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张安达送来的茶碗没有拒绝，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回赠东西，张安达送过碗之后再没话说，倒是我父亲东一句西一句地说些没用闲话。母亲拿来五姐由紫阳带来的橘子让张安达吃，张安达哪里吃得了，他嘴里一颗牙也没了。张安达问了五姐的情况，母亲说让孩子拖累着，怕再没有闲心唱戏了。张安达说，五格格天生嗓子嫩，扮相靓丽，演小村姑得天独厚。
母亲说连五姐的女儿现在都到了小村姑的年纪了，她再不是当年了。张安达摇摇头，喟然长叹，儿女催人老啊。
末了张安达说要到西院看看完颜姐夫去。
母亲说老姐夫屋里不生火，寒气大，怕是待不住，他们练功的人爱清冷。张安达说不碍事，当年他在寿康宫，冬天除了老太妃的小暖阁地上有火道，别的地方都跟冰窖似的，他打小冻惯了。母亲让我陪着张安达上西院，说院里上上下下的台阶多，留神别磕着碰着。
父亲送出了房门，站在台阶上跟张安达告别，这是以往没有的，张安达有些受宠若惊，回过身给父亲请了个双安，这个安请得直起直落，利落优美，是我见过的最标准最漂亮最郑重的安，仿佛当年牧童哥的影子又回到了张安达身上。
我搀扶着张安达上西院，张安达的腿明显地迈不开步了，几乎是在蹭，不是我扶着，有几级台阶他可能都上不去，我真弄不明白，这个老爷子是怎么从前院蹭过来的，这得花费他多大的精力啊。张安达穿着厚厚的大棉裤，裤脚绑着，隐隐地从那大棉裤里发出难闻的气味儿。一辈子都是从别人角度体谅事物的张安达，一定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在西院角门前他站住了，不安地对我说，不用扶了，我可以扶着墙自己走。
看着枯槁孤单的张安达，我内心一阵悲凉说，安达，您见外了，我是您抱大的啊……
张安达一双浑浊的眼里有清亮的泪流了出来，执巾揾泪，唉了一声说，没法子，到老了，尿就管不住了，这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那个刘掌案，还没到六十岁，裤裆就老是湿的了，味气忒大，众人避他唯恐不及，没人愿意到他跟前去，在庙里住着，我半个月过去给拆回棉裤，送点儿吃的，怎的也是师徒一场……我明白这个，前年夏天，我就搬到了前院门房，同屋人家没说什么，咱们自个儿得自觉，不能招人讨厌不是。
我说，安达，我还记得您演《小放牛》的模样，多好看的一个牧童哥呀，后来看过很多牧童，都没您演得好。
张安达说，《小放牛》是个梦，年轻的时候常做梦，现在成宿成宿地醒着，甭说梦，连觉也没有了。
张安达说着指了指西偏院说，还不如完先生，人家压根就不睡觉。
我说，安达，您这一辈子不容易……您心里苦……
张安达说，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丫头，安达没有白疼你。
我注意到，此刻张安达将我呼作了“丫头”，不再是“格格”，就是说，我这个人在他的心里得到了认同。这是我至今想来都感到欣慰的。上北屋台阶的时候，我用左臂端着劲儿托着张安达的右手，张安达的手明显地向下用力，他对这个姿势很熟悉，是的，他用胳膊给当年的主子当惯了着力的支点……
那天，从老姐夫屋里回去的时候，张安达留给了老姐夫一个手巾包，他没说是什么，老姐夫也没问是什么，或许两个人都觉得这个包很不重要，远不如他们谈论的糊鞋匣子难以掌握的技巧问题。我对那个包更没在意，想的无外乎是几颗花生米，两块豆腐干……
将张安达送回敬老院，我回到母亲屋里，母亲正和父亲谈论张安达。母亲说张安达也是奇怪，好些年不来，三九天，天寒地冻地跑到后院来，什么事儿没有，就送一套碗，然后干坐着。
父亲说，张安达哪里是送碗，他是辞路来了。
母亲不说话了，屋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我的心沉沉的，陡然地增加了许多惆怅。
“辞路”是旗人的传统规矩，老人年纪大了，趁着还能走动，最后一次出门，到亲友家去，叙叙旧，聊聊家常，并不说离别的话，免得让对方伤心，但暗含着道歉辞别的含义，意思是交往一辈子了，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希望能谅解担待。辞的和被辞的心里都很清楚。这是最后一面了，只是不将这层窗户纸捅破罢了。
事后我才知道，张安达留在老姐夫屋里的不是花生米，是钱，是他一生积蓄的剩余，一半给了张玉秀，那个受他折磨而无怨无悔的闺女；一半给了我的老姐夫，老朋友天津人完占泰。
春节到了。
大年初一天刚亮，我们家被一阵激烈敲门声惊醒，母亲让我出去看看是谁这么早就来拜年了。
我冒着雪打开街门，几个人抬着一口大棺材照直就往院里闯，我张开胳膊往外堵，哪里堵得住，那口棺材到底进来了，停在院子里。我说，你们往我们家送棺材什么意思？
他们说，是你们打电话让送的。
我说，谁打电话你们给谁送去，我们没打电话。
他们说，你这人，这事能闹着玩儿吗？
我说，我没跟你们闹着玩儿，是你们跟我们闹着玩儿。
对方说，这里不是2号吗？
我说，没错，2号。
他们说，那就对了。我们就是给2号送的。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还是老七回过味儿来了，从屋里跑出来说，我们这儿是2号旁门，你们找的2号在前头，是敬老院。
送棺材的说，这可不怪我们，谁知道2号和2号旁门是俩院子。
我说，呸！晦气！
另一个说，小同志你别这么说，大年初一就给您家送材（财）来，您家今年准升官又发财！求之不得哪！
我说，去你妈的屄吧！
一个年纪大的说，大年下的，怎么张口骂人？
我说，没揍你们就是好事！
几个人自知理亏，不再计较。将棺材吭哧吭哧又弄出去了。
回到屋里，我看见父亲靠在被子上，气得脸色刷白，怹活了一辈子，还是头回遇上这样倒霉的事情。老七说，都是“旁门”闹的，大年初一来这么档子事儿！
母亲说，老七你跟丫丫把院里的雪扫扫去。
老七说，大过年的不兴扫地。
我把他拽出来说，让你扫你就扫，说那些个话干什么！
足不出户的老姐夫那天破例从西院走出来，站在院里凝神地朝天上望，天空阴霾灰暗，雪花从虚缈的高天飘摇而下，无声地落到地上。我问老姐夫看什么呢，老姐夫说，这雪还没下透，待会儿有场暴雪呢。
我说，下雪好，瑞雪兆丰年！
老姐夫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说，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老姐夫没接我的茬，仍旧朝着天上呆望，将眼神送得极高极远。我正随着老姐夫的眼光寻觅，猛听前院有人撕心裂肺地一声哭喊，爸爸——
。
哭声一时不可遏止，有人劝阻，号啕变作了压抑的哭泣，边哭边在诉说。老七说，听声音好像是张玉秀。
的确是张玉秀，张安达于除夕夜里溘然长逝，那口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却送错了地方，进了我们的家。他的女儿得到消息赶来了，一身重孝，送来了她父亲的“根”，那是她父亲生前反复交代的，父亲说女儿是他此生最贴近的人，是亲人。
太监张文顺完完整整地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须全尾”。
同年八月，我的父母也过世了。
年初一那口不吉利的棺材，让我至今耿耿于怀。
（八）
不知不觉我已经来到了杏花深处，一群老头老太太正在林间空地上彩排，大概这就是司机说的“音乐course”了。场地上的男老人穿着燕尾服，郑重而庄严；女老人穿着曳地长裙，优雅而秀美，人人手里拿着一个夹子，唱的时候就把夹子打开，好像世界上有名的合唱团唱歌的时候都张着夹子，念书一样，显得挺有学问。合唱队的背景便是那片一望无际的杏花海，“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景致搁在《小放牛》里最合适不过了，如若在舞台上演出，能做出这样的背景来，那是高手。
Course有自己的乐队，有胡琴、笛子、月琴、扬琴和打击乐崩子，还有小提琴、大提琴、单双簧管和长号，可谓中西合璧。虽然乐器混杂但是排列有序，团队正中依着中国习惯是扬琴，左边头一个是第一小提琴首席，在众多小提琴手中很引人注目，那是个穿黑裙的妇女，金发碧眼，是个洋人，就是说，她不但是管弦乐器的首席，而且是整个乐队的首席，地位只在指挥之下。后排是黑管、竖琴和长号、低音大管，右边是大提琴，以及胡琴、月琴和中国打击乐，演奏家们在各自的位置上秩序井然，一脸专注。
乐队左前方站着女主唱，是我的五姐，她正全神贯注地听指挥说什么，五姐发了福，腰杆比原来壮了两倍，小肚腩的肥肉也出来了，与合唱队不同，她穿的是大红绣花氅衣，大红绣花宽腿裤，脚上那双鞋我认识，是当年张安达媳妇给她做的红穗子绣花缎鞋，跟这身衣裳一配，倒也相得益彰。我不知她在这里平时是做何等装扮，那长长的假睫毛和夸张的耳坠如果不是为了演出，就纯属成精作怪。
五姐旁边站着一个几乎全部秃顶的“牧童”，光亮的脑袋不是刮出来的“去青”，是纯自然的秃，锃光瓦亮，反射着太阳的光辉，有着“去青”达不到的效果。“牧童”精瘦，戴着眼镜，穿一身雪白的西装，风度翩翩地静候在一侧。我想，这样的老牧童肯定不能像张安达一样打旋子，也不会有张安达那青嫩的少年嗓音，多半会让人失望。
人众中，唯有指挥穿了套休闲西装，披肩长发扎了条马尾辫，虽说头发全白了，但白得很匀称，如同一捧银丝，想必这个就是英格兰牧场主本人，乐队指挥王佳模了。王佳模手里舞的不是指挥棒，是戏曲《小放牛》使用的放牛鞭，鞭子上深蓝的穗子在晴空繁花的映衬下显得独特而重要，非此别物不能替代。大概指挥在这根鞭子上找到了牧牛的感觉，也找到了乐队指挥的自信。跟女主唱交代完毕，只见王佳模回到指挥位置，双手高高抬起，众人屏气凝神，都关注着那条鞭子。并不见指挥有何举止，却见鞭梢轻轻抖动，隐隐有笛声传来，婉转轻柔，像来自杏花的深处，来自幽静的山林。渐渐地长笛吹响，接着加上了双簧管、小提琴，有轻微的风声，有溪流的潺潺和翠鸟的鸣叫……不知是来自自然还是来自乐队。
这段前奏大概就是张安达给敬懿太妃吹的那段笛子曲的效果了，百十年后却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在山野之中。历史就这么转啊转，艺术就这么转啊转，人生就这么转啊转，许多都变了，但有一个没变——心劲儿。
指挥给了乐队一个信号，胡琴、月琴奏起，该“牧童哥”演唱了，我说过，我对眼前老牧童不抱过高期望，便给自己找了块花荫坐了，拿出手机，准备查看收到的信息。过门奏毕，老“牧童”一张嘴，我的嘴竟闭不上了，假如张安达在，他怕要晕厥过去了，我没想到是这样——
真正标准的美声男高音。
天上的娑罗什么人儿栽？地下的黄河什么人儿开？
什么人把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他就没回来吧咿呀咳？
我猜想这个老“牧童”一定是哪个音乐学院毕业，受过专门训练的，也说不定是哪个专业音乐团体的美声男高音退休到了杏花深处，“牧童”的声音金石一般，纯正没有杂质，让人想到了年过花甲的西班牙歌剧之王多明戈演唱的《蝴蝶夫人》，“看模样，演唱者已是垂暮，听声音，还在盛年”，演唱者嗓音丰满充沛，自然流畅，让人感心动耳，把个“什么人把守三关口”唱得荡气回肠，如听万壑之松。
余音未断便掌声四起，老“牧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赞赏。
我等待着五姐的演唱，胖“村姑”也不含糊，调门起得也很高，不逊“高音c”，老太太用的是民族唱法，举手投足大方沉稳，一板一眼不失当年风范。
天上的娑罗王母娘娘栽。地下的黄河老龙王开。
杨六郎把守三关口，韩湘子他出家就没回来吧咿呀咳。
八十岁的老人，那偷气换气，真假嗓的运用，都很到位，我五姐一辈子只会一出《小放牛》，够了！清风吹歌入林去，余音自绕杏花飞，张安达的提携培养刻骨铭心地印在了老太太内心的深处，几十年不改当初。
海归牧童王佳模身心随着牛鞭摇曳，乐声悠扬，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进行着问答式的演奏，胡琴月琴再次响起，伴随着老“牧童”清亮的男高音：
赵州桥来什么人儿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儿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
了一道沟吧咿呀嗨。
五姐的嗓音越唱越亮，人已分明进入化境：
赵州桥来鲁班爷爷修，玉石的栏杆圣人留。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就轧了一道沟吧咿呀咳。
“乐莫乐兮新相知”，没有舞蹈，完全是两个老人在对唱，一男一女，一中一西，达天地之合，饬万千之物，美哉！
我也走过了许多路，有了一把年纪，自然理解了人生的许多情结，包括张安达，包括我五姐，当然也包括王佳模和秃顶老“牧童”。
演唱中的五姐姐朝我挥挥手，她看见了坐在杏花树下的我。
《盗御马》
有人说文革时，我们上山下乡的一代是“打不散”、“压不垮”的“老三届”，其时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的精英们的纠集，是梅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肉有肉的光彩，梅干菜们有梅干菜们的友谊，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还有我，我们都属于梅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草芥，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除非死去，不会消逝。
当然，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也镌刻在我们的心里，除非到死，不会消逝……2007年夏天，冒着炎炎烈日，我回到了后顺沟，回到了黄土皱褶的深处，回到了40年前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回来带有随意性，到延安来开会，跟负责人请了一天假，坐了三个钟头的班车，出现在这个偏僻的犄角旮旯，来到这魂牵梦绕的落魄之地。这里现在被叫做了顺沟二组，仍旧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自然村落。公共汽车还要继续朝前开，前面10公里的刘河乡是终点，这趟车在下午三点半返回县城，路过这里，就是说，我在后顺沟的时间满打满算有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我要温习完四年的内容。
村里新添了几孔石窑，有了自来水管道，村街醒目的墙上刷着标语，提示出这阶段的工作重点，现在的重点是“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大概是说计划生育的，不知被哪个淘气的小子将所有“生”字下面一横全抹去，变作了“少牛优牛幸福一牛”。以前这面墙的标语装饰归知青操作，我们在上头画过红太阳和天安门，写过“大海航行靠舵手”，对上头的每一个坑洼都很熟悉。路还是土的，路边种了两排小枣树，挖了一道流水沟，大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绩。村里青壮都出去打工了，只一些老弱病残在留守，麻将桌支在树荫下，打牌的人都光着膀子，似乎燥热难耐。几条慵懒的狗在街上遛达，几只鸡在草稞里钻进钻出，天还是那般蓝，土还是那般黄，眼前景物，似是而非，如梦如幻。几十年过去，我在这里几乎不再认识谁，谁也不再认识我，我的到来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透过几棵弯着脑袋的向日葵，我看到沟对面，那块相对平整一点的地界存在依然，那两孔曾经为我们遮风避雨的破窑洞，已经坍塌得看不出眉眼，长满了荆棘。沟下的水也干了，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水坑，一步就可以跨过去。跟一个打麻将的打听记忆中的熟人，他不回答，却警惕地问我“打哪儿来”。我说打北京来。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干，是看看。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来勘查地形的，早听说要在北边山峁上安个铁塔，一年多了也没见来人，这里的手机信号极差，月月还得交钱，亏了。另一个扔出手里的牌，高呼“四饼”，扭过头看了我一眼说，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好看，城里人吃了汉堡包满世界胡钻……他们是谁，我不知道，四十年前他们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在他们的目光中我是一个无端闯入的旅游者，地域的差异让他们对我充满了反感。想起了贺敬之写的《回延安》的诗，“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那情景大概不会再有了。想当年我们在这里战天斗地，流血流汗，方圆近百里谁人不知我们啸聚后顺沟的“窦尔敦”一族，40年的时光，一代人消逝得这般快捷，记忆被生活研磨得这般平展，让人心底生出些许黯然。站在街头，茫然四顾，才发现现实和记忆相去甚远。满街闲转的狗，个个肮脏丑陋，大部分是京巴和土狗的串秧，让人分不清毛色和眉眼。见我在树下停留，两只狗蹭过来，将沾满了泥浆的尾巴使劲甩，分明是讨好。40年前这里的狗是何等英武利落，包括我们养的那条温顺美丽的母狗黑子，也是我们“众好汉”中一个精彩点缀，哪里有这般的窝囊。乡间的狗厉害，细腰长嘴，不善宣扬，冷不丁从墙后蹿出来，照着你的小腿就是一口，人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让陕北的狗咬一口，不是“三分”，是“稀巴烂”，这里的狗们都是跟狼干过仗的，大部有匈奴狩猎犬的遗传。街对面有座开满了黄丝瓜花的小院，院门开着，我探进院里问，有人吗？一条黄狗趴在窗下睡觉，见了我，懒洋洋地半睁了一下眼睛，不再理睬。但就在我刚刚迈进台阶，往里走时，这条狗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个激灵腾身而起，呜地一下扑过来，不是用链子拴着，那气焰万丈的架式能把我咬死。黄狗挣着铁链子向我狂吠，展现出一种不共戴天，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激情。
一个圆脸胖女子出来喝斥狗，狗不理女子，蹦得更高。女子指着狗说，三泰，不许你叫！
女子把狗叫做“三泰”，既是黄狗，就该是“黄三泰”了，我问怎么管狗叫“三泰”，女子说它生下来就叫三泰，他们家的狗换了好几条，都叫三泰。
我问叫发财的队长住在哪儿，女子还没说话，屋里有人咳嗽，问院里是谁。女子向屋里喊，这人来找我爷！回头又对我说，那是我婆。这么说是发财的孙女了，我在那张胖脸上寻找发财的印记，没有。女子说话带有浓重的陕北腔，鼻音很重，把“我”说成了“俄”，像得了感冒。屋里的人让我进去，狗还在不依不饶地叫，胖女子跑过去使劲踹了狗一脚，让它卧下，狗哪里肯卧，隔着女子朝着我还是狠叫。
被叫做“婆”的坐在炕上，满头白发，一脸褶子，八月了还穿着毛裤，搂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尽职尽责地履行祖母的义务。孩子跟外头的黄狗一样，腰里拴根绳子，一头系在炕上的一个小石头狮子上，爬也爬不远。石头狮子当地叫做拴娃石，是乡间炕头的必有点缀，炕上有了拴娃石子孙才能昌盛，娶新妇，新媳妇还没进门，小狮子已经早早地蹲在炕上了。当年后顺沟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拴娃石拴过，一个石头狮子拴过几代人，成为这个家庭不变的风景。眼前这个狮子我认识，曾拴过发财的大儿子，后来被五狈偷出来拴鸡，磕了一个角……看我进来，“婆”盯着我使劲看，嘴唇动了又动，一双眼虽浑浊流泪，到底还是认出来了，惊呼一声“我的娘”，隔着孩子一把将我的胳膊拽住，颤颤地说道，老四，你咋才回？一句“老四”叫出了我的眼泪。两双泪眼相对。
眼前的老人，就是当年村里最漂亮的新媳妇黄麦子，记得队长娶她的时候我们全体知青都被请去吃席，还送了礼，一床枣红线绨被面，当然也顺手“拿”走了人家的驴缰绳。队长的爹是队里的饲养员，也是党支部书记，儿子是队长，爹是书记，给人的感觉好像后顺沟都让他们老刘家包了。支书找我们要了好几回驴缰绳，我们众口一词都说没拿，支书说我们是土匪，老二说我们是窦尔敦，窦尔敦就是土匪。
当时，那根缰绳对我们很重要。现在精干的队长媳妇成了老太太，老得浑身是病，动作迟缓，下不了炕了。麦子告诉我，胖女子是她的二孙女，炕上的是小孙子，还有大孙子在部队当义务兵，两个孙女在延安上中学。细算她生日比我还小半年，我的独生儿子还在单身贵族里晃荡，别说后代，连媳妇还没有准星，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了，似乎有隔世之感。问及发财队长，麦子说，死了，十年前就死了，肝病，疼得在炕上滚，生生是疼死的，死的时候脸焦黄，人成了一把骨头。我就想那个英俊的年轻队长，因为长得像《地道战》里的传宝，曾经一度让我们女知青很神往，其他队的知青经常有“不远万里”来看“传宝”的，看过一回还要看第二回，第三回……发财长得帅是得了这里水土的滋润，陕北是出俊男美女的地方，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指的是这一地域出产的精彩，传说貂婵是米脂人，吕布是绥德人，后顺沟不属绥德县，却是离得不远。我们跟发财谈论过他出色的相貌问题，发财说他是杂种，是匈奴和汉人杂交生出的杂种，跟当地的狗一样，但凡是这样的杂种，都长得漂亮，脑袋也好使。我们说发财窝在后顺沟可惜了，要是在北京、上海什么的，准能进“样板团”，比舞台上活跃的洪常青、杨子荣都精神。问题是发财既不会跳芭蕾也不会唱样板戏，他就会放羊种庄稼，再拿手的就是唱酸曲儿，他那些酸曲儿能酸倒人的牙，听听吧，“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圪崂里走”……男生们问他跟女的到圪崂里去干什么，发财挤挤眼说，扒袄袄褪裤裤，想干甚就干甚，想咋干就咋干！
男生们问是先扒袄还是先褪裤，发财说那得看时间……队长无形中充当了知青们性启蒙教师，大家年龄相当，他的生活经验远比我们丰富，这是他受知青们喜爱的原因之一。干活男生都愿意往发财跟前扎，地里时常响起哄堂大笑，女生们装作不在意，却扎着耳朵往那边听。我们都知道，发财虽然是单身汉，却私下跟两三个女子睡过了，其中还有个已婚的婆姨。男生们问那“两三个”都是谁，发财说，那不能说，人家还要活人哩！
男生们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得教育教育我们。
发财说追女人有诀窍，得紧追，得不耐烦地追。就唱：
二十里明沙三十里的水，五十里路我来看妹妹。
半个月我跑了那十五回，哥哥我跑成了罗圈腿。
大家在地头嘻嘻哈哈跟着溜唱，发财调子一转又换了词。
山丹丹花儿三更里开，哥哥我一准就翻墙来。
窗外的哈巴咬了个紧，哥哥我上了妹妹的身。
这回没人跟着唱了，大家都有些脸红。农民甲说，城里娃娃鸡巴太嫩！
公社找发财谈话，让他注意影响，说龙川县已经法办过一个“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队干部了。发财问那干部做了甚，公社人说和下乡来的女知青睡了觉。发财说，两厢情愿的逑事，法办谁哩？
干部说，那两厢要是不情愿呢！发财说，那就别逑干，这事简单得很。
我们喜欢发财的直率，连跟相好睡过几回觉都老实交代，并且很忠实地替对方保密，挺仁义。发财活泼、机敏、随和、周到，跟他在一起干活，快乐，不累。我说，要是两年内招工的再不把我招出去，我就嫁给发财！
结果，还没有等到两年，人家就娶了前顺沟的黄麦子……黄麦子比我们能干多了，也实际多了，人家把个家操持得一尘不染，前前后后给他们刘家生了三个儿子。
当然，也亏得我没嫁给发财，要不现在已经当了十年寡妇了。
麦子说，你们那几个货，谁也不知道回来看看，全是白眼狼……我只顾擦眼泪，想念那个一度让我钟情的队长，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知道我的时间紧迫，麦子让胖女子紧忙做饭，没一会儿，女子端出了荷包蛋，大青花碗里满满当当盛了七八个，舀了两勺子糖，还有香油。小炕桌上变戏法一样冒出了炸糜子面糕和嫩玉米，这些都是当年知青们的最爱。麦子还嫌拿得少，让女子把橱柜里的洋芋擦擦端出来。洋芋擦擦是地道陕北饭，缺粮的时候把土豆擦成小片，沾上干面搁锅里蒸，蒸出来沾蒜水醋汤吃，属于缺粮时代的“瓜菜代”，是没法的法子，现在却成了稀罕物件，连陕北的大饭店里都卖这个。女子说，橱里的擦擦是中午蒸的，这一桌吃食，莫不是要把北京来的“老四”撑坏呀！
麦子说，你不知道他们……我知道，尽管去端。
外面的黄狗炸雷似地吠。
女子说，今儿个三泰是有病！
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在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30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30斤，听着不少，偏偏就不够吃。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全体出“洞”，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里农民乙家抱来的小狗，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明亮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式，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佞，不好使唤，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在公社我们可以用家里邮寄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的，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驮回来的粮食搁在我们窑里，由老大张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实，话也少，女生窑里原本四个女生，一个回去养病了，得的病很时髦，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哪儿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郁，脸冲着墙一坐一天，不说一句话。支书怕她自杀，让她回去了；另一个她爸爸是个造反干部，写了个条子，人家就调县里当播音员去了。窑里就剩了我和老大，一张可以睡七八个人的大长炕，我们俩一头一个，中间是空空荡荡的炕席，谁不挨着谁。我俩都没有靠山和后门，老大出身工人世家，根红苗正，她爷爷参加过长辛店“二七”工人大罢工，她爸爸是铁路信号厂六级车工，她本人当过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队员，“西纠”老大别看人高马大，站在那里女拿破仑似的威武，胆子可比谁都小，她最怕的就是鬼，在她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鬼。老大那个工人爸爸名声好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其实什么也不领导，一点儿权力也没有，购货本上半斤白糖二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两碱面，他不比别人多一分，上班就知道摇手柄车螺丝帽，这样的爸爸写一百个条子也没人把他闺女折腾出去当播音员！我的情况看着简单，其实比老大糟，父亲、母亲在文革一开始就早早走了，两个人是一块儿走的。父亲比母亲大18岁，他60岁上我才出生，过去他老人家是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会唱大鼓也懂戏，会书法也懂画，会说一口流利洋文却没有正经工作，解放以后当上了政协委员，算是有了一个正经名分，可什么也不顶。“文革”一开始，有人刚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他就吓得天塌了一般，晚上跟我母亲一商量，两个人一块儿吃了安眠药，睡过去再没醒过来。其实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人家国务委员都拉出来游了街，照样吃喝不误，他一个政协的，让一张纸乱了分寸，匆匆忙忙奔往他界，划不来！父母亲人缘好，竟然没人说他们是“自绝于人民”，人家不提，我作为家属更不提，我的出身是“自由职业者”，谁也说不清“自由职业”是个什么职业，但提起父亲母亲多少有点儿讳莫如深，总要费些口舌解释他们为什么同一天死，当然，最好的解释是“煤气中毒”。因为我听话，表现好，会写批判文章，能整材料，到农村第二年就入了党，是上边给支部下达了“火线入党”的指标，各村都有，必须完成，硬任务。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发财和他爹，两个农民介绍一个“自由职业”加入了党组织，挺有意思。回过头来还是得说吃。
管粮的老大根本管不住粮，她管的只是领粮的粮本，饭是大家轮着做，两人一天，谁做饭谁舀面，舀多舀少全凭感觉。做饭是大家都乐意干的活，不出工白记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年底按分分红。每人做饭都使出了看家本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饭便做得空前绝后，花样翻新，非后顺沟的土农民可比。粮食驮来的前十天，我们的饭桌上比较充盈，比较生猛，烙饼馒头干面条，往死里撑，不撑得肚子疼不叫吃饱；当中十天吃得比较简约，比较柔软，稀粥糊糊疙瘩汤，老五说这叫“哄上坡”，看来吃得撑，拉着车上到峁顶就泻没了；最后十天是“自力更生”，我是组长，我郑重宣布，自今日开始，像《地道战》一样，咱们得“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了。
话说得含蓄，可是意思很明白，“各自为战”就是自己找饭辙。
我们的“辙”有三条路，第一是串门，事先侦察设计到位，潜入到村里各家各户，有一搭没一搭地待着，到了吃饭时候腆着脸不走，有你一碗就得有我一碗，实际就是蹭饭，用文化人的词汇叫“打秋风”；第二是串队，附近各村都有知青点，前顺沟、段家河、甘谷峪、阎王砭，方圆百里都是朋友，串队是常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知青们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哪儿来的，只要是知青一律管吃管住，住三五天也行，住十天半月也行，完完全全的共产主义供给制。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串，他们也到我们这儿来逛，各点背粮的时间不相同，大家又都是好脸面的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只要有人来串队，物质相倾而出，毫不吝惜。这点我们后顺沟做得最为突出，众人称我们是绿林领袖，是黄土地上心肠最热的哥们儿；第三就属于我们集体的“创收”了，“创收”是这个世纪才兴起的词汇，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被我们秘密使用了，是土地和饥饿赋予了我们后现代式的词汇灵感，我们真是了不起的一群。所谓“创收”，简单说就是“捎带”，我们捎带的内容很丰富，这里不一一介绍。古人“为长者讳”，我们为自己讳，这里面有一个尊严和脸面的问题。
我们后顺沟知青点有五个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我和王小顺。村里老乡不叫我们的名字，按个头高矮当面叫我们老大老二……背后叫我们狼，饿狼，因了我们的出现，村里的鸡不断发生失踪事件，地里的野兔也少见踪影。
老五王小顺被农民们叫作“五狈”，他个头最矮，小豆子一样的机灵，眼睛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主意。因了他的聪明好钻研被安排为赤脚医生，那时每个村都有不脱产的赤脚医生，说“赤脚”并不是光着脚不穿鞋，是来自基层农村的意思。毛主席有伟大的“6·26指示”，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赤脚医生是这个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什么的。赤脚医生由各村推荐，在县卫生院培训三个月，回来就是大夫了，后来有个电影叫《春苗》，表现的就是赤脚医生的正确与高明，那些专家学者都是狗屁不通的屎蛋，一看长相就很不正经。五狈的医疗水平有限，小病看不好，大病看不了，动辄还让人喝凉水败火，谁有病也不找他，他只能给大伙抹抹红药水，上点儿消炎粉什么的。卫生院给他配了一套亮闪闪的银针，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还有一个三棱的，尽管五狈很想试试这些针，但一直没找到自愿牺牲的对象。
五狈是他们家的老儿子，他上头还有一个哥哥。他哥是工总造反兵团的，因为喊错口号成了“现行”，被关了，先说在里头神经发生错乱，后来说死了，病死了。五狈他妈是糊纸盒的，我们离开北京时他妈去送站，一头白头发，挎着个小包袱，像个逃难的婆子。老太太因为曾经开过杂货铺，被划为小业主。小业主的成分比较尴尬，既不能团结也不能打倒，属于怪模式眼的一个团体，这就造就了五狈小业主式的灵动，会看风使舵，办事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往好听了说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用老乡的话说是“揣着一肚子哈（坏）水水的碎song”。陕西话“碎”好理解，就是“小”的意思，只这个“song”比较生僻，这个词我问过发财的爹，被那老头子拿杈抡了出来。后来才知道，“song”指的是男性精液里面的精子，用普通话翻译，王小顺就是个“小精子”。我们都认为这个创意太传神了，问题是这么独到的命名却被老乡们一带而过，在他们的嘴里，碎song小顺被叫作了“五狈”。
狈是狼群里的军师，一群狼里一旦出现了一只狈，那么这群狼就会无往而不胜，所谓的“狼狈为奸”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当地传说，有个农民去集上卖柴，天黑才回来，碰上一群狼，狼要吃他，情急之下，农民爬上了麦秸垛，在上头和群狼对峙。下头的上不去，上头的也不敢下来，僵在了那儿。这时，狼们请来了一只兽，这兽似狼似狗，个头细小纤瘦，毛色黯淡，两眼放光，行走时将前腿搭在两只狼的背上，像坐轿。那兽呜呜地低吟，像是吩咐什么，须臾众狼散开，将麦秸垛严严围拢，各自从下头用嘴抽麦草。眼瞅着麦垛就塌了，农民大喊救命，恰巧过来几个赶骡子的，将那群狼吓唬跑了。赶骡子的说农民是遇上了狈，狈那家伙一肚子哈水水，比人还有思想。但是这只头脑灵光的动物有个弱点，前腿短，后腿长，勾子（屁股）撅得高高的，得搭在狼脊背上才能行动。有行动的没头脑，有头脑的没行动，老天爷的安排就是这么巧妙。
五狈小顺的腿跟狈一样也有毛病，走路有点踮，凡有人注意他的腿，五狈就解释说是小学上体育课从单杠上掉下来摔的，打着石膏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呢！可是跟他来自同一个学校的老三说五狈一天医院也没住过，甚至不知道医院的大门朝哪边开，五狈的腿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跟单杠没关系，五狈打小就没上过体育课，一到上体育他就在教室做自习。逢到这时，五狈会不紧不慢地说，毛主席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也不是我妈，你怎知道？踮脚的五狈人小，一顿却能吃八张发面饼外加两碗汤面和半碗浆水菜，这些吃食堆在那里，小山一样能占据大半个案板，谁也想不来五狈那小小的肚子怎能装得下这一堆东西。五狈很孝顺，一个月给他妈写两封信，信里事无巨细，什么都说，有一次光对黑子的描写就用了两张纸，甚至还有图画附着。我知道，五狈的心里装满了悲哀和惦念，信写得越长，对妈妈的挂念越深。
揭发五狈的老三叫李抗美，他爹是“革军”，“革军”是革命军人的意思，李抗美的爸爸参加过抗美援朝，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李援朝，一个叫李卫国。谁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谁就是什么出身，出身的问题一度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很重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时很响亮的口号，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不知提出这缺德口号的后代是好汉还是混蛋。
“革军”出身的老三在吃上很有军人传统气度，一个字“快”，吃四盆盐拌捞面用不了二十分钟，吃相也颇不雅，连脑瓜顶上都是面条。40年后我在电视上常见国外有赛吃会，几个青年男女坐成一排，在规定时间内看谁吃得多，日本一个不起眼的瘦小丫头在40分钟里竟然吃了41碗纳豆米饭，那些碗摞得把她的脸都挡住了。看到这儿，我心里有些酸，想要是当年老三来比赛，他们谁也不是个儿。老三吃饭不用碗，用盆，他那个盆是特意从刘河公社合作社买来的瓦盆，这样的盆农村是专用作尿盆的，成了老三的饭碗。一到开饭老三端着盆往前抢，稀的干的使劲往里搂，让人恶心。大伙一见老三的盆就骂，说老三要是再让那瓦盆出现在锅台上，就要用烧火棍捣了。老三说反正也没盛过尿，只是模样不太好罢了，伟大领袖教导了，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的瓦盆就是一张白纸，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老大说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临到她值日，她早晚把那屎尿盆子扔沟里去。老三说，你敢！扔了我的饭盆我就用棒槌把锅捅漏了，不吃大家都别吃，玉宇澄清了，都喝西北风。我在吃上也不含糊，记得我用一根筷子串着五块发糕，蹲在窑门口喝洋芋汤，黑子蹲坐在我对面，想的是我剩余的赏赐，当最后一口发糕填进我嘴里的时候，我看见狗的绝望与痛苦眼神几乎与人无异。老大吃饭不太跟我们抢，可也吃得不比谁少。老大有个木头箱子，搁在炕角，宝贝似的锁着，我们都知道那里头藏着老大的私货，比如珍贵的炒咸菜，炒黄豆什么的，过国庆节的时候她爸爸还给她寄过一包花生米，那是北京居民的配给，她们家没吃，都给她寄来了。听老大躺在被窝里偷偷吃花生米，我就大声嚷，窑里闹耗子呢！
老大就从被里伸出手，给我五六粒捻去皮的花生米。虽然都皮了，但仍旧很香。
五个人中值得一提的是老二刘二东，刘二东来自河北北京中学，学生们惯称“河北北”，是京城的一所好学校。本来他应该去内蒙兵团，却偏偏的要到陕北来，用他的话说是“一心要砸碎千年的铁索链，为人民开出那万代幸福泉”，这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词，用在这儿有点儿反动，可没人跟他较真儿。他听说陕北缺水，受了小学课本“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影响，决心要在后顺沟打出一口井来，改变这儿吃水要到沟底下挑的艰难。挑水上坡，对我们是太大的考验，轮着谁挑水谁都憷头，挑着两桶水一鼓作气地往上爬，中途没有任何歇脚的地方，那桶前高后矮，无法迈步，得侧身斜着一步一步往上挪。一不留神桶翻水洒，你就坐在半坡哭吧，哭到天黑了还得下去再挑。
老二家在河北献县县城以北的河间府，他和他爸爸在北京，他妈和奶奶住在乡下。别看他们老家地方小，名声却很大，著名的绿林好汉窦尔敦就出产在那儿。窦尔敦的原名叫窦开山，小名跟刘二东一样也叫二东，京戏《盗御马》里的窦尔敦蓝脸红髯，绿衣皂靴，出场亮相，张嘴便是“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这是老二最爱的唱段，在老二连唱带做的演示下，我们想像得出窦尔敦那豪情与美丽！
听得多了，我们都会唱了。夕阳下，饿着肚子，我们坐在窑外面的空地上，集体高唱着“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壮烈情怀无与伦比，比“临行喝妈一碗酒”要有气势。
在老二的讲述中，大家知道他家乡的大侠窦尔敦杀富济贫，大侠一度只身潜入御马厩，用熏香熏倒了守卫，用匕首刺杀了门丁，盗走了一匹皇家的“金鞍玉辔追风赶月千里驹”，使绿林义士大受鼓舞，给了朝廷沉重打击。窦尔敦的仇人叫黄三泰，黄三泰的儿子叫黄天霸，他们跟窦尔敦比武使用暗器，属于不地道之流……老二之所以对戏曲这般熟络，是因为他爸爸就是唱戏的，听说以饰演《盗御马》的窦尔敦出名。从老二嘴里我们知道，窦尔敦的脸谱最漂亮，衣饰也最鲜艳，总之，清朝的窦尔敦很了不起，相应的演窦尔敦的他爸爸也很了不起，他爸爸属于架子花脸，唱念做打都在行，老二对他爸爸崇拜无限。五狈问老二爸爸现在还唱不唱窦尔敦，老二说现在改唱《红灯记》了。就问老二爸爸是《红灯记》里的哪一个角色，老二先说是“卖粥的”，后又说是“磨剪子戗菜刀的”，也说过“修鞋的”，无一定指，大家都很失望，伟大英雄窦尔敦沦为“革命群众”也还罢了，真当了“日本宪兵甲宪兵乙”的确很让人糟心。
县里每月要在公社给知青们演一场露天电影，内容除了革命京剧《红灯记》就是《地道战》，他们知道我们最爱看这两部片子，我们当然也是场场不落地走20里山路去看，一来是可以和各点的知青相会，彼此交流经验，二来更可以在电影《地道战》里领略传宝的风采，在《红灯记》里寻找老二的爸爸窦尔敦。《红灯记》和《地道战》两部片子我们可以倒背如流，往往是演员还没有张嘴，我们的戏词就唱出来了。全体参与，银幕上下呼应，千山万壑随之震撼，场面很热烈，比现在拿着小荧光灯棒，在歌星的蛊惑下左右摇晃强之百倍。3应麦子的吩咐，胖女子给我做了糜子面油糕，油糕炸得很到位，金黄油亮，端上桌满窑都是香气。麦子把糖撒在油糕上，推到我跟前说，你们都爱吃这个，回北京再给你拿些，让他们都尝尝。
我说，不带了，北京只剩下我和老二了。我没告诉麦子当年能吃的老二现在得了糖尿病，今年聚会时我见他，他说在打胰岛素，饭桌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还自带了一个老婆给蒸的掺了麸子的黑面窝窝，自嘲地学着《茶馆》里的台词说，以前哪，是有牙没花生仁儿，现在呢，有了花生仁没牙了！
桌上的热油糕很诱人地发出滋滋声响，只有陕北才有这种糕，我在北京想念的也是这种糕，70年代流行过几首新编老歌，有一首欢迎红军到陕北的：
热腾腾的油糕哎嗨哎嗨吆，摆上桌哎嗨哎嗨吆，滚滚的米酒送给亲人喝咿儿来巴咿呀吆。都忘了，只记住了吃。
发财娶麦子那天我们吃的就是这种糜子面油糕，喝的是农家自酿的小米酒。那时候的麦子脸上油光红润，屁股圆滚紧翘，辫子粗得得用两只手攥，哪儿像现在这样干瘪，这样收缩，这样病病歪歪。我跟麦子说起了娶她那天的事，麦子说，几十年了，难得你还记着。我说，怎么能忘呢，我们跟黄三泰的仇就是那天结下的。麦子就笑，在笑容里闪出了当年的影子。
娶亲是大事。队长娶媳妇，村里人都去帮忙，婆姨们从头两天就开始张罗了，缝了里面三新的被子，剪了喜鹊亲嘴的窗花，窑壁刷得白崭崭，玻璃擦得亮光光，新房里弥散着一股上海“绿宝”牌的香胰子味儿。南边窗台上立着从延安买来的圆镜子，镜子背后有工农兵无限喜悦的形象，女农民抱着一捆麦穗，男工人举着铁锤，那个兵站得最高，背着一杆枪。镜子旁边搁了一把很有小资情调的塑料粉梳子，梳子的齿很宽很大，在当时绝对是稀罕物件。窑后壁桌子上摆了一溜公社革委会送来的毛主席“红宝书”，宝书上烫着金字，用红布条扎着，很是醒目。窑门上挂着白门帘，门帘上绣着葵花向阳图案，是村里女子们的奉献。门后头脸盆架上有大队妇联送的搪瓷脸盆，盆上烧着鲜红的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用农民们的直接理解就是刘发财和黄麦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睡到一个炕上来了。
一切准备停当，就等新媳妇入住了。我的情绪有点儿低落，明明知道自己是调侃，明明知道自己和一个陕北生产队长不会出现任何感情纠葛，心里还是酸酸的。发财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思，学时髦，想让我给麦子当伴娘，我还没说话就让老大给拒绝了，老大说“伴娘”得娘家人才行，要跟女方熟识的，我们也不认识什么麦子。要伴郎我们可以出，王小顺正好……发财看了看踮脚的五狈，直咧嘴。我说，你咧什么嘴？这样漂亮的北京帅小伙给你当伴郎，打着灯笼也找不来！
发财说，没有伴娘我要伴郎做甚，五狈往旁边一站人家以为是仨人结婚。沟对岸传来杀猪的声响，响动很大，把我们的肠胃勾引得都很激动，想着那猪心猪肝猪肠子，想着那三指膘的大肥肉，大伙真有点儿坐不住了。老二说，妈妈的，天天有人结婚才好。
五狈说，没有猪结一百个婚也没用。娶亲那天早晨，我们谁也没吃饭，一来是给肚子腾地方，二来是我们也没什么吃了。昨天下午我和五狈做饭，用炕笤帚扫了面口袋，没扫出一把面，只好一人配给了一碗浪打浪的蒜苔疙瘩汤。蒜苔是五狈上河对面捎带回来的，老了，下头都结了小蒜，被我切成碎末煮了，要不咬不断。最让人倒胃的是炒鸡蛋，五狈拔完蒜苔又将各家的鸡窝拜访了一遍，揣回来十个鸡蛋，本来十个鸡蛋甩在疙瘩汤里也不错，五狈偏要吃炒鸡蛋，就依着五狈，因为鸡蛋是他弄来的，他说了算。十个蛋摊在没有一点儿油的锅里，立刻糊成一个硬疙瘩，腥气冲天，让人一闻就恶心。好在这样的饭食弟兄们已经经历过无数次，都有“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谁对蒜苔汤和腥鸡蛋也没有提出异议。五狈端着碗看着我一脸坏笑，说发财家的醋不知准备得够不够。
在我们翘首以盼大吃一顿的时候，老大将从家里带来的新被被面拆了下来，就是她每天盖的那床枣红线绨被面，“线绨”是一种什么纺织物我至今搞不清楚，近乎软缎又不是软缎，亮闪闪的很辉煌，比一般的布绝对高级。老大到底是老大，比我们想得周到，到人家吃婚宴，不比平时蹭饭，怎能空着手去，一群人高马大的后生、女子，张嘴就吃，寒碜不是！近中午，新娘子搭着红盖头穿着红袄红鞋，坐着戴红绸的骡子来了，呜呜哇哇的唢呐声，劈里啪啦的鞭炮声震得山峁的雀儿乱飞，半天落不下来。娘家来送亲的是麦子的三哥黄三圈，黄三圈穿着一身崭新黄军装，戴着黄军帽，像个退伍军人。
《玉堂春》
一
老话儿说，人一辈子得经过“三病三灾”，没有谁是平平安安过来的。
这话我信。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潼关渭河滩农场劳动，这期间得过一场大病，不吃不喝，神志不清，魂魄似即似离，气息悠悠一线，与死也没什么两样了。人说女人生孩子是跟阎王爷隔了一层窗户纸，那总还有窗户纸隔着，我害那场病，简直就是到了阎王的眼皮底下，感受到了阎王爷的粗重鼻息，看到了阎王爷那张蓝绿的脸，只是阎王爷那一刻在打盹儿，没有睁眼罢了，倘若怹老人家精谨敬业地醒着，一切都公事公办，那么现在就没有我了。
我生病的时候“文革”已经到了后期，越是到了后期，形势便越是紧张，尽管老百姓“斗争”的心劲儿已经散了，可官面上仍旧“左”得厉害，“评法批儒”，批判宋江，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谁也闹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当今哪位，让我们这些草民前来声讨。我们这些小青年则借着这个机会，从那些批判文件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另一番天地，了解了先秦诸子百家，了解了商鞅、李斯和董仲舒什么的。常常地有城里大学教授一级人物到农场来，上午跟着我们一块儿锄玉米地，下午给我们做辅导报告，讲解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背景，讲秦始皇如何在西安东面的洪庆坑儒，嫪毐如何跟始皇帝的娘偷情……我们是从各车间抽调的青工，平日文化生活很单调，尽管能把《红灯记》李玉和的唱腔倒背如流，却不知孔丘困于陈蔡，商鞅车裂于咸阳。大家听故事一般听得认真，还做笔记，教授就越发讲得来劲，太阳落山了，西岳华山的莲花峰在夕阳的余晖下熠熠闪烁，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说是晚上在谁的铺上挤一宿，明晨再回城也不迟。现在想，那些教授回去也没事干，学校都被工人阶级占领了，还不如扎在我们这儿舒坦，至少他还能讲讲“商鞅变法”，过过上课的嘴瘾。
我所在的渭河滩农场是响应毛主席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几个大国防工厂联合筹办的，从各厂发配下来一批不好管理的年轻人，说是响应号召，其实是“劳动改造”，推卸包袱。这里属于三门峡库区范畴，每到涨水时就会被淹，淹也就是淹几天，水退了庄稼照样生长。那些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滩地上开动起来，轰隆轰隆，真跟电影里演的似的，“麦浪滚滚闪金光”，“丰收的喜讯到处传”，让人豪情满怀。农场里有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城里的国防厂不缺钱，不缺人，机械师至少是四级工以上水平，我们这些二级工、学徒工在这儿只能属于小力笨序列，场领导和老师傅们平日连正眼看也不看我们，我们自成一个世界，没人理睬，反而活得快活。
我从插队的陕北招工到了国防工厂，想的是由贫下中农行列转入了工人阶级队伍，成了“领导一切”的人，走的时候后顺沟村的队长也是这么说的，可没想到，进了城连“工作证”还没领到，我就成了另类，原因是我的父母在“文革”初期死于同年同月同日，这实在是件很蹊跷很不好解释的事情。国防厂政治条件要求严格，“内查外调”是必然的，在结论下来之前，先安排我到农场锻炼，如若政治不合格，我将被退回后顺沟，继续当“插队知青”。
想起来真有点儿那个……退回去实在是件很没面子的事。
我父亲当过清朝的镇国将军，那是溥仪小朝廷封的，只是个名号而已，没干过一天实事，尽管后来当了共和国的政协委员，积极地参政议政，“文革”时候也没逃过揪斗。我的母亲是父亲的继室，两人相差了十八岁，“文革”刚开始，母亲先被拉出去游了街，母亲是穷苦出身，大字不识一个，嫁给父亲纯属偶然。折腾母亲，是为了震慑父亲，造反派循名责实，更大更残酷的斗争是对着“镇国将军”的。父亲当时身患癌症，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母亲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旗兵后代，一生不肯受委屈，是宁折不弯的主儿……
那是1966年夏日，窗外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墨迹腥臭，在热风的吹拂下刷刷作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滴墨如血，让人触目惊心。8月3日，天气闷得厉害，我浑身的黏汗从早晨就没有干爽过，让人很不自在。我早晨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到太阳落山，再没有任何吃食入肚，也不敢说饿的话，因为父母亲都没有吃饭的机会，也没有吃饭的意思。晚饭是母亲亲手做的，油汪汪的一小碗干炸酱，两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一碟很罕见的煮青豆，半碗萝卜丝，这一切早早地摆在了饭桌上。青豆、黄瓜和萝卜是面码，它们来自后园那片简陋的菜地。菜原本是厨子莫姜种的，莫姜走了，菜地就荒了，大葱、韭菜随意地长，长出了长莛，开了花，老得除了纤维素再无其他。
母亲在案前抻面，柔韧的面细丝般在母亲手下延伸，在空中抡出了花样，在案板上摔得啪啪作响。母亲在这种时候仍有心情操作出如此精细的炸酱面，这让我紧缩不安的心多少有了些放松。父亲破例从床上起来了，垫着被子坐在饭桌前，用颤抖的手在剥跟前的几瓣紫皮蒜。大热天，父亲竟然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像是平日出门开会的装扮。母亲将面下在锅里，走过来用一块毛巾围住父亲的脖子，为的是吃饭的汤水不致洒到衣服上。倘若没有外头的大轰大嗡，没有那让人振聋发聩的高音喇叭，这当是叶家千百个京城夏日中的一个，这样的夏日印在了我的心里。
这是一顿平常的晚餐，平常的晚餐在这特殊的时候难免显得有些怪诞、突兀和不合时宜。父亲的目光不时扫过我，我不敢抬头，怕见怹那苍白的嘴唇和深陷的脸颊。我也不敢看母亲，母亲浓密的头发被剃去了半边，那些上午才离开身体的头发仍旧散落在大门外的台阶上……
我和父母亲静静地吃着晚饭，饭桌上谁也没有说话。父亲的眼神慈祥、坦然，母亲的脸平静而舒朗，昏黄的灯下，炸酱面的香气充盈着叶家最后留守的北屋，我知道，缸里的面已经空了，后园黄瓜架上最后两条黄瓜被母亲摘了。
一碗面，父亲吃了很长时间，我知道父亲能将它们吃下去本身就让人很吃惊了。母亲吃得也很投入，仿佛在每一根面上都倾注了无限情意，并不时地将碗里的豆挑到我的碗里，怹知道，我爱吃豆。吃过饭，洗碗的工作向来是我的内容，但母亲执意要洗，母亲烧了一锅碱水，说这样可以把碗洗得更干净，洗不净的碗搁时间长了有味儿。我扶父亲到套间休息，父亲全身的重量几乎全倚在我身上，透过怹单薄的衣裳，我感受到了骨的质地，硌得人生疼。父亲走一步要喘半天，浑身冒着虚汗，几步的路我们走了许久，我想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得跟父亲说点儿什么，便说，要是玉堂春还活着，保准把您的病治好了，可惜他死了。
父亲说，玉堂春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父亲不想接我的话茬往下说，我便知趣地闭了嘴。伺候父亲躺下，我正准备离去，父亲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问我，丫儿，你知道什么是无枝可栖吗？
我看着父亲，不知如何回答。
父亲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母亲收拾完了，将屋里屋外仔细巡视了一遍，临睡觉，进到套间又出来了，认真地对我说，丫儿，我的小名叫盘儿。
我说，怎么叫盘儿呢？
母亲笑笑说，头发多，辫子盘在脑袋上，像个盘子。
我想，母亲的情结还在门口那堆头发上，便说，您头发好，用不了两个月，新的又长出来了。
母亲说，长出来我还梳辫子，把它们盘上。
我没理解父母的意思，那天晚上，西边的天际不停地在打闪，将窗户晃得一亮一亮的，让我睡得很不安稳。就在这明暗的瞬间交替中，三瓶安眠药让我隔壁的父母双双去了他界。当我在第二天看见并排躺在床上，穿戴齐整，安静如睡的父母时，我才真正地知道了什么是“无枝可栖”！
……
我不知工厂的内查外调将会是怎样一种结局，平心而论，真退回农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当一回农民也就是了。生活，已经让我学会了坦然地承受命运的任何蹂躏。
二
我在农场的病起得突兀。
生病以前孙银正找到我，让我帮他一个忙。我问帮什么忙，他含混地说是治病救人的忙。我说，我是农场卫生员，治病救人我责无旁贷，只要不让我捐器官就行。孙银正说帮忙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柳阳和、赵瘪、李红兵几个，都是我们青工四班的。
孙银正是当地土著，家就在渭河对面的绍义村住，他在工厂是二级磨工，每月工资42块5毛，这群人中，也只有他是自己主动请缨到农场来干的，一来农场离家近，可以随时回家；二来每月有4块钱额外补贴，4块钱在当时不是小数，孙银正在农村的爹一年也挣不了40块钱。
赵瘪真名赵北，是厂消防队的消防员，脾气倔，没人缘，听说是个坏分子。坏的原因是打人，打的不是别人，是厂革委会副主任，他为什么打副主任，我不便打听，也不想打听，让他自己说总有打的理由。每个到农场的人都有“背景”，就跟升官也得有背景一样，我们谁的屁股后头都有一屁股屎。比如那个总端着架子的李红兵，一度被厂里划为反动分子，他在厂里的批斗会开得很热闹，罪名是污蔑伟大领袖。在一次销毁用过的语录时，他站在旁边望着熊熊火光突然心血来潮，念了一句主席诗词“纸船明烛照天烧”，不得了，立场站错了，成了反动派了。柳阳和是车工，也是落后分子，常用车间里的下脚料给朋友车不锈钢的小榔头，车擀面杖什么的，更有甚者，还接了外头私活儿，以加班名义偷偷干，挣取外快。下班时候，门卫常在他的大衣里搜出些“说不清”的东西来。
我和柳阳和、李红兵几个没事的时候经常过河到孙银正家闲耍，每回去了都要吃孙银正的娘做的凉皮。老太太凉皮做得好，把稀面汁浇在金属箩箩上，让它漂在热水锅里连蒸带烫，揭下来薄薄的一张面皮，白净透亮，在太阳底下一照，能看见人影。面皮抹上清油，晾凉切细，用自家酿的柿子醋拌了，配上油泼的秦椒，新砸的蒜泥，那个香！我们一人能吃几张面皮，不撑得肚儿圆圆绝不撂碗。孙家穷，我们几个青工不能总是着脸去吃人家有限的精白面，所以每回吃凉皮的时候都自觉地带点“礼”，有时候是半口袋花生，有时候是一条羊后腿，有时候是两双解放鞋，还有一次送了一只一个月大的活狗崽儿……这些东西的来路都颇成问题，好在孙家不予追究，来者不拒，都一一笑纳了。
孙银正有个哥哥叫孙金正，孙金正脑子有病，动辄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抽搐，嘴能咧到腮帮上去，屎尿污一裤裆。每逢这时候，孙银正和他爹便使劲板孙金正的胳膊，掐他的人中，说不这样，孙金正便会把骨头窝折了。初始我们见了孙金正犯病都很害怕，后来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有时候还帮着孙家爷儿俩板腿掰手，大忙一通。好在孙金正犯病也就一个时辰，过了那个劲儿就跟好人一样了。我仔细看过“好人”孙金正，除了眼有点儿斜，走道有点儿往一边歪，也不耽误什么，照样能吆着牛耕地，每天挣十工分一点儿不少。
孙银正要求到农场干的最真实原因是他正在跟村里一个叫庞素芹的姑娘谈对象。庞素芹我见过，长得胖乎乎的，鼻子脸嘴巴都是圆的，大屁股大粗腿，一双滚圆的肉手，像是煺了毛的蹄子。我们几个青工对这个姑娘都不看好，但是孙银正却很爱，“芹儿”、“芹儿”地老挂在嘴上，还往农场领。庞素芹每回来农场，宿舍里的弟兄们便很知趣地“撤”了，腾出地方腾出时间让孙银正和他的未婚妻专用。从宿舍内时时传出的哼哼唧唧、吱吱呀呀的声响，大家都知道，孙银正把庞素芹的“活儿”做了。孙银正今年24，也该到了“做活儿”的年纪，却不能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跟庞素芹拜堂成亲，正儿八经地在炕上“做活儿”，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窝囊的事情。陕西关中风俗讲究长幼有序，老大不成家，绝轮不上老二。孙家老大孙金正是那般成色，没人愿意来谈婚论嫁，这就耽误了老二，害得老二一而再，再而三地领着女朋友到农场来偷偷摸摸，以解饥渴。
孙家是传统农家，在儿女婚姻上不肯逾矩，因此当务之急是给大儿子孙金正看病。病好了，娶媳妇。
其实孙金正的病也没少看，孙银正父子领着他到西安走过不少医院，药吃了，针扎了，工夫搭了，钱花了，该抽搐还是抽搐，该吐白沫还是吐白沫，没见有什么进展。我知道，孙金正吃的药叫“本巴比妥”，这药除了正规医院，别处搞不出来，有一回孙银正让我这个卫生员进“本巴比妥”，遭到了厂医院的质疑，他们怀疑是不是有人要自杀。
那时候，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在渭河滩收麦子的时候，绍义来了一个走村串巷叫彭豫堂的游医，彭豫堂说他生于光绪七年，经历过大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代，说如果再加上袁世凯的“洪宪”，就是四个朝代。村里有懂历史的一细算，说眼前这位先生已经近百岁了！
近百岁的彭豫堂老家在哪儿不知道，只知道是从黄河东边过来的，黄河东边是河南三门峡，三门峡地界大了，无处考证。孙银正的父亲是贫协主席，毛选学习标兵，河东来的游医就住在孙家。流窜犯在当时是个很敏感的身份，流窜的游医怎的找上了贫协主席这把保护伞，不得而知。也有人说是孙银正父亲上河东偷着卖木头，从河那边领回来的。
孙银正管彭豫堂叫老舅，谁都知道是瞎掰。孙银正的娘姓李，十里外小李村人，跟游医没有任何关系，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罢了。因为游医彭豫堂的医术确实非同一般，拿村卫生站的赤脚医生跟他比，就好像地上的萤火虫比天上的月亮，绝不在一个档次上。孙银正说，用“手到病除”这个词来形容彭豫堂，一点儿也不夸张，眼见着彭豫堂轻轻用手一掰，治好了歪脖多年的三老汉，三老汉从此睡觉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房梁了。彭豫堂还从瞎眼的佘婶眼睛里捉出八条黄线虫子，使瞎了六年的佘婶重见光明，让佘婶看到了已经长得膀大腰圆的儿子。彭豫堂还切开了周拴骡耳朵后头跟随拴骡生存了一辈子的肉瘤，掏出来一只长了毛的黄雀，让耳后膨胀如卵的拴骡光溜平整……
村里人将彭豫堂奉若神明，挨家请饭，倾其所有地送礼，十里八乡的老百姓用架子车拉，用驴驮，领着各样病人来请彭豫堂诊治。彭豫堂对所求病人是有选择的，渐渐地人们摸出规律，彭神医只看脖子以上的症候，对脖子以下的，从不染指。
我向来不信邪，绝不相信能从后脖颈取出黄雀儿这样的胡编乱造。孙银正说他是亲眼所见，没有半点虚妄，那只鸟被周拴骡保留着，逢有人想看便拿出来，看到的人不止他一个，他向毛主席保证，那的确是一只长了毛的黄鸟。
出于好奇，我决定星期天过河到绍义去见识神医，亲眼看看那只在人的耳朵后头生长了几十年的黄鸟。
星期天农场是两顿饭，在食堂吃完那永无更改，千篇一律的发糕棒子面粥，时间已经不早。我抠着前襟的粥嘎巴，戴着顶破草帽往渭河渡口走。赵瘪听说我要去绍义，非要跟着去，说上次领着场里猪过去配种，那边种站还有两块钱没找，他得找补回来，要不没法报账。柳阳和也要去，说绍义的丁爱社有半套《三国演义》小人书要卖给他。丁爱社在城里收过废品，屋里宝贝很多，曾经用废纸价收过雍正皇上的圣旨，难得的是他爸念过私塾，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熏陶得丁爱社也有了文化眼光。柳阳和说他得亲自去交钱取书，以示郑重。李红兵也要上绍义，说那边的铁匠答应过他，要给他打一副双节棍，有了那棍，他将所向披靡。
无论什么理由，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是奔着孙家的凉皮去的。
三
我们到绍义村已过午，这时候让孙银正的娘做凉皮有些无理，好在各有来绍义的理由，便分散行动，约好下午时分在孙家集合。
跟伙伴们分手后我径直来到孙家，孙银正已经在候着了，他把我领进院子。我看见北屋檐下等着不少病人，病人有坐有卧，相陪的人或携鸡蛋，或背白面，还有一个索性赶来一只羊。那些什么没带的，大约是直接送银子的。我对孙银正说，你们家最近应该是好伙食，只门口这些鸡蛋就够吃半年的。
孙银正说，都给村革命领导小组上交了，我爹说了，功劳是神医的，享福是大家的，大伙都得了实惠，彭豫堂就不能算作“资本主义尾巴”了，不算尾巴就不在割除范围。
我说你爸爸还挺讲实际，孙银正说越到基层越讲实际，到了为日子煎熬的农家，就只剩下了实际，没有了别的。我们说话的时候，孙银正的哥孙金正正把羊往后院赶，羊认生，跟孙金正使劲绕圈子，孙金正斜着眼，流着涎水，一踮一扑地跟羊较劲。我说，孙银正，守着神医怎不把你哥的病看看？
孙银正说看了，今天他就要跟我说这件事情。我说赵瘪、柳阳和他们都过来了。孙银正说这样最好，他现在就去打酒，下晚一块儿吃饭。我说吃凉皮不用喝酒。孙银正说，凉皮岂能解决问题！
彭神医忙于诊病，无暇接见我，不便进去打扰，我便让孙银正把我领到周家，去看那只从脖子后头掏出来的黄鸟。
周拴骡住在村东，院当中有棵大杨树，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周拴骡不在家，他妈在，拴骡他妈把那只神奇的黄鸟拿出来让我“开眼”。看黄鸟用油纸包着，便让我有些失望，我想象中，取出来的黄鸟应该是扑扑棱棱装在鸟笼子里的，毛羽丰满，鲜活伶俐，会唱十几道口也未可知。眼前的“黄鸟”，木乃伊一样地裹着，一层层地将纸打开，竟是一块黑糊糊的死肉，三角形，说是鸟的形状有些勉强。孙银正指给我看鸟的嘴，我说不是嘴，是指甲；孙银正让我看鸟的黄羽，我说那不是羽毛是头发……周拴骡的妈不乐意了，将“鸟”包起来说，这女子怎满嘴胡说哪，神医都断定是鸟了，你难道比神医还神？
我说这怕是个没成熟的死胎瘤，在娘肚子里就一个包了一个，周拴骡要不把它包了，那就是个双胞胎，周家多个拴马也未可知。周拴骡的娘听了拍着“死鸟”说，听这话还是我的事情了，你这死女子说话怎不着调哩！
周家老婆子有点儿泼，非要让我承认她手里的是鸟，不是什么死胎瘤，拽着我胳膊不让走。我说，不是我不着调，是你不着调，你得信科学。
周老婆子说，我怎不着调了，你说，你说！
一抬头，我看见了哗哗作响的杨树，立刻回击道，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间不栽鬼拍手（杨树），你是真不着调呢！
孙银正把我拉开了，他不拉我走，说不定那个周老婆子得打我。
晚饭是在孙家的院子里吃的，饭桌上凉皮之外还有炒鸡蛋、烧鸡块、拌粉条、大烩菜，量大，油水足，比过年还丰盛。我和赵瘪、柳阳和他们都知道，这是沾了彭神医的光，小门小户的农家日子，谁家也不敢这么个吃法。几个人围桌坐定，都不动筷，单等神医入座。一会儿，北屋传来话说，神医还有两个病人没看完，让我们先吃，大家还是决定：再等！
孙银正借着几个人都在，很郑重地说有事请大家帮忙。我们说大家都是编入另册的“五七”战友，生死与共的交情，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有话直说，不必客气。孙银正说是他哥哥病的事情，我们说那就更责无旁贷了。孙银正说彭神医到绍义，看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他哥哥，就是说，他父亲是冲着他哥哥把神医请来的。大家都问神医有什么好招数，孙银正说，神医说了，他哥哥害的是脑病，脑病要用脑来医。
赵瘪说，这好办，农场八月十五要杀猪，到时把猪脑子给留出来就是了。
孙银正说，我哥吃了猪脑子就变成猪了，变成了猪，还不如现在。
柳阳和说，那就是猴脑了。
孙银正说，猴脑也不行，终归没跳出畜生圈子。
我说，孙银正你醒醒吧，莫非你还要用人脑子？
孙银正说，就是要人脑，并且是活的人脑。
我们几个一听哄堂大笑，李红兵说，孙银正你难道还要我们帮你杀人取脑不成？我们不是吃人的夜叉，也不是掏心的土匪，取脑的事怕是干不成。
孙银正说，药方子是彭神医开的，人脑是很重要的药引子，神医说了，只要货真价实，一服药包好。
我说，别说一服，半服也不成。
都把彭神医的药方当作了扯淡，除了孙银正之外，大家嘻嘻哈哈的没有正经，孙银正还要说什么，已经没人听他的了。正在调侃中，彭豫堂风度翩翩地来到了饭桌前，大概是才洗过手，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儿。大家一看，来者果然有神医风度，一头美发散落在肩上，一副美髯飘荡于胸前，丰颐广额，皓齿明眸，配上那一身雪白衣裤，似从天上飘然而至的神仙，只让人想起“寒波淡淡，白鸟悠悠”这样很空灵的词语。跟这样光鲜洁净的大师相比，我们自身都有污秽之感，立刻想起在农场干的那些不便见人的狗盗之事，便诚惶诚恐地站起来，把神医往主座上让。神医并不落座，扫视众人，一一作揖，后来目光在我脸上停留许久，落座以后捻着胡子说，这个同志面熟得很。
神仙说河南话，就跟看了包裹着的黄鸟似的，让我有些失望，可是细想，大师来自河东边，他不说河南话又能说哪儿的话呢？
我说，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儿，谁看我都似曾相识。
赵瘪说，这样的相貌是间谍的相貌，熟但是记不住。
贫协主席说我长得像《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他妈。李勇奇他妈是个病歪歪的老婆子，看过戏的人没谁能记住那张脸，我不在乎什么李勇奇他妈，只要有凉皮吃，说我像座山雕也没关系。
孙银正的娘将一大盘子颤颤巍巍的凉皮端上来，油泼辣子的香味直蹿人的鼻孔，众弟兄顾不得许多，双双筷子直向盘子插去。贫协主席给大家斟了酒，说了许多要互相帮衬的话，大家还记得活人脑子的话题，并没谁接茬，也没喝那拙劣的对了水的散白酒。至于正座上的神医，更是滴酒不沾，不动荤腥，只是吃丝瓜花蕊，那是孙银正的娘早晨摘的带露水的花蕊。
吃着凉皮，赵瘪忍不住问，彭大夫，你真的有一百岁啦？
孙银正制止赵瘪说，佛家不问姓氏，道家不问年龄，你怎连这规矩都不懂，忒没礼貌。
赵瘪说，我看彭大夫细皮嫩肉，脸上连褶子也没有，黑头发黑胡子没有一点儿杂色，看样子也就三十出头，说有一百岁，没人信。
柳阳和说，不知神医这头发和胡子是怎的躲过红卫兵的，我“文革”前从上海买的一双尖头皮鞋，都被当“资产阶级”剁去了鞋尖，神医的胡子能保留下来真是大不易的。
李红兵问神医家住哪里，屋内还有何人，为何不在本地干营生，却要到外头来奔波，在家乡是否跟他一样，有难言之隐。
农场青工的问话颇有点儿老大不敬，好在神医不在意，只见神医夹了两根花蕊，喝了一口孙银正娘熬的无与伦比的小米粥，端起酒杯缓缓站起身走到我跟前说，鄙人会观相，看您的相貌绝非出自平民百姓之家，不是天潢贵胄便是达官显贵，彭豫堂这厢有礼，先敬您一杯了。
彭神医一句话几乎让我灵魂出窍，那边厂方对我正在外查内调，这边突然点出了“天潢贵胄”，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哇！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全没了思维，一句话也说不出了。看了众人疑惑的目光，彭神医对贫协主席说，福至神强，肌肤晶洁，这位同志祖先的阴骘德行全凝聚在她一人身上了。这人福分不浅啊。
蹉跎失意，憔悴悲凉中听了这话，想起父母双双离去的情景，心内一酸，不禁瞿然动容，赶紧低了头掩饰，说凉皮的蒜太辣……彭豫堂似是安慰地说，令尊令堂走得决绝，虽然令人遗憾，但是他们把该享的福分都留给了你，难得哦。
大家对彭神医的话都没在意，只有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杌陧不安。我不知眼前这个毫无瓜葛的河南游医是如何知道这些的，或许是明察秋毫又不动声色的贫协主席将自己的猜测相告，或许是北京方面外调的结果已经私下流传开来……我不相信彭豫堂是神人，但我无法解释他的信息来源。
彭豫堂全身最出色的部位要算他那双手了，细腻干净，修长柔软，粉红的指甲，个个都是修饰过的，特别是两根小指，长度几乎接近了无名指，指甲比其他稍长，剪成了弯弯的月牙形，这样的美手倘若弹钢琴，当是得天独厚。我紧盯着彭豫堂那双手，竟被它们迷住了。这双美手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叫彭玉堂的人，彼彭玉堂长得与此彭豫堂有些相近，那眉眼，那作派，特别是那双手，都如出一辙，只是彼彭玉堂年龄大，胡子头发都是花白的，脸上有老年斑，眼睛近视，没有眼前人物的青春飘逸……
四
在我们家族的朋友中，彭玉堂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他的祖籍是山西，跟京城旗人不搭界，对外却宣称是我父亲的表兄。表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亲戚关系，没人说得清楚，在我们家也没人能理清这莫名其妙的称谓。彭玉堂的解释则很简单，煊赫一时的慈禧老佛爷原本是他们家的女孩，地道的汉家金枝，幼小时送了人，辗转变作了叶赫那拉氏，变作了太后，于是他就成了叶家的表侄，我父亲的表兄。叶家人对这样的说辞一笑置之，没人去较真儿，当然也没人去考证，我们家的人从来都称他为“彭先生”，不叫表大爷。在老北京，被叫做先生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教员，再一个是大夫，除此之外一般都叫“爷”，三爷、四爷，刘爷、黄爷，我父亲排行老四，外头人们都称怹“叶四爷”，只有怹的北平艺专的学生来了，才叫怹“叶先生”。
彭玉堂是中医大夫，在京城很有些名气，他的医术之高超绝妙，在京城是有口皆碑的。但凡有名医们整治不了的疑难杂症，病人便找来彭玉堂，以做最后的突围。所以，轮到请彭玉堂出诊的份儿上，基本都是到了该“准备后事”，死马当活马医的程度了。这样的病人，治好了是“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治不好，是“死生有命”、“无力回天”，病人家属只有感激的，没有找后账的。于是，彭家的匾额就特别多，据他的小儿子，跟我同岁的彭佟麟说，他们家仅“妙手回春”的大匾，从帽翅胡同东口排到西口还多出三块。帽翅胡同有多长，我没走完过，想必不会比半截胡同短吧。
病人送给彭玉堂的匾除了“妙手回春”再没什么新鲜内容，彭家总不能挂一堂的“妙手回春”吧，于是彭玉堂找到我父亲，想请怹给题一幅正楷，是“妙手回春”的意思，还要回避“妙手回春”这个词，他要用楠木刻了，描上金，挂在看病的正堂，借我父亲的名气和福分，成为彭家的镇宅珍宝。
我父亲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彭玉堂才治好了我们家用人刘妈的“鬼疰”病，理应感谢人家。那天也是父亲才看完梅兰芳的《玉堂春》回来，顺手便题了“玉堂春”三个大字，想的是彭玉堂不会将妓女苏三的花名挂在正堂，权当哈哈一笑罢了。孰料，彭玉堂还真就将《玉堂春》的匾挂了，并说这个匾写得巧妙，彭玉堂妙手回春，那不是“玉堂春”又是什么？更何况，他才从清雅小班里接回了一个姐儿，姐儿年龄大了，有意从良，他没花多少钱，只是给“妈妈”看好了久治不愈的“阴挺之疾”，象征性地掏了些，便将这个叫“喜春”的女子领回来了。这个时候我父亲送来了《玉堂春》，玉堂喜春，妙手回春，一个《玉堂春》把什么都涵盖了。好！
我的记忆中，彭玉堂爱穿葡萄灰杭纺大褂，行医也是以中医面目出现的，尤其是到了老年，白头发白胡子，基本就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了，大约也是因年纪做不了手术了，知道他西医专家身份的反而不多了。我父亲说，彭玉堂曾经留学德国，专攻脑外科，在美国拿的文凭，回国后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脑外科当主刀大夫。平日穿银灰西服，说流利外语，见了中国人也不说中国话，派头大了。那时候“协和”的大夫护士都这德行，以说外国话为摩登。北平沦陷，“协和”被日本人接管以后，彭玉堂弃职回家，穿起长衫，改操中医，并且再不说洋话。偶有知道彭玉堂外科手艺的，通过别的医院请过去做手术，费用是相当高的，的确是要以金条论价的。我们都知道，彭家向来是不缺钱的，彭玉堂是个阔大夫。
我没见过穿西装、说洋文的彭玉堂，终归是遗憾。听我们家老五说，年轻时的彭玉堂相貌堂堂，风流倜傥，追他的女人一火车也拉不完。老年的彭玉堂和我的关系最好，没人在跟前的时候，他一反拿捏劲头，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灵动，拿他的拐棍敲树上的青枣，教笼子里的八哥说脏话，拿他的手揪我的鼻子，谓之“拉骆驼”。“拉骆驼”是老北京人逗小姑娘的一种常见举动，听说慈禧在家当女孩时，到附近油盐店打醋每每要被掌柜的“拉骆驼”，拉过骆驼之后才会把东西给她。后来慈禧当了皇太后，掌了权，油盐店掌柜的吓得举家迁走，更名改姓了。彭玉堂拉我的骆驼，我并不反感，他那双手细而长，软软的，有股好闻的中药味儿。彭玉堂一边“拉骆驼”一边让我喊他“大爷”，我大声地喊，他脆脆地应，一声声，在后园子里此起彼落，彼此都很高兴。当然不是白喊，他送过我一个他的小老婆喜春绣的香包，里面的香料是他自己配的，奇香无比，我跑到哪儿就把香味带到哪儿，后来我把香包系在小狗玛丽的脖子上了，一度我是香气喷喷的，我们家的狗也是香气喷喷的。彭玉堂还送过我一打德国“施德楼”牌铅笔，黄杆上面烫着金字和一只抬着脑袋的小公鸡。铅笔的铅很柔韧，木质也细腻，很好使，每逢考试，我都用彭玉堂送的铅笔，所以回回都在班上考得前三名。我把这成绩归功于铅笔，换了铅笔，往往就不及格。大起大落的，让家里人匪夷所思，其实只有我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好坏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彭玉堂还救过我一命。
彭玉堂的小儿子彭佟麟是我的同班同学，学习极差，上二年级了还算不清左脚的脚指头加上右手的手指头一共是几个指头；语文课上，读课文从来没连成过句子，语文老师说彭佟麟是“朽木之材，属于高衙内、薛蟠之流，没出息极了”。但是“没出息极了”的彭佟麟外语说得好，那是家传，在家里他和他爸爸是用洋文说话的，因为他的生母是个深眼窝蓝眼睛的德国人。彭佟麟长得像他爸爸，黄皮肤，细眼睛，唇红齿白，像是杨柳青年画上抱鱼的胖小子。用彭玉堂的话说，他这儿子虽是洋人产的，却是地道中华老种，一点儿没串秧儿。
我们班上同学金雨钧的父亲有耳鸣症，耳中总有京胡悠扬之声，甚至还有青衣的婉转唱腔，唱来唱去总是“两旁的刽子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一句，那是《玉堂春》里苏三的唱段，并非现今“mp3”的演奏，完全是一种病态，就是说，神经有毛病了。金雨钧托我帮忙引见彭玉堂，治疗他父亲的耳疾，我说你找彭佟麟不是更直接，何必绕一个圈呢。金雨钧说彭佟麟从来不跟女生说话，老是劲儿劲儿的。我说，他怎么跟我说话呢，我也是女的。
金雨钧说，因为你们是亲戚。
我说，屁亲戚！
那天，我把金雨钧的父亲领进彭家，彭玉堂午睡才醒，正迷迷瞪瞪靠在条案前头的太师椅上发呆。我向彭玉堂介绍了金家父亲，又向同学的父亲介绍彭先生有京城四大名医称号，同学父亲想了想说，四大名医是施今墨、汪逢春、孔伯华、萧龙友，那不是谁都能请得动的，请名医诊病一回要大洋八十……
彭玉堂说施今墨善治内科杂症，汪逢春善治湿瘟病，孔伯华善治温热病，萧龙友擅长治疗虚痨病，而他拿手的是头颅疾患，动刀子是他的专长，这是几大名医都不能比的，比名医还名医，他出一回诊要两根金条。
同学父亲立刻夸赞彭先生是华佗再世，说当年华佗要刨开曹操的脑袋，曹操跟他一样，也是头痛耳鸣，苦不堪言。同学父亲再没往下说，下边的话当然也不好说了，华佗要开曹操的脑袋，曹操就把华佗的脑袋砍了，使一代名医截然而止，成了中华医学的大遗憾。
听了那次谈话，使我对彭玉堂四大名医的身份持怀疑态度了，那时候不好印证，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彭玉堂确不属于四大名医范畴。
我对苏三在耳朵边的演唱没兴趣，欣赏了一会儿挂在北边墙上、我父亲写的《玉堂春》，便溜到后头找彭佟麟玩去了。
彭家的院子很大很深，大树多，假山多，满地树影，满路青苔，曲径通幽，幽得让人迷糊，鬼打墙般地转不出来。彭玉堂从国外回来，只花了八百大洋就买了这院房产，便宜得如同白捡。有人说，这宅子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宣统二年春天，宅子的原主人一家十一口，早晨起来都没了脑袋，这个案子一直没破。凶手一天未捉拿归案，死者的灵魂便一天不安，传说，大白天常见有满身血污的人在院子里活动，晚上便把脑袋提在手里当灯，这屋进，那屋出……
彭玉堂不怕鬼，他说他和那些死鬼无怨无仇，又不是他杀的，他们犯不着跟他过不去。再说了，经他的手术刀刨开的脑袋死的活的也无计其数了，他难道还在乎谁没有脑袋！彭玉堂到我们家来，我希望他能讲讲他们家的那些鬼，可是彭玉堂一回也没讲过。有一回我问彭佟麟，他们家是不是有没脑袋的人，彭佟麟说，人没了脑袋不能走路，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这天，我在彭家院子里七转八转，没找着彭佟麟的住处却来到了北墙根，北墙上长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一片，墙根朝西立着一个半身石头雕像。我猜这可能是彭佟麟那位死去的洋妈，据说是因为彭玉堂娶了妓女喜春，德国籍的元配不能理解，忧郁而亡。外国人都喜欢在坟头上立塑像，彭佟麟的妈是外国人，自然也得立一个像。我很想看看彭佟麟的妈是什么模样，便跑到像跟前仔细看。真可怕啊，雕像弯曲的卷发上爬满了长虫，有的长虫还探出半个身子，张牙舞爪的，让人看着恶心。抬起头再往脸上瞅，这一来，刚好和彭佟麟的妈对了个正着，吓得我汗毛也竖起来了。
一张恐怖的脸让我永生难忘！
石头像的嘴死鱼一样微微地张着，高耸的鼻子刀锋般直立着，彭佟麟的妈脸上表情忧郁，充满仇恨，最可怕的是眼睛，没有眼珠，是两个白球……
我扭头就走，再不敢回头，想的是那双白眼珠的目光一定追随着我，这简直比没有脑袋的人还恐怖。那目光，可以穿透，可以折射，它无坚不摧，锲而不舍地跟着我，让我无处逃遁。快跑，使劲跑，逃命一般，我绕过山石，奔过石头桥，才收住脚步。远远地我望见彭佟麟在月亮门的墙上练习拿大顶，彭佟麟头朝下脚朝上靠在墙上，招呼我过去，我过去了，他并没有翻下来的意思，嘴朝旁边歪了歪，示意我在他的旁边也折上墙去。我没心思跟他玩倒立，我的两条腿还在哆嗦，身上冒着虚汗，连小褂都湿了。我就近找了个台阶坐了，半天，心情稍稍好了些，看见彭佟麟还在墙上挂着，两条胳膊分明已经吃不住劲了，我说，你下来吧，老这么拿大顶也没什么意思。
彭佟麟哇的一声哭了，他说他已经试过几次，下不来了。我才知道，彭佟麟跟墙贴得太近，把整个身子都贴墙上去了，要下墙，必须有距离，除非演杂技的，否则谁也没本事把自己对折360度。彭佟麟让我提着他的脚往外挪，我哪儿有那力气，想的是这座宅子怪，发生的事也怪，我的同学们都爱玩倒立，谁也没玩出彭佟麟这花样来。最后，彭佟麟总算下来了，是从右边歪下来的，其结果是右肩脱臼，右胳膊比左胳膊长出一截子，动不了了。彭佟麟托着胳膊，哭着到前头找他爸爸彭玉堂去了，这小毛病对名医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我一点儿不替他担心。
我跟在彭佟麟的后头往外走，临出园门，没忘了回头再看一眼，院内日影斑驳，山石狰狞，一抹斜阳照在东边小楼上，老旧的绿漆窗户后头，隐隐露出一张惨白的脸，那张脸正定定地看着我，想必那就是彭玉堂的小妾喜春了。
打了一个冷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前头，彭玉堂的诊病已经到了尾声，他说金雨钧父亲是显官，是于飞觞传茗、曼舞轻歌的应酬中坐下病了。与一般虚症耳鸣不同，金雨钧父亲是实症，膏粱厚味引起风阳上攻，经脉不利，髓海不足，得用“四物汤”，当归、川芎、白芍、地黄补血凉心，还要淡情绪，远女色，静心调养一番才行。说得同学父亲一阵阵脸红，点头称是，称赞，不愧一代名医！
没几服药，耳鸣的病人好了，那苏三再不唱“两旁的刽子手，吓得我心胆寒”了，问题是让人心胆寒的刽子手上我这儿来了。先是发热，再是白日见鬼说胡话，总是见两个无头刽子手携一女子头颅，那头颅颜色死白，眼珠子是两个突出白球，一脑袋长虫蠢蠢蠕动，微张的嘴向我淡淡一笑，害得我迷迷糊糊，只把自己当作了大堂上的罪犯玉堂春。父亲从同济医院请来了大夫，诊断结果是急性脑炎，往我的血管里打了不少凉水，屁事不顶，那两个白眼球照旧在眼前晃。又从胡同口达仁堂药铺请来坐堂中医，中医号脉看舌苔，说我是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喝了不少焦三仙类的苦汤子，刽子手们还是没走，我还是罪衣罪裙地在堂上趴着。连续的40度高烧，烧得我眼睛也睁不开了，连自己也对生命失去了信心。有一刻稍稍清醒，便让守在旁边的母亲给我缝制玉堂春穿的红衣红裙。母亲想的是我大概要“上路”了，冲出门去扶着廊柱子痛哭不止。用人刘妈说我是从彭家回来起病的，满嘴的“玉堂春”，一定是在那儿撞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她让我舅舅从朝阳门外东岳庙老道那儿请了一道符送过来，贴在我的床头上。老道的符非但不管用，反而变本加厉，我又添了抽风的本事，抽起来两眼使劲往上翻，眼见着没有了黑眼珠，眼眶里全剩了白的，吓得我妈一边往后闪一边说，天哪，这还是我闺女吗？整个一个死鬼呀！
我想，我当时的模样一定和彭家花园里的石头雕像很接近。
还是刘妈见多识广，她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丫儿这病，怕还得“玉堂春”出面，就请来了彭玉堂。据说彭玉堂进屋一看见我那德行就笑了，拍着我的脑门儿说，还变狗儿哪？适当变变就得了！
老北京管小婴儿害病发烧叫“变狗儿”，意思是害一次病小孩就长大一截子，小孩不停变狗儿，才能不停长大。刘妈对彭玉堂直言说我是上彭家撞了鬼，魂让鬼拿住了，没有彭家人拿金条，让叶家孩子受罪的道理，彭玉堂要是不把我救回来，她跟彭家没完。
彭玉堂没理会刘妈的抱怨，展开白布小包，从里头摸出几根银针来，在我的身上扎了，又取来艾卷灸烤。我父亲下班回来，问及病情，彭玉堂说，此病叫“离魂”，小格格年幼，神气不足，妄见妄言，既非脑膜炎也非外感风寒，更非真有祟物，乃心脾气血虚弱，神气不宁，惊悸多魇，邪气侵肝。肝乃藏魂之所，肝虚则魂无所归，本着养肝安神，益智补虚的原则，针灸手少阴、足阳明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彭玉堂走的时候给我开了一服药，主药是茯苓，配以龙齿、参须、辰砂辅佐，让家里人直接到南庆仁堂去抓，说别处的药他不敢保险。南庆仁堂是京城大药铺，总店在东珠市口往南路东，五间大门面，门脸讲究，夏天门口挂着木夹板的细竹帘，春秋挂着木夹板的蓝大布，冬天是黑绒云头，纳寿字回纹的棉帘子。我们家人说，彭玉堂有南庆仁堂的干股，所以他开的方子都得上南庆仁堂抓。
就这么着，彭玉堂毫不费劲儿地把我从死神那儿拽回来了。第二日早晨我喝了一碗粥，下午吃了一碗汤面，到第三天就开始吃肉包子了。彭佟麟来看我，他的胳膊已经一点儿事没有了，听说上午还在学校推了铅球。我对他说，你们家园子里你妈的屄石头像不好看，忒恶了。
彭佟麟说，那个石像不是他妈，是蛇发女妖美杜沙，是他母亲生前托人仿制的名人名作。
我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妈呢！
长大以后，对美术有兴趣，我在各处看了不少意大利雕塑，那些人物，无论是神还是人，眼睛的处理都是两个白球。
五十年代中期，彭佟麟转学走了，彭家走时也没打招呼，有人说是回山西老家了，有人说是进了中南海，当了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医生，他们家那座空旷硕大的宅院被某机关占用，出出进进都是穿制服的人。那个满脑袋是长虫的美杜沙也不知如何处置了。
五
眼前的彭豫堂从理论上说，跟我认识的“玉堂春”的彭玉堂没有关系，那个是有名的“脑外科”一把刀，这个是“脖子以下疾患不看”的土大夫，手里动的也是刀子，真让人有些说不清楚了。彭豫堂说他有一百岁了，神里神经地跟那个“玉堂春”竟也有相近之处。我问彭豫堂认识不认识北京的彭玉堂，彭豫堂说，不认识。我说彭佟麟呢，他也说不认识。
我说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彭豫堂说是真不认识。我问他知不知道蛇妖美杜沙，彭豫堂说北方的蛇长不大，成不了妖；南方湿腻滑润，山川润泽，才会出《白蛇传》那样的事。
贫协主席说，绍义的长虫爬出去几十米就会被太阳晒成干，这里是干涸的河滩，除非八月涨水，否则一年也见不到一点儿水星。
我问彭豫堂知不知道“玉堂春”，彭豫堂说他过了无数春天，年年都有“豫堂春”。我说，是彭豫堂妙手回春哪！说你的医术高超！
彭豫堂说这个词好，贫协主席也说“玉堂春”好，很精辟，很概括，搁在彭神医身上最恰当不过了。最终柳阳和说，“玉堂春”好像是出戏，是属于“四旧”的戏。
谈话间，我看彭豫堂的眼神，总是有些游离闪烁，常常是话说半句便吞了回去，心内便对这个人充满了疑惑，特别是他那虚假的年龄，故作深沉的作派，让人感觉有点扑朔迷离。
席面上，百岁的彭神医只喝了些粥，我料定他的房间里会藏有其他吃食，人不能靠这点粥活着。
在回农场的路上孙银正终于摊了牌。
是在过渭河的小船上，孙银正撑着篙，左一下，右一下，把船弄得直摇晃。孙银正说，我哥的事咱们没有退路了，神医说了，只一服药，他就能好。
李红兵说，我们可没答应你什么啊！
我说，取活人脑子，我们谁也没那胆量。
赵瘪说，杀猪可以，杀人不行。
孙银正说，谁让你们杀人啦？有人杀好了，咱们去取就行了，读过高中课文《药》吧，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还记得不？
我们明白了孙银正要干的事情。渭河滩，是杀人的刑场，“文革”时候杀人特别多，隔不几日，城里就会有万人的公审会，打着红钩的公告，会出现在街头各醒目位置。公告贴出的当日便有游街的敞篷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罪犯，挂着牌子，由荷枪实弹的警察押着，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等，其罪孽都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先游街，再开公审大会，然后拉出城到河滩上枪毙。有的犯人家属领尸，提前会在刑场等候，摆领席，拉个木头匣子什么的，但大部分犯人尸体无人认领，那些坏人，亲属避之唯恐不及，哪肯上赶着出头，所以基本上尸体都是无主认领的。行刑完毕，公安部门全部撤离，留下一部卡车，雇两个当地农民，将尸体装上车，拉到火葬场，便算完事了。
绍义紧靠河滩，滩大而平整，无遮无拦，一眼望不到头。城里回回毙人都选择在这儿。孙银正的父亲，那个根红苗正的贫协主席负责挑选雇佣者，雇佣者同样要求根红苗正，以保证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不出半点纰漏，在这方面，绍义的人已经是有经验了。
孙银正的意思是在这些被枪毙的死人身上做文章。
船上的人都没说话，我手里提着饭桌上剩下的凉皮，凉皮散发出阵阵香味，只是让人分神。孙银正停止了撑篙，任着小船在河当间荡来荡去。看来，我们要是不答应，船就顺水漂下去了，再往下不远就是渭河的入黄口，进了黄河谁也甭想上岸。
柳阳和说，孙子，你真想让弟兄们在河滩上演一场“药”的翻版？
孙银正说，我是替我大求你们了！
赵瘪说，你让你爸爸选两个帮忙的干这事不就行了？
孙银正说，我大不愿意让村里人知道这事哩，彭神医也说了，这事要秘密进行，这是他们家祖上留下的奇绝的方子，不能传出去。
我说，就不怕我们传出去？
孙银正说，我知道，你们不可能。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可能？
孙银正说，咱们一块儿偷过农建师的花生，私卖过场里的铧犁，套过十一团的架子猪，捞过三连鱼塘的小鲫瓜，往食堂的发糕里掺过洗衣粉，朝隔壁农场的井里拉过屎……也没见你们谁说出去。
李红兵说，妈的，都让你孙子说出来了。
孙银正说，这全是为了我哥，我就这么一个哥，我哥病好了，我才能往前走，要不，我和我哥都完了。
赵瘪看了看我们，目光有些松动。孙银正捕捉到赵瘪的眼神，见缝插针地说，人说拔一毛而利天下，这是不拔毛就利天下的事，又不是取我们的脑子，是取反革命的脑子。我大见过，枪一响，脑壳就裂开了，红的白的，尽管取就是了。
我瞄了一眼手上提的凉皮，红的、白的。
一阵反胃。
柳阳和说，怎么干？
孙银正说，这里有个时间差的问题，把时间算好了，先远远躲在堤后头，在公家人撤离，村里帮忙的走到尸体之前，选准对象，赶过去，把活儿干利落，该是不难。
赵瘪说的确不难，但是你得给我们报酬。
孙银正说，你们要啥我给啥。
赵瘪说，让你娘给做十回凉皮！
孙银正说，做一百回也成。
小船又撑了起来，没几下就到了河南岸，爬上堤坝，孙银正让大家等他的信儿，说这事一定要保密。走出几步，我回身对孙银正说，你回去问问彭豫堂，他会不会英语。
李红兵说，那一口河南腔，还英语呢，先看他会不会普通话吧！
六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枪毙人的公告都很关心，偏偏的那阶段就没开过一回公审大会，好像世界上的“反革命”都被消灭完了。河滩的太阳白花花地照耀着，我在农场住的小土房紧靠渭河河堤，河水从我的屋后自西向东流过，此时渭河的水面已相当宽阔，夹杂了大量泥沙，凝重沉缓，无声无息，仿佛驮载着多么沉重的负担，怀揣着多么苦闷的心情，静静地流着，流着。
我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沉闷，麦子收过了，玉米种上了，灼热的太阳晒得我们躲在简陋的宿舍里不敢出屋。
阳光下河滩的一大景观就是刮风，刮旋风，旋风毫无来由，不知什么时候就组合起来，突然地直立于天地之间，粗壮巨大，浩浩荡荡地游弋在广袤的滩地上。大旋风会将草屑树枝塑料布羊毛毡一切扯得动的物件旋上天空，轰轰烈烈，十分壮观。我在北京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壮观的旋风，听说，旋风是和鬼搅在一起的，我想，这样的大旋风一个小鬼肯定是驾驭不住的，一定有许多许多的鬼共同搅动才行。古书上记载，这里曾是千古不歇的古战场。汉献帝建安十六年，曹操跟马超在这儿打过一场大仗，《三国魏志》上说当时是“万人杀来，矢如雨下”；后来又有李自成在此毁灭性的突围，也是尸骨遍地的，至于历来小仗更是不计其数。“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憔兮，风悲日熏。……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这段很文学的语言是到这里讲法家的教授读给我们听的，我把这些文字记在笔记上，跟那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记在同一页上。我喜欢这些文字。
一度，我们曾疯狂而无聊地追逐旋风，旋风起了，我们嗷嗷叫着，像几只发了疯的狗，冲进那巨大的风柱，随着它旋转奔跑，体味着“身不由己”的快乐。旋风大都是短暂的，突然地消逝如同它突然地旋起，旋风没了，我们几个带着一身灰土，一脸油汗，暴晒在河滩上，大家茫然四顾，为这神经病式的游戏而莫名其妙。每个人在旋风中都有收获，赵瘪说他有在公园坐转椅的感觉，柳阳和说他有一阵儿轻盈得要腾飞，我说在与旋风相交的刹那，我听到了兵器的撞击和沉重的喘息声，李红兵的感觉最直接，他说他看到了那些被枪毙的人……
很快到了立秋，立了秋的河滩并没有凉爽多少，没有雨，滩地的细沙都成了粉尘，人走上去噗噗的，将整个脚都埋了进去。场里怕我们闲着生事，每人给了把铁锹，让到河堤上去检查鼠洞，以防发水时溃堤。谁都知道，这方圆数十里一马平川，几乎没有住户，真就是河堤决了口子也无甚关碍，这儿本来就是黄河库区，城里工厂也不会指着“五七”道路走出来的这点儿粮食蒸馒头。
早晨刚上堤，孙银正就招呼大家到他屋去吃凉皮，说是今年新打下的麦子，筋道有咬头。正好大家对老鼠洞也没兴趣，便一窝蜂地游过河去，抄近路直奔绍义村了。
路上，柳阳和对我说这顿饭怕不会白吃。我说准是“那活儿”有信儿了。果然，孙银正告诉我们，明天中午“有情况”，上边已经通知他爹找人了，他让我们几个做好准备。我们问准备什么，孙银正说家伙他爹都给备好了，我们到时候跟着他一块儿去就是了。我说我可不可以不去，我是女的。孙银正说别人不去可以，我必须去，因为我在农场还兼着卫生员角色。我说，什么卫生员呀，抹点红药水，撒点消炎粉罢了。
孙银正说，那也属于医务范畴，这样重要的事情没有医学方面的人在场怎么行？
约好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在河堤后头集合，人员就是我、柳阳和、赵瘪和李红兵几个人，孙银正说，去人多了没用，目标太大，又不是去打狼。
在孙家，没看见彭豫堂，孙银正说神医到邻村给人医病去了，邻村某人眉下长一巨瘤，眼前总是有美女走动，不能遏制。我说，这回切开瘤子，说不定能掏出一美女来，比那黄鸟实惠，真是一举两得的事呢！
这天，我们又见识了一回孙金正犯病。本来孙金正坐在灶前帮他娘烧火蒸面皮，跟大家也是有说有笑的，不知怎的，突然把柴火一扔，怪叫一声佝偻在火前，把脑袋使劲往灶火里钻，霎时一脑袋头发就燎着了，紧接着，衣裳也冒了火。我们都有些慌，揪着孙金正的腿往外拽，孙银正的娘放下手里的面盆，不慌不忙地从旁边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浇在了孙金正身上，孙金正身上的火熄了，只剩了冒烟。我们七手八脚地上去扑打，孙金正躺在灶前死了般一动不动。孙金正的娘掀开锅盖，将蒸好的面皮揭了，摞在笸箩上，抹了清油，又有条不紊地张罗起了下一张。孙银正坐在台阶上砸蒜，将个蒜臼敲得叮当响，好像灶屋里发生的一切与他无关。
孙金正顶着个焦煳的脑袋，带着一脸燎泡，怔怔地靠墙坐着，我蹲在对面问他疼不疼，他回过神，摇摇头，冲我一笑。倘若孙金正说疼，我或许还好受些，只他这一笑，竟让我心里酸酸的，咧了半天嘴，说不出一句话。想的是明天中午就是下刀子，这忙也是得帮的。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们的任务依旧是检查鼠洞。早早的，我们就来到了河堤，我们来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来，东边河水尽头一片通红，野鸭们还扎在芦苇里睡觉。青工二排排长对我们几个的积极出工视为“评法批儒”，觉悟提高的具体表现，让我们再接再厉，干出好成绩来，争取连队表扬，到时他给我们放三天假，领我们回西安城吃羊肉泡馍、吃葫芦头、吃粉汤羊血，一天换一样，决不重复。
我们在河堤上等待着孙银正出现，这小子昨天回绍义村就没回来。堤外西三里的河滩就是刑场，九点多时我们望见几个穿白制服的人坐着车过来了，白制服们下车散开，各抱地势地站了，一律地脸朝外。一会儿，又来了两三个农民，面无表情远远地蹲着，是雇来的“装车”人。赵瘪开始抱怨孙银正，说那边已经各就各位了，他这个指挥还不出场，难道还真要我们几个替孙家去冲锋陷阵不成。柳阳和说不急，那边城里开完公审会，再到这儿怎的也快过午了，杀人得等午时三刻，都是有时辰的，不能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李红兵说“午时三刻”那是封建社会，新社会讲的是随到随杀，干脆利落。
又等半天，还不见孙银正出现，西北的土路上，有尘土飞扬，想必是大队人马过来了。李红兵问我，要是孙银正真不来，我们怎么办？我说，撤！这还有什么考虑的。
赵瘪说，咱们可是吃了孙家不少凉皮了……
柳阳和说，孙家老太太对咱们是真心实意的。
赵瘪说，要不那边完事咱们先过去看看，见机行事。
我问怎么叫见机行事，赵瘪从裤腰里摸出一个白尿素袋，朝我晃了晃。我说，你以为是装西瓜吗？
说话间，大大小小十几辆车开进场地，荷枪实弹的军警跳下车，将三个挂牌子的扯下车来，摘下牌子，往前架着跑，那三个人还没跑出几步就扑倒了，我们几乎连枪响也没听到。如孙银正所说，军警们执行完毕，立即上车离去，只留下一辆卡车处理后事。一切都风驰电掣般，麻利迅速，干净利落，一溜烟尘之后便剩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赵瘪从堤后跃起，柳阳和相跟着，他们要奔过去看看，刚要举动，猛听身后有人说，别动！
原来是孙银正，他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赵瘪和柳阳和不解地看着孙银正，觉得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孙银正说，今天枪毙三个，一个是强奸幼女，一个是抢劫杀人，一个是病入膏肓的现行，那现行肝都硬了，脸成了古铜色。
李红兵说，杀人和强奸总是可以。
孙银正说，万一他哥吃了这，病好了却成天想着强奸，想着杀人怎么得了。
柳阳和说，你他妈还挑得厉害！
孙银正说，当然得挑，药引子有时候比正药还要紧，彭神医说了，最好是年轻的脑力劳动者。
我说，呸！
七
绍义村及附近的老百姓们商量着要给彭神医送一面锦旗，知道我还粗通些文墨，会写两个毛笔字，便让孙银正过来跟我商量，说彭神医对“豫堂春”很满意，让就写“豫堂春”。我说，是“玉堂”，不是“豫堂”，连意思都没弄明白，还搞什么锦旗！
孙银正说，管他什么堂，只是一个心意的表示罢了，再说也不是白写，酬劳是一百个柴鸡蛋，一百个鸡蛋能换十斤全国粮票，有这些粮票每天多吃两个馍没问题。
我没写“豫堂春”，写了“救死扶伤”，交给孙银正拿回去了。锦旗做了，鸡蛋也换成了粮票，彭神医竟然真如悠悠寒鸟，消逝在淡淡烟波之中，无音讯，无踪影，连点痕迹也没留下。
转眼到了中秋，城里有家的都回去过节了，青工四班只剩下我和赵瘪在留守。赵瘪的爹娘去了湖北五七干校，我的爹娘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晚上，月亮早早升起来了，吃过晚饭，我和赵瘪在河堤上溜达，我们对晚饭都不满意，大过节的，竟然是炒萝卜条，粗粮发糕，大怹子粥，没有一点儿过节气氛。我拿出库存的牛奶糖，给了赵瘪两块，权当过节月饼。赵瘪说，狗日的们准都在家里吃喝呢，只有我们俩在河堤上赏月。
我说，没的吃喝就有月亮赏，有吃喝的都在家里看不见月亮，老天爷公平得很哪！
赵瘪提议过河去，到孙银正家蹭饭吃。我说不好，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节日，多出两个外人算怎么档子事。赵瘪说，过这样清冷的中秋总是遗憾哪！
我说，你我将来会有无数个团圆的，有吃喝的中秋在等着，“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这样寂寞的中秋不会很多，说不准只有这一个。
赵瘪嘴里含着糖，吸溜着口水说我的话很有意境，很有哲理。
赵瘪的话音未落，只见孙银正提着罐子慌里慌张从堤下头爬上来，赵瘪说，送吃的人来了！
赵瘪嘴里喊着“孙银正万岁”，欢呼着迎上去，去接他手里的罐子。我想，孙银正还是很够朋友的，幸福时刻怕冷落了患难的弟兄们，这个时候送吃的，可谓有福同享。令我没想到的是，紧接下来，就是有难同当了。
孙银正告诉我们，河滩里已经摆开阵势，马上要行刑了。赵瘪说，以往都是中午，怎么这回突然改在了晚上？
孙银正说，听说都是政治要犯，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还有逃亡流窜的反革命，个个都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赵瘪说，大过节的杀人，真是的！
我说，旧社会杀人都赶在仲秋，监斩候的犯人活不过八月十五去。
孙银正让我们快过去，说他爹组织的“雇佣军”已经等在那儿了。我们一溜烟地朝西跑，背负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背负着深蓝的夜空，应了刚才说的话，的确，这样的中秋我以后再没有过过。
赶到地点，人家的“活儿”已经干完了，四具尸体横陈在黄土地上，有两具旁边围着人，看来是收尸的家属。我们朝无主的两具奔过去，“雇佣军”以为我和赵瘪是家属，没有阻拦，孙银正跟在我们后头，那两具尸体，脑袋正如孙银正所说，都开了花，如同碎裂的瓜。从皮肤看，一个年纪很大，一个还很年轻，我们不约而同选中了年轻的。孙银正到底是孙金正的兄弟，到这个时候就看出了血脉亲情的力量，在我们有些束手无策，不敢下手的时候，孙银正毫不犹豫地双手一捧，将一捧红白相间的东西捧进罐里。赵瘪为朋友的名分所拘，为那些美味凉皮所催，也朝地上抓了一把，孙银正立刻纠正他说，抓白的！
我没敢下手，我下不去手，看着那一摊乱七八糟，我只想到了凉皮。
死者的皮肤白净细腻，看来年轻、有知识，一身白色的衣裤沾满了脏污，那张脸，已经无所谓脸了，月光下变得模糊虚幻。死者的两条胳膊别扭地扯在身体两边，右臂比左臂足足长了一大截，这让我想到了彭佟麟那条不协调的脱臼胳膊。紧接着我被那双张开的手吸引，因为失血，手已变得苍白无色，但依旧美丽干净，修长的手指无力地弯曲着，小手指很长，几乎与无名指等齐，指甲修剪成了弯弯的月牙状……
我是如何离开河滩的已经没有记忆，赵瘪说不是他背着我沿着堤坝跑了好几里地，我怕也像那些死鬼一样躺在河滩上，变成旋风了。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昏迷不醒，一切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两个无头的刽子手提着一颗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脑袋，站在我的床前，脑袋上的那些长虫已经死去，绳子一样地拖在地上。我像《玉堂春》里的苏三，身着罪衣罪裙，面对刽子手，“吓得胆战心又寒”，红色的衣裙如同熊熊火焰，烧得我辗转反侧，口干舌燥，比浑身着火的孙金正还痛苦万分。农场方面吓坏了，用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华阴县城，在医院吊了十几瓶药也不见退烧。北京的同济医院拿我的病都没辙，小小的华阴医院当然更是无能为力了。
听说孙银正的娘拿着我的衣裳，偷偷到河滩上为我叫过魂，没一点儿用。
有一阵短暂的清醒，我看见孙银正守在我的床头，庞素芹正往我满是溃疡的口腔里滴水，我那张嘴已经烂得发不出声音了。庞素芹见我睁开眼，赶紧拿来纸笔，让我有什么话快写上，大有最后留言的劲头。
我在纸上写了：离魂茯苓龙齿参须辰砂手少阴足阳明
这是当年玉堂春医我的老方子，人说三折肱可以为良医，这话不假。医院对我的方子虽然半信半疑，但看那内容，总无大碍，更何况针灸，就是把手少阴、足阳明这两条经络扎满了，也死不了人。叫来了针灸科的大夫，在我身上不客气地开扎。
三服药没吃完，病好了。
孙家将我写的“救死扶伤”的锦旗转送给了华阴医院，及时而快捷。医院奇怪我这个毫无医疗经历的青工，何以能开出如此奇特药方，我自然含笑而不答，有些秘密没必要都告诉别人，让生命多些迷茫会更有意思。但是孙银正和赵瘪他们都坚信，在纸上开药方的绝不是我，而是彭豫堂，那一刻，是彭豫堂回来了，给我开了这个方子。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清醒，我那游离的魂魄还不知在哪里晃荡呢。
一切都是鬼使神差。
八
出了医院，工厂让我直接回西安，我被安排在厂卫生科当护士，作为人生的命运，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外调的人早回来了，说我的父母是属于正常死亡，我的父亲曾是政协委员，解放以前支持过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我的母亲是城市贫民，结婚前一度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是革命的基础力量。
至于我的农场“五七”战友们则再难聚首，顶让我挂念的就是孙银正哥哥的病，那服药，不知可有效果。
从河滩事件以后，我再不吃凉皮，怕见红白相间的色彩。九十年代到日本留学，一见到日本国旗就不舒服，不是对日本国民怎么的，是嫌弃那反差过大，引人遐想的颜色。曾经往农场写过信，被退回来了，说单位已不存在，“五七”道路已经走完了；也打听过绍义村的孙家，因属于三门峡库区，作为移民，全村都迁到甘肃去了。
2009年夏天，看到电视报道，说中国脑外科专家用手术攻破了癫痫病发作难关。
《凤还巢》
（一）
火车行驶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向着北京。
不是在写诗，我的心里却有着诗一般的感受，回家了，终于！
受回归意念的驱使，我在自己的周围寻找着快乐与美好。火车全程软卧，一站到达，晚发朝至，不用听那絮叨的报站，不必担心晚点；车厢里人不多，井然有序，列车员到每一个包间里介绍自己，着装标准，语言规范，真诚得让人感动。每人床尾都有壁挂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录像，录像画面清晰，可调控的频道有六七个之多；天气仍旧是热，桑那天，一动一身汗，不光是中国，整个世界的气候都有些混乱。车顶部空调里冒出的凉气，将外面的热浪红尘与里面隔绝成两个世界，车厢里才真正是秋高气爽；白桌布的小桌上立着杂志，铜版纸上的美女汽车，厚重而养眼，是铁路的专用杂志；花瓶里玫瑰花带着晶莹的露珠在绽放，嵌有金丝的靠垫洁净柔软，给人一种华贵高雅之感。车厢内厚重的米黄地毯，抹消了一切声音，静悄悄的过道里只有门上的灯在闪烁，那上面滚动着列车终点北京的天气，报告着车速和到达的时间。
我的铺位对面是一对小夫妻，进来没打招呼，立刻沉浸在两人的世界中，看来是对安静的旅伴。
一切都挺好，无可挑剔。
我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好心情里，双手抱着脑袋斜靠在铺位上看电视，眼睛看的是电视，心里想的却是别的，如青年们所言，爷看的不是电视，爷看的是心情。40多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坐火车走的，40多年后自然还是要坐火车回来，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一个带有人为安排的宿命式的回归节目。坐火车回家，尽管这火车和那火车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坐”法也有了根本改变，但“坐车”的本质没变。
列车员敲门进来，告诉大家已经进入夜间行车，并且细心地将窗帘拉上。我让他不要拉，他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还要往外看，他说外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我看得见，我要一站一站地捯回去，不放却每一寸土地。列车员大概在车上工作，什么样的乘客都见过，他很理解地将窗帘拉上了一多半，将我这一边留了出来。我说了谢谢。列车员说不客气，临走回身拉门时看了我一眼，笑了。
看着小伙子的笔挺制服，看着那张丰满却不失英俊的脸和那微笑的模样，我不知怎的竟想起了样板戏《红灯记》里“谢谢妈……”的李玉和，于是为电视中正在为世界拳王争霸的帕维尔特和米拉达配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能应酬……”
倒也很贴切。
1968年，嘈杂混乱，满是煤烟味儿的车厢里，反复播唱的正是这个段落，“时令不好，风雨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那时候文艺节目单调，播音室只有这张唱片，所以李玉和便不知疲倦一遍遍地唱，唱得慷慨激昂，豪情无限。我的情绪却低到了谷底，将脑袋趴在小桌上，装作睡觉，其实是任着眼泪在流淌。李玉和临行还能喝妈一碗酒，我呢？母亲在我走之前与父亲双双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走之前是为自己准备了酒的，我傻乎乎地还跟着喝，全不知那是“风雨来得骤”的上路之物……现在，不是“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是“我”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了。这段戏，唱得真不是时候！
是上山下乡知青专列，一火车的人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去，激情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夜半了，有人睡不着觉，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于是就一遍遍地将朦胧欲睡的人弄醒。当那把面目不清的拖把拖过我的脚下时，拖把上发出的污浊气味让我一阵阵恶心，湿漉漉的地板立刻散出相同的味道，从头到尾弥漫到整个车厢。我不能忘却那地板的模样，土红斑驳的漆，质地不明的板，简陋肮脏。绿人造革的座椅，黄木的短桌子，偌大窗户无遮无档，里面一片光明，外头一片漆黑。
我心里默默地细数我的七个兄长，老大，大我三十八岁，国民党中统，我根本没见过，解放时去了台湾，他是“文革”我们家的一颗炸弹，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老二，两年前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树上，不管不顾地走了；老三，被发配到广西走“五七”道路，每月发生活费30块，他自己留15，给北京寄15，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三里河的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去祭奠过；老六，早夭；老四、老七，各自进了“牛棚”，至今生死不明。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境况并不比哥哥们好，老大，酷爱唱戏，解放前被丈夫抛弃，在阜城门的小院里凄惨死去；老二，自己作主嫁了个大资本家，被叶家赶出家门，与之永不来往；老三，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属于革命先烈序列；老四，早早地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限，随着丈夫躲在山西的乡下，明哲保身；老五，与她的部长丈夫被打得面目皆非，送进医院抢救，部长折了四根肋骨，她自己脾脏出血；老六，在医院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责令清扫厕所；老七，就是我……
我到陕西插队。
许久，车停了，是临时停车。向外望，站台上没有人，出口处有昏黄的灯光，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罗敷”两个字。罗敷，汉乐府《陌上桑》有歌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这么说已经到陕西了，到了秦氏女罗敷的老家，我过了河北，过了河南，离家越来越远了……
窗外这片陌生的黄土地，在微明的晨曦中显露出沟壑纵横的贫瘠，在这里，连家有高楼的贵家女子罗敷也要采桑南塬，劳作在田野，我们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真的值得我将生命与之维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吗？
我再一次将头埋入臂弯里，满眼是脏污的、土红色的地板。
满眼是米黄色的地毯，电视里，帕维尔特和米拉达还在打，两个具有重创杀伤力的选手你来我往，在千仇万恨地玩真格的。我想象着，将眼前的地毯和这场拳击挪到1968年的列车上会发生怎样的震动，我也不能想象1968年的土红地板搁在今天的包厢里会是怎样一种效果。我这个人，常常爱做这种时空错换的梦，比如，动不动就把自己拉到唐朝的大明宫，拉到清朝的菜市口，拉到小时候某一天的饭桌上，总之，思维处在一种混乱跳跃，不安定的状态。有时甚至恍惚得不知自己为谁。
我希望回家的路越长越好，40年的期待，40年的痴梦，不就是现在吗。东城四合院的家当然没了，火热的房地产事业将它变成了大楼，那年年初回家还在老屋里与老七聚首，喝着从东直门打来的豆汁，吃着羊油炒的麻豆腐，闻着家的熟悉气味，想的是手足将来能在这狭小的静谧中地老天荒地厮守下去。可是八月再回来，老宅子便荡然无存了，变做了一片瓦砾场，变做了一片拾掇不起来的苍凉。“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叶家的十四个孩子曾经在这里进出盘桓，哭笑玩闹，争吵打斗，演义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说不清了。百年的庭院，容纳了太多的欢乐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我在夏日的骄阳下，狗一样地在废墟上寻嗅，寻找家的气息，寻找那沉落于砖头瓦块中记忆的丝丝缕缕。
拆砸还在继续，东面二环路上车来车往，现代气息的声浪阵阵逼人。原本这里是条僻静的深巷，房拆了，遮挡没有了，就显得空旷而直接，就有了抬头见汽车的突兀，有了光天化日的惶恐。让人感到历史进程的脚步迅猛、粗犷，甚至有些无情。
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别无选择。
废墟中一棵枣树张开残缺的枝在怯怯地召唤我，我走过去，抚摸着它粗糙的满是尘埃的干，心里如见到亲人般的激动。“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枣树的枝头已经结出了青青的小枣。我知道它们，即便到熟，它们也是那种既长不大也不甜的青枣，这种没有经过调教的枣树，北京城的老院子里家家都有。枣树的年龄比我大，日本占领北平前夕，我父亲领着他的儿子们在后院挖防空洞，在洞口旁边发现了一棵小苗，本可以一锹铲了它，老三却生出恻隐之心，跟父亲商量将它留下，于是就留下了，并且一天天长大，要报答谁似的，急着结出许多丑陋的小枣，年复一年，从不间歇。而替它求情的老三，“文革”后期带着肺癌的病痛，冒死偷偷回到北京，回到他那一间小屋的家，没有多久便故去了。狐死守丘，老三千里万里地回来，他是如愿了。
枣树东面的一根枝被锯掉了，当年那个巨大的疤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锯掉的是一根横出的主干，儿时我在上面打过秋千，蹬着它摘过枣。是老二把我抱上去的，中秋节，老二那天带着新嫂子回家，一家人在前院笑语欢声分食月饼，老二和刘妈到后院找我说，父亲在前头喊我呢，让我快去！
我一听赶紧顺着树干往下溜，枣树粗砾的树皮将我的前胸、肚子划得稀烂，刘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二偷偷到胡同口药铺，买了瓶紫药水回来，大概他觉得这事与他有关，他应该对我这惨不忍睹的肚子负责吧。其实，抹过药的肚子比划破的肚子更惨不忍睹，我挺着那个莫名其妙的紫肚子，觉着陌生、残酷、不能容忍。
“文革”刚一开始，老二因为国民党残渣余孽问题被抓出来了，挨了打，到家里来看父亲，是架着拐来的，一只眼睛也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天老二没回他的家，他其实已经没家了，嫂子运动一开始便离他而去，把孩子也带走了。那晚老二提出住在后院的小屋里，母亲有些犹豫，父亲答应了。晚饭后我给老二送去了紫药水，我们家当时只有这瓶紫药水，我看见老二顺着裤腿在流血，手指头肿胀得小萝卜一样，胳膊是一道道的青紫。老二坐着，一句话不说，我没话找话地让他看树上的小枣，谈论我当年的紫肚子，他的眼神却伸得很远很远，他的心已经走了。
我料定今夜老二有事，便一趟一趟地到后院看他。小屋的灯一直开着，紫药水在窗台上放着，他连动也没动。一碗粥搁在桌子上，早已凉透，我的二哥哥，他心里重得连碗也端不起来了。我每半个钟头看他一次，心情很是复杂，母亲哭着拦住我说，你让他走了吧，别让他再受了！
我坚定地说不。其实父母的心里什么都明白，打老二一进家门，他们就知道他是干嘛来了。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守护者，黎明的时候，老二用腰带把自己吊在了枣树的横枝上。我的哥哥，就这样去了，在我的眼皮底下，一个有家有业，善良胆小的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简简单单地殁了。死了便死了，到现在也没有人为他争论，更没有人记得他了。
那不祥的横枝，被我锯断……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家的废墟让人黯然神伤，我去探望老宅的最后留守者老七，他住在简易过度房里，说政府在望京地区给分了房，自己还要添些钱，才能住进去。七嫂不满，说从白菜心挪到白菜帮子还要搭钱，院落偌大的面积全不算数，这账怎的净往他们那边划拉啊！老七劝她不必计较，说望京楼房有暖气，有天然气和厕所，比大庙似的四合院方便多了，什么都得往好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