粹的美国公司工作，与中国人的麻烦也减轻了。“我跌倒在地，却在地上看到一个金苹果。”劳拉说。
“真好。”简妮由衷地说。
“你看上海，到处盖房子，做高架路，做捷运，酒吧里处处能见到卖笑的漂亮女孩，与当时台湾经济起飞时候一样。我接触了猎头公司的人，才知道，不少跨国公司都准备进来插一只脚，我们这样的人，会越来越抢手。”劳拉说，“只怕这里比在美国的机会还要多。”劳拉很是有点意气风发的样子，她还是一口英文，说得又土又快。
“这么说，来上海，真来对了。”简妮说。
“是的。也许我们抓到了一个大机会。”劳拉说，“只是，要小心捧着饭碗才好。”
简妮看了她一眼，她明白劳拉的意思。
“我知道自己从前太意气用事呢，其实大可不必。”劳拉说，“你看Tim Muller，只管将生意做大，他才是真正的美国商人。我一个小秘书，却管了那么多政治形态，我那时好蠢。”
那天晚上，她们将桌子并在一起，喝了不少葡萄酒。那个晚上，是简妮回上海后最痛快的一个晚上。在劳拉身上，她看到了希望。
晚上回家，答录机里存着一遍又一遍爸爸的留言。
简妮不得不打电话回家。
爸爸追问她为什么不回电，简妮随口说，跟老板去苏州出差，刚到家，“我的答录机里全是你的声音，象追魂一样。”
“礼拜天一定回家来一次。”爸爸说。
“要看我加不加班。我们老板，”简妮说。
“用不了多少时间的，你不来吃饭也可以，最多一个小时。”爸爸很强硬。
简妮横下一条心来，准备撕破脸皮。
简妮没想到，她一回家，爸爸就直接将她领到范妮的房间里。二楼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但从那几扇虚掩着，或者打开着的房门那里，简妮能感觉到那些凝神谛听的耳朵。她知道，他们全都商量好了，让爸爸出面和自己摊牌。就象范妮在上海的那个下午，也是全家都统一了意见，爸爸和维尼叔叔去和范妮谈的。她自己当时就和妈妈在虚掩的房门边，听着他们的声音，还有范妮的哭声。维尼叔叔房间里永远不会消失的靡靡之音，此刻也安静了，就象他们与范妮谈话的那个下午。家里充满了不同寻常的寂静，仿佛一种静静逼来的压力。简妮再次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象范妮那样就范。
爸爸和简妮分别落了座，爸爸张嘴就说：“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对你的希望。”
果然，他是准备好了的。
简妮直视着爸爸，准备爸爸一停下嘴，马上就接着说：“我不能按照你们的希望做。”她知道，第一句话是最困难的，所以一定要开门见山，也不给自己留退路。她有点高兴爸爸的开头了这么自私。这让事情变得好办多了。
“我们对你的希望，不是要你为王家光宗耀祖，也不指望你将我们全弄到美国去，当美国人。我们对你的希望，是希望你有自己的新生活。是你能当一个美国人。哪一天，你不需要这个家，不需要我们，我们真的只有高兴，没有怨言。我们只要知道，你再也不会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就可以了。”
简妮看着爸爸，不能相信自己听到的，竟是真的。
“我要当面告诉你，就是怕你会有精神负担，以为自己良心过不去。不要这样想，你要知道，你做的，也就是我们希望你做的。”
“‘我们’，还有谁？”简妮问。
“我们全家人。”爸爸说，用手指向走廊那里的房门画了个圈，“我们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小家子气。我们都是真正识大体的。”
“那么妈妈呢？”话已到嘴边，可简妮终于没有问出来。要是妈妈真的和爸爸一致，她应该和爸爸一起对简妮说。可是，要是妈妈与爸爸的想法不一致，简妮一定要问个明白，又能怎样？又能做什么呢？简妮看了爸爸一眼，轻轻点了点头，什么也没问。只是说了一声：“谢谢。”
她看到爸爸的脸上乱云飞渡，就象从前在格林威治村，她带范妮去看病前，到爸爸房门前去告别时，他脸上的样子。简妮这时强烈地感受到，爸爸心里的另一种更为真实的渴望。它在他的心里涌动，简直就要喷薄而出。但简妮决心忽略它。她镇定地看着爸爸说：“你是知道的，我想要做的，一定能做到。”
简妮看到爸爸的脸色一暗，但他也马上镇定下来。他的下巴微微向外突出，脸上出现了担当的勇敢。这样子让简妮想起了大学军训时打枪的靶子。在那上面，清楚地指明了将要被打击的位置，准备好了要被打得百孔千疮。简妮不知道，在范妮回上海的时候，也曾在爷爷的脸上看到过同样的神情。在范妮的心里，当时也有过同样关于靶子的联想。她们姐妹在心里的惊痛和厌烦，都是一样的。
简妮迅速地离开了家。
她又来到防空洞酒吧。星期天晚上，是酒吧最寥落的时候。和劳拉一起喝过酒的桌子空着，和公寓里那些女孩一起吃饭的桌子也空着，简妮坐到吧台上的高凳上。那里很陌生，高高地吊着，她心里有种迷路似的感觉。但她喜欢那里明亮的灯光，能看到酒保在杯盏间忙碌，蒸汽机赫赫地响，有点暖意。要了一杯葡萄酒，将酒在嘴里涮过，满嘴都是干邑清冽的酸涩，好象黏膜都缩起来了。简妮感到自己象是一个假装飞鸟的小孩，自己以为可以往天上飞，所以从高台上纵情跃下，但实际上，却重重落到事先已经铺好了的一厚叠棉被上，软软地陷在棉被温暖的浮尘气味中。
这时，简妮感到有一只手搭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带着男用的香水气味。是老板香水的气味，和武教授的那一款相同。
她顺着那只手向旁边看去，是一个白人，他也看着她。他的眼睛在吧台的烛光里蓝得象两滴水，简妮想起了挪顿公司窗下的哈德逊河。
简妮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他说了句什么，但是简妮听不懂他的话。于是，他又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原来他说的是汉语，说“小姐漂亮。”
“小姐漂亮。”他说。
简妮这才反应过来，这个白人将自己看成是上海酒吧里专门吊外国人的上海小姐了。
“马上拿开你的手。”简妮低声喝道。
他大吃一惊，马上将手抽回去：“抱歉，我不知道你是美国人。非常抱歉。”他说。
简妮看着他不说话。她没想到，自己居然没有请他吃耳光。他也是美国东部的口音。简妮觉得十分亲切。还有更亲切的，是他马上断定，简妮是个美国人。
简妮耸了耸肩膀，说：“好吧，不算什么。”
“有时候太寂寞了啊，所以只好在酒吧里认识女孩子。”他自嘲地笑笑。
“你在这里做什么？”简妮问。
“我是劳思莱斯精细化工公司的上海首席代表。”他说，“这真是个寂寞的城市啊，一到下午六点，天就黑了，城市也黑了下来。人们都消失了，好象撒到地上的水银一样。而且，这也是个奇怪的城市，不象美国，也不象中国。你住久了才会知道，这个城市真的奇怪。”
“真的？”简妮说，“我觉得它不是美国，就是中国，非常中国。”
“那是你住得不够久，女孩。”他极其自信地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在挪顿兄弟公司工作。”
“你住在哪里？我指在美国。”
“纽约的格林威治村。”
“太巧了，我就住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当然，我的街区没你的好。你是富人区里的。”
“富的是我家，不是我。”简妮说，她想起从前Ray这样说过。
他笑了，愉快地看着简妮，说：“你真是一个地道的美国女孩。”
“我叫迈克。”
“我叫简妮。”
他们握了手，正式认识了。迈克突然笑了笑。
“为什么笑？”简妮问。
“你看，迈克和简妮，再地道不过的美国名字。”
“我就这么象上海小姐吗？”简妮问。
“不，不象。你一说话，就一点也不象中国女孩了。”迈克说。
“听上去，你好象并不喜欢上海。”简妮问，“那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去？”
“为了钱。”迈克诚实地说，“真的就是为了钱。我在中国，拿到的钱比美国多太多，支出的却十分有限。我可以雇女佣，住大房子，受到人们羡慕的注目，漂亮女孩子的垂青，有时候简直象好莱坞的明星，周末去东南亚或者香港，生活得很奢侈。你知道，在美国，这样的生活不能想象，我不习惯上海，但不舍得我在上海的生活。”
“啊，所以你会说中国话的‘小姐漂亮’。”简妮摇着头笑。
“请原谅我。”迈克的额头和眼皮都红了。
你的袜子都抽丝了简妮被叫做“买办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