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如何找钱和用人
1946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有着传奇的人生——他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当过清朝海军，参加过壮丽的甲午海战；他当过私塾教师，他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又在天府之国的重庆创办新的南开中学；他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又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奥运第一人”，被誉为“中国的顾拜旦”；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张学良是他的朋友，他也曾与蒋介石、汪精卫多有过从。
“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张伯苓开始教育救国的历程。1898年11月，张伯苓怀着上述信念，弃武从文，回到天津，执教严修（字范孙，被称为“南开校父”）家馆。张伯苓在严馆肩负英语、数学、理化等课程的教学，同时增加操身（即体育）课程。1907年，学堂迁入新址，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终成立。张伯苓的人生与“南开”牵系在了一起。
从盐碱滩建起闻名全国的一所大学，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三百万银元。张伯苓办私立大学，懂得变通，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没有他的变通，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南开。他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颇有英雄不问出处之意。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找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南开聚集了一批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主任丁佶、化工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南开教授的月薪没有清华的高，但张伯苓能聘请到一大批著名的学者，知人善任，由此可见一斑。
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做出重要的贡献。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不过，张伯苓的“实业兴学”路线曾面临非议。《何廉回忆录》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晚年的张伯苓逐渐认识到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联大岁月，也给了南开更开阔的视野。1946年后，南开增设中国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