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一生的“剿”“灭”梦想

　　“一拉”蒋介石抗日

　　“我做的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
　　――毛泽东点评蒋介石
　　在国共两党长期的交往中，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打交道”最多的，他们是一对“冤家”，也是一对“老朋友”。他们二人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曾各率大军兵戈相向，也曾面对面谈笑风生、共商国是。其实，自从他们踏上政治舞台起，就开始了相互合作与斗争，并终其一生。其中斗争占了大部分时间段。他们二人的这种“交往”，不但影响着两党两军的命运，而且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窑洞，毛泽东说到：“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发起直罗镇战役，一举歼敌一个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步步进逼，两广地方实力派也在酝酿反蒋，这一切都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南京国民党当局便策划与中共进行谈判，并派人到陕北传递这一信息。
　　来而不往非礼也。蒋介石既然派来代表向中共转达了愿意谈判的信息，毛泽东也决定与蒋介石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勘你们，井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心中难免不受触动：他于7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宣布了此信，真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会上立即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反过来又影响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还是第一次。
　　接着，毛泽东又采取迂回策略，致信蒋介石的妻弟、国民党财政部长、亲英美的宋子文向蒋介石传出了中共中央要求回民党改变政策的信息。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弟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冲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卫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
　　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但是，蒋介石政策的转变，仍然有不少波折。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毛泽东向他蒋介石投诚，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红军向国民党军投诚由他们收编，他仍坚持自己为一国之主，毛泽东为草寇，—若此着不行，则仍要以武力来解决，并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所以，他—面邀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淡判，一面布置对红军的“围剿”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二推”蒋介石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军政人员也有相当强烈韵民族情绪，为了促使蒋奔石翻然悔悟，毛泽东一面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一面派潘汉年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封，同时与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高级将领一起，致信蒋介石，推动其抗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屡次向先生要求，停业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战、李仙洲等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缓远抗日将士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官重心危，立马陈词，伫侯明教。

　　“三打”蒋介石抗日

　　在民族大义面前，蒋介石虽有心抗战，但心胸狭隘，终究容不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毛泽东的“一拉、二推”对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最终还是以“三打”逼迫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意思的，完成这“三打”任务的并非毛泽东领导的军队，而是由蒋介石部下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1936年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一道抗日，并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乃与杨虎城紧急磋商。他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根本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第一步“苦谏”—— 尽量说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 ——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潼道，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的“剿共”主张。11日晚，他从临潼回到西安，部署军队，宣布作战命令。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由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日六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的卫队，包围了骊山，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蒋介石。
　　毛泽东得知这一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抗日的方针，并应张扬的要求，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解决事变，使“西安事变，成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枢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