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昆曲相比，查阅到的联大师生与京剧的资料少。但毫无疑问，北大和清华的教授们喜欢京剧，像杨振声、梅贻琦等人都爱好京剧。
秦泥执笔的《联大叙永分校生活纪实》文中提到，当时娱乐活动极端缺乏，1941年春节，学校放假唱了几天京戏，戏班子是爱好京剧的同学自己组织的。在叙永分校就读的张之良在《我的大学生活》文中也写道：
春节到了，由杨振声教授支持唱了五天京戏。记得有一个剧目是《苏三起解》，是工学院姓王的同学主演，他在北平时，从小在家请家庭教师教戏，所以表演唱腔均好。后来这位同学中途辍学，参加中印空运工作，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
六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联大学生的昆曲之好
杨毓珉在《汪曾祺的编剧生涯》一文中回忆：他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山海云剧社”（社长是哲学系周大奎），1942年暑假，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杨毓珉负责舞台设计，汪曾祺专门管化妆。演出成功，还挣到不少钱。
1942年下学期，杨毓珉和汪曾祺同时听《中国文学史概论》，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唱昆曲）。杨毓珉回忆：“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记得最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几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真是缠绵凄婉，楚楚动人。”
汪曾祺最喜爱的课外活动是演戏和唱昆曲，特别是唱昆曲。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曲社，汪曾祺不仅闻讯参加，而且很快成为这个曲社的积极分子。几乎每次曲社活动（拍曲子、开曲会），都少不了汪曾祺。教学生唱昆曲的主要教师是陶光，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教《大一国文》的作文。吹笛子的是历史系教员张宗和。每次做“同期”（昆曲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同期），吸引了联大、云大的许多师生。特别是一些驰名学术界的教授、学者也来曲社参加活动。这些名人教授中有些本身就是昆曲大家，不只会唱一般的曲子，如数论专家许宝马录，他是俞平白先生的夫人许宝驯的弟弟。有一次，许宝马录听汪曾祺唱了一支曲子甚为欣赏，主动提出教汪曾祺一出《刺虎》，汪曾祺当然高兴。那天，汪曾祺按时去了，许先生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银台上晃晃的风烛炫，金猊内袅袅的香烟喷……”汪曾祺觉得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他的“擞”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这印象几十年也没有忘记。［1］［1］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
联大学术自由，对学生的管理也比较宽松。汪曾祺回忆自己大学经历时，自嘲地说，考入大学，成天“泡茶”。他经常逃课，有时，深更半夜，他端坐大树的树枝之上，对着明月吹笛，一度被视为联大学生中的另类。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汪曾祺的好友朱德熙，也是非常喜欢昆曲。读联大时，朱德熙与何孔敬谈恋爱，两人带着干粮，在大观楼茶馆，朱德熙教何孔敬唱昆曲，一唱就是一天。此后一人吹笛，一人吟唱，成为夫妻之间的乐事。
1941年朱德熙住在文林街地藏寺巷2号，那里成了他和师友的文化沙龙。联大的老师杨周翰、王还夫妇、单身教师李赋宁、大络腮胡子沈有鼎是常客。李赋宁会拉琴，随时拎一把胡琴唱京戏。汪曾祺来吹笛子，唱昆曲。朱德熙的好友郑侨（郑孝胥的孙子）常年穿一件蓝布长衫，油光光的，毫不在乎，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可见，唱昆曲，演话剧，看电影，是当时联大师生的重要文娱活动。
联大师生多半生活清贫，但在百物飞涨、人心浮躁之际，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算得上是浊世中的清流，激流中的砥柱。
在朱自清的日记中，经常看到清华大学教授打桥牌的记录。1939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打桥牌，大家决定下下星期起，两周一次桥牌例会。我老是输，甚灰心。”一个星期后的3月11日，朱自清“阅完试卷，在柳家桥牌”。柳家，大概指柳无忌家，朱自清稳定的牌友是浦江清。4月23日，星期天，朱自清参加陈福田以及陈岱孙的桥会，并在那里吃晚饭，“菜饭甚佳”。
清华大学教授闲暇打桥牌在战前北平是平常的娱乐，他们将这一娱乐活动延续到昆明。不仅文科教授喜欢，理科教授似乎更爱打桥牌，甚至上瘾。
我们来看一看联大理科教授如何打桥牌。
数学系教授陈省身来西南联大不久，他的南开同学、北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也来到联大。
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还能苦中作乐。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在吴大猷家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桥牌高手。唯有吴大猷的水平不及格，仅能在一旁观战。他自己并不喜欢打牌，只是为了让别人快活而已。
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大家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
吴大猷在其著《回忆》中写到这一段难忘的时光：
1939年冬，我又从北仓坡迁到西仓坡若园巷，那是当时内政部周部长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好是我在密大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我们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楼下的五间房子里。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我们每周末都有两桌牌战（桥牌），常客有陈雪屏、陈省身、刘晋年等。冠世很喜欢打桥牌，可我的“技术”都不及格，只好坐在一旁，一有空就做些打字等不需要专心的工作。有时汤佩松等带来的“清华”队和我们作所谓duplicate桥牌战，事先约定好，输的一队，就做那晚晚餐的东道主。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大吃他们一顿，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预备得多，因此每顿都有很多剩余。这样大家都挑了我和陈省身二人，由我们负责“扫光”。
打桥牌在学生中也盛行，有时，师生同乐。联大外语系学生许渊冲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约陈省身、许宝马录两位教授打过桥牌，因为错把‘三无将（3NT）’改打‘四红心（4H）’，失去了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
打桥牌本是一种消遣，如果上瘾，可能影响到同事的休息，吴宓对牌战就大发牢骚。
1941年前后，吴宓住玉龙堆联大教授宿舍。住玉龙堆宿舍的大多是单身教授，多人共居一室或里外间，难免相互干扰。吴宓与陈省身住里间、外间很乱，通宵打桥牌、抽烟是常有的事。试看1941、1942年吴宓日记中的几则：
11月18日晚8：00寝，而诸人在堂中斗牌吸烟，致宓直至夜半不能入寐。烟刺宓脑齿并痛，苦闷极矣！1月9日，外室诸人斗牌喧闹至深夜。
1月24日，是日，同舍诸君，共客在外室斗牌，凡二桌，自下午2：00至夜1：00，喧闹特甚。
联大外文系美籍教授温德热爱中国，生活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的情形相当了解。似乎对教授打桥牌颇有微词。某日，吴宓去云瑞中学看望温德：“又谈国事。Wingter谓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温德的批评很有道理。有的联大教师痴迷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
六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看电影（1）
不论任何时代，大学生最喜欢的娱乐，莫过于看电影。联大的学生爱看电影，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除了玩桥牌之外，电影也是联大同学最普通的娱乐。因为物价的高涨，音乐活动在这里仅限于唱唱歌，或是到美国领事馆及附近的学生服务处、文林堂听听唱片音乐；而运动方面，打打球还要考虑到鞋子的“损耗”，其它就更不必道了。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道：“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
当时放电影，也有国民党的思想教育渗透。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
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很快就公映了。
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30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在何兆武的记忆中，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
文艺片很受联大师生的欢迎。《简爱》、《乱世佳人》，都在昆明上映。还有音乐片，像讲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有联大学生看了五六遍，里边的插曲大学生都会唱。《葡萄春满》，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写肖邦的。演肖邦的是Paul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还有MerleOberon和LaurenceOlivier合演的《呼啸山庄》，LaurenceOlivier和JoanFontaine合演的《蝴蝶梦》，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看电影的一大乐趣是品评、欣赏电影明星。1945年、1946年，昆明上映的影片中，IngridBergman、ClaudetteColbert、SpencerTracy、PaulMuni、GreerGarson、VivienLeigh是联大同学最欣赏的明星，也有人欣赏BettyGrale一流人物，但决没有人欣赏CarmenMirenda，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一点联大同学的爱好。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片名的翻译，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名著的名字非常相似。何兆武说：“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
六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看电影（2）
联大理工学院靠近拓东路。拓东路是昆明繁华区的东南边缘，西端是南门外的金马碧鸡牌坊，东端则建有一个大体育场，其中心是一个足球场，可自由使用。马路可通行双向的大卡车，街道两旁有不少商店饭店等，附近有两个电影院，院内设有同声翻译设备，观众可直听原声和当地较土的“官话”口译。
汪曾祺刚到昆明时，电影院里放的都是美国电影。有一个略懂英语的人坐在包厢（那时的电影院都有包厢）的一角以意为之的加以译解，叫做“演讲”。有一次在大众电影院，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约翰请玛丽去“开餐”，看电影“演讲”的人说，玛丽呀，你要哪样？楼下观众中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声答了一句：“两碗闷鸡米线！”这本是开开玩笑，不料“演讲”人立即把电影停住，把全场的灯都开了，厉声问：“是哪个说的？哪个说的？”差点打起群架。
看电影，本是娱乐，但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1945年4月，联大学生准备隆重纪念“五四”的计划一经宣布，国民党云南党部就紧张了。他们一面通过昆明市政府密令各学校阻止学生参加，一面严令各报刊不得刊登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同时还让昆明3家电影院赠送5月3日、4日电影票2800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地下党组织立即在训导处门边墙上贴出“大字报”，抵制这个活动。“大字报”称，免费票计划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阴谋诡计，其实是国民党省党部利用公款买的票。看到领电影票这个告示，有学生当场把票撕掉，并把票根贴在墙上；工学院学生决定全体拒绝赠票，并用数学公式说明其原因：“电影票钱=一斤猪肉=大学生的灵魂？！”联大的学生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原想拒绝领票，后来，有人建议把电影票转给难得看上电影的伤兵、居民和流浪儿，于是，由学生自治会一起领票，并照此办理。
关于电影票斗争最后的话是联大的历史系吴晗教授说的。他说，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对捕捉他的人说，“别杀我，我会给你一个王国。”在中国，却是“别开会，我会给你一张电影票”。
抗战时期的昆明，看电影，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没有空袭，不是困难的事情。但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说，电影是稀奇的。杨振宁就读西南联大，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声光电影七十载，那青春的印记和影像，封存在经典电影之中，那里面有联大学人的泪水和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