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群还与人说媒，这就更微乎其微了。传统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皇叔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以生还。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做傅丁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元做的媒。“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相携着经历了叶家平淡的日月，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作了清风，了无痕迹。
　　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的一段佳话。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地相似，如出一辙地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意识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开春这儿就将变成一片平地，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舅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味，有点儿呛人。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辰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儿就擦不出来了。推溯玻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一度曾经将它作为镜子。两个苍老的人，抿着没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素鸡。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锔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洇润下显得有些生动。红漆的炕桌上积满了油腻，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空气中飘浮着尘埃……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舅舅喃喃地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他念叨的是清末街头小戏《锔大缸》里的戏词。
　　老纪将一颗怪味胡豆搁在嘴里，眨了半天眼睛，嘴捯了又捯，说不出一句话。炸了一辈子开花豆的他，很难将怪味胡豆一语说清，说不清怪味胡豆就如同说不清他眼前的日子，说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先后都从各自的单位出来了，老纪到底也没搞清他们扔了铁饭碗，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跟舅舅谈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老北京的风俗，这样的事情必须舅舅来做主，没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数。明知道跟糊涂的老舅舅说了也是白搭，可是我不能不说。果然，舅舅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言语，大约是没听明白。末了他说，我不搬，他们在墙上防狼一样画满了白圈，只能是吓唬狼，吓不着我。
　　老纪也说不搬，他要和我舅舅摽着，一块儿为保卫南营房而战斗。
　　我说我说的不是拆迁，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现在老两口的骨灰还在家里放着，小辈们已经有话了，说“害怕”。舅舅这才问，骨灰要安置在哪儿？我说西山，舅舅说西山不好，最好安置在东大桥南边的芳草地，那儿是专门埋人的地方，离南营房也近，说我母亲什么时候想家了什么时候就能回来看看。老纪说，芳草地如今早已不是坟地，成了学校了，再说，那过去的乱葬岗子也不是盘儿该去的地方，盘儿是有身份的人了。
　　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渍和饭汤，酒糟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于典型的糟老头子系列。老纪并没接那酒杯，却抓过我的手，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锉一样的掌心小心地摩挲着，一股强烈的油腻味儿直冲我的鼻孔。老纪说我的手像母亲，修长细腻，绵软无骨，于是，烂红的眼圈变得更加红润，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闪烁在下午的阳光中。我有些别扭，按说老纪是长辈了，长辈的老纪这样做是对晚辈的亲切和疼爱；别说摸手，就是亲一口我也说不出什么，可这会儿却总觉得腻味。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老纪说，刘状元的媒做得好，我早就说过，盘儿命中注定要遇着贵人，人家该着走出去，活在南营房，生生就把她沤坏了。她走的时候，我往轿子里塞了五斤炸开花豆，搁在她脚旁边，给她压轿。
　　舅舅说，人家正儿八经压轿是用银子的，哪儿有用开花豆的。
　　老纪说，我不是没银子嘛。再说了，压轿的银子也不该我出哇，我算老几!
　　两个老头开始抬杠，老纪说状元刘春霖来南营房放定，连警察都动用了，害得刘状元是随着彩礼挑子一步一步走进胡同的，汽车根本开不进来，满街的人都是看状元的。舅舅让老纪再不要提什么“状元”，说没有“状元”就没有他“文革”两年的牛棚和九次半的批斗会。单位人都说他没心眼儿，其实一回回的批斗他都在小本上记着呢，谁也跑不了，有他算账的时候。
　　我知道，舅舅那个“变天账”总共写了没有三页，还是他二年级孙子的代笔，其实就是交代，交代他在日伪警察署当巡警的事。内中没有别人，写的全是他自己。“清理阶级队伍”一结束，本子就被他的儿子烧了，儿子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爸爸当过日本人的警察。老纪说，刘状元不介绍你去当警察，盘儿也嫁不出去，生生地把盘儿拖在家里当老姑娘。还是人家状元看得准，不把你推出去就没你姐姐的前途，状元的这步棋走得高妙，非常人能比。大凡状元都是被魁星点过的，魁星点斗，状元是天上的星宿，不是一般凡人。
　　舅舅和老纪谈论刘状元，却绝口不谈我的父亲。其实父亲的名声不比状元小，父亲是皇上的亲戚，有着“镇国将军”从一品的头衔，论和舅舅的关系，应该比状元更近。刘状元在日本将投降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父亲却是活到了解放以后，还当了政协委员。舅舅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微妙，每回我去舅舅家，我进门后舅舅都要往外看，看我后头是不是还跟着父亲，可每回都很失望。舅舅在我跟前肆无忌惮地说着父亲的坏话，他说父亲势利刻薄、狡诈不仁，是个小人，这样的人物是不得好死的。然而我却没听到过父亲说舅舅的坏话，自然也没谈论过南营房的街坊们，看得起也罢，看不起也罢，自母亲过门以后，父亲从未到过母亲的娘家，这倒是事实。
　　父母亲的婚姻谈不上门当户对，穷门小户的母亲，嫁入天皇贵胄之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和谐，更何况还是续弦。父亲前边的妻子已经有一帮儿女了，这让母亲一生都很别扭。满腹经纶的父亲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文化上反差极大，完全是失衡的。以这样的差距作为婚姻的基础，对母亲来说，应该是一出悲苦戏的悠悠慢板，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甭管出嫁的场面是多么的风光，日子还得自个儿过，岁月还得慢慢儿磨。清朝有律例，“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虽然已经到了三十年代的民国，但“柴门对柴门，木门对木门”在国人的婚姻缔结中仍旧是定式。
　　刘状元做的媒当是一个特例。
　　我成年以后问过母亲，问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母亲说，好。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能再问下去，再问下去将是一场糊涂的对话。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满足，为丈夫的温和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没有那“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的自作多情。我的顾虑，都是文人心态。古人说得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世间真的没那么多麻烦。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
　　母亲就是母亲，南营房就是南营房。
　　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父亲谈到他繁杂的多重的婚姻，如若有，我相信那一定是两个文化人的交流。从父母完满的婚姻结局，我体会了“恩爱”的含义，“恩”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或许如母亲所说，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