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
作者：马祥林
蒋介石 一生的“剿”“灭”梦想
“一拉”蒋介石抗日
“我做的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
――毛泽东点评蒋介石
在国共两党长期的交往中，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打交道”最多的，他们是一对“冤家”，也是一对“老朋友”。他们二人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曾各率大军兵戈相向，也曾面对面谈笑风生、共商国是。其实，自从他们踏上政治舞台起，就开始了相互合作与斗争，并终其一生。其中斗争占了大部分时间段。他们二人的这种“交往”，不但影响着两党两军的命运，而且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窑洞，毛泽东说到：“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发起直罗镇战役，一举歼敌一个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步步进逼，两广地方实力派也在酝酿反蒋，这一切都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南京国民党当局便策划与中共进行谈判，并派人到陕北传递这一信息。
来而不往非礼也。蒋介石既然派来代表向中共转达了愿意谈判的信息，毛泽东也决定与蒋介石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勘你们，井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心中难免不受触动：他于7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宣布了此信，真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会上立即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反过来又影响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还是第一次。
接着，毛泽东又采取迂回策略，致信蒋介石的妻弟、国民党财政部长、亲英美的宋子文向蒋介石传出了中共中央要求回民党改变政策的信息。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弟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冲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卫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
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但是，蒋介石政策的转变，仍然有不少波折。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毛泽东向他蒋介石投诚，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红军向国民党军投诚由他们收编，他仍坚持自己为一国之主，毛泽东为草寇，—若此着不行，则仍要以武力来解决，并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所以，他—面邀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淡判，一面布置对红军的“围剿”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二推”蒋介石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军政人员也有相当强烈韵民族情绪，为了促使蒋奔石翻然悔悟，毛泽东一面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一面派潘汉年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封，同时与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高级将领一起，致信蒋介石，推动其抗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屡次向先生要求，停业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战、李仙洲等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缓远抗日将士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官重心危，立马陈词，伫侯明教。
“三打”蒋介石抗日
在民族大义面前，蒋介石虽有心抗战，但心胸狭隘，终究容不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毛泽东的“一拉、二推”对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最终还是以“三打”逼迫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意思的，完成这“三打”任务的并非毛泽东领导的军队，而是由蒋介石部下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1936年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一道抗日，并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乃与杨虎城紧急磋商。他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根本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第一步“苦谏”—— 尽量说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 ——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潼道，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的“剿共”主张。11日晚，他从临潼回到西安，部署军队，宣布作战命令。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由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日六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的卫队，包围了骊山，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蒋介石。
毛泽东得知这一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抗日的方针，并应张扬的要求，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解决事变，使“西安事变，成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枢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新时期。
蒋介石一邀毛泽东赴渝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阴谋发动内战，对这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巳预料到。蒋介石是打内战的，但他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还需要时间；再说，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过了颠沛流离，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最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希望从此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休养生息，他突然立即发动内战，不能不顾忌人民强烈的反战情绪。当然，国际形势对蒋介石也有压力。抗战胜利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英、美三国维持着同盟国的关系，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主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际和平力量强大，这对蒋介石坚持打内战的政策也有一定抑制作用。
美国特使赫尔利向蒋介石献计：“蒋委员长可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邀他来重庆共商国是。如果他拒绝，你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电报邀请他，充分显示你的诚意。如果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来重庆，拒绝和谈，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不要和平。你就可以大加讨伐，而不负任何责任。”蒋介石闻听此言，眼前一亮，觉得此计甚妙：一是可以满足国内要求和平的人的愿望；二是可以满足国际社会要求；三是可以充分利用和谈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兵力，真可谓 “一石三鸟”。想到这里，蒋介石心里有说不的高兴。于是乎，蒋介石开始大唱和平论调。1945年8月14日，他在政治谋臣吴鼎昌等人的策划下，给毛泽东拍来了第—封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笑坷呵地对其机要秘书叶子龙说：“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抗战期间蒋介石把精锐兵力放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现在要调到前线抢果实，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抗战胜利，世界需要和平，过早撕下脸皮就会失之于民，也有些天意难违呀。”
8月16日，毛泽东回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来铣
蒋介石二邀毛泽东赴渝
蒋介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一看毛泽东以“朱总司令日午电”为条件，要蒋作出明确答复。8月20日，蒋介石发第二封邀请电：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送来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防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巳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属守将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蒋介石真不愧是20世纪最为狡猾的政客之一，在第二封电报里除了以盟军司令部命令为借口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并反诬朱总司令不执行命令外，又进一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言辞之恳切，极易迷惑渴望和平的人士，还以为蒋介石真的是那么热爱和平。
毛泽东岂非等闲之辈，为了揭穿蒋介石利用和谈作掩护，加紧运兵的阴谋，也为了揭穿其利用和平姿态欺骗人民，寻找借口，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共产党身上，以便他取得进行内战的政治资本的“鬼把戏”，毛泽东于22日致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此电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没有就毛泽东是否赴重庆给蒋以明确答复。此前，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就此问题召开过会议，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随后视情况再决定毛泽东是否亲去谈判。
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
蒋介石看到中共领袖毛泽东两封回电均无亲来重庆之意，再联系到近期各特务机关发回的毛泽东不敢到重庆的情报，认准毛泽东有怯懦之意。蒋介石深知毛泽东从秋收起义至今从未离开过根据地；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谈、引发内战的罪名扣在了共产党头上：毛泽东若来，正好拖住他争取时间做好进攻解放区的准备。自己假和谈一着是绝妙之策，想到此越发得意忘形起来。 8月23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拍发了第三封电报：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巳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毛泽东在不到10天内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三封邀请电报，这在其“交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言辞恳切，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时间紧急，指名道姓要毛泽东亲赴重庆，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对策。毛泽东发言道：“蒋介石三次邀我，这个风险要冒。不去，不利。虽然是假戏，但要假戏真做。不然，内战的帽子就戴到了我的头上，戴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头上。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失掉一些人心。能谈则谈，谈不成，顶多是坐牢，杀头。就目前看，蒋介石这样做还有很大困难：一是我们有解放区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和二百万民兵做后盾：二是国统区觉悟了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
为了最后挽救和平，为了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孤立美蒋反动派，以极大的努力来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道路。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计就计，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亲自去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并于24日回电答复：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励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和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于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下飞机后，就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说明此行的目的，他庄严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的简短讲话，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政治主张，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
蒋介石夜探毛泽东如临大敌
毛泽东抵渝的当晚，蒋介石没宴为毛泽东接风。参加完蒋介石举行的晚宴后，在蒋介石的一再邀请下，毛泽东下榻于林园二号楼。和在延安时一样，饭后，毛泽东坐在桌前开始读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前往桂园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商谈次日的谈判安排。王若飞以及随同而来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因另有公事，搭乘周思来的车子，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警卫队长龙飞虎及警卫员陈龙、颜太龙、齐吉树则坐在毛泽东房间里擦拭随身携带的武器。
不一会儿，三个身穿国民党军服、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径直推门走了进来。
在毛泽东的房里，龙飞虎、陈龙插在衣兜里的手，迅速扳开了机头。这时，对方一位军官模样人开口了：
“屋里只留下毛先生，其余的人请回避。”
龙飞虎等人根本不理睬他，站在毛泽东前面，仍是一动不动。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仍旧坐在桌前的毛泽东慢悠悠地对几个警卫人员说：
“你们几个先到前面回避一下吧。我有事情，你们不必管我了！”
“但几个警卫人员仍是犹豫不决，不愿离开。在毛泽东又一次示意下，他们才很不情愿、很不放心地来到前院的一个小走廊上。这里毕竟是蒋介石的老巢呀，到处是特务、宪兵，他们一个个紧握手枪，屏住呼吸，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很快，庭院走廊上三步上岗五步一哨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就在这时，除了毛泽东房间和灯亮着外，其他的灯突然一下予全部熄灭了。
见此情景，从延安跟随毛泽东来重庆的齐吉树从兜里“刷”地一下掏出手枪，就要往毛泽东屋里冲。这时，在重庆已跟随周恩来数年、深谙敌情的警卫队队长龙飞虎用他那粗壮有力的胳膊把齐吉树摁住了，并说到：“老蒋又在演戏了！”
就在这时，但见一位肩披呢制黑披风、身穿国民党特级上将制服的人，在七八个人的前呼后拥下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来。
“蒋介石来了！”龙飞虎说。
“哪一个?”
“中间那个。”
大约20分钟后，蒋介石从毛泽东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又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汽车，很快便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毛泽东的警卫人员立即冲进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水杯，坦然一笑：“你信知道刚才是谁来了吗？是蒋介石探望我来了。说起来，我与蒋介石快有20年没见面了。”
“他们来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我们出去?”
“你们在这里，人家蒋介石不放心嘛！”毛择东笑着回答，口气中有几分轻蔑。
从毛泽东房间里出来，几个警卫人员还在嘀咕刚才的事：“怪不得今天下午，他们三番五次地来人要求我们进行武器登记。原来，蒋介石是怕我们胡来，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蒋介石对三邀毛泽东的举动后悔不已
由于当时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不敢来重庆，所以，在谈判的准备工作上很不充分。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
8月29日清晨，吹拂着千树百花的秋风，送来阵阵清香，风景独好的林园内，莺啼蝉叫，黄鹂鸣翠。
毛泽东打破了在延安时的工作生活习惯，早早地起床了，到外面散步，呼吸着外面清新的空气，不时伸开双臂，舒展着身躯。
在曲径蜿蜒的林中小道上，齐吉树陪毛泽东漫步予楼旁的甬道上，正好与也已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俩人从林阴深处沿着长满青苔的石级，拾级而止，然后就座于林阴道边的一个圆石桌旁。
“润之先生，你怎么起得这样早哇？听说你有晚上办公习惯，怎么，来这里不习惯？”蒋介石兄长的语气，显得十分关心地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面含微笑道：“岁月如逝水，有道是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嘛!蒋委员长不知有没有这个体会?”
蒋介石一下子就感到毛泽东话锋的锐利，忙岔开话题：“嗯，嗯，润之来到这天府之国的雾都，感觉如何？”未等毛泽东回答，蒋介石接着说：“四川的土地肥沃得很哩！林森老先生生前对我说：在这里的任何一块土地上，就是插上一根龙头拐杖，来年也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林老先生十分钟情于这块土地，所以，死后就长眠于此间山水中，前年年底政府为林老先生举行了奉安典礼后，才将先生的梓棺由官邸大礼堂移入墓中的。润之如有兴趣余可陪你去那里看看……”
毛泽东明白这是蒋介石有意绕开正题，即答道：“小弟不敢有劳委员长大驾陪同，改日，余定要拜谒林主席之墓。林老先生在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对日态度强硬，力主抗战，深受国人爱戴。林主席去世时，我们曾发来了‘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溘闻逝世，痛悼同深！’的唁电，以示对林主席的崇敬。”
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同张治中商谈谈判的内容和程序问题。下午，双方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摆出一副大家的风度。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政府方面尚未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点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十分诚恳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们到这儿来，一句话，是为了和平，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实现永久的和平。”
蒋介石不等毛泽东说完，就接上道：“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驳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蒋主席恐怕是自欺欺人吧!”接着，毛泽东历数十年内战及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毛泽东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表示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解决各种摩擦。”毛泽东对蒋介石“中国无内战”的论调严词批驳后，蒋介石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万分沮丧地写道：“脑筋深受刺激”。显燃，蒋介石对自己三邀毛泽东弄巧成拙的举动，已是叫苦不迭、后悔不已。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否定独裁政治和内战政策的五项协议，但是，不久均被蒋介石撕毁。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全国性的内战爆发，仅三年多时间，拥有800万军队的蒋介石便被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打得七零八落，蒋介石也被赶到了孤岛台湾。毛泽东后来曾说过：“我做的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初期怎么也不甘心，他弄不明白为何在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就被毛泽东领导的比自己弱小很多的共军打得一败涂地。其实，蒋介石的眼光是狭隘的，他只把军事力量视为其生命的支柱，殊不知，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表象，而人民的力量与人心的力量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根本性因素。后来，蒋介石对大陆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似乎明白了这一点，他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因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卖节”，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以及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蒋介石痛下决心，决定彻底革除国民党的上述积弊，并做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计划。所以，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了台湾，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并没有终止，他无时无刻不在想找毛泽东算帐。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炮弹语言”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积极奉行“台湾独立”政策，并于1954年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一系列事件震动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意图已非常明显，美国到底要介入到什么程度，《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多大？毛泽东决心对金门实施炮击，以便在实战中摸一措美国的“战略底牌”。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解放军以459门火炮开始轰击金门，在85分钟内发射炮弹3万余发，岛上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官兵共伤亡600余人，金门和澎湖防卫部的二名中将副司令当场身亡。
我炮击金门后，截断了金门守军海上补给线。美台组成联合护航队。我福建前线指挥部请示是否炮击联合舰队。毛泽东命令：“照打不误，但不打美舰，只打蒋舰，如果美舰开火，我军也不还击”。战斗中，我军攻击台舰时，美舰竟丢下台舰，掉头向台湾方向遁去。我军意识到：美台联盟仍是有一定限度的，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是不会冒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的，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美国实行的是脱身政策。从而摸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盘。于是，10月5日，毛泽东下令从次日起停止炮击。
然而，此时美国又抛出一项新政策，劝说台湾从金门、马祖撤军，然后搞台湾独立。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美蒋矛盾开尖锐。
毛泽东认识到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但金门岛上的守军甚至台湾岛上的政权，毕竟要依赖美国支援才能生存。解放军如果再施加封锁压力，势必导致压蒋介石向美国就范。那么，金门岛上守军除了崩溃之外，就只有再重演一次大陈岛撤退。如果只能夺取金门、马祖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十公里扩大到一百多公里，且隔着一道台湾海峡，接触更加不方便。而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毛泽东又作出了新决策。十月五日上午八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不能跟着美国乱说
美国要求实现“永久性停火”，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分离，进而制造“台湾独立”。而台湾当局又拒绝和谈，毛泽东决定再次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力求挫败美国的阴谋；另一方面，打算把蒋介石强行拉到谈判桌边来。
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七天炮击，以便于金门守军补充给养。暂停炮击的七天期限刚过，福建前线广播站播送了彭德怀给福建前线解放军的命令，也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宣布再停止炮击两周。
美国一方面在华沙中美会谈中要求“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军队。十月十九日，美国第七舰队派出了四艘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船队护航，并派杜靳斯亲临台湾做蒋介石的工作。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下令再次炮轰金门。炮击开始的时候，杜勒斯正从华盛顿飞经阿拉斯加的基地。共产党恢复的猛烈炮击，使杜勒斯难以完成去台北劝蒋介石从金、马撤军的使命，不得不打电话叫醒已入睡了的艾森豪威尔，请示总统他还去不去台湾。艾森豪威尔考虑了一会儿，要他还是继续前往，与蒋介石商讨的内容可因炮轰而有所调整。台湾当局在背后说，这炮打得好！毛泽东是台湾最好的代言人。
10月21日，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时仍坚持要蒋介石撤退在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双方冲突起来，蒋介石恼怒地回答：“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最后，双方作出了让步达到妥协。美国不再要求蒋介石从金、马撤退，并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蒋介石则应允“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
毛泽东将美蒋矛盾看在眼里，觉得蒋介石受了杜靳斯的气。10月25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以后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与对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四不打”的方针，还表示愿意向对手提供补给品。
1958年10月31日，中国宣布实行战争史上罕见的戏剧性安排：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停止。单日打，表示中国内战仍然存在；双日停，便于台湾军队补充给养，长期固守。其精致巧妙令世人赞不绝口。美国对此毫无办法，只得宣布停止护航。国民党也接受了这种象征性战争的安排，仅在单日偶尔发炮还击。
自1959年初，双方的炮击都只打到海边的无人地带。自1961年12月中旬起，大陆停止实弹射击，只在单日打宣传弹，随后，台湾军队也积极响应，照此办理。这种象征性的炮击持续到1979年1月1日正式结束。
毛泽东的文告及做法，使蒋介石终有所领悟。“金马危机”刚结束，国民党中央在台北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识到对国共之战的宣传犯了一项重大错误，即跟着美国佬把共产党骂为“侵略者”，这等于是跟人家承认“两个中国”。何为侵略?两国之间越过国界打仗才成其为“侵略”。国共双方在金门交火，都是在中国领土打仗，只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谈不上什么“侵略”，更扯不上什么“武力扩张领土”。蒋介石指示台湾当局各方面在有关方面，“”。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讲话谈到台湾问题时说：“现在这个时候，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在这个中间选择，我看还是选蒋介石。陈诚、胡适跟美国联系得比较多，还是要蒋介石好。……国际上，联合国假如通过要我们去，有他我们就不去，运动会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总统，那还是他好。……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去进行改革，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反共，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要做恰当的估计。”
炮击金门，始终是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进行的。毛泽东既坚持政治原则，同时又采取非常谨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我们的根本目的。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在对我未来的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中极具借鉴意义。
曾有史论评述说，毛泽东这个思想，“在二十年后，被邓小平发展成为完整和系统的‘一国两制’构想。”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晚年情怀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叛国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作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同的心愿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1975年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1975年4月5日是中国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夜幕降临，蒋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蒋介石死前曾留有这样的遗嘱：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据说设计出了一千多种方案。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的固执、傲慢、自大造成了台岛飘移在母体之外的悲剧，而他未泯的中国心又让他全力用“反攻”梦想将台岛命脉拴在母体上。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将其传给后代。
世间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蒋的政治包袱背得太重了，他至死也不肯平实地阐述自己的回家之路。恐惧使他严严地封闭了通向大陆的门窗，人为地堵住了通向大陆的通道。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38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啊!40年，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毛泽东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周恩来逝世。1976年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76年 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没有蒋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经参与到其中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邓小平与江泽民接过了毛泽东未完成的两个历史任务。
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称得上20世纪非常著名的风云人物，最后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遗志。
蒋介石先生小传
蒋介石(1887一1975) 浙江奉化人，官名中正，字介石，少时名周泰，字瑞元，学名志清。国民党特级上将。早年就学保定军官学校。1907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依附护军都督陈其美；任团长。曾受命刺杀光复会领袖构成章。1919年后混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买卖。1923年到广州，任广东军政府文本营参谋长。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得到孙中山信任。同年奉派赴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孙中山逝世后，在1926年先后制造了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开始形成其个人的独裁统治体制。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并在各地“清党”，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国民政府主席。
1931年以后，对日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对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发动多次“围剿”。此外又不断制造军阀混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被迫结束十年内战，开始丁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面抗战，一面与日谋和。1938年武汉失守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38年3月任国民党总裁。1943年9月再次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1945年8月，蒋介石伪装和谈，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否定独裁政治和内战政策的五项协议，但是，不久均被蒋介石撕毁。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全国性的内战爆发。
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的军事力量逐渐丧失了战略优势，1947年6月以后，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彻底被打垮。其间，即1948年4月，根据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蒋介石当先为国民政府总统。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求和文告。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了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揭穿了蒋介石和谈阴谋。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回奉化进行幕后指挥。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奋勇前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百万大军强渡长江。22日，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召集军事会议，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蒋家王朝彻底覆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12月10日，蒋介石于成都率国民政府残余机构逃往台湾。
在台湾期间，蒋介石一直担任国民党，总裁连任几届政府总统，并统帅军队。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于台北，终年88岁。
李宗仁 战火岁月与流落中的家国情
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评李宗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会见李宗仁的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
毛泽东所说的“闹独立”，是指李宗仁领导的广西政府虽然从名义听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但实际上一直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的军令、政令大多数情况下在广西根本行不通。面对蒋介石，李宗仁能够从容不迫与其周旋，这的确反映出李宗仁的精明才干。
其实，李宗仁早在青年时期就显露出其过人的才华，他以农家子弟的身份投考从戎，东拚西杀，仅用10余年时间，就平定了广西，成为“广西王”。随后，李宗仁又积极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
1926年6月初，国民党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建立前敌总指挥部，唐生智、李宗仁分别任前敌总指挥、副总指挥。
7月初，李宗仁取道桂林，亲率12个团由黄沙河下衡阳。与此同时，他又电令7军向长沙挺进。长沙对吴佩孚来说是能否在湖南站稳脚跟的关健地盘，长沙一失，吴佩孚的南下劳师之功可谓前功尽弃。
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场恶战，李宗仁沉着冷静，采取了相应措施：命令第2路军总指挥胡宗泽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开往永丰集中；第4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左右两翼部署停当，李宗仁亲自指挥正面进攻。7月4日，李下令三路同时发动攻击，一开始就打得吴佩孚军措手不及，仅一个星期，就光复长沙，吴军退守汩罗江北岸待援。
北伐军首战告捷，国人震动，尤其是广州政府要员，惊喜交加。原来广州国民政府一些中央大员虽在那次会议上支持北伐，但从心底里还存有畏缩情绪，对能否取胜，忐忑不安。长沙之战，北伐军一举成名。
与加仑打赌
长沙之役虽打出了北伐军的威风，但毕竟是第一仗。吴佩孚虽在长沙败于李宗仁之手，但他还握有20万的军队驻扎在京汉铁路沿线；孙传芳也有20万人盘踞在苏、 浙、皖、闽、赣五省，奉军张作霖则号称有30万大军，部队的战斗力比吴、孙军还强。
为了迅速地向北推进，消灭军阀势力，8月12日晚，蒋介石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了第二期战略计划。会上，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仑主张将主力转移，攻取江西以巩固广州根据地。李宗仁则竭力主张首先乘吴佩孚军疲于南北奔命之时，用速决战的方针，将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在武汉站稳脚跟。这样北可进攻中原，东可进长江，包围孙传芳，搞定东南易如反掌；否则将两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
对究竟如何周旋于军阀的千军万马之中，有效地攻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和加仑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听了李宗仁意见后都表示同意，但他们对李宗仁先攻武汉的主张有些担心。散会后闲聊时，加仑问李宗仁：“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呢？”李宗仁略加思索地回答，“我看有14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噢！”加仑惊讶他说：“你凭什么计算只要14天呢？”李宗仁说：“我以我军以往的作战经验来计算。我们由攻击开始，连带追击、强行军，每天平均约可行50里。汩罗江距武昌约700华里，所以我估计要14天。”
加仑见李宗仁那副自信的态度就说，咱们打个赌，赌注是两打白兰地。出于对这次行动的担心，加仑的打赌仅是为了提醒李宗仁慎重行事罢了，而李宗仁却显得特别认真，还蹩足了劲。
8月下旬，李宗仁领兵进发武汉，只用了12天的时间，经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诸战役，即打到武汉。兵临城下，围攻武昌城。吴佩孚军已风声鹤唳，纷纷北撤，拿下武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武昌城下，李宗仁笑着向加仑要白兰地，引得周围人哄堂大笑。不过加仑对有李宗仁这样的军事将领感到高兴。
蠃得北伐名将美誉
正当李宗仁领兵自汨罗江向武汉疾进时，吴佩孚檄请孙传芳前往湘、鄂助一臂之力，以夹击李军。孰知孙氏却坐山观虎斗，企待两军俱伤，他来收拾残局。北伐军利用孙传芳的这一侥幸心理，长驱北进，如疾风扫落叶，一举攻下武汉。
按原定计划，拿下武汉后，迅即挥师东进，锋转江西。东进之师兵分三路。第一路为右翼，由蒋介石指挥，以夺取南昌为目的，第二路为中路军，由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趋德安，以断南浔铁路，李宗仁率第七军2万余人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直取九江孙传芳的总司令部。
9月10日，蒋介石命李宗仁入赣作战，将武昌围城之任交第四军接替。李宗仁接到命令后，随即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赣。9月14日，按李估计，程潜部应已占领武宁，遂驻扎阳新，派人往武宁侦探，以便联络。正值此时，李宗仁又接武汉急电：孙传芳部海军已溯江而上，将在黄石港登陆，攻占大冶，进而解围武昌，望即日回师阻敌于大冶。其实，李宗仁接电后，孙军已攻打大冶，而回师非三五日不能到达。远水救不了近火，李宗仁盘算还不如乘势攻打孙传芳的司令部所在地九江，如占九江，江西形势必急转直下，孙军也不敢攻打武汉。在征得武汉方面同意后，9月下旬，李即下令全军开拔，向九江挺进。途中李探知武宁为孙军占领，程潜去向不明，甚是吃惊，暗暗叫苦不迭，如今自己闯入了前、左、右三面受敌的困局，欲退不能，欲进不得，大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处此危情，李不露声色，当机立断，改变战略，舍夺九江，领兵向右翼靠拢，翻越羊肠山，寻找程潜部。如程部被围，则可解救；如无恙，则可合拢另作打算，这对保存实力有百利而无一害。李部翻越羊肠山后，9月29日攻下箬溪。为解救南昌前线的困境，李率部自箬溪东进，在德安、王家铺与敌展开异常激烈的遭遇战，皆获大捷。10月中旬，李宗仁与程潜部取得联系，商议联合向南浔路推进，策应正在攻打南昌的蒋介石部。这时，忽接蒋的电报：“就地整顿补充，待命进攻。”原来，蒋介石在硬攻南昌失败后，拟订了“肃清江西计划”，分左右两军向敌进攻，李担伍左路任务。一路上，李宗仁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先后攻下德安、马回岭、九江；11月6日下午率部与右翼军会师南昌郊外，不日南昌被克。北伐国民革命军在两湖、闽、赣均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江西是北伐主攻目标之一，也是孙传芳长期经营盘踞之地，孙传芳纠集五省大军入赣，誓与革命军作殊死之争。未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孙即步吴后尘，兵败逃窜，北伐军战绩举世震惊。特别是李宗仁的第7军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七军“钢军”之称由此名闻遐迩，李宗仁由此成为蜚声中外的北伐名将，无怪乎连毛泽东都称其是一位有本事的人，并未夸大其辞。
李宗仁对部队是控制不错的呀
毛泽东深知，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利害冲突，特别是对广西的军、政权的争夺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蒋介石一直对广西垂涎三尺，做梦都在想呑掉广西。日本入侵中国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除了把主要精力对付共产党外，对广东、广西等控制力比较弱的地方也蠢蠢欲动，想派中央军接管。对此，李宗仁针锋相对，主动联合广东的陈济棠抗蒋，并于1936年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在陕北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发表了讲话：“西南抗日反蒋，虽然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是在客观上是革命的进步的”，因此决定“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种种可能的援助。”
在这种背景下，当李宗仁特使刘仲容向毛泽东详细地讲解了李宗仁、白崇禧如何整治广西，如何与蒋斗争，不被蒋介石吃掉等事情以后，毛泽东对李宗仁做出了许多评价，如“！”，“李宗仁确实有些本事哩！”“没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等等。毛泽东先后三次称赞李宗仁有本事，意在处理好与李宗仁的关系，最大限度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并通过刘仲容向李宗仁传递共产党的希望。
历史已无从考证毛泽东所说的这番话对李宗仁抗日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宗仁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负众望，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徐州会战中上演了波澜壮阔的一幕。
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会师武汉，把徐州作为他们攻取的首要目标。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一个重要城市，它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迭，河川纵横，在我国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战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事，决心在此进行一次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徐州会战。
津浦路上巧用兵
徐州会战分两期，第一期是津浦路的初期保卫战，第二期是台儿庄会战。
第一期的津浦路保卫战是从1937年12月中旬开始的。日军以津浦路南端为主攻，北段为辅攻，分别南北向徐州推进。
南端敌军指挥官畑俊六大将，于12月中旬，指挥8个师约8万之众，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渡江北上。日军以为拿下蚌埠已是易如反掌，孰料行至明光以南，即被李宗仁部署的第31军和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汇河等地形堵截，双方血战月余，不分胜负。敌军在此停留，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大出畑俊六所料。
畑俊六遂自南京调集援兵倾巢来犯，李宗仁感到硬拼硬堵要吃亏，待敌援军聚集明光一带时，李宗仁命坐镇蚌埠的第11集团军李品仙总司令，将31军自明光全线西撤至山区，伺机出击，将津浦路南端正面让开；将51军南调，布防淮河北岸，凭借险要地形，拒敌越河北进，敌援军是以饿狼扑食之势猛扑明光，没有捕捉到李的主力。接着日军攻下定远、怀远等地，但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31军遵李指示，从敌军左侧向东出击，将津浦路之敌截成数段，围而歼之。淮海前线之敌，后路被斩断，不知凶吉，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31军从津浦线向西压。李遂命部队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牢牢地盯住津浦线；此时参加淞沪会战的21集团军北调合肥，日军有后顾之忧不敢随意北进，一时津浦路南端战事，形成敌我双方胶着对峙局面。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艰难抵抗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津浦路北段保卫战，原由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岂知驻扎鲁境的韩复榘，大敌当前，还为保存实力打小算盘。12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延安镇、归仁镇后，韩未战而走， 27日，济南失守，日军由博山、莱芜迂袭泰安。1938年1月1日，泰安落入日军北方军矾谷廉介之手。韩复榘连连丧池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李宗仁有些着急，屡屡严电韩夺回泰安，并以此为根据地阻截南下之敌。韩对李的命令置若罔闻，一错再错。为此，韩遭到蒋介石枪毙的处置，由孙桐萱代任其职。
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孙部第22师负责攻取济宁，于2月12日晚由大长沟渡运河，并与日军相接，血战数日，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我入城部队伤亡极大，17日晚撒至运河西岸。与此同时，第12军81师也直取汶上，于12日晚由开河镇渡运河，一部由城西北攻入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终因人少势弱，损失严重，奉命撤向运河西岸。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第55军阵地。25日，日军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但李宗仁在这一线布置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了战局，摆脱了危机。
临沂保卫战大捷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矾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文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
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坂垣第5师团，自1938年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矾谷的第10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板垣、矾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来势相当凶猛，大有一举围歼中国守军之势。
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2月下旬，临沂告急。该地是鲁南军事上的必争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李宗仁令守防海州的庞炳勋军驰往临沂解救。庞部刚到临沂县城，还未来得及休息，便与日军展开激烈攻防战，日军以1个师团的优势兵力，配以山炮1团，骑兵1旅，向庞部猛扑，夜以继日，反复冲杀。临沂城墙高大而又坚固，野山炮也打不穿，庞部凭借这优势，据城死守，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城下敌尸枕藉。
李宗仁担心庞部势孤不能长守，于3月11日，令59军张自忠部由滕县增援临沂。张接到李的命令后，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赶到临沂。临沂的庞部见援军到，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骤雨向坂垣反击，坂垣从宫县增兵2000人，以飞机大炮掩护，配合坦克、装甲车进攻。庞、张两部咬紧牙关，与日军激战数日，反复肉搏，击溃坂垣师团一旅，敌死伤过半。3月17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合力穷追一昼夜，日军一退90里，缩进莒县城内死守。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临沂保卫战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促成了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合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台儿庄痛歼日军精锐(1)
虽然坂垣败绩累累，但矾谷仍然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矾谷比坂垣更凶，李宗仁檄调自郑州来的邓锡侯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震赶往滕县，拒敌南下；3月15日，孙部刚在滕县部置就绪，矾谷师团就开始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20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的主力81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腾县，20日攻占郅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
对矶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着充分的估计；此次台儿庄一失，不但前功尽弃，士气、民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
为了确保台儿庄，他制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李考虑到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最善防守，即令孙派3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李判断矶谷前次战役占了上风，骄狂不可一世，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便会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因此，李便决定设圈套，请其入瓮。于是，他命令汤恩伯第20军团的2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矾谷直扑台儿庄后，再回头攻敌之背，与孙连仲一起将敌围而歼之。
事态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敌人从滕县南下，舍汤恩伯军不顾，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4万，拥有七八十辆坦克，百余门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更是不计其数。3月23日，矾谷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炮声可闻，台儿庄会战的战幕正式拉开。
3月24日，敌军采用上次攻打滕县的战术，先猛烈轰击孙连仲军的防御工事，接着以坦克为前导，向孙部阵地推进。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敌人步步逼进。日军的这种凌厉攻势，使孙连仲部在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的条件下，无法反击。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因此以血肉之躯与靠近的日军拼杀，与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
尽管孙部士兵英勇抵抗，仍被日军冲入城内。孙部没有退却，与城内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此时，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枣庄一带同日军作战后不久，置台儿庄危急于不顾，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李宗仁严令汤军团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夹击台儿庄正面之敌。汤为保存实力，仗着有蒋介石为后台，置军令于不顾。李宗仁深知汤一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不可一世，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因此三令五申，晓以大义。汤仍不予理睬。无可奈何之下，李宗仁再次发电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殆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同韩复榘同样下场。”汤敬酒不吃吃罚酒，见李宗仁下了死令，才挥师南下。
然而，此时台儿庄孙连仲部已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地盘为日军占据，日军一面在电台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完全夺下台儿庄。孙连仲强烈地意识到，再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因此4月5日直接与李宗仁通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让他的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深知孙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悲壮，但李宗仁更清楚，台儿庄目前的重要性，因此鼓励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说完，怕孙情绪低下，影响士气，又下令道：我的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孙连仲表示：“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连仲的态度，使焦急万分的李宗仁感到有些安慰，但他总有些不放心，又指示孙连仲：“今夜你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待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孙表示部队已用完，夜袭不容易。李听后立即指示：“我现在悬赏10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起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这10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后，数百人一支的敢死队很快成立起来。
当日午夜，敢死队分组向敌出袭，冲击敌阵。他们个个精神异常振奋，各自为战。已是血战数日的敌军，也精疲力竭，深夜正堕入梦乡，听到不知从哪来的枪声，顿时乱作一团，一面仓皇应战，一面后退。经数日血战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各街，竞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一举夺回四分之三。
李宗仁不但得报孙连仲夜袭成功的喜讯，又得汤恩伯部翌日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立即亲率随员，连夜赶到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矾谷师团的歼灭战。
矶谷师团的厄运终于降临了。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矾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4月6日晚，李宗仁亲自指挥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一直防守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精神大振，命令一下，杀声震天。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矾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了。
该战役历时近半个月。中国军队共投入兵力２４个师约２０万人，击败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约４万人，毙伤日军1万余人，俘虏l万余人，击毁日军战车、重炮各10余门，缴获坦克和战车120余辆、火炮70余门、汽车100余辆、枪支1万余支和大批作战物资；国民党军伤亡也达2万余人。这是继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全国抗战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这次战役，李宗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台儿庄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周恩来在《争取更大的新胜利》一文中写道：这一战役的胜利，“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部，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据说，李宗仁生前曾嘱告友人：“愿死后能用飞机将其骨灰洒在台儿庄上空。”这表明李宗仁是把台儿庄作为他一生的象征来看待的。
树高千尽，叶落归根
蒋介石退缩台湾后，李宗仁避居香港，后到美国寓居，流落异国当起了寄人篱下的“华裔公民”。侨居异地的漫长岁月，使这位已至迟暮之年的爱国人士思乡之情倍增，他常常独自地陷入沉思之中。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总是思念故乡的山山水水的，何况那是经过更新的大好河山，正以迷人的魅力召唤着这个海外赤子。
195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的声明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也使始终关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李宗仁激动不已。他立即提笔给在香港的程思远写信，强烈地流露出对周总理声明的共鸣，并于同年8月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坚决反对台湾“托管”和“台独”。同时，李宗仁还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要求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要求“美在撤走其第7舰队的同时，实现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李宗仁此举受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于是秘密邀请与李保持密切联系的程思远来北京，向其表明了共产党对原国民党人士的希望。周总理表示：“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个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国共合作”。“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欢迎他们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李宗仁虽然思乡心切，但他对新中国的感情“是敬仰之心与恐惧之心皆有。”毕竟他与共产党之间曾有过很深的结怨，共产党真能原谅他吗？所以，他并没立即下归国的决心，而是通过其老友李济深、程思远等人小心翼翼地不断向共产党投石问路。
为打消李宗仁心中的疑虑，周总理曾先后数次召见程思远，协商李宗仁归国事宜。期间，为照顾李宗仁的生活，周总理托程给其转去了一笔钱款。此后，还对李宗仁归国做出如下承诺：一是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二是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三是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四是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再回来，可以再回。李宗仁对此感谢不尽，决意回归。
李宗仁毕竟是有过影响的政坛风云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不但受到台湾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且还受到美国当局的控制，稍有不慎，就有永远失去人身白由，以致丧失性命的危险。因此，他回归祖国的安排，都在秘密中进行。
1965年春，周恩来认为李宗仁的回国条件成熟了，便通过秘密渠道直接把这一信息传递给李宗仁。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约华克城移民局申办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约3个月。早在1963年，他去过欧洲度假，并准时归来，因此对李宗仁的要求，美国当局没有发生怀疑，6天后签证就送到了他的手中。6月13日，李宗仁只身飞欧，开始返回大陆的第一步。
李宗仁动身后1个星期，郭德洁女士通过一名新泽西州的律师，把房卖给了一位美国人。23日，她飞抵瑞士，与丈夫会面了。依李宗仁的意思，此行还要将次子等带回国内，不料等了两个星期，香无音讯。李宗仁正打算偕夫人去洛桑一游，以便再等一些日子，忽接到紧急通知，要他们务必在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原来李宗仁的行动意图已彼台湾当局察觉。在李宗仁所乘的瑞航班机离开弗雪加登机场才1小时左右，就有“两名不速之客，声称台湾要人有一份重要电报转交给李宗仁；与此同时，有一位自称李宗仁亲戚的女子，带着一笔巨款到香港向李宗仁的好友打听李在苏黎世的住所。周恩来事先估计到李宗仁的动静会惊动蒋介石，作了防范的安排，使得蒋介石重金雇来的两名杀手几次未能得逞。
1965年7月20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近十年的争取，并经程思远五上北京，两赴欧洲牵线搭桥，在美国定居的原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走下飞机，周总理立即迎上前去，和他们亲切握手。随后，贺龙元帅、彭真市长、郭沫若等海内外知名人士以及原国民党将领一一走上前去和李宗仁亲切握手。
李宗仁在首都机场发表讲话。他抑制不住叶落归根的喜悦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看到：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回国后的新生活，使李宗仁感到十分愉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宗仁回国以来，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欢迎和接待”，“是我过去所未有的光荣”。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李宗仁(1)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等人，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突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来到他们身边，悄声告诉说：“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你们，请立即前往。”李宗仁的脸上露出了很欣慰很激动的神色，连声说：“好，好，好！我们马上去。”
此时，天已将午。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决定以一种很自然的形式来接见李宗仁，接见的地点便安排在游泳池畔的凉棚内。
来到游泳池的李宗仁，见到毛泽东还在水中，他悠闲地仰泳在水面上，说形象些，是躺在水面上的，而且手中举着一支香烟。李宗仁情不自禁地对随行人员说道：“啊，想不到主席游泳这样好啊！”毛泽东见李宗仁他们到了，便上岸来，很亲切地同李宗仁与郭德洁握手，声音洪亮地说道：“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李宗仁赶忙回答说：“我回到祖国感到很高兴。”
说着，大家在凉棚内的椅子上坐下来。刚刚坐定，毛泽东便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对李宗仁先生说：“德邻先生，现在台湾、香港都在骂你们。这不要紧，他们骂我们是‘共匪’，已经几十年了。你这一次归国，也来当‘匪’，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将我们叫做‘匪’，还将祖国大陆叫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随后，毛泽东又说：“现在，连白崇禧也在骂你。我看他骂你，一是没有办法，二是无可奈何，三是表示遗憾。他是留有后路的，你回来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李宗仁的心情立即显得有些沉重，他慢吞吞地说：“他有难言之隐。”
已经年迈的李宗仁，终于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在高兴之余，也显得有些拘束。加上天气炎热，他的额头布满了汗珠，不时掏出手绢来擦拭着。见此情景，毛泽东平和地说：“台湾通过美国阻止你回来，但是没有搞清楚你是怎么回来的。”他说着，显然是对周恩来精密地安排和部署李宗仁归国一事表示满意，不无兴奋地注视着李宗仁。李宗仁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他们的心是向着祖国的。”
这时，程思远插话说：“我曾经同×××谈过，他也想回来，条件是要当个部长。”毛泽东挥了挥手，马上表示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可以回来，给个部长也可以嘛！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不是都当过部长嘛！民社党、青年党都可以回来。张君劢、张嘉璈也可以回来。”
说着，毛泽东将头转向李宗仁：“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
毛泽东又对李宗仁说：“你没骂蒋介石是好的。XXX骂蒋介石就不好。要人家好，又骂人家，他又是蒋介石的部下，这样做不好嘛！”
李宗仁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说：“在美国有许多中国科学家感到凄凉、苦闷，怀念祖国。但他们有幻想，想等待美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以后再回来。”
毛泽东说：“那不可能吧。”
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毛泽东请李宗仁到他的住处丰泽园看看。大家在宾馆坐下，毛泽东便又和李宗仁攀谈起来。
李宗仁说：“我们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建议你到祖国的各地看一看。”
李宗仁明确地点了点头，这正是他的愿望。
毛泽东接着对李宗仁说：“我们还是搞孙中山先生的那一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能够搞好，能富强。孙中山先生的抱负很大，他不是讲过中国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列强’嘛，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些人不相信，说赶不上。”
李宗仁说：“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原子弹都爆炸了嘛！”毛泽东又说：“是呀，我们去年开人民代表大会时，把孙中山先生的一篇讲话印出来给代表们参考，我们今天就是要实现孙中山的抱负。”
李宗仁表示说：“我回国后非常高兴，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真正统一了（除了台湾以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统一过。”
毛泽东说：“是统一了，但要一分为二。在经济建设上，现在还有问题。1958年搞1700多项，后来调整压缩到600多项。现在又搞经济计划，提出了1200多项，我看是多了。我正在想办法往下砍，事情不能齐头并进，要打歼灭战。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有三条：一是洋框框，苏修撕毁协定，就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贪大、贪全、贪洋、贪尖。这是因为没有经验，人民受了一些损失。以后几年，就一年比一年好。六二年比六一年好，六三年比六二年好，六四年比六三年好。今年不错。第三是天灾，这我们没办法。头两条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听到毛泽东对祖国的经济建设阐述着自己的想法，李宗仁禁不住说：“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又纯又不纯。你说我纯吧，有时还有点火。”李宗仁知道，毛泽东所说的发火，是指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的斗争而言，于是，他说：“对修正主义要反到底，应该发火。”
毛泽东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现在有些民主人士，在反帝方面问题不大，但在反修方面决心不大，民主党派很少发表一篇反修文章。听说你声明的原稿，提到了反修问题，为什么又去掉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带头讲讲嘛，我赞成你。我们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要彻底地反。”
随后，李宗仁转换了个话题说：“我同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克拉伯经常接触，我曾经向他说，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怎么能接受呢？如果有一个国家同你们的夏威夷也签订这样的条约，你们美国能接受吗？克拉伯不能回答我。我说，如果台湾当局要废除这个条约你们怎么办？难道你们能派兵去打台湾吗？克拉伯说，不能打。打，一定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的。我说，台湾不是个碟子、花瓶，你又拿不去，你们还不如撤走。”
毛泽东说：“关键是在台湾啊。”
见到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为虑。毛泽东接着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李宗仁诚恳地表示说：“主席讲得对。”
随后，毛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毛泽东边吃饭，边与章士钊和郭沫若谈起了诗文，并兴趣盎然地吟颂两首诗分送给郭、章两人：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析，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有卢家有莫愁。”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李宗仁感到，毛泽东吟的这两首诗与其说是送给郭沫若、章士钊的，不如说是送给他自己的，因为自己的经历和情感，与诗的意境非常相似。
宴会结束了。下午三时许，毛泽东与李宗仁第一次会面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李宗仁(1)
然而，天不随人愿，李宗仁欢乐的新生活仅1年多，不幸之神便降临到他的头上，夫人郭德洁女士因癌症于1966年3月21日逝世，享年60岁。此时李宗仁先生已是76岁的老人了，夫人的逝世，使他伤怀不己。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如暴风骤雨般地降临了。李宗仁开始担心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正当国家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所幸的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周恩来安排送到三0一医院保护了起来。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李宗仁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宗仁，目睹波澜壮阔的场面，并没有激动起来。一方面，他很高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给予他的礼遇；另一方面又为这动荡不安的局面深深忧虑着。此时的毛泽东很高兴很活跃，他和林彪热情地检阅着红卫兵队伍，兴高采烈地接见了红卫兵代表。
随后，毛泽东看见了李宗仁，便马上兴致勃勃地向李宗仁走过来，边走边向李宗仁伸出手来，李宗仁赶忙伸出双手，去握住毛主席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
当时在场的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迅速抓拍下了这一场面。并且做了如下记述：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门，故意地站在城楼的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似乎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会见。这充分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当时，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边与李宗仁握手，边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来到休息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宗仁进行了坦诚的长时间的谈话。事后，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详情告诉了尹冰彦先生。尹冰彦做了如下记录：
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地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重镇武汉和南京，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做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对鲍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回忆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做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8年4月，由于李宗仁心情抑郁，生活上缺乏很好的照料，其身体每况愈下，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大便大量出血，经检查确诊是直肠癌。在医生的帮助下，他战胜了死神，手术相当成功，但不久又患了严重的肺气肿，一支气管丧失功能，终日离不开氧气瓶。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前来探望的尹冰彦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了却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有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但是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来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想着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他提到的那些书画均是齐白石、徐悲鸿等与其六往时送的上等精品，甚至还有不少是他多年收藏的文徵明、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书画珍品。他在美期间，儿子李志圣曾要求留几幅给自己，李宗仁未答应。李宗仁归国后曾向人说起过事。他说：“这些东西我把它看作国家的珍贵文物，带回国总算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留在美国，最后必然为外国所有，况且这些画又都有我的名字，怎能使它流落国外呢？为了这件小事，志圣很不谅解，他连封信都不给我寄来。”
李宗仁提到的那几瓶酒也颇不寻常，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的白兰地和英国的威士忌，都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几十年之久。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这几瓶酒从外国代表团送给李宗仁的，跟随其南征北战，飘洋过海，始终与主人“形影不离”，足见其珍贵程度。李宗仁回国后曾多次向人提起，说这种酒可以入药。他特意留着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但酒还未送，人已不起。此时仍念念不忘此事，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这几瓶酒本身，它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老人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厚感情与谢意，也寄托着这位弥留的老人对新中国的希望。
李宗仁在弥留之际，由别人代笔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周恩来总理看了此信后，感叹地说：“李先生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李宗仁上将小传
李宗仁（ 1891 ～ 1969 ）字德邻，广西临桂人，军事家， 爱国人士。 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
李宗仁早 年 就 读 于 广 西 陆 军 小 学 堂、 广 西 陆 军 速 成 学 校。 1910 年 加 入中 国 同 盟 会。 1916 年 投 桂 军， 先 后 参 加 护 国 战 争、 护 法 战 争， 因 战 功 由 排 长 递 升 营长。 1922 年 自 任 广 西 自 治 军 第 二 路 总 司 令， 后 将 所 部 定为桂 军。 1923 ～ 1925 年在 孙 中 山 领 导 的 大 元 帅 府 支 持 下， 联 合 黄 绍 竑、 白 崇 禧 之 讨 贼 军， 组 成 定 桂 讨 贼 联军， 李 任 总 指 挥， 先 后 消 灭 了 旧 桂 系 军 阀 陆 荣 廷、 沈 鸿 英 部， 击 退 入 桂 云 南 军 阀 唐继 尧 部， 统 一 了 广 西， 成 为 新 桂 系 首 领。
1926 年 李、 黄、 白 部 改 编 为 国 民 革 命 军 第7 军， 李 宗仁任 军 长， 指 挥 所 部 参 加 北 伐 战 争， 转 战 湘、 鄂、 赣、 皖、 苏 等 省。1927年，李宗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反共清党”。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南 京 国 民 党 政 府 第 三 路 军 总 指 挥、 西 征 军 总 指 挥、 第 四 集 团 军总 司 令 等 职。 1929 年 蒋 桂 战 争 中， 桂 军 败 北， 李 宗仁出 走 香 港， 旋 返 桂。 翌 年 出 兵 湖 南 策 应 冯 玉祥、 阎 锡 山 反 蒋 作 战， 受 挫 撤 回 广 西。 1937 年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后， 先 后 任 第 五 战 区 司 令 长官、 汉 中 行 营 主 任， 指 挥 徐 州 会 战 诸 役。
抗 战 胜 利 后 ，李宗仁任 北 平 行 辕 主 任、 国 民 党 政 府 副 总 统。 1949 年 1 月 ，蒋介石 “引 退”后，李宗仁 任 代 总 统， 派 代 表 团 到 北 平与 中 国 共 产 党 进 行 和平 谈 判， 由 于 国 民 党一 再 策 划 “划 江 而 治” 的 阴 谋， 导 致 和 谈 破 裂。 李宗仁 于 大 陆 解 放 前夕 去 美 国。 1965 年 在 周 恩 来 安 排 下， 李宗仁毅 然 回 国。 1969 年 1 月 30 日 病 逝 于 北 京。
白崇禧 无政治远见的军中小诸葛
“小诸葛”一仗成名
“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毛泽东评白崇禧
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军阀起家时，总共只有4000人马。然而很快击败了盘踞在广西的旧桂系，年轻的前敌指挥官白崇禧就表现出多谋善断、指挥有方。
桂系旧军阀沈鸿英视新桂系为眼中钉，想乘新桂系立足未稳之机，就地将之绞杀。
1925年1 月30日中午，沈鸿英倾巢而出，白崇禧率先锋刚到广西武宣，就碰上沈军主力邓瑞征、邓佑文的两师约10000人左右，而白崇禧只有200多人，外加地方军400多人，总共600余人。
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白崇禧双拳难敌四手，被沈军围攻，乱军之中白崇禧险些被俘，只得逃进武宣城内，闭门坚守。当时白崇禧初出茅庐，沈鸿英并未拿白崇禧当回事，并没有穷追猛打，只是屯兵城下。
白崇禧坐困愁城，望着围城大军，思忖只要敌人一发动攻城，武宣立成齑粉，不如乘敌不备，主动出击，或可有一线生机。于是白崇禧在沈军埋锅造饭的时候，募集城内百余名敢死队，鸣枪呐喊，杀向敌营。沈军不明就里，阵脚大乱，立刻拔营后退10余里。
不久，李宗仁主力赶到，两下夹击，将沈部赶回柳州城。白崇禧又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以部分兵力佯攻柳州，而主力向东秘密进发，直奔沈鸿英的老巢桂林。到桂林城下30里的时候，沈鸿英才接到探报，促不及防，率残部三、四千匆忙北撤，逃入山区，希图再举。
白崇禧见清剿困难，就设计将沈鸿英从山中诱出加以歼灭。于是命人广布谣言，说自己的部队马上要与滇军开展，大军即行南撤，同时派精兵埋伏沈军出山的必经之路。
沈鸿英不知是计，立刻下山，企图跟踪追击。只听一声号炮，白崇禧早已伏下的三路精兵一齐杀了出来，将沈军围在核心，一通砍杀。沈军闻风丧胆，死伤枕藉，沈鸿英忙指挥部队往山里撤，适逢天降大雨，山洪爆发，两江河水骤涨，浮桥被洪水冲断，沈军无路可逃，溃兵多为白崇禧所擒。
沈鸿英只身逃到香港，感慨道：“我沈鸿英纵横十余年，带兵数万，横行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不料今日竞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此役，白崇禧指挥如神，善于用计，尤其是那场暴雨来的及时，恰如白崇禧能掐会算一般，因此得名“小诸葛”，声名远播；新桂系也成了广西的霸主，并发展成中国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派。
“钢军”与北伐第一捷
北伐期间，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指挥才能得到进一步展露。
南昌之役，北洋军孙传芳以三倍兵力进行猛烈进攻，总司令蒋介石亲自统领的军队都被击败，九江失守，南昌被围。白崇禧急率由广西子弟组成的第7军救援，一举击溃孙传芳先头部队两个师。在双方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白崇禧出奇制胜，集中兵力攻击德安，断绝南浔线，先收复九江，再解南昌之围。双方肉搏三天三夜，最后孙传芳不敌，官兵两万余人被俘，国民革命军取得北伐以来的第一次大捷，第7军得名“钢军”，与号称“铁军”的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着白崇禧挥师向东追击，扫荡浙江，断绝宁沪线交通，在共产党的配合下收复上海，再次击退孙传芳反攻，歼灭孙传芳部6万余人，取得北伐第二次大捷。然后乘势攻占保定、石家庄、北京，在滦东战场把张作霖、张宗昌两部打得大败而逃，占领了山海关。从此，长城以南，已无敌踪。
上海的淞沪会战，桂系部队的精锐，被誉为钢军的第7军在廖磊率领下，只参战一周，牺牲人数竟达上万，6个旅长3死两伤，足见白崇禧的桂军勇猛凶悍。
1938年3、4月间，李宗仁、白崇禧指挥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地区，围歼了日军第10师团、歼敌2万余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取得第一个胜利。当时武汉行都举行10万人游行，并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先导。
此外，白崇禧还参与指挥了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还指挥了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的桂南战役，两度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歼敌万余人，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
武汉会战后，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投敌，日本也想利用蒋、桂之间矛盾，制定“山工作”计划。乘机拉拢白崇禧，只要不再和日军作战，日军将“极力避免破坏广西的各项建设，并保护一般民众之生命”，表示要将南宁战役中阵亡的国军将士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供养，但李宗仁、白崇禧断然拒绝。
“小诸葛”与“悍将”刘、邓
白崇禧的军事指挥才能，后来主要用于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1947年6月30日，毛泽东命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4万人，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8月7日，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
军史上记载，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样能直接威胁南京，以解延安之围。
刘伯承乃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在北伐时期就有“军神”的美誉，此时又被国民党视为“共军第一号悍将”。刘、邓大军南进，蒋介石腹心受迫，思忖再三，唯有“小诸葛”白崇禧能与之相敌。
1947年11月10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了白崇禧。
“刘、邓的中原部队已进入大别山区了，锋芒直指南京。健生，你在抗战时曾指挥过长江北岸军事，现在请你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保卫南京。”
这是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一年多来，蒋介石第一次授其指挥权，而且对手又是极难缠的刘、邓，他硬着头皮也要斗上一斗！
1947年11月10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自兼指挥所主任。集中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及海军、空军部队，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7军、整48师等精锐部队。
作为保定军校的高才生，白崇禧知道，共产党的首府陕北延安此刻正遭国民党重兵围攻，日子十分不好过。毛泽东指挥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在战略上应该说是一步妙棋；但在战役和战术上，却犯了兵家的大忌讳。
不要后方依托，不靠根据地接济，向敌后远距离大规模出击，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异常大胆的一着险棋，稍有不慎，全军覆没是非常可能的，即使不完全失败，部队被打散或损兵大半被迫退回的可能性也很大。
白崇禧也知道，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基本没有时间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
确实，劳师袭远，脱开晋冀鲁豫的根据地去作战，刘、邓情有不得已之处。
鲁西南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因刘邓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为确保已取得的战略主动权，致电刘、邓等人“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这与刘、邓原来主张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的设想，非常矛盾。
但接到中央密电后，刘、邓二话没说，立即按毛泽东的战略要求改变部署，取消部队的休整，提前于8月7日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一贯用兵谨慎的刘伯承事后承认：“我军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
白崇禧掐指算来，国军在鲁西南战役中虽遭刘、邓重创，但刘、邓自身伤亡也比较严重；在苦战的28天中，也损失了1万3千人，而且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
白崇禧看着挂在墙上的大别山区的地形图，不禁暗暗得意。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崇岭深谷，人烟稀少。与陕北、山东相比，不适合刘、邓擅长的运动战。大别山内山路崎岖，刘、邓部队的大炮、辎重都要靠人背肩扛，非常不利于运动；因此在进入大别山不久，刘、邓就命令部队丢掉大炮等重武器。而大别山外的国军却可以利用交通便利的特点，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共军主力决战。
白崇禧让作战处长找出了前一段时间的作战标图，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觉刘、邓部队在前不久的9月间，曾三次企图围歼自己的58师、85师的意图，后来都因运动速度缓慢，没有形成合围。只是在一个月前，在张家店和高山铺打了两仗，国军部分被歼，这说明刘、邓所擅长的运动作战，在大别山区受到明显的遏制。
白崇禧决定不在给刘、邓部队更多的战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总体战”，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消灭刘、邓。
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1)
对付已进入大别山区的刘、邓部队，白崇禧最经常说的一段话就是：
“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
这句话后来传到了延安的毛泽东耳朵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文章中还引用过这举话。
白崇禧确实对清剿共产党军队既有经验，也有股狠劲。1932年，对广西右江红军发动“围剿”，强迫驱逐西山周围的群众，不许带一粒粮一根火柴上山，企图饿死、困死红军。更收买叛徒韦昂，暗杀了红军领导人韦拔群。
红军长征的湘江之战，白崇禧指挥桂系军队，夹击红军，战士们的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
毛泽东原来设想，刘、邓大军大别山区落脚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因为过去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大别山建立过根据地，
可在延安毛泽东却想象不到，此刻的刘、邓面临着多大的困难。
无论天时还是地利，似乎都不在刘、邓这一边。
大别山位于淮河以南，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中下层指战员基本都是北方人，对大别山的自然环境很不适应。当时战士就说“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改吃大米，加上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国民党军粘的又紧，双方几乎天天有接触，战士们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要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
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苦不堪言。
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就连共产党过去依仗的“人和”——发动群众，似乎在大别山区也收效不大。
刘、邓所部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共产党军队转移撤走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当地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实行了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
另外，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在大别山附近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发动群众的策略很难奏效。
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更难对付，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深受其苦，掉队的伤员和留下来的伤员往往被其以残酷的手段加以杀害，部队行军还要带着伤员，自然影响机动速度。
白崇禧的计策果然毒辣，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团找不到刘、邓大军的主力，就找伤病员，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以此来打击解放军的士气。弹药奇缺，过去靠打胜仗来补充兵员和武器的方法不灵光了，国民党军猬缩在一起，解放军吃不掉。粮食补给也发生了困难，战士中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
1947年12月，刘、邓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3个纵队6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白崇禧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刘伯承则率一部北渡淮河，向国民党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创建新根据地，调动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