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忙完整整一天，午夜以后，他才放工。分好了小费，哈尼带着满身厨房里的油烟，满手的洗洁精带着柠檬香精气味，走着回家。他的双手涨涨的，因为太多时间泡在热水里。他也戴了一顶棒球帽，此刻，他体会到了戴棒球帽的好处，它虽然不伦不类，但看上去比不戴帽子要精干多了，让自己多少有点运动着的勇气。他也买了双唐人街鞋店便宜的阿迪达斯运动鞋穿，那是因为方便，在水淋淋的厨房间工作，这样的鞋子防水，耐脏，长时间地站着，也不会让脚很痛。在坚尼街上走着，能看到夜色里三三两两地走着些收工的男人们，都是差不多的打扮，哈尼想，那都是和自己一样，从中国餐馆里放工回家的人。他们走路的样子都不好，都是中国男人惯常的姿势，塌着肩膀和胸脯，膝盖也不直，动作很慢，象生病的鱼一样。哈尼想，自己也一定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哈尼和一起跳舞的朋友曾互相提醒，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将身体挺直，象洋人一样笔挺。那时，半条淮海路上的人都会多看他一眼。而现在，在不夜的春街上走过，连警察都不多看他一眼。但哈尼的心情并没有太坏。在这时，他常常用手摸摸装在口袋里的现钱，那都是些小票面的钱，皱巴巴的，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钱。至少简妮可以用这些钱多申请几个大学，到美国来的时候，可以晚一天去打工。哈尼相信，和自己一样深夜放工，软塌塌地走在唐人街上的男人们，心里的想法和自己差不多。他知道这样走路，身体才最省力，虽然不那么精神好看，但是很实惠。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哈尼终于如愿地被撞到了
哈尼工作的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恨死了大陆，所以也恨从大陆来的人。常常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人，你们共产党，对哈尼说个不停。好象哈尼就是大陆，就是共产党。哈尼终于有一天被说毛了。他突然说，看到香港报纸上说，大陆马上就要进攻台湾了，解放军和导弹都已经在福建海边显形，照片都登在报纸上。这才一举将老板那张嘴堵住。但是，那天的小费因为老板心情大坏，而少分了几十元。哈尼憋了一肚子的气。通常，哈尼总是默默干活，象块海绵。洗碗的人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只说是从新疆来的，家里是农场职工，准备挣下些钱来，回去好给儿子讨媳妇用。披萨饼店的意大利人奇怪他的英文怎么有这么标准的发音，他诚恳地解释说，是小时候，跟住在镇上的美国传教士学的，他家穷，只能去教堂的救济学校上学。哈尼渐渐将自己的心龟缩起来，尽量放在不容易遇到的地方，就象他刚到新疆去的时候一样。他在纽约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把简妮从上海办出来的机会。
但范妮却不是一只箱子，只等哈尼回家的时候才用，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刚开始的时候，范妮的情况比鲁说得要好多了。药将她紧紧按在椅子上，象抱枕一样安静和消极。要是你不招呼她，她就整天在张椅子上坐着，不再自言自语。开始哈尼还按时带范妮去看医生，去配药吃。后来，医生说范妮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暂时的控制，应该可以旅行回家。这下，吓得哈尼再也不去医生那里了。为了防止万一，他甚至在护士那里说了谎，改了一个假的联系电话给诊所。
无法去诊所调整药物，哈尼只能接着给范妮吃从前的药，为了保持她的镇定和缓慢，保证她不会在他外出的时候发生意外。他知道那些药对范妮来说已经太重了，医生不让范妮再吃了，但他每次还是将那些蓝色的小药丸放到范妮手里，看着她吃下去。他心里说，等简妮到美国了，他会牺牲自己留在美国的机会，带范妮回上海去好好治病。不一会，范妮的舌头就大了，嘴也有点歪。药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的时候，范妮就盯住他，不停地问：“我的嘴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一直问到她被药物的力量完全控制住。哈尼不知道，她的嘴是不是因为吃了医生不让继续吃的药才歪的，也不知道这样下去，对范妮身体和头脑的伤害会有多大，范妮现在变得又脏又软，面色浮白，要是你不给她吃喝，她就不吃不喝，她的样子，常让哈尼想起用旧了的拖把。
哈尼心惊肉跳，他没想到自己能对范妮做出这样的事来，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狠心。他几次想开诚布公，求范妮的原谅，但最后都忍住了没说，他怕一旦范妮不肯吃药，反而将事情弄僵。他说服自己要学习爷爷的冷静，范妮已经病了，总是病了，要是不找到将简妮从中国大陆救出来的方法，就伤了两个孩子，范妮更是百无一用。有时哈尼扪心自问，要是将范妮换成简妮，他是不是还有那样的硬心肠，能将简妮的病象范妮一样地拖着，让她为姐妹牺牲。哈尼想，大概自己不如现在这样容易硬起来。这时，他才理解了自己连队里那对上海夫妇。他们七岁的女孩在回新疆的路上被朋友诱奸，回到新疆的家里以后，他们夫妇就开始虐待这个女孩，让她睡在弟弟床边的地上，为了让她明白这是新疆，不是上海，不给她吃饭，为了治治上海小姑娘的娇气，打她，为了让她“皮实”一点，最后，他们将亲生的孩子打死了。当时，连里的上海人都猜想，他们讨厌那女孩子，是因为她失了身。现在，哈尼又想到那件事，他在里面发现了那对父母心里对失身了的女孩子身上残留着的娇气的恨，那种恨，很复杂，让哈尼想起爹爹对自己的感情，也想到自己对范妮的感情。与范妮相处，哈尼觉得自己受到了太大的煎熬，他受不了，所以不想在家里，周末的时候，他又在曼哈顿岛上的那家匹萨店增加了工作时间，象苦力一样忙碌，对哈尼来说，成了最好的借口，自己也竭尽全力了，为了就是在自己手里实现爹爹的理想，也是王家的理想，将孩子送到美国。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范妮已经把药都吃光了。因为没有医生的处方，到处都买不到药。刚一停药，范妮又开始自言自语了，那是病情出现反复最明显的征兆。这一次，哈尼亲眼看到范妮对着鲁的椅子，一直说到嘴唇流血，仍旧停不下来的可怕情形。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带范妮回上海去了。范妮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已经过期，他没钱让范妮在美国治病。但是，他更清楚，一旦他和范妮离开美国，王家的人就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国。他们俩，是唯一通向美国的桥梁。哈尼在一家家药店碰壁，到处都不卖给他处方药的时候，在上海时的那种莫名恐惧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从得到美国签证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隐隐觉得自己踏上了绝路，现在，他知道，自己走到了绝路的尽头。
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得以进入美国的原因，因为他必须得将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范妮接回上海。于是，他想到，如果他自己也需要有人帮助，才能回上海。简妮作为家里唯一有能力照顾他们两个人回上海的成员，美国领事馆无法拒绝发给她签证。在他得到了美国签证以后，才知道美国给的签证最少也有三个月，不是象德国签证那样写好日子，多一天也不给的。即使简妮只申请一个星期的签证，他们也会给她至少三个月。
哈尼觉得自己真是绝路逢生。
第二天一早，他连学校都没有去，直奔唐人街运河街上的保险公司，那里的保险代理可以用中文解释保险条例。哈尼将人身保险的情况仔仔细细问了一遍。他从来不懂保险的事，开始一点也听不懂，更不懂怎么选择。保险代理于是问哈尼，投保的目的，一种是给自己留更多享受的保障，另一种，是更多照顾法定受益人。哈尼马上说：“当然是更多照顾受益人，我的孩子。要是我出了意外，我的孩子能够在这里活下去，她不至于没有钱接着读书。”说完以后，哈尼马上后悔了，怕保险公司看出来自己的目的，但那个代理人好象司空见惯，他什么也没说。
哈尼很小心。他找了个借口，没有买那家的保险。而是转到布鲁克林桥下的另一个保险代理行，去买了十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学生健康险。他只说，自己所在的学校要求学生都买保险，自己就来买了。他十分聪明地买了学生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而没有象一般准备敲诈保险公司的无赖那样去买高额人寿险。不是他不想要那一大笔保险费，而是他怕被识破以后，会影响简妮出国的签证。他在保险赔偿受益人那一栏里面，写了简妮的英文名字，好象简妮已经在美国了一样。
然后，他把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仔仔细细走了好几遍，专门研究有哪些汽车，可能属于那些全纽约最豪华的老公寓的主人的，他们什么时候会开车进出。那都是些沉稳气派的好车，宽大富贵的美国车，很少有轻便的日本车。它们飞速驶来，无声地停在金碧辉煌的公寓玻璃大门前，戴雪白手套的黑人门卫，大多是头发花白，举止庄重的男人，而不是青年，从门厅里快步出来，打开金色把手的大门，象企鹅那样高高地挺着胸。那些训练有素的门仆，不象中国人那样点头哈腰，但一点也没有失去他们的恭敬和本分。专职的司机穿着笔挺的灰色双排扣制服，领口露出一小条雪白硬挺的衬衫领子，有着仪仗队式的威风和讲究，漂亮得象南北战争时代的将军。他们的专注而果断的脸，让哈尼看不够。哈尼对纽约的富人并没有多少想象，也并不那么喜欢他们的样子，有的人看上去普通得要让人妒忌他的运气。但是，他却真的喜欢上了那些司机和门仆。他最认同的，是他们的态度，甚至是钦佩。他小时候见到过他爷爷家的中国仆人，他从一个小孩子的判断力，觉得他们在点头哈腰的背后，藏着许多冷酷和怨恨。后来，他经历的事情果然为他证实了这一点。他也渐渐习惯了对人点头哈腰，但那时，他知道自己在心里也充满了敌视。而第五大道上的仆人们却让他心悦诚服。
哈尼站在马路边上，欣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然后，他决定，自己应该被那些穿制服的司机中的一个撞到。他觉得那些司机一定都是技术高强的人，不至于将他一举撞死，他们一定会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他站在街边，手里拿了张地图，装作旅游者的样子东张西望。他瞪大眼睛，看着过往的汽车，计算着怎么能让人不会怀疑自己是恶意骗保的无赖。他知道这是狗急跳墙的无赖才做得出的事，他认为，就算自己是那命不值钱的无赖，而他家的简妮不是。
一向自以为脆弱的哈尼，此刻并不感伤，也没有自怜，反而感到很兴奋。他觉得胜利也许就在眼前，他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终于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意义，终于有了机会向爹爹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自己能做得出怎样的大事。这件事，哈尼认为是给爹爹“一记响亮的耳光”，让爹爹应该无地自容。终于有一天，咸鱼翻身了。
那几个晚上，他躺在床上，两眼大睁着，直到天亮。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肋骨后面勃勃地跳动，设想一个一个地从脑海里跳出来。这是哈尼一生中最振奋的几个夜晚，他第一次如此肯定自己要做的事，肯定它的重要性，肯定它带给自己的成就感。他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成就感，原来，它就是让自己钦佩自己，让自己赞许自己，就是带着点甜蜜的自恋的感情。格林威治村的深夜是安静的，凌晨时分常有夜风扫过街道，它在经过墙上的常春藤时，发出潮湿树叶的悉索声。街口的喷泉，在深夜里发出索索的水声，哈尼在咚咚的心跳声里，想到了在新疆时的凌晨，要是醒来，听到的就是猪在猪圈里的呼噜声，马在吃完夜草以后的喷鼻声，还有，就是长风从戈壁吹来，夹着风沙直扑窗门的扑打声。哈尼想起了在那些声音里自己的绝望，其实，在身上还穿着兵团发的新军装，带着大红花，当在兰州换上了去新疆的火车，眼看着越走越荒凉了，人少了，房子少了，最后连树少了，就象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一样，那时，他心里就绝望了。他的心，一直就是绝望的，但还有什么东西，还一直在绝望里挣扎，象已经被开肠破肚，挖腮去鳍的黑鱼，仍旧不停地，有力的，无意义地蹦跳着，象一条偶尔离开水的鱼。哈尼带着那样的心情生活了几十年，终于在这几个失眠的静夜里，听到自己绝望中的那条黑鱼再一次跃起，带着一种妖魔般的力量。
哈尼觉得，自己身上终于也爆发出了那种妖魔般的力量。即使整晚都不睡，白天还能浑身是劲，不停盘算着怎么才能做得更完美一点，更合算一点。想到自己在刚到纽约的时候，就在这家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中间的披萨饼店里找到了工作，而且正好又是送外卖的工作，犹如神助。
他特地找了个借口，和晚上送外卖的那个波多利哥人换了时间，晚上由他去送披萨饼，这是完美的被撞的理由。
一切都准备好了。
哈尼从唐人街收工回家，按照计划，这应该是最后一天在这里工作了，所以，这天他偷偷将客人给自己的小费留下，没有全都交到帐台上去。他离开餐馆的时候，心里一阵轻松，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其实很恨这个地方。
路过华盛顿广场的时候，发现街边的小酒馆贴出了一张告示，说今夜有南方来的爵士乐队驻唱经典爵士曲，那个classical撞进了他的眼睛。他已经走过去了，可突然想起，这家店他曾来找过工，那里的小舞台上放着架子鼓和黑色的旧钢琴，当时他多看了一眼钢琴，因为他小时候曾弹过琴，后来几十年里，再也没碰过琴。但他还是记得，将琴盖打开时，钢琴散发出的那种干燥的木片与油漆的气味。哈尼一转身，走回到那家小酒馆门前，他听到象红房子西餐馆一样的对开玻璃门里，丝丝缕缕地传来小号的声音，呜呜咽咽的。他推门进去，颓废的南方爵士铺天盖地而来，那个唱歌的，是个看上去满腹心事的中年男人，他的声音象洪水一样，淹没了他。
他要了一小瓶德国啤酒，酒保端了一小碟咸花生过来当小食。他在摇曳的烛光里望见那酒保仿佛是个亚洲人，也是个中年男人。他把短短的头发向上胶了起来，象短促的火焰。他一定练过身体，肩膀和手臂的线条完美无缺。他向哈尼亲热地笑了笑。哈尼对一切精致东西的刺激仍旧敏感，他仍旧喜欢看到好看的景象，他的眼光追随着那个用了香水的精致的酒保，看他象水草里的大尾巴金鱼那样摆动着亚洲人长长的腰身，在烛光迷离的店堂招呼客人，在店堂的暗处养着大把的白色百合花，它们很妖娆。酒保象是沙龙殷勤的主人，他身上那种亚洲人华美而颓废的魅力，迷住了哈尼。对带着点虚荣的美的渴望从他的心里渐渐蠕动着苏醒过来，哈尼的眼睛追随着那个酒保。哈尼突然想，自己想在这里工作，大概心里也希望自己能变成这样的人吧，他想，在自己的本性里，自己可以比这个人更妖的吧。
哈尼看到乐队里有个人在玩沙锤。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见过这东西了，当年的黑灯舞会里，也有一个自己组织的小乐队，乐队里面也有一个人专司沙锤。当时，带着警察来冲舞会的，是居委会主任，是个小业主的太太，眉毛细得象一条虾须，一脸的旧相，但满嘴都是革命口号。警察冲进屋以后，她负责在走廊里堵住大门，防止有人乘乱逃脱。结果，所有去跳舞的人都被堵在了屋子里。她告诉他们两条路走，一条是被强迫去劳动教养，到江苏的大丰农场，另一条，是自己报名到新疆农场当农工，有大红花戴，算革命青年。
命运从此就改变了。
回想起来，哈尼觉得自己当时也真的不想再留在上海了，那黑灯舞会里面的被抛弃感，无所事事的空虚感，蹩脚货的屈辱感，它们是和虾须眉毛的居委会主任一样有力的理由，推动哈尼去新疆，无论如何，他的生命可以动起来了，那时候，他才二十岁。他也能得到一朵大红花，那是王家的唯一一朵由政府发给的大红花，用红色的皱纸和一根细铅丝做成的。这点要强的想法，他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他为自己曾经有那样的想法感到羞耻。
哈尼将眼睛掉开去，他不想看到那个沙锤，今天晚上，他需要的是享受，他有资格好好享受。他象其他男人那样喝了口啤酒，其实他不怎么喜欢喝啤酒，因为它还是有点苦，他不喜欢那点留在嘴里的苦意，他还是喜欢老式的山东红葡萄酒，甜甜的，粘呼呼的。他有点后悔为便宜而叫了啤酒，省钱成了他的本能，超过了他的心意，他想，当时，他真的应该好好叫一杯红酒喝的。
打断哈尼思绪的，是歌声。他听到了熟悉的歌声，真正的Classical的。
I'd love 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
All to myself alone,
There is no verse to the song,
Cause I don't want to wait a moment too long.
哈尼侧着头，把手罩在耳朵上，细细分辨着歌声，那是Sunny Rollins唱的，《在一条开往中国的慢船上》。在上海的时候他听过，他并不喜欢这个曲调，更喜欢《你的眼睛里起了迷雾》，《星尘》。但他还是记得它，有时上海的电台里能听到，听说是世界大战时美军电台留下的唱片，他最喜欢的是《莉莉.玛琳》。
I'd love 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
All to myself alone,
Get you and keep you in my arms ever more,
Leave all your loves weeping on the far away shore.
在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里听到Rollins的歌，哈尼第一次从里面听出了爵士里面那如烟而逝的情调，那是黑奴们的感情，那么软弱，那么无助，那么伤怀，那么无奈，那么纠缠，那么苦。在他看来，在上海无所事事的那些日子里，他的感情也是一样的。
哈尼看了看四周，还有几个象他一样沉默的单身男人，默默地听着。那些男人，大多穿着精致，表情撩人，将他们修长白皙的手指静静交叠在圆桌上。他们让哈尼想起朗生打火机的上乘质地。哈尼将自己的棒球帽握在手心里，放到小圆桌下。这是个为男人开的酒馆，哈尼坐在里面，闻着空气里淡淡的香水气味和烟草气味，小号和撒克斯管，钢琴和架子鼓，都在炫技，象这里虽然沉默，但可以看出内心洋洋得意的男人们，他们的骄傲，还有挑剔。他看到了一个男人独自听爵士乐时的舒服和尊严，男人们的口味是尊贵的，当他有独处的要求时，他们看上去象一头悠然自得的狮子，皮毛金灿灿的，不可一世。即使是这样动人的歌声，对他们来说，也象微风吹过厚厚的皮毛，只是舒服吧。他看到他们手里大多数是威士忌，或者是葡萄酒。他突然想，要是司机不敏捷的话，也许会撞死自己吧，或者司机太专业了，在自己面前及时刹了车。
象金鱼一样撩人地摇摆着的酒保轻轻路过哈尼的身旁，他的托盘上放着一瓶漂亮的红酒，还有两个亮晶晶的高脚酒杯。看到哈尼默默盯着他看，酒保向他微笑了一下，轻柔地问：“想要什么吗，先生？”
“想要一杯这样的红酒。”哈尼说。
他说了个牌子，但哈尼听不懂，听发音，象是法国酒。哈尼点点头，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写过多少贵族喝的法国红酒呀！在最风雅的格林威治村的酒馆里，喝过风雅的法国红酒了！哈尼对自己说。他准备把自己今晚偷来的小费都用在这杯红酒上。
红酒来了，放在玻璃酒杯里。
但那漂亮的红酒没有一点点甜味，满口都是涩的。他心头一惊，不相信似地再喝一口，仍旧是涩的，那酒象轻薄的小刀子，将所到之处都细细的，贴着每个毛孔刮过去，微微皱起来似的，没有一点甜的味道，一点也不甜。哈尼当时的感觉，是自己阳痿不举时的那种深深的沮丧。
“味道好吗？”酒保风一样擦过他的身边，妖娆地问。
“Super。”他不得不说。
渐渐的，他的头有点飘了起来，他问酒保要了一张纸，还有笔，他得留下点什么，万一司机不够敏捷的话。但是，他知道不能留下太明显的痕迹，这关系到那笔赔偿金的问题。“这就是遗书呀。”他握笔的手在纸上比划着，不知如何下手。“爸爸：”他写道，“要是你认为1964年上了大学的人就能如何，那就错了。那些出身不好的，就算进了大学，后来一到文化大革命，也都成了反动学生，我听到分到我们团部的大学生说起过。我从来不愿意你伤心，但是，你的确是错了，错了。而且，要是你不错第一次，也不会错第二次。”哈尼小心地停下笔，将自己的右手吊起来，他心里有许多话奔突汹涌，但他知道不能再写下去了。
第二天，上帝来成全哈尼了，天下了雨。深夜，他骑在披萨饼店送外卖的脚踏车上，街灯照亮了那些汽车前排司机的脸，他能看到他们的制服。他看到了一张黑人诚实认真的脸，稳稳地注视着前方，雨刷哗哗地刮着他面前的玻璃。哈尼脚下一用力，自行车便在雨水中向它冲去。柏油地上真的很滑，他小心控制着自己不要用刹车。他特地戴了头盔，因为不想把自己撞成傻子。说起来，他真的没有过一点犹豫和后退。
在那个下雨的深夜，哈尼终于如愿地被撞到了。那个过程很快，什么都还来不及想。而且，一切就象他希望的那样，没有被撞瘫，没有被撞死，没有被撞傻，但撞得很严重，股骨碎了，肋骨骨裂，连累了肺部，手肘也有粉碎性的骨折。撞他的车是个富翁家的，除了保险外，他还得到一大笔钱作为赔偿。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格林威治村的地址让那家的律师减轻了对他成心敲诈的怀疑，他看到那张僵硬的脸在听到他的地址后，虽然没有笑容，但柔和下来了，浮现出一点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遗憾。因为纽约人认为，肯去撞汽车的无赖不会住在格林威治村。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简妮将自己的行李搬到楼上
他也没想到，撞碎了骨盆并没有想象中的痛苦。在医院里，护士给了他一个可以自己控制的注射推进器，一头连着他的静脉输液管，一头是麻药，要是他感到真正痛了，可以自己多推一点麻药进去，就不那么痛了。他怀着尘埃终于落定的安心，静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皮肤能感受到烫过的被单的平滑与舒适。虽然和别人合用一个病房，但是他的床边上，有帘子将别人与自己隔了开来。机器在发出微轻的电流声，有人轻声说着英文。哈尼想到，这是他一生中住过的最为舒适和安宁的地方。然后，他肯定这里的确是他一生中最安宁的住所。他不记得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曾经睡在烫过的被单里，那烫得平平整整的白色被单光滑，微凉，让人觉得自己的肉体得到了爱惜。这时，他才感到了后怕，要是真的被雨夜里打滑的汽车一下子撞死了，怎么办？他想，“要是真的被车子撞死了，还错过了这个机会呢。”他心里不是没有对这个念头的批评的，这是个奴性的，心酸的念头，但是，哈尼可以肯定，这也是一句对自己生活真实的评价。
手术以后，医生告诉他在他的骨头里打了一些固定用的螺丝和支撑用的板条，但是那些螺丝和板条在他的骨头开始愈合后，会融化在身体里，不用在开刀取出来。医生还告诉他，要是他仍旧疼得睡不着，可以给他加一点几乎对肝脏无害的镇静药。哈尼等着自己的身体轰轰烈烈痛起来，感受着那种火辣辣的痛，存心不加麻药。在新疆时他摔断过锁骨，他知道刚刚断骨的那种巨痛。他等到自己身上的冷汗一阵阵地上来了，再加手里的麻药。塑料的推进器小巧玲珑的，但是十分灵活。他能感到血管里凉凉的，然后，巨痛就消失了，他不必再象从前那样苦挣苦熬。巨痛消失以后，身体象云那样浮起来，喉咙里带有一点干渴。哈尼在床上玩着它，疼痛来了，又消失了，在他的控制下，这让他感到自己的尊严。
这个舒服的病房，还有终于无忧了的将来，让哈尼睡不着。他仰面躺在床上，自豪地想，自己就是王家的基辛格。
当简妮将自己的行李搬到楼上，她看到爸爸撑在拐杖上，靠在大门上，哭得说不出话来，见到简妮，他摇着头说：“不要怕，简妮，我是高兴，是高兴。”
“我知道，你一高兴就要哭的。”简妮朗朗地回答。
爸爸哭着，就笑了。他退到门厅里，让简妮将自己的行李搬进去，他能看出来那行李一定是妻子的手笔，他觉得亲切极了。简妮并没有去拉箱子的把手，而是用手帕包住箱子上的细麻绳，伸手抓住，将整个人往后一倒，拉动了那只沉重的大箱子。她的样子，让爸爸想起当年妻子在吐鲁番火车站满是黄土的月台上，拉动她的草纸箱的情形。
“你怎么搬得动啊！”爸爸的声音又哆嗦了。
“我是谁！”简妮回答。
简妮的箱子里装着她的书，她的衣服，她从新疆带回上海的纪念品，她的食物，她的照片，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全部家当，她很明确，自己再也不会回中国去了。她连滚带爬地将行李拖进走廊里，就势坐在走廊的地板上，‘咚’的一声，她对自己说，听，一个新生儿落地了。
这时，她看到了范妮，范妮象一棵阿克苏戈壁上死了的胡杨树一样，又干又热又硬，她的嘴唇干得裂开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细布长睡裙，披着头发，可她的裙子又皱又脏，头发粘在一起，一点也不象莎士比亚的奥菲利亚，虽然她象奥菲利亚一样定定地向简妮走来。
“你终于来了。”范妮轻轻说，“我看到救火车来过，他们为什么用救火车送你来，我真不懂。你怎么有这样的本事。”
“没有救火车。”简妮说。
“我都看见了，还赖。”范妮生气地说，“你这个人怎么什么事都说谎。”
爸爸过来碰碰简妮，范妮狠狠看了一眼爸爸，说：“碰她干什么，有什么话当面说呀。我最不喜欢你们这样鬼鬼祟祟的样子。”
“我让简妮帮你洗个澡。”爸爸说，“你好几天没洗澡了，身上都有味道了。”
“我洗不动，我不舒服。”范妮说着，退回到自己房间里，爬到床上躺下。
“所以我让简妮帮你洗。”爸爸对她的背影说。
简妮从贴身的小包里拿出从上海带过来的药，那是维尼叔叔按照爸爸传真上抄的药名，到精神病医院去开了后门，才请医生开出来的药。“医生说，这种药不能多吃的。”简妮轻声说。但爸爸还是马上制止她，他用更轻的声音说：“你看到情况了呀。”
爸爸撕开包装纸，从锡纸包里按出一粒来，看到那的确是蓝色的小药片，他松了口气：“救命的来了。”说着，他将简妮带到厨房里，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瓶子，在小瓶子里取出两个空的胶囊，打开一个，将药片装进去，封好。轻声对简妮解释说，“范妮疑心大，以为我要害她。”
爸爸倒了杯水，让简妮拿着，他们一起到范妮的房间里，让她吃药。
“什么药？”范妮支起身体问。
“维生素A，你看你的嘴唇都裂了，不接着吃维生素怎么行。”爸爸说着，将胶囊递给她，然后，将手掌伸给范妮，让她看到自己手里的胶囊，“我也吃一粒。”
范妮将药吃了，又躺回到枕上。简妮闻到她身上酸腐和油腻的气味，她知道，酸腐是从肮脏的下体发出来的，油腻是从头发里发出来的。她也想到了新疆的火车，她想起来她第一次见到范妮的时候，正站在从新疆带回来的一大堆行李边上，范妮说：“房间里什么味道，这么臭。”爸爸说的没错，范妮是应该洗澡去。
“我陪你洗澡吧。”简妮看着范妮说。
“简妮，等明天吧，”爸爸阻止道，“你坐了这么长时间飞机，累了。”
“我不累。”简妮说。
“明天再说。”爸爸说，“你先休息，我给你下面吃。”
范妮从翻身床上坐起来，“好呀，我去洗澡。”她手指尖尖地戳了简妮的胳膊一下，“你来帮我吧。”
于是，她们一起走进浴室。简妮在范妮背后端详着她，她发现姐姐的后背看上去突然变了，她身上原来女孩子带着洁癖的紧张和拘束消失了，松软的背影看上去，就象个潦草的女人。范妮站在黑白相间的地砖上，将身上皱皱巴巴，带着一股油耗气的睡衣脱下来，将显然已经有好几天没换的短裤从身上揭下来，随手撂在地上。然后弯下身体，用手扶住浴缸边缘，要跨进浴缸里去。但她的腿脚真的不灵活了，她跨不上去。
简妮犹豫了一下，伸手扶住了范妮的胳膊。这一刹那，简妮想起在叔公临终的时候，范妮在病房里大吐，她去扶住范妮的时候，范妮即使在呕吐中，也飞快地闪开简妮的手。她用力扶住范妮的身体，帮范妮在老式的长浴缸中间站稳。它的边缘是圆圆的，很容易滑倒。这是第一次简妮和范妮真正的肌肤接触。“对不起啊。”简妮想起在叔公病房里范妮说的话，她心里说：“用不着对不起。”
简妮叫范妮让到一边，她一手挡着花洒里的水流，一手帮范妮调好水的温度。然后，将范妮引到水流下。
“你冷么？”简妮问，她看到范妮的肩膀上密密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范妮摇摇头，但简妮还是为她调高了水温。
花洒里的水柱撞在范妮的背上，四散，简妮看到她细腻皮肤上点点突起的粉刺，她认为这些小疙瘩一定是因为姐姐生病才长出来的。从前，范妮的皮肤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象最新鲜的白罗卜。简妮回想着范妮从前的样子，她的脸，则象一块白色的冰。她在范妮的背上轻轻一搓，就搓出了满掌的老垢，水柱将那些灰白色的小东西冲下去时，简妮突然想起一个电影里，集中营里的女纳粹用力捏着皮管子，让皮管子里射出的水更有力，她将皮管子对准挤在淋浴室里的犹太女人们浮白的身体直冲过去，一边用低沉有力的德文切齿地骂道：“你们这些肮脏的猪。”
范妮现在温顺了，象条昏迷的鱼一样无声无息。
简妮想，在最开始的时候，自己总是将范妮看得高高在上的，就象她展现出来的那样。简妮所做的所有努力，学英文，学上海话，与爷爷学一样的专业，其实不象范妮想象的那样是要和她竞争，要超过她，而只是想要和她一样，可以被姐姐引为同道。在简妮心里，好象范妮接受她了，才是这个上海的家接受了她，上海接受了她，她才真正有所归宿。最开始的时候，她是这样的。范妮好象以为，新疆人的心都是用牛皮做的，可以缝起来当鞋穿。
简妮为范妮冲洗着，借势轻轻地抚摩范妮的后背。她被油垢封起来的皮肤，此刻渐渐柔软起来，洁白的皮肤上出现了一块块擦洗出来的红条条，象桃花的颜色。范妮在水柱下跟着简妮的手转动身体，微微眯着眼睛，她的身体，春意盎然。简妮想到鲁。她想，范妮身体上的春意一定是那个金发的白人造就的。简妮由此想到了一些外国电影里男女亲热的镜头，她的心乒乒地跳着，禁不住按照电影里的样子，想象着范妮和鲁在一起的情形。那在水流下粉红色细嫩的皮肤，淡红色的乳晕，都是在一个金发男子的手下盛开的。简妮想，范妮和鲁，他们一定也有过美好的时光，让范妮心醉神迷的时光。在她的身体上，简妮认为自己仍旧看到了幸福的痕迹。“你的身体真漂亮。”简妮说。
范妮看了看她，笑了：“鲁有时也这么说，他喜欢东方人的身体。”
“你这里好大。”简妮伸出手掌，轻轻按了按范妮的乳房，她想，那个鲁一定喜欢范妮的乳房。那两个沾满水滴的乳房凉凉的，非常柔软，能看到皮肤下的静脉弯曲着向腋窝爬去。
范妮说：“等你有了男朋友，它们就开始长了。”
简妮问：“真的？但是，为什么？”
范妮的脸红了，她喜盈盈地垂下眼帘，说，“是他的手让它们长大的。”
简妮对自己心里轰然作响的羡慕非常吃惊。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还会羡慕范妮。她一路上都在设想自己与范妮终于见面的情形，她们之间，终于分出了胜负。只是，她赢得太多，而范妮输得太惨。她提不起幸灾乐祸的精神来。简妮知道自己不是个宽容的人，她只是太骄傲，不肯与败将计较。她是真没想到。
“我帮你洗头。”简妮说着，把洗发液涂到范妮的长发上，揉搓着，看着灰色的脏水，合着少许泡沫落在浴缸里。简妮一边洗着，一边说：“你知道吗，鲁.卡撒特走了。”
“我知道，他喜欢去奥地利，常去的。”范妮说。
“他走了，去环球旅行了，不回来了。”简妮说。
“他是美国人，怎么会不会美国。他当然会回来的。等我这里事情差不多了，就回来的。”范妮说。
“你要回上海去治病，下个星期就走，我把你的飞机票都带来了，你不会再回美国来了。”简妮轻轻说。
“他会来的，他不是在做环球旅行吗，他会到中国来的，我可以在中国等他。这样更浪漫，象《红帆船》里演的那样，王子开了一条张着红帆的船，从海上来了。”范妮闭着眼睛闻，“你给我用的是鲁的洗发水，你拿错了。他喜欢檀香味道，他身上老是有这种味道。”说着，范妮突然睁开眼睛，狡猾地看着简妮说，“我知道你想挑拨我的鲁的关系，你嫉妒，但是，没有用。鲁是我的，永远是我的。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好骗。”
“是吗？”简妮看着范妮说，“那要谢谢你这么高的演技，要不然我也到不了美国。”说着，简妮拍拍范妮的身体，关了水，说，“出来吧，洗好了。”
爸爸和范妮临行前的晚上，走廊里因为堆放着两个人的行李而变得狭小了。维尔芬街上凉爽的夜晚，充满着喷泉清凉的声音。简妮等范妮吃了药，睡熟了以后，穿过走廊，来到爸爸的房间里。爸爸开着房间的门，简妮知道他在等她。爸爸的房间里撒满着明亮的月光，能看到他脸上闪闪发光的，大睁着的眼睛。简妮走过去，爬上爸爸的床，将头靠在爸爸肚子上，她听到自己的头将爸爸的肠子压得响成一片。她微笑了一下，这是他们之间的老游戏了，爸爸的肠子每次都会这样叫，那里面好象总是充满了水份。
爸爸的身上还留着一股消毒药水的气味，是手术后留下来的。她小心翼翼地避开爸爸的胸部，那里有车祸中折断和裂开的肋骨。她想起来，小时候在新疆，自己也曾这样小心过，也曾在爸爸身上闻到浓重的药水气味，那是爸爸在大田里摔断了锁骨的时候。简妮在那时，对爸爸的伤只有个朦朦胧胧的印象。这时，她回想起来，发现爸爸的身上，从锁骨，到股骨，都断过了。听到爸爸车祸的消息，爷爷的脸，象被人踩了一脚一样，顿时塌了下去。简妮觉得，比听到范妮生病的消息还要厉害。
然后，爷爷看了自己一眼，很重的一眼，铁饼似的，“乒”地砸过来。简妮觉得爷爷慌了神，他看她，承受不了似的，转嫁似的，这一眼，将简妮看得极不舒服，她几乎想跳起来骂，“看什么看，我爸是让你逼的。”但是，她骂不出口，因为她的心里，在爷爷看过来的同时，象有了一道八月的闪电那样，被照得通体光明。她知道自己的签证来了。爷爷这一眼，也并没有看错。
“那时候，爷爷听到电话，人都僵了。”简妮说。
“总是高兴的罗，他的目标终于实现了，我们家前仆后继。”爸爸说。他动了动身体，忍不住又说，“他不是最看不起我们的吗，可就是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事，而他，做不到，奶奶，也做不到。我可以肯定，奶奶活得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没有面子见我们。我可以肯定。就象我不去见家里的亲戚一样。”
“那么，爸爸，你是为了我，还是为了爷爷？”简妮终于问了出口。
“我倒没想过。”爸爸说，“没想过。可以说，为了爷爷，为了你，也都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要争口气。”
在床上躺得久了，爸爸的身体变得又软又胖，用了鲁剩下来的香波，简妮闻到自己头发上散发出清新的香味。爸爸和简妮此刻都回想起，当年简妮满十六岁以后，按照对新疆知青子女的回沪政策，回上海读高中时，最后一个晚上，他们俩也是这样躺着，这样说话的。那次，爸爸叫简妮一定要给家里争口气，简妮知道，爸爸是要自己为他争气。爸爸没当成大学生，但爸爸的女儿当上了，而且学的是电机，总可以交代了吧。
“哦。”简妮说。
“说起来，是为了我自己。”爸爸肯定地说。
“我知道了。”简妮说。
“你准备好了哇？”爸爸拉了一下简妮的耳朵。
“好了。”简妮说。
“与武教授联系上了？”爸爸问。
“联系上了，等你们走了，我就去看他，他会帮助我的。”简妮肯定地说，“他是商学院里有名的教授，他给我写的推荐信最重要，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顺利地插班。我是有福气的人，算命的人说我命中有贵人相助。”简妮拍拍爸爸的头，让他放心。
“等你安顿下来，开学了，再去见婶婆。”爸爸说，“你不用说我的事，我有没有到过纽约一点也不重要，你只说你如期到了美国就行了，也不要多说范妮的事，只说她学习压力太大，生了病，休学回上海治病就行了。其实，范妮也真的是休学回上海的。”
简妮在爸爸肚子上点了点头：“范妮自己也这样认为，她还在等鲁.卡撒特来看她呢。”
“你也要门槛精点，”爸爸吩咐说，“你前途无量。”
“我知道。”简妮拉长了声音说。她想起来，在新疆上初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她，爸爸妈妈曾经紧张极了，怕简妮会爱上新疆，最终陷在新疆。那时，简妮就告诉过他们，她前途无量，不可能“陷”在什么地方。她和爸爸都避免和范妮比较，但他们心里都知道，简妮也不会“陷”在范妮的遭遇里。
“我们走了以后，你也马上会离开吗？”爸爸问。
“学校的宿舍已经申请好了，系里说我是迟到者，得参加考试。这对我没有什么问题。”简妮说，向空中弹了一下手指。每当她有把握考满分的时候，她就这样向空中弹一下手指，那是个豪迈的动作。然后，她特地加了一句，“我没有用这里的地址，这里和我没什么关系。”
“是的。你要开始你的新生活。”爸爸说。
“我一向知道你用功，可还是没想到你的英文这么好。”爸爸说，“我听到你打电话到商学院去，很标准的美国音。就象你在上海也能说一口上海话一样。你知道有一次，下大雪，你去上学，我和你妈妈在窗上看你，你那么小，背着个大书包，在大雪里走。我们都哭了。那时候，我们就想，一定要送你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去，你的学习那么好，年年有奖状，可是一看到你的奖状，我和你妈妈就讲，一定要送你走，不能让你埋没了。”
“你已经完美无缺地做到了。”简妮说。
“是的。”爸爸说。
“你就等着我发达的那一天吧。”简妮笑着说。
“是啊，我等着。你小时候，生病了，我背你去医院，你说，你好好背我，我将来要报答你的。我给你买上海的奶油花生吃。”爸爸说着也笑了，但笑着，声音就有点抖。
“那是小时候，许的诺太小了，现在你要什么呢，我把你和妈妈也办到美国来吧，让你们拿到美国绿卡，象美国老人一样生活。”简妮说。
“好呀。”爸爸答应，“那我们就不用在乎新疆那64元工资了。”
“还要什么？”简妮说，“总不见得要一房子的上海奶油花生吧。”
“我要一辆八个缸的德国宝马车。”爸爸抖着声音说。
简妮心头一惊，她立刻意识到，那辆撞伤爸爸的，就是这种德国汽车。她的心乒乒跳着，几乎要从嗓子里面撞出来，她说：“好吧，我给你买。我们定下了。”
范妮突然惊叫一声，在枕上醒来。她眼前的厨房消失了，格里高利.派克的金发也消失了，出现的是天花板上的灯影。淡黄色的明亮灯光正从天花板上缓缓地划过，那是楼下经过的汽车灯光。它缓缓移动，从左到右，将范妮的房间一一照亮。它让范妮一时不知道这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她的身边没有人。然后，她开始肯定，自己刚刚是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梦里，她和格里高利.派克都在厨房里，很平常，就象过去和鲁一样。格里高利.派克在梦里请她帮他剪短头发。格里高利.派克的卷发那柔软的感受还留在范妮的手指里，因为要剪短那样可爱的金发而浮起的遗憾，也还真切地留在范妮心里。在刚刚的梦里，范妮一边剪短他的头发，一边将剪刀戳向他洁白的太阳穴。剪刀是那种平头的，平时范妮用来剪开信封，根本不能戳破格里高利.派克的太阳穴。但范妮还是用力戳着，她的心思很分裂，一方面吃惊地想，为什么自己要杀他呢，另一方面在想，用这么把平头剪刀，怎么能杀得死他呢。这时候，格里高利.派克回过头来，望着她手里的剪刀，安静地问：“你在干什么？”范妮就是在这时候醒来的。
窗外的车开走以后，房间再次沉入夜色。范妮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做出杀人的噩梦。格里高利.派克在梦里，完全就是鲁，只不过长了一张格里高利.派克的脸。范妮想起佛洛依德关于梦的书，她相信梦里的格里高利.派克就是鲁的象征。自己很恨鲁吗？范妮扪心自问，恨，还是不恨？但不能肯定。那么，爱，还是不爱？也不能肯定。也许，那就是爱恨交织的心情，所以要用一把平头剪刀去戳他的太阳穴。范妮猜想。她的脑子有点木，不象以前转得那么好。她慢慢地想，也许自己此刻也是一个梦呢，等再次醒来的时候，自己只是躺在上海自己房间的小床上，在纽约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自己梦里的故事。
她回想起梦中那真的象金子般闪闪发光的头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梦是有颜色的，就象现实生活一样的颜色。
她听到爸爸房间里有人说话的声音，是爸爸和简妮。他们在话别。他们是一对好父女。范妮能依稀想起来，简妮帮自己洗过澡，她告诉自己，鲁不会回来了，鲁不要自己了。其实，范妮早就知道了。吃药以后，范妮的脑子里不再有人跟她不停地说话，安静多了，也迟钝多了，她不知道简妮怎么会知道鲁不想跟自己好了，简妮为什么要来告诉自己：“真是多嘴啊，新疆人就是这样。”范妮说，“put her nose into my life。”
爸爸带着范妮从新泽西的纽瓦克国际机场回上海。出境时，他们没有把入境时填写并盖了章的I-94号入境表交还给移民局的官员，他们不在乎美国政府是否认为他们没有按时离境，因为他们不会再回到纽约来了。爸爸想要留着那张表格做纪念。
从新泽西的机场回纽约的路上，简妮默默看着沿路象纽约飞奔着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车流在飞奔。远远的，看到蓝色的哈德逊河了。更远的地方，在闪闪发光的水面上，她看到那个小小的淡绿色的自由女神像，她高高举着自由的火炬，在入海口迎接来投奔她的人。车流在正向她飞奔而去，她也在向她飞奔而去。简妮在前进夜校读托福强化班的时候，读过关于爱丽丝岛和自由女神像的文章，是在阅读的单元里，她那时，为了学习英文写作，曾经背诵过许多文章，包括这一篇，她记得在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刻着令人激动的话，语气好象圣经。一个女人温厚而清晰的声音浮上她的心：In this section of the test，you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spoken English。There are three parts to this section，with special directions for each part。然后，简妮意识到，那是托福考试开始时的考试解释，不是自由女神基座上的话。
Individuality: n. 个性，个体，单一性，（个人的）特性送走了爸爸和姐姐
送走了爸爸和姐姐，简妮回到曼哈顿的42街汽车总站。那是个曼哈顿一如既往的下午，艳阳高照，曼哈顿岛上到处都是人，各种各样的人种，形形色色的表情，千奇百怪的姿势，在简妮面前晃过，留下他们身上的气味和说话的声音。明亮的阳光如同暴雨一样有力地落下，将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照耀得宛如透明的魔棒。时代广场上到处都是这样闪闪发光的玻璃摩天楼，时报大楼上通体都是广告牌，上面闪烁着可口可乐的红色，褐色的气泡在玻璃瓶口翻滚着，十全十美。满耳都是声音，吸引购买的声音，新录音机试音的短暂音乐声，商店门口飘出来的的背景音乐，简妮站在时代广场前，好象突然被扔进一个正在转动的万花筒里，里面的碎玻璃正彼此碰撞，那些清脆的声音预示着万花筒的变化。简妮想起了小时候喜欢的一个上海万花筒，其实也不能说是小时候，她一直喜欢它，一直到考高中的时候，还将那个万花筒放在自己桌上。阿克苏的干打垒窗前，种了一排白杨树，即使没有风，杨树叶也会颤抖个不停。树叶虽然遮不住阳光，但它们也使简妮对着阳光看自己的万花筒时，感到它们的闪烁。妈妈告诉简妮说，耶稣的十字架是用杨树枝做的，所以，一千多年来，杨树一直因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疼痛得颤抖个不停。在光线闪烁中的万花筒，在轻微的转动中变换不可思议的灿烂图案。在时代广场附近的钻石街上，简妮看到橱窗里的钻石闪烁着光芒，满脑子都是那个万花筒里那些细碎的彩色玻璃的光芒。她默默地数着标价上的那些零，然后在心里乘以九，将它换算成人民币。她对美元没有概念，当那些价钱变成了人民币以后，就象手榴弹那样，在她的脑子里炸响：那意味着，爸爸用生命换来的保险费，还不能买到一条意大利出产的钻石项链。
曼哈顿的人群穿梭不停，空气中充满了紧张，惊叹，戒备，孤注一掷，兴高采烈和心醉神迷，那是一种不能控制的贪婪。大家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斜向两边的玻璃橱窗，全世界最奢侈，最时髦，最新式，牌子最好的商品，都云集在那些一尘不染的橱窗里，都在追光灯下闪耀着不可一世的光芒，意大利的珠宝，捷克的玻璃，西班牙的钻石，意大利的皮包，德国的皮鞋，德国的刀，法国的香水，法国的晚礼服，西班牙的酒，即使是一件百分之百棉布的蓝色短裙，也散发着那种骄傲的光芒，只是，它们并不傲慢，它们在炫耀中默默释放吸铁石般的吸引力，每个人在它们面前总不得不想象自己拥有它的样子，这就是商品的魔力，也是曼哈顿的魔力。一个又一个街口，一家紧紧挨着一家的商店，无穷无尽一尘不染的橱窗，最好的设计突出了商品的魅力，完美得就象中世纪在意大利教堂和修道院里描绘出来的天堂。人群在街上和商店里来来往往，不由得带上一点点醉了的样子。简妮的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边，她跟着人群进出商店，最昂贵的商店里有种刀剑出鞘般的气氛，令人不得不提起一口气来。
在Saks and company，店员们恭维而精明的微笑，象称钻石的天平上那根精确的指针一样，分毫不差地体现着世界上最昂贵百货店的富贵，那是如同商品一样的微笑，轻柔而有力地煽动着人们带着虚荣心的欲望。他们穿着黑色制服的挺拔姿态，让简妮想起了《蝴蝶梦》里面那个英国女管家，是一样的谦恭又傲慢。但是，他们更象商品，他们的微笑好象在不断地热身，他们向每一个人暗示，只要你付钱，他们就马上开始服务。在楼上的女鞋部，简妮看到穿着笔挺黑色制服的男售货员，单膝跪在地毯上，为买鞋的女人试鞋，他们的手是训练有素的，洁白的，温柔的，克制的，象对待一个女王。简妮靠在鞋架上，她有点头晕，就象在上海过第一个夏天的时候那样。她从凉爽的新疆到上海，无所不在的热气逼住了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从那些没有经验的毛孔钻进身体，那种陌生的灼热的东西，让她头晕。她听到自己脖子上的动脉咚咚地跳着，简直就象另一个心脏。她想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商店，想起包了木头边的玻璃柜台后面，店员在日光灯下发青的脸，抢购的人几乎将手伸到他们脸上，他们“乒”地一声，将东西重重拍到顾客手里，同时将他们手里捏着的钱抓走。想起了爸爸妈妈在肮脏的月台上滚着将要带回新疆的行李，里面都是上海的东西，有三分之一，是新疆的同事托带的上海货。“扑通扑通”，塞得结结实实，象水泥包一样的行李在月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她听到两个伦敦口音的女人一边挑着鞋子，一边说，英国小报上说，这里的女鞋部减价时，英国女王也专门来买鞋。“她的飞机飞一次要多少钱呀！真不够打折的钱。”其中一个人惊叹道。简妮心里也惊叹着，尾随她们到了顶楼，那里长长的克鲁米吊衣架上，挂着成千上万件夏季削价服装，起伏的人头象麦田里正在工作的农民，而衣架上的铁钩在吊衣架的铁杆上被拿出来，或者被挂回去的声音，象大风中戈壁上被掀动的石块所发出的。简妮看到那两个手里提着纸袋的英国女人，象饥饿的蚊子一样象前扑去。简妮也跟随而去，她伸着手，掠过那些衣服，感受着它们，中国丝绸的光滑，印度棉布的轻软，意大利皮的柔韧，法国纱的微涩，英国呢的暖意，简妮觉得心头一紧，背上和脸腮边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那就是过电的感觉。
走到洛克菲勒中心的时候，简妮已经走不动了，她靠着下沉广场的台阶坐了下来。她心里有点怕，她一直是个健壮的孩子，通宵复习功课，第二天也从来不头昏，她不熟悉头昏的感觉，她怕自己生病了，范妮看病已经用了不少钱，她不想把自己的学费花到医生那儿去。广场上方，放着一个有几层楼高的卡通狗，是用无数红色的玫瑰做出来的，许多人在那里照相，他们在快门按动前，此起彼伏地叫“cheese”，就象中国人喜欢叫“茄子”。洛克菲勒中心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象金子打的一样，表现着美国富豪的自豪和力量以及洋洋得意。简妮想起，自己曾看过一篇文章说，老洛克菲勒不肯让家里的孩子坐享家中的财产，规定他们必须自己从最低级的职员开始做起，让他们知道钱的力量，知道钱来得不容易，知道怎样可以赚到钱。简妮还是在新疆的时候读到那篇文章的，在那篇短文里，她学会了一个词组“make money”，钱是制造出来的。她抬头仰望它，它象曼哈顿涌动的欲望一样直冲云霄，不可阻挡。西装革履的生意人，拿着沉甸甸的公事包进进出出，用一只肩膀轻轻点着墙，眯着眼睛深深吸烟的，是从里面全封闭的办公室出来透口气的生意人，他们的脸上，不论长相和性别，都能看到一种决一死战的狠劲，还有一种前途未可限量的豪情。摩天大楼是曼哈顿这样一个坚硬的岩石岛上出现的奇迹，暗示着人的伟大力量，梦想的伟大力量，它们在曼哈顿勾起的欲望上火上浇油。在摩天大楼下，没有走在深山的沟壑之间的感觉，和山在一起的时候，人会觉得自己渺小而平静，但在摩天大楼下，人的心常常感到被鼓舞和被批评，而思进取。那不能宁静的心，常常到了街口，又突然看到另一座更高更伟岸的大楼排山倒海般地屹立在另一条街上，它在太阳下的阴影，长长地盖到下一个街口。再迟钝的人，都能在这里闻到燃烧的气味。
简妮象梦游一样，带着奇怪的乏力和昏眩，慢慢从42街一直走到4街的格林威治村。街道两边的房子渐渐散发出不同与中城的浮华与强悍不同的气味，上百年的棕色老砖房墙上，防火铁梯在阳光里留下复杂的纤细的阴影，空气里一阵阵飘着新鲜咖啡的香气，还有一阵阵的歌声，有人在街角卖唱。狭窄的街道上一派花花绿绿，那是咖啡馆沿街的遮阳伞，小服装店放在门口人行道边上的减价品，画廊在墙上飘拂的幌子，酒馆在自家外墙上画的满满一墙正在音乐和美酒中忘形的人们，在高高拉起的窗上垂挂下来的先锋话剧上演的广告，人们在咖啡桌前看书，晒太阳，亲嘴，喝水，聊天，抽烟，或者无所事事。在街道上唱歌，打鼓，等人，淘旧书摊，逼尖了舌头舔手里的冰激凌，将手放在女朋友的屁股上，象握着一只有点泄气的白色排球。在商店里翻动各种漂亮的东西，格林威治村那些仍旧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大小商店，它们的妖媚清新，对比出了中城昂贵的名牌店里金钱的铜臭。对中城觉得乏味的人们，聚集到格林威治村来透气，享受这里在世纪初由那些等待成功的作家和画家留下的浪漫气息，他们在老仓库改造成的画廊里看画，慢慢穿过正在举行小型画展开幕式的画廊门口，那里得到邀请的人，正手里擎着一杯葡萄酒，高谈阔论。他们在商店里进进出出，惊喜地看着印度的，泰国的，南美那些西班牙旧殖民地的神秘而特别的手工制品，优美的烛台，熏香用的小陶罐，猩红的帏帐，画满了旖旎图案的高丽纸灯笼，用于性交的乌木靠椅，画在金箔上的东方春宫画，还有堆积成山的各种精油做的肥皂，象琥珀和翡翠那样透明的肥皂里，嵌着一朵花或者一粒贝壳，能想象到它们在水里被冲洗时候的样子。他们轻轻翻动着那些艺术化了的商品，它们象古老的阿拉伯传说里的妖姬那样，迷惑着人们的心，即使是没有太多虚荣心的人，也忍不住要在这里流连和沉迷。在格林威治村和临近的苏荷区的街道上，人们会放下被中城鼓舞起来的紧张感，在街上闲逛，在咖啡座里看人，象在上海的淮海中路上那样热衷地看人，也被人看。打扮出挑的人，在常春藤覆盖的老房子边上招摇过市，拧动自己的身体，象一条养在玻璃鱼缸里的热带鱼。
简妮看到一个漂亮女孩，一头笔直的金发，长长地拖到腰际，身上的皮肤却是淡棕色的，她穿着一件仅仅遮到肋骨的背心，一条短档长裤，裤腰松松地横在胯骨上，露出大半个柔软的臀部，她的股沟象十九世纪欧洲女人胸前的乳沟那样露着，她轻轻拧动着整个裸露的腰枝，象缎子那样细腻而光滑的皮肤在阳光里闪闪发光，从容而挑战似地在街上款款地走着。她看上去很单纯，很年轻，象一个突然从云端落下来的天使那样不设防。在马路中间停下的敞篷车上，那戴墨镜的男人撮起嘴来，吹了一声长长的，婉转的口哨，她好象不明白那声口哨是为了她。
满街的行乐气息，让简妮喘不过气来。她不由自主地跟着擦身而过的女孩，着了迷似地看着她杨树一样紧绷着的，苗条的身体，肋骨在薄薄的皮肉下微微凹陷，肩胛骨却象鸽子的翅膀那样，她的屁股俏皮地朝上翘着，即使是女人，也会对此想入非非，忍不住想用手摸一下。简妮也很想上去摸一下那女孩的屁股，就象在GAP的专卖店门口，看到的在追光灯照耀着的红色毛衣。那个女孩从容地穿过长长一条坐满了人的街边咖啡座，象经过微风那样受用地经过人们的目光，带着不过分的炫耀。在一家意大利冰激凌店门口，她停了下来，买了冰激凌，她长长地伸出手指，要了一个芒果球，一个巧克力球，一个蓝莓球，一个香草球，和一个薄荷球，在威化的冰激凌杯里高高堆满了漂亮的冰激凌，简妮从来没想到过一个人能吃得下这么多冰激凌，能吃这么多冰激凌，那女孩捧着自己的冰激凌，卖冰激凌的男孩在她的冰激凌上，用白色的奶油做了一朵大大的花。那女孩捧着冰激凌，一路走，一路吃，她粉红色的舌头灵活地舔着，将柔软的冰激凌一一卷进自己口中。她是那么懂得对付那些一触即融的冰激凌，甚至一点也没粘到嘴角上。简妮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听到冰激凌的情形，那是在新疆的小时候，他们还住在建设兵团的上海连里，干打垒里没有电，夏天，家家都在外面的空地上乘凉，这是一个小小的绿洲，天际线是杨树笔直的树梢。大人们轻轻说着家乡话，从戈壁上来的长风，夹杂着清凉和灼热的风，象一盆没有兑好的洗澡水。大人们那天回忆着淮海路上冷饮店出售的光明牌冰砖，22分的是薄薄一片用巧克力包着的紫雪糕，44分的，是方方的一块奶油中冰砖，有时也可以买到一半是奶油香草的，一半是奶油可可的双色冰砖，72分的，是长方形的奶油香草冰砖，那都是上好的冰激凌，奶油味很重，里面吃不到冰渣，又不过分的甜。有人说，用半块冰砖拌在切成小块的苹果，生梨，香蕉和橘子里，是上好的水果色拉，满口都是奶油香。有人说，将正广和的橘子汽水和冰砖拌在一起吃，是更美味的东西。那时，爸爸妈妈还不敢带简妮回上海，他们怕简妮在挤火车时被挤死，怕她在卡车上的三天会冻死，所以，听到了关于冰砖的传说许多年以后，简妮才真正吃到第一块上海的冰砖，开始的时候，冰砖被冻得太硬了，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咬，后来，它在蓝色的纸盒里化得象稀呢，从手指缝里，流到简妮的凉鞋上，脚趾与凉鞋全都是粘呼呼的。虽然狼狈，但简妮心里，体会到了极大的满足。
那个女孩走进一家香水店，那家香水店四周都是大镜子，在货架上陈列着上万种来自世界各地的香水，店堂里充满了各种香水混合在一起的奇异的，强烈的香味，因为香味太复杂了，里面的人的脸带着一种煤气中毒般恍惚而鲜艳的面色。在每瓶香水旁边，都放着一些小精致的纸片，那是让人将香水喷在纸上，试香水的味道的。但那女孩却不用纸片，也许应该说，她开始的时候也用过纸片，在她经过“紫色佳人”的时候。但很快，她就伸出手腕来，直接将香水在身上试，一路慢慢在香水的丛林里走过，她试了两只手腕，又试了两边耳根，再试了两个手背，她象狗那样细心地闻着不同的香水在自己的皮肤和体温上香味的变化，当她空着手离开香水店的时候，身上的气味已经复杂得不能形容了。迎着太阳，她终于狠狠打了一个大喷嚏。但她马上又走进香水店旁边的另一家店，那里卖用染成粉红色的羽毛做成的长巾，紫色的塑料珠项链，黑色雷丝做的丁字内裤，装饰头发用的羽毛头箍，用荧光布做的短上衣，黑色的唇膏。那女孩在店堂的镜子前兴致勃勃地试着各种各样气息放荡的装饰，有时她在黑色的金属货架前久久不动，她是在想象自己用上那些东西的样子。那女孩看上去仍旧有着女孩子纯洁而脆弱的样子，当她将粉红色的长巾挂在肩上，又戴上一个白色的高筒礼帽，她的纯洁就呈现出放任和贪婪，那是明显而微妙的变化，她在长镜子前侧过身，挺直身体，收起小腹，她那女孩子窄小单薄的胯几乎撑不住裤腰了，只要轻轻一拉，已经露出大半个臀部的裤子就会落到腿上。女孩望着镜子，脸上掠过了嘲弄的笑。简妮站在后面望着镜子前的女孩，想起了自己身上那两个小得几乎没有发育的乳房。她一直没有用胸罩，因为没有需要。后来是妈妈说，大概用胸罩，它们才会长大，她才用。但68公分的A罩，里面还是空荡荡的。简妮在交大的绰号叫“德国战车”，是班上看欧洲足球联赛的男生们起的，因为她毫不疲倦的用功。那女孩在店里四处搜罗在简妮看来只有电影里的妓女才用的装饰去镜子前试，经过简妮近旁的时候，她闻到，经过她肉体对香水的温暖，香水的味道果然改变了，成了火球似一团浓郁的暖香。
那家店里浑浊可疑的空气让简妮透不过气来，她不得不退出来，靠在墙上。她想自己是饿了，从一大早起床送爸爸和范妮去机场，她只吃了一片涂了些黄油的烤面包，因为爸爸告诉过她那英国金鼎牌黄油的故事，所以她拿了个中国餐馆送外卖的密封塑料筒，将剩下的一小块黄油装了，让爸爸带回上海。此刻，她的胃象火一样烧着，她想到家里还有一些剩饭，可以烧泡饭吃。简妮是想回家吃点东西的，但她挪不开步子，她想自己是舍不得走开。街上飘着一阵阵咖啡香和烤蛋糕的香味，是从街对面的咖啡馆里传出来的。那家咖啡馆将所有沿街的窗子都敞开了，简妮能看到那里面的咖啡色的木头椅，背和腿上的曲线是青春艺术风格的，和维尼叔叔屋里用的椅子一样，那是全家唯一一把劫后余生的老椅子。简妮看到有两个年轻人坐在靠窗的桌子前缠绵，他们在亲嘴，轻轻地亲了上嘴唇，然后再亲下嘴唇，让简妮想起农场的狗又轻又准确地从地上叼起一块薄薄的肉。一个戴着黑围裙的酒保步履轻快地托着一大盘新出炉的蛋糕出来，送向一张放在黄色遮阳棚下的长桌子，那一桌子年轻人，简妮想，他们应该是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的NYU的学生，竟然为蛋糕的到来大声鼓起掌来。简妮看到有个金发的白人青年，戴着一副蓝色细边的圆眼镜，乍一看，象《傲慢与偏见》插图里的人，他的笑容里有种恼怒而害羞的样子。简妮浑身一震，她在爷爷那里见到过鲁的照片，她认为，那个青年就是鲁。那蛋糕暖烘烘的香，简妮看到上面浇上去的巧克力汁正缓缓地向下流。他将一把吃蛋糕的小叉子含在嘴里，有点孩子气的，迷人的。她心里承认，范妮的品位无可挑剔，只是运气不佳。
Individuality: n. 个性，个体，单一性，（个人的）特性到底是亲姐妹
简妮不由自主地向街对面的咖啡馆走去。她想起正在回国飞机途中的范妮，想起她在清水下面芬芳的，年轻的，留着爱情痕迹的乳房，简妮相信这个金发的青年，的确就是范妮喜欢的类型。她们虽然关系疏远，但到底是亲姐妹，总能摸到对方的心思。她想，要是现在是演电影，大概自己应该过去压低声音说：“是卡撒特先生吗？”然后拿起桌上热烘烘的蛋糕，扣到他脸上，然后，拍干净自己的双手，走开。但是，也许，他看到自己，怔住了，慢慢从象维尼叔叔那样的椅子里站起来，走到自己面前，说：“你能原谅我吗？”然后，他低下头来，寻找自己的嘴唇。然后镜头渐渐推进，一个好莱坞式的大特写，他们深深地接吻，庞大的乐队中响起了海浪般的音乐，象《出埃及记》那样辽阔的音乐，充满欣慰。简妮的生活里，常常充满了一瞬间有关性的幻想，她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幻想暗暗吃惊，原来自己的心里也有一个范妮藏着。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象，通过属于一个金发男人，融入自己失落的故乡。简妮拍拍自己的腿：“注意了！”她对自己说，“注意你与范妮的距离。”
简妮走进咖啡馆去，发现里面的桌子满满的，都是等新出炉的蛋糕的客人，店堂里充满等待蛋糕上桌的欢快。墙上画了一大幅画，里面的人穿着世纪初紧身的衣裙，在褐色的小圆桌前吃金黄色的蛋糕。看上去，画的就是这家咖啡馆的历史。简妮找到一张窗前刚空出来的小圆桌，赶紧坐下。维尼叔叔房间里的椅子果然很舒服，坐进去，好象坐进一个人的怀抱一样。她看了一眼窗外那桌学生，金发微微浮动，就在近旁。简妮发现自己的心里有种满足，她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范妮的飞机此刻应该已经离开美国国境，在太平洋上了，而自己正坐在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点一份下午新出炉的蛋糕，与已经永远消失在范妮生活中的金发青年只隔着一扇敞开的窗。简妮相信，这样暑期将要结束前的同学聚会，在自己的生活里将会是数也数不清的。简妮挪动着身体，让自己坐舒服了。坐在一个气氛欢娱的咖啡馆里，望着街上来来往往象过电影一样的行人，假装没有注意到街上行人的目光，但其实心里已经感受到了那些目光里的羡慕，被接纳了的轻松和适意，渐渐象温热的水浸没干燥的皮肤那样，浸没了简妮的心。对简妮来说，在什么地方坐下来，象四周的人一样，是重要的。那时，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感会油然而生。几年前简妮就已经有了经验。当简妮回到上海时，她也曾一个人去了国际饭店二楼的咖啡厅，在那里点了一份爸爸妈妈总是挂在嘴边的香蕉船，那是一客冰激凌，装在椭圆形的玻璃盘子里。透过白色的窗纱，她看到街对面人民公园里的高大梧桐树，看到在一张涂了绿漆的长条椅上，一对年轻的男女紧紧抱着，身体很别扭地在椅子上拧着。那张椅子应该是爸爸妈妈也曾经坐过的，他们坐在那上面照了相，背景是梧桐树和国际饭店。爸爸那时候，用放大镜照着照片上国际饭店模糊的楼房，告诉简妮，那里的二楼是个高级咖啡厅，里面最好吃的，是一种叫香蕉船的冰激凌。窗外的那一桌学生，不知为什么哄笑起来，那是美国人肆无忌惮的大笑，简妮也随之微笑起来。
“Hi，how are you doing？”年轻的酒保端着满满一托盘的蛋糕和鸡尾酒经过简妮的桌子，笑着招呼她。
“Good。”简妮挺直身体，响亮地回答。
是的，简妮感觉真的很好。这是第一次她真切地感到自己到了美国，从此就是美国人。就象在国际饭店白色的窗纱后面，她第一次在冰激凌在食道留下的一串凉意里肯定自己到了上海，从此就是上海人。简妮想，自己不是范妮那种浪漫的人，她到这咖啡馆里来，是为自己，不是为了鲁。虽然简妮知道，自己是将自己一个月的伙食费提前用掉了，得过半个月的苦日子，但这是值得的。
阳光在桌上跳动着，苏打水上新鲜的柠檬散发着清凉的酸味，刚出炉的蓝莓蛋糕散发着暖融融的香味，生活难道不好吗？当然是好的呀。简妮软软地用手握着向外弯曲的椅子腿，想。坐下来看街景，到底是不同的，坐下来，享受生活，就好象加入了人群中间，成了他们的一份子。哪怕是喝一杯苏打水，也是参加了消费的狂欢。她把着自己手里的玻璃杯，亲热地望着生机蓬勃，欲望滔天的街景和人群，简妮心里响起了第一声春雷：“钱。”简妮心里坚定地浮现出了这个字。她感到心里的什么地方，有一些莫名的东西，正在深埋的地下，缓缓苏醒过来。简妮想起来，在新疆的时候，每到十月，父母就要将院子里的葡萄藤埋到一尺多深的土坑下，准备过冬。冬天将土冻得象冰一样硬。冻土上，还覆盖着雪和冰。但是，到了四月，或者五月，大地复苏，将厚厚的土挖开，能看到那深埋在地下的葡萄秧，长出了暗红色的小芽。每年父母合力将埋起来的葡萄秧从地底下拉出来，都惊叹它们居然没有被压死，或者冻死。简妮将自己的双腿长长地伸到桌子下，身体终于松弛下来，曼哈顿岛的样子在她心里纷繁地浮现出来，还有自己从没有过的累和头晕。“别是象《子夜》里从乡下来的老太爷那样吧。”简妮开玩笑似地想，“被花花世界一举吓得中风了。”
“会吗？”简妮心里问，面对这个对自己家有着千重恩怨的城市，此刻她有点心虚。
那蓝莓蛋糕居然甜得简妮那一颗蛀牙都疼了，这是简妮万万没想到的。在新疆，将上海带去的食物全都吃完了以后，他们家也不得不买一些外地的食物，比如糖和饼干。但他们永远是抱怨这些食物的，饼干又干又硬，自不必说，糖没有奶油味道，吃到最后总有一些渣滓不能完全融化，要“呸呸”地往外吐，软糖偷工减料，不用糯米纸先裹起来，关键是那些糖，都甜得辣嗓子。爸爸说，太穷了，才需要吃甜得吓死人的糖。“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上海糖，”爸爸对妈妈说，“口味都是柔糯温和的，清清爽爽，哪有这样的打死了卖糖的甜。”这也是简妮一直坚信的。上海的糖的确不那么恶甜，简妮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美国蛋糕的。美国给了简妮轻轻的一击。简妮想，一定是美国的糖太多了，才这样乱用。
“味道好吗？”酒保经过的时候问。
“好极了。”简妮说。
“Enjoy your afternoon。”酒保大声说着，快快地托了几大杯冰激凌走开了。那些鲜艳的冰激凌球，让简妮想起了那个钻进情色小店里出不来的漂亮女孩。她想，也许自己和那女孩一样enjoy这花花世界，自己是enjoy到晕了菜。简妮在桌子底下安慰地拍拍自己的腿，说：“这是美国呀，这才是美国呀。Enjoy your America。”
享受美国，这是真的，就象那时候，千辛万苦回到上海当上海人，也享受上海一样。简妮心里充满了花木兰式的成就感，她是为了爸爸妈妈出征，终于凯旋了的英雄。这种感觉，微醉的，是好享受，带着奉献的令人怜爱和崇拜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到现在为止，简妮经历过的最好的感觉，在她的生活里，这就是至高的快乐。她想，以后，要带范妮留下的照相机出来照相，给上海寄回去，让家里人看到他们的理想在她的身上终于得到了实现。让爸爸能自豪地将照片拿给爷爷看，她是他们的过河卒，一直勇猛地背着他们的心愿往前冲，直至成功。可惜美国的大学没有校徽，这一点，无法与范妮的照片完全区分开来。
等简妮拿出钱来付帐，她突然闻到自己皮夹里绿色的美圆上有一股消毒水的气味，是爸爸身上的气味。简妮紧了紧喉咙，试图将已经吸到喉咙里的消毒水气味赶出来。她认为这是自己的心理作用，爸爸身上的气味不可能留在自己皮夹里的美元上。
简妮新租的房子离开大学只有十分钟路，在小城主街的尽头。那是一栋漆成蓝白相间的殖民地时代的老房子，向着小城主街的正面有个木头的回廊，象美国电影里看到的一样，它的后院用短短的木头栅栏与邻居的院子隔开，栅栏也漆成了白色，它让简妮想起英文课上学到的马克.吐温的小说，简妮喜欢象哈克贝力.芬那样的男孩，刷一道栅栏也知道讨价还价，有着可爱的，正大光明的精明。简妮望着那道栅栏就笑了，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问简妮笑什么，简妮说：“那栅栏让我想起了马克.吐温。”
房东狭长的鼻梁上也有些雀斑，象小说里的汤姆.索亚。他刚从佛罗里达渡假回来。他吃惊地看着简妮笑，他不相信一个中国女孩居然也知道这些。
简妮一级级缓缓地上着楼梯，得意地看了房东一眼，张嘴就背诵：“It must ‘a’ been close on to one o’clock when we got below the island at last，and the raft did seem to go mighty slowly。”
“Woo。”房东喝了声彩。
这栋房子由在大学读书，又没租到学生宿舍的四个同学分租，大家合用底楼的客厅和厨房，以及卫生间。简妮租了一个楼上最小的房间，又不需要停车的地方，所以，租金最便宜。简妮的小房间就在楼梯口，房东为她推开门，她的小床上席梦司赤裸着，边缘处有些泛黄了，她唯一的小桌上空荡荡的。房东脸上有点惭愧，他放下简妮的箱子，说：“我没想到这间房间会有一个喜欢汤姆.索亚的女孩来住，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汤姆.索亚的迷。”说着，他匆匆下楼去，找来了一盏台灯，还有一个洗干净的席梦司套子。他帮简妮套好席梦司，放好台灯，将她的箱子放进门后的壁橱里，顺手又将简妮房间里的百叶帘调直了，阳光一条条地打在贴着灰蓝色直条子墙纸的墙上，他用手指点点它，说，“这也是马克.吐温时代的老房子。希望你喜欢它。”
“我喜欢。”简妮冲他笑笑，她回忆着小说里的情节，说，“要是你的租金可以便宜一点，我更喜欢。”
房东笑着摇头，他走了出去，又回过头来说：“我可以哪一天载你去哈特福德参观马克.吐温故居，离这里有两个小时路程。”然后他对简妮夹了夹左眼，“或者我允许你在墙上钉不超过三个钉子，用于挂镜框，但不包括招贴画。你可以在两项中选择一项。”
他们都笑了，他们都想起了那两个脸上长着淡褐色雀斑的美国男孩。
其实，简妮很喜欢自己那美国殖民地风格的小房间，它很符合她的想象，就象Norman Rockwell的画，那是在中国《读者文摘》封二上介绍过的美国画家，简妮最喜欢他的画，因为她喜欢和认同他画里的那个美国，那些喜乐活泼的白人，忠诚的脸，健壮的身体，剪得整整齐齐的，诚恳的短发，孩子们红扑扑的，天天向上的脸，还有他画中那些深褐色家具的房间，灰蓝色的墙纸上，一条条粉白色的花纹。简妮没有想到，自己会住在Rockwell的某一张1930年代画的招贴画式的房间里。
简妮第一次将上海带来的全部行李一一打开，里面有些东西，是她从新疆带回上海后，从没拿出来过的。一只很旧的黄色绒布小熊。那只小熊很旧了，的确很旧了，还是爸爸小时候的玩具，一只英国产的小熊。因为送给妈妈当礼物，才得以保存下来。它是简妮小时候唯一漂亮的玩具，他脸上，有种令人难忘的由衷稚气。因为它的可爱，简妮从来能看清国产玩具娃娃脸上的呆滞，和国产动物玩具脸上的残忍。小时候，简妮非得抱着它，才能安心睡着。现在，简妮将它放到枕头上，用一块方毛巾手帕盖着它的下半身。它散发着旧玩具淡淡的干燥气味，而从前在它肚子上滴过的花露水气味，现在已经挥发掉了，只能在它淡黄色的肚子上看到一些绿荧荧的水渍。
简妮将她的照相本和纸壳万花筒放进书桌的抽屉里，将《新英汉词典》放在台灯边，在书页上，她用钢笔按照字母的页码，标上了字母的顺序，最大部分学生用的英文字典都是这样的，方便自己查生词。包书的是1982年的日历纸，中波轮船公司印制的日历，因为上面有一半的波兰风景，所以爸爸妈妈最喜欢。当日历用完，就用它来包词典。它伴随她经历了学习英语的漫长岁月。
还有一只象砖头一样笨重的三洋牌录音机，用来练习听力，做托福和JRE的听力题。那是中国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货。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家最贵重的东西。都说日本货不如德国货结实，但这个三洋单喇叭录音机却一直没有坏。跟简妮到上海，放在交大的宿舍里，再带来美国。
在书桌的台灯旁，她将爸爸妈妈的与自己的合影安置好。那是在襄阳公园里照的相，用街对面的东正教堂当背景，有种异国情调在里面。签证出来以后，妈妈帮简妮一起收拾箱子，她将这张照片选出来去放大，妈妈说：“这张照片看上去不那么土，你带这张去吧，不要让人家美国人看到，简妮家的人象劳改犯。”简妮将照片放到台灯下面，台灯罩上有一圈淡黄色的流苏，给照片带来了怀旧的气氛。看惯了美国街道上的人，简妮再看到自己熟悉的相片，蓦然发现照片里三个人身上洋溢着的拘谨，有着孩子般的单纯，让简妮感动。
简妮没想到，将自己二十多年的生活摆出来，也不过区区这几样东西。她看着它们，有些自怜。但她并不感伤，她知道自己的新生活就要开始。那新生活是这样大，象万花筒一样地装满了不可置信的东西：曼哈顿上的名牌店和钻石，飘扬着星条旗的大学，大草坪的尽头没有毛泽东站立着高举右手的雕像的长长阴影，这是她刚刚路过自己大学时从车窗上看见的，阳光灿烂的蓝天下美国式的白色小教堂，门前种着一棵开满白花的大树的美国式木头小楼，这是哪部电影里的，她想不起来了，敞棚汽车里，传来汽车音响里的柔和歌声，那是维尼叔叔房间里总是与他刺鼻的松香气味混淆在一起的歌声。等等，等等。
等简妮安顿好，已经是下午了，她将自己的烧饭家什搬到楼下厨房里。她打开冰箱看了看，房东说过，四个人每人有冰箱里固定的一格，放自己的东西，他为他们在冰箱里贴上了各自的名字。四个同学里有一个是从加州来的华人，也是学经济的，房东说，那个男孩叫Ray Lee，是个ABC。其他的都是美国人，祖先是爱尔兰人，或者是意大利人。简妮在冰箱里，看到的全是西方的食物，酸奶，肉肠，奶酪，火腿，贴了Ray的名字的那一格里，也放着一样的食物，一点也看不出中国人的口味。倒是别人的一格里放了一小网袋西红柿，还有一小袋白色的奶酪丸子，简妮想，那大概就是意大利出身的同学，意大利人喜欢吃西红柿。简妮在冰箱里望着同屋们的名字，只有她一个人，一看就是外国人，Ray 将自己的中国姓，写成美国人的Lee，让人看不出。简妮想，他一定原来是姓李的，应该写成Li。
简妮在柜子里找到了几只法蓝盆，许多马克杯，大小不等的碟子和盛冰激凌用的玻璃碗，还有咖啡机，甚至蜡烛台和陶做的花瓶，抽屉里哗啦哗啦的，都是刀叉，还有几双乌木做的尖头日本筷子。她想了想，捧着自己的不锈钢饭锅和碗筷回到房间，将它们与从格林威治村带来的榨菜，米，香肠和酱油用纸盒装了，放在自己书桌下面。
因为考虑到将来到唐人街没那么方便，在离开维尔芬街的时候，简妮还特意去唐人街买了一袋米，还有一根大旺的油条，几根卤好的鸭翅膀。简妮还带来了锅和碗筷，爸爸教了她怎么做香肠饭，又方便又好吃。但简妮是不会轻易做的，因为她想，Ray吃什么食物，她也吃什么食物。
简妮去W-Mart买了些鸡蛋，生菜，吐司，黄油和酸奶，象大家放在冰箱里的东西一样，她心安理得地将它们放进冰箱里写着Jenny的一格里。然后关上了冰箱的门。冰箱嗡嗡地发出响声，简妮的肚子咕咕地叫，她饿了，但是她不想再打开冰箱，吃里面的东西，她对它们没有食欲，到底是陌生的，她只想吃自己带来的那些中国口味的东西。饥肠辘辘，简妮站在厨房里犹豫着。整栋房子都静悄悄的，能听到屋顶上的木条被太阳热烈地晒过以后，热胀冷缩发出的裂帛似的声响。简妮以为大家都不在，所以她决定把留在房间里的油条，鸭翅膀拿下来吃掉。她悄悄地踩着楼梯，它们在她脚下发出的吱嘎声让她心惊肉跳，路过楼梯上的小窗时，她看到对面人家的阳台上张了一面星条旗，她的眼睛还没适应蓝天下的星条旗，猛地看到它，竟然有点心虚。
她轻手轻脚，做贼似的在厨房用油条，榨菜和生菜叶子做了个汤，是妈妈在上海做过的。汤在灶上扑扑地翻滚，散发出油炸食物的香气，简妮过去将排油烟机打开，这中国式的香气还是让她心惊肉跳。她在烤面包机上烤了一片吐司，坐在厨房的桌子上，开始吃饭。厨房窗子外面正对着的那栋房子，他家的厨房窗上吊着白色花边，他家的墙上的星条旗在风里哗哗地飘，星条旗上面，是美国夏末阳光灿烂的蓝天。比起上海来，它太蓝了，简妮想，比起阿克苏来，它又太洁净了。这是天堂的蓝色。简妮想起，范妮到美国的签证申请成功的那个冬天，自己曾跑到淮海中路上的美国领事馆前照相，一栋老洋房，前面的旗杆上飘扬着星条旗，从照片上看，谁也猜不出这是美国还是中国的。但在门口站岗的武警不让简妮在领事馆门口照相，他挥手驱赶她的样子，深深地刺伤了简妮。那时，她发誓要在真正的美国蓝天和国旗下照一张相，给上海寄回去。此刻，从厨房敞开的窗子外，传来了那面旗在风里猎猎飘扬的声音。
Individuality: n. 个性，个体，单一性，（个人的）特性是的，我是简妮.王
突然，简妮看到在厨房门口静静地站着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但是比起地道的中国人，他太高大，太健壮，目光也太直率了，但他的样子的确是个中国人，没有日本人脸上犬儒的表情，没有高丽人脸上的决绝，没有泰国人脸上的佛相。简妮简直吓呆了，就象正在洗澡的时候被人撞见。她紧紧握着正在嘴里啃着的鸭翅膀，慢慢将撅出去的下巴收回来，她勉强镇定住自己，不要慌张从嘴里拔鸭翅膀来，而尽量文雅地抽出来，放在盘子里。
“嗨。”他说，“我吓到你了吗？对不起。”他的英文一听，就知道是土生的英文。“我在看书，闻到了香味，就出来看看。我想，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中国女孩。”他发音的部位不是中国人用的部位，简妮马上体会到了。听一个洋人说英文，总觉得他们的嘴就长成那个样子，他们的部位天生就是这样。但听到这个中国人说话，简妮强烈感觉到自己口音里的外国腔调。自卑象老鼠一样躲闪而敏捷地，令人疑神疑鬼地爬了上来。
“是的，我是简妮.王。”简妮压低自己的声音，向Ray的声音看齐，努力从容镇定地说，“你是Ray Lee。房东也告诉我了，你是ABC。”她一向懂得藏拙，也懂得豁出去行事，她心里说，大不了让你知道我是阿克苏来的。
“是的。很高兴见到你。”他说。他大大咧咧的样子，安慰了简妮。
“我也是。”简妮说，一边将自己油腻的手指藏到手掌里，紧紧地握成一个拳头。她怕Ray伸手出来行握手礼，她想起爸爸说过的，外国人即使是吃鸡翅膀，也不能用手的。但Ray两眼紧盯着的，是简妮放在桌上的油条汤，油条已经被泡软了，象蛋黄的颜色，在绿色的生菜里，很争气的好看。
“这是什么，它闻上去那么香，它是真正的中国菜吗？”Ray真正感兴趣的是香味的来源，他向汤走过去。
“一个汤。”简妮耸耸肩，“就是一个汤。”
“它看上去真好看，和唐人街的中国菜完全不同。我听说过，唐人街的中国菜其实不是真正的中国菜，看来这种说法是对的。它看上去可真让人馋。” Ray说。
“你想尝吗？如果你想，我可以给你一些。”简妮站起身来邀请道。
“好呀。” Ray高兴地笑了，露出他洁白结实的牙齿。简妮看着他的牙齿，想，他真的不是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长大的人，小时候吃的四环素，都沉积在牙齿上，他们这一代人都长着灰色的牙齿，怎么刷也刷不干净。
简妮去拿盘子的时候，顺势将自己的手洗干净了。
Ray很仔细地喝着简妮的油条生菜汤，他将煮过的生菜挑起来，犹豫着：“这是做色拉的菜呀，我从来没吃过煮的，味道有点怪。但是，汤真的好吃。”他慢慢将嘴里的食物咽下去，“这地道吗？好象有不少油在里面。”他挑出汤里的榨菜丝来给简妮看，“这也是中国食物吗？象我们的甜菜头。”
“这是榨菜，一种小菜。长江流域的。你知道四川吗？”简妮问，“这是种四川菜。”
Ray摇头，表示不知道四川。
“那你知道上海吗？”简妮又问。
“知道，我听我爹地说过，上海是个小纽约，上海的男人小白脸。我爹地七岁时候离开大陆前，从上海走的。他在酒店的弹簧门里转不出来，在门里夹痛了手。” Ray说，“上海是个魔幻般的地方。”他望着简妮说，“我很高兴认识你，我一直渴望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我就是。”简妮俏皮地指指自己，“你已经认识了。”
Ray露出他那象牙膏广告一样的洁白牙齿，笑了：“今天晚上，我请你出去喝一杯。”
“你怎么对中国这么有兴趣？”简妮问。这时，已经是傍晚，Ray真的带简妮去了主街上的酒馆。简妮和Ray并肩坐在靠窗桌子的高脚凳上，望着外面沉浸在明亮的金色暮霭中的大街。街道两边，是东部最老的欧洲式样的房子，带着殖民地时代的维多利亚气息，人行道已经被酒馆和咖啡馆以及餐馆摆出来的桌椅占满了，放在酒杯里的蜡烛上，火苗在跳动。
十月初，暑假将要结束，陆续回到学校的学生都在主街上闲逛着，到处都是年轻苗条的身影，没有纽约街上那么多大胖子。不时能听到老同学在街上相见爆发出的大声欢呼还有响亮的亲吻声。一个黑人青年在酒馆门前的路灯下打着非洲鼓，鼓声象奔跑的鹿一样灵活而迅疾，满街都是比起曼哈顿来更单纯的百无禁忌的行乐气氛。简妮连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置身与这样的地方学习，她总是想到在中国熬夜时，在桌子下冻僵的双脚，连同小腿的肌肉都是硬的，那才是寒窗苦读。那时，她怎么也没想到过，自己的苦读除了是爸爸妈妈的希望之外，还通向这样一个在她看来就是狂欢的地方，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高大恳切的男生坐在酒馆的窗前喝酒，轻轻地说着英文，简直好象是另外一世。眼前的情形，让简妮心里一阵阵地想哭。
“我想大概有一点赶时髦。” Ray做了个鬼脸，“中学时代，英文课上我选了沃克女士的《紫色》写读书报告，那时因为我爱上了一个黑人女孩，想要了解她的种族的历史，想要取悦于她，然后，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这种黑人的寻根，是种持久的时髦，让别人觉得这个人不那么象从可口可乐生产线上下来的一只罐头。” Ray喝的是德国啤酒，他嘴里吹过来的气味微微发酸，那是德国啤酒的气味。简妮觉得自己此刻居然在谈论中国，真的不可思议。在她的想象里，说什么都是可能的，除了与中国有关的事。
“啊。”简妮说。她想起在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看到的那一桌子NYU学生的情形，在这家充满了夏末和清爽温暖空气的酒馆里，闪烁的烛光里，她看到许多看上去很象鲁的金发青年。而她也真的坐在一个高大健壮，充满美国气的男孩身边，与他一起喝着德国啤酒。象任何一个回家过了暑假，回到学校准备开学的美国大学生，在利用上学前最后的时间纵情轻松。简妮侧过脸来看着Ray，他脸上有种在大陆人的脸上看不到的诚实和自信的表情，那种诚实与自信，是不需在生活中处处设防，时时小心的人才会有的表情。在简妮看来，那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表情。就象她的英国小熊的表情，从来就不是中国玩具的表情一样。她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脸上看到过这么好看的表情，即使是在交大那样的大学里。在简妮的记忆里，交大的同学要么是不修边幅的，要么是狡猾的，要么是傻气的书呆子，男生们的身体大多是瘦小脆弱的，好象还没有完成发育的中学生。她几乎想伸出手来摸摸Ray的脸。她悄悄打量路过他们的人，希望能感受到，在别人眼里，她和他一样，是那种在美国出生的ABC，因为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和华裔务实谨慎的生活态度，被家里安排来大学读经济系，求得美国安稳的中产生活得以永远。此刻，他们正在这里等待开学。因为他们的生活太舒服，太完美，太按部就班，所以才对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产生无事生非的兴趣，非要将自己与那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才甘心。简妮想象着别人眼睛里的自己，心里快活得微微发着麻，象过低压电一样。她想象范妮当时与鲁在外面喝酒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的心情。她能想象出来，范妮这时一定会作出与鲁格外亲热的样子。当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人，是范妮梦寐以求的。但她不知道自己长了一张亚洲人的脸，不如当一个彻头彻尾的ABC，才最自然。
简妮学着Ray的发音，小心修改着自己发音时的姿势，学着Ray坐在窗前高凳上的样子，将显得风尘气的二郎腿放平，让自己的姿势也自信和放松一些。她怀疑自己的样子也许更象个男骇，而没有女孩子的漂亮。她想，也许自己还需要交一个ABC的女朋友，从她那里学。
“我的家族里面只有我们一家留在大陆，其他亲戚都在美国。”简妮说，“我家的历史，被NYU的格林教授写成了一本书，我的祖先，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是为美国洋行工作的一个买办。因为输送中国人到加州淘金，发了家。”简妮伸手比划了一下，“那本书，关于我家历史的，有这么厚，还有照片。突然就看到自己家的祖先的脸，被在美国的亲戚指出，自己脸上的什么地方，长得象祖先。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吃了许多苦，因为共产党的关系。我家的长辈都不敢告诉我们家里的历史，我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的。突然就知道，自己长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遗传。” 在格林教授的书里，简妮看到一代代祖先的照片。最早的一张，是由穆炳元教导出来的曾祖王筱亭，他宽大的脸上，带着宁波人的硬气和中国人面对照相机时不可避免的呆板。但即使是在那硬气和呆板里，在他穿了黑色马褂的身体上，还是能感到他的力量，那是成功商人的跃跃欲试和踌躇满志，脸上大睁开的眼睛，象射灯那样笔直地探照着前方，带着一种不法商人的蛮横与胆量。但到了大花园里老太爷的脸上，已经有了春色，那是个被漂亮女人哄着的成功男人的脸色。他的爷爷脸上那英勇的神情，渐渐被坐享其成的富足，风流和仗势欺人所遮掩住。而到了爷爷和叔公这一辈，脸上只能用斯文风流和良善来形容了。那射灯一样勇猛而狡猾的眼神永远消失了。简妮心里认为，自己的眼神和祖上才是真正相似的。
“看到这些，一定会觉得很魔幻吧？” Ray羡慕地问。
“感觉是很复杂。”简妮犹豫着说，“很陌生，很多已经固定的想法被打碎了。”
这是简妮第一次被问及，她觉得心里一下子被许多东西堵住了。在离开格林威治村前，简妮去了婶婆家，也见到了格林教授，他们象对待范妮一样，给她看了旧照相本，送了她格林教授的书。象范妮第一次看到照片上穿戏装的爷爷那样，简妮也一时没有认出来，在婶婆的照相本里那个在脸上装着一把长长的青胡子，正在跌足而叹的杨四郎，就是自己的爷爷。而叔公的脸倒是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他只是胖了，老了，神情里那玩世的风流气，却一点也没变。在他着了戏妆的脸上，透过重重脂粉，简妮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在红房子西餐馆点菜时，向跑堂一仰头时的那种倜傥。爷爷那一代人，个个都是留洋的学生，从小上教会学校，但个个都能上台唱京戏，而且用英文唱。这让简妮感到惊奇。婶婆说，“教会学堂里用英文演京戏，那时最时髦。”婶婆照相本里面的照片，就是他们在家里用英文唱《四朗探母》时留下来的，就是在花园里挖河的那一年。“你爷爷唱得最好，他身上本身就有股横竖不舒服的样子，最合适。”婶婆说。对这一点的体会，简妮觉得自己是再深刻不过的了，那是王家象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东西。她只是没想到，它是从爷爷用英文在自家花园里唱京戏那如花似锦的年代，就开始了，而不是从1949年以后。格林教授的书里记载着，王家在太平洋战争开始的时候，随着买办业的式微，结束了大把挣钱的阶段，转向投资实业，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被国民党征用的船队有22艘在运送战争物资时被击沉，有30艘在战争中失踪，由军队还回王家的剩余40条，半数以上都不能用了，连送到拆船厂去都没有人肯要。王家在中国内战以前，就开始走向决定性的衰败，而不是在1949年以后。
“甚至是有点抗拒的。好象反而觉得它们是谎言。”简妮说。
果然，Ray同意地点点头，“那是一定的。我理解。找不到真正属于你的归宿时，一个人会象漂浮在水上的木片一样，但要是找到了，心里的感觉一定不只是高兴这样单纯。”
“当然。”简妮应道。
Ray说，自己的父母是童年时代，跟随自己的家庭流亡到美国的，他们在美国长大，从他们开始，就已经不会说中文了。他的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护士，住在夏威夷。他们对中国的故事没有什么兴趣，让他自由自在，象任何一个美国孩子一样长大，也不象其他华人那样push自己孩子学中文，学钢琴，如何如何。父母铁下心来，将美国当故乡。倒是他自己，在青春期时，为了一场对黑人女孩的单恋，突然就对中国有了兴趣。“也许我也想从父母那里反抗出去。他们越是忘记中国，我就越是好奇我遥远的根。他们与他们自己从中国大陆来的父母都相处得不好，他们之间有很多文化冲突，所以他们一直不怎么来往，直到老人去世。我现在也与他们有文化冲突，他们想我与他们应该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不同。我好奇自己身上完全不被知道的那些东方的基因，我就是要找到。我从夏威夷到东部读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听说过，我的祖父母刚到美国时，在唐人街当过医生，那里有我们的根。”说着，Ray拍了简妮一下，“你提到了‘抗拒’，真的很对。在唐人街我看到他们将鸭翅膀直接抓在手里，放到嘴里吃，象大便一样将细小的骨头从缩起的嘴里吐出来，我了解那是中国人吃东西的方式，但心里也觉得抗拒。那很粗鲁。”
简妮觉得自己的脸烫得吓人。
“但有时候，就是因为抗拒，才更被吸引。” Ray接着说。
“听说华裔在美国的学校里都是天生的顶尖学生。你一定也是这样的学生吧。”简妮问，她装做一无所知，将话题引向她可以说出些什么的方向。
“我是，我得到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Ray说，“但我最不喜欢别人认为我们是华裔，所以我们就是会读书，就是数学好，华裔也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各自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不是靠族群的天赋能力。我们努力，是要实现个体的价值。”
“你是对的。”简妮说。
“我想你也是这样的学生吧。” Ray看了她一眼，说，“我听说过大陆来的中国人也很会读书。”
“我也是的。”简妮承认道。她告诉他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尖子生，一步一步竭尽全力，都是为父母做到他们无法做到的事，为了可怜的父母能在爷爷面前争口气。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令人爱怜的花木兰，无私无畏。她一直是自信的，但第一次在自己的故事里，觉得自己好得那么完美，那么哀惋，那么不屈不挠，那么自我奋斗。简妮心里流淌着对自己温柔的爱意和赞赏，她几乎断定，Ray一定会被这样的东方故事感动，忘记鸭翅膀，至少是原谅关于鸭翅膀的一切。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她才那样轻易地就在一个暖风拂面的晚上，守着一杯德国啤酒，突然向一个刚刚认识的男孩敞开了自己。
她将范妮和爸爸的故事隐去了，也隐去了自己屡次被拒签的经历，那些都是这个故事里太耻辱和残酷的部分。隐去了它们，简妮的故事，听上去，就象一个真正的美国梦想一样光芒四射，简直就象迪斯尼动画片那样温情而勇敢。夜晚已经到来，人行道上烛光点点，照亮着那些年轻快乐的脸，还有脸上单纯的神色。有歌手在街上的咖啡座里弹着吉他唱歌，嗓音温柔地唱着《Imagine》，他的歌声引得四周桌子上的人一片应和。简妮想，自己应该是这条街上最能体会美国梦想的人。她终于说完最后一句，停下来。她想，要是在好莱坞电影里，那个男的就会伸手将女的揽进自己怀里，用下巴轻轻揉搓着女孩的头发，安抚她说：“一切都过去了。”这是与童话里“从此，王子和公主在他们的王宫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一样经典的结尾。
“你自己呢？” Ray轻轻地问，“听上去，好象你是为你父母和家族的理想活着，而不是为你自己。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而不是你父母的，对吗？”
这句话将简妮从陶醉中惊醒。她吃惊地看着Ray，冷静了一会，她才看出Ray眼睛里的抱歉。她才看出来，那抱歉不是因为他的疑问，而是因为她的经历。
简妮从没想过Ray提出的问题，这是真的。她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这样想。要是让这个连看到别人啃鸭翅膀都受不了的人，象她那样在边远的阿克苏上学，在又臭又脏的长途火车上坐四天三夜回上海过春节，没有一天休息的苦读十年，为了能考上上海的重点大学，为了得到一张美国签证，要永远地忍受父亲为自己撞汽车带来的精神压力，象她这样从一出生就象牲口一样被赶着拼命向前，他大概早就疯了。“你生活在美国，才会这么想。”简妮忍不住委屈地说，“要是你生活在我的环境里，你就会理解，你的想法为什么会与你父母的想法那样一致，你们必须一条心，才能抵抗那么大的压力。”
“那是什么样的压力？” Ray问。
“不让别人将你们真的踩在脚底下，永世不得翻身的压力。”简妮说，“还有对家里人的同情，还有不甘心。这些并不是只为了自己的父母活着，也是我自己最真实的感情。我自己要这么做，我想这是责任。”
“但是，一个人的责任，应该首先知道自我，对吗？我从来没听到过一个人说，他要的，就是父母要的。这种说法太奇怪了。可惜。” Ray吃惊地说。Ray不知道，此刻的简妮，最听不得的，就是“可惜”这个词。但它却从Ray的嘴里，象美国制造的子弹一样，轻巧有力地射了出来，击中她象一只半空中沉浮的气球那样不能确定的心。他的感受明确无误地指出了他们两个人的不同。她象一个蚌壳那样，被触了一下，马上把自己关起来。
Individuality: n. 个性，个体，单一性，（个人的）特性他们之间世界观的不同
而Ray却从此发现了他们之间世界观的不同，他想到了艾米.谭小说里的故事，他认为那里面的冲突是灵巧可笑的，没有黑人故事里的深切。他发现简妮脸上的嗒然若失，这才意识到也许，对简妮来说，他的话意味着批评。于是，他轻轻握住简妮在夜色中微凉的手臂，“我不是要让你难过的，我是个愚蠢的美国人，总是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简妮的皮肤给他手心留下了瓷器般的印象，与他原来的女友毛茸茸的手臂非常不同。
简妮对他笑笑，假装不在意他放在自己手臂上的手掌。其实，她的身体非常敏感，别人一碰，就痒得要命，连妈妈都不能碰她。范妮的影子象烟雾一样从她的心里升起。在新疆的高中里，在上海的大学里，她简妮也是守身如玉的，和范妮一样。要是范妮还能让人猜到一些待价而沽的意思，简妮则是因为自己前途无量的远大与骄傲。她心里吃惊的是，她怎么会对这个象美国人一样高大健壮的ABC男骇，突然就产生了这样明确的渴望，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经历。要是换了别的男孩，她一定早就跳起来了。范妮撒着水珠的乳房在她面前的夜色中升起。简妮拿起手里的杯子，就此，将自己的胳膊从Ray的手掌中自然地解脱出来，她将自己的杯子与Ray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说：“我会想一想你的话，愚蠢的美国人。”
然而，简妮并没有很多时间想这个相对形而上的问题。很快，大学开学了，简妮在经济系注册上课。第一天去大学，是十月东部天高气爽的好日子，百分之百的蓝天丽日，经济系前面，是一大片绿色的草坡，棕色砖墙的老式教学楼的塔楼上，飘扬着与五星红旗气氛很不同的美国星条旗。简妮向自己教室走去的路上，流下了眼泪。
最初的一星期，是简妮生活中的奇迹。她的英文能力得到了系里教授的一致好评，教务主任亲口告诉她，她是他见到过的中国学生里，英文程度最好的一个。在新入学的外国学生里，她也算出色的。在给外国学生特别开设的英文课上，她直接进了高级班，而且被教英文提高班的老师许诺，要是考试成绩好的话，可以提前结束。简妮多年的努力终于在美国大学里得到了肯定，这有力地抚慰了简妮。她心里想，不管为了谁，自己总是在多年的努力中得到了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为自己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天去大学上课，简妮都高高兴兴的，还有点自得。在交大和前进夜校，简妮都听到过许多关于美国大学是如何的轻松好混的传言。中国学生大都认为，经过了非人的初三升学考，高三毕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一路过关斩将，能进中国重点大学读书的人，基本上都已学成了人精。如果又将GRE考到600以上，到美国的州立大学读书，真的是小菜一碟。这种弥漫在上海出国学生中的舆论，在第一个星期里，似乎在简妮身上成了美好的现实。
但情况却慢慢地变了。细想起来，简妮觉得变化是从微观经济学课的seminar开始的。在微观经济学的课程里，常常教授会让学生们上seminar。教授出个题，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随便插话。教授将他觉得重要的观点写到黑板上，然后他会给大家一个总结。教授引导学生们自己找到对一些问题的深入认识。
Seminar是课堂里最活跃的时候，不停地听到有人说disagree，也不停地听到有人打开铝罐可乐时那“砰”的一声。教微观经济学的海尔曼教授，在同学们的课椅和黑板之间不停地走动，他将领带夹在衬衫的门襟里，象捏钉子似地用力捏着支粉笔，在发言同学的面前歪着头听着，好象有点痛苦地分辨着那些声音后面的东西。有时，他匆匆放下一句好评，说声谢谢，然后大步走到黑板上，将发言中的关键部分写到黑板上，他不怎么会用粉笔，所以那粉笔总是因为他用力过猛而折断，他写得那么快，好象生怕会漏掉什么，那折断的粉笔头就象子弹一样从他手指处飞出去。被教授写到黑板上去的发言，常常通过他的总结，展现出有点经典的容貌，他不断地引用刚刚同学的发言，将它们升华到箴言的层面。那时，整个班上便洋溢着竞赛的紧张，与发现的惊喜。然后，接着的讨论，就在教授留在黑板上的那些关键词的基础上开展，宛如坦克车的履带那样节节向前，不可阻挡。同学们象履带那样紧紧联系在一起，彼此补充，环环相扣。大家的身体不再静静固定在课椅上，手握Big牌的简易圆珠笔，而兴奋地拧动，就象等在高速公路进口的汽车，随时准备在一个车流的空挡，加大油门冲进公路那样，准备说出能被教授记录到黑板上去的那个关键词。黑板渐渐写满，海尔曼教授的衬衣后背和腋窝也潮湿了，而他的脸开始光芒四射。他不停地夸奖发言的同学，great象他手里四溅的断粉笔头一样，纷纷落下。他的鼻子有点翘，他的人中有点长，简妮看着他，就想起迪斯尼动画里黄狗忠诚的脸来。
简妮从没上过这种课。她在课上基本上插不上话。
开始，她有点紧张自己的英文不够好，而且也不象美国同学那么张开嘴就能说，不管自己说的是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他们的问题简单极了，只要找到书看，就能找到答案。简妮认为，他们多半是仗着自己的自信，仗着自己不管怎么样，语法总不会错的优势。简妮不习惯在那么多同学面前长篇大论，而且，她得在心里先将意思用中文想好了，再用英文把句子都组织妥了，才能发言。她不想出丑。但还没等她酝酿好腹稿，讨论已经深入了。班上的同学已经越来越兴奋地随着深入的主题呼啸而去，而她还在怀疑自己的观点够不够精彩，说出来是不是丢脸。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简妮心里有了被人撇下的，无助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就象中国班上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为大家讲解和演算新的公式，同学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唱山歌似地回应着老师的询问，而不理解新公式的同学，总是在这时跟在大家的声音里滥竽充数。简妮想起来，自己那时很喜欢看到他们努力藏着的无助。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沦落到这个地步。
在seminar上，老是沉默，象块石头一样，令简妮尴尬和震惊。她摆出专心听别人发言的样子，和东方人的娴静。她怕同学发现自己的思维根本跟不上，所以，她紧张地捕捉着每个人话里的意思，但凡有一点点幽默的地方，她都抢在大家还没笑出来的时候，先出声地笑了。这种为了表白和捍卫自己尊严的紧张，在简妮这么多年的求学生涯里，还是第一次遇到。窘境来得是这样不由分说，简妮得全力抵挡。她在课上为了不显得自己被集体撇下了，总是忙着将头转来转去，认真地听，努力地做出反应，
有一次，坐在简妮两侧的同学争了起来，一个说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只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对社会不够负责，另一个人说政治才对社会负责，资本根本不用考虑对社会负责。社会分工不同，大家应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经济学要讨论的。简妮看了这个，又看那个，她的思想突然被那个同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概括照亮，她发现自己一直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不得要领，是因为自己学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剩余价值”上面纠缠不休，没有想到过，原来资本不光是血腥的圈地运动，还有资本成长本身的许多规律。她想要谈出自己这一点体会，她相信这是美国同学无法做的比较。但这个问题被海尔曼教授轻轻一拉，就带过去了，他认为他们跑题了。“你们把简妮的脖子累着了。”海尔曼教授说，大家都笑了。简妮的心却为之一震，她想，自己将头转来转去的样子，一定显得很蠢。
简妮简直不相信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从前在中国，要是班上同学都回答不出来，答错的同学一个个站在座位前竖着，最终，都是老师请她起来，说出正确答案，为大家解围。老师还愤愤地责怪那些同学：“不是都教过的吗！”要是题目简单，老师都不让她说，要她给别的同学发言的机会。她太不甘心。后来再上seminar，她只看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尖起耳朵听着，等待一个自己能插进去说话的机会。简妮紧张得耳朵里嗡嗡直响，以至于要听懂同学们的讨论，都感到吃力。她要找一个机会把自己插进去，就象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等待飞驶而过的车流中的一个空挡，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是智慧的，有创见的，可以一锤子定音的。简妮又急又恼，又害怕自己别人看到自己的这份紧张，所以她不时笑一笑，表示自己在注意，很从容。但是她恨自己这样，她想起自己从前英文班上的差生，也是这样被活跃的课堂排除在外的。简妮怕班上的同学认为自己连英文都不会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样子，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就是不想再在脸上笑笑的，对同学东张西望。交大的英文班上，有一个女生，什么也听不懂，但她又想掩饰自己的不懂，就是这样脸上高深莫测地笑着，望着大家，装出不愿意与大家讨论的样子。同学们背地里都叫她smiling lady。一到老师在课堂上讲英语笑话，简妮常常促狭地特意转脸去看她的反应，让她受窘。如今，她不能容忍自己也成为smiling lady。
简妮焦虑地望着海尔曼教授。他抱着胳膊，正笑眯眯地听着大家说话。简妮想，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程度，他总不至于误解自己。
海尔曼教授注意到了简妮的目光，他在一个短暂的停顿里，扬声对简妮说：“嘿，简妮，简妮一定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你不必太谦让，大声地说出来吧，和我们分享。”班上这时安静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望着简妮。
“我的观点是，”简妮惊骇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又弱，又轻，还发着抖，与同学们的声音比起来，简直就是毫无把握的声音。
她不由地顿了顿。
班上更静了，能听到头顶上日光灯整流器工作时发出的嗡嗡声。
简妮对自己狠狠地说，我GRE能考到600以上，又能差到哪里去！然后，她加大音量，奋力说出自己在心里组织好了的句子。她引用书里的观点，甚至引用了《Harvard Business Review》里的观点，表示自己有很广的阅读面。她努力克服着突如其来的结巴。但她很快听到，有人在座位上发出悉悉嗦嗦的声音，有人“乒”的一声打开了可乐罐。她知道，那是有人觉得她说的无聊。简妮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发言是无聊的，平庸的，不雄辩的，不生动的，她看到对面的男生将自己的手指伸到嘴里，细心地啃起指甲来。这个动作真让简妮受打击。简妮说不下去了，“Anyway。”她踌躇地说，草草结束了发言。经过一个短暂的安静，她想那是对她的礼貌，也是对她发言的冷漠。然后，同学们又接着回去讨论刚刚被她叉开的问题。
在别人咭咭呱呱的说话声里，简妮先是松了一口气，她终于不再被人注视了。然后，她心里爬出了一些冰凉的东西，象阿克苏初冬时带着冰茬子的水那样尖锐和寒冷，那是她心里的失败感。简妮对它并不陌生，在学习中，要是考试失利，它就象冰茬子水那样漫上心头。学习上的失利，能让简妮体会到失败里面夹杂着的没顶般的恐惧。从来就是这样，她总是在没顶的恐惧里奋力挣扎出来。再穿上自信的衣服。简妮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伤痕累累的，只是穿着衣服的话，就什么也看不见。简妮和范妮不同的地方，在于简妮比范妮更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己，她不象范妮那样只能做鸵鸟。每当失败感来袭的时候，简妮都会忍着痛苦，强迫自己睁大眼睛去看那惨不忍睹的现实。把自己钉在那里不肯轻易离开，直到对自己的厌恶化为反抗的力量。简妮因此而理解了那些因为失败而自杀的人，她知道他们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勇气，而是因为自己太厌恶自己的失败了，心中的骄傲不能容忍，只能惩罚自己的生命。简妮意识到，自己的英文是没有问题，但现在，英文是大多数同学的母语，他们更没问题。从此，英文已不再是她的绝对优势。别人用英语阐述自己的观点，吸引别人，而自己却不能。自己拿不出独立的观点，可以和同学们比肩。
她意识到，自己成不了经济系的优等生。她并不怕苦，也不消极，象范妮，无论要怎样刻苦学习，她都能做到。但是，要做到事事都有自己的观点，鲜明，而且理性，这不是靠用功就能做到的。简妮本来靠中国优秀的成绩建立起来的自信，还有靠自己家的历史建立起来的对美国特殊的归宿感，突然变了质。象夏天没有放进冰箱里过夜的切开了的西瓜，在炎热的天气里放坏了，本来汁水饱满的，娇嫩的瓜瓤，突然就萎缩下去，象擦过污水的草纸一样，让人连碰都不想碰。她终于感到，美国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对这样的体会，简妮很焦虑，而且厌恶，但手足无措。她能感到，自己身上，象夏天变质的西瓜流出污水一样，流出了软弱，畏缩，强颜欢笑的样子。每次上Seminar，就象在上刑。
在美国的生活也开始让简妮觉得窄逼，这是简妮从前没想到的。在新疆，虽然家里其实没什么钱，爷爷也不可能资助给他们。但爸爸妈妈在新疆仍旧坚决地维护着心理上富人的优越感，对新疆的糖果，饼干，菜式，服装，房间布置，他们都有诸多挑剔，而且也都有自己的讲究。爸爸用两个旧卡车轮胎做的沙发靠椅，妈妈织的阿尔巴尼亚花纹的粗线毛衣，一直有力地支持着简妮富人的感觉。在场部中学的教工宿舍里，王家的生活方式是大家都羡慕的。
在美国，简妮的功课很紧张，又不想在住处的厨房里做中国饭，所以，她去学校食堂吃饭。虽然学校食堂价钱上算是优惠的，但简妮还是觉得太贵。她开始学同学的样子，到学校的超市的熟肉柜台里去买现做的三明治吃，这样比在学校食堂吃要省钱。后来，简妮发现要是自己买面包，火腿，生菜和西红柿做三明治，比那更省钱。于是，简妮就开始这么做。只是，这样要好几天才能吃到一次真正新鲜的三明治，一包吐司吃到最后一天，常常又干又硬，完全失去了面包的香味。这样是比较省钱，但吃得很不舒服，好几天吃不到热的食物，简妮发现自己路过主街那些热气腾腾的餐馆时，居然象巴普洛夫实验里的那条狗一样口水直流。
为了节约用那些始终能闻到消毒水气味的钱，大概里面也有惩罚自己的意思，或者还有要窝胆尝薪的故意，简妮要直到自己的极限了，才去学校食堂吃一次饭。学生餐厅在高地上，晚上坐在落地玻璃窗前，能看到远远的一片灯光璀璨之处，有人告诉她，那里就是曼哈顿岛。那两个象雪条一样的青白色的东西，就是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简妮想到自己在曼哈顿岛上的漫游，回想起Saks顶楼上，成千上万的换季折扣衣物掠过指尖的感觉。被自己的认同之地排除在外的痛心总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让简妮想到刚回到上海时的时候。学生食堂的食物里常常有奇怪的忌司气味，忌司被融化时略臭的气味，让简妮从心里往外恶心。她点的食物常常不能下咽，简妮不知道，这是因为她还没有对美国食物的感觉，不知道什么是合她口味的菜，还是因为自己的肠胃根本就受不了那种外国味道，在她看来，鱼做得象木屑，肉做得象生的，蔬菜烂糟糟的，象给猪吃的一样。但是，每次，简妮都就着曼哈顿遥远的灯火，将它们吃完。然后，再喝一杯牛奶咖啡，象食堂里大多数同学一样。
早上上学去，走在路上，遇到人，大家都高声问好：“How are you doing？”简妮这时必须眯起浮肿的眼皮来装笑：“Fine，thanks。”然后还要周到地问候一句，“How are you doing？”简妮懂得这些礼数，在十岁的时候学英语900句里第一课的时候，就知道了。常常，她看到那问话的人脸上笑着，可早已经将自己问的问题忘记了，他们这是礼貌，根本不是真的关心你到底好不好。但是，被问的简妮，明明不好，却不得不响亮地说“好！”，也是礼貌。简妮开始恨这种问候，她不愿意装，象smiling lady那样。她不愿意说谎，觉得说谎就是认输，那不是骗别人，而是侮辱自己。她恨让自己强颜欢笑的微风习习的那些早上。每天她都强迫自己象美国人一样喜洋洋地说着Fine，风一样迅疾地擦过别人身边。
Individuality: n. 个性，个体，单一性，（个人的）特性简妮心里一震
有一天，一个穿了花衣裙的老太太在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喜洋洋地问候她：“How are you doing？”
简妮突然冲口而出：“Very bad。”
简妮看到老太太将自己的脸向后微微一仰，她显然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回答，被吓了一跳。然后，老太太的脸缩了起来，突然变得象只鹰一样，凶恶而专注地盯着简妮，简妮心里一震，突然害怕了。她明白过来，自己这句真实的话，是冒犯了这个老太太。她着了急，于是向老太太讨饶似地笑了笑，但她的脸上还挂着笑，却看到老太太的脸上渐渐的充满了厌恶和害怕的样子，好象看到一只死老鼠似的。她绕过简妮身边的时候，轻声丢下一句：“Stupid。”
简妮也没有停下来，她昂着头向大学走去，象逃一样。出门时匆匆洗过，还没有干的湿发，此刻在早上的风里一根根竖了起来。她将手放在裤兜里，狠狠掐着自己的腿，一边默念着老太太的话：“Stupid。Stupid ，Stupid。”
经过高大的橡树林，再经过一个石块垒起来的英国式样的牌楼，简妮看到草坡上棕红色砖墙的经济系。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常春藤，星条旗在蓝天下飘扬，一切都没有改变，但她突然发现了藏在这十全十美景色里的哀伤。站在树下，简妮想，自己真的一无所有。她感到很吃惊，居然是美国，使她失去了所有的优势。变成一个步行到超市买菜的老太太眼中的蠢人。
在碧绿的草坡上，有个人从飞驰的蓝色自行车上直起身体，挥手招呼她，他头上带着一个蓝紫色的头盔。那是Ray。他象骑在马上一样，向简妮冲来。
“How are you doing？”他大声问。
“Good。”简妮大声回答道。
“你肯定吗？”Ray在橡树下刹了车，小心地看着简妮问。他的头发也有点湿，因为他在简妮后面用的淋浴间。简妮闻到他头发上那在淋浴室里已经熟悉了的香味。
“Sure。”简妮象Ray那样咧大嘴角，露出不容质疑的明亮笑脸，“What’s up？”她转过去问他。
“马马虎虎。” Ray撇了撇嘴说。
Ray想下午去纽约唐人街，他听说那里有一个唐人街历史博物馆，但不知道具体地址，想去找找看。
“我怕是没时间，我得写paper。”简妮推辞。
“你那么用功！我晚上总看到你房间的灯亮着，有时让我想起那些19世纪被爱尔兰人嫉妒的华人淘金者。” Ray玩笑地说，“大概这就是亚洲的经济腾飞的文化原因吧，那是些天生勤劳刻苦的人。”他正在修亚洲经济这门课，想更多地了解亚洲，这门课是这样吸引他，以至于他言必称亚洲。简妮想，就因为他是个长着亚洲脸的美国人，所以才将亚洲整天挂在嘴上，象唱歌一样。他是要找出来自己与普通美国人不同的特点，使自己更有个性。而自己，却苦于无法融入美国人中间。
他们在橡树下分了手，各自赶去自己的教室上课。Ray乌黑眼睛里那小心的眼神一直在简妮面前晃着，“你肯定吗？”他问。当然应该肯定，不要Stupid。她不能再将Ray惊得人仰马翻，他是她在这里唯一的熟人，会在自行车上对自己招手，会在自己身边停下，会感受到她并不快活。这种安慰，在孤独和失望的时刻，是致命的诱惑。简妮想。但是要是象范妮那样一脚踏进去，想要将自己托付出去，那就是致命的陷阱。简妮知道，要是自己不是中国人，他不会对自己有兴趣。简妮断定，这种处境，与范妮一年以前遇到的肯定相似。她不能相信，自己竟然会重蹈范妮的老路。
“我会不顾学业，去爱一个美国人吗？”她心里问自己，然后她回答说：“决不。”当她走上石头台阶，有人坐在台阶上吃着一个Muffin，她笑着与那个人互道早安。
“我会在学业上败下阵来，不得不靠妄想与美国人结婚留在美国吗？”她又问自己，然后她回答说：“决不。”她走到门口站住，门是自动的，无声地为她打开了。她喜欢美国的大门，那是真正宽敞的门。她闻到教学楼里的气息，和中国学校里的气息不同，多了电器运行中的静电干燥的气味，还有学生咖啡馆隐约的咖啡香。这一直是她梦想的时刻，梦想的地方。
“我会在美国毁掉自己，偷鸡不着，反而蚀把米吗？”她再问，然后她回答说：“决不。”她走进教室，看到海尔曼教授已经单腿坐在讲台上，喝着装在Starbucks的绿色纸杯里外卖的滚烫咖啡。她满脸笑容，大声对海尔曼教授说：“早上好，教授。”
简妮在课椅上坐下，心里说：“我要象一颗钉子那样，死死扎进美国。”
当Ray Lee再次邀请，简妮终于答应陪他去一次唐人街。这时已是初冬，简妮仍旧在自己对美国教育不可思议的不适中默默挣扎着。去学校注册的时候，她也被外国学生办公室的热心老太太珍介绍给了中国学生联谊会。她本不想与大学的其他大陆学生发生任何关系，但珍将她送到那些中国人面前，她也不得不敷衍一下。在联谊会上见到的大陆学生，大都想着打工，想着发展对自己将来在美国有用的关系。他们到唐人街去，也就是为了买便宜菜。他们也讨厌唐人街，一个北京学生对她抱怨说，哪里是中国城，只能说是广东城！他对那里的人说普通话，那里的人竟然说，哦，你不会说中文。“反了天了。”他又好气，又好笑。这倒提醒了简妮。她意识到，Ray对唐人街的态度，才是真正ABC的世界观。正是与中国心里完全断了干系，一个人才能对唐人街好奇。对唐人街好奇，也是一种资格。
唐人街的人行道上，一滩滩的，都是从街边象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那样向外敞开的生鱼店里流出来的水。夹着鱼腥味的水被太阳晒着，弄得空气中到处都是鱼的味道。这气味让简妮不得不想起爸爸。他曾经在这里的餐馆当最下等的洗碗工，然后，他去撞了汽车。路过金铺的玻璃窗，简妮看到灯泡明晃晃地照着成排结实而俗气的金链条，方戒和金坠子。那里的每一件金器都是笨重殷实的，没有装饰品那种愉快而风流的气息，倒象是乱世中用来防身的细软。它们让她想起爸爸最后留给她的那些粘着消毒水气味的美元存折，它们是一样的克勤克俭，一样的可怜。简妮一直尽量避免想到爸爸，想到他，接着就会想到他为自己下的赌注，她心里清楚，爸爸为她舍生忘死，是因为对她的将来，有必胜的信念。要是为了范妮，他就未必会这样做。爸爸在纽约的时候，简妮过来买菜，心里就想，回去好好为爸爸做吃的，将来好好读书，要报答他象鲁迅说的那样，自己扛起黑暗的闸门，将她放到光明的路上去。现在，她竟然在光明的路上走不动。在拥挤的行人里，能看到那些凹眼睛的南方人长相的华人，他们带着委顿的姿势，在人行道边上，站成一排。他们将双手拢在胸前，那是中国人在冬天时最地道的姿势，也是最难看的。他们不痛不痒地站着。看到他们，简妮想起格林教授的书里用过一幅1905年唐人街的老照片，照片上也有一排当时站在马路边茫然而顺从的男人们。现在，唐人街上还有这种男人站成一排，他们麻木苟且的神情，他们穿着和爸爸一样的运动鞋，戴着和爸爸一样的帆布棒球帽的样子，都令简妮心里火辣辣的，羞耻极了。
Ray很惊讶简妮铁青的脸色，他想起有一天早上在学校的草坡上见到她的样子，他认为那是一种痛苦。他以为简妮到了这里，应该如鱼得水。
“你觉得这里不好吗？”他轻轻拉住简妮的手肘，问。
简妮看看他，他的脸健康，干净，简直是单纯，象美国的自来水，打开水龙就可以对着嘴喝，不用烧开的。
“不，没什么。我就是觉得有点荒诞。”简妮打起精神，“你呢？你不觉得？你看这些男人。”
“我猜想，他们就是书上说的，从海上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蛇。”Ray走得极慢，他几乎象检阅一样，细细打量那些男人。在他看来，这些人的脸，与排华时代报纸上的漫画上，既愚蠢，又狡猾的老鼠脸的确惊人的相象。他的眼神放肆，好奇而直率。简妮跟在他傍边，默默看着他，她想，Ray会这样，因为他的心里，并没有真正将他们当成人，尤其没把他们当成同胞，才会这样肆无忌惮，没有痛苦和憎恨。简妮对自己说，这才是一个纯粹美国人的眼神。
“真的？”简妮装作很惊奇的样子。其实她也知道。他们倾家荡产，花上几万美金人头费，再经历了生命危险的非法偷渡，才九死一生，到了美国，他们来找遍地是黄金的“金山”。他们的信念，还是当年美国洋行招募契约劳工时的响亮口号。简妮看了报纸以后才知道，现在这个古老的口号，在南方沿海一带的男人心里，仍然有着让他们肯铤而走险的巨大号召力。她还知道，就是因为这些人，美国签证领事看她的眼神，才会鄙夷而怀疑，还有点害怕，就象看一大堆疯狂生长的垃圾。
“当年，我家祖上与美国洋行做契约劳工的生意，从中国来的劳工，至少是合法在美国居住的居民。”简妮说。
“他们以为美国遍地都是金子。” Ray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
“那不是他们认为，是从前很多中国人说起美国来的口号，格林教授的书上说，那是当时美国洋行招募中国劳工时的广告，就象Just do it是阿迪达斯的广告口号一样。”简妮说，“这个口号一直都在中国人心里。”
“真的？” Ray是真的惊奇，“有趣。”
“要是设身处地，Ray Lee，事情就不那么有趣了。”简妮忍不住冲口而出。
“是的。” Ray老实地同意了。他感受到自己与简妮在感情上的差异，他心里想，这便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的差异。这种差异让他有点失落。他幻想用唐人街的油条做汤的简妮，会象导游一样，带他在唐人街长驱直入，直逼宝藏所在。他以为，这就是一次类似去迪斯尼乐园《彼得潘》童话国的缆车旅游，那样没有异议的享受。他一直觉得自己会象那些黑人一样，在血里藏着一个完整的非洲。一旦开始寻找，就象瞎子张开眼睛一样，马上拥有整个世界，神秘的血缘完整无缺。但他面临的事实却更象，越是寻找，就越是失落。简妮让他沮丧起来，“你说的是对的，简妮.王。” Ray说，“唐人街有时让我觉得比任何地方都要陌生。”
简妮拍了拍他的后背，抱歉地说：“我说得太重了，其实，你要真正设身处地干什么呢？一个人在美国，不就应该好好做个美国人吗？是他们这种人，不应该到美国来。”
“但我还是想要了解这些。”Ray用手掌捂着自己的左胸，唱国歌似的。
Ray随身带了一本纽约记者写的《唐人街》，那是他认为写得最深入的书。这本书里提到了唐人街博物馆，就是Ray想去的地方。因为书里没有提到具体地址，所以他一直没找到。这次，他主要就想找到这个小博物馆。他和简妮都知道，问马路上站着的那些男人是不可能的，问鱼生店里的老板也不可能，所以，他们决定去问勿街上那些陈年旧货铺里的人，他们想，那些陈年老店里的人应该知道得多一点。按照逻辑，也许博物馆就座落在这条唐人街最老的街道上。
勿街上有不少老旧的窄小铺子，藏在充满酱油气味的亚洲食品店和大红大金的广东餐馆之间。简妮和Ray一路走，一路看书上的介绍，确认自己的位置。这是简妮第一次带着书来唐人街，她发现常常能看到亚洲脸的年轻人，或者一个亚洲人，一个白人，他们也手里拿着本书，在勿街上转悠。简妮打量着他们，心里想，就是他们这些远离了中国的人，才会真正依恋那个想象中的故乡吧。他们也常常回看简妮，看到简妮和Ray手里也拿着书，也探头探脑，就彼此轻轻一笑，认做同道。
他们找到一家上百年的老店铺，书上说，这就是唐人街最早的杂货铺。很小的铺子，又小，又深，天光暗淡。
“你看，密室。” Ray拍拍简妮。
“你认为，这里从前是鸦片馆？”简妮问。书上管唐人街上的鸦片馆就叫做den。
他们相跟着走进昏暗的店铺。Ray伸手拉了简妮一下，让简妮跟着他。
店堂里上上下下，堆满了中国杂货，或者中国旧货，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在堆满各种东西的暗淡店堂里，他们找到了书上介绍的上百年来，一直没有变化过的嵌在壁板里的中国花鸟图。发黄的纸面上，桃红柳绿显得温文而脆弱，就象落进灰堆里的豆腐。那是简妮最熟悉不过的颓唐败落，也最符合Ray的想象。在一堆中国瓷碗上，搁着一个深棕色的旧镜框，美丽女人的照片，已经发黄了。她穿了一件没领子的绣花袍子，眉毛绞得细细的。简妮觉得她象电影里那个吸食鸦片的痛苦的皇后，而Ray觉得她象在西部广泛传说的中国名妓，他在书上看到过关于她的记载，听说唐人街的男人们为了看她一眼，在她的屋子外面排队等好几天，还要给她一把金沙。他们俩轻声耳语，好象怕惊醒什么。在一堆旧《良友》杂志旁边，Ray找到一杆画了山水仕女的竹筒。竹竿中间有个烧得黑黑的洞，用一个嵌了假翡翠的盖子合着。他们激动得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杆大烟枪。在店铺昏暗的天光里，她们细细端详着那杆烟枪，烟枪上，用中国画温润而精美的笔法，刻画了青山绿水，牡丹滴露，还有细眼睛的安详女人，穿着猩红的长袍，微微拧着身体，是中国古人慵懒而恬静的样子。Ray将脸凑过去，闻了闻竹筒，说里面有种奇异的香味，那一定是鸦片留下来的香。Ray说，听说，鸦片有种奇怪的香味，闻到的人就象被钩了魂一样，马上就变成大烟鬼。简妮暗暗想，不知道贩卖到唐人街的鸦片是不是也和自己的祖上有关系。她也凑过去闻了闻，果然是有种奇怪的香味，沉惦惦的香气。格林教授的书上说，鸦片是当时在中国最能暴富的生意，而且，买办还能从中再赚一笔将鸦片批发给各地行销行的差价。所以，王家在鸦片生意中的获利，其实比洋行的大班还要多，这就是王家后来将大班请到家里过春节，他家的富丽堂皇将美国大班吓了一跳的原因。
简妮和Ray拿着那竹竿照了相。矮小精瘦的店主人默默地望着他们，一言不发。
“嗨！” Ray向他打招呼。
店主人站在古旧的木头柜台后，两束长长的孔雀翎中间，好象在一出京剧里面那样。
Ray求援地看看简妮。
简妮走过去，站在Ray身边，对那个矮小的店主人招呼道：“你好。”这是她从爸爸和范妮回上海后，开口说的第一句普通话。
他看了他们一眼，拿出一个小电子计算器，在上面按了几下，递给Ray。那上面是这杆烟枪的价钱，那就是唐人街问价钱和讨价还价的方式。
“不，我们不要买它。” Ray用很慢，很清楚的英文说，“我们想要找唐人街历史博物馆。你能告诉我们吗？”
那个男人摇摇头。
Ray他拿出手里的书，点给店主人看，“唐人街历史博物馆。”
那人还是摇头。
“我们要找唐人街历史博物馆，讲唐人街的事的。”简妮又慢慢地对他说了一遍普通话。
那个男人还是摇头。
Ray轻声向简妮确认：“我相信你对他说了中国话吧。”
“是的，我说了全中国通用的中国话。”简妮回答，“你说他是不知道，还是听不懂？”
“博——物——馆。”简妮换了上海话说。
“No English。”店主人突然发了话。
“我是在对你说中国话。”简妮对他说。
“博——物——馆，” Ray脸上堆满笑容。
“博物馆！”简妮帮Ray说了句中文。
“No English。”店主人不高兴地重复了一句，拿着计算器，绕过坛坛罐罐，走回到柜台里。
他们这才明白，他不说英文，不说普通话，不说上海话。
告诉简妮说，“我上次也是这样的。这里的人大概都说广东话，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
“我觉得他是不懂我们要找的博物馆。他们对博物馆没兴趣。要是我们去问他吃饭的地方，他肯定马上就告诉我们。”简妮说。
他们正说着，有一个穿着白色旧阿迪达斯运动鞋，带着棒球帽的白人轻快地走进来。他向他们大家微笑着问了声好，Ray回应了他，简妮也向他微笑。那个人走过来看了看拿在简妮手里的烟枪，又笑着看了她一眼，她对他说：“很漂亮吧，是鸦片枪。”
“真的？”那个白人站下来，仔细地看了看。他问：“你肯定吗？”
简妮看了看Ray，他说：“我们猜想是的。书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唐人街上有不少非法的鸦片馆。”
“听说鸦片有神奇的香味。”简妮说，“我们在这上面还闻到了一些余香。”
“我可以闻一闻吗？”那个白人问。他伏下身，就着简妮的手闻了闻，然后，抬起头来笑了：“我想，它应该是水烟枪，而不是鸦片枪。鸦片枪按照原理来说，是直的，象根手杖，并不这样弯曲。”他用手摸了一下烟枪弯曲的地方，说，“这里弯曲，是为了烟草燃烧以后的烟雾通过水。”
Individuality: n. 个性，个体，单一性，（个人的）特性“那么，什么是我的individuality呢？”
被那陌生人一点，简妮和Ray都想起来，在电影里出现的鸦片烟枪，好象真的是象手杖那样笔直的。
“但是，它那么香。”简妮说，“那种奇异的香。”
“大概是上好的烟丝留下的吧。”那个白人说。
“那你知道唐人街的博物馆吗？” Ray问。
“就在这条街上，一家潮州面条馆的旁边。”那个白人告诉他们，“但是你们要先打电话预约，它不是正常开放的。”
“你是谁？你这么熟悉唐人街。”简妮打量着他问，甚至他穿得都跟唐人街上的草根阶级一样，好象化了妆。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唐人街的街区调查。”那个白人说，“我叫亨利.史密斯。”
Ray自然是大喜过望，拉着他问个不停。而亨利则对在唐人街找到了一个来寻古的买办后代大喜过望，他居然也读过格林教授的书。他们说着，一起走到店铺外。亨利陪他们去认了认那个小博物馆的门，然后，他们决定一起找个地方喝一杯。唐人街到处都是餐馆，惟独没有可以喝一杯的咖啡馆。
“我是这样渴望喝一大杯奥地利黑咖啡！”简妮说。
“我也是。” Ray赞同说，“每次我到唐人街来，几个小时以后，就特别累，特别想要喝黑咖啡。特别需要它。”
亨利笑了：“我也一样。但是，为什么是奥地利的咖啡？意大利式样的咖啡可以吗？我知道有家咖啡馆，我每次都到那里去歇脚，就在小意大利。”
“可以吗？” Ray问简妮，“意大利咖啡？我还以为你要喝中国茶。”
简妮说：“只要是好咖啡，是个安静地方，有点音乐。”
“爵士的行不行？”亨利问。
“行！”简妮和Ray齐声答应。简妮知道Ray喜欢美国南方的爵士，他喜欢那里面那无可奈何的乡愁，她也喜欢。
穿过唐人街的时候，简妮又在杂乱的人群中看到那些腐烂水草一样，站在街边的男人们。她脸上也浮起了好奇的微笑，象Ray一样。简妮笔直也看着那些男人，她感受到了一种优越。继而，她在这种优越里找到了平衡。她终于将自己和他们区分开来了。她注意到，有些男人被她看毛了，他们的脸色阴骛起来。她想，他们是感到受了她的侮辱。因为Ray是单纯的好奇，但她的好奇里，有种象刀一样的东西。简妮知道，Ray的好奇里没有她的刀似的东西。简妮知道，这种不同，可能就是华裔和中国留学生之间的距离。于是，她努力换成Ray脸上的样子，那是美国式的要解释一切的自信与钻研。 Ray的脸上，还有夏威夷人的甜美，美国学生的单纯和华人的温顺，这对简妮来说太困难了。
“我总觉得他们怕我们，为什么？” Ray问。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人。”亨利.史密斯说，“我们是‘鬼佬’。”
下午，简妮刚下课，要离开教室，她嘴里吃着一个苹果。系里的秘书就找到她，告诉她，这次微观经济学的paper她没有成绩，海尔曼教授明天下午下课以后，约请她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我写了，也按时交了的。”简妮含着苹果，将脸涨红了。她心里升起了不祥的预感，“会有什么不妥？”她问。
秘书耸着肩膀摇头，表示不知道。
看到简妮真的着急，秘书伸手抚了一下简妮的手臂，安慰她说，“也许只是一次谈话，马上就能解决的。”
简妮心里充满了惊弓之鸟的感觉。她回家，就去敲Ray的门，Ray已经修过微观经济学。她问Ray，他也猜不出有什么值得教授不给成绩，而且约见。简妮察觉到Ray犹豫了一下，看着她不说话，就问：“你好象有话要说，告诉我好吗？”为了不要使自己显得太急，简妮还开了一个玩笑，她说，“我们可以做个交易，你给我一些提示，我再给你做一个中国汤，我可是会做好多种中国汤。”
Ray看着简妮，有点为难：“我不想让你难过。但我又想帮你。”
简妮的心“忽悠”一声沉了下去：“你别吓我。”她勉强笑着说。
“要我说吗？我也只是猜测。” Ray问。
“你说。”简妮眼巴巴地看着Ray，他看着她，流露着温柔的抱歉。简妮的心软了一下，这是她第一次在男孩子的脸上看到对自己这样爱护的表情。Ray一定想不到，在交大，男生们叫简妮“德国坦克”，她是没有感情的，无坚不摧的，隆隆向前的。她的功课曾经好得让他们认为“不是人所能为”。那些叫简妮“德国坦克”的同学，也一定想不到简妮此刻心里如天崩地裂般的惊恐与不解。
“要是你的作业是作弊的，被发现了，就会被教授约谈。” Ray说。
“什么叫作弊？”简妮吃惊地问，在中国，考试偷看别人的答案，叫做作弊。
“你抄袭。” Ray说。
简妮急了，她轻声叫起来：“我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完全是自己写的。”她看看他的脸色，强调说，“我说的是真的。”
“好的。”Ray点点头。他看着简妮，她与刚开学的时候相比，整整瘦了一圈，好象连个子都变矮了。她面色苍白，在她薄削削的下巴上，能看到一条发青的小静脉，象地图上的河流那样在她的皮肤下蜿蜒，但她的眼睛却格外的黑亮，象发烧的人。他知道，简妮为功课花的时间，是他不能置信的。她的房间有时竟然会通宵亮着灯。她虽然用力做出轻松的样子，但他看到她紧抿着嘴唇，压制着它们的颤抖。
他猜想，简妮恐怕真是抄袭了。要不，她这么紧张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