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妮对那护士小姐笑了笑，算是招呼过了。她一时不晓得自己应该说英文，还是说上海话。她不晓得维尼叔叔是怎么介绍自己的，也许他会说自己是叔公的美国亲人呢。所以她想，最好什么也不说。
护士小姐笑着看了范妮一眼，说：“上星期就听说你要回来了。正好赶上再见一面。”
“我叔公身体底子那么好，不一定就在今天吧。”维尼叔叔说，“情况很不好了吗？”
“医生把病危通知开出来了，总是比较严重了。”小护士说。
范妮和维尼叔叔向走廊深处走去，他们都没说什么，默契地避开刚刚护士提起的事。范妮知道家里人常常炫耀，她从不去戳穿。早先有外人问起奶奶下落的时候，维尼叔叔喜欢说奶奶正在设法让他们过去，郎尼叔叔喜欢说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了，都不肯说奶奶其实已经将他们抛弃。自己家里人相处的时候，大家都避开这个话题，保持体面。
范妮说：“你知道奶奶的英文名字也叫范妮吗？”
“真的？”维尼叔叔并不知道，吃惊地看着范妮。
范妮说：“她的英文名字就叫范妮。她的样子比我好看多了。”范妮想了想说，“大概她也比我聪明多了。”
维尼叔叔看了她一眼，他感到范妮的话里有话，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再问，他们已经来到了叔公的病房门口。
叔公仰面躺在床上的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电线里，已经昏迷了。但他爬着电线的赤裸着的上身，皮肤还是白白的，带着光泽。心电图屏幕里，有一个小绿点飞快地上下滑动着掠过去，那是他的心跳。范妮吓了一跳，一向体面的叔公突然这样摊开在床上，接着，她看到散乱的被子下，叔公充满脂肪，或者是水肿的大肚子下，是凌乱的下体，一条橡皮管从那里通出来，里面是黄色的液体。范妮猜那是小便。这带着脏乱局促和不堪入目的景象，充满了生命正在离开的狼籍。一路说着自己的家世，范妮和维尼叔叔突然看到这样的情形，没落的痛苦再次浮上他们的心头。
爷爷和朗尼叔叔守在床边。过了半年时间，范妮再一次看到朗尼叔叔，他晦气重重的脸象个铁锚，将范妮拖回到所有他的不幸里。爷爷仰着脸，望着叔公的心电图屏幕，虽然他的脸上还是看不出什么感情，但是范妮却感到他比郎尼叔叔要有生机。开始，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范妮和维尼叔叔站在门口，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
范妮在叔公身上散发出来的酸腐的死气里，闻到了残留的男用香水气味。闻过了鲁的爽肤水，范妮才分辨出叔公用的香水的华丽和稠重，还有里面的放纵。范妮想起了婶婆的香水气味，同样也是老式的华丽的气味，但她身上的香水就不会让人想起声色犬马，而是贵重。范妮突然想，也许这就是婶婆最后要留在美国，而叔公必须要回到上海来的原因。范妮伏下身体，仔细看了看叔公，与照片上年轻时代堂皇的脸相比，他濒死的脸，居然并没多大改变。
范妮一家人都没在病房里。爷爷告诉范妮，简妮今天送签证，他让爸爸妈妈陪简妮一起去领事馆了。爸爸昨天晚上就在签证处的门口为简妮排队了，估计他们上午就能知道结果，简妮一出来，他们就一起来医院。这时，范妮才知道爸爸妈妈一知道范妮拿到了为简妮做的经济担保，就开始帮她准备签证的事了。
范妮“哼”了一声。
维尼叔叔看看她，体己地说：“他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总是逃出去一个，算一个吧。”
医生警告说，叔公大概活不过今天，所以爷爷把家里的人都叫到病房里来，等着给叔公送终。但是，他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平稳地睡着，看不出有什么痛苦。医生说在昏迷中去世，是糖尿病并发症病人最好的结束。维尼叔叔已经算过叔公卡里剩下来的钱，要是叔公今天过世的话，他还能剩下几百块钱，用做葬礼：“这就是王家大少爷的全部遗产。”维尼叔叔说。
爷爷没有理会维尼叔叔表达出来的复杂感情，只是说：“这不是很圆满嘛。”
范妮看了一眼爷爷，她不相信爷爷心里也象他脸上那样波澜不兴，家里永远是这样，好象解放的时候刚刚四岁的维尼叔叔才是白头宫女，对从前的事情喋喋不休。而爷爷与这一切毫不相干。范妮想，维尼叔叔说的对，他是不可能不相干的。范妮想，爷爷不至于蠢到真的相信可以不相干。在她把格林教授的书给爷爷的时候，心里带着一点交代的意思，范妮希望书里对买办对中国近代工业和教育的贡献的资料，可以给爷爷安慰，到底买办也用不义之财做过好事。在范妮认为，这与简妮的经济担保同样重要。爷爷是连夜看了，但是他还保持原来的冷漠。范妮有一点意外。
她看了看郎尼叔叔，看了看爷爷，再看看叔公，她说：“要是叔公也算时代的牺牲者，那我们是什么？”
“我想想，他其实也能算个牺牲者。要不是国民党被共产党弄得走投无路，家里在上海好好的，何苦到香港那种小地方去。要是不去香港，王家的威势至少可以撑到49年。”维尼叔叔说。
“那又怎样？”郎尼叔叔慢慢地问出一句来。这句话象落发堵住下水道那样一样又软又密地堵住了这个话头。于是，谁也不说话了。
叔公在中间的白床上仰面大睡，看上去只是肆无忌惮地睡着了。等着为一个人送终，也可以是一件无聊的事。谁也不知道临终的一刻到底什么时候来。围着他沉默，心里免不了要想和叔公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在是非里纠缠不休的家史，那些事对谁都不愉快，即使是有攀附之嫌的维尼叔叔。王家的人，在自己心里不快的时候，也象爷爷一样保持沉默。所以，病房静了下来。叔公脚上的静脉吊着输液管，不时能听到气泡在输液瓶里浮上水面爆出来的轻响。
这时，爸爸妈妈带着简妮进来了。他们什么也没说，默默坐下。爸爸微微耸着鼻子，有一种准备拼命的样子，大家立刻明白过来，简妮被拒签了。
范妮不知道心里是轻松，还是紧张。她想到一家人的希望又都压回到自己身上了，又想到简妮不用和自己合住，于是，和鲁的格局可以保持原来的样子。即使是这样的自私，范妮还是感受到了简妮心里的悲愤，想到自己屡遭拒签的过去，范妮怜悯地望了一眼自己的妹妹，她发现简妮在她去美国的半年里，长得漂亮了，青春期的儿童胖已经退潮，即使是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她脸上还是有股勇往直前的英气。然而，就是那股并不温顺的英气，让范妮心里又重现出往日的不舒服。她体会到，自己也没有脸见简妮，要是简妮出国去，也许比倪鹰要厉害多了，而自己，一共做的事，不过就是谈了一场极不成功的恋爱，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范妮想，也许自己昨天借着时差的由子大睡，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面对简妮。
简妮默默地看了一眼范妮，这是她们姐妹这次的第一个照面。她冷冷地看了姐姐一眼。要不是范妮已经在先用过婶婆的经济担保，她简妮这次一定会签出来，凭她自己托福638分的好成绩。简妮觉得自己是活活被这个只知道在美国与洋人谈恋爱，生孩子的姐姐给耽误了。她早就知道这个姐姐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但就因为她在上海长大，就事事要占先，好象美国是她的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范妮离美国越来越近，要是她将那孩子生在美国，她自己也很可能就要成为美国公民了。她简妮更加要靠她，靠她担保，靠她亲属移民。靠这个不务正业的姐姐。
简妮简直觉得自己要被憋死了。
但简妮是不动声色的。隔着叔公起伏的白色被套，她朝范妮笑了笑。
正是这个笑，将简妮争强好胜的挑战全都从范妮的回忆里唤醒。范妮心里的负疚，立刻转化成恼怒。“活该。”范妮也冷冷地看着简妮，看到她的嘴唇因为缺水而皱成白白的一片，看着她的脸由于气愤而微微肿胀着，“活该。”范妮心里说，“你以为你能考600分就什么都得让着你，那是美国人不要你，6000分也没有用。人家不稀罕你。”范妮将自己下巴微微抬起来一点，那是她鄙视人的姿势，它象匕首一样飞向简妮的自尊心。
“你才是没人要的。想要嫁个美国人，可就是怀了人家的孩子，人家也不要你。”而简妮嘴角上的微笑简直就是针对范妮痛处的盐，洁白的，灼人的轻轻撒向范妮。
“美国人不要你。”范妮的眼睛说。
“美国人不要你才是真的，要不然你回来干什么。”简妮的眼睛说。范妮感到简妮直指自己的小腹，那里“别”地跳了一下。
她们姐妹各自坐在病危叔公病床的两侧，默默地对视，谁也不肯先移开眼睛。她们心里认为，谁先移开眼睛，就表示谁心虚了。她们从来没有撕开脸过，但用眼睛打架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每次都是这样，谁也不肯先移开眼睛。那时，她们的眼睛都微微向上翻着，露出更多的眼白，而且一动不动。
“又是移民倾向？”爷爷问。那曾是范妮被拒签时的老理由。他的眼睛从厚厚的眼皮里张开来，象在树上突然被惊飞的麻雀那样急促地闪烁着。
爸爸点点头。
简妮突然说：“那台湾人就是没看错，我是有移民倾向。我就是要到美国去，上他们的学校，挣他们的钱，做他们的人。谁也挡不住我。”
“她跟那台湾人当场就这么说了。”妈妈说。
“要死！”维尼叔叔惊叹。
“我总有一天会到美国去的，你们都看着好了。”简妮的声音哆嗦了一下，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范妮的眼泪也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时，叔公的肚子一挺，突然开始打起呼来，那声音吓了大家一跳，都停下嘴来。听上去，象他平时睡着的呼噜一样，又深，又响亮。从春天到夏天，家里人都开着自己的房间门睡觉，家里人都听惯了叔公的鼾声。现在，它们只是慢了一点。爷爷怀疑叔公的病情有了变化，但是维尼叔叔坚信不是。维尼叔叔说，叔公一辈子吃喝玩乐，身体一定很好，他是又缓过来了。这时，朗尼叔叔开口说，他在劳改的地方，见死人见得多了，叔公这样子，是已经开始死了。“你们放心吧。”他刻薄地安慰大家。
“有什么不放心的，大不了把简妮的学费垫上。”维尼叔叔赌气地说，“只怕哈尼不答应。”
“只怕这王家的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朗尼叔叔又慢腾腾地添上一句，“烂死在上海就算是运道好的了。”
No verse to the song在曾爷爷那一代，王家成为巨富
爷爷打铃，叫来医生。医生一看，就说，叔公已经开始进入弥留状态了。这呼噜是濒死呼吸。爷爷伸手握住叔公的手，他们的手都是修长的，很相象。能看出来遗传上挺讲究。其实，爷爷和叔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范妮猜想，这是因为曾爷爷的手是修长的。在曾爷爷那一代，王家成为巨富，鸦片生意和人口生意，给他们家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在曾爷爷的时代，王家有船队，有银行，有杜邦公司在华总代理的身份，还保留着在法利洋行的世袭买办地位。曾爷爷的汽车经过外滩到洋行上班，警察会拦下别的车，先让他的车拐进洋行。他是王家第一个留美生，而且考上的，还是鸦片战争后庚子赔款的官费。范妮想，那时候，王家的遗传应该就很好了，足以造就一双修长的手。眼看着叔公的呼吸慢下来，好象在做深呼吸。他甘美地打着长长的呼噜，直到心电图上的那个小绿点不再波动，变成一条绿色的直线。
“他已经走了。”医生直起身体来，宣布说。
医生离开尸体，去办公室开死亡通知书。在经过家属身边的时候，他看到他们的脸都默默的，没有人象通常的家属那样爆发出号啕大哭。医生心想，到底不是普通人家，懂得克制，也很冷漠。医生认为，他们那嗒然若失的沉默和他的信用卡里没有遗产有关，在外宾病房当住院医生，他见得多了。
爷爷和维尼叔叔为叔公换上自己家的衣服，叔公的白色塔夫绸衬衣是送到洗衣店里烫好的。突然，病房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象艰涩的笑声。大家面面相墟，不知道是什么。从来没见过死人的范妮和简妮，以为故事里的诈尸出现了，吓得紧紧抓住爸爸。然后，大家看到扶着叔公尸体的维尼叔叔涨红了脸，带着哭腔急叫：“爹爹，爹爹。”屋里的人这才明白过来，那古怪的声音是爷爷发出来的。爷爷从来没在家里人面前大声说过话，所以他的哭嚎声谁也不认识。只见爷爷一只手抓住叔公的胳膊，另一只手抓着衬衣，他就停在这种奇怪的姿势里，仰着头，断断续续地发出那样的声音。然后，王家的人才明白过来，那是爷爷的干嚎。这么多年以来，两代人，都没有见过爷爷失态，没见到过爷爷哭，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大家只是望着爷爷，看他的背，肩膀和腿索索地抖着，眼看着就站不住了。
范妮呜咽了一声，走过去抱着爷爷的肩膀，她摸到满手冷汗。她这一抱，爷爷的衣服便紧紧贴在身上，很快就湿透了。范妮哭着，想将叔公的衣服从爷爷手掌里拉出来，帮叔公穿上。可爷爷的手紧抓着叔公的衬衣不肯放，范妮哭着劝：“让我来帮你啊，我是范妮啊。”她伸手去拉爷爷的手，爷爷紧张地转过头来，不认识似地看着范妮，断然说：“你不是范妮。”这时简妮也哭着过来了，她帮着姐姐拉开爷爷。这时候，爸爸妈妈也上来拉开了爷爷。
叔公的衬衣落在范妮的手里，范妮去拉叔公的胳膊。没想到，叔公的身体象死鱼那样又湿又凉，范妮正哭着，没有防备，被吓到了，她“哇”地一声，胃里的东西直接冲了出来。
“姐啊。”范妮听到简妮叫了一声，然后，简妮拉起自己的裙子，兜住了范妮吐出来的秽物。范妮却连忙掩住口，再也不肯往简妮身上吐，直憋得满眼是泪。
这是个沮丧的中午。一家人好容易送走了叔公，相跟着回到家。他们匆匆吃了些汤面。吃饭桌上只有呼噜呼噜吸面条的声音，谁也不抬头，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愿意见到谁的脸。只有一贯沉默的郎尼叔叔，这时显得自若，他用一贯恶毒的眼睛打量着家里人，把玩他们脸上沮丧的神情。一家人吃完面以后，爷爷照例去洗中午的碗，钟点工要下午才来工作。妈妈要洗，爷爷只是朝她摆摆手，表示不必。
一家人在桌边就散了。范妮看了爸爸妈妈一眼，看到他们满脸的疲惫和心不在焉。范妮照例不先跟他们说话，她保持着自己一向冷漠的态度。但这次，他们也没有真正跟她说什么，范妮站在桌边等了一会，她想爸爸至少要唠叨一下，她准备爸爸叫住她，要谈一谈。但爸爸吊着他的长脸，沉浸在他自己的心事里。是啊，他大女儿要打胎，小女儿刚被拒签。日子不好过。范妮想。见维尼叔叔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里，不一会，便有音乐从他房间的门缝里泄露出来了。范妮也将椅子靠进桌子里去，回到自己房间。
范妮躺在床上，她等着爸爸妈妈推门进来。她以为他们是为了照顾她的面子，避开还没有恋爱过的妹妹，才没有把她叫到他们房间里。简妮叫了她姐姐，这是她第一次自动叫范妮“姐姐”。范妮在医院吐了简妮一身，但简妮仍旧紧紧扶着范妮索索发抖的身体，一步也没离开。维尼叔叔把叔公最好看的一套衣服带来了，他们一起打扮了一具仪表堂堂的尸体，让它与叔公的身份相配。范妮躺在床上，哭过的眼睛还肿着，脸上紧绷绷的。她等待着，可并没有人来推她的门。范妮听见爷爷从底楼的厨房走上来，关上二楼的腰门。然后，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范妮等了又等，然后爬起来，打开门走出去。在二楼走廊上，她看到爸爸妈妈房间的门已经关上了，里面鸦雀无声。过道上的房门都关着，爷爷的房间也没有声音，郎尼叔叔的房间里更是静的，他走路都不出声的，两个手贴在腿上，让人一看他，就想起他的劳改生活来。维尼叔叔房间里有音乐声，那象不服帖的头发一样又细又撬的小提琴声，被调到极轻，闷孜孜的，不甘心似的。这声音，和文化大革命时的听到的一样，这时，心里被翻飞起来的郁闷也是一样了。那就韦伯乐队的唱片，是当年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上海的美军电台留下来的。
搭在竹竿上的衣服一动不动。范妮认出来那上面还有叔公的汗衫，还是件法国名牌。衣服还没有干，但已经成了遗物。她也看到了自己从飞机上穿回来的米色长裤，它长长地吊在十字架上，带着无辜又放任的样子。要不是这两件衣服，范妮会以为自己回到过去那处处都是惊恐和绝望的日子。
范妮没有想到，现在的绝望，比过去国门紧锁时代的绝望，竟然更深。
范妮站在过道上，听着，等着。走廊上那些关着的门，奶油色的油漆斑驳，象禁闭着的蚌壳，越是想要打开它，它就越是紧紧地合起来。爷爷的，爸爸妈妈的，维尼叔叔的，朗尼叔叔的，都是这样。她开始怕家里人说她回上海打胎的事，现在她发现，大家都没有要和她讨论的意思。甚至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想要和她谈，他们带着简妮睡午觉去了。范妮退回到自己房间里，将自己的门也合上。
“好吧，随便。”范妮低声说。她睡回到床上。从前的小床，还是象穿旧的鞋子那样另她感到舒服。天还是下着雨，很凉爽，到处都是潮湿的，席子散发出竹子爽朗的香味。在这张小床上，她躺着读完了《樱桃园》，《海鸥》，《嘉丽妹妹》，《贝姨》，《欧也妮.葛朗台》，《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定还有更多的小说，用繁体字排的旧书，许多都是解放前出版的。范妮记得那些书里都有蚀刻画做的插图。她躺在床上，看书里的悲欢离合，想象着屠格捏夫式的爱情，应和着巴尔扎克式没落的悲哀。这是她的空中楼阁。即使是在雨中，她也总是开一点窗，雨声滴滴答答地响着，她记忆里充满了上海的宁静和凋败，复兴路上开过的公交车叽嘎作响地经过街口，傍晚的时候，看门的老伯在弄堂里摇铃，提醒各家门窗关紧，火烛小心。但是在范妮更小的时候，傍晚的铃常常会下午突然大作，那是招呼弄堂里的人出来参加批斗会，或者另外什么可怕的事。范妮躺在小床上，怀念着过去。甚至是那些胆战心惊的过去，那些绝望的，象被人埋起来似的过去，那种不用面对现实的自由，还是让范妮怀念。
令她羞耻的，是她渐渐又陷入了和鲁在床上的回想中。她的身体回忆着被抚摩的感觉，腮边的汗毛竖起来了，带着渴望。范妮觉得自己在心里，可以体会日本女孩子对金发男子的渴望，只是不敢认同。范妮猜想，如果鲁以后要她，她还是会跟他。要是回到纽约了，鲁在答录机里留了在西班牙的电话号码，她大概也会给他打个电话。即使经历了这么多不堪回首的事，她还是认他做自己的男朋友。她吃惊地想，不知道自己这么贱。但是，那些回忆不可抗拒地激动了她的身体，她紧紧地闭上眼睛。
范妮感到自己的身体突然摇晃起来，不可控制的，纽约的景物也都摇晃起来。她惊慌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有一块洇水，然后发霉了的屋角，她想，要找大楼管理员来了，怎么房间会突然漏水了，而且位置和上海家里房间漏水的位置一模一样。然后，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然后她看到爸爸和维尼叔叔的脸，因为他们伏着身体，他们脸上的皮肤都向下坠着，显得很老。范妮奇怪地想，怎么爸爸和维尼叔叔能到纽约来，简妮刚刚因为移民倾向被拒签。
“范妮，不要白天睡觉，你晚上要睡不着了。”维尼叔叔对她说。
范妮醒了醒神，意识到，自己是在上海。
是爸爸将自己摇醒的。
爸爸说：“我要和你谈谈打胎的事。”他停了停，接着说，“家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除了在美国扎下根来，没有别的路好走。美国领事馆的人，认为婶婆一个退休教授，没有经济能力担保两个外国留学生，所以简妮才没签出来。我们家的希望只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你现在是个机会，将孩子生在美国，盯住鲁.卡撒特，让他和你共同抚养，不结婚也没有关系，只要尽义务抚养孩子就行。这样，你的身份就算一劳永逸了。然后，我就作为你的直系亲属移民，然后，简妮再作为我的直系亲属移民。我算来算去，你那个孩子是条捷径。等你慢慢读书，找工作，换工作签证，等到什么时候！”
维尼叔叔说：“一个人带孩子，开始大概会苦一点，但是，一级级上学，找工作，也照样苦。你爸爸说的到底把握大一点。他也是为了你好。”
“我当然是为了你好。有了孩子，说不定你和鲁.卡撒特的感情才能真正成正果。”爸爸说。
范妮觉得自己决定回上海时，就预计到家里人最后会提这样的建议。她只给妈妈写快信，也有怕家里人群起阻止她回上海来的念头。但范妮没想到爸爸能这么准确地估计了她的真实情况，直截了当就说出这么自私的话。她听着爸爸话音里那点点滴滴的西北口音，看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混血的孩子总归好看的。象洋娃娃，穿天蓝色的衣服，配金头发。”维尼叔叔对范妮说，好象哄三岁的孩子那样。范妮猜到，他们是商量好了来找她的。爸爸怕被范妮弹回来，找了维尼叔叔来唱白脸。范妮看着维尼叔叔，她觉得他们经过早上的那次关于韦伯乐队唱片的对话以后，早先那种温柔的互相依傍已经瓦解了，她觉得维尼叔叔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她没想到维尼叔叔照样还来动员她。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没办法了。”爸爸说。
“你没办法了，关我什么事？”范妮说。
“你不好这么说话的，范妮。”维尼叔叔打断她，“要是你也在美国站不住脚，王家彻底算完了。”
范妮恨恨地看着维尼叔叔，看他那又薄又长的眼皮吊着，皮肤薄得象一张纸，眼皮上的一根小血管都鼓在上面，他不停地眨眼睛，象兔子一样。范妮回想起来，很早以前，贝贝出事的时候，维尼叔叔也是那样跌坐在地上，慌得灵魂出窍。他的眼皮每当绷着脸的时候，就吊了起来，好象脸上的皮肤太紧的关系。他连夜将贝贝放在他房间里的画都从画框上割下来，他不敢就这么丢到垃圾筒里去，就在浴缸里用汽油先把它们洗糊了，再剪成小块，丢到好几个小菜场附近的大垃圾箱里去。早先他和贝贝摸索抽象派画法的热情，已经荡然无存。范妮刻毒地想，“他生就一副薄相。难怪命运不好。”范妮掉开自己的眼睛去看爸爸。他比维尼叔叔要壮实粗鲁，他有一个宁波人挺拔秀气的高鼻子，还有一个薄薄的尖下巴，但神情里的防范和戒备破坏了他的斯文。范妮从前一直讨厌他身上那种挣扎在虎狼之境似的样子，现在更讨厌他强求的样子，她认为那神情里面是有种无赖相的。她不由自主地用鲁来与他们相比，她认为鲁身上就没有这些令她讨厌的习气。虽然他使得她陷入困境，但是范妮并不恨鲁，而是恨维尼叔叔和爸爸。她不能相信自己心里的感情，但它却象雷电一样在她心里炸响，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声音。
范妮冷笑一声，不理会维尼叔叔正说着，只接着自己的话往下说：“我为什么要用个孩子拉住人家，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下三烂的事情，简直莫名其妙。”
“我正是为你想，才这样劝你。”爸爸说。
“你是为简妮想，为你自己想。你们自己没本事到美国去，就这样利用别人。”范妮不等爸爸说完，就打断他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自私。”范妮这时及时闭住嘴，将最后一句话关在自己嘴里，那句话是：“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脸。”她知道这话太过分了。但是，这真的是她心里想的。这话在心里转了个弯，还是忍不住说出来：“我还有自己的自尊心，你们想到过没有。”
等范妮住了嘴，才发现爸爸和维尼叔叔都没有说话，他们站在范妮的床边，让范妮想起上午他们站在叔公床头的姿势。范妮连忙一跃，从床上跳了起来。
爸爸却以为范妮要离开房间，他连忙上前一步，堵在门口。爸爸说：“你的自尊心总归已经受伤了。要是你不从里面得到点什么，不是白白重伤一次嘛。我可以说，你那个男朋友现在就让你打胎，将来就不可能跟你结婚。你们总是要分手的，所以不用太考虑他将你看成什么人。你仔细想想，他考虑过你怎么看他吗？考虑过我们家里怎么看他吗？我可以说没有，人家不在乎你怎么看他，你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
“其实，就是看到你这样的情况，我们才为你这样考虑。要说自尊心，你已经被摔成十八瓣了，就算再摔成二十四瓣，又怎么样。要是你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不得不回上海来，那你的自尊心，真的三十六瓣，四十八瓣都不止。除非你能象你奶奶一样永远也不回来。”维尼叔叔说。
范妮看着爸爸和维尼叔叔，他们挡在她面前，真的急眼了。照准范妮最痛的地方一刀挑开。
“不要你们管！”范妮急叫。
范妮想起从妇科医生的诊所出来的那个下午，自己和咖啡店酒保说的那些话，想的那些事。想起鲁瞪大的眼睛里面，毫不掩饰的怀疑。范妮知道他怀疑两件事，第一件，他怀疑范妮也是黄色出租车，第二件，他怀疑美国男人只是外国女孩的护照，绿卡的传说在他身上会变成现实。他将冰凉的蓝眼睛睁大，以至于高高挑起眉毛，将额头皱起。他的样子，象刀一样飞来，深深扎进她的心里。范妮还想起后来那朵将信将疑的玫瑰，在她的铅笔刀下粉身碎骨。还有，纽约冬天那象刀锋一样蓝的天空。
范妮的眼泪渐渐就下来了，一滴一滴的。“不要你们管。”她说。
维尼叔叔将自己的手绢递过去，被范妮一把拍到地板上。
这时，范妮听到二楼的腰门上有人在用钥匙开门，索索地响。是钟点工来上班了。但她好象打不开门，范妮想，一定是有人在里面把锁别上了。果然，她听到了妈妈的动静，妈妈压低声音说了些什么，她没让钟点工进门，直接将她引到楼下厨房里去了。这是他们家一贯的风格，从范妮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家里的事情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家里人的感情也是不能让外面人猜到的。甚至，是不能让家里人彼此讨论的。范妮从小就学会了关紧自己的嘴巴。
No verse to the song这一次，是全家商量好了的
妈妈和钟点工相跟着下楼去了，整栋二楼静了下来。范妮在这一团寂静里，听到了其他房间的期待。她猜想，这一次，是全家商量好了的。家中的其他人，此刻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听着结果。那寂静渐渐地硬了起来，对她来说，就象铜墙铁壁。
本来，范妮想从自己房间走出去，不跟他们说。可是，外面的寂静制止了她，拒绝了她。她只能站在原处。这时，范妮才深深地感到了，早上和维尼叔叔说韦伯乐队时自己心里的疼痛。
“我的确是想帮简妮一把，因为是我们害了她。我和妈妈不想再忍受骨肉生分的苦，你小时候从来不肯叫我们，只叫‘哎’。从来不肯我们到你学校去接你，因为你怕同学们知道你的父母是新疆土包子。你看不起我们，我们心里早就明白。这世界上的人，还不是都是喜欢锦上添花的。这世态炎凉我们懂。所以，我们将她留在新疆自己带，害得她现在无路可走。我们命不好，连累了你们这些孩子。说起来，我们也害了你，害你不能相信自己的父母，不懂人伦亲情。”爸爸放缓了声音，又开口说话，这次他的声音轻了。他说的话好象温情沉痛，但范妮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千个苦肉计，一万个巧颜令色。她看了看维尼叔叔，心里说：“这世态炎凉我也懂，不是只有你懂。”
“说起来，我们根本就不是不要你，你七岁的时候，我们就想把你接到新疆自己带的，你要上学了。我们自己回不来，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探亲假是十年一次。我们想要托回上海的朋友把你带回来的。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就听说了一件事，也是上海人，也是托朋友带回自己寄养在上海的女儿。女儿是带来了，但在路上被托带的人强奸了。我们兵团的上海人再也不敢请人带自己的女儿回新疆了。你说，我们还敢要你冒险吗？一路上，要在兵站睡三四天，你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小姑娘也受不了呀！”爸爸说。
“那你以为，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吗？笑话。”范妮回嘴说。
“对啊，你是不应该回去的。你现在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爸爸说，“你必须要在美国站住脚。”
“哈尼，总归有希望的。”维尼叔叔说。但爸爸横了维尼叔叔一眼，说：“你就不要自己骗自己了，你在家里吃了一辈子老米饭，连个工作都没有。有什么希望？朗尼是个劳改犯，直到现在还当老光棍，有什么希望？我这一辈子在新疆那种只有劳改犯才去的地方，按照爹爹的说法，我们连高等教育都没有受过，根本就是渣滓。我们都是在中国最底层的，活得最惨的人。我们肯定不会有任何希望的。”
他们三个人都不说话了。在床边站着，各自垂着头，但也不肯就这么散去。可是，他们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整栋房子都是静静的，风摇动打开的窗子，生铁的窗扣发出轻轻的响声。他们三个人都在这样的响声里，回想起记忆里面自家窗扣被风摇动的声音，在他们三个人的心里，那都是惆怅的声音。
那天，范妮赌气留在房间里不肯出去吃饭，实际上，她是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一家子齐心协力不同意她去打胎的人。坐到一个桌子上吃饭，自己要看什么地方，要说什么，还是什么都不说，范妮发现自己都不知道。她索性躺回自己床上，闭上眼睛。家里叫吃饭的时候，她装自己睡着了。妈妈进来看了一下，没叫她，就出去了。她听到维尼叔叔说，大概是因为还有时差。“现在纽约正是早晨，赛过她已经一晚上没睡了，当然困了。”听他的口气，好象他也刚从纽约回来。“纽约回来的人比洛山玑回来的人时差还要厉害，洛山玑和纽约当中还有四个多小时的时差呢。”维尼叔叔说。“不幸的是，我就是没时差！”范妮心里抗拒地说。
她独自躺在床上，听着门外传来家里人吃饭的响动，渐渐的，空气里弥散着晚饭的香味。红烧肉甜重的香味，青蒜抄萝卜微臭的香味，干煎龙头烤腥鲜的香味，飘荡在雨中潮湿的空气里。范妮躺着，想起来小时候发烧了，不和家里人一桌吃饭，也是这样一个人躺着，看着漏雨的屋角，闻着家里食物的香味。那时，虽然是生病，但心里很是安稳，因为可以依赖。现在，这种依赖不再有了。
时差终于还是来了，范妮在半夜清醒过来，她的肚子轰轰烈烈饿起来。有了孩子以后，范妮明显地感到自己变得一点也饿不得，一饿就恶心要吐。因为已经六月了，家里人晚上睡觉都开着门透气，范妮的房间也没有关门。从床上欠起身来，她看到走廊里暗暗的，弄堂里路灯的光透到过道里，树叶的碎影撒了一地。外面雨停了，树在深夜散发着清新的气味。在上海，影影绰绰的，总是惆怅与怀旧，从来没有变化过。而它总是能够打动范妮。她想起自己少女时代的深夜，在树叶的碎影里向往远走高飞。她知道别人把这种感情叫做洋奴，所以她将它放在心里藏着。现在回过头来想，她觉得和鲁的故事，是注定要发生的。然后，她想起爸爸的要求，她想，这也是注定了的。虽然她不甘心，但这是注定的。这是她范妮的命运。她嘴里不甘心，但心里是认命的。
肚子很饿，她想到外面的碗橱里找点东西吃。走到走廊里，她这才发现爷爷的房间里亮着个小灯，灯光探到走廊里，照亮门口放鞋的地方。爷爷还没睡。他正在吃饭桌子前看书，穿了一件蓝白条子的旧衬衣。范妮站在暗处，看着爷爷，这样夜读的情形，伴随着范妮的少年时代。她从十几岁以后，就常常在晚上起夜的时候看到爷爷在灯下读书的样子。他总是从厂里借英文的船舶专业杂志回家来看，即使不需要为情报所翻译的时候，他也这样日日挑灯夜读。范妮总是心里可怜爷爷。这一次，范妮心里想，他下午的时候，也听到她房间的争吵，他是屋外的寂静里面最坚硬的那一部分。范妮认为，爸爸和维尼叔叔来找她以前，也许先和爷爷商量过了。刚回来的那个下午，她将鲁的照片顺着那张桌子向爷爷推过去的时候，她说的那些话，原来爷爷明白无误地从里面找到了真相。所以维尼叔叔和爸爸才能直直地戳过来。范妮望着爷爷，心情真是复杂，羞愧是有的，内疚也是有的，还有被迫将自己的窘境公开的恼羞成怒。她没想到，回到上海自己的家，面临的是一次次重返自己的窘境，她的自尊心被击得碎上加碎。鲁伤害她，但他不并知道。而上海的家人，则可洞察秋毫，她连假装的机会都没有。
开始，她想退回自己房间里去，回避还要不得不面对心明眼亮的爷爷。但是，她又想到下午那全家铜墙铁壁般的沉默。她知道，要是她还想和谁说话，那个人，一定是爷爷，不会是别人。
范妮看到爷爷翻过一页书，那好象是格林教授的书，是范妮带给爷爷的礼物，为了让爷爷知道，在美国的书里，记录了中国买办除了帮英国人贩卖鸦片之外，还办了学校，开了银行，造了船，建立了铁路和工厂，还有他们的贡献。范妮想，这样的说法是可以安慰爷爷的。范妮想起来，自己的心里，曾经是那么想要让爷爷感到安慰。
一直在挣扎的范妮，此刻将爷爷当成下飞行棋时用的骨子。范妮决定，爷爷说什么，她就做什么。爷爷当骨子，她当飞行棋子。
这时，爷爷抬起头来，他看到了她。他放下书，向她走来。范妮心想，这真的是注定了的。
爷爷帮她把碗橱里的菜一一取出来，还有一小盘，是妈妈特地为范妮留出来的火腿蒸扁鱼。他们把菜搬到吃饭桌上，范妮用暖瓶里的开水泡了冷饭。夏天吃冷菜冷饭，范妮最喜欢。爷爷看着她大口吃饭的样子，微微一笑，说：“你还是老样子。”
范妮耸了耸肩，怎么可能还是老样子呢。范妮想。
家里的吃饭桌子上，残留着淡淡的油盐气味和白猫牌洗洁精加了柠檬香精的气味。中国的洗洁精和美国的洗洁精在气味上都加了柠檬味道，但还是不同。范妮在里面闻出来更多的的熟油气味。或许是因为这个用了几十年的老柚木方桌的关系。范妮在苏荷的旧家具店里看到过这种粗腿的柚木桌子，是由三个方桌拼起来的大菜台子。范妮当时对鲁说，自己上海的家也有一个这样的台子，但鲁不相信中国也有这样的古董，他说：“你能肯定吗？这是殖民地时代的古董，是英国货。”范妮朝他轻轻一笑，告诉鲁自己的家史。那时，鲁问她，家里的人是做agency的吧，范妮说，不是，是comprador。鲁“啊”了一声，马上相信了，但他说：“我在书上看到过，他们是很富有的人，但他们很坏，没有自尊心。”范妮没想到鲁会这样看买办，将格林教授的书拿给鲁看，可鲁那天一把将范妮抱到自己的腿上，他并不真的要知道一个上海的买办的真相。他只是说：“那你怎么就相信格林教授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呢？”
朗尼叔叔的呼噜声在走廊里轻轻回响着。他一定已经把假牙取下来了，所以他的呼噜声里还夹着吹气的仆仆声，那是他松弛的嘴唇发出来的声音，完全是老人的声音。其实，要是看到那时候的朗尼叔叔，他的嘴因为没有了牙齿而往里面瘪去，是一张比爷爷还要老的老人的脸。走廊里还能听到维尼叔叔磨牙的声音，他不打呼，但一睡着了，就咯咯有声地磨牙，好象在咬牛皮似的坚韧的声音，象是一个怨怼的鬼魂。这些声音，是家里夜夜不休的声音。范妮对爷爷说：“他们也还是老样子。”
爷爷说：“他们不可能再变成别的样子。”
范妮心里动了一下，她想爷爷的意思是，她还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的。就象离开上海的时候爷爷希望的那样，但是，现在她已经知道，爷爷所向往的脱胎换骨的艰难和痛苦，还有它的不可能。
“你那时候回上海来，是为什么？”范妮问。
“我想要做个新人。我的想法，和爱丽丝留在美国的想法差不多，想自己更新成一个新人。”爷爷说，他谨慎地看了看四周，防备有人听到他的话，“我不是不知道格林教授写的那些事，我爹爹从前过阴历年的时候，家里人都要穿中国礼服，祭祖宗。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还要祭社神和关帝，这都是宁波人的传统。美国人来给爷爷拜年，也要行中国大礼。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所以，买办的家庭里不一定就全盘西化的。到我爹爹这一代，已经是在上海出生的第二代人了，但宁波人的传统还在我家保留着，我家冰箱里终年有臭冬瓜存着的。我爹爹虽然是留美学生，但他看不惯交谊舞，自己一直穿长衫。但我家一直也是好几家新式学堂的校董，这也是事实。但是，这些都不能抹杀我们家是靠害中国人发家的历史。这永远是王家不能原谅的污点。我不会因为后来共产党请我吃苦头，就象维尼那样瞎讲。”
“但是后来不是王家的航运公司也将英国人的航运公司并吞了吗，照共产党的逻辑，我们还赤手空拳地打败了洋人，为国争了光呢。”范妮依稀记起格林教授书上的一些段落，说。
“那也不能混为一谈。”爷爷坚持说，“我们的原始积累不好，就象一生下来就是怪胎一样。”
那么，爷爷认为到美国，就可以做到更新。他的失败，只是因为他选错了地方。范妮想。尽管爷爷经历过许多，可他还是天真。而经历过和鲁在一起的日子，范妮感到自己一点也不天真了。
一直到范妮吃完饭，她都没再说什么。爷爷也没说什么，他接着翻格林教授的书。范妮发现，他把奶奶的照片夹在里面，当书签用。范妮端详着奶奶的脸，她发现奶奶的脸上有一股象被抱在手上的小孩才有的那种恬然的静气，活泼和时髦的神情象恬然上的枝条和树叶一样摇曳闪烁。这是自己脸上不会有的。范妮认为，自己脸上的静气里面有怨恨，活泼里面有算计，时髦里面有势利，更象她认识的席家有个老姨太太的脸相。范妮想，这就是两个范妮的不同之处。
吃完饭，范妮对爷爷说，想要到街上去散散步。“回上海一次，总要看看上海的样子吧，哪怕是半夜，也是好的。”范妮说。
爷爷突然敏锐地飞了她一眼，他接住了这个信息。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殷勤地合上书，收了碗筷，陪范妮一起去。
他们两个人，象从前一样。范妮突然想，奶奶要是回家来了，一定不认识这么破旧的楼梯，楼梯上还用受潮变形了的纤维板草草做成的门。她以为自己是在看《孤星血泪》。而自己要是回到奶奶在上海的时候，一定也不认识那个又新，又干净，又漂亮的art deco式的楼梯，维尼叔叔说甚至在楼梯的长窗上，他小时候的家都挂着白纱帘。自己会以为在看《雾都孤儿》。爷爷总是对维尼叔叔不以为然，对那个历史研究所的人对维尼叔叔的回忆感兴趣不以为然。然后，范妮看到花园里没有水的石头喷泉，那是爷爷对纽约的纪念。又看到弄堂口用原来的门房间改成的小裁缝店，那是范妮对上海的纪念。小裁缝店里面，在式样难看的录音机里，永远播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那是维尼叔叔最轻蔑的音乐。
爷爷和范妮此刻来到了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前。即使是午夜时分，餐馆已经关门多时，他们还是走了过去。他们看到，红房子西餐馆糕点间的玻璃窗里，所有装蛋糕和面包的白铝盘子都腾空了，倒扣在柜台里。红房子西餐馆总是生意很好，新鲜的蛋糕和面包，总是当天就买完了，有时去得迟了，还要买不到。范妮依稀记起来，那个卖蛋糕的女营业员是个少妇，她烫着上海年轻女人喜欢的长波浪头发，很正式，很隆重的长波浪，将白色的小帽子轻轻压在头发上，生怕把长波浪压瘪了。她是一个矜持的人，在比较洋派的地方工作的人，总是比在饮食店里卖生馄饨热包子的人要矜持些。在经过红房子西餐馆的时候，范妮好象闻到了食物的气味。从前，范妮第一个反映过来的，总是咖啡气味，但这次却不是。范妮第一个分辨出来的，是乡下浓汤里酸酸的番茄汁气味。红烩明虾里有番茄汁，红烩牛肉里也有番茄汁，难怪叔公说，这里的菜越来越象罗宋大菜。范妮想起来，贝贝曾经说过，要是他有钱，一定到红房子西餐馆里要一客乡下浓汤吃，那是最便宜的菜。贝贝说，他最喜欢到最贵，最有情调的地方去，哪怕只能点得起最便宜的东西，也要享受做人上人的感觉。贝贝的理想是有一天可以象巴黎从前的画家那样，在能整天混在红房子里画画，喝咖啡。“连头发里都粘着西餐馆的气味，才叫高级。”贝贝那时说。到红房子西餐馆去，对大家来说，都不算件小事情。连那里贴的毛主席语录纸，都比一般店里要好看些。更不用说在那里看到的人。范妮想，在纽约，再也找不到一个象红房子西餐馆这样的地方，看到你想看到的人，也将自己展示给别人看，彼此都是知音。纽约没有这样的地方。也许那里有，但不是为范妮这样的人准备的。别人看不懂她，她也看不懂别人。那里没有她知根知底的世界。
“那么你自己呢？你想要做什么？”范妮问。
爷爷说：“我一辈子其实都很喜欢吃面。头汤的阳春面。以后我要是有一点钱，有机会的话，就要开一家面馆，不用大的面馆，但是面烧得很地道。”
“这面馆开在中国还是美国呢？”范妮问。
“当然是中国。我也没有资格到美国去。”爷爷说着，回过头来，睁大他的眼睛，笔直地看着范妮。范妮发现，爷爷的眼睛象午夜的猫眼一样，是雪亮的。
深夜的街道上到处倒映着水洼。长乐路就在前面，梧桐后面，就是黑黢黢的新式里弄。在夜色里，她看到那里的窗台上放着花花草草，那里的阳台里，衣架上吊着衣裙，竹竿上晾着枕套和毛巾。打开的窗子都暗着，在路灯下能看到里面窗帘的浮动。在那些失修多年，或者被国营的房管所越修越坏的老房子里，在拥挤的房间中间，唯一一小块空地上，点着暗绿色的三星牌蚊香，它们散发着灰白色的烟色，还有带着烟火气的除虫菊香，从小闻它度过夏天的人，会习惯和喜欢这蚊香的气味。在那样的气味里感到安心。弄堂里的人，守着他们的梦想，欲望，和失意，都睡着了。从新式里弄出来的人总是懂得实惠，也懂得分寸和自持。那样的弄堂，虽然不如解放前那么小康，但还是聚居着各种各样的规矩人家，小心本分，机灵精明，过着实打实的日子。不过，范妮心里并不真正看得起住在那里的人，她以为自己比那里的人优越。然而，就象她会偷偷通过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听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流行曲一样，她对里弄里的生活，蚊香的气味，还有那里的人世故的态度，抱着熨贴的感情。美国罐头就是一个新式里弄里出来的人，中学里的班主任也是新式里弄里出来的人，甚至家里的钢琴，也是捐给了一家开在新式里弄里的幼儿园。和这样的人相处，范妮才真正得到过爱惜。要是没有在新式里弄里活生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范妮认为自己就不会有优越和清高。
“我对自己的儿子不报希望。他们都没能上大学，没有教育。这种惩罚的意思是，让我们这样的人家，永远不再有出头的那一天。”爷爷说，“不过我不怨他们不争气。是我们家的从前拖累了他们，就象你爸爸一直认为是他拖累了你们姐妹。现在时代不同了，是摆脱的时候了。”
“你说的摆脱，就是不做王家人，连中国人也不要做，对吧？”范妮问。
“一张纸，写了擦，擦了写，就脏了。除了换一张新的纸，没有别的办法。”爷爷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个中国人的脸啊。”范妮说。
“你的孩子也可能是个金发的孩子，我看鲁.卡撒特是北欧的人种，不是拉丁血统的。也许从你的孩子开始，就不是纯粹中国人的脸了。上海对他来说，就只是种传说了。”爷爷说。
范妮和爷爷都沉默下来。他们在那一刻都明白，最重要的话已经说了出来，其他什么都不用再说。范妮把手插到爷爷的臂弯里，他们拐过长乐路，来到陕西路上，远远的，他们又看到红房子西餐馆了。然后，又看到贝贝家的尖顶房子了。深夜的马路上，没有行人。路灯迷离。夜色将许多细节掩盖住了，街道变得象空中楼阁那样。他们听着自己的脚步在街上响着，好象是另外两个人正在离开他们的脚步声。
No verse to the song结束了，一片漆黑
这个夏天的深夜，当爷爷和范妮在薄雾沉浮的街道上静听自己脚步的时候，王家还有一个人醒着，那就是简妮。其实，范妮还没起床的时候，简妮就已经醒了。与就是醒来，也不会马上睁开眼睛的范妮不同，简妮总是先突然睁开眼睛，然后，意识才醒来。她先看到了窗外发红的夜空中广玉兰阔大的叶子，那些叶子有着杏黄色的背面，看上去更象是枯叶。简妮吃惊地看着窗外的树叶，简妮虽然已经回到上海两年了，但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是为自己身处与阿克苏的干燥黑暗截然不同的地方而迷惑，在阿克苏团部中学的教工宿舍，深夜的房间里看不到一点点光亮，更看不到树影婆娑。然后，意识回来了，她知道自己这不是在阿克苏，而是在上海的老家。四周充满了上海弄堂深处那种沉夜的寂静，空气里能闻到混杂在一起的树的气味，楼下天井里升上来的潮湿水气，阳台的竹竿上晾着过夜的衣物散发出来的洗衣粉芳香添加剂的气味。此时，简妮还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象一粒沙子被席卷而来的沙暴裹夹一般，被心里滔滔而来的无助吞没了。这种无助的感情，是简妮到现在为止的生活中最熟悉的感情，从她懂事时起，她就在父母的身上学到了，体会到了，但她自己并没有体会，她觉得自己是与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的小孩。等她按照知青子女满十六岁可以回上海的政策，如愿回到上海，在从新疆来的火车刚刚进站，她刚刚看到月台上汹涌的人流，这种无助就象花一样，从她心里盛开出来。一离开新疆，简妮的心底里就爬满了无助，这是简妮最真实的情况，也是最大的秘密，谁也不知道，即使是她自己，也不想正视。因为她觉得这是荒唐而古怪的感情。每一次，当它从心里升起，象开水上的蒸汽，简妮就会“扑”地一口将它吹开。这样，简妮就真的醒过来了。她不是真正的午夜梦回，而是有事，她今天要给她的推荐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武教授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的签证情况。
简妮靠在枕头上，就着路灯射进房间来的光亮，看看手表。她要等到美国时间的中午时分，这是合适打电话的时间。
将要过去的一天，对简妮来说，漫长得不可置信。好不容易等到了经济担保，唯一的，但是被再次拒签。当自己大声争辩的时候，她看到一同等待签证的中国人眼睛里的慌乱，那台湾人刻薄地微笑着注视着她，但旁边的中国人却被她的宣言吓得直眨眼睛。然后，叔公去世了，看他的样子，好象只是屏住呼吸而已。但是医生却说，这就是死。那时，她听到医生的声音，想到的却是自己，她感到自己也象医生宣布的那样，结束了，一片漆黑。其实，在对那该死的台湾人大声吼叫的那一刹那，她的眼前也是一片漆黑。然后，爸爸妈妈默默坐在窗边，什么也没有说。简妮看着他们的背影，还有老房子前的树，那是棵广玉兰，在初夏的时候开大朵的白花，将要谢的时候，那些花瓣变得焦黄，并且失水，就象惨痛的记忆那样凋败而哀伤。他们看着那些花，简妮看着他们，突然猜想，当年他们被逼到新疆去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站在这个窗前，默默望着那棵花树不说话。这间屋，是二楼最好的一间，原先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简妮又想起来，自己很小的时候，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公报在晚上八点的中央电台新闻节目里广播时，他们正在新疆，爸爸妈妈站在自家窗前，打开了窗，听外面拉线广播转播的中央台八点重要新闻，他们也是这样默默的，象昏了过去的鱼。他们的背影上，总是密密麻麻写满了简妮不忍心看的失望和希望。简妮假装睡午觉，其实是不想再看到他们，她紧紧闭着眼睛，看着眼皮上的那团红色。然后，全家都听到爸爸和范妮的争吵，他们说的那些话，简妮知道全家这时都开着各自的房门，都在听。让简妮深以为耻的是，爸爸已经不对简妮的出国抱希望了，简妮和范妮一样，也在整个二楼的铜墙铁壁般的寂静里，听出了全家对自己的放弃，还有全家对范妮的希望。简妮那时也躺在自己窗前的小床上，装作继续睡觉的样子，她直挺挺地躺着，觉得自己就象是一只死河蟹，纵是活着的时候身价再高，味道再美，不能爬了，也就被抛弃了。
简妮的心里，有着范妮万万体会不到的沧桑。
但简妮到底是新疆回来的，她不光从小就体会过无助的感情，也从小就见识过即使是毫无希望，也要死命挣扎的奋争。她见到过在来往于上海和新疆的长途火车上，妈妈是怎么躺在行李架上，连滚带爬，披头散发，为了在爸爸没把带到新疆的包裹行李拿上车前，先抢好放行李的地盘。她见到过爸爸躺在硬座的椅子底下，脸枕在一堆垃圾旁边打盹，她自己，就是爸爸妈妈和他们的新疆同事们从车窗上塞进车厢里的，因为整个过道上都挤满了人，根本上不去了，当她被人七手八脚举着塞进臭气熏天的车厢里时，她看到过一个年轻的阿姨被人从月台上挤了下去，掉到火车下面去了。在范妮的哭声里，简妮决定，一定要给武教授打个电话，告诉他，获得他的同情。
简妮与武教授认识，是在人民公园的英语角。武教授来上海为美国公司做市场评估，他听说在英语角可以和普通的上海青年交流，就找了一个时间去看。那天，正好简妮也去英语角。事情也是凑巧，当时和武教授一起去的，还有几个白人，英语角的上海人一拥而上，抢着跟那些白人说话，将中国南方人长相的武教授渐渐挤到简妮的身边。简妮闻到了他身上的香味，是叔公从香港带回来的剃须水的香味，她看了他一眼，正好看到他被冷落以后脸上自嘲的微笑，于是，简妮向他挑了挑眉毛，表示同感。于是，他们就开始交谈起来。
“上海的小市民就是这样的，我抱歉。”简妮说。
“没有，没有，”武教授笑嘻嘻地摇头，“全世界的小市民都是这样的。看到上海的小市民和全世界的一样，我才感到高兴。要不然这里反倒不象人间。”武教授说。
武教授长着一张鼓舞人心的热情的脸，让简妮心里感到温暖和希望。当武教授告诉她，自己是商学院的教授时，简妮马上说：“对的，我就是准备去读商科的。” 当时，她只是想让武教授感到志同道合的亲切，能吸引他和自己多说几句。后来，她马上又想到自己也许真的可以去读商科，这样，可以用武教授的名义来写推荐信，这样更有利，自己到底捞到了一封美国教授的推荐信。然后，简妮发现自己放弃一直申请的电机专业竟然一点也不犹豫，她想起了范妮对自己考电机系的动机的怀疑，她想，也许范妮说的是对的，自己不过是想讨好爷爷。
那个在人民公园阴沉寒冷的下午，对简妮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她和武教授离开了站在梧桐树下，带着有些不自在的微笑练习着英文，追逐着机会的人们，在公园里散了步。她告诉了他自己的家史和抱负，与她要到美国学商科之间的必然联系。她一边想，一边说，但是却好象它们已经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带着屡战屡败后的坚忍与哀愁。那一字字，一句句，好象都是简妮从来没对人说过的心愿，甚至是她以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心愿。简妮象踩在一块西瓜皮上面那样，危险又刺激地在她有限的家谱知识里滑来滑去。心里惊叹自己说谎的本事。
“哇，真的想一个历史小说一样，真的动人啊。”武教授说，“这么说，经过一个大圈子，你的家族又将要在你的身上开始回到商界。”然后，武教授告诉她，到美国去读现代商科，一定可以实现她的愿望。
简妮沉着地说：“我知道，我的叔公五十年以前在MIT学的就是MBA。他是我们王家的继承人。”
在没遇见武教授前，简妮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继承王家的祖先，再当一个买办，这个行当真的是他们全家避之不及的，是他们所有灾难的根源，是他们洗刷不去的污痕，简妮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在这上头得益。但她知道，任何东西，要是可用，哪怕吃相再难看，也要紧抓不放拉过来，也要逼尖脑袋钻进去。
在武教授面前，简妮不动声色地隐藏着心里的焦虑，彬彬有礼，又积极上进，充分表现出了自己从来是个聪明勤奋的好学生，也很恰当地告诉武教授，自己正在等待美国亲戚的经济担保寄到，就到美国读书。
当武教授知道简妮也将要去纽约时，就给了她自己的名片，让她到了纽约以后联系他，在专业上，他可以帮助她。简妮这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是美国有名的商学院。“也许我将来会到你的商学院读书的。”简妮说，声音里带着点做梦的不塌实，武教授却肯定地说：“如果你想要，就会做得到。我们那里有中国学生，他们都做得很好。有些人来的时候比你的英文差多了，现在都是系里的好学生。你当然也能行。”然后，他点了点简妮小心握在手心里的自己的名片，“如果你需要，我也会帮助你的。”
武教授细长的，印着深蓝色名字，地址和头衔的名片，是简妮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后来，果然在简妮的要求下，武教授在她申请新泽西州立大学经济系的时候，为她写了推荐信，而且，他特地为简妮拷贝了一份寄给她看，他着重写到，她家族背景的重要意义。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家族历史在她生活中活生生的益处。
在简妮心里，武教授就是她的漫漫寒夜里最后一颗星星。
正等着纽约时间的下午一点，好给武教授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简妮听到范妮的声音。应该说，象范妮讨厌简妮一样，简妮也讨厌范妮；象范妮嫉妒简妮一样，简妮也嫉妒范妮。仇恨的感情也总是彼此的。只是范妮仗着在上海长大，也因为她性格里的自暴自弃，而肆无忌惮些。简妮因为心里另有伟大目标，她更维护在家里已经受到歧视的父母，也在感情上得到父母更多的爱护和安慰，而乖巧些。她知道自己的乖巧能得到更多的同情，所以她就更加隐忍。她们彼此最直接的联系，就是妒忌和妒忌引起的仇恨。听到范妮和爷爷在爷爷屋里说话的声音，简妮的心往下一沉。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美国长途，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一定会说谎的，一定会打肿脸充胖子的，就象范妮一贯做的那样，但她不想让范妮听到。不想让范妮发现自己和她是一样的。
其实，她也不愿意爷爷听到。她将自己的专业从电机改到经济的时候，对爷爷解释说，因为有武教授的推荐信，容易申请到学校的奖学金，申请到学校的奖学金，签证的把握就大一点，对经济担保的要求就可以低一点。简妮强调，此刻做一切决定，一切都以能得到美国签证为主。爷爷没说什么，但简妮能感到他的震惊。他问了一句：“在美国，学经济就是学商的第一步，你一定是知道的吧。”简妮再三强调，一切以能得到美国签证为主。这是个强有力的理由。但简妮心里，还是觉得自己这样做，在某个地方，的确不妥。而且她能模糊感到，这不妥，象一个猎狐狸的陷阱，远远的，在地面上，能看出些异样，但在深处，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远比范妮说的要大，比简妮自己能想象的，也要大得多。
简妮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才是好的。
终于，简妮庆幸地听到了爷爷和范妮相跟着下楼的脚步声，他们把长久没有打蜡的木头楼梯踩得吱吱地响。等听到楼下大门的斯别灵锁“喀哒”一声撞上，简妮立刻就爬起来，走到爷爷房间里，并掩上了门。她也不想让爸爸妈妈听到自己与武教授打电话的声音，她有时觉得自己与这个武教授之间的联系，带着某种灼人而模糊的，令人不安的秘密。真的带着范妮所指责的背叛的意思。
简妮握着那张小心收藏起来的名片，上面有武教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自从范妮去美国以后，家里申请开通了国际长途，不用半夜到南京西路的电话局去打电话了。因为国际长途太贵，范妮在美国时并不常真正打电话，而是在每个星期规定好的时间，拨通家里的电话，等铃响满三下以后，就挂断。这样，表示一切平安。要是电话响了四下，五下，范妮还没有挂断，就表示她要和家里人通话，家里人才拿起话筒来，接通电话。但范妮很少有想与家里人通话的要求，总是响了三声，就将电话挂断了。所以，家里的国际长途几乎没怎么用过。简妮更是第一次用国际长途。
电话的那一头沉默着，只有沙沙的电流声。简妮几乎觉得跳线了，终于响起了遥远的铃声，那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铃声。简妮感到自己的手心突然变得又湿又凉。
“罗伯特.武。”武教授的声音还是那样鼓舞人心。
“我是简妮王。”简妮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上海那个要到美国学商的学生。你那时给了我你的名片。”
“你到纽约了吗？”武教授想起来了，他的声音听上去很高兴，“欢迎你。”
“我还没有。我还缺少一个文件，补齐了才能得到签证。我特地打电话告诉你，等我的文件齐了，到纽约了，我还是要来读你们学校的商科。”简妮说。
武教授那边停了停，问道：“你打长途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吗？”
“是的。”简妮说，“因为请你写推荐信的时候，我告诉过你，我将要在秋季开学以前到纽约，现在我还不行。还需要时间。”
“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武教授问。
“谢谢，现在没有。”简妮说，“要是我到了纽约，我的成绩够格，希望能跟你读书。”
“可以，我会很高兴。真的。”武教授答应说，“需要我在系里游说，我也会尽力。”
“那真的太谢谢了，你真仁慈。”简妮说。她几乎就要忍不住求援了，但终于没有开口，她知道分寸，还有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那么再见，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精致的英文。不要放弃，你会成功的。”武教授鼓励她说。
“我知道会的。”简妮轻轻笑着说了再见。她放下电话，就势坐了下来。她心里有个声音在高呼：“请帮帮我吧，帮帮我，给我新的入学通知，给我新的经济担保，帮我给领事馆打电话，敦促他们给我签证，就说我是美国的急需人才，立刻让我到美国去吧。”也许是刚刚打电话时太紧张了，现在松下来，简妮直觉得自己浑身抖作一团。她努力控制，但心里的颤抖一阵阵地不停地释放出来。她坐在爷爷常坐的旧藤椅上，藤条已经松了，身体在椅子上往下陷，好象被嵌入一个弹丸洞穴之中。简妮紧握双拳，抵抗浑身的颤抖，从那张旧藤椅上一跃而起。
此刻，爷爷和范妮正在经过王家的原来的老宅。从格林教授的书里，范妮了解到，王家的老宅，并不是1949年被共产的，而是1948年，时局吃紧时，被曾爷爷卖掉的。现在，那栋连着一个大花园的洋房，是市政府的高级招待所。所以，它不象马路上别处的洋房那样凋败没落，那些洋房里的新住户并不爱惜房子，也通常不讲究体面，他们在西班牙式带着圆柱子的阳台上堆用不着也舍不得扔掉的杂物。在嵌着彩色玻璃的长窗上架窗式空调。听说有的人刚住进去的时候，不会用浴缸，所以整个人蹲在浴缸里洗衣服。因为原来住一家人的房子，后来都得住至少四家人，甚至每一间屋子都住一家人，住在楼上的人家常常用走廊当厨房，整栋房子长年被油烟熏着，灯泡玻璃上都结了一层黄褐色的油污。这都是上海通常老洋房的命运，而王家的老宅，则被好好地修缮了，只是换了新主人而已。深夜里，门廊上明亮的灯光静静照亮了门上的一块彩色玻璃，半圆的客厅落地窗上，透过窗幔能看到天花板上溜了金的花叶装饰。那是巴洛克风格的。当年的大买办，都喜欢巴洛克风格，大概他们认为那才是真正符合他们风格的。叔公当年赶时髦，曾将自己家餐室里的二十几把皮面椅子全部改成塑料面子的。范妮听说，后来维尼叔叔请熟人带他进去老宅看过，还找到几把蒙着塑料面子的椅子。范妮从来没进去看过房子，那里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不让人随便进去。范妮和爷爷路过王家老宅的门口，他们闻到深夜花园里树的清香，现在，那是市中心少有的没有凋败的大花园。范妮往洞开的大门里望了望，婶婆说的玫瑰园，现在早已看不到踪影。深夜的房子，在灯光和树影里，象一个繁华的梦境。它和范妮有关系，可是，她连它的门把手是什么样子的都不知道。它就是这么似是而非的，让人心里挂牵。范妮看了一眼爷爷，他脸上什么特别的样子也没有。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象我，也不要象维尼。宁可你象你奶奶那样，要是你做不到象婶婆那样的话。”爷爷背着双手，走在前面，他说。
“象奶奶那样的消失吗？”范妮问。
“不是，是象她那样，永远不回上海。”爷爷说。
“她不是抛弃你了吗。”范妮说。
“她做得对。”爷爷说。
“你也不管奶奶在那里过什么日子吗？”范妮问。
“不管。”爷爷摇摇头。“不管。”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你做过手术了？
象一小块秋天从小腿的皮肤上褪下来的皮屑，透明的，干燥的，不可逆转的，它脱离了小腿的皮肤，落到地板上，终于变成了白白的，令人生厌的一小片，范妮带着一脸孕妇贫血的苍白和茫然回到纽约，当然，带着她肚子里的胎儿一起。
她又回到了JFK那亮满了白灼灯的行李大厅，又站在转盘前，等待自己托运的行李。不少美国妇女乘等行李的空，到厕所里去整理自己的头发，刷牙，往耳朵后面擦上香水。范妮也跟了进去。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范妮发现自己的脸不光是苍白，不光有蝴蝶斑，而且还象一只放在冰箱里多日的黄瓜那样干瘪，她的脸上遍布着因为缺少水份而浮起的细小皱纹，让她想起厕所间用的纸。她真被镜子里的那个女人吓了一大跳，比起边上刷牙洗脸，擦口红的女人们，范妮看到自己和白种女人比就象黄脸婆，和棕色女人柔软的皮肤相比又象是宁波老菜干，简直一无是处。范妮狼狈地从在镜子前忙碌的女人们中间抽身出来，眼泪“哗”地落了满脸，止都止不住。她惊慌地四下看看，发现正有一个穿了一身洋红裙子的黑女人从厕所门里出来，于是她一步抢上前，走到厕所间里，关上了门。窄小的空间里，留着那个黑女人强烈的香水气味，是檀香型的味道，黑人们好象都喜欢用这种味道的香水。
她靠在门上，听到自己哭出了声。范妮直觉得自己象一根盐水棒冰在酷热里轰然烊掉一样，心里的什么东西控制不住地倒塌着。她忽然有点害怕，感到有什么比她预想的更可怕的灾难在纽约等着她。
鲁其实并没有去西班牙。他正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里等着范妮回来，他到底吃不准范妮会和那些急于落地生根的穷国女孩子有什么不同。鲁平生第一次担这么大的心，怕这世界上会有一个自己的骨肉，这是鲁的心负担不起的重量。想到会有一个由于自己不小心造出来的人，在这世界上存在，提醒着他人生的责任与麻烦，他就起一身的鸡皮疙瘩。这些天，他恨死了自己当时为了贪那九十九仙的便宜，竟买了处理价的避孕套。
范妮只以为鲁早就去了西班牙，打开门，见到鲁金发下的脸出现在走廊里，把范妮吓了一大跳。
“上海的手术顺利吗？”鲁帮范妮把行李箱拖进屋，忍不住问，“你看上去不怎么好。”
“会好的。”范妮努力镇静住自己。
公寓的走廊里，奥地利咖啡的气味扑面而来。她忍不住打了一个大恶心，她听到自己干呕的声音象摔碎的盘子一样响亮。范妮回到上海以后，就没怎么犯过恶心，即使闻到臭豆腐的味道，和油漆的味道也没问题。她以为自己的妊胗反应已经过去了。但是，走廊里咖啡和忌司以及洋葱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一来，那熟悉的晕旋和无力的感觉迅速回到她的身体里。
在被恶心逼出来的一层薄泪里，范妮看到鲁的脸色刷地变白了。他立刻意识到，孩子还在范妮肚子里，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其实，当范妮提出来要回家去做手术的时候，他就怕会有麻烦。
鲁放下范妮的行李，慢慢站直身体，他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拳，摆出准备开战的架势。他两眼逼视着范妮，因为近视，所以他紧张而愤怒地眯着眼睛，只想让自己看得清楚一点。
“你说谎了？”鲁紧盯着范妮问。
“没有。”范妮说。
“你在上海做了手术了？我的意思不是你拔了牙，或者开了一个脂肪瘤，而是你去做了流产手术，按照我们两个人确认过的，用我提供的手术费用，你到上海去做手术，然后才回纽约来。”鲁缓慢的，咬字清楚地说。他为了要让范妮听明白，将说话的速度放慢，将每个词都分开来，说清楚。他异样的声音象碎玻璃一样冰凉，坚硬和尖利，让范妮的心在那样的声音里打了个哆嗦。他也看出来范妮的恍惚，也许是因为她的英文不好，听不懂，也许是因为她刚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太累了，也许她在想什么诡计，鲁不知道。但鲁心里那被欺骗的愤怒，让他忍不住再次逼问范妮，他要她马上就说清楚：“p>
“我很明确地知道，你出的钱只是为了我堕胎用的，并不用作其他。所以，我拿了你的钱，都等于已经答应你的条件了。”范妮抬起头，也用鲁那种缓慢的，咬字清楚的方式对鲁说。她尽量照顾到每一个复数，每一个词，每一个时态，不让它们出错。这时候，她恨自己沉湎于情欲，没有象倪鹰那样刻苦学习，让自己能说出更准确的，象刀锋一样分毫不差的英文。她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吃的晕动药还没有真正过去，她的脑子还有点漂浮和迟钝，只是觉得自己象是向一个无底深渊不可药救地跌了下去，就象在梦里的情形那样。
“你做过手术了？还是没有？我只想知道这个事实。我想我有权利知道真相。”鲁说。
“事情的真相是，你不会被任何一个姓王的中国人因为孩子的问题勒索，世界上也不会有一个你的欧亚混血儿。我也从来没想到过要跟你结婚，或者要你和我结婚。我没有这个意思。而且老实说，你很自私，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所以你根本不是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也许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适结婚的人。”范妮说，她恨自己不得不用want来代替她心里说的那个“要挟”。她说着，心里充满了刺向自己痛处的快意。她想起一个电影里，疯狂的女人用切冻肉的刀在自己大腿上一刀刀划着，一边咬牙切齿地笑着，一边在鲜血里痛得直哆嗦。她想，这次算是理解那女人的心境了。当时以为她疯了，此刻才知道原来那是种巨大的快乐。范妮发现自己咧着嘴，上嘴唇干在门牙上面。也许，自己也这样咬牙切齿地笑着吧，范妮猜想，她的手指在自己腿上划了划。
“是啊，也许你是对的。”鲁耸耸肩膀，“我们将看得到。”鲁显然被范妮的话触动了，他突然就泻了气，脸上显出苦恼和抱歉的样子。他从来没有想到，范妮其实看出来他内心的彷徨犹疑，并且带着轻视。他一直都以为范妮是象蝴蝶夫人那样哭天抢地的东方娃娃，或者是穷地方来的那种感恩戴德生活的人。而范妮却一举将鲁彷徨中对自己的不信任挑明了，让鲁不能回避自己心里的自卑。鲁常常鼓励自己，是因为自己对生活认真而且挑剔，才这样犹豫，这样容易厌倦。但心里，鲁能体会到那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被抛弃感，他并不想结婚，也不想兴致勃勃地象一个亚洲新移民那样勤勉地生活，他认为那样的人生很穷困，很愚蠢。但被范妮点穿以后，他却不能避免地感到自卑。
范妮索性畅所欲言：“事情的真相还是，我不是日本女孩，我们没有为白种男人当黄色出租车的爱好。我对你付出的是自己的爱情，因为我爱你。我没想到过，你们纽约人懂得用爱情做交换，所以你们也这样猜想别人。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在上海手术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一个女孩未婚先孕是伤风败俗的，在上海做会伤害到我家人的面子。我不想让我家里的人为我受累。”范妮为自己找到了immoral这个词有点豪气起来，“就象我不会让你为我受累一样。我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
“好吧，圣女贞德。”鲁说，“我听说过中国的历史象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愿意相信你。但是，我的问题是，你刚从那里出来半年，你早应该知道回去堕胎要遇到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还坚持要回去呢？我记得我劝说过你在纽约做手术。你并不是耶稣会教徒，不存在堕胎问题上的宗教障碍。”
“我本来希望在上海找到熟悉的医生。我想我的家，在我困难的时候，我想要得到一点真正的鼓励。”范妮说。见鲁只是逼视着她，那蓝色的眼睛象两道探照灯一样找着她的蛛丝马迹，范妮恨不得自己能即刻拿出堕胎证明来，“啪”地摔在厨房桌子上。那桌子上还留着斑斑发白的蜡团，那是他们从前一起在厨房吃晚餐，喝咖啡谈天时，从鲁点燃的蜡烛上留下来的。在烛光里，范妮曾经因为突然哭了，而和鲁开始了某种亲密的关系。范妮的心里，一直认为当时自己是用这种方法勾引了鲁。范妮迎着鲁的目光，说：“我从没说过我要留下这个孩子。”
“那么，你的意思是，你回到纽约来做堕胎手术？”鲁问。
“是的。”范妮回答。
“你肯定吗？”鲁问，“你得自己在医生面前签字。”
“我肯定。”范妮说。
“那么，我可以陪你去医生那里去做堕胎手术。”鲁说。
“不必。”范妮拒绝，“我第一不需要你照顾，第二不需要你监督。”
鲁朝范妮点点头，转身回自己房间去了。
范妮独自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她本想坐下，搞搞清楚到底自己干了什么。但她不愿意让鲁看到自己茫然的样子，所以她假装喝水。她站在水池前，打开水龙头接清水喝。看着清水从玻璃杯里一股股地溢出来，在手背上流淌而下，象温柔的抚摩。范妮觉得自己背脊上的汗毛一根根地竖了起来，她知道这是因为皮肤对抚摩的饥渴。她拉起袖子来，把自己的手臂也放到水下冲着，接着，她感到自己两腮上的汗毛也一一竖了起来。她想象着，鲁会从房间里出来，然后，从她的背后抱住她，他的呼吸吹拂着她脖颈上细细的碎发。这是她在上海家里的小床上，有时幻想的情形。然后，他说：“Sorry。”而她说：“Would not be sorry。”这是《爱情故事》里面的一个情节。然后他们就接吻了。他细而软的金发象羽毛一样地拂到她的脸上。范妮的脸上几乎能够感受到它们的轻柔，还有头发上檀香香型的洗发香波爽朗的气味。
范妮第二天就去医生那里预约堕胎。医生虽然答应做，但护士却是个不喜欢堕胎的天主教徒。她拉长了脸，将范妮当成不敬畏上帝，不尊重上帝给予的礼物，将来一定要下地狱的异教徒看待。
而范妮并不知道美国人中还有这样的想法，她只认为护士如此冷淡她，是欺负她未婚先孕，又没自己的男人陪着来，还是个东方女人，是自己送上门去倒贴的出租车。但范妮不敢得罪护士，怕她给自己吃苦头。她忍着不快，与护士商定好做手术的时间以后，就立刻逃出诊所。
手术其实很利落。范妮没看到多少护士鄙夷的脸，就被麻醉了。当时，她刚仰面躺到妇科手术床上，双腿被大大地分开着，她看到屋顶的白灼灯晃了晃，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被医生叫醒，整个手术已经结束。她从手术床上坐起来的时候，看到磨石地上有点血迹，她相信那是自己的血，或者是她孩子的血。护士帮助她从手术床睡到另一个活动床上去，然后将她推到观察室里。她在观察室里的床上去躺了一小时，喝了一杯冰牛奶。等范妮小了便，证明麻醉以后的功能一切正常，范妮就拿着消炎药回家了。
夏天的格林威治村很热闹，街边的店铺都将阳伞和桌椅摆到路边，总是能看到卖唱的人在那里弹吉他，打非洲鼓。夏天大减价的衣服花花绿绿地在衣架上飘荡，旧书摊上的书也在微风里掀动着书页。年轻的学生们在街上闲逛着，女孩子露着她们的肩膀，男孩子露着他们的脚指头。格林威治村总是有一种让范妮心动的气氛，让她感到自己属于这个地方。画廊里的女孩靠在墙边上抽烟，到处都能看到有点自命不凡的人，好象是还没成功的艺术家，而没有第五大道上的富贵气。
范妮又经过早先去坐过的那家咖啡馆。夏天的时候，店堂里门窗洞开，飘散着咖啡的香气，和咖啡馆的音乐。一路上，范妮感到自己象是被透明的气球裹着，不能很清晰地看和听，也不能很清晰地想。甚至，她觉得自己都不能很准确地行动，她的手脚好象也被裹起来了，举手投足，都软绵绵的。她不知道这是不是麻药还在静脉里的关系。虽然范妮这样，可她还是听出来咖啡馆里放的是方佗，是鲁喜欢的那种。
范妮走过街口，去咖啡馆找了个座位坐下。她感到有股热热的东西从体内冲了下来，她想，那是护士告诉过她的，流产以后的血下来了。它来得很猛，范妮用手去摸了摸，自己的裙子上沾了血，她想把弄脏的裙子移到前面来，用自己的书包挡着，象从前来了月经，不小心在外面弄脏了裙子时做的那样，但是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是那么软，那么飘，好象一块包在太妃糖外面的糯米纸那样，就要融化了。所以，范妮没动，只是用自己的手掌在身体下面垫着。她将头靠在后面的墙上。
方佗听上去是那么悲伤婉转，那么如泣如诉，范妮将头静静靠在墙上，望着灿烂的夏日阳光下三三两两在街上闲逛的人，美国人喜欢戴墨镜，墨镜能给即使是平庸的脸也增添风流气，范妮想，这才是美国人喜欢墨镜的真正原因。大多数客人都喜欢坐在露天，店堂里的桌子和吧台上基本是空的。范妮遥遥望着窗外的人们，有人在接吻，那么响亮，有人在看书，用白色的食指绕着前额的金发，范妮看着那些人，象看电影，和着方佗的吉他声。突然，她心里有种想要大声叫喊的冲动，大家都将吃惊地回过头来看她，不晓得她为什么这么激动。这就是失态，范妮想，可是，失态又会导致什么呢，大不了下次不来这家咖啡馆。范妮为自己想好了后路。可是，窗外的客人什么动静也没有，也没人回过头来看她，那个在角落上的长桌上准备功课的学生将一条腿曲着，抱在胸前，跟着方佗的旋律摇晃，他那逍遥的样子，也没有被什么声音打搅。所以，范妮认定，大喊大叫只是她的幻想，事实上，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用一种不舒服的样子坐在手上，默默守着杯咖啡坐着而已。
这一次，她没有要求酒保给她少咖啡，多牛奶，没有跟酒保搭话。她想起了妇科诊所地上的血。她从来没看到过这么鲜红的和浓稠的血，她想不通这样浓的血怎么能在细细的血管里流动，看上去简直就象芝麻糊一样。她想到的是，好在鲁当时不在场，他没看到那么可怕的东西，要不，他一定会嫌弃她的。范妮想，要是以后自己再生孩子，也不会让自己的丈夫在边上陪着的，那个样子，象头母猪多过象人。
等范妮回到家，如愿地将自己的手术单放到厨房的桌子上，用一只马克杯子压着，然后将自己安顿到床上，伸直两条腿，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从下飞机到现在，一个多星期了，竟然没有真正睡着过。纽约的黄昏是凉爽的，风里加着一阵阵凉气，但范妮还是象在上海一样开着自己房间的窗。只要她躺在床上，就能听到街角那喷泉的水声，黄昏的维尔芬街上响彻着悉嗦的水声，范妮躺着，听着，发现自己竟并没有多少睡意，只是耳朵以上的头部象被东西紧紧箍住了一样，有点发蒙。她以为又是那该死的时差来了。她想，现在木已成舟，总可以好好睡上一觉。然而没有。她恍惚间听到鲁回家来了，厨房里的咖啡机噗噜噗噜地响，然后，公寓里静下来，她猜想，这时鲁会在看她放在桌子上的手术单，他该不会认为那单子是伪造出来的吧。范妮突然怀疑，那张纸上只有手术的项目，并没有证明已经做完了手术。这一惊，范妮完全醒了过来。她在枕上一动不动地躺着，悲从中来，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才能让鲁相信，自己已经去打了胎，他不用再担心什么了，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麻烦到他的了。范妮悲伤的心里，还有点解脱的意思，从此再也不用做选择了。至于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范妮小心地饶过了这个难题。
接着，她听到鲁从厨房里走到她的门边，她的门是虚掩着的，鲁走到门边，停下，然后轻轻扣门，他想和她说什么？再盘问自己吗？范妮惊慌地猜想，自己又有什么可以证明的吗？消炎药，要不就是卫生棉垫，那上面有血，是流产以后子宫的出血。范妮想，但这样的东西又怎么能拿给鲁去看！
鲁用指甲轻轻在门上弹，他们相好的时候，总是在厨房里谈天，到鲁的房间里做爱，范妮的房间象是真正的闺房一样，鲁不进来，范妮也不邀请他进来。所以，鲁没有进范妮房间的习惯，要是要说什么事，总是靠在门框上，用指甲在门板上弹。范妮紧紧将自己的脸贴着枕头，闭上眼睛，她心里显现出鲁将自己的身体倚在白色的门框上的样子，他穿翠绿色的汗衫和蓝色的裤子，满头都是曲卷的金发。范妮想着鲁的样子，一阵阵的眼泪从紧闭着的眼睛里渗出来，她悄悄张开嘴，怕自己会发出粗重的呼吸，被鲁发现。
鲁吱吱有声地踩着地板，走开了。
鲁其实想问问范妮感觉好不好，要不要喝点热的巧克力，他想起来，当年自己的妈妈流产以后，爹地给她冲过一大杯热巧克力，他们说女人在这时候总是情绪低落的，热的巧克力可以补充她的能量，让她觉得心理上变得舒服。但他看到范妮静静睡着，从她的背影上看，鲁猜她并没有睡着，但她不理他，说明她不想和自己说话。鲁就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在他的房间里，也能听到街口石头喷泉的水声，鲁的房间里满是夕阳金红色的光线，他默默望着夕阳里寂静的街角，从喷泉上流下来的水，象缎子一样闪闪发光。他觉得自己心里静极了，在那一派宁静里，还有点惆怅，这是因为，他终于确定自己不会做父亲了。还有，在他心里闪过了范妮紧贴在枕头上的身影。
范妮没有把她的情况告诉家里。在鲁出去以后，范妮也起来喝点水，上厕所，只是她不想吃东西，也打不起精神来洗澡换衣服，因为一直用的卫生棉条，所以她连内裤都不愿意换，脏了的内裤，就和用脏的棉条一起扔掉了事。在寂静的公寓里，闻着鲁的咖啡味道，范妮恍然想起自己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热的东西了，放在厨房的面包已经开始发硬。她并不觉得饿，也打不起精神来烧方便面吃。她在浴室里刷牙的时候，把手臂放到清水下冲了冲，她能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异味，皮肤上渗出的油腻，血腥的臭气，头发里的陈宿气，她能闻到，但是她就是不愿意抬起腿，跨进澡缸里去，洗一个澡。大多数时候，她就在自己床上躺着，闭着眼睛，但并不能睡着。
有时候，她也不得不和鲁见面，她总是远远地站着，一有机会就赶快躲到自己房间里去，因为她怕鲁闻到自己身上的味道，怕鲁讨厌她的脏，怕鲁看到她脸上黄渣渣的皮肤和蝴蝶斑。她总是低垂着眼睛，不肯多看鲁，怕自己看出来鲁厌烦的眼色。
鲁只以为范妮心里还是在赌气，他怕尴尬，所以他也不和范妮说什么。鲁并不太明白范妮为什么要睡这么长时间，好象她连路都不会走了，偶尔起床来上厕所，或者喝水，摇摇晃晃的，象个纸人在地板上飘。她也不怎么理会鲁，心不在焉的看着他，或者不看他，她好象不是赌气，而是放弃了。鲁记得小时候自己的妈妈也堕过胎，她从医院回来的当天晚上就照顾全家吃饭，第二天就去花园里工作了，什么毛病也没有。他不明白为什么轮到范妮，她就能变成了一只抱窝的老母鸡。一切活动都在床上，甚至不洗澡，也不刷牙。范妮的行为让鲁想起太平洋群岛上各民族的习俗，类似在吃饭以前，要往前面弹三滴酒，再往后面弹三滴酒，以祭鬼神祖宗。鲁看不起范妮的不开化，他在心里肯定，自己这辈子永远不会娶一个东方人为妻。她们太难让人理解了。
发现范妮表现异常，是手术以后的一个星期以后。开始，范妮一直躺在床上，不停地睡。后来，她起床时，不管见到什么东西，哪怕是鲁的拖鞋，都远远地绕着走，好象生怕会撞上，让自己受伤。走到跟前，她就停下来，看半天，然后自己告诉自己，那是只拖鞋，有红色和蓝色的条子，而且是made in China。鲁一点也见不得范妮那灵魂出窍的样子，觉得她真小题大做。他以为范妮到底对自己的堕胎不能释怀，所以用东方人曲里拐弯的方式滋事。他有时看着她，又好笑，又心烦，范妮这种样子太象是从老式电影里学来的，象《茶花女》。他一向感受到范妮有许多心里的事情瞒了他，她并不诚实。他听说过东方人最会骗人，他在范妮身上隐约感受到了那种类似谎言的气味。其实，这也是鲁无法实实在在地爱上范妮的原因之一。如今，鲁认为范妮这样子是做给他看的，想要从他这里得到更多感情。所以他故意不去理会她，让她自己明白，这一切并不奏效，他不会买她的帐。但是，到底，鲁的心里并不好过。范妮看上去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心不在焉的，但她拒绝他一切帮助，连他煮的咖啡都不喝一口。她象清教徒一样，只喝清水，吃冷面包。她总是让他感到一种被强迫的内疚感，也同时感到恼怒。在道理上，鲁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鲁感到自己被迫不能理直气壮地生活，自己的心上被别人放上阴影，他恨这种处境，他认为这样对他不公平。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他决定要动手扭转局面
于是，他决定要动手扭转这局面。他出门的时候让范妮知道，而回家的时候轻手轻脚进门，他希望看到，范妮独自在家的时候，根本就是个正常人。那时候，他就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戳穿她的花样。他就说：“游戏结束了。”但是，他蹑手蹑脚发现的情形，却是范妮的眼神都散了，你看着她，可是吃不准她到底在看什么地方。鲁吓得伸手去范妮的眼前晃，想抓住她的注意力。果然，鲁看到范妮的眼神又渐渐聚了起来。她将脸向鲁凑过来，细细地看着他的脸，象看蚂蚁那么仔细。然后，她象耳语似地说：“你是鲁.卡撒特啊，你的眼睛真的太蓝了，真的太蓝了。”
“是啊，我知道，你喜欢我眼睛的颜色。”鲁说。他回想起范妮说过的话。她是他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爱他外表的女人，这种他从来没有期望过的带着崇拜的爱，曾经让他心里得到过极大的满足。鲁心里的怨气悄悄被那种满足带来的幸福感所覆盖，在范妮身边，如果没有猜疑的话，鲁总是被范妮的崇拜所吸引，虽然有时也会觉得乏味。他轻轻捏了捏范妮的肩膀，问，“你今天感觉好吗？”
范妮过了好一会，才说：“算是好吧。”接着，她脸上闪过鲁熟悉的倔强，“我还不错。”她强调说。
这时，鲁发现范妮在屋角放了一个黑色的垃圾袋，里面堆了不少东西。他定睛一看，发现那里面都是用过的卫生巾，还有穿脏的内裤。内裤上的血已经干了，微微发着乌。他装做没有看到，但心里震了一下。要是范妮把它们丢到他们合用的垃圾箱里，鲁就会去倒干净，也会发现这些妇女用品。但是范妮将它们藏在自己房间里。鲁在那些已经干了的血迹上，突然感受到范妮的痛楚和自尊，以及捉襟见肘的处境。
借着心里的怜悯，鲁张开胳膊，想要拥抱范妮，但范妮闪开了。
范妮还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喷泉的水声象雷声一样在她的枕上轰鸣。开始她以为还是时差的问题，后来，范妮在一个夜里突然意识到，可能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她想起来贝贝当年在发病前，也对维尼叔叔抱怨过，自己整夜整夜不能睡，吃不下东西。那时，维尼叔叔还说，要到红房子西餐馆去弄一客红汤来，为贝贝开胃口。范妮突然就意识到，自己的样子跟贝贝当年的情况一样。一想到贝贝，范妮几乎立刻就肯定，自己也出问题了。
恐惧象一阵风一样掠过范妮的心，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可是，她马上就感到紧绷的全身“呼”地一轻，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逃路。要是自己连神智都不清楚了，谁还能来要求自己怎样怎样，谁还能来追究自己怎样怎样。一切就都交给别人处理了。范妮想起了英国电影里的奥菲丽欧，王子的情人，她疯了以后，每天只要拿着个花环走来走去，然后躺在飘满了花瓣的溪流里，顺流而下。这是一个容易对付的结局。老实说，范妮没觉得现在有什么不好的，她不吃东西，可是也不饿，她睡不着，可是也不困。头是很痛，好象什么东西要从里面破墙而出，这让她有点害怕，但是却不惊慌。反而，在注意力完全不能集中的时候，人象云一样漂浮着，范妮终于体会到了放任自流的轻松。
鲁本来认为范妮会渐渐恢复原状，在她被明确告知他不会买她的帐以后。鲁有好几次明确地表达过，在心里，他都觉得自己太粗鲁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发出明白无误的信号，所以还是这样做了。但是效果几乎没有。范妮的动作却越来越慢，好象梦游一样。她仍旧散着眼神，不停地自言自语，描述自己见到的每一件东西。直到有一天，范妮不停地说了几个小时，说得嘴唇上干起了一层皮，皱了起来，然后又裂开，出了血，可还不停嘴。鲁耐着性子去听范妮的悄悄话，这时他发现，她说的都是幻觉。她说喷泉上起火了，消防车来救火，但是没有用，火越来越大。又说简妮到飞机场几个小时了，怎么不到家，好象是迷路了，该去警察局报失。好象范妮讨厌简妮这个人，她也学着鲁的口气，再三抱怨说Always problems，就象鲁有时抱怨范妮那样。鲁害怕地望着范妮流血的嘴唇，干裂的伤口刚刚结上，又被拉裂开来，鲁看着，都觉得痛，但范妮就是停不下嘴来。这时，鲁终于想到电影里见到过的那些女精神病患者，范妮的行为和她们简直太象了。鲁这时才意识到，也许范妮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鲁陪范妮去看精神科医生。对范妮的诊断花了很多时间，因为精神科医生让范妮做一些判断忧郁症的测试表，但是范妮有不少英文词都看不懂，得靠鲁给她解释。鲁借着这个特殊的时刻，真正走进了范妮的心里。他才知道，范妮认为自己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她原来是个自卑的人，所以做出自尊的样子。而且，她是一个没有归宿感的人。鲁的心痛了一下，那时，他体会到自己和范妮在精神上秘密的连接，这种精神上的连接在他们那种被身体欲望和猜忌的干扰的关系中若隐若现，但终于不曾消失过。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没有归宿感的人。他怜惜地看着范妮的脸，她的嘴肿了，嘴唇裂得不成样子，脸也因为失去了神智而变得特别无辜和无耻。
但是医生说，这些想法都是由于忧郁症的病态心理造成的，与这个人的世界观无关。依据范妮的测试表，和心理医生的谈话，医生判断范妮得了重度忧郁症。
从诊所出来，范妮被一辆黑人开的拆除了消音器的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吓得一抖，就往后面退。鲁不得不用自己的胳膊环住范妮的身体，半推半抱地鼓励她往前走。从知道范妮怀孕到现在，范妮的身体是第一次这样正式落进鲁的怀抱里。鲁这时才发现，范妮的身体变得象吸尘器的管子那样细，空和僵硬。他抱着范妮，好象抱着一件空衣服。鲁闻到她头发里散发出来的油腻气味，那是只有在无家可归者身上才会有的气味，照医生的话说，那是典型的忧郁症病人的气味，他们对生活一点兴趣也没有的表现。鲁忍不住将自己的脸侧过去，让开范妮身上的气味。
鲁真不知道此刻他心里的感受，是恼怒，还是同情，是怜悯和懊丧，还是恐惧和厌烦。第一，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负什么责任，第二，他不知道范妮的将来会怎样，她该怎么办。医生叮嘱过他，要赶快通知她的家人，范妮已经有很明显的自杀倾向了，应该要送她去疯人院，这样可以保护她的安全。医生的话显然吓坏了鲁，他可不想范妮死在他的周围，他受不了这样的事，也处理不了这样的事。
在鲁成长的过程中，女孩怀孕不是新鲜事，但他没见到有谁象范妮这样，竟然真的为这么个不快的插曲而疯了的。他抱着范妮象纸板一样薄的肩膀，感受着范妮对世界的惊恐。汽车喇叭，突然迎面而过的行人，都将她吓得打哆嗦。鲁不得不紧紧抱着她，使她不至于落荒而逃。鲁这时突然想到，会不会是自己使范妮恐惧呢？自己是不是也对范妮做错过什么呢？尽管他想不出来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总觉得是不干不净的。
路过他们的行人，大都看出了范妮的异常。敏感的人都远远给他们让出路来。鲁不得不在路过那些人的时候低声道谢。他听到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讨厌地说了句“臭味”。他们脸上的表情是鲁所熟悉的，十几岁的人都讨厌自己看到不幸的人和事，其实鲁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脸“呼呼”地烫了起来。
鲁看到自己莫名其妙被迫陷入这样被人绕着经过的境地，不得不负起照顾范妮的责任，良心还在自己心里不安而不解地嘀嘀咕咕，审判着自己的行为。他讨厌自己这个处境。Always problems，他愤怒地抱怨着，狠狠捏住范妮的细胳膊。Always problems。
鲁不得不帮范妮打电话通知她上海的家里。一个带着老派纽约腔的男人向他仔细询问了范妮的情况，非常冷静。然后，他拒绝了将范妮送回上海的建议，也拒绝了鲁通知在纽约的亲属的建议。他要鲁用最快的速度将范妮的病历和证明材料寄到上海，由他们家里的人来纽约处理范妮的事。那个好象是从马龙.白兰度的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文质彬彬，字正腔圆，但强硬坚决，不容分辩。鲁猜想，那个人就是范妮说的曾在纽约大学读电机的祖父。但是，他听上去更象一个黑社会的老大，象马龙.白兰度演的人。他想起好莱坞电影里面对华人富豪和大班的描写，他们与意大利黑手党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又想起来白兰度抱着一只猫，扁着上嘴唇的样子，他怕自己真的惹出什么杀身之祸来。鲁这才认真想起当时范妮对他说过的家史，那曾经和美国人一起贩卖鸦片劳工到美国，唐人街都和她家有关系，后来又帮杜邦公司把化学制品卖到中国的家族，那个世代comprador出身的家族，在鲁的印象里，有点象贩运从非洲贩运奴隶到美国的英国人，他们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吧。鲁胡乱地担着心。鲁知道，自己得努力按照他说的去做，只有范妮家有人到纽约了，自己才能算得到解脱。
于是，鲁放下自己手里所有的事，为上海能来人照顾范妮而奔波，甚至他以室友的名义写了证明范妮因病无法自理的证明，而且还去敦请精神科的医生为范妮开了一张无法独自旅行的证明，方便范妮家人的签证。当然，鲁也同时把范妮在纽约做堕胎手术的资料一起寄到了上海，那上面有范妮的亲笔签字，证明了她是自愿去堕胎的。鲁觉得自己这样做很聪明，他在邮局的桌子上，将所有的资料都装进防水的大信封里，用手拍了拍它，说：“I did not make anything wrong。”
鲁从纽约打来的电话的时候，正是上海的深夜。上海正在秋老虎，热得整夜都必须开着电风扇睡觉。所以，全家人的房间门都开着，于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吵醒了全家人。然后，全家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听到了爷爷说的话，这是第一次，大家听到爷爷说的英文。在其他人心情复杂地赞叹爷爷英文的地道时，简妮第一个意识到，范妮出事了。她在GRE书里见到过“产后抑郁症”这个词。
简妮的心激荡了一下，她马上轻声告诉在大床上的父母：“范妮发神经病了。”
“什么？”妈妈从枕头上抬起头来，诧异地问，“什么神经病？”
“她的孩子没有了。”简妮说，“她发产后抑郁症。”
这时，她看到爸爸“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简妮听到爷爷对鲁的吩咐，她的心突然剧烈地跳了起来，她马上猜到爷爷的用意，美国是讲究人道主义的国家，他们生癌的小孩，总统都会亲自邀请他到白宫作客，实现他的最后愿望。简妮认定，他们一定会给这样一种紧急情况的家庭马上颁发签证。这次，以范妮的名义，她是一定能够得到签证了！简妮的心跳得是那样急，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在拿到交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时候，简妮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心跳。
爸爸妈妈已经起了床，他们问简妮到底怎么回事，简妮神情恍惚地敷衍说：“后面的没听清楚。”
范妮在美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生这种病，爷爷没有几乎就没有问。
简妮和爸爸妈妈等到爷爷挂断电话，来到爷爷房间门口时，看到爷爷还站在放电话机的柚木花架前，一手扶着藤椅的靠背，将身体绷得象一张弓。
“范妮哪能？”爸爸一开口，声音就是抖的，然后，就带出了哭腔，“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什么事倒霉，什么事就肯定要轮到我们家的人，逃也逃不掉的。我们倒霉够了，范妮和简妮还要接着倒霉下去。就是逃出去的人，也逃不掉倒霉呀。真正叫一失足，成千古恨。”
爷爷看着爸爸妈妈不说话。
简妮知道爷爷还有更重要的话说，但爸爸妈妈已经被范妮的事击垮了，他们将范妮勉强送走以后，心里不祥的预感，还有范妮一旦被送回中国，简妮前途的黑暗，这家人已显曙光的美国之路即将重新遁入无边黑暗的事实，让他们万念俱灰，哈尼的眼泪象打破的水缸一样喷射出来，他完全失去的了平时的和气和谦恭，以及走南闯北锻炼出来的硬朗和利索，抽泣得几乎被呛住了。简妮不得不拉了拉突然崩溃了的爸爸，劝道：“你先听爷爷把话说完呀。”
她心里想：“事情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坏呀。”
简妮知道，自己这么想，未免太残酷了些。“但是，范妮的确不是更合适到美国去奋斗的人，这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她心里忍不住尽量公平地想，“公平地说，就是这样。”跃跃欲试的感觉又回到她的心里，“既然能从阿克苏那样的地方回到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到美国，才是真正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但爸爸还是象个孩子似地哭闹。他的呜咽在夜里显得那么剧烈和响亮，毫无廉耻。
爷爷的脸渐渐冷成了一块锈铁。简妮感到他象被触动的乌龟那样，正缓慢而坚决地向自己的壳里缩进去。她认为他就要象他们挥挥手，请他们回到自己房间去悲伤了。
“爸爸！”简妮坚决地打断了父亲。
“爷爷，你接着说完。”简妮对爷爷说。
“我要鲁将范妮的病情材料弄好，寄过来，简妮可以用接病人回家的理由再申请签证。”爷爷说，“鲁也怕他粘在这事情里面，所以他答应全力帮忙，甚至自己提出可以当简妮的邀请人。”
哈尼终于安静下来。虽然不那么戏剧化，但是简妮是明显地感到爸爸突然轻松了一下，就象哭闹的孩子终于得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东西。他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人，即使是新疆，也没有将他百炼成钢。然后，他们一家三口退出爷爷的房间，在走廊里，他们看到了从朗尼和维尼黑暗的房间里缓缓沉浮着的灰白色的蚊香烟，他们都躺在自己的床上，无声无息，就象在梦中一样。但朗尼没有打呼，维尼没有磨牙。
简妮躺回到自己靠窗的小床上，那是个折叠钢丝床，已经旧了，人一睡上去，就软软地向下陷去。简妮拂平草席，压好枕头，将自己的肩胛骨凑到枕头下方最合适的位置，悄悄把睡裙撩到后背上，让电风扇的风可以直接吹到皮肤。刚才又是一身大汗，因为心里紧张，居然自己都不知道。简妮努力把自己在床上放舒服了，但是，她还是没有睡着。她听到楼下的人家的三五牌座钟敲了两点，两点半，三点。听到弄堂里有野猫在翻动垃圾箱，哗啦哗啦地响。听到玉兰树上有只睡着的麻雀从枝上掉了下来，又慌忙扑打翅膀飞起来。听到弄堂里谁家的窗式空调机在启动时发出的嗡嗡声。但她没有听到家里每天夜里都会听到的象被窒息了一般挣扎着的呼噜声，高亢而艰难，仿佛敲骨吸髓般的磨牙声，爷爷在夏天的深夜里常常会在梦中发出羊一般细长的哭叫声，这都是除了夏天之外，被关在房门后面的秘密的声音。但是，简妮在这个夜里什么也没有听到。她知道，全家都象自己一样，安静地躺在床上，但没有睡着。黑夜是他们大家的保护者，使得他们可以不必直面许多事情。
很明确地对鲁说明了家里对处理范妮事情的态度以后，爷爷就开始每天一早，到淮海中路口上的美国领事馆门前去听签证的情况。那时，在淮海中路和乌鲁木齐路交界的路口，总是挤满了三五成堆的人，那里面，有申请签证的人，还有将要申请签证的人，有为申请者通宵排队，并陪伴申请者一起来的亲属或者朋友，还有黄牛。在美国领事馆前的黄牛，其实可以说是些收费的服务者。他们为人填写申请表格，或者帮人排队申请签证。但他们最重要的作用，是发布与美国签证有关的小道消息，他们大多是些中年男子，穿着平常，满面烟色，态度有些狡猾和委琐，但消息却绝对灵通。在门口一堆堆的人在交头接耳中，流传着美国领事馆签证处里的最新动态，美国移民政策的最新倾向，发放签证的比例，在美国如何黑下去，等待大赦的方式，与签证官说话，用美式英语，还是用英国式英语，对签证官的态度，应该是居理力争，积极进取，还是委曲求全，哀兵必胜，对签证官最喜欢问的问题，“你怎么证明你还会回中国？”怎样的回答是最出色的，甚至当时上海人痛恨的台湾签证官上班的时间表，都能在那里了解到。所以，绝大多数准备去申请签证的人，都先到美国领事馆门口去领领世面。而这些消息最权威的发布者，就是长年累月在黑铁门外工作的黄牛，他们的权威性是不容质疑的，因为他们的面前经过成千上万的美国签证申请者，比任何一个在签证处工作的美国签证官都要资深得多。他们经过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总结归纳，举一反三，煽风点火，去伪存真，再传播出去的消息，就直接走进了上海诸多英文夜校的教室，特别是托福强化班的教室。在每年美国大学将要入学的时候，那个路口总是挤满了人，连经过的公共汽车都常常要慢下来。路口对面的小街心花园的石凳上，更是坐满了填表的人们。
爷爷在那里走来走去，默默听别人说话，他并不插话，要是有人问到他的情况，他只是说：“我随便听听。”美国领事馆门口的人，倒也不见怪，也不避开他，大家就让他在旁边听。渐渐，爷爷发现，有好几个象他一样的老人，也象他一样只听不说，更不谈自己的情况。他们彼此也不交谈，象影子一样。后来，天天碰见，见面也是点点头而已。在美国领事馆外面，自带一个小板凳，一本中英对照词典，为人填表的黄牛，是那时懂得些英文的人，那些人要是遇到自己吃不准的英文词，就悄悄走上去，触触那几个沉默的老人，轻声请教他们。爷爷看到过，那几个老人，也都轻轻地告诉黄牛，或者在黄牛摊开的手掌心里，写下那个他推荐的词。但要是有人直接找到他们，央他们帮自己填表，他们总是马上就摇头，并飞快地避开去。
从美国领事馆的黑铁门里出来的人，总是被人群马上围住，同时有好几个人问：“哪能？”“撞到谁的手里？”不管是得到签证的人，还是没有得到签证的人，他们在签证处的经历，总是被不厌其烦地再三询问，他们在匆匆离开之前吐出的任何只言片语，也都在人群中引起阵阵涟漪。但是从黑铁门里出来的人，却大多仍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脸上多少都带着不能置信的惊奇，没有得到签证的，不能相信自己居然在几分钟时间里就被拒绝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居然被美国拒绝了，走进黑色铁门之前所有的努力与梦想，在这时已经化为灰烬。得到签证的，不能相信自己的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居然真的在这几分钟里面发生了，美国人接受了自己的护照，接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新生活接受了自己。“你是什么专业？”“你是谁做的担保？”“你是到哪里？”“你是第几次拒签？”外面的人的问题渐渐将他们拉回来，“神学院。”“我表哥。”“到中西部。”“已经第四次了。”他们回答着门口陌生人们的问题。渐渐的，不同境遇的人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表情，往往那些被拒签的人还比较镇定，因为他们早已在领事馆门口接受了签证困难的教育，有心理准备。而那些终于得到签证许可，被留下了护照，并交纳了签证费，得到了领取签证的预约单的人，常常会在外面突然哭起来。偶尔路过的人，以为那是为了没有得到签证而哭，而在门前聚集过几天的人，都知道签证成功的人才哭。
爷爷收到鲁寄来的所有材料，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画着一只大鹰头。全家人都知道，这里面装着的，是王家最后一次机会。爷爷将里面的材料一一仔细看完以后，突然叫哈尼也去申请护照。“和简妮比起来，也许你更合适。”爷爷说，“你是范妮的父亲，去接生病女儿回家是情理之中的事。你年龄又大了，既没什么技术，也没有学历，不可能在美国留下去，他们会觉得你更没有移民倾向。”
那正是全家人都在饭桌上坐定，准备开晚饭的时候。大家都吃惊地看着爷爷，因为这些天来在街上风吹日晒，他的脸色有点黑，有种果断的样子。
哈尼好象不明白似地盯着爷爷，但是，他的脸渐渐红了。在哈尼的记忆里，这是从1963年自己被迫到新疆农场去以来，爷爷第一次这样直接的表示出对他的轻蔑。虽然他早就体会到了爷爷对自己的失望和放弃，但这样直接表露出的轻蔑，真的还是第一次。哈尼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高中毕业时，和朗尼一样，都是家庭出身的关系，考不上大学。到了维尼，连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也不可能考进重点高中读书了。但只有一年是例外，那是1964年。那一年高考时，将家庭出身的界限放宽，一大批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1962，1963年没能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终于在1964年再参加高考时，得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哈尼那时已经因为黑灯舞会的事件，被送到新疆去了。他是王家唯一的一个可能在1964年挤进大学的人，但却失之交臂。哈尼能感受到，爷爷对这件事，一直不能原谅，好象他要为王家没有一个大学生负责，这也是哈尼一直的心病。他做不到象朗尼和维尼一样的理直气壮，因为是别人剥夺了他们的机会，而他，却是不肖。他真的也想把自己从1949年以后一直放在心里，而且也象爷爷的抱怨一样的抱怨，象爷爷一样说出来。他要说：“要是你不是一定要留在上海，不是思想那么进步，我们也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我们的苦也就都不用吃了。”在哈尼看来，这才是最基本的事实，是爷爷对两代人的重大失误。要是当时就留在美国不回来，他哈尼去朋友家跳舞，又算什么呢？也许他们大家拿的，都是美国护照，根本没有签证问题。每当被爷爷的失望挫伤的时候，哈尼心里都这么想。但他从来不忍心说出来，他也从来没想到，自己的父亲会在这时，说这么残酷的话出来，而且是在范妮疯在美国的时刻。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体会到了一种极卑微的惊喜
他心里熊熊燃烧的，乍一看全都是屈辱和羞耻。但是，在某一个小小的，隐蔽的角落里，他也体会到了一种极卑微的惊喜，那么说，他也有机会逃到美国去了，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但是其实，在父母当年准备送朗尼去香港的时候，他也暗暗盼望过妈妈有一天也将自己接到自由世界去。离开中国，也是他毕生深埋于心底的梦。在阿克苏有时从短波里听到苏联台的广播，他都会流下眼泪来的。哈尼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一天，是这样到来，用这样的面目到来的。
“如果遇到真的想要网罗中国人才的签证官，你和简妮一起去，他们拒绝你，也会间接地给简妮一个机会。要是遇到真的想卡有移民倾向的签证官，他卡住简妮，就会放你去。那么，我们家，总算也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将范妮带回来，还是在那里给她治病，就看你的本事了。”爷爷继续说。
简妮也瞪着爷爷，说不出话来。她已经听明白爷爷对自己是否能得到签证，没有信心。但要是爸爸更合适的话，他与自己一起去签证，就不是当自己的陪衬，而是自己要当爸爸的陪衬了！这是简妮万万想不到的，她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爸爸到美国能干什么，范妮再没用，还可以嫁人，爸爸连嫁人做跳板的可能也没有的。要是做牛郎，只怕中国男人还不如黑人性感。爸爸不是活活将范妮用命换来的大好机会浪费了吗？简妮心里翻江倒海的，她看看爸爸，忍不住带着点敌意，还有轻蔑，他怎么能和自己争这个机会！最应该去美国的，最可能在美国站住脚，得到发展的，是她！肯定不是他。简妮仅仅一眼，就抓住了爸爸身体里象火苗一样明灭着的那一点复杂的惊喜，这一点惊喜，象火苗落在干柴上，她心里的愤怒“蓬”地一声就烧了起来。简妮简直吓了一跳，自己不是一直体贴父母的吗？不是立志要让父母在家里人面前扬眉吐气的吗？
哈尼紫涨着脸，看着桌子中央的一碗葱烤河鲫鱼，什么也说不出来。
简妮也紫涨着脸，什么也不说。她的眼睛里渐渐被泪水挤满了，她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看着那层泪水。所以，她就瞪着那些泪水。
哈尼推开碗，站起来，对简妮说：“简妮，你放心，我为了自己的孩子，叫我吃屎都行。”
全家人在沉默中吃完了饭，他们大家心里都知道，爷爷的决定是最保险的，是对的。
果然，哈尼得到了到美国的旅行签证，那签证官连一句话都没问，在哈尼的印象里，他都没有好好看自己一眼，整个过程，不过五分钟。他心里刚刚在盘算，这个人的头发是黄的，也许就是被上海人称为“黄毛”的签证领事，他已经将填写好日期的领取签证预约单推到他的面前。但一起去签证的简妮，则再次被拒签。
“你太年轻了。”他对简妮说。然后在她的护照的签证页上敲了一个“签证申请已收到”的图章，那便是再一次被拒签的证明。
哈尼和简妮，一时都楞在那个签证的小窗口前。里面的黄毛拿着一叠表格，站起来要走。这时，简妮伸手抓住窗子，象要阻止黄毛的离开，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将脸涨得通红，死死地看着里面的人。
哈尼连忙扶着简妮的肩膀，将她从窗前拉开。她的肩膀哆嗦着，象一只发抖的小母鸡。简妮马上摇摇肩膀，想摆脱他的手，但他仍旧死死抓住简妮，一起离开那个窗口。一屋子等待签证的人，都怜悯而厌恶地注释着他们，象注释医院里的晚期癌症病人那样。他们都以为他们被拒签了。但等哈尼在一张椅子上安顿好简妮，自己去交签证费的小窗口交钱和护照，注视他的目光立刻变得灼人起来。简妮瞪大眼睛，狠狠地盯着爸爸。看着爸爸将他的护照送到另一个窗口去，并交了签证的钱，并领到一张小纸片，那上面写着一个日期，到时候，凭这张小纸片，就可以来取签证。那时，只要有了飞机票，一出领事馆的大黑门，就可以直接去飞机场，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离开中国。简妮紧紧握着自己咖啡色的护照本，怕自己忍不住会将自己的护照也硬塞进去。
离开签证处的房间，他们走到领事馆的花园里，夏天的樟树长着明媚的绿叶，散发出植物的芳香，简妮一时觉得奇怪，她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漂亮的夏天的大树，而且，在树枝的深处，还能听到小鸟的声音。
他们立刻被门外的人围住。在签证处门口围观的人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他们象流水一样不停地在活动中，并不死死地将出来的人团团围住，让人动弹不得。他们松散地迫近从签证处走出来的人，察言观色，嘴里问着：“签出来没有，签出来没有。”要是出来的人回答了，而且停下来说话了，大家才围过去，将他团住。如果出来的人并不回答，或者明显不想多说，他们就松开一条路，让那人能迅速离开。
哈尼是今天上午第一个得到签证的人，“开冲了！”签证处外面的人用华亭路上小摊贩做出第一单生意的行话，来形容美国领事馆在今天发出的第一章签证。外面等候的人群振奋地骚动了一下。
“你是什么条件？”大家直接撇开简妮，盯住哈尼问。但他径直离开了。他手里还抓着维尼叔叔写生用的折叠木条凳子，那是他在签证处外面排队时坐的，上次他帮简妮来排队的时候，就是用的这张椅子。简妮这才发现，爸爸在签证的过程中，一直抓着这张凳子。他在精心打扮过的签证者中间，竟然是最奇特和真实的一个，他的身上流露着绝望之后的本分。现在，他象梦游的人一样，正默默穿过人群，正羡慕地望着他的人，自动为他让了路。一个女人看着他嘀咕了句：“这个人已经傻了，范进中举就是这样。”
爸爸和简妮沉默地离开美国领事馆所在的路口，经过一个街心花园。刷了白石灰的栅栏里开着满树的白色夹竹桃花，当年拿破仑的士兵用夹竹桃的树枝烤肉，纷纷吃了以后中毒，大家才知道那夹竹桃树，原来是剧毒的。夹竹桃白花满枝满树，散发出可疑的辛辣的气味，这样的花香唤醒了他，就象少年时代被通知去新疆出发的时间的感受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相信似地摸摸放护照的口袋，那里的确是空的。要是这张签证早来三十年，那是个什么情形！他紧握着半夜派签证队伍的坐的小帆布凳，无力地想。母亲放在白色梳妆台上的密斯佛陀，金色的铜唇膏盒子和小时候家里的客厅门口，顶着一颗大星星的圣诞树，遥远地跃出他纷乱的回忆，那是他能有的仅仅一点点和美国有关的印象。哈尼想起了从前的小说里常用到的一句话：“他的心，象打翻了油酱店的坛坛罐罐：五味杂陈。”他想，自己的心情，现在大概也用得上这句话了吧。
简妮在旁边走着，她的样子，让他想起一只被再三揿进水里，但又再三浮起的皮球。皮球里的气使它不断借着水流，从压力下逃脱并浮起，湿漉漉地在水中沉浮，但是它无法彻底逃脱水中的命运。在他看来，简妮和范妮是长相很相似的姐妹，她们的脸上，都有怨怼和刻薄的神色。她们让他害怕，让他不敢想入非非。
哈尼转过头去，不看简妮的脸。他不敢想，自己怎么能把简妮办到美国去读书，怎么能把范妮的病在美国治好，自己怎么能在美国住下去，他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个脆弱的人，也是一个单纯的人，要不是在离开上海以前，他匆匆与跳舞时初恋的女朋友结婚，两个人日夜在一起，一点点适应了新疆，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象别的上海男孩那样，光想家，就想疯了。要不是他为人善良，也知趣，总是加紧尾巴做人，他不知道在新疆要受什么样子的苦。他现在不知道自己怎么对付去美国的日子。他心里真的害怕了。
他们沉默地进了弄堂。远远的，就看见妈妈守在能望见弄堂口的窗台前，就象他们走的时候一样。一看到他们的样子，她的脸色就变了，她以为又是拒签，然后，她的眼泪就不停地在脸上流，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简妮走不了，而范妮又回不来了，她心里充满了灾难将要到来的阴影。
哈尼将美国领事馆给他的护照收据和预约取签证的通知放到吃饭桌子上，摊开来，这是美国的大门朝他敞开的证据，和当初范妮的一模一样。
妈妈糊涂了，说：“这个意思是，哈尼你也要到美国去了？”她擦了擦被眼泪泡肿的眼睛，不知所措地问，“那简妮怎么办？”
爷爷的身体渐渐地委顿下去，陷进本来就松垮下陷的旧藤椅里，象一条嵌进牙缝里的烧黄了的荠菜。
维尼和朗尼都说，美国人真刻薄，晓得哈尼去了也白搭，只能带范妮回来，就发签证给他，说起来，也算尽到了人道主义义务。
这话应该是没错，但由平时基本不说话的朗尼和平时从来不说不中听的话的维尼说出来，就太刺耳了。哈尼吃惊地看了他们一眼，这还是第一次，他看到自己兄弟异口同声地说话。他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说，他看透他们心里的那点不甘心。其实家里所有人的反应，自己父亲的，自己女儿的，他都能理解，也都让他心酸极了。要说到美国去，他怎么就变成一个没有资格到美国去的人了呢？自己得到了签证，没有人祝贺，没有人叫好，没有人高兴，倒好象自取其辱。什么事，到了他的身上，就变味了。连大家梦寐以求的美国签证，都不能冲冲喜。他以为自己又会落泪的，但是眼睛里却一点都不湿。倒是妈妈涨红了脸，忍不住反驳了一句：“我们哈尼未必就真这么窝囊。”
但他却点头，“他们说的没错。基本上是这样。我这种学历，这种年龄，到美国去也只能到唐人街当苦力，不会有出头日子的。一旦我签证到期以后，黑在美国，我家的孩子就永远不要想进美国。美国人也是算好了我不会白白牺牲我孩子的前途，才给我去的。”然后他抬起眼睛，看定简妮，一字字地说，“简妮你放心，我那天就说过了，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们负责的，我就是吃屎，也要帮你到美国去，也会将范妮安排好。我生的孩子，我就为她们负责到底。”
哈尼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妈妈和简妮都已经听出里面的弦外之音，她们都不由地看了看爷爷，他仍旧端坐在那张旧藤椅上，象一块镇纸压住在风中簌簌翻动的书本那样，镇定地看着哈尼。等哈尼说完，爷爷轻轻点了点头，说了句：“好的。”
“你倒也不用说这么难听的话，老实说，你就是吃屎，也不一定管用。”朗尼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能到美国去了。”哈尼在后面跟了一句。
哈尼到达纽约的当天，鲁就搬离格林威治村的公寓。他解释说，自己突然从旅行社得到了一张3500美金的环球旅行机票，他之所以等到现在，是希望看到范妮得到家里人的照顾，一切都稳妥了。鲁说，又特地去咨询了范妮的医生，医生认为，范妮的病情在用药以后，会有一个缓解的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有四个星期。然后，因为流产妇女体内荷尔蒙浮动的关系，要是不接着治疗，很可能会复发，要是复发了，就会很严重。鲁认为，一个多月对范妮和她的父亲来说足够了，他可以带着范妮回上海。“是这么吗？”鲁小心地追问。
“用不着这么长时间的吧。”哈尼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尽快回到中国，继续治疗，一定是最好的选择。”鲁说。
鲁认定哈尼不是那个电话里说话口气象马龙.白兰度的男人，心里放松了一些。哈尼身上和老派的文雅混淆在一起的新疆火车上锻炼出来的野气，在鲁看来，简直就是黑手党的气质。哈尼总是看着他，好象在审度，又好象在等待，鲁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作为范妮的父亲，他会不会象意大利人那样，最后要为自己女儿打一架。或者上海人也会象阿富汗人那样，女孩子失贞会有私刑。鲁的心里其实一直有点七上八下的，被哈尼看得有点发毛。
哈尼的确心有不甘。他猜想，要不是这个金头发给范妮灌了什么迷魂药，范妮一定会努力将孩子留下来的。在上海，好容易说好了，一到美国，就全都变了，自然是这个男孩的主张。要是范妮留着那孩子，她也不会得什么产后抑郁症。对鲁的怨恨，在哈尼心里一直没有真正平息过，一方面出于父亲的情感，另一方面是因为计划的落空，简妮眼看就要被活生生憋死在中国。但王家已经利用鲁，又申请了新的签证，好象已经两清了。但当他看到鲁将自己的行李放在脚边，一副交代好后事，拔脚就走的样子，恼怒又蜿蜒爬上心头。
“你都说完了？”哈尼问。
“是的。”鲁说。他顿了顿，又说，“我为范妮的事情觉得遗憾。”
“你大概应该说抱歉，而不是遗憾。按照道理，你们有了孩子，你要是对她负责的，就应该要与她结婚。”哈尼说。
“我们，我和范妮，从来没有结婚的计划。”鲁的脸渐渐白了，“我们只是彼此相爱过。”
“那你们有孩子干什么！你知道这对一个女孩子是多大的伤害，她来美国以前，还从来没爱上过什么人，是清清白白一个处女，是个处女，你知道吗。”
“我很遗憾。”鲁说，“我从来没强迫范妮做任何事，你可以问她。我们是相爱，是自愿的，我第一没有勾引她，第二没有强迫她，范妮怀孕，是我们双方的意外。你可以去问她。”
“那你呢？你就没有责任啦。”哈尼说。
“我不认为我还需要尽更多的责任。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已经负担了自己的那部分。”鲁坚决地说。
哈尼盯了一眼鲁，鲁的蓝眼睛也笔直地看着他，又冰凉，又勇敢，紧紧绷着一张苍白的脸，带着一种被侮辱和无理纠缠的愤怒。哈尼掉开眼睛，他相信鲁说的是真的，在心里骂了一声范妮的贱。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要不是范妮出了这样的事，简妮已经山穷水尽，不象现在，他到美国了，到底还有一线希望。不管怎样，将他弄到美国，对王家来说，也算是做了天大的好事。要是范妮做，还不一定能做得到。这也是事实。哈尼必须得承认的。哈尼此时也不得不承认，爷爷到底正确。再一次在爷爷的决定面前认输，真令哈尼痛苦。
但哈尼还是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在爷爷的决定后毫无建树，就将鲁永远放走。他知道，鲁一旦离开这个门，就再也找不到了。他认定，鲁要去环球旅行根本就是谎话。
鲁直直地看着哈尼，就象看一杯被倒翻在白色地毯上的咖啡，既心烦，又厌恶，同时也不得不准备着手清理。
“你想要什么？我觉得你想要什么，想要钱吗？”鲁声音冰冷地发问。
“我更想要责任，你付你那付不起的责任。”哈尼的脸涨红了，他连忙申辩。
“如果是我的责任，我不会负不起的。但不是我的责任，我不会负。”鲁说。从哈尼涨红的脸色上，鲁看出了他的心思。他将自己口袋里的一串钥匙，和一个信封拿了出来，放在桌上，说，“要是你需要帮助，我可以再尽力。我将我租的房间无偿转借给你，我付的租金，还有将近两个月。信封里的，是与房东的合同，我还有一个月的房租抵押在房东那里。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你可以住在这个公寓里，不需要付钱，等租约期满以后，你还可以继续住一个月，因为我的押金也留给你了。”鲁拿起自己的行李，“我能为你做的，就是这么多了，祝你好运。”
说完，鲁绕过哈尼，径自走了。
哈尼是想叫住鲁，对鲁说，把你的臭钱拿着，滚。或者说，你以为你的那点钱就能买到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儿，你以为她是什么人！或者说，你想要打发叫花子啊。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匆匆在记忆里翻检着可以骂人的英文单词，bitch是骂女人的，“母狗养的”怎么说，不知道。Fucker好象太轻了，也很文不对题。他发现自己当了这么多年英文教师，还从来没用英文骂人的需要。等鲁的脚步声消失了，他才意识到鲁已经离开了，他才松了口气。哈尼看着桌上的钥匙和信封，心想，这两样东西，加起来三千美金，乘九，大概是两万七千人民币，无论如何，这笔钱该算是自己的成果吧。“就象人家丢给丧家犬的两条骨头。“哈尼羞愤地掐着自己的腿，对自己说。
范妮坐在自己房间窗前的椅子上，默默看着哈尼。她的眼睛象中午的猫一样眯缝着，好象什么都不知道，又好象什么都知道。
看到她的样子，哈尼心里一震，那诡异的神情，让他想起了新疆农场里的“小白脸”。他是上海弄堂里的孩子，没考上高中，就报名到新疆去了。但到新疆不久，他就发了疯。当时，他的脸也有这种诡异的神情，那神情让连长和指导员都不相信他疯了，他们也怀疑他装疯，想要被遣散回上海。他们拍着桌子对小白脸叫：“你生是新疆的人，死是新疆的鬼，永远回不了家啦。你现在既然疯了，就取消你的探亲假。什么时候你不疯了，什么时候再恢复。”对上海知青来说，回上海的探亲假简直比金子还要宝贵。他们想用这个杀手锏吓唬小白脸，但小白脸对他们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其实，小白脸是真的疯了。当想到小白脸当年脸上的样子，哈尼这才相信，范妮也疯了。
“范妮，我是爸爸。”哈尼向她走去，她的房间凌乱龌龊，他闻到一股肮脏头发散发出来的油脂气味，还有女人身上的酸臊之气，如同一只夏天装满秽物的阴沟洞里散发出来的气味。哈尼在新疆火车上的女旅客身上闻到过，当她们不得不去厕所，不得不光着脚，用手吊着行李架上的铁条，从椅背上跨过，她们身上那暖烘烘的酸臊气就不得不暴露出来。哈尼最讨厌这种气味，他认为这种气味是世界上最龌龊，最下贱，最霉的，他的妻子爱莲也知道，所以去新疆的火车上，她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喝一口水，尽量减少去厕所的可能。而且，那时候，她很识趣地从不用手去碰哈尼的头。这污秽的气味，让哈尼领悟到，范妮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洋气而骄傲的小姑娘，而是一个肮脏而潦倒的女人了。他想，要是自己是鲁的话，自己也不肯要这样的女人。哈尼站在房间中央迟疑了一下，他不想再往前走了。他简直就想拔脚逃开。为了镇定自己，哈尼四下里望了望，他又看到在衣橱旁边放着的那只黑色垃圾袋，看到了里面血迹斑斑的卫生巾。里面都装满了，可见那些东西在范妮房间里已经放了多少天。
哈尼向前紧走几步，为了避开那个垃圾袋，可他突然逼近，却将范妮吓得往后面一闪，差点把自己从椅子上掀下去。
哈尼想起来，另一个疯了的上海青年，是乌鲁木齐路上绸布店的小开，也是被弄堂里的劳动大姐逼着报名到新疆农场来的，也是这样一副吓破了胆的样子，谁说话大点声，他就吓得哆嗦。有时大风突然将门推开，他这边马上就吓出一裤子尿来，顺着黄绿色的棉裤滴到地上。
哈尼上去稳住范妮身下摇晃的椅子，然后赶快退后去。果然，范妮等到他退后了，就安静下来。
“你认识我吗？我是爸爸。”
“是的，你是爸爸。鲁告诉我，你要来了。”范妮说着凑过来仔细看了看哈尼，然后点点头，“你的眼睛和我的一样，其实并不是真正黑色的，而是brown的，要是你把头发放在阳光里看，也是这种dark brown。真的是brown的，我们是因为吃牛奶和咖啡太少了，要是我们现在开始多吃牛奶，咖啡，忌司，还有洋葱，少吃中国食物，眼睛和头发的颜色都会变的，变得越来越brown。要到那时候，大家才看不大出你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当然要象日尔曼人，不大可能的，但大概会象意大利人，或者土耳其人，不过，象土耳其人也没什么可取的。”
“我会保护你的。”他对女儿说。
“你来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保护我。还有，就是为了简妮，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我和你们不一样。”范妮突然说出一声惊雷。哈尼惊得跳起来，他细细打量范妮，范妮的药里一定有激素类药物，吃得整个人好象肿了一样。
“范妮，你不是真的错乱了，对吧？”他问。
“我知道你是为了你自己，人就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鲁也是这样。”范妮说。
“范妮，你没病吧？”他不甘心地问。
“我当然没病。”范妮突然生了气，把哈尼一推，“我说了我没病，但鲁一定要我去看医生，我晓得鲁是怕我没有真的去流产，悄悄把孩子生下来，给他麻烦。我告诉他我已经打胎了，已经做过手术了，但他还是要我去医院，他还要陪着我去。让我吃药，那种美国的打胎药多厉害呀，你看我吃成了这样胖，真的不象人样了！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你懂得吗？为什么我说了，还要我吃打胎药。为了怕我不吃，鲁和医生串通好了，说这是治忧郁症的药。我告诉你，再告诉你一次，我没有病。”范妮严正地对哈尼说。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她是真的有病了
听上去，是真的有病了。精神病人总是说自己没有病的。但哈尼还是忍不住怀疑范妮错乱的真实性。他悄悄观察范妮，希望看见范妮私下里行为很正常。就象他和妻子猜的那样，范妮只是因为对付不了纽约的生活，学习，爱情，才装疯的。在心里，他们都对范妮的疯狂没有什么切肤之痛，他们也都不愿意将这一点说出来，显得太记仇。他就是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思到美国来的。但他总是看到范妮象木头人一样坐在那里，带着猫一样的神情。
范妮常常坐在厨房的桌子前，对着一把空椅子，默默的，甜蜜的。哈尼猜想，那张椅子原来大概是鲁坐的。范妮到现在，心里还放不下已经抛弃她的白人，纵使是已经被伤害成这样，在她意识尚存的地方，还生长着她对他的依恋。这时，哈尼心里总是涌出对自己女儿的轻蔑，那种带着点恨铁不成钢，又带着点报复的轻蔑是那样强烈和真实地冲上心头，使他完全不能假装看不到它，不理会它。那种感情，不是痛心，不是要为女儿复仇，不是怜悯，真的是轻视。她失败了，所以他轻视她。
哈尼因此而体会到，从前范妮对自己新疆口音的轻蔑，对自己仪态甚至手型的挑剔，也是出自她内心的真实感情。那时，他和范妮的妈妈互相安慰，将原因归结为孩子没能跟他们长大，没能得到父母的爱，在心里责怪他们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现在他们又和简妮亲热，所以范妮的感情是扭曲的，才表达出故意的冷淡。但事实上，哈尼心里隐隐知道，事情没有他们粉饰的那么动人和浪漫。他们家的人，就是这样的势利之徒。范妮是，哈尼自己也是。或者说，人都是这样的势利之徒。带着点厌恶地看着范妮，哈尼决定不去找婶婆，他不想让婶婆知道在范妮身上发生的事。甚至他也不想到唐人街去找奶奶，他也不想让自己的母亲知道范妮身上发生的事。他心里清楚，在这种落难的时候，不会有人愿意出来帮忙，他也不会去自取其辱。
无论怎样，哈尼也算是安顿下来了。做饭的时候，他陆续翻出了范妮放在抽屉里的存货，这才发现，冬天从上海带来的酱油，榨菜，真空包装的雪里蕻，差不多都还在。甚至连当时他反复裹好防漏的塑料袋都没有拆开。他将它们取出来的时候，范妮连忙对他摇手说：“不要用这些东西，味道太大了，鲁闻到会不高兴的。”哈尼还在范妮的床底下找到一个帆布小推车，他刚将它拉出来，范妮又羞又急，满脸通红地跟他抢，说：“那是唐人街的东西，so poor，鲁看到要不高兴的。”范妮只以为鲁又到奥地利去散心了，会随时回来。哈尼告诉她，鲁已经去做环球旅行了，几年都回不来的。但是范妮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他多半是先出去避避风头，等我好了，他就会回来。”范妮常常有这种惊人之语，慢慢的，哈尼也习惯了，不管范妮是真疯，还是装疯，他都认了。
厨房里的冰箱很老了，带着art deco式的曲线，哈尼看着它实在眼熟。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家里的冰箱也是这样的一个大家伙，在转角那里也带着一点点圆弧，象家里的楼梯，妈妈的梳妆台。维尼后来考证出来家里的东西都是美国货，哈尼一直将信将疑的，现在，居然得到了证实。哈尼忍不住走过去打开冰箱门，小时候，他总自己开冰箱的门拿冰镇的西瓜吃，他甚至想起了夏天外面梧桐树上响亮的蝉鸣，爸爸告诉他说那些蝉叫的声音是“知啦知啦”，是个骄傲的动物，不停地说自己知道了知道了。哈尼还想起来，当时自己为了讨好爸爸，乖巧地说：“如果不用功，它又能知道什么呢？”爸爸大大地点头说，“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为知之，是最不好的品格。”那时，他是南洋小学公认的资优儿童，父亲最偏爱的孩子。所以，哈尼因为跳黑灯舞会，被迫报名到新疆去，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就成了父亲最不能原谅的事。他不光自毁前程，而且也毁了父亲。由宠爱变成的憎恶，哈尼体会得最深。有时，哈尼觉得父亲暗暗将他自己无法原谅的失误，也转嫁到他头上。此刻，哈尼在打开的冰箱里，看到的是自己做的红烧猪脚爪和鸡蛋，还有香蕉，美国最廉价的食物。冰箱里的那盏小灯，照亮了截然不同的食物，也照亮了他的命运。
“我真苦啊。”哈尼呻吟了一声，蹲了下去。
他久久地开着冰箱的门，听到放在门上，用金色锡纸包着的英国黄油，在温度变化时，锡纸发出了微轻的抽动声，那是他在超市里偶尔看到的小时候吃过的黄油，他买下它来，到底忍不住重温过去的瘾头。在超市的货架上，他靠那咖啡色的包装，认出了英国的克宁奶粉。当年他的母亲在香港给他们寄包裹时，常常在衣服里夹带克宁奶粉和用金色锡纸包的黄油。哈尼过去拿了克宁奶粉看，它竟然一点也没变。当时上海这种非国产的东西比金子还珍贵，吃光了奶粉，不舍得丢掉装奶粉的洋铁听，就留着装散装的糖果饼干，直到铁听的底都锈了。他吃惊地握着它，不知如何是好。然后，将它放回到货架上面。但后来，他又拿了一听放到自己的推车里面，他想要再尝一尝，“也许，”他想，“也可以寄回上海去。寄给爹爹。”接着他又看到当年妈妈寄来的瑞士糖，黄油，还有用彩色锡纸包着的巧克力，他虽然不知道巧克力的牌子，但却从它们的形状上一下子就认出了它们。他记得那巧克力特别的香，还放在邮局的柜台上，他的爸爸还在为里面的糖果付进口税的时候，他就已经闻到了它的香气。他从货架上拿了一包瑞士糖，一包巧克力和一条黄油，但最后要付钱的时候，他只留下这条黄油。他对自己说，他得增强营养，准备开始打工。
哈尼晓得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为简妮找到出路。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做。简妮已经有了录取通知书，他不需要再为她找学校。他需要找到一个过硬的担保人，或者将一大笔美金存进大学，让学校为简妮出具一个名义上的奖学金通知，加强获得签证的可能性。但他做不到。在上海，他还能在简妮那里知道一点消息，甚至到美国领事馆门口去打探一点窍门，到了纽约，他反而觉得自己象是被封死在琥珀里的小虫子一样，与所有的东西都是隔开的。这种感觉，真让他害怕。在新疆，最艰苦的时候，他的心里都没有这样慌乱，这样没着落，格林威治村风雅的街道和建筑，简直吓住了他，让他很快就累了。他感到，那些花花绿绿的人们，灯光明亮的店堂和动辄飘满半条街的咖啡香，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在街上转来转去，象莎士比亚剧里穿行在宫殿里哀怨的鬼魂，在维尔芬街角上，他也看到了那个西班牙式的石头喷泉。他对原先自家花园里的那个石头喷泉还有点印象，他也马上意识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因果。他拎着塑料袋，去喷泉那里坐了一会。听着哗哗的水声，他想起来，小时候，父母去跳舞了，自己独自在二楼的卧室里睡觉，那个说无锡话的奶妈在照顾朗尼。自己总是听到哗哗的水声，以为是下雨了。有时父母的黑色小别克车回家来了，压在路面上那哗哗的响声，也象是在下雨。那时他家没有车库，爹爹就将车停在花园的一块水泥地上。童年时代的事情，哈尼很少想起来，一旦想起，也会马上自觉停止回忆，这是他在新疆学会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妈妈从美国探亲回国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怀上了他，他是长子。要是妈妈那时不急着要回上海做月子，而留在爸爸那里生他，然后再回国的话，他如今就是美国公民，出关时走的是公民通道，用的是深蓝色的护照。他的生活道路就会完全不同，他孩子的道路也就完全不同了。他丈量自己生活中那些可怕的失误，计算那些无法控制的失误是怎么毁掉他的一生。那个石头喷泉里的水，象银色的绸缎一样柔软地从石盘的边缘挂下来，在阳光里闪烁。它照亮了他的回忆，他家的小喷泉也是这样的。那时，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孩子，妈妈说过，不能再让他学钢琴了，音乐会加重他的娘娘腔，他应该学工科，做一个精准均衡的绅士。但他的一生，与母亲的理想，风马牛不相及。与这四周，风马牛不相及，与他想要的生活，也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哈尼也不怎么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他还来不及考虑，就被命运冲进了湍急的生活，他要拼命才能活下来。
哈尼心里知道，象普希金那样垂头坐在小花园的椅子上追忆，是没有意义的。那种漫天而来的多愁善感也没有意义。要是让它泛滥，只能给自己增加麻烦。他不是诗人，也不是那个留美工程师的小孩，而是王家在美国唯一的健康人，重任在肩。他决定赶快找一份工作，马上开始挣钱，有点东西抓到手，心里才感到实在。
哈尼的理想，是到说英文的地方打工，他不想去唐人街。买菜时，他去了唐人街，和范妮一样，他也讨厌那里的人，那里的商店，那里的气氛，他觉得那里面有种鬼鬼祟祟的东西，将他心里努力藏着的卑微感一下子点破。
他不舍得花钱买报纸，看求职的版面，就到地铁出口的废物箱里去拿别人扔掉的报纸。每天早晨，在华尔街附近地铁站里的废纸箱上，都堆着别人在地铁上匆匆看完扔掉的英文报纸。第一次，他琢磨了好久，才找到求职的内容，那原因简单而实在，因为他不知道有人说want，有人说hire，其实都是想要用人的意思。他按照上面的电话打电话过去，但他说不好英文，更糟糕的是，他听不懂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各种腔调的英文通过电话传过来，就如天书一般。他只有诺诺的份，白白浪费了电话费。这时，他才体会到鲁的英文那么清楚，那么慢，怕是特别为了让他听懂。
懂了want 和hire，哈尼决定自己出去一家家找，他觉得自己面对面跟人家说，大概能懂得多一点。
哈尼想要去咖啡馆和酒馆工作，他当不成那些坐着喝咖啡晒太阳的人，能闻到咖啡的香味，能在一个风雅的地方干活也是好的。那些咖啡馆的伙计们，穿着白衬衫，带着黑领结，腰上围着长长的黑色围裙，屁股翘翘的，边走边结实地拧着，围裙的前面有个大贴袋，放点菜的小本子。他们有股子精明利落又殷勤的劲头，带着哈尼喜欢的老派的绅士气息，比餐馆的伙计风雅。特别是他们大都将头发整齐地梳过，用了发蜡，头发上留着一缕缕梳子的齿印。那样整齐的头发，让哈尼想起自己在上海的少年时代，家里的一瓶胖胖的凡士林发蜡。哈尼希望也能当上这样一个快步来往的，梳着一个欧洲电影里面看到过的整齐头发的酒保，在音乐声中穿梭，有时还可以看到美丽的女人。
但一天下来，在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竟然没有一家要他，老板们大都做在柜台后面忙着的，都对他摇头，客气地说：“抱歉，我们店里现在不需要人。” 明明在玻璃门上贴了hire，但是也不要他。哈尼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在外表上已经完全不是梳着飞机头的翩翩少年，甚至也不是团部中学里那个洋气的高中英文老师，女生多少另眼相看的上海人，而是一个连街边咖啡馆都不肯雇佣的老土。哈尼后悔自己没有认真打扮自己，他笑自己在新疆久了，只以为干活，只要把袖子卷起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行了。其实，来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找工作，不光要看上去肯吃苦，也要卖相好。“卖相”的实在含义，比“漂亮”要大大多出一个“卖”字的逢迎。也许卖相，比肯吃苦更重要，咖啡馆里，其实也不需要吃什么苦。开始的时候，哈尼不肯承认自己居然变成一个对咖啡馆来说，情调不够，卖相不好的人，他想，只是自己在中国太守拙了，现在可以恢复原来的本性。他甚至想，按照自己的本性，怕是风流太过了呢。在新疆，稍稍放纵一下，就已经成了全校最洋气的老师，不得不夹紧尾巴做人。
第二天，哈尼用鲁留下来的香波细细地洗了头，烫好了白衬衣穿上，在走廊的镜子前整理了自己，再进咖啡馆的时候，他将自己蠢笨的大手背在身后。店老板多问了几句，会不会烧咖啡，会不会用机器，会不会调鸡尾酒，懂不懂得调Irish Cream，有没有工作经验，会不会讲英文，会不会端托盘，最后，有没有在美国的工作许可，哈尼就这样再次败下阵来。哈尼也是伤心的，但不象范妮那么伤心，他到底在新疆的农场里当过十年农工，他只是在厨房里做了一杯鲁剩下的咖啡，喝了，笑了笑自己的妄想，就过去了。
退而求其次，他去了酒馆，然后他知道，对于格林威治村的酒馆来说，他太老了，也太乡气。格林威治村的文化传统，酒馆比咖啡馆更加时髦，更有特点，在那里当酒保，得有尚未成名的先锋艺术家的那种颓废和愤怒，以及对风雅不屑一顾的狂放之气，要懂得很有型地弄乱头发，但不能真的肮脏，要懂得用冷酷和迷茫的眼神，但不能让客人觉得不安全。他要懂得制造一种艺术的气氛，那是来格林威治村酒馆的客人们追求的情调。这次，哈尼知道自己离一个格林威治村酒保的条件相差太远，他试了几家，就退出了。
在退而求其次，他去了餐馆，然后他知道，对于格林威治村的餐馆来说，他对西餐太不熟悉了，连布置桌子的知识都没有，要从客人的哪一边倒酒，更是无知。
哈尼还是想在附近找工作，这样可以照顾到范妮，也能省下交通费。
有个好心的店主，对一脸沮丧的哈尼说：“你是中国人，又什么不会，还没有工作许可，何不去唐人街试试运气，”那个人握了握哈尼的胳膊，“去唐人街，他们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不会的人，也能在那里找到事。”
哈尼不得不去唐人街。沿着百老汇大道一直往下，渐渐地，闻到了空气里的咸味，那是唐人街上百家广东馆子和上百家鲜鱼店里养活海鱼和龙虾的大桶散发出来的气味。在拥挤杂乱的街道两面，有一家一家密密相连的餐馆，杂货店，金店，服装店，食品店，电器店，哈尼看到许多中国男人穿着阿迪达斯的白色运动鞋，松垮的牛仔裤，头上戴着棒球帽，劳碌而疲惫地在街上经过。他想，自己将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他心里有点失望，那种失望象胃溃疡一样，是横在胸前后背闷闷的隐痛，但不过分。他很熟悉这种感觉，所以象那些老胃病懂得忍受闷痛那样，怀着失望的心情，小心寻找着Wanted。
哈尼在一些餐馆的玻璃上发现了直接用中国繁体字写的用人告示。可事情并不顺利，他没有厨师经验，也没有跑堂的经验，听不懂广东话。而且，对于中国餐馆的跑堂，他的动作不够利落，他的腿脚太蠢。而领位的，都是精明的女人，也不是哈尼能够胜任的。唐人街上的餐馆老板不象格林威治村的老板那么客气，他们喜欢什么也不说，只向外挥挥手，让人出去了事。
这时，哈尼心里的隐痛渐渐消失了。他觉得自己又象一只被逼到墙边上的鸡一样，浑身的鸡毛，不论长短，都乍了起来，虽然难看也无用，但表现出了拼死的决心。
哈尼终于在唐人街找到了一个洗碗的工作，从下午6点到凌晨2点，因为他没有打工许可，所以餐馆付他现钞，一小时3.5美金，唐人街最低的工资。他和店老板都可以因此而逃税。哈尼二话不说，就点了头。那个广东餐馆的工头用夹生的普通话说了句：“你一定是从大陆来的表叔吧，就是你们这些人把唐人街的工资拉下来的。”
哈尼只是看了看那张表达着鄙夷的广东人宽大的脸。他想起了在新疆农场里的指导员，队长，主任，连长，他们被从沙漠来的热风吹得紫红的脸上，都有着相似的鄙夷，以及在那鄙夷后面隐隐欲现的不得不另眼相看的恼怒。那并不是中纯粹的鄙夷，那里面的幸灾乐祸带着掩盖的潜越的慌张。哈尼一辈子都在别人这样的神情里生活，那鄙夷后面的东西，就是支撑他的力量。就象他的爹爹在失望后面的东西，也是哈尼肯定自己的力量一样。哈尼早就在生活中学会了顺从，他接受侮辱，没有太大的困难。他心里知道自己得到了想要得到的工作，将别的忽略不计。
在他得到了晚上就可以来上班的许诺，离开那家广东餐馆的时候，甚至感到了自己心里的安慰，无论如何，他这个萝卜，总算找到了容纳自己的那个土坑。他在带着咸味的街道上走过，经过金晃晃的金店的橱窗，流着洗鱼水的鱼生店，从上到下，铺天盖地挂满廉价衣物和书包的铺子，还有街边袅袅冒着油气的油饼摊，哈尼体会到唐人街对他这样飘泊的人的实惠和般配。一半感伤，一半安慰的心情，在他心里轻轻地沉浮。
按照从唐人街找到的免费小报上的广告，哈尼在法拉盛七号地铁终点站的地方，找到一家学费最便宜的语言学校。他去报了名，当上了语言学校的老童生。靠了这个语言学校出具的注册证明，他又到下城的移民局将自己的访问签证转换成了学生签证。这样，他就能合法地在美国等待机会。然后，他又在法拉盛找到了一份白天的工，从学校出来，可以直接去打工，不浪费路上的时间。
哈尼为了省钱，找的是那种野鸡语言学校，在一栋旧大厦中的一层楼，大多数学生都是混一张合法签证的人，上课的时候，常常睡得东倒西歪，补打工欠下的觉。刚开始去的时候，哈尼也是累的，但他在课堂里睡不着。无论如何，坐在美国电影里看到过的那种带一面小桌子的靠椅上，面对一个白人教师，还是让他心动，让他想到那些早已分崩离析的旧事。他曾是王家最能读书的孩子，他并不用功，但学什么都快。一直让爹爹不满意的，就是他不思进取的性格，他真正喜欢的，是跳舞，听唱片，为女朋友照相，骑英国自行车兜风，与甄展年轻时代十分相似。朗尼出事以后，爹爹就希望他能上大学。但他没有做到。他觉得，爹爹一直将王家的堕落归罪于自己，好象要是当年他上的大学，王家的情况会就完全不同。哈尼觉得，从自己到新疆以后，王家的耻辱，就从爹爹当年的错误决定转向了自己无法在1964年考大学的事情上。哈尼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帮简妮出人头地，也有某种雪耻的愿望。
在课堂上，哈尼算得上是用功的学生，英文的底子不错，功课也认真完成。知识面比一班学生都要宽。做小组作业时，大家都喜欢和他一个小组，因为能得好分数。老师也常常让他朗读自己写的短文作业，并鼓励他参加下午的写作班，多学一点。那个老师，大胖子，红脸膛，是热心而自豪的美国老太太，“这是美国！你有梦想，就去实现它，不分年龄，不分种族，把眼泪擦干了吧。”她用肥大的胸脯热乎乎地贴着哈尼的胳膊，煽动他说。她觉得他应该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在美国出版。他脸上似笑非笑，四十岁学吹打之勇曾在哈尼心里一晃而过，他幻想过，也许自己真的可以在美国学出什么名堂，然后衣锦还乡。但当他偶尔在四十二街汽车总站对面，看到一家匹萨店要送外卖的人，他去问了问，得到了那个下午送外卖的工作，就打消了再加一节课的念头。那个在匹萨店送外卖的工，正好利用上了去唐人街餐馆之前的那段下午的空余时间，在曼哈顿中心区的工资和小费都高一点，对哈尼来说，又没有额外的交通费支出，是很合算的。
老师的蓝眼睛象熄灭的灯泡那样暗淡下来。“好吧，这是你的选择。”老太太难过地说。
“我很抱歉，”他说，“我需要钱，我的孩子，”
“不要对我说抱歉，这是你的事。”老师打断他说。
“是的。”他说。
从此，他和老太太就互相躲着，老师甚至不那么喜欢叫他起来为大家朗读短文了。哈尼觉得自己伤了那老太太的心，他突然在一个美国老太太身上再一次体会到爹爹的那种恼怒，这让他也恼怒起来。
哈尼的生活很紧张，他很快就将老师和写作班的事情忘记了。他一早就起床，将范妮的饭准备好，放到桌子上。然后，他坐地铁到学校上课，其实是点个卯，等老师点了名，统计了出勤率，他就离开学校，开始打工。他的同学介绍他去皇后中心里的超级市场，那里需要一个上货的工，因为那是早晨的力气活，工钱高一点。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是在班上点了卯以后，就出去打工。他决定要这份工的时候，心里带着对老太太的报复，他就是想伤她的心，她那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爱管闲事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