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忻口阵地前沿，他对军官作战前动员，他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国活我死。”
在决战前夕他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10月16日郝梦龄以身殉国，实现了他为国家、民族而战的夙愿。郝梦龄牺牲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赠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褒扬。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土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由于忻口中国守军的勇敢作战，日军自10月13日开始进攻忻口中央阵地，到10月底，双方激战半月之久，日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这些地区。
迫不得已于日军改变主攻路线，在10月中旬派兵沿正太路向太原进攻。中国守军虽奋勇战斗，终因力量悬殊，未能顶住日军的攻势。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忻口中国守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况。11月2日，卫立煌不得已下令忻口守军撤退到太原。洒满中国将上鲜血的忻口于当日被日军占领，战事转向太原。
忻口战役历时1月余，毙伤日军2万余人，大挫日军士气，达成了争取时间和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之目的，给日军精锐第5师团等部以沉重打击，是华北地区抗击日军进攻最坚决、最激烈也是战绩最卓著的战役之一。作战中，国民党军顽强抗击了优势武器装备日军的疯狂、连续进攻，利用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坚持了持久作战，为抗战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1)
1938年春，日军占领山西南部的长治地区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俊决定发起中条山作战。为阻抗日军南下，卫立煌督率26万人马，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将该山分为东西中三段：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把守；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驻守；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驻守。
在1938年至1941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过10多次的围攻，但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日军却认为，中条山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的中国军队，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华北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
1941年5月7日，日军改变以往战法，以钳形攻势与中央突破的方式，突然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兵分五路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西段防线很快崩溃。7日下午，日军第35师团等部约3万余人，分成两路自道清路西段向孟县、济源两地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第9军未加抵抗，即于8日放弃孟县、济源两地后撤。9日，日军攻克封门口，其主力西进至邵原附近，与由垣曲东进的日军汇合，形势异常险恶。敌机一群群地飞临中条山上空投弹 ；日军地面部队在大批坦克、战车和骑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军阵地扑来，很快突破了前沿阵地，将守军分割包围。一路日军迁回中条山侧后黄河岸边，占领了平陆等处的黄河渡口，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退路。
中段守军血流成河。5月7日，闻喜、夏县、四交河、张店镇等地的守军已被日军分割包围，呈孤军奋战状态。日军第36、第37师团和独立第16旅团等部，向张店镇以东猛攻，突破第3军与第80军的衔接处，该两军被迫转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线抵抗。5月8日日军蜂涌而至，进袭位于唐回的第3军司令部，因敌众我寡，很快为日军攻占，第3军也陷入重围。军长唐淮源将军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突围，争取跳出铁圈，转入外线作战。唐军长亲率军部特务营和一个团的兵力突围，但遭到日军层层阻截，最后，在夏县附近又陷入重围。唐军长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包围圈，军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求援，将士战死殆尽。敌人几次冲到军部附近，特务营营长童鹤龄、副营长赵树和士兵们挥舞大刀片，又将日军砍了出去。战至5月13日，唐淮源军长身边只剩下一名卫士，余皆全部战死。唐军长望着成堆的将士的尸体和血染的阵地，悲愤万分，举枪自毙殉国！卫士见军长壮烈殉难倒下，伏在将军的尸体上失声痛苦，然后举起手枪。在唐军长尸体旁饮弹身亡！
新编第80军第27师师长王竣将军和参谋长陈文杞，率部已在张店镇与强敌血战了两天后，敌集中炮火向守军阵地猛轰，数十架敌机轮番投弹轰炸，并施放毒气。王师长、陈参谋长及以下官兵全部战死。同日，第27师副师长梁希贤率领的部队，在台紫村与日军苦战，官兵阵亡殆尽。日军蜂涌而来，梁希贤纵身投进汹涌咆哮的黄河，壮烈殉国！5月13日。第 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将军所部，在县山地区陷入日军重围。经数日血战，终未能脱离险境，官兵纷纷战死。5月12日，寸性奇师长亲率部队冲锋时，胸部中弹受伤，13日晚，寸性奇在组织部队突围时，被敌炮弹炸断右股骨。为了不当日军俘虏，寸师长毅然拨刀自杀！
东段守军历经恶战。至5月18日，东段第14集团军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恶战半月之久了，官兵伤亡近半，部队极度疲劳，此时，刘茂恩总司令接收到卫立煌司令长官的电报，命令该集团军向黄河南岸撤退。为了缩小目标，乘虚转移，刘总司令把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分为两部，分别由他本人和参谋长符绍谦率领突围。
5月19日，刘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济源县龙岩镇，彼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设法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侍从急忙扑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刘总司令嚎陶痛哭。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对夹围绝望，已做好同敌人最后一拼，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夜色渐浓，奇迹出现，天气突变，雷电交加，风雨狂作，山洪滚滚，黄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刘茂恩抓住这时机，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冒险抢渡黄河天险，抵达南岸，绝处逢生。参谋长符绍谦带领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侥幸实围，但在混战中迷失方向，钻进深山，昼伏夜行。黄河沿岸已被日军封锁，到处都有大批日军活动。符参谋长想，若再撞上敌人，不免全军覆灭，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敌人圈子里打转，行军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后，随时准备投降，以保全部队性命。后来，符参谋长带着部队终于钻出深山，渡过黄河，归回建制，但是，当刘茂恩听说部队帽沿向后那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丧失军人气节，并立即报请战区司令长官，将其撤职查办。该部第65师师长邢良臣，带重病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昏倒在战壕里，送后方就医。在医院听说中条山失守，愤然大叫，口吐鲜血，倒床气绝，含恨身死。
5月下旬日军攻占夏县、闻喜等地后，又兵分三路向南横扫，直逼黄河岸边，企图强渡黄河，攻占漏池，截断陇海路，威胁洛阳、潼关。
蒋介石急令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发起反攻，阻敌南下。随后，第二战区以第13军、第40军为主力，向敌后夏县、闻喜发起强攻，迫使日军向后龟缩。第一战区长官部令冯钦哉第18军为左翼，李兴中第96军为右翼，向敌之两侧出击；又令李铁军第76军从洛阳渡过黄河，担任正面阻敌任务。当第76军第196师前锋587团跨过黄河，向张茅大道急进时，在庙凹以东一条狭窄的凹地里不幸误入敌人伏击圈，团长李南平身上中弹三十多处，壮烈牺牲。全团一千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疆场，无一生还……
于右任先生遥望北国，悲声大放：“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嘶，血染将军战史……”
中条山战役，国民党虽然在兵力总数上中国军队并不逊于日军，但结果仍以遭受惨重损失，被逐出中条山区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守军指挥失措，战前不做认真准备，对日军新战法缺乏应变措施。会战期间，位于晋西南的阎锡山军约有10万兵力，位于潼关至宜川之线的河防军约2个集团军约10万人，洛阳附近也有汤恩伯军10万人，构成对进攻中条山日军外围的包围，但并没有作出积极的举动，坐视内线中国军队被围攻。中国军队虽然有唐淮源等忠烈之士，但也不乏不战而退，甘当俘虏之人。另外，国民党军不注重与八路军之间的配合，虽在某些局部取得小胜，终究左右不了战役的结局。
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
中山条战役结束后，卫立煌所率的指挥部及一个警卫团被阻隔在敌后。卫立煌再想从吕梁地区向东南走，已经十分困难。这时，参谋处拟订了几条转移到晋南中条山的行军计划供卫立煌决定。当其他军事人员散去，旁边没有别人时，卫立煌的秘书、中共地下工作者赵荣声乘机向卫立煌建议：“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
卫立煌深怕引起蒋介石猜疑，说：“我也想去看看，可是现在仗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参观?”
赵荣声说：“不需要很多时间，走马观花，在延安参观一两天就行了，和毛主席见见面，听听他的议论。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下次再想到延安可就不容易了。”
次日，卫立煌忽然叫赵荣声把最近几期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找出来翻翻，给他准备到延安去讲话的演说稿子。他说：“去不去延安现在还没有决定，你先这么准备吧。”
真是无巧不成书，蒋介石正好来了电报，通知卫立煌到洛阳开会。为了争取时间，取道陕北南行洛阳便成为合法的行动了。于是，他告诉随从人员：“我们可以取道延安了。我要会会毛润之先生，向他取取经，看看他用什么方法指挥八路军打得那样好。”
1938年4月17日早晨，卫立煌一行由延水关出发，经过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其受到的热烈欢迎，大大出乎卫立煌及其随行人员的意料。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即发现用红绿纸写的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越接近延安城越多。车到延安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大路两旁。
汽车一到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非常热烈。车队抵达城门不远处。前面两辆汽车停下，卫立煌等人走下汽车，专来迎接的滕代远参谋长、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其余十余辆大卡车没有停留，一辆接一辆地直向南开。滕代远参谋长等陪伴卫立煌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越道欢迎的人群，走到城中早巳收拾一新的大教堂门口。
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和卫立煌等人亲切握手，并将卫立煌迎进室内，落座看茶，与卫互致问候。
寒暄之后，卫立煌即称赞八路军： “贵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立煌很是敬佩。今天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
毛泽东也夸奖到：“卫将军是，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合作，我们还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对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为了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日军的动向做了全面的分析：“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根据我们判断，最近日军要进占徐州。”
毛泽东准确预测了日军的下步动向，也为以后的战争发展所证明。卫立煌和郭寄峤等人听了大有顿开茅塞之感，极其钦佩。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招待部门把所能寻到的最好的饭菜全部端上宴席。卫将军虽高官厚禄，往日不乏山珍海味，但自入晋以来，连日同日寇苦战，也已久不尝佳肴了。更何况近来被围于晋西，已经到了吃面糊糊充饥的地步，在这里见到如此好的饭菜，真是欣喜异常，连忙向毛泽东表示谢意。
为欢迎卫立煌的到来，晚上，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到会的有各单位代表数百人。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将军入场时，全场鼓掌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卫副司令长官莅延指导。卫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多加指示。”
在热烈的掌声中，卫立煌将军讲话，他说：“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
卫立煌在讲话中对陕甘宁边区极为赞扬：“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晚会上，延安鲁艺的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卫立煌将军并排而坐，谈笑风生，十分融洽。
给18集团军发给养
第二天，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又派滕参谋长等人送到30里以外，足见毛泽东对卫立煌一行来延安的重视程度。
在去西安的路上，卫立煌将军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参观时的各种场面：五彩缤纷的标语、响彻云天的口号、夹道欢迎的人群、抗大学校简陋的校容、精彩的晚会……不一会儿，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与毛泽东对谈的情景：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说到：“八路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但也存在很多困难。一是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二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还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毛泽东之所以对卫立煌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属第二战区序列，他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当场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此时，卫立煌又想起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既已承诺帮助解决，就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同时，他认为八路军抗战有功，也确应补给，但如何实现他承诺的呢？，他在反复思考着……
卫立煌果然不负毛泽东的期望，就在他到达西安的第二日上午，虽然军务繁忙，还是来到北大街第14集团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写了一个手谕，“即发18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卫立煌把这个手谕亲手交给第14兵站分监杲海澜少将执行。杲海澜看到数量如此巨大，感到执行起来有困难，面露难色。
卫立煌当即说：“第二战区的军队部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18集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杲海澜知道卫立煌历来对下级说一不二，且又战功显赫，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不敢多说，只得答应照办。
接着，卫立煌又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当得知第二战区还有几百箱时，又令果海澜发给18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在当时是稀有食品，部队一般吃不上，卫立煌一次批发如此之多，说明了他对八路军的友好。
延安之行的确对卫立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他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重点文章。最突出的例子是叫赵荣生陪他细读7月7日发表的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对卫立煌启发很大，使他认识到“速胜论”、“唯武器论”的错误。特别是看到毛泽东所讲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在战争中需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段落后，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先生返国，甚表欢迎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逃出南京，开始隐居香港。
但卫立煌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非常猖狂，不时暗杀与蒋介石心存异志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在大陆还有他85岁的老母亲及其家人。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发表的头等战犯名单中，有卫立煌的名字，但卫立煌将军并未因此失去对我党统战政策的信任。1949年2月，他致信朱德：“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惟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保护，免受惊恐。
对于卫立煌这位在抗日期间曾与共产党合作较好的老朋友，毛泽东并未忘记，他于4月5日致电邓小平等人，转去卫立煌致朱德的信，并指示道：“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对此，卫立煌非常感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也不顾自己是新中国钦命的“战争要犯”，从香港向北京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1949年10月3日
收到卫立煌的电报，毛泽东很快回电，表示感谢。电报全文如下：
张枫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1949年10月15日
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卫立煌非常高兴，联想到与毛泽东在延安见面的情景，以及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人在一起合作抗日的日子┅┅。
对于像卫立煌这样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也没有忘记他。在香港的几年中，蒋介石对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派卫立煌的小同乡、以善论闻名的国民党大员吴忠信两次到卫家游说，力劝卫到台湾去。可是均被卫严词拒绝，并对吴忠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间，又有卫的旧部郭寄峤、赵家骧等奉蒋命到卫家来，劝卫到台湾或到任何外国均可，台湾当局均可协助成行。因为他们与卫共过事，卫不好严词相对，但却环顾左右而言他，使郭寄峤等无可奈何，只好怏怏而回。蒋介石派吴忠信再来相劝时，卫干脆婉拒不见了，对此 蒋介石非常不快。
1954年，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卫立煌在报上看到后，非常气愤，认为台湾政权竟公然借重外力维持小朝廷，已堕落到不知民族羞耻的地步。8月下旬，香港各大报刊均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卫立煌找来报纸细读全文，极为赞赏，连连称赞道：“这个宣言显示出民族气节，具有炎黄子孙之风。”
当我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闻知卫立煌的上述爱国举动后，鼓励他回到大陆仗义执言，揭穿美台政府相互勾结的丑恶嘴脸，但卫立煌心存疑虑，他毕竟是大陆没有归案板战犯。当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派人传信给卫立煌，并请他回来。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与夫人回归祖国大陆，来到广州。
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热烈欢迎。卫立煌即怀着无比喜悦兴奋的心情，于16日发电报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毛泽东接到卫立煌的电报不胜喜悦，立即回电，表示欢迎。
电文如下：
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3月17日
同时，毛泽东主席还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在此期间，卫立煌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他在告袍泽书中，高度颂扬新中国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揭露了美台相互勾结的本质，并以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的罪状，呼吁台湾同胞及早醒悟，与蒋介石决裂。
1955年4月5日，卫立煌一行来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卫立煌。次年9月的《人民画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
卫立煌上将小传
卫立煌(1897.2.16～1960.1.17)，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字俊如，安徽合肥人。1912年参加安徽革命军。次年7月，在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参加了 守和州的战斗，失败后回乡。 1914年至上海投奔合肥老乡、同盟会员范光启，随范从事反袁，曾向袁军在上海的兵营扔过炸弹。袁的爪 牙将范刺死后，卫立煌乘轮船逃至广州，于1915年初投入粤军当兵。1917年进入孙中山的卫队充当卫士、排长。1918年调入粤军许崇智部， 至1921年，因战功，升至团长。1925年蒋介石将许崇智排挤走，将队伍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卫任第三师第九旅旅长。1926年 7月随东 路军参加北伐，至福州，升任第,14师师长。1927年 3月，北伐军光复南京，卫率部驻镇江。 8月底，北洋军阀孙传芳进攻南京，卫率部同北洋军激战六天，收复龙潭车站，被任命为副军长。1928年，入北平陆军大学受训。1930年任第45师师长。1931年曾参加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任第14军军长，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934年初，参加镇压在福建反蒋抗日的第19路军。
1935年11月，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 6月授陆军上将。 卢沟桥事变后，卫立煌积极抗战，率第14集团军进入山西抗战。
1937年10月，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率领三个兵团七个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重创进犯山西忻口之日军。1938年 2月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部在临汾以北的韩信岭阻击日军。 4月，去西安时顺访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欢迎。1939年 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指挥所部在山西中条山等地区抵抗日军。1942年1月，调任西北行营主任。1943年冬， 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署对日军作战。次年 5月率两个集团军击溃侵占滇西的日军，于1945年 1月收复畹町，同中国驻印军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随后任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养病并出国访问。1947年10月回国。 次年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到沈阳后，固守要点不出。在辽沈战役中曾抵制蒋介石的指挥。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全歼后，蒋介石诿过于他，将他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初，摆脱特务监视，出走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曾致电毛泽东表示祝贺。1955年3月回到广州，同年4月6日到达北京。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被毛泽东称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960年1月病逝。
蒋鼎文 军事与中共兵法
黄埔“五虎”到“四大金刚”
“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
——毛泽东评蒋鼎文
蒋鼎文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都是被蒋介石重用的人。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他不仅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而且还被称为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这么一位国民党“双料”高级将领，却被他的敌手、素有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之称的毛泽东讥讽为“身为军人却不懂军事”，“还应加学习我们的兵法”。
蒋鼎文可以算是一个职业军人，早期甚至可以算的上是一个革命者。
早年，蒋鼎文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里担任上校参谋，也曾出生入死。那时，蒋介石是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是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人们习以为常地把他们俩当成了亲戚。
实际上，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县离蒋鼎文的家乡诸暨县并不很远，有了老乡这层关系，加上又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东征时在一起浴血厮杀的老战友，“两蒋”后来以结拜兄弟相称，蒋中正与蒋鼎文两大家族，自此之后往来也比较密切。
1924年，已经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孙中山，由苏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广揽革命的建军人才。蒋介石出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把蒋鼎文调去当了教官。
熟悉在中华民国史，了解蒋介石底细的人都知道，蒋介石的发迹跟黄埔军校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这十几年的期间，替蒋介石包打天下的共有5个将领，他们是何应钦、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这5个人都在黄埔军校出任过教官，最为蒋介石所倚重，当时有人把他们5人称之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这5个人中，又以何应钦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最高。他同蒋介石同过学，共过事，进入黄埔军校之后出任上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既是蒋介石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
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官拜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职务，已经是只在蒋介石一人之下的“位极人臣”，甚至在有些场合蒋、何并称，要说何应钦一点想法也没有，那也不太现实。
何应钦也是食人间烟火的肉体凡胎，虽然是靠拥戴蒋介石起家，但在执掌军政大权以后，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又成了何应钦手下的“四大金刚”。
蒋鼎文上有蒋介石、何应钦扶持，左右又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等铁杆兄弟帮衬，一路官运亨通，非是那些凭借战功、刀头舐血的旁系杂牌军将领可比。这恐怕也就是蒋鼎文屡战屡败，而又不断被委以重任的原因。
蒋鼎文仗败令毛泽东蔑视
蒋鼎文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但在政治上反共倒是最坚决的。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鼎文的师作为蒋介石嫡系的5大主力之一，参加了“围剿”。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央红军刚刚打破第二次“围剿”，还不足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
此时，毛泽东麾下红1 方面军仍是第1 、第3 两个军团，兵力只有万人，而蒋介石仅嫡系的5个主力师就有10万人。毛泽东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红军收缩集中，绕道千里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赣南根据地西部的兴国集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敌。
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后，立即命令蒋鼎文等部，将红军压迫于赣江东岸消灭。毛泽东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指挥红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后方联络线，让其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
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之际，又被蒋介石发觉，派第11、第14两师先到达富田。毛泽东果断决定兵行险招，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作战企图，毛泽东命部分红军伪装成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
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蒋鼎文做梦也没有想到，从8月4日晚开始，毛泽东的主力红军正是翻阅他驻扎的江背墟与驻崇贤的其他国民党军之间的崇山峻岭，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通过仅40里的空隙地带，逃逸出去。
蒋介石发觉红军主力东去，命令部队尾随而去，毛泽东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小部兵力诱敌向北，做出要北攻临川的姿态，而主力红军再次迎着蒋军精锐部队，从他们的间隙中秘密穿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疲惫不堪地折回兴国时，毛泽东的主力红军已休整半月。
此时，国民党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激化，两广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时难下，实行退却。
在反“围剿”初期，毛泽东认为蒋鼎文等部系蒋介石嫡系，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不宜与其硬碰，而现在国民党军无功而返，且疲惫不堪，正是反击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焉有不抓住之理？
9月7日，归心似箭的蒋鼎文，被毛泽东在泰和县老营盘附近吃掉了一个旅。15日凌晨，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蒋鼎文师和韩德勤师，激战到上午9时，韩部被歼，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无心恋栈的蒋鼎文师也被歼灭了一部。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足足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中央苏区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毛泽东“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敢于在对方重兵集团中大胆穿插的作战风格，却给蒋鼎文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上了一课。
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给先后进行了6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17个团，俘敌1万8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后人有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者，认为经过三次反“围剿”，未经过任何正规军事培训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已经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
作为军事家，毛泽东已经可以登堂入室了。
第三次反“围剿”，蒋鼎文似乎也给毛泽东上了一课。毛泽东对蒋鼎文等中央军嫡系的指挥才能和战斗力，了解更深入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加深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种轻视和蔑视，觉得这些中央军嫡系部队有时反倒不如地方部队。
也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能征惯战的林彪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地区，向非嫡系的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3000人，打成对峙，红军并没有讨到太多的好处。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对华北的傅作义、对西南的白崇禧、对西北的二马，这些地方部队与解放军作战，比蒋介石的嫡系更难缠，似乎也证实了毛泽东的看法。
李德不用毛泽东之计，遂使蒋鼎文成名
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和平息“福建事变”中，蒋鼎文的职业军人形象似乎有了些好转。
但值得说明的是，此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已经被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排斥掉了。而担任中国红军作战指挥的，是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
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19路军在福建“剿共”，企图使19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1933年11月，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并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
蒋介石这时又启用了蒋鼎文。他一方面命令在江西围剿红军的部队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另一方面令第2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将“围剿”中央红军的9个师向闽北前进，平定福建。
这本来是红军打破封锁的绝佳机会。
毛泽东立即写信给中央：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
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就连首都南京一带的城市防务，也仅能靠宪兵、警察维持。毛泽东的建议，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
毛泽东风趣地比喻：“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已经掌握中共中央权力的博古、项英等人却不这么想。1933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题目就叫“打倒一切反革命”，说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参加过巴伐利亚街垒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墨水的洋顾问李德，更是把毛泽东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据说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
毛泽东又亲自到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不料不仅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而且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第五次反“围剿”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
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李德不听毛泽东的计策，果然导致了日后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败。
毛泽东的爱将陈伯钧评述了当时的情况：“蒋鼎文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本来19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19路军一垮，中央苏区处境就更难了。”
1934年1月15日，蒋鼎文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解决19路军“闽变”以后，蒋鼎文踌躅满志，特地到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的“古避暑洞”，在背后刻上一首自己写的诗：“日光岩，石磊磊，环海梯天成玉垒，上有浩浩之天风，下有泱泱之大海。”
死守广昌令蒋介石大喜
解决“福建事变”后，蒋鼎文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重新参加对中央苏区进攻。他按照蒋介石的指挥，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
为了阻挡东来的蒋鼎文部，红军猛将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攻打沙县。沙县的城墙高而且厚，国民党军以优势火力凭险固守。彭德怀派战士潜伏到沙县西门城墙底下挖坑道，将炸药装在棺材里抬进坑道。黎明时分，沙县西门城墙被炸开20米长的缺口，彭德怀挥着指挥刀，指挥战士进行巷战，沙县终于被攻克。
此时蒋鼎文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被攻占。彭德怀找来被虏的国民党电台台长，要他用国民党名义向蒋鼎文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空投了大量现钞、弹药和粮食、盐巴、布匹等根据地急需而又搞不到的物资。
蒋鼎文糊涂如此，可蒋介石正在用人之机，未予深究。
蒋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洋顾问李德指挥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崽卖爷田心不疼”，跟蒋军进行了“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式的对抗，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双方损失都很重。
蒋鼎文向蒋介石报告了广昌战况，蒋介石大喜，他怕的是红军的运动战，忙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18昼夜，蒋介石道：“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广昌终于失守，瑞金门户洞开，红军伤亡达5500余人。
7月上旬，李德面对绝对优势的蒋军，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电催蒋鼎文等火速进兵。蒋介石后来回忆道：“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
蒋鼎文率部进驻红色首都瑞金，得意非凡，大肆“清剿”，中央苏区火光冲天，哭声一片。
而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
毛泽东随北上的主力红军过于都桥的时候，望着逐渐远去的根据地，心情十分沉重。想着在瑞金街头耀武扬威的蒋鼎文，大有“天下无英雄，而今遂使竖子成名”的感觉。
蒋鼎文成了毛泽东的“近邻”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毛泽东有机会从西北黄土高坡的一隅走出来，共产党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在敌后抗日战场大施拳脚。
说起来，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感谢在事变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蒋鼎文。
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直接诱因是蒋介石要用蒋鼎文取代张学良。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开始遭到张学良东北军的围攻。毛泽东麾下大将徐海东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另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
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于1936年12月初，乘坐专用列车到西安督战，逼张学良打共产党，并且说，张学良如果不打，就派福建的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蒋介石这件密嘱被杨虎城的卫队在邵力子的办公室当场查获。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举行紧急密商，并决定12日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蒋介石被扣押，随他到西安的蒋鼎文等十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一道被软禁起来。
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于17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阐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蒋鼎文作为第一个被释放的国民党要员，持蒋介石令停止内战的信，到南京去与何应钦商议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鼎文当上了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政府主席。
当年在江西追剿毛泽东的蒋鼎文，此时摇身一变，在西安成了毛泽东的“近邻”。他踌躇满志地在西安告诉外国记者：“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
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193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军事问题时指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晋察冀三省，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会上，对于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人主张运动战。
让毛泽东感到苦恼的是，当整个民族都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人们热血沸腾，急于效命疆场之际，他只能一般地提醒人们不要死打硬拼，而无法将保存和扩大实力以获得未来政权这个实质一语道破。不过他后来还是认真斟酌了别的领导人的意见。在次年《论持久战》—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8月30日，从洛川赶回延安的毛泽东电复康泽，坚决不同意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国民党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的决定，提出必须以林伯渠为23个县、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张国焘为副。
9月份之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因两党合作的事实还没有完全确认，毛泽东决定先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却仍留一个师不动。
9月16日，西安的蒋鼎文急电朱德，说蒋介石派军部的5位高参要到八路军视察。毛泽东不同意国民党往八路军中派任何人，对南京派来的高参和政训处副主任，全部予以拒绝，不许进人营门一步。于是朱德复电给蒋鼎文：“五位大员的到来，己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任其自主作战，要是派了监军，恐怕会使官兵心生疑惧，影响战斗力。”
蒋鼎文碰了钉子，国民党的5位大员只好灰溜溜地留在了西安。
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十分有违国民党借日寇之手削弱共产党的初衷。奉蒋介石的旨意，西安的蒋鼎文不断催促刘伯承的129师速上前线。
为此，毛泽东于1937年9月12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周恩来一齐去南京陈辞。
德怀同志:
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
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丙、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任、林、贺。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
两天之后的9月14日，毛泽东致电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狠很地批评了蒋鼎文：“红军主力已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129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
蒋鼎文并不甘心。后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9师开赴华北，蒋鼎文乘机以陕北河防薄弱为理由，调所属骑兵2师进入陕甘宁边区。次日，蒋鼎文又令28师伪装成保安队，夺取了陕北七里镇等战略要地。毛泽东当日急令在山西的王震359旅回援陕北，蒋鼎文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1938年的清明节，蒋鼎文借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的机会，让张国焘乘他的小汽车叛逃到西安。4月22日，《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电令》。武汉失陷后，张国焘在重庆大坪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担任政治教官，讲反对共产党的课程，从此彻底脱离了中共。
日军打掉了蒋鼎文的司令部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1937年9月，就曾在给林伯渠的电报中，说：“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仿佛要验证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在抗日战争后期，蒋鼎文由于狂妄无知，果然打了一个大败仗。
1940年冬，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副手是被河南人民称之为“水、旱、黄、汤”四大害之一的汤恩伯。能与水灾、旱灾、黄河之灾并列，汤恩伯的为人可想而知。
蒋鼎文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他与汤恩伯不和，但在对河南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是一致的。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
在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不仅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而且国民党军队还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5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
“1944年，河南人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
在战役开始之前，蒋鼎文在洛阳召高级将领会议，对日军的企图、目的、兵力，以及进行兵力调整部署等问题，均未谈起，只是要求各集团军、各军官长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尽快向后方转移。
会上，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主张主动出击的建议。而在蒋鼎文看来，自1941年5月中条山大血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隔河相峙已达3年之久，日军未突破第一战区南岸防线，都是因为他部署的坚强防线，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现在第一战区的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更不必大惊小怪地四处出击，只要稳坐钓鱼台就行了。
蒋鼎文集中4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至少25万人马，迭次配备于约200公里的黄河南岸，广大后方几乎无机动兵力。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蒋鼎文竟然将自己的战区长官部置于黄河岸边的洛阳城。
这是一个很初级的错误。蒋鼎文想的很简单，以为这样便于在第一线指挥河防作战，自己同第一线将士安危同在，可以鼓舞士气。他混淆了指挥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本人亲临前线，与高级指挥部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数十万名将士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如何统一协调的作战？
尽管蒋鼎文与汤恩伯有隙，大敌当前本应和衷共济。但当汤恩伯兵团在河南中牟、许昌地区与日军血战周旋，几乎吸引了全部日军主力的20天时间里，蒋鼎文的11个军却按兵不动，一直蹲在黄河南岸边，向北静待，坐等日军进攻。
末几，日军少部机械化部队渡过黄河，蒋鼎文的指挥部因离前线太近，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便于5月6日就撤到新安。10日半夜，惊慌失措的蒋鼎文带着幕僚和参谋人员，从新安向西南撤退，通过洛宁进入了绵亘于豫西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中，眼睁睁看着日军大部队围攻孤城洛阳。
5月25日，洛阳陷于日军之手。至此，38天之内，在蒋鼎文的“指挥”下，国民党军丢失开封至撞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
总指挥部逃入深山，聚集在洛阳附近的河防各军群龙无首，乱做一团。渑池以南的翟涯小镇，竟聚集有国民党的3个集团军总部和4个军部！
在西撤途中，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在陕县秦家坡时一带的麦田里，被追击而来的日军乱枪当场打死，他的特务营也全部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第36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高级将领多人。
豫中战役是整个豫湘桂战役的开端，此次战役中国军队的大溃败，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蒋鼎文的指挥不当。3个星期内，日军就实现了战役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
在接下来的长沙守卫战中，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鉴于蒋鼎文的长官司令部被敌打掉，使一战区陷入大混乱的教训，为防万一，决定将第九战区长官部转移到长沙以南约二百公里的耒阳。蒋鼎文也算从反面给中国军队上了一课。
蒋介石对第一战区失守郑州、洛阳，兵败豫中，极为震怒，责令蒋鼎文辞职，撤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之职。1944年7月初，交割了司令长官职务的蒋鼎文回重庆，到军事参议院坐了冷板凳。不久，蒋鼎文索性脱去陆军二级上将的戎装，去商界赚大钱去了。
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三大伟人”
蒋介石虽然削去了蒋鼎文和汤恩伯的军权，可毕竟是自己的嫡系。不久汤恩伯就在军界另有任用。而蒋鼎文既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而且又是穿过黄埔系的黄马褂子，也必定会找个机会，重新启用。
果然，在解放战争中期，徐州的“剿共司令”顾祝同因升任参谋总长，原职位空缺，蒋介石便又想起了蒋鼎文，要他继任徐州“剿共司令”。这次蒋鼎文倒是颇有自知之明，自忖并非刘伯承、粟裕的对手，干脆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顾祝同也以蒋鼎文日嫖夜赌，挥霍无度，已不堪重用为由，劝蒋介石另选他人。
最终，“长腿将军”（言其善于逃跑）刘峙被选中。刘峙遇事迟疑，本不堪委以重任，但以蒋介石的用人标准，终究忠信可靠。刘峙更加无能，以至于有后来的徐蚌会战之败。
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蒋鼎文大概是跨入商界，跳出军界圈外的缘故，对老对手毛泽东有了重新的认识，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突然在美国发表谈话，声称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为“当代中国之伟大人物”，异想天开地鼓吹，为了中国的前途，此三人应“携手合作”！
陈嘉庚何许人也，能与毛泽东、蒋介石并列？
陈嘉庚是一位爱国华侨，对祖国的抗战贡献很大，在海外华人中影响力极大。他老人家曾公开抨击美、蒋勾结，阴谋策划发动中国内战，并曾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蒋鼎文小传
蒋鼎文，字铭三，189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14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1921年5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营长。1925年后任国民革命军副团长、团长。1927年任南京警备团团长、浙东警备司令兼第1军第1师长和宁波市公安局长。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升任第2军军长，参与指挥“围剿”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受到沉重打击。1933年率兵15万镇压福建事变，后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安省主席、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944年因对日作战失利，引咎辞职。抗战胜利后，弃官经商。1948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3月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74年1月2日在台湾因病去世。
邓宝珊 中共德大功高的好朋友
为刘伯承资助路费
“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毛泽东评邓宝珊
早在大革命时期，邓宝珊就开始与共产党进行广泛接触，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浓厚的友谊。1938年，当毛泽东听说邓宝珊将军路过延安的消息后，即对其热忱挽留，备宴接风，从此开始了俩人数十年的接触和交往。其间，有抗战时形成的合作，也有内战时的两军对垒。当邓宝珊被迫参加内战时，他那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次女在临终前向他请求：“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使他深有所悟。在北平和战不定的关键时刻，他积极促成傅作义高举义旗，走向一条光明之途。凡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功的人员，毛泽东是不会忘记的。早在1944年冬，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信中就这样写到：“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邓宝珊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可谓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与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成为知已，并极力促成了刘伯坚与王叔振的婚事。当二人结婚时，邓宝珊是其主婚人。这一天，国共两党都有许多著名人物前来道贺。他们中有于右任、冯玉祥、史可轩、续范亭、吉鸿昌、杨虎城等人。
大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后，邓宝珊仍然忠诚于与共产党人的友谊，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行动，帮助许多熟悉的共产党员脱离危险。无独有偶，这时他又一位姓刘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刘伯承打了一次“交道”。
1927年5月，刘伯承于泸顺起义失败后，率参谋韩百成、周国淦逃出了四川，取道西安，准备前往武汉。6月中旬，刘伯承一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西安，投宿于秦中旅馆。这时，刘伯承身上带的钱已经用光了，仅有的两块银元作了住房抵押后，剩下的只是几个铜角了，恐怕连吃顿饭也不够了。刘伯承让大家上街转一转，或许能碰到熟人借点路费。于是3个人一起出动到街头四处转游了半天，没有遇到熟人。但刘伯承从一张布告上发现了一位与其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名叫于宝轩，现任西安军法处处长。于是，设法找到了他，说明情况。
于宝轩对刘伯承十分敬仰，但苦于自己也没有什么积蓄，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出主意说：“可以找邓宝珊将军借一点。邓军长是老同盟会员，好交朋友。伯承兄是国民政府特派员，又是新任命的整编15军军长，早已名声在外，想必会得到邓将军解囊相助的。”刘伯承说：“好，可也只有请于处长代为转达了。”随后，于宝轩找到邓宝珊的秘书长转达此意。这时，恰好邓宝珊在陕西。当他听完秘书电话汇报后，当即指示秘书拿出600银元送给刘伯承，并写信让有关部门开通行证，以便行走。
刘伯承接到银元和路条后，非常高兴，深为邓宝珊的雪中送炭所感动。由于刘伯承急于前往武汉，西安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不便久留，没有来得及与邓宝珊会面就匆匆上路了。刘伯承与邓宝珊都为这次未能会面而遗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刘伯承还念念不忘此事，专门找到邓宝珊。这时刘伯承的视力已不大好，他拉着邓宝珊的手紧握一阵之后，又伸手把邓从肩上摸到了腰部，连声说：“邓先生，多谢您，多谢您！民国十六年在西安遭受困厄，多亏您帮了大忙啊！”邓宝珊忙答：“就那么点小事，您还一直记挂，那是我应当做的嘛！”
在后来的岁月中，邓宝珊同情共产党人的态度始终不变，经他帮助和营救的共产党员不计其数。
不与红军为敌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准备经甘肃进入陕北根据地。当红军到达四川时，蒋介石严令驻地的嫡系和杂牌部队全力堵截红军。惟独邓宝珊持消极态度。
这年夏天，红25军团徐海东部由川、陕、甘边境向陕北进发。邓宝珊授意驻会宁、庄浪、隆德等县的新11旅，撤回县城，任由红军从城外绕过。其中仅驻隆德的一个骑兵连，与红军一经接触，就撤回了城内。同年9月，中央红军由岷县进入甘肃中部，红军突破固原——平凉一线封锁，从环县、华池进入陕北。这次，邓宝珊所在的新1军防区也没有与红军发生战斗。
1936年夏，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入甘，蒋介石嫡系朱绍良要邓宝珊亲到定西督师，以其新1军的两个旅在定西、靖远、会宁一线堵截红军。当时，新10旅第1团住在马营镇，华家岭的骑兵连，一见红军就撤退，中途曾与红军遭遇，接火即撤。后来该团全部撤回定西城。在会宁会师的红军，曾派出侧翼掩护部队，攻占了定西东山一带部分阵地。新10旅第1团3营营长李彦和轻举妄动，自己率部出击，被红军击退。第二天，邓宝珊由兰州抵定西，下令固守阵地，不准出击。红军方面并不打算进攻定西，双方互不相犯。红军完成侧翼掩护任务后便撤走了。
新10旅第2团随旅部驻靖远，集结于县城内。9月上旬红军到达岷县后，该团团长王五田奉朱绍良指令，率领第2营进驻城南七十里的红堡子，以便与驻会宁西区的新11旅互为策应。10月11日，红军徐向前部突然北进，王五田立即撤退，黄昏时与红军遭遇。红军放出信号弹，该团官兵慌忙溃逃，王五田与营长李万福也随队逃走。王在乡里隐藏十余天，未敢回城。李万福逃回靖远城内，旅长李贵清下令紧闭城门。直至红军过了黄河七天后，李贵清方知红军巳去，并向朱绍良虚报战绩说：“曾与过境红军，作了殊死战斗。”
10月2日晨，新11旅驻会宁城有两个连，被红军先头部队缴了械，然后以军乐鼓号把两个连长礼送出城。朱绍良闻讯大怒，电令该旅旅长刘宝堂“立即收复会宁，否则即派飞机轰炸该旅。”刘被迫集结该旅驻定西以东的部队，反攻会宁。到达城下时，正值中午12时，第一团中校团附张锡轩，站在高地上观察城内情况，立刻被城上红军击毙。该团遂围城准备夜间攻击，突然接到朱绍良的命令，称红军将会师会宁，大军云集，该部立即撤退，于拂晓前退守定西清凉山。这一行动实际上是邓宝珊通过朱绍良后实现的。原来，上年红25军团过境时，新11旅未主动出击，朱绍良深为饮恨，这次决定让它与红军拼一下，胜了自己可以邀功，败了也乘机牺牲这个旅，削弱邓的实力。邓宝珊闻讯，赶去对朱说：“共军此次由南、北两面会集会宁，兵势之强胜于往昔，我们和他们打起来，将是一场恶战，牺牲一个旅有什么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朱一看邓宝珊出面，如若再要坚持，怕被邓宝珊看穿其阴谋，于是勉强下了撤退令。这支队伍走到西巩驿时，又接到飞机以沙袋投下的字条说：“附近山头，已被红军占领，希立即撤出。”
该旅便在飞机掩护下撤下山，退到定西东山。同年10月上旬，红军分别向陕北、靖远进发。新11旅奉命尾追，实际上并无接触。一部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率领，尾随红军到靖远，眼看着红军渡河而去，一部由旅长刘宝堂率领，跟在红军之后到达陕甘边境，便返防静宁一带了。
邓宝珊住进了延安的骡马店
革命战争年代，在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到过延安的人并不多，而到过三次以上的更是寥若晨星，张治中将军“三到延安”曾被传为佳话。殊不知，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还有一位多次到延安的人，他就是邓宝珊将军。
在1939年4月，邓宝珊赴武功参加胡宗南召集的军事会议，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延安。当时、延、榆之间的边境交通要隘，双方都未派兵驻守和盘查出入行旅，到处通行无阻。故邓宝珊赴会时车过延安，并未被发现。
事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得讯，中共领导人深以为憾，当即给新一军留兰办事处打去电报，请转告邓表表示歉意：“邓总司令过延，未蒙通知，不曾接待，希大谅!”此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叮嘱有关部门，注意邓宝珊返途中经过延安的车辆。5月，邓宝珊返榆林路过延安。这次，仍然未通知边区政府，一天傍晚到后，邓与随行人员住进了一家骡马大店里。延安市公安局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中共中央交际处负责人金城。金城不敢相信邓宝珊会住车马店，再三问报告的人消息是否确实，回答说确实无误，是他们查询客店过往客人时发现的。金城这才急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请示。
毛泽东指示，一定要给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金城即向交际处作了布置，然后来到邓宝珊住的骡马店，请邓宝珊一行到延安看看。按计划邓宝珊一行次日早晨就要登程，于是婉言谢绝了中共的美意。
第二天清早，金城又来到骡马店，要求面见邓宝珊，转达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再次挽留之意。金城和其副官于浚都谈话时，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他十分和气地对金城说：“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金城表示：“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你能在延安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主人的盛情挽留，使邓宝珊不便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金城返回后，毛泽东、肖劲光就来了。双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和随行人员吃午饭，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作陪。席间毛泽东表示：“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回答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和邓宝珊都以健谈闻名，话一投机，自然谈得很久。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所感动，欣然接受挽留，决定在延安多住几天。毛泽东请他到处走走，参观指导。
这次，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周。其间，回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晤谈。老朋友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时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特来拜会父辈，由于杨虎城已身陷囹圄，邓宝珊对他倍加爱护和关心。在延安，还有邓宝珊的一个女儿邓友梅，这时她却不愿来见自己的父亲。邓友梅是邓宝珊的二女儿，原在三原女中读书，在校时已加入了民先队，一年前，她通过中共三原联络站的介绍，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现在她怕父亲责备她，所以不来见父亲。
后来，在同学们的劝说下，她来看父亲，却准备了怎样和父亲辩论的腹稿。然而，见面之下，父亲不仅没有责备女儿，在询问了学习、生活情况后，还鼓励她努力上进，女儿高高兴兴地告别父亲回学校去了。
邓幼梅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肺病严重回榆林休养，不久便去世了。临死前对他父亲邓宝珊说：“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
邓宝珊这次延安之行，初识了毛泽东，对其后半生所走的道路起了积极作用。此后，邓宝珊每次去西安、重庆开会，途径延安都要逗留数天乃至旬日拜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延安方面也总是对他礼遇有加，交际处除照应邓一行的生活外，还安排他参观、看戏。邓宝珊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同志在不断交往中增进了友谊。毛泽东和邓宝珊的信使往还频繁。互相之间为了表达敬意，有时而互赠礼品。毛泽东送给邓宝珊的礼品有书刊、延安制的皮卡衣等，邓宝珊送毛泽东的多是炮台牌，三五牌香烟。
希望邓先生和我们合作
1943年5月，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邓宝珊奉国民党中央电召去重庆。从榆林出发前，重庆方面电示邓宝珊绕道宁夏来榆。邓宝珊看电报后给亲信人员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线。”
17日，邓宝珊一行到延安，延安方面派队伍在郊外列队欢迎，然后下榻交际处。
毛泽东当天就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出席欢迎宴会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人。邓宝珊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们军民搞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所致。邓先生的身体也好得多了！”邓很坦率地说：“这是我戒了大烟的结果。”宾主笑而入座。宴会后，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叶剑英致欢迎词后开始演出节目，有《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邓宝珊看得很高兴，不时鼓掌。此后两天，朱德、贺龙又分别宴请邓宝珊。朱德给邓讲了他在云南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的情况，叙述十分详细，邓听得很入神。朱德还询问了当时陕西的情况，邓作了回答。贺龙口叼烟斗给邓宝珊讲了红军长征中的西川风物，令听者生豪情激荡、气壮山河之感。邓注意到贺龙不吸香烟，后来曾送给贺一些上好的烟草和一只别致的烟斗。
第四天，毛泽东又亲自在交际处宴请邓宝珊表示送行之意。宴会前后，大家围坐院内纳凉，漫谈颇久。毛泽东谈话出语幽默，态度平易近人，引得满座春风。他的湖南乡音，使听者特别增加了注意力，一旦会意，倍觉欢畅。座中笑声因此不绝。讲到国内形势时，毛泽东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边区，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子，就全砸烂了。”邓宝珊笑着说：“其中可能也有些石子。”毛泽东会意后，仰面大笑良久。
几天来，邓宝珊和毛泽东单独会谈数次，并看望了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也回拜了延安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看了话剧和改编的京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再就国际国内形势与邓宝珊交流看法。毛泽东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面临光明的前途，连蒋介石也感到了这个变化。但蒋的对策是加紧策划反共。，要求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民主。邓宝珊表示，自己将为民主建国尽最大努力。
邓宝珊这次放弃坐汽车而乘骑到延安，是为了沿途参观了解边区之方便。一路所见，使他感受颇多。单就部队服装，就给他以迥然不同的印象：邓由榆林出发时，他的部队的士兵还穿着旧棉衣，一进陕甘宁边区境内，八路军都穿着自织自染的灰布新夏装，两相对比，邓宝珊不禁羡慕。后来到达陕西中部地区，蒋介石嫡系部队穿的又都是崭新的草绿色夏服。杂牌军与中央军截然不同的待遇，使他触景生情、黯然伤神。
到西安前，邓宝珊在三原家中休息了几天。驻在当地的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总令司陶峙岳给邓了隆重礼遇，曾亲到城外车站迎接，后又互访晤谈。
7月上旬邓到西安。适遇由重庆返回延安经此的周恩来，林彪。10日晚，周恩来访问邓宝珊。邓在西安各方相识的人甚多，常常门庭若市。为了认真倾听周恩来的谈话，邓传令不见其他一切客人，由杨令德托言婉谢。和周恩来的谈话，使他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建国的思想更加坚定了。
邓宝珊是我们的朋友
9月中旬，邓由榆返西安、三原。因顾虑内战产生了不愿在榆林呆下去的念头，曾向胡宗南表示引退。胡以榆林形势复杂，不敢贸然易人，故尽力拉拢邓，要邓仍回榆林坐镇。老友杨明轩也批评邓不应在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候“急流勇退”。于是邓在三原度过五十诞辰后再返榆林。
邓宝珊11月下旬经过延安。此前，毛泽东让中共中央交际处把续范亭从柳树店接来，等邓到后同住，接着又指示交际处对邓仍要热情接待。毛泽东说：“邓先生是国民党里的联共、抗日派，我们对他的团结方针不变。他如有困难，我们应按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他还举了中共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积极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削弱了反蒋力量，也给红军造成困难处境的例子，说明团结邓宝珊这样的国民党朋友的必要性。毛泽东最后说：“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顽固派，我们决不能等量齐观，一定要区别对待。对进步派，一定要真心真意地帮助！”
邓宝珊返途中在西安逗留，尽管已是秋天，但他内心烦忧，总觉没有从重庆酷暑的高温中彻底摆脱。进入陕甘宁边区壤内，才感到心神为之一爽。这次在延安，他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对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十分赞扬。他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一再提高声调说：“我是大家的朋友！”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鼓掌声。
在和毛泽东见面时，邓宝珊略叙了重庆之行的主要活动。
在这次接待中，交际处为邓宝珊安排了几次文艺晚会。其中有《打渔杀家》、《棒打无情郎》等。客人看得轻松愉快。
邓宝珊在延安偶受风寒，感到不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十分关心，亲往慰问。还请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来诊视，不久就康复了。毛泽东考虑到时将入冬，邓宝珊衣着不备，特函告金城将“狐皮十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
一天，毛泽东派人去交际处接来邓宝珊与续范亭，和朱德、周恩来一起与他们谈心。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国共两党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邓先生你我都是过来人，历史经验证明，内战的路走不通。蒋介石只有从根本上放弃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国民党的出路。我们大家都必须为此而奋斗。之后，周恩来、朱德、续范亭也都围绕毛泽东的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宝珊赞同制止内战，认为这是民心所向。
12月中旬，邓宝珊一行离开延安回榆林。邓宝珊此次在延安住了近二十天，西安和榆林的特务又以为有机可乘，造谣说“邓宝珊在延安被共产党扣留了。”邓宝珊回到榆林，西安方面竟有人打电报来“表示慰问”，说什么祝贺“脱险”云云，使邓宝珊一行既觉荒唐，又感可笑。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全国人民，包括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对，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谴责，最后被完全制止了。邓宝珊也为此出了大力。所以第二年12月，毛泽东特写信再次向邓宝珊表示感谢，并对他抗战中支撑北线，保护了陕甘宁边区的功劳给予赞扬，原信全文如下：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
专肃 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榆林战役带来的苦恼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矛盾很快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展开了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的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地面临着站在哪一边的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邓宝珊在解放战争初期没能及时地站到人民阵线一边来。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由于战略需要，确定了“攻榆打援”的战役计划，不能不对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采取军事行动。
首先发生的是三岔湾前哨战。8月初，人民解放军向榆林作战略运动。邓宝珊决定把驻鱼河堡、米家园子、归德堡的徐保部82团向城内集中，除神木驻军外，其他外围据点一概放弃。8月6日清晨，邓部向榆林集中的部队有一部分被人民解放军在三岔湾公路上截获，即82团一个营和一批辎重；新11旅2团两个营则在人民解放军猛攻下退回三岔湾。此时三岔湾战斗打响，邓部未及行动的两个营：新11旅二团一个营和82团一个营，被人民解放军从正面包围了。战斗至下午3时，四个营全部被歼，新11旅2团团长周效武被俘。
三岔湾的战斗，给邓宝珊刺激很大，他决没有想到自己真与解放军打起来了，而且损失的是自己带出来参加抗战的甘肃子弟兵。此后，榆林便处在了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8月7日晚10时，解放军开始对榆林发动攻势，国民党守军放弃了飞机场，主义庙、东岳宫和官井滩的部分阵地。但由于榆林三面沙漠，一面临水，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缺乏攻城利器，故连日攻城未克。接着几天，解放军向榆林发起进攻，战斗甚为激烈。至11日晨3时许，解放军用炸药将小西门炸开，少量部队猛扑进城。邓部守城部伤亡惨重。12日晚，胡宗南的整编36师师长钟松，率所部由靖边沿长城线星夜兼程援榆。人民解放军遂撤围榆林。
整编36师到榆林后，钟松连邓宝珊准备的一顿饭都不吃，便领军南下。邓宝珊说， “钟松急急忙忙去配合29军，想夹击米脂、佳县的解放军，把人家赶过黄河，我看他是钻到彭德怀的“口袋’里去了！”钟松部南下，果然在沙家店大败被歼。
人民解放军“攻榆打援”解决了胡宗南的两个整编旅，取得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胜利。
经过几天思考，邓宝珊决定前往张家口去找傅作义，商谈共同的出路问题。这时已是10月下旬，傅作义将主持华北军事已有所风闻，邓感到傅作义接受新命在即，颇有扩展之意，所以原准备与傅一谈的满腹心事，一语未曾道出。
就在邓宝珊赴张家口的时候，11月初发生了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进攻榆林的战役。2日，攻近城郊的解放军进攻凌霄塔和官井滩两个阵地。3日下午3时，加紧猛攻凌霄塔和南城；至夜12时，凌霄塔下阵地大部分被解放军占领。从8日起，进攻减少，每天早晚两次，重点是南城和北关。城内国民党军分析，一种可能是解放军采取“慢慢围困，粮尽自开”的办法；二是仍运用“围城打援”的战略。11日，人民解放军佯攻后开始撤走。13日，解放军在榆林西北之野茅滩、袁大滩重创援榆之宁夏兵团，马鸿逵派出部队的两千多人被俘。同日，榆林城外的解放军全部撤围。
人民解放军二次从榆林撤围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是一阵渲染，以掩盖其队伍在西北战场的真正失败。面对南京送来的“青天白日勋章”，邓宝珊陷入了更深的内心苦闷：自己多年来一直不愿与共产党打仗，如今却卷入了内战漩涡……在极度的思想矛盾中，他开始寻找出路。
尊重邓先生意(1)
1948年，是邓宝珊对国民党的统治逐渐绝望，并经历了徘徊和痛苦、下定起义决心的一年。 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入关大军与华北野战军包围了平津，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也不断失利。邓宝珊对起义问题感到迫在眉睫，但他仍不愿单独行动，准备力争与傅作义共进退。
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的傅作义主力35军军部和两个师被围歼，军长郭景云自杀。24日，张家口被攻克，傅作义的第11兵团一个军、七个师被歼，兵团司令孙兰峰在逃，去向不明。华北战局的急速发展使傅作义陷入了困境。傅感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不得不更多的考虑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对傅作义也开展了积极、细致的工作，其中包括通过他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随时掌握其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促使他走向起义的工作。
在已经开始的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秘密和平谈判中，由于双方在如何实现和平解放的问题上距离较大，尚未达成协议。傅作义由于一些思想顾虑尚未解决，起义决心也未最后下定。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正在他找不到出路之时，马占山一句话提醒了他：“现在是请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当时马占山在北平治病，但他受北平人民呼吁和平解放北平运动的影响，力促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傅、马均认为，邓宝珊虽说一直缺乏军事实力，但他的政治眼光在国民党北方将领中是少有的。
傅作义立电邓宝珊来北平。时邓宝珊已令228师回驻包头，自己带随员数名往住归绥，好与董其武商议军务。傅作义继派蒋介石为示“恩宠”调给他使用的总统座机“追云”号，到归绥接邓。在安排228师暂归董其武指挥后，邓宝珊于12月28日飞往北平。
北平的南苑、西苑机场均已为解放军控制，城内东单操场和天坛公园修了临时机场。 “追云”号降落在天坛机场后，邓宝珊对亲自来接的傅作义先说了一句：“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
是夜，傅、邓作了彻夜长谈，两人分析时局后一致认为，目前国共的战争，徐(州)、蚌(埠)是主战场，但是国民党军方面主帅非人，中枢摇控，取胜非易，华北是支战场，四面受敌，除非出现奇迹，势难支持下去。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傅作义选定走“和局”这条路的思想更明朗了。但傅思想中还有个怕被一些人视为“降将”的问题，象一头小蛇啃噬着他的心头。邓宝珊体察到此，诚恳地说：“蒋介石孤意内战，几年来举措失当，才演变成国民党今天这个可悲局面，你、我弃民心、大义于不顾，有何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宜生你即使成了‘党国英烈’，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啊!”邓宝珊一番肺腑之言，打消了傅作义这一思想顾虑。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傅、邓等经过反复商议，进一步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作义部下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变的应变措施。在此期间，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犁等人秘密接了头。他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女儿曾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润之、朱玉阶先生，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1949年元旦刚过，平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一再提出，希望派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前往谈判，以达成协议。谁能当此重任，傅和他周围的重要人士均认为“非邓莫属”，理由是邓在北方国民党将领中有一定资望，且与共产党关系深，两次国共合作中交过不少共产党朋友。考虑到以上两个条件，解放军方面不会难为他。傅还认为，邓宝珊处事沉稳，大开大合，既不墨守陈规，又不失之法度，而且能言善辩，谈判一定能尽快取得结果。
1月13日上午，北平电告解放军方面，傅将派邓宝珊为其全权代表前来谈判。回电表示：“欢迎邓将军前来”。
11日至13日几天中，傅、邓有过几次深入谈话，邓帮助傅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崔月犁的回忆说明了这一情况：当他第一次和邓宝珊见面时，邓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他还写道：“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一见面就喜笑颜开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傅先生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4日至16日，邓宝珊和解放军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就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解放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谈判。由于15日下午3时天津已获解放，谈判内容完全集中在北平问题的解决上了。
在会谈中，双方就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邮政、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问题，整理归纳出了条款十余条。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但仍有部分分歧。邓宝珊提议，将不同意见电呈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当晚回电说；“尊重邓先生意见。”
这样就产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实施办法。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出通电：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免遭战火洗礼，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邓宝珊回“娘家”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乘飞机前往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待傅、邓住定后，毛泽东等亲自前来看望。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周恩来则对邓宝珊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回到‘娘家’了。”
邓宝珊听后深受感动，他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傅、邓的家庭情况，知道他们的家属在解放战争中都安好，表示很高兴。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次会见傅、邓，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商谈绥远和平解放问题。毛泽东指出，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时机起义。并提出了不用军队作战，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俟条件成熟后起义。
回到北平后，邓宝珊受傅作义委托去会见罗荣桓，商谈绥远问题解决办法。第四野战军南下后，绥远问题的商谈改由华北局、华北军区的李井泉、贺龙与傅作义的代表商谈。3月下旬，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毛泽东又一次在香山会见了傅作义、邓宝珊。
董其武是绥远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署后，曾于1月22日飞来北平与傅作义面商。3月底以后，在绥远方面与人民解放军双方努力下，首先实现了停火，交通、贸易、通邮和电讯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蒋介石看到董其武起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停止了经费供给，并通过在绥远的坚决反共分子极力破坏起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由傅作义、邓宝珊赴绥远一行，以促成绥远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最后实现。
8月28日，傅、邓乘—辆铁甲火车头到达绥远。他们到归绥后，受到董其武、刘万春及绥远军政人员的欢迎。在归绥期间，邓宝珊协助傅作义广泛接触军政人员和地方有代表性的人士，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做坚定起义思想的工作。归绥官兵看到傅、邓起义后安然无恙，反动分子宣传的反共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傅作义和邓宝珊积极开展工作，支持董其武排除干扰，使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1949年9月19日，傅作义召开干部会议，发出起义通电，绥远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晚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乘车返回北平。21日上午他们到达北平西直门车站时，受到了聂荣臻、薄一波的热情迎接。
邓宝珊上将小传
邓宝珊(1894—1968)，名瑜，字宝珊，1894年11月20日生。甘肃天水人。爱国将领、国民党军陆军上将。1909年从军到新疆，第二年加人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伊犁起义。1918年响应护法，参与创立“靖国军”。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后，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升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及直隶帮办。他积极聘用共产党员训练干部，邓小平就曾在他的聘用下在那儿工作过，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友好往来。1926年响应北伐，任国民军驻陕副总司令。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依然同情和掩护共产党人。后因反对宁汉合流，弃职避居上海。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任反蒋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兵败后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陆军新军第1军军长等职。西安事变后，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善后。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21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曾多次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协同抗日。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是年底至次年初，代表傅作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1949年9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傅作义一起努力促成绥远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冯玉祥 让国共两党仰慕的正义将军
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毛泽东点评冯玉祥
常德是湘西重镇，日本垂涎三尺，派有军舰停泊沅江。日舰士兵经常闯进常德城内，行凶抢劫，无人阻挡。有次，几名日本兵摇摇摆摆进城，拒绝冯军守城士兵检查，并动手打检查士兵，中国士兵用刺刀与之搏斗，打伤3名日军士兵。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军舰长找到冯玉祥，要求把行凶的中国士兵监禁起来。冯玉祥质问高桥新二根据什么？那个日舰长掏出一本《日本海陆军刑法》说，根据这个。冯玉祥一听，眼睛瞪得溜圆，猛的抬起脚，脱下一只鞋，又站起身来，高桥新二忙问：干什么？冯玉祥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士兵的刑，这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教训教训他。日舰长的脸霎时变得焦黄，慌忙把那个小册子收起来，语气温和地问冯玉祥，照你说怎么办？冯玉祥说：“我有我们的军法。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匪徒。我们的士兵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匪徒，我要大大地奖赏他们。”
高桥新二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交涉去了。此时的高桥，七窍冒火，拉起日军舰长往外走……他们认输了。
派兵为日本洋行“站岗”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湘西常德。学生们涌向街头，痛陈国耻。号召中国人不买日货，群情激愤，捣毁了几家日本洋行。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并向冯提出赔偿损失，惩办凶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无理要求。冯拒绝了这些要求，并说学生们的行动是出于义愤的爱国行动，是由于他们经营方法失当，引起群众不满意造成的。日本商人一再要求赔偿损失，冯说：损失费一个钱也不能赔，但可以派兵保护你们。经日本人同意，在每家日本洋行前，设两个岗哨，有中国人到他们店买东西，岗哨要盘问并搜身，戒备森严。结果使那些日本洋行门前冷冷清清，谁也不去买东西。高桥新二代表日本洋行找冯请求撤除商店门前岗哨，说这样没有人去买东西，损失更大。冯表示不能撤，撤了，若再出事，负不了责任。真要撤，必须写个字据，声明以后出了事，由日方自己负责。一场大风波这样安然了结。
冯玉祥收复多伦
1933年1月1日，日军侵犯山海关，东北军守军何柱国部奋力抵抗，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但终因孤军无援，使山海关失守。2月初，日伪军联合进犯热河。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尔后，日军长驱直入，纷向长城各口和察哈尔进犯，华北和平、津危在旦夕。
4月3日至22日，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等爱国团体，纷纷函电冯玉祥，请求树立抗日大旗，率领抗日志士奋勇杀敌，挽救国家危亡。时不我待！要他义无反顾。冯玉祥在与南京周旋的同时，加紧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派出亲近人员多人代表他去各地联络。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经过千辛万苦，到5月中旬，冯筹建的抗日同盟军，已初具规模。5月1日，多伦失守，24日沽源沦陷，日军已进入察省腹地。6月20日，冯玉祥统率10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五日，光复宝昌。同日，刘桂堂在沽源通电反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六路军总指挥。同盟军大军直指多伦。多伦为察东重镇，日军茂木骑兵旅团3000多人和伪军李守信部驻防，城外建筑32座炮台及各项坚固工事，并有飞机助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爬城3次，均未奏效，战斗剧烈，伤亡惨重。冯玉祥向前线发出以死报国电，称：“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为国而死，虽死也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与将士共勉之”。7月12日，吉鸿昌派精兵潜入城内，里应外合，又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巷战肉搏，方将残敌击败。失守72天的多伦，终被同盟军光复。冯玉祥指挥全军将士乘胜前进，察东被日伪占领的各县完全收复。这次战役，击毙日伪军1000余人，抗日同盟军也伤亡1600多人。
攻克多伦后，冯玉祥决心“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并发通电称：“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作战计划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时间，全国各地抗日组织和民众团体纷纷发来函电，并赠送慰问物品，祝贺收复失地的胜利。但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对冯以武力抗日的举动，十分恐慌，认为冯扰乱了其“攘外必先安内”主张。正当同盟军奋力为收复东北四省流血牺牲之际，蒋介石、何应钦调集16个整师、15万余人，在铁甲车8列，飞机二队配合下，包围张家口，封锁平津线交通。7月28日，蒋、汪向冯发出四项最后通牒电，令其停止对日军事行动。
冯玉祥为了不使察哈尔省落于蒋介石、汪精卫之手，引起旧部对他的不满，多次电请宋哲元回省主政。8月5日电称：“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归之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事宜。8月7日，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12日，宋哲元由宣化到张家口，冯玉祥到车站迎接，“含泪与之握手”。下午3时，冯玉祥主持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烈士词、烈士墓落成典礼，冯为塔书名——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纪念塔。14日凌晨4时半，在宋哲元等陪同下，冯玉祥乘火车离开张家口。
谁要是投降，×他祖宗
“冯先生，何先生求见。”警卫前来报告。
“哪个何先生?”冯先生停下手中的笔。
“何应钦，何部长。”
是他?冯先生手中的毛笔猛地向下顿了一顿，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眉心拧成了个疙瘩。
“告诉他，我不在！”
“可他，他，他已经进院了。”警卫看了看冯先生冰冷的面孔，迟迟疑疑地指了指门口。
看来，不见是不行了。冯先生气哼哼地掉转过身子，仰靠在椅子背上，不耐烦地冲传令兵挥了挥手，叫把何应钦请进来。
在蒋介石身边的那伙人里，何应钦是最让冯先生讨厌的一个。这小子是蒋的嫡系，专门会出坏主意，他和汪精卫一唱一和，千方百计地鼓动蒋介石向日本投降。为这，冯先生不知道和这位军政部长吵了多少次，骂得他简直抬不起头来。平常，他见了冯先生就躲，连招呼都不敢打。可今天怎么主动找上门来了呢?
院子里响起了皮鞋声，全副戎装的何应钦犹豫地迈着步，走了进来。
“冯先生，辛苦了。”进了门，把帽子交给护兵，何应钦恭恭敬敬地冲冯先生打了个招呼。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冯先生抬了抬眼皮，冷着脸问了一句。
“我，我来看看您。”何应钦赶忙欠了欠身子。
“真是笑话！”听着这话，冯先生差一点笑出声来。“来看看我?
你何应钦能有这个心?这不是当面扯谎吗?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冯先生轻轻摇了摇头，瞟了一眼何应钦那张阴阳怪气的面孔，故意地问：“我的广播讲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对我的讲话，军政部长有什么见教吗?”
冯先生连着问的这两句话，把何应钦心里的火给引起来了。
“要不是你的什么广播讲话，我怎么会登你的门!”他愤愤地瞪了冯先生一眼，脸气得煞白，半天没说出话来。本来，为了不让冯某人在政府里老喊什么抗日，蛊惑人心，已经安排他到湖南、贵州和四、川去检阅三省驻军。没想到，听到武汉失守的消息，他竟然从检阅途中驱车返回长沙，在何健家里堵着蒋介石，大讲了一通抗日到底的怪论，还给蒋介石讲了一段《三国演义》上的故事，让他学东吴孙权砍桌子角的道道儿，言投降者万斩无赦。说什么你没有宝剑，我给你一把大刀，你把桌子砍掉一角，告诉大家，今后谁敢言和，和这桌子一样。这还不算，昨天晚上，他又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政府决心继续抗战到底，决不妥协。”还说“主和的先生们注意，小心砍你们的脑袋！”你们是谁?不就有我何应钦一个吗?何应钦又气又恼，一夜没睡好觉，今天就赶着到了冯先生下榻的长沙银行分会。
“冯先生，您听我说，不行呵……”何应钦定了定心，哭丧着脸开了腔。
“冯先生，我们应该……”见冯先生没什么反应，何应钦指手划脚地越讲越来劲儿，一条一条地反驳他的广播讲话，话也说得利索多了。冯先生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面对着这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军政部长，又是可气，又是可笑。可气的是，他竟然顽固到底，死抱着他那和谈、投降的腔调不放。可笑的是，他竟然跑到自己面前来唱投降曲儿，这不是存心找不自在吗？
“冯先生，我们的仓库快要空了，粮秣弹药最多还能支持三个月，不如现在和平了！再打下去，到了无法支持的时候，再和人家和平，条件就不如现在了。”
何应钦越说越兴奋，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儿。他偷偷看了不动声色的冯先生一眼，心里暗暗高兴，满以为这一回能说通了。
“冯先生，您看……”
何应钦眼巴巴地望着冯先生，期待着冯先生的回答。
一直沉默不语的冯先生，猛然抬起了头，眼睛里闪出了愤怒的光芒，大声说：“谁要是投降， ×他祖宗！”
何应钦总算得到了“可心”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