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念豆汁，用锯末熬的豆汁，不是小吃店里的“急就章”。听说东城某名小吃店卖豆汁，先打的后坐地铁，千里万里地去了，买了一碗，还没待端到桌上，已经汤是汤水是水了，喝了一口酸水，咬了一口硬如皮带的焦圈，喝豆汁的兴味立刻皆无。
又听说京城开了不少卖老北京吃食的饭馆，有炸酱面、豌豆黄、豆酱、芥末墩什么的，其中也有豆汁。满怀希望地去了，一见那豆汁就傻了眼，稠糊糊不知勾了多少芡，使人对它的名分产生了质疑。叫过小二问碗里是什么，小二嫌我外地人少见多怪，告诉我是“豆汁”。
从网上看到东直门外的豆汁铺搬进了北新桥二条，我不知这个豆汁铺是不是就是当年刘成贵所在的那个坐北朝南的粉坊，想着应该是地道。借着进京开会的机会，到二条去打豆汁。头趟去人家卖完了，二回去排队，买了两舀子，装在塑料瓶子里，准备带回西北，亲自熬制。孰料，上飞机过安检被扣了下来，人家让我当场喝掉，我说没法喝，这是生豆汁，不是可乐。还是不让通过，只好割爱。
到现在没喝上日夜思念的豆汁。
到现在没见过莫姜那样的女人。
《小放牛》
牧童哥，你过来，我问你，我要吃好酒哪里去买哪哈咿呀咳！
小姑娘，你过来，你要吃好酒在杏花村哪哈咿呀咳！
——京剧《小放牛》
（一）
我在青山坞下了长途汽车，有电瓶车在车站等候，司机说是专程来接这趟车的，从这儿到“杏花深处”还有一段路。
下车的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年轻人，我们三个坐上了那辆带有观览性质的电瓶车，都说“杏花深处”的服务还挺周到，要不这段路程得走四十分钟。司机说只要公共汽车到站，有人没人他都得来接，虽然十之八九会落空，可也不能不来，这是接待科的规定，“杏花深处”的制度严格之极，谁不遵守就要扣分，分数是和工资挂钩的。
车沿着山道慢慢开，树荫渐浓，司机的话也渐多，给大家介绍说左边那座圆顶的山叫猫耳山，后头那座尖的叫鼠须峰，鼠须峰有大溶洞，正在开发修索道，将来这里的旅游前景辉煌而灿烂……
车上的男的对女的说，上个月咱们到西山给你爸爸看坟地也是坐的电瓶车，景致跟这儿差不多。
女的说，你找抽是吧！这回可是给我妈找养老的地界儿，我妈还硬朗着哪，一顿能吃俩馒头，离坟地还差得远！
男的说，都是依着山坡建的，就是有气儿没气儿的差别罢了。
司机说，“杏花深处”北边也有公墓，要是你们同时选中了，有气儿没气儿的都住在这儿，能随时见面。
大家都不说话了。
电瓶车七转八转走了十几分钟，一股花香扑鼻而来，紧接着望见了道旁无数繁茂的杏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好像进入了世外桃源。车在花的胡同里行走，飘落满身杏花雨，想起温庭筠的诗句“知有杏园无路人，马前惆怅满枝红”，我不禁为这一片灿若云霞的花朵而陶醉，而心旷神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此时恰巧有女声合唱在林中唱响，细听有高有低，竟然还是几个声部：
三月里来桃花开，杏花白、月季花儿红，
又只见那芍药牡丹一起开放哪哈咿呀咳！
牧童哥，你过来，
我要吃好酒哪里去买哪哈咿呀咳？
唱的是京剧《小放牛》，不过这京剧已经有了太大变化，颇似交响音乐《沙家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似歌似戏，婉转抒情，别有一番境界。见我跟着调子哼唱，司机得意地说，这是我们“音乐course”的学员在排练。
我问这儿有多少course，司机说，除了“音乐course”以外，还有“美食course”、“美术course”、“书法course”、“舞蹈course”、“模特course”……多了去了，我们这儿顶有名的就是“音乐course”。
我说，你最好把后头的course省了，光说前头的就行了。
司机笑笑说他说习惯了，这儿的人都这么说。
男的问courser是什么意思，女的说，连“科目”都不知道，你的英文硕士我看是白念了！
男的说，英文单词成千上万，能让我一个一个都碰上吗？
女的说，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听过猪哼哼？
男的说，现在是猪肉好找，猪哼哼难寻。
女的再不说话。
车上这一对，一说话就抬杠，是对儿冤家。
动听的《小放牛》音乐渐行渐远，我说，唱得真好，没想到这里还是个藏龙卧虎的地界儿。
司机说，“杏花深处”的当家人叫王佳模，是从英格兰回来的，家里在外国开着牧场，专门养牛，本人特别喜欢音乐，当过业余合唱团的指挥，在柏林观看过帕瓦罗蒂的独唱、卡拉扬的指挥，是见过大世面的主儿。王佳模没有子女，老了，把农场卖了，带着夫人回到了国内，如今“杏花深处”一多半的股份都是他的，他是董事长，这里的事儿他说了算，是他组织了这些course。他管这些小组叫course，我们当然也叫course，我们的“音乐course”是董事长亲手抓的，还上过电视呢。
车上男的说，王佳模看过帕瓦罗蒂就算见过世面啦，不就是意大利的老帕嘛，我还看过呢，老帕送上门来在午门唱的，甩着块大手帕，唱得罢了，一句也听不懂，票价倒贵得一般人买不起。
女的说，连世界“高音c之王”你都看不起，我看你是没救了，到现在你连“卡拉OK”的门都没进过，除了咱家厕所，在别处你压根不敢张嘴，就这德性你还有资格评论帕瓦罗蒂，羞你先人吧！
男的说，你怎么拿我们家祖宗说事儿？
女的说，我不拿你们家的祖宗说事儿拿谁家祖宗说事儿！
司机问我去“杏花深处”看谁，我说看我的五姐，他问我五姐是谁，我说了名字，司机立刻说，大名人呀！您姐姐是“杏花深处”第一美，是“音乐course”里头拔尖儿的人物！
我说，你们的第一美，都快八十了。
司机说，八十在这儿算年轻的，您那位姐姐扮上小村姑比十八都嫩，她在这儿的老“粉丝”、小“粉丝”多了去了，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捧她，章子怡是漂亮，可离咱们太远，够不着不是！我说呢，打您一上车，我就看着像谁，敢情是叶腕儿的亲妹妹到了，得咧，您得下车，刚才唱的那拨人里头就有您的姐姐，您错过啦！
我下了车，司机告诉我沿着小路走，见着广告牌往右就是了。
我顺着石径走了一会儿，果然看到了头顶有“杏花深处，颐养天年”的广告牌，广告用的是实人实景的大照片，照片上一群男老人和女老人幸福地笑着，想来都是经过挑选的，一个个长得都很周正。我的五姐是其中主要角色，银白的头发烫成了大波浪，满口白牙一个不乱，排列得十分整齐，红润的脸蛋，嫩粉的T恤衫，与周围一群人伸出俩指头做着“V”的手势。广告上所有人物的皱纹都被抹去了，所有的老年斑都被掩盖了，人人都不胖不瘦，个个都精神矍铄，真不能小觑电脑的骗人本事，它能把老头老太太整成精。
杏树越走越密，已经看不到天空了。
这个自费养老院，叫“杏花深处”，大约就是因了这片杏林，林子的树都很大，想是在没有养老院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过去老北京揶揄清朝宫廷暴发户是“树小房新画不古，此人必定内务府”，是说暴发者的迅速和张扬，但跟当前新贵比又逊一筹，如今满街上大卡车拉的都是大树，移植大树成风，乡间的大树一棵跟着一棵进了城，焦躁的新贵们已经等不得树木成长，小树长大，那是几年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他们要的是眼下，他们现在就要改变“树小房新”的局面，新建筑有大树撑腰，就是有根基，有品位，就是粗壮的门面。这么来看，“杏花深处”倒真是很难得了，它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光，如若这里是一片桃树林、一片梨树林、一片石榴林，则又会叫做“桃花深处”、“梨花深处”、“榴花深处”，但无论哪个花深处，好像都比“杏花深处”好听，杏花深处容易让人想起“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句子，有卖酒的嫌疑，跟养老院不搭界，更有“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歧义，总之还不如像山西的酒厂，索性叫了“杏花村”更直截了当。
前面传来阵阵歌声，明朗清晰，是男声部：
三月艳阳天，放牛到村边，
野花红又艳，山草青又鲜。
黄莺枝头叫，白鹅戏水间，
今日风光好，山歌唱连天。
曲调我再熟悉不过，加快了脚步向林子深处走去。
有几十年没听过《小放牛》了。
（二）
过去的敬老院现在叫做养老院，叫做养老中心，叫做了“杏花深处”，变成了有钱才能来的地方。以前的敬老院是市政拨款的福利单位，只要是没人赡养的老人都可以住，自己不掏一分钱，由国家管吃管喝。
我想起了几年前五姐初进“杏花深处”那天，也是杏花开放的时节，是艳阳高照的春日，那时候董事长王佳模大概还在英格兰牧场放牛，这里不过是个很一般的养老院，没有什么course之类。
进养老院那天，五姐的脸色阴得几乎要拧出水来，大有被遗弃之感。除了她的儿女之外我也来了，五姐大我十几岁，是老姐姐了，我的工作不用坐班，有得是时间陪她，外甥们也许正看中了这个，送他们的妈进养老院的同时把他们的姨也拽来当临时陪衬了。
五姐那些忙碌的子女们当天下午就匆匆忙忙地返回城里了，好像第二天都有无法推开的事情，谁也不能陪伴他们的母亲度过“养老院”的第一个夜晚。
周围是一排排灰色的平房，木头门窗，水泥地面，那时这儿还不叫“杏花深处”，叫“青山养老院”，是某个农场的旧房改建的。一进管理室的门，墙上明码标价地写着收费价格，有生活自理和不能自理两个标准，生活能自理的，餐费、单间住宿费、管理费，每月收取1260元，月前支付，单间外还有两人间、四人间、六人间……
五姐住的是单人间。
下午，孩子们走了，闹哄哄的房间里安静下来，好像一下变得空旷了许多，我让人在墙角加了一张折叠床，加床的人说，租赁床铺和被褥每天20元，我给了对方两张票，这就意味着我要在这里住上十天，之所以这样是我看见五姐对我的举动在意而关注，如同无助的孩童，她害怕我离开，害怕即将面对的陌生和孤单。我对她说，我最近没事，在你这儿住几天，这儿清静。
在养老院餐厅，我们吃了当天的晚饭，餐厅门口写着开饭时间和当日食谱：
早饭：馒头、南瓜粥、小菜，鸡蛋一个。
午饭：米饭、肉片炒洋白菜、拌菠菜、鸡蛋汤。
晚饭：片汤、花卷、小菜。
每日食谱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早饭后有顿加餐，或牛奶或豆浆，轮换着来。如若另有要求，可让小灶厨师单做，费用自理。
这样的食谱对于消化能力衰减的老人来说不失一种科学的完美设计，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好像又找回了当年在工厂当学徒工，敲着饭盒在食堂售饭窗口等待开饭的感觉。饥肠辘辘，没有油水，总是觉得饿，一天的主要精神全放在吃饭上，这顿刚吃完，又盼着下顿了，尽管下顿也跳不出白菜萝卜的范畴。
那晚，跟五姐喝着片汤，就着咸菜吃花卷，按说也够了，可我还是让小灶师傅做了熘肝尖和西红柿炒鸡蛋。结果菜剩了不少，五姐对我说，我们平日是奢侈惯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孔子的大徒弟颜回都行，我们也不是贤人，怎的就觉得委屈呢？
我说，我没觉得委屈。
五姐说，没觉得委屈你点这些菜干什么，以后我日日要吃这个，难道日日要点熘肝尖？
我知道，她情绪不好，这样的改变搁谁身上谁也不会好，五姐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孩子们不能说不孝顺，就是精力顾不过来，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有各自的家，五姐的脾气随着年纪增长越发不随和，越发古怪，自从老伴儿去世，性情变得很孤僻，看谁都不顺眼，感到谁都对不住她，谁都在算计她。她常常站在五斗柜前看着一张《牧归图》的国画发呆，画上骑在牛背上的牧童横吹短笛，头戴草帽，身披蓑衣，在杏花丛中逍逍遥遥向家走去，后头跟着一只欢快的撅着尾巴的小黄狗。这幅画是我们家老七应五姐的要求画的，画上的牧童是我的姐夫，紫阳大巴山人，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的，后来当了八路军的连长，解放后当了某部司长，却依然依恋大巴山，在北京去世后依着他的遗愿，将骨灰送回老家，埋葬在他往日放牛的山坡上。五姐对着画上的牧童说，……你个小牧童儿，现在你到家了，舒坦了，可是你身后头的小黄狗还在路上跑呢，它找不着家了……
说着说着，老太太眼泪就下来了，儿子、媳妇自然不理解，待得好好儿的，这是怎么了，谁招惹您了？得了，老太太，您到闺女们那儿住几天，换换环境吧！
闺女那儿没有“小牧童”，老太太有些失落，依着北京人老理儿，“宁看儿子屁股不看姑爷脸”的原则，老太太的心情也并不舒畅。姑爷是外姓人，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在娘家算是“客”，女儿既然是娘家的客，那么娘家妈自然也是女儿家的客，老太太在两个女儿家轮流住，环境不同，感觉一样一跟要饭的差不多！有时姑爷把碗放重了一点儿，她也要动动心思，想想是不是对着她来的。在女儿家不能跟“小牧童”说话，她索性一天不说一句话，不但她自己，把闺女、女婿闹得也很紧张，连话也不敢大声说，双方都变得有点儿神经质了。女儿拐弯抹角地想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她一听就火了，把我当什么了？精神病吗？想让我走就直接说，弹什么哩格楞！
老太太一拍屁股，走人。也不让闺女送，自己打的回来的。
五姐的脾气倔，不受一点儿委屈。其实也没人给她气受，是她自己多心。
儿子是工厂装配工，挣的薪水有限，性格有些懦弱，被姐姐们称为“小白兔”。“小白兔”理所当然地跟着妈，妈妈的房子大，还有一份不菲的退休金，是靠山。媳妇是会计，单位分配的住房，娘家妈住着，两室一厅，小两口不便去挤，再说，儿子没离开过家，从小就是在这所大屋里长大的，老太太没理由让儿子媳妇另起炉灶，在外头单过。老了老了，她不靠儿子靠谁呢？
可事情并不如想得那样简单，谁靠谁还得两说着。
五姐容忍得了儿子容忍不了媳妇，她看不惯儿媳妇描眉画眼的模样，说她一看见媳妇的熊猫眼就想起卓别林，心里就猫抓似的乱；她嫌媳妇起得比她晚，每天享受她做的早餐，把人间的纲常弄颠倒了；嫌媳妇当着她的面跟儿子犯嗲，跟儿子挤到浴室里光眼子洗澡，全没有她这个妈在跟前的顾忌，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们两个；嫌媳妇呵斥她的儿子像呵斥狗，还把她儿子叫做笨笨狗，她儿子要是笨狗那她是什么，这不明摆着骂人嘛；嫌媳妇霸住了儿子的经济，把儿子管成了穷光蛋，连抽烟也要偷偷跟妈要，哪儿还像个爷们儿；嫌小门小户的媳妇就知道算计，两口子一个月交老太太五百块钱，下班准时回家吃饭，却连棵青菜也不买，过年提回来一箱“可乐”一箱“雪碧”，是单位发的，说是孝敬，可老太太不喝那挤眉弄眼的凉东西，孝敬全是白搭；儿子媳妇的屋脏乱得进不去人，被子一个月不叠，桌子上扔着臭袜子脏裤衩，不能称为卧室，只能叫“窝”，老太太看不下去，让小时工一周打扫一次，小时工说这样脏的屋子得加钱；眼瞅着媳妇的肚子大了，做婆婆的应该高兴，但她也看出来了，媳妇打的算盘是将来要把她当作带工资的保姆，说小孩三岁以前不进托儿所，不请佣人，要“自己带”，这样跟爹妈亲……是跟爹妈“亲”哪还是跟奶奶“亲”哪？
五姐的想法越来越多，是自己的亲骨肉，情分却越来越掺水。不错，当妈的应该无条件付出，母爱嘛，可是母爱多了也把孩子们惯出毛病了。
住到养老院去是她最先提出来的，也只是个想法，却没料到得到全家的一致赞成，最赞成的是媳妇，说养老院有很多伴儿，平时有人伺候，省得闷得慌，他们每周去看妈，给妈买好吃的……五姐明白儿媳妇的心思，她走了，媳妇会把娘家妈接来伺候月子，这大房子由着她们做主，自在痛快，白捡个大便宜。
五姐也不傻，她提出了“自力更生，不给儿女添麻烦”口号的同时，把自己四室两厅的大房租给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连全套家具、炊具在内，月租四千，等于是韩国人替她养了老还绰绰有余地给了零花钱。老太太的工资卡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睡大觉，再没有别人的份儿，卡里的数字只要她活着，就月月自个儿往上长，就跟胡同口那些梧桐树似的，初栽时不过胳膊粗，现在已经抱不过来了。
看了母亲和韩国人的合同，“小白兔”儿子傻了眼，他或者在外头租房，或者跟岳母挤在那套简陋的两室一厅去。
兔秧子有种断奶的感觉。
五姐跟她的儿子说，这两年我也想明白了，你们的生活不能在别人奋斗了一辈子的成果上起步，你们得从零开始，自力更生，你们有你们的日子，你们有你们的前程。不遇阴雨，岂知明月？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
我说五姐的做法有点儿绝，五姐说这是最佳的选择，我是还没到她这年纪，到了她这岁数也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日本有个电影叫《狐狸的故事》，电影里小狐狸长大了会被妈妈咬出去，让它们自己到生活中去磨砺，看着残酷，其实是爱……
在食堂吃过片汤和花卷，紧接着是晚上漫长寂寞的时光。
五姐晚饭后一直坐在她的房间里，管理人员告诉她，走廊东头就是活动室，那里有电视，可以下棋、打牌，还可以结识新朋友。五姐不去，她不喜欢下棋，也不会打牌，更不想认识什么新朋友。管理人员推荐说外头杏花开得正好，到杏林里散散步也很不错。五姐说她不喜欢杏花，那味道太甜腻。
她就那么闷闷地坐着。
咬走了小狐狸，老狐狸也不好受。
我里里外外地替她打点，将带来的各种吃食放进小柜，把洗换衣裳收进衣橱，告诉她打开水的锅炉房和小卖部的位置，告诉她到附近银行取钱怎么办手续……五姐没有表情，大概是为这一行动后悔了。我想跟她商量，要是不习惯，明天就退手续，跟我一块儿回家。
我还没张嘴。五姐对我说，你看我这不是成了张安达了嘛！
原来五姐此刻想的是张文顺一我们家的老朋友，被我们叫做张安达的寿康宫太监。
（三）
张文顺是天津附近静海人。
张文顺进宫的时候十三岁，十三岁应该说还是个半大孩子，是在娘跟前撒娇，在田野里撒欢的年龄，可这个时候他已经学会看人的脸色，知道怎么伺候人了。张文顺在静海的家里有一个病病歪歪的老妈，当太监是他的自愿，不当太监他和他妈都得饿死——他们家没地。张家的日子全靠张文顺给人放牛、打短工维持，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艰难，他放的两头黄牛是本村余家的，余家老二在宫里当差，说要是张文顺愿意干，他能帮着引见……为了不让母亲挨饿，张文顺决心走这条道——当太监。
半大孩子一进宫便不是孩子了。
“安达”是宫里人对太监的尊称，“安”在这里读去声，发“案”的音，“达”读轻声，一带而过，影视作品里有“小李子”、“小德张”一类称呼，那是只有皇上、太后叫的，连皇后本人也得尊称那些有头有脸的太监为“某安达”。“某安达”跟“某公公”近似，“公公”是明朝叫法，清朝多叫“安达”。
张文顺张安达原是一个洒扫庭院的粗使太监，跟我们家认识是因为每年冬至要从宫里给送煮白肉来。冬至的时候，皇上要在坤宁宫煮白肉，祭祀祖先，祭祀之后那些白肉便赏给皇室宗亲，让大家不要忘记祖先征战之苦，创业之艰。白肉在傍晚之前由太监分别送至各家，太监们都愿意干这差事，因为这是讨赏的好机会，皇上也明白，每年“送白肉”是太监名正言顺捞取外快的一个由头，这点儿油水是顺水人情。太监们送了肉在主家磨磨蹭蹭地不走，喝茶泡工夫，其实是等赏呢。收了白肉谁也不敢慢待太监，谁知道他会在皇上跟前说些什么？不给赏钱不行，给少了也不行，给少了太监立刻会阴不搭地甩出几句不好听的话来，给主家添堵。我们家不是皇上的嫡亲，所以每回分到的肉除了皮，大部分是骨头棒，送肉的太监也不是重要角色，是扫院子的张文顺。跟其他太监不同，张文顺更像饭庄子送菜的小伙计，从来都是搁下肉就走，干脆利落，一刻不多待。我父亲让看门老张追出去给钱他也不好意思要，推让不过，象征性地捏几个，说是当车钱。我父亲说，张文顺心善，不贪，在宫里这样的人不多。
溥仪退位后，张文顺再不来送肉，因为聪明伶俐，长得标致，他被敬懿皇贵太妃要到跟前去当差。敬懿太妃是同治皇上的妃子，住在寿康宫，宫闱邃密，殿宇深沉，敬懿性甘淡泊，不沾名利是非，在宫中口碑不错。
跟慈禧不同，敬懿爱看戏却不懂戏，她看戏看的是热闹，她没有婆婆慈禧那样对戏曲的热爱和研究，慈禧在世，动辄就在颐和园、在畅音阁、在漱芳斋听戏，叫外头大班、名角进宫，大排场大动静，锣鼓喧天震撼整个宫闱。敬懿是收敛而沉稳的，她从不叫外头演员来唱戏，也不让宫里自养的戏班来演出，至多让身边擅长歌舞的小太监关起门演两出小戏，自娱自乐，纯属解闷儿。到了老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敬懿几乎从未走出过寿康宫半步，看太监的演唱成了她的唯一消遣，演唱的剧目也很单纯，全是载歌载舞的欢快表演，比如《小上坟》、《小放牛》一类。老太妃一辈子看的人生悲苦大戏太多了，老了，求的是简单明快，图的是安静省心，不想给自己找别扭。
寿康宫内太监们的看家戏是《小放牛》，一男一女，村姑和牧童，在春天的田野上一问一答，边歌边舞，清纯靓丽，调皮欢快，最能博得老太妃的开心。《小放牛》中扮演牧童的就是张文顺，张文顺秀气灵动，本人又是乡间农户出身，放过牛捕过鱼，所以把个小牧童演得活灵活现，十分可爱。演村姑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太监，银盆大脸，一身赘肉，腰粗得像桶，屁股大得像碾盘，擦一脸白粉，点两坨胭脂，穿上绿绸小褂，蹬一双大绣花鞋，整个一个跑旱船的，一出场就会把人笑翻。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京戏中常有丑男扮女的情景，《凤还巢》里的程雪雁，《锁麟囊》里的丫环均是如此，叫彩旦，据说这样可以达到一种烘托效果，把俊俏的女主角托得更美。《小放牛》应该选扮相漂亮的太监跟牧童相配，但是没有人选，只好将管膳食的刘掌案叫来充数了。刘掌案是个戏虫子，原来在宫内南府班唱丑，是班子里的教习，丑角在戏班里的地位最高，别人不能往戏箱上坐，丑角可以，丑角不将鼻梁上的那块白点了，别人不能动手化妆。据说唐明皇演出时鼻梁上就抹块白，以示此时身份和皇上的区别，唐明皇是戏曲界的祖师爷——老郎神。刘掌案是因为嗓子倒了仓，身体发了福，怕有碍主子们的观瞻，才遣到寿康宫来当差的。人来了，自然也把戏带来了，掌案本人文武双全，坤乱不挡，又会插科打诨，并不因为自己的粗蠢而有半点懈怠，抬腿下腰带卧鱼，全做得一丝不苟，不时还要跳出角色说几句逗笑的话，这又是很难得了。
刘掌案是张文顺的师傅，不是一般关系的师傅，是磕了头，认了门的师傅，刘掌案喜欢这个朴实憨厚的小太监，也是有意给自己留条“后路”，便倾其全部，在做戏、当差上给予指点。
张文顺饰的牧童短打扮，头上系着抓鬏儿，披着带流苏的“蓑衣”，开演时藏在寿康宫木头影壁后头，先用短笛吹出一段敬懿太妃爱听的曲子，再缓缓走出，意思是由远至近，这是戏里边没有的，真的演员不会吹笛子，张文顺会，所以宫里演的《小放牛》跟外边的不太一样。曲子至寿康宫的台阶前吹完，然后小牧童开始在庭院的毡子上边舞边唱了：
姐儿门前一道桥，有事无事走三遭。
胖村姑没出场在后头嚷道，放牛的小子唉，等我蒸完馒头你再来，我的面还没发哪！
太妃一听笑了，大家见太妃笑也跟着笑。只见村姑狗熊一样地扭出来，捏着假嗓唱道：
休要走来休要走，我哥哥怀揣着杀人的刀。
牧童做了一个鹞子翻身，拦在村姑跟前唱道：
怀揣杀人刀，那个也无妨，砍去了头来冒红光；
纵然死在了阴曹府，魂灵儿扑在了你身上吧咿呀咳。
村姑把手绢一甩说，你小子想吓死我呀，得嘞，我给你俩馒头，你找别人去呗！姑奶奶不跟你玩了！
敬懿太妃说，刘掌案你快唱，别插科了，就你话多！
村姑挤挤眼睛耸耸肩，把个粗腰又扭了几扭说，奴才这是逗牧童呢，今天我非把他逗得忘了词不可，好让主子打他的屁股。接着唱道：
扑在我身上，那个也无妨，我家的哥哥他是个阴阳；
三鞭杨柳打死了你。将你扔在大路旁吧咿呀咳。
牧童唱：
扔在大路旁，那个也无妨，变一棵桑枝儿长在路旁；
单等姐儿来采桑，桑枝儿挂住了姐的衣裳吧咿呀咳。
敬懿说，小顺儿，以后不许唱“怀揣杀人刀”了，血赤呼啦的，还“冒红光”，不好，咱们改词吧。
张文顺说，主子说怎么改就怎么改，全听主子的。
敬懿说，也甭改了，忒费事，以后到这儿不唱就是了。刘掌案，你接着往下唱，他要挂住你的衣裳了。
村姑给敬懿道了个万福说，遵旨——
挂住了我衣裳，那个也无妨，我家的哥哥他是个木匠；
三斧两斧砍下了你，将你扔在了养鱼塘吧咿呀咳。
牧童围着村姑转了一个圈，做了一个青鱼分水的姿势，唱道：
扔在养鱼塘，那个也无妨，变一条鱼儿在水边藏；
单等姐儿来打水，扑棱棱溅湿了你绣鞋帮吧咿呀咳。
刘掌案说，还想变鱼呢，甭跟我打花舌，你顶多变条傻泥鳅！小子，你接着呗——
溅湿我鞋帮，那个也无妨，我家的哥哥他会撒网；
三网两网网上了你，吃了你的肉来喝了你的汤吧咿呀咳。
敬懿插话说，最好是清蒸，多搁姜片和小蘑菇。
村姑接茬说，下晚儿的膳桌上给您添条清蒸鳜鱼，南边刚贡来的，还是活的哪。
牧童唱道：
吃肉又喝汤，那个也无妨，变一个鱼刺儿在碗底藏；
单等姐儿来喝汤，鱼刺儿卡在你的嗓喉上吧咿呀咳。
村姑说，缺德吧你，小顺子，你还想扎我，没门！
卡在嗓喉上，那个也无妨，我家的哥哥他会开药方；
三方两剂打下了你，将你扔过了后院墙吧咿呀咳。
牧童唱：
扔过后院墙，那个也无妨。变一个蜜蜂儿在花辫藏；
单等姐儿把花采，一翅儿飞到你手心儿上吧咿呀咳。
村姑说，你小子还想蜇我，我把你尾巴上的刺儿拔了，让你小顺子当个秃尾巴鹌鹑。
飞在手心儿上，那个也无妨，我家的哥哥他会扎枪；
三枪两枪扎死了你，管教你一命见了阎王吧咿呀咳。
牧童唱：
一命见阎王，那个也无妨，阎王爷面前我诉诉冤枉；
纵然死在阴曹府，转一世也要与你配成双吧咿呀咳。
两个人，你来我往，你唱我答，忽高忽低，忽急忽徐，高入云霄，低如絮语，把大家看得如醉如痴，忘乎所以。张文顺在演出过程中从来不像刘掌案一样插科打诨，添加些无用的噱头，他演得很投入，把身心完全化人牧童之中，仿佛又回到了静海乡下，回到那柳暗花明的村外小河边，草荡清流，白鹅戏水，妈妈在家里做好了贴饼子熬小鱼儿，等着他回去，什么紫禁城，什么寿康官，什么棺材瓤子一样的老太妃，全跟他没了关系，在《小放牛》的舞蹈歌唱中，张文顺找回了自己，找回了一个健全完整，明亮舒朗的少年，他的心灵为之愉陕而轻松。
在沉闷险恶的宫廷生活中，《小放牛》是张文顺的慰藉；在残缺阴暗的人生中，《小放牛》是张文顺的阳光。
这出戏，看着简单，其实演员唱、做的功夫都很吃劲，村姑和牧童要翻转跳跃，蝴蝶一样满场翻飞，有的人舞着舞着唱不出声儿来了，大口地喘气，有的人为了能唱而舞不到家，只是应付几个动作而已。像张文顺和刘掌案这样演到引人入胜的地步是很不容易的，刘掌案不愧为南府戏班的教习，把个小牧童张文顺调教得与真把式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看到汗流浃背的村姑和牧童，老太妃心里不落忍了，大声地说，小顺子、刘掌案差当得好，赏！
皇恩浩荡。
那赏赐，有时是几块碎银子，有时是几块南糖。
太妃的赏赐和平时发的那点有限银两，张文顺都找机会带出来交给我父亲，再由我父亲托完家二少爷放假回天津时带到静海乡下去。完、叶两家是世交，完家复姓完颜，是金世祖后裔。完家二少爷完占泰在北京上学，就寄宿在我们家，二少爷经常往来于京津两地，帮这个忙纯粹是出于热心。完二少爷知道小太监这点钱来得不易，虽然少也很尽心，传来送去没有出过一回差错，尤其是年根底下，冒着大雪往乡下跑，把钱亲手交到老太太手里，再把老太太的话带回北京，为此张文顺心里总是感念这点儿情分。
溥仪一度喜欢骑着车在宫里满世界乱窜，有一回路过寿康宫，听见里头吹拉弹唱，笑声不断，就进来看。看到了张文顺和刘掌案演的《小放牛》，溥仪见太妃很高兴，顺手一掏，赏了张文顺和刘掌案一沓子钱，两人回去一数，折合现大洋两千多块，于是分了，乐得合不拢嘴。这样的好事、巧事不是经常能遇到，特别是在寿康宫当差。
张文顺从此有了私房钱。
1924年溥仪出宫，太监遣散回家，张文顺二十多岁，因为年轻、勤快，随着敬懿和荣惠太妃住到了东城的荣寿公主府，没多久，太妃们在麒麟碑胡同买了一套院子，俩老太太合二而一。留下七八个太监宫女算作佣人，过起了闲居的日子。
离开宫禁，张文顺与我们家的走动慢慢儿多了起来，我们家无论上下都将张文顺唤作“张安达”，我们的父亲说，对别人可以冷落，对张安达不能冷落，张安达的身份特殊，他是敏感的，对别人的态度是在乎的，不能伤了他的自尊。
张安达很知道自己的身份，来了先到正屋给我父亲请安，完家少爷在，就到完家少爷屋去，完家少爷不在就到看门老张的门房去喝茶说话。老张是唐山人，跟张安达算半个同乡，又都是姓张，自然就说到一块儿去了。张安达在北京没有亲戚朋友，唯一能串门的也就是我们家，老太妃们学习洋派儿，给下人们放假轮休，张安达休息了就来找老张。老张表面热火，其实从心眼儿里看不起张安达，认为张安达六根不全，是个有缺陷的人。老张特别想看看太监去了势的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又不好直接提出来，就想了个馊主意，张安达来了，他使劲给他喝茶，灌了好几壶，为的是跟张安达一块儿上厕所。没想张安达喝了那么多水，一点儿不动声色，倒是老张一趟一趟地。往茅房跑了好几回。张安达走了，老张把灌水的事当笑话说给我父亲听，我父亲让老张再不要捉弄人，说张安达本身残疾就已经很不幸了，去势是他人生最难堪的伤痛，岂能将那地方轻易示人。老张还是奇怪张安达的尿泡竟然能装得下几壶水，我父亲说，太监都有这个本事，能憋屎憋尿憋屁，否则在主子跟前当差，—会儿一跑茅房还行？
没有两年，敬懿皇贵太妃去世，张安达彻底离开了麒麟碑胡同，冬月回静海老家住了几天，不习惯，又回北京了。在农村，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是个废人了。他娘告诉他，邻村西双塘方家早些年从宫里回来了，花四百大洋置了一处一砖到顶的大瓦房，过继了两个儿子，日子过得挺不错。张安达不想过乡下的日子，多年的宫廷生活尽管辛酸，但他知道了什么是细致，什么是规矩，在农村瞅哪儿哪儿脏。瞅哪儿哪儿不顺眼，地冻天寒，朔风野大，土屋四面透风，粗硬的被里虱子滚成了蛋……看戏得等一年一度的庙会，庙会上草台班演的那些“蹦蹦戏”也太糙，在静海的荒滩上绝找不出杨小楼和梅兰芳来……
这也还罢了，顶难受的是大家都知道他的底细，他的背后永远有人在指指点点，人们看他的目光是好奇的，怪异的，内中不乏鄙夷也不乏怜悯，他成了人群中的异类。
他明白了，在寿康宫中思念的桃红柳绿的家乡全是《小放牛》里的虚幻。
转过年开春，张安达到我们家来，告诉我父亲他在北新桥金太监寺胡同买了一院房，院不大，用张安达的话说是盖得还算齐整。金太监寺离我们家不远，离雍和宫很近，环境很僻静。张安达说老太太也接来了，娘苦了一辈子，他得好好孝顺，另外，老太太身边也得有人伺候……家就得有个家的模样……张安达下边的话有些吞吐，但谁都听明白了，张安达要娶媳妇了。
张安达娶媳妇，是大家都关注的事情，特别是老张，借着老乡的名义没事就往金太监寺胡同跑，说是去看老太太，其实是观察太监媳妇进门没有。终于有一天回来说，太监媳妇来了，是个梳着元宝髻的小娘们儿，还带着个将会走路的小丫头，是张家老太太从乡下花钱买来的。小媳妇是个寡妇，本人不在乎张安达是太监，说只要真心对她和孩子好就行。
老张说，小太监是掉进福窝里啦，日子比我过得滋润。我要是在北京有房，把老婆孩儿都接来，当太监就当太监……
我父亲说老张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真把他骟了，给座金山恐怕他也不干。老张说，等着瞧，那媳妇现在是没想法，到将来保不齐红杏出墙，人家都说，“太监娶媳妇，不是太监活不长就是媳妇活不长”。
老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等我到了记事的年纪，除了太监的妈死了以外，太监和他的媳妇都活得很好，老张的话算是白说。
（四）
我记忆中的张安达是个英俊人物，面庞白皙，皓齿明眸，穿得很讲究。灰哔叽大褂，黑礼服呢布鞋，鞋底是黄牛皮的，软和随脚，走道没声响。脑袋像唱花脸的演员一样，寸发不留，刮了个“去青”。不是谁都敢把自个儿的脑袋收拾成这模样的，首先脑袋得长得周正圆润，不能坑坑洼洼，土豆似的里出外进，不能有伤痕疙瘩，得跟刮胡子似的，见天刮，可见张家的媳妇除了操持家务以外，还充当着剃头匠的角色。我特别欣赏张安达的圆脑袋，圆得好看，圆得秀气，当然，张安达对自己的脑袋也很满意，把头发刮光了就是他自信的表现。有一回我们家的老二脑袋长了秃疮，医院把他头发都剃了，大家才知道他脑袋的形状极差，前奔后勺，前后之长大于左右之宽，是个“梆子”脑袋，所以张安达剃光头是对自身的另一种展示，一种炫耀。
端午、冬至、中秋，张安达逢年过节必来我们家，每次从不空手，不是由东直门大街鱼市上提篓鲜螃蟹，就是从安定门外菜园子买一筐顶花带刺的嫩黄瓜，有一回还带来几只叽嘹叽嘹叫的小油鸡儿，绒球似的满院跑。有人描述太监行走的步伐是“鹅行鸭步”，也有人说叫“四六步”，但我总觉得“四六步”更近乎戏曲的专业术语，总之是撇着八字脚一步一步走得沉稳而有规律，我见过一张流传很广的慈禧出行照片，走在最前面左与右的是大太监崔玉贵和李莲英，两个人都端着肩膀，没有表情，完全是一副仪仗模样，不招人待见。但是张安达不，张安达活泼好动，从来没摆过什么“鹅行鸭步”，他走道向来是一溜儿小跑，灵敏又快捷。
张安达是谦恭的，进了门不怕麻烦地给每一个人请安，包括我这个小人儿，也包括厨子老王和看门的老张，他从来不把自己搁在显要位置上，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底下人，把进退分寸拿捏得十分准确，他常常在你需要的时候就悄没声儿地出现了，好像他正巧赶上，让你觉得那么恰如其分，那么自然。比如，正月张安达和我父亲带我到雍和宫看“打鬼”，人挺多，我个儿小，什么也看不见，刚一懊恼，张安达就从后头把我举起来了，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看，这样一来我比所有的人都“高”，看得清楚极了。我父亲画画，张安达站在旁边看，他能把要用的颜色及时地准备好，把要换的笔、衣纹、鼠须、大小红毛之类准确无误地递到父亲手上，这绝非一日之功，连我们家专门画画的老七也做不到。
母亲说，这是太监的本事。
我说这是善解人意。
张安达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当过太监，许多太监出了宫都住在庙里，过集体生活，彼此照应，可张安达从不往那个堆儿里扎，也不跟他们联系，刘掌案死后更是彻底断了来往。从外表上看，张安达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甚至比平常人更随和，更温良恭俭让，遇到什么事儿，他的态度永远是“依着您”。
寿康宫短短的几年工夫，把一个静海的乡下小子磨圆了，磨得寻不出一点儿棱角来了。
母亲说，张安达来我们家，是冲着我五姐夫完占泰的，他感念完家姐夫当年的帮忙，不是完占泰曾经很实诚地一趟一趟给他往静海家里捎钱，他的娘哪儿能活下来，哪儿能有后来的日子。
完占泰从中学到大学都住在我们家，跟我的几个哥哥不分彼此，后来跟我五姐结了婚，是两家老家儿自小给定的娃娃亲，结婚后小两口不住天津却偏偏住在北平家里，说习惯北平生活，喝不惯天津的水。我母亲说，结了婚姑爷不能老住在丈人家，不合适。
完颜姐夫说，干吗赶我们走？我们不走，就算我是入赘还不行吗？
姐夫愿意当倒插门，奈何！
刚解放，街道宣传《婚姻法》，各家都去柏林寺开会，我代表我们家去了，我知道我是去充数的，母亲想的是《婚姻法》跟我们家没关系，让我去点个卯就行了。我很愿意干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我对《婚姻法》多么有兴趣，是我对家门口那座元朝庙宇有偏爱，柏林寺里头有大树，有王八驮石碑，还有停灵的大棺材，平时家里不让去那儿玩，现在正好，玩不到吃饭绝不回来，更何况宣讲完了还有节目，扭秧歌、打腰鼓什么的。
那天讲《婚姻法》是早晨，太阳刚升起来，照在柏林寺大殿台阶上，光线十分柔和。一个穿着绿军装的干部在讲话，干部很年轻，说的什么我没听懂；但是他挥着手说话的形象却一直让我记忆至今，我不知当年那个讲话的小干部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有过怎样的经历，如果还在人世，大概已经是个耄耋老人了，至少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告诉他，他讲话的场景无端地映在了一个小丫头的记忆中，六十年了，清晰如昨，不能忘却。
那天，开完了会没扭秧歌，演出了一场评剧《小女婿》。
演《小女婿》是为了配合宣传《婚姻法》，《小女婿》的女主角叫筱白玉霜，看的人很多，观众气氛也很热烈，我挤在最前面，为的是看得真切。筱白玉霜扮演一个叫杨香草的村姑，嫁了个小女婿，新婚之夜小女婿尿了炕……我能记得的只有这些，最着急的是那个叫杨香草的女子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唱：
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
杨香草对灯独叹，
我十九，他十一，
什么事他都不懂得……
唱得缠绵柔韧，期期艾艾，行腔总是在喉咙里滚，据说这就是评剧白派的特点，周围人叫好不断，为能见到筱白玉霜本人而激动，我却盼着台上这个女子唱完了快点儿离婚。
宣传《婚姻法》，《小女婿》之外先后还有《刘巧儿》、《罗汉钱》、《小二黑结婚》一类，我都不喜欢，原因是戏里的人物穿的是跟大家一样的衣裳，唱腔太多，不热闹。《小放牛》当时也在演出之列，《小放牛》是老戏，老戏比新戏更受欢迎，因为那些词儿大家都会，能产生共鸣，台上台下一块儿唱，《小女婿》就达不到这种效果，谁能跟着杨香草一块儿“鸟入林，鸡上窝”呢？《小放牛》牧童和村姑的漂亮扮相，欢快舞蹈让人眼花缭乱，少男少女在乡野打趣调侃，和谐自然，符合自由恋爱的精神，加之情节简单，类似街头小戏，有活报剧性质，比筱白玉霜的《小女婿》、新凤霞的《刘巧儿》来得更方便，所以很多单位都排演了《小放牛》，我们的街道也不例外。
演牧童的是张安达，演村姑的是我五姐。
张安达已经五十出头，我的五姐二十将过。
也不知怎的，平时一贯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张安达竟痛痛快快地应承下了这个差使。大概是他太喜欢《小放牛》了。
张安达演《小放牛》轻车熟路，跟五姐配戏竟然没人能看得出他的岁数。张安达嗓子清亮，略带女声，但决不是人们所说的太监的“公鸭嗓”，他的嗓音演少年牧童再合适没有了，就像今天的儿童艺术剧院，很多小男孩的角色都由女演员扮演一样，张安达演小小子儿还真的挺对路。张安达动作轻巧，腿一踢，能踢过头顶，腰一弯，平地就能打个旋子，还会大车轮一样地打把势，把个小牧童演得人见人爱。五姐回家跟父亲夸赞张安达的演技，父亲说张安达是打小练的童子功，是戏虫子刘掌案亲自点拨出来的，在寿康宫当差绝不是混事儿的。
相比较，我五姐的功夫就差了，但她毕竟年轻，长得漂亮，聪明，悟性好，张安达连托带领，不显山不露水地也把我五姐托成了明星，他们的《小放牛》演一场，火一场，拿过区里的大奖，还到中山公园去演过。
我五姐跟我们家其他能玩票的兄弟姐妹不同，她除了会唱《小放牛》，别的全不上道。有一回我父亲拉胡琴，带着她唱《女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那是个最简单的流水板，连我在旁边都跟着溜会了，五姐却还找不着调儿，父亲奇怪她怎能唱《小放牛》，她说，《女起解》里没有张安达，有了张安达我才会唱！
父亲说，这也是怪了。
张安达的媳妇给我五姐做了一双带大红穗子的绣花彩鞋，我五姐喜爱得不行，演戏不演戏都在脚上穿着，说是轻便跟脚。一段时间，《小放牛》是我五姐的唯一，她整个人都掉进《小放牛》的牛阵里了，魔怔了，二大早就在后院练唱，咿咿呀呀地没完没了，走路都迈着小碎步，水上漂似的从后院漂到前院，坐在饭桌前，拿筷子点着桌沿还在唱：
行来在，青草儿坡前，见一个牧童，
身披着蓑衣，手拿着横笛，倒骑着牛背，
他口儿里唱的俱是莲花落哪哈咿呀咳……
母亲说，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
五姐说，我不能跟张安达比，人家有功底，张嘴就来，我是一张白纸，不练行吗？
我说，张安达演的那个小牧童比《刘巧儿》里头的劳动模范赵柱儿还好看，胡同里的孙大妈、刘婶、赵奶奶都说看上这小子啦，我也看上他啦！
母亲让我住嘴，说张安达是太监，丫头家家不许胡说，怎能动辄就是“看上谁！”
五姐不乐意了，眼睛一瞪，冲母亲说，太监有什么不好，太监也是人，旧社会的奴才，新社会的主人！
母亲说，你跟我瞪什么眼？革命把你革的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说这话你不嫌寒碜，真把你嫁个太监你能答应？你男人可是清华毕业，论学历、家境、长相，哪点儿也没辱没了你！
五姐说，他跟太监也没两样。
母亲不说话了，母亲知道五姐与五姐夫关系不好，原因在我那位姐夫，我那位完颜姐夫练气功，炼丹药，吃五行散，讲的是清心寡欲，抱朴归一，我五姐不认这个，说他是半疯。五姐夫夜夜要打坐，一坐坐到天亮，月光下，对着北斗七星走禹步，属于半人半神系列。
母亲口气缓和下来说，咱们先不说姑爷的事，往后我会收拾他，咱们现在说的是张安达，张安达是个难得的好人，跟咱们家这些年也都是知根知底儿的，咱们也没看不起他不是，但是太监就是太监，他们是不能人道的人，不错，张安达人长得帅气、俊秀，可话说回来了，过去进宫当太监的哪—个不是五官端正，超乎常人的，歪瓜裂枣的能到皇上跟前儿去吗？
我问母亲“不能人道”是怎么回事，母亲推了我一把说，去！
五姐的脸通红。
母亲认为跟我们家没关系的《婚姻法》，没出一两个月便大有了关系，我们家那位情感丰富又多变的“小村姑”提出要和完颜姐夫离婚，谁也劝不住，她也不吵也不闹，就是铁了心地离！
我母亲说不出什么，因为五姐夫跟太监一样也“不能人道”。
很快这个婚就离了，我五姐参加了革命工作，嫁给了在陕西紫阳当过牧童的王连长，连长那时候已经不是连长也不是牧童了，是大干部了。
我那位被“抛弃”了的五姐夫完占泰离了婚却还住在我们家里，照常过着他的神仙生活，他没有工作也不想出去工作，他天津家里有的是钱，据说几辈子也花不完，不愁吃也不愁穿，在叶家被我母亲当儿子养着。后来公私合营，又连着几个运动，老姐夫家里就穷了，再没有钱给寄来了。没有了经济来源却也没饿着他，有我们吃的就有老姐夫吃的，好在他也不正经吃饭，经常“辟谷”，有时候吃三颗红枣就能顶一天。
张安达来我们家定要到五姐夫的屋里去，看看五姐夫有没有什么要换洗的衣裳，该拆洗的被褥，他拿回去让媳妇洗，洗过浆过，熨平整了再送回来。他的天津乡下媳妇做了什么新鲜吃食，也都想着给老姐夫送点儿过来，论远近，他们到底都是属于同一地域的，甭管是静海的穷太监还是津门的阔少爷。
我跟着老张去过一回张安达家，是为他们家老太太过世三周年去的。去张安达家，我是正差，老张是陪衬，毕竟我代表着叶家宅门，老张是跟差。但是一出街门立刻就变了，老张变成了正差，我成了跟随。他走前头我走后头，他甩着手，我提着蒲包水果……我说，老张唉，我怎么觉着秩序有点儿乱。
老张说，不乱！
进金太监寺胡同往西，路南一座干净精巧的小院就是张安达家了，门口有石头门墩，上头雕着两个歪着脑袋的小人儿，很像是《小放牛》里头的牧童哥。进门之前老张拉住我，再一次叮嘱千万别忘了他交代的事儿，我说，你放心，我忘不了。
老张交代我，到了张家，眼睛往房梁上瞅，他们家房梁上若是放着一个升那就对了，听人说太监的“根”又叫“宝贝儿”，用油纸包着，垫着灰，就搁在那里头，吊在房梁上，任何人也不能碰，太监死了的时候取下来，安在原来的地方，随主人一块儿埋葬。这个工作对死者来说非得至亲至近的人做不可，别人信不过，稍有闪失，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就不完全了。刘掌案没儿没女，张安达是他的徒弟，所以刘掌案去世后，他的“根”是张安达亲手给安放的，放的时候张安达可谓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第一“根”要紧贴着肉，不能有空隙，第二“根”得摆正了，不能歪……决不是草草一搁了事。这些都是老姐夫告诉我的，那是在张安达死了之后……
可是当时我对这些并不了解，傻乎乎地问老张，房梁上头是什么“根”。老张说是“男根”，我说，有“男根”就得有“女根”，他们家“男根”在房梁上，那“女根”在哪里？
老张说，不知道！
就跟想看张安达上厕所一样，老张对太监的私密细节非常感兴趣。
张家院里栽着丝瓜和葫芦，还有一棵石榴，葫芦架底下有石头桌子，房檐下头挂着鸟笼子，笼子里头不是什么好鸟，普通的红子罢了。屋里有八仙桌，太师椅，老榆木的，结实而耐用。北边墙上挂了一副对联，“牧笛一吹春柳韵，杏花齐放彩霞云”，好像也没脱开《小放牛》的意境。里屋紧靠南窗一盘炕，炕上有躺箱、炕桌，炕下靠西墙有梳妆台，门后有脸盆架子，架子上有大铜盆，盆沿上搭着白手巾，整个房间擦抹得一尘不染，连那砖地也闪着幽幽的光。没有堂皇阔绰，有得是简约舒适，但从格局看又一丝不乱，沿袭着传统，沿袭着规矩，让人想起紫禁城内乾清宫的西暖阁来。这怕就是张安达的心劲儿了，当过太监的心劲儿。
看得出，张安达在宫里当太监的时候一定是向往着安稳的小康生活，向往着一夫一妻，《小放牛》式的浪漫，独门独户的小院。热腾腾的炸酱面，母亲安逸，儿女绕膝，自己是尊贵威严的一家之主；可是过上了一家之主的日子又脱不开宫里的套路，脱不开习惯的束缚，就像是把熟粽子解开剥了，它还是个粽子，再变不成米饭一样。
老张谱摆得很大，进了门腆着肚子跟大爷无异，但张安达心里明镜儿似的透亮，孰重孰轻一点儿不糊涂，他把我往正座上让，尽管我还是个孩子，也一日一个“格格”地叫，让他的媳妇出来先跟我见过了再招呼老张，这让老张很没面子。
张安达的媳妇低着头几乎不说话，眼睛也不敢朝我们看，张安达说什么她就做什么，谨慎而温顺。我不知该管张安达的媳妇叫什么，张安达说她叫李增春，我便叫李增春，李增春终于冲我笑了笑，下兜齿儿，嘴还有点儿歪，模样一般。李增春能给太监当媳妇，并且无怨无悔地跟太监过了这么些年，这让我对她充满了好奇，母亲的“人道”教诲让我懵懂地感到了两口子之间的事儿，这是不能对人言说的，那些个苦辣辛酸也只有李增春自个儿明白了。若干年后我看了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那里头有给太监当媳妇的康顺子，可我总不能把她和李增春联系在一起，也不能把庞太监和张安达扯到一块儿。其实人跟人挺不一样，太监和太监也不一样。世间的事儿，“葶历似莱而味殊，玉石相似而异类”，难以一言概之。
张安达的媳妇李增春身子骨很单薄，小脚，头发花白，看年龄比张安达大不少，俩人站到一块儿明显的不般配。李增春给我们倒了茶就进到厨房再没露面，是个沉静识体的女人。
张安达家用的茶碗很讲究，是粉彩薄胎美人荡秋千的西洋瓷，老张问是不是皇宫的旧物，张安达说是他在崇文门鬼市上淘换来的，没花两块钱，便宜！崇文门外的鬼市自解放前就有，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末，地点在花市附近，黎明出摊，天亮走人，买的卖的谁都看不清谁，每个摊上点着盏半明半暗的小灯，地上铺块布，摆着东西，谓之“鬼市”，又叫“晓市”。东西中有贼的赃物，也有潦倒大宅门的珍藏，碰巧了还真能买到好东西。后来老张回唐山之前我跟着他逛了一回“鬼市”，没买回什么东西，只买了两条板凳，老张说这东西在乡下很实用。
那天，老张跟张安达说他唐山家里给分了地，他梦寐以求的回家当地主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计划这个月就跟我们家把账结清，回家当他的“老太儿”去。“老太儿”是唐山话，老太爷的意思，出自《三侠剑》里的杨香武。杨香武是乾隆年间河北的大侠，跟窦尔敦、黄三泰们是同时代的人，戏台上的杨香武一口唐山话，通常由武丑扮演，装扮和《三岔口》里的刘利华差不多，穿着黑紧身衣，绣着满身五彩花蝴蝶。传说杨香武的轻功十分厉害，曾经有过“三盗九龙杯”的经历。两军对峙，兵对兵，将对将，双方要互通姓名，刀下不杀无名之鬼。杨香武出自民间，没有堂皇的名号，便自报“老太爷杨香武”，唐山话，“老太爷”就成了“老太儿”。后来人们就戏称唐山人为“老太儿”，老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太儿”。同是“老太儿”，老张跟人家杨香武却差得远，老张有点儿小自私，有点儿小蔫坏，还有点儿弯弯绕的小肚鸡肠，没有杨香武的侠义豪气。老张说厨子老王也想回山东，现在解放了，各自家里都有了很大变化，也不知道老婆孩儿过得咋样，岁数大了，不回家咋着呢。
张安达说是该回去看看，人走千里万里。那根儿还是跟家里的老坟地连着呢。他静海的家里已经没了人，虽然有几个远房侄子，但是他没给过人家什么接济，到老了回去人家未必肯接纳。在北京好歹他跟前还有个闺女，他的闺女张玉秀现在在北新桥副食商店工作，也算是干部了。
我们走的时候李增春从厨房出来了，这一会儿工夫她给我烙了七八个糖火烧，用布兜了，塞到我手里。我不要，老张说，拿着吧，好歹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张安达说，知道你们家有专门的厨子，不稀罕，可这个是我们静海的家常火烧，味儿自然是不一样的，也没什么好东西给小格格拿着，让格格空着手回去，怪不落忍的。
我提着火烧跟着老张往外走，张安达的媳妇送到了影壁跟前就止住了步，张安达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站在台阶上看着我们，直到我跟老张朝北拐弯，他还在朝我们挥手。
张安达的礼数真多。
老张问我朝房梁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他们家没房梁，只有白纸糊的顶棚。老张肯定地说，那“宝贝儿”就是藏顶棚里了！
我问老张，“金太监寺”跟张安达有没有关系，老张说有屁关系，这个胡同自打明朝就有了，张太监住这儿也是碰巧。我说张安达准是看上了这个地名才买的房。老张说，他躲还躲不及，但凡有比这儿便宜的，我敢担保，张太监绝不会在金太监的地盘上住，甭管是明朝还是现在！
在我童年的思维中，一直是把“金太监寺”和张安达连在一块儿的，宽展的胡同，安静潮湿的小院，剥落的砖墙，藏匿于深处的故事……常常让人浮想联翩。
今天的金太监寺胡同不知还存在否？
我把糖火烧拿回家，母亲尝了，说半发面，又酥又脆果然好吃。厨子老王不以为然，掰了一块在嘴里捌了半天说，《小放牛》味儿。
我不知道糖火烧怎么会和《小放牛》搅到一块儿去了。
（五）
我五姐自嫁了“紫阳牧童”以后再没跟张安达一块儿演过《小放牛》，不是她不演，是再没机会演了，她在商业局工作，是搞行政的，严肃得厉害，跟谁都没个笑模样，好像谁都是她的下属。她回来动辄便批评我母亲落后，忘掉了南营房穷人出身的根本；批评她的前夫完占泰谲诡幻怪，醉生梦死，没有谋生技能，整个儿一个少爷秧子。我当然也在她的批评内容之中，她说我小小年纪，鬼精鬼精，心思全没用在正道上，一脑门子封建残渣，都八岁了，还没有加入少儿队。那时候的少年先锋队叫少年儿童队，不是我的记忆出了毛病，的确是如此，参加过“少儿队”的人现在大多七老八十了，想必他们还不会忘记这个名字。那时候的队歌是郭沫若写的，“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而不是现在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现在的队歌是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
我当时反驳五姐说，我怎么鬼精了，我连“人道”都不懂！
母亲扑哧乐了，五姐捂着肚子歪在炕上说，你快给我一边儿待着去！
母亲将一个包袱给五姐抱来，打开都是婴儿的衣物，有连脚裤、老虎鞋、老虎帽、绣花斗篷，母亲说是张安达的媳妇给做的，说想的是五格格该用上了。张安达猜得没错，五姐姐的确要生孩子了，肚子大得像鼓，气儿都喘不匀了，两条腿肿得像大萝卜，自个儿都快顾不过命来了，还批评我“封建残渣”！
没过多久，五姐生了一对双胞胎，小鼻子小眼儿的两个小“村姑”，“紫阳牧童”的后代。
五姐添了千金，我妈作为姥姥给送了一对小银镯子、小银锁，本来这里头根本没有完姐夫什么事儿，他也过来凑热闹，拿着两块小破石头让我母亲一块儿送去，说石头来自陕西楼观台，楼观台是老子讲《道德经》的地方，是道教祖廷之一，亲耳听过老子教诲的石头不是一般石头，是有仙气有道行的灵石，有这样的石头与孩子相伴，孩子将来一定有仙风道骨。
听过老子讲话的石头到了我五姐手里，她看也没看，隔着窗户就扔出去了，他们家窗户外头是自由市场的鱼市，两块灵石降贵纡尊混杂于污秽腥臭之中，命也如斯，想必也是一番劫难了。
那对小丫头长大后并没什么出息，刚上四年级便双双留级，小学念了八年，初中念了四年，不爱学习爱臭美，一门心思在吃穿打扮上，高中开始搞对象，两个人加起来搞了百十来个，最终一个嫁了“无职业”，一个嫁了南京来的卖“盐水鸭子”的。
我说那样的石头怎能随便扔呢，老姐夫摇摇头说是“缘分”，缘分不到，不能强求。我说，老姐夫，什么时候您又转到佛教来啦！
我的老姐夫和他的朋友张安达后来的日子过得都不太好，跟那对小双胞胎不同，他们的日子过得有点儿被动。
他们的共同悲剧在于都没有工作，张安达曾一度在街道办的纸盒加工厂糊纸盒，计件制，张安达一天糊不上一个鞋匣子，用他的话说是连一两豆芽菜钱都糊不出来，就不干了。我看过写溥仪在监狱糊纸盒的书，也是糊不到一块儿去，我不明白了，怎么紫禁城出来的主儿在动手方面都这么差呢？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
我的完颜姐夫跟张安达不同，他是有条件而不愿意工作，数学系毕业，在当时是大学问了，但他的学问于他的人生经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今天吃了绝不想明天，这位金世祖后裔活得很模糊，他对我说，模糊也是学问！九十年代我听说了“模糊数学”这个词，真佩服老姐夫的英明！但用我五姐的评论是，打着不走，拽着出溜，完占泰这个人没治了。
懂得“模糊”的老姐夫糊过火柴盒，给外贸工厂画过灯笼，挣得不多，够吃就行，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简朴的生活正合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准则。老姐夫一直活到九十二岁，21世纪无疾而终。
张安达偶尔来串门，仍旧不空着手，有时候用手绢兜一兜花生米，有时候用黄糙纸包几块熏肠，熏肠不是现在超市卖的灌了淀粉的熏肠，更不是哈尔滨的美味红肠。是将猪小肠缠绕起来煮熟熏制的，小贩背着木盆，沿街吆喝，跟酱猪肝、猪心、猪尾巴一块儿卖，不过价钱更便宜罢了。再有的时候张安达会带来他闺女熬的豆酱，即把猪皮、黄豆、咸菜丁煮过，等凝固后浇上醋蒜汁吃，是一种实惠鲜美的家常小菜。
厨子老王回山东老家了，老王在，他又会不屑地说是《小放牛》水平了。
张安达是来陪我那位嗜酒如命的老姐夫喝酒的，其实他平时根本不喝酒。
我时常地想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话来，“涌泉”似乎太猛太快太直接，张安达的报答是“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如同筱白玉霜缓缓的唱腔，于悠悠静夜中似有似无，不绝如缕。
知己犹未报，鬓毛飒已苍。
渐渐地，张安达很少到我们家来了，他的小脚媳妇李增春死了，张家就剩下他和闺女相依为命了。我佩服张安达的远见，接纳了这个叫做张玉秀的女儿，有这个女儿跟没这个女儿是大不一样的。张安达不是刘掌案。
张安达的房子，自己住了三间，将其余几间租出去了，当时叫“吃瓦片”，可是那点儿租金十分有限，够不上每月的嚼谷，得靠女儿接济，就这，还落了个小业主的名声。张安达的女儿结了婚在和平里住，姑爷是运输公司的调度，两口子都是善良人，就想把张安达接去一块儿住，让张安达安享晚年。
张安达到我们家跟老姐夫商量，去还是不去，老姐夫说去，现在身体硬朗自然显不出什么，将来一旦落了炕，跟前还是得有人，他遗憾的就是自己这辈子没个一男半女，想想未来总是个事儿，谁管呢？
听老姐夫这么一说，张安达就把金太监寺的房子卖了，卖了两千块钱，两千块在那个年代是笔巨款，溥仪写了本《我的前半生》，稿费不过五千，张安达把这笔钱在自个儿手里攥着，住在闺女家，他一分钱不掏，他认为闺女养活他是应该的。
张玉秀在和平里的房是两室，厕所公用，水房公用，做饭就在楼道，谁家吃什么全体居民都知道，谁家没开火，全体居民也知道。五十年代的居民楼多是这种水平，住惯了小院的张安达哪儿能习惯筒子楼，他不能习惯没有隐私的生活。
他一辈子都是在隐私中度过的。
他和闺女睡觉隔了一道门帘，他睡外间。小两口睡里间，虽说他是太监，但毕竟他是运输公司那位的老泰山，里间睡的是女婿，不是皇贵太妃。他的觉少，睡得灵性，周围稍有动静他会激灵一下坐起来，这是当差多年的习惯。不隔音的筒子楼害苦了他，头上的顶棚都是相通的，先是里间，后是隔壁，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让他几乎无法入睡，都是以前没有听过的声音，敬懿太妃是寡妇，她的宫里晚上没这些声音。后半夜楼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顶棚的耗子又开起了运动会，咚咚地跑，蹬得房顶往下掉土。
谦恭的张安达不是永远谦恭的，在女儿面前，他显尽了“老太儿”派头，养闺女图的什么，不就图有人尽职尽责地孝顺，无条件地伺候，自己理所当然地当“太上皇”吗？问题是他的闺女不是皇上，所以他的“太上皇”当得就有点儿打折扣，有点儿窝囊。
在家里，“太上皇”张安达不是个好说话，好伺候的主儿。
老北京人，向来是早晨一壶茶，空着肚子喝够了再吃早点。有这习惯的一般都是清闲的大爷，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为生活苦奔的不在其中。到了张安达这儿就有点儿麻烦了，无论早晨多忙，也得让闺女把茉莉花茶沏好了，把油饼豆腐脑买来，才能去上班。按说这条件不高，可那个时候没有煤气，没有电磁灶，每天得劈柴笼火，火上来再烧开水沏茶，这么一折腾闹得见天张玉秀天不亮就得起来。张玉秀跟张安达商量，能不能用暖壶的水沏茶，张安达说不行，隔夜的水泡不开，茶叶都在碗里漂着，那不是喝茶，那是泡干菜。张安达说他在寿康宫当差，从来都是三更就起来，没睡过囫囵觉，也没觉得不自在，到了闺女这儿怎就不行了呢？再说，她的妈活着时候天天都是早早儿把茶沏好了搁那儿，十几年，也没见她提出过什么困难。
喝茶这件事不能更改！
女儿两口子上班，中午回不来，张安达不吃剩饭，自己也不做饭，让他在炉子跟前炒菜，没门！别说他，连他的师傅，专门负责御膳的刘掌案都没干过这个，连看门的老张、厨子老王都回家当“老太儿”去了，他难道连老张、老王都不如？谁见过“老太儿”自己下厨做饭的？不能掉这个价，就是说不能给小的们当使唤人，吃什么是次要的，关键是太爷的架子得端着。
女儿有女儿的办法，中午让老爷子在街口小饭铺包饭，想吃什么随便点，月底由女婿去结账。饭铺的饭跟御膳房不能比，翻不出多少花样来，没两个月，张安达就吃腻了。在饭铺里夸赞人家的饭食实惠，味道好，回到家就跟女儿翻脸，说饭铺的饭不是人吃的，饺子一两六个，半个巴掌大，还是萝卜馅，他什么时候吃过萝卜馅，他根本就不吃萝卜，宫里当过差的人都不吃萝卜，吃萝卜出虚恭，大不敬，那是要掉脑袋的事儿。御膳房的小饺子小手指头肚大，小包子十八个褶儿，龙须面下到锅里自己会转圈儿，就是酱咸菜也得切出花儿来，好吃不好吃的模样得讲究，天下万物都有自个儿的品相，饭铺弄些个“大不列颠”搪塞人，他们做着不嫌寒碜，他吃着嫌寒碜。要是刘掌案还活着，知道他吃萝卜馅大饺子，非得笑话他不行。女儿说，老爷子，您就将就一下得了，刘掌案要是知道您今天有大饺子吃，恨不得从棺材里坐起来跟您要俩吃呢！
张安达不想将就，他将就一辈子了，在亲人跟前他要恣意舒展，把扭曲了的人生再扭过去。很多时候他什么也不为，就是想找点儿不痛快，不痛快在哪儿找，在晚饭桌上找，因为只有在晚饭桌上，一家子才能凑齐了。
姑爷将一块肘子夹到张安达碗里说，爸，你吃这个。
张安达的筷子停了，不快地对女儿说，我是谁，我是老家儿，是一家之主，跟一家之主就这么你我他仨地说话，不怕折了寿？
女儿给女婿翻译父亲的意思说，以后跟爸说话得说“您”，不能说“你”。对别人称呼父亲的时候得说“悠”，不能说“他”。
姑爷是广西人，翻着广西大舌头“怹、怹”学了半天，终没将这个字说利落。
吃着吃着，张安达的筷子又停了，看着女儿半天不说话，女儿心里发毛，不知老爹爹又翻出什么新花样。张安达说，秀儿，我记得你不是属猪，是属兔的吧？
女儿说对，是属兔的。张安达说，属兔的你吃饭吧叽嘴干什么，吧叽吧叽，馕糠似的，饭桌上就听见你一个人的吧叽声。
坐对面的姑爷赶紧收拢了腮帮子，老丈人说的是女儿，指的却是他。
吃完饭，姑爷一边收拾饭桌一边讨好地问老丈人明天晚上想吃什么，张安达在等着女儿给点烟袋锅，听了姑爷的问话说，你们上一天班够累的了，吃点儿简单的吧。
姑爷问什么简单，张安达说，贴饼子熬小鱼儿。
看姑爷直发愣，张安达说，饼子在上鱼在下，一锅都熟了，省事儿！
为这锅省事儿的“贴饼子熬小鱼儿”，姑爷特意请了半天假，折腾得地覆天翻，做出来一锅连鱼带刺的腥棒子面粥。张安达自然拒绝吃那不伦不类的“混账”，女儿另外给做了一碗羊肉热汤面了事。热汤面还没吃完，张安达提出想吃天津西边杨村的糕干，女儿心疼姑爷，说，杨村糕干得上天津买，他们单位明天不休息。
张安达说，他们是运输公司，运输公司难道就没有一辆车上天津？
女儿说，去天津不进城也买不来，再说了，为一包糕干，小月科孩子吃的，也不好张嘴求人。
张安达说，老人都是小月科孩子，人生就是个圆，活着活着就活回去了，你刚来北京的时候，抱在你奶奶怀里，专吃杨村糕干，连你娘的奶也不吃；你奶奶到最后，躺在炕上，除了吃糕干，也是其他什么都不吃。
女儿无助地看着姑爷，姑爷痴呆呆地没有表情，他还没弄懂“糕干”是什么东西。
张安达愿意看女儿、女婿诚惶诚恐的模样，他对这种模样太熟悉了。女儿、女婿的无所适从，对他来说是一种得意，一种由内心深处生成的快感，这种感觉是他从少年时代便缺少的，久久盼望的。女儿、女婿越经不起这折腾，他便越发折腾，目的只有一个，随时向别人提醒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在家中无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家里无论是谁，对他都应该绝对服从，为他无条件地服务。
孤古乖怪，真是一种别路心态。
女儿每天战战兢兢，如同哄小孩，下班总得给张安达带点儿好吃的，半斤槽子糕，一个黑崩筋儿西瓜，一串糖葫芦，几个“驴打滚儿”，老爷子要是高兴，槽子糕便“赏赐”给了姑爷，老爷子要是不高兴，糖葫芦说不准就能从地上飞到顶棚里去。
整个一个“作（zuo读一声）”！
女儿不跟爸爸计较，她希望一辈子活得不容易的太监爸爸老了老了能幸福。
孩子们越是周到，张安达越是不满，越是不满，越是融不到这个小家庭里去，没事就一个人瞎琢磨，女婿姓王，将来女儿有了孩子也姓王，他可是姓张，姓张的住在姓王的家里名不正言不顺，不合规矩，这就好比溥仪出宫，无论如何是不能住到他的丈人郭不罗蝾螈家去的，尽管郭家的房子不少，也有钱，可那儿不是他落脚的地方，后海的醇王府大而无当，也没什么直接的亲人了，可他还得奔那儿去。张安达有点儿后悔将金太监寺的房子卖了，可是不卖他又靠什么养老，他真正的家又在哪儿呢？
张安达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恍惚了。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女儿还没上班他先走了，女婿下了班他还没回来，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地坛，在地坛的长椅子上一坐一天，看着树影移动，感受着太阳从胸前照到后背……
在一次会议上，张安达的女儿见到了我五姐，说了她父亲的情况，我五姐以她的想法理解张安达，说张安达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哪天她去好好做做张安达的工作，劝劝他，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儿子、女儿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问题是，我那个为革命而忙碌的五姐，转过脸就把这个应诺忘了，害得张玉秀等了大半年也没等来“做工作”的我五姐。
我的老姐夫告诉我，张安达最大的障碍在厕所。
我认为老姐夫的分析不错，当初张安达上我们家的时候，被看门的老张强行着灌了几壶水，为的就是看太监上厕所……张安达住在筒子楼，厕所是公共的，左边一溜一排蹲坑，右边一溜一排尿池子，都是无遮无拦的公开，这让张安达尴尬而难堪。
至少，地坛的公厕有隔断。
（六）
1958年，我们家前边的两进房子被征用，宽敞的广亮大街门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后进的游廊被从过道砌死，西边开了一个偏门。以便我们家人进出，门牌号也由2号改为2号旁门。从此，前头三分之二的房子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家只剩了第三进的四合院和后头的花园，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和石榴树。
父亲抑郁了许多日子，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怹同意的，悠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了人又唉声叹气，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父亲说，君子为人，唯善以宝，我何在乎那些房子，只是这“旁门”让人不快，有左道旁门之嫌，叶家人什么时候走过旁门？
母亲说，旁门就旁门吧，这个旁门比我娘家的正门要大多了，家里就这几口人，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越来越旧，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家的房屋院落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廊柱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麻；沟眼不通，一下雨院里全是水，如同北海的水榭；十几间屋子，除了东厢房不漏，其余下雨就得找盆接，几乎每间房子的顶棚都像地图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水渍；后院园子里的草都长疯了，常有一只胖刺猬沿着过道到前面来溜达，见了人小眼一翻，慢慢腾腾地再逛回去，好像它是这儿的主人。母亲说狐黄灰白柳是家神，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灰是耗子，白是刺猬，柳是长虫，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兴旺象征，它们都得罪不得，所以那只刺猬就在我们家幸福地自在地生活着。
也没见我们家兴旺起来。
我们家越过越没有人气儿。
父亲年纪大了，白胡子在胸前飘荡，谁能指望一个白胡子老头能干什么呢？母亲婆婆妈妈的，除了柴米油盐，对别的没兴趣。哥哥们娶妻另过，姐姐们嫁人出阁，家里只剩七哥哥和我，可是这个老七就会画画，连换灯泡都不会……
同学们都不愿意到我们家来，说我们家像庙，像《聊斋》里闹鬼的地界儿。
隔出去的前院跟后头比是两个世界。没出两个月那些房子便修缮一新，窗户纸全换成了大玻璃，还安了纱窗，廊子都上了绿漆，重新铺了地砖，重新刷了墙，正屋开了后窗，院里搭了天棚，运来了许多椅子和床，还有一盆一盆的绣球花，好多的人进进出出，好多的东西摆摆放放，总之那个院子彻底变了，变得意外、陌生，从气味到格局。
有一天，前头敲锣打鼓，放了一阵鞭炮，来了些领导，住进了十几个老头老太太，老人有能动的有不能动的，个个都像碰不得的老祖宗。工作人员也不少，扫卫生的、做饭的、采买的、护理的，俨然像一大家子人，比我们家红火多了。
母亲不再让我往前头跑，说敬老院好歹也是个单位，哪能让闲杂人等随便出入。我告诉母亲，曾经是饭厅的东屋现在住了仨老头，一个是小学教员，一个是卖灌肠的，还有一个就是张安达。母亲惊奇地说，张安达是有闺女的呀，他怎么会住进去了呢？
我说，那他就住进去了呗，太监是没后人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住进去？
母亲说，那张玉秀呢，她当着干部却让她爸爸进敬老院，这不合适！这个张安达也是，跟咱们前院后院地住着，也不说过来言语一声，倒显得生分了。
住在前院的张安达一直也没到我们家来串门，老姐夫说张安达是不好意思，张安达内心认为凡是住进敬老院的都是走投无路，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他沦落到这份上不好再跟叶家走动，怕让叶家失了身份。
张安达是多虑了。
但是我跟张安达的交往却一直没断，放了学就爱往张安达那儿跑，跟三个老头一块儿玩牌，我们玩的是“打百分”，也叫“升级”，我跟张安达打对家，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像张安达跟我五姐唱《小放牛》似的，严丝合缝，不出破绽。老头们玩扑克，耍赖、反悔、偷牌、换牌，比小孩还小孩。张安达在外人跟前平和顺良，他让着任何人，跟谁也不争，对什么事儿依旧是“依着您”，好像这才是他的本性，这种性情渗到他的骨子里去了，他觉得这样反倒很正常，很习惯。所以，我印象中的张安达至死都是不张扬，好说话的老好人。
他女儿张玉秀嘴里的张安达不知是谁。
在敬老院里，张安达不再刻意避讳自己的太监身份，太监住敬老院，理所当然，他不住这儿住哪儿呢？没人提出异议。
张安达在敬老院有自己的单独厕所，即将最里头的坑隔开并且很人性化地装了一扇小门，蹲坑上摆放了可以坐的座便椅。小门一关，里头自成一个小世界，谁想看太监怎么上厕所是万万不可能的，就是我们家看门老张跟张安达一块儿上厕所，怕也是达不到目的。北京人在厕所问题上向来不讲究，到了七八十年代，北京撤销私用厕所，为便于管理，统一改成公厕，那些蹲坑旱厕依旧是大敞亮，堂屋一般，倒是痛快，倒是无隐私，谁拉什么屎随时可以一览无余，彼此间可以聊天，可以交流手纸，清洁工到点清洁，刷完了这个坑你挪个窝，换到另一个坑去就是了。张安达在五十年代就有了自己如厕的“单间”，级别不低，玩牌的老头们戏称张安达的厕所是“御膳房”，张安达一去厕所，他们就说他上御膳房做饭去了，这回做的不知是稀还是干。
张安达在敬老院上上下下人缘很好，他手脚勤快，有眼力见儿，肯给任何人帮忙，在所有的人跟前，张安达永远把自己搁在最底下。
张安达说他住敬老院是不愿意给闺女和姑爷添麻烦，我说，我老姐夫正在吃政府救济，没有收入，国家每月发八块钱，要论住敬老院，老姐夫完全够条件，我动员他过来跟您做伴儿吧。个人瞎琢磨，女婿姓王，将来女儿有了孩子也姓王，他可是姓张，姓张的住在姓王的家里名不正言不顺，不合规矩，这就好比溥仪出宫，无论如何是不能住到他的丈人郭不罗蝾螈家去的，尽管郭家的房子不少，也有钱，可那儿不是他落脚的地方，后海的醇王府大而无当，也没什么直接的亲人了，可他还得奔那儿去。张安达有点儿后悔将金太监寺的房子卖了，可是不卖他又靠什么养老，他真正的家又在哪儿呢？
张安达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恍惚了。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女儿还没上班他先走了，女婿下了班他还没回来，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地坛，在地坛的长椅子上一坐一天，看着树影移动，感受着太阳从胸前照到后背……
在一次会议上，张安达的女儿见到了我五姐，说了她父亲的情况，我五姐以她的想法理解张安达，说张安达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哪天她去好好做做张安达的工作，劝劝他，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儿子、女儿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问题是，我那个为革命而忙碌的五姐，转过脸就把这个应诺忘了，害得张玉秀等了大半年也没等来“做工作”的我五姐。
我的老姐夫告诉我，张安达最大的障碍在厕所。
我认为老姐夫的分析不错，当初张安达上我们家的时候，被看门的老张强行着灌了几壶水，为的就是看太监上厕所……张安达住在筒子楼，厕所是公共的，左边一溜一排蹲坑，右边一溜一排尿池子，都是无遮无拦的公开，这让张安达尴尬而难堪。
至少，地坛的公厕有隔断。
（六）
1958年，我们家前边的两进房子被征用，宽敞的广亮大街门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后进的游廊被从过道砌死，西边开了一个偏门。以便我们家人进出，门牌号也由2号改为2号旁门。从此，前头三分之二的房子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家只剩了第三进的四合院和后头的花园，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和石榴树。
父亲抑郁了许多日子，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怹同意的，悠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了人又唉声叹气，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父亲说，君子为人，唯善以宝，我何在乎那些房子，只是这“旁门”让人不快，有左道旁门之嫌，叶家人什么时候走过旁门？
母亲说，旁门就旁门吧，这个旁门比我娘家的正门要大多了，家里就这几口人，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越来越旧，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家的房屋院落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廊柱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麻；沟眼不通，一下雨院里全是水，如同北海的水榭；十几间屋子，除了东厢房不漏，其余下雨就得找盆接，几乎每间房子的顶棚都像地图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水渍；后院园子里的草都长疯了，常有一只胖刺猬沿着过道到前面来溜达，见了人小眼一翻，慢慢腾腾地再逛回去，好像它是这儿的主人。母亲说狐黄灰白柳是家神，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灰是耗子，白是刺猬，柳是长虫，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兴旺象征，它们都得罪不得，所以那只刺猬就在我们家幸福地自在地生活着。
也没见我们家兴旺起来。
我们家越过越没有人气儿。
父亲年纪大了，白胡子在胸前飘荡，谁能指望一个白胡子老头能干什么呢？母亲婆婆妈妈的，除了柴米油盐，对别的没兴趣。哥哥们娶妻另过，姐姐们嫁人出阁，家里只剩七哥哥和我，可是这个老七就会画画，连换灯泡都不会……
同学们都不愿意到我们家来，说我们家像庙，像《聊斋》里闹鬼的地界儿。
隔出去的前院跟后头比是两个世界。没出两个月那些房子便修缮一新，窗户纸全换成了大玻璃，还安了纱窗，廊子都上了绿漆，重新铺了地砖，重新刷了墙，正屋开了后窗，院里搭了天棚，运来了许多椅子和床，还有一盆一盆的绣球花，好多的人进进出出，好多的东西摆摆放放，总之那个院子彻底变了，变得意外、陌生，从气味到格局。
有一天，前头敲锣打鼓，放了一阵鞭炮，来了些领导，住进了十几个老头老太太，老人有能动的有不能动的，个个都像碰不得的老祖宗。工作人员也不少，扫卫生的、做饭的、采买的、护理的，俨然像一大家子人，比我们家红火多了。
母亲不再让我往前头跑，说敬老院好歹也是个单位，哪能让闲杂人等随便出入。我告诉母亲，曾经是饭厅的东屋现在住了仨老头，一个是小学教员，一个是卖灌肠的，还有一个就是张安达。母亲惊奇地说，张安达是有闺女的呀，他怎么会住进去了呢？
我说，那他就住进去了呗，太监是没后人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住进去？
母亲说，那张玉秀呢，她当着干部却让她爸爸进敬老院，这不合适！这个张安达也是，跟咱们前院后院地住着，也不说过来言语一声，倒显得生分了。
住在前院的张安达一直也没到我们家来串门，老姐夫说张安达是不好意思，张安达内心认为凡是住进敬老院的都是走投无路，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他沦落到这份上不好再跟叶家走动，怕让叶家失了身份。
张安达是多虑了。
但是我跟张安达的交往却一直没断，放了学就爱往张安达那儿跑，跟三个老头一块儿玩牌，我们玩的是“打百分”，也叫“升级”，我跟张安达打对家，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像张安达跟我五姐唱《小放牛》似的，严丝合缝，不出破绽。老头们玩扑克，耍赖、反悔、偷牌、换牌，比小孩还小孩。张安达在外人跟前平和顺良，他让着任何人，跟谁也不争，对什么事儿依旧是“依着您”，好像这才是他的本性，这种性情渗到他的骨子里去了，他觉得这样反倒很正常，很习惯。所以，我印象中的张安达至死都是不张扬，好说话的老好人。
他女儿张玉秀嘴里的张安达不知是谁。
在敬老院里，张安达不再刻意避讳自己的太监身份，太监住敬老院，理所当然，他不住这儿住哪儿呢？没人提出异议。
张安达在敬老院有自己的单独厕所，即将最里头的坑隔开并且很人性化地装了一扇小门，蹲坑上摆放了可以坐的座便椅。小门一关，里头自成一个小世界，谁想看太监怎么上厕所是万万不可能的，就是我们家看门老张跟张安达一块儿上厕所，怕也是达不到目的。北京人在厕所问题上向来不讲究，到了七八十年代，北京撤销私用厕所，为便于管理，统一改成公厕，那些蹲坑旱厕依旧是大敞亮，堂屋一般，倒是痛快，倒是无隐私，谁拉什么屎随时可以一览无余，彼此间可以聊天，可以交流手纸，清洁工到点清洁，刷完了这个坑你挪个窝，换到另一个坑去就是了。张安达在五十年代就有了自己如厕的“单间”，级别不低，玩牌的老头们戏称张安达的厕所是“御膳房”，张安达一去厕所，他们就说他上御膳房做饭去了，这回做的不知是稀还是干。
张安达在敬老院上上下下人缘很好，他手脚勤快，有眼力见儿，肯给任何人帮忙，在所有的人跟前，张安达永远把自己搁在最底下。
张安达说他住敬老院是不愿意给闺女和姑爷添麻烦，我说，我老姐夫正在吃政府救济，没有收入，国家每月发八块钱，要论住敬老院，老姐夫完全够条件，我动员他过来跟您做伴儿吧。个人瞎琢磨，女婿姓王，将来女儿有了孩子也姓王，他可是姓张，姓张的住在姓王的家里名不正言不顺，不合规矩，这就好比溥仪出宫，无论如何是不能住到他的丈人郭不罗蝾螈家去的，尽管郭家的房子不少，也有钱，可那儿不是他落脚的地方，后海的醇王府大而无当，也没什么直接的亲人了，可他还得奔那儿去。张安达有点儿后悔将金太监寺的房子卖了，可是不卖他又靠什么养老，他真正的家又在哪儿呢？
张安达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恍惚了。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女儿还没上班他先走了，女婿下了班他还没回来，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地坛，在地坛的长椅子上一坐一天，看着树影移动，感受着太阳从胸前照到后背……
在一次会议上，张安达的女儿见到了我五姐，说了她父亲的情况，我五姐以她的想法理解张安达，说张安达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哪天她去好好做做张安达的工作，劝劝他，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儿子、女儿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问题是，我那个为革命而忙碌的五姐，转过脸就把这个应诺忘了，害得张玉秀等了大半年也没等来“做工作”的我五姐。
我的老姐夫告诉我，张安达最大的障碍在厕所。
我认为老姐夫的分析不错，当初张安达上我们家的时候，被看门的老张强行着灌了几壶水，为的就是看太监上厕所……张安达住在筒子楼，厕所是公共的，左边一溜一排蹲坑，右边一溜一排尿池子，都是无遮无拦的公开，这让张安达尴尬而难堪。
至少，地坛的公厕有隔断。
（六）
1958年，我们家前边的两进房子被征用，宽敞的广亮大街门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后进的游廊被从过道砌死，西边开了一个偏门。以便我们家人进出，门牌号也由2号改为2号旁门。从此，前头三分之二的房子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家只剩了第三进的四合院和后头的花园，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和石榴树。
父亲抑郁了许多日子，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怹同意的，悠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了人又唉声叹气，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父亲说，君子为人，唯善以宝，我何在乎那些房子，只是这“旁门”让人不快，有左道旁门之嫌，叶家人什么时候走过旁门？
母亲说，旁门就旁门吧，这个旁门比我娘家的正门要大多了，家里就这几口人，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越来越旧，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家的房屋院落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廊柱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麻；沟眼不通，一下雨院里全是水，如同北海的水榭；十几间屋子，除了东厢房不漏，其余下雨就得找盆接，几乎每间房子的顶棚都像地图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水渍；后院园子里的草都长疯了，常有一只胖刺猬沿着过道到前面来溜达，见了人小眼一翻，慢慢腾腾地再逛回去，好像它是这儿的主人。母亲说狐黄灰白柳是家神，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灰是耗子，白是刺猬，柳是长虫，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兴旺象征，它们都得罪不得，所以那只刺猬就在我们家幸福地自在地生活着。
也没见我们家兴旺起来。
我们家越过越没有人气儿。
父亲年纪大了，白胡子在胸前飘荡，谁能指望一个白胡子老头能干什么呢？母亲婆婆妈妈的，除了柴米油盐，对别的没兴趣。哥哥们娶妻另过，姐姐们嫁人出阁，家里只剩七哥哥和我，可是这个老七就会画画，连换灯泡都不会……
同学们都不愿意到我们家来，说我们家像庙，像《聊斋》里闹鬼的地界儿。
隔出去的前院跟后头比是两个世界。没出两个月那些房子便修缮一新，窗户纸全换成了大玻璃，还安了纱窗，廊子都上了绿漆，重新铺了地砖，重新刷了墙，正屋开了后窗，院里搭了天棚，运来了许多椅子和床，还有一盆一盆的绣球花，好多的人进进出出，好多的东西摆摆放放，总之那个院子彻底变了，变得意外、陌生，从气味到格局。
有一天，前头敲锣打鼓，放了一阵鞭炮，来了些领导，住进了十几个老头老太太，老人有能动的有不能动的，个个都像碰不得的老祖宗。工作人员也不少，扫卫生的、做饭的、采买的、护理的，俨然像一大家子人，比我们家红火多了。
母亲不再让我往前头跑，说敬老院好歹也是个单位，哪能让闲杂人等随便出入。我告诉母亲，曾经是饭厅的东屋现在住了仨老头，一个是小学教员，一个是卖灌肠的，还有一个就是张安达。母亲惊奇地说，张安达是有闺女的呀，他怎么会住进去了呢？
我说，那他就住进去了呗，太监是没后人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住进去？
母亲说，那张玉秀呢，她当着干部却让她爸爸进敬老院，这不合适！这个张安达也是，跟咱们前院后院地住着，也不说过来言语一声，倒显得生分了。
住在前院的张安达一直也没到我们家来串门，老姐夫说张安达是不好意思，张安达内心认为凡是住进敬老院的都是走投无路，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他沦落到这份上不好再跟叶家走动，怕让叶家失了身份。
张安达是多虑了。
但是我跟张安达的交往却一直没断，放了学就爱往张安达那儿跑，跟三个老头一块儿玩牌，我们玩的是“打百分”，也叫“升级”，我跟张安达打对家，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像张安达跟我五姐唱《小放牛》似的，严丝合缝，不出破绽。老头们玩扑克，耍赖、反悔、偷牌、换牌，比小孩还小孩。张安达在外人跟前平和顺良，他让着任何人，跟谁也不争，对什么事儿依旧是“依着您”，好像这才是他的本性，这种性情渗到他的骨子里去了，他觉得这样反倒很正常，很习惯。所以，我印象中的张安达至死都是不张扬，好说话的老好人。
他女儿张玉秀嘴里的张安达不知是谁。
在敬老院里，张安达不再刻意避讳自己的太监身份，太监住敬老院，理所当然，他不住这儿住哪儿呢？没人提出异议。
张安达在敬老院有自己的单独厕所，即将最里头的坑隔开并且很人性化地装了一扇小门，蹲坑上摆放了可以坐的座便椅。小门一关，里头自成一个小世界，谁想看太监怎么上厕所是万万不可能的，就是我们家看门老张跟张安达一块儿上厕所，怕也是达不到目的。北京人在厕所问题上向来不讲究，到了七八十年代，北京撤销私用厕所，为便于管理，统一改成公厕，那些蹲坑旱厕依旧是大敞亮，堂屋一般，倒是痛快，倒是无隐私，谁拉什么屎随时可以一览无余，彼此间可以聊天，可以交流手纸，清洁工到点清洁，刷完了这个坑你挪个窝，换到另一个坑去就是了。张安达在五十年代就有了自己如厕的“单间”，级别不低，玩牌的老头们戏称张安达的厕所是“御膳房”，张安达一去厕所，他们就说他上御膳房做饭去了，这回做的不知是稀还是干。
张安达在敬老院上上下下人缘很好，他手脚勤快，有眼力见儿，肯给任何人帮忙，在所有的人跟前，张安达永远把自己搁在最底下。
张安达说他住敬老院是不愿意给闺女和姑爷添麻烦，我说，我老姐夫正在吃政府救济，没有收入，国家每月发八块钱，要论住敬老院，老姐夫完全够条件，我动员他过来跟您做伴儿吧。张安达听了想也没想说，完先生不会来。
我回来跟老姐夫一说，老姐夫想也没想说，不去！
我问干吗不去？老姐夫说，不自由。
张安达的女儿落了个不养老人的名声，让老人家住敬老院，在人们的习惯势力中是不能理解不能原谅的，背后议论的人很多，所以，这个张玉秀的级别一直没有提升，她一生也没有生养，人们说是缺德缺的，不养爸爸的人自然也养不出儿子。
其实张玉秀挺冤枉的。
民政部门给敬老院送了一台电视，1958年的电视，稀罕！
于是，一到晚上，敬老院的大门关了，老人们都集中在正屋看电视。那个小电影对我的诱惑太大，不顾母亲阻拦，我每天晚上都会踩着高凳趴前院后窗往里看，敬老院的电视摆在北墙，这样在南窗的玻璃上便会映出影像，当然全是反的，就这我也很满足了。电视是黑白九英寸，里头常出现的男女都英俊漂亮，记得女演播叫沈丽，是我喜欢的人。每当我的脑袋在后窗户上一出现，屋里正看电视的张安达就会叫坐在玻璃窗前的人让开，意思是别挡了我这个蹭客的视线。
张安达对我说，他跟领导建议过，放电视的时候允许让我到前院去看，但是领导没批准，领导说周围孩子很多，放一个进来跟放十个进来一样，不能开了这个口子。
张安达很遗憾，说他人微言轻。
有一天张安达告诉我，礼拜六电视里要演《小放牛》，让我五姐来看，说领导是不会拒绝我五姐的。我跟五姐说了，想的是她不会来，她不可能为个《小放牛》到敬老院来蹭电视，可我五姐还是来了，是应张安达的邀请来的。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碰面。
我随着五姐堂而皇之地坐在敬老院的正屋里，面对着那个比小人书大不了多少的电视机，看惯了反的，乍一看正的还有些别扭，沈丽胸前的那朵花明明是在左边，现在跑到右边去了。
《小放牛》一直拖到很晚才演，屏幕上两个小人一蹦一跳的，看不清眉眼，灰不溜秋的也没有颜色，如同两只白蛾子在扑腾，远不如五姐和张安达当年演得美好真切。我有些不耐烦，但是看五姐和张安达，两个人看得都很投入，五姐姐的眼里还有泪光在闪烁。我心说，哭什么呀，你不是喜欢牧童吗，如今嫁了紫阳牧童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七）
1966年初，进了敬老院从未到过我们家的张安达突然出现在我们家的堂屋里。
那是个冬天，天气很冷，我放寒假正在家。
我也有几年没见张安达了，这次一见不禁大吃一惊，一个老态龙钟，佝偻着身子的老头，黯淡得如同一块破抹布，坐在东墙的椅子上，跟墙上的古画连成一个颜色。我父亲坐在太师椅上，怹上手“客”的位置空着，我知道，再怎么让，张安达也是不会坐上去的，甭管时代怎么变，张安达内心的规矩不会变。
张安达见我进来，站起来请安，迫使得我也回了一个蹲安，心里颇觉好笑，这套礼节多年不用，几乎忘光，让五姐看见保准又得说我是“残渣”了。张安达看出了我的不自在，说小格格几年不见，出落成大姑娘了，走街上怕认不出了。
我说我这几年住校，也顾不上到前院陪安达打牌了。张安达摆摆手说，再别提了，打牌，那是下辈子的事儿喽！
张安达边说边拿手巾哆哆嗦嗦地擦眼睛，那里头老有泪水流下来，也不知道是伤心也不知道是病。张安达的围脖拧成了一条“绳子”，乱糟糟绕在脖子上，使那难看的皮肤松弛的脖子更加难看，但仍能看出，“乱糟糟”是毛料的，有着黑色的条纹，就是说，它曾经鲜亮过，辉煌过，现在旧了，毛都磨光了，还在尽职尽责地起着保暖作用。张安达脚上穿着五眼灯心绒毛窝，还是八成新的，但是绒面已经被汤水油渍污得一塌糊涂。毛窝是白塑料底的，塑料底在当时属于时髦范畴，无疑是他女儿张玉秀从商场买来的。张安达曾经剃过“去青”的脑袋上顶着一个不灰不蓝的棉帽子，棉帽子一个耳朵耷拉着，一个翻了上去，帽檐儿开了线，用白线匆匆连缀了几针，那几个白线脚就明目张胆地直往外跳……
这就是我小时候看上的牧童哥吗？这就是穿着灰哔叽长袍，风流倜傥的张安达吗？春尽有归日，老来无去时，我们家那位“小村姑”，现在仍旧光鲜得如同三春牡丹，可眼前的“牧童哥”却眼昏手颤，连步子也迈不利落了。
满脸褶子，说话没有底气，蔫声细语，倒更像一个老妪。
太监原来这般不经老！
张安达来我们家还是没有空手，这回带的是我在他们家见过的那套粉彩薄胎西洋美人茶碗和茶碟，张安达跟我父亲说这套瓷器是他十六岁那年演《小放牛》，敬懿太妃的赏赐，这些年他一直留着。洋人送给太妃的，想必是很珍贵的物件，他在敬老院用不着这东西，送给我父亲还能是个念想。
父亲看了碗底的字，说上头确有英文“敬送敬懿皇贵太妃”的字样，是英国人送的，这个碗是喝红茶用的。张安达说我父亲留过洋，又懂陶瓷，这套碗到了我父亲手里也算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归宿，夙愿堪偿，他替他的碗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