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据战史资料披露，刘邓大军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在14万人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等到了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全部野战军只剩下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
比较解放战争的全局：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解放军野战部队总数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降为不足15万。
几组数字的比照，一方面说明刘、邓大军为全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刘、邓指挥全军靠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觉性，以及不避艰险、无私无畏的精神，终于走出困境。
另一方面也说明，白崇禧在占尽了天时、地利的基础上，还是显示出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
1948年1月26日，刘、邓根据大别山敌人兵力强大，大别山斗争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而让3个主力纵队困守于此与国民党转山头、打游击、拼消耗的做法于战局发展无多大意义的实际，向中央建议转出大别山。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刘邓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2月7日复电刘、邓，指示他们撤到淮河以北。
1948年2月，邓小平奉中央军委之命率部转出大别山，欢迎人群见到的出山部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邓小平，也是“衣着陈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
刘、邓最终突出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延安也失而复得。国民党尽管取得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局部胜利，但在战略全局上，却棋输一招。
白崇禧耻与刘峙为伍
1948年10月底，东北廖耀湘兵团已被解放军消灭，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介石不顾反对，又匆匆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非要“再试最后一次”不可。
白崇禧在汉口华中“剿总”总司令部里，一筹莫展。
设在汉口三元里华中“剿总”总部，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有一小门通到白崇禧的私邸，这里以前曾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表面上看，白崇禧能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宋希濂、张轸、张淦4个主力兵团，可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7军、第46军和第48军才是桂系的基本力量。
白崇禧一向反对在徐州与解放军决战，曾规劝过蒋介石。解放军刚取得郑州、济南战役的胜利，士气正旺，必欲将国民党军所剩精华一鼓成擒。他认为，必须将兵力撤回部署在蚌埠一带，利用交通线短捷，调动补给灵便，以内线作战姿态击破共军，全力守住长江，才能避免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命运。
无奈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为了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调防到徐州，曾打算让白崇禧任华东剿匪总司令，可又怕桂系力量由此坐大，将原本属于华中总部范围内的苏、皖单独划出，另成立华东剿匪总部，由心腹将领刘峙指挥作战。
阵前移帅，素为兵家所忌。况且刘峙的为人，也深为白崇禧所不齿。
刘峙是蒋介石的亲信，愚蠢贪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攻打吴佩孚军队驻守的武昌城，刘峙捏造情况，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的独立团送入绝境，叶挺当时就气愤地说：“刘峙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抗战时期，刘峙就被人讥为“长腿将军”。“七·七事变”后，刘峙身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平汉路沿线。不久，日军沿平汉路大举进犯，刘峙未遇强敌，不战而退，从防地保定一路南逃，遭日机和炮火狂轰滥炸，军需物资和作战工事尽被炸毁。刘峙率残部再次往南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失陷，刘峙“长腿将军”之名不胫而走。
更有甚者，刘峙甚至险些将白崇禧的座机击落。蒋介石决定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刘峙为了让街面肃静，竟然发假的空袭警报，却忘记通知防空部队。白崇禧的座机先到，被自己防空部队的高射射击。白崇禧以为是日寇已经占领开封，急命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这时刘峙才想起尚未通知防空部队。
此刻，刘峙任徐州“剿总”司令，也颇遭人非议。有人说：“徐州乃南京的北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 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白崇禧曾命人收集徐州周围的情况，其中在山东临城的一张传单引起了他的注意，上以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的口气说：“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也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 白崇禧觉得，传单上的话虽然粗俗，但却也贴近事实。刘峙在徐州的命运绝不会像薛岳和顾祝同，结局只会更惨。
蒋介石重用刘峙这样的蠢材，战局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白崇禧最后还是面谒蒋介石，以自己能力有限，且战区辽阔，不便兼任为由，坚辞不就。
后来，蒋介石又让陈诚来指挥，陈诚称病；再让宋希濂来指挥，但宋希濂感到徐州的几个兵团都是蒋的嫡系，平日里飞扬跋扈很难指挥，也请蒋介石另选他人。最后蒋介石只得把正在东北葫芦岛的杜聿明紧急调回徐州。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了徐蚌会战的战场，果然兵败被擒。
果然，淮海战役后期，刘峙因指挥无能而被蒋介石撤销了职。
白崇禧虽未就徐州之职，却也为解徐州之围出了力，指挥华中总部的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合围刘伯承南下的部队，可惜刘伯承机警异常，看见情势不对，下令迅速退却，一日夜北退两百华里，从容逸去。
老蒋想把华中总部的精锐派往徐州，白崇禧实在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力量就这样消耗掉，只是派手下的黄埔系军队去增援。果然不出所料，黄维兵团不久就被解放军包围歼灭，而留守华中的桂系主力却丝毫未损。
如果白崇禧当时放弃华中防地，亲率桂系精锐赴徐州参与淮海战役，中国历史是不是就可以改写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他的对手是高超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艺术的毛泽东，是“论兵新孙吴”的刘伯承，是果断决策、精心谋划的“百胜将”粟裕。
而他的上级和同僚，则是犹豫不决，朝令夕改的官僚政客，如被歼灭的邱清泉所说，是混蛋的国防部，糊涂的老头子；两相对比，焉能不败？
推崇毛泽东《论持久战》(1)
1948年8月初，国民党中原会战的失败，蒋介石主持召开“三年来戡乱检讨会”。
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承认两年多来兵员损失300余万，武器弹药也损失不计其数。
有人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10年都解决不了。现在他们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我们遭到如此重大损失，这个仗还怎么再打下去？”
蒋介石把两年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虚晃一枪，不做检讨。
白崇禧心想：你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束脚，动弹不得。亏你还在日本学过军事，甭说是步兵指挥官，说你是步枪指挥官也未必合格。打胜功全归他，打败了仗全推的干干净净。
轮到白崇禧在大会上发言，他直言不讳地说：
“宜川一战，胡宗南的刘戡部5个师全部被歼。洛阳一战，邱行湘被俘；豫东一战，区寿年兵团的6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9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一战，康泽被俘，战略要城襄阳丢失。抗战后剿共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5：1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
接着，白崇禧又提出6条“戡乱”建议，其中有一条是专门对着蒋介石来的。他愤愤地说：“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超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全场掌声大作，热烈拥护。蒋介石微笑着，也拍了两下手，回到官邸就大骂白崇禧“居心叵测”。
会议期间，郭汝瑰把一本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印的《目前的战略问题》附在文件后面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不知道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节选本，阅过感到“很高明”，遂批上“印发”二字，作为大会学习材料。
与会者中有人读过毛泽东的那两本书，翻开发给的《目前的战略问题》，目瞪口呆，惊愕地窃语：“简直成了毛泽东主义的学习大会了。”
白崇禧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军事著作也是颇有研究。
太原失守后, 白崇禧在重庆期间，曾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以其科学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准确的预测而闻名于世。《论持久战》发表时，抗日战争爆发只有10个月，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趋势和前途议论纷纷，哀叹“亡国论”者有之，主张“速胜论”者亦有之。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基本特点的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且，他预测这场战争必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后来的战争实际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些基本判断。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白崇禧还借鉴毛泽东关于游击战思想，主持编写了《游击战纲要》一书。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硬拼难以持久，白崇禧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作战指导思想，曾作为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的教本，他所确定的6条对日军作战的指导原则,后来便成为各战区作战的根据。
相反，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却并不如何看得重。
四平战役，白崇禧奉命督战，民主联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大踏步地后撤。白崇禧指挥国民党美械部队一路狂追，从四平到长春、吉林。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是一鼓作气追到佳木斯和满洲里，即使不将林彪擒获，也可将其逐出东北，赶往苏联。
不料忽接蒋介石来电，命令白崇禧停止追击，且规定部队不准渡过辽河。蒋介石的理由是：据情报反映，长春驻有6000余穿便服的苏联红军，怕与其发生军事冲突。白崇禧本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杜聿明却拿出蒋介石的手令。
白崇禧不服，乘飞机回南京当面向蒋介石陈辞，蒋介石仍然以怕引起与苏联红军的军事冲突为由，禁止追击。白崇禧则认为，林彪所部全线溃退，已无斗志，即使有6000苏联红军，也不足为惧。况且，按照双方的协定，苏联红军早就该撤回国了。如果继续追击成功，只留下少数部队驻防，腾出来的5个美械机械化师就可以入关作战，在华北跟共产党决战。
不久，蒋介石与白崇禧一起到长春视察，白崇禧再次建议向北满出击，蒋介石仍是不置可否，只是要白崇禧早日回国防部当他的国防部长——东北的军事交由杜聿明指挥。
事后，当白崇禧百思不解的时候，李宗仁点拨了他：
“如果你把林彪部队歼灭了，那桂系影响不就更大，桂系势力不就深入东北了吗？”
徐蚌会战开始前，白崇禧曾经提出“守江必守淮”的策略。他向蒋介石提出：首先，中原只能设一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其次，华中“剿总”应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最后，也是重要的是，要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国民党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
但蒋介石一条也没采纳，在徐州设立了另一个由刘峙主持的华东‘剿总’，华中剿总也没有设在蚌埠，而是设在了汉口，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
白崇禧对国民党人心尽失感受颇多。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曾经谈到一件往事：1949年他任华中剿总司令，视察江防工事时发现，工事里搓麻将的比比皆是，且以长官居多，罚不胜罚，于是叹道：
“人心散了，空有工事何用！”
果然，“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精心构筑的防线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李宗仁难调白崇禧
蒋介石将中原国民党军分割使用，是白崇禧最为反对的。等到锦州失陷，蒋介石又想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的时候，白崇禧对整个战役布势已经无能为力了。
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宋希濂抵汉口去见白崇禧，说蒋也要他的部队东调驰援黄维。白崇禧陈说利害：此次作战之弊在于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蒋介石将兵力平均摆在点线上，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使共军有机可乘，攻其弱点，易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黄维此去对战局毫无裨益，而自身反不免于被歼的命运。
白崇禧的预言都得到应验。
杜聿明在突围途中破围于永城地区，蒋介石命令机械化装备的杜聿明“死守待援”，白崇禧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指导，并讥之为“螳螂战术”，因为螳螂虽大，一旦被蚂蚁困住就寸步难移，那只有等死而已。
蒋介石仍不死心，要把华中白崇禧的部队继续东调，白崇禧坚决拒绝,不惜以辞职为要挟。
甭说蒋介石调不动，就连李宗仁也很难调动白崇禧的手下。
国民党新桂系存续的25年里，白崇禧一直是桂系的核心人物。白崇禧又喜欢揽权，有时甚至李宗仁要委派一名少校官佐，也须得白崇禧同意，否则不能落实。北伐和抗战中，白崇禧分别出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及副参谋总长，他利用职权，极力帮助桂军扩充；在可能的条件下，无论军需补给，还是兵力使用，较之其他地方部队，均优先照顾。
1948年４月，李宗仁当上副总统，但没有蒋介石的准许，李宗仁不得离南京半步；1949年４月，国共北平和谈期间，中共方面出于关心李宗仁安全，建议李宗仁调动驻防安徽的桂军一师进入南京护卫。不料李宗仁气急败坏地回答：
“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
少顷，又愤愤不平地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
桂军主力第7军、第48军、第46军，皆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统领，除白之外的任何人，都调遣不动。
青树坪之战“小诸葛”最后一抹余辉
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小亏，一直耿耿于怀。虽然林彪在渡江之后，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打仗，但军人的好胜心仍然使他放不下白崇禧。
跟林彪做搭档的四野政委罗荣桓，对桂系军队有过形象的评价。
“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四野分兵东、西、中三路，追击白崇禧。林彪亲率中路的6个军19个师。
49军的军长钟伟号称“中国的巴顿”，他遵照林彪“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率部急速追击，成了中路军的箭头。
白崇禧恨林彪欺人太甚，竟敢以久战之师孤军深入。他对部下说：“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了。他以为有陈明仁的手下带路就万无一失，也太小看我能征惯战的八桂子弟了！”
白崇禧决定在青树坪设伏，因林彪入毂。
青树坪在距湖南湘乡西南140里的群山之中，扼守湘中通往湘南的咽喉之地。白崇禧一面命湘乡的部队做溃退状引诱林彪轻兵冒进，一面命已经退守湘桂边境的的张淦率桂军第三兵团星夜北上，在青树坪设下埋伏，专等林彪上钩。
“对付林彪，就是三个字：快、猛、狠。当年在四平制服林彪凭的就石这三个字！” 白崇禧对前线指挥——桂军名将张淦说道。
钟伟的49军不知有诈，贸然闯入桂军的埋伏圈。此时，49军离中路军主力已经有近两天的路程。
冲入青树坪的49军146师，被桂军精锐第7军和第48军围了个水泄不通。钟伟指挥146师临阵不乱，就地组织防御。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桂军的冲锋一个波次连着一个波次，钟伟杀红了眼。
关于青树坪战役的说法很多，其中一则比较离奇的说法就是：钟伟拿着手枪，逼着他的顶头上司陈伯钧司令员，不准他下撤退命令。这段记载并无正史出处，演义的成分居多，倒也能说明钟伟的好战性格。
最终49军遭到了比较重的伤亡，但却没有撤退。白崇禧没有更多的基干部队能给钟伟一个致命打击。战斗以白崇禧小胜告终，青树坪成了白崇禧军事生涯中最后一个战果。
在1949年国民党军风雨飘摇、一溃千里的情况下，冷静并敢于抓住机会进行果断反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只白崇禧一人而已。
但此战役却暴露了白崇禧的主力位置，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战役的局势已经逆转，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
白崇禧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保庆两地之间待命，准备与林彪一决雌雄。
这下正中林彪下怀。
远在数千里之外，坐镇北京的毛泽东，也意识到此时正是歼灭白崇禧的天赐良机！
1949年7月16日，毛泽东亲笔手书给第四野战军林彪、邓子恢、萧克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下达《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
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
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
次日，毛泽东惟恐林彪轻敌，又致电西南前线，补充数点：
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
丁盛“腰斩”白崇禧
10月5日上午，林彪令第四野战军12兵团停止前进，集中兵力，调整部署，准备应付白崇禧的反扑。林彪命令部队：“对已占领阵地和战斗力较强之桂军，应准备好后再行猛攻，不可零散乱打；对退却之桂军，则应猛烈追击，使其一乱不可收拾。”
可就在这时，与青树坪孤军深入相似的一幕再次上演了！
解放军第45军135师在前进途中，未能接到司令部停止前进的命令，已经于当日夜于金兰、东江之间越过衡宝公路插入白崇禧身后，进至沙坪、灵官殿地区。
白崇禧也摸不清林彪到底做何打算，决定改变计划，先吃掉送上门来的135师。
陷入桂军重围的135师并非泛泛之辈，其凶悍程度丝毫不亚于青树坪战斗中的钟伟49军。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政府警卫团，即著名的 " 瑞金团 " ，尤其擅长远距离运动作战。在红军长征的“四渡赤水”中，曾单独活动于黔北川南，国民党中央军被迷惑和调动，始终抓不住它的影子。
等到白崇禧在东北指挥“剿共”的时候，这支部队已经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第 8 纵队，即著名的“黄永胜纵队”，深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称赞的“辽西三战三捷”，就是这个纵队的出山之作。在天津战役中，这支部队首先一举突破天津城的民权门，勇猛插入市区，与38军胜利会师金汤桥，将天津南北守敌一举割裂，最终使陈长捷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
白崇禧不敢怠慢，于10月6日集中桂军主力4个多师，打算速战速决。桂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猛烈攻击45军135师，但均被师长丁盛指挥135师击退，双方一场血战。
据说，战至最激烈的时候，林彪感到135师生还无望，本打算放弃这个师了。但出乎意料，135 师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象一个铁钉扎在白崇禧的咽喉，想吃吃不下，想吐又吐不掉。敌人几次想吃掉135师都未能得逞。林彪乘机命西路解放军第13兵团加快进占芷江、安江、洪江，截断白崇禧西窜入黔的通路；东路的第四野战军15兵团、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和两广纵队多路攻入粤北，从左右两翼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
10月7日，白崇禧感到在衡宝线上与解放军决战已处于不利的态势，遂于当日零时下令停止进攻135师，全线撤退。
10月9日拂晓，已经插入敌后的解放军135师乘势堵住了桂军南逃之路。傍晚，参加衡宝战役的解放军各路大军在祁阳以北的五峰山区，完成了对白崇禧主力第7军、第48军的合围。丁盛率领135师再鼓余勇，乘乱击溃号了称“钢军”的桂军第7军军部，使其失去指挥，一片混乱。
10月10日，西南前线的解放军集中40、41、45、49军等4个军共13个师的兵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战至10月11日下午，全歼被围白崇禧部两万余人。
至10月16日结束衡宝战役，白崇禧部4个精锐师和宋希濂集团一部共4.7万人被歼灭，使桂系起家部队，号称从没打过败仗的第 7 军和号称最能打的第 48军遭到重挫，解放军在大陆最后一个强劲对手离彻底覆亡，已为期不远了。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和刘伯承的高度评价，称之为“腰斩 7 军”。
45 军受到通令嘉奖自不必说。后来部队整编时，四野的另一支劲旅44军要与45军整编为一个军，两军互不服输，为番号争执不下，官司打到了中央。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调解，两军番号各取一字，编为第 54 军，第一任军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将丁盛。1962 年对印度自卫还击作战中，丁盛指挥54军取得著名的“瓦弄大捷”，一举打败曾在二战北非和意大利战场上同德国元帅隆美尔的部队作战、并受到英国女王的嘉奖的印度最精锐部队——印度陆军第 4 军，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使印军深为耻辱，此是后话。
林彪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动，居无常处。将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又从柳州奔南宁。
1949年12月3日，白崇禧手下的张淦兵团、鲁道源兵团在博白以南被解放军包围，各个击破，全军覆没。4日，徐启明兵团在大寺、上思撤退途中被歼。
解放军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17.3万余人，解放了广西全境。解放军于12月14日占领了中越边境镇南关，国民党残部2万余人逃入越南。
白崇禧于12月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此时的他形容憔悴，两眼无神，精神涣散，声语低沉，与往昔神采奕奕、一向自负的“小诸葛”判若两人。不足一百天，他的几十万部队全拼完了。
白崇禧请陈济棠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桂军，又下令尚存的桂军“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但他也知道，四野分几路穷追不舍，桂军或败或溃，能上船的不会有多少。
情有独钟的张淦、胡琏
在国民党军内部，白崇禧看不起蒋介石，也看不起很多同级或职务比他高的，但惟独对职务比他低的两个人情有独钟。
白崇禧在武汉时曾对其麾下说，具有大将之才者，一为张淦，一为胡琏。
胡琏是黄埔军校四期生。1943年5月的鄂西战役中，身为师长的胡琏率部孤军奋战，浴血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终于固守住险关石牌，从此声名大震。
1948年12月，黄维的12兵团为救在徐州战场被围的杜聿明部队，而被解放军诱入口袋，包围于安徽蒙城的双堆集。兵团副司令胡琏本来因父亲病丧请假在外，奉蒋介石之命，乘坐小飞机回到阵中，与黄维一同指挥作战。在突围前，黄维和胡琏都身带大量安眠药，准备突围不遂就自杀。结果黄维被俘，胡琏虽然乘一辆战车乘隙突围而出，背部已多处中弹。住进上海虹口天主堂医院，从其背部取出了32粒弹片。
白崇禧对胡琏素来极为赏识，听说胡琏住院，特别从华中剿总驻地武汉给胡写了一封亲笔信，许胡琏为兵团司令官，负责拨补装备3个军。
胡琏一贯追随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亲笔信后，当即投到火炉中，并表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黄埔子弟，岂能朝秦暮楚！”
蒋介石获知，益发欣赏胡琏，拈笔手令国防部，任命胡琏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当时，各地反征兵、反征粮的浪潮此起彼伏，征兵困难重重，唯独胡琏如期在四月底如数征齐3个军9个师。
白崇禧想胡琏兵团去阻挡解放军南下，蒋介石却密令胡琏从江西直退至广东潮汕地区，以保存实力。后来，胡琏的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重挫登岛的解放军，很是风光。
张淦本是桂系的一员大将，以能征惯战而著称，当了18年中将兵团司令官，最后却当了俘虏。
说起张淦被俘，也颇令白崇禧哭笑不得。
那是1949年“粤桂边战役”，身为第三兵团司令官的张淦率部退到广西博白城内，将兵团指挥机关安在图书馆，城内只有一个特务营，一个炮兵营，总共两千多人。张淦以为离他最近的解放军都在90公里以上，三两天之内到不了，可以放心睡大觉。
谁知解放军星夜兼程，夜袭博白。解放军43军128师379团的一个副连长用了只用5块银圆，就买通张淦的一个通信兵，用火箭筒炸开院门，将张淦从床下拖了出来。
对张淦兵团的覆灭，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慨叹道："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7军及第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以说是片甲不存。"
周恩来评价：“白崇禧实无远见”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共代表团的军事组常到国民党的军训班中去讲课，宣传游击战争。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交往较多。白崇禧很佩服周恩来的恢宏气魄、渊博学识、军事才略和政治工作经验。而周恩来也很欣赏白崇禧的主战立场和指挥才能。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专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津浦线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淮河流域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方针，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但在政治上，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白崇禧的弱点。
1965年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回国时， 禧有过中肯的评价：
“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
相信这个评价代表了中共领袖们的共同意见。
说白崇禧政治上低能，主要表现在他对时局的认识不清上。
1929年初，白崇禧在率部击溃“直鲁联军”后，在北平大谈天下大势时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向蒋介石统治的江浙进军之势。
1948年12月24日，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发出致蒋介石电，提出“恢复和平谈判”以解决时局的主张，逼蒋下台，抬高桂系地位。25日，在白崇禧指导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无法，只好以李宗仁继任“代总统”。
毛泽东看穿了白崇禧的伎俩，在1949年2月15日的一次对外谈话中，讥笑道：“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方案，提出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两军“就地停战”，“划江而治”。
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被共产党拒绝了。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警告国民党：“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4月20日，最后签字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
白崇禧的政治短视，还体现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
对此，李宗仁有过中肯的评价：“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饮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
淞沪会战，蒋介石要亲自到上海前沿阵地去视察。因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白崇禧建议蒋介石乘英国大使的轿车去。但英国大使的车还是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幸亏蒋未在其中。戴笠事后甚至怀疑白崇禧想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蒋介石。
在作战指挥的很多问题上，白崇禧与蒋介石都意见相左。
这些，蒋介石自然都耿耿于怀。
桂系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白崇禧却上了蒋介石的船。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广州，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李宗仁试探白崇禧，要他起义。但白崇禧反劝李宗仁去台湾，李宗仁气的大骂“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白崇禧对李宗仁进行牵制，故于12月10日派专使到海南请白崇禧去台北“归队”,并许愿去台后“自有重用”，暗示蒋有意让他出任“行政院长”一职。还给白崇禧捎去数万两金砖，说是发清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
白崇禧遂于12月30日乘专机赴台，从此落入蒋的严密控制之下，成为蒋的“电钮”。每当李宗仁对蒋介石有所批评、揭露时，他都要奉命“驳斥”。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寓所逝世，据说是因心脏病。
去世的前一天，与其热恋的护士张小姐在白府留宿。而发现白崇禧遗体时，张小姐已不知去向，唯见白崇禧尸体周身发绿，留有死前痛苦地挣扎的痕迹，颇有可疑。
精明一世的“小诸葛”白崇禧，就这样谜一般地离开了人世。
白崇禧小传
白崇禧，字健生，民国时期军事家，国民党军高级将领。1893年3月18日生于广西临桂(今桂林)。回族。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1922年任桂军连长、营长、统领。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参谋长。1924年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提出先攻陆荣廷后击沈鸿英之策得手，于1925年结束旧桂系军阀对广西的统治，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1926年3月两广统一,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任参谋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1927年1月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3月兼任上海警备司令，积极参与策划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扩张了桂系势力。蒋桂战争中失败后逃往越南。1930年在蒋冯阎战争中参加反蒋军第1方面军,出兵湖南被击败。1932年4月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民团司令，提出并实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得李宗仁支持,巩固了广西势力地盘。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1938年7月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武汉保卫战。12月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三、第四、第九战区对日军作战。1939年底至翌年初指挥桂南会战，在昆仑关战役中，取得了抗战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
1945年10月晋陆军一级上将。1946年5月任国防部部长,积极执行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政策。1948年5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情况下，1949年初仍主张与共产党划江而治。4月任华中军政长官,指挥20余万兵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中南，所部在解放军发动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被歼。9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2月由海南岛去台湾。1966年12月2日，在台北逝世。
张辉瓒 剃头的反被“剃头”
毛泽东的一首词，引出的一段故事
“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
——毛泽东评张辉瓒
1931年春，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村挥笔写下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做词《渔家傲·反第一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边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毛主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的广为传诵，使张辉瓒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字。有学者认为，这首《渔家傲》中，“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太过直白，简直就是以口语入词，为作词家所讳。但也许正是因为直白，才容易被文化水平不高的根据地群众所传唱。
另外，它也反映了毛泽东打了胜仗以后，写作此词时的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心情，凡伟人兴致所至，皆可入诗。34年之后的1965年年秋，毛泽东又写了一首词，名叫《念奴娇·鸟儿问答》，词中竟有“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的句子，恣肆若此，恐非常人所能揣度。
据中共党史和军史专家考证，毛泽东的这首词，创造了几个第一：
张辉瓒是红军在江西第一次俘虏国民党将军，而且张辉瓒被俘时军衔为中将师长，也是在江西俘获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将领。
这是第一次以国民党将领的名字入诗词，在以后的战争中，被捉的国民党将领有的职务和军衔都高于张辉瓒，却也无缘享受此“殊荣”。
张辉瓒是被共产党俘虏以后，又被杀死的第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似有违于共产党“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此之后，即使被共产党定为“战犯”级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亦未见有被处死者，往往关一段时间后特赦。
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大规模歼灭战。之后，毛泽东“胃口”越来越大。
张辉瓒在江西“剿共”时，“共党”、“共匪”、“红军”、“游击队”，在他眼里，统统化成4个字就是：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他仿照《水浒传》中封宋江、方腊、田虎、王庆为“四大寇”，把“朱毛彭黄”也简称为“四大寇”。没想到，他就栽在这“四大寇“手里。
张辉瓒的命运
12月5日，南昌。
国民革命军第9路军总指挥部会议室。
由蒋介石召集，驻赣国民党军部队的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剿共”会议已经接近尾声。
这次会议确定，自12月中旬开始，各路“围剿”军以东固地区为合攻目标，分进合击。
一位国字脸，面色红润，佩带中将军衔的中年人笔直地站起身来，操着一口湖南官话，代表与会军官发言，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蒋介石还是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发言者：裁减合体的毛哔叽军服遮住了他体态腴胖的体形，脖颈上的风纪扣扣的严严实实，斜跨的武装带松紧恰到好处，配着鼻梁上架着镶着金丝边的水晶眼镜，既给人一种武将的干练，又给人一种文人的儒雅。
“……此次剿共，我等革命军人誓必奋勇直前，将朱、毛首级献于主席座前。”
说话者声调渐次高上去。不知是由于风纪扣过紧，还是由于激动，他胖胖的脖子上，青筋时隐时现。
蒋介石欠了欠身子，以示对发言者的尊重，并微笑着点点头，示意发言者坐下。
“有石侯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蒋介石由衷地嘉许道。
这位被蒋介石称为石侯的发言者，就是张辉瓒，字石侯，国民革命军第18师中将师长。
张辉瓒年纪比蒋介石还大两岁，经历跟蒋介石相仿佛。当年，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是先后期的同学。张辉瓒考察过德意志军事学，蒋介石虽未去德国，却赴俄国考察政治军事，据说会见了托洛茨基。后来，张辉瓒和蒋介石又一同东征北战。
1930年10月，蒋介石为了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摧毁中央根据地，在湘、鄂、赣、闽等省陆续调集10万余人的兵力，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比起军中元老，张辉瓒算是不得志的军人了。凭他的学历、资历、战功，当某路军总司令是绰绰有余的。不过，这次南昌高级军事会议之际，鲁涤平已向他私下许诺，这次如果获胜，取得战功，将向蒋介石力保他晋升上将副军长衔。所以，张辉瓒觉得这次是个很好的机会。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的毛泽东，对张辉瓒这个“前线总指挥”的骄纵、狂妄还是有所耳闻的。说起来他们还是湖南老乡，彼此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打过几次照面，却并没有过多的交往。
国民党大军号称10万，而当时红一方面军仅约4万余人，不足其一半。怎样粉碎敌人的“围剿”，颇令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伤脑筋。
从蒋介石发动“围剿”之日起，中央苏区党内和红军内部，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战胜敌人的问题就发生了分歧。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在8月份曾经有指示，主张中央红军相机进攻江西具有影响的大城市，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红军将领主张主动进攻南昌、九江，既贯彻了中央指示精神，又可以迫使前来“围剿”的敌人回防，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就会无疾而终。
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宜脱离苏区贸然攻打大城市；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主动退却，将敌引进苏区内，红军依托熟悉的地形，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等有利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态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敌于运动之中，以粉碎其“围剿”。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江西新喻县境内的罗坊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11月初，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消灭之”的命作战令：命令分布在其他地区筹款的红军立即收拢，统一向赣南苏区北部边境转移，避开张辉瓒的主力。接着红军又向苏区中部转移，先后集结在黄陂、小布、洛口等地，隐蔽集结待机，抓紧临战训练，准备反攻。
为了鼓舞士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
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在大会上，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
这副对联其实就是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想必也被国民党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侦知。不过，以张辉瓒个人的性格，他决不会相信这么轻易得来的情报，在他眼里，未必瞧得上脚穿草鞋，没上过一天正规军校的湖南老乡毛泽东。
确实，当时军界就是这样的风气，正规军校的毕业生多瞧不上土生土长的军官。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卢德铭的警卫团中有些黄埔军校的学生，从外表就可以区别出来，身上有“三皮”的，即是黄埔生，穿着皮鞋、拿着皮马鞭，裹着皮绑腿。以革命著称的黄埔军校尚且如此，像张辉瓒这种在洋军校留过学的就更可想而知了。
事后证明，毛泽东和朱德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一步步设下陷阱，把张辉瓒引向绝路；等张辉瓒知道毛泽东所言非虚的时候，他自己离人头落地已经不远了。
被活捉的张辉瓒(1)
12月中旬，张辉瓒指挥国民党先头军队向中央苏区的地理中心——东固地区发起向心攻击。12月21日，张辉瓒进入东固，探知红军主力在黄陂一带，扬言要一举歼灭红军主力，日夜兼程扑向黄陂，至28日，虽然进至富田、东固、源头、洛口等地，但没有找到红军的主力。
让张辉瓒感到气恼的是，不仅没有摸到红军的影子，而且还和前来“进剿”的国民党第28师公秉藩部发生了火并。原来公秉藩为抢头功，率领28师早一天到达了东固，却没有向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报告。没与红军交火，自家人先损兵折将，又是倒霉，又是丧气。
毛泽东和朱德发现，此次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些部队派系复杂，难于协调；而且在布阵上暴露了国民党军正面过于宽大、战线过长、间隙过大、兵力分散的弱点。
经过仔细推敲，毛泽东和朱德确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先打敌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将敌人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然后各个击破。
两个主力师，到底是先打谭道源的第50师，还是张辉瓒的第18师？
两相比较，毛泽东认为还是先打谭道源50师对红军有利。谭师已进至乐安与宁都交界的源头，距小布仅25华里；而且它是乙种师，只有两旅6团8千多人，打它把握大些。
而张辉瓒的18师号称“铁军”，全师13000多人，全是新式武器，除了汉阳兵工厂出品外，还有德国制造的枪炮，加上最近在永丰修了飞机场，必要时可以调飞行大队的5架意大利“达格佛斯”飞机前来助战。
源头至小布间有一狭长山谷，是国民党军进攻苏区的必经之路，两边都是峻峭的高山，是设伏的上佳场所。红军侦察员得到情报，谭道源师将于12月25日由源头出动向进攻小布，毛泽东、朱德遂于前一日发出“红字第九号命令”，在峡谷中设下埋伏，专等谭道源上钩。
不料想，谭道源本钱小，却谨慎异常。本来已经下达了开进的命令，途中突然抓到一个刚从小布跑出来的红军逃兵，招供出前面埋伏有红军重兵。生性多疑的谭道源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退回源头，并命人将已快到峡谷的先头部队追回，同时向鲁涤平发出求援急电。
12月25日，不知敌情有变的红军战士白等了一天。毛泽东和朱德不甘心，于26日夜10时再次下令部队于次日晨设伏于峡谷。战士们在冬日寒风中埋伏了半天，谭道源师仍是不见踪影。这样，红军白等了两天。
正在毛泽东寻战不得的时候，红军侦察员又送来情报：12月28日，“围剿”军总司令鲁涤平令其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红军发起总攻。其中张辉瓒率的第18师第52、第53旅和师直属队，于29日上午由东固孤军冒进，安营扎寨，等待大部到达。
毛泽东和朱德果断决定，全军火速西移永丰龙冈，迎歼张辉瓒师。
龙冈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也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场所。
12月30日凌晨，天开始下起了牛毛细雨，山坳为浓雾笼罩，能见度很差。毛泽东一边和朱德带着参谋人员进驻刚刚修建起来的红一方面军黄竹岭指挥所，一面风趣地说：“当年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日红军乘晨雾全歼张辉瓒。”
上午10时左右，浓雾稍散，张辉瓒指挥18师以第52旅为先头，师部和第53旅随后，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龙冈千嶂，山势险恶，大雾刚过，山路湿滑，正面高地上突然响起了排子枪声，接着手榴弹也砸了下来。张辉瓒开始误以为是红军小部队袭扰，后来知道了是黄公略带领的红3军先头第7师。
张辉瓒不仅没有害怕，反倒有些高兴。因为一则自己抓住了红军主力，二则他知道红军内部正在搞肃反，抓“AB”团，红3军已经折损了不少人马。三则据侦察得到的消息，朱、毛、彭、黄虽号称5个军，实际上只有3万人。朱、毛在闽西赣东活动，留在东固的只是黄公略的第3军。它以当地游击队的两个团为基础，用的是土枪土炮梭标大刀，实在是乌合之众。
于是，他自恃兵力武器占优势，命令部队向红军阵地反扑。
战至中午，红3军全部加入战斗，第18师也展开两团兵力猛攻。15时许，张辉瓒率4个团拼力向红军实施多路进攻，又被击退。
战斗十分激烈，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伤亡都比较大。毛泽东和朱德指挥林彪的红4军、罗炳辉的红12军和彭德怀的红3军团，从北、西、南三面向龙冈迂回包抄，于下午4点左右切断了张辉瓒与东固之间的联系，封锁了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完成了对张辉瓒第18师主力的合围，并从侧后向18师猛攻。
只见密集的红军战士从大山上压下来，他们打着红旗，呐喊着：“活捉张辉瓒过新年！”仿佛天兵天将一般。红军步步紧逼，包围圈越来越小，张辉瓒期待中的援兵又杳无音讯，感到情势不妙，于是传令集合残部，准备待天黑后向西北方向突围。红军乘势发起总攻，利用熟悉的地形，勇猛穿插。
激战至18时许，红军全歼张辉瓒第18师师部和2个旅近1万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子弹100万发，电台一部。
紧接着，毛泽东何朱德又指挥红军乘胜挥师东进，掉头直取谭道元第50师。
鲁涤平知张辉瓒兵败，即电令进攻的各部队靠拢，免再被红军各个击破。
但已经太迟了！
1931年1月3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50师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3000余人，残敌逃回临川，红军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子弹13万发，电台1部。
在5天之内，红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主张不杀张辉瓒
军史记载，1930年12月30日，张辉瓒在江西永丰县龙冈被红军生俘。
关于张辉瓒是如何被俘虏的，有多个版本的说法。有的说张辉瓒见势不妙，急忙脱下将军服，从死尸上剥下士兵服套上，逃向不远处的万功山，藏在半山腰的一个土坑内，最后被搜山的红军战士抓获。认出他是因为他肥头大耳，白白胖胖，还挂着一副眼镜，脚上穿的马靴。有的说是因为张辉瓒平素克扣军饷，被其他的俘虏认出来向红军做了揭发。
前线总指挥、中将师长张辉瓒被俘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部，不久就传遍了整个龙岗地区。
红军战士将张辉瓒捆绑起来，押解到龙冈街，与18师其他俘虏关在一起。俘虏兵们见到师长张辉瓒，纷纷骂他克扣军饷，有的竟不顾看管战士的阻拦，冲上去打张辉瓒打几个耳光。
这时恰好朱德赶到，连忙劝阻，并吩咐警卫战士给张辉瓒松绑，单独看管起来。
朱德责问张辉瓒，为什么要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旨意？为什么要在根据地烧杀抢掠？
张辉瓒哑口无言，却反问朱德能不能用金钱赎回自己一条命？
朱德严肃地告诉张辉瓒，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是生意人，张辉瓒必须对自己带兵侵犯根据地，杀害革命群众的罪行有足够的认识。
毛泽东也特意从黄竹岭指挥所赶来，特地来会会这位湖南老乡。
毛泽东幽默地问张辉瓒：“总指挥先生，你是怎样指挥的呀？你没有想到红军的厉害吧？想不到我们今天在龙冈见到你。你在龙冈墙壁上到处写标语，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呢？”
张辉瓒被小他好几岁的老乡问得张口结舌，脸色灰黄，半晌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拉他坐下，向他宣传了红军政策，给他讲解当前形势和革命道理，并询问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情况。张辉瓒则一再表示，只要红军免他一死，他情愿捐款、捐枪、捐西药赎命。
如何处理张辉瓒，是杀是留还是放，由于以前从来没有俘虏过这么大的官，红军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毛泽东和朱德都主张不杀张辉瓒，毛泽东说：“诸葛亮擒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纵也不行呢我看不能一擒就杀。”
按照朱、毛的想法，把张辉瓒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当教员。有军就有校，治军先治校，国民党办黄埔，共产党就要办一个“红埔”。毛泽东在1927年11月下旬，就带领秋收暴动的部队在井冈山麓龙状元桥畔的龙江书院，创办了井冈山红军教导队；1928年春，朱、毛会师，红军教导队扩编为红4军教导大队。可教导队毕竟带有随营学校的性质，办一个正规化的红军学校才是朱、毛的理想。
而办红军学校此刻正缺少军事教员，张辉瓒倒是个合适的人选。
1931年深秋，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县的小布村，创办了中央苏区最高指挥学校——工农红军学校。不过，张辉瓒已经被杀多时了。
1931年１月28日，江西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公审大会，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原定在镇里的广场，但因为参加公审会的人太多，会场临时改在小山坡上召开。张辉瓒被头戴高帽，五花大绑地从龙冈押回东固，被拖到一大群农民、乡镇贫民、手执红缨枪的年轻赤卫队员和身披征尘的愤怒的红军战士面前。
毛泽东本不想让张辉瓒去东固，但张辉瓒在距龙冈30华里的东固大搞“三光”政策，民愤太大，不让批斗群众不答应。
张辉瓒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1929年他任南昌卫戍司令时，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000余人，人称“张屠夫”。一个月前，在“进剿“东固的时候，张辉瓒命令部下：东固已匪化，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的男女老少，格杀勿论。不论民房公房，草屋土屋，在部队撤退前，一律烧光！凡可携带之物资、食物，全部带走！
东固是个南北狭长，东西扁圆形的盆地，四周都是高山大涧，从四壁山岗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东固街上一片火光，听得到杀害平民百姓的枪声，以及受害者惨不忍闻的令人伤心落泪的啼哭声，呼救声。
有道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虽说毛泽东已经安排红8军军长何长工跟着去东固做群众的说服工作，可到了公审批斗会场，局面失去控制，根据地人民群情激愤，一片“剥皮”、“抽筋”的喊杀声。
会场维持秩序的红3军战士，也十分痛恨张辉瓒。就在刚刚结束的龙冈战斗中，红3军死伤3000人，当时没有那么多棺材，只好几十个人埋一个坑。红3军的战士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宁可死在战场上，也不愿被自己人当作AB团杀了，所以，打仗勇猛顽强。
在群众极其愤怒的声讨声中，张辉瓒终被当众枪决。
周恩来有意释放张辉瓒
关于张辉瓒的被杀，有人归因于王明左倾路线。1931年１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开始统治中央苏区。但通过事后中央采取的措施来看，证实中央也并不想处死张辉瓒。
第18师在龙冈覆灭，师长张辉瓒被擒，在国民党军界掀起轩然大波，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伤心地向蒋介石报告：“龙冈一役，18师片甲未还。”
张辉瓒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私生活算比较严谨的一个，与妻子朱性芳感情甚好。朱性芳此时正在汉口，得悉丈夫在龙冈战败被俘，急得坐卧不安，派人去上海寻找中共中央所在地，欲倾家荡产赎回其夫。
湖南军界的程潜、唐生智、何键、范石生也纷纷向中共传递信息，要求红军不要杀掉张辉瓒。蒋介石也许诺了许多条件，只要放回张辉瓒，国民党愿释放关押在白区的大批“政治犯”，而且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向红军赠送２０万元现款和２０担西药及其他枪支。
为此，蒋介石责令鲁涤平派省府秘书王信一前往上海，秘密与中共中央联络人员龚饮冰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鉴于此种情况，决定同意谈判。张辉瓒在国民党湘籍军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利用其影响，可以做分化瓦解国民党军的工作。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派中央军事部副秘书长李翔梧为红军代表，派中共中央特科涂作潮为中共代表，随王信一去南昌谈判，并派通讯员去中央苏区，交给朱德一封信，要求做好放回张辉瓒的准备。鲁涤平已准备待张辉瓒释放回来，为他设宴压惊。
当时红军急需枪支弹药，红3军在龙冈战役前，3个人才有一支步枪。许多战士四肢打断了，没有麻药，是用盐水消毒，用钢锯截肢。
可惜，这些都晚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派往中央苏区的送信的通讯员没有赶在张辉瓒被杀前赶到。
朱德事后回忆这件事时，曾经痛心地说：“按说真不该杀张辉瓒。如果当时留着他，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
张辉瓒没有保住，可这次战役中俘虏的18军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王诤、译电员刘寅等，却让毛泽东当成了宝贝。
“要好好优待他们，做好教育工作，争取他们参加红军，为我们服务。”毛泽东吩咐。
后来，王诤、刘寅都参加了红军，以他们为骨干，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的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还成立了通信学校，为红军培养了大批的通讯骨干。
蒋介石写了“呜呼石侯，魂兮归来！”
张辉瓒被枪决之后，尸体被挂在东固“翰林第”附近的“连理樟”树上示众。说来也怪，“连理樟”已有600年的树龄，两棵树本已古枯。自从张辉瓒的头被悬挂于右边樟树的枝头之后，这棵树就活过来了。
不久，张辉瓒的首级又被割下来，订在木匾上，冒雨抬至赣江，顺流漂下。
驻守吉安的国民党第七十七师哨兵在神冈山附近江面上发现一样东西在漂流，远远望去，像是有面小红旗在飘动。哨兵把船划拢去一看，发现是颗人头钉在木板上，血淋淋的。
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哨兵发现后，用渔船捞起，马上交鲁涤平辨认。鲁涤平痛哭流涕，一面电告蒋介石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一面将尸首护送南昌。
接下来，张辉瓒可以说是极享哀荣。他的头颅运到南昌后，鲁涤平命所部买了几段整块大楠木做棺材，聘请了南昌最有名的雕刻专家，按比例雕手雕足做身子，穿上中将军服，将头装上去，接着棺榇用蓝缎包裹入殓。
1931年２月下旬，鲁涤平在南昌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于３月初举行了公祭活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发布公告：
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兼湖南省政府委员张辉瓒，于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江西东固殉难。灵柩将于三月九日抵省。议决二十九日公葬岳麓山。敬希赴省会悼念为荷！
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
张辉瓒的灵柩移九江经水路运至汉口，转火车到长沙，送到长沙小吴门火车站。全城10万人参加了公祭，沿路摆设了祭坛、祭幛。鞭炮齐鸣，纸烟缭绕。中午一点钟，何键致祭完毕，张辉瓒的棺材便用中山双杠，由128人杠抬入城，最后安葬在岳麓山半山处。
蒋介石亲拨巨款，修建了牌坊、寺庙及圆形水泥墓。墓前竖立的青石碑正面刻有蒋介石“魂兮归来”的题字，背面刻有张辉瓒生平简介和家属姓名。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张辉瓒墓被红卫兵摧毁殆尽，只留下残迹。
传张辉瓒在征剿毛泽东前，曾写《过金井故里有感》诗一首：
溽暑遍征意若何，卅年心事梦中过，
思亲直觉今犹昔，杀贼差能少胜多；
自笑尘劳侵鬓发，尚返归汁理渔蓑，
黄莺寄迹依稀认，立马桥头感逝波。
从诗中“自笑尘劳侵鬓发，尚返归汁理渔蓑”句可以看出，张辉瓒对军旅生涯多有倦意，已萌生退志。
如果那时激流勇退，张辉瓒不知能善终否？
歼灭18师，活捉张辉瓒的龙冈之役，对国共双方影响都很大。
1931年11月，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此，瑞金人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为了防止国民党的飞机来捣乱，庆祝会在黄昏后举行，当时大家都打着灯笼和火把参加庆祝活动，所以叫做提灯庆祝大会。
为了给代表大会助兴，当时主持瑞金工作的邓小平，还特地组织县里的艺人们，排演了采茶剧《活捉张辉瓒》，再现了第一次反“围剿”时在龙冈万功山活捉张辉瓒的生动情景。剧中还出现了朱德总司令的舞台艺术形象，这也是革命领袖的艺术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
张辉瓒被杀之后，被国民党政府追封为陆军上将。
张辉瓒之死，使蒋介石调整了战略战术，认识到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于是提出了“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办法，破坏红色根据地内红军与民众的关系。蒋介石特地把自己的得意门生、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从苏联召回国，主持对共产党的“政治作战”。
张辉瓒小传
张辉瓒，字石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886年。湖南兵目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后，历任湘军游击司令、兵站总监；第二区司令、第四混成旅旅长、湘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9师师长、第2军第4师师长、第2军副军长、南昌卫戍司令兼第18师师长、湖南省政府委员。1930年参加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任前敌总指挥。12月30日在龙冈被红军俘获。1931年1月28日，被根据地群众公审后处决。
戴安澜 蒋和毛公认的民族将军
被毛泽东写律诗吊挽的军人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毛泽东评戴安澜
毛泽东一生诗词甚多，但以律诗吊挽将军的，只有两首。能有幸享此殊荣的，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另一位享此殊荣的，却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一首《五律·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有趣的是，这两首律诗押的韵是一致的。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戴安澜原名戴衍动，1924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心中十分难过，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他正式改名为“安澜”。
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200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仅有25岁。
第200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
从"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的诗句中不难看出，戴安澜作为统帅的这个机械化师的年轻将领，不会不给军事家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就共产党的军队而言，当时甭说军队中的机械化装备，就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专用的小汽车，到哪里去都是骑马或步行。1940年5月，陈嘉庚率领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延安时送来了两辆小汽车，本打算分给毛泽东、朱德一人一辆，毛泽东还没有要，而是把汽车给了延安的“五老”。
机械化部队是近现代军事历史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它的出现，必将给作战样式和作战理论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把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算做是中国军队早期机械化发端的话，说起来，这个“铁甲车队”还是1924年11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来的呢！一年之后，以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出的一部分人员作骨干，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日后成了共产党军队起家的本钱。
国民党军队机械化的过程比较缓慢。早在1932年就成立汽车训练班，请了德国顾问皮尔纳父女二人做教官，皮尔纳教授各种车辆驾驶、修理和战车战术；他女儿教授数理化文化课程，学员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第8期毕业生挑选，为建立机械化部队准备人才。那时的装备，不过是普通汽车加装钢板，号称“装甲汽车”，以及10余辆摩托车和一辆奔驰履带拖拉机，并无真正的战车。
1934年11月，孔祥熙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从英国购入32辆“维克斯”型战车和若干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的“哈雷”牌两轮摩托和三轮摩托，在南京编成战车营。人们给装备了16辆“维克斯”战车（重6吨半）的第1连起了个代号，叫“虎”连；给装备了16辆水陆两用战车（重3吨半）的第2连起了个代号，叫“龙”连，单从名字上看，就够威风凛凛。
1935年夏，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组建了交辎学校，自兼校长，还是由德国顾问皮尔纳教授机械化部队的战斗、战术及战防炮使用。一年后，该校改组为辎重兵学校和机械化学校。自此赔养机械化兵种的专门学府才正式诞生，机械化兵种也正式成为独立兵种，其军衔自成体系，用银白为底色。
1936年5月，以新近购买的德国“克虏伯”式轻型战车和“毫须”式装甲车为基本装备，蒋介石又在南京方山扩建了陆军装甲兵团，其它兵种的团长都是上校，惟独装甲团的团长是少将，由蒋介石的亲信杜聿明担任，足见重视程度。
淞沪抗战，杜聿明曾率战车部队参战，配属给第87师攻击杨树浦，然该师步兵从未进行过与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在战车进入街市内时，步兵任战车在前突击而不加掩护，战车被日军击毁3辆、击伤8辆。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陆军装甲兵团避战，陆续撤退到了湖南湘潭。
1938年初，苏联以换货形式援助中国的T-26战车和自意大利购入的“菲亚特”战车、德国产装甲汽车、奔驰柴油卡车、美式福特卡车、意大利产摩托车数百辆陆续输送至湘潭，在这些车辆基础上，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仍由杜聿明任师长。1938年4月，200师的搜索营出动装甲车12辆，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担任搜索警戒任务。
戴安澜与昆仑关战役(1)
1938年10月，200师扩编为新11军，1939年改称第5军，扩编后，部队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担任中将军长。
戴安澜出任师长之后的第200师，只是第5军的一个步兵师，第5军除军直属的战车团外，其它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徒有“快速部队”的虚名。
1939年9月，日军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的最主要补给路线。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运进中国的补给物资的85％经过此线。日本认定，切断这条路线将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
日本在南京设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日军桂南战役的主力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上海、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屡次担任主攻任务，号称“钢军”。
昆仑关战役，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蒋介石决定投入他的老本。
1939年11月16日，蒋介石调其最精锐的第5军归白崇禧指挥，投入昆仑关战役。
11月25日凌晨，由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600团团长邵一之、团附吴其升阵亡。鉴于战况不利，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此次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钦、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12月1日中国军队失守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
昆仑关，位于广西南宁东北50公里的昆仑山上，虎踞于曲折的柳州、宾阳至南宁的公路，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山岭延绵，无论往北往南，均为平坦地势。东面2公里处有653高地，西面2公里处屹立445和441高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历代兵家必争战略要地。早在宋朝，狄青征南时此处便成了著名战场。
12月7日，蒋介石决定反攻，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以北路军第5军主攻昆仑关。
12月16日，第5军军长杜聿明召开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制定了“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命令以戴安澜第200师、郑洞国荣誉第1师正面主攻昆仑关；邱清泉新编第22师为右翼迂回部队，由小路绕过昆仑关，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彭璧生率第200师两个补充团侧击昆仑关之外，堵住其退路并阻击援军。
18日凌晨，战斗打响，中日两军最精锐部队在昆仑关碰撞了！
防守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以炮火和飞机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炮火延伸后，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至夜晚，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几个高地；第200师攻占了653、600两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
19日中午，日军再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第21旅团的第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夺回昆仑关。
昆仑关得而复失。21日，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进展缓慢不满，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调拨给第200师指挥的荣一师第三团团长郑庭笈，用望远镜发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敌军官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即是被炮火击中于24日身亡的。
12月23和24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2千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昆仑关日军工事非常坚固，上两层下一层碉堡，构成交叉火力，中国军队攻击受阻。
战斗空前惨烈。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戴安澜指挥郑庭笈团，于28日晚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中国士兵组成敢死队，以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不怕牺牲，终于在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
12月31日，中国反攻军队肃清了昆仑关全部残敌。打扫战场时，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到：“帝国皇军第5师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
日本战后公布，在昆仑关战役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包括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第42联队长坂田原一大佐、第21联队队长三木大佐以及第1、2、3大队的长官，该旅团班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士兵死亡4千余人。日军统帅部收到的报告中也称：“在昆仑关地带，中国军队比任何方面都空前英勇，值得我军敬意。” 战后的日军战史也称，昆仑关战役是：“中国事变以来，日本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
昆仑关战役使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中国军队虽然伤亡14000余人，但基本干部仍健全。中国军队能全歼日军一个精锐旅团，基本消灭了其各级指挥官，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涂上了一笔浓彩。
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因战功卓著，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会战中，中国的战车部队在与步兵的协调配合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会战后，戴安澜在上报的《陆军第200师攻略昆仑关战斗详报》中，总结了战车战法：“敌常设各种侧防潜伏机关，攻击前应以小战车一辆先行搜索敌战防炮之位置，继以我战防炮及重炮兵器破坏之确实，将其消灭始可攻击前进。否则既不能发挥战车之威力，反遭无益之牺牲不若不用。例如，此次敌人在昆仑关作战不敢使用战车。战车使用无论攻防应构筑工事，以减少损害。”
黄埔精神战胜了武士道精神(1)
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同年3月，戴安澜率所部万余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
第5军装甲兵团为保护战车寿命和军事秘密，所有战车均用汽车载运，但当时的汽车载重量一般只有4吨以下，且从昆明到畹町的一些桥梁负荷量不到10吨，只有“菲亚特”、“雷诺”战车抵达前线参战，T-26战车只能分拆成3辆车运输，因此没有来得及运抵前线。
1942年2月19日拂晓，当最后一批英缅败兵涌过东瓜附近的皮尤河大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先遣营刚好赶到大桥北岸，与日军前锋部队相遇，军配属给200师的骑兵团装甲车也向日军发起冲击。3小时之后，先遣营向师长戴安澜发来首战告捷的捷报：击退日军一个大队，歼灭一小队。
局部胜利对战局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戴安澜的第200师来说，面临的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仰光陷落，缅甸国门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英军一触即溃。
蒋介石单独招见了戴安澜，询问第200师能否在东瓜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甘立军令：“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
固守东瓜。”
东瓜是南缅平原上一座小城，又译作同古，人口11万，距仰光260公里，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城北还有一座永克冈军用机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著名的东瓜大战就在这里拉开序幕。
东瓜正面之敌为日军第55师团，西路为33师团。另有两个增援的主力师团正从海路赶往仰光登陆。
戴安澜在战前宣布：
“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