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红楼梦评赞》，有一部分将太虚幻境与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和天国相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解脱。这是吴宓的拿手好戏。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那天晚上，“听者填塞室内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又有一次上《文学与人生》课，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来听讲。在此期间，吴宓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并获得不菲报酬。可以想见，吴宓讲演《红楼梦》，成为联大和昆明的公众人物，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的刘心武类似。
吴宓的性格虽然有一丝古怪，一点迂腐，但他的确是个儒雅的君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酷爱《红楼梦》，发自真性情。正如易社强所说：“在他钻研的各个领域，吴宓都不愧是个博学的怪才，而学识渊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显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的感性于一身，展现了联大的最大特色。”
三 外文系教授 吴宓的交际圈
《吴宓日记》忠实地记录了吴宓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联大大多数教授的身影，同时，也留下了战时昆明的文化、娱乐、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和社会风情。我们考察一下吴宓的交际圈，可以看到诸多湮灭在时光深处的文化记忆。
吴宓和陈寅恪、刘文典交往甚密，常有诗歌唱和。与贺麟、张荫麟、陈铨、钱钟书等人的谈话、宴请都记录在日记中。
1942年9月的一天，吴宓陪同陈铨去云南大学做《民族运动与文学运动》的演讲。这段时间，吴宓忙于琼、彦的感情纠葛，不像他昔日的学生陈铨，忙着写剧本，办杂志，致力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但两人关系亲密。不经常见面，陈铨偶尔来访，看望老师。他们一起到联大校园外面的新新饭店吃饭，边吃边聊；或者到同记茶馆讨论读陈铨小说《狂飙》的感想。那时，陈铨住在昆明的北门街98号，吴宓有时也去他这里。一起吃午饭，喝杯咖啡，或者去看陈铨编剧的《黄鹤楼》。
吴宓不仅和联大、云大、艺专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交游，他的交际圈里还有不少军人和将领。以军人而论，除了关麟征外，还有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张耀明等。除军人外，如云南财政金融首脑缪云台，“装饰摩登而别致”的著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吴宓与他们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
吴宓在昆明时期交往的上层军政人员，关麟征是主要的一个。当时关麟征是抗日将领，和吴宓都是陕西人，有乡谊，交往自然多一点。两人交往多是闲谈，但有时也有求办的事，诸如请关介绍搭乘军车或托运衣物，办通行证，诸如此类的事情。
吴宓离开昆明赴成都前，关先后两次赠金共两万元，“宓略辞而后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当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吴当了一次枪手，“代关将军作贺中央宪兵十三团龙团长夫人三十寿诗云：‘妙誉英才伉俪坚，天真挥洒对婵娟。箫新剑气冲牛斗，三十功名奏捷先。’”随后，吴又代第九集团军兵站分监葛某“撰关麟征将军太翁寿诗云：‘一乡钦德望，廿载侍戎机。教子成名将，摧胡屡合围。天应赐寿考，人共说神威。忠孝心如镜，终难万古霏。’”代做谀诗当然要说些吹捧的话，心里未必这样想。吴宓为人代做谀诗，大概是和昆明上层交往的一种手段。想想历史上的诗人，写谀诗，为名人撰墓志铭，似乎不算丢份、失名节的事情。吴宓在抗战时期的昆明，生活艰难，做出此举，也无可厚非。
当然，在联大教授中，也有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1945年“121”惨案以后，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被闻一多断然拒绝。吴宓为昆明的将领代写谀诗，虽然不能和闻一多凛然退李宗黄治印玉石相比，但可以看出联大学者对权贵的态度。
事实上，吴宓对关麟征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的，且对他腹诽。举一例：“关将军纠合昆明画家，强其作画140幅，以遍赠在文山训练中国军官之美国军官140人。且各另画一幅，以赠关将军。（当场发纸）噫嘻，职之不修，军不能战，见讥于美人，而徒以私情交欢。且慷他人之慨，勒命画家献纳，未免贪且暴。将军过矣！”（1944年3月22日）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尽管他有一颗为情所困的内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
吴宓为了生活中的小事烦恼，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却忘了还。《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了教训，此后，吴宓借给别人钱要催人还。他说：“我应当催他还，这是帮助他，怕他万一忘掉成为品德上的污点。”大概是受了《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的启发。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
当然，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就是毛彦文，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灵魂对爱情也有宗教般的执著，他的性格里的偏执和犹豫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昆明结交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曾了解他灵魂里的孤独和热烈。
三 外文系教授 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1）
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钱钟书将要回国时，不少大学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还有钱钟书的老师吴宓。
西南联大聘请钱钟书为教授，在外文系执教，是破格聘请的。其时，钱钟书刚过28岁。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信中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1938年10月下旬，钱钟书抵达昆明，他为联大外文系学生开了三门课：大一英文（六个学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四个学分）、现代小说（二个学分）。
在许渊冲的印象中，“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在何兆武的印象中，钱钟书眼界极高，一般人难入其法眼，与同事相处并不好。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钟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许渊冲听过钱钟书的大一英文课，他记录了钱钟书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题；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是脸上时常露出微笑。”许渊冲还记得课堂上的一个细节：当时昆明的电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微笑着说：“有许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钱钟书口才极好，人很风趣，许渊冲说，钱先生妙语如珠，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慨。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是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由此可见，联大的教授都是爱才的。
钱钟书住文化巷11号，邻居有顾宪良、周珏良、李赋宁、杨武之等人。此时，杨绛在上海，夫妻两人异地分居，钱钟书自然想念妻子和女儿。钱的《昆明舍馆作》第一首、第二首是怀人的：万念如虫竞蚀心，一身如影欲依形。十年离味从头记，尓许凄凉总未经。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埃尘绣，百遍思君绕室行。
联大在文化巷的宿舍很小，钱钟书说“屋小如舟”，他为栖身之所取了名为“冷屋”，写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妙文，辑为“冷屋随笔”。钱钟书在此写的随笔《一个偏见》开头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钱钟书本人有没有傲慢与偏见呢。
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2）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公超和钱钟书的矛盾是否因此而起，不敢贸然下结论，但两人之间貌不和、神已离，这是事实。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叶公超和钱钟书这曾经的师生因何不甚和谐。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联大外文系里收购钱钟书从国外带回的西书，没有依价偿付书款。这事情和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有关。《吴宓诗集》中收录了钱钟书致吴宓的一首诗，让我们隐约看到事情的原委：“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叶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周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这件小事可能影响到两人的关系。
1939年暑假，钱钟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联大。这是钱钟书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钱钟书为何舍弃了联大，选择去湖南蓝田师院执教？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杨绛晚年撰文回忆说：“锺书的母亲、弟弟、妹妹，连同叔父，都认为这是天大好事”。主要是不忍拂逆父亲意愿，钱钟书写信给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说他因老父多病，需他陪侍，这学年不能到校上课了。杨绛说：“钟书没有给梅校长写信辞职，因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亲回上海后重返清华。”
叶公超没有回信答复，想来他将此事向梅贻琦汇报。所以才有了梅贻琦两次电报挽留。叶公超为何没有回信答复，是不屑一顾懒得回，还是得知钱骂自己“太懒”意气难平、故意不回？这是个谜团。1939年9月21日，吴宓的日记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八点三十分回舍，接公超片约，即至其宅，悉因钱钟书辞职别就，并商谈系中他事。”
钱钟书暑假没有收到叶公超的回复，杨绛回忆，在这样的情形下，“十月十日或十一日，钟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和蓝田师院聘请的其它同事结伴离开上海，同往湖南蓝田。”谁知，钱钟书刚走一两天，杨绛就收到沈茀斋（沈履，杨绛的堂姐夫）来电，好像是责问的口气，怪钱钟书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没有收到梅贻琦的第一封电报。杨绛立即写信告诉钱钟书梅校长发来过电报，并附去茀斋哥的电报，一起邮寄到蓝田师院。钱钟书从上海去湖南蓝田的这段旅程，走了三十四天，可谓“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12月5日，钱钟书致信梅贻琦和沈履，说明事情的原委，不妨将钱钟书致梅贻琦信抄录如下：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逭。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岂料人事推排，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六张五角，弥增罪戾，转益悚惶。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
钧安
门人钱钟书顿首上
十二月五日
杨绛撰文指出，钱钟书的难言之隐、不堪为外人道的隐情，说白了，只是迫于父命，“而钟书始终没肯这么说。做儿子的，不愿把责任推给父亲，而且他自己确也是毅然入湘”。虽然钱钟书是在没有收到梅贻琦电报的情况下去了湖南蓝田，但在情理上，钱钟书也意识到，“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1］［1］钱钟书致沈茀斋信
我们从钱钟书离开联大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联大的气度，也可以看出钱钟书为人处世的态度。
梅贻琦爱才心切，仍驰电挽留，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确是爱才心切，不计较私嫌、广纳人才。这种胸襟，令人佩服。另一方面，联大的机制和学术环境，允许教授自由流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大概不是发自内心，是尊父亲之命。另一方面，钱年少气盛，恃才傲物，言语有点刻薄，话锋带讽刺，自然会得罪某些联大同仁，有的是他清华园昔日的老师。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教的经历，是他创作《围城》的素材。
钱钟书离开联大隐约折射出联大外文系人际之间的矛盾。1940年春，吴宓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有了西南联大和蓝田师范学院的经历和遭际，钱钟书后来在小说《围城》中塑造了很多学者的形象，虽然是小说，但也暗含他对当时的学者的评价，小说曲折地映照现实。
三 外文系教授 陈铨与战国策派（1）
陈铨是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德文学交流杰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可是，由于历史的误会，陈铨长期退隐于历史深重的帷幕之后，少人问津。
作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研究尼采和叔本华的专家、《浮士德精神》的作者，1934年，陈铨回国时身怀奥柏林大学硕士和基尔大学博士文凭。因此，他在清华大学同时讲授英国和德国文学。
1937年，陈铨举家随清华大学南迁。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相聚在昆明，为“战国策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战国策派”，得名于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等人于1940年4月创办于昆明的《战国策》半月刊。除了陈铨、雷海宗、林同济、贺麟等人之外，还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聘为刊物的特约撰稿人，比如朱光潜、冯友兰、陶云逵、沈从文、费孝通等。主持人是林同济和何永佶，何当时是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缪云台的秘书，何说动缪出钱，支持每期刊物的费用。后来，由于日本人空袭频繁，纸张印刷遇到问题，再加上其他问题，这份刊物于1941年4月宣布停刊。而后，林同济、陈铨和雷海宗与设在重庆的《大公报》商议，得到《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支持，开辟了《战国》副刊，每周一期，编辑部设在云南大学政治系，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7月，共出版了三十一期。1943年7月，陈铨又创办了名为《民族文学》的杂志，出版了五期之后，不得不宣布停刊。这几份刊物就是“战国策学派”的主要阵地。
“战国策派”为何一呼百应，得到诸多联大学者的支持？显然和其诞生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他们在抗战的旗帜下，其初衷是致力战时的文化重建，“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走到一起，因为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会对中国的危机有相同的历史感受，“战国策派”所集中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世界民族生存竞争中保存自己的民族。［1］［1］季进曾一果著《陈铨：异邦的借镜》
“战国策派”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
“战国策派”的三员主将陈铨、雷海宗、林同济都曾留学欧美，他们意识到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要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中不被灭亡，那就要重新铸造“民族精神”，输入强健的种族观，改变柔弱的民族文化基因。陈铨和雷海宗、林同济的思想有些不同，他宣扬尼采的思想，俨然是尼采在中国的门徒。陈铨的思想激进，尤其是他的“英雄崇拜”和历史观，潜伏着诸多危险的因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样的观点，也的确为人诟病。
陈铨与战国策派（2）
“战国策派”学人由于深受德国思想家尼采、斯宾格勒等人之影响，推崇近代“尚力”主义思潮，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只是“战国时代之重演”，要想使中国在列国之激烈竞争中获得独立和生存，就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民族精神的“力”，因而被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又因为“战国策派”在抗战中曾经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因而被认为是与国民党的集权体制相呼应，“反对民主”。［1］［1］黄波《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战国策派”在战时的昆明和重庆，就引起争议，受到左翼文人的强烈攻击。建国后，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战国策派”的思想连同毒素一起更是被批判和清理。1957年，陈铨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南京大学外文系资料室。“文革”期间，陈铨受到批斗和摧残。陈铨被历史的偏见淹没了。连美国汉学家易社强在《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也给陈铨贴了一个标签：法西斯主义者。他这样描述陈铨：“作为联大教员中唯一羽翼丰满的法西斯主义者，这是陈铨很可疑的特征。”
季进和曾一果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中，认为把“战国策派”等同法西斯，或者视为国民党的政治帮凶，这是历史的误会，也有失公允。“战国策派”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情怀，绝大部分成员并无政治野心，也并不是想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陈铨一生都不愿意做官，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曾推荐陈铨担任政府要职，但被陈铨婉言拒绝。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到庐山会谈，林同济在在其中，但在临走之前，林同济的父亲告诫他不要加入国民党，父亲的话让林同济终生牢记，一生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团体。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在昆明时期，参与了《战国策》的编辑工作，负责处理文艺部门的稿件，并多次在刊物上文章，因此，沈从文当时给人一个错觉，“人们以为他是战国派”。夏衍谈到沈从文为何没能参加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原因据说是周扬认为沈和战国策学派陈铨他们关系密切：“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这个问题，不仅是郭沫若骂他的问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对编辑《战国策》还心存忌讳。对来访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坚决否认这一段经历，显然是对“文革”心有余悸。［1］［1］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从当时文人对沈从文参加编辑《战国策》的态度，以及沈从文对这件事情讳莫如深，我们可以感知陈铨的历史处境。
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本戏剧，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这是陈铨剧本中引用过的一句台词。曾经“粉墨登场”的陈铨不能不到“后台休息”。1969年1月31日，在时代的风暴中，陈铨孤寂地离开人世，永远地休息了。［2］［2］黄波《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陈铨与话剧《祖国》
1939年2月20日晚，朱自清看话剧《祖国》，他觉得舞台设计佳。朱自清对话剧《祖国》的表演和剧中人物评论道：“吴伯藻、潘有才取得相当成功。佩玉是个相当可怜又可恨的人物。”
话剧《祖国》是陈铨根据德国剧作家弗雷德里希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这个剧本上演还得从西南联大的联大剧团说起。1938年11月，联大剧团成立，陈铨被聘为剧团的名誉团长，从1938年开始，陈铨陆续编导了《黄鹤楼》、《无情女》、《蓝蝴蝶》、《野玫瑰》、《金指环》等剧作。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蓝蝴蝶插野玫瑰，无情女戴金指环。”
据参加《祖国》演出的联大女生张定华回忆，这个剧本描写日寇占领的某个城市里，一位大学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恩怨，和他的学生与工人们在一起，向日寇、汉奸进行顽强的斗争，为祖国英勇牺牲的故事。《祖国》由孙毓棠担任导演，闻一多担任舞台设计和制作。剧中的女主角———教授夫人由孙毓棠的夫人、著名话剧演员封凤子饰演，其他角色由联大的学生扮演。汪雨演教授，刘雷演教授的学生，高小文演日伪警察局局长，劳元干演打钟的老工人，张定华演教授夫人的婢女小云。［1］［1］张定华《回忆联大剧团》
1939年1月，《祖国》在昆明市内的新滇大舞台上演，演出非常成功，当剧中教授英勇就义前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台上台下高呼口号，与掌声响成一片。演出结束后，陈铨和闻一多还上台和演员合影留念。《祖国》在昆明市引起轰动，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祖国》排练、上演，联大剧团的学生都是利用的课外时间。张定华的回忆文章提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花絮。
演员不分角色轻重，早早化好妆，安静地候场，一时无事的人就抓紧时间准备功课，复习笔记，解答习题和作业。有一天历史系教授皮名举来看戏，到后台看到张定华在一个角落里做他讲授的西洋通史课作业，他笑着对另外一个老师说：“她的作业字迹潦草，我准备考试成绩中扣她十分，原来是这样做的，不扣了。”
演出成功，临近春节，《祖国》剧组成员一起聚餐。闻一多举杯祝愿抗战早日取得胜利，说，到了那一天，他就要剃掉自己的飘然长须。封凤子不善饮酒，难却学生的盛意，只少喝了一点，却已满面通红，有一个同学请她在纪念册上题字留念，她写了一句：“众人皆醉我独醒”。聚餐会上，大家相约要为抗战演出更多的好戏。
话剧《祖国》可能也引起了争论。据朱自清日记记录，1939年3月27日，朱自清参加闻一多倡议的庞薰琴西洋画展览会，地点在原是昆明日本领事馆的罗念生家。朱自清这天的日记写道：“据钱钟书意见，庞之颜色鲜明，然线条不够稳定。罗太太甚活泼。”然后，参加画展的联大学者话题转到话剧《祖国》，“林徽因对《祖国》一剧的演出热烈意见。陈铨是受害者”。
陈铨与《野玫瑰》风波（1）
陈铨从事话剧活动，从长沙就开始了。陈铨利用教学之余的时间，给学生编导了老同学阳翰笙的剧本《前夜》和于伶的《夜光杯》。《夜光杯》是一个以女间谍为中心的戏，这种戏剧在当时很流行，陈铨后来在昆明创作的《野玫瑰》，就直接受到了《夜光杯》的影响。
《野玫瑰》是陈铨的剧作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剧本，甚至演变成一场《野玫瑰》风波。
《野玫瑰》脱胎于陈铨的短篇小说《花瓶》，而小说《花瓶》的创作灵感来自在报纸上偶然看到的一则消息，消息称在伪北平市市长家中发现了窃听器。
建国以后，陈铨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他在未刊的《“文革”交代材料》中回忆当时创作《野玫瑰》的过程：
一九四一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第二本反动戏剧《野玫瑰》，那时我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先后上演《祖国》和《黄鹤楼》两剧，但是《黄鹤楼》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他们要我再写一个人物较少，布景简单的剧本。我想人物布景既然简单，内容必然要富于刺激性，才能抓住观众。我早知道当时军事间谍剧本，如像《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反间谍》、《夜光杯》都非常受人欢迎。并且我当时戏剧方面，还没有地位。我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为着要把它写好，我从图书室借了几本英文间谍故事来仔细研究。头一幕写完，北大数学系教授申有谌看，他说“太象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我知道要失败，放弃不写了。正好这个时候，昆明传遍了汉奸王克敏的女儿，逃到香港，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好材料。我立刻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花瓶》，登在《中央日报》副刊（那时是封凤子主编）。隔些时候，我根据这篇小说写《野玫瑰》（我还记得写《花瓶》时，我还请教过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孟昭英，花瓶里面放收音机是不是可能，他是无线电专家，他说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我写入《野玫瑰》）。
据余斌著《文人与文坛》（丛书《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之一），1941年5月，《野玫瑰》创作完成。青年剧社和国民剧社都争着要，结果国民剧社占先，马上油印出来排练。地点在翠湖东路9号楼上，条件相当好，“卧室面对翠湖，风景极美，客厅铺花砖，备钢琴，适于作排戏之用”。导演是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的孙毓棠副教授。演员除一人外，都是联大的学生。剧本《野玫瑰》共四幕，1941年6月至8月在《文史杂志》（重庆）正式，分三期连载。
1941年8月3日到7日，由昆明国民剧社以“劝募战债”的名义在昆明大戏院首演，由姜桂侬主演。吴宓在日记里记录了他读《野玫瑰》剧本以及观看话剧时的情形，譬如1941年8月3日，“读陈铨新著《野玫瑰》剧本，甚佳”。8月4日，陈铨送给吴宓两张《野玫瑰》的剧票，吴宓邀请女友前往观看。
陈铨与《野玫瑰》风波（2）
《野玫瑰》受观众欢迎，是因为剧情吸引人——间谍斗争加三角恋爱。《野玫瑰》写的是抗战初期，女间谍夏艳华受政府派遣，打入沦陷区卧底，与北平汉奸头目王立民结婚。三年后，汉奸王立民前妻的侄儿刘雪樵露面，住在王家与王的女儿曼丽谈上恋爱，而刘是夏艳华当年在上海的老情人，于是特异的三角恋爱关系出现了。随着剧情的发展，原来刘雪樵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特工，他们不但窃取了敌伪情报，而且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致使汉奸头目将伪警察厅长击毙，自己服毒自杀。最后，夏艳华指挥众间谍安全撤离。
《野玫瑰》昆明上演成功后，重庆话剧界也开始了排练、演出，由秦怡主演该剧。1942年3月6日到9日《新华日报》打出的演出广告词这样写道：“故事——曲折生动；布景——富丽堂皇。”7日到9日的广告词则是“客满，场场客满；订座，迅速订座”。当时的重庆，陈铨的《野玫瑰》与郭沫若的《屈原》是最轰动的演出。
《野玫瑰》演出成功为陈铨带来巨大的声誉。国民党高级将领接见了陈铨，国民党宣传部长朱家骅也在重庆宴请陈铨和西南联大的蒋梦麟、梅贻琦两位校长，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观看了演出。
《野玫瑰》火爆，争议也随之而起。争议的根源在于“战国策派”学人被指为“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帮凶”，创作了抗战剧《野玫瑰》的陈铨被指为“炮制汉奸理论”。《野玫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隐藏了‘战国派’的毒素”、“包含了法西斯思想”。1942年4月17日，国民党教育部颁发年度学术奖，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获得一等奖；金岳霖的《论道》、刘开渠的雕塑获得二等奖；陈铨的《野玫瑰》、曹禺的《北京人》、常书鸿的《油画》等获三等奖。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斗争渗透到文艺领域，《野玫瑰》受到左翼文人的强烈攻击和批判。“糖衣毒药”《野玫瑰》获得三等奖后，在左翼文人的抗议下，国民党迫于压力，撤销了对《野玫瑰》的“嘉奖”。
季进和曾一果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中，有《野玫瑰》风波的详细描述和分析，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陈铨的《野玫瑰》实际上成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牺牲品。”
即使在昆明宽容的环境下，陈铨的同事也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论调。陈铨于1943年离开西南联大，去了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被聘为正中书局总编辑。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由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由李安导演、梁朝伟和汤唯主演，正在上映，也是一场女间谍与汉奸的戏。《色戒》火爆上映的同时，“美化汉奸”的争议骤起。想起陈铨在昆明诞生的《野玫瑰》引起的风波，仿佛是历史的一个轮回。
三 外文系教授 冯至家的文艺沙龙
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冯承植，也就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想象力，在《昆明往事》文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这段话可以作为无数“联大人”的心声来解读。
1939年暑假后，冯至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冯至来联大任教，是外语系主任叶公超的邀请。“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来访，说西南联大的北大方面拟聘冯至为外文系教授，特来和他商洽下学期能担任什么课程，并约他为联大一部分教师组织的《今日评论》写稿。”
任教西南联大后，冯至在城内住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但为了躲避空袭，8月20日，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介绍冯至参观他父亲经营的距昆明l5里的杨家山林场，说遇空袭时可到那里小住。冯至在林场的一座茅屋中安排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周末便去住两三天，也常邀朋友们到那里去玩。
冯至在联大任教，如鱼得水，这里朋友和诗友很多，经常在一起雅集和聚会。中文系教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学长。后来，李广田、卞之琳也都来到联大教书。李、卞、冯三人都治外国文学，都是三十多岁，是诗友。在冯至的女儿冯姚平的记忆中，李、卞常到冯家里来。“卞之琳与众不同，父亲的朋友都穿长衫，只有他总是穿一身咖啡色的西服，还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我觉得他特别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酷’了。常常是来了就坐在桌前，用父亲从德国提回来的打字机打字，原来那时他和闻一多正在协助英籍教授白英编辑《现代中国诗选》。”［1］［1］冯姚平《父亲冯至在西南联大》
1940年10月19日，冯至应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杜运燮等人的邀请，作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讲演。这是他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后来又有“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江瑞熙请之琳、广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饭”等记载。冯至也时常应邀参加新诗社组织的讨论会和朗诵会，并和联大同学闻山、秦泥等人交往，后成为朋友。
1941年春，冯至在杨家山茅屋里开始翻译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是年11月4日，迁入城内钱局街敬节堂巷，有时也到林场茅屋小住。据冯姚平的回忆，大约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冯至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冯至家的文艺沙龙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这样的聚会不知举行过多少次，有人从重庆来，向冯至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这样的氛围无疑催生了冯至的创作，例如《伍子胥》。
上述冯至家的文人聚会，很有可能是联大的“十一学会”。1943年上半年，联大成立“十一学会”，“十一”两字，即是“士”的拆字。该会主要为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场合，每隔一两周举行一次，常以聚餐会或茶话会的形式进行活动。最初参加的多为教授、副教授，除前述诸人外，还有潘光旦、雷海宗、吴晗、陈铨等人，后来一些学生如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等亦加入进来。因为冯至的家位置比较适中，故聚会常常在他家举行。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冯至写了《招魂》一诗呈于死难者灵前。后镌刻在“一二一”四烈士墓前石壁上。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是冯至《十四行集》中的名句。1941年初，冯至在一个下午偶然写出一首十四行诗，后来在一年内写了27首，编为《十四行集》，寄给桂林明日社的友人陈占元出版。
李广田在诗论《诗的艺术》中，称冯至是“沉思的诗人”。“他是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一个看似“恬淡的诗人”，在《十四行集》中却表现了“强烈的感觉”；一个承载“广大的寂寞”的诗人，却担当了“比欢悦还大的信托来担当我们的悲哀”；从纵的方面看，他把时间、历史看作一道永远向前的洪流，从横的方面看，他的诗融合了人与人、人与物的生命，而时间与空间本是不可分割的即宇宙人生的本体。
冯至《十四行集》诞生于昆明，是超越庸常的琐碎与战乱的苦痛而盛开的花朵。《十四行集》的雄奇与美妙，在李广田的论述中，呈现出来。联大的诗人，不仅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真，也唱响那个时代的歌。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联大学者的饭局
从联大学者的日记来看他们的饭局和应酬，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和《西行日记》，虽然没有《吴宓日记》那样厚重，“但囊括了友朋社交，孝悌亲情，学府风光，恋爱结婚等等，丰富多彩；它更是一个人几十年活生生、信得过的生活实录，不假修饰，婴儿般赤裸袒露”。
学者钱定平在读《浦江清日记》时发现，当时大学文、理各科同仁鸡犬相闻，不存芥蒂，经常往来，没有樊篱，常常聚在一起把酒欢谈。根据钱的粗略统计，这种的大宴小酌，日记中记载竟有七十次之多。
他们的聚会，不是酒囊饭袋的麇集，而是睿智雅怀的聚合，大有植、白古风。其中有说过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的梅贻琦校长，还有陈寅恪、冯友兰、吴雨僧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音容笑貌，也可一睹熊庆来、赵忠尧、沈有鼎、杨武之等大匠的格致风采。即使在抗战中的昆明，虽然极端艰苦，有机会也要聚一次。这是一种心灵契合，山水交汇，岂俗人所能攀附？［1］［1］钱定平《浦江清日记的境界》
《吴宓日记》中记录的联大教授的宴饮、聚餐就更详细了，吴宓习惯性地把每次宴饮的菜品、菜金都写得清清楚楚，当然和谁在一起宴饮，谈的什么话题，座中女性着装、打扮，自然也会收录笔端。1939年9月3日，是吴宓46岁生日。早在8月16日，吴宓的弟子周珏良等人（多为椒花诗社成员）要做诗庆贺其生日，吴宓闻知，先作一首《赋谢诗》。吴宓生日这一天，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各作一律为祝，“步宓八月十六日《赋谢诗》韵”。这天晚上，吴宓请客，客人有徐芳、张敬、李天真三小姐，艺专校长滕固、联大同仁毛子水等人，以及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等人。
《朱自清日记》中，也会对菜的味道、好坏做简单评价，席间谈论的话题，如果是学术性的，对朱自清有启发，就会详细地记录下来。以1939年12月为例，朱自清多次参加聚餐会。12月17日，应妻子陈竹隐的建议，和联大吴达元夫妇、余冠英等人去妙高寺野餐。旅途愉快，寺庙内有两株参天古杉，驻军已撤走，环境整洁幽静。他们野餐后，玩桥牌助兴。29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方桂应罗常培邀请，为联大中文系教授讲课，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道：“着重讲了语言学与语音学的不同……他提醒我们汉语中‘老婆’一词在英美语言中就没有相等的词……”晚上，朱自清参加了答谢李方桂的晚宴。30日，朱自清邀请雷海宗夫妇晚餐，“交谈甚有趣，并暴露余甚无知”。
日记中记录的学者的饭局，多是穿衣吃饭、交流谈天，但也折射出一些其他的东西。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梅贻琦的酒量
《梅贻琦日记》中记录的联大学者的宴饮，只简单地交代学者的姓，如果不熟悉联大的教授，看得一头雾水，好在编者有注释。这可能和梅贻琦公务繁忙有关，但他一直坚持写日记。
梅贻琦是联大常委，在校内，他和联大学者有不少饭局；校外，他要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打交道，还得与云南地方政府、军队、士绅不断应酬。同时，在公务上，也少不了和美国驻昆盟军、英美访问学者打交道。所以，梅贻琦的饭局特别多，好在他酒量颇大，擅饮酒，酒德佳。
梅贻琦之子梅袓彦忆及其父，曾言：“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嗜酒而不酗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
小事情，可见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1942年6月，梅贻琦和郑天挺由重庆去叙永联大分校考察工作，叙永当地政府招待梅贻琦。《梅贻琦日记》中记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还有一次，在出席了重庆英国使馆的便宴后，梅贻琦感慨人家“饭菜极简单，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
相对于不得不喝的“公务酒”，梅贻琦很享受与同事、朋友在一起的“生活酒”。在这样的酒桌上，梅贻琦心情很放松，和同事、朋友增进了感情交流，又缓解了时局与校务的沉重压力。喝了酒，他最喜欢的“余兴节目”，是谈诗、听曲（昆曲／大鼓）、独自赏月、看竹（麻将）、或bridge（桥牌）。梅贻琦出差到重庆时，忙完公务，一次老舍邀请他听京戏；一次，张充和为他清唱昆曲。
梅贻琦也有喝高的时候，清醒时少不了责怪自己。一次，张充和请客，梅贻琦赴饮夜归，步抵寓所犹晕晕乎乎，等到清醒，已走过头好一段冤枉路；又有次，云南名流缪云台请客，梅贻琦“甫离席即欲睡”，被人搀扶上床，“已自不知不切矣”；还有一次，史学家傅斯年在饭后请他鉴赏新购的古董，显然因为酒多力猛，把玩间，梅贻琦竟将一柄铜剑的尖端“扳返”，窘得他因之内疚了好长一阵子……［1］［1］方一戈《梅师原来酒亦好》
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和家人、朋友在东月楼食烤鸭，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酒醒后，梅贻琦告诫自己“以后应力戒，少饮”。
梅贻琦晚年在台湾病逝，他的公子梅袓彦认为梅贻琦的健康因饮酒过多受到影响。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抗战胜利后的饭局和时局
抗战胜利两个月后的一天——1945年10月28日上午十点半，梅贻琦与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公务，会后聚餐，梅贻琦为答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这天晚上，梅贻琦赴章矛尘（章廷谦）之约，同座有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端升、周炳琳、汤用彤，皆北大同人。“食螃蟹，为汉口带来者，余菜亦颇精美。”大家在饭局谈论时局以及学校将来的问题，谈的非常热烈。受所谈问题的影响，这天，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将更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反而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的忧虑，针对时局而发，他已经看到国民党要打内战，故有此言。而联大师生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随后的“1125”那个晚上在联大校外响起的枪声，以及“121”惨案引发的民主运动浪潮都证实了梅贻琦的判断。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点，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抡、吴晗的约请，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杨振声一起吃饭，大家喝了9斤多酒。饭后，大家谈政局以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当时，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有人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吴晗叫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冯友兰不理解，当面问他为何当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说，甘愿做共产党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显然，梅贻琦对联大教授的思想动态非常清楚，他想持中间立场，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21”惨案很快就要到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应是联大教授左中右派最后的晚餐，“121”运动之后，再无这样坐下谈论时局的可能。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学者的饯行宴
联大的学者非常重视友情，以聚餐、宴饮的方式，为远道而来的朋友接风洗尘，或者为出国远行者饯行，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师友弦歌在春城，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各自人生道路的岔开，萍聚又星散。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属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
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笔者查阅《吴宓日记》，未找到这次请客的记录。有一个注释：1939年4月10日至6月28日的日记，在“文革”被抄没，未归还。
1944年春，联大历史系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到其师闻一多，此时何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有一间宿舍。闻一多想在昆华中学兼课，希望获得两间宿舍，以免城里、乡下奔波之苦，何炳棣将闻先生的这个意愿告诉给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主任），李埏和昆华中学校长徐天祥喜出望外，慷慨地给予闻一多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一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通行的“半开”（两块“半开”合一个银元）。并将楼上两间医务室腾出，安置闻一多一家住宿。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回忆：
这20块“半开”的待遇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里所说的那么困难。
何炳棣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留学生，不久即将出国（后成为海外著名的历史学家），“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只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火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其醇美香浓，使何炳棣终身难忘。闻先生告何炳棣：“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何炳棣说，少年时曾听到有些前辈说，饭饱不如菜饱，菜饱不如汤饱，确实很对；湖北吃的文化是很高的。何炳棣想起自己的一段经历：1943年他由上海兜大圈子、越秦岭过成都时，曾问成都当地哪种汤菜最实惠最有名，回答是：“原锅子汤。”问及用料，以肘子、猪心、整颗莲花白对。何炳棣请教闻先生，这种大的锅菜是否源自湖北？闻先生说很可能是，因为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江西人入湖北、湖南，两湖人实四川，把大锅汤菜传统带进四川，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学人的饮食、宴饮，也和常人不一样，笔者喜欢看这样在席间琐屑的谈资，人在放松的时刻，三五师友，天南地北地聊天，总会无意间流露出他们的才情和性情。
1944年9月15日晚，梅贻琦在家宴请联大的同事莫泮芹夫妇、陈梦家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闻一多、吴宓、吴晗，这天晚上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因为患痢疾，未能陪坐。梅贻琦这次请客，是饯行宴，为陈梦家夫妇和吴宓送行。陈梦家和赵萝蕤要去美国留学，对于这个决定，其师闻一多并不赞成，认为这是抗战最关键的时刻，应该留在昆明，但去美国留学是陈梦家梦寐以求的事，有了机会，自然不能错过。吴宓休年假，要赴四川成都，因为好友陈寅恪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吴宓去成都度年假，是想和陈寅恪朝夕相处；吴宓还有亲属在成都，也是他去成都的原因。这天晚上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客人散去时，梅贻琦庆幸没有落雨，不然，他心有不安。由此可见，梅贻琦宅心仁厚，有儒家君子仁爱之风。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潘光旦吃鼠肉真相 潘光旦吃鼠肉真相
易社强在《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写到潘光旦烹煮老鼠肉以飨宾客。这位美国汉学家在采访中获得的资料，可能被被访者添油加醋，演绎为故事：
潘光旦从来不会因为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而不知所措。老鼠吃人们做的任何东西，而安然无恙，还有，当地的老鼠又肥又大，于是他开始张夹设笼捕捉，把它们吃掉，还把它们的皮像战利品一样挂在房间里。潘家的日常饮食一旦众所周知以后，被他邀请去吃饭的朋友都不免战战兢兢。
这样的描述与史实相差甚远，由于潘光旦鼠肉宴客的逸事被传得离谱。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撰文《关于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披露事情真相。
1939年，潘光旦家住在昆明青莲街学士巷1号（翠湖东边，俗称的逼死坡之下）。从外地迁居昆明的人都感到当地的老鼠特别多，特别大。有的人家养猫，有的人家则设老鼠夹子捕鼠。潘乃穆文章写道：“一天我家的老鼠夹子夹到一只比较大的老鼠。我父亲生性不拘泥于常规，遇有机会，对新鲜事物有兴趣去尝试或探讨，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这次他决定尝试一下吃鼠肉。”
听到潘家要吃捕捉到的这只老鼠，同院住的沈履、庄前鼎、赵世昌（均清华大学教职员）三家邻居反应都不积极，其中以庄前鼎教授夫人周撷清负面反应最强烈。她听说后惊呼起来，表示她绝对不要尝一口，逃回自己家去了。
潘光旦平时教育子女，吃饭不要挑剔，在饭桌上什么都得吃。孩子们对吃老鼠肉没有什么意见。潘乃穆文章说：“我的老保姆温闰珍平日煮饭烧菜，这次也毫无怨言。她处理了这只鼠，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我们全家人分而食之。我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
潘家只吃了这一次鼠肉，但传闻非常多。有一个版本这样描述：
1939年，潘光旦为了证实老鼠肉究竟是不能吃还是人们不愿意吃，说服家人做个试验。昆明的老鼠又肥又大，一次他捕杀了十几只，将肉洗净，用香油辣椒拌抄，请来客人共餐，先不说明，等客人吃了以后赞美时才揭秘。这件事经媒体曝光，一时震动了整个昆明。后来听说有位教授夫人因其吃了潘家老鼠肉，威胁要和他离婚，不知确否。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提及这件事：“还有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其实潘光旦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好奇。”看来还是冯友兰了解潘光旦。
潘乃穆也在文章中辟谣：“至于有人说什么捕得硕鼠十多只、邀来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分享，为了学术研究、夫人勉为其难等等情节，就全属于传闻，失实了。”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潘光旦太太请客
清华大学图书馆“活字典”唐贯方在三校联合后，曾负责搬运清华大学珍贵古籍南迁。在昆明时，他们一家疏散到离城二十里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烟村（梨园村）。梨烟村的东北方约四五里，是大普吉，两地相隔着大片农田。那里新盖有一院住房，是清华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还有个小普吉，因此合称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对过的是陈家营，是另一个清华家属疏散地。在陈家营，散居有黄子卿、闻一多、余冠英、华罗庚等教授家。潘光旦一家疏散到大河埂。
唐贯方经潘光旦介绍，在昆明图书馆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几斗米，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在唐贯方之子唐绍明的记忆中，清华大学的家属非常团结，谁家有好吃的，送给同事分享，在炮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场面非常温馨：“母亲常拿米磨成米面，做广东糕点送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萝卜糕’，闻起来怪怪的，吃起来很香。潘光旦太太对人和善，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到梨烟村来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亲也常来往。1945年我们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来一笼屉热气腾腾的包子，为我们送行。”
潘光旦的太太赵瑞云请清华大学家属和孩子们聚会，给唐绍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做客。那是一个独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坐北朝南，院子北边是一座二层木楼，他们住在楼上，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样从面粉中做出来的，感到新鲜和好奇。潘太太还事先向门前田主买下田里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摘蚕豆。我们专捡嫩的摘，不管是生吃还是做菜，都特别香。［1］［1］唐绍明《我心中的“金三角”———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琐记》
随着时光流逝，这段记忆愈加清晰。唐绍明晚年回首昆明艰难岁月，感慨万千：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这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是平等的真情，是战时艰苦环境的产物，这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都是不多见的。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教授种菜
陈达教授及其同仁在昆明从事过中国较早、规模较大的人口学调查研究。1938年秋，清华大学成立金属、无线电、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五个特种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旨在“收集关于本国人口、农业、工商业及天然富源等各种基本事实，并研究相关问题，以期对于国情有适当的认识，并就研究结果贡献于社会”。陈达参与了该所的筹划并受聘为研究所所长。据陈达的记载，该所原址设在昆明青云街169号，“临翠湖，颇幽静”。学校和研究所重视人口研究。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学校每年拨款四万元支持研究。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课题选择呈贡县进行开展，得到当地的支持。于是，该所为了避免日寇飞机轰炸，迁到呈贡文庙，陈达教授一家也随之疏散到呈贡。
战时生活困难，陈达教授为养家糊口，率领妻儿，荷锄戴月种植蔬菜。他在回忆录《浪迹十年》中写道：
今年余家在文庙后开辟菜地八块，崇圣祠前两块，每块不过宽一丈，长一丈六尺。略述如下（一）厨房后种白薯和刀豆，刀豆由余和旭清（按：陈达之子）下籽，成绩不佳，白薯尚好，谅可收七成。（二）西门内种刀豆及荷包豆，荷包豆种籽由李悦立县长送来，共四十粒，出苗者五粒，目下开花即已结实者仅二棵。（三）西门内往东，种刀豆、包谷、洋芋，成绩不如去年。（四）李福昌旧种烟草地，今年余改种萝卜、茄子、辣子。茄子恐不能结实，辣子不到三成，萝卜仅出十五棵。（五）往东，种刀豆，成绩甚佳。（六）往北，种黄豆，被马吃过两次，今虽又长，但恐收成不佳。（七）北墙边，每年余种西红柿……今年由莫刚老师增秧五十，种后先由松鼠偷食其茎，结实后松鼠又食其果……（八）屋东，种西红柿及南瓜，西红柿今年有黑病……南瓜为毛虫所食……（九）屋南即崇圣祠前，种西红柿及冬苋菜……几乎全军复没。（十）屋东南，雨季中，函高逸鸿兄买冬苋菜籽，寄到后即在此下籽，无出者……
陈达教授种的蔬菜，不是不出，就是被动物偷吃。教授为了生计种菜，收成不好。食物匮乏，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种菜种粮，自力更生，不仅陈达教授一家，还有更专业的。
从1941年开始，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中国的上空作战数百次，成为令日军胆寒的“空中猛虎”。1943年的秋天，昆明的空袭威胁解除了。此后，联大教师陆续搬回到城里居住，但是中国战场的情况并不让人乐观。1944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一溃千里，大批外来人口又一次涌入昆明，人口的激增导致了昆明物价的再次飞涨。
即便是住在唐家花园的终生未娶的单身教授陈岱孙、金岳霖，和未带家眷的单身教授陈福田、朱自清，也为生计发愁。由于物价上涨，买菜的钱也不够了。于是，他们在唐家花园废弃的苗圃开辟菜园子。陈福田写信给檀香山的美国亲属，从美国邮寄来菜子。大家推举李继侗作为负责人和指导，种菜自给。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这是最佳选择，生物系有个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的教授就出力，浇水，施肥。昆明的天气非常温和，一种，菜长势喜人。菜丰收了，自己动手，大伙开伙做菜，吃起来格外香。
除去唐家菜园，那时，联大的许多人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小菜园，用来解决部分的食物。而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谁动了教授的米面 谁动了教授的米面
1938年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周培源一家终于抵达昆明。周家从郊外租借了被称作“马家花园”的住宅。房东是一位马姓团长，西式宅院，堪称豪华。宅院宽大，一家住宿颇为阔绰。于是，周培源夫妇，便邀请新婚不久的任之恭、陶葆柽夫妇入住。
这里一提任之恭、陶葆柽的特殊婚礼，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他们于7月28日在北平结婚，冯友兰为其主婚。就在这一天，宋哲元的军队撤退，北平失守。当天晚上，城门了，他们在清华预备的新房也没有用，北平就沦陷了。喜庆与惊恐相伴随。这个特殊的婚礼给宗璞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将这个情节写入她的小说《南渡记》。
周、任两人均是清华学校赴美留学返校任教的物理学家，他们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患难之际，共处一院，相濡以沫，其乐融融。后来，任之恭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苦难里不无欢悦：
房子的生活设施极好。不仅如此，周是一个南方人（即来自中国的南部），而我的妻子碰巧也是南方人。结果，两个南方人非常能干而且勤劳，而北方人（我和周的妻子）只能坐享我们的两位“吃苦耐劳”者提供的安逸。后来我们甚至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厨子。他烹饪的猪肉我们非常喜欢吃。他烹饪的方法是在地上挖个坑，在坑的两头支上木棍，架住乳猪，用一种原始但有效的旋转方法来烧烤。我们享受着他做的美餐，但到后来我发现他“欺骗”我们的技巧不亚于他的烹饪天才，让他买米，他把其他东西垫在米桶底部，上面再放上米。看起来好像很满，从而将其余的钱侵吞。后来我们把他解雇了。［1］［1］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版
任之恭还遇到一次比失窃更糟糕的经历，从昆明回大普集的路上被人抢劫。
那时，清华特种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兼顾着科研和教学的重任，经常在大普吉和城边学校之间的道路上奔波。虽然有公路，但他们无车可乘或无钱坐车，进城上课主要靠走路，要从大普吉步行到黄土坡才能搭上马车，当时有自行车的是极少数人。治安很差，回来晚了有危险。
1943年某日，任之恭下课后，天已经很黑了，在路上不幸遇到了两个散兵，他们不仅抢走了任之恭的自行车和为家中买的一袋面以及其他水果、蔬菜等所有物品，还把任之恭捆绑起来后逃走了，任之恭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只好慢慢地走回家。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游国恩：米让挑夫挑走了 游国恩：米让挑夫挑走了
1942年暑假，游国恩（泽承）应好友罗常培邀请，到西南联大及北大中文系执教。游国恩是《楚辞》研究专家，1926年就出版研究专著《楚辞概论》。游国恩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
由于日本飞机经常来犯，联大教师多住在乡下。游国恩住在离城二十里的龙头村。乡间住宅条件差，有时甚至漏雨，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进城去住。
住在乡间时，游国恩进城上课都须步行（后期有一半路可乘马车），他的课都集中在一两天内上完，授课期间住在城里学校的教师宿舍。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薪水入不敷出，游先生当时还兼了两个差，一是在留美预备班讲课，一是在云南大学附中教国文，教学任务极为沉重。不仅如此，向来不过问家务的他还要负责买米和买柴炭。
游先生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米，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先生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夫人问他：“米在哪里”？游先生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关于这段艰苦的生活，游先生曾写过一首题为《昆明大西门外口号》的诗，可作为当时情况的写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栖栖牛马走，仆仆沮洳道。持此衰病躯，犯死换温饱。摇摇战风霜，城上有劲草。”［1］［1］游宝琼《游国恩先生在西南联大》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姜立夫、叶楷碾米
1937年，姜立夫因为夫人胡芷华（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的小妹）分娩期近，没有随同南开师生南下，暂时停留在天津等待夫人生产。9月份，儿子出生，半百得子，让姜立夫非常高兴，给他取名“伯驹”（姜伯驹后师从江泽涵，成为拓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誉满中西）。1938年8月，北方局势恶化，姜立夫带着全家迁到上海，11月，姜立夫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仲騄”。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经在昆明组建联大，要求姜立夫回校。
姜立夫牵挂着内陆的广大师生，把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自己义无反顾地独身前往联大。此一别，八年不能相见，直到抗战胜利后，姜立夫一家在上海团聚。
姜立夫只身一人在昆明，幸好有侄女姜淑雁、侄女女婿叶楷一家相伴，生活上相互照顾。叶楷1933年留学美国，193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洋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时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教授、西南联大电机系教授、系主任。1943年，西南联大数学系缺教师，姜淑雁到数学系任教。抗战期间，姜立夫夫人胡芷华则在上海大同大学任教。
在昆明，姜立夫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除了教学工作，他主要从事两项重要的活动。
一是成立“新中国数学会”。这个学会是因抗日战争时期，交通不便，中国内地的数学家们鉴于当时西南的科学空气相当浓厚，原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数学会”与西南各省无法联络而成立的。成立会1940年在西南联大召开，选举姜立夫为会长，理事有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孙光远、杨武之、江泽涵、华罗庚、陈省身等人，陈省身任文书，华罗庚任会计。
二是受命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陈省身的协助下开始筹建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因国内现代数学研究基础薄弱，当时未能成立数学研究所。后来在姜立夫、熊庆来等人的努力下，渐成气候，条件成熟。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拟增设数学研究所，聘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当时他患病已久，在1940年12月25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写道：“十二指肠内有疮，年来时发时愈，医生谆嘱节食静养，教课之外，不许旁骛。”但是，为了现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毅然受此重任。1941年3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延聘、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资料的积累、经费的筹措、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取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论证，并马上以极大的精力着手克服面临的困难。陈省身先生在《立夫师在昆明》一文中指出：“立夫师任筹备处主任。他洞鉴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情形，只求切实工作，未尝躁进，树立了模范。”
当时联大教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而生活没有保障，大学者也要为吃穿劳神费心。
姜淑雁在《怀念慈爱的叔父姜立夫教授》文中写道姜立夫、叶楷领“公米”和碾米的故事。因为物价飞涨，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政府发给联大的教授一种价格低平的所谓“公米”票，凭票可领取一种极粗的糙米。可是，管这种“公米”的人，也往往凭借这点小小的权力刁难人，给领米的人不必要的难处，等到花费许多时间气力把米领到手，却米质粗糙，难以下咽。姜立夫先生患胃溃疡、十二指肠出血症，更不宜食用糙米。于是，必须将糙米送往碾米厂加工，从米仓到碾米厂，还有一段路程，所以不能肩负，就得雇马车。这已够难的了，尤甚的，碾米的人，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个接一个地把米袋提上碾机，机器刷刷地开动，你就得张开口袋，等着碾过的米从斗中倾入。就这样一份工作，必须眼疾手快。姜立夫和叶楷都不是这方面的“能手”，经常把米撒了一地，等不到拾捧，后面等着的人们就上来了，撒落的米就只好白白地丢掉。为了每月能领到这点“公米”，不得不花费一整天的时间，花费许多精力，可是，等把米弄回家，往往只有半袋。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朱德熙初品干巴菌
干巴菌，是昆明的土特产，是昆明人待客的上等佳肴。它生长在阴暗潮湿的松树松毛多的地方。干巴菌不像一般菌子是圆扁的，而是一坨一坨的，那模样像腐朽的棺材板，也可以说是一坨干了的牛粪，一句话，样子不好看。笔者觉得用牛粪来形容干巴菌，有点唐突这人间美味，可是看到干巴菌的样子，肖其形，像极了。
汪曾祺是怎样描述干巴菌的呢？“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工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朱德熙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一次，听到唐兰先生讲的古文字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师从唐兰先生专攻古文字学和甲骨学。朱德熙和汪曾祺就是在这个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一生的友情，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他们的友情也洋溢着干巴菌的清香滋味儿。
在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关于昆明干巴菌的记忆片段。朱德熙的老师唐兰先生是美食家，在西南联大的老师中，恐怕只有唐先生家知道如何拣除干巴菌的松毛，松毛拣不干净，吃到口里如同针扎。朱德熙第一次吃干巴菌，就是在唐兰先生家吃用干巴菌做的打卤面，味道非常鲜美。
一天，朱德熙到唐先生家里去。见到唐先生和师母在屋檐下聚精会神地挑拣干巴菌中夹杂的一根根烂了的松毛。唐兰看到朱德熙来了，故意问他见过这东西没有。朱德熙还以为是什么新发现的古物，看着朱德熙大惑不解的模样，唐先生很得意地哈哈大笑：“我估计你也不会知道，这就是昆明野生菌子干巴菌，样子很不好看，吃起来非常好吃。”唐先生留下朱德熙吃师母做的面。朱德熙吃过，大饱口福，意犹未尽地对当时的未婚妻何孔敬说：“奇怪，唐师母做的打卤面真鲜，好吃极了。”
朱德熙难忘干巴菌的美味，结婚前对何孔敬说：“看样子真可怕，想不到吃到口里有股子清香味，味很鲜，很好吃。孔敬，等我们结了婚，把汪曾祺、施松卿叫来，你给我们做回干巴菌吃，好不好。”
结婚后，何孔敬真的给恋爱中的汪曾祺、施松卿做了肉丝炒干巴菌，以飨好友。汪曾祺吃了赞不绝口。认为干巴菌是菌子中味道最深刻的。他曾写下过这样的顺口溜：“……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
何孔敬在她的晚年回忆录中特意详细说明了干巴菌菜谱。干巴菌里不但藏有松毛，且有红泥沙土。先把干巴菌里的烂松毛一根一根地剔除出来，然后撕成一丝一丝的。在汪曾祺的印象中，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放在清水中浸泡，泡到没有红泥沙土为止。“配料肥瘦肉丝各半，红绿辣椒丝少许，猪油、素油皆可。先把油炝热了炒肉丝，放少许好酱油，炒到光了油，
再放上干巴菌、辣椒丝，一同炒一炒，就好起锅上盘了。”
汪曾祺这样的美食家回忆初次品尝干巴菌：“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这话真妙，可以想见干巴菌之美。汪曾祺还说：“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时无异。”
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昆明出差归来，带回一大包干巴菌，从机场送到朱德熙家。朱德熙正在北大上课，何孔敬接过这包菌子，由衷地说道：“千里迢迢，大老远地给德熙送来干巴菌，多不好意思。”汪曾祺说：“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如果说西南联大那一代人的友情清淡时如水，浓烈时如酒，那干巴菌的味道中隐藏着多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又蕴藏着多少代表着情谊的“意思”。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留在了昆明，干巴菌成为他们战时清贫生活最好的犒赏，成为风云激荡之中美好生活瞬间的一个符号标志，干巴菌上，留存西南联大学人的逝水年华和青春印记。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汪曾祺与云南的菌子
冯至在联大任教时，有一段时间疏散到昆明杨家山林场，他以优美的文笔，在一篇题为《一个消逝的山村》的散文中，写采菌子：
雨季是山上最热闹的时代，天天早晨我们都醒在一片山歌里。那是些从五六里外趁早上山采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阳出来一蒸发，草间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红如胭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还有一种赭色的，放在水里即变成蓝的颜色。我们望着对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湿，在草丛里，树根处，低头寻找新鲜的菌子。
汪曾祺也在文章中多次写云南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野生菌可以说是上帝赐予的人间美食，联大师生对各种各样的菌子感情很深，面对摆上餐桌的大自然的馈赠，心生感激之情。汪曾祺印象很深的三种菌子是牛肝菌、青头菌、鸡枞。
先来看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时熟后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须加大量的蒜，否则会昏倒。这种菌子是联大食堂里的一道菜。有个女同学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可能是大蒜放少了。在汪曾祺的印象中，牛肝菌滑，嫩，鲜，香，很好吃。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肺腑。
牛肝菌价极廉，而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青头菌菌盖正面微带苍绿色，菌折雪白，烩或炒，宜放盐，用酱油就不好看了。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
今人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1］文中这样描述青头菌：“青头菌也长得漂亮，美丽的绿斑如一幅染出来的水彩画，浅一块深一块很诗意地印在凹凸有致的菌盖上，活像一位头戴瓦帕的彝族妇女。想不到野生菌也有绿色的！我每次见到这种带点绿色的青头菌，就会想到那墨绿可爱的新鲜蔬菜，就有了想吃这种菌子的欲望。”
鸡枞，野生菌中名贵者。菌盖小，菌把粗长，吃这种菌主要就是吃形似鸡大腿的菌把。在汪曾祺看来，鸡枞当为菌中之王，其味正似一年的肥母鸡，还有过之，因鸡肉粗而菌肉细腻，且鸡肉绝无菌子的特殊香气。
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鸡枞的做法：“放点腊肉或火腿肉片炒一下，放水煮出来，那汤汁白白的，浓浓的，味道与鸡汤一模一样，又鲜又甜。就算不放火腿肉，鸡枞炒出来照样像鸡肉一样鲜美可口。更高级的吃法是油炸鸡枞，吃起来香味扑鼻。炸时放点花椒，把鸡枞用油炸到七八成干后浸泡在香油中，可贮藏一年不坏。这种油鸡枞我们只舍得用来做佐料，煮面条、米线时放一点点，早餐就变得十分可口了。但这种山中美味，数量极有限，你就是翻几座山头有时也不一定能找到一窝鸡枞。”
我们从汪曾祺的文章描述可知，西南联大在昆明时，这种菌子在云南并不难得。汪曾祺讲了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
岁月沧桑，菌味依然。只是，西南联大那个时期的精神和风流，永远消逝在历史水云间了。时空转换，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大学生，如今健在的，都已到耄耋之年。他们更加怀念云南的人间草木。
汪曾祺擅饮酒，微醺时，爱画几笔。他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友巫宁坤写信向他要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汪曾祺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跋曰：“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菌中岁月，纸上滋味，味中风云。笔者为写这篇小文，多次查阅汪曾祺的著作，每次沉浸其中掩卷之时，恍惚之间，想到这样一位极品的老头儿，已经仙逝十余年，思之怅然。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费孝通品烤茶
1943年1月，驻大理的国民政府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因办滇西战时干部团的需要，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9位学者前往大理讲学。这些学者是：罗常培、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燕树棠、蔡维藩、张印堂、陶云逵、张文渊。另有《旅行》杂志主笔孙福熙，还有清华大学近期毕业生王俊陶。28日，一行抵达大理，30日至2月4日讲学。讲课毕，因慕东南亚佛教圣地鸡足山之名，前往鸡足山。
这些教师中的费、罗、潘、曾、孙5人，由宋希濂陪同，于2月5日从大理东门出发，当晚睡在洱海边的船上。从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第二节“洱海船底的黄昏”中，可知当时的情形。“风声，水声，橹声，船声，加上船家互相呼应的俚语声，俨然是一曲自然的诗歌。这曲诗歌非但是自然，毫不做作，而且是活动的。船身和坐客就在节奏里一动一摆，一俯一仰，顺着这调子，够人沉醉。”潘光旦和费孝通坐在船上，两人闭眼静坐，享受这半个黄昏。但两人相对默然又不免煞风景。是烟和茶打破两人的沉默。费孝通写道：“潘公常备着土质无牌的烟丝，我也私自藏着几支香烟，可以对喷。”两人对着一船风声吞云吐雾，为增加兴致，问船家要茶。船家低了头，手里拿着一个小土罐在炭上烤。烤什么呀，为何不去拿茶壶？费孝通感到纳闷，又有点不耐烦。可是，不久，顿觉茶香弥漫，满船春色。潘光旦很得意地靠着船板，笑眯眯地用云南话说：“你家格是在烤茶乃？”
何为烤茶？费孝通以简洁而不失雅致之笔墨娓娓道来。大理之南，顺宁之北，出一种茶叶，看上去很粗，色泽灰暗，香味也淡，决不像是上品。可是装在小土罐里，火上一烤，过了一会，香味就萦绕。香味一来，就得立刻用沸水注入。小土罐本来已经烤得很热，沸水冲入，顿时气泡盈罐，稍等片刻，即可饷客。因为土罐量小，若是有两三个人，每人至多不过分得半小杯。味浓，略带一些焦气，没有咖啡那样烈，没有可可那样腻。烤茶清而醇，苦而沁，它的味在舌尖上，不在舌根头，更不在胃里，宜于品，不宜于饮；是用来止渴，不是用来增加身体水分的。
费孝通在云南呈贡有名的魁阁读书时以好茶名于朋侪间，品了烤茶之后，“才恍然自悟三十年来并未识茶味”；而潘光旦尝了以后说“庶几近之”，意思是他还领教过更好的。费孝通对洱海船头的烤茶很满意，并发感慨：“可惜的是西洋人学会了喝茶，偏偏要加白糖。近来同胞中也有非糖不成茶的，那才是玷污了东方文化。”是呀，茶，原本极接近天然的滋味，得天地精华之原味，茶生在中国，自然是和中国的琴棋书画连在一起的，是经过儒释道之水浸泡过的，这滋味西方人难得其妙处。
汪曾祺对云南的饮食描写细腻，美食之中有悠长的文化韵味。查其《寻常茶话》一文，有对烤茶的描绘，但语焉不详。“我在昆明喝过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在大理的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了一下，没有买。若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感觉别扭，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饮烤茶，讲究的是情境和氛围，要么像潘光旦和费孝通两位先生，在风生水起的船头，听欸乃声声，看暮色四合，苍山洱海渐渐被水汽和雾霭氤氲。要么像汪曾祺和知己二三子，在昆明淅淅沥沥的雨季，泡在茶馆，闲敲棋子，或者谈一谈联大的文艺演出……。此情此景，品烤茶，可暂时从抗战的硝烟和炮火中解脱出来，浮生偷闲，可抵一枕黄粱美梦。
联大学者鸡足山之游之后，收获了三种学人游记。罗常培的《鸡足巡礼》、《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收入《苍洱之间》一书；潘光旦写的《苍洱鸡足行程日记》分两次刊登在《自由论坛》上；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共7篇，是年5月在《生活导报》连载后受读者欢迎，即以“生活导报文丛之一”出版单行本，4个月后再版。这书有潘光旦作的序言。
四 联大师生的饮食 联大学子的“八宝饭”
联大的厨房当年由学生们轮流兼职。上海师范大学退休教授、1939年入学的联大学生李宗渠对此记忆犹新：“整个女生食堂一顿饭大概开20桌，烧菜只用10两油（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多）。烧饭用的水是井水，米汤酸得跟醋一样，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里有股酸味就往哪里去。”
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去上头两堂课。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米饭。但因政府供给的“公米”是劣质米，多年的陈米，非常粗糙，且米饭里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联大的学生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其色红，其味冲，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嗅到，对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验。谨将享用秘方留下：盛饭半满，舀汤或水一勺，以筷猛力搅之，使现旋涡状，八宝中即有七宝沉于碗底，可将米饭纯净度提高到九成左右。”
有人为“八宝饭”编了一首歌：“八宝饭”味道香，八种成分“营养高”，沙石稗谷泥壳汤，黄霉素配鼠屎汤，感谢上帝的“恩赐”，我吃“八宝”你喝汤，谁知熬到何年月，八宝也许难吃上，十儒九丐啼饥寒，百代盛世莫悲伤。
一位不愿意披露真实姓名的中科院院士C在回忆西南联大时，提到当年他写给在重庆的恋人丽芸的信中真实地描绘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其中就有“八宝饭”：
刚来的时候，吃的还算好，可现在物价涨起来了，一顿只能喝上几勺清水白菜汤。还有恼人的“八宝饭”，丽芸你知道什么是八宝饭吗？就是砂子、稗子、糠皮、老鼠屎与大米主食混在一起的一种战争时代的特殊食品，奇怪的是吃这种难以下咽的八宝饭，居然有人把老胃病给吃好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也许是我们颠沛流离感动了上帝，耶和华大人要让我们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这个苦难的民族。
同学们都在发奋学习，准备将来报效国家。丽芸，和南京街头那些惨遭屠杀的同胞相比，我们能够逃出来，并且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一切都应该知足了。八宝饭虽然太难吃，可对于一个顽强的生命来说，那同样是上帝的赐予，我会坚强地活下去的，不要为我操心。
正是如这封信中流露出的坚强、乐观、感恩之心，促使着联大学子发愤
图强。八宝饭填不饱青年学子的肚子，却养育了坚韧忠贞的灵魂，后来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他们大多有过吃“八宝饭”的经历。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联大师生离不开汽油箱
战时物质匮乏，汽油箱大显身手，其用途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学生宿舍中，每人可放一张木板床，并领到原为装两桶一加仑汽油的木箱四、五个作为书桌、书柜和座凳。
1938年5月30日，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已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来到昆明已将一个月了，学校也上了两个礼拜的课了，学校搬来昆明后，诸事较前振作，功课虽然是在刚开学的几天，已很显出忙来了。尤其我们工学院的，今年每星期竟有三十五小时的课。”接下来，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了汽油箱：“我们住在一个师范学校中，教室是在农业学校，两下竟距离大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这里还没有电灯，我们用的是植物油灯，但因为不够亮的关系，所以在念书时还要用洋蜡。我们用的桌子是用汽油木箱和木板搭成的。柜子也是汽油箱。注册组的柜台，会计室的柜子，都是由汽油箱改造的。汽油箱的功用，在联大正显出了伟大。”
汽油箱的确在联大显示出“伟大”，战前生活比较优渥的教授，对汽油箱也格外看重，清高的教授在生活中里离不开汽油箱，而且箱箱计较。
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写到汽油箱：“闻昆明工学院每人以洋油木箱九只作床铺，盖既便且廉，向航空学校包购，国币一角一只。予遂效法购到三只。蒙自已涨价，每只索一角五分，叠至床前，聊当小柜，顶上可置盥洗杯具，内可置些衣袜。”看来，因汽油箱需求量大，成为紧俏商品，涨价也在情理之中了。
《吴宓日记》1939年7月15日记道：“晨，办杂务。11：00晤叶公超，殊为郁愤。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范楼上五室，与超及金岳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后，始许宓迁入。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三十个，以供其家用，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论价值，远不相抵。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园寓宅，不我与。”
吴宓教授的满腹牢骚，皆因汽油箱而起。要知道，汽油箱是联大师生的生活必需品，可用汽油箱组合出多种家具使用。
用汽油箱还可以分割房间，形成独立的“自由王国”。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室曾设在位于昆明崇仁街四十六号，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清华、北大、南开的办事处都在这里。北大办事处是三层楼上的一间统的三开间的屋子，只南北有墙，东西两面都是板门，假使门全开了，外面还有廊，栏杆，就很像一个亭子了。在靠西的南北两角上，各有用木板隔成的一间小房，放下床铺后，余下的空间恰好能摆上一张办公桌、椅和一个衣箱，北大校长蒋梦麟和秘书章廷谦一人一间，章廷谦的那间是在南首，靠楼梯。后来，杨振声搬进来，在东首靠南的角上，用汽油箱垒起来，和蒋梦麟的那间并排隔了一间。三人像下围棋似的，每人各占一角。
章廷谦的《在昆明》文中写到汽油箱的价钱和广泛的用途：“这些汽油箱，原是校方以每个一角钱的代价向航空委员会买来的，除公用的外，就转让给同仁。因之不但同仁们的书箱，衣箱，柜子……果然都是它，还往往用三个箱子叠起来当作茶几，横摆着铺上一块椅垫便当沙发。还可以搭出其他用途的很大方很雅致的式样，犹如七巧板，一拼凑就凑出一个花样。八年来这些木箱一直陪伴着我们，在离开昆明之前，我们也没有舍得离开它们。”
1940年，赵瑞蕻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和女友杨苡结婚了。两人的新居就在离翠湖不远的一条叫做玉龙堆的小巷子里。两人用空汽油箱做书架，用空汽油箱搭成床。在此才安顿了一个多月，遭到了日寇飞机的空袭。1940年9月30日，两人跑警报归来，一进门，就被院子里一片惨相震惊了：围墙塌了一面，满地是折断的树枝。“打开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的大床单的床上满是尘土……”
汽油箱，空空如也，但盛着联大师生们生活的艰辛、悲喜与哀惧。汽油箱见证了他们饱满充实、同仇敌忾的每一个日子。汽油箱伴随他们读书、写作、治学和休憩，珍藏了他们弦歌不绝的昆明岁月。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吴宓钱穆合租“天南精舍”
1938年初，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等地，此处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
在蒙自城墙外面，有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全部用熟铁造的阳台。这栋楼属于一位犹太希腊商人，他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歌胪士”。联大便租用这座歌胪士洋行作为教师宿舍。
蒙自人士对联大前来办学都很欢迎并热心帮助，领事馆等房舍不够用，桂林街王姓，把两进四合院的前院让给潘光旦等教授住；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让给冯友兰等教授住；早街周姓，让出三层楼房给女生住，楼高风大，被称为听风楼。易社强这样描述听风楼的来历：“一栋巨大的带有围墙的公馆是属于周柏斋一家的。周是一位富有的锡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馆的一面租给联大，用作女生宿舍。……担心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思乡的女孩听着呼啸的风声直到远山晨曦初露，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于是，她们管它叫‘听风楼’。”
吴宓在蒙自，同南岳临大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有课时，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之所。
“红楼”是吴宓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诸位先生租赁的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吴宓在这里读书、游玩度假，至10月末始离开，此时，文法学院已迁回昆明。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吴宓、贺麟于4月21日与房主订立租约。月支付租金40元，红楼内有床、桌、椅等家具，厨房有餐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吴宓住在楼上南间：“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也。”吴宓有诗《始居天南精舍》。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尽管室友空前团结，但由于志趣和个性差异，室友之间有亲有疏，吴宓与贺麟过从甚密。不久，贺麟离开蒙自，前往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吴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长，以报国家社会，而有《善生》周刊之计划。……主以道德理想，指导批评一切人一切事。麟极以为当办，且自任此去随缘相机，为之游说提倡。于是日上下午，宓撰成《创办善生周刊计划书》。前半宗旨及内容，后半组织及经费预算。交麟收藏带去。”此时吴宓对贺麟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多年老友汤用彤的感情，当时吴宓与贺麟、汤用彤、钱穆等七人同住天南精舍，贺麟去重庆后，吴宓感叹：“自麟去后，天南精舍中，无可与谈理想志业之人。”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何妨一下楼主人”（1）
1938年8月，闻一多妻子高孝贞携五个孩子及帮佣赵妈来到昆明，一家人得以团聚。1939年暑假，闻一多开始了一再延迟的学术休假，全家搬迁至晋宁县。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闻一多开始接替学术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38年初，因地处边陲，远离战火，相较于北平、武汉和长沙等地，蒙自简直就是一个动荡中的桃源。对于蒙自的环境，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闻一多都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此时不时传来的都是一些战局不利的消息，但此时闻一多对抗战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其心境也较为平和。尽管比清华园的生活要艰苦许多，但他却延续着清华园的生活状态。对闻一多而言，作为一个学者共赴国难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潜心于学术。
1938年5月，闻一多在给友人张秉新的信中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索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闻一多为何不下楼，有一段隐情。后来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回忆：“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们简直是活受罪。”
抗战已经到了1938年的春天，直到这个时候，联大教授中仍然有主和派。主战派和主和派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在散步时，有时在饭桌上。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有详细描述：
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民族国家之出路，尤其是对于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自然希望虽同，而看法不一。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大体说来，不外分成两种不同的观点。盖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战争，必有其准备，开始与其结束，亦必有其主和与主战两派，更必有其胜败之判别。此实无可逃避于天地之间者。今兹所谓两种不同的观点，自然只就笼统而言，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屈谋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曲，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至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逆料。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为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诸友偶或谓专研政治者当有所见。予辄谓苟向一般民众谈话，自应采取甲方立场，若关起门来，私相推测，尤其是为整个国家前途打算，则允宜力求客观，参考史例，而长期打算。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大概就是蒲薛凤《蒙自百日》文中说的“主和派”。当时陈寅恪和吴宓对抗战时局持悲观态度，哀伤的情绪在其诗文中有所体现。蒲薛凤文中的观点比较公允、客观。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1938年8月底，闻一多去贵阳接家眷抵昆明，住在福寿巷三号，这是陈梦家帮助闻一多租的。院子约三十平方米，正南为三间正室，东西各有两间厢房，均为两层木结构楼房，宽敞豁亮。闻一多一家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此时，闻一多之弟闻家驷已经接到联大外文系聘书，教授法文。闻家驷一家住在楼上另一厢房。
闻一多一家刚在昆明福寿巷三号住下来，还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日寇飞机轰炸。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的文章：
1938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轰炸。我父亲与伯父正在小学读书，家里让保姆去接他们，没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着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走了。回来的路上，飞机来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结果一片瓦片坠落，以致头部受伤。
为了防空，祖父曾与冯至以及叔祖父闻家驷全家住在一间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一旦炸弹爆炸，山洞倾塌，难免将人埋在里面。有这次侥幸逃生的经历，全家搬到昆明城外，与华罗庚同居一屋。环境非常简陋。两家只隔一块布帘。华罗庚就在这里写出了《对数论》。直到1939年8月清华恢复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带领家人迁居。在昆明，联大教授这样动荡不安绝非闻家一家如此。
闻黎明文中提到的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同居一室是在陈家营时期，那是怎样的居住条件呢？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共14口人，在一间阴湿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人均占有空间不足1.2平方米。闻一多一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住屋子西头，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原想互不打扰，可半夜华罗庚的小儿子尿床，可以一直湿到闻一多家这半边。雨天到来的时候，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饭碗、尿罐集中起来，抵挡雨漏。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如此相依为命的，又岂止是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呢？后来，华罗庚先生写了一首七言小诗，真实描绘了他们在陈家营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金岳霖陈岱孙合住戏楼包厢
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被炸的地区恰为昆师所在的西北城厢区，中了好几枚炸弹。联大所借赁的三座楼中，南北两楼均直接中弹。所幸的是，两楼中的联大学生已全体躲避，无一伤亡。但不幸的是，有两位挤住在南楼、新从华北来昆明准备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的外省同学，未受过空袭的“洗礼”。当敌机临空时，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
日寇的飞机空袭，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大师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我们从陈岱孙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住所几度被炸，几度搬迁：
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岳霖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住包厢，稍加修缮，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
空袭不仅使他们寝住难安，更给他们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不少麻烦，给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古庙安家
战争是长期的，人们没有抱怨，没有倦怠，相反，西南联大的师生精神上都是昂扬的，坚守战时教育的岗位，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生物学家蔡希陶在黑龙潭的一所小房子里开设了植物研究所，从事云南植物种类研究。
光学专家严济慈率领北平物理研究所的员工在黑龙潭一座古庙里安了家，立即接受了当时军政部兵工署所需的仪器生产任务，为前线制造了五百架一千五百倍的显微镜、一千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用于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等多种军需用品。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一座潮湿的尼姑庵中，坚守他们创建的营造学社的工作，哪管空袭警报，哪管病体拖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同仁，坚持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研究，致力于学术，半年之内走访三十五个县，费正清称之为“献身科学的典范”。
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文中回忆：“我们在麦地村住在一个尼姑庵中。庵里供着菩萨的大殿就是营造学社的画室。其侧室是刘致平先生的卧室。我们一家住在同这个大殿呈直角的一间半房子中。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住较大的一间，另外的半间（约六七平方米）被一分为二，后半部为外婆的卧室，前半部就是全家所在的起居室。”
1942年，美国外交官费正清到昆明看望清华大学的老朋友。他发现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全家住在秦家祠堂，“他（张奚若）睡在供满灵位的祠堂正殿里，殿外四周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幽静园子。”费正清对自己的见闻感到无比震惊：“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顽强的斗争，但是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你可以想象此种处境———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通货膨胀产生令人惊愕的反常现象，费正清说，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给他一年薪金。
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虽是“部聘教授”，过的却是“一室之中，同住人猪鸡狗；十天之内，历经春夏秋冬”的日子，常年一件粗布长袍、一双黑布鞋，简陋的床、衣箱、书桌，但他严谨治学，笔耕不辍，著名的《热工学》一书就是在跑警报期间完成的，他因其敬业爱岗精神被誉称“爱国公真陆放翁”。
社会学家陶云逵（后加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调查边疆社会，足迹遍全滇，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人类学，测量数千个个案体质，从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及地理环境的调查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大量文献、文物、图片等，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被誉为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拓荒者。在陶云逵影响下，“魁阁”成了一个研究边疆人文的社会学派。
费孝通先生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中回忆，抗战时期，他和陶云逵等人同在位于云南呈贡魁阁的社会学工作站从事研究，常常因学术见解不同而论辩、切磋。“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由此可见，那一代学者在战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学术研究。
关于魁阁，还得从敌机轰炸昆明的文化区说起。陶云逵的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栖身之所变成了一个小土丘。陶云逵找费孝通，费家也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见面，轻松地说：“等了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费孝通说，“感谢”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室也不会搬到乡下。陶云逵把边疆人文研究室安置到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费孝通说“魁阁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朱自清的住所
1939年9月6日，朱自清和妻子陈竹隐去梨烟村看房子，在外语系教授吴达元家用丰盛的午餐。然后，朱陈夫妇访房东魏先生，他分给朱自清楼下三间房子，带一个厨房及一个女仆用的小房间。13日，朱自清将家搬到梨烟村。搬家共用了七个牛车和五个搬运工。
1940年夏至1941年夏，按西南联合大学规定的教师“轮休”制度，朱自清可以带薪离校休假一年。朱自清可以有一段完整的时间，从事早已酝酿成熟的对中国经典文献的学术研究。但昆明物价高得惊人，身为知名教授，亦难养家糊口。计议再三，终于决定迁家到夫人陈竹隐的故乡成都。1940年上学期，一放暑假，朱自清就离开了昆明，8月4日到达在四川成都租得的、夫人及孩子已搬至此处的家──成都市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内的旁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瓦房。
朱自清在成都休假这一年，编写了两本国文教学的教材。
叶圣陶说：“1940年夏天开始，我在四川教育科学馆担任专门委员。工作任务是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实在没有多大把握，除了各县去走走，参观国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跟国文教师随便谈谈，就只想到编辑一套《国文教学丛刊》。丛刊的目录拟了八九种。其中两种是《精读指导举隅》跟《略读指导举隅》，预先没有征求佩弦的同意，就定下主意我跟佩弦两个人合作。因为1940年夏天到1941年夏天佩弦轮着休假，在成都家里住，可以逼着他做。去信说明之后，他居然一口答应下来，在我真是没法描摹的高兴。于是商量体例，挑选文篇跟书籍，分别认定谁担任什么，接着是彼此动手，把稿子交换着看，提出修正的意见，修正过后再交换着看：乐山跟成都之间每隔三四天就得通一回信。1941年春天，我搬到成都住，可是他家住在东门外，我家在西门外，相隔大概二十里地，会面不容易，还是靠通信的时候多。两本东西写完毕，现在记不起确切时日了，好像在那年暑假过后他回西南联大之后，写的分量几乎彼此各半，两篇‘前言’都是我写的，两篇‘例言’都是他写的。”
1941年4月30日，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办《文史教学》，朱自清、叶圣陶、顾颉刚、钱穆担任编委。
朱自清休假返回联大任教，仍然住在梨烟村，但妻与子留在成都。过了不久，朱自清由梨烟村迁居至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和几个同事一起，住清华大学单身宿舍。此时，朱自清已经辞去联大和清华大学的行政职务，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沈从文多次到朱自清的单身宿舍，在他的印象中，朱自清这位严谨而清寒的学者，缺食少衣，除参与联大和同事的活动，生活有点寂寞：“就在那么一种情形下，《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地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1］沈从文《不毁灭的背影》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梁思成林徽因建房子
1938年1月中旬，林徽因经过三十九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昆明，租居于翠湖边巡津街尽头的昆明前市长寓宅“止园”。梁思成的背脊椎关节炎硬化症复发，病倒约半年。
2月，林徽因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就读于“恩光小学”。后转进许地山办的“两广小学”。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描述家庭生活：“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吃的……”林徽因还给费慰梅描述了孩子们的情况：梁再冰常常带着一幅女孩子娴静的笑容，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待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1939年秋天。梁思成林徽因迁居昆明郊外麦地村的“兴国庵”，庵里的尼姑已经走空了。由于兴国庵里入住了营造学社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同仁，房子非常紧张，梁思成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半房子里。1940年5月林徽因迁居离麦地村两里的龙头镇龙头村，并在龙头村设计、监制了自己和钱端升两家比邻的住房。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介绍：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里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东北8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用人（佣人）房，因为不能保证这几个月都能用上用人，尽管理论上我们还能请得起，但事实上超过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每月70美元左右）。
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我想这种表述方式大概是对的）。在建房的最后阶段事情变得有些滑稽，虽然也让人兴奋。所有在我们旁边也盖了类似房子的朋友（李济、钱端升），高兴地指出各自特别罗嗦之处。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避风雨”——这是中国的经典定义，你们想必听过思成的讲演的——屋顶之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住进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但看来除非有费慰梅和费正清来访，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不久，金岳霖又在龙头村建房与梁思成林徽因比邻。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中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果然，刚刚安居了几个月，教育部的调令来了。中国营造学社再次随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迁到四川。11月29日，梁思成一家和中国营造学社，不得不告别昆明的大批朋友，搬到一个远离大城市、环境完全陌生的小镇——李庄。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王力的“龙虫并雕斋”
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从1938年9月开始，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对于联大师生而言，最危险的事情是，西南联大成为日寇轰炸的目标。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越南、缅甸，原来是大后方的昆明成为前方。不过，由于美国卷入二战，成为同盟国，美军的空军飞虎队驻扎昆明，和来犯敌机空中作战，日军的空袭渐渐消失了。
日军刚开空袭时，有些人过分夸大空袭的危险，说像昆明这样大的城，用五百磅的炸弹，四角各扔一个，这座城就全完了。冯友兰回忆，于是人们就开始考虑到选择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远离军事目标。人们就开始向城外迁移，用当时的话说，叫“疏散”。
1940年秋，昆明城常遭敌机空袭，联大的教授都搬到郊区租农民的房子住。王力休假从越南回来，近郊的民房都被租完了，他只好到东北郊龙泉镇龙头村租一间民房。这是一间很矮小的破房子。当地农民习惯人畜同居，小小的房子分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关猪牛。这房子的主人搬了家，房子空了，楼上楼下的面积算起来还不到20平方米。楼下是关牲畜的，又脏又臭，四壁发黄，斑斑驳驳。王力觉得在这战争时期，有个安身之所就行。他稍事修葺，买点石灰粉刷了一下，就搬进来，住下了。房子的门低得能碰头，屋顶的瓦片能见日光，雨天漏雨，冬天透风。门外猪牛粪遍地，臭气熏人。王力和妻子夏蔚霞刚开始很不适应，时间长了，安之若素。王力在大门两边贴了副春联：“闲招白云鹤千里，静读黄庭香一炉。”他进门时，总爱念一遍字迹漫漶的春联，道一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聊以自慰。
龙头村离昆明十多公里。王力每周要到联大上一次课。他每逢进城那天，就提个书袋，穿上夫人给他做的布鞋，徒步上路。一般是当天进城，第二天早晨上课，下午转回龙头村。
1941年1月，王力的儿子王辑国就出生在这个小房子里。宗璞在回忆其父冯友兰的文章中提到这件事：“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任载坤）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王力教授写过一篇名叫“灯”的小品文。疏散到乡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菜油灯。在乡下住了一年多，他听到村里有装电灯的机会，欣喜若狂，但是装电灯的代价实在不小。显然是被菜油灯搞得困苦不堪，王力居然破费装了一盏电灯。他写道：“我住的房子距离电线木杆五十公尺，该用电线二百余码，计算装电灯的费用，是房租的百倍。我居然有勇气预支了几个月的薪水以求取得这一种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东西。于是瓮牖绳枢，加上了现代的设备。一到了黄昏，华灯初上，我简直快乐得像一个瞎了十年的人重见天日。那个一年来的良伴菜油灯，被我抛弃在屋角上，连睬也不去睬它了。”战时学者的居住条件急遽下降，清贫至此——装一盏电灯，对教授来说，是经济上的难以承受之重。省吃俭用装上电灯后，欣喜若狂。
1943年，广东人在昆明办的粤秀中学聘请王力兼任该校校长。王力把家搬到这所学校。居住条件较之以前大为改善。他的住所前面有个小院，院子里有两颗挺拔的棕榈树。此时，王力经费孝通介绍，一面为《生活导报》开专栏“龙虫并雕斋琐语”；一面又应《中央日报》增刊之约，为该刊写小品文。这个专栏叫“棕榈轩詹言”。詹言出自《庄子齐物论》，指的是小言，以示自谦。
王力在龙头村居住时，就开始为报纸写专栏。那时，他为《星期评论》撰写小品文，专栏名为“瓮牖剩墨”。“瓮牖”指他在农村居住的陋室； “剩墨”指业余之作。
王力业余时间致力写小品文，闻一多曾直言提出批评。认为王力作为语言学家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斗志。王力并不认为轻松有趣的小品是无聊乃至堕落。“龙虫并雕斋”是说，他在书斋既“雕龙”也“雕虫”——“龙”指他的学术著作，“虫”指非学术性的文学作品以及普及性的文章。
笔者曾阅读过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仅仅看题目就可略知一二，既有直切时弊、关注民生的文章（《路有冻死骨》《战时的物价》《疏散》等），也有描摹个人见闻、世情百态的小品文（《辣椒》《劝菜》《西餐》等）。王力的小品文，题材广泛，涉及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风俗教化，人情世态，新亭之痛，黍离之思。掀起了战时昆明社会画卷的一角，亦可折射战时联大学者的生活窘况。
王力为何写了大量的小品文，他在文中自嘲地说“完全为了稿费”，为了补贴生活，让饥寒的生活窘况稍有缓解，这是一方面。更大的对国统区的黑暗进行隐讽，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注和发言。从“满纸荒唐言”中可看出“一把辛酸泪”。
1983年8月，王力重返昆明，感慨良多，有《缅怀西南联合大学》诗云：“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费孝通为孩子出生找房子
位于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曾是费孝通《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重要著作的诞生地，他的大女儿也是在这里出生。
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毁坏了费孝通在文化巷的住所，14日他便疏散到呈贡县古城李保长家租住，一住就是5年。李保长家正屋四开间楼房，已经有一半租给同济大学的周先生等三家人。费孝通只好租住了一间厢房，厢房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一半是它们的猪圈，楼板的材料是结实的，可是板与板之间的缝却没法拼得太紧密，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的气味可以上升到厢房里来。厢房靠院子的一半板壁还没有起，只用草席挡着风。他希望两件事：把猪圈搬开，把板壁起好。交涉了半天，只是把板壁这一件事做到半件，至于猪圈，则没有任何进展。房东说猪的收入比全部租金大好几倍，出租房子是为了交情，而且带一点救济难民的性质，并不等钱用。费孝通对房东心怀感激：“他给我这炸弹不会炸到的房间，至少减轻了生命的威胁。”
费孝通更大的麻烦是住了不久以后，费孝通夫人怀孕了，房东出乎意料地给了他一个警告：他的孩子决不能在这里出世。房东决不是有意为难他，仅仅是为了遵照当地的风俗，据说一家人的住宅，若被别人家的孩子的血光一冲，则殃及这家人的子子孙孙。
费孝通本已请妥了一位相熟的助产士来乡下接生，这一计划不得不放弃。政府虽有明令，郊外房东不得刁难疏散居民，尤其应保护孕妇，但是乡下人碍于风俗，不准在他家生育也有他们的道理。费孝通转而求助于卫生院，不巧的是卫生院设在该县的圣地文庙，在其成立之初，就已接受了当地人的要求，绝不容留产妇。此事真是急得费孝通团团转，最后不得已找到县城的一位广东太太，以5元一天的代价，租了一间黑得看不清楚钞票数字的房间，孩子总算可以在屋内出世了。
五 联大学者的住所 华罗庚：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西南联大有“数学三杰”，就是指华罗庚、陈省身和许宝马录。虽然他们当时都只有三十多岁，但都已成为名教授。
1938年秋，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经过千里跋涉，他终于在距故乡千里之遥的昆明，找到了半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和孩子。他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与陈省身、王信忠同居一室。后来，华罗庚的房子被日机空袭炸毁。华罗庚逃过死亡的劫难，在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伸出了援手。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这是一段患难与共的生活。
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面，他们一家人住上面。这位数学家在昆明城郊农村过着“一灯如豆”、“危楼欲倒”的生活。
当时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的。而这位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以其惊人的毅力，拖着伤残的腿在相距十几里的学校与楼棚之间跋涉。晚间伏案于牛圈的楼棚，华罗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人坐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华罗庚不仅感慨万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
在当时的联大学生徐利治的印象中，“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许多想法，常常乐于谈到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收获。我每次到他家去都看到他伏在吃饭用的桌子上做研究。……他喜欢在饭桌上做研究，因为他的书房很小，桌子也不大。”［1］
天气热的时候，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数学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七年间，华罗庚开创了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不久，华罗庚的又一个孩子降临人世。华罗庚实在无力去挣额外的收入，无法将妻子送进医院分娩。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间破屋子里呱呱坠地。华罗庚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苦孩子，辛酸而不无幽默地说：“这孩子就叫华光吧，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穷困中的华罗庚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
几年以前，华罗庚在大洋彼岸追随他的英国导师研究“华陵——哥德巴赫”这一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为了纪念自己取得的成就，他给女儿起名字：华陵。从华陵到华光，两个名字包含了这位中国数学家在那个时代所有的辉煌和所有的辛酸！
英国学者李约瑟到昆明进行学术交流时，曾这样评论当时的中国教授：“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常常闻名于欧美而不得一饱。”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得到两个鸡蛋，他让妻子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妻子望着桌上剩下的那4瓣鸡蛋，眼泪不由得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
《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的巨著，在他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后，对方一拖半年才告知：手稿已遗失。《梅贻琦日记》中也提到此事。《堆垒素数论》中文手稿丢失后，华罗庚大病一场，他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他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的学术专著《数论导引》。1944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在世界数学科学领域里的成名作，数论学领域的新星由此冉冉升起。当时他只有35岁。
1944年，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昆明附近很少再听到空袭的警报声，华罗庚这才告别了在大河埂村整整住了3年的牛圈，回到城里，住在一间瓦檐低矮、潮湿拥挤的破平房里，继续他的研究。
1945年，矩阵几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诞生。它的创始人，便是在牛圈里成长起来的中国数学家华罗庚。
六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教授的“荤段子”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清华在战前曾在长沙开始建筑部分校舍，此时还没有完工，因此长沙临大主要租用长沙圣经学院的校舍。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南岳衡山。
潘光旦任教清华大学时，沈茀斋（沈履）曾任梅贻琦的秘书长。长沙临大在湖南岳麓山建校舍，他们是邻居。有一回，沈茀斋半夜有电报到，邮差误将“斋”认作“齐”字，在门外大叫：“屋里有沈茀齐吗？”吃早饭时，潘对沈说：“昨夜邮差大不敬，将尊兄的下半截割掉了。”同桌吃饭的人大笑不已，冯友兰笑得喷饭。
现存的潘光旦手稿《存人书屋拊掌漫记》保留了当时烽火连天的形势下，一群临大教授苦中作乐的生活场景记录。潘光旦记录这些生活场景，很人性化，也富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性”趣盎然，常常说些既谑又雅的 “荤段子”。随手举几例如下：
其一：余与海宗（雷海宗，潘光旦清华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离平到湘后，内子与海宗夫人皆不健笔，来书甚少，余约计每月只一信，海宗则更少，四月中，所得只一函及二明片。某日与海宗晤，谈及此事，余谓亦有法使彼等多作书乎？海宗摇头曰：鞭长莫及。余不禁大笑，徐曰：鞭字有语病！
其二：之迈（陈之迈，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成婚之夕，众大闹洞房，化成（王化成，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硕然长者，独不往。事后有人传语谓化成实有苦衷。化成离平来湘，亦既四五月，怨旷之余，曾求教于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马先生曰：可非法出精。于是非法出精之大议论，一时传遍圣经学院。之迈之婚，同人自无不见猎心喜，而化成枨触尤多，竟不入闹房之伙，同人有扣之者，则曰：闹房后归圣经学校宿舍，独自对火盆发愣，有何意味。此段问答某日传至新园，岱孙（陈岱孙，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味而善之，频点首曰：对火盆以叹息。余亟应之曰：抚孤松而盘桓。
其三：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余与芝生（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岱孙、嘉炀（施嘉炀，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初次往观。其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正接洽出让中。临时大学开办时，拟即以此为土木工程系之教员宿舍，余笑问嘉炀曰：公等何日可下蚕室？芝生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其一中的“鞭字有语病”，运用了“鞭”字在俗语里暗指男性阳具的一层含义，造成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效果。其二，陈之迈和黎锦熙的女儿黎宪初长沙结婚一事，可参见《吴宓日记》，黎宪初是和吴宓一行由北平到长沙，吴宓对黎宪初曾有短暂朦胧爱意。“非法出精”一语源自佛教，指手淫；以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抚孤松而盘桓”来对“对火盆以叹息”，不仅对仗工整，也和“非法出精”的说法遥相呼应，隐喻“自慰”，十分明显。其三的“蚕室”是一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暖室一样，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这明显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友兰所说“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出自《琵琶记》唱词，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巧妙地点出战争期间，妻离子散、流离颠沛的悲剧。
这样的玩笑对于发掘古典文献注释《性心理学》的潘光旦来说，是自然的，没有广博和雅致，也不会有学者意气相通的灵犀一点。
当年鲁迅作《中秋二愿》，其中之一是“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即使战争期间，恐怕也不容易。谁也无法把“性”和“人性”完全脱离。教授的“荤段子”，如果没有佛学、陶诗和史记的背景知识，听者准一头雾水，哪里笑得出来？今天的“荤段子”，娱乐就是“愚乐”，低俗，直白，真是围绕“脐下三寸”，没有一点文化含量了。
六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师生都爱泡茶馆（1）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茶馆便成了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联大人还发明了“泡茶馆”一词。昆明本地话说“坐茶馆”。“泡”是北方人的习惯用语，意指在茶馆呆很久，甚至废寝忘食。许多同学的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不少老师在茶馆里批改作业；一些名家大师也是从茶馆起步的。
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曾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李政道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20世纪巴黎的咖啡馆。赵瑞蕻说，“泡茶馆”已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联大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
联大的师生为何爱“泡茶馆”？原因有二。其一，联大读书，没有固定的教室，自修往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图书馆当然好，但常常没有空座位（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个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了学校最热闹的事情）。宿舍里光线太暗，阴冷，潮湿，同样没有书桌，而且也嘈杂。所以昆明的茶馆成为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其二，有一段时期，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晚上用电高峰时间，电压常降到160伏以下，白炽灯泡微微发红，怎么能看书呢？进茶馆。
吴铭绩的《联大生活追忆》一文，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联大学生进茶馆读书的情形：
西仓坡下有个翠湖公园，离新校舍不远，不收门票，游人不多，坐在凉亭里读书确实不坏。园里有一茶馆，饮茶的桌凳就放在湖堤旁边，桌子上常放着两碟花生瓜子，数量少而价钱很贵。不过，坐在桌旁不泡茶，不吃花生瓜子，看看书做做作业，倒也不要紧。
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后来实行分区轮流停电，轮到拓东路停电，工学院的学生吃过晚饭，赶紧挟起书包往外跑，去寻找有电的地区的茶馆。四人占一张茶桌，一人一杯清茶，打开书包做起作业来。平时觉得昆明的茶馆不少，但这时却又感到太少。有时跑了大半个昆明城也难找到一席之地。茶馆老板看到学生占茶桌很是头疼，因为学生一坐下来，不到关门是不会走的。一宵生意就这几个学生主顾了。当年的茶馆老板总算还能体谅我们这些穷学生，他们无可奈何，只是不再提壶来给你冲水罢了。不冲开水倒也不在乎，反正茶客之意不在水，而在借电灯之一缕微微光也。
“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五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一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当时的学生周锦荪说，“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带解决口渴问题。”茶馆的大部分老板都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针对学生，专门提供了“喝白开水只收费三分钱”的服务。
六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师生都爱泡茶馆（2）
联大学生泡茶馆读书、复习。“到了考试时，图书馆经常要很早就去占位子，后来者就每每向隅，茶馆里的生意自然就更兴隆了。”
读完书，温习完功课，娱乐就在茶馆，在茶馆聊天，打桥牌，或者下棋。
玩桥牌是最普通的娱乐，就只有茶馆里最适宜了。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泡上几杯茶，一包花生米，任你高兴的时候吵闹，牌坏的时候叫倒霉，都没有人来管你。有客人来要招待或是几个熟朋友要聊聊天，也只有在茶馆里，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教授们的怪脾气，学校里前几年的轶闻琐事，某个女同学又如何，你都能在茶馆里不劳而获。
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1］［1］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
联大学生泡茶馆，还把这一风气带到联大四川叙永分校。叙永分校缺少图书馆和阅览室这些基础设施，茶馆仍是学生读书的地方。四川的茶馆有个规矩，茶客临时走开，只要把茶杯的盖子斜扣在茶杯上，茶座就被保留下来，回来可再继续喝茶。学生们就这样花一杯茶的钱，坐上一整天。有时有的学生连茶钱也付不起，就只得来碗“玻璃”（即白开水），用它来占座位，那就会变成不受欢迎的茶客了。大多数的学生宁愿选择城中的一座小公园或河滩空地作为他们温习功课和切磋学问的场所。
和学生相比，联大的教授泡茶馆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赵瑞蕻在《离乱弦歌忆旧游》书中回忆：“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师生聊天的场所不限于茶馆，刚走出小茶馆，又在小吃摊相逢。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
泡茶馆泡久了上瘾。汪曾祺的《泡茶馆》文中写到了一个“泡茶馆的冠军”。这个同学姓陆，一怪人，还是研究生，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个陆同学，和今天泡网吧玩网络游戏的大学生相似，同样的痴迷，当年的陆同学是读书，今天的大学生是游戏，沉迷不知归途。
汪曾祺的记忆中，还有一个“茶仙”——有一姓朱的，也是研究生。他爱到处溜，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昆明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致被尿憋死。
人分三六九等，茶馆也有大小之分。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
李政道把昆明的茶馆比作巴黎的咖啡馆，是文人雅集之处，也是激发创作的地方。联大学生在茶馆写论文和读书报告，而汪曾祺在茶馆写过小说，答过考卷。有一次，汪曾祺于茶馆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
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有点类似古诗人，题诗于壁。这使汪曾祺大为惊异，他纳闷，这是什么人写的呢?
大茶馆有文艺演出，多是民间曲艺，有时唱围鼓，吸引茶客，这叫“吃围鼓茶”。茶馆里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有，汪曾祺泡茶馆，丰富了人生阅历，在茶馆读世阅人，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没有泡茶馆的经历，恐怕不会写出汪氏独特的小说，也不会有《沙家浜》“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这样脍炙人口的唱段。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汪曾祺总结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汪曾祺还有一首诗，回忆当年泡茶馆的时光：水厄囊空亦可赊枯肠三碗嗑葵花。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
六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沈从文、施蛰存淘古董
当年昆明有一条佛（福）照街，夜幕降临自成夜市，大约摆有五六十个旧货地摊，每一个地摊上都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施蛰存说，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这些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流，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有五金、电料、零件、衣服和日用品之类，一般不会引起联大学者的兴趣，往往看一眼就走过，但偶然也会有意外发现。
沈从文初到昆明时，常和当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在电石灯的绿光里晃动着他们的身影。1939年1月，由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合并的国立艺专迁到昆明，国立艺专校长滕固、雕塑家江小鹣，也经常逛福照街夜市的古董摊。几个古董摊子都是古籍旧书、文房用品、古瓷玉饰、漆器绣品，还有象牙、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外省来的人都拥挤在这样的摊子前，使摊主索价日益见涨。
有一段时间，沈从文收得最多的是一种缅甸漆器，叫缅盒。有一次，沈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他对施蛰存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沈很高兴地花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文中说：“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1942年，沈从文在致施蛰存的信中说：“（缅盒）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
沈从文买来的小件古董，并不独赏，常和朋友、学生一起分享。看到朋友喜欢时，沈从文就慷慨地送人。
沈从文淘古董，有时动员他的妻妹张充和一起去。当时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的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张充和回忆联大复校回北平后，沈从文和朱光潜相约一起去买古董，并谎报价格“骗”老婆。
文人爱书，尽管手头拮据，却又爱光顾旧书店。沈从文除了淘古董，也买旧书。1945年10月5日，沈从文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版《漆器考》。他在此书上批注，“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少材料。”
施蛰存在昆明夜市买过两方古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是沈从文劝他买下，花了四元中央币。后来，施送给了林同济的美国籍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施蛰存也热衷于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他早先在清人诗集以及笔记里读到，云南人在缅甸经商一般都要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赠妇女。施还买过一个有三格的小缅盒，朱漆细花，与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相仿。
1940年3月，施蛰存离开了昆明。福照街，这一联大学者淘古董的好去处，也没有逃脱被日寇轰炸的命运。1941年2月3日沈从文自昆明复函施氏，还提及福照街，其中写道：“金碧路毁去三分之一，小东门、平政街、螺峰街尾各毁去一部分，正义路上半段炸毁约二三十铺面，佛照街损失相差不多。文化巷大半毁去，钱局街情形约同。文林街近大西门一段毁去，云大、联大各毁一部分。”
1988年，沈从文遽归道山，施蛰存闻讯连夜写了一幅挽联，托老友包谦六先生书好，寄给张兆和女士，以示哀情。挽联曰：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滇云”指两人在昆明的交游。施蛰存写这挽联时，会想起两人一起淘古董的经历吧。
六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冯友兰喜欢收藏旧兵器
在抗战前的北平，多数学者爱收藏。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史家张子高喜欢收藏古墨，是著名的古墨收藏家、鉴定家。他一生写了许多古墨研究和考证文章，他同叶恭绰、张綗伯、尹润生三位收藏家合编了《四家藏墨图录》一书。清华大学教授、美术史家邓以蜇（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之父）喜欢收藏字画，曾对故宫博物院的字画作鉴定。这两位先生的收藏方向，受职业影响。杨振声喜欢买字画，沈从文喜欢淘古董，则纯粹是个人的精神趣味。
搜集旧书几乎是治文史学者共同的癖好，钱穆、张荫麟、吴晗在北平都收藏了数目可观的古籍和史书。有一个小故事，令人莞尔，可以看出那时学者搜旧书的癖好。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回去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北大经济学教授赵迺抟，在联大讲授“经济思想史”。虽然是留美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但是，赵迺抟却仍然是中国人的作风和装束。他褪色的蓝布长衫有一半被长髯遮住。他经常即兴赋诗解释自己的观点，兴味盎然地引用中国诗文，煞费苦心地用中国术语解释西方商业周期。赵迺抟能够信手拈来古诗，和他喜欢旧诗有关。
赵迺抟以藏书丰富自傲，收藏线装书已到很高的境界。他曾讲一个故事：某教授在美读书时，买到一本最近出版的旧书，颇为自得，他用打油诗来嘲笑他的无知，诗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皆缘书读欠夫功，马金堂玉应难到，只好苏姑作判通。”盖苏州曾有一通判，看见坟前翁仲说成仲翁也。
冯友兰的爱好是收藏旧兵器，有点出人意料。联大时期的冯友兰戴眼镜，着长衫，留长髯，说话急的时候有点结巴。做事情“不着急”的哲学家，授课之余，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舞刀弄枪。
冯友兰为何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爱好？他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在战前的北平，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街上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这个数目不小，想来是他几十年收藏积累下来的。昆明时期，冯友兰在古董摊上淘旧兵器，在书房玩赏刀剑，让人想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句。或许，在联大学者的精神深处，都有辛弃疾式的梦想，“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国难方殷之时，文人有陆游式的 “佩剑情结”，这也是中国诗词中的一个抒怀传统。
六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联大教授爱昆曲
在战时的昆明，联大的教授爱好昆曲。笔者收集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先来了解一下昆曲。昆曲原称昆山腔，简称昆腔，最初是江苏昆山一带民间流行的南戏（宋、元时流行于南方的一种戏曲，为区别于北方的元杂剧而称为南戏）的清唱腔调，数百年来对许多地方戏曲都有深而且广的影响，是我国最古老的声腔之一。因此，一般文人学士都喜欢把昆曲作为古代戏曲音乐的活化石来欣赏、品味。
清华大学迁移长沙和昆明之前的战前岁月，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好昆曲，以他们夫妇为中心，吸引了昆曲知音，浦江清、许宝马录、沈有鼎、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谭其骧等人，他们成立“清华谷音社”，俞平伯发起并任社长，定期雅集。
在战时的昆明，从北平而来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不乏爱好昆曲者。我们不妨透过老舍到昆明访问时的日记，看看联大教授们战时的文化生活。
许宝马录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的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叁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罗先生学昆曲，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属于那声的字容或有一定的谱法，虽腔调万变，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钱女士学昆曲，因为她是个音乐家。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
老舍文中提到的联大教授，当时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钱晋华女士是联大外文系教授袁家骅（著名语言学家，在联大开展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的夫人。罗莘田是老舍的好友罗常培，罗常培去世后，老舍在悼念文章中，也提到他唱昆曲：“他会唱许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听不到你的圆滑的嗓音，高唱《长生殿》与《夜奔》了！”
查浦江清1943年日记，也见有教授们唱昆曲之记载。元旦那天：“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
浦江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专讲“词选”、“曲选”等课程，对昆曲有精深的研究，对唱曲要求高，故有“不甚佳”的评语。
去电台唱《游园》的张充和，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之一，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妹妹。张家四姐妹都喜欢昆曲。张充和在昆明生活一段时间，去了重庆，从《梅贻琦日记》可知，梅贻琦出差到重庆，张充和常来拜访，有时，为梅校长清唱昆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