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一口一个“额娘”，让母亲的心里舒坦极了。母亲说，难道西边的那个额娘不给你剪指甲？
老五说，二娘就会让我背书，“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不愿意学习，我就爱玩。
事实证明，我们家的老五的确也是玩了一辈子，养鸟养鹰，养狗养花，唱得一口皮黄，写得一手章草，时而衣帽齐楚，时而破衣烂衫，广播爱情嫖妓女，心地善良抽大烟，是叶家的另类。母亲将老五称作“我的老儿子”，一直以亲娘的身份呵护着他，纵容着他，老五最后被父亲赶出家门，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冻饿而死。
父亲一走没有消息，母亲的重要心结是要在那只“兔子”回窝之前找媒人了断此事，她看过京戏《大登殿》，知道先来后到的原则，“先娶的你来你为大，后娶的我来我为偏”，按规矩，她得在过门的当天到西院去正式拜见张芸芳，认定自己妾的身份，将张芸芳唤作“姐姐”，可是那只“兔子”省略了这个仪式，紧接着是无踪影的逃窜，将一大堆麻烦扔在家里，自己去躲心烦。
母亲不过去，张芸芳自然不会过来，架子端得很足。
雪已经停了几天，隆冬的北京显出了寒冷的威猛。北风刮得雪末子满地出溜，全变作了细细的冰粒儿。
京津铁路早通车了，老大却又没了影儿，让大兰打听，说是大少爷上南京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
母亲不能再等了，母亲决定自己上天津，媒人刘春霖跟“蟾宫的兔子”同船去过日本，去找他不怕他不见。上天津不比上天桥，毕竟是出远门，让别人跟着又不合适，母亲让陈锡元跟她一块儿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时候她能依靠的只有陈锡元了。
陈锡元很乐意这趟差事，权当闲逛，正好没事，说走就走，姐弟俩买了头班车票，从前门火车站上车，三个钟头，一大早就到了天津。
陈锡元到天津有他自己的目的，听同事说天津除了大麻花和“狗不理”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西餐馆子，叫起士林，这馆子与众不同，德国人开的，男女招待都说外国话，吃的饭也是外国饭，到了起士林亚赛就到了外国，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你想它是哪国它就是哪国。陈锡元一个小巡警，这辈子永没有上美利坚的机会，上一趟起士林至少让他长回见识，增加些吹牛资本，让人对他刮目相看。至于找什么刘春霖，论什么嫡与庶的名分，他根本没往心里去。走之前就跟姐姐谈好条件，到天津一下火车，先去起士林吃西餐，吃饱了肚子再上状元楼刘家。母亲说吃西餐得好些钱，不如烂肉面实惠。陈锡元说，叶家的聘礼还没动，几百块大洋他还拿得出，母亲说，那钱将来咱们得还人家，咱们是奔着退婚来的，咱们还没阔到胡吃海塞的份儿上。
陈锡元说，聘礼还不还从天津回去再说，反正叶四爷的钱我揣着呢。
母亲说，还是用我做补活攒的钱吧，自个儿挣的，花着踏实。
去天津对母亲来说是她一生走得最远的路，一个大字不识的穷丫头，敢闯荡天津五方杂处的地界，足见下的决心之大，拿出做姑娘时候的全部积蓄，到天津讨要说法，也是对自己名誉、命运的最后一拼了。
（四）
博美请我在饭店喝咖啡，现磨现煮的巴西咖啡豆，浓香四溢，跟我家里冲泡的“雀巢”是两个档次。我往杯子里使劲倒奶精，博美说最好什么也不兑，这样味道最醇，能品出蒙巴纳斯夕阳的味道。我不懂蒙巴纳斯是什么，小心请教，才知蒙巴纳斯是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那里的咖啡馆最有名，毕加索、海明威、左拉、凡高、弗洛伊德等一些大师都曾是那里的常客，夕阳西下，咖啡馆里橙黄的阳光与飘荡的咖啡浓香融合在一起，那是艺术家们的精神凝聚，是进入至高境界的必须。
我也跟着各种代表团走过不少国家，却多如走马观花，体会不出日本洞爷湖的太阳和中国洞庭湖的有什么区别，体会不出伦敦的麻雀是否比北京的更肥硕，在托尔斯泰庄园里溜达，只是觉得那园子大，在马克吐温故居徘徊，只是觉得房子好。只好承认自己感觉粗糙，缺少年轻人的细腻，当然更缺少艺术的感受力。
宾馆咖啡馆的环境不错，宽大的皮沙发，柔和的下午阳光，茂密的热带植物，似有似无的某名人小夜曲，不引起你注意又在时刻关注你的英俊服务生，让人产生一种慵懒虚幻的感觉，好像这里离尘寰很远很远，那些贪污腐败，那些以权谋私，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有毒奶粉、硫磺馒头、超标农药，那些肮脏鄙俗、污浊下流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这里有的只是无限优雅高贵和一尘不染的闲适。
透过氤氲的热气看博美，似非凡间之物，素白的衫子，素白的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首饰装点，也几乎看不出化妆的痕迹，想起了韩非子的名言，“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博美美得很自信，她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这便是品位了。
博美见我看她，冲我笑了笑说，我太太说过，太舅爷跟太姥姥一块上天津吃西餐，太舅爷一口气吃了三个德国……
我说有这事，叶家人都知道陈锡元吃德国的笑话，其实那次上天津吃西餐不是目的，找刘春霖才是主要的，但是从天津回来，我母亲忘记了主要目的，却只记得起士林的西餐了。那次上天津，对我母亲一生来说都是个大举动，其艰难程度无异于今天山里的农民砸锅卖铁到新马泰去旅游。
博美说，太姥姥的做法有点儿矫情，看起来没多大意思，其实怹不去天津，怹就在叶家待着，谁能把怹怎么样了？还不是锦衣玉食地过日子，男人宠着，儿女们敬着，里里外外一把手，谁能代替得了怹？
我说太姥姥有太姥姥的想法，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如果在媒人上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啊。我母亲从小失去父母，与兄弟相依为命，自立自主惯了，不想依附哪个，这样的事情她自己不出面，别人谁也代替不了。她的女儿们跟她一样，也是一个比一个刚强，一个比一个爱较真，我的六姐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母亲和陈锡元到天津那天，天气冷得出奇，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天津是个大风口，主要是冷在了那风。天上的太阳惨白惨白的，西北风呜呜地响着，街上的电线在风里摇荡，风刮得人站不住脚。陈锡元很知趣地没穿警服，一身便装，戴着皮帽子，抄着手，和母亲走在租界的街上，两人看着周围洋房，看着外国巡捕，处处新鲜。
陈锡元一心要吃西餐，母亲一心要找刘春霖，两人商量不到一块儿去，在街口不知往哪儿走。陈锡元说，这么早去敲刘家的门显得太不懂规矩。
母亲说，这么早西餐馆子未必下板儿（开门）。
最后决定离哪儿近先上哪儿。陈锡元当然先打听起士林，街上人来人往，大伙都匆匆忙忙地走道儿，他朝人“哎”了几声，没人理他。好不容易挡住一个穿呢子大衣的，想的是穿这样衣裳的人肯定吃西餐。陈锡元说，这位爷，跟您打听一下，起士林怎么走？
穿大衣的说，巴嘎牙鲁的哪！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河北地界，陈锡元弄不清巴嘎牙鲁在哪儿，又拦住一个长袍马褂，跟人家打听起士林西餐馆，巴格雅路怎么走。对方瞪着眼看着陈锡元，一言不发，倒把陈锡元看害怕了，赶紧说，对不起您哪，我不问了还不行吗！您请，您走您的道。
母亲说，这人可能是个哑巴。
长袍马褂对母亲嚷，骂人哪你，你他妈是哑巴！
母亲一个劲儿给人道歉，心里这个窝囊，只是埋怨他兄弟，怎么净找些青皮问路。陈锡元又问一个，对方如同没见陈锡元这个人，照直朝前走去。陈锡元往地上吐了口痰说，姐，你说净是青皮，果真没个红脸儿的。
姐弟两个找了个背风的墙拐角，还没站定，一外国巡捕用警棍敲了敲墙，指示他们走开。陈锡元说，先生，我找起士林。
巡捕朝前指。陈锡元说，姐，起士林不远，就在前边，咱们先上起士林。
两人走了半天也没见着起士林，陈锡元看见电线杆上靠着一个没精打采的人，这类人他熟，在北京当巡警没少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这类人的痞气贱气，都在脸上挂着，不用张嘴你就知道他是属于混混儿一类。陈锡元问起士林怎么走，混混儿一口天津话，指着旁边的早点摊子说，给买套烧饼果子就告诉你。果子要新炸刚出锅的啊！
陈锡元摸出几个铜版，买了一套，给混混儿送过来。混混儿说，我说了油炸果子要刚出锅的，就忘了说烧饼，这烧饼都凉了。
陈锡元说，天太冷，大爷您凑合吧。这会儿您告诉我起士林在哪儿，行了吧？
混混儿说，您老搭眼瞧，就在我身后头。
陈锡元抬头一看，混混儿身后是一座非常洋气的小白楼，大玻璃门，两个穿制服的站在门口，在大风里挺得笔直，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饭馆。
混混儿说，您老看嘛哪？
陈锡元说，我找起士林的匾呢。
混混儿说，那不是在墙上刻着呢嘛。
白楼圆形的门楣上有几个英文字母：KIESSLING
陈锡元哪儿认得洋字码，狗看星星一样装模作样审视了半天，对母亲说，姐，咱们到起士林了。
那京腔分明掺杂进了不少天津味儿，入乡随俗倒也快。陈锡元拉着母亲就往里头走，身后混混儿说话了，再给我碗豆浆，我告诉您一个天津的机密，您必须知道的天津机密。
陈锡元给了两个铜版，让混混儿自个儿去买豆浆。混混儿收了钱说，我跟您说，以后再问道儿，别管人叫大爷，天津没有大爷。
陈锡元问天津的大爷都哪儿去了，混混儿说，天津的大爷都在庙里头娘娘跟前儿囚着呢，是泥娃娃。真大爷得在它后头排着。您叫谁大爷，明摆着是说人家不是人。
陈锡元说，谢谢您指教，二爷。
混混儿说，这就对了。
陈锡元拉着姐姐往起士林走。起士林的玻璃窗户外头站着不少人，穿长袍的男子，裹小脚的妇女，领着丫头小子的乡下人，看拉洋片一样隔着玻璃看里头的人吃西餐。母亲对兄弟说，没吃过猪肉咱们看看猪跑就行了，别进去了。
陈锡元说，那不行，看和吃是两码事，就像我平时看巡警跟现在穿上警服干巡警一样，完全是两种感觉，更何况咱们现在有钱，有钱干嘛不吃？
母亲被陈锡元推进了西餐馆，他们没想到外面冰天雪地，起士林里面竟然温暖如春，找了半天火炉子在哪儿也没见着。厅里响着优雅的音乐，穿黑礼服的侍者托着盘子走来走去，小胯一送一送的，显得轻盈而有风度。后来我舅舅跟我叙述当时情景时，反复强调说，人家上菜是“托”，不像中国的跑堂的“端”，举止不一样，给人的印象也绝对不一样，有种教养在里头。门里靠墙的沙发上，坐着几个等座的人。母亲姐弟俩的装扮举止，明摆着跟起士林的氛围不协调。
侍者拿着登记簿问，先生贵姓？
陈锡元说，免贵，姓陈。
两人心里都奇怪，怎么吃饭还问姓名。侍者看了半天登记簿，问他们预约过没有，陈锡元不知什么叫预约，侍者告诉说就是提前定了桌。陈锡元说没有，说他打北京来，百十里的来还要预约？侍者说，要是没预约，您二位先在沙发上候一会儿，有了空座位我来请您。
母亲坐在沙发上，仔细观察餐馆内部，小桌，铺着洁白桌布，有鲜花插在瓶子里。藤椅，垫着丝绒厚垫。墙上挂着洋画，精着身子的女人横躺在绒布上。地上铺着地毯，踩上去，厚而软。吃饭的都很文明，小声地说着话，也有的在看书，看报。几乎所有的座位都是满的，铺子里没有鸟笼子，没有蝈蝈的鸣叫，也没有人在这儿大声划拳……一个喝“药汤子”的女人翘着小手指，正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小小的杯子依着母亲一口就完，可是那女的喝了半天，“药汤”竟然没下去多少。一个男的，用叉子在绕面条，把面一圈圈缠叉子上，填进嘴里。母亲想，用筷子比这个方便多了，多此一举，真是狗熊耍叉！。
坐了一会儿，陈锡元热了，他摘下帽子，解下围巾，抱在怀里。旁边女士，穿着露着半个肩的连衣裙，一双纤细的脚，丝袜子，小皮鞋，跟陈锡元那双姐姐给做的老头大毛窝成了鲜明对比。陈锡元把自己的脚往后缩了缩。
纤细脚的主人冲他笑了笑，那是一个蓝眼睛的女人。
陈锡元冲她欠欠身子。
侍者把姐弟俩领到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侍者要将陈锡元的皮帽子、围巾拿走，陈锡元怕丢了，死活不撒手，却又不知搁在何处才好，寻了几个位置，都不合适，最后终于放在脚底下。侍者手脚麻利地将一杯凉水和热手巾卷搁在桌上，又递过一个精致的本子说，这是MENU，您二位看看点什么？
陈锡元不知玻璃杯里泡着冰的液体是什么，拿来尝了一口，一闭眼推开了。展开热手巾，手巾很烫，很舒服地擦着，擦完了脸擦脖子，又将脑袋，鼻子使劲擦，连耳朵眼儿也没落下，都很认真地过了一遍，最后擦手，直至认为将热手巾使得很彻底了，才放在桌上。
白手巾已经成了灰的。
母亲小声嘱咐，捡最便宜的点。
陈锡元翻开硬本子一看，都是外文，看了半天点不出一个。侍者很有耐心地等待着。陈锡元充内行地说，这儿不卖烂肉面？
侍者说有意大利面。陈锡元假装吟沉了一会儿，指着菜单最上面的一行说，就是它！两份，别太慢了，我们还有事。
侍者将本子一合说，知道了，您稍等。
的确很快，转眼侍者端来两大杯白色的冰激淋，上面各插着一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舀了一大口，冰得呲牙咧嘴。用小勺子敲着杯沿说，这是……
侍者说，您点的牛奶冰激淋。
陈锡元说，我点这个了？
侍者打开MENU告诉陈锡元，他刚点的就是这个。陈锡元说，行，我这是自作自受……
母亲只尝了一口，就将杯子推过来，她吃不惯这腥甜冰凉的东西。陈锡元将两份冰激淋好不容易吃光，德国小旗子被挑出来，搁在了一边。侍者过来招呼，问他再要点什么。陈锡元这回学乖了，指着下边一行说，换个吧，来这个。
母亲说，你一个人吃吧，我不习惯这里的奶腥味儿。
陈锡元对侍者说，那就一份。
侍者说他们这儿不论份，叫“客”。陈锡元不耐烦地说，那就一客！
一会儿，侍者端来一大杯紫色的冰激淋，上面插着一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不动声色地吃了。吃半截围上了围巾。桌上放了三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还要点。母亲说，你算了吧，脸都绿了。
陈锡元问侍者怎的本子里头标的都是一个味儿，侍者说陈锡元点的这页是冷饮系列，全是凉的。陈锡元问有没有茶，热乎的。侍者说有COFFEE 、BLACK TEA、 COCOA、 JUICY……陈锡元让他说它们的中国名字，侍者说它们没有中国名字，还没给取呢。陈锡元指着旁边喝咖啡的女人说，你就给我来壶跟她一样的洋茶。
侍者说，那就是COFFEE了，我们这儿的COFFEE论杯不论壶。
陈锡元说，那就一杯CO……O……OE，要烫的，越烫越好。
侍者问要奶和糖不要，陈锡元说，该搁的你都给我搁齐了。
陈锡元问母亲还吃什么，母亲说她看也看饱了，她算明白了，这儿吃的是摆设，不是饭。一会儿，侍者将一个碟子托着精致的小杯放到陈锡元面前，里面有大半杯棕色液体。陈锡元说，这就是CO么，怎么颜色浅啦，旁边那桌可是黑的！你们是不是兑水啦？
侍者说，这是搁了奶的，先生。您刚才不是吩咐了要搁奶和糖吗？
陈锡元不再说什么，一扬脖，将咖啡全倒进肚里。大声嚷，算账。
侍者将扣在桌上的帐单翻过来说，两杯牛奶冰激淋，一杯香草冰激淋，一杯热咖啡，加上服务费一共是三块大洋，先生。
母亲一听，腿有点儿发软，她做补活，两个月不吃不喝也挣不了这些。陈锡元说，三块，你怎不要三十？我上“东来顺”吃涮锅子，八个人也没吃了三块大洋！
侍者说，上面都有价格，我们是明码标价，先生。
出了起士林，陈锡元和姐姐站在马路对面早点摊跟前，大口嚼着烧饼果子，大口喝着热豆浆，烫得直吸溜，热烈而酣畅。混混儿隔着马路问，您老在小白楼吃的嘛？
陈锡元从怀里摸出三面国旗，在手里摇晃着说，爷们儿今儿个吃了三个德意志！
博美听我说完天津的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我讲得比她太太讲得精彩多了，不愧是写小说的。她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请她的太舅爷到现代的西餐馆来，要不一定是件比上起士林还有意思的事情。我告诉博美，陈锡元上起士林并非只是去开洋荤，他是有想法的。博美问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太舅爷在上天津的时候就预感到他这个巡警工作干不长，新鲜劲儿一过他立刻觉出这不是他能干得了的差事，他告诉他姐姐，他的那个班长在街上逮来“坏人”，也不打，只是在太阳地里晒，夏天只需一个下午，就蔫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冬天也一样，把人剥光了，放到院里去冻，不到两个时辰，头脑就不清楚了，你问什么他招什么，你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他说是他帮着打的。警察逼供了么？没有，打人了么？没有……总之，这个行当有点儿缺德。
也的确，三年后陈锡元在朝阳门吉市口开了一间门面的酒铺，他的酒铺颇有起士林之风，小桌上铺着补花桌布，这绝对比起士林高级，起士林充其量不过是白桌布，我舅舅的是带补花的，这些桌布都是我母亲给他做的，母亲倾其全部手艺支持她的兄弟开店。桌上也明码标价地搁着一份MENU，里边分类标着二锅头、衡水老白干、竹叶青；拌豆腐丝、开花豆、花生米，也标着汽水和烂肉面。汽水是东边冷饮摊上的，烂肉面是西边小面馆的，有人点，隔着门嚷一声就给送过来了。另外，陈锡元还请了烫着飞机头的女招待，女招待穿着带花边的白围裙，用盘子托着（是托，不是端）酒壶，花蝴蝶似地在铺子里飞。女招待绝对是良家女子，姓常，我的舅妈。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的舅舅一直没有离开过餐饮业，公私合营后先在某单位食堂卖饭，后来调双井小吃店炸年糕，退休的时候是南小街烧卖馆卖票的……老人家深深地爱着这一行，无数次地被评为先进，除了历史上当过伪警察那段经历说起来让他舌头有点儿发麻以外，其它都很理直气壮。他历年的奖状都在家里的墙上贴着，跟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把人往墙上引，逢人赞美，便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起士林精神。
三杯冰激淋，影响可谓不小。
（五）
去天津，母亲的收获比她兄弟大。
吃饱喝足，该找刘家了。刘春霖中过状元，是名人，一问天津人都知道状元楼在哪儿，比问起士林方便。没费多少劲儿，两个人就来到了子牙河边的一座小楼跟前。临河是状元楼的背面，正面在另一条街上，绕到前头，见街门关着，敲了半天门，出来一个老头，老头说他是临时在这儿住，看房子的。问刘状元在哪儿，老头说在哈尔滨道法国电灯房附近叫德邻里的胡同里，并且说就是找着了，状元也不会接见，中国想见状元的人多了去了，哪能随便就看，就是上北京万牲园看老虎还得买票呢，现在老虎有很多，状元就一个。
老头一个人待腻烦了，巴不得找人说话。母亲和陈锡元赶紧走，边走边问，找德邻里，如同问起士林一样，问不出个所以然。还是陈锡元有主意，雇了两辆洋车，一直就拉到了德邻里状元宅子门口，敢情离起士林没几步路。母亲心疼钱，陈锡元说，花钱可省了事呢，要不咱们不知道还要兜几个圈子呢。
母亲说，才到天津半天，我怎么听着你已经满口天津味儿了。
陈锡元说，姐，我爱天津。
陈锡元确实是爱天津，后来娶媳妇非天津姑娘不娶，我那位姓常的舅妈是天津徐州道口的闺女，和起士林也有关系，其父是骑着三轮车给起士林送点心的，起士林做的点心往各处送，也卖。三轮车是个方箱子，里边一层一层地码着点心，箱子外头写着洋文：KIESSLING BADER，旁边一行小字，“起士林点心铺”。
德邻里是外国租界，胡同很宽，很齐整，两边都是连体楼房，刘春霖住着两楼两底的独门独院。正要敲门，从里头闪出来一个挎着书包的半大孩子，大概是要去上学。孩子问找谁，陈锡元说找刘春霖刘先生。孩子朝里头喊说有人找，里头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见，关门！
母亲上前一步，用手抵住门板说，我们是打北京来的，我是叶四爷瑞福的……太太，四爷和刘先生是日本同学。
孩子又朝里喊，是日本同学。
里头男人说，日本同学净是汉奸，没好东西！
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出来了，一个穿着对襟棉袄的胖子，系着围裙，可能是做饭的，棉袄上净是油渍，手里还攥着一把香菜。
母亲上赶着说自己是叶四爷的家眷，是刘先生给做的媒，这回专程到天津来，是来给先生道谢的，见一面就走，不多耽误先生的工夫。
可能厨子见过并且知道“叶四爷”，闪过身把门开大了一点儿，让我母亲进去，用香菜指着高处说先生在楼上写字。
刘家院里很静，也再没见什么人，母亲和陈锡元径直上了二楼，木头楼梯，一踩咚咚响，两人不得不放轻了脚步。楼上很宽敞，一室一厅，厅里炉火烧得很旺，刘先生穿着棉袍正站在案前写字，见母亲上来也没招呼，母亲等刘先生写完一个斗方，放下笔，才说她是谁谁谁。刘先生说，原来是瑞福的夫人来了。
母亲怕错过机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天津是想落实一件事情。刘春霖似有思想准备，笑了笑，听着母亲往下说。母亲说，当初先生提亲时并没有说到叶四爷屋里还有一位夫人，她嫁过去以后才知道那位夫人已经在叶家住了二十多年，生过一群孩子了，是媒人没说清楚，还是有意瞒着也未可知，如若开始说了假话，这门亲事她是完全可以不认账的，她娘家穷，但不贱，她还没轮到给有钱人当妾的份儿上……
母亲一口气说了很多，陈锡元头次知道他姐姐原来还有这样的好口才，岂不知这些话都是日日在叶家想着的，想了千遍万遍了。
刘春霖让母亲坐了，低着头缓缓地说，让四太太伤神了，四太太若是不满意，可以登报离婚。
母亲没料到还有“登报离婚”一说，一时懵在那里。陈锡元说，我们不离婚，我们没结婚，我们从根上就不认账。
刘春霖说，都知道四爷新娶了太太，哪儿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四太太要来天津这件事情，叶家大少爷早有信过来了，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我本来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怪我没说明白。
陈锡元说当初提亲的时候，不但他和刘先生在，他的七舅爷以及父亲的同学王国甫也都在场，那时候可没听到任何人提出叶家还有一个叫张芸芳的夫人。
刘春霖说，张芸芳不是夫人，是妾，四爷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活着的时候她就是妾，从来没有扶正过，将来也不打算扶正。你姐姐是四爷在“永星斋”饽饽铺一见衷情的，我不过从中把话挑明了，虽无父母之命，却有媒妁之言，庚帖换过，大礼行过，主婚证婚都在，一切都是明媒正娶，怎能是小老婆？四爷是我的同窗，性情坦荡，一生磊落，真要是纳妾，这样兴师动众岂不招人笑话。
母亲让刘春霖解释张芸芳的事情，刘春霖说四爷后院的事别人不清楚他是清楚的，张芸芳是个才女，她的父亲张铭洽是紫禁城内的书按，品级不高，写得一手馆阁体的标准小字，有时候大臣们上奏的折子字迹不好辨认，要书按们重新誊抄附后，以便于上边批阅。有一回张铭洽为西太后誊抄《嵩山文集》段落，按旧本《负薪对》原文抄录，内中有“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号……”句子，太后着人将原文拿来查看，却是无此言论，满清认为自己是金人之后，便认定张铭洽是影射侮辱大清，将张铭洽叫来问话，张铭洽以南蛮的倔强应对，以头颅担保他没有抄错。西太后一怒将其罪发伊犁，举家具迁。其实张铭洽确是无罪的，只是抄错了版本，他若按着《四库本》抄“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那就一点儿事没有了，可见版本学的重要。张家西迁的时候张铭洽的女儿张芸芳刚从安徽老家来京，水土不服，正在病中，太后推恩，特许此女留下来，病愈后再做处理。后来，张芸芳和她的婢女刘可儿被充到内务府副总管瓜尔佳府中做婢女，我父亲娶瓜尔佳氏长女为妻，张芸芳作为陪嫁随着瓜尔佳的女儿来到了叶家，以其文才得到父亲赞赏，收房而成为如夫人。刘春霖说，嫡庶关系不能混淆，不能颠倒，不许僭越，这是宗法制度再三强调的，当然，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可是以张芸芳的家庭背景，以及四爷的家庭背景而论，叶赫那拉本家姑奶奶的懿旨岂能违背，张芸芳为奴为婢的身份是不能更改的。
母亲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立刻多了些柔和，陈锡元仍不依不饶地追问，提亲时说好的是“草莽之兔”，怎的到放定就成了“蟾宫之兔”了，这兔子一上天就长了一轮，我原来算计着四爷比我姐姐大六岁，后来一下变成了十八……
刘春霖背着手在屋内走来走去，沉吟了半晌说，“十八年来未谋面，二三更后便知心”，别的都可以年龄而论，唯独婚姻这事，年龄的差距不是门槛，我的女儿便是嫁了比她大十八岁的丈夫，两情缱绻，琴瑟和谐，是对人世间的好夫妻。
状元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母亲自认身份不会比状元女儿还高贵，再不说话，就此认帐。
刘春霖说，四太太你放心，你跟四爷这门亲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四爷身边没你不行，长了你就知道了。
母亲说，您说的是实话？
刘春霖点点头。
从刘家出来，母亲买了大麻花，买了空竹，买了杨柳青的胖小子年画，还给老五买了一副兔皮的护耳，母亲和她的兄弟坐了火车回北京了。在车上，陈锡元高兴地说，姐，咱们这回是正宫娘娘了，这出《大登殿》唱得好，王宝钏十八年等来了薛平贵，姐姐十八年等来了叶四爷。
母亲说，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陈锡元说，姐，你听说了吧，状元给他闺女选姑爷大了十八岁，我给你选姑爷也大了十八岁。
母亲瞪了他一眼说，越说越离谱了啊！
车过杨村，站台上有卖糕干的，所谓的糕干就是熟米面加糖做的粉，以补充小孩子奶水的不足。杨村是专门出糕干的地方，杨村的糕干经销全国各地，十分有名气。陈锡元在停车的一会儿跑到站台上，买了两包糕干上来了，母亲问他买这做什么，陈锡元说他要回去给自己打糕干喝，尝尝糕干是什么味儿，他打小吃的是人奶长大的，没吃过糕干，这回他得补上。
母亲笑他，他举着包说，六大枚呢，姐，这钱得你出哇！
母亲说，你身上不是有钱吗？
陈锡元故意说，你不是说退给叶家吗？
母亲说，我什么时候说退啦？德行！
我尽量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说得有趣，我知道，以今日年轻人的观念对老辈做法的理解会有差距，果然坐在对面的博美听了我的叙述半天没言语，那杯咖啡端在手里也没喝，不知想些什么。半天她说，名分真有那么重要？
我说，难道现在就不重要了？我结婚的时候必须先到办事处登过记才能去结婚旅行的，否则旅馆里没有结婚证两口子不能住一处，有时公安局协同旅馆的半夜就来查了……
博美说，还是观念问题，现在谁管谁呢？大家都是怎么随意怎么来，听太姥姥经历过的那些事，就像听传奇一样，跟您们比，我们这一代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真希望能有你们那样的阅历啊。但毕竟社会进步了。
博美的言论和我儿子的如出一辙，我儿子常在电脑前伸着懒腰嚎叫：“怎么还不打仗啊！”要不就痛不欲生地对我说，他生在了一个“无运动”的时代，无聊极了，人生苍白得像张纸，日子跟复印机印出来的似的，一天跟一天，一年跟一年没什么差别。
我对博美说，其实我羡慕你们，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我相信你的太姥姥也一定情愿嫁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小市民，过那平静淡泊的日子，可是我们都不能，我们被卷入各种漩涡，漩得找不到自己，漩得头破血流。这些年总算是风平浪静了，体味到淡中真味，人也老了。
博美说人生及其有限，她虽没有我对日月由曲折变为简单，由深刻变为浅白的理解，但有一点她是知道的，抓住一切机会，享受短暂人生，为生命的每一刻制造出最人生高价值。
我听着有点儿懵。
儿子开车来接我回去，我争着抢着付了咖啡钱，博美说她可以记帐，不用交现金，我说我是东道主，来西安哪儿有让小辈花钱的道理！
博美没说什么，掏出一个包交给我，说是在北京给我买的礼物，一条披肩，说我爱穿旗袍，披上这个最合适。
两杯咖啡，两块小点心，价格五百多，我的感觉跟当年舅舅上起士林近似，表面上装得没事一样，免得让博美看出姨太太的小家子气。
在车上，儿子揶揄地说，心疼了吧？
我说，总不能让客人掏钱，再说她还没有工作。
儿子说，没工作能住五星级？
我说博美说她住在招待所里，儿子说宾馆也是招待所，人家顺着您老太太说就当真了，不住这儿她怎么会让人记帐。
我说，你管她住哪儿呢？博美是亲戚，论辈分你是人家的表舅，你是独生子女，缺少亲情观念，除了那些魔兽，你谁也不认识，哪天一停电，狗熊老虎全傻了眼，两眼一抹黑！
儿子说，我不跟您说话了，咱们有代沟。
我说，最好！你以为我想说吗！
回到家里，打开博美送的披肩，软缎质地，夹里，淡紫色，两头绣着藕荷色的芙蓉花，花心隐隐点缀着两颗小玻璃，做工精致，高贵素雅，应该算是我所有行头里的上品。打开衣柜在各件衣裳上比划着，好像件件都能配得上。
我对儿子说，女孩送的礼物就是比男孩送的可心，上回我过生日你给我送的什么呀，一只流油的烤鸭子。
儿子说，烤鸭子不好么？多实惠。
我说，我血脂高。
儿子指着披肩说，难道这个就好，什么颜色呀？
我说，颜色怎么啦？
儿子说，颜色不正，小老婆色。
我说，你给我住嘴！
晚上博美打来电话，感谢我下午的咖啡，告诉我说明天就走了，怕打扰我写作，不再来告辞了。又说，她在网上查了，中国最末一个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叫刘沅颖，嫁给了民国著名小说家徐枕亚，徐枕亚的代表作是《玉梨魂》，刘沅颖从喜爱作品到倾慕作者，得知徐枕亚妻子亡故，特别是读了他的悼亡词以后，更为感动，由此恹恹得病。刘春霖问女儿病因，刘沅颖取出《玉梨魂》让父亲看，刘春霖翻了几页说，“不图世间还有如此才子！”于是托人给女儿说媒，将徐枕亚入赘刘家。结婚时，徐枕亚已近五十，刘沅颖三十岁。
（六）
从天津回来的母亲俨然以女主人自居了，第二天一早就进了厨房，叶家厨房的排场让母亲暗自吃惊，至少它比南营房隆记小吃店的厨房要大四倍，光灶眼就三四个。锅里熬着小米粥，笼屉里蒸着肉包子，厨子老王在打鸡蛋羹，羹里放了白果、鸡肉和香菇。母亲问是给谁做的，老王说西边的二娘，母亲问老王一个月要买多少米，多少面，油、肉、菜的开销是多少，老王说府上的一切开支都是二娘管着，每月到了一号，刘妈就会把钱送过来，逢有另外开销，临时另外加钱，算得很清楚。母亲问刘妈是谁，老王说是二娘屋里的，叫刘可儿，跟着二娘一块儿嫁过来的，名为下人，实则是个女管家，屋里屋外，大事小事她全张罗……
正说着，刘妈进来了，还没迈进门槛就说，老王，大早晨起来你就嚼舌头，二娘可是有日子没吃卤口条了，正念叨着呢。
老王赶紧解释说，太太这儿正问每月的开销呢。
母亲一看，进来的就是那天夜里在门口堵她的“夫人”，敢情不是什么“张芸芳”，竟然是女佣刘可儿，就觉着她有点儿欺主拿大。不客气地揶揄说，我以为您是夫人呢。
刘妈是何等聪明的人，立刻听出母亲话里的意思，接过母亲的话说，我怎么敢称夫人，一个下苦的使唤人罢了，不是我们家小姐身子骨不争气，我可不愿意替她揽这一摊子，太太来了最好，来了也尝尝宅门里过日子的难处，跟小胡同里五斤面，二两油的日子是没法比的。
刘妈话里带刺，第一层意思说明了张芸芳也曾经是大宅门的小姐，她本人是跟着小姐过来的，是随时要维护小姐利益的娘家人，不是一般女佣；第二层意思是贬低母亲的出身，话里话外透出了对南营房穷丫头入主叶家的不满。
母亲这时候满意极了，因为刘状元的话在此刻得到了印证，妾就是妾，不能扶正。母亲还特别注意到了大家称她为太太，将西院的张芸芳称为二娘，就是说二娘到什么时候都是二娘，不会变为太太，尽管她为叶家生了那么多儿女，原则上说都是替嫡妻生的，自己没有抚养权，可不么，就是那位有权有势的慈禧老佛爷，够厉害的了，生了儿子还不得交给东宫慈安养着，既然如此，那么这一院子儿女，她就是他们的妈，亲妈！
三十岁的母亲在叶家找到了母亲的位置，媒人刘春霖在替父亲选择继室时，没给父亲找个撒娇犯嗲的小美眉来，也没给父亲找个徐娘半老的准老太太来，三十岁，既是母又是妻，合适。
状元考虑得很周全。
母亲等着西院的张芸芳来“请安”，却一直没见那女人露面，刘可儿见天到厨房端饭，花样翻新，翻得老王有黔驴技穷之感。细细算来，母亲嫁到叶家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来她竟然没见过张芸芳一面，那位懂得四书五经的小姐，难道不懂得这规矩？
母亲跟她的兄弟商量，陈锡元不会引经据典，只会从他的范围找经验，陈锡元说为这个他特意又看了回《大登殿》，那里头交代得很明白，是代战公主给王宝钏先行礼请安的，王宝钏端坐在椅子上就没动窝，代战见过礼后，王宝钏才过来搀扶，两个人“呀呼咳咳”地寒暄了半天。目前西院的就是代战公主，咱们是王宝钏，尽管咱们晚到了“十八年”，咱们也是老大，老大自然要端着，本来人家就看不起咱们，咱们不能从一开始就跌了份。
母亲认为她兄弟说得有道理。
父亲的几个儿女都在外头上学，大部分住在学校，老大工作了，老大回来的机会最少，平时跑进跑出的只有老五，老五学校离家近，又把念书不当回事，他的影子在家闪得最多。
这天，看门老张领进来一个巡警，巡警提着老五的书包，说是在巡警阁子里发现的，一看是叶家五少爷的，给送了来。这时候的五少爷正在学校“上学”还没有“下课”。老张对母亲说，这孩子得打，要是他阿玛在，非得扒光了衣裳在院里晾他的“大白菜”不可。“晾大白菜”是父亲整治他儿子们的绝招，无冬历夏，儿子们犯了大错就得脱得一丝不挂在院里罚站，光屁眼子让人参观的滋味不太妙，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知道害臊，所以谁都尽量不犯错。老五没记性，仗着他下头的兄弟老六早夭，很有倚小卖小的劲头，大错常犯，小错不断，他的“白菜”就晾得最为频繁，动辄便被责令到前院影壁前头站着。好在他不在乎，他说他身上的零部件大伙都很熟悉了，故宫里的宝贝皇上还得时不常从库里拿出来看看呢，叶家也是一样，要不大伙忘了这个宝怎么办。
老五是天黑以后回来的，弄回一条白卷毛狮子狗，一进门老张就给打了预防针，说巡警来过了，书包早送回来了，留神太太的鸡毛掸子，还说后妈打前妻的儿子往死里打。有出戏叫《芦花记》，《芦花记》就是后妈给前妻儿子拿芦花絮棉袄，看着蓬松，其实屁事不顶。老五问老张有止痛片没有，若有他先吃两片预防着。老张说他用不着挨打，也从不预备那东西。老五说那有点儿遗憾，便夹着狗一边往里走一边解纽扣，那些纽扣是母亲新给装上的，解起来挺费事。老五随走随脱，走到后院身上已经一丝不挂，只剩下耳朵上带着的兔毛护耳了。老五隔着门帘朝里头喊，额娘，今天站几十分钟？
母亲一看老五这样，忙不迭地从屋里奔出来，不容分说就往屋里拽，让大兰快点儿沿路去找衣裳。其实不待母亲拽，老五和他的狗已经就势钻进了门帘子。母亲顺手抄来一条毯子就往老五身上披，嘴里心肝肉地念叨，绝口不提逃学的事。老五摸着母亲的脾气，得寸进尺地说，额娘，你不打我吧？
母亲说，这算什么，那个陈锡元耍的花活能当你师傅，他往狗尾巴上拴了一挂鞭，点着了扔戏台上去了，戏台上正演《武松打虎》，景阳岗上又冒出一只带响的狗，上窜下跳，你瞧这乱吧。还有一回在滥葬岗捡了个骷髅，鼻子、眼里插上葱蒜，浇一泡热尿，往远处一扔，那骷髅就追着他跑……
老五说，骷髅真的会追人？
母亲说陈锡元说能追大概就能追。老五便对陈锡元十分的敬慕，说陈锡元来了一定要母亲帮着引荐，让陈锡元带他上滥葬岗去。老五说他看母亲寂寞，上狗市给母亲挑狗去了，花一块大洋买了条小京巴，抱回来给母亲做伴。上回原本说送鸟的，母亲屋里有黄猫，怕猫把鸟吃了，就换了狗。母亲夸老五仁义，老五越发得了便宜卖乖，说话舌头也短了许多，说在狗市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才挑出这只来，这只的名字叫玛丽，是他给取的，跟天主堂蓝眼睛的修女玛丽是一个名儿，他喜欢那个洋玛丽，还跟洋玛丽亲过嘴儿。说着说着竟然和玛丽一同爬上了炕，盖着毯子，靠着被卧垛，伸着腿，舒服得不想走了。母亲告诉大兰，让老王给做碗热片汤来，要多搁胡椒多搁醋，老五补充说，用羊肉汤炝锅，起锅撒香菜！
没一会儿大兰就把片汤端来了，学厨子老王的话说，老五没光眼子站影壁还喝热片汤，邪门了！
老五吸溜着热汤说，叶家改章程了！
看老五满头热汗地吃片汤，母亲问他回来怎不往西院跑，老五说二娘不管我们的事，母亲说，不管事她干什么？
老五说，看书。
母亲说，还有那个刘可儿呢？
老五说，她的心思全在她的小姐身上。
母亲说，怎的不见你二娘出来？
老五说，二娘要能出来就好了，二娘病了。
母亲问什么病，老五说他也说不好，老在炕上歪着，光吃好的，不长肉，怕风、怕光、怕响动，还怕生气，知道么，我就是把房点着了谁也不敢告诉她。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到西院去了，她不能跟个病人较劲。
西院门是个月亮圆门，内里有四扇绿漆木头影壁，写着“四季平和”几个字，这几个字是张氏母亲写的，一直保留到“文革”以后，直到盖防震棚时才被拆了挪做它用。影壁后头是一架凌霄，因为是冬天，架上光秃秃的看不出什么意思。北屋前头有两棵桂花树，桂花是南方的树，长在北京十分难得，据说是张氏母亲托人从老家弄来的，盼的是她将来的儿女们能“攀云折桂”，像她的先祖一样也当文华大学士。
院子静谧而安静，弥漫着一股煮中药的气息。北边一溜五间北房，西边是三间厢房，没有廊子，台阶也不高，窗玻璃很大，挂着窗帘。
没等母亲上台阶，棉门帘一挑，刘妈迎出来了，想必是刚才从里头看见了。刘妈脸上稍稍有了点儿笑意，说正跟小姐念叨太太呢，太太就来了。母亲说才听说二娘身子骨不好，早该过来的，真对不住二娘。说着两个人进了里屋，母亲看见南炕上半卧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炕头枕边堆了不少书，屋里没有多余摆设，靠墙全是从地到天的书格子，格子里装的依旧是书。这些书是父亲的，更主要是二娘的，因为除了这个病歪歪的老太太以外，别人几乎从未触动过它们。1966年“文革”之初，为了怕这些书招来麻烦，我和老七花了半个月时间捆扎，借了废品站的平板三轮，每天蹬着车去卖“废纸”，先先后后卖了三百块钱，四十多年前的三百块钱哪，那得多少“废纸”啊，那时候论斤卖，五斤二分钱。
回过头再说母亲们，炕上的老太太满脸褶子，脸和头发都是白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瘦得几乎是皮包着骨头，母亲明白了，这就是张芸芳，就是刘妈一口一个叫着的“小姐”了。说这个“小姐”七十了，大概没人怀疑，说“小姐”是那只逃窜兔子的妈，大概没人怀疑。
见母亲进来，张芸芳往起坐了坐，刘妈从后头用枕头戗住，又用小梳子把那有限的几根白发梳理了一下，张芸芳这才正对母亲说，衣冠不整，以这个模样见太太，失礼了。
张芸芳说着用手在腰上道了个万福，在说话眼神的闪动间，母亲才感觉到了只有这双眼睛还有着灵动与生机。母亲赶紧请了个蹲安，说不知二娘病得这样厉害，过来得太晚了。
张芸芳有气无力地说，吓着您了吧？对不住了。我本应该过去给太太请安的，无奈身子不遂人愿，一直起不来，就这样苟残延喘地将就着，想的是早早将尘缘了断，偏偏的老天遗漏，残留几根朽骨依然肮脏人间。
母亲听不大懂张芸芳的话，她以她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情，母亲坐在床沿上，拉起了那双骨瘦嶙峋的，苍老的手，放在自己热乎乎的手心里摩挲着，想的是大宅门空有一个冰冷的架子，里面缺少的东西太多，远没有他在南营房小院里和兄弟两人淡饭粗茶，柴米油盐，过得热火和充实。
张芸芳说听刘妈说过几次了，老爷后续的太太年轻美貌又贤惠，今日见了果真如此，是老爷的福气也是叶家的福气，老爷有了照应，孩子们有了依靠，她这几年悬着的心总是放下了……
母亲想这个张芸英，年龄大概不会比父亲已故的妻子更大，充其量也不过五十，怎竟老得这般模样，当年若随了她的爹妈一块儿发配新疆，是死是活那是命，有亲人在身边，总较比给人做奴婢，当小老婆强。似这般，人灯似地熬着，还要看古书，真是让孔夫子给弄魔怔了。
张芸芳指着炕上的针线笸箩说正在给母亲绣鞋面，精神不济，一天也绣不了几针……母亲看见笸箩里头是一双正红的，绣着蝙蝠的缎鞋，那是张芸芳要送给她的礼物。刘妈说他们小姐的女红在老家是出名的好，样子都是自己画的，色彩也讲究，十里八里的人都来求样子，老爷的大福晋穿的鞋从来都是出自小姐的手……张芸芳让刘妈不要说了，说现在下不了炕，连鞋也省了，把以前做的鞋都送了人。母亲便想起刘妈在门口堵她那天穿的宝蓝蝴蝶鞋，看今日脚上，却换了一双褐色云纹绣鞋，想必也是张芸芳的存物了。
张芸芳让刘妈叫出在套间画画的老七，就是半夜吹箫的那个，看年龄和老五不相上下，只是更清瘦，跟他的母亲一样面色苍白。老七叫了一声额娘，垂手站着再无话，张芸芳非让老七给母亲磕头，母亲说进门那天已经正式见过面了，免了吧，张芸芳说是替她磕的，母亲说那更得免了，到底没让老七磕。张芸芳指着老七说，这孩子太弱，不爱说话，将来我走了，最搁不下的就是这个，其它几个都能顾住自个儿，这个老七不行……
老七听他妈说他不行也不说话，依旧呆呆地站着。母亲想，老五是瓜尔佳的末生儿子，老七是张芸芳的末生儿子，两个儿子性情做派竟是如此不同，真应了那句老话儿，龙生九种，九种各一。
母亲后来说跟我说，作为女人，一定不能敞开了生孩子，这样会把命都搭进去，我的二娘就是一个例子。叶家十四个孩子，出自二娘的就有七个，中国家庭传统的理想子女数目是“五男二女”，事实上，仅我的二娘一个人，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子，就生了五男二女。多产是张氏母亲早早衰落的主要原因，据说她在生老七的时候曾经血崩不止，被中医彭玉堂倒悬于室内，几度昏厥……以后身体一蹶不振，几乎再没出过房门。
二娘的屋里气味很重，书的味道，中药的味道，熏香的味道，我想应该再加上一种病入膏肓的死亡味道。这种复杂的味道在西院的北房里持续了数十年，即便在二娘死后，还依然存在着，难怪“文革”老七和我收拾那些古籍时，我看到他不止一次地眼圈发红，我知道他是想起他的母亲了。
母亲从二娘房里出来，似乎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父亲再“老”，也不过四十八岁，四十八的男人正在壮年，应该是人生的辉煌阶段。母亲不能想像，壮年的父亲怎么会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妻躺在一个炕上，特别是就在自己和他的新婚之夜，他竟然和一个白发之人同床共枕。由此母亲心里多了些酸楚，这是她在南营房做姑娘时所没有的，她站在空旷的庭院里茫然四顾，心里突然挂念起出游的父亲，已经一个月了，不知道出去的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没有音信。
父亲这一走，一年半。
晚上，我给六姐打了电话，说了博美来看我的事，我说我很喜欢这个淳静的姑娘，跟那些浮躁张狂的现代女性比这是个凤毛麟角。
六姐惊奇地说，博美到你那儿去了吗？
我说，对呀，你不知道？
六姐说这个博美已经离家出去许久了，前不久拿着一条缎子披肩来看她，她连同披肩和人一块儿推了出去。我问是什么披肩，六姐说淡紫色，绣着芙蓉花，花蕊里镶着两颗钻石，是从日本买来的，十几万日元，合人民币一万多块。我问六姐为什么不要，六姐说，要是她挣的，哪怕是块不值钱的手绢我也要，但是不是。
我问怎的“不是”，六姐说这事她实在不愿意提。我说，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说也得说。
六姐说，这个博美不知是个什么性情，大学毕了业，先在机关里当公务员，又跳槽进公司，后来倒股票，弄房地产，结果哪样也干不好，哪样也干不长，到最后呢，嫁了个商人，有钱有房有别墅，也不工作了，揣着护照满世界转，这月上巴黎，下月上夏威夷，再不就在家里跟她养的一群洋狗厮混，她自己不生儿子，管狗叫儿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我说，跟咱们家的七位爷一样。
六姐说，她找的男人比她大，大许多。
我开玩笑地说，大多少？大十八吗？
六姐说，大二十八。
我一算，了不得了，这个孙姑爷快六十了！没等我说话，六姐又说，这还不是问题所在，那个商人人家有老婆，明媒正娶的老婆，咱们这个是个小！要是旧社会，强娶豪夺，仗势欺人，强迫她去当小老婆，也有个说辞，可她呢，是自己愿意的，没谁强迫她。
我现在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我的母亲没文化、穷，尚且知道人穷志不短，为自己的名分而努力抗争，但是她的后代却发生了逆转，心甘情愿地做母亲不能认可的事，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变异”了。
莫不就是她所说的“社会进步了”？
年轻人哪，你缺了点儿什么……
六姐还在电话那头罗嗦，话匣子既然打开了一时难以关上，说什么老爷子、老太太要活着得气死，说什么叶家其它人要知道得笑话死等等。我把电话挂了，我还没回过神来，我得好好想想。
那条美丽的披肩被我收到了柜子深处，再没有拿出来用过。
创作谈：历史的旋回碎片--写在《大登殿》发表的时刻
叶广芩
我时常地怀念旧时的北京，那些个困苦、简陋、热闹、温情，让人留恋，也让人一言难以道清。京畿之地文学素材丰富，随手拾来不用修整便是一篇不错的故事，内中的风土人情饱含了北京人的苦辣酸甜，也饱含了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
21世纪，一切向着标准化、概念化、规范化、统一化看齐，似曾相识的社区，多胞胎般的连锁店，无特色的车水马龙，匆匆而过的陌生路人，让人从中寻不到知音寻不到自己，匆忙焦躁中对京城往事更加怀念，那些个悲凉，那些个伤感，那些个拾掇不起来的零碎，如同一瓶陈放多年的佳酿，夜静时慢慢品来悠远绵长，回味无穷。那是与窗外的喧嚣浮躁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却又是一脉相承，无缝无隙的两个世界。细细想来让人吃惊，这才几年啊！
我母亲的娘家是朝外南营房住户，要活着已经百岁了，从母亲那里，我认识了南营房，认识了北京市民生活的另一面。那里给了我善良和温情，给了我谦恭平和与善解人意，儿时的性格铸造即便是走南闯北，即便是鬓间白发丛生，也是无法改变的。这是生活的馈赠，命运的烙印。
年轻时，常常以为自己的家庭体验是独特的，对生命的理解是深刻的，有意无意地给自己的写作加了载道的严肃与使命的庄重。人便变得有些别扭。现在想想总是浅薄。最近到朝阳门外办事，面对着依旧辉煌的东岳庙琉璃牌坊，我体会到了以往生活细节逝去的无奈和文化失落的不安。这种感觉，也是我在故乡停留，面对拆迁的四合院，一次又一次从心底翻涌出来的难以言说的疼痛和酸涩。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
这两年将写作舒缓下来，在农村喝了一肚子柴锅熬的苞谷豆粥便想到的诸多问题，泡于油腻腥膻的应酬中，总不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舒展长久。文学和人一样，淡泊相处，可以维持久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民间有很多我们在热闹与喧嚣中感悟不到的真谛，保持正常的生活态度，保持性情的平淡，文章的平淡，那才是将人做到了极致，将文作到了极致。
借《大登殿》来回顾一段姻缘，回顾母亲的性情，姻缘在其次，目的是将老辈的信念传达给今人，大家从片段细节中追溯历史，品味人情、琢磨生活、感念今天。如能产生共鸣，那将使我欣慰。
对北京，对家人是一种难以说清的爱，这爱包括它的进步与不足。一种责任也重重地压在肩头，那是作家的责任，是赤子对于家乡的责任，无论北京还是陕西，这责任直到永远。
2008年12月12日
《三岔口》
一
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至今尚未疲惫，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
幼年的我成天盼着打仗，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还在穿开裆裤，没有参战的资格。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大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舒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高高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伟大当然也是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 “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上色的本事自信也不比谁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么，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将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么！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呢，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让人躺在里头，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也没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杀了他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两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三丫头的尸骨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地上三排亮着几十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
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我们故去的第二个母亲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除了门框上挂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后事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小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 “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琴“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琴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琴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因为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掬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知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众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逞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就是在今天，独处时往往觉出难耐的惆怅，混迹人群，谈笑风生中，内心深处也常常泛起难堪的孤独，由不得自己，是小时候坐下病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大官不用戴人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机炮筒子一样，咔嚓咔嚓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大官的相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根本没我们这些“胡同串子”什么事儿，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谁。
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
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来显摆，有划船的，有荡秋千的，有吃冰棍的……大家传着看。照片里，雷小蕾绝对是“女一号”，我们则是芸芸众生，是陪衬。班主任更惨，照了半张脸。就这，高玉琴老师还一个劲儿说，照得好，可以留作纪念，过五十年你们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还没过十年，高玉琴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个国家干部，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胡同串子”们也不至于沦落到跟假山、大树、九龙壁一样，充当背景的地步。
三姐身后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贱，班主任的巴结，让我失落，在二年级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觉得自己掉价极了，回来便跟父亲哭闹，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简直是莫名其妙。
父亲被我纠缠不过说他也当过大官，而且是中央级别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我问什么官，父亲说是镇国将军。
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说不要听父亲胡说，那都是父亲瞎编的，并且告诉我，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万一人家较起真来，咱们可担待不了。其实父亲没有胡说，还真是个“镇国将军”，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是清朝皇上封赏的。我祖父是镇国公，世袭罔替，代降一等，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我说，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我哪里会出去说！
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慢的，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揪着我的小辫子说，阿玛也是当过红军的……
我眼睛一亮，扑在父亲怀里，揪着的胡子说，真的呀？
母亲对父亲嚷嚷：越说越离谱了啊！
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带到厨房，给了我一块大糖瓜，这糖瓜本来是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说不了“镇国将军”一类的是非。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母亲安慰我说，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谁说咱家没大官，你的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
二
小连的确是大官。
小连的官大得让我不知道有多大。
有一回小连上我们家来，提前半小时，整条胡同都戒了严。一会儿，三辆小车停在了门口，呼呼啦啦下来一帮人，进来的只有小连一个。
我那是第一次见小连，很普通的一个人，个子不高，白净面皮，穿着灰中山装，披着呢子大衣，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其实他是地道北京人，搁先前也属于“胡同串子”范畴，不知怎的，一当了官连说话都变了。母亲迎了出去，站在垂花门的台阶上给小连请了蹲安，客气得简直都不像我的母亲了。后来小连走了她又反思这个安请得不对，小连是晚辈，他应该管母亲叫舅妈，哪有舅妈给外甥请安的道理。说白了是母亲没见过官，甭管是谁，只要是官，自己的心里先怯了三分，这也是穷人心态。她那朝外南营房的贫民出身，让她对一切官员都有着本能的避讳和谦恭，官大一级都能压死人，更何况母亲没级，小连在她眼里就是她这辈子见到的最大的官了。依着规矩，母亲应该站在垂花门里，正屋的廊子上迎接客人，不该到二门外头去抛头露面，而且是为一个外甥，真值不得！这份儿跌大了。
母亲没我端得沉稳，我站在屋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小连随母亲走上台阶。小连看到了我，摸着我的头问我是谁，小连那态势绝对是大官接见群众的亲民态势，我在新闻电影上看过，一点儿也不新鲜。母亲赶紧说，这是老闺女，小名叫丫丫，你舅舅六十岁才得了这个，宠得什么似的，没一点儿规矩。
母亲说我没规矩，我便越发的没规矩，主要是她在外人跟前说出了我的小名，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我对灰中山装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小连，你哥是大连，你们家住在细管胡同三号。
母亲说，这孩子人来疯，动辄就犯浑，跟死了的老五一个德行。
小连说，丫丫长得像三表姐。
小连说的是在德胜门城根儿被活埋了的那个，母亲说的是被父亲赶出家门在后门桥冻饿而死的那个，都是死鬼，就是说我像死鬼，这更让我不快。我看得出，小连对我的亲切和笑意都是装出来的，假模假式。小孩子一般都有这种直觉，就像狗，谁对它是真好假好，它不是凭眼光，是凭感觉。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小连没什么好印象。
在这里恕我将小连的正式名字隐去，父亲生前反复强调过，不要提及和小连的亲戚关系，免得给人家造成被动。我说，这样伟大的亲戚有跟没有一个样。
应该说这个家里那天拿得最稳的是父亲。父亲不愧是有“镇国将军”称号的，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等着外甥的拜见，手下一幅《鹩鸽石榴》的工笔连停也没有停。按常规，小连这样的官来了，父亲会安排在客厅见面，但小连是父亲姐姐的儿子，在客厅见面就显得太郑重太见外，毕竟是小辈，犯不着那样大动干戈。甥舅在书房相见随和又不失身份，挺好。
小连一掀门帘进了书房，伟大的官员把大衣一扔，没忘了给我父亲请安。这让我看着有些怪诞，我想他再共产党，在叶家也是外甥，这怕是改变不了的。
“半世总为天外客，一家今是故乡人。”小连在书房里跟父亲谈了些什么我无从得知，连母亲也很知趣地回避了。其间母亲进去送了一次茶，出来对我说两个人都在掉眼泪。大官还会哭，父亲还会哭，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官面上的小连从来都是正面须生的形象，冠冕堂皇，不苟言笑。有一次我和父亲参加政协的新春联欢会，在会上见到了小连，他扫了我一眼，竟然不认识一般地从我跟前走过去了。那张脸，那作派，是绝对的正儿八经。但只有我知道，在正儿八经的背后，他在父亲的书房里偷偷哭过。这个秘密我没对谁说过，说出来怕人家不信，闹不好就跟说我们家有马车似的。
父亲是政协委员，有人说这与小连绝对有关系，但父亲否认这一点，他说小连不会将私情与政治混为一谈，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对他亲兄弟大连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时候大连还关在监狱里，是共产党的监狱。
三
在说大、小连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我的姑姑，那是被我称为姑爸爸的一位女拿破仑式的“人物”。
自尊自信，敢作敢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满族的姑奶奶，厉害。
这厉害不是在婆家，是在娘家。姑爸爸在我们家绝对是说一不二的“皇太后”，绝对是没有谁敢惹的伏地圣人。满族人各家都有姑奶奶，各家的姑奶奶在婆家都低声敛气，给男人洗衣裳，给婆婆装烟袋，给儿女纳鞋底儿，比孙子还孙子。可姑奶奶们一旦回了娘家，立刻横挑鼻子竖挑眼，说话都是高八度的，除了不讲理之外就是出些异想天开的怪想法，成心难为兄弟媳妇，以示她在这个家庭里永远不可更改的重要地位。老舍先生在他的小说《正红旗下》把满族姑奶奶写得淋漓尽致，我们家的姑奶奶与老舍小说里的姑奶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我的相册里保留了一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全家福”，坐在正中间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姑爸爸。姑爸爸目光镇定，正襟危坐，那神态绝对是慈禧再生，弥勒佛转世，透出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
有一年正月初二，姑爸爸回娘家，雇了一辆洋车。车夫好心，给腿上盖了条毯子，一路上姑爸爸都没说什么，到了我们家门口，不干了，非说毯子里有虱子，不给车钱，还要拉车的找补拆棉袄的工夫钱。明摆着，这架是吵给娘家人看的。我母亲赶忙出去说好话，替给了车钱，恭恭敬敬将姑奶奶请进屋来。姑奶奶在门外头闹完了到家里接着闹，嫌父亲第二个妻子张芸芳躲在自己屋里不露面，跟她摆谱。母亲说张氏已经病得起不来炕了，姑奶奶说，除非她是在气，认不得人了，否则就是成心气我，成心跟我较劲。一个小妾，还不知自己的斤两了，她以为她是谁？是一品夫人么？告诉她，就是她死了，在叶家的坟地也是靠边单另埋着的，立不立坟头还得另说着。
大过年的，姑奶奶这些话明摆着是找碴儿，忒不吉利，可谁也不敢说什么。我母亲出身低微，在大姑子跟前得随时伺候着，赔着小心，屁股不敢全落座，挂了椅子一个边，时刻瞅着大姑子手里的水烟袋。人家抽完了一口，她得挑选最佳时机把纸捻给吹着，不能急也不能慢，急了是催人，慢了让人等。在大姑子面前她不能说太多的话，可又不能冷场，她得在大姑子挑眼蹭棱子的间隙，提那么两句使大姑子高兴又有兴趣的话说，一不留神把姑奶奶惹翻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并且姑奶奶随时准备着翻，姑奶奶在婆家翻不了也不敢翻，到娘家就是专门翻来了。我姑爸爸本来就是大宅门的格格，作派大脾气也大，她一到我们家，我那些哥哥姐姐如同避猫鼠，全都溜得没了影，只剩下母亲和她周旋。
姑爸爸嫁的是城东“掌档子拨什户”的富察氏，是成贝勒给做的媒。富察氏辛亥革命以后改姓傅，我后来查过官档，“拨什户”不是什么大官，但是挺有实权，是专管发放钱粮的官员。可惜“拨什户”死得有点儿早，平日姑爸爸又大撒把过日子惯了，没什么积蓄，孙中山一革命，铁杆庄稼完了，日子就有点儿难。姑爸爸不但有婆婆，还有一个不曾出嫁也不想出嫁的大姑子，大姑子和婆婆，一个是刁钻古怪，一个是古怪刁钻，两个人每天轮着叨叨埋怨，北屋怨声刚歇，东屋骂声又起，不是嫌小酱萝卜咸就是嫌笤帚搁的不是地方；不是北屋的“贼猫”偷吃了萨其马，就是西屋赤金手镯不见了踪影……反正总有资料随时提供。我的姑爸爸带着两个儿子，伴着两个多事的老太太过着憋屈的日子，大宅门格格的架子自然也得收敛起来。姑爸爸的大儿子在农商部当录事，挣的薪水不够他自己折腾，小儿子正在念高中，听说书念得不怎么样，女朋友倒是交了不少，属于“花花公子”系列。父亲每季都让我们家老大往细管胡同送钱去，但姑爸爸和她的婆婆似乎并不领情，倒驴不倒架，穷横穷横的，连句客气话也不说，好像我们家上辈子欠着他们的。
母亲见姑爸爸喝了第二道茶，有了点儿喘气的机会，便小心翼翼地问：大姐您想吃什么？厨子老王在外头候着呢。海参、鲍鱼年前就发好了，口外的小蘑菇也预备着呢，羊肉是从德胜门羊店挑来的西口肥羊，让羊肉床子的人新宰的，专给大姐留着。外甥们爱吃的酱羊肉，三十那天让前门“月盛斋”送来了二十斤……
姑爸爸说，我什么也不吃，我吃气！
母亲又不敢说话了，她知道，大姑子的脸还没有翻完。可不么，在婆家受了一年气，姑奶奶过年回来要不发发脾气，那就不叫过年。继而姑爸爸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我的父亲，说，瑞祓（我父亲）还没信么？
母亲说没有。姑爸爸说，走了一年多了，连封信也没有，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他不要这个家，我还要我的儿子呢！
姑爸爸指的是我父亲带着小连上江西的事。我父亲除了画画以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古代窑址，应该说这是业余，后来竟成了他的专业。既然研究古代瓷窑，景德镇便是不可不去的地方，就这样带了外甥小连奔江西去了。说是月余便归，但以父亲的闲散性情，徐霞客式的游逛方式，注定了他信马由缰的行程。走到哪儿了，无人知晓，他也无需禀告。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自由而舒展的行走，是对心灵的一种放飞”。我的父亲崇尚自由，一辈子自由，解放后划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
名为自由，其实是对家人极端的不负责任。
姑爸爸见我父亲没回来，自然也找不回她的小连，就数落叶家十几个孩子一个也不在家，偌大院落被我母亲整治得冷冷清清像座庙，没点儿人气儿，她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叶家可不是这样……继而又对仆人刘妈不满，说刘妈一个老妈子穿什么绣花缎鞋，下人没个下人样，莫不是想造反？陈胜吴广还没当皇上呢，且轮不到她！巴儿狗玛丽也不合她的心，说狗没个狗样，长得塌鼻扁脸，像是当着门面挨了一巴掌，把整个脸打回去了……这都是不祥之兆，掌门当家的跑没了影儿，大过年的带着外甥在外头野逛，败家之象……
姑爸爸逮着什么说什么，看见什么说什么，想起什么说什么，对娘家的一切都非常非常地不满意，非常非常地有看法。
太阳偏西，正月初二的省亲到了尾声，吃过中午饭，喝了一壶香片，垫补了半碟点心的姑爸爸该回婆家了。看门老张早早儿给雇好了车，装满了整整一车年货，姑爸爸腰里也揣着我母亲给的硬邦邦的一沓票子，都是没使过的新红票，最终脸上总算有了点儿笑模样，临上车对母亲说了句恭维的话：你长得比瑞祓那个死了的瓜尔佳看着顺眼多了。
大正月的在母亲面前提起父亲去世的前妻，不知是添彩还是添堵。
后来姑爸爸彻底和我们家翻脸了，再不来往。原因是我父亲从江西回到了北平，却把她的儿子小连弄“丢”了！京剧有《失子惊疯》一出戏，是说妇女胡氏在山中遇强盗，将儿子遗失，伤心至极而成疯癫，我的姑爸爸虽然没有疯癫也是一病不起。她不能原谅我的父亲，但她又说不出什么，不回来是她儿子小连自己的选择，有书信为证，跟我父亲没有关系。
以后逢年过节姑爸爸再不回娘家，改由我父亲或是母亲过去看望她。把人家的儿子带出去却没带回来，我父亲总觉得愧对他的姐姐，由此对姐姐的家更为关照。在小连回北京“认母”之前，我父亲在姑爸爸跟前一直跟三孙子似的。
姑爸爸在叶家如此折腾时我还没出生，我见到姑爸爸是在十几年以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个干瘦的老太太，提了点心盒子到我们家来，穿着簇新的带有樟脑味儿的衣裳，刨花水把头发抿得油光水滑，一丝不乱，脑后头的小纂儿上插着一根白玉簪，脚上穿着一双锃亮的小皮鞋。母亲告诉我说是姑爸爸到了，话语间满是受宠若惊的成分。姑爸爸满头银发，脸上白净而平整，说话声音很低，很柔和，全没有母亲叙述的那些张扬与矫情。母亲张罗着沏茶倒水，姑爸爸竟然站起身来接，一口一个美珍地叫着我母亲的名字，好像是嫡亲嫡亲的姐儿俩。谈话间知道，姑爸爸在给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她的大姑子在街口摆烟摊，日子勉强维持，依旧是不富裕。那次姑爸爸来找父亲，是让我父亲到政府去打听情况，说她的儿子小连一走十几年，现在太平了，儿子若是在，怎的也会回来看看老妈的，那是个仁义孝顺的孩子。若是不在了，政府也应该像对我三姐那样，给家属有个说法。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妈妈的怎能心甘！
应该说姑爸爸提出的要求很合理，我父亲绝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听了老太太声泪俱下的倾诉，我对眼前瘦小枯干的姑爸爸充满了怜悯之心，甚至想让父亲将老太太接回家来，让她在娘家颐养天年，将来由我和我的哥哥们为老姑奶奶养老送终。
父亲说，怎么可能，这里边有个自尊的问题，你姑爸爸是个要强的人。
四
要强的姑爸爸却没养个要强的儿子。
解放军一进城，原本在旧政府干事的大连依旧按原职被新政府录用，一切照旧，甚至连办公桌也没换。但是大连不干了，他嫌共产党要求太严，动辄开会学习，动辄汇报思想，他没那么多思想可以汇报，最主要的是他不愿意让谁管着他。以前在旧政府干事，早上九点上班，十点到岗，温暖的大办公室，明亮的大玻璃窗，茶房早早地给沏好了茶，把桌子擦抹得一尘不染，恭候着他的到岗。他的任务是誊录公文，可是这公文有时一个月也下不来一件，偶尔下来也是三言两语，十分钟就誊完了，许多闲散的时间无法打发，就看《梅花易术》，给人看手相、算命，一天到晚云里雾里地神说。反正大家都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共产党一接管，首先茶房取消了，得自己到锅炉房打开水，八点上班得准点到，在签到簿上画钩，一进办公室文件就山一样地堆在桌上了，别说《梅花易术》，就连窗户外头的梅花树他都没工夫抬头看一眼了。这哪儿成，借着上边要求他们学习打字的机会，他就把工作辞了，说闻不了打字机的机器味儿，一听那啪嗒啪嗒的声音就想撒尿。说不干就不干，在家闲了两个月又觉得很无聊，首先是手头不宽裕，想听个戏，下个馆子，得跟他妈妈和姑姑要钱。从老太太们手里要钱他倒没觉着寒碜，主要是不好要，他能要出钱的唯一理由是“要处女朋友”。也的确，四十大几的大连还是光棍一个。他妈替他着急，只要是为女朋友的事，要钱从不打绊子，但总是没有结果。问原因，他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懒求。”
大连长相不错，能耐也不小，就是嘴里没实话。哪个姑娘，哪个小寡妇也不愿意嫁个说话云遮雾罩，两脚落不到实地的爷们儿。
有一段时间大连常上我们家来，来了也不太有人搭理，谁都不待见他，他也不在乎，都知道他没正经事，是混饭来了。特别是我们家的厨子老王，打心眼里瞧不起大姑奶奶的这个儿子。这个大连，肉包子能吃九个，炸酱面能吃三碗，吃饱了也不走，坐在门道里跟看门老张神聊，东南西北，话题不断。
大连说他睡觉的枕头让耗子咬破了，从破窟窿里竟然掏出一张字条来，上头写着：“此枕卖与傅家，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被鼠咬破，特记之。东坝河庞谰周。”大连说字条上的日子时辰和枕头破的那天一丝不差，他也是姓傅的，只是不知字条上提出预言的“庞谰周”是谁，是哪个年月写的，这个庞谰周何以能有这么大的能耐，竟然能做到料事如神。老张是个好事之人，听了这话就说，那你就到东坝河找去呀，东坝河离这儿也不远，一个钟头就到了。要不我跟太太说一声，陪你去。
大连说，还用你陪，我早去过了。
老张说，找着了？
大连说，当然。
老张说，快给我说说，这事有点儿意思。
大连说，不是有点儿意思，是太有意思了。
老张赶紧给大连的茶碗续水，问大连还吃不吃包子，要吃他还可以到厨房去拿。大连说他不吃包子。老张说，不吃包子就快说，庞谰周到底是谁？
大连说庞谰周是东坝河小猪店人士，三百年前就死了。老张说，这么说，这个三百年前的人早就预料到这个枕头三百年后归你枕着？
大连说，要不怎么是高人呢，人家是入了“理”的。
老张问入什么“理”，是不是白莲教？大连说白莲教早过时了，人家信的是真理，信了真理，上三百年下三百年，六百年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
老张说，可惜没让庞谰周给我算算什么时候发财。
大连说，我见到的是庞谰周的后人，叫庞天然，庞天然说他们家的老先祖早就留下话来，说三百年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个叫傅大连的人会找来，这个人有仙根道骨，可以作为道门的点传师。
老张说，就您？
大连说，我怎么啦？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你以为我就会吃九个包子吗？告诉你，我的本事大了，不张扬就是了。
老张说，得，您别跟我们凡夫俗子一般见识。我斗胆问一句，这点传师是庞谰周跟前的哪一路神？
大连说，点传师是人与神之间的联络员。比如说你，要想成仙就得通过我引见，要不然你上哪儿找神仙去，神仙从你跟前过去你都不知道。
老张说，我不想当神仙，神仙有什么好，吴刚在月亮上头也是神仙，一个人，见不着老婆孩子，自己还长命百岁地永远不死，闲得没事砍树玩儿，还不如我在人间看门呢。我就是想发财，有了钱回家置点儿地，盖院房，买俩大牲口，雇仨伙计。大小子支应门户，二小子上天津跑买卖，三小子上北京念书……可惜就是缺钱哪，叶家这点工钱将够我自己的嚼谷，哪怕我手头有三百大洋，我就知足了……房可以晚点盖，牲口可以不买，仨小子先跟着我在地里刨哧……
老张徜徉在他的理想中，这是他日日在炕上做的梦。
大连说老张的想法太浅薄，不管怎么着，先要入道。入了道才能得真传，得了真传就能点石成金，到那时候，还在乎什么房子地，想花钱，照着场院的石头碌碡一点，碌碡就成了金的。
老张说，怕的是到时候发愁的不是钱怎么花，是怎么把这个大金碌碡掰碎了。
老张问大连入的是什么道，大连卖关子地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老张不解，大连说，你怎还不开窍，就是一贯道嘛！
老张问一贯道信奉的是哪路佛爷，大连说是“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简化了说就是“无生老母”。老张说，一个老娘儿们家，不在家抱孩子，出来跳大神儿……
大连说无生老母可不是跳大神的，那是个救世济人的。老母最近很忙，因为天有异兆，颐和园昆明湖旁边的铜牛眼里流出了血，鼓楼西南角每天下午冒黑烟，太和殿挑檐上的琉璃饰件“仙人指路”不翼而飞，潭柘寺后山洼里出了一只长角的长虫……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天下要大乱了，刀兵灾、瘟疫灾、饥馑灾、蝗虫灾接踵而来，要刮七七四十九天天罡风，飞机飞不起，大炮打不出，天塌地陷，尸骨成堆，鲜血成河，明智者赶紧入道，受老母护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否则就难说了。老张说，那叶四爷这么大的家当也说完就完了？四爷、四太太也在“尸骨成堆”里头？
大连说，四爷这点家当算什么，溥仪溥大爷的家当大不大？现在照样众叛亲离，抛家舍业，蹲了外国的监狱，落了个面对四壁、一无所有的结局，小命在人家手里攥着，人家哪天不高兴，扔给一条白绫子，二话不敢说，就得乖乖儿给人上吊。
老张是个胆小的人，一听大连的话立马就觉得世界末日来了，把门道的穿堂风认作了飕飕阴风，把树杈上的乌啼认作了最后的挽歌，他最担心的就是手里偷偷攒的八十块大洋的私房钱变不成房子和地，如若“血流成河”，他什么理想都完了。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老张在大连的撺掇下一块去了一趟东郊的东坝河，亲眼目睹了一回一贯道的“扶乩请仙”，佩服得五体投地，回来见谁跟谁说他见到了济公，济公还跟他说了话。问说什么了，老张拿出一张字条，说上头都写着呢。我们家很多人都看过那张字条，黄黄的一张纸，鬼画符般地描着几句“乩语”，说的是：
混混沌沌常如梦，今日幡然入道门。
共得横财共珠珍，禾苗久旱降甘霖。
老张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叙述东坝河的神奇境域，一座清静的院落，三个十来岁的少年，少年们面目清秀纯净，分别叫做天才、地才、人才。堂上一盘精细的黄沙，众人围沙而立，在大连的引导下，老张给高处的无生老母牌位焚香叩头，报出自己的生辰八字，有人写了，传到坐在太师椅上的一个肥硕男人手里，一通仪式之后，便是扶乩请仙了。大连说这些仪式专门是为老张一个人做的，呆会儿神仙下界也是专为老张一人而来的。老张就很感动，说最好能请下玉皇大帝来，玉皇权力大，能做主，说话算话，真要请下个牛郎来，屁事不顶，只知道耕地，那样的神跟庄稼人没两样。大连让老张不要乱说话，说谁来谁不来由不得凡人，过路的神灵成千上万，哪个不怕耽误工夫，愿意弯一下路就是哪个。
结果是济公来了，老张知道济公就是济颠僧，一个没有正经的疯和尚，心下便有点儿不满意，可又不能让疯和尚回去再换一个来，万一来个猪八戒还不如这个和尚呢，只好老老实实很紧张地跪在砖地上等着济公指明前程。眼见着三个少年进入了一种迷幻状态，眼神游离，动作缥缈，着实手舞足蹈了一番后，围着老张转了起来，一个圈又一个圈的。老张被扬起的尘土呛得只想打喷嚏，想的是济公大概有日子没洗澡了。转够了，三个人在沙盘前站定，焚香烧表，向半空扬洒清水，然后“天才”扶乩笔在沙盘上画字，“人才”推沙报字，“地才”抄写记录。一通忙活之后拿出了济公给老张的这篇乩文，老张对上面的解释一概闹不明白，只记住了“横财”两个字。
从那以后，老张日日盼着天上掉馅饼，地上捡金砖，入道交给点传师的三十块大洋心疼归心疼，却买了全家的安全和财路，当全中国都尸横遍野、万户萧疏的时候，独独他们老张家还能茁壮地活着并且财源茂盛，这的确是件很占便宜的事。
大家都说老张上了大连的当，老张却执迷其间，说三十大洋买了全家十一口人的平安，不贵。
一贯道是敛财道，大连自当了点传师后如鱼得水，那些“乩文”都是他编出来预备下的，然后让“三才”背了，看人下菜，随机使用。平时收取了道徒不少的功德费、供果费、印书费、施茶费、月助费等等，要了老张三十大洋绝对是看在熟人面子上便宜了老张，关键是老张不羡慕神仙，不想超脱，只是想跟神仙对对话罢了。东华门有个卖估衣的庞二爷，托大连给他故去的爸爸在天上谋个混吃混喝、不干实事儿的位置，大连竟收了庞二爷五百现大洋……解放初期，“度大仙”成了一贯道重要的“工作”，某点传师度了六百多大仙，骗了黄金六千多两，这么一比，大连还算好的。
大连被我们家划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来了几乎没人搭理他，就是我母亲面子那么软的人，也能耷拉下脸来，不冷不热地说出“叶家不信歪门邪道，以后少上门”这样的话。仆人刘妈说，这个大连哪，跟他的兄弟小连整个是俩性情，都是大姑奶奶的儿子，竟拴不到一个槽里去。
大连从不打听小连的事，就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个兄弟。小连当了大官也没过问过大连的事，就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个哥哥。一九六六年，大连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他在里头整整蹲了十五年，一天也不少。出了狱的大连老了，话也少了，我们家老七说大连的话在前些年都说完了，那时他的话太多，连坑带骗，终日嘴不闲着，人这一辈子说多少话，写多少字，吃几碗饭，老天爷都安排好了，是有定数的，前头说够了，后头就没的说了。大连在胡同口给人修自行车，手艺不错，倒也自食其力。逢有人说他长得像某某大官，他也不言语。也有稍知道点儿底细的问他某某官是不是他兄弟，他说他姓傅，叫傅连泉，官叫×××，差着姓呢。
据说大连和小连解放以后从未谋过面，大连出狱的时候小连却进了监狱，当时正赶上“文革”，大干部一般都得被关起来。小连后来全家被发配到外地，几年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哥哥大连已经故去三年了。
五
年轻时的小连除了爱姑娘，没什么大毛病。其实“爱姑娘”也算不上毛病，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十八岁的小连正如《柳堡的故事》里“十八岁的小哥哥”，少年英俊，风华正茂。
将小连带往江西，是我姑爸爸的主意，原因是高中毕业的小连在家闲着没事，把胡同口药铺佘掌柜的闺女小瑛子的肚子搞大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没有现在一套完整的计生措施，更没有现在大街小巷四处张贴着的“无痛流产”的广告，那时候，肚子大了就是大了，想让它消下去是相当麻烦的。
姑娘大肚子，在市井生活中丢人现眼不说，只那舆论就足以让当事者再无颜活在世界上。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出嫁，是谁的孩子嫁给谁，以遮未婚先孕之丑。问题是“十八岁的小哥哥”自己还不能养活自己，姑爸爸家也无法再添上一个人的嚼谷，最主要的是老太太不愿娶个买卖人的闺女做媳妇，旗人自个儿穷，还看不起经商的。听说我父亲要上江西景德镇云游，走之前俩钟头才把小连塞了来，明说是照顾舅舅路上的饮食起居，其实是“临阵脱逃”，躲避承担“孩子父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把那个叫小瑛子的姑娘闪了。小连还有些于心不忍，藕断丝连地眼泪汪汪，我父亲也说此做法不妥，但是姑爸爸说佘家是想借机会讹傅家一把，那个叫小瑛子的丫头，高颧骨，大嘴叉，一副妨夫之相，这样的丫头别说当太太，就是找丫鬟在相貌上也是犯大忌的。佘家是开药铺的，不愁找不到麝香、雄黄、巴豆一类打胎药，药铺里八仙桌前头的那个贼眉鼠眼的坐堂大夫，更是绝对有法子把姑娘肚里的孩子弄下来。小连一拍屁股走人，让那丫头死无对证，任是谁的孩子也说不清了，什么叫快刀斩乱麻啊，这就叫快刀斩乱麻！
姑爸爸的作派颇有老佛爷遗风，她老人家那一推六二五的观点，让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小连不想走，还想跟小瑛子拉扯。姑爸爸说，你也就是眼前放不开罢了，走几个月什么都淡了。宫里珍主跳井的时候光绪也是痛不欲生的，霜打了一样的蔫了大半年，结果怎么着，还不是把她搁下啦！
小连极不情愿地跟着我父亲走了，想的是一半月就回来，却不想，两个月了，我那闲散的父亲还没走进江西。我父亲游游逛逛，走走停停，时而住下写生，时而寻觅古迹，时而拜访朋友，时而考证传闻。有时为塘里的鸭子停滞数日，有时为半座颓寺盘桓一天。沟里的野草、洗衣的女子、青黛的水牛、歪脖的老树，都成为父亲摹画的对象，老人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说 是闲云野鹤，游荡散仙绝不为过。行走中的小连却焦躁如热锅上的蚂蚁，女友腹内的孩子在一天天成长，那实在是件让人揪心、刻不容缓的事情。所以，小连总处于魂不守舍状态，根本无心什么水牛和古庙。
走到九江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小瑛子用一根绳子结束生命的消息，父亲感叹药铺丫头气性太大，草率轻生，小连则恨不得一头扎进长江，追随小瑛子而去。父亲站在滚滚的江边，望着泪流满面的外甥，开导说，逝者如斯，去便是去了，不过早晚而已。浔阳江头是白乐天送客之处，也是宋江题诗旧地，本就是个失意场所，风雨无情，落花满地，自是凄切愁苦，可是放眼四望，又别是一样风情，鸥鸟江风，天高水清，风雨无痕，江山如故。瞬间的儿女情长，瞬间的痛苦悲伤，不过是江水中偶尔泛起的一个浪花，随波而逝……
小连对舅舅空泛的安慰不以为然，独自在江边喝了不少酒却不敢提回转的话语，他知道，北平那块地界是回不去了，回去那一屁股屎他擦不干净！
小瑛子上吊的那座药铺若干年后我去看过，已是五十年代未了，药铺改作了公交车的调度站，进进出出都是司机和汽车卖票的。那里也兼售月票，我上学在西城，每次买月票都舍近求远地到“药铺”去，从那个小洞洞般的窗口里递进钱去，取出票来，一进一出，我仍能隐隐嗅到一股党参黄芪之气，这应该是小瑛子的气息。有一回借故询问月票的始卖时间，登堂入室地进了调度站，被一个胖娘们儿很不客气地推了出来，说是“金钱重地”，不能随便进入。我则更不客气地说，你们这里一股药味，谁爱呆呀！
胖娘们儿“高颧骨，大嘴叉，一脸妨夫之相”，活脱一个小瑛子转世，听了我的话她使劲吸着鼻子说，什么药味？我看你这孩子是有病！
我说，你才有病！以前你这屋里有人上过吊！
胖娘们儿说，呸！呸！呸！
六
父亲领着他的外甥来到了景德镇，这是他们行程的终点。
爷儿俩住在珠山的一座庙内。父亲在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曾提起过庙的名字，可惜被我忘记了，或许叫白云寺，或许叫临江寺。二○○八年底我寻访父亲的踪迹来到景德镇，无论是“白云”还是“临江”则一概没了踪影。当地朋友说，景德镇医院的前身就是一座寺庙，你父亲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可知。我说在哪里居住现在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是父亲和小连的人生岔口，是他们分道扬镳的地方。
之所以落脚寺庙，是因为寺院住持一明曾经是父亲在日本留学的师弟。一明本来是学化学的，不知怎的回来当了和尚，晨钟暮鼓，念佛烧香，把个氢氧结合、酸碱变化全扔进昌江水，让它们回归自然，顺波逐流了。庙有两进院落，后头有僧房。庙里除了住持一明之外还有一个叫广智的小头陀，广智还没有受戒，顶着一脑袋硬扎扎的头发，在庙里充当打杂的角色，因为是附近邓家岭人，家里还开着三座窑场，便把个和尚当得有一搭没一搭，时不常地往家跑。
我父亲和小连住在东配殿，广智和厨房的李居士在西配殿，一明单独住在大殿的西套间。景德镇的窑场有近百，父亲每天到瓷器街和窑场上转悠，体味“陶阳十三里”的繁华和“火光烛天”、“四时雷电”的壮观。阴天下雨不出门，就跟一明聊他们在日本学校的事情，说到高兴处还要唱，唱日本的流行歌《迷路的猫》和《樱花》什么的。中国的和尚用木鱼打着拍子唱外国歌，成为珠山的风景，好在日本的歌曲多和念经差不多，别人听了也觉得很好。一明有他的一帮信徒，信徒们隔三岔五就送来东西，说是供奉佛祖，其实是送给和尚的，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景。庙虽小名声却很大，留过学的和尚自然比一般土著道行更深，特别是一明唇上留的两撇小胡，更让女信徒们倾倒。你细看大殿后头的文殊和普贤，嘴上都有蚯蚓一样的两撇胡，所以一明嘴上的胡子便显得自然而地道，十分的正宗了。李居士的厨艺一般，把给庙里做饭看作了一种功德，一种修行。清素的饭食简单而明了，除了米饭便是米粥，菜便是坛子里的腌萝卜，偶有滴几滴菜油的炒洋芋也要等到某位佛爷的生日才能操作。我那位美食家的父亲自然受不了这清苦，常常下山到街上去寻觅好吃的，七拐八拐竟找到了一个小馆，店主是杭州人，做卤肉的，在父亲的要求下竟也能将“西湖醋鱼”、“杭州酱鸭”做成“昌江醋鱼”、“景德酱鸭”，并且味道还不错。父亲像鲁智深一样将鱼和鸭用荷叶包了带进庙门，一明对此并不反感，夜晚还要与老同学对饮于庭院的菩提树下，闲聊至月上中天，达到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境界。用一明自己的话说，他是“修心不修嘴”。
如同来途的水牛、古庙、鸭群、野草，景德镇的一切在父亲眼里皆是优美，闲暇中画了院里的葫芦架，画了来送豆腐的邱二姐。画被广智拿回家去，临摹了，烧在了瓷器上，釉下青花葫芦笔筒、粉彩二姐美人梅瓶，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惊喜，老人家于是知道， 自己的画原来还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与原作相比，更精彩，更鲜活，更具生命力。由此父亲日日要画，不是在纸上画，是在瓷坯上直接画。在广智家的瓷窑里，我父亲光着膀子画画，然后烧成一件件美瓷，这过程简直是不可言说的美妙。窑变的意外让画作增添了空灵和神奇，让 着迷其中，景德镇实在是 钟情的、乐不思蜀的地方。后来经一明介绍，父亲和镇上的瓷画名流“珠山八友”有了来往，八友中有前清秀才邓碧珊，有不与政府合作的徐仲南，有擅长画江南小景的金农和以人物画著称的王琦……大家都知道叶四爷在画界的名声，知道他与徐悲鸿在北平筹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事情，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父亲在景德镇如鱼得水，有吃有喝有朋友有事干，日子过得充实而不寂寞。
一晃数月过去。
小连跟广智自然成了一对搭档。小连在广智的引导下钻遍了景德镇的角角落落，什么三角井、斗富弄、莲花塘、十八桥，对各处很快门儿清，如同熟悉故乡的东四牌楼、西四大街，闭着眼睛也走不丢。江南的清秀和暖，江南的滋润富饶，江南女子的俊秀可人，让小连快乐极了，那个不久前因他而悬梁的小瑛子只是偶尔地在他的梦中掠过，模糊又含混，不是浪花，连波纹也不是了。他母亲的话真是至理名言：“走几个月一切都淡了。”
父亲对我说他在景德镇遇到过红军，我认为是父亲记错了，我们学过党史，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大多在井冈山、在江西的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活动，跟景德镇关系不大。但是父亲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确在景德镇和红军有过接触，并且说红军的长官姓孙，人称孙团长，团长的独立团指挥部就在庙的前院。
每天进出庙宇的军人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年龄都与小连和广智相仿。没一个礼拜小连就恋上了部队的女兵吴贞，跟在吴贞的后头。狗一样地追着跑。吴贞比小瑛子有意思多了，痛快果敢，飒爽漂亮，像京戏里的樊梨花，跟樊梨花比，小瑛子顶多像个秦香莲。
小连是个情种，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得有个人爱，情感不能有空缺。我想这大概也是他后来频频地变换夫人的原因。不算死了的小瑛子，小连先后有过四任妻子，有的是离了，有的是牺牲了，四任妻子给他生了一大帮孩子，个个都是鼻孔朝天的“革命干部子弟”，到我们家来看我父亲都带着降贵纡尊的范儿。到了“文革”初期，有两个还来造过反，说我父亲在江西阻挡他爸爸参加革命，罪大恶极。后来他们的爸爸被关了，“干部子弟”便再不来了，一个个都老实了。
我对父亲与革命的失之交臂十分不理解，父亲对此却很坦然，说即便当时知道红军后来要坐掌江山，他也不会跟着红军走。我说那就是对红军有看法，对红军有看法就是对革命有看法，就是落后，就是反动，可悲极了。父亲说他对红军没有反感，都是些很执着的年轻人罢了，父亲把打仗看作了小孩子过家家，就像我的哥哥们院里院外地跑，玩“官兵抓贼”，不同的是红军“官兵抓贼”的场地扩大了，人数增加了。我问父亲谁是官兵谁是贼，父亲说“调换着来”，谁抓谁是看运气，角色是随时转换着的。我说人家小连怎的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父亲说小连是没有退路了，小连不敢回北平，小瑛子的命案在等着他，那个狐狸精一样的吴贞紧紧地勾着他，他的魂魄早随着吴贞走了。
这样说小连参加革命的动机一点儿也不纯，非但不纯，让人看着还有点儿那个……我是没有机会问小连，若有想必他的回答一定是“建立苏维埃，解放全人类”一类的冠冕堂皇，他会将许多细节抹去，使他的革命变得神圣化，笼统化，这是他后来一贯的把戏。
我在五十年代见过吴贞，她到我们家来是了解小连参加革命前的一些情况，就是了解小连和小瑛子的情况，那时候她正准备和小连复婚。吴贞长得像电影演员，像《渡江侦察记》里头的地下党江四姐。我一直怀疑电影里的那个南方女船工就是照着她的模样选的，抑或就是她演的，尽管她说她从来没当过演员。吴贞跟我的父母说话使用的是“你”，不是“您”，我看见母亲背过脸去悄悄地皱眉，父亲却不动声色地应对。为了报复，我对这位干部表嫂也不客气地称呼了几声“你”，立即遭到母亲的呵斥。母亲让我在表嫂跟前不能这样你我他仨的没规矩，得将表嫂称为“您”，我反驳说表嫂也不是长辈，她跟我的几个姐姐没有区别。母亲和我的话是说给吴贞听的，可惜的是她竟然没听懂，一张嘴还是你你的。吴贞走了以后父亲说，你们在客人跟前敲边鼓，这样不好，吴贞是南方人，南方人不讲这个，他们即便见了八代以前的老祖宗也只会说“你”。
母亲说，也就是碰上我罢了，要是遇上老姑奶奶，挑礼儿的地方多着呢，这婆媳俩有戏唱。
我说，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还不如娶小瑛子。
吴贞跟人说话的口气是命令式的，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她在队伍里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当年她提着一桶墨汁到庙里来找小连，命令小连到街上去给红军刷标语一样，也不管小连愿不愿意，就把任务派给他了。小连对往墙上刷标语没有自信，我父亲也认为小连干不了这差事，以小连那狗爬一样的字，绝上不了景德镇的墙面。吴贞为什么不刷呢，因为吴贞根本就不认字，她的出身是南塘湾的童养媳。
事实上，景德镇当年那些“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吃饭当红军”的标语都是父亲替他的外甥写的。精于书画的父亲将标语写成了工整的柳体正楷，构体严谨，刚劲有力，体现出多年临《玄秘塔碑》的功力。父亲在写标语的时候，围观者甚众，老百姓不懂什么《玄秘塔》，可是看得出好坏，大约也是初次见识如此精湛的书法，人群中不时有喝彩者，“好手艺”、“好刷溜”、“好笔力”的夸赞在父亲的背后此起彼伏，让父亲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在京城之地，在各种场合，老人家当众挥毫的机会不少，却从没有过如此酣畅淋漓，如此气势磅礴，如此唱大戏一样地被人叫好。父亲的感觉好极了！
晚上，孙团长端着自己的碗加入了父亲和一明的饭桌，一碗稀粥，两块咸菜，团长的伙食跟和尚的不相上下。父亲跟前的荷叶包里有饭铺“金满楼”送来的卤肉和红烧鱼，是白天“金满楼”老板见了父亲的字，十分仰慕，特意送来的，想的是让父亲给“金满楼”换个名儿，写块匾。本来一明跟父亲吃得正香，一见孙团长上了饭桌，筷子便再不往肉上伸了。孙团长很自觉，也不吃包里的菜，父亲知道他馋，把包往他跟前推了推，又被他推回来。父亲说，你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也不是针线。
孙团长想了想说也是，便不客气地夹了肉搁自己碗里了。
外面窑场炉火正旺，有火龙之地的景德镇夜晚一片红光，在红光中孙团长正式提出让我父亲跟着他干，说队伍中特别需要我父亲这样的文化人，说红军的不少领导都是留学外洋的有识之士，不是反动派宣传的“乌合之众”，不是土匪。我问父亲当时是什么态度，父亲说他被一根鱼刺卡住喉咙，喀喀地说不出话，难受极了。我认为父亲绝对是装的，当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袭来的时候，他的表现竟是退缩，除了回避还是回避……父亲太软弱！
孙团长是聪明人，说我父亲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临时办个教写字的美术班，将来部队再写标语也不愁没人。父亲想起在北平办国立艺专的事，都是教美术，教谁也是教，就答应了。孙团长很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连声叫同志，说父亲以后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了。我父亲很矜持，说临时帮帮忙罢了，他离革命还差得远。
父亲的美术班不像在北平艺专那样有教学大纲，那样正规，依了团长的要求是实用性质的。学员从连队里挑选，全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父亲教这些目不识丁的兵写美术字，也算开创了教学史上的先河。我想，景德镇地区是没有红军标语留下来，若有，一定是工整的柳体和精致的美术字，有别于其他任何苏区的标语。这当与父亲和他的美术班有关。
父亲回忆，一九三○年红军在这一地区呆过大半年，大半年中，父亲为这支部队培养了不少美术骨干，可惜，到后来存活下来的竟无一人。这段历史除了小连以外几乎没人能给 证明，可就是小连也早对这件事“记不清”了，没能给我父亲写出一份证明材料来。
红军的撤退是突然的。傍晚，吃过饭，镇上的人都聚集在昌江边的场子上看戏，是外地来的班子演的《窦娥冤》，正戏开演之前加了武打的《三岔口》。当地人看《三岔口》比看《窦娥冤》上劲，主要是欣赏那场精湛默契的打斗。我父亲和孙团长也坐在人群中看戏，台上穿白衣裳的武生任堂惠和穿黑衣的武丑刘利华凭借一张小桌打得出神入化，难解难分，博得众人一阵阵惊呼。父亲对身边的孙团长说，你的仗要是打得这般天衣无缝就好了。
孙团长说，台上这场打，都是在下头比划好了的，一招一式都是固定的，现实的仗不是这种打法。
父亲说，打仗也有种艺术性在里边。
《三岔口》演到最后，开黑店的刘利华被任堂惠杀死，孙团长高兴地对父亲说，光明终归要战胜黑暗，革命终归要战胜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我父亲说，这戏得改，谁光明谁黑暗不能从衣裳上分，开黑店的刘利华未必是坏人，任堂惠是禀了杨延昭之命暗中保护发配的焦赞，在三岔口遇到刘利华，才有此一打，假如把戏改成刘利华也是杨家将这边的人，双方一场误会，最后握手言和岂不更绝妙！
孙团长说，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残酷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假如”和“绝妙”，当然也有“绝妙”，那是把对方打死了，自己还活着……
孙团长有孙团长的战争逻辑，父亲有父亲的艺术规律。若干年后，京剧率先将《三岔口》刘利华的身份改为了“自己人”，以皆大欢喜的结尾闭幕，让人感慨万千。
《三岔口》还没演完，江对面的旷野就响起了枪声，呼啦啦队伍就开始集合往东南撤了。小连匆匆跑来，帮着我父亲收拾行李，父亲说他不走，他还要喝一明和尚的粥。小连说部队转移是刻不容缓的事，没有喝粥的工夫。父亲说广智家窑里还在烧着他的粉彩花蝶八角薄胎碗，那碗是他倾了很大精力画的，烧成了将是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
父亲劝小连不要跟着瞎起哄，说红军是干正事的，是把打仗当职业的，小连裹在里头只能给人家添乱。小连说，我怎么是瞎起哄，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
父亲说，你那不是理想，是想法，你是想跟吴贞在一块儿，不分开。我告诉你，你要是像糊弄小瑛子一样糊弄吴贞，红军一准得把你毙了。
小连说，您在景德镇这些日子竟然没悟出些中国进步的大道理，亏了人家还管您叫同志呢！
父亲说，同志是什么，同志就是朋友，我跟孙团长是同志，跟一明也是同志，跟镇上的“珠山八友”还是同志，不跟着红军走就不是同志了？
小连说，不管您走不走，反正我要走。
父亲说，下月就回北平，你得跟我走，要不我回去没法跟你娘交代……
正说着，勾魂的吴贞来了，一把扯住小连就往外拽，小连说还得带上舅舅。吴贞说，革命的同路人好做，革命的分子难当，组织正在考验你，你不要让大家失望！
父亲才知道他的外甥加入了“组织”，他真后悔净顾着画画，对小连疏于管理了。
小连被吴贞拉走了，父亲追出庙门，任是怎么喊，小连也没有回头。父亲急得直跺脚说，这孩子……这孩子……不听话！
一明在父亲身后念了句：阿弥陀佛。
父亲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广智没走，李居士没走，你没走，我没走，偏偏的他走！
一明说，这就是缘分了。
七
广智家的窑烧得跑了气，百十件物品全成了不伦不类，父亲盼望的那个粉彩薄胎碗变作了灰不溜秋的妖魔鬼怪，让人丧气。一明动员父亲回北平，说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江西局势要乱，有仗要打，还是早早躲避为是。父亲说要回也得把小连带回去，全须全尾地领出来了，就得全须全尾地领回去，他不能把外甥丢在这儿。
可是到哪儿去找小连却又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