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1936年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并认为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是很大错误，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
张学良指责蒋介石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张学良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全部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进一步“苦谏”, 尽量说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临潼，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介石的“剿共”主张。
发出兵谏指令
1936年12月11日晚上10时过后，张学良回到公馆。与往日不同，他昂首挺胸，双眼炯炯有神，威肃可敬，仿佛他的内心里已有重大的决心。
当时，张公馆里聚集了张学良部下中的王以哲、刘多荃、缪开源，唐君尧、白凤翔、孙铭九等亲信。
张学良以强有力的语气宣布道：“对蒋委员长，我数次谏言劝他抗日，但得不到他的理解。如此下去，我们东北军全体官兵，不，全体中国人民的誓愿就不能实现。因此我和西北军杨虎城司令商量决定，诉诸最后手段，敦促委员长下定决心。明天早上黎明时，我们开始行动。”
接着，张学良在各将军面前命令孙铭九：“孙大队长，你立即和白凤翔师长、唐君尧旅长去华清官， 逮捕蒋委员长。谨慎对待人质，万万不可杀他。”孙敬礼答“是”，刚要出发又被张学良叫住说：“孙中校，明天我们可能见不到面了。弄不好或者你死或者我死。知道吗?万一这次行动失败，我们就没有前途可言了，只能成功啊！”
“张司令，本官一定完成任务，请您放心。”说完，孙铭九快步走出房间。
孙铭九中校去兵营作出发准备的同时，张学良向留在室内的亲信们详细讲述了兵谏计划。12月12日凌晨l时30分会议结束，也恰在此时副官报告孙铭九中校准备就绪。
张学良向身边的唐君尧旅长厉声命令道：“唐少将，立刻向临潼进发。华清官的行动开始时间是早晨6时。祝你成功。”
箭已上弦，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5时40分，唐君尧率领的东北军近卫队第一大队出现在华清官周围。孙铭九中校在华清官背后的小山上布置了一个中队的士兵， 自己带一个中队进攻华清官正门。
时针刚指向6时，唐君尧便命令身边的孙铭九，“时间到。开始行动!”
孙铭九点头，右手往前一挥，眨眼之间士兵们冲入正门。
门里有岗哨，几名蒋委员长的警卫队员正在站岗。天还很黑看不清楚，但卫兵们还是感到情况异常，刚问声是誰，接下来就是一阵枪战，几分钟后，东北军士兵冲入门内，在前院散开。
此时，驻在里院的蒋委员长警备队才发觉事态严重，一边猛烈射击一边叫嚷着往外冲。攻入者们架设机枪沉着应战，第二小队也接着攻入府内。防御一方伤亡众多，他们或慌忙后逃，或举手投降。
突破大门之后不足15分钟，东北军就完全控制了华清官。蒋委员长的警备队员被解除武装，集中在里院。俘虏中有负伤的钱大钧、蒋介石的亲戚蒋孝镇等亲信，却唯独不见蒋委员长的身影。
进入前院的孙铭九厉声喝斥士兵们：“站在那里干什么?给我冲进里院，搜查卧室！”
东北军的士兵早巳得知里院有蒋委员长的卧室。这些年轻的不速之客像野狼寻找肉食一样，很快找到了卧室。
卧室里空空如也。唯有铺开的被褥、锃亮的长筒皮靴、挂在衣架上的高级将领的军装，说明委员长刚才还在这里睡觉。孙铭九掀开被褥，确认还有人的体臭和热气，脸色大变，命令道：“逃得不远。仔细搜查!”
士兵们迅速向四方散开，搜索起来。蒋介石到底跑哪去了呢？
捉住了蒋介石
原来，１２日凌晨，天色还未大亮，突然枪声大作，火光通明，蒋介石的美梦被打破了。其实，当听到第一声枪响时，蒋介石就条件反射似地起来了。到底久经沙场，稍有异常就能立即感觉到。
“有人吗?”
蒋介石喊道。与此同时一个卫兵从隔壁闯进来，满脸抽筋似地喊道：“委员长，正门方向传来枪声。请赶快准备！”
蒋介石估计已没有时间换穿军服，便穿着睡衣 与卫兵一起翻窗往后逃。因为当时前面枪声紧，又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有铁将军把守，出不去，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准备跳墙逃走，不料蒋介石这下却吃了个大亏。原来，华清池的院墙多为依山修筑，常常是从院内看不高，有些地势高的地方，从里面爬墙，真可谓易如反掌，可是从外面看，就显得颇高了。那时，天还黑洞洞的，加之蒋氏年过半百，眼睛也不那么好使唤了，所以在慌乱中爬上墙头，以为外面也和里面高低差不多，想不到一跳竟坠入一个丈把深的乱石沟中，只听他象猛然挨了一闷棍似的“哎哟”一声惨叫，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一名卫士连忙过去拉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摔伤了，他只唉声叹气，喘嘘了好一会，才龇牙裂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脚，原来是脊椎骨和脚都跌伤了，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了。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后来眼看搜山的部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而那卫士也背得实在吃力，所以就让他在西绣岭虎畔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藏起来。
东北军的士兵们在继续搜索┅┅。一直等待“扣蒋”捷报的唐君尧、孙铭九，此时脸上也显出了焦急的神色。6时30分，北国长夜终于宣告结束，一丝曙光照亮天际。
这时，唐君尧命令道：“老孙，委员长可能逃到外面去了。你去后山搜索，这里交我接管。”一想到西安城内正在焦急等待电话的张学良司令，唐就感到坐立不安。
孙铭九中校带领部下来到华清宫后面的骊山。骊山是一座平缓的小山。晨雾未散，天色微暗。孙铭九手持勃朗宁手枪，细细搜索，不放过任何一片灌木丛和岩洞。只要不骑马，在这短暂的十几分钟里，委员长是不可能逃远的。
孙铭九确信蒋委员长就在附近。他将两个小队的士兵分成几组，一起搜索。时间在不安和焦躁中流逝。留在府内的唐君尧几次向后山传令。
骊山的半山腰有一块壁立的巨石，形似老虎盘踞，因而当地人称之为“虎斑石”。当士兵搜到这里的时候，一名士兵向孙铭九敬礼报告：“报告大队长，委员长在这里。”
等孙铭九走近一看，一个50开外的男子身着睡衣站在那里。光头、鼻子下蓄着一溜稀疏的胡须、三角眼、瘦长的冷漠面孔……不错，就是蒋委员长。孙铭九正身说道：“委员长，我来接您了。”
发现蒋的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当时，或许由于寒冷，蒋介石全身发抖。他脸色苍白，光着袜底的脚已没有血色。
蒋介石眼神发呆地看着孙铭九，问：“你们是哪个部队?”
“我们是东北军。根据张学良司令官的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阁下。”
“啊，你就是孙铭九中校吧。”
“是，我就是孙铭九。委员长怎么知道我?”
“……昨晚，不就是你站在我面前吗！蒋介石刚要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是个好青年，好吧，你就在这里杀了我吧。，
“不，张司令命令保护委员长。绝不会开枪杀您。”
“你们要我怎么样?”
“我们只是希望委员长统率抗日战争。”
天空一片通明，寒气也愈发逼人。身着睡衣的蒋介石看上去很冷。
“委员长，这样您会冻坏的。我们走吧。”
蒋介石站立不住，软瘫瘫地席地而坐下。“把你们的张学良司令叫到这里来。我脚疼走不动。”
“张司令不在这里，在西安城内。好了，我们走吧。”
“那给我找一匹马来，我实在走不动了。”
孙铭九见蒋介石确实不能走路，便叫来两名士兵左右搀扶着他下了小山，坐进停在华清官前的小轿车。孙铭九和唐君尧分别坐在蒋介石的左右席座位上。
于是，以这一天为界，中国改变了她的航向。
抗日战争开始后，喜欢口号的中国人民在骊山的该处立了块木牌，上书：“中国命运，由此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清宫和虎斑石各建一亭，分别命名为“捉蒋亭”和“谏蒋亭”。后来，这里成为西安的旅游景点之一。
少帅少帅，年少轻率
事变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他与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成立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在政治方面，成立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西北政治人员及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并与杨虎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23日，宋子义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及其他具体救国办法。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见目的业已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由米春霖送行。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蒋狡猾地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留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一语双关地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假惺惺地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他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蒋既答应抗日救国，就该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忠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
当卫士营长孙铭九向周恩来报告了张学良已亲自送蒋走了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和孙铭九乘汽车赶到机场，想再一次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然而，当他们赶到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早已飞上了天空。于是，周恩来无可奈何地感叹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的，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霸天'，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西安事变后不几天，毛泽东会见李宗仁派来的特使刘仲容时，也深表婉惜地说：“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立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感情用事，陪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让他报复。”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料，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面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颁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能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张学良被囚禁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并派张的四弟张学思(中共党员)于1937年8月去奉化溪口探监。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兄弟两人只能躲在书房角落里，利用纸条表达心中的千言万语。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要张学思多看进步书，抗战到底。
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心情很激动。当时外面流传这样一件事：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他曾把在瑞士所买的一只欧米加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守信用。可是，蒋介石没有释放他，却把他转移到江西兴国的阳明洞。以后又转到中美合作所，于1 946年秋押送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自蒋介石去台至解除对张学良“管束”的十多年内，“管束”工作一直是蒋经国负责的。蒋介石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千古功臣 彪炳青史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和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就给我们红军送东西和钱，那是雪中送炭。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1961年，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流着热泪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自己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幽囚在台湾，这怎么能使人想起来不落泪呢？”周恩来的这些话，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张学良将军的崇敬与怀念。
2001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获知张学良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今天向张学良的亲属发去唁电。唁电全文如下：
张学良先生亲属：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
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张学良先生千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001年10月15日
张学良将军小传
张学良（1901年6月1日-2001年10月15日），字汉卿，辽宁海城人，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东北讲武堂毕业。历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卫队旅第二团团长、第三混成旅旅长、镇威军第三军军长、东三省保安司令。
1928年，日本人企图直接控制东北，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张学良遂继其位，人称少帅。同年实行“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统治，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军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1936年12月12日，在张、杨二人对蒋介石作的最后劝说无效后，共同对蒋介石发起“兵谏”（史称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同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蒋介石逮捕了张学良。军事法庭判张十年徒刑。旋即又被蒋特赦，交军委“严加管束”。张学良便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
起初，出于战事和安全的需要，张学良的囚住地点一直变换不定：1937年初，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山，1938年秋，又迁徙贵州修文县，1946年11月，张学良被解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9年，搬至台北近郊的阳明山。1961年秋，当张学良被解禁后，在台湾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别墅。
1993年8月27日，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经电脑断层扫描，发现脑膜下有出血现象。医生立即进行手术，在张的头部打了两个洞，抽出180毫升血液，稳住了病情，居然在两周内完全康复。没有见过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好得这么快，医生说是个奇迹。就在那年的冬天，张学良携着赵一荻踏上了飞赴美国的远航之途。从此，他们将告别隐居四十多年的台湾，开始了定居美国夏威夷的新生活。
北京时间2001年10月15日14时50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
杨虎城 惨死蒋介石刀下的国民党英雄
临危受命，回师西安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毛泽东点评杨虎城
毛泽东在读《史记》的笔记中曾有这样的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他们堪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1926年1月，军阀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以“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的名义，继重创国民军第2军之后开始大兵压向陕西，率领镇嵩军7万人向陕西进攻。镇嵩军攻占潼关后，长驱直入，于4月初兵临西安城下。时西安守军总共不到5千人。刘镇华满以为西安指日可破，准备搞一个“入城式”。
与此同时，杨虎城在三原也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临危受命——防守西安。
杨虎城在三原县东里堡召集各将领会议，明确指出：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西安是西北革命的根据地，若被刘镇华占据，将不利于革命军北伐，也会给三秦父老以极大灾难。因此，坚决主张迅速将部队移驻西安，与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合兵抗击刘镇华来犯。会后，杨虎城除留李子高旅防守三原外，令其余各部5000余人驰奔西安。
在此之前，杨虎城还派军需李天午到西安与李虎臣商量防守事宜。李虎臣说：“我‘对点’来，我守。我‘对点’不来，我走”（杨虎城原名忠祥，号虎臣，故俩人彼此一直以“对点”互称）。李虎臣把守卫西安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完全寄赖于杨虎城的决心上。李天午向杨虎城汇报了李的态度以及省城情况，杨虎城立即用电话告诉李虎臣，说他已令冯钦哉、姬汇百二位旅长率部星夜赴省，他随后就到。
杨虎城先派孙蔚如率领第二支队挺进渭北各县通往西安的重要渡口草滩，准备船只，掩护大部队渡河。孙部占领渡口后，冯、姬二旅长即率精锐部队连夜相继渡河，迅速向西安前进。4月16日，在渭北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西安各进步团体的欢迎之下，杨虎城派先头部队从北门进城。刘镇华获悉杨部从三原向西安转移时，大为惊讶，即令在城东北郊三辅洼一带的镇嵩军攻城。原在驻东郊的守军纷纷向城内撤退，情况十分危急。杨虎城先头部队冯、姬二部未及休息吃饭，就出东门投入战斗，击退敌人，才把战局稳定下来。4月18日，杨虎城率领后卫部队由草滩、马神庙两路渡河进入西安，进一步稳定了战局，安定了人心。
拉开了“二虎守长安”的序幕
刘镇华见杨虎城率部入城，气急败坏，命令部队攻东关，占三桥，很快将西安四面包围。5月中旬，西安与外县的一切联系全被截断，为了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交通线，杨虎城忙派兵突围开路，但几次突围，均未成功。眼看只剩下坚守孤城一条路了，杨虎城感到，大敌当前，如何统一指挥与团结合作，是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杨虎城找到李虎臣、卫定一等研究如何抗击刘军进犯问题。当时，论实力，杨部的兵力约5千余人，是保卫西安的核心力量。然而，杨以大局为重，提出取消国民军的番号，改称陕军的建议，并推戴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自任副总司令。其次，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把从靖国军开始时就戴的红圈军帽取消，同李虎臣、卫定一部一致。在分配防务时，杨担负起敌人攻击的重点东、北两个方向。为了防止敌人声东击西的诡计，守军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大家表示赞成，并迅即进行守城防御部署，在城外各要隘和城墙上构筑工事，分别派兵固守，。
当时，要坚守西安，确实非常困难。刘镇华围攻西安的兵力有7万多人，城内的守军总共不足1万；刘军有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源源补给，又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接济，武器装备较优；而城内守军武器弹药和军需粮草均无补给之源。双方力量对比不仅众寡悬殊，而且城内守军的三个部分，思想混乱，标志不一，很难统一行动。杨虎城、李虎臣和卫定一等几个不同系统的部队，过去各有所属，各自为战，而且有过分歧，这次由于共产党的帮助，暂时联合，共守孤城，但是各有人马，各有打算。
此外，西安城内有些绅士组织“和平期成会”，作为刘的内应，随时准备迎刘入城。是年冬，城内粮食供应断绝，军民先后饿死和冻死近不计其数，“和平期成会”乘机造谣惑众，制造混乱。
在这种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奸人挑拨，守军情况复杂，特别是李虎臣时有动摇的形势下。杨虎城要带领守城部队，团结全体军民坚守西安，确实不易。
设计用谋，浴血守城
刘镇华求胜心切，指挥部队，多次发动强攻；杨虎城率部反击，寸土必争。刘下令在东北城下挖掘地洞，准备爆破，炸毁城墙，攻入城内。杨虎城从一个农民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副官李秀侠、卫队营孙辅丞负责寻截，在地下挖掘堑壕，专门防御敌人的地道爆破。后来，刘军几次挖掘地道，都被发现堵塞，使敌之阴谋未能得逞。
7月22日夜，守军中级以上军官正在三意社看戏，突然有一个副官匆匆走近杨虎城身旁，低声报告了刘军将进行夜间偷袭的军情。杨虎城和李虎臣、卫定一商量了几句，就站起来向在场的军官说：“敌人今晚由东北城角大举攻城，已将我军口令盗去，今晚口令改为“杀敌！”接着，他命令冯钦哉、姬汇百两部各抽一营准备增援，其余各部军官赶快各回原防，严加戒备。当看戏的人群走出三意社时，东北方向已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杨虎城高声喊道：“一律向城东北方向增援御敌！”士兵们在长官的率领下，直奔战斗前沿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9月上旬，北伐军先后攻克羊楼司、汀泗桥，迫近武汉。吴佩孚连续失败，惊恐不安，急于结束西北战斗，以便缩短战线，遂于9月26日派飞机轰炸西安，并散布传单，以10万元赏金，索取杨虎城等的首级。
9月间，刘镇华在强攻多次失利后，企图用欺骗手法，诱使守军下层军官投降。杨虎城知情后，就和李虎臣研究，决定将计就计，让李部下的连长诈称愿意献城，诱骗敌人上钩。杨虎城为了就近指挥，和李虎臣移驻西北城角的广仁寺。当敌约100人爬上城头时，全部被守军缴了械。敌人惊慌失措，自相践踏。杨虎城随后命令各部向逃敌展开猛烈追击，并分两路向城北大白杨、城西的潘家村进攻，刘镇华精心组织的500名偷城敢死队．生还者仅25人。
守城期间，杨虎城的情绪始终坚定而激奋，为此，他曾吟绝句一首：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誓摧铜马尽，还我旧山河。
安内攘外，誓不言和
守城数月后，食粮缺乏，生活困难；弹药奇缺，战斗日艰。守军内部妥协、动摇的情绪开始日益滋长，就连总司令李虎臣的情绪也极不稳定。李虎臣在开始守城时态度就不积极。后来，在守城面临严重危机时，他又一次表现动摇，甚至企图放弃原则，和围城的敌人进行和谈。
有一次，李虎臣对杨虎城说：“‘对点子’，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
杨：“打完了再说！”
李：“打完了咋办？”
杨：“用城墙上的砖打！”
李：“城墙上的砖打完了咋办？”
杨：“我们两人上钟楼战死！”
李：“‘对点’，我和你说老实话，守西安有什么价值？”
杨生气地站起来说：“我守西安为的是缩短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战线。”
李：“你不要给我上洋条子，我不懂！”
对李虎臣的这种错误思想，杨虎城曾作过多次规劝，并向其表明心迹：“西安革命城如果存在，我与城共存；如果城失，亦与城俱亡。”杨虎城的坚定决心与他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李虎臣坚强起来，打消了言和的念头。
后来，刘镇华又生一计，派人散布革命军失败的消息。卫定一信以为真，打算放弃西门，撤回兴平原防地。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团结，挑拨离间，杨虎城遂与李虎臣一起移住喇嘛寺，指示其部下带两连兵晚间转驻西门城楼，万一卫定一撤离西关，立即占领，守住西门。安排妥当后，杨虎城又和李虎臣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开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使卫定一觉醒过来，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表示愿与城共存亡，与大家共生死。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进一步增强了守军的团结。
10月以后，城内出现了更严重的缺粮现象，很多人断炊，以油渣、谷糠、野草充饥。11月，发生了军民争食的现象。不少部队派人到居民家中征粮，引起了秩序混乱。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杨虎城专门召集军官训话：“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是协助革命军北伐。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争人格，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万一不幸西安被敌攻破，我各部官兵必须坚守防地，与城共存亡，与敌巷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不是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了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戕于钟楼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言时声泪俱下，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动地流下泪来。他最后说：“我们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倘不顾老百姓，怎能算得革命？近来各部队往往各派官住到居民家中征粮，秩序大乱，这还能坚守西安吗？”接着，他派部下纠察，倘发现有不遵守规定，私自征粮者，在哪里查出，即在哪里枪毙，并且不顾私情，枪毙了部下一个违犯纪律的军官，使秩序复归稳定。
同年秋，冯玉祥、于右任从苏联回国。冯在绥远五原誓师，就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全军响应北伐，派部下孙良诚援救西安。孙部赶到后，与守军里应外合，西安城于11月28日解围，刘镇华被赶出陕西。
杨虎城同李虎臣、卫定一坚守待援八个月，拖住了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部队，从侧背打击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在战略上策应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他们的这次守城作战，堪称是民国史上守城作战的典型战例。
“执行命令”，搜捕“要犯”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但蒋介石的清党命令在杨虎城所部第10军并不灵光。杨虎城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后与共产党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就连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也曾是共产党员。她对杨虎城有很大影响。所以，当其它地方势力对共产党人驱逐的驱逐、逮捕的逮捕时，他不但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还将在其它部队中被逐的著名共产党人收留在自己的直属部队中，并委他们以重要官职。因此，杨虎城的直属部队被称为“共产党干部仓库”。
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右派分子一片哗然。蒋介石十分恼火，他一面严令杨虎城立即清党，同时扬言，如果10军不清党，将以军事手段消灭10军。一时间，杨虎城陷入困境。
然而蒋介石也知道，杨虎城讲义气。而且轻易不服软，你越硬，他也越硬。如果一味硬压，把杨虎城搞火了，事情反而更难办。于是在公开威胁的同时，他又派出心腹干将韩振声以特派员的身份，携银两万元前去对杨虎城进行拉拢。蒋的条件只有一个，在军中清党，将共产党的首要人物魏野畴、南汉宸等押解南京。并许诺只要答应上述条件，今后将负责供给10军军饷。
韩振声携两万银元如期来到10军。一住下，他便积极开展活动，收买人心。他行前已得知，由于和杨虎城与顶头上司冯焕章闹翻，杨虎城的10军已八、九个月没领到军饷。于是他先以金钱为诱饵，劝说杨虎城的部下交出共产党，投靠蒋介石。继而又在军中散布说如不交出共产党，10军就要完蛋。他的这招儿果真起了作用。10军中的一些保守分子在他的挑动下纷纷要求杨虎城交出共党人物，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
杨虎城左右为难。交出共产党员？这是他不愿意的。真的将他们交给蒋介石，他们必死无疑，自己将落个干夫指、万人骂的“不讲义气”的臭名。再说他也不愿意完全断绝和进步势力的联系。不交吧，眼见军心不稳，往后想想，就是不被蒋介石吃掉，长期得不到军饷，军中还不是不战自乱！10军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10军中的那些三秦子弟追随他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这些兄弟一旦散了，他杨虎城也就完了！左思右想，他想不出个万全之计。只好决定相机行事。
这天，韩振声亲自到杨虎城府上拜访。几句客套之后，少不了又是一阵利诱威逼。对韩振声的这一套杨虎城早有所料，因而并不在意。但在韩振声说到：要杨虎城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把共党首要分子魏野畴、南汉宸带上做见面礼，并由他亲自同行时，他才突然动了心。韩振声还在不停地搬弄三寸不烂之舌，杨虎城似听非听。……对！就这么办！一个想法已在他胸中成熟。他起身送客。“韩兄所言甚是，但容老弟再细细考虑。”“当然，当然，但望兄弟尽快决断，事不宜迟。”韩振声悻悻地退了下去。
第二天凌晨，鸡刚叫过头遍，天空阴云密布，看不到一个星星。10军军校所在地的一间屋子里，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还在商讨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突然，前院响起杂乱的脚步和低闷的责骂声。魏野畴心头突突直跳，忙说“老南，不好，快走！”南汉宸心知情况有变，“噗”一口吹灭蜡烛，同魏野畴夺门而出。不料，军别动队队长带领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奔过来，堵住去路。手电光里，刺刀寒光闪闪，刀尖直抵魏、南二人胸口，他们被捕了。
杨虎城的夫人听到魏野畴和南汉宸被捕的消息，立刻找到杨虎城，愤然责骂他不讲义气，不顾脸面，并从此不给他好脸看。
巧借“醉酒”，释放共党
当韩振声听说杨虎城真的对共产党采取了行动时，高兴得眉飞色舞。他急急忙忙跑到杨府，进门就一叠声地恭维：“虎城兄英明果断，一举捕获共党要犯，振声特来贺喜。”接着又软硬兼施，催促杨虎城及早押人上路，赶赴南京。杨虎城从容地答复道：“振声兄放心，兄弟一定尽快启程。”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突然骚动起来，一队队军警将这个平时稀有人客的地方围了个水泄不通。片刻，一队车马长龙滚滚而来。马队在票房前停下，杨虎城、韩振声等跳下马来。同来的还有被杨虎城逮捕的共产党要犯。暮色降临时分，开往南京方向的客车喘着粗气徐徐进站。站长亲自将杨虎城一行送上挂在车尾的包厢。魏野畴、南汉宸则被押上另一节武装看守的车厢。
坐在火车上，韩振声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此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蒋介石交给的重要使命。眼看大功告成，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老蒋为他封官加爵的图景。一路上韩振声与杨虎城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另一边，谢葆贞独坐窗前，望着窗外的夜色发呆，一言不发。
晚饭时分，杨虎城的随身副官在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请韩振声、杨虎城、谢葆贞入席。谢拒不就座。杨虎城只好独自一人陪韩振声吃喝。不一会儿，一瓶汾酒见了底。两人也有了几分醉意。
副官又摆上一瓶汾酒，杨虎城抓起瓶子，咕咚咕咚给韩振声斟满，醉眼朦胧中盯住韩说道：“此次进京，虎城与10军的身家性命、今后前途都操在特派员手中，请多多关照！”
韩振声脖子一仰，吱一声吸干盅里酒，目光呆滞地瞪着杨虎城，大吹大擂道：“放心，老蒋和我换过八字，我的话他非听不可。咱俩呢？患难之交，狗皮袜子没反正，我胳膊还能向外拐？放心，放心！”
“韩兄是痛快人，敬佩！敬佩！”杨虎城抓起两只瓷碗，咕咚咕咚斟满酒，端起一碗，商高举起，喃喃说道：“人逢知已……干杯少……韩兄……来来来……干……干……”
“对，对对……干……干杯……少，咱们谁是谁……干……干！”韩振声舌头打着绊，一仰脖，又是一杯。
杨虎城把瓷碗举到唇边，正欲往嘴里灌，手突然一抖，酒顺着脖子流下来，淌了一身。
韩振声将空碗向杨虎城一亮，重重往餐桌上一放，斜着眼睛盯住杨虎城：“倒！……不把你……你放倒，……我，我不……姓韩”
杨虎城又给韩振声斟上满满一杯：“韩兄英雄……海量……干！”
此时的韩振声早己如入雾里云中。他眼皮下垂，身摇体晃，瞎子似地摸索着端起碗，连鼻子带嘴地往下灌，一碗酒未倒尽，身子已栽歪到一边。瓷碗翻滚到地上，“啪”的一声摔了个粉碎。
杨虎城又倒上一碗，举到韩振声面前，摇摇他喊道：“韩兄，来，来，你是好汉……再于一杯！”
韩振声已烂醉如泥，不久鼾声如雷。
此时的杨虎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从醉意朦胧中清醒过来，快步向衣帽间走去。
谢葆贞见状大吃一嫁，急忙跟过去。
另一节车厢中，魏野畴、南汉宸等人正闭目养神。杨虎城闪身进来，反手关上门，小声道：“魏先生，南先生，这是你们的通行证。车一停，你们就悄悄下去，我派人送你们出境。
魏野畴和南汉宸等人听罢先惊后喜，开始他们还以为杨虎城真的出卖了他们，现在才知道真相。魏野畴道：“虎城兄，谢谢你的一番好意，刚才还错怪了你。”
杨虎城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多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列车在一个小站徐徐停下，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下车，隐没在夜色中。列车又缓缓开动了，杨虎城望着向后退去的票房、站台，转身走进车厢。谢葆贞正含情脉脉地望着他。
“还生我的气吗？”杨虎城意味深长地问。
“当然！……你……连我也瞒着？”谢葆贞娇咳地责怪，说着扑到他怀里。
杨虎城爱怜地抚着妻子的秀发，少顷，悄声道：“戏还没演完呢，走。”
两人又回到餐桌边。韩据声依旧鼾声如雷。杨虎城端起瓷碗一饮而尽，又抓起酒瓶，将剩下的半瓶喝了个精光。
“虎城……你……”谢葆贞一时看楞了，杨城虎还从不这样放纵自己。
杨虎城满脸通红，身体摇摇晃晃，口齿不清地说道：“你……你先回卧室……我……我就……醉……醉……在这里……”
“叭嚓”酒瓶落地，摔得粉碎，杨虎城一歪，倒在地板上。这回杨虎城可是真得醉了！
接受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1933年3月，正当日寇向热河进犯的时候，他特地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然而，遭到蒋的冷遇。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树起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杨不仅在言论上遥为声援，而且予以物资援助。同年，他在家乡蒲城县由自己出资创办了一所尧山中学，用“教育报国”四字作校训，向学生宣传抗日自由原则。后来，这所学校有许多学生奔赴了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是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使杨几乎有绝处逢生之感。他认识到，“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并觅取停止打内战的办法。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花了一笔钱，当选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后，他气愤地说：“从辛亥革命起，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今天还不能不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太丢人了！”正在这时，南汉宸派申伯纯到南京，建议杨虎城和陕北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杨即表示赞同。
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到西安面见杨虎城。汪转交了毛泽东给杨的一封亲笔信。
毛泽东对杨给予很高的评价，提出了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希望杨和共产党的关系保持下去，发扬光大。因而，杨更坚定了不打内战，坚持抗日的决心。
与此同时，南汉定又派王世英秘密去西安。杨虎城在自己的别墅“藏园”客厅里与王会谈。之后，达成四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必要物资，并掩护红军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作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杨还给王世英和汪锋五百元路费回陕北。
从此以后，杨部和红军再未发生过实际冲突。在红军过黄河东征期间，蒋介石命令杨部进攻红军后方，杨虎城都以事先通知，打假仗的办法，敷衍应付过去。杨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红军人员来往很方便，只要换上十七路军军服，就可进出西安。红军的军用品及其物资可通过交通站运往陕北，杨部还常派汽车协助运输。这样，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夏季，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率东北军入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由于蒋挑拨离间，张、杨之间一度矛盾较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进步人士的工作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消除了误会及成见，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决心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共抗日。
力谏受责，决心兵谏
1936年冬天，日军进犯绥远，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却将重兵调往西北“剿共”，一时间，通往长安的古道上，兵车相望。蒋介石也亲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开战。
杨、张力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斥责。12月4日，蒋介石对杨、张提出两个方案：要么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要么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杨、张在重压之下仍不接受这两方案，并坚持对蒋介石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要求蒋联共抗日。可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苦谏置之不理。张学良采用哭谏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反遭蒋介石责骂。
当张学良把哭谏的情景讲给杨虎城，杨听后非常气愤，但是为了国家民族，他又强压怒火，于12月8日上午11时去临潼面蒋再次陈述。他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于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听了，表面上态度平和，但话语却骄横而严厉：“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已叫邵主席（邵力子）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命令马少云（马鸿逵、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十五路军总指挥）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十七路军若果兵力不足，担任进攻的战线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有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里，蒋介石抬起头来，双眼盯着杨虎城，显然要看到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的功效；杨虎城声色不露，蒋介石又软硬兼使地接着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至此，杨、张都明白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张学良试探杨虎城，问可不可以找王炳南(在杨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谈谈，看王有什么意见。杨故意说：“不必找王炳南了，他的意见激烈得很，提出要把蒋介石抓起来。”张一听此话，连忙说，我看王炳南讲的对，现在恐怕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由此，张、杨产生了“兵谏’的想法。
逼上梁山，发动事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张学良在十里铺劝回学生后，立即找到杨虎城，说：“群众的要求我巳作了保证，蒋很顽固，善言好语是没有用了，你看怎么办好呢？”杨紧紧握住张的手说：“副司令，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一定跟你来。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请不要迟疑。”
11日，杨、张开始商定兵谏计划，于次日凌晨六时行动，并分工由东北军负责到临速抓蒋介石，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
当晚9时，杨召集亲信的高级干部，宣布了“兵谏”计划，他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又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
同时，杨与师长赵寿山、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详细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具体部署是：孔从周旅负责解除蒋介石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陕西省府的宪兵连和西关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机场；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的警戒，每一街巷如有武警时，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了增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调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为副旅长。炮兵营归孔从周指挥，炮兵位置设在北城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的敌军轰击。特务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往西京招待所随同蒋介石来的高级官员。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监视思想反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的营长李振西，该营由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杨虎城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学良率领十一名军官来到杨的新城大楼，与杨共同指挥行动。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精密安排，统一指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统一行动，于12月12日，在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处扣押了在那里下塌的南京政府陈诚等几十名军政要员，同时，解除了西安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七八千人的武装，击毙了特务头子蒋孝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撤职留任，出洋考察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于1937年1月5日，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并把杨虎城撤职留任，进一步对杨虎城打击迫害。
其后，蒋介石一方面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以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这两部分友军之间制造分歧，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又布置五路大军进逼西安，以武力相威胁。杨虎城在极端困难的危局中，仍坚持革命原则，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断进行公开的申述和揭露。2月5日，他发表“和平宣言”；2月15日，又联合几个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八大主张的议案。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将东北军调往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对杨虎城继续施加压力。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让杨主动去见他，以“恢复感情”。杨虎城于3月28日到杭州，两次见蒋面谈。蒋大骂张学良不忠于领袖让杨听，接着干脆逼杨虎城交出兵权，离开部队，自动辞职出国考察。杨虎城只得于4月27日电蒋请辞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30日，蒋介石复电照准。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又与特务机关密谋，妄图暗杀杨虎城。他们先找到当年坚守西安时因刺探军情、内通外敌而被杨虎城下令枪毙了的褚小毖的儿子褚龙吟，要他暗杀杨虎城。陈立夫亲自接见了褚龙吟，说是事情有人替他干，只要他事后出头，承认是他替父报仇就行了。褚龙吟胆小，有一定的正义感，吓得逃回老家，躲了起来，才使暗杀阴谋未能得逞。特务们还生动甄士仁（被杨虎城枪杀的陕北地方武装的首领）的女儿为父报仇，但甄士仁的女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使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又未得逞。
5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等乘船离上海东渡出国。当轮船行驶太平洋时，杨从广播中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刻打电报给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折转陈委座。”但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7月14日抵旧金山时，杨虎城发表书面谈话，再次表示：“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但是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杨虎城返国抗日壮志不酬，决定趁此机会在欧美各国考察，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的援助，学习外国经验。
归国抗日，惨遭毒手
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离开法国马赛，经新加坡、西贡等地，奔向香港。一路上，他归心似箭，盼望尽快地奔回相国，杀上前线，为抗日救国效劳；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蒋介石的魔爪。1937年11月26日上午，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和随行人员到达香港。然而，离船上岸之后，他即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网罗之中，从此失去自由。
1949年春，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假意告退回乡，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接受了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给重庆市长杨森下了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又派出一架专机到重庆，要把杨虎城接走。杨虎城从重庆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但是，出狱后，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却来劝他转移。杨虎城非常气愤，大发脾气：“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
原来，李宗仁员下令释放杨虎城，但蒋介石不许，便派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采取欺骗与强制手段把杨虎城及其子女、秘书、副官等人送到贵阳，软禁在黔灵山下麒麟洞的一套房子里。
1949年8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又返回重庆，对特务头子毛凤民说：“今天的失败，是因为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留了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谈到对杨虎城的处置时，他凶残地说：“留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并指令毛人凤：“将杨解回重庆秘密处决，不能让人知道”。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由周养浩出面骗杨虎城回重庆，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词”将杨虎城等人处决。刽子手杨进兴和熊祥把准备好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亲自验准。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一行，由周养浩及特务队长张鹄等押送，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天黑时，他们下了车，步行到非常偏僻的松林坡。杨虎城及儿子杨拯中，各被两个特务夹持着步上300多级石阶，走向戴公祠；宋绮云夫妇和小儿子以及杨虎城的幼女被安置在山脚下的平房里。杨虎城走进戴公饲，十七八岁的杨拯中，双手捧着他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跟在后边。特务们故意把杨虎城父子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卧室。杨拯中刚入卧室，刽子手杨进兴迅速将匕首刺入他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去。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心知有异，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儿子，刽子手的手刃就刺进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反抗，力尽而绝。特务们又在他父子身上补了几刀，确认已死，才持刀向山下的平房扑去，又残杀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们8岁的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及杨虎城的幼女。刽子手们把杨虎城和杨拯中的遗体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并用硝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后来，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也被杀害。杨虎城就义时年仅56岁。
千古功臣，永垂不朽
历史是不会遗忘这些为民请、舍身报国的英雄的。当杨虎城牺牲的噩耗传来，神州为之痛悼 ，举国为之泪下。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给了他极高的荣誉。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彪炳史册，激励后人。“杨虎城”三个字，从此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英雄一起，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魂册。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这一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就立即着手调查杨虎城的下落。12月1日，杨虎城的遗体被发现。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向杨虎城的家属发了唁电，高度评价了杨虎城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业绩。
1950年1月15日，重庆隆重举行杨虎城追悼大会，邓小平、刘伯承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追悼会。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中共中央的唁电指出：“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30日，杨虎城的忠骸和随同死难者的灵枢从重庆运到西安。以彭德怀为首的领导同志和西北各界人民，在西安车站举行了迎灵公祭。2月7日，根据家属的意见，杨虎城安葬在西安南乡韦曲少陵原杜甫词西侧。
杨虎城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爱国志士。他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直到惨遭杀害，数十年如一日，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毛泽东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文章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46年西安事变十周年，延安各界集会纪念。周恩来在集会上讲话，赞扬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1983年，全国政协召开了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大会，再次高度赞扬杨虎城是“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邓颖超主席特别转达叶剑英的话说：“杨虎城将军终生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伟大业绩永垂史册！”
杨虎城将军小传
杨虎城（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爱国将领。原名忠祥，号虎臣，后改为虎城。陕西蒲城人。1908年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１９１２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世凯军。次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和第3路司令。1922年拒绝直系军阀收编，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陕北。
１９２４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北京政变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先后率部击败镇嵩军和陕西督办吴新田部。遂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聘共产党员在其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1926年,与国民军第2军李虎臣等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之久，以不足1万兵力抗击7万镇嵩军,从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旋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1师师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在所部“清党”。1928年11月就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次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率部附蒋，任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相继任蒋军第7军军长、第17路军总指挥，率部攻击冯军。同年10月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积极主张抗日。次年1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同年6月，所部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奉令调兵在陕南阻截红25军，遭到痛击。同年4月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与东北军张学良消除隔阂，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1936年12月趁蒋介石亲临西安督逼东北军和第17路军“剿共”时,在与张学良多次向蒋进谏无效后,于12日同张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并以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通电全国。经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与蒋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由此为蒋所忌恨。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抗日主张。“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 准备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在此以后的12年中杨虎城一直被监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1949年9月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四川重庆戴公祠。
程潜 最使毛泽东尊敬的湘中颂公
这位叫毛泽东的小同乡决非等闲之辈
“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
――毛泽东点评程潜
毛泽东与程潜的初识，是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一大”会议上。这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确立了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一开始，由19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就章程草案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当时，毛泽东刚过而立之年，个子高高、目光炯炯、思想敏锐。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出版与宣传问题案》的审查结果作了说明。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以此身份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首次全会。作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程潜，是以国民党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此次大会的。凭他的直觉感到，。此次大会上的中共代表中有许多湘籍人士，除毛泽东外，还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等，因而这次大会是程潜与共产党合作的开端，也是与毛泽东相识的起点。
“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程潜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月20日，他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林伯渠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辖第17、18、19师，共9个团两个营。程潜继续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坦诚地同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合作，以实际行动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他不准国民党右派查问将士的政治身份。有一次，国民党右派要求交出第6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他声色俱厉地拒绝说：“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当时，第6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部等杂牌军组成的。为改编这支部队，他与林伯渠密切配合，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军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了第6军的骨干。由此，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使这支杂牌军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我们应抛弃前嫌，共报国仇
1938年2月，日军调集四个精锐师团，企图直下新乡平原，再转攻曲沃、临汾。程潜沉着指挥守军应战，重创敌军。2月上旬，鲁南重镇临沂告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庞炳勋军团（实际只有5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够一个军）坚守。终因兵力单薄，频频告急。李宗仁急向第一战区求援。程潜遂令离庞部最近驻守滕县的张自忠第59军前往支援。但张自忠与庞炳勋有过节，张自忠曾表示说任何战场我均可以死相拚，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
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曾都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中原大战时，庞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一击，出其不意地袭击张自忠部，张自忠几乎遭遇不测。所以，张自忠认为庞不仁不义，并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日军主力南撤，庞部在临沂被日军包围，而国民党军除张自忠的59军之外，又无兵可调。当张自忠接到支援的命令时，感到十分为难。
程潜得知，便谆谆开导他：“你与庞炳勋的宿怨，纯系私仇。目前民族危亡，。为挽救民族于水火，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辞，何必计较个人恩怨？我与李宗仁将军也有个人私怨，他于1928年将我无理扣押，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现在我们不也在一起共同指挥抗日吗？”他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张自忠疑虑皆消。张自忠激动说：“我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及时赴援！”随后率部急行军出发，于3月10日黄昏后赶到临沂城外。张、庞两军内外夹攻，经过浴血奋战，大败日军，使庞部免遭全军覆没之祸。从此，庞、张二人成为莫逆之交。这一战，日军死伤3000多人，张、庞两部亦伤亡3000余人。3月下旬，日军再攻临沂。张自忠部再次倾力支援，迫使日军撤退，取得第二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这一战，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始终不能与津浦路北段的第十师团按预定计划会合于台儿庄，从而使冒险深人到台儿庄的矾谷师团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形成我围攻台儿庄之敌的良机，为五战区李宗仁部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首功。
“以水代兵”，毁誉参半
1938年5月初，日军调集13个师、30多万重兵分六路向徐州包围，企图将中国守军主力歼灭于徐州。为了保存有生力量，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武汉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程潜奉令率薛岳兵团和胡宗南兵团组织了兰封战役。经猛烈反攻，夺回兰封，使陇海线恢复通车，将被困的40多列火车安全撤回郑州。蒋介石为避免在豫东平原与日军决战，即令程部向平汉路以西山地转移，整顿待命。不久，日军再攻豫东，程潜对第141师下令：“严令该师与开封共存亡。”6月3日至7日，日军先后占领了把县、太康、开封、中牟，郑州告急。为解郑州之危，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程潜在蒋介石的频频电催下，令所辖第39军新8师用炸药在花园口炸开黄河河堤。
黄河居高临下，滔滔河水，一泻千里。第二天，不知是天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无际的奔腾咆哮的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泛区顿成泽国。
黄河花园口决堤，使日本侵略军辎彼一时弹药损失甚大，日军第14师团的一个支队，当时已进至新郑附近，并一度将平汉路的郑汉之间的交通截断，由于黄河洪水，被斩断了后路，全部被消灭。共计掳获400余骑，十五生的榴弹炮4门和步、骑兵若干名。
黄河的掘堤，使日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计划，完全被粉碎，不得不不改变计划，将主力南移，配合海军，溯长江西犯。从而延缓了武汉失守的时间。黄河决堤后，程潜于6月12日指挥第69军、第39军、第97军、第40军等6个军的兵力，对日军予以反击，相继收复豫北、豫东、鲁西等地。豫东战线趋于稳定。
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三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园，受灾人口达480万之多，受灾面积达15000平方公里，近90万人葬身洪流（又说40余万），390多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当时的惨况目不忍睹：滔滔黄水，滚滚而来，老百姓来及逃避，有的被洪水立刻卷走，有的扒上导屋顶，有的爬上树梢。一时间，啕哭呼救之声不绝于耳。起伏的波浪裹卷着木料、家俱、衣物和大小尸体不断翻涌，中间还可以断续听到撕肝裂胆的啼哭声……其负面影响还远不止于此，黄河掘堤，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沿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为早日实现和平，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当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程潜，也在欢迎的人群中。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上清寺桂园。程潜非常希望有机会和毛泽东畅谈一番，一天晚上，程潜单独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老乡，两人谈至深夜方握手告别。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到程府回访，两人又一次愉快地促膝长谈，程潜对毛泽东的钦佩景仰也随之而增。交谈快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程潜说：“颂公，您是国民党资深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
毛泽东的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此时身为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接受毛泽东对他的劝告，果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第一轮竞选投票后，六位副总统候选人中，李宗仁、孙科、程潜得票领先。然而蒋介石幕后操纵竞选，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转而支持李宗仁，并最终击败了孙科。
只要起义，既往不咎
由于程潜在竞选问题上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将程潜调出南京，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回到了故乡，内心无限惆怅。不仅如此，程潜还面临着一系列尖锐棘手的问题：蒋介石与桂系矛盾素深，此次竞选程潜在关键时刻助李败孙，故而蒋介石对他不太放心，安插了一批亲信对他进行监视。程潜与桂系亦有很深的矛盾，1928年李宗仁曾武力扣押过程潜。所以在夹缝中的程潜，左右为难，两头受气。
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对程潜的这种内心矛盾，早已看在眼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地下党决定策反程潜。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和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受中共湖南省工委之托，肩负起劝说程潜起义的重任。
1948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打击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分崩离析，内部各派系纷纷自找出路。12月31日，在中共湖南地下党的帮助推动下，程潜通过其族弟程星龄，向中共湖南省工委表示了愿意投奔光明的意向。
次年一月，湖南省议会发出“和谈”通电，参加了“五省和平运动”。同时为了“应变”起见，程潜指示族弟程星龄抓紧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程星龄微笑着告诉程潜，自己就是受中共湖南地下党之托来做工作的。程潜一听大喜。但程潜在湖南搞和平运动之时，总是心存疑虑。原因是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权威人士公布了一个43名国民党党、政、军战犯名单，他也列在其中。程潜对此耿耿于怀，曾说：“其所谓战犯如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此事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专门找到与程潜交往很深、当时正在西柏坡的南京和平访问团成员章士钊，让他想法转告中共和毛泽东对程老先生走和平之路的期望，并表示只要程老前辈能与共产党合作，不仅既往不咎，还将受到礼遇。
1949年3月，趁程潜被蒋介石召到南京时，章士钊专门从上海到南京向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程潜这才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考虑部署起义，并设法调他的学生、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由武汉来长沙执掌兵权。
这是毛泽东主席给您的密信
1949年 7月 5日深夜12时，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暑气灼人，微弱的江风不仅没有产生一丝凉意，反倒像是从蒸笼中透出的蒸气，吹到脸上，炙皮烫肉。这时，武汉民生轮船公司码头，一名身着便装的商人男子登上一艘小火轮，朝长江上游驶去。这名男子是汉口大公电池厂经理陈大寰，此行是为了执行一项绝密任务——将一封由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所写的信，秘密交到国民党长江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手中。
陈大寰是中共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灏的表弟，其父陈云涯在北伐时期任第6军军需处长，是程潜的老部下。这次李明灏奉周恩来之命南下参与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到武汉后，李明灏和陈大寰密谈了好几次，李认为陈人品正直，可以担任秘密联络工作。
7月 3日下午，陈大寰接受了去长沙送信的任务。他当晚回到家中，取出一节甲号旧电池，揭去包装，露出锌皮，然后将信笺折好卷在锌筒之上，再覆以薄油纸防潮，最后贴上商标包装，一节藏有密信的“大公牌”电池就制作完成了。
第二天上午，船到达新堤，陈大寰改乘小划子，船行约20公里，只见尚沿江南岸密布国民党军岗哨，与北岸布防的解放军遥相对峙，形势极为紧张。经过3天的强渡，他安全渡过了沿江第一道封锁线。
但到了8日傍晚，一艘停泊在江心的国民党兵舰，突然鸣枪示警，叫所有船只到兵舰旁接受检查。等陈大寰的船只靠近兵舰时，有个国民党士兵边伸手边说：“把你的手电筒借我用一下。”陈大寰不露声色的回答说：“这个电筒的开关有点毛病，你不会用。”他边说边从提包内拿出一支新电筒给他。士兵占了个小便宜，便放松了盘查，陈大寰顺利地通过了水上第二道封锁线。
当船终于抵达目的地岳阳东门时，已是深夜。刚一靠岸，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马上登船检查。陈大寰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便预先在提包内取出新的电筒放在外衣口袋里。果然不出所料，检查的士兵拿到新手电筒后，立即转身检查别人去了。这样，陈大寰终于通过了水上第三道封锁线。
陈大寰 7月 9日上午抵达长沙后，走访了长沙的一些亲友，得知他中学同学兼同乡潘培学此时正任程潜的机要秘书，陈大寰立即到潘培学家拜访。
7月11日上午，潘培学来接陈大寰去见程潜。陈大寰将密信从电池中取出，双手呈上：“。”程潜反复看了数遍。随后，他紧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说：“陈先生，你辛苦了，谢谢你。”他接着说：“如果这封信再晚来几天的话，我很可能被蒋介石、白崇禧劫持到广州去了。如今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今后不仅我个人的处境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
程潜以自己丰富的阅历，认清了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起义决心十分坚定。于1949年8月1日以他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揭露蒋、桂反动派的罪恶，呼吁和平。
8月3日，程潜又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程潜这番考虑，道出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的特殊性，即不经正式代表团谈判即起义投向人民，而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提出设立临时机构的设想，则完全是从积极促成起义早日实现的角度出发的。
毛泽东主席雄才大略，接到电文便明白了程、陈的意图及难处，于8月5日与朱德总司令一起复电程潜：所提设立先生领导，暂名“国民党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施行”。
在此之前的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长沙绥靖公署及第一兵团等军政要员30余人联名签署起义通电，宣布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8月5日，盼望和平的人们将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大街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庆祝长沙和平解放，免于战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长沙和平解放。不经正式代表团和谈判即起义投向人民，造福桑梓，深受湖南广大人民的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喜笑颜开。随后，湖南省会长沙及附近各县宣告和平解放。湖南成为解放战争中继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国第一个和平解放的省份。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程、陈两将军的义举极为赞誉，8月16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电报，对其起义通电回电嘉勉，表示高度赞扬和祝贺。电文中写到：“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全国欢迎。”希望他们“团结部署，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的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程潜等电复毛泽东，表示“责无旁贷，遵命竭力以赴”。
程、陈两将军的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它大大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正如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新华社评论《湖南起义的意义》一文所指出的：“程陈两将军的起义，又一次证明了残存的国民党营垒中，有不少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正在等待和寻找脱离反革命集团而投入人民方面的机会。”“湖南的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它打乱了白崇禧的防守计划，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在程潜、陈明仁义举的震撼下，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贺耀祖等44人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史称香港起义。9月23日，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11月，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等分别在昆明、雅安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毛泽东曾是程潜手下普通一兵
1949年9月7日晚，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亲自来到北平火车站，迎接曾是国民党元老、一级陆军上将的程潜。程潜见到毛泽东，激动地说：“主席，您那么忙，怎么来了？”“我再忙也要来的！我们是老乡，您又是我的老上司，不来岂不是失礼了吗！”毛泽东风趣地说着，上下打量了老人一眼，又道，“这次请您来参加政协会议，我们一起共商国是，您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要说出来哦！”
毛泽东称程潜是老上司，并非虚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那时，程潜根本不认识毛泽东。原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离开韶山，求学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革命气氛高涨。毛泽东决定立即参加革命军，并带头剪去了头上的辫子。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斗争还在继续。毛泽东决定到正规军队去为革命尽力，于是成了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在军营里，毛泽东每日参加课操训练，学会了军人的基本动作要领。半年后，当南北议和实现统一时，毛泽东便退出新军继续去求学了。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故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上司”。程潜当时绝没有想到，在他属下，竟有一个名叫毛泽东的普通士兵，日后会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对程潜十分尊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政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对程潜十分尊重，每当涉及有关程潜的事情，都是先和其族弟程星龄商量，再由程星龄转达给程潜，待程潜同意后再定。
政协开会前夕，毛泽东专门将程星龄请去对他说：“今天请你来，想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政委员会，属四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有个部队的问题，拟以林虝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毛泽东诚挚谦逊的话令程星龄极为感动，他当即答道：“程潜只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关于工作的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一定会欣然从命，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立即说：“不，还是请你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此后，程星龄又多次和毛泽东单独会面谈话。当谈到程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
紧接着，毛泽东又说：“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而又可以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家或者部下，都得替他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大米五万斤任其开支，不受任何限制。”
说到对程潜生活问题的安排时，毛泽东说：颂公老年人，免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房子，我们给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程星龄从毛泽东处出来，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立即驱车到程潜住处，把毛择东的上述讲话告诉了他。程潜听后非常感动地说：“不仅这些，毛主席还把属于军事机密的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的军事计划都送我看了，并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啊！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介石的机密从未让我看过。毛主席对我是怎样的推心置腹啊？”
毛泽东亲为程潜操舟划桨
1952年的一个秋日，金菊怒放。晴空万里，和风阵阵。毛泽东邀程潜到中南海游赏观景，饱览这里迷人的景色。吃过饭，毛泽东和程潜边走边聊，他们漫步欣赏着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和名花异卉，只见这场块占地150亩的美丽海面和殿阁楼台，水围着楼阁；楼衬着水面，交相辉映，景色幽美。毛泽东触景生情，对身旁的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披心’之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会心地笑着，不住地点头说：“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然后，他又意味深远地说：“看着这粼粼碧波，我仿佛觉得海里的水更蓝、天空也比以前更加高远。”
毛泽东笑道：“大概是颂公心情所致吧。”
这时，警卫人员把船扶稳，照顾毛泽东和程潜登船。两人登上船后，毛泽东亲自操起木桨。程潜见此情景，不安地说：“岂敢岂敢，你是国家元首，已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啰！你已古稀高龄，总不能让你划桨呀!再说，你是客，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毛泽东操起桨用力划起来，小船便悠然地向前游去。
毛泽东一边操桨前划，一边讲述着中南海的历史：“中南海和北海在明清时统称为西苑或西海子，也称太液池，并列为禁苑。明代后期按地域又分为南海、中海、北海，合称三海。民国以后，又分为中南海和北海。中；海为辽代开辟，是金代离宫万宁宫的所在地，元代营建大都时划入‘大内’范围。南海开辟于明代。整个中南海1500亩的面积，水就有700亩。海内的建筑物不但布局错落有致，颇有讲究，就是建筑技术、工艺水平也很高超。这些虽说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自己建造的，但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如今我们共产党人住进来了，但要把它管理好。”
程潜连连称赞：“主席真是博学多才，学贯古今啊！”
“哪里哪里，在你面前，我还不是班门弄斧。”毛泽东笑道。
俩人不停地说笑着，笑声在波光粼粼的中南海海面上久久回荡。
毛泽东让程潜继续担任省长
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会前，程潜不顾古稀高龄，深入荆江沿岸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会议上作了详细而很有见地的发言。会后他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呈报毛主席。毛泽东认为程潜的意见很有道理，复信给他说：“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白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毛泽东还将程潜的意见转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总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程潜曾和章士钊先生三次向毛泽东提出要严肃整治一些不良风气的问题。毛泽东诚恳接受了他们的谏言。不久，即在全国开展了整风运动。
1958年，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又一次与程潜相会了。这时，程潜已当了四年省长，又刚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向毛主席提出：“年岁不饶人，北京、长沙两地又相距甚远，不便兼顾，还是辞去省长之职吧！”毛泽东听了幽默地问：“是不是因为用了两个右派（当时在省政府工作的程星龄、谭日高被错划为右派），就要引咎辞职了？不要紧嘛，我不是也用了右派？以后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稍停片刻，毛泽东认真地对程潜说：“现在大局安定，领导干部不能随意调换。颂公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您当‘巡抚’看待，您老德高望重，还是继续担任省长为宜。”程潜听了不再坚持个人的要求。此后，他又当了十年的湖南省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程潜向毛泽东贺70大寿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寿辰那天，在中南海举行了家宴，仅请了两桌客人，除了毛泽东自己的亲属外，还邀请了四位湖南人，即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程潜还带了他的夫人郭翼青和女儿程熙同往。
家宴的桌子上，摆满了湖甫家乡菜，毛泽东还特意叫厨师为程潜加了个豆豉炒辣椒和熏鱼，因为程潜平日最喜欢吃这两样菜。
席间，欢声笑语，气氛颇浓。本不会喝酒的程潜，也频频举杯，敬祝毛泽东健康长寿。
这天，程潜特把书写好的组诗赠给毛泽东，为他贺寿。原迹先装帧成册，由章士钊先生亲置封面。诗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深情厚意，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丰功伟绩，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之情。
组诗共书12首，其中四首云：
灵椿长寿不言寿，至德安仁亦利仁。
道大为公天可则，物穷其极理皆真。
鹓雏振翼鸮生妒，海若回潮水共亲。
远届八荒齐拜手，堂堂赤制有传薪。
徐淮大捷北投戈，舆颂欢娱贵在和。
罪表独夫应不赦，章刊战蠹亦无讹。
月明清浦闻天鼓，风关金鼓听国歌。
准半渡江传令急，洸洸正气壮山河。
天安门启一声雷，中国人民站起来。
合德合仇精爽紧，伤穷悯白智谋该。
山呼永雪臣奴耻，海钠长储创建长。
气象万千光八表，裁成新自斗争回。
万汇人天指画清，要赁主义换和平。
旱知豺虎非吾类，未必鸱鴞变好声。
沧海月明看魍魉，神州日食任亏盈。
三多古话应恢廓，大量无虚带至诚。
程潜上将小传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县北乡长连冲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也是前清秀才。１９０３年，程潜弃文习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武备学堂。１９０４年８月被保送到日本留学。１９０５年８月，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学习。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毕业回国，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南下武汉，进攻汉口失败后，任湖南都督府参谋部长、湖南军事厅长。１９１３年，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发动讨袁“二次革命”，程潜在湖南迅速组建了三个步兵团和个炮兵营积极武装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１９１５年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策动反袁运动，被委为护国军湖南招抚史。４月在靖县被推举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宣布湖南独立。７月程率部入长，湘境乃定，讨袁驱汤之役，程潜颇负盛名。
１９１７年８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密派程潜到湖南运动“护法”，策动起义。９月１８日，衡、永宣布独立，程潜被推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１１月１６日进占长沙。程到达长沙后，被地方各界公推为湖南省长。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孙中山回广州重组军政府，程潜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代理职务，协助孙中山先生组织北伐。１９２１年８月，随孙中山到达上海。旋奉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与李烈钧等人指挥粤滇湘桂诸军，于１９２３年１月合力将陈炯明驱出广州。 随后程潜被任命为军政部部长。
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江右军总指挥、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并兼南京卫戍司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１９２８年２月程潜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全省清乡督办，并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程潜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力主抗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他出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潜以参谋总长名义担任平汉线方面指挥，旋任第一司令长官。１９３８年２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统一军政。１９３８年底，程潜改任天水行营主任。１９３９年５月被授予一级陆军上将衔。１９４０年５月，程潜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一度代理参谋总长。
１９４６年春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行营主任。１９４８年，程潜参加竞选副总统失败，后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８月４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
建国后，程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委，首届、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等职。
１９６８年４月９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卫立煌 让中共赏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
卫立煌原平死守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毛泽东评卫立煌
毛泽东与卫立煌第一次见面是在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以后的1938年。当时，卫立煌刚刚指挥完中条山对日作战行动，被阻隔于敌后，顺便取道延安见到毛泽东的。在延安，这位被朱德称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使他感受到了延安人民和毛泽东的真诚，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在其以后的岁月中，他虽然再次与人民为敌，但实属无奈，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兵败大陆后，卫立煌蛰居香港，拒绝去台。后来，终于在适当时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毛泽东赞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1937年10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当夜，华北方面军即令第5师团担任攻占太原的任务，为统一晋北作战行动，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多旅团统归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此时，日军在晋北的兵力计有3个师团7万余人及火炮250门和战车150辆。
国民党统帅部于10月2日命令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4个师1个旅，由石家庄经正太线运往太原，增援晋北。第二战区决定在忻口地区,“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既设阵地，两翼依托五台山及宁武各山脉，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侵入之敌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击灭之。”
10月1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1000余人，由繁峙向阳明堡发起进攻，经与守军第19军激战后，突入阳明堡。4日，日军混成第十五旅团向原平镇实施迂回攻击。第二战区为达成主力有充裕时间集结忻口与日军决战的目的，下令死守待援。5、6日，日军集中炮火猛烈突击，守军大部阵地被摧毁。7日，日军已达5000余人，并有飞机20余架、重炮30余门支援作战，经6小时狂轰滥炸后，北城墙被毁，守军伤亡惨重，日军乘机突入城内。东、西城守军奋勇夹击，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和巷战，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亲临第一线率部堵击，但日军增援部队越来越多。8日凌晨，王靖国率部突围撤离。
原平镇守军为姜玉贞第196旅。为使主力能完成在忻口的集结，卫立煌命令他“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在部队由代县向原平转移的途中，日军已经在背后追赶了。在距原平还有20里的地方，姜旅即与敌第15混成旅接火，且战且退。在原平镇外，姜玉贞命令所部构筑工事，死守铁路和公路。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在飞机、重炮、战车的配合下，向原平发起猛攻。姜玉贞亲临指挥，敌人多次进攻被打退，姜旅伤亡日益惨重，阵地逐渐缩小，日军形成对原平的包围态势，最后，姜旅不得不退入城内。到第7天，日军从城东北角突入，占领城的东半部，与姜旅隔街相抗。这时，姜玉贞又接到命令，命他再守 3天。他当即表示：“誓死抗战，无令不离斯士。”10月8日崞县失守后，大量日军围援原平，城的西北部也被日军攻占。此时姜旅的五千人，还只有二、三百人 ，被围困在城东北角，但将士们毫无惧色，在姜玉贞率领下与敌展开巷战，短兵相接，逐院争夺。一直坚持到10月10日子夜，完成了守城任务。之后，姜玉贞率余部突围，不料，在城外被敌炮弹击中，以身殉国。此次战斗，姜玉贞旅与敌血战10天，以劣势之军抗击强寇，几乎全部壮烈殉国。11日，日军占领原平。
13日晨，日军5000余人在30余架飞机和火炮、战车掩护下，向忻口地区发起了猛烈进攻，以中央突破方式，猛攻南怀化防御阵地。至中午，南怀化地区大部工事被摧毁，阵地被日军突破。卫立煌令第21、第10、第72师各一部协同夹击日军，激战至当夜，将突入的日军全部包围歼灭；以第14、第7集团军实施反击。14日，日军增援3000余人后，再次向南怀化发起进攻，同时以部分兵力实施迂回攻击。双方形成拉据战状态。
强将手下无弱兵
10月15日，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歼灭敌人，收复中央阵地，卫立煌急调第9军、第21师等部约 5个旅兵力，在中央兵团总指挥、第9军军长郝梦龄的指挥下，向日军占领的阵地发起反攻。中国军队从正面出击，从三面围攻敌人。在阵地前，郝梦龄军长对士兵讲话：“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一阵地，现在我们剩下一百多人，编成一个连，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全体士兵齐声回答：“誓死坚守阵地！”他高兴地说：“好，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然后挥笔疾书：“站在哪里，死在哪里”八个字，晓谕全军将土。
16日凌晨 2时，反击开始。在郝梦龄的指挥下，中国军队连克几个山头，到5时许，天色微明，郝梦龄急于赶到第5旅的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官兵们告诉他，前面有一段路被敌人火力封锁十分危险，劝他写书面命令派人送去，郝军长说：“瓦罐不离井口碎，大将难免阵前亡。”说罢毅然向前沿阵地奔去，在穿过离敌仅二百米的阵地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9岁。同时牺牲的还有54师师长刘家祺，接着独立第5旅旅长郑连珍也阵亡殉国。
郝梦龄军长原率部驻扎贵阳，国难当头，请缨北上。此前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当他率部途经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不忍看到行前家人哭哭啼啼，便悄悄写下遗书，让孩子们日后拆阅。他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