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然而迄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依然显得暧昧可疑，并且经常是过于敏感的。时至今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也能大大地激怒别人。这情形就仿如一个世纪以前，当坐在绅士们的社交沙龙中饮茶时，一旦有谁过于公开地谈及性问题，举座顿时会变得鸦雀无声。
　　最近有人间我正在写些什么，我回答道：“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等级的书。”这时，人们总是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然后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儿磨损的程度。几分钟之后，他们便会悄悄站起身走开。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怀疑我是个社会等级暗探，而是仿佛我刚才的话说的是：“我正在写一本书，想鼓励人们用幼海豹的尸体痛打幼鲸，直到它们断气”。自动手写这本书以前，我已经数次体验了R•H•托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书里写道：“‘等级’这个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
　　尤其在美国，等级这个观念相当令人尴尬。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在他的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1980）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此话可是不假。通常，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当两名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里一册由拉塞尔•林斯所着的《时尚先锋》（1954）中，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记。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批道：“狗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士？）。
　　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斯塔兹•塔克尔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1967）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示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提示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级的人们，”她说，“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字，”她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接着，职业标准就来了。“但在这条街上，既有看门人，也住着医生，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社会学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受访人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美国生活中的等级》（1959）一书的作者列昂纳德•罗埃斯门写道：“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辞表示附合。”小说家约翰•奥哈拉曾经不遗余力地探索过这一极度敏感的主题。他对此问题的敏感简直让人吃惊。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留心观察他出生和成长的宾夕法尼亚州某小镇。“年长的人对待其他人可不是平等的。”
　　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或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结构的存在。就像弗朗西丝•陶勒普在1932年游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尬——成百上千的划分级别的手段从政府机构出炉，而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五十年代，在他来美国一所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同种族群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麻州格兰德拉皮兹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力量，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七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灯塔山》的失败。这是一部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为原型。观众坚信并籍此安慰自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性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是因为，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部分——准贵族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说：要么是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侵入的企图；要么是中产阶级同仇敌汽地对付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本地的公民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哪怕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依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某类人等级的方式，尽管科学他说并不确切，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还是四九年人队（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橄榄球队。一译者注），也无论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即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莱奥尼斯大妈、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还是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视的和可见的符号，但我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甚至，除非偶尔论及，也不会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但人们的表现除了偶尔限于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你听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
　　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1980）的作者阿瑟。马维克所说的一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大过严肃的话题，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地，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三十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婉转些，已是昨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所说，决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伟大的”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指一的初来者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初来者是外国移民，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从成长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的问题。”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就属于被约翰•亚当斯研究过的国民之一。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时，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精确地触及到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而结果就是，“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地位”。
　　仍然是十九世纪，瓦尔特•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1871）中写道，美国政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在较近一次路易斯•哈里斯主持的民意测验中，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最近看到的一份广告辞中，一位广告作家向某种咖啡桌的潜在购买者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美国式眼光：“为您良好的品味创造一种优裕，温馨。感性的暗示！这种暗示能使您在任何一个想象的环境中，召唤尊敬和关注。”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而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随时能用“挣”的方式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例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经常地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那些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被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国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于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发表演讲时运用的语言，使人们对他的真实意指简直一目了然，他猛烈抨击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沾染了“共产主义”，而显然是出于妒嫉。他说：“并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数集团的成员背叛了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已拥有了种种优越条件的人们，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