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而不苦，苦中有乐
冯玉祥治军时注重严格训练，造就将才，加强纪律，教官兵救国爱民，厉行俭朴，与士兵共甘苦，赏罚严明。
早在练军时，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使冯玉祥深深感到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的重要性。
有一次，冯玉祥所在部队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保定城南外的处天主教堂。队伍离教堂还有两里，教堂里冲着他们放了两枪，结果几百号人马炸窝似地溃散了，一退就是二十里。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十几个士兵用刀将一个华贵少妇的手臂砍下来，抢走了两副赤金手镯。为了这金手镯，士兵们互相争夺残杀，加上后来各处奉命盘查，枪决嫌疑犯，前后有千余人丧命。军人没有纪律约束便会成为虎狼之辈，“治军须严”的思想牢牢扎在冯玉祥脑中。
冯玉祥的练兵和治军是从兵员质量抓起的。他曾经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曾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取录标准是：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他派下级军官口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人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并影响这些军官的职位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都很认真严格，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
冯玉祥练兵很讲方法。比如在恶劣气候下修筑工事是很苦的事，但冯玉祥却能把它组织成特别训练，使官兵“”。严冬三九季节，地上结着很厚的冰，冻土层达三四尺，象铁块一样坚硬，冯玉祥命令各营团官兵半夜集合出发，拉到野外在凛冽的寒风中分单位进行挖沟筑垒比赛。天亮后进行评比检查，对工事修筑质量高、速度快的连营团给予奖励。由于训练是竞赛性的，所以大家情绪高昂，都非常兴奋，很苦的事也就不觉得苦了。冯玉祥认为这种训练意义很大：第一，可以使部队养成耐寒冷困苦的习惯和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团体活动的精神和纪律。而在训练比赛中获得修筑战场工事的实际知识和经验只是收获的一个方面。
与士兵同甘共寝
冯玉祥认为：“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他在袁世凯的新军任副国时，他的正目是个为人尖刻的家伙，经常虐待士兵。有一次两个兵得了伤寒病，正目不但不抚慰，反倒恶声恶气地乱骂。冯玉祥一气之下，将其按倒在地，狠揍了几十拳。此后两个月，冯玉祥亲自给两个士兵端屎端屎，照应料理到他们病愈为止。
冯玉祥对下级士兵都很熟，不但能叫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在军中，冯玉祥经常与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倾听下级官兵的声音；有时，他会悄悄在晚上混入兵营宿舍，与士兵挤在一起睡，亲身感受士兵冷暖。因此士兵感到他平易亲切。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扩戒条：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对新兵不许打；初次犯过者不许打；有病者不许打；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关心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是从军队的特他来考虑的。他说：“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诗是1940年5月30日，冯玉祥所作，题目就是《我》。
在搞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冯玉祥同样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老百姓更重要的事了。”冯玉祥对部队约束很紧，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1921年冯军人陕作战，有个叫杨治清的连长跳墙诱奸民女被老百姓告发，查明情况后，他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当场枪毙了这个连长。后来，冯军中又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这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冯军官兵与老百姓接触、买东西、办公事都能做到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甚至在街道上有司人将脏水泼到士兵的身上，士兵也不计较。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过去，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冯军这种军风与当时的恶蛮横的军阀军队完全不同，很得民心。
抗战时期，冯先生刚到重庆的时候，住在巴县中学。后来，那儿的房子被日寇炸毁了，他就搬到了歇台子村，在西北的罗汉沟内，盖了一座小楼，自己题名为“抗倭楼”。由于他穿着随便，时常在村里散步，爱和老百姓摆龙门阵，大伙儿都很敬重他。就这么着，一九四四年秋天，全村一致选冯先生当了歇台子村的保长。对这个新职务， 冯先生也很满意，村里的大事小情没有他不过问的。
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 不满意而横加指责。
冯玉祥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
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 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
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
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 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
“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 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说：“你还干过什么？” 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
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 委员长处分！” 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冯保长的一张名片
1944年冬天，一股军队从歇台子村边经过。队伍一露面，村民们就慌了神儿，家家户户闩上了门。还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啊！
但是，闩门也没能挡住祸灾。不大会儿，一位佩戴少校军衔的官长，挨门挨户吆喝上了。说是队伍要开往贵州前线，需要村里给准备粮食和草料，并且要当天备齐，不得误了军机。
让一个小村子预备一个团的给养，这不是要命吗！村民们没办法，选一位名叫李海泉的老人去向那位少校大人求情。
“不行，”少校把脸一板，样子十分严肃地说，“粮食和草料一斤一两也不能少。”
李海泉没办法了，只好使出了最后的招儿，“要不，这个事，您和我们保长商议商议吧?”
“保长?他住在哪儿?”
“就在那边，罗汉沟。”李海泉抬手向西北方向一指，“我们保长就住那儿。”
“去把他叫来！”少校气哼哼地说，“谁来了也得交东西。”
时间不长，保长迈着大步，走来了。见到保长的面，少校不由得一愣。这个保长的个子怎么这么高呀！比一般人高出足有一头半。只见他穿一身半旧的蓝色土布裤褂，腰间随便系条宽布带子，头戴鸭舌便帽，足登皂色布鞋，走起路来挺有精神，红润的脸膛上满是怒气。看他这身装束，不大象是本地人。不过，管他是什么人呢，要粮食和草料要紧。少校皱着眉头，不耐烦地问，
“你就是保长吗?”
“不错，”保长不慌不忙地点点头，上下打量打量少校，“我是保长，你有什么事?”
“什么事?”少校把眼一瞪，厉声说，“告诉你，我们是抗日的军队，现在要开到前线去，命令你们这个村子给准备一千斤大米，五百斤草料，限一天时间，必须办好！”
“这，”保长显得有些为难地说，“你们抗日上前线，是好事，要的粮食和草料又不算多，真应该答应你们。可是，我们村小，人口少，又很穷，拿不出这么多东西来，怎么办呢?”
“你还来问我怎么办?你是保长，我就找你要！这是军用的粮草，耽误军机大事，你要负责！”少校发怒了，削瘦的面孔涨得通红，眼珠子也瞪得溜圆。
哪里想到，保长一点儿也没被少校吓住，反而软中带硬地顶了过来：“军队吃的粮食，不是由国家供给吗?就是草料也发了马 乾，怎么还向村里要呢?”
少校被问得瞠目结舌，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气得脖筋蹦得老高，恨不得立刻把这个保长抓起来打一顿，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张口就骂：
“老子是抗日的，你不供给粮草，就是汉奸，老子要收拾你！”
校虽然嘴里骂得挺凶，可不敢动手。为啥?保长的个头那么大，要打他一个耳光，还得往上跳一跳；再说，看他那样子，要打他就得还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保长旁边那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也是一个个横眉立目。这里面的两个，还真就是冯先生的贴身警卫，少校要是动手，他俩决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仗当然不能轻易打。可少校怎么能服软呢?他拍了拍腰间的左轮手枪, 威胁地说：“你给不给?再跟我顶嘴，老子毙了你!”
冯保长轻轻哼了一声，还是不动声色地说：“村子太穷，我们实在交不起。”
“你……”少校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你存心和老子为难，老子要把你带走！”
村民们越集越多，在四面围成了一个圈子，看这场热闹怎样继续下去。
冯保长笑咪咪地看着大发雷霆的少校，慢声慢语地说；“你既然非要不可，这样吧，我给你一张名片，你去军政部军需署，找陈良署长想想办法。”
少校一听更火了，心想连我都没有名片，你一个小小保长在这里吹什么牛！这不是有意要拿国军少校开心吗?
“军政部军需署会听你的，少费话，你跟我到团部走一趟！”
“嘿嘿，也许会听的，你拿去试试嘛！”冯先生脸上带着笑，慢慢腾腾地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名片，向那位满面杀气的少校递了过去。
少校不屑地哼了一声，上前抢过名片，动手就要撕。突然，他那急速动作的手指象是被电击了一下似的，抽搐一下，停住了。他揉揉眼睛，张大了嘴巴，对着名片上“冯玉祥”三个字发起愣来。
“怎么样……”
没等冯先生问下去，这位刚才还是不可一世的少校，忽地转过身子，惊慌失措地撒腿就跑，连帽子都差点儿掉在地上。
“这孩子，胆子太小。一张名片就吓得这样，怎么能打仗啊！”冯先生笑着摇了摇头。
为了新中国，我愿喝干大海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和平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毛泽东不惧风险、毅然飞渝的举动，冯玉祥非常佩服地说：“毛泽东到重庆，说明了他胸襟坦白，一片至诚。” 冯玉祥当时虽然身为国民政府的要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与共产党接近这一点上相当不满意，所以，他本人不便亲往迎接，就派他的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冯玉祥接触的机会多了，每次接触，他们都推心置腹，商谈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大计，冯玉祥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刚到重庆，在渝的爱国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就在中苏文化协会为毛泽东一行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冯玉祥、著名学者郭沫若以及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满脸兴奋地走上台，首先发言说：“今天这个场合，正好实现了孙总理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和平建国的决心和信心。”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他接着说：“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从中破坏!”冯玉祥一席发自肺腑的开场白，立刻引起了到会人员的共鸣。
毛泽东到重庆后，来访者一拨又一拨，还要参加会谈，其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但毛泽东还是在百忙之中同周恩来、王若飞专程登门拜访了冯玉祥，使冯玉祥很受感动。很快，冯玉祥便带着女儿颖达去毛泽东的临时住地——桂园回拜。但十分不巧，毛泽东临时有重要事情外出，但行前特地给冯玉祥留下了用他那潇洒遒劲的毛体书写的名片。冯玉祥回家后，在名片背后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卅日下午四时往治部长公馆”，贴在当天的日记上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这张名片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毛泽东等应邀参加，与会人士亦纷纷举杯向毛泽东祝酒。这时，身材魁梧的冯玉祥走到毛泽东身边举着酒杯说：“毛先生来了，大家高兴，我冯焕章高兴，来来，让我们为总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
毛泽东不胜酒力，但仍然兴奋地干了一杯，俩人相互注视，深情地笑了。过一会儿，冯玉祥见毛泽东脸上泛起了红晕，就又说：“今天你会喝得躺下的。”
毛泽东幽默中透出真诚：“!”
当晚，冯玉祥又陪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吴铁城家赴宴。宴会由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三人做东，冯玉祥、甘乃光作陪。席间，大家开怀畅谈，回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形，不禁谈到了抗战胜利后对汉奸如何处置的问题。
“溥仪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那好极了，这34年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冯玉祥曾于1917年即民国六年率部讨伐复辟帝制的辫帅张勋，1924年，即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又率部进入北京，驱逐溥仪出宫）。
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到来，使大家心情舒畅，无拘无束地谈笑着，把应该审判的大汉奸都一一列了出来。
冯玉祥一边举杯祝酒，一边说：“若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大家尽欢方散。众人送毛泽东上路后，冯玉祥一定要陪毛泽东一行回寓所。天黑路滑，汽车走出不远，毛泽东一行乘坐的那辆车即掉到遭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立即招呼随员、司机忙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不出来。看着毛泽东等人着急的样子，冯玉祥笑道：“好了，既然推不上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不由分说，冯玉祥就把毛泽东等拉到自己的车上，一直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了。
冯玉祥宴请毛泽东(1)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友谊与热诚欢迎，冯将军决定为毛泽东接风洗尘，邀请来家便宴。他吩咐上寺康庄办事处的人员，写好请帖派人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并命自己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厨师老张到办事处来亲自做菜。又对副官说：“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考虑到毛泽东是湖南人，临了又专门交待：“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第二天一大早，冯玉祥将军和夫人就来到康庄办事处检查宴会准备的情况。当他发现服务人员没有备酒时，感到有些歉然。
说来好笑，在枪林弹雨之中都未曾皱一皱眉头的冯玉祥将军，竟然“怕酒”。在他家里，是从来闻不到一丝酒味儿的。他滴酒不沾，也不让家里人喝，更不给请来的宾客备酒，这已经成了一条规矩，在重庆军政各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原来，1896年冯玉祥正式入伍后，在肃县维持治安。一次当地士绅请他们喝酒，同伴们故意说他酒量大，专门劝他酒。实际上，冯玉祥在此之前没怎么喝过酒，但他是个直性人，不好推辞，又不知酒的分量，每次都是一口干。主人也以为其酒量大，于是拿出上等好酒与其痛钦。不久冯玉祥的神经就麻痹了，散席时，眼前一阵发黑，四肢软弱无力，不得不让同伴们扶送回营。第二天，冯玉祥浑身出水泡，小如黄豆，大似蚕豆，一连几天萎靡不振。自此以后，冯玉祥下决心戒酒，直到他身居高官，这一规矩仍没有破，每逢宴会必以水代酒。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此一人。从这一点上也可以体现出冯玉祥坚毅不拔、刚直不阿的性格。
但这一回宴请客人，若是再按老规矩办，可就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原来，今天到康庄赴宴的，一位是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一位是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先生。在冯先生眼里，这是最尊贵不过的客人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人家不顾生命危险，毅然飞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若不是一心为国为民的大德大智之士，决然不会行此壮举。对他们二位，当然要破格招待。再说，毛先生初次来，并不知道自己有不备酒的习惯，周先生又是以豪饮闻名于山城，宴席上没有酒，岂不是大为不恭么?可是，备酒也有备酒的难处。客人喝酒，主人陪不陪?不陪，情面上说不过去？陪吧，又会违背自己戒酒的誓言……
这个决心可真是难下哟，冯先生思虑再三，喝下了好几杯浓茶，才咬着牙作出了决定，派副官去买几瓶上好的茅台美酒摆上。
“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尽知”
不多时，将军又像考虑到什么问题似的，马上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立即下达紧急指示：“我今天下午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密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营长连连答应：“是！是！” 接着，冯将军干脆将办事外的勤务人员也都换掉了，为客人端饭送茶、拿烟递酒的，全都是冯将军身边的高级参谋和副官司，都是冯将军的贴心人。因为上清寺康庄的毗邻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这种异乎寻常的、精心的安排，既是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可谓用心良苦。
下午4时，客人准时到了康庄冯先生的寓所。冯先生早就站在大门外，脸上带着喜悦的笑容，迎进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应邀前来作陪的张治中先生。
“酒！有酒呀！这可是一大新闻。”张治中前脚刚迈进客厅的门槛，就停住脚步，欣喜地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说，“我跟焕公是同乡，又在一起相处多年，他家里摆酒，今天还是第一次……”
听罢张治中的介绍，毛主席赶忙和冯先生重新见过礼，连声道谢。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被客人道破自己的心意，冯先生不禁喜出望外，“毛先生和周先生屈尊到寒舍来，玉祥深感荣幸。这酒，是我的一点心意。不过，我还要声明一下，”冯先生笑着眨了眨眼，“喝酒嘛，是各尽所能，能者多劳，不能喝的，也不要勉强。”
“这，当然要客随主便喽！”周副主席一句风趣的话，激起一片笑声。
稍事寒暄，主客分别就座，冯先生命人打开了瓶塞。顿时，浓郁的酒香从那小巧的瓶口中涌了出来。冯先生兴致盎然地亲执酒壶，给客人一一斟满酒杯。
“毛先生只身飞来重庆，为国为民，不顾个人安危，玉祥万分钦佩。这第一杯酒，先要敬毛先生……”
“不，不，”毛主席笑着挡住了冯先生，“这第一杯酒，让我们一起庆祝抗战胜利吧!”大家共同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席间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冯先生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和共产党人接触，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但仿佛直到现在，他才算是真正地了解了共产党。记得在北伐之前，西北军中就有共产党人，有的还担负着很高的职务，象刘伯坚，就曾是西北军政治部的副部长。在他们的帮助下，西北军注重政治教育，官兵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打了不少胜仗。后来，由于自己和蒋介石合作，驱走了共产党人，西北军从此一蹶不振，自己的爱国热望落了空，而且险些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想起这一段经历，冯先生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可人家共产党人，心胸是那么坦荡，不但不记前嫌，而且积极支持自己的抗日行动，给了自己那么多的帮助。就连自己的六十岁生日，人家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新华日报》专刊祝贺。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情谊啊！常言说的好，士为知己者死。同共产党人结成朋友，共同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好事，确是死而无怨哪!
频繁的碰杯，亲切的交谈，使宴席上热烈的气氛更加活跃。毛主席介绍了延安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况，深受主人的赞扬。毛主席又说：“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尽知，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呼吁团结、反对分裂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焕章先生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不负国人所望。”当时冯将军受到了莫大的鞭策和鼓舞，说：“我愿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奋斗到底！”周副主席也接着说：“焕章先生始终献身于祖国的正义事业，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就是先生伟大成功之处。”大家边吃边谈，从中国过去谈到现在，又从现在谈到将来，欢快异常。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重庆，冯将军为毛主席设宴洗尘，成为当时重庆报纸的头条重要新闻。虽然国民党右派及特务们对冯将军大肆攻击、造谣和毁谤，反而使冯将军更加坚定了信念和立场，在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美帝援蒋，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奔走呼吁！
冯玉祥的爱国行动越来越为蒋介石所不容，迫害也愈来愈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冯玉祥不得不离渝赴美。但是，这位身居异国的爱国人士在美国考察期间，仍然举行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宣传自己的主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 痛斥美国援蒋之不良行为。为了断绝美国的援蒋内战，冯玉祥在美国四处演说，揭露蒋介石统治之黑暗。在明尼苏达州，他在两个星期内就演讲了27次。其反蒋爱国之心，可想而知! 他用形象的语言激动地说：蒋介石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在中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教授、学生、老百姓。又是“制造”共产党工厂的厂长，反共打内战，共产党愈打愈多，中国人民都倾向共产党了。蒋介石还是“运输大队长，无底洞洞主”，他把美国送给他的武器、弹药，也都转送给了共产党；无论你给他多少援助，也填不满他这个无底洞。所有这些言论，对美国朝野影响很大。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蒋宣布开除冯的国民党党籍，断绝了他的财政来源。但冯将军坚贞不屈，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玉祥的逝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非常悲痛，纷纷致电冯玉祥家属，表示痛悼，并给予其高度的评价。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毛泽东热情赞誉冯玉祥将军是“”。
冯玉祥上将小传
冯玉祥（1882.11.6～1948. 9.1 ），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长于保定。原名基善,字焕章。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行伍出身。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冯玉祥在滦州任第20镇第40协第80标第三营营长，举兵响应，并任义军参谋总长。后因兵败，被递解回保定。
1914年7月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1915年，蔡锷据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冯玉祥虽在袁的新军中任职，非但拒与护国军迎战，且与蔡锷暗中联络，后又参与组织了四川独立，与护国军联为一体，挫败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玉祥被免去旅长职务，贬为保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1917年六七月间，张勋率兵进紫禁城，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冯玉祥闻讯，即率领旧部，与其他部队一起，奋起讨伐，攻破北京，驱走了张勋。随后，冯仍任旅长职务。第二年，在武穴，冯玉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段祺瑞闻讯，令免冯职，冯拒不从命，
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察哈尔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
根据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建议下，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1927年4月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此后,曾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1928年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发生利害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破坏，抗日同盟军孤军奋战，终于失败。冯因是国民党内主要的主战派，和蒋介石政见不合，在蒋派重兵威逼下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12月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冯玉祥由泰山赴南京，力主抗日，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抗日战争期间，冯辗转各地，巡视部队，呼吁抗战，并主持抗日募金运动，为战胜日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祸心显露，大搞独裁，大打内战。冯与蒋矛盾日深，难以弥合。为形势所迫，冯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于9月1日遇难，终年66岁。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身经两朝数代的著名历史人物，他出身贫寒，历经磨难，从幼年起萌发了仇恨地主老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思想。在辛亥革命大潮的推动下，冯玉祥参加领导了滦州起义、讨伐张勋复辟和反袁斗争。1924年发动了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其后五原誓师，举兵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在他失去兵权以后，仍坚持抗日立场，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呼吁全国军民团结；日本投降以后，他又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挚朋友。
高树勋 影响国民党将领的一面旗帜
从冯玉祥的贴身保镖起家
“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
——毛泽东评高树勋
高树勋自幼家贫，租种的农田大部分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粮食收成不佳，十年九荒，生活艰难，常随佳人到地里刮盐土，用锅熬成盐水制成盐后，拿到集市上卖几个铜板以补贴家中生计。
高家兄弟姐妹7人，高树勋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高树勋天资聪慧，被家里当作出人头地的唯一指望。在他8岁的时候，父亲把送入私塾读书，断断续续读了4年。
后来高家家道中落，高树勋曾流落到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打工谋生，穷困潦倒。大冬天里，常常连鞋袜也穿不上。后来，高树勋到去四川绵阳，投奔了在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里当军医的舅舅，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由于上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高树勋常为连里的其他兄弟代笔写家信报平安，念家信和往家里寄钱也少不了来找他，称他是“小书生”，在行伍中很有人缘。
与国民党大部分的高级将领相比，高树勋发迹并算不很早。
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在北京拥废帝溥仪复辟，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看高树勋作战勇敢，心眼活泛，就提升他为自己手枪连的班长，这时高树勋已经19岁了。
手枪连就是冯玉祥的私人卫队，都是由冯玉祥非常信任的人，才有资格任职。班长职务不高，高树勋却能随时跟随在冯玉祥左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贴身又贴心的保镖。
1918年，冯玉祥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撤了冯玉祥的旅长之职。后来，段祺瑞为了缓和关系，把冯玉祥请到武汉谈判，冯玉祥明知段祺瑞设下的是鸿门宴，也不得不去闯一闯，于是挑选了精明强干的卫士前往保驾，挑中了高树勋率手枪班随自己赴汉口与段祺瑞会面。
高树勋喜欢看书，“鸿门宴”的掌故记得滚瓜烂熟，丝毫不敢怠慢，在汉口的这段时间内，人不卸甲，枪不离身，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惟恐段祺瑞加害冯玉祥，就连段祺瑞、冯玉祥两人会谈时，高树勋也是手不离枪把，侍奉在冯玉祥左右。所幸段祺瑞并没有加害冯玉祥之意。
冯玉祥平安从汉口回来，少不了要论功行赏。高树勋的机灵何勇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稍加造就，就是个可用之材。于是，高树勋被送进了学兵营去学习军事。
学兵营实际上就是军校。高树勋有文化基础，人又聪明伶俐，军事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等等一学就会，十八般兵器也是样样精通，攻杀战守、行军打仗，每个科目都成绩拔尖，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
1920年，高树勋升任排长，这时他已经22岁了。
冯玉祥素有“基督将军”之称，信奉基督教。高树勋受冯玉祥的影响，也接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
有了冯老总的有意栽培，加上那年月战祸连绵，高树勋升迁很快。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过了不到一年，高树勋升任上校团长。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高树勋又成了国民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师长。中原大战结束后，改任27师师长。
在以后的岁月中，高树勋随冯玉祥四处征战，战功赫赫，官职也一路高升到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因他作战有功，获得冯玉祥的革命奖章一枚，纪念宝刀一柄。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抗日同盟军失败解体，高树勋躲进天津的英租界。直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树勋受宋哲元所邀，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河北省的保安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加入抗战系列。
高树勋部队被赤化了
高树勋最早与毛泽东兵戎相见是在他担任国民党第27师师长的时候。
那是在1931年蒋介石对江西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在沙溪围住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26路军54师，高树勋带领27师前往增援。在５月21日这一天中午，27师行进至中村附近时，毛泽东和朱德指挥彭德怀、滕代远的红3军团和林彪、罗荣桓的红4军突然猛扑过来，只经过５个多小时的激战，就全歼27师的81旅，缴枪３０００余枝，高树勋率领余部仓皇退守乐安，才避免了当俘虏。
从那时，高树勋就领教了毛泽东指挥的共产党军队。让他大惑不解的是，红军在人员和武器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打胜仗。
抗战时期，高树勋与共产党军队接触的就更多了。彭德怀、萧华、杨得志、朱瑞、解方等都会见过高树勋，八路军的作风和战略战术也让他非常赞佩。
1938年初，应高树勋的请求，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八路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河南新乡)联络处主任朱瑞、唐天际派钟辉和杨志雅到高树勋部工作。临行前，朱、唐指示他们说：“你们到高部的工作任务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精神，帮助高树勋将军加强军队建设，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军队，尽可能使之留在华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此，要大力宣传坚持全面抗战，反对投降分裂。”
在部队驻守鲁南、滨海地区休整待命期间，高树勋很注重部队素质的提高。他仿照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方法，招收青年学生入伍。然后从部队抽调数十名对政治工作感兴趣的初级军官，组成了一个训练班，由政治部主持学习。学习内容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
当时，连大后方的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国防部都在传说：“高树勋部队被派进去的红军干部赤化了。”
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高树勋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被迫终止。
高树勋秘密诛杀石友三
高树勋平生的得意之作，要算是计除石友三了。
近代实力较弱小的地方军阀如张宗昌、韩复榘之辈，在强食弱肉的战争中，为求自保而见风驶舵，叛主倒戈是常有的事。如果把他们称做是“倒戈将军”的话，那么他们的结拜兄弟石友三就可以称做是“倒戈元帅”了。
石友三与高树勋同出冯玉祥的西北军。早年曾在冯玉祥的手下当过马夫。因于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被调去充任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擢升，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石友三的果然不愧“倒戈元帅”，曾三度背叛冯玉祥，投阎锡山又反阎锡山，投蒋介石又反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又反共产党，抗日又投日。
高树勋曾是石友三的手下。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石友三部改编为第一集团军第181师，石友三任师长。年底又被任第69军军长，高树勋的新6师划归该军建制。1938年，石友三部受命在山东和冀南敌后抗战，为求自保，他积极和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并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团、营、连充当政工人员，这年底，石友三兼任第39集团军司令，辖第69军和高树勋的第8军。
蒋介石自然不放心石友三联合八路军，对石友三又打又拉，许愿如果清除八路军的影响，华北就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见有利可图，马上由联共变为反共，大力排斥和清除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强迫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国民党。
石友三的见风使舵，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除弹药、饷银得到补充外，还捞了个冀察战区副总指挥兼察哈尔省主席的头衔。
石友三于是便更加卖力反共。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石友三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根据地人民称为“石阎王”。
1940年3、4月，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这一次却栽在八路军的手里。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石友三损兵折将，最后突围撤往山东曹县一带。
石友三明白，蒋介石只是利用自己反共，自己又与八路军成了死对头，要保存实力，生存下去，唯有投靠日本人。于是派亲兄弟石友信与日本顾问松室孝良和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联系，在开封签订了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的“共同防共协定”。日军开出的条件是，先联合打走八路军，再谈投降问题。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作为血性军人，自然不愿附敌，也不愿意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树勋，想假日本人之手除掉高树勋。
高树勋不愿束手就擒，于是联合同道，设计擒杀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秘密商谈投降条件，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
老长官出面邀请，石友三不便拒绝，于12月1日率领着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的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早已率旅长以上军官等候多时，将他们恭敬地迎进会议室。
当高树勋与孙良诚、石友三共叙往事，其乐融融的时候，高树勋的勤务兵突然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含笑致歉，随即离室而去。
高树勋前脚刚走，突然闯进4个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直奔石友三，将措手不及的石友三架走。孙良诚这时才知受了利用，大骂高树勋不讲信义，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独自离去。
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于岸边。可怜“倒戈元帅”石友三，当汉奸害人未成，自己反做了河畔孤鬼。
高树勋随即又设计杀掉了石友信，掌握了石友三的部队。
高树勋计除石友三，当然首先是基于民族大义，其中还有奉蒋介石之命的因素，又有为求自保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石友三被除掉，客观上也剪除了解放区的心腹之患。
决定中共命运的平汉战役
八年抗战，终以日本宣布投降宣告结束。
蒋介石蓦然回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经过8年抗战，已经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村、乡、县人民政府，建立了司法、税收、供销社、银行，蒋介石心有不甘。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于8月28日赴重庆谈判。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刚走，蒋介石就派两路大军来扣华北解放区的“南大门”——晋冀鲁豫军区。一路是阎锡山，进攻上党；另一路是高树勋、马法五，方向是平、津。
守华北解放区南大门的晋冀鲁豫军区的兵力并不很多，也不很强，但指挥员却是毛泽东麾下赫赫有名的两员战将——有当代孙武之称的刘伯承和邓小平。
阎锡山进攻上党地区的兵力有3万8千多人，而晋冀鲁豫方面兵力也就是3万出多一点，不仅从数量上少于阎锡山，而且从编制上，连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装备就更比不上阎锡山了，大炮等重武器很少，弹药也很少。
形象地说，当时担当守门人角色的，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体，一点也不夸张。
阎锡山挑的时机也不错。进攻上党的时候，刘伯承和邓小平都在延安开会，只有参谋长李达在前线指挥。当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一班战将，火速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同一架运输机飞回太行山的时候，仗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了。
刘、邓等人一下飞机，就上了前线，战士们有了主心骨，士气大振，阎锡山指挥的国民党第19军一下子就被打得稀哩哗啦了。
蒋介石看到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经被吸引到太行山方向，即以14个军的兵力，兵分3路，沿平汉、同蒲、津浦铁路线向华北解放区进攻。
此时，高树勋已是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
10月中旬，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军、第16军经同蒲路、正太路进抵石家庄；沿平汉路北进的高树勋、马法五部，目标是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部会合，抢占平津，夺取东北。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尽快发起平汉战役。
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顾不上休息，仔细分析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很快就做出判断：高树勋、马法五率领的沿平汉线从新乡北进的第一梯队，这一路是最主要的，对解放区危害最大，兵力组成有第30军、40军、新8军3个军和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共约6万余人。
10月14日，高树勋、马法五部开始经过汤阴、安阳北进。
10月16日，刘、邓下达平汉战役令，并在邯郸西郊的峰峰矿区设立前线指挥所。
10月17日，延安的毛泽东致电刘、邓：“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刘、邓接到电报后，一边督促各个部队迅速从上党地区抽调出来，从太行山千山万壑的小路上直奔邯郸战场，一边抓紧时间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
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可困难多了。
马法五的第30军、40军战斗力都比较强，高树勋的新8军也不弱。而晋冀鲁豫解放军刚打完上党战役，虽说是操得胜之师，毕竟也是疲惫不堪。
高树勋、马法五的先头部队于22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
驰骋太行的晋冀鲁豫地区第三纵队陈锡联、彭涛部，最先赶到战场，投入阻击战斗。双方在马头镇展开激战。一个回合下来，陈锡联检点人马，竟有几百人的伤亡。
刘、邓这边队伍没有到齐，高树勋那边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刘、邓立即把刚刚从冀鲁豫赶到的杨得志、苏振华第一纵队投入战斗。邓小平要通了苏振华的电话，命令一纵无论如何要坚持5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一纵队的阻击战打得确实漂亮，完成了阻击任务，接应后面的队伍陆续赶上，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战役包围态势。
10月24日，高树勋、马法五的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而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于当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
张爱萍奉命接出高树勋的家眷
由于刘、邓手下陈锡联三纵和苏振华一纵的顽强阻击，马法五、高树勋部被迟滞在邯郸、磁县一带，伤亡也不小。
高树勋本来就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重用嫡系、排斥异己有所不满，尤其是蒋介石无端挑起内战，驱赶他们这些非嫡系部队做反共内战的先锋，假共产党之手消灭异己的做法更是反感。
早在9月上旬，高树勋就派战区总部参议王定南，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并转交高树勋给彭德怀的一封亲笔信，言明自己不愿内战。邓小平当时指示王定南：为了在政治孤立蒋介石，首先要争取受蒋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尽一切可能争取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
9月20日，刘、邓联名电告党中央和军委，提出要充分利用矛盾，争取蒋介石非嫡系部队中立，以便专力对蒋的建议，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刘、邓提出的方针，指示加紧在西北军中进行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刘伯承亲自给高树勋写信，欢迎他派人来联系。
不久，刘伯承接到高树勋写的回信，在表示自己反对内战的同时，高树勋在信中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关于华北作战的军事情报。
10月25日，刘、邓再次召见王定南。
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说：高树勋已经开进邯郸以南的马头镇，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阻高树勋这3个军的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你现在回去立即劝说高树勋将军，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的战略任务。
刘伯承补充道：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他要当机立断。
高树勋沉思良久，有些犹豫。仓促起义，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在徐州和西安的家眷。王定南10月28日凌晨，再次去见刘、邓，说明了高树勋的顾虑。
刘、邓当即表示，对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安全问题，会立即请示中央设法解决。
1945年10月30日，刘、邓为此事专电中央，“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二人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又转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帮助妥善解决高树勋在西安子女及亲属的安全问题。
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刻电令新四军第4师张爱萍部，设法将高树勋的家属送往河北。张爱萍不敢怠慢，立刻命淮北行署公安局便衣大队派出精干人员三进徐州，终于接出高夫人一行。
高夫人出城不久，蒋介石即派出宪兵4团空降徐州，企图把高夫人等接往南京，以为人质，终归是晚了一步。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高夫人等由专人护送到河北武安伯延，与高树勋团聚。高树勋见到亲属，再无后顾之忧，连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言而有信，真了不起。
为了促成高树勋最后定下起义的决心，在刘、邓首长的亲自组织下，经王定南牵线，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与高树勋面谈，李达、王定南到了高树勋的指挥部，发现高部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这说明高树勋已经非常厌战了。
见面后，一拍就合。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
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火线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
起义的第二天，司令部商定，邓小平、李达留在指挥前线作战，刘伯承在新华社、《新华日报》负责人朱穆之等人陪同下，到马头镇慰问高树勋。
刘伯承首先向高树勋转达了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来电，对他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他本人及所有将士表示欢迎和慰问。
高树勋非常激动，说道：“承蒙朱德、毛泽东先生和刘将军如此错爱，我将万死而不辞。”
刘伯承问高树勋：“不知高将军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
高树勋迟疑了一会说：“这次和我一同北上的40军军长马法五、30军军长鲁崇义，过去都是西北军同仁，希望新8军起义后，不要再打他们。”
高树勋想的过于天真了。这是两军交战，讲不得“朋友义气”。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战役立即发生逆转。国民党军心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这时，刘伯承判断被围之敌必然向南突围，便故意网开一面，放开敌人的退路，将我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擒第11战区副司令兼40军军长马法五，缴获山炮、火箭炮310门，轻重机枪1719挺，步枪9248支，获得平汉战役的全胜。
时隔44年之后的1989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客观公正地评价了高树勋起义：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
毛泽东建议下有了“民主建国军”(1)
高树勋率部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最早、最大的起义，震动了全国。
1945年11月1日，高树勋率已经起义的新8军及河北民军1万多人迅速撤离磁县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沿途群众与学生列队远迎，高呼“欢迎高树勋将军反战起义”等口号，到处贴满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
毛泽东十分关心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高树勋曾经考虑叫“和平建国军”。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刘、邓：
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毛泽东
高树勋认为，毛泽东的考虑十分周全，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起义宣言。
重庆蒋介石、冯副委员长，延安毛泽东先生、朱总司令，全国各军、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日寇投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无比欢庆。树勋等忝为执戈卫国
之军人，尤为奋发。盖今日中国，惟和平方足以言建国，惟民主方足以言团结，惟和平民主团结，方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叁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于此者，必为众所拥护，反于此者，必为众所唾弃。祸国兴邦，一念所系。树勋等久历戎行，深沐旧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过去纵曾不免事与愿违，然固无时不心存戒惧。当此民族国家千钧一发之际，追怀既往，尤深警惕。综看近世，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愿向我国父老同胞一陈之。
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此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之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之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洎夫师次豫北，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涕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能无动于衷耶?
树勋等歼敌余生，自不畏死，然尤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北之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宁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漩涡之声大起。其实此不只敝军之呼声，抑亦全国人民之要求也。
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众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更有近来，道路传闻，此次加命，乃为消灭杂牌，排除异己之运用。树勋等对此，不愿多论，所争者惟不愿再以人民养育之兵，供内战之用耳。
兹经全军公决，成为民主建国军，并推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公命之下，谨揭数事，以告国人。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是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第三，应立即联合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急。
上述三事，为本军今后行动方针，誓当努力以赴，百折不渝，并确信，大势所趋，和平民主必可实现。树勋等望治情殷，爱国心切。古有言，“民为贵，君为轻”，但求有利于人民国家，生死胥置之度外，成败利钝，更何所计欤!违命之愆，所不屑辩，全国父老，自有定评，区区此心，敢请共鉴。如果幸而教之，则幸甚矣!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率全军将士叩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
看到高树勋的起义通电后，毛泽东十分高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毛泽东 朱 德
高树勋接到贺电，十分感动，于1945年11月4日又给毛泽东、朱德回了感谢的电报：
“抗战八年，生灵涂炭，实不忍再睹流血惨剧。此次暴动，纯为呼吁和平团结，并速组织联合各党派之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专电驰复，顺颂勋祺。”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大会宣布开始后，首先举行了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范龙章第一军和乔明礼第二军。命令宣读完后，高树勋亲自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
大会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
起义之后，高树勋首次向参谋长李达郑重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几天后，高树勋又先后两次向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再次提出自己要求入党的问题。短短10之内，高树勋三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可见心情之迫切。鉴于高树勋的影响，晋冀鲁豫中央局步敢擅专，于11月11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电请示：
高树勋三次要求入党，如何办理?请示。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复电：
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加入本党。
同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安顿好了高树勋，毛泽东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今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
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胜利，道义上的胜利。
邯郸起义暴露蒋介石弱点
毛泽东在延安，细心听取了关于邯郸起义的汇报后，总结了邯郸起义的重要意义。
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蒋介石的基本弱点有两个，兵心不固，民心不归。高树勋起义影响很大，起义通电传的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对各局、各区党委、各级政治部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
12月1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这份党内文件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号召“开展学习高树勋运动”。
他说：“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人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为使瓦解敌军的任务落实到实处，毛泽东还提出“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各大区、二级军区，甚至师、旅都加强了对瓦解敌军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充实了人力和财力，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高树勋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了。这个有着浓厚政治、军事意义的运动，唤醒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瓦解敌军工作成为毛泽东在战争中加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高树勋起义，对于想消灭共产党一统天下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当头一棒。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命人从缴获蒋介石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中，选出重要密令７件，公开在延安新华社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蒋介石意识到，此时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1959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的《戡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
“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1946年1月，高树勋给蒋介石写信，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露蒋管区贪污腐败情景，要求国民党忠实执行停战协定，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用普选方式产生真正的人民代表以成立正式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
3月，高树勋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3月21日，高树勋赴邯郸参加大会，以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讲话，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破坏宪法草案修改原则。
诚如毛泽东所言，继高树勋之后，“走高树勋道路”的国民党军接连不断。
1946年5月31日，国民党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所部于海城起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刘善本上尉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起义，由成都飞往延安。
1946年9月，国民党第38军孔从周、刘威诚部起义。
1946年10月2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电报，祝贺民主建国军起义一周年。朱德还专门写了文章——《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在此之前，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官兵起来罢战怠战》的社论，号召国民党军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起来罢战怠战。
必须保证高树勋的安全(1)
毛泽东在给高树勋起义部队起名字的时候，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高树勋原来想叫“和平建国军”，但这个名字肯定是不能再用的，因为抗战时期的汪精卫伪政权的曾用过这个名字，已经臭的不能再臭了。沿用过去的“新8军”也不好，那是国民党的番号。最后高树勋从毛泽东提供的“人民建国军”和“民主建国军”中，选择了“民主建国军”。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把高树勋的起义部队编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呢？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高树勋起义部队离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高树勋起义之后，曾经在解放区接待过一名外国著名记者的采访，说出了这种距离：
“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那公馆里有暖气，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兰地，现在呢，只是偶尔喝一杯‘白干儿’(本地产的酒)。”
高树勋也许觉得这种生活水平的降低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农村长大的，也吃过不少苦。甚至后来当了国民党的高官之后，闲着无事的时候，他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
可是其他的中、上层军官呢？他们未必能适应这种生活。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权、有势的是军官，而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
国民党军队的中、上级军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本人则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据内部资料记载，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进驻武安地区的最初几个月，其驻地17个村的群众就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找当地政府请求高树勋部移防，甚至还准备赴边区政府请愿。根据地的群众与共产党的部队相处久了，自然容忍不了这种带有浓厚军阀习气的部队，尽管它已经“起义”。
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高树勋的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
派去的政工人员，在态度和方法上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他们采取了解放区土改工作的方法，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
对此，前去采访高树勋的外国记者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
“再说，别看他（指高树勋）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
猜忌的种子既然已经种下，就必然要结出分裂之果。
高树勋手下的中、高级军官颇有怨言，仿佛更加证实了政工人员的猜忌。
1946年底，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特务案件”，把这种猜忌推向了极至。
当时因为解放区的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晋冀鲁豫军区派去的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3个手指头，高度绷紧的政治神经使这位保卫干部认定，他就是向特务发暗号！
于是，这位形迹可疑的连长立刻被拘捕关押，哪里经得住具有丰富“肃反”经验的专职人员的审讯？如此这般一番严审，该连长招供出“民主建国军”内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一些营、团级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
于是，被招供出来的这些军官又被秘密逮捕，陆续被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这些军官多数没有扛住，又是一通招供，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军官的级别越来越高，一时间“民主建国军”驻地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事有凑巧，这边正在怀疑“民主建国军”“通敌”，那边高树勋的司令部所在地王庄，确有国民党人前来策反，来人是高树勋原来部下从西安派来的，带信给高树勋，让他“弃暗投明”。
高树勋为了表示自己清白，将信立刻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放跑的，高树勋有口难辩。
这更加加重了军区政治机关的怀疑。军区领导当即做出内部决定，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视，防止他有异动。
此时，由于蒋介石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围攻，根据地的军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1947年6月，毛泽东指出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对外称是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实际上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绝密电报中，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刘、邓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几乎集中了当时晋冀鲁豫军区所有的主力部队。晋冀鲁豫军区只留下了少量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全愈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全面负责。
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解放区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紧张。
前方又传来了徐州警备司令郝鹏举被国民党策动叛变的消息。形势迫人，来不及多想，军区负责首长当机立断：“郝鹏举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为了解决“民主建国军”的问题，于1947年5-6月间，调来了驻扎在山西晋城的新四军李先念部第5师第13旅、第15旅共7个团，进驻长治。
1947年6月14日清晨，晋冀鲁豫军区派一个团，去抓高树勋。民主建国军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枪战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赶来的民主建国军政治部领导喝止。
正在学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割断了。
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
抓捕高树勋的部队在给军区首长的报告中说：“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晋冀鲁豫驻地，继续审查，含冤被囚。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时隔多年，已经成了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对解决高树勋问题做了评价；
“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高树勋小传
高树勋，字健候，1898年8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兄弟姐妹7人，在兄弟3人中，他排行第二，8岁时，入私塾读书，读了4年，后家道中落，回乡务农。1914年，到天津、北京等地学徒谋生。后又投奔在四川绵阳冯玉祥部当兵的舅舅。1917年，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高树勋因作战勇敢被升为冯玉样的手枪连班长。1918年，冯玉样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段祺瑞约冯玉祥到汉口谈判。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玉样赴汉口，当冯玉样的贴身警卫，终使冯玉祥安全归来。
冯玉祥将他送进学兵营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1920年，高树勋升任排长，受冯玉祥的影响，加入基督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925年8月，又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上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此后，随冯玉祥四处征战，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
1931年，参加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击败。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树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1938年2月19日，日军占领了新乡市。根据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不准高部南渡黄河的指示，高树勋指挥部队，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交替掩护撤退。
1945年9至10月，国民党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高树勋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排斥异己、挑起内战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反感。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刘伯承将解放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11月10日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树勋起义对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引起较大的震动，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归"，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阴谋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被缴获，延安新华社选其重要密令７件公开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
高树勋起义及随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广大官兵的一面旗帜，他们在此后的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1955年，毛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授予高树勋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邓兆祥 中共海军建设的先锋
“重庆号起义”解渡江之围
“要争取邓兆祥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
——毛泽东评邓兆祥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只剩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山河。
为了保住这半壁江山，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蒋介石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
迁至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完三大战役之后，也在思谋着如何打过长江，消灭蒋介石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
可是，毛泽东也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军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仍然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组织长江防御的，一个是蒋介石的宠将汤恩伯，此人倒并不足虑；另一位是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此人外号“小诸葛”，功夫倒有些了得。
国民党部署在长江南岸的100多个师，70多万人，部署在如此之长的战线，总会有薄弱环节可击。可负责协助防守长江的国民党海军海防舰队和江防舰队，在解放军渡江的时候，可是劲敌。共产党不习水战，也从来没有掌握过海军。北伐时期，在“中山舰”上有个共产党员的舰长李芝龙，最后还让蒋介石借故给免职，关押起来。
正在毛泽东为长江水面上的军舰费思量的时候，邓兆祥率领“重庆号”军舰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西柏坡。
邓兆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重庆号”又是怎么样的一艘军舰？
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
“英国海军通”与“英国都市盲”
黄埔军校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其实在黄埔还有一所海军军校，为清朝政府于1877年设立的广州黄埔海军学校。邓兆祥7岁丧父，家道中落，但是少年老成。1914年，在任广州警察厅厅长的族人邓瑶光帮助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海军学校第16期，时年只有11岁。因怕学校不收，邓兆祥虚报成14岁才被录取，是该校最小的学生。
1919年9月，邓兆祥从黄埔海校毕业后，转入吴淞海军学校深造，翌年又转入烟台海军学校和南京水鱼雷枪炮学校。在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几所海军学校中，好似走马灯般地转来转去，学会了海军军官必须掌握的航海、枪炮、观察通信、水中兵器等专业。
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历史较早，又比较先进的海军之一。1929年，邓兆祥被国民政府推荐赴英国学习海军，1932年4月进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指挥专业。这是一所非常令人向往的学校，称的上是海军将帅的摇篮，不仅培养英联邦国家的高级海军将领，而且也培养其他国家的海军精英。
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中，邓兆祥深居简出，一门心思学习海军指挥，很少去做学习以外的事情，不久就成了“海军通”；但同时也因为不谙事故人情，在休息的时候也很少去英国的风景名胜游玩，也被同伴戏称为“英国都市盲”。
从英国学成归来，国内早已经物是人非。邓兆祥被委以国民党海军水鱼雷营营长，毕竟是学非所用。不久，马尾海校从福建迁到贵州桐梓，邓兆祥担任训育主任职务。福建的马尾海校也出了不少名人，中日甲午海战的英雄邓世昌即是出自这个学校。
按照邓兆祥的理想，原本是学成本领带兵打仗，驰骋海疆，却因其出身寒微，没有什么根基，又不会钻营，故在国民政府的海军中，并无领兵打仗的实缺相授。
抗战爆发之后，中国海军没有与日本海军正面交手，大部分军舰或者被日军飞机炸沉，或者自沉于长江的航道上阻塞日军沿江而上，下场极为悲惨，就连中国海军自诩的“中山舰”也盖莫能外。邓兆祥空有一身本领，却施展不出。
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东邻日本强国被盟军打败，中国正是挟战胜国的余威，走富国强兵之路的大好时机。恰逢盟国在分配剩余战争物资的时候，有一些英国军舰要处理给中国，为了学会操控这些军舰，国民政府从青年学生中挑选了一批人，组建成学兵总队，因邓兆祥在英国海军军界比较熟悉，于是就派他担任学兵总队的一大队长，赴英国接收军舰。
“重庆”号经过攻锦大事
在这批军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艘名叫“重庆”号的军舰。
“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一只军舰，原名叫“奥路勒”号，总造价为126万英镑，非常昂贵，是当时较为现代化的新型巡洋舰，排水量7500吨，满员时舰员650人，最高航速32节。“奥路勒”号有着辉煌的战绩，它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的旗舰，二次大战期间参加过击沉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等战役，共击沉轴心国的军舰20余艘，是英国海军的“功勋舰”。
国民政府为了接收和使用好该舰，邓兆祥和学兵大队的学员在英国一呆就是3年。
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军舰从英国朴茨茅斯港起航回国，8月14日经香港、上海等地驶至南京下关码头。
国民党政府接收“奥路勒”号之后，最初给它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震旦”号，后来又以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为名，改名“重庆”号，邓兆祥被任命为“重庆”号上校舰长。
蒋介石有了“重庆”号这艘现代化的巡洋舰，立刻就像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此时国民党在陆上战场已呈败相，解放军迫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对“重庆”号寄予厚望，曾经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既使损失了全部的舰艇、共军冲破了所有的内河防线，本人也将率‘重庆’号在长江上下继续奋战！”
1948年10月初，邓兆祥奉命率领“重庆”号北上，加入辽沈战役的战团。当军舰驶到葫芦岛附近，蒋介石登上了“重庆”号，亲自部署东北战事。
此时林彪的四野正在围攻锦州，战事空前激烈。
毛泽东指示林彪，锦州是我必取，敌必救的战略要地，恰似一根扁担挑起华北和东北，拿下锦州，就可以从战略上割断华北和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对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蒋介石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派出了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解锦州之围。
10 月10日拂晓，邓兆祥指挥“重庆”号上射程达50里的240毫米主炮和6门152毫米火炮，向坚守在塔山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舰炮的威力非常大，据说一发炮弹可以炸翻解放军一个排的简易防御阵地，给解放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当然，炮弹也很昂贵，都是耗巨资从英国购买的。以至于多少年之后，邓兆祥想起此事还非常内疚。
不过邓兆祥和他的“重庆”号，并没有能够挽救锦州失败的命运。10月14日，国民党军对塔山的攻击进入了第5天。凌晨5时，国民党陆军的炮火开始向解放军塔山防御阵地猛烈轰击，但坚守阵地的四纵战士却细心地发觉，落在阵地上的炮弹已经没有从“重庆”号上舰炮射出来的，而那种舰炮炮弹飞行时的啸叫声是那样的催心裂肺！
原来，邓兆祥和他的“重庆”号在这一天退出了对塔山的轰击。
“重庆”号在舰上看不到目标，只能通过地图间接射击，邓兆祥并没有从陆军的观察报告中看到轰击的直接效果，又怕误炸到正在冲锋的国民党陆军（已经出现了误炸情况：一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塔山战区上空投了两枚炸弹，一枚落在塔山村后面的山坡上，另一枚落在国民党军的出发阵地中，炸死连长以下数十人），加之连续5天的轰击，炮弹所剩无几，便下令停止了轰击。
后来据军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塔山阻击战，国民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却打了个大败仗，原因尽管事多方面的，但与邓兆祥率“重庆”号过早地退出战斗还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邓兆祥还不知道，塔山阻击战后，四纵12师的三个团都被授予了“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四纵从此成为闻名全军的劲旅，一年之后的1949年，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北京，在西苑机场阅兵时，检阅的就是这支部队。
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
new 辽沈战役终究以国民党失败告终，邓兆祥率领“重庆”号无功而返，回到上海。当船驾入码头的时候，“重庆”舰上这些以老大自居的国民党海军自尊心又受到了以次打击：黄浦江中最好的锚位，最好的码头，都给美国兵舰占据了，只能在偏远的角落中栖身。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越来越憎恨。尤其是“重庆”号上的水兵被拖欠了很长时间的军饷，当局又强行把水兵从英国带回来的外币兑换成几成废纸的金圆券，引起了水兵们的强烈不满。
“重庆”号上有一个枪炮下士兼舰上图书管理员，名叫毕重远，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在他的秘密领导下，舰上成立了“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准备一但时机成熟，就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舰上的大多数水兵在回国途经香港的时候，接触了不少进步书刊，了解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所以一拍即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