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状元媒》
好一位吕状元颇有预见，论计谋称得起诸葛一般。
——京剧《状元媒》八贤王唱段
一
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群还与人说媒，这就更微乎其微了。传统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皇叔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以生还。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做傅丁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元做的媒。“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相携着经历了叶家平淡的日月，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作了清风，了无痕迹。
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的一段佳话。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地相似，如出一辙地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意识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开春这儿就将变成一片平地，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舅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味，有点儿呛人。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辰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儿就擦不出来了。推溯玻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一度曾经将它作为镜子。两个苍老的人，抿着没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素鸡。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锔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洇润下显得有些生动。红漆的炕桌上积满了油腻，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空气中飘浮着尘埃……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舅舅喃喃地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他念叨的是清末街头小戏《锔大缸》里的戏词。
老纪将一颗怪味胡豆搁在嘴里，眨了半天眼睛，嘴捯了又捯，说不出一句话。炸了一辈子开花豆的他，很难将怪味胡豆一语说清，说不清怪味胡豆就如同说不清他眼前的日子，说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先后都从各自的单位出来了，老纪到底也没搞清他们扔了铁饭碗，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跟舅舅谈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老北京的风俗，这样的事情必须舅舅来做主，没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数。明知道跟糊涂的老舅舅说了也是白搭，可是我不能不说。果然，舅舅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言语，大约是没听明白。末了他说，我不搬，他们在墙上防狼一样画满了白圈，只能是吓唬狼，吓不着我。
老纪也说不搬，他要和我舅舅摽着，一块儿为保卫南营房而战斗。
我说我说的不是拆迁，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现在老两口的骨灰还在家里放着，小辈们已经有话了，说“害怕”。舅舅这才问，骨灰要安置在哪儿？我说西山，舅舅说西山不好，最好安置在东大桥南边的芳草地，那儿是专门埋人的地方，离南营房也近，说我母亲什么时候想家了什么时候就能回来看看。老纪说，芳草地如今早已不是坟地，成了学校了，再说，那过去的乱葬岗子也不是盘儿该去的地方，盘儿是有身份的人了。
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渍和饭汤，酒糟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于典型的糟老头子系列。老纪并没接那酒杯，却抓过我的手，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锉一样的掌心小心地摩挲着，一股强烈的油腻味儿直冲我的鼻孔。老纪说我的手像母亲，修长细腻，绵软无骨，于是，烂红的眼圈变得更加红润，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闪烁在下午的阳光中。我有些别扭，按说老纪是长辈了，长辈的老纪这样做是对晚辈的亲切和疼爱；别说摸手，就是亲一口我也说不出什么，可这会儿却总觉得腻味。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老纪说，刘状元的媒做得好，我早就说过，盘儿命中注定要遇着贵人，人家该着走出去，活在南营房，生生就把她沤坏了。她走的时候，我往轿子里塞了五斤炸开花豆，搁在她脚旁边，给她压轿。
舅舅说，人家正儿八经压轿是用银子的，哪儿有用开花豆的。
老纪说，我不是没银子嘛。再说了，压轿的银子也不该我出哇，我算老几!
两个老头开始抬杠，老纪说状元刘春霖来南营房放定，连警察都动用了，害得刘状元是随着彩礼挑子一步一步走进胡同的，汽车根本开不进来，满街的人都是看状元的。舅舅让老纪再不要提什么“状元”，说没有“状元”就没有他“文革”两年的牛棚和九次半的批斗会。单位人都说他没心眼儿，其实一回回的批斗他都在小本上记着呢，谁也跑不了，有他算账的时候。
我知道，舅舅那个“变天账”总共写了没有三页，还是他二年级孙子的代笔，其实就是交代，交代他在日伪警察署当巡警的事。内中没有别人，写的全是他自己。“清理阶级队伍”一结束，本子就被他的儿子烧了，儿子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爸爸当过日本人的警察。老纪说，刘状元不介绍你去当警察，盘儿也嫁不出去，生生地把盘儿拖在家里当老姑娘。还是人家状元看得准，不把你推出去就没你姐姐的前途，状元的这步棋走得高妙，非常人能比。大凡状元都是被魁星点过的，魁星点斗，状元是天上的星宿，不是一般凡人。
舅舅和老纪谈论刘状元，却绝口不谈我的父亲。其实父亲的名声不比状元小，父亲是皇上的亲戚，有着“镇国将军”从一品的头衔，论和舅舅的关系，应该比状元更近。刘状元在日本将投降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父亲却是活到了解放以后，还当了政协委员。舅舅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微妙，每回我去舅舅家，我进门后舅舅都要往外看，看我后头是不是还跟着父亲，可每回都很失望。舅舅在我跟前肆无忌惮地说着父亲的坏话，他说父亲势利刻薄、狡诈不仁，是个小人，这样的人物是不得好死的。然而我却没听到过父亲说舅舅的坏话，自然也没谈论过南营房的街坊们，看得起也罢，看不起也罢，自母亲过门以后，父亲从未到过母亲的娘家，这倒是事实。
父母亲的婚姻谈不上门当户对，穷门小户的母亲，嫁入天皇贵胄之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和谐，更何况还是续弦。父亲前边的妻子已经有一帮儿女了，这让母亲一生都很别扭。满腹经纶的父亲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文化上反差极大，完全是失衡的。以这样的差距作为婚姻的基础，对母亲来说，应该是一出悲苦戏的悠悠慢板，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甭管出嫁的场面是多么的风光，日子还得自个儿过，岁月还得慢慢儿磨。清朝有律例，“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虽然已经到了三十年代的民国，但“柴门对柴门，木门对木门”在国人的婚姻缔结中仍旧是定式。
刘状元做的媒当是一个特例。
我成年以后问过母亲，问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母亲说，好。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能再问下去，再问下去将是一场糊涂的对话。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满足，为丈夫的温和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没有那“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的自作多情。我的顾虑，都是文人心态。古人说得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世间真的没那么多麻烦。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
母亲就是母亲，南营房就是南营房。
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父亲谈到他繁杂的多重的婚姻，如若有，我相信那一定是两个文化人的交流。从父母完满的婚姻结局，我体会了“恩爱”的含义，“恩”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或许如母亲所说，真的很好。
二
今天，朝阳门外南营房已无人提及，作为一个历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记录中，南营房的消失不过是十几年的事情，假如宇宙有支点，我们跳离时间的长河，远远地观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滚滚尘嚣中，存在过的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平房和演绎在其中的贫穷市民的酸涩故事。
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南营房是清代留下的正白旗兵营，位于日坛的西北部，过去每年春分，皇帝或者大臣都要路过此地去祭神。我的外祖母姓钮古禄氏，世代居住在南营房。清朝时候，哪个旗住在北京哪一块地方是不能随便挪动的，所以钮古禄外祖母就一直住在朝阳门外，她那些钮古禄的亲戚们，也都分散住在东城，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我的母亲除了一帮穷困的表亲之外，再没别的交往，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搞清钮古禄那些庞杂的亲戚们。随着旗兵的衰落，南营房逐渐沦为穷杂之地，所住人物有旗兵后代，有做小买卖的，唱大鼓的，捡破烂的，还有妓女和盗墓贼，多是穷苦人物。以我母亲所住的四甲而论，有卖炸开花豆的老纪，卖炸素丸子的老安，戏园子扫堂的刘大大，澡堂修脚的白师傅，收旧货打小鼓的葛先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与南营房相对的是北营房，北营房几乎没有什么房屋，大概是兵们的操练场。没有房屋就没有住户，北营房北边是大粪场，北京东城住户的粪便由淘粪的淘了，大都集中在东直门外和北营房，在这里晾晒发酵后再出售。别小瞧这粪场，所得的利润却是不低，完全由粪霸控制，别人不得插手。北营房一年四季永远是臭气熏天，只要一刮北风，南营房便笼罩在一片臭气之中。
出朝阳门不到一站地，往南是坛口。坛口是日坛入口的意思。坛口有条南北方向的街，叫景升街。在十字交叉处分为景升东街和景升西街。景升街是市场的云集之处，热闹程度可以和天桥媲美。幼时我是这里的常客，跟着母亲回娘家，一多半是冲着这热闹来的。这里有说相声的，耍狗熊的，说评书的，拉洋片的，卖针头线脑的，也卖各种小吃，小吃以“豆汁黑”的豆汁和“切糕张”的切糕最为有名。三甲拐角有个叫井大姨儿的，专卖炸饣各馇，沾着蒜汤酱油，外焦里嫩，咬一口能把人香一个跟头。
市场中间有个“虫子铺”，就是卖打虫子药的。那时候，好像人人肚里都有蛔虫、绦虫什么的，卖虫子药的买卖就很兴旺。现在没听说谁肚里有虫了，我们吃的菜都使用了杀虫剂，杀虫剂杀了小白菜上的虫子，也杀了人肚里的虫子。现如今的人，畏杀虫剂比畏砒霜更甚，为买到不使用杀虫剂的菜，花大价钱也愿意。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过市场的“虫子铺”，“虫子铺”门口摆了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桌上陈列着两个大玻璃瓶子，瓶子里用药水泡着许许多多从人体里打下来的虫子，蛔虫和蛔虫在一起，绦虫和绦虫在一起，虫子们都是淡粉色的，互相缠绕扭曲着，看着让人恶心。我知道，那些虫子里面也有我们家老五的一条，我们家老五脾气大，无端地爱发火，母亲跟“虫子铺”掌柜的一说，掌柜的就给包了包药，母亲回家把药烙在发面饼里，专给老五吃，老五吃独食，自然很得意，结果拉了一脸盆扁虫子。母亲这举动很有“下毒”意味。我后来看过许多文学作品，投毒者都是用这种方式下毒的。用饼下毒，不知是母亲从文学里学的还是文学向母亲学的，反正可怜的是我们家老五，据说拉虫子的时候肚子疼得满地滚，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有人被害死了到底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母亲把老五拉的虫子提到“虫子铺”，掌柜的认真检查了，看虫子脑袋打下来没有，若没有打下来还得再吃药。老五还算幸运，拉了一条全须全尾的绦虫，没再受二茬罪……我每回从虫子们跟前过，都低着脑袋快走，如果那时嘴里还啃着糖葫芦什么的，也一定屏住气息，不再咀嚼。偏偏的，母亲和“虫子铺”的掌柜有交情，住斜对门，一到那儿母亲就要停下来跟他说一会儿话。他们说来说去，就会从桌子上的虫子说到我肚里的虫子，仿佛我肚里虫子的数量绝不会比瓶子里的少。末了，掌柜的就像治老五那样，也送我一包打虫子药，说我要不吃他的药，肚里的虫子就会把我吃了。“虫子铺”掌柜的打虫药无外两种——“宝塔糖”和“山道年”。“宝塔糖”是个三角形的小糖堆儿，不难吃，是专给小孩子准备的。“山道年”是小白片，看着不起眼却厉害，吃了肚子拧着疼，大虫子一条一条往下拉，都是活着的，那感觉颇恐怖。“虫子铺”是坛口市场留给我的最不美好的记忆，跟它对面拔牙的地摊，大木头盒子堆积的拔下来的各种牙一样让人不愉快。
四甲北口有个戏园子，叫“群众剧场”，离舅舅家近，不到二十米。“群众剧场”很群众，它没有“吉祥”“广和楼”那样压人的气势和严肃，有的是随和与亲切。比如我看《天河配》看到一半，回舅舅家喝几口白开水，吃一个“驴打滚”，回来可以照旧坐下看，也没人管，这搁其他地方可能不行。剧场最早是个戏棚，后来加了坐椅和新式舞台，搞得很像个样子了。这里一般以演评戏为主，我所接触的有限评剧基本是来自“群众剧场”。在这儿经常演出的演员一个叫鲜灵芝，一个叫吴佩霞，都是坤角，长得很漂亮，每回来演戏都坐着专用的三轮车，用毯子盖着腿，嘴唇抹得鲜红鲜红的。我看过她们演《秦香莲》、《大劈棺》、《小女婿》什么的。还记得秦香莲见了皇姑的唱词，“她好比三春牡丹鲜又艳，我好比雪里的梅花受尽了霜寒”，甚是悲切凄惨。父亲管评剧叫“落子”，他说他不喜欢落子，喜欢京剧。我说我也喜欢京剧，说这话其实是讨好，为的是父亲能多带我去看戏。其实我从心底里是喜欢评剧的，评剧通俗易懂，更接近老百姓，比如“天黑了”，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搁京剧就得跟人绕圈子了，说什么“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冰轮”和“玉兔”是什么的早就被绕糊涂了。京剧“天黑了”唱半天也不说“天黑了”，故意卖弄文字，以示学问。跟父亲谈此看法，父亲说评戏是小戏，戏词浅显直白，不登大雅之堂，缺少艺术的含蓄。
母亲也爱听评剧，我们都喜欢“浅显直白”。我们共同喜好的曲目是《小老妈儿》，“小老妈儿在上房洒扫尘土，扫完了东房扫西房……”我在群众剧场还看过《马寡妇开店》，里面的小寡妇可怜又可爱，拍着一个小布人儿在台上边走边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为什么没给孩子吃奶呢，是因为跟住店的小白脸调情去了。回到家我拍着我的小布人儿也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我的七哥，就是我们家的老七，从后头给了我一脖拐。这出戏解放后曾经被禁演，原因是“内容不健康”。
南营房的格局是一排排平房，分作一甲二甲到五甲五条胡同，每条胡同近四百米长，从高处往下看，如同一个整齐的棋盘。母亲家院门坐东朝西，小小的木门，没有油漆也没有门环，两层台阶破烂得只可垫脚，门槛全被磨圆了，当中成了一个凹，可见是曾经经历了千百万个旗兵的踩踏，属于“曾经沧海”的系列。对着街门内里是个白影壁，小得可怜，影壁顶上用瓦码出了一条花边，算是装饰，影壁前头种了几棵水葱，傻绿傻绿地戳在绿瓦盆里。院内五间北房五间南房相对而立，每两间一组，多出来的是堆房和茅房，这些房间低矮，窗户狭小，北房内顺西墙一条大炕，占了几乎一间屋的位置。其他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分被我舅舅拆了，它们太占地方。院里的南房已经坍塌殆尽，成了一片瓦砾，瓦砾中偶尔会钻出一两只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们豢养的宠物。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卖钱，他们的学费基本都是来自兔子。我舅舅最恨兔子，说兔子不叫唤，看着温文尔雅，其实蔫坏，性情太冷，满院打洞。他一见兔子就踢，兔子一见他就跑。这辈子跟兔是结了仇。小院唯一可以欣赏的就是东墙下的一棵枣树，严格说，它应该是隔了一道墙，属于五甲院里的树，却很不知趣地把枝丫全探到了这边院里。我从未见过那棵枣树结枣，倒见过那些树的枝杈上爬满了“杨剌子”。“杨剌子”是北京孩子们最怕的一种虫子，浑身硬毛，色彩狰狞，那毛要是碰到皮肤上，一片红肿，又疼又痒，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南营房近百个院落基本是一个模样，要是你忘了门牌号走错了门，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门；就是找到了，站在院里你也会奇怪，这是我们家吗？
舅舅家有股不好闻的馊臭之气，气息的来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补活的重要工具之一。“补花”是朝阳门外妇女们的手工专项，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女人们到领活处领来彩布，按照贴在布上的纸样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头的拨针将毛边窝进去，再将一个个花瓣组成花朵，将叶子和叶梗连接起来，然后交回去。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叶子组合在布料上，缝纫成床单、桌布各样工艺品。舅母一天可以拨几张彩布，但跟母亲比，还是不行，母亲在出嫁之前就是靠这个养活着她的娘和兄弟的。舅母说我母亲是快手，一天能拨六个大子儿，六个大子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六毛钱，那时候一个大子儿能买一斤棒子面。但是我跟母亲回她的娘家，却从没见母亲拿起过拨针，也从没见她靠近过那些枝叶。其时的母亲已经很清楚，很认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学者的太太，得随时保持着“太太”的清醒和做派，人哪，一旦攀上去下就下不来了。
钮古禄外祖母自小长在南营房，一双大脚，一口京片子，所以母亲也如南营房的丫头们一样，有着旗人姑奶奶的性情，麻利泼辣，敢作敢当。母亲跟她的兄弟陈锡元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他们的两个父亲都姓陈，都是山东人。我的第一个外祖父是山东文登人，光绪年间来到北京，大概是没什么根底，来了没两年，就入赘在南营房我的外祖母家。后来做买卖有了点儿钱，在东安市场弄了间门面，专卖核桃、大枣、柿饼之类的干货，也卖北京的果脯蜜饯，这些东西禁搁，不怕坏，很少赔钱。那时候的东安市场不像现在。现在都是高楼大厦，高级得几乎卖不出什么东西。光绪时代的东安市场是一片地摊，地摊的范围东到现在的美术学院，南至同升和鞋店，北到金鱼胡同，西临王府井大街，经营方式像现在的无序早市，乱哄哄地挤塞成一片。小摊上卖什么的都有，梳子、篦子、绑腿带，辫穗、旱烟、假首饰……想要什么就能在这儿找到什么。东华门是清朝文武百官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见天儿要费力穿越自由市场，既有碍观瞻，又不方便。后经住在金鱼胡同的尚书那桐上奏皇帝，光绪二十九年才划出了东安市场的范畴。有了市场就算有了组织，我那位文登的外祖父因为人的正直干练，被推举为东安市场商会的会长。现在一提“商会会长”一准是个腰缠万贯的老板，是个和政界密不可分的伟大人物，可那时的会长，照旧是每天从王府井走到朝阳门，回家吃窝头啃咸菜的普通买卖人。
1912年，我的母亲三岁，三岁的母亲在她生日那天命运发生了变化。
跟袁世凯有关。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不南下，不离开他的北方老根据地，指使部下曹锟在城里发动了兵变，2月29号在北京闹腾起来。曹锟驻帅府园的炮兵和驻禄米仓的步兵，跑步直奔王府井，在东安市场挨户抢劫。抢完了，兵们又从市场西门顺义斋煤油铺提出两大桶煤油，泼在东安电影院的木墙上，放起了大火。大火将东安市场燃成一片火海，没有一家商贩得以逃脱。据说，大火过后，狼藉一片，整个市场找不出一件整装东西。
火烧起来的时候，外祖父并没在现场，那天他正在家和女儿一块儿吃打卤面，吃面的还有店里的伙计刘德贵。刘德贵从京庄杂货摊上给三岁的小丫头买了副镀银的手镯，还没给小丫头套上，就听到了东安市场着火的消息。两个人撒腿就往火场跑，谁也没想到，这一跑，竟然跑得没了踪影。
外祖父自1912年2月29号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这其中也包括他的伙计刘德贵。外祖父就这样消失了，以致母亲连她父亲的名字也没记住，只知道姓陈，山东文登人。前几年，我查找过东安市场的史料，查到了那场人为的大火，却查不到山东籍的陈姓会长。我也曾托山东的文学朋友到文登县探寻，亦无下文。
外祖父的下落至今是个谜。
外祖母带着母亲再嫁，再嫁的还是山东人，依旧姓陈。继外祖父是个教私塾的先生，胖，爱喝酒，对母亲不好，母亲很讨厌他。再婚后的外祖母一直没有生养，直到母亲十一岁了，她的异父兄弟陈锡元才出生。我和母亲到东岳庙烧香，母亲不只一次地指着送子娘娘案前抬香炉的童儿对我说，你看他像不像你舅舅？
送子娘娘跟前那个童儿傻呵呵的，龇着牙，不知是哭还是笑。光光的秃脑袋上梳两个抓鬏，除了富态，别的跟我舅舅沾不上边。母亲说，外祖母在娘娘跟前烧香求子，香灰正掉在童儿的光脑袋上，老太太心一动，忙用手胡噜着童儿的脑袋说，小子，烫了你吧？
谁想，竟然把这个童儿给招来了，转过年，外祖母就给母亲产下一个弟弟，谁都知道，她这个兄弟是送子娘娘案前端香炉的童儿。
三
母亲长得美，这是老天爷的赐予。我没见过那位失踪了的山东外祖父，或许母亲的长相随他也未可知。我常常惊奇，小家出身的母亲，何以能有如此精致的相貌？母亲一生所生三个女儿，其中两个都像她，只有我和父亲接近。这让我觉得遗憾，倘若我有母亲的相貌，父亲的才华，那将何等了得!姐姐们说，天下的精彩哪能都给了你，老天爷右手给你一块金子，左手就会剜去你一块肉！
母亲的美丽是美在她的头发上，她那一头浓浓的头发，让当今任何一个秀发模特儿广告无法与之相比。母亲告诉我，她做姑娘的时候，梳一条长辫子，辫根扎着红头绳，辫子粗得一把攥不过来，一直垂到脚后跟。因辫子粗而长，母亲不得不把辫子一圈一圈盘在头上，如同顶了个大盘子。这种发式让母亲在南营房有了个小名，叫“盘儿”。南营房的街坊们都知道盘儿，都喜欢盘儿，她是那儿大众的闺女。母亲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梳着发髻的，别人，比如刘妈的发髻里面都藏着假发，母亲却没有，她用的全是自己的真头发。母亲的发髻上不戴首饰，夏天是两枝院里的白玉簪棒，春天是一簇紫丁香，两朵红石榴，只有正月过年的时候母亲才戴花，是一朵精致的红绒花。红绒花是老北京的特产，以东安市场出售的最为地道，一根栽着红绒的铁丝，盘成了各式花样，精致、喜庆、温馨、亲切。可惜，北京的红绒花现在已成绝品，六十年代以后再没见过。母亲死后，我为她梳理头发，彼时她已改变了发式，变作了半边有发，半边光秃的阴阳头。梳理有发的半边，我发现母亲那乌黑浓密的头发，竟无一根杂色，在灯下闪烁着光泽，至死不变。
父亲跟母亲比差了许多，娶我母亲的时候他已谢了顶，被小辈们叫为“秃爸爸”。“秃爸爸”不是儿子们叫的，是侄子们叫的，满人喜欢将亲近的人喊作“爸爸”，此爸爸非彼爸爸，真正的爸爸得叫“阿玛”。我管我的姑姑叫“姑爸爸”，除了亲切还有尊敬的意味在其中，正如同光绪管慈禧叫“亲爸爸”一样，绝没有父亲的含义在其中。我的长相随父亲，头发也随父亲，稀少柔软，不加修饰，一脑袋黄毛便太阳神一样地张扬着，绝无秀美可言。看着姐姐们满头的大波浪，除了嫉妒便是觉得造物的不公。
美丽的母亲一直待字闺中，到了三十岁才出阁。这样的老姑娘别说在七十年前，就是在今天也属于“老大难”范畴了。我问过母亲为何不嫁，母亲说，你姥姥、姥爷都去世了，你舅舅还没成年，我嫁了，他靠谁？
母亲的确是等到舅舅立业以后才结婚的。母亲结婚那年舅舅十九岁，十九岁的小伙子应该能顶门过日子了，可是却没有。我舅舅心存高远，却不喜欢念书；对什么都有看法，却不敢出头，属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类。他干什么都没长性，至今我说不清楚我这位舅舅究竟是从哪个岗位上退休的。他当过巡警(伪的)，跑过五金小买卖(全赔)，开过酒铺(有始无终)，卖过棺材(被抢)，当过中学工友(杂役半学期)，做过话剧演员(龙套)，解放后在国营食堂炸过油饼，在农场养过猪，在家具厂当过设计，在马路上铺过沥青……成为我母亲一生的包袱和心病。
我问母亲，在她三十年的南营房生涯中，遇没遇到过让她心仪的人。母亲问我什么叫“心仪”，我说就是喜欢的男朋友，初恋的情人，甚至是单相思的对象，比如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喜欢我们班的男生刘大可，到了呢，什么结果也没有。
母亲想了半天，最后摇摇头。
三十年的女儿生活竟是一片空白，不可思议。我说，男朋友女朋友总是有吧？
母亲说，男女朋友当然有，多着呢。
我说，拣关系最近的说。
母亲说，关系最近的，男的叫李震江，女的叫“碟儿”。
我说，就说说这个李震江。
母亲说震江的故事可多了，他是我外祖父的学生，家在朝外东森里住，是种藕的农家子弟。
我查了北京旧地图，东森里在南营房的西南边，秀水河东边，那里的确有片水洼叫莲花池。听老人说，莲花池旁边有十几家妓院，属于四等窑子，那里的妓女多是年老色衰，进门就上炕的角色。莲花池妓女所接的客人是赶大车、拉排子车的苦力，也有在京东八县作案的土匪和盗墓的贼人，警察常常在这里抓获到有命案在身的要犯。我后来跟老纪说过李震江，老纪的看法与母亲不同，老纪说李震江是莲花池妓女的孩子，是有人暗地里出钱，让这孩子念书，所谓“种藕的农家子弟”，都是假说。
相比较，我更相信老纪的话，真是“农家子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儿子一样地陪在我外祖父身边，不会唱只有妓女才会唱的小曲儿。我听过一段母亲跟李震江学的曲子，说的是一个妓女死了，被人用席一卷扔到了芳草地的乱葬岗：
……
前头露着青丝发，后头露着绣花鞋。
南来的乌鸦 了奴的眼，
北来的饿狗掏了奴的怀。
一个说“掩上几把土吧”，
另一个说：“人家交代得清楚，
咱们是管抬不管埋”。
……
曲子很长，连说带唱，我能记住的也就这么多，这样的曲子除了妓女以外，别人大概编不出来。
我从母亲的叙述中，感到了李震江这个人物的诡秘虚幻，他往往和一些灵异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短命是必然的。母亲说有一天天还没亮，她到东大桥去给她的继父买油炸鬼。本来坛口的烧饼铺旁边就有卖的，她的继父说坛口的油炸鬼不如东大桥的焦脆，就得绕远出荣盛夹道去东大桥。东大桥是朝阳门外街铺的东极限，过了那座不高的白石头桥就是一片荒地，萤飞狐窜，乱冢杂陈，是处决犯人的刑场。清朝，刑场带有震慑作用，一般都选在人口密集的市场附近，宣武门外的骡马市大街，菜市口，都是杀人的地方。到了民国，刑场就改到了东大桥的南边，芳草地的北边，这片相对空旷的地界。为此，朝阳门外便应运而生了棺材铺、寿衣店、裱糊铺、杠房。
母亲说她和震江最爱看的就是“出大差”。“出大差”就是杀人，把犯人从交道口的顺天府，即现在的教师进修学校押出来，走东四牌楼，过小街口，出朝阳门，专挑热闹的地方走，带有游街性质，到了东大桥就算是到了终点，当然也是犯人人生的终点。所以，一出朝阳门，犯人自知路快走完，没有多长的活头了，往往要闹些节目出来。逢有“出大差”的时候，李震江必定要逃学，带着我的母亲早早地等在朝阳门门脸儿，站在人群的最前头，眼巴巴地朝西瞅。远远地看见“出大差”的队伍从小街口那边过来了，驷马狼烟地走得很快，为什么快呢，是怕有人劫法场。我对这点很能理解，少年时看《水浒传》，那些英雄们多是从法场上被救走的，比如宋江、卢俊义什么的。到了民国这会儿跟宋朝就不太一样了，“出大差”最前头走的是马队，十几匹马走得很威风，中间是背枪的士兵，脸上淌着热汗，跟在马后头，一溜小跑。兵后头是三匹马拉的胶皮轱辘大车，有时候一辆，有时候几辆，这要由处决犯人的多少决定。被杀的人坐在车当间，五花大绑，背后插着招子，招子是白木头排子，上头写着处决的由头和姓名，字上画着红圈。但凡谁背上了这个玩意儿，那是必死无疑，绝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车过朝阳门，有的犯人吓得屎尿全出，脸色青绿，人还没有死，魂魄已经飞了。这样的“出大差”让观众失望，觉得不过瘾，有人就挑唆着犯人折腾。母亲说，平日震江挺腼腆的，连大声说话也会脸红，可是这会儿，却好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了另外一个震江了，他朝车上的犯人使劲喊：“爷们儿，唱一段嗨，别老闷儿着!”
一个西山的土匪，走到朝外“顺永油盐店”门口不走了，要喝酒吃肉，油盐店哪有酒肉，掌柜的让伙计给沏了碗红糖水端过去，犯人喝了糖水还不走，人群知道这边有乐子，都往这边拥，一时就有点儿乱。那个犯人看见挤在前头的一个胖娘们儿，张口便说，美人儿，跟我一块儿走吧!
那娘们儿也不含糊，立即回应道，我嫌你没脑袋!
喝了红糖水的西山土匪，后来披了“顺永油盐店”旁边“同聚隆布店”送过来的七尺红布，才往前走了。
朝阳门外的人管油条都叫油炸鬼，大概跟刑场在此的心态有关。母亲说那天她买完油炸鬼正要往回走，却看见震江直直地跪在桥底下，母亲过去叫他，他不理，拉他，他也不起来，眼睛傻愣愣地瞪着。母亲说震江跪了有些时候了，夹袄都让露水打湿了。一个赶大车的从桥上过，见了这情景，二话没说，围着李震江转了两个圈，把鞭子甩了几声响，这一来，李震江的眼珠才会转了，长长地吁了口气，瘫坐在地上。母亲问他跪在这儿干什么，李震江说他在“等着挨头刀”。赶车的说这是“撞克”了，也就是撞上了游荡的孤魂野鬼，让鬼给拿住了，幸亏是遇上了他，换了别人，李震江的小命早叫恶鬼揪走了。赶车的说他每天出来早，天不亮，路上没人，什么都能碰上，马耳朵一乍，他就知道周围有不干净的鬼魅了，啪啪甩两下鞭子就把什么都破了。母亲说，赶车的鞭子梢都是狗皮做的，狗能破邪，平常说的“狗血淋头”就是指这种事儿，任甚妖魔鬼怪都嫌恶狗身上的东西。
我说李震江的表现是典型的臆病症状，大概是“出大差”看得多了，发生了角色转换，这个李震江，平日身体大概不是太好。母亲说震江身体很棒，冬天穿条单裤在雪地里跑，头上还冒热气。
可是“头上冒热气”的李震江却突然地死了，听说死的时候连《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第一”还没有念下来。李震江的死因是给母亲家修房，和泥的时候光着脚在掺了麻刀的泥浆里踩，不知被什么划破了脚板，也没在意，不几天却死了。我说李震江是得了破伤风，这样的事情搁现在打点儿疫苗，绝不至于要命。母亲却说震江是碰上了鬼。
外祖父在东岳庙的西跨院教书，晚上不回家，就住在庙里，外祖母带着襁褓里的陈锡元每天下午过去陪着外祖父。天天晚上，母亲要挎着筐子，里面装着陈锡元的尿褯子和父母晚上的夜宵给送到东岳庙去。李震江的任务是陪着母亲送东西，再把母亲护送回南营房，然后自己回家。
东岳庙供奉的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是百鬼之帅，专门主管死生的大神，东岳泰山，是连皇上也要去封禅的重要地界。北京东岳庙气势肃穆阴森，前后六进，院落层层相套，内里有十八层地狱，有各样恐怖狰狞的塑像。母亲将李震江列为她的男朋友，我可以想象，一对小男女在夜晚的时刻穿越大街小巷，进入鬼气森森的东岳庙的情景，恐怖、压抑，再加上惊慌，共同造成了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不是男朋友也是男朋友了。
东岳庙因为在京东，在大路边，交通方便，还承担着一个任务，停灵。北京人有习惯，死在外地的人叫“外死鬼”，灵柩不能进城进家，必须停在城门以外。东岳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理想的，这种做法叫“停灵暂厝”。与此同时，有些客死京城的外地官员、商人，也将灵柩停在庙内，以备择日还乡。东岳大帝是主管阴间事务的神，将灵柩停放在庙里既便于探望、祭奠、启运，又能得到神的垂护保佑，对庙里来说，也是一笔收入。
母亲说，那天她和震江到庙里给外祖父送东西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外祖父的房里还亮着灯，跨院北屋，也亮着两盏油灯，照着下午才停进来的两口棺材。听说是宋哲元手下一个姓张的师长和他的副官，不知为什么死了，临时停在这儿。宋哲元是著名爱国将领，那时候在北平，是个头等大的官儿。大官儿底下这两个人的棺材却枵薄得可怜，自抬进来便有殷殷的血迹渗出，把整个西跨院弄得满是血腥之气。母亲说，那天她和震江一进院，头发就发乍，身上起鸡皮疙瘩。西跨院的北屋常停灵，新的旧的，有的一搁十几年，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的。可这回不一样，往里头越走心里越发瘆，棺前两盏半明半灭的油灯，远远望去，鬼火一样闪烁，她和震江谁也不说话，加快了脚步往东屋走。母亲说可就那么巧，一抬头，他们同时看见了西墙根底下站着两个人，两个人见他们进院，立即背过脸去，面墙而立，一动不动。震江镇不住了，大喊一声，见鬼啦！
母亲和李震江一下钻进房内，将所见跟外祖父学说，外祖父不信鬼，说他在庙里教了十几年书，十几年来在西跨院停过的灵柩不下百数，从没见过什么鬼魅。说着推窗而望，只见西墙下一片月光，哪里有什么人影。
母亲说，震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发出那声喊叫，或许那两个鬼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让震江一喊，点破了，一股冤气就扑过来了，要不震江怎会第二天就扎了脚……
我是不信鬼的，让母亲一说，从后脊梁冒凉气，打听过这个故事就再也没进过东岳庙，当然也进不去了。解放后东岳庙被某个单位占用了，听说是警察学校之类。我想，真要这样也挺好，警察们能镇得住一切东西。李震江的逝去究竟给母亲带来多少伤感，至今让我揣摩不透，从母亲带有神秘色彩的叙述中，我感到很大成分是在给我讲一个鬼怪故事，而不是在谈自己的情感历程。那个走进母亲视野的，出身模糊不清的青年，过早地消逝在了朝阳门外的土地上，除了我在本篇文章中的提出，大概世界上没有谁再记得他，再知道他。写下以上文字，是替母亲存念，也是对曾经短暂生活在朝阳门外一个普通北京青年的追记。
他叫李震江。
四
朝阳门外的人物中，不能不说的还有一个叫做“碟儿”的，碟儿的名声比李震江大多了，想必曾经在那片地界生活过的老人至今还会有人想起她。
母亲将碟儿列为她的朋友，女朋友。
除了我母亲以外，谁也不知道碟儿的正式名字叫什么，但碟儿告诉过母亲，说她叫王彩蝶。
母亲是个宿命论者，宿命的母亲说“彩蝶”这个名不好，“蝶”就是“蝴蝶儿”嘛，蝴蝶儿能活几天？王家老家儿不知怎么给姑娘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彩蝶，彩蝶的，听着像个大鼓妞。大概是“彩蝶”与“菜碟”同音，于是“彩蝶”就被叫成了“菜碟”，继而被简化成了“碟儿”。“小菜碟儿”是北京人对受气包的称呼，如果说谁谁像个“小菜碟儿”，谁谁准是个受人欺负，甚没起色的角色。饭桌上的小菜碟儿，大多是萝卜干、酱苤蓝、熟疙瘩一类咸菜，谁的筷子都能往里戳，又小又贱，连躲闪的份儿都没有。
我问母亲，碟儿长得漂亮不？母亲说瘦小枯干的，像块搁陈了的姜。我说，姜搁陈了就抽抽了，还不如像中国大作家老舍说的，“长了毛的窝窝头”。
母亲想了想说，碟儿还是像搁陈了的姜。碟儿的脸是姜黄色。
碟儿是丁家的新媳妇，过了门还不到三天就出来挑水，在新媳妇和新姑爷应该回门的日子，碟儿却担着两个水桶出现在了井窝子，这让南营房的街坊们对碟儿的婆家、娘家多少有些看不起。我分析，这个甚不起眼的碟儿，对母亲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母亲之所以老大才嫁，生计固为其一，对婚姻的躲避，对为人妻的恐惧，是碟儿带给母亲挥之不去的阴影。
碟儿的男人人称“锔碗丁”，是沿街锔盆锔碗的手艺人。北京锔盆锔碗的以外地人为主，都是一辈一辈祖传的技艺。朝外操这营生的就碟儿的男人一个，就显得很珍贵，很重要。锔碗丁早出晚归，生意很忙，当然也挣了些钱，跟南营房的街坊比，日子属于富裕的。中国人的特点是气人有笑人无，丁家在这一片地域就显得有点儿各色，人们形容锔碗丁是“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意思是跟周围人不打交道，群众关系极差。
穷人家吃饭的碗都是有数的。居家过日子，盘碗常常破裂，裂了、破了，只要能对上，一般都不扔，等着锔盆锔碗的过来修补。锔盆锔碗的挑着担子过来，被主家叫住，拿出破碗来看，锔盆锔碗的根据盘碗破损情况，估计要钉几个锔子，跟主家谈好价钱再开工。锔盆锔碗的自带小马扎，坐下后拿块布将腿盖了，取根细绳将破碗拼好，用绳捆紧，用腿把碗紧紧夹住就开始了关键性的操作。锔碗的拿出一张小弓，弓弦上缠绕着一个轴，轴的下端嵌着金刚钻，拉胡琴一样地扯那弓，在裂缝的两边钻出对称的两排细孔，然后用大小合适的铜锔子将裂缝铆上，抹一层白瓷膏就算齐活了。修好的碗跟新的一样，照样滴水不漏。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就是说的这行手艺。锔过的碗上大蜈蚣一样地爬着一排锔子，肯定不如新的美观，但那一排闪亮的铜锔子会给人一种陈旧的沧桑感，人们见到这样的碗常常会说：“是使熟了的老物件了。”
锔碗丁是个孝子，他家里人口简单，除了媳妇就是妈，锔碗丁孝顺的具体表现是帮着他妈打媳妇。打媳妇似乎是旧社会底层家庭约定俗成的习惯，那时候没有妇联，媳妇挨打就得忍着，人说“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意思极为简单，整治媳妇就要像揉面一样，反复再反复，方方面面都治理到家，让媳妇彻底服输，使起来才顺手。“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熬”字，贯穿了做儿媳妇的始终：压抑的媳妇发展为变态的婆婆，难保对自己的儿媳妇不再变本加厉，没有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旧社会就是这么一个规矩。南营房地界，打媳妇是普遍现象，如果谁家的媳妇进门没挨过揍，意味无非两层，一个是婆婆没权威，二个是爷们儿窝囊。
北京的井水苦涩，能饮用的有限，偶有甜水井便为稀罕，人们都到水井那儿挑水，你来我往甚是热闹，公众的水井被叫做“井窝子”。民国年北京安了自来水，但也不能通到各家各户，多是几个胡同共用一个水站，专门有送水的，推着独轮车，装两个扁木桶，往人家里送水。送水的并不收现钱，用粉笔在用户门口的墙上画记号，小鸡爪子一样，五个一组，到年终结算。南营房各家都是缺钱不缺人的，使水自己到水窝子去挑，没谁肯花送水的冤枉钱。每天，只要水窝子的水闸一开，就排满了大大小小的桶，一个接满了顶上另一个，挨个往前挪，称得上是井然有序。
母亲挑不动一担水，就得等她的兄弟陈锡元放了学，一块儿去抬。姐弟俩一大一小，一高一矮，抬着水晃晃悠悠地回来。那桶自然是靠近母亲这头的，母亲心疼她的兄弟，怕把前头的小嫩肩膀压坏了。据说陈锡元到了十五六，长成高大排场的小伙子，也没自己挑过水，依旧跟他的姐姐共抬一桶水回家。姐弟俩一高一矮，桶依旧靠近高的一头，不同的是这头换作了陈锡元。
母亲在水窝子每天要碰见的人就是碟儿，母亲有她的兄弟帮忙，碟儿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挑两大桶水。后来人们传说，碟儿用的水桶底儿是尖的，为的是不能在半道上停歇，母亲说这都是杜撰，碟儿用的水桶跟大伙的一样，洋铁皮的，也不比谁的大，不大的水桶让碟儿一个人挑，可就有点儿吃力了。碟儿是小脚，粽子一样的脚要撑起两桶水来，那颤颤巍巍的模样谁看了谁都为她捏一把汗。没人敢帮碟儿，尤其是男人们，大伙都知道碟儿婆婆的厉害，不大的事儿，她那个一脸横肉的婆婆，操着外地口音，能把一条胡同骂翻了，说她是母老虎便宜了她，准确说得叫“母夜叉”，红嘴蓝脸，会吃人的夜叉。母亲年龄与碟儿相近，在情感上对碟儿就多了些关注。母亲每每送过去亲切的目光，碟儿都闪过脸去不接。有时母亲有意将碟儿的桶让在前面，碟儿都执著地退着，不肯接受母亲的好意，看水窝子的老肖说，别让了，她在这儿排着还能消消停停歇会儿，回去指不定什么等着呢!
母亲不再谦让，她从碟儿胳膊上的青紫猜得出小媳妇在家受的罪孽，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有一回碟儿来担水，牙床都被打破了，满嘴是血，不住地往地上吐血水。本来水窝子的街坊们还有说有笑，一见了碟儿这模样，谁也不言语了。碟儿排在母亲身后，母亲止不住低声说，你们家老太太怎把你打成这样？
碟儿不说话，眼里有泪光在闪。
母亲说，找你的娘家人来跟他们论理，告诉我地方，我替你去叫。
碟儿摇摇头。
母亲说，实在受不了就跑吧!
碟儿说，我往哪儿跑哇？姐姐！
碟儿的一声“姐姐”，母亲就以为自己真是人家的姐姐了，最直接的表现是送了碟儿一副棉袖筒。棉袖筒是两个棉筒，接在棉袄袖口处，以遮挡手背，也可以把手指头缩进去，实际是袄袖的延长，方便又实惠。旧时的孩子们没戴过棉袖筒的几乎没有，袖筒就像母亲的手，在冷天，时时地给孩子捂着。母亲说，那年冬天太冷，滴水成冰，西北风一刮，刀子似的。水窝子周围冻成了大冰溜子，站都站不稳。碟儿来担水，小脚在冰上几乎站立不住，母亲便过去帮忙，替碟儿把桶从冰上提出来，把桶用铁钩子钩好，将扁担移到碟儿的肩上，看着碟儿一步三晃地往家走。老肖说，这个碟儿啊，她活不长了。
母亲问为什么，老肖说碟儿的眼睛里泛着死光。
母亲没想到碟儿会死，母亲只是觉得碟儿可怜，碟儿那双手，裂了几条口子，往外翻着红肉……母亲心疼，回家当晚就做了棉袖筒，第二天，见了碟儿二话没说，就给她套上了。
第三天，碟儿没来。
中午传来消息，说锔碗丁的媳妇夜里扎了水缸，自己把自己淹死了。死的头一天，听说婆婆把猫装在媳妇裤裆里，扎上裤腿打猫，猫把媳妇的下体抓得稀烂，媳妇受不了，半夜把自个儿头朝下，栽进水缸。满满的一缸水，都是她白日挑来的，自己给了自己一个了结。
母亲跟我说，她一直怀疑，碟儿的死是由她送的那副棉袖筒造成的，心里觉得怪对不住碟儿的。
碟儿的非正常死亡，使她的娘家人不答应了。在碟儿受苦受难的时候从来没见他们出过头，这会儿却借着碟儿的死大闹特闹了，北京人将这种做法叫做“闹丧”，是借着死人的由头来达到活人的目的。旧社会，每个女子都有自己的“人主”，在家是父母兄弟，出嫁是丈夫儿子，这种关系在相应的时候才显出它的重要。人死之后，必须报知人主，人主得问清死因才准入殓盖棺。就是正常死亡，人主也要为亡者争些权益和脸面，不是那么轻易好说话的。碟儿威风八面的娘家人除了要一笔钱以外，还要丁家为碟儿大办丧事。他们提出，碟儿的装殓必须是柏木七寸大棺，而且要内棺外椁，僧、道、喇嘛三棚经，出殡要三十六人大亮牌杠，清音锣鼓外加洋鼓洋号。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碟儿的人主还要丁家娘儿俩披麻戴孝，儿子打幡，婆婆抱罐，一点儿不能含糊。通常打幡的是至亲长子，举着一根挑着白纸幡的杆，杆上写着死人的姓名生卒年月和佛家偈语，为死者灵魂引路；抱罐的应该是长媳，罐里装着供奉在死人灵前的饭菜，叫“焰食罐”，半尺高的挂釉小罐，发引前由亲朋每人夹一箸菜肴，搛到罐里，用烙饼和红布封口，下葬时搁摆在棺材前头。碟儿娘家这样要求，是有意寒碜丁家，以显示自己的能耐。丁家母子理亏，只好答应。
碟儿出殡那天热闹非常，不啻一次社火游行，据说观看者不下数万人，成为轰动京城的一件大事。旧时的朝外大街街面低洼，一下雨满街泥水，铺子都是高台阶，最高的“五福楼”首饰店是七层，说是“多年的大道走成河”一点儿不假。母亲站在“五福楼”的台阶上，这里的位置最突出，她不是要看清楚出殡的队伍，她是要碟儿看清楚她。在水窝子彼此就是心照不宣的，现在这是最后一面了，她和碟儿的心里都会有所感应。出殡的队伍过来了，因为有悖于常理，看热闹的便指手画脚，执事的也嘻嘻哈哈，没有肃穆可言。光鲜热闹，五光十色中，碟儿的棺椁在人流中缓缓移动。一群穿绿驾衣的杠夫，抬着盖着锦绣棺罩的棺椁，在阳光下成为亮点，棺前头是碟儿那位打着引魂幡的丈夫，幡上带有讽刺意味地写着：“西方速去也，善路早登程。听经闻法语，逍遥自在行。”碟儿丈夫低着脑袋，腰里扎着麻绳，一路走一路号啕。那个夜叉婆婆披散着头发，一脸泥水唾沫，抱着小黑罐，狼狈地跟在她儿子后头，任人指骂。
母亲一阵心酸，挨打受气的碟儿此刻正平平稳稳地躺在里头，再不用担惊受怕，再不用拧着小脚去担水，她用自己的死为自己挣来了这份安稳。盘儿和碟儿都是贱命，是最微卑最渺小最不值钱的女子，碟儿如此，盘儿又将如何？就是在碟儿的棺木与母亲相错的那一刻，母亲为自己订下了一条原则：绝不能嫁给有婆婆的人家儿!
这大概是碟儿临走前的告诫。
碟儿可能到了也没想到自己的身后是如此辉煌，而且这个辉煌余韵绵长。有好事的文人将碟儿的事写成了戏，叫《锔碗丁》，在京城演出。丁家人认为有辱名声，花钱将《锔碗丁》买断，所以这出戏演了几场就不演了。丁家经此折腾，彻底衰败，将房卖了，不知搬到哪儿去了。我们家的老二，即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看过这出戏，我问过他戏怎么样，他说“没劲”。我七舅爷的女儿大秀也看过这出戏，她说好看，她是和母亲一块儿去看的，两个人把手绢都哭湿了。
我为没能看上《锔碗丁》而遗憾，想象着它的情节，应该是比父亲喜爱的《逍遥津》、《盗御马》们更可信，它就是朝阳门外母亲身边发生的事情，不像汉献帝，不像黄三泰，离得太远，只在戏台上才能见到。《锔碗丁》的女主角是碟儿，“搁陈了的姜”一样的碟儿，不知在台上是什么模样？
五
如果顺理成章，母亲应该嫁给炸开花豆的老纪。
老纪那时候是小纪，在纪家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下头有个弟，他娘死了几年了，他爹老老纪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挺不容易。纪家三个儿子中数老纪实诚憨厚，有内秀，会打算盘会记账，全是自学成才的本事。老纪记的账是真正的“豆账”，戏棚的刘大大，书场的老宋，茶馆的周三，谁拿了多少开花豆全有记录。记录是用小人代替的，小人有的长脸有的圆脸，有的穿黑裤子有的穿坎肩。有一个脸上还点了两个点，那是坛口摆小摊的冯麻子。这些账别人看不明白，老纪和他爸爸却一目了然。老纪的算盘属于“一上一”、“五下一去四”的水平，简单得用手指头都可以代替。老老纪认为他的老二很有文才，是个可以做“文字工作”的材料，属于纪家的重点培养对象。纪家是61号，与我母亲家隔了一个门。因为曾经是兵营，各家的格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纪家南屋并列了三个半截埋在土里的大缸，三个缸里都装着蚕豆，一个是正用水发着的，一个是发好切了口的，再一个是炸好了晾在那里的。小的时候我曾经目睹过老纪炸开花豆热烈壮观的场面，万千的蚕豆倒进油锅，噼啪炸裂，翻滚跳跃，如战场上万千激战的兵。老纪剃着板寸，穿着粗布汗禢儿，青布裤绑着腿带，一双革及鞋，一胳膊腱子肉，挥动着大笊篱，将军一般，和锅中的豆儿混成一体。特别是老纪将笊篱里的开花豆隔着好远抛向墙角的大缸时，一道由豆子们组成的喷香弧线，刷拉拉长了眼睛般，竟然没有一颗出轨的，利落潇洒，就如同《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那场精彩默契的短打，熟练准确，不差一丝一毫。这时候的老纪在我眼里真是太了不起啦，相比较，我父亲简直不如老纪的一个小手指头。
老纪的爸爸老老纪是个善良人，附近孩子们没有没吃过老老纪的开花豆的。老老纪不唯爱孩子，还爱小猫，看到有人扔了的猫一准抱回去养着。老老纪跟人不太说话，跟猫的话却是多，闲了的时候总是端着一碗“高末”坐在院里跟他的“大白”“花脸”“黄毛”聊天。“高末”是茶叶铺子打扫出来的茶叶末子，喝一碗就没色了，便宜实惠，是北京穷人的最爱。“大白”“黄毛”们是老老纪捡来的“宠物”，有了这些“宠物”就有了看家的，有了拿耗子的，老老纪家没有白吃饭不干活的。
老老纪的大儿子在朝外大街大美理发馆当学徒，理发馆由剃头挑子进化为“馆”，就如同现在蹬三轮的开起了“现代”，文明高雅，登上了大雅之堂。民国初年，北京只有大宾馆里才有理发馆，都是为洋人服务的，后来日本人在京城开了几家理发馆，理发馆才渐渐为中国人接受，接受者也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纪家老大在“大美”跟着老板学烫头，那时候女子正兴“飞机头”，两鬓蓬松如机翼，一脑袋小卷，要爆炸般地张扬，十分摩登。纪家老大聪明勤快，“大美”老板已经将其内定为上门之婿，入赘“大美”只是迟早的问题了。为女性服务多了，老大身上就多了些女气，说话柔声细语，留着长指甲，小分头上总是打着发蜡，身上永远是一股“双妹”牌花露水味儿。这些让老老纪不待见，他心里早把这个娘娘腔的儿子踢出去了。一锅豆里还有几个泡不开的死豆子呢，儿子也是一样。
老老纪的三儿子是煤铺摇煤球的，地道苦力。在旧北京开煤铺的多是河北定兴人，煤铺的外墙上无一例外用白地黑字写着“块末原煤”，说的是经营煤炭的种类。北京的煤炭大多来自京西门头沟地区，也有大同的。块煤也叫“硬煤”“钢炭”，禁烧但是价格贵；煤末子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多用煤末子做的煤球，做煤球的任务由煤铺承担。将半湿的煤末子摊平斩成小块，放在筛子里，搁在花盆上用手摇，摇成煤球晾干了论斤卖。摇煤球的一般是外地来的打短工的，北京的爷们儿没谁肯下这个死力。纪家老三其实也没把摇煤球当个永久职业，他的理想是去当兵，摇煤球是为了学着吃苦。老老纪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反对老三去扛枪杆。老三说，咱住在南营房，祖上不是当兵的又是什么？以前能当兵，现在怎就不行啦？
纪家老三到底还是走了，参加了国民二十九军军训团。这一走就跟我的外祖父一样，再没有音讯，解放以后老纪曾经找过他兄弟，去过民政部门，问过台湾回来的老兵，还在广播电台上广播过，都没结果。老纪说，他兄弟只要活着就忘不了南营房，就必定得找回来，南营房是他兄弟的根！这也是老纪后来不愿搬离南营房的原因之一。
母亲说老纪在纪家三个儿子里长得是最好的，长方脸，浓眉大眼，像戏台上的吕布。吕布的戏我看过叶盛兰的《白门楼》、《辕门射戟》，还有他儿子叶少兰演的《小宴》。吕布穿粉袍，一脑袋粉绒球，跟老纪比，风流倜傥有余，泼实麻利不足。
我后来从舅舅嘴里知道，当时母亲跟老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边出面的是老老纪，这边就是我舅舅了。舅舅虽然初中还没毕业，但是他知道他姐姐的婚事得他做主。母亲是1909年生人，己酉年属鸡的，老纪是壬子年生人，属鼠的，就是说母亲比老纪大了好几岁。老老纪欣赏母亲的端庄贤惠，欣赏母亲的勤俭持家。老老纪说，大几岁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只要母亲从57号搬到61号，纪家、陈家就是一家人了，陈锡元就成了他的老儿子。老纪本人更没意见，母亲的漂亮在南营房是数一数二的，娶个漂亮姐姐，有人疼他，他求之不得。
舅舅为促成这件事两院跑，吃了人家不少开花豆，拿水舀子舀着吃，撑得一个接一个地放大屁，十七八岁的青年，胡子还没扎出来却已经学会就着开花豆喝酒了。母亲就这事始终没松口，她总觉得心里头缺了点儿什么……
老老纪自然知道母亲的顾虑，知道碟儿的遭遇对母亲的影响，放出话说母亲一过门就当家，把他们爷儿俩挣的钱都管起来，他们家也真该有个理财的媳妇了，他们家那些沾了油花的钱不是塞袜筒里就是压炕席底下，让耗子拉去都不知道。
纪家没有婆婆压着，这点合乎母亲的标准。
可最终，事儿没成。
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差一点儿，我就成了炸开花豆的后代，命运就是这么微妙，想想也挺有意思。母亲结婚以后老老纪十分失落，老纪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媒婆给说合了几个，他老跟我母亲比，闹得老老纪跟他发火说，盘儿现在已经姓叶啦，儿子，你死心吧!
最失落的是我的舅舅，母亲的出嫁宣告了他无节制地吃开花豆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姐夫对南营房淡漠疏离，对他的一切几乎从不过问，与老纪家比，关系差远了。
两年后我的五姐，也就是母亲的长女出生了，母亲到娘家去的次数渐渐减少，老纪也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当媳妇，闺女叫张金枝，比老纪小八岁，张金枝没带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敞开吃，管够！
我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答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时候物质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弄来的。我招工汉中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南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和两条“灯塔”牌肥皂。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格子的时候，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大部分是他钻的眼儿；办事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就是刘春霖。
六
以我母亲的生活范畴，绝和状元搭不上边，南营房那五方杂处的穷杂之地更非状元的涉足之处。可偏偏的，毫不搭界的人就遇上了，用“永星斋”饽饽铺冯老掌柜的话说是“缘分”。
“永星斋”是朝外大街坐北朝南的大点心铺，前店后厂，雇用着伙计几十号人，还有几家分店，生意相当红火。“永星斋”最早的老掌柜叫王芝亭，王芝亭祖上在宫里当过御医，他本人却没什么特长，就是喜好交结名人。一开始他在朝阳门外开了这个饽饽铺，之所以叫“饽饽铺”，是因为经营的全是满式糕点，跟南式、洋式点心不一样。满族人管点心叫“饽饽”，饽饽铺又叫“达子饽饽铺”，萨其马、百果花糕、芙蓉奶糕、细品小饽饽、酥皮点心，都属于达子饽饽。饽饽铺一开张，王掌柜就凭着祖上的关系让当朝翰林戴思淖题写了“永星斋”几个大字，又请庆亲王和工部尚书陈璧写了“风味不群”和“翠凝朝露”两块匾，都是烫金大字。朝阳门是朝阳之门，阳光下，巨匾金光闪耀，使“永星斋”饽饽铺在朝外大街滚滚的尘路上，光彩夺目，鹤立鸡群。上至宫廷王府，下至黎民百姓，一提“永星斋”没有不知道的。有皇上的时候，内务府的饽饽房每年都要“永星斋”做专供，作料由内务府提供，制作时需掌案亲自动手，可见其饽饽的精细讲究。此外，“永星斋”还给恭亲王、庆亲王和荣禄荣中堂府上加工饽饽，满族人的饽饽很大作用是用来祭祀，上供用的饽饽桌子是金龙绣套，桌子上每节码二百块糕点，往上摞十三层，有五六米高，还得用水果、绢花做顶子，这些工作当然都由饽饽铺承担。母亲说，她嫁入叶家第一年的正月，“永星斋”的掌柜就以娘家人的身份，给叶家送了一台红丝万字蜜供，蜜供是沾了糖蘸的点心，被码成了一人高的吉祥图案，谁见了谁说好，朝阳门外的“永星斋”给南营房的盘儿挣足了面子。
“永星斋”的具体位置在我的记忆中是在吉市口附近，东岳庙的西边。今天的“永星斋”已无从查找，被现代楼房替代，跟满族饽饽全没了关系。“永星斋”最让我思念的是一种贫民点心“七宝缸炉”。“七宝缸炉”说白了就是点心渣子重新组合烤制的无馅圆饼，火烧一样的，但松软可口，甘美异常，特别是刚出炉的热缸炉，那香味一里地以外都能闻到。“闻香下马”者大有人在，我母亲那位住在东四六条的七表舅钮七爷就是被“七宝缸炉”的香味勾来，跟饽饽铺的掌柜成了朋友的。“永星斋”离东四六条隔了一道城门几条胡同，“被香味勾来”的说法实属夸张，但事实是，常常“永星斋”的缸炉一出炉，钮七爷就掀门帘进了铺子，说是“赶上了”，实则是早算计好了的。七爷来了，两个缸炉一碗清茶是必须要款待的。七爷会说会唱，不招人讨厌，北京城里哪儿有什么新鲜事没有他不知道的，那时候没有电视，话匣子也不普及，报纸是少数人看的，用现在话说是“传媒业相当落后”。所以钮七爷就显得很重要，北京城里，马长犄角、羊上树一类新鲜，钮七爷会一件一件地掏给大家听。铺子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时间长了他不来“永星斋”，大伙还念叨他。
我母亲管钮七爷叫表舅，所以后来我们都随着母亲叫，叫他七舅爷。母亲和七舅爷有着亲戚的名分却没什么交往，年节也不走动，只是跟舅爷的闺女大秀在交领补活的时候偶有碰面，交换些彼此的情况。我父亲叫七舅爷“牧斋”，在父亲和母亲结亲之前，牧斋是我父亲的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他们的共同爱好是京戏，是美食，都属于八旗子弟序列，七舅爷属正白旗，我父亲属镶黄旗。不同的是，民国后我父亲有家底，有薪水；七舅爷是坐吃山空，倒驴不倒架，面子上还撑着，其实日子很窘迫，就如同算计“永星斋”的缸炉一样，“秋风”打得自然顺畅，不让别人尴尬，自己也不尴尬。
父亲和七舅爷共同的朋友是刘春霖。刘春霖在性情上跟两位“子弟”不同，比较务实，不说不靠谱的话，在行为上也比“子弟”们严谨，这大约与他直隶石宝村的生长环境和状元及第的出身有关系。父亲和七舅爷请他“东兴楼”赴宴，他注定要问清楚“两位带钱了没有”才进门。表面上都是父亲在“请”，其实父亲一回也没掏过钱，无论到哪儿，商家一看刘状元来了，笔墨纸砚早在后头偷偷备好了，吃完饭不写幅字断然是出不了门的，而状元那幅字，价值不菲，值几十顿“盛宴”。就是在今天，香港拍卖刘春霖的一幅四屏，也拍到了220万港币。刘春霖的字之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是他碍于面子，不便拒绝，还没有像现代人一样学会说“不”。社会上一致认可刘春霖的字，有“大字学颜(真卿)，小字学刘(春霖)”的说法，更有“楷法冠当今，后学宗之”的美誉。有传说，慈禧在点状元的时候就是看上了刘春霖答卷上的一笔好字，爱不释手，钦点甲辰恩科一甲一名状元。当了状元的刘春霖后来给老佛爷着实写了不少字，今天我们在故宫游览，还时时能看到状元的墨迹。也有人说，刘春霖的状元是“捡”来的，是沾了名字的光，他只是进入了前十名，头名叫谭延闿，老佛爷马上想到了闹变法的谭嗣同，扔一边了。排谭延闿后头的是朱汝珍，广东人，老佛爷反感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全来自广东，自然不能当选。临到了刘春霖，时值当年大旱，老佛爷一看，高兴了，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乃大吉之兆，御笔点朱，刘春霖就当了状元。我后来跟父亲谈起过这事，那是父亲将刘春霖的一幅字送给我的时候，父亲说所谓“春风化雨”都是以讹传讹，卷子的名号都是封着的，说沾了字的光尚有可能，沾了名的光不可信。在刘春霖当上状元的第二年，清代废除科举考试，中国从此再无状元，自隋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科考大军，在清光绪二十九年画上了句号，中国产生的592名状元中，刘春霖是最后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第一人中最后人”。1907年刘春霖和几名同科进士及朝廷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八旗子弟，被送到日本留学，父亲和刘春霖同船而往，在横滨登陆。刘春霖进的是东京政法大学，法律学科，我父亲进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古典讲习学科。他们那一船留学生，后来成为名人的有很多，著名的有汉奸王揖唐，企业家王国甫，政治家沈钧儒……推算年龄，一群人中年龄最大的也不到三十岁，而我父亲和王国甫这些没有功名的子弟们，还只能称作少年。
我父亲学的是文科，又喜好书画，在东京和刘春霖走得就很近，对刘师兄的书法到了近乎痴迷程度，将师兄的各类“习作”搜罗不少。我后来有幸得到的墨宝当属这一类，那是一幅四尺联，“樱花和烟暖，富士带月寒”，想必是在日本创作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有孕待产，丈夫不知从哪儿将这副对联寻出，挂在简陋的斗室中，说时时看着状元的字，对未出世的孩子是一种太难得的胎教。我就天天看，有时还临摹。儿子生下来了，对什么都有兴趣，就是对学习没兴趣，招猫逗狗、逃学早恋，说瞎话、不及格，哪里有状元的半点儿风度，一笔字写得歪扭如狗爬，中学毕业了竟然背不出一首完整的唐诗，不知道宋太祖是哪个朝代人!最让人糟心的，还是个网虫，快三十的人了，不止一次让我揪着耳朵从网吧里轰轰烈烈地当众拽出来。当然，后来成了日本社会学的博士，我却总觉得歪打正着的成分多于刻苦钻研的成分，跟刘状元的书法胎教没一点儿关系。
这是题外话了，还是回过头来说我的父母，我儿子的姥爷姥姥。
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先是赋闲在家，后来帮着王国甫办了几年织布厂，他的“古典文化学科”专业只能钻故纸堆，没有别的用处。后来他的师兄刘春霖在北京创办了直隶书局和群玉山房，我父亲将自己所长投入其中，也算是有了归宿。和我母亲的认识，就是他在群玉山房的时候。
母亲说她头次见父亲是在盛夏，荷花池的荷花开得正好。父亲则说是深秋，东岳庙的金桂将要凋谢，却香气正浓。母亲说不是金桂的香气，是“永星斋”七宝缸炉的香气，父亲记错了。甭管孰对孰错，他们在“永星斋”饽饽铺见的头一面应该是没错的。
父亲说那天他和牧斋、润琴(刘春霖)听下午戏出来，时间还早，就到朝阳门外金台看日落。
“金台夕照”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套用的是燕昭王“置千金其上，延天下士”的典故，故称“金台”。真正的金台在河北，在易水河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地点就是金台，朝阳门外的金台不过是个附会，是京城外的一个高台罢了。就这个金台，在一片低矮灰房顶的旧北京也算是一个值得登临的去处了，有人专门写诗赞颂说：“高台百尺倚城都，斜日苍茫弄晚晴。千里江山回望迥，万家楼阁入空明。”在难见高楼的旧北京，登斯台，低回眷顾，亦能给人以千秋灵气之想。但父亲和刘春霖们那天在台上抒发的不是怀古之情，却是婚娶的余韵，他们看的戏是昆曲《钟馗嫁妹》。
七十多年前的“金台夕照”是怎样一种景致，今人已很难想象，如今地铁线还有一站叫做“金台夕照”，沿着滚梯上去，钻出地面，哗地立刻被轰鸣震撼，车来人往，高楼耸立，不见高台，没有“夕照”，谈不上“千里江山”的回望……当年七舅爷在相对平坦的土台上边舞边唱，重复着《钟馗嫁妹》的戏词，“摆列着破伞孤灯，乘着这蹇驴儿跂能，似一幅梅花春兴……权当个冰人系赤绳，权当个月老为盟定，权当作氤氲使巧撮合，权当作斧柯媒证……”在我的意念中，老舅爷就是在今日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舞蹈，时空的叠加常常让人感到滑稽和不可思议，但历史就是这么绕着圈往前走的，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便踩在了昨天的脚印上。
七舅爷在金台上到位的表演让刘状元再一次领略了八旗子弟的“精彩”，一再地夸赞“好!好!”父亲说，不是牧斋唱得好，是《扑灯蛾》词写得好，“俺与他一旦契合，恁与他五百年前石上结三生”，颇有松尾芭蕉俳句的韵味，没点儿文字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刘春霖说钟馗也是懂情，做了鬼还没忘记妹妹的婚事，充作冰人，替妹妹了却终身，是个有爱有恨的汉子。父亲说他回去要画幅“钟馗嫁妹”的工笔，那“破伞”和“孤灯”一定是要有的，萧条的冷雨也不可缺少。几个人正陶醉在“嫁妹”的情节中，有浓云飘来，正遮头顶，呼雷闪电中洒下了瓢泼大雨。雨水在土台上砸起一片烟尘，正在舞蹈的七舅爷大叫一声“钟馗寻来也”，领头朝下跑，刘春霖和父亲紧随其后，白雨中三人在朝外大街上跑成了一条线。七舅爷在前头猛蹿，父亲在中间大步流星，刘状元远远地落在后头使劲喘……
我对父亲的叙述持怀疑态度，刘春霖从日本回来当过大总统秘书，当过直隶教育厅长，以这样一个身份不可能在朝阳门外的雨地里奔跑。父亲说不可能的事情多着呢，他们是同学，同学之间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成为可能!
七舅爷轻车熟路，照直奔了“永星斋”，舅爷聪明，他知道，到别的铺子就是避雨，到“永星斋”却是有吃有喝的好去处。三个人水鸡子一样狼狈不堪地进了饽饽铺的门，刘状元埋怨七舅爷跑得太快，七舅爷说他是怕在高台上被雷击着，大家这辈子都没干甚缺德的事，划不来不是。
饽饽铺的冯掌柜见来了巨星级人物，很是有些受宠若惊，招呼伙计赶紧找干净衣裳，在后头东屋摆了茶水点心桌，西屋自然也摆了笔墨纸砚桌。
那会儿母亲正好也在饽饽铺内避雨，她是到吉市口交补活，回来夹着一抱原料遇上了暴雨，躲进了饽饽铺，就这，头发衣裳和一卷纸样也淋湿了。母亲将盘在头顶的湿辫子松下来，那根长长的粗辫子就垂在脚后跟，垂着长辫子的母亲从玻璃后头焦急地望着街面，雨水在街上击出一片片水泡，檐下的水哗哗地流成了一条线。母亲担心南营房简陋的屋顶，能否经得住这场暴雨的肆虐，低矮的门槛怕是已经进水了；担心手里这一卷湿透了的活计，全砸在手里，非但挣不到一个子儿，怕还要赔钱。至于后来跑进来的我的父亲一行，则根本没有进入母亲的视野和心中，母亲一如既往地看着外面的雨水发愁。水汽朦胧的玻璃，刚出炉的七宝缸炉的香气，母亲苗条的背影，一条长长的辫子，氤氲出“遥望蓬莱，一半儿云遮，一半儿烟霾”的意境，父亲看得呆了。我想，父亲在那一刻并不是看上了母亲，而是看上了他意念中泛起的带有古旧温馨色彩的图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画了不少有水汽玻璃背景的画作，玻璃的前头有美人的背影，当然也有三两个沙果或是一只睡猫，甚至还有一支扭曲的病梅……父亲喜爱的是色彩和氛围，父亲的失态引起了刘春霖的注意，他问掌柜的可认识站在玻璃跟前的女子。未待掌柜的回答，七舅爷说那是他的外甥女，刚才净顾着往里跑，没看见窗户跟前还站着人，原来还是亲戚。七舅爷喊“盘儿”，母亲转过身来，见是舅爷赶紧请安问好，依着旗人的规矩，将七舅爷家的蛐蛐和鸟都问到了。
母亲姣好的面容让父亲惊异，那天他几位应冯掌柜之邀在西屋“留下墨宝”，父亲写的竟是“清素若九秋之菊”，冯掌柜有些迷惑，父亲说他赞的是永星斋的七宝缸炉，其实父亲夸的是母亲，跟人家饽饽铺没一点儿关系。刘春霖喝了半碗茶，坐在八仙桌前默默地动开了心思。后来饱蘸浓墨给饽饽铺题了一副联：
翠烟金台，细品钟馗嫁妹；
白雨永星，和鸣凤凰于飞。
同样跟饽饽铺没关系。
七舅爷懵懵懂懂吃了冯掌柜半盘子新出炉的缸炉，得了两匣子芙蓉糕和萨其马，心满意足，坐在太师椅上有些犯困。
雨过天晴，冯掌柜给雇了车，三个人高高兴兴散了。
母亲回到了南营房的家，屋内并没有漏得一塌糊涂，因为屋顶上被老纪盖了苫布，母亲自是感激，到61号院里认真地谢了。老纪的爹说，你们家的事就是我们家的事，用不着分那么清楚。
其实老老纪的话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母亲在喷香的开花豆冲击下，思想防线完全垮塌，她想，如果这个时候老老纪跟她提起纪家老二的婚事，她会一口答应。可偏偏的，那天老老纪错过了这个好机会，老老纪什么也没说。
我舅舅那会儿正在书场听书，听的是《薛里征东》，直到天黑才回来。
七
中国有“月老系红绳”，“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说法，谁跟谁是一家子，早已是命中安排好了的。陈家、纪家本已成熟的姻缘却因月老的执意，有了改变。我跟母亲谈论她180度婚姻扭转时，母亲说这是命，任谁也挣不过命去。母亲还给我讲了个故事，说古代有个人晚上看见一个老头倚着布口袋在月光下翻书，他问老头看的什么书，老头说“天下婚书”，书上写着谁和谁成夫妻的事。但凡书上写了，他便用布口袋里的红绳把一对男女的脚踝拴在一起，两个人即便相距千里万里，也会因这绳子走到一起。这人问他的未来媳妇是谁，老头说，明天集市上有个捡烂菜的婆子，婆子领的女孩就是他将来的媳妇。第二天这人到集市上转，果然看到了一个又脏又烂的婆子，拉着一个黄毛小丫头。这人甚不满意，为了不缔结这场婚姻，就用刀砍了那女孩，自己逃走了。若干年后，他当了官，娶了上司的女儿，那女儿花容月貌，高贵贤淑，只是眉心有一伤疤，一问，是小时家里遭难，随奶母上街乞食，被人砍的。这人遂信月老的话不虚……
母亲信命，她一直坚信，月老没把她和老纪拴在一根绳上，没嫁给老纪，她并不遗憾。
避雨后没多久，刘状元就通过七舅爷传来了话，要亲自做媒，把“盘儿”说给东城戏楼胡同的叶四爷做夫人。
来传话的七舅爷先说媒人是多么的有身份、有名气，又说了我父亲是多么的有钱、有学问，说他们都是留学外洋的精英，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的人物打着灯笼都难找。我那位只有中学肄业水平的舅舅闹不懂“精英”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知道《状元媒》这出戏，知道状元是很伟大的人物，很多戏曲里是有不少状元娶了千金小姐，甚至招赘驸马的。我舅舅很想看看真的状元是什么模样，就要求媒人刘春霖一定要亲自登门提亲而不是让人传话。七舅爷说，人家刘状元是天上星宿，岂是谁想见就能见的，状元不可能降贵纡尊，到南营房这寒门穷舍来，你要想目睹状元真容，除非是婚事敲定，人家作为媒人来放定，也算是事出有因，不辱没了状元身份。
舅舅说他姐姐的亲事得问问隔壁的老老纪。七舅爷说，老老纪是谁?他能做得了咱们钮古禄家的主吗？我是你舅舅，你娘死的时候虽没有交代，你们家的事也是我说了算，今天状元要来做媒，这婚事不成也得成了。
舅舅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此刻他心里已把刘状元和戏台上蹬着皂靴穿着红袍晃着纱帽翅的英俊小生闹混了，一心想着刘状元而忽略了未来的姐夫叶四爷。我问母亲七舅爷来家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在哪里，母亲说姑娘怎能参与这样的事？七舅爷一提亲，她就借机躲了。可是舅舅说我母亲根本就没躲，她一直坐在炕桌前拨补活，把七舅爷的话一字不落地全听了去。我问舅舅母亲当时发表了什么意见，舅舅说什么意见也没有，连头也没抬，他把母亲的沉默看作是认同。
我相信舅舅的判断，这桩婚事隐隐与母亲的心劲儿，与母亲的朦胧憧憬相吻合，才子佳人，是母亲有限认知中的理想搭配。“三春牡丹”和“雪里梅花”，哪个女子不想当富贵牡丹，开在当时。当冬天的梅花，哆嗦在风雪里，除非是有病。
事情有了眉目，刘状元便以媒人的身份出现了，嫁娶双方代表是在安定门茶馆见的面，母亲这方是我十九岁的舅舅和七舅爷，父亲那边是他的大学同学，在北京开工厂的王国甫，刘状元是中间媒人。介绍情况时刘春霖说，我父亲是属兔的，山林之兔，五行属金，农历六月十六生日。舅舅一推算，母亲属鸡，父亲比母亲大了六岁，还算年龄相当。刘状元说，瑞福(我父亲的字)曾经袭有镇国将军的封号，虽然清廷已经不在，毕竟也是个有根底的人家，前妻瓜尔佳去世近十年了，留下了四个孩子，长子大学已经毕业，两个女儿在燕京大学读书，平时住校很少回家，小儿子也高中毕业……孩子们懂事勤谨，家道殷实富裕，和和睦睦的一个书香门第。
舅舅知道以自家的情况无法和“镇国将军”相比，气势上就有些短，有些高攀的尴尬。他望着茶馆外头斜对面成贤街金龙和玺的牌楼，想着国子监那辉煌的殿宇，对那陌生的群落产生了一种闯荡的冲动，他知道那个领域不属于他，他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资格落脚其中，但是他的姐姐可以，这个“可以”必须要借助刘状元的撮合，借助皇亲叶家的势力……跟卖炸开花豆、拉洋片、烙烧饼的是两个世界，大相径庭。
七舅爷看舅舅不说话，认为是拿不定主意，将舅舅拉到外头说，傻小子，还犹豫什么？过了这村没这店，这样的人家儿全北京也没几户。别人不知道叶四爷我还不知道吗？我们成天在一块儿听戏放风筝，他们家的狗什么脾性我都清楚!
舅舅说，叶家前头还有几个孩子呢，合算我姐姐进门就给人当后妈……
七舅爷说，是续弦，又不是做小，你姐姐明年就三十了，三十的老姑娘还想嫁个小白脸？不是我说你，都是你把盘儿耽搁了，晃晃荡荡一个大小子，没个正经事由，靠姐姐养活着，什么时候算个头呢？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我都替你寒碜!
七舅爷的一番话把我舅舅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十几年来他浑浑噩噩，从来没想过谁养活谁的问题，跟姐姐在一块儿过日子似乎理所当然，如今让七舅爷一点破，细想还是真对不住姐姐了。
这样一来，我舅舅彻底没了底气，他用商量的口气对七舅爷说，那您的意思到底是嫁还是不嫁?
七舅爷说，嫁呀!这还用含糊吗？四爷是我朋友，人品一顶一的好，那胡琴拉的，托、随、领、带，精湛至极，不会唱的都能唱成马连良；画也好，工笔花鸟，跟恭亲王孙是至交，徐悲鸿要成立北平艺专，还聘请四爷当教授呢……到时候你姐姐就是教授夫人，是太太，你们南营房的穷丫头做梦都梦不到这一步!
舅舅再没什么好说的，进屋再面对刘状元的时候，他表示了对这门亲事的认同，但是他觉得对那个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只是闷头喝茶的男方代表应该说点儿什么，说什么呢?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题，情急中不知怎的想起了老纪家在美容院的老大，那个梳分头的形象此刻鲜活起来，也是有心要难为表情严肃的男方代表，舅舅指着王国甫说，你对那个要娶我姐姐的人说，你们既然是喝过洋墨水的，娶亲那天就要穿带尾巴的大礼服，戴高帽子，以示郑重!
舅舅这样说是按照市场上拉洋片匣子里的画提出的，吉市口市场拉洋片的老常是个很有特色的人物，我在小时候还见过他。瘦高的一个老头，模糊不清的胡子和嘴，弄一个大匣子，里面全是西洋的风景，有高楼有喷泉，还有骑着马的洋人。匣子前头有数个镜头，交了钱就可以趴在镜头上往里看，里面的画可以放得很大，连洋人的袜子花样都看得很清楚，如同真的一般。这也还罢了，最吸引人的是老常本人，他手脚并用，锣鼓齐鸣，那张嘴也不闲着，“往里瞧来往里看，翻过这片又是一片……”有时候我不看那片子，专听老常唱，老常的唱远比那些粗糙的西洋景强。现在有了电视，拉洋片的时代被甩远了，但我总觉得这个行当失传很可惜，那通俗诙谐的唱词，来自社会底层，唱者荒诞夸张的扮相，未张嘴已让人喷饭，锣鼓响起，眉飞色舞，嬉笑怒骂，闻之观之，听得过瘾，野得牙碜。我舅舅这样要求王国甫是有作弄的成分在其中，他对面前的叶家“代表”和那个未露面的叶四爷没有一点儿好印象。
王国甫未置可否。刘春霖说，那女方也是西式？
舅舅说，我们要坐花轿，要凤冠霞帔。
刘春霖说，怕是不般配。
舅爷说，有何不般配，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不久前成亲，新娘是白纱礼服，新郎就是长袍马褂，一样的热闹，一样的和谐。
我舅舅就这样把他的姐姐给出去了，放定那天是状元亲自来的。知道状元要驾临，那天胡同口围了不少人，谁都要一睹状元郎风采，连卖豆汁炸糕的也收了摊子，戏棚的戏也把日场改作了夜场。母亲家的街门口挂了六尺红布，低调地表示出这家有喜事，准备嫁闺女了。
隔了一道门老纪家的街门紧关着，内里也没有炸豆的香气溢出，老老纪坐在屋里炕上运气。他的儿子小老纪则不管这些，抄着手没心少肺地夹杂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静等状元出现。
秩序越来越乱，巡警出来干预了，把等着看热闹的人搡得一个趔趄又一个趔趄。快中午时分，刘状元从南口出现了，本来人们认定状元要进北口，孰料状元改变了路线，在神路街就下了车，硬是一步一步随着礼担走进了胡同。人们一下反而安静下来，在“天上星宿”的光芒辉映下，心内满是谦恭和敬仰，那是贫穷百姓对文化的一种仰视，是两个阵营的近距离相触，因为婚姻产生的机缘，使彼此相投、认可，继而理解。状元在南营房的街坊中缓缓地走着，简朴的春绸大褂，黑礼服呢的布鞋，和善的面孔，使他和南营房的距离一下拉近。人们只从媒人的装扮就已经认可了这桩婚事，都说陈家的盘儿等了三十年，等来了好姻缘。
跟在状元身后的是二十四个红漆描金的抬盒，由穿吉服的抬夫们抬着，摆了半条胡同，红了半条胡同。我后来曾经好奇地问过舅舅抬盒里的内容，舅舅说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问怎的华而不实，舅舅说有染了红胭脂的活鹅一对，代替古礼聘娶用的雁。还有花雕一坛，绸缎若干，木头如意一个，手镯两对，龙凤喜饼一双，干鲜果品四碟……
我想，叶家的聘礼热闹尽管热闹，却是不太实际。送鹅送酒送喜饼，不如送钱，现在男方给女方送的聘礼可是实惠多了，哪个小子倘敢用鹅来搪塞丈母娘，当下就得被踹出门去。不拿出硬通货，结婚别想!
中国婚嫁有六礼之说，六礼者，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在放定之前有庚帖交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父亲的生辰八字是应该在放定之前送过来的，舅舅说省了，都在茶馆里核过了，状元保的媒，不会有错。
八
母亲为她辉煌的婚礼而陶醉。
在我还是小丫丫的时候就一遍一遍地听过母亲对她婚礼的细节描述，大红的，海水江崖吉服袍，红缎凤穿牡丹绣裙，满头的绒花珠钿，镶着宝石的绣鞋，颤悠悠的花轿，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美丽的时光，以致让我对那样的婚礼充满羡慕与神往，一度我让母亲许诺，将来我的婚礼也得搞成大红的、珠钿的、颤悠悠的……母亲的装扮都是来自戏楼胡同的婆家，就是说我的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新娘的成套穿戴全备齐了，送了过来。据母亲说，她出门子那天，除了贴身小衣是大秀帮着缝制的，其余对她都是陌生的。
母亲说，她的花轿在进入朝阳门的时候被警察拦住，说是要进行检查。官事无人敢拗，只好由人检查，但是给母亲送亲的大秀不干了。大秀比母亲小，还没有出阁，作为送亲太太是不合格的，但是母亲的娘家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以出头露面的女性了。七舅奶奶倒是合适，但是病得起不来炕，别说是送亲，就是站立都成了问题。大秀虽说是女孩家，却是拿得起放得下，当得了七舅爷的全部家，自然也当得了陈家的家，是满族姑奶奶中的典型。
大秀站在花轿前头不许警察们掀轿帘子，一帮警察们闲极无聊，正想找个乐子，双方僵持在城门洞。来迎亲的是王国甫，王国甫用十块大洋打发了警察们，警察们为了下台，派出一个女警察，探进轿内，落实公务。孰想那个女警察手脚不老实，探身进来一把就掀开了母亲的盖头，反身惊呼：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啊!
母亲向我诉说这些的时候年纪已经五十有五，五十五岁的母亲自然早已退出了美人的行列，然而，她那喜形于色的表情却再现了彼时的得意。母亲的容貌再姣好，出嫁时也近三十岁，三十岁的新娘在那个时代已是半残的花儿，值不得女警察大惊小怪。更何况，母亲的盖头不是被父亲揭开而是被警察揭开，这点也令我不满意，我视此为不祥。
舅舅的讲述则跟母亲完全不同，那是另一种版本，他说母亲出门子那天是哭着上轿的，不是一般礼节的哭，是痛彻心脾的哭，陪着哭的还有七舅爷的闺女大秀。大秀在母亲出嫁前三天来到了南营房，陪伴着她的表姐度过这女孩儿的最后几日。
母亲的嫁妆在结婚的前两天送到了戏楼胡同的叶家，嫁妆中有灯一盏，茶叶罐一对，尿盆一个，衣裳一箱，这是相当简陋的陪嫁了。北京人嫁闺女，再穷也得备夜净儿(尿盆)、子孙盆、长命灯三样东西，这些东西让专门送嫁妆的用方桌顶在头上，一路送到婆家去。母亲那个木头衣箱里有七舅奶奶送给母亲的一件紫缎地大镶边女氅衣和一件蝴蝶花褂礻阑，两件衣裳都是舅奶奶的婆婆当诰命夫人时的披挂，一代代传下来，极少见阳光，一股浓重的樟木箱子味儿。民国时代这些繁杂的前清服饰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压箱底的物件却是珍贵之物。舅奶奶自己有两个闺女，大秀、二秀，她从秀儿们将来的嫁妆里分出一份给我母亲，足见疼爱之深。除了衣裳以外，附近几户街坊合伙送了一对描红漆的脸盆架子，其中也有老老纪的份子，两块猪胰子是卖炸饣各馇的井大姨送的。母亲嫁妆出门的时候，人们围在门口看，猜测着箱子里的装填，有小孩围在门口唱：
月亮月亮照东窗，陈家姑娘好嫁妆。
金漆柜、银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
锭儿粉，棒儿香，棉花胭脂二百张。
……
在孩子们的歌声里，母亲心里多少有些满足，想的是七舅奶奶的奉送至少让她在娘家的地盘上揽尽了风光。如果母亲知道，在她嫁入叶家三年后，叶家大格格出嫁的嫁妆，怕是要汗颜了。我那位同父异母的大姐出阁时，父亲陪嫁了全套花梨，紫檀家具，顶箱立柜、方案圆桌、绣墩沙发，座钟挂表、字画挂屏，金银盾饰……和南营房来的尿盆、茶叶罐不可同日而语。
老老纪视舅舅与叶家的联姻为对纪家的背叛，提了一壶开水把自家院里的玉簪花浇死了，这样的行为非善良的老老纪所为，之所以能做出，是心伤得狠了。老纪本人倒无所谓，照旧来57号串门，跟舅舅分食喜饼，给充作雁的鹅们拔毛，那罐陈年花雕，大半被老纪就着开花豆喝了……
第二天便要上轿，晚上母亲在试穿叶家送来的那些戏服般的行头，没有穿衣镜，母亲便对着灯光下的窗户玻璃，扭过来掉过去地看。穿凤牡丹、富贵多子、百鸟朝凤、瓜瓞绵绵，各样锦绣色彩斑斓，精美绝伦，让母亲幸福又快乐。大秀坐在炕桌前，就着昏暗的灯在仔细研究放定时的过礼大单。半天，大秀推过礼单，点着其中一行严肃地对母亲说，这里不对了。
母亲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其余一字不识，她根本看不出哪里“不对”，催促着大秀快说。大秀说，叶家四爷是属兔的？
母亲说，没错，锡元回来说了，山林之兔，五行属金，这帖子上不也是这么写的吗。
大秀说，这上头属兔的不假，却是蟾宫之兔，五行属木。
母亲说，反正都是兔，蟾宫的，山林的，待的地方不一样罢了。依我看，蟾宫的比山林的还好呢，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是神仙，一个是草莽，能成为月宫里的兔子只能说明他命好。
大秀说，姐姐你别犯糊涂了，山林的兔子跟蟾宫的兔子都是兔子不假，却相差了一轮，十二年，就是说叶家的四爷不是比你大六岁，是整整大了十八！
母亲一下蒙了，她隐隐记起那天在“永星斋”饽饽铺里盯着她看的那位“四爷”，瘦高的个儿，头发近乎秃顶，看年龄似乎跟老纪他爸爸相仿。母亲愣了半天，想过味儿来都快疯了，大呼上当受骗，她把那些花团锦簇的衣裳扔得满地都是。舅舅赶了来，一听这情景也傻了眼，没了一点儿主意!
刘春霖的两只兔子……
舅舅只好厚着脸皮请老老纪拿主意，老老纪正为他那棵长了六七年的玉簪花伤心，听了舅舅的话说，花死了再活不过来，除非换棵新的，但终归不是原先那棵。
舅舅问老老纪是什么意思，老老纪说，人家连定都放了，你们还能反悔吗？
舅舅说状元明明说的是山林之兔，帖子上咋变啦？老老纪说，怪你当时没长眼，上了人家偷梁换柱的当，还以为自己捡了个香饽饽，跟状元玩文化，你小子还差得远!
舅舅说，那就没一点儿办法啦？
老老纪说没有，水泼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他这辈子也不会再种玉簪花了。
连老老纪都没法子，母亲彻底失望了，她整整号啕了一个晚上，直哭得一丝气息悠悠欲断。怕出嫁，怕出嫁，拖了十几年，十几年到头来等了这样一个结局，母亲怎能心甘？大秀不住地埋怨她爸爸糊涂，成天和叶家四爷一道厮混，竟然不知四爷是属于哪类兔子。舅舅知道母亲性子烈，怕母亲走碟儿的路，让大秀看着她，不离半步。
第二天是出嫁的正日子，上午花轿到了南营房，吹鼓手在外头一通吹奏，院里院外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不少街坊，都来看南营房最排场的婚礼。状元没来，迎亲的是王国甫，他的那辆“道奇”停在胡同口，开不进来，他没有刘状元的亲和力，是昂首挺胸，凡人不理，背着手走进来的。王国甫进来就问新人收拾好了没有，收拾好了就上轿。七舅爷说，今天是外甥女一辈子的大事，得好好捯饬捯饬，女孩儿家家，不必催她，反正时间还早，先喝茶!
王国甫和七舅爷就在院里树底下喝茶等待，舅舅站在旁边一脸不高兴，质问的话几次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急得冒出一脑袋汗。
屋里我母亲死活不肯换衣裳，摔了叶家定礼送来的银盾，被摔过的那个银盾我后来在舅舅家见过，不是真银，连收破烂的都不要。原本是在玻璃罩子里的一个银质造型，上面刻着“百年好合”的吉祥话儿，硬是让母亲给摔得扭曲不堪，难以入目。从破烂的银盾看，我相信舅舅的说法，母亲的婚事绝不像她自己叙述的那样完满，临上轿的母亲内心也并非得意而幸福。
那天，母亲非让她兄弟跟媒人讨个说法，否则不上轿。一道门帘，里面闹翻了天，外面冷得找不着话。
听着屋里叮咣乱响，王国甫不动声色，一切仿佛已在预料之中。倒是七舅爷有点儿绷不住说，女孩儿，没出过门，临走总得使点儿小性儿不是。
王国甫看看表说，时候不早了。七舅爷让舅舅到里屋催，舅舅进屋，看母亲还是蓬头垢面，连新媳妇必走的仪式“开脸”也没做。按规矩，姑娘上轿前要用丝线将脸上的汗毛，额前的碎发绞去，以一张光鲜明亮的脸应对众人，表明此女子已经是妇人不是姑娘了。母亲站在炕上正和来帮忙的女人们对峙，开脸的婆子拿着一根线哪里逮得着躁动的母亲，任谁劝也不行，母亲说她不嫁了!
舅舅窝囊地站在炕沿下头，一句话说不出，一切全是他的错，此时此刻他哪里抬得起头。母亲问他不在外头跟叶家论理，跑进来干什么？他说人家在催，母亲呸了一口，抄起上轿要抱的瓶儿朝他砸过去，舅舅一闪，瓶子摔在墙上，碎了，五色粮食流了一地。
上轿的新娘怀里要抱个装了五色粮食的瓷瓶，以示平安富裕，这是北京的习俗。母亲的瓶子被她自己摔了，让众人很抓瞎，就有了后来老纪包了一包开花豆塞进轿子的插曲，有些驴唇不对马嘴。
见屋里的“戏”愈演愈烈，老纪赶紧将屋门关了，让院里的吹鼓手们演奏《炒麻豆腐——大咕嘟》，立刻唢呐笙笛停止，只剩下鼓、镲的声响，鼓不是在敲，是在揉，镲不是在击，是在磨，咕嘟咕嘟，真如同锅里咕嘟的麻豆腐。这一手吹鼓手们都会，他们知道这是在给新媳妇拖延时间，主家为这个是要给赏的，“麻豆腐”炒得时候越长，赏钱越多。
一个《炒麻豆腐》把王国甫炒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急不得，恼不得，只得随着“炒麻豆腐”的节奏在院里踱步，一步一步正好踏在鼓点上。鼓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竟让他着了魔一般，停不下来了，这是吹鼓手们故意戏弄迎亲的老爷，如果给赏钱便罢了，不给就没完没了地“咕嘟”着。吹鼓手们两头拿钱，王国甫哪儿知道这个，在中国，在外洋，纵横南北东西，任何场面他没有打理不下来的，却栽在朝阳门外南营房一帮人的手里，其窝囊程度不亚于我舅舅。
好不容易“麻豆腐”完了，老纪又提出演奏《屎壳郎爬竹竿——节节高》。王国甫不知“屎壳郎”还会玩出什么花样，站起身高声说道，该走了！
这时门帘一挑，大秀走出来，大秀冷冷地说，有件事情得让叶家说清楚，提亲的时候媒人说姑爷是“山林之兔”，怎么放定的时候竟然成了“蟾宫之兔”，这不明摆着坑我们吗？
七舅爷说，有这样的事？
大秀拿出庚帖说，上头写得明明白白。
王国甫冷笑一声说，帖上写得明明白白就是明明白白，既然都明白了，怎能说坑？
大秀说，媒人说的可不是这样，明明说的是“山林之兔”，我们有人为证。大秀说着将我舅舅推过来说，你告诉他们，刘春霖是怎么说的？
舅舅的见不得世面就在这个时候充分表现出来了，他紧张得浑身哆嗦，他的这个毛病也遗传到我身上，我紧张了也爱哆嗦，止也止不住。舅舅不唯身上哆嗦，嘴也哆嗦，只说“兔……兔……吃草……”
老纪着急地喊，天上的兔子也未必不吃草!
王国甫说，一切以帖子为准，不是我们骗婚，是你们愿意，昨天连嫁妆都过去了，现在轿子到了门口，岂有变卦的道理？
大秀一时语塞，将目光转向她的爸爸。七舅爷说这事他来处理，说着进了屋。舅爷对母亲和大秀说，他也忽略了两只兔子的差异，光想着外甥女一生的荣华富贵，想着姑爷的品位学识，没承想闹出了这么件事，掰开了说是咱们理亏，谁让咱们当时没仔细看帖就把礼收了呢。母亲抽泣着说，我不识字，锡元他干什么去了？
七舅爷说，你指望那位爷替你把关？姥姥!他连自个儿的关全把不了。这回还不是托刘状元的关系，在巡警上给他找了个事由，好让他自食其力，你不嫁，他永远长不大。
母亲低了头不说话了，开脸婆子借机将线在母亲脸上拉过，七舅爷捡起地上的衣裳往母亲身上一扔，转身出去，对院里的吹鼓手吩咐：《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是新娘上轿的信号，院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七舅爷像完成了一件什么大事，美美地喝了一碗茶。
母亲在轿子里哇哇地哭，从吉市口哭进了朝阳门，大秀在轿外头抹眼泪，不像送亲像送殡。
老纪跟着轿子走了一程，走到市场北口，停住了，眼巴巴地看着花轿往西拐了。
我的舅舅陈锡元把着轿杆，压着步子，努力使轿子走得平稳，这本应该是新娘兄长所为，母亲没有兄长，只好让小兄弟代劳了。没有人把轿杆，轿夫们会将轿子弄得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因为这是轿夫们卖弄和露一手的时刻，这不光是为自己的铺子争光，创牌子，也是向本家讨赏的条件。
双方都没有老家儿，父亲母亲的婚礼就在“六国饭店”举行，我舅舅提出要“西式”，所以作为新郎的我的父亲和伴郎王国甫便分别穿上了黑色燕尾大礼服，雪白衬衣，硬领，系黑领花，戴白手套，把高礼帽在手里托着，不戴。两个人在人众中如同傀儡，彼此看着都想乐，只是忍着。媒人的身份太显赫，装扮却很普通，仍旧是那身春绸大褂。众人都称赞刘状元这个媒做得好，才子配佳人，天造地设的一双。媒人说：“权当作氤氲使巧撮合罢了，是四爷走了桃花运……”
好一个“巧撮合”，母亲不知道，更巧的还在后面。
母亲那天实在称不上“佳人”，红肿的眼泡，皱褶的衣裙，冷漠的面容，让所有的来宾大跌眼镜。母亲看着应酬中的“蟾宫之兔”恨不得变作猎狗，扑过去咬一口。回身再寻找“巧撮合”的媒人，早早地不见了踪影，撤了。
回到戏楼胡同的婆家，已经到了下午，父亲让前房的子女们出来跟新母亲见了，儿子女儿一二三四五六七……那长子，年龄已近乎和母亲相当，母亲糊涂了，自己不认字却是识数的，怎的呼呼啦啦出来一群？大大小小近乎十个!
洞房花烛夜母亲张嘴咬了父亲，因为父亲告诉母亲，偏院还住着一位如夫人，姓张，比母亲大十二岁，人家才真正比父亲小六岁。母亲要晕过去了，此时的母亲已经手脚冰凉，欲哭无泪，她只是要求见见刘春霖，要当面问个清楚，这媒是怎么保的。父亲说刘春霖的话没错，他头房的夫人瓜尔佳氏的确过世十几年了，留下四个子女；二房的夫人张氏也有几个孩子……母亲含着眼泪问，那我算怎么回事呢？小老婆吗？
父亲说母亲是明媒正娶的，状元保媒岂有保个小老婆的道理，续弦就是续弦，母亲续的是瓜尔佳氏……
没等父亲说完，母亲照着父亲的胳膊就是一口，那一口咬得真是狠，没有夹袄隔着，得掉下一块肉。
许多年，母亲对刘春霖一直耿耿于怀，刘春霖再也没进过我们家的门。母亲说他是不好意思。父亲说，润琴确是躲了，他的同科进士王揖唐邀他出来一块儿做事，润琴不干，躲到天津去了。王揖唐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是给日本人干事的汉奸，润琴岂能同他共事!
母亲的嘴不软，说只要见到刘春霖，定要跟他没完!
刘春霖之后，中国再无状元，我父母的“状元媒”姻缘便成了千古绝世的终结。
《大登殿》
宝钏封在昭阳院，代战西宫掌兵权。参王驾来问王安，讲什么正来论什么偏。
——京剧《大登殿》唱词
（一）
母亲的洞房花烛夜被她自己搅得一塌糊涂，她将房内一切可以破坏的摆设都弄了个稀巴烂，那闺中女儿的春梦也随着瓶盏的破裂化作了乱糟糟的碎片，四处飞溅，响亮而震撼。无畏、不吝、不屈、刚强，暴怒的母亲充分展示了她北京朝阳门外南营房旗兵后代的气势，这种无羁的活力是她进入的这家人所没有的，她的举动打乱了这家原本的秩序，一切都变得无章可循。史学家们常说，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入侵，为木僵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活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进步。我也常说，母亲嫁入叶赫那拉家族，如同在一潭沉闷的死水中扔进了一块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洞房花烛夜的鸣响不过是个简单序曲，好戏还在后头。天璜贵胄的叶赫家族早已脱离了当年与爱新觉罗们，与大明官兵们战斗的孔武骁勇，那些个浴血奋战，那些个勇猛追杀，早已成了远年故事，如同父亲屋内挂着的那口鱼皮套宝剑，内里锈蚀殆尽，空有个华丽皮囊罢了。叶赫家入关二百年，在京城这片繁华温柔之乡瘫软融化，向着规矩化、程式化、贵族化、完美化靠拢，有着百年不变的生活秩序和套路，有着锦衣玉食的富贵荣华，一旦面对母亲这荒腔走板的突发事件，面对这不管不顾的疯闹，全家上下几十口，人仰马翻，竟无一人拿得出主意，无一人能出面劝阻。这种懦弱性情，至今还影响着这个家族的子弟们，安于现状，与世无争，不仆妾色以求荣，不效犬马以求禄，永远地不开口求人，永远地大量能容，成了别一路人物。
母亲姓陈，娘家穷，父母早亡，她要赡养兄弟，三十岁才嫁，媒人是刘春霖，中间搭桥的是她的表舅钮七爷，代表他们陈家出面的就是她初中刚肄业的兄弟，叫陈锡元。陈锡元连话也说不利落，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大男孩。娶亲前说好是作为填房的，叶四爷（我父亲）的嫡福晋瓜尔佳氏六年前病故，留下几个儿女，中馈空虚，没有当事的主母，由父亲好友兼同窗刘春霖出面，托母亲的表舅来说合，想促成这桩婚事。老大未嫁的母亲在那个时代给人当继室是一条唯一的出路，北京城虽大，也没有哪个老爷们儿三四十了还作为光棍晃荡着，还在冥冥中等着谁。父亲比母亲大了十八岁，母亲本已很不满意，谁知洞房之中，帐幔垂下之际，新郎又坦言相告，西院月亮门内还住着一位叫做芸芳的张氏夫人，且言，张氏夫人已经为叶家生养了七个儿女，再加上瓜尔佳留下来的，一共是……
任何一个新娘在此刻也不能平静相对了，母亲一扫欲做妇人的羞涩，立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二话没说，一伸腿，把那只“兔子”（父亲是属兔的，土命，蟾宫之兔）蹬到桌底下去了，继而是一场恶战，喊叫哭闹，撕咬抠抓，蹬踹摔砸，奏出了一曲别样的婚姻交响。
几十年后我跟我的儿子谈及这一幕的时候，我的儿子说，我的姥爷哪里会是蟾宫之兔，一定是那只叫做罗杰的流氓兔，这样的事除了罗杰，别个谁也干不出来。所谓的罗杰就是美国动画片里那只穿着背带裤，龇牙咧嘴啃胡萝卜，多嘴多舌多诡计的兔子，这样的形象与我的父亲相去甚远，我的父亲实则是个毫无心计，满腹经纶又永远快乐的北京大爷，懂礼仪，循规矩，尚艺术，爱美食，无忧的生活造就了他无忧的性情，正如他对死的选择也是充满着快乐，没有痛苦的。
用我儿子的理解，也就是中国现代青年的理解，我的母亲是处于“二奶”的境地，即被我的父亲冠冕堂皇地“包养”了，跟现今给二奶另选异地另购别墅的款爷们不同，我的母亲是被包进叶家院内，跟尚在的大奶包在了一起，用他的话说是一个白菜心里包了俩虫子。
给人做小，别说我的母亲，我也是不能接受的，我母亲，一个贤淑勤快的女子，一个心劲儿高傲的美人，在闺中含辛茹苦几十年，却落了个当小老婆的结局，让人岂能心甘！闹是必然的，我当时若在，也一定会撺掇她闹！
“万鼓雷殷地，千骑火生风”，方寸之地的战斗不异于沙场上的万马千军，穷人家的女子豁得出去！
一个“豁得出去”铸锭了母亲以后在叶家的角色，但凡有什么为难的事，一定是由母亲出面，像是日本宪兵队上我们家“检查”，也得母亲在前院抵挡，我父亲只能是在西院侧着耳朵听动静，那位真正的抗日革命者，我的三姐，早溜得没了影儿。我在外头受了气，一定也是往家跑，搬我妈出去跟人家论理较真儿，我父亲连大声说话也不会，什么事到他那儿，都是“算了罢”。
问题是母亲在洞房那样闹，能闹出怎样一种结果？
母亲调侃地跟我说她那天的大打出手，全是瞎胡踢腾。我想，这就好比国家武术队的教练跟街上的泼妇纠缠到了一块儿，任你有天大的能耐，对方不接招，没辙。母亲说那天闹到半夜才发现洞房里只剩了她一个人，满地满床的“辉煌战果”是各种碎片的狼藉，只有桌面上那盏红纱灯还在灼灼地坚韧不拔地亮着，对她是一种蔑视，更像是一种嘲笑。母亲冲动地朝着纱灯扫过去，在触到灯罩的那一刻又犹豫了，灭了这盏灯，房间内将是漆黑一片，现如今能陪伴她的只有这盏灯了。那只“蟾宫之兔”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踪影。
母亲的念头只有一个——马上回娘家去！
想着门是锁着的，出乎预料，轻轻一推，竟然开了，母亲想，敢情是“兔子”在逃窜时忘记了锁门。其实母亲错了，是父亲压根就没想过要锁门，蟾宫里的兔子，哪见过这轰烈阵势，哪有过锁人的念头，倒是后来就范了的母亲在叶家用锁锁过无数的人，包括她的子女，当然也包括我。
母亲出了洞房，才发现屋外是个不小的院落，游廊外两棵树，干枯的枝子让人分不清眉眼，甬道上一个硕大的陶鱼缸，墩在石头座上围着草帘子，往里瞅冻着一缸冰，看不见鱼儿，盛满一缸月影。院内无人，也不见任何灯亮儿，也就是说，刚才她在屋内吵闹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折腾，白费了许多工夫！
一只脏兮兮的小黄猫不知从哪儿窜出来，在母亲的脚下缠绕，用脊背在母亲的腿上蹭，把母亲的心弄得一片温柔。母亲蹲下来摩挲那细软的毛儿，眼里竟生出许多湿润。也就是这只小黄猫，日后成为了母亲的钟爱，同吃同睡，亲闺女般地养着，后代繁茂无比，绵延不绝，一直到她老人家去世，黄猫的子孙们还房上房下，前院后院地寻觅，不肯离去。
母亲后悔进门的时候没有记清来路，以致半夜三更在这陌生宅院里举步为艰，眼前深深的庭院非她的娘家能比，在娘家，她站在房门口一眼就能望见大街门，现在呢，满眼是房满眼是树，该朝哪儿走呢？
穿过一道院，沿着青砖铺就的小径来到一处宽展的园子，园里枝影婆娑，假山绰绰，月光下的三间花厅里有人在吹箫，箫声悠悠扬扬时断时续，显然是在练习。母亲想，这家人也是怪，夜半还有人吹笛子，难道他就不困？如果当时母亲知道练习吹箫的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是文弱顺良的老七，怕是一件皮袄，一碗热乎乎的粳米粥早送过去了。事实证明，后来老七和母亲的关系最好，跟我的关系也最铁，没有“文弱”的老七，几十年后父母那比较难缠的丧事便无人张罗，这个家中，只有言语不多的老七和我充当了孝子角色，其它几位爷压根就没指望上，没添乱就是万幸了。
这里显然不是大门，母亲赶紧往回折，七转八转又转到洞房门口，往里看，那盏灯还亮着，一切如她离开时的模样，凭着感觉又往南转，穿过一个夹道，过了一座垂花门，母亲终于看到了一排南房东边那座厚重的街门，三步两步，过去就拔门拴。母亲想得简单，只要开了这扇门，顺着胡同往东就是东直门，再沿着护城河朝南，一顿饭工夫就到了朝阳门。到了朝阳门就算到了家，朝外的每一个墙根每一个拐角她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到了南营房就如同鱼儿回到了大海，叶家人再想把她弄回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门拴不大却很重，母亲拉了几下拉不动，急得浑身冒汗，再要换个角度时，猛然身后一声轻轻的招呼，太太。
母亲惊得一下贴在门扇上，不敢动弹。半天回过身来望，却见身后站着一个妇人，那妇人不动声色，表情冷漠，眼睛直视着母亲，暗含着一种高傲与淡定。妇人装饰素雅，不施粉黛，月白的琵琶襟上衣，黑色的裤子，裤脚镶着黑色绦子，不鲜山不露水，却透着考究。全身上下最精彩的是那双鞋，宝蓝的缎面绣着淡绿的栀子花，深绿的压口向鞋尖延伸，盘出一只翻飞的蝴蝶……明亮的月光下，这双脚显得光彩灵动，充满生机。
母亲看着眼前的妇人，料定就是“兔子”谈及的那个张芸芳了，在对方气势的压迫下，不知怎的，穷丫头竟然有些气短，定神一想，反正往后也不在一块儿过，怵她作甚，便说道，我要家走。
“要家走”是“要回家”的意思，朝阳门外贫民们使用的语言，这使得母亲一张嘴就透了底儿，显出了底气的不足，就好像后来有人要装港台腔，一不留神却突然冒出了自家老腔一样，由不得人。那妇人说，要回家也没谁拦着，得老张开门才行。
母亲从妇人的话语里听出了“不欢迎”的意思，越发坚定了走的念头。
这时候，一个精瘦的男人披着衣裳，趿拉着鞋从南屋走出来了，睡眼惺忪地说，谁在门道里呢？
妇人说，有人要走。
老张没理会妇人的话，把衣裳穿好了，提上鞋说，没我这门还真开不了，它门拴上有机关不是，得把栓上的小舌头搬下来，它才能打开，这个小舌头呢，一般人还找不着，要不这院里的哥儿姐儿，猫儿狗儿的，都偷偷往外跑了还行？
老张说一口唐山的“老太儿”话，母亲想，这个人心眼不错，随和，就是话忒多。老张后来成了母亲的死党兼莫逆，大约也与这天夜里的表现有关。我跟老张的关系也不错，我那一口纯正的唐山话，都是跟老张学的，韵味的纯正，用词的准确，常常让河北的作家们吃惊，谁也挑不出半点儿毛病。老张语言的活泛与诙谐，大众式的调侃与夸张，让我受益匪浅，他是我文学的“恩师”。
扯得远了。
老张问，这半夜三更的，谁人要出门？
妇人一指我母亲说，喏。
妇人的一个“喏”，让母亲很不受用，她感到了这女人从心里对她的反感和蔑视，母亲后来对我说，那一个“喏”字几乎把她气个半死，即便不在这个家待，她也不能输在这个“喏”上，人穷怎么的，人穷也不低谁一等！这一来，母亲的邪劲儿又上来了，她说，我是有名有姓的，家住南营房四甲57号，我不叫“喏”，我叫陈美珍！
妇人立刻闭了嘴。
老张说，是太太了，太太要出门我自然没有不开的道理，可是我开了街门，外头还开不了城门，太太想家了也得等天亮不是，您回去早了亲家还没起来呢，堵了人家被窝可咋着呢？
母亲看看刚刚偏西的月亮，也是有点儿犹豫，老张借机对母亲说，要不我跟老爷言语一声，就说您要回门，天一亮就备车，早去早回。
老张明显是在给母亲台阶下，新媳妇回门一般都是第二天，由新姑爷陪着，到新妇娘家去拜见亲属，表示两家的亲戚关系由此而认定，而牢固。回门对出嫁的新媳妇是个很重要的仪式，颇有衣锦还乡的意味，是初嫁女孩向娘家人炫耀婆家富足，自己有头脸，丈夫温顺有能耐的机会。女方的亲戚街坊们这天也要聚集在一起，对新郎评头品足，搞些恶作剧，以试新郎的性情。母亲在南营房的街坊碟儿，因为在该回门的日子被婆婆责令出来挑水，被众人认为他们家不合礼法，不懂规矩，在南营房地区就抬不起头来。
可是母亲压根就没想过回门这个程式，老张这么一提醒，她更认为不可，让那个大她近二十岁的男人明天跟着一块儿回南营房，还要坐着他们家的轿车，那可真是生米做成熟饭，不是真的也成了真的。母亲想的是从这个宅门里一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叶家再用八抬大轿去抬也不回来，在这场婚姻中她全被蒙在了鼓里，谈婚时说新郎是“草莽之兔”，大她六岁，结果一放定就成了“蟾宫之兔”，又添了一轮，怪自己没看清，硬着头皮认了，谁想到关键时刻又冒出个“夫人”来，并且这夫人还有着一帮大儿大女，怎么得了！
已然闹了，就要闹到底，先找着媒人讨个明白说法，再退婚，不信就找不着说理的地方，大不了还有最后一招，抹脖子上吊，死给他们看。她的好朋友碟儿受不了婆家虐待，最后就扎水缸自尽了，丧礼尽管辉煌，惊动了整个朝阳门，可是有什么用呢，人死了，眼睛一闭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就永远没有你了。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先得出去把事儿论理清楚，她可不能像碟儿那么傻。
母亲坚持让老张开门，老张说得禀告老爷一声，他虽是看门的，也没夜里随便开街门的权利。那妇人说，老爷忙了一天，累了，早在西院睡下了。
老张惊奇地看着母亲，大概此时他终于闹明白了，洞房花烛夜，新郎竟然睡到了另一位夫人的炕上，难怪新娘子不干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母亲自找的。
（二）
母亲在乎名分，誓死不当小老婆，这是她的倔强之处，我把老太太的事讲给晚辈们听，没有谁感兴趣，他们说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没有一点儿新意的故事，他们拿老太太调侃，说九十年前在叶家演了一出《大登殿》，我的母亲是薛平贵后娶的代战公主，那个叫张芸芳的张氏母亲是先娶的王宝钏，公主再年轻漂亮有本事，也得到西宫去，王宝钏在寒窑等了薛平贵十八年，又老又丑，因为是先娶的，所以封在昭阳院当正宫。
每逢谈到这个话题，我的六姐总要纠正说，咱们的母亲三媒六证都有，怹可不是作小的。的确，我母亲的几个女儿永远坚决地和她们的妈站在一个立场上，维护着母亲的名分，不让她们的妈吃半点儿亏。
母亲进了叶家门，三年后连着生了三个丫头，肚子没给她争气，这也是她的遗憾。父亲不在乎这个，父亲不缺儿女，母亲不生儿子，他还有七个儿子四个闺女，加上母亲后来生的仨丫头，儿女正好一半对一半，十四个。
十四个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小，所以我就有几十个管我叫姑爸爸，叫姨妈的晚辈，至于那一群让我很难叫准名字的孙辈，就更不计其数了。搁以前大伙或许会都住在四合院里，进进出出，热热闹闹地过大家族的日子，现在不行了，这些人东南西北，撒豆似的撒在全国各地，从没有机会纠集在一起，基本谁不认识谁，也无甚来往。过年时我会接些个电话，某侄孙从云南打来的，某侄孙从加利福尼亚打来的，某外孙从宁夏银川打来的，搁下电话我会愣半天神，想不起这些孙们的模样和他们是哪个的孙。我儿子说我已经有老年痴呆嫌疑，我说，快一个连了，换你比我还得痴呆！
有一天我正在家写小说《大登殿》，一个衣着入时，娇小文静的姑娘来找我，姑娘说是从北京来西安旅游的，奉了她太太的嘱咐，来看望七姨太太。听这称呼，我知道，这是哪位姐姐的孙女来了。满族人管祖母叫“太太”，管母亲叫“ne ne”，绝非如今电视里面“额娘、额娘”地从字面上的傻叫，让人听着牙碜，只想咧嘴。“姨太太”非指小老婆的姨太太，是“姨祖母”的意思，女子叫得一点儿没错。一问，是六姐的孙女，她的祖母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姐姐。
姑娘说了她的名字，叫博美，我立刻想起了对门邻居家养的那只雪白的，会站起来给人作揖的长毛小狗，那狗似乎也是叫“博美”。此博美和彼博美有共同之处，就是白，对门那个博美白得身上没有一根杂毛，这个博美皮肤白得看得见青色的小血管；对门那个博美善解人意，见谁都会讨好，这个博美举止文静，说话柔声细语，有着小鸟依人的可爱。
我六姐年轻时属于那种静则婷婷玉立，动则娉娉袅袅的传统美人类型，她的后代青出于蓝胜于蓝，博美绝对继承了我母亲美貌的遗传基因。
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我放下手头活计，赶紧收拾房间，换新被套，算计晚上到哪家饭馆去吃饭，一心想让客人住得舒适随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我的热情，表达出我对胞姐后代的关爱。博美说来时太太交代了，不能给姨太太添麻烦，她已经在招待所定了床位，饭也在外头吃。我说招待所没家方便，家里多好，想吃什么可以自己做，比如红小豆粥，豆酱什么的，想出去逛，我陪着。
博美还是说在外头住。
想的是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也不好再坚持了。
看到桌上电脑里的文字，博美很有兴趣，认真地读了许久，末了说，姨太太写的是太姥姥的事，这段事情我太太讲过，挺有意思的，太姥爷和太姥姥“愿为连根同死之秋草，不做飞空之落花”，让我们小辈望尘莫及，好想也有那样的经历。
博美的见地让我惊奇，一个女孩能讲出这样的话，至少比我那个当博士后的混账儿子有水平。我那个三十大几的儿子，最高境界也不过是在电脑前头成宿成宿地玩“魔兽游戏”，人不人鬼不鬼地纠集一大帮同好，连大洋彼岸的都能联系上，“流れ云”、“高太尉”、“恶鬼MK”、“琉璃球”……有熊有虎，有刺猬有狐狸，配着叮啷噹的音乐，把一场群架打得地动天翻。彼人一下班就奔电脑，饭也不吃，人也不理，连上厕所也一溜小跑。一看他那六亲不认，魂不守舍的魔障模样我就来气，恨不得过去扇他俩嘴巴子把他抽醒了。
还是女孩好，女孩至少能坐在你跟前，谈些个“连根同死”的情感话语，让人心里舒坦，我这辈子遗憾的就是没有女儿。
我说在北京见博美的时候她还上幼儿园，为演节目没当上小红帽而是当了红帽的姥姥哭鼻子，我建议她去演大灰狼，她说大灰狼是男生演的，她是漂亮小女生，漂亮小女生只能演小红帽。我对她祖母说，小小年纪就知道自己是“漂亮小女生”了，女性意识很强，我照她这么大，什么心思也没有，就知道吃。
六姐说，你这么大，混小子一样，不是在房上就是在树上，咱们后院几棵树都让你爬遍了，我记得那年夏天你光着脊梁上了一棵枣树，阿玛在前院一声咳嗽，你吓得赶紧往下滑，前胸肚子被树干划得鲜血淋淋，老七往你的肚子上抹红药水、紫药水，抹得跟花狸虎似的。那是几岁？六岁吧，跟博美一个年纪。可这小丫头片子精着呢，很知道自己漂亮的资本，一转一个心眼儿，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把你转进去了。
跟博美说起这段往事，博美说，二十多年前的事您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没上学，现在硕士都毕业了，那时候为没演上小红帽伤心，后来在大学业余京剧团唱青衣，在票友大赛上拿过奖呢，我太太说我的扮相跟她去世的大姐很像，有一回太太到我们学校看《锁麟囊》，哭得眼睛都肿了，我说至于嘛您，《锁麟囊》又不是什么悲苦戏，“春秋亭”一折是出嫁，富贵荣华加热闹，有什么好哭的？您猜我太太说什么？
我说，不用猜我也知道，你太太是想起我们的大姐了，大姐是叶家的长女，是大格格了，旧时北京名媛义演，她唱的是大轴，演的就是“春秋亭”这场，轰动京城。都说大格格的艺术感觉特别好，禀承了你太姥爷的艺术气质。可惜的是死太早了。
博美问我见没见过大格格，我说在她临死的时候见过一面，在阜城门外顺城街她的婆家，一间小西屋里，人已处弥留状态，炕上连床整装被卧也没有，是一堆棉花套。一个大宅门光鲜艳丽的格格，嫁错了人……
博美说，该不是给人做了妾吧？
我说，叶家的姑娘永远不会给谁做妾！
博美脸一红，连着说了几个SORRY。
我问博美大学是学什么的，博美说经济管理兼计算机软件两个专业。问在哪儿上班，她说还在寻找，一时没有合适的。问谈朋友了没有，博美说正在处……
博美不光是个美人，还是个才女，想的是以我姐姐的严格家教，以叶家的文化熏陶，教不出一个品貌兼优的淑女那才是怪事，立刻对眼前这女孩多了几分喜爱。
拿出老相册让博美翻，博美夸赞了母亲的天生丽质，说都生过三个孩子了，身材还是这样苗条。博美指的是有一年夏天母亲领着我们姐妹三个在北海“五龙亭”前的照片，照片是老七给照的，光线、快门都很讲究。博美说她祖母和另一位姨祖母长得跟母亲很像，言外之意是说我的相貌赶不上其他两个姐姐。我说我更像父亲。博美说，我听说太姥姥最疼您。
我说，那是因为她把我生成这个模样感到对不住我，堤内损失堤外补。
博美看了我父母亲结婚的老照片说了一句“珠联璧合”，眼神里泛出一片温柔的光。
相片上的父母在那一刻其实谈不上“珠联璧合”，三十年代的德国相机，清晰地照出了饭店里结婚的热闹场面，宾客很多，父亲穿着燕尾服，一手托着高礼帽，一手搀着新娘，看父亲那表情多少带有玩世不恭的作戏成分，眼睛不看镜头却往后甩，他身后站着的同样装扮的伴郎，即他在日本的大学同学王国甫，两个人挤眉弄眼像是在演双簧。而我的母亲则是凤冠霞帔，满身锦绣，像京戏舞台上的娘娘，像娘娘又没有娘娘的做派，张着嘴一脸哭相。
我告诉博美，老太太在“新婚”的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跑回了娘家，穷人家的姑娘不怕跑路，撒开大脚片，一刻不歇地往朝阳门赶，没一个钟头就到了南营房。到了家门口天刚亮，大街门竟然没关，母亲想，她这一走剩下兄弟一个人，平时依赖惯了，刚离开一天，兄弟的日子便过得如此凄惶，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
推开房门，看见陈锡元连被子也没盖，四仰八叉地在炕上酣睡，叫起来，懵懵懂懂地不知所以，还问姐姐是否给准备了炸糕、面茶。
母亲看着炕上的陈锡元觉得陌生，一天没看住就全变了模样，头发留了一个大中分，上头膏了不知多少油，把枕头洇得油乎乎一片。嘴里一股酒气，脸上满是油汗，黄警服，铜纽扣，牛皮带，帆布绑腿大皮鞋，制服上的“巡044”标识惹人眼目。母亲问兄弟，睡觉怎的不脱衣服？兄弟说舍不得，这样的好衣裳南营房四甲的人谁也没有。
原来，陈锡元昨天送亲，只把姐姐送到饭店就匆匆到警察局报到了，这是跟媒人原先说好的条件，给他介绍一个工作，媒人面子大，介绍他去警察局，就去了警察局，被分到朝阳巡警三科第四组，专管东狱庙到东大桥的路面治安。再细致说就是抡着警棍满街溜达，只要不出大麻烦，一个月就能拿到八块大洋的薪水。陈锡元昨天下午穿上了警服，从昨天下午就是公家的人了，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了。流油的大中分是昨日上午送亲的遗留，警服是昨天报到新发的，同事们七手八脚帮他穿上了，回家却不敢脱，怕脱了照原样穿不上，首先那个绑腿能打出花来就非一日之功。陈锡元见过景升东街的井大姨打的绑腿带，老是松的，走着走着后头就拖着两根布条子。一个大警察，绑腿要是跟井大姨的腿带一个水平，岂不窝囊。
陈锡元对他的行头很满意，尽管他的年龄配上这身披挂颇有沐猴而冠之嫌，也毕竟是个真巡警，不是假冒的。报到就发了四块大洋，当下被同仁们拥到照相馆，照了稍息姿势的八寸全身相，照相馆有假枪，木头的，自然要别在腰里，以壮声势，感觉颇为良好。照完相又跟着众弟兄到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酒喝了不少，谁付的账不知道，谁送他回来的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坐在家里的炕上，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
陈锡元说他吃完早点要去执勤，可是那根警棍却怎么也找不着了，不知忘在了什么地方。就冲着姐姐发脾气，说头天上班就出此重大事故，如何向上峰交代，不是他姐姐耽误工夫，时间还充裕些……话说着说着就有些不讲理了。
母亲说，我不出门子，你也当不了警察，怎的怪我。
陈锡元说，不怪你怪谁？
母亲说，打今儿起，咱们还依着原样过，重头来，你帮着老纪去炸开花豆，我还做我的补活。
陈锡元没听懂母亲的话，接过姐姐的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回不来了，你姓了叶，我呢，这身衣裳也脱不下来了，脱下来我不会穿！
博美说她关心的是老太太如此举动，将如何收场。现在也有在婚礼上当场变卦的，她的同学就是，新郎母亲的一句话没说好，新娘就把婚纱撕烂，把花扔得满世界都是，还不算完，又照着新郎的肚子踹了一脚，让新郎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新娘抢过麦克风，郑重宣布“离婚”！宾客本来是看《龙凤呈祥》的，却来了一出《孔雀东南飞》，也不错，反正都是戏。新娘为了下台，只好离婚。离婚一星期再复婚，一切再从头表演一遍，这回婆婆学乖了，不敢乱说乱动了。
遗憾的是作为兄弟的陈锡元却远没有现代新娘的婆婆那么懂事乖巧，他没有细想想，在姐姐回门的日子他还要上什么班，也没有想想，这样重要的日子，姐姐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这个大男孩，心真是太粗了，粗糙得让他为那张“警察的稍息别枪照”在“文革”时付出了沉痛代价，首先那把照相馆的木头手枪他就讲不清楚来历。警察身上的枪，没人相信那是假的，特别是“文革”那个时候。
这是后话了。
陈锡元在南墙根鸡窝门口找着了那根沾满鸡屎的警棍，风急火燎，脸也没洗，上班去了。丢下母亲一个人，屋里屋外转了几遍，家里是荡荡地空，心里也是荡荡地空。
干什么呢，做补活的工作辞了，已经跟人家认真地告了别，怎好再腆着脸回去？兄弟有了自己的差事，再用不着她养活，她现在倒成了多余的人。越想越没着落，坐在院里的台阶上怔怔地发呆。
门外有车响，是叶家的大少爷来接母亲了，锃光瓦亮的马车，标致的大洋马，穿着齐整的车夫，引得街坊邻居前来围观，说陈家的姑娘回门回得气派，这样的车全北京也没有几辆。及至看到西服革履的叶家老大，都以为是新姑爷。我这位大哥相貌堂堂，浓眉大眼，是哥儿几个当中比较出众的人物，论年龄，比我的母亲小一岁，说他是新姑爷，没人不信。
老大把带来的各样礼物让赶车的抱进屋里，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不知坐在哪里，站在屋当间使劲挫手。最后对母亲说，额娘，回吧。
母亲说，告诉你的爸爸，我要见姓刘的媒人。
老大说，我阿玛一早就去前门火车站了，跟姑爸爸的儿子小连上江西了，怹要去景德镇，一两个月回不来，您要找的刘大爷昨天晚上就回天津了。
母亲说，我要上天津找他，他不能这么哄我，他得给我一个说辞。
老大说，阿玛走时留了话，让我陪着额娘上趟天津，绝不能让额娘受委屈。
老大必恭必敬地站着，表现得比儿子还儿子，如果母亲当时知道，眼前恭顺的儿子其实是国民党中统干部时，不知要做何种表现了。
老大的话表面很软，很温顺，内里却带着不容商量的严厉，母亲真的没什么办法了，想着那个娶她的男人上了外省，这多少给了她一个缓冲的余地，院外头围着看“回门”的人众，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她一向是个循规蹈矩的姑娘，这种时刻怎能给娘家丢人，给自己丢人。母亲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说，咱们什么时候上天津？
老大说，依着您。
母亲说，今天。
老大说，行。
母亲说，现在就去火车站。
老大说，您得先回去换件衣裳。
母亲才发现自己从洞房里闹将起来，身上竟然还穿着海水江涯的大红石榴裙和窄袖滚边小夹袄，这样的穿戴走在街上难免不伦不类，就像是今天穿着婚纱挤公共车，人家大半会以为是半疯。
母亲跟着老大上了马车，想着那个大她十八的男人，想着西院住着的那个高傲的夫人，心里别扭，老想哭，眼泪在眼眶里转过来转过去，悄悄咽进肚子里。马车的坐位是两排相对而坐，坐在对面的老大很知趣地把自己的手绢递过来，母亲感念老大的善解人意，想说谢，一想这个人是儿子辈的，用不着谈谢，就狠狠地往手绢里擤了一把鼻涕，那鼻涕其实都是眼泪。
老大立刻把眼睛放到了窗外。
马车穿过了东四牌楼。
满街的灰土被朔风扬得一片昏暗。
（三）
老天爷让母亲的天津之行彻底泡了汤。
当天下午北京下了暴雪，京津铁路停运，北京城内行人罕见，漫天大雪铺天盖地，沸沸扬扬，将天地连为一统。
这场雪下了一个礼拜。母亲在房里待着，心急火燎，没有补活可做，没有门子可串，郁闷无比。有个叫大兰的丫头陪着母亲，寸步不离地跟着，说是伺候，其实是看着，是叶家老大的安排，老大比他的父亲有心眼儿。大兰粗笨，干活磨蹭，晚上睡在外屋，头一沾枕头就着，呼噜打得山响，咬牙放屁说梦话，偶尔地还要尿炕。母亲看不上大兰干活，早晨，大兰要打扫屋子，一个钟头的活，大兰得干三个钟头，颇有今日搞清洁的小时工那不愠不火的劲头。母亲看不过眼，几次要抢过来干，后来一想，干嘛呀，自己算老几，犯不着给他们家当老妈子。所以，母亲从来不插手大兰的工作，也不给予评论和指导，一切由着她来。
母亲拒绝到前院东屋餐厅去吃饭，餐厅是里外套间，大人一桌，孩子们一桌，彼此不打乱仗。一到开饭时间，不用招呼，都到东屋集中，各有各的位子，都是固定的，老大快三十了，是大人了，在家吃饭也得和兄弟姐妹们挤一桌，上不得套间里头的小灶。厨子是父亲从翠华楼聘来的山东师傅，姓王，有好手艺，因为回家探亲遇着了土匪，挑伤了脚后头的筋，回来后应承不了饭馆繁忙的炉头，就到我们家来做饭了。老王脾气耿直，不耿直也落不下这残疾，走道有点儿颠脚，跟看门老张不同，他敢说话，把叶家的几位爷数落得跟孙子似的。
父亲到江西云游，母亲不到饭厅吃饭，那位张氏夫人也不到饭厅去，里头的饭桌基本就空了。母亲不去凑热闹，是不愿意和这家人搀和，早晚是要回南营房的，何苦在人家家里插一脚。一到吃饭时候，大兰就到厨房，把饭给母亲端来，一套嵌着螺钿的食盒，三层，层层都很丰富，非南营房的花椒炒白菜梆子，大眼窝头能比。
“张芸芳”每天自己到厨房打饭，她和一帮儿女们都很熟络，看哪个子女吃相不雅，一个脖儿拐，从后头就扇过去了，毫无客气可言。所以她一进厨房，如同进来只鹞子，一鹞入林，百鸟无音，谁也不敢造次，连最淘的老五也变得规规矩矩的了。“张芸芳”端了饭到西院去吃，她对饭食的挑剔程度每每让厨子老王怵头，鱼肉丸子必是得用鸡汁打的，清炖的马蹄鳖得在微火上炖够一天一宿，烧白鱼，炒虾丝，毛公山炖豆腐，见天换着样来，用老王的话说，西边的口味基本上是以徽菜为主，他这个鲁菜厨子做得总是不尽人意。
我应该用些笔墨说说我的张氏母亲，张氏母亲老家是安徽桐城人，是有名的桐城学派，文华大学士张英的后裔，著名的“六尺巷”典故就是出自她的老先祖。她们家的老祖张英康熙四十年在京城做大官，老家吴姓邻居盖房，占了他们家的地，家人就给在北京的张英写了一封信，状告此事，想用权势解决矛盾。张英看罢信批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几句诗化解了紧张的邻里关系，吴家也做出礼让，后退三尺，这便是六尺巷的由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也在京城做官，人称“父子宰相”，学问精深，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张氏在京城的后裔分支繁杂，到了张芸芳祖父一辈家境就不行了，但文脉不衰，张氏虽为女子，诗书经史无所不通，是闺阁中的文化精英。我父亲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古典讲习”学科，其实就是古文，回来后搞些古代版本考证什么的，父亲对这个工作不上心，那热情绝没有我舅舅当警察的瘾大，张氏夫人作为文豪后代，正好做了父亲的左右手，哪个版本，哪个出处，不用查，全在她心里。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在为“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做考证，曾对我感叹，要是你二娘活着，我何至于此！
我后来想父亲和张氏母亲的婚姻，其实完全是工作关系，父亲不过是给自己娶了本活字典罢了，聘了个不付工资的秘书，他们之间很难有“爱情”可言，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竟也使文华大学士的后裔子孙娘娘似的生了不少孩子。
母亲盼着天晴，看着窗外厚厚的积雪，看着那被雪压弯了的海棠枝条，心里越发烦躁。有个大孩子在院里拿筛子扣家雀儿，拉根绳，自己藏在鱼缸后头，探头探脑地半天逮不着一只。母亲问大兰，逮雀儿的是哪个，大兰说是老五，是故去老福晋的末生儿子，早早死了娘，没人疼也没人调教，招猫逗狗，窜房越脊，最不招人待见。母亲让大兰告诉老五，雪地里逗引家雀儿不能用白米，得用陈年黄小米，这样鸟儿才看得见。大兰也乐得跟老五去逮鸟，换了黄米，不一会儿就逮了一只。老五高兴地用手捧着，拿进来给母亲看，小家雀儿在老五手里惊恐地一声声叫唤，老五也学着家雀儿一声声叫唤，像是对话。母亲看着眼前的老五，光脚穿着毛窝，棉裤短了一截子，露着脚脖，一张皴脸，两个冻得烂了边的耳朵，棉袍上的纽扣全都豁了，索性不扣，用根带子拦腰一系。再看捧家雀儿的手，手上全是口子，指甲大约很久没剪了，缝里全是黑泥。
如同看见院里的小黄猫，母亲的心又软了。小黄猫如今盘在母亲的炕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炕沿下站着的老五名为大宅门少爷，却是一副叫花子模样，如果是自家的兄弟这副装扮，母亲得心疼死。这一想，鼻子又酸了。
老五没理会母亲的神色，讨好地说，额娘喜欢它就把它送给额娘养着吧，赶明儿天儿好了，我上花市给额娘买只蓝靛颏来，让这只给它当丫鬟。
大兰拍了老五一巴掌说，说话别带把儿啊！
老五的一声“额娘”叫得那么自然亲切，好像就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的亲儿子，从没有离开过。母亲立刻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儿子，眼神里溢出了无限爱意，对老五说，把雀儿放了吧，它还是个雏儿，没了娘照应怎么行？
老五说，没了娘它还有爹呢，我就是它爹。
开始犯混了。
母亲让大兰打来一盆热水，将老五的皴手泡了，让他坐在旁边给他剪指甲，老五开始还觉着别扭，扭捏而不自然，扫了一眼母亲平静而慈祥的脸，兀地冒出了一股依赖之情，撒娇地让大兰把那些剪下来的黑指甲给他用纸包好，说是明天上学送给先生留作纪念。母亲说这样龌龊的东西不能送人，老五说先生老批评他的手指甲长，其实他的指甲只有右手的长，因为左手不会使剪子，这回额娘可是帮他出了回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