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 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 保罗福赛尔
第一篇 敏感话题
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然而迄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依然显得暧昧可疑，并且经常是过于敏感的。时至今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也能大大地激怒别人。这情形就仿如一个世纪以前，当坐在绅士们的社交沙龙中饮茶时，一旦有谁过于公开地谈及性问题，举座顿时会变得鸦雀无声。
最近有人间我正在写些什么，我回答道：“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等级的书。”这时，人们总是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然后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儿磨损的程度。几分钟之后，他们便会悄悄站起身走开。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怀疑我是个社会等级暗探，而是仿佛我刚才的话说的是：“我正在写一本书，想鼓励人们用幼海豹的尸体痛打幼鲸，直到它们断气”。自动手写这本书以前，我已经数次体验了RH托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书里写道：“‘等级’这个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
尤其在美国，等级这个观念相当令人尴尬。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在他的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1980）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此话可是不假。通常，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当两名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里一册由拉塞尔林斯所着的《时尚先锋》（1954）中，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记。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批道：“狗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士？）。
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斯塔兹塔克尔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1967）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示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提示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级的人们，”她说，“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字，”她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接着，职业标准就来了。“但在这条街上，既有看门人，也住着医生，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社会学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受访人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美国生活中的等级》（1959）一书的作者列昂纳德罗埃斯门写道：“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辞表示附合。”小说家约翰奥哈拉曾经不遗余力地探索过这一极度敏感的主题。他对此问题的敏感简直让人吃惊。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留心观察他出生和成长的宾夕法尼亚州某小镇。“年长的人对待其他人可不是平等的。”
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或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结构的存在。就像弗朗西丝陶勒普在1932年游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尬——成百上千的划分级别的手段从政府机构出炉，而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五十年代，在他来美国一所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同种族群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麻州格兰德拉皮兹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力量，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七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灯塔山》的失败。这是一部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为原型。观众坚信并籍此安慰自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性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是因为，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部分——准贵族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说：要么是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侵入的企图；要么是中产阶级同仇敌汽地对付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本地的公民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哪怕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依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某类人等级的方式，尽管科学他说并不确切，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还是四九年人队（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橄榄球队。一译者注），也无论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即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莱奥尼斯大妈、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还是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视的和可见的符号，但我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甚至，除非偶尔论及，也不会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但人们的表现除了偶尔限于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你听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
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1980）的作者阿瑟。马维克所说的一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大过严肃的话题，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地，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三十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婉转些，已是昨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所说，决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伟大的”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指一的初来者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初来者是外国移民，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从成长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的问题。”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就属于被约翰亚当斯研究过的国民之一。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时，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精确地触及到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而结果就是，“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地位”。
仍然是十九世纪，瓦尔特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1871）中写道，美国政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在较近一次路易斯哈里斯主持的民意测验中，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最近看到的一份广告辞中，一位广告作家向某种咖啡桌的潜在购买者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美国式眼光：“为您良好的品味创造一种优裕，温馨。感性的暗示！这种暗示能使您在任何一个想象的环境中，召唤尊敬和关注。”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而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随时能用“挣”的方式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例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经常地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那些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被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国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于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发表演讲时运用的语言，使人们对他的真实意指简直一目了然，他猛烈抨击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沾染了“共产主义”，而显然是出于妒嫉。他说：“并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数集团的成员背叛了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已拥有了种种优越条件的人们，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学教育……”
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在《伟大的鲁伯革命》（1970）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R哈特利曾在小说《外貌公正》（1960）中讽刺过一个多少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持有一种“对美丽外貌的偏见”。而政府的整容外科大夫矫正了每个人外貌的不平等。这里，解剖刀决不是用来使人们变得美丽——它被用来使人人变得相貌平平。
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言——其中豹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就平等发表什么看法，我认为每个人在某方面正日渐体会到奥斯卡王尔德曾谈到过的一点：“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尽管联邦政府不愿命名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但它似乎承认，如果从法律上说，我们人人平等，而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方面，‘情况则截然相反，那么政府才会将它的公务员划分为十八个等级：从最底层的第一等（邮件投递员），第二等（邮政人员），往上到第五等（秘书），第九等（药剂师），第十四等（司法人员），到最上面的第十六。十六和十八等（政府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建筑行业里也存在一个不同工种的等级制度。最底层的是“土活”，也就是地基挖掘工作；位置列在中等的是下水道、道路、坑道的铺设建造；最上层的则是建筑物本身（随着建筑高度的上升，地位也越高）。销售“老板台”和相关办公设备的人们了解，他们和顾客之间会就一个严格的“等级”制达成共识。橡木桌最低，核桃木桌其次，然后往上是桃花心木，如果你中意的话，属于“中上等”，直到极品：柚木。在军界的各种女士社交场合，倒咖啡是一种特权，属于较高阶军官的妻子。那里的每位女士都清楚，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
几乎处处都可以发现等级排行。仅拿乐器为例。按惯例，交响乐团根据不同种类乐器的声音微妙程度和演奏的难度来排列乐器组。弦乐器身居高位，木管乐器随后，铜管乐器其次，打击乐器则排在最后，按演奏难度分，手风琴近乎最低，小提琴则接近最高地位。另一类按某种“社会等级”的概念编排乐器的方式，是考虑惯常演奏这种乐器的乐器组的声望。这就像作曲家艾德华寇恩所说的：“如果你演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弦乐四重奏乐队或交响乐团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乐队演奏，更不可能在军乐队中演奏。而在管乐器中，长笛和双簧管主要是交响乐团的乐器。单簧管则不如它们，因为交响乐团，爵士乐队和军乐队中都有它的份。至于铜管乐器，法国号位置最高，因为至今它也没有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同样道理，打击乐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种乐器能发出的音调越低，一般来说它的等级就越低。因为人们一般认为低音乐器容易演奏（巴松管除外）。所以，索萨号的等级就比小号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诸如此类。”
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的孩子正在上长号课”，你脸上浮起的微笑就比听人说“我孩子正在上长笛课”时要来得更难控制（这里，微笑在作者看来表现了某种如释重负的轻视，这通常是欧美人的文化反应。一译者注）。另一方面，听人说“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画廊或者“修养性”工作紧密相关。吉它（除非它被用来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风格的——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么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它总是与吉卜赛人、游牧民族、或另一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而且居元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它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他们身份的标志。
前社会主义者，《党人评论》编辑威廉巴列特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社会变革时总结道：“‘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础上。“由于无论如何也一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么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多样化的”西方固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为什么我们不去尽可能地了解它呢？这个话题可能过于敏感，却也不必让它永远暧昧不明。
第二篇 解剖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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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没人确切地知道，“等级”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些人，例如万斯帕卡德，曾尝试援用更客观的术语，也谈论过“社会地位体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后继者们，倾向于在谈到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以及它的利益杠杆作用时才谈论“等级”。他们谈的“地位”是指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而他们说到“党”时，则是在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势力多大，也即是说，你究竟拥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骚扰和麻烦，不受别人的摆布。我说的“等级”包括以上三个方面，不过也许对“地位”尤其强调。我真诚希望“等级”（caste，尤指印度的世袭等级制度。一译者注）这个词已经美国化了，因为它能很好地表达这个国家实际上非常严格的等级界线，以及一个人想从养育了他的地位向上或向下移动的困难程度。
我们不仅要问：美国社会里一共存在多少社会阶层，最简单的回答是：两种——富人和穷人，雇主和雇员，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贫民阶层。或者，不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只考虑风度和生活格调，则有绅士和无赖。当一组社会学家向一位调查对象询问“社会等级”一词包含了什么意思时，他回答：“看你有没有教养”。而按“社会化”的标准来考察，则把那些“享受”世袭财产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虑这件事的人区别开来。保罗布卢姆伯格注意到，今天还存在一种“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这就是买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别，如果按这一思路再降一级，这种区别就变成了买得起车的人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等公共汽车的人。英国幽默作家吉丽库柏在她的《等级》（1981）一书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会图景：“有负疚感的”人和“被欺骗的”人。她写道：
“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像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块大小而觉得受了欺骗。”
世界上只存在两个等级——这种观点也被二战期间英国驻北非第八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意识到了，他曾雄辩地描绘了这种区分：
“长官，这就是一个倒霉蛋打发自己倒霉的一辈子的好办法，不是吗？您听说过等级差别这回事吗，长官？让我来告诉您这是什么意思。它是说，维克斯阿姆斯特朗挣了钱却装成输了的样子，邱吉尔又点燃了一支雪前，《泰晤士报》在解释“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亚的战壕里，用钢盔朝一个昏迷的家伙劈头盖脸地浇凉水。只要你能呆在一个好等级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等级制就错不了，长官；因为一个等级得到蜜糖，而另一个等级只有狗屎。”
对这名士兵的结论可以另外有一种我们的表达，那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为两类：安全的和危险的。每年有十万名工人因为与工作相关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万人因工伤致残，六百万人在工作时健康受到损害。在《劳动阶层的大多数》（1974）一书中，安德鲁李维逊写道，“所有那些认为过去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的陈同滥调和让人乐观的说法，都会因为下面这个不争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美国的工人必须将重伤甚至死亡视为他价：每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不需要。”他接着说：
“想象一下，如果每年总有那么几个公司总部像矿井一样坍塌下来，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员，全球会爆发多少抗议的呼声？或者假设所有的银行都长期弥漫一种可以令经理。职员、出纳员们生癌的看不见的毒尘，情况会怎样，最后，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大学教授在他们工作时失聪，断指、失去手或者有时是眼睛，请想象一下那种恐怖……
说到死亡和受伤，也许是美国最可怕的等级分界线。正是这条分界线，把听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杀害或遭受残暴而无能为力的父母们，与那些逃脱了这场恶梦的富有的父母们（这主要得力于臭名昭着的S－2大学生缓期服役计划）区别了开来。这一次等级分界，已经深深切进了美国社会的心脏地带，它带来的创痛将持续毒害好几代人。谁若对这个国家的等级意识仍将信将疑的话，就应该去听听一位失去儿子的劳动阶层父亲的直白：
“我心里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该死的美元打赌，我心里很苦。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为这个国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们经营这个国家，并从里头大把地挣钞票。那些上过大学的人，那些大学教授，他们去华盛顿告诉政府该怎么怎么做？但他们的儿子，他们并没有在沼泽里死掉，我说在越南。先生，他们没有。”
一位母亲补充说：“我们始终没办法弄明白，当我的孩子不得不动身上路时，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区的高级住宅里的孩子，是怎么逃开这一切的。”
二分法的确能简易而又有效地强调不公和表达痛苦。但一种三分法也同样被很多人采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三”这个数字代表着胜利、希望、智慧。它总能奇特地预示征兆，令人联想到民间传说，甚至还颇有神秘的魔力。至少从上个世纪起，当马修阿诺德（19世纪英国诗人，曾在死前游历美国。一译者注）将他的邻人和朋友划分为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或者像他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三个命名一样：野蛮人（注意，指上等），菲利士人（中等）和平民（下等），英国人早已普遍接受了三个等级的划分。中等阶层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从这个三层观念出发来思考等级制度，这不仅因为这个观念为他们提供了道德和社会安全感，同时，这种划分恰到好处地使中层能够等距离地远离那个高于他们的阶层（也远离那些属于上层特有的种种罪恶，诸如骄傲、势利，挥霍、漠不关心），和那些低于他们的等级及其各种特征（诸如肮脏、拘束、羞惭、屈辱）。尽管称呼“下层阶级”的英式婉语“劳动阶层”大有取前者而代之的势头，上层、中层、下层仍是称呼这三类人的习惯性用语。
如果说，在等级划分上，普遍为人接受的数字是三层，社会学家们则更倾向于“五”层：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要将等级的数目一一数清，有些人可能会自动放弃，因为他们会像写作《美国的炫耀》（1981）一书的约翰布鲁克斯发现的一样：“在新的美国结构当中，各种各样的等级仿佛无穷无尽。”或者，他们会像一位被问及波士顿等级状况的当地人一样回答：“要我去数清楚或者叫出名来的等级大多了……见鬼，大概有十五到三十个吧。”(就像一个良好的美国公民，他会马上补充一句：“不过，这事儿跟我可他妈毫无关系。”）
我的研究结果使我确信，这个国家的等级最好分为如下九类：
有一点最开始就要弄明白：区分这些等级的决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不可能只根据金钱，”一位工人说得尤为正确，“因为谁也不会确切知道你这方面的情况。”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意识。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一个人出生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当约翰肯尼迪在电视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时，一脸吃惊地回头冲他的朋友说：“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
想象巨额财产和高薪就能赋予一个人高等身份的人们，或许能从一本名叫《与一位百万富翁共同生活的一年》的小书中获得些许安慰。该书的作者是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他于1981年圣诞节将此书（免费）送给他的朋友们。不用多说，这位作者的平庸、愚蠢，自满和毫无智慧，只能让读者联想到《拉德纳响铃》中的角色。或者像辛克莱刘易斯的《认识柯勒惠芝的人》一类的讽刺喜剧里的人物。“他们很有大城市人的气派，”惠特尼在描述一次聚会上遇到的人们对说，“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他说得越多，读者就越容易觉察，除了他的钱以外，惠特尼骨子里压根儿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伙，他不自觉他说着他那个社会阶层的种种陈词滥调。
对于再往下的阶层，这条原则同样适用：金钱并非那么说明问题。约翰布鲁克斯援用两家在郊区毗邻而住的居民为例，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先生是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典型的“蓝领”；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别却大极了。“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白先生”买下了一座破烂的旧屋，并且自己动手重新装修了一番。蓝夫人在当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并觉得它们棒极了，“多么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铺买她的衣物。蓝先生饮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紧闭。白先生一家也饮酒，很开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蓝先生夫妇常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声音穿过他们的每一个房间，或传遍他们那块地皮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白先生一家总是控制着自己的音量，有时声音小到互相听不清楚。至于家居摆设，书籍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蓝先生家中见不到哪怕一本书，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里有无数堆放得满满的书架。布鲁克斯总结道：“总的来说，这两个家庭可以说毫无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收入却大体相当。”同样，拉塞尔林斯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觉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
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将上层的三个等级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们继承的财富与自己实际挣得的财富之间的比值。“看不见的顶层”（像洛克菲勒家族，普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福特家族、文德比尔特家族等），完全依靠继承来的财产。无论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么庞大。如果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比如像电影明星们，就不能位列这一等级，尽管他们的巨额收入和挥金如土的消费可以使他们模仿这一等级的身份。继承的财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老钱”——是标志头三个等级的不可或缺的原则，而且最好这个家族的财富已经传了三代或四代人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各有不同的微妙方式来鉴别这种财富的“年龄”。英国旅行家乔纳森拉班在美国中部旅游时，遇上了一位名叫萨莉的姑娘。她告诉他说，“‘新贵’们管密苏里州叫Missouri；‘老钱’们则说Missoura。”
看不见的顶层
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个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曾经喜欢炫耀和挥霍。后来，他们在媒体，大众的嫉恨、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
“当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时，”一位波士顿的蓝领阶层人士说，“我想到的是那些你从公路上压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干脆把最高等级称作“隐蔽的阶级”，他们的豪宅从来就建在远远避开街道或公路两侧视线的地方。他们喜欢隐匿在山里，要么就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沿岸的小岛（他们往往会买下这些岛屿），但求能暂时避开世人的嫉妒和种种烦扰，避开惩罚性课税，最后，避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征用。万斯帕卡德推测，正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吓坏了那些巨富，教会了他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时变得“谨慎，几乎一言不发”。从三十年代开始。大批财富从一些很能鼓励表现僻的地方（比如纽约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转到了弗吉尼亚的小城镇，纽约州北部的乡村，康涅狄格州，长岛和新泽西州。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索斯廷范伯伦在《有闲阶级的理论》中讽刺过的情形与今日相比可谓大异其趣。在他那个时代，富人们喜欢铺张声势地炫耀自己，奢华的仆人和随从队伍就是明证。如今他们藏匿了起来，并非只为逃离妒忌和报复，也是为了躲避媒体对他们的曝光。他们的心机和残忍与范伯伦时代相比亦大有长进。他们尤其想逃避一个根本不为范伯伦当年所知的更严重的威胁：福利基金会的乞讨。那些身着三件套笔挺西装的行乞者，总是成群结伙不屈不挠地打搅着这些有钱人。在美国，巨富的最大满足曾经来自炫耀；如今，他们不得不隐居山林。真是堪称憾事。
不仅只是豪宅被藏了起来，“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们也纷纷从他人的窥视和探查里消失了。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一位“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极可能会轻蔑地将一份调查问卷扔在地板上。这种视而不见的作风倒是与“看不见的底层”颇有几分神似。正是从这里，我们开始观察到美国等级制度当中最奇妙的一幕——“看不见的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之间那奇特的酷肖，如果实非“源自兄弟之情”的话。
就像那些隐匿在遥不可及的住宅高墙背后或形形色色的小岛屿的顶层人物一样，底层的人们也同样隐而不见。他们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机构或幽闭在修道院里，或隐居在寺院和群居村里，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车子或家具的债主、受骗的假释担保人。或被欺骗的商人们，这个“看不见的底层”只会短暂地出现在某时某地，比如春大的纽约街头，嘴里一边咕味着自己倔强的幻想。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性自我展示结束后，他们就会再次消声匿迹。正是由于避开了他人，这两个阶层的人分享着一种同样的焦虑，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见诸报端。底层人物——范伯伦说他们自己不挣钱，他们只接受钱——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天赋，而是得益于福利机构或管教体制，他们才能在经济上应付自如，真是如出一辙，顶层人物也是从别人（祖辈）那里获取财富，还有一个相似之处：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极少随身携带现金。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看不见”的顶层与底层的实际身份大致上明显地证明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原则，即所谓“两极相通。”
上层
一个富有又看得见的阶级。可能是大银行的主管，还喜欢参与国会某委员会的事务。他们贪图安逸，
有时还很有趣，家中宾客川流不息。但是有一点：他们对思想和精神生活毫不关心。
顶层往下的一个等级，上层阶级，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与“看不见的顶层”存在差异。首先，尽管这个阶级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得自继承，但他们自己也从工作中挣得相当多的财富。通常，如果不做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如果干起来很轻松的话)，他们会深感无聊甚至羞辱。他们的工作极有可能是控制银行或历史悠久的公司，主掌智囊团和基金会，或者他们也会与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通常是国会）一道忙于支持较古老的大学，帮忙处理外交关系顾问委员会、对外政策协会、或经济发展委员会等机构的事务。在由外行担任外交官的年代里，外交官里的大部分是从这个阶层中挑选出来的，而很少出自“看不见的顶层。”其次，上层是人们看得见的，他们经常惹人注目地表现自己。这也就是说，“看不见的顶层”已经远离了范伯伦所说的那个铺张炫耀的结构，而留给上层阶级来扮演自己以前的角色。当你走在街道上或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只要经过一座外观相当醒目的房屋，你就知道那里住的肯定是上层阶级的一员。白宫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它的居民当中，哪怕曾经有过富兰克林D罗斯福或是肯尼迪家庭这样的人，能被列为“看不见的顶层”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而只是“上层阶级”而已，这座周身纯白。刻意座落在高地上的建筑简直太过显眼，而对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在这里的短暂居留通常意味着落泊和失势。这地方无可救药地也只能属于上层阶级——或者甚至更低，比如在哈利。杜鲁门居住时期。
当然，人人都无一例外地属于所有这些等级当中的一种，不妨想一想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和他在圣西梅昂的住宅。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屋子”属于“看不见的顶层”的风格，因为你从高速公路（离宅子最近的公共通路）决无可能瞧见它的尊容。一旦你穿过绵亘数里的户外公园和“动物园”，看到了迎面而来的大宅之后，便会感到主建筑的正面设计原来是为了唤起敬意，或不如说敬畏，这时你就会明白，这种假贵族的作派，完全不能掩饰赫斯特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个“看不见的顶层”。他太操心自己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了。他在排场奢华的宴会上使用纸餐巾的举止倒有可能标志着一个真正贵族的怪癖，但他让自己住所的正面引人注目的用心——看起来活像埃维拉大教堂（埃维拉，西班牙中部城市，建于十一世纪，以其天主教大教堂闻名。一译者注），包括其他几座风格雷同的建筑——却暴露了他的秘密，只有中上层阶级会在小男孩才会有的炫耀方式上栽跟头。
像其它所有阶层一样，上层阶级也有它自己独树一帜的标记。例如，它会在《社会名流纪事》上出现，而中上层阶级却不可能，尽管它会垂涎三尺。用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也很可能标志一个人的上层身份，但至少必须用你的姓氏。如果用名字，比如凯希街(Cathy Street)，你就是个中产阶级或者更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尽管这语言与你的实际生活、事业或兴趣等毫无关系，也是上层的标志。自然，避免过于正确或完全“法式”的口音也很重要。
完全不吸烟是很有上层阶级风格的，不过一旦让人注意到这风格是经戒烟得来，你便立刻下降到中产阶段。家中“访客”川流不息是上层万元一失的身份标记，因为这意味着大量空闲的卧室，以及一应俱全的饮料，食品，游戏。派对等等，可以让客人们随心所欲地休闲娱乐。在上层阶级的成员面前，你必须注意不要随意夸赞别人，因为那会被视为不恭——那里的一切理所当然地美丽、昂贵。耀眼，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需特意提及。只有中产阶级才习惯性地回报别人的恭维，因为这个阶级需要从恭维中摄取信心。
上层阶级从来不质疑一个人的价值观问题，因为它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某位青年艺术家拜访一对祖上来自英国古老家族的夫妇。走进餐厅时，他忍不住赞叹说从没见过如此精彩的海波怀特椅子(George HeppleWhite，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家具设计家，以其设计的椅子闻名。一译者注）。没过一会儿，他就被主人逐出门去。他们这样对别人解释：“那个家伙居然夸奖我的椅于！无礼得可恶！”与上层人物一同进餐时，一般也不要夸奖食物的美味，因为女主人上好的品味自然不会有错。况且，这也不是出自她的厨艺，家里的厨师当然是一流的。另外，如果你把酒杯碰洒了，请不要惊慌，仆人自会过来把一切收拾干净。
对马的热爱——买马、养马、骑马、赛马、骑在马背上追猎小动物——仍然是相当值得信赖的上层阶级的标识。尽管在中上层阶级学会了仿效之后，这种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上层的独占，这情形有点像此前的双陆棋戏，它在日渐流行后也就丧失了等级。不过，美国的上层与所有贵族共享一种一望而知的特性：他们对形形色色的思想无动于衷，毫无兴趣（这也是“看不见的顶层”的标志，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拙劣的文字表演就曾证实过此点）。马修阿诺德之所以把他们称作“野蛮人”，正是由于他们对思想的漫不经心。他明确地将他们的安祥归咎为“从来不让任何人的思想烦扰自己。”尽管如此，他们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阶级。只要对任何才情焕发、独树一帜的说法闭目塞听，他们的生活就是舒适、优裕甚至妙趣横生的。
我们现在该谈一谈中上层阶级了。
中上层
一个有钱、有趣味、喜欢游戏人生的阶级。所有比这个阶层低的阶级，都渴望成为中上层阶级。
这个阶层的家财与前两个阶层不相上下。区别在于，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是通过诸如法律，医药。石油。航运、房产、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艺术品买卖等行业赚来的。中上层有时也会享有一些继承的财产，或者说白了，家里用着一些“继承物”（如银器和东方地毯），但他们总是被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感觉——比如羞耻感——困扰，因为这些人有一个信念，依赖别人的钱，哪怕是袒宗赚来的钱生活。总归不是太好。
中上层阶级的等级标志包括在住宅里留有不少空房间，以备大批“夜客”涌人时，能模仿上层阶级好客的派头。另一个标志则是这个阶级性生活的纯洁，能打动这一阶层女士的浴袍一定是世界上最不性感的东西（这里的世界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男式内裤则是中上层男士们爱穿的拳击短裤。中上层男女的服装设计是为了遮遮掩掩，而决非为了强调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因此，由于肩膀是男人第二性特征，他们穿溜肩的短外套，因为肩章强调肩膀，因此容易使自己与下层阶级混淆（贫民阶层的双肩是为体力劳动准备的）。军队制造了大量肩章，立刻暴露了与贫民阶层的内在关联。如果有人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投了约翰安德森的票，十有八九她（或他）是中上层阶级。这个阶级也是“角色保守”的一群人：男人决不考虑烹好或家务，而女人的就业范围则不外乎新闻，戏剧或房地产（当然了，只有中产阶级的主妇才老是足不出户）。中上层阶级喜欢通过给自己的宠猫起名为斯宾诺莎、克吕泰墨斯特拉（古希腊神话人物。一译者注）、或者坎代德，以此显示自己昂贵的教育水准。正如你已经领悟到的，这种做法同时意味着，他们几乎完全吻合1980年那本无人不知的《权威预科生手册》（莉莎伯恩巴赫与他人合着）中所描绘的阶级特征。
1970年红遍全球的电影《爱情故事》，还有一首常青藤名校歌曲，也曾沤歌过这个阶级。这两样东西惊人的知名度表明，中上层阶级的生活风格对所有该阶层。以下的美国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事实也是如此，绝大部分中产阶级或以下的美国人宁愿成为中上层阶级，也不愿成为上层阶级或“看不见的顶层”。一次最近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当要求回答“你愿意成为哪一阶层的成员”时，大部分人选择中层。当问题是“你愿意属于中层的哪一部分”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中上层”。成为中上层阶级是人们谙熟说可靠的梦想：这个阶级的习俗较之中产阶级稍显尊贵，易于辨别，便于习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层阶级成员，你可能会因不知如何食用鱼于酱和某道法国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脸红心跳。很少有美国人私下里不愿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
对于中上层阶级，我们如果用一种较为粗略的方式，只需稍稍浏览一下两本书：约翰T莫罗依所着《为成功着装》（1975）和《为成功而生活》(1981)，就可以收集到更多这一阶级的等级标志。将自己称作“美国第一位衣橱工程师”的莫罗依，凭着令人不敢小视的天才受雇于一些工商企业，是一位提供公司着装原理的顾问。他的理想是要使每一位企业雇员都看上去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他意味深长地解释说：“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甚至行政人员办公室也要经历一番不甚内行的整修，直到它们开始洋溢着成功的气息。正如莫罗依所说：“成功的办公室也会流露中上层阶级的素质。”也就是说，“办公室要(或显得）宽敞疏空。要豪华、整洁、醒目、舒适、并且私人化。”来宾等候区域也要与您的其他办公室一样，能够让每一位来宾在第一眼就能读出“中上层阶级”几个字。莫罗伊认为，除了衣着，办公室、接待室以外，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势和姿态，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层阶级的外观特征。在《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线图展示了贫民阶层和中上层阶级男性侧面形象的差异。贫民阶层男性要么是下巴痛苦地充满挑衅地紧缩着，要么是嘴张着，一脸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层阶级男性双唇微闭，双臂舒展，绝无诸如狡猾、畏缩、和“老爷，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颓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层人专有的特征。莫罗伊还发现，“中上层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人们不光站姿不伺，他们的举动也有差别。中上层阶级的举止由于自控而显得精确无误。他们摆动手臂和选择落脚点的方式，与中下阶层的人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后者的两只胳膊总是向外摆，而不是紧贴着身体。”
毫无疑问，像莫罗伊和麦克尔科尔达（《成功！男人和女人如何获得》（1975）一书的作者）这样的指导者，完全能够教会那些胸怀抱负的人们如何模仿中上层阶级的外表。但是，至于他们能不能真正培养出真正的中上层阶级，能不能培养出那种与这一阶层协调的（或者亦可理解为这种风格的原因）放松、游戏感，以及适度的嘲弄，则让人心存疑惑。我们可以想象，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有委婉的说法来表示“我们干吧”（指性活动，一译者注）。比如”我们的确知道其他阶层的人可能发出饶有趣味的邀请：“让我们藏蜡肠吧。”但是，就像《权威预科生手册》中记载的，除了中上层阶级，我们不敢想象还有其他阶层的人们会说：“让我们来玩藏腊肠游戏吧，”并且随即充满柔情地将“腊肠”简称为“肠”，就像他们将“血玛丽”（一种用伏特加酒和番前汁调成的鸡尾酒。一译者注）简称为“血”，或者将“金汤力”（一种用杜松子酒和汤力水调成的鸡尾酒。一译者注）简称为“G和T”一样。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一切都是游戏（实为“生活的游戏”），难怪他们天生就对高尔夫球、网球和游艇等无聊的活动兴致勃勃。
等级地图
拥有最多和最完备的保龄珠设施的城镇，一定是等级最低的地方。没有一份好的报纸，或者宗教气氛过于浓厚的城市，有品味的阶层不会居住。新英格兰各州，毫无疑问是美国上层阶级的心脏。
至此，我们有必要在这个不断向下推进的讨论进程中稍作停顿，来考虑一下区分以上三个阶层的地理分布。中层和贫民阶层的成员倾向于认为这三个阶层与地理位置问题毫不相干。只要你属于上层阶级，呆在哪里不都一样吗？这种看法就大错特错了。
（“我明白了，年轻人，你想加入‘大都会俱乐部’”。
“是的，先生”。
“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实打实的说，先生，新墨西哥州。”
“哦，原来如此。”[眼光转到了另一边]）
在美国，成百上千个地区大到足以拥有自己的邮政编码。只要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良好的品味，你就可以根据所有这些地区在阶级差异上从上至下来一个分类排比，从格罗斯点和沃彻山往下直到尼德斯和派克斯维尔。从社会意义上看，那些经济上精细审慎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居住时间最长的地区很可能位居榜首：比如罗德岛州的新港，康涅迪格州的汉达姆，以及缅因州的巴尔港。至于洛杉矶，并不仅仅因为她的丑陋和平庸乏味而不入流，还因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盘距的时间委实太长，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圣路易斯(美国密茹：里州重要城市，主要为白人居住。一译者注）要比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位高一等。
要精确他说明究竟是哪些因素赋予一个地区等级，最终的可能性比较渺茫。五十年前，HL门肯在《美国向导》中尝试创造一种可信的测量方法。他的办法是发明一百个“社会指数”，比如某地居民中有多少人在《名人录》中榜上有名，有多少人订购《太平洋》杂志，或者谁消费了大量汽油。不过，我们今天倒极有可能将一个人口增幅最小的地区列为上选，时间可以从门肯那个时代算起。至少，我们得出如上衡量标准是由于从1940年至今，有许多糟糕的地方人口猛增，如迈阿密（佛罗里达州南部港市，住有大量古巴移民。一译者注），人口已经从17万2千猛增到了34万3千；而凤凰城（亚利桑纳州主要城市，住有大量墨西哥移民。一译者注）的人口从6万5千增加到了如今的68万3千；圣迭各（加州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城市，是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的主要地点。一译者注）的居民则从20万飞跃到今天的84万。
另一个似乎可取的等级标志，是看这个地方是否没有保龄球场。此话听来似乎诧异，但实在言之有据。在《地区估评年鉴》（1981）中，理查德伯那尔和大卫萨瓦古发现，究竟是些什么地区提供了最多最完善的保龄球场地。我们一看之下，发现这是些多么可悲元趣的地方：
蒙大拿州的Billings
肯塔基州的Owensboro
德克萨斯州的Midland
伊利诺斯州的Peoria
爱荷华州的Dubuque
德克萨斯州的Odessa
路易斯安娜州的Alexandria
刚才我已表明，指出一个地区为什么不具备社会学意义上的等级地位较为容易，而要指出一个地方为什么可取则比较困难。
评估某地区的不可取性还有一种办法：看这个地区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俄亥俄州的阿克荣（从其他标准看，这地方肮脏丑陋），就因为是雷克斯杭巴德牧师的故乡而臭名远扬。像南加州的格林威尔镇，因为是伯比琼斯大学（美国著名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会学校。一译者注）的所在地而“声望”卓著。而伊利诺斯的云顿则与云顿大学划了等号。人们记得这地方，是因为把这儿当作发了迹的比利格雷汉姆传教牧师的根据地。同样，加州的园溪也只是因为罗伯特舒勒牧师大人而让人难以忘怀，此人以机械的微笑和他那温馨滑稽的“玻璃教堂”著称。一位属于高级阶层的成员会选择弗吉尼亚州的林奇伯格居住吗？很可能不会，因为那个小镇是杰瑞弗尔威尔博士的无线电传教发源地，也是他的教堂所在地，并且是自愿捐赠的汇集地。
看来，这的确已成了一条屡试不爽的通则：社会阶层高的人们，决不会居住在一个与宗教预言或奇迹有牵扯的地方，比如麦加，伯利恒，法蒂玛，洛尔德，或者盐湖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开化的城市——像伦敦，巴黎，甚至纽约——都能安全元恙地通过这项测试。尽管用最严格的标准衡量，罗马仍会让人不大放心，但还是比那路撒冷要更有格调。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新闻报纸的质量，也是这个城市（在等级意义上）可取程度的标志。尽管华盛顿一贯以它作为首都的优越地位——各国大使馆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原因——而自居，但是一旦你翻开《华盛顿邮报》，这个城市顿时显得微不足道。周日版为它的读者们(上层贫民？)提供的不但有天宫图，还有长篇累犊的电视肥皂剧情节介绍，外加上安兰德斯教导人们如何往上爬的建议。与此相似，你只需注意《印第安纳波利斯垦报》为它的读者们提供的所有与《华盛顿邮报》雷同的货色，包括头版的《今日祷辞》，你就可以推断，这座城市毫不具备等级上的优势。
数十年来，佛罗里达（也许棕榈滩除外）和南加州一样，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等级意义上最糟的两个地区。似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外，尤其是一些暴发户“新贵”聚集的地区，比如西德，那些毫无品味和格调的夜总会总是有可能被叫做“佛罗里达”。有教养的人们拒绝考虑在但帕（佛罗里达州一海滨城市。一译者注）附近居住的另一个原因是，七十年代，此类广告牌在但帕附近的呵波罗海滩赫然可见：“名叫龙巴多的家伙想跟您作邻居。”同样，加州伊斯康迪多的退休公民会被怂恿去买进“劳伦斯。威尔克乡村俱乐部不动产”的一部分股权，目的是为分享他们的音乐英雄的魔力，在最近一期贫民阶级最爱读的《国民探密者》杂志的分类广告栏中，有四则广告正在出售伪造的大学文凭：所有这四个地区从地址上看都在加利福尼亚。另一些例子则在等级意味上相当令人满意：被废弃的玛丽女王号游轮，作为一堆废铜烂铁恰恰被扔在一个元聊的地方：加州长岛（南加州洛杉矶附近一海角。一译者注）；而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成了达利博物馆所在地；自然地，劳德代尔堡（佛罗里达州南部一海滨城市。一译者注）是STP公司的总部。
于是有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一名最高阶层的成员可能住在这个国家的哪些地方呢？纽约当然是首选，接下来芝加哥，旧金山，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也许还有克利夫兰。或者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莱纳州、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州深处的乡村地区。情形大致如此。除了伯纳德斯维尔或者普林斯顿以外，在新泽西州居住并不是个好主意。但是，新泽两的任何地方都要胜过加州的太阳谷、松柏城和康普顿，俄亥俄州的坎顿，内华达州的雷诺，怀俄明州的夏延，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乔治亚州的哥伦布，以及其它相似的军营城镇：，当然还有俄亥俄州的帕尔玛——这城市人口有10万，却没有一份日报，也没有公共汽车系统、旅馆、甚至自己城市的地图。科罗拉多州的氏青城同样不可能被号虑，因为约翰欣克利（刺杀里根总统的凶手。一译者注）就是从那儿来的；以及达拉斯，因为——众多理由中的一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凶手。－译者注）曾居住在那里。
据说，某位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将拉斯维加斯称作“世界下等人之都”。我认为，您完全可以凭自己对这类知识的谙熟程度，对自己的社会等级高低有一点眉目了。对了，上面的城市中，还有阿卡普尔科吧？
中产阶级
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论等级。有助于我们辨认出中产阶级的是它的一本正经和心神不宁，而不是其中等水平的收入。我认识一些很富有却顽固地保留着中产阶级身份的人们，这也就是说，他们依然对于别人会如何看他们感到恐惧，并且一心希望将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但求不被他人批评。餐桌上的仪态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个极重要的问题。用来掩盖某些活动的网眼窗帘也很盛行，比如遮掩“藏腊肠”活动（当然，中产阶级是不喜欢用这个词的，他们这一行为的对应词是呆板的“做爱”）。经常担心会不会冒犯别人的中产阶级是“漱口水”的主要推销目标，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了，整个“除臭”工业恐怕会就此坍塌。如果说内科医生通常是中上层阶级，牙医则不得不沮丧地对自己的中等阶层身份有所认识。据说，若在社交场合将一位牙医介绍给一位“医师”——牙医们喜欢这样称呼对方，牙医经常会感到严重的地位焦虑。而医生们称自己为大夫，并尤喜在牙医面前如此，当然，他们也喜欢在大学教授，按摩师或牧师面前这么说。（英语中，Doctor 一词既有大夫的意思，也是博士的意思。美国的大学教授通常是哲学博士，牧师是神学博士，因此作者用此作为反讽。一译者注）
据《白领》(1951)和《权力精英》（1956）的作者c 赖特米尔斯称，“地位恐慌”最具中产阶级色彩的焦虑形式，所以他们才需要申请越来越多的信用卡，订阅《纽约人》杂志，因为他们估计这表现了中上层阶级的品味。中产阶级对这份杂志，或其中的广告的热爱，恰好印证了米尔斯对他们的描绘：“不从更高的社会环境借来地位，他们就会不得其所。”《纽约人》杂志的广告商看来早就对这批读者的心态了如指掌，他们在这些中产阶级面前的“准中上层阶级”姿态有时简直逗噱。比如，最近刚刚大事抨击了使用昂贵信笺的恶习，这儿，他们用了一张打印的请帖。跃人眼帘的第二个单词格外醒目，造作地遵循英式拼法将美国通用的honor拼成honour：
兹订于
本周五于康涅迪格州斯但福镇狩猎谷俱乐部
列奥那德亚当威斯特曼博士和夫人
杰弗里洛冈布兰顿博士和夫人
恭请您光临——
（到这儿上层阶级可能会说“鸡尾酒会”，或者，如果绝不会出差错的话，说“酒会”。但这里，布兰顿“博士”和夫人邀请您特别消费——）
香槟和鱼子酱
这儿唯一漏掉没提的是食品的商标和品牌。
如果说此类东西的读者，曾一度是历史最久。广泛植根于美国的一群人的话，今天的中产阶级却似乎是最没根基的群体。中产阶级的成员不光购买自身阶层的传家宝如银器什么的，他们还得常常每隔几年奉自己所属的公司之命长距离地搬家（通常目的地是所有最没格调的地方）。这些人通常是石油公司雇用的地质学家，电脑程序设计师，航空动力学工程师，或是被派驻到一方新市场的推销员，以及被公司委派的“市场”（从前叫“销售”）经理，以便监督他的前任。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散布在各个郊区和新开发的住宅区，如小H怀特所说，他们所属公司的雇主就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地。IBM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召募来这些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是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简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所谓个人，他们亦尤自由哪怕是温和地表现自己的怪僻。这些雇员很快便学会了将所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抛诸脑后，这一点哪怕是从他们起居室的装饰也能体现得一清二楚。这些人由于异常害怕失掉工作而在生活中变得非常被动，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一个无限庞大的结构中的一个部件，进而磨灭了自己的人性，他们是可以随意替换的部件。IBM的一位行政人员曾对人吹嘘说：“公司的培训计划使我们的雇员成为可替换的零件。”
大部分时间被当作奴隶对待的中产阶级，对实力和成就抱有一种狂热的错觉，实在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其中一个标志便是他们对纹章证书的追求（“这张美丽的压有凸纹的证书会显示您的家谱”）；另一个标志是他们习惯于每年发出家族通讯，报告家里人在成为“职业人士”的角逐中的最新名次。
约翰年方二十二，正在韦恩州立大学的牙医学院度过他的第一个学年。
卡罗琳在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州首府）一家很有声望的公司谋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行政秘书。”
有时候，这些骄傲的一览表着实令人心碎，上面满是家里人在过去一年中建立的“关系”：“今年鲍勃成为了四个组织的成员：地方商会平民会，北美啤酒罐收集者联盟，伊万斯威尔大学校友会，以及凡德伯格县青年共和党组织。”（参见：范伯伦曾论述道：“由于保守主义是富人们的特征，也因此在社区享有更好的名声。这样一来，保守主义也就获得了某种能令人肃然起敬、并富于装饰意味的价值。”）由于害怕自己淹没在人群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出门购物时总是精心地梳妆打扮。就像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对刨根问底的社会学家讲的一样，她的直觉告诉她，“你一走进百货商店就会明白，等级是存在的。女人穿得越体面，受到的招待就越好。”
字典中对“势利小人”一词的通常解释是：“把出身或财富当作检验价值的唯一标准的人。”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中产阶级总是为自己的品味、以及这些品味究竟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忧心忡忡，因此总是将自己与想象中的金钱、权力和品味的拥有者联系起来（过于脆弱的联系），用来克制自己向下沉的自然倾向。中产阶级苦苦恋着“正确无误”和别做错事，因此，即使在最普通的餐会后，他们也要写一纸感谢函，赠送过于昂贵或“正确”的礼物，绝不会哪怕略为提及任何公认等级低俗的地方——比如，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游历过很多地方的读者会很从容地接受英国的势利学研究权威内尔麦克伍德的发现——比利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势利之辈的摇篮，也可被看成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标志是迫切要让自己从属于什么的欲望，以及他们用购物等机械行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俱乐部”或“协会”等用语（例如在“每月一书俱乐部”和“文学协会”等称呼中）总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很自然，中产阶级也就成了下面这一类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针对的目标：
您属于
森林公园住宅！
只要您举步迈入我们这个地区，您就会懂得
欢迎的含意：
您是这个大集体的一分子……
怪癖、内向、热爱隐私，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最大的敌人，是与他们的高尚秩序截然相悻的价值。中产阶级当中流行一种观念：建一道篱笆，哪怕高一点的灌木，也是对他人的有意侮慢。此外，他们还流行一种观念，你可以事先不打电话预约便造访邻居或朋友。中产阶级生来幼稚。殷勤。不事遮掩，所以很难相信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又由于生性羞怯。思想传统，他们当中谁也不敢想象有人会在下午——而非夜晚——性交。很显然、夜晚才是事务缠身、行为庄重的公司职员此举的正确时间。小威廉H怀特曾一面在一处郊区闲混，一面研究那里的居民。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妇女告诉他：“再也没有比我们这条街上的人更友善的了，他们来的时候总会敲门。”
女人们珍视“友善”，男人们则视拥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至宝（这经常比金钱更重要），并且尤其强调“管理人员”一词。（事实是，人们面对这个术语时，究竟是心怀敬意还是唯恐避之不及，标志着等级的重要分野。）在家中安装一台录音电话的做法，自然很容易（花费相对较低）就能模仿高级专业人士的作风，但不要指望在蜂呜声过后会有一个滑稽或古怪的声音——例如用法文。或者模仿唐老鸭或理查德尼克松的声音——告诉你可以开口讲话了。中产阶级都很胆小，如C赖特米尔斯所说，“他们向来是别人的人，如公司的、政府的、军队的……”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一位“管理顾问”告诉斯塔兹特克尔：“你的妻子和孩子应该守规矩，你应该克己。遵守社会规范，你应该小心注意自己的行为。”乔治奥威尔在《为舒畅而来》（1939）中为他书中的中产阶级英雄代言，把这一点说得很到位：
“过去好多蠢话讲的是劳动阶级的痛苦。我自己并不为贫民阶层感到难过。……贫民阶层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劳动时是个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砖小盒子里，总有那么些可怜虫，从来就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只除了蒙头大睡的时候。”
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也就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他坚信，只要自己奋力投入，就必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音乐剧《安妮》和《拉曼恰的男人》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票房收入，是因为向中产阶级男人和他们的妻子提供了诸如《明天》、《总会实现的梦想》一类歌曲，井向他们允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望又可及。中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标志，源自这个阶级的社会不安定感，即习惯性地拿自己开玩笑打趣。尽管尚无法确定这些玩笑在传达何种社会效应，但“推销员”的角色使他们有必要推销善意和乐观主义。于是，中产阶级人士充当自己心醉神迷的听众。有时候他会当众道出几句也许聪明的俏皮话，但随即便会环顾四侧，捕捉听众的反应。当然，他强烈地渴望称赞。
中产阶级青年酷似他们的父辈。如果你想知道是哪些人在研读约翰T莫罗伊的作品，以求掌握打入中上层阶级的手段和技巧，这些年轻人就是答案，一个又一个公司培训计划将他们送到全国各地，所以你常常能在飞机上遇见他们。他们的衬衫总是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外套总是过分的深色，领带模仿企业家的风格，发型仿照五十年代的样式。他们常说的话是“底线”，需要说“不”时，他们总会说“一点也不”。他们的脖子总是显得长度不够，眼球的转动则太频繁，不是从上到下，而是瞟来膘去。他们将以公司受训人员的身份步人自己的成年，并在四十五年尽忠职守的生活后成长为一名公司高级职员。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会纳闷生活是不是应该大致如此。
关于这个占我们人口几乎80％的伟大的中产阶级（人们这样描绘自己的等级，如果你天真地表示赞同的话），我们就谈到这里。
上层贫民
一个被称为“蓝领责族”的阶级。他们靠手艺吃饭，认为自己和律师、医生们一样也算“专业人士”。它们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外边还会勒一根皮筋。
循序渐下，我们自然该谈谈中下阶层了。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使这个阶层陷入贫困，并已逐渐演变为上层贫民阶层。所以，他们决不会比中产阶级存在的时间更长。他们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这个从前的下中产阶级，如今的上层贫民，是“大众”的领头羊。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个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早在四十年代，这个国家的确存在过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下阶级。他们凭着自己充足的中学教育，以及对“储蓄”和“收支计划”的迷恋，得以停留在一个高于劳动阶级的等级——当然，总是岌岌可危。小赖特米尔斯说，那时候，“小老百姓比今天要少。区区几年中学教育，恰恰使他们（数目相当可观）避开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些更尖锐的工作体验。他们无拘无束地享受着自己种种根深蒂固的幻觉：对个人能力，对这个体制的总体上的信任。然而，随着同类的与日俱增，他们不得不日渐屈服于周薪工人的境况。”
结果是社会等级的降低。这些从前的低薪白领，如今不过是些工作机器，他们的妻子也通常得像丈夫一样卖力工作。
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
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是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洁工人”。一位邮递员告诉斯塔兹塔克尔他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工作：“人们总在说，‘送信人怎么怎么啦’……我觉得，这是一份在全国最受尊敬的工作。”从事护理行业的贫民阶层妇女从来就津津乐道自己是如何如何“专业”，而她们当上空中小姐（上层贫民最心仪的职业）的女儿们同样有此癖好。由于军官总是在上司面前胆战心惊，他们可能更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像上层贫民。尽管如此，他们越声称自己“专业”，就越发显得等级低：他们在越南丢人现眼，随后又为自己的社会名声坐立不安，上述说法就越来越像是冒傻气的套话。一位军人的妻子说，“有人喜欢把医生、律师叫做‘专业人士’。所有的军人都是‘专业’的嘛。”然后，一处明显的逻辑偏差：“还有谁会比用自己的一生来保卫祖国的人更专业呢？”
确定某人究竟是中产阶级还是上层贫民成员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悬殊越大，所属等级就越低。不要仅只笼统地考虑体力劳动者和蓝领阶层，也要想一想看门人、年轻侍从、农夫、铁路管理员、火车司机和消防队员。他们中有一位曾说过：“我原来打算做律师，唉，我还想过做医生。可我就是做不到。你得脑瓜聪明才行。”但上层贫民是很聪明的，至少是精明。因为通常没有人严格监督他们的工作，他们信奉个人独立并为之骄傲，不太瞧得起那些不能像自己一样独立的人。这些人，就像社会学家EE拉马思特斯在他的书《蓝领贵族》（1975）中对他们的描述，他们对中产阶级的蔑视与贵族阶级对中产阶级的蔑视很有些相似。一位上层贫民说：“如果我儿子打算一辈子都系着那根见鬼的领带，对老板打躬作揖，他有权利那么做。可是上帝啊，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至少也应该有权用自己的两只手老老实实地干活谋生啊。”拉马思特斯说，像其他贵族阶层一样，这些人“已经在他们那个社会环境的顶层了，所以就没有必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往上爬’了。”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颇有贵族气，比如对赌博的忠诚，对猎鹿的喜好。室内装饰的鹿角使他们的住处看来不亚于一个苏格兰贵族的小屋。奥特加加塞特指出，上层贫民还“倾向于把游戏和运动当作自己毕生的职业来从事，”并对女人抱一种不甚浪漫的态度——这方面也酷似贵族。
由于这些人绝不打算在选择正确的地位标识上忧心忡忡，他们也就相当地悠闲自在。他们可以举止随意，无论说什么话，怎样穿戴。装扮，都少有羞耻感。羞耻感属于比他们优越的中产阶级。进一步讲，羞耻感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情绪。吉利库柏发现，约翰卡尔文是中产阶级的先知；卡尔马克思则是贫民的代言人，尽管这两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绝对可靠的标志帮助你辨认上层贫民阶层。他们“属于”大过圣诞节的一族，经常通过分期付款购买大宗物品。比如，他们喜欢把钱花在精致的彩色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和操作复杂的电冰箱上。而中产阶级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并一一陈列于客厅和餐厅。开车的时候，上层贫民阶层的男士们坐在前座，他们的妻子被安放在后座。（如果看一看中产阶级，总是前座一对夫妇，后座另一对夫妇。而在中上层阶级中，你很可能发现两家的丈夫分别和另一家的妻子同坐一排座位。）
社交活动中，上层贫民一律守时不误，迟到二十来分钟是更高等级的标志。如果你打算在酒吧估测一位男人的等级地位，不妨找个借口与他聊聊，直到他摸出自己的钱夹，上层贫民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里头不光有妻女儿孙的快照，以备酒后展示一番直至被感伤情绪淹没，更有各类让人留恋的纸张纪念品，比如重要的体育比赛门票票根、信件、以及其它一些能随时掏出来“证明”什么的文件。百分之百的上层贫民钱夹，上面一定绑着一根宽宽的橡皮筋。
贫民阶层人士无一例外地对广告和商标抱有高度的敬意。了解这些东西，你就能够展示聪明和时髦，同时将自己与广告商品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热天饮一听包装醒目的可口可乐，并不单单是为解渴消热。这意味着你在与比你优越的人们——可口可乐公司——以及你的邻居分享一种公认的成功模式，他们还会认为你的举动是地道的美国化，简直妙不可言。约翰布鲁克斯发现，纽约地铁车厢里的涂鸦作者会在任何地方涂鸦，但几乎不碰广告牌。“似乎这些创作者尊重社会的这一方面：广告”。
菲利浦罗斯所着的一本书里的主人公索菲亚波特诺，一直在中产阶级和上层贫民之间徘徊。若说她那措辞强烈的自我夸耀是中产阶级式的，她对广告商标的尊敬和对物价的敏感则很有上层贫民的味道。她在谈到黑人女佣时对儿子说：“只有我一个人对她那么好。只有我一个人给了她整整一罐金枪鱼作午饭。我说的可不是那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阿历克斯，我说的可是优质的，被称为‘海中鸡肉’的那种……四毛九两罐。”以“蓝领妇女”为主要目标的《真实故事》杂志，向它的广告商们信誓旦旦地承诺，这本杂志的读者“对商标最最忠贞不贰”，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一位上层贫民，你所做的一切正是这个商业社会要求你必须做的。
在西南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欣然表示接受，以避“精英主义”之嫌），上层贫民阶层家庭最流行的晚间娱乐活动是去洗车行洗车，并顺便在回家的路上光顾一下当地的连锁食品超市，或者也可以去看冰上表演，招牌上写的是：“太空邦尼虫”。
中层贫民
一个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阶层。由于经常受到老板的斥责而对生活心存怨恨。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也许就是串亲戚。
上层贫民阶层为人不错。可是再往下走，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的举止可能就会让一些人觉得受冒犯了。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劳动阶级大多数》（1974）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斯列维森，曾提示我们想象一番“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领薪的专业人士当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们终究难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员旷了一大工，会有人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
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范伯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像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强制，而不是让自已被人强制，这就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
的确，实施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只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能领回多少报酬，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也就是说，承认自己的屈从地位。而大学教授因为无须向任何人汇报工作而要位高一等，尽管中学教师有可能更聪明，更有风度，更有钱。（如果你想发现贫民，就会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学、邮政部门，警察署，才常常听到这样的术语——督察、指导。）
如果一个人的恭顺服从总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个中层或下层贫民。职业阶层从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发生差错或失误，或者即使发生，也可以远远逃避后果，做到事不关己，无人问津则更好。千万不能因为立刻被发现而遭到老板的斥责，蒙受耻辱和丢脸。由于长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层贫民总是精神消沉。如一位女工所说，“我们中间好多人……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来说简直太没劲了。”圣路易斯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这样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辩护：“我们可不能是一个可怜的、没救的巨人。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第一。”“您是第一吗？”史塔兹特克尔问他。沉默片刻，“我是零蛋。”他回答。
贫民倾向于用简化的方式表达对等级的失望。当我们观察贫民时，最好注意英国批评家理查德霍嘉特的结论：“绝对不存在简单的人。‘平常’人也很复杂。”罗伯特布莱一定会表示赞同，因为他的诗歌已经表明了这点。这首诗的名字叫《跟我来》：
跟我来，进入那些事物，那些
感受这绝望已太久的事物——
那些在可怕的孤独中嗥叫的
被卸下的雪佛兰车胎。
躺在灰烬和尘土里，像醉倒的人
赤身
摇晃着跌下山，在夜晚，终于
湮没了，在池塘，
那些弃在高速公路路肩上的内胎，破裂，
黑色，干瘪的躯体，被使用过，爆开
并被扔掉。
那些散落在车库长椅周围，蜷缩的薄钢片，
有时候还温暖，坚硬，当我们握住
它们，但也放弃了，只把万事归咎政府
那些南达科他的公路，迂回着
四处探触，
在黑暗里……
这倒是一个提醒：正是他们，那些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一一退缩到他们私人的乐趣中去：家庭作坊，房屋修缮，洗车擦车，打扑克，钓鱼，打猎，野营，观看电视上的体育比赛和西部片，把自己当作球场上的四分卫或者开拓边疆的英雄，走亲访友（相反，大多数中上层人士对亲戚退避三舍，只与朋友来往），在周六或周日与家人在当地的商厦购物。
下层贫民
一个没有明天的阶级。非法移民的大军，过一天算一天是他们的常态：，正是这一阶层。承担了美国社会中最低下的工作。
劳动阶级的最底层——下层贫民的特征是：明显地对就业感到不稳定。这个阶层包括非法外来人，如墨西哥的水果采摘工，以及其他一些移民工人。这层人的定律是与社会隔绝。霍廓特对英国低层劳动阶层的描绘同样适用于其他地方：“这个社会阶层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几乎毫无计划。没有日记，看不到记事簿，书信往来极少。”他们的特征是疏远和孤独，就像生活在阿帕拉契亚山谷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人曾经受过训练，如今却一无所获，很可能会出于彻底的、一意孤行的绝望而入伍。
赤贫阶层
一个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等级。懒隋、失望和怨恨压倒了他们的自尊。这是人们看得见的最贫穷的一族。
但他们的境况还是要比看不见的底层好得多，后者并无季节性工作可干，只能完全靠福利救济过活。赤贫阶层与“看不见的底层”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比后者钱多一点，而在于他们“看得见”。“看得见”的底层出没在充斥着廉价酒吧、乞丐、酒徒的街道上，是随身携带购物袋生活的人，是在公共场所长篇大论地向听众诉苦的人，是那些从纸袋裹着的酒瓶子里喝酒的人（美国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喝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因此街上的流浪汉为了逃避警察，便套着包装纸袋喝。一译者注），是那些出于渴求别人的认可而当街“表演”的人们。
看不见的底层
一个在慈善机构和管教所里渡过一生的阶级。像看不见的顶层一样，我们看不见这群悲惨可怜的人。
因此，当过失和苦恼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人们就沦为“看不见的底层”，要么整日守在福利机构的房间内，要么想方设法让人弄进一处公共设施，至于那是慈善机构还是管教机关，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要紧。
各个阶层大致如上所述。
把它们想像成一条长街两侧数间毗邻的剧院也很形象。这里，每一家剧院门口都挂着挑出的遮篷，上面贴着无数海报。每一家剧院，无论是最舒适的，最少装饰的。还是最简陋的，都在旷日经年地上演有关自尊的戏剧。奇怪的是，没有哪一家能晋升为毗邻更高一级的剧院。关键问题是：每一家剧院，无论气派最为不凡的，还是平淡无奇的，都不见有演员表演。因为每一个演员都害怕自己会跌交，漏念了台词，或者穿错了戏服，反正是诸如此类的倒霉事而以惨败收场。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美国人，此君对自己的等级地位完全无忧无虑，请把他披挂好展示出来。这样的家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第三篇 以貌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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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敏锐的人能在一瞥之间判断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他捕捉哪些特征？
【容貌
首先，优美的容貌。当然，各个阶层中都不难发现容貌姣美之人，但相貌漂亮通常是上层等级的标志。姬莉库柏认为，这是审慎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她发现，如果上层人士与阶层较低的人结婚，他们通常只会选择美人。她总结说：“大体上说，长得漂亮的人往上走，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结婚，……缺少安全感。容貌丑的人一般与低于自己阶层的人结婚。”
【微笑
再者，微笑，另一个等级标志。这意味着，不要笑得过头。走在街上，你会注意到贫民阶层的女士比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士要笑得更频繁，嘴也咧得更大。一方面，她们喜爱展示自己漂亮的牙齿，当然是假的；另一方面，她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说到假牙，最近我亲眼见到一番惊人的举动。某个公共场合，一位贫民阶层男性的上假牙托掉了下来，他正好能用舌头将那粉红，黄色的玩意儿向前推，想把它顶回原位，结果假牙托从嘴里向外突出了差不多一英寸，看来似乎要让那东西“透透风”。人们根本不可能想象，一位中产阶级或者中上层人士会有如此举动。如果人们见到一位对旁人不屑一顾的上层人士这么做，是不会吃惊的，因为知道他是故意为之。
【身高
身高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更可信的等级标志。但是。甚至在美国，有等级地位的人也很少会是粗短的小个子。再者，如果屁股向外厥，肯定是较低阶层的人士，就像脖子很短（或者哪怕显得很短）是低层阶级的特征一样，劳伦斯威尔克，约翰卡什一类的西部乡村歌手，以及类似的贫民中，短脖于的情况格外明显。如果你对于外貌能提示一个人的等级和社会地位仍表示怀疑，不妨试着想象一下，将下面这些人物放在一起相互比较会是何等情形：把罗伊阿卡夫和艾韦内尔哈里曼放在一起，把麦那达雷和乔治布什放在一起，或者，把米尼帕尔和杰姬奥纳西斯（指肯尼迪总统夫人，后改嫁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一译者注）放在一一起。
【体重
由于62％的美国人体重超重，所以，以示区别的一个不费力的办法就是身材苗条。身材苗条是上面四个阶层的一致目标，尽管中产阶级为了抑制爱吃马铃薯的嗜好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他们的工作多数是案犊劳动，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通常不会有什么赘肉四处炫耀，不过原因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多数超重的人属于三个贫民阶层。速食品和啤酒，是两个导致发胖的重要原因，另外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会否下降的焦虑引发的神经质暴食，亦是一个原因，这在上层贫民中尤为显著，贫民阶层将肥胖自圆其说成是稳定的周薪和有能力经常外出用餐所致，甚至“外出吃早餐”也是合情合理的举动。然而我们知道，他们对麦当劳电视广告的迅速反应，实在是出于他们生活水平的限制。
最近有一份以贫民阶层为对象的杂志，刊登了一则广告，为一本节食的书作宣传。这则广告批评有关体重的数种谬误见解，刻毒地称那些说法“全是胡说八道”。它大加伐挞的谬见中包括这样的说法：“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一样超重。”该广告解释道：
“您的体重就是您社会等级的宣言。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层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中下阶层的肥胖者是前者的四倍。”
不光是数量上的四倍，还是四倍的可见度。炫耀肥胖是贫民的又一标志，目的似乎意在向较高阶层进行最大程度的美学冒犯，从而达到某种形式的报复。乔纳森拉班在明尼苏达州商品交易会上，有幸目睹了一次似乎颇为精心。刻意的肥胖奇观：
“这些农业家庭……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饿着肚子来到美国的移民的后代……一代又一代，这些家庭的成员慢慢吃成了美国人。如今他们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的臀部，同样的大肚皮，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见不着脖子。女人们勉强挤进粉红色弹力裤里，而男人们从格子衬衫和涤纶便裤的每一条缝和每一个纽扣之间鼓凸出来。”
拉班继续谈道，似乎唯恐自己不够惹眼，这些男人还戴着便帽让我们去注意他们后脖颈上的赘肉，似乎专门要和传统智慧“幸福就是做祖父母”的老话作对，越老反而越蠢了。拉班发现自己简直被美国的肥胖状况迷住了，他居然弄出一张美国的肥胖人口地图。根据这张地图，最肥胖的人们都居住在移民后代集中的地区，这些移民一直对“先辈的饥饿记忆犹新”。另一方面，“1776年以前在北美建州的几个地区在脂肪厚度方面的数据最低，人口的腰围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规律递增。美国的赘肉之都大约座落在明尼苏达、依阿华和南北达科他三角地带的某处。”
相反，我们用不着跟着拉班到处观察，就能确信在这个国家存在一种精英外貌：它要求女人要瘦，发型是十八或二十年前的式样（最有格调的妇女终生梳着她们读大学时喜爱的发式），穿极合体的服装，用价格昂贵但很低调的鞋和提包，极少的珠宝饰物。她们佩戴丝中——这立即表明等级身份，因为丝中除了显示等级之外别无它用。男人应该消瘦，完全不佩戴珠宝，无香烟盒，头发长度适中，决不染发；染发是中产阶级或上层贫民的标志，里根总统的这一作法已是明证。他们也决不用假发，假发只限于贫民阶层（上层和中层贫民称假发为“小毯于”。“垫子”或“桌垫”，下层贫民称为“toops”)。对时下的、惹眼的和多余之物的拒绝过程，成就了男人和女人的精英外貌。既然肥胖既惹眼又多余，上层阶级便拒斥肥胖。麦克尔科尔达在他的《成功！》一书中一语中的，他发现“瘦很昂贵”。
【衣着
上层人士对多余之物的拒绝并不意味着他”＝在服装上追求“最少化”。相反，多层穿戴是必需的。爱丽森卢莉在《服饰的语言》（1981）中认为，“大体上，一个人穿的衣服层越多，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她还说“近年来多层服装的时尚，就像有时声称的那样，可能和能源短缺有关（美国政府曾号召人们穿多一点以节省取暖消耗的能源。－译者注），同时，这也是显示家中衣橱庞大的好办法。”
中上阶层女士几乎无一例外地身着灰色法兰绒裙，斯图亚特格子裙，或者卡其布长裤，藏青色卡迪根式开襟毛线衣（有时是缆绳状花样针织），彼得番式衣领的白衬衫，平跟鞋，最好用无边平顶帽罩住头发。气温低时，披上蓝色上衣。如果有公事在身，则改穿灰色法兰绒外套。但无论什么衣服，最理想的颜色是真正的藏青色。多层混穿屡见不鲜，低调则是共同的倾向。必不可少的饰物是一种眼镜盒，装点着手工刺绣花边（这可是一个重要的等级标志：手工刺绣表示女主人每天拥有数小时闲暇来从事这种手艺——对贫民阶层来说这是不敢想象的）。如果一位妇女为家人和朋友做许多刺绣活，很可能她属十中上阶层。但是如果她在织完一件毛衣后还缝上一个小标牌，写着“格特鲁德威莉丝手制”，她一定是位中产阶级妇女；如果标签上写的是“格特鲁德威莉丝编织艺术”，她无疑是位上层贫民妇女。
【颜色
藏青是中上阶层的颜色，紫色属于贫民阶层。紫色一直遭到芭巴拉布雷斯的诟病。这位劳工商务部、中央情报局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服装顾问日薪四百美元，专门从事改变政府部门女性工作人员的贫民服装风格。她希望女人身着藏青色或灰色由裁缝制作的外套，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像女性化的男人。毋庸置疑的是，绝不允许出现连裤套装，尤其不能是紫色的，更不用说紫色涤纶的了。这是经典的贫民阶层服装，绝对的最低等极标志。此外还有一类深为贫民阶层苗条女性喜爱的打扮，其程度不亚于肥胖女性对连裤套装的热衷。这种装束我指的是名牌牛仔裤配极高的高跟鞋。此类搭配常见于刚搬到郊区住的上层贫民女孩，她们尚未掌握中上阶层准预科生式的着装准则。
【质地
紫色涤纶连裤套装有悖于两条决定服饰等级的基本要求：颜色准则和有机面料准则。除藏青色外，颜色越柔和或黯淡越有档次。至于面料，越有生物成分越有档次，也就是说，羊毛、丝绸、棉和各类动物皮毛。仅此无它。所有的合成纤维均属贫民阶层穿戴，既因为它们比自然纤维廉价，也因为它们千篇一律而令人厌倦（难道你能在一件丙烯酸纤维毛衣里找到草或者羊粪的痕迹？）范伯伦早在1899年就慧眼辨识出这一点，他是这样从总体上来谈论大批量制造的产品的：“粗俗和教养不良之辈都崇拜和偏爱机器制造的日用品，因为机器制造的东西实在太十全十美。这些人对于高贵的消费品从未哪怕稍加关注。”（有机原则也判定，厨房里木材要比塑料贴面有级别；餐桌上的台布，棉的要比塑料或油布等级高。）对真正的中上阶层，尤为重要的是完全摒弃人造纤维。这些上层人士的鉴别力是如此精到，甚至像《权威预科生手册》中提到的，“一件牛津布衬衫中的丁点涤纶成分”也会被察觉出来，因为那是可悲的中产阶级标志。这本书同时还热情地颂扬了年轻的卡罗琳肯尼迪——“严格他讲，她在衣饰、举止方面比她母亲更有预科生风范”——因为“在哈佛广场的四年当中，任何非自然类纤维都未能贴近过她的身体。”我还想提一件看起来相当美国化、相当具有二十世纪晚期特色——也即贫民化特色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今天购买的浴中，已经掺进了12％的涤纶。浴中的功能无非是吸收水分，但因为其中唯一的吸水纤维——棉——被稀释了，这一功能已大打折扣。
然而，这些说法都会遭到费谢尔A莱姆士先生的指责。莱姆士先生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造纤维制造商联盟公共事务主任，这个联盟旨在说服陆军和海军尽量采用人造纤维，不光用于毛巾，也用于拖把和海绵揩布。莱姆士先生随时准备回击各种恶言中伤，就在最近一一封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他从捍卫涤纶的立场，严词驳斥了一位时装评论家对涤纶的非难。“涤纶”，他说，“困其多种华美的形式，业已成为当今最广泛采用的时装面料。”（当然，从等级观点看，如此说法恰恰道出了它的谬误。）
【易读性
除了服装的颜色和涤纶成分，另一个标志是服装的“易读性”，通常也可以判断人们是不是贫民阶层。那些印着各类期待你去读解并景仰的信息的T恤或诸如此类的蹩脚货色，被艾丽森卢莉命名为“易读衣着”，一个颇为实用的术语。这类信息常常很简单，无非是啤酒商标，像百威或喜力。当然也有较为老练和淫呢的，比如一位姑娘的T恤上写着：“最好的东西在里面。”当贫民阶层欢聚一堂共度闲暇时，绝大多数人会身穿印有各种文字的服装亮相。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低调原则随即开始奏效，文字逐渐消失。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的服装上，文字被商标或徽记取代，例如一条鳄鱼。循序渐上，当你发现形形色色的标记全部消失了，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你已置身于上等阶层的领地，印着“可口可乐才是正牌”的T恤属于贫民阶层；同样原理，写着“马拉伯爵夫人”的领带俗不可耐，因此是中产阶级趣味的表现。
贫民阶层感觉到有必要穿戴易读服饰，存在若干心理原因，因此他们看上去并不滑稽可笑，反到惹人同情。穿上一件印有“运动画刊”、“给他力”(一种运动员饮料)或者“莱斯特拉宁”字样的衣服，贫民人士会觉得自己与某个全球公认的成功企业有了联系，于是在那一小段时间里，获得了一种重要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每年五月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的赛车跑道周围，能见到一些成年男人穿着荒唐蹩脚的衣服骄傲地晃来晃去，那上面必然写着“GOODYEAR”（美国著名汽车轮胎公司。－译者注）或“VALVOLINE”（美国著名汽车润滑油公司。－译者注）。商品标志在今日拥有一种图腾般的魔力，能为其穿戴者带来荣誉。一旦披戴上可读衣饰，你就将自己的私人身份和外部的商业成功混同为一，弥补了自身地位无足轻重的失落，并在那一刻成为一个人物。只需要往佛罗里达州哈利德的邮政信箱寄去27美元，你就可以得到一件前胸写着“Union 76”(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加油站遍布全美。－译者注）的蓝、白、或桔红的尼龙茄克衫。尺寸齐全，专有为女士和孩子预备的尺寸，它们正适合外出野餐时穿戴。这种需要并非只有贫民阶层热衷，中产阶级也不例外，比如印着《纽约书评》标识的T恤和大帆布手提袋，表达的意思是“我读难懂的书”。假如绘的是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的肖像，则意在向人宣告：“我是文明人”。中产阶级还喜爱穿印有大学标志镀金纽扣的西上装，那上面炫耀的信息同样能够把他们和一些醒目的品牌，如印第安那大学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紧密联系起来。
【整洁
衣着过新，或者过于整洁，也表示你的社会状况不太稳定。上层和中上阶层人们喜欢穿旧衣服，似乎在告诉别人自己的社会地位丢得起传统尊严。他们敢于光着脚穿船型便鞋，目的亦是如此。道格拉斯萨瑟兰在《英国绅士》（1980）中解释了旧衣原则。他写道，“绅士可能会将自己的外套穿到磨出线，而且能让你看出来他故意这样穿；同时，哪怕最不挑剔的人也能一眼看出，那件上衣出启手艺不凡的裁缝。”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都对新衣服情有独钟，当然，常常是涤纶含量极高的新衣。
整洁的等级意义是个更复杂的问题。也许，它并不像艾丽森卢莉认为的那么简单。她发现整洁“是一种地位标识，因为保持整洁总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但是，煞费苦心达到的一丝不苟的整洁，可能是你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否会下滑心存忧虑的体现，也可能由于你对他人的评价过分在意，这两项都是低层等级的特征。毫无瑕疵的衬衫领口，系得太标准的领带结，过分操心送去于洗的衣物，都暴露出你是个缺乏自信的人。还有，穿戴过于讲究也有同样效果，让你显得俗气。以男式领结为例——系得整齐端正、不偏不斜，效果就是中产阶级品味；如果它向旁边歪斜，似乎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者不大在行，效果就是中上阶层；甚或，领结系得足够笨拙，你无疑属于上层阶级。社交场合最糟糕的表现莫过于：当你应该显得不修边幅时却很整洁，或者当你看上去应该邀里邋遢时，你却一身笔挺。打个比方，擦洗得一尘不染的汽车，是贫民阶层万元一失的标志，社会地位高的人才开得起脏车。这就好像在大街上，等级高的人们可能会把文件塞在一个棕色的厚纸文件夹里，已经不太平整，可能还被汗水渍湿了，但决不会是一个精美的皮质公文包，上面有亮闪闪的黄铜饰物。这样的东西确定无疑是中产阶级的标记。
勿太整洁的原则在男士着装中尤为关键。过分仔细意味着你的低等——至少是中等，甚至贫民阶层身份。“亲爱的老弟，你穿得太好了，简直不像一位绅士。”《德布雷特进与出》（1980）的作者内尔麦克伍德杜撰的一位上层阶级绅士这样告诉一位中产阶级，那口气似乎在暗示对方，你不是一位绅士，而是一个时装模特儿，或者百货商店的铺面巡视员，或者演员。万斯帕卡德曾经写道：“某位颇有名气的好莱坞影星，总是在落座时暴露出自己的低层背景……他习惯地把裤子往上提一提，以便保持自己的裤线。”据说，乔治四世观察了罗伯特皮尔之后的结论是：“他不是绅士。每回坐下以前，他都要把燕尾服分开。”
【西装
上层和下层男士着装效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上层男士更习惯于穿西式套装或至少是西上装。据爱丽森卢莉说，套装“不但使懒散的人显得优雅妥贴，还能使体力劳动者显得难看。”(当然包括运动员体型，或肌肉过分发达的类型：阿诺得史瓦辛格身穿套装时活脱脱就是个丑角）因此，套装——最好是“深色套装”——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与贫民阶级分庭抗礼的最佳武器。卢莉说，“套装……的胜利，意味着蓝领阶层在与‘上层’进行任何正式对抗时，即使披挂了自己最体面的服饰，仍然处于劣势。”回忆一下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的铁匠乔加格里：进城时费尽心力把自己装扮得十全十美，只落得让衣着闲适的庇普神气十足地对他施以恩惠。
卢莉还认为，“这一战略上的不利地位，至今仍可见于地方银行和信贷公司劳资冲突中的双方，或者一位工人阶级造访某个政府部门之时。”下面是约翰T莫罗伊有关男士通过服装传达等级讯号原则的一个例子。他发现，当两位男子相遇时，“一个人的服装对另一个人说，‘我比你有地位，请表示尊敬’；或者，‘我跟你地位平等，希望你平等对待我’；或者，‘我的地位不如您，也不指望您拿我当同等人看待。’”莫罗伊由此得出结论说，渴求地位晋升的贫民阶层在仿效“东北部权贵人士的衣着”时应该尤其谨慎，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指南应该是布鲁克斯兄弟和J普莱斯服装专卖店（两家均为美国比较保守的男服商店。一译者注）。“上班穿的套装应该朴素，不能有花哨的或额外的纽扣，不能有颜色怪异的缝线，不能在前胸口袋里放胸中，衣袖上的不能有防磨的补丁，上衣背后不能有腰带，不能有皮革装饰，不能有牛仔垫肩。绝不应有这些物件。”
无论你身居何处，大体上，着装这件事与习惯和实践有关，C怀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1956）一书中这样认为。他坚持这种看法，“任何人只要有钱，又愿意买衣服，只要穿穿布鲁克斯兄弟套装，就能学会如何不让自己穿得难受。”我还想补充一句，还能学会如何避开表面光鲜的衣服（中产阶级的），选择表面黯淡的服饰（中上阶层的）。中产阶级服装的毛病在于太光滑，总是在裹住主人以前就闪闪发亮。而上层阶级的服装倾向于更加柔软，有质感，羊绒类，多结。最后，衣物的差别暗示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或辛劳与闲散的差别。乡村象征房产和马背上的闲适，而不是破败的奶牛农场和糟糕的中学，这也就是中上阶层（以及未来的中上阶层，比如常青藤大学的教授）普遍喜爱花呢外套的原因。这种衣服暗示的是乡村式的闲适慵懒，而非城市才有的日薪苦役。
花呢外套是中上阶层混穿花样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户外这样一位男子迎面而来——身着花呢外套，马甲或毛衣（也许二者俱备）、衬衫、领带、长羊毛围巾，大衣或风衣——他一定出身于较高的社会等级。这就好比上等阶层的房子中一定会有多个各类用途的房间。中上阶层一般在一件内衣上再套一件衬衫——例如，在高领套头衫外面罩一件牛津布带领扣衬衫；或者下面再套一件衬衫，甚至可以是有领子的礼服衬衫（纯色为宜），就像我在一个暖和的天气里，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上八十街看到的一位上层男士的穿法。由于毛衣对混穿法而言几乎是必需的，所以，一件雪特兰圆领套头毛衣（灰色或紫红色）最有档次，尤其是里面再配一件牛津布带领扣衬衫（当然不含人造纤维），不打领带。如果外面再罩一件价格不菲的无垫肩花呢外套，没有人敢断言你不是中上阶层。鸡心领毛衣的设计最终是为了露出领带，这种打扮自然也就表明你是一位中产阶级甚或上层贫民。据说有人把套头毛衣塞进裤腰，我简直难以相信。如果真有这种做法，那只能是等级过低的标志。
【总统衣着
研究一番近年历届总统的穿着，也许是对男人的等级外观作一番诠释的最好办法。这里的基本准则是：两扣套装远比三扣的东部权贵式套装更有贫民阶层气息。大多数总统以前都曾穿过两扣外套，一旦他们着手接管“自由世界”的领导权，他们就会深感有责任来一些改变，因此也就喜爱上了三扣套服，并且看上去与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会主席颇为相似。正是这一原因，使得理查德尼克松在大多数时候显得有些别扭，而当他身着两扣套服时，就像加州惠特尔（尼克松的故乡。－译者注）储蓄信贷社的老板多半会穿的服装，才真正显得合体宜人。尼克松的后继者杰拉尔德福特，尽管很早就受到乡下人的两扣款式的影响，还算让人信服地穿上了三扣“制服”。而且分明比尼克松更能适应，也许。还学得更快。但他一直没能真正脱掉原来那身穿戴——其外观更似乔帕鲁卡，而非任何一类为人所知的美国贵族，吉米卡特则对自己有头脑清醒的评价，他意识到必须同时回避两扣及三扣套服，而与牛仔裤结下不解之缘。因此，试图批评他追求东部权贵形象却落得失败的低毁，终于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当然，罗纳德里根并不需要权势阶层的着装样式，因为他正确地感到，这是对支持他的那些文化不高，敬畏上帝、不信任知识阶层的选民们的公然冒犯（自然，对他们来说的确如此）。里根的着装风格可以被锁定在洛杉矶县（甚至橙县）的白种基督教新教徒风格。这种风格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你固执地相信自己与那些受过教育、有修养的人（也即东部那些讲究衣着仪表的人们）不相上下，那么你便的确如此。他是阳光地带的头脑和灵魂的完美代表。他喜爱的装扮自然是带垫肩的大号两扣套服，前胸衣袋里插上一块杜鲁门式白色方中。当他穿戴齐整时，看上去活像一位准备动身去教堂的贫民阶层的祖父。有时在闲暇活动（他一般会这么称呼）中，他希望自己看上去像个牛仔。当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如此装扮自己时，尤其能博得“阳光地带”的老年人的好感。人们甚至会感到犹豫不决，该不该猜测那套行头里含多少涤纶成分。
的确，里根差不多违反了上层甚至中上阶层外观的每一条基本原则。如我们亲眼所见，他的染发就是一次公然的冒犯，脸颊上的胭脂同样惹人恼怒。（总统是不是很快会接着涂上眼影和眼线？）取得了这种效果的还有他的白色细平纹布衬衫，无论何时都提示人们注意那衣领上的撑条（对整洁的焦虑）。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里根的便服布料虽然是乡村中产阶级风味的彩格呢，但又不是苏格兰花呢。他无论走到哪儿，领带上端都打着一个完美的温莎式结——少年老成的中学男生最心仪的打扮。一次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丹拉瑟（美国CBs电视台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译者注）随即进行“总结”，试图弄懂总统的奇异穿戴，比如他的浅兰色牛津布带领扣衬衫和“军团式”领带，这打扮反倒使总统看上去像一名中上层阶级人士。研究男子等级标志的学生，如果头脑足够敏锐的话，差不多立刻能从里根的穿戴里推断出他那中西部小镇顽劣风格的政治艺术，就像我们也能从罗斯福的海军披肩、夹鼻眼镜和烟嘴等饰件推论出他那高尚的贵族政治。
【政客穿着
公开冒犯所有的绅士着装原则的并非仅只罗纳德里根一人，他那惹眼的总统“班子”中人人如此，例如艾尔黑格。尽管他已卸任国务卿，因为他那么渴望成为总统，在此讨论他实在恰到好处。（黑格曾在里根遭到枪击后声称接管政府，引起全美舆论哗然，按照美国宪法，在总统不能处理政务时由副总统代理，副总统也不能事政时由众院议长代理。黑格时任国防部长，没有接管政府的资格。－译者注）当然，在一位士兵受命装扮成平民时，要求他对服装品味了如指掌未免有些残酷。（尽管有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例。他几乎终生身着军装，但后来换上三扣三件套服也相当不错，仿佛天生具有高等阶层的风仪。）艾尔黑格身上最突出的下层等级标志，是他那总与脖子保持着一段距离的外套衣领，这通常暴露出贫民阶层的身份。在艾尔黑格身上，上衣的衣领总是跟衬衫领子离开一截，并向后上方翘出一英寸左右，其效果好似一个人被劈裂开来。这一特征显然并不包含任何特别的政治诉求，只是一个等级标志。这一点已经被理查德霍嘉特的一张照片证实，此公虽然是英国激进的批评家和劳工党的热心拥护者，但他是用这张照片为自己的一本新书促销。在照片上，他的外套衣领足足向后张开了一英寸，充分表明了这道豁口同时折磨着极左与极右两翼。实际上，这张照片揭示的并非热情，而是三流滑稽戏小配角的真实嘴脸。
又比如，最近威廉巴克利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中采访了一个可怜家伙。此人来自德克萨斯州，正打算对中学教科书进行一次审查，以期抑制诸多罪恶之一的中学生乱交情况。由于他把“乱交”(promiscuity)一词读成“pro-mis－kitty(正确的发音是pmmiskjuiti。－译者注)，观众完全不知道此公在说些什么。巴克利尽可能温和地将他的错误发音纠正过来，以便让观众明白这个可怜的傻瓜究竟在谈论什么。虽然这个德克萨斯家伙对自己尚未获得支持的能量允满信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自己那错误的贫民发音。不过即使他没发错了音，我们还是能从他那足足张开两寸的领口推测出他糟糕的洞察力和感觉。当然，主持人已克利的衣领一直紧紧贴着他的脖子和肩膀，即便在他回身、弯腰或频频点头之际。这里，我要拒绝任何声称我薄贫厚富的指控。我要指出的，并不是富人们由裁缝剪裁的服装与大众从商店买来的大路货之间的差别，因为你尽可以从商店衣架上取下一件领口妥贴十分合身的上衣，或者至少你能将一件上衣改成严丝合缝紧贴着脖子的衣服，差别在于，有人把领口视作等级标志加以注意，有人对此毫无察觉。道格拉斯萨瑟兰在《英国绅士》一书中认为，你必须清楚，判断一件西式外套是否值得一穿，最最重要的标准莫过于“它的肩部必须十分合适。”
【低品味标志
除了豁开的“黑格”或者“滑稽戏配角”的衣领，还有另外两个低级阶层的标志，在你的观察对象不穿外套时，仍然清楚可见，并能立刻显示该人的中产阶级或上层贫民身份。这两个标志是：兜袋和腰带悬垂物。兜袋是一种外壳上通常印有广告的小小塑料套，放在衬衫的上衣口袋里，以防插在上兜里的钢笔或铅笔弄脏了主人的化纤衬衫。制造业中，的它的专用名为“衣袋保护器”。专为上层贫民提供邮购服务的制造商们，还向顾客宣传可以在这个小物件上印上个人姓名的字母缩写。喜爱使用兜袋的人都是有必要关注效率的人，比如超市经理，或者流动的保险推销员，这些人希望让人留意他们需要经常拔出钢笔。
腰带悬垂物，无论是真皮或假皮的，是中产阶级甚至地道的贫民阶层的准确标识。从最上等的滑尺盒套，到墨镜盒，从印有“西部手制皮具”的香烟盒套，到（像一份邮购目录里说的）“眼镜和钢笔皮套：高级牛皮，标记您的姓名字母缩写。”“皮套”一词暗示所有这类腰带小配件可能具有的男性气质。这些腰带悬垂物通常为贫民专用，从而也说明了那些下层同性恋者的社会级别，他们经常在腰带上佩戴前后左右乱晃的“钥匙圈”，以示自己的“性取向”。我们之所以很难相信一位工程师会成为中上阶层的成员。就是因为他的这一习惯。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培养在腰带上悬挂各类物品的习惯——不是计算尺就是计算器，或者是诸如地质鹤嘴锄一类的低级用具。
请想象一下，一位男子，身着与正在从事的工作协调的夏装——白色短袖衬衫（一般是涤纶质地），打着领带，深色长裤，一只兜袋插在衬衫口袋里，是一位在五金商店工作的中产阶级或上层贫民职员。现在请注意：你只需在他的腰带上外加一件或数件悬垂物，并在他头上惹人注目地扣上一顶白色安全帽，他顿时就成了一名“工程师”。因此，当工程师出现在老板或工人，资方或劳方，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之间时，由于这些倒霉的腰带悬垂物，他们的社会等级问题总是显得难以确定。实际上，任何形式的腰带悬垂物，就算它们没有不光彩地耷拉着，必定是上层贫民的标志。例如，装在人造革套子里的墨镜，哪怕是让它在衬衫第一个纽扣眼下侧晃荡，也不要惹眼地别在腰间——前一种方式是中产阶级的，反正至少不是贫民的习惯。
【衬衫领子
如果兜袋和腰带悬垂物能即刻表明贫民倾向，另一些标识的作用同样显著。当你在衬衫外罩了一件毛衣或上衣而不系领带的话，衬衫领子怎么处理？上层或中上层人士会把整个衬衫领放在毛衣或上衣里面，我猜部分是因为，这样做的效果是“漫不经心”而非“整洁”。另一方面，除非你是一位以色列议会成员或者希伯莱大学讲师，你一旦把不打领带的衬衫领子翻到上衣外面，你就是一位刺眼的中产阶级或贫民人士——但也说不定，要知道，在外出骑马或其他户外运动时，总统也喜欢这种作法。
事实上，衬衫在昭示等级差别上是最雄辩的服装之一，衬衫会以无数方式使你失掉等级地位。在“白上穿白”使人立刻跌到中产阶级或上层贫民的地位；而在短袖衬衫或T恤（就像《蜜月人》里的艾得诺顿）外面罩上一件坎肩，则让人跌至中下层贫民地位。有时能见到T恤外挂上吊裤带的穿法，这效果好比在短袜上套一双凉鞋。特别是在英国，但也包括美国国内的崇英地区，这种穿法表明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中学教师（教数学或者化学），倘若还着一身假日装束，你就分明是在暗暗渴望沦为上层贫民。
【饰物
饰物，也是使人社会等级迅速降低的东西，例如小珐琅质的“旧日光荣”翻领别针，不是精神病患者，就是在自己选区进行竞选活动的玩世不恭的政治家喜戴的。如果他们的夫人佩戴水晶石颜色的同类别针，效果是让她们显得地位更低，比如说，低到了下层贫民。有关手表的普遍等级准则是：越科学、越技术化、越富于太空时代特色，等级就越低。这一准则也适用于“信息量”过于密集的手表，比如提供吉隆坡当地时间，显示今年所剩的天数，或者指示星座标志等等。一些喜爱戴黑色蜥蜴表带的卡蒂埃表（Cartier）的上层阶级认为，甚至有秒针也会损及戴表人的社会等级，好像他是公共汽车站负责发车和到站的职业计时员，对时间的精确性必须锱铢必较。上层人物喜爱的另一类手表，常是最便宜最简单的蒂麦克斯表（Timex），用经过消光处理的横棱表带，而且时常更换，这种表在正式场合配黑色表带会很逗趣。贫民阶层错误地以为袖扣很有等级，特别是库尔特冯尼格的《五号屠场》中的配镜师英雄比利皮尔格林的衣橱里的那种。这类玩意儿要么模仿罗马硬币，尺寸挺大；要么是真能转动的小轮盘；要么是“一对实用的东西：左边一个温度计，右边一个指南针”。这类袖扣让人想起用“最好的人类臼齿标本”做的袖扣，《伟大的盖茨比》中的梅那沃尔夫舍姆就曾骄傲地向人夸耀过这类东西。
【雨衣
另一个显著的社会等级差异是雨衣的颜色。约翰T莫罗伊经过广泛和相当努力的研究之后发现，米黄色雨衣远比黑色、橄榄绿或深兰色雨衣级别要高。的确，黑色雨衣看来是可信度极高的贫民阶层标识。莫罗伊因此大力敦促那些跃跃欲试改变外观的贫民读者尽快为自己添置米黄色雨衣。据估计，米黄色暗示一个人对可能溅上污渍的危险毫不在意。米黄色具有“去你的，我不在乎”的劲头，这是谨慎的黑色所欠缺的气质。现在，你就不会再纳闷，为什么《我爱露西》中的里奇里卡度会身披黑色雨衣了。
【长裤
标识着中上阶层，尤其是郊区中上阶层的运动长裤或休闲长裤同样具有这种“去你的”精神。常见类型是绣着绿色小青蛙的白色帆布裤。它的变种是绣有深兰色鲸鱼的淡绿长裤，也可以绣信号旗、钟浮标、浮标，龙虾，以及任何有上流社会气息的图案。它们统统为了表明这位穿戴者刚刚从他那体积可观的游艇上信步踱下来。白底的甲板鞋同样奏效，穿它是为了能“在滑湿的甲板上站稳”。同样，有许多根束带的防风衣也能显示这点。克里斯游艇公司的邮购专递业务会为你提供可以模仿的样本，但中上阶层以下的人们在追随时应该谨慎，采用游艇主人式风格一般较难令人信服，因为那一类仪态中习惯性的从容随意、被风吹乱的头发造成的精致的不修边幅，实在难以模仿。并且，你的脖于还得又长又瘦才行。
【领带
关于男于领带的等级含意这一主题，恐怕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才能谈透。这里我只能粗略勾勒出几条普遍原则。尽管领带在多层混穿中扮演的角色，与纤维在服装质地的效果中起的作用一样，可以简略地一笔带过，但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也因为这一原因，领带实在与高尚地位息息相关。有必要指出，完全不打领带可能表明一个人的阶层极高——比如上层，为的是凌驾于各种批评和指责之上，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尊重法则不再适用。莫罗伊的一项试验令人满意地记录了领带与职责、雇员身份、以及驯服的中产阶级其他特质所具有的关联。他让一些男子参加职业应聘面试，其中只让一部分男子打着领带。他发现：
“无一例外地，打着领带的先生们得到了工作，而没打领带的则遭到了拒绝。尤其令人意外的一个情境是，一位不打领带的应征者……让主持面试的人感到极不舒服，他索性给了应试者6．50美元，叫他立刻出门买一根领带，系好，再回来完成面试。当然这位应试者还是没得到那份工作。”
莫罗伊的另一项实验表明，领带的确是区分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的重要标记。他这次实验瞄准了纽约可怕的公共汽车总站。这地方素来以种种能触动人们想象力极限的恶行、伤害和肆无忌惮的暴力著称。莫罗依将自己装扮成一名中产阶级男士，假装忘了带钱包，正不得不赶回郊区的家。当时正值高峰时间，他试着向人借75美分买张车票。头一个小时他穿着套装但不打领带，后一个小时他穿戴齐整，衬衫领带一应俱全。他叙述道：“头一个小时，我总共借到了7美元23美分；第二个小时，由于领带的关系，我弄到了26美元，其中一位男子甚至还额外给了我买报纸的钱。”
衣服上的可读标识使人的身分降级，似乎作为报复，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领带。上层人物的领带回避任何稍稍明显的文字形式，哪怕是极为简单的象征性表达。他们选择条纹，薄软绸变形虫斑点、或者小圆点，以期表明自己等级很高，根本无需操心要通过文字或图画在胸前标明等级。（这也是隐私原则的体现，好像在说：管好你中产阶级小气和让人恶心的事罢，别想从我的领带上嗅出什么秘密。这是典型的贵族式态度。）深色底衬白圆点也许是最为保守的领带图案，不但上层和中上层人士喜欢，就是报刊记者。电视新闻播音员或体育报导员，也对这种图案报一种防御性的激赏，他们顾虑自已被人看低，怕被视为粗陋之辈、酒鬼或者愤世嫉俗之人。供职于大都市里的银行信贷部的人也会选择这种款式，以确保自己的信托声誉让人完全放心。
沿着条纹、圈形或圆点向下走，低一级的领带图案开始表达明显和确切的文字意义。某些设计专为显示中上阶层的运动品格，多以飞翔的小雉鸡。小游艇，信号旗和六分对角图案为主。（好像在说：“我打猎，还有游艇。我有钱，还爱运动！”）再次一级的是“背景”图案，这类设计专为显示其穿戴者的职业，并加以庆贺。中上阶层成员中不稳定的人（例如外科大夫），中产阶级中渴望脐身中上层的人（例如会计），会选择这类领带。因此，印有墨丘利节杖（美国医学界象征。一译者注）的领带就是在声明，“瞧瞧吧！我是个医师！”（注意，没有专为牙医设计的“背景”图案）。小天平：“我是个律师。”如果是乐符：“我的工作与音乐有关”。美元标记或钱袋：“股票经纪人，银行家，获得巨大成功的整形外科医生，或是彩票赢家。”我甚至见过绘有小型军用吉普车图案的领带，却捉摸不透它的含意。因为假如您是我们打过的任何一场战争中的司机，你大概不会忙着去告诉别人吧。其他一些自我祝福的图案包括小鲸鱼、小海豚或小海豹，表明你不但热爱大自然，还花了很多时间保护大自然，因此你是一个不错的人。带有英式（千万不可以是德式、法式。意式。西班牙式、葡萄牙式或白俄式）军团、俱乐部或大学专用色条子的“棱纹平丝绸”领带，可与以上所有的“背景”式领带替换使用。
我们越是下溯等级阶层，领带上的文字也就油然增多，因为这类领带就是供人研读和品评的。这类展示性艺术品之一是深兰色的“祖父领带”，斜角上的白色手绘字是孙儿的名字。想象一下打上这根领带可以激发的谈话吧！另一种则写着“我宁愿去航海”、或“我宁愿去滑雪”等等。这类领带统统可以被视作对个人隐私的有效触及，从而能“激发对话”，是有用的巩固中产阶级地位的工具，与他们的另一个传统——希望邻居心无顾虑地随时造访——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类中更低一等的领带常常试图表达出绝顶的机灵，如“感谢主，今天星期五”，或者“噢，见鬼，今天礼拜一”等等，实际上很拙劣。若将上述感叹语变成缩写，再加上游艇信号旗并置于领带上，你就能在博取观众一笑的同时，将自己的等级往上提一点。至于濒临上层贫民边缘的中产阶级底层，我们开始看到用鲜艳的颜色画的大花朵、或者干脆明亮的“艺术”色块出现在领带上。这类讯号不外乎在传递“我是一个开心汉”的信息。莫罗伊在讨论领带时，不忘谆谆告诫“开心汉”们，“无论何时何地，千万忌用紫色。”
再往下，当我们发现，在领带上提示游艇所有权或开心汉身份未免大荒唐时，我们知道面对的是上层或中层贫民的“流星锤”领带了：毛线或皮革条织就，一枚金属夹（通常是青绿色或银白色）扣在上面，此人多半是居住在“阳光地带”比如新墨西哥州的退休人员。与其他各类领带如出一辙，它们的声明是：“别管看上去怎么样，其实我跟你一样不错。我的‘领带’尽管可能出格，倒真的要比你那条传统的好。因为它意味着原始，所以一点也不妄自尊大。它纯洁，而且正直。”流星锤还说，“戴上我的人是自然的孩子，哪怕他有八十岁。”像贫民购置的许多东西一样，这类流星锤领带可能价格不菲，尤其配着稀有金属制作的标有“艺术品”字样的领带夹。道理仍然是，钱虽重要，却不总是等级地位的标准。
处于流星锤佩戴者之下的是下层贫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他们从来不打领带，或者即使打，也只有一条。由于打领带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他们往往对此记忆犹新。对这群人而言，领带是造作甚至骄奢的象征，像故作文雅的淫逸之辈那样系上这么一根玩意儿，只是浪得虚名，这跟在内心想象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筹没什么两样。一位贫民主妇这样谈到她的配偶：“只要殡仪员同意，我会让我丈夫穿着T恤下葬。”
【帽子
今天，帽子比领带更容易说明等级问题，因为少见。自从浅底软毡帽消失以后，中上阶层的男士就只能戴拙劣的类似品了——“俄罗斯”皮毛帽，国会议员派特莫尼汉喜爱的L．L．BEAN牌“爱尔兰”花呢帽，或者在顶层人物中流行的软垂边白色钓鱼帽或网帽，尽管它也曾被富兰克林D罗斯福喜爱过。如今，只有把帽子当作无足轻重的饰物，才能赋予它等级的意味。严肃地看待戴帽一事，只会使自己的身份降低。这尤其是指那类新奇的帽子，比如八十年代早期东北部的中产阶级和西中部的上层阶级酷爱的棕色或黑色平顶软兔毛帽，他们一度籍此猎取他人的敬意，同时出出风头。还曾在这群人中走俏的新式帽是一种带深兰色帽舌的“希腊渔夫帽”，这种帽于的广告曾登在《纽约人》杂志上。这款帽的用途是为它的主人声明：“我去过希腊，因此我富裕。我富到有钱乘坐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飞机飞那么远的路程。我还敢于冒险，亲自品尝了异国风味，比如松香味希腊葡萄酒，希腊红鱼子酱色拉等等。”这类头饰的问题在于它与贫民的联系，一旦出现黑皮革质料的款式，就会愈发显得离奇和令人惊诧。实际上，只有六种皮革制品不会损害主人的等级地位，它们是：腰带，鞋，手提包，手套，照相机盒套和拴爱犬的绳子。
过去，当沙皇尼古拉大帝和英王乔治五世还戴游艇帽时，帽舌还没像今天这样立即指示出贫民身份。今天，帽舌不光与希腊渔夫有关，还与工人、士兵、汽车司机、警察、铁路职员和棒球手有联系。因此，贫民阶层本能地对带沿帽有好感，这也是带沿帽之所以在他们中如此流行的原因，以至于我们把这种帽于称作了“贫民帽”。这种“棒球帽”用红、兰、黄等颜色的塑料网状物制成，后部镂空，下沿横钉一条可以调整宽窄的带子：“一个尺码，适用全体（贫民）”。不论贫民帽的标准风格如何，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丑陋。贫民男人戴上它的效果，与他们的妻子穿上紫色化纤类紧身裤的效果旗鼓相当。像所有的其他衣物一样，贫民帽也有一定意指。当它碰上的人受过昂贵的教育，坚持尊贵的人类理想形象应该在意大利圣马可露天广场或希腊帕特农神庙里的人物上展现，或者相信理想的男性头型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或西斯廷教堂壁画上的亚当。它就会说：“我比你一点不差。”后部的小带于是重要的贫民阶层特征，因为它降低了买主的身份，这些人如今干的事从前是卖主的义务——帽商们曾经不得不大量贮存各类尺寸的帽子以供选择。当代生活中其他这类特别吸引贫民的产品，如喷气式飞机或超级市场，也有此特点。为了卖主的便利所作的一切，被说成是为了买主的便利。为使贫民帽的丑陋更加夺目，人们有时会将帽于反转过来扣在头上，可调节的帽带抢眼地横跨过额头，仿佛帽主人为这种“一个尺码，适用全体”的小玩意儿深感骄傲，不由自主地要展示这一“技术”和自己对此技术的“掌握”。里根总统过去曾在一次演出中戴过一顶贫民帽，当时他正矗立在皮奥里亚一辆拖拉机的顶上，看上去非常自然。任何人如果还对贫民帽的等级含意难于判断，浏览一下中上阶层的L．L．BEAN男帽商品目录便会释然。这个品牌提供的头部用品几乎应有尽有，但恰恰和塑料贫民帽划清界线，尽管出于市场考虑还是提供了一款，却是鹿皮制的。仅次于T恤，贫民帽是展示语言的最佳场地，从粗鲁的“上你”到温和的“卡罗莱纳工具和工程公司”，“鲍德温过滤器”，或“帕克牌蜡肠”。汤姆卡菲的贫民冰琪淋摊贩，会头戴前方写着“卡菲”几个大字的贫民帽。
人们也许会认为，贫民帽是各类男子帽饰中的最低点。错了。贫民帽离深渊底层还差一两步。一种是贫民帽的改版，帽沿上添了一副可折叠的太阳镜镜片。比这个滑稽透顶的把戏更显低劣的则是桑伯雷拉帽。这种帽子依靠一条箍带上的若干小支撑物直立在人的脑袋上，并能像雨伞一样一开一合。这“雨伞”约二十英寸宽，“伞骨”上的V形三角布通常呈红色或白色。这真是彻头彻尾的“现代派”。这主意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末期的人才想得出来。
【高级品味：古风崇拜
说到这里，不得不谈谈崇古之风和最高阶层的趣味了。我们已经明白，羊毛和木材一类有机材料要比尼龙和塑料之类人造物等级高。这就是中产阶级为什么会选择“殖民风格”或“科德角”房屋的原因，同理，在美国人眼中，英国和欧洲仍是有等级的，遗产和“老钱”也因此成为重要的等级准则。因此，“看不见的顶层”和上层会让他们的仆人穿上古老的制服，或者保留某些遗风——如女仆系白围裙或男管家身着条纹背心。这种作法意在暗示，这个家庭的财富来源久远，这个家庭的后裔还保留着很久以前的生活习惯。
范伯伦所谓有闲阶层“对古风的崇敬”随处可见：中上阶层大多喜欢歌剧和古典芭蕾舞；喜欢将自己的后代送往男女分校的预科寄宿中学，因为那儿与男女混校相比更稀有，所以也更有古风；常去欧洲或中东观赏古迹；学习“人文科学”而非电子工程，因为人文科学涉及过去，能熏陶出挽歌式的情感。甚至学习法律也有一种诱人的古韵：那些带拉丁词尾的英语，那些渊源久远的“案例”。有等级的人们从不筹划未来，筹划未来是交通运输工程师、计划人员和发明家一类粗俗庸人的“专利”。说到老练的电视观众对黑白旧片的热爱，英国批评家彼得康拉德是这样评论的：“所有那些已经衰朽的、遗弃的、消亡的风格样式，就是我们需要的。”由于上层等级把对古风的忠诚视作自己这个等级的准则（如对老式服装的钟爱，就标志着他们的尚古情感）。至于那些较低的等级，除了迫不及待地冲向新鲜事物，还能有什么别的打算？不光是闪闪发亮的外套，还有相机，电器、立体声音响。花样翻新的手表、电器化厨房、电子游戏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正如拉塞尔林斯在《品味制造者》中提到的，尽管存在大公司为博得贫民欢心树立的现代性正面，还有上等商业阶层隐藏在正面风景背后的怀古风情。“如果您愿意拜访纽约的雷佛屋，”他写道，
“你会发现，姿态优雅地座落于公园大道一座玻璃盒子里的，就是雷佛兄弟公司的办公室。您会发现，管理人员的地位越高，他们周围的陈设就越古旧。为公众服务的前台是大胆的现代风格，职员和部门经理的办公室依照实用的方式设计，等走进上层管理者的办公室，你会发现那儿有早期美国风味的壁炉和技形吊灯……如果你愿意来J瓦尔特汤普森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餐厅……你会发现自己在一间科德角式风格的房子里，屋里装饰着温莎坐椅和小块地毯，窗户有木质边框。”
诚如每一位推销员的经验，如果您在卖什么东西，卖古旧货对你的社会地位比较有利，比如原汁酒或未杀菌的奶酪，没加防腐剂的面包，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或者珍稀书籍。卖旧货的确能平衡什么都卖带来的等级耻辱，甚至经营原质海绵也要比卖人造海绵在等级上更可取。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欣赏有机的和古老的物品是如何融为有格调的事物了。
部分由于英国曾经有过鼎盛时期，“英国崇拜”是上层品味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举凡服装、文学、典故、举止作派、仪式庆典等等。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现今崇英阶层生活格调的种种反讽意味。在英国称雄世界的十九世纪，势利之徒模仿英国时尚当属自然之举。势利之辈如今依然这么做，却并非由于英国的强大，而是其衰弱腐朽。拥有和陈列英国物品会显示一个人的尚古之情，上层和中上阶层的品味也因此得到确立。于是会有格子呢裙，雪特兰毛衣，哈里斯花呢外套，伯百丽风衣，“军团”式领带。中产阶级以上的普通美国男性一般认为，“衣着得体”意味着，你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像五十年前老电影中描绘的英国绅土。最高阶层中的年轻一代总要学习骑术，正因为那套最好的社交装备以及附属饰件是从英国进r＝的。最高阶层的食物亦与英式风格相似：淡而无味，松软粘糊。口味淡而且少变化。中上阶层的周日晚餐菜谱也是一份英式翻版：烤肉，西红柿和两样蔬菜。身居圣詹姆斯宫的美国大使仍会感觉有必要强调他的上层地位，哪怕他是沃尔特安宁伯格本人（美国著名富翁和艺术收藏家，曾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译者注）。这跟到斯里兰卡或者委内瑞拉当大使可不一样。
深深铭刻在美国意识中的一种崇古，尤可见于美国大学建筑设计中哥特式风格的盛行：高等教育机构越是占雅得地道，就越让人追忆起它们的两位英同先驱（指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译者注）。因此，加州格兰代尔的一家低等函授文凭作坊，为了吸引贫民阶层的美元，竞会为自己取名叫肯辛顿大学（指英国皇家的肯辛顿宫，位于伦敦海德公园一侧。一译者注）。只有当你从贫民和中产阶级各州向美国东北移动，直到接近中上阶层时，你才会感到扑面而来的“英格兰母亲”的浓郁气息，那气味仿佛发自昂贵的旧皮革滚边。杰那斯液化物和焦油肥皂。你这才意识到，中上阶级确实相信，牛津和剑桥同哈佛和那鲁相比，不仅更古老，而且更好，当然更不用说密歇很大学了。研究一番中上阶级，你会发现他们相信史瓦皮斯苏打水要比白石苏打水更好，尽管他们一向以冷落广告为荣。餐桌上，你不但会听到人们时不时地提及皇室，还必须洗耳恭听有关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玛格丽特公主，安公主，安德鲁亲王，以及威廉小王子的热烈的长篇大论。
不光中上阶层，中产阶级的崇英情结也不可小视。例如，我曾与一位朋友有过一次书信往来。这位“发展商”或建筑承包商在为他的一条街苦苦构思街名时，来信恳求我帮助（当时我住在骑士街）。他请我按字母顺序列出一份有等级的——也即英式——街名，以便招徐那些中等地位以上的买主。我深感此事有关他的顾客的自尊乃至精神健康，立即回覆了一份名单，开头是这样的：
阿尔伯马尔
伯克利
卡文迪许
德文郡
伊克塞特
范莎乌，等等。
他要做的无非是在后面添加这类词尾，比如：
大街
短街
环形路
小径
小道（如“公园小径”）
园林街
这样，他的买主就会免遭居住在麦克吉利卡提大街或伯恩斯但林荫大道或瓜泊街一类街道上承受的耻辱了。当我的名单——从Lsndsdowne，Montpelier，Osborne到Priory ——快接近尾声时，我不得不在“W”词条中写下了“Wind-sor”(温莎，英国王室著名城堡，由温莎公爵得名。一译者注）。今天，也许某个可怜的家伙正在困惑不解地想：他在温莎街221号住了这么多年，又没住在俗气的西大街，成功为什么还是迟迟不肯降临呢？一些可怕的新崛起的地方（像休士顿），总是很快在自己周围营造出大片郊区，然后标上令人震惊的英国地名，比如以下这些名字（它们当真是休士顿的地名）：
诺丁汉橡树庄园
阿富顿橡树庄园
茵弗内斯森林别墅
舍伍德森林别墅
布列斯庄园
麦利迪斯庄园
甚至还有一处“三叶草庄园”，不但没什么英格兰风味，连等级地位也令人生疑。所幸休士顿离波士顿很有一段距离，恐怕谁也不会亲自去探个究竟。（三叶草为爱尔兰国花。波士顿是美国爱尔兰移民最集中的城市。一译者注）这倒是让人想起了那位可怜的赫尔曼塔罗尔医生。他那中上阶层的女友为了掩饰他的庸俗，在他的客厅里撒满英国杂志，结果害得他一命呜呼。
只要是英国的，就一定有档次——这种感觉促使一些人更名换姓，只为听起来带有英国味。没有人会愿意把波什尼兹改成加伯利尼，但人人都乐意不叫霍洛维茨，改称霍依。如果你经营的是平淡无味的小面团，把它们叫做英国松饼吧，您的买卖一定会蒸蒸日上的！
第四篇 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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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小奥登的一首诗里，他写道，“人们不仅会在城市诊所里见到患病者，而且也能在私人车道尽头的乡间住宅里找到他们。”我相信，奥登指的这些人不可能是贫民，甚至都不是中产阶级。善于捕捉阶级信号的人知道：倘若这个人有车道，在显示社会地位方面，这条车道的重要性与车道尽头的住宅大体相当。
【车道
如果根本找不到某先生的车道，就请大胆推测：这家的主人一定属于看不见的顶层。只有从上层阶级开始，车道才变成了可见的，从而可供研究之用，一般而言，社会等级越高的人家，车道也就越长。另外，长而曲折的车道远比长而直的气派。究其原因，范伯伦观察的结果是：蜿蜒的车道占地更多，却没什么实用价值。他注意到，按照“不实用准则”，最有档次的车道是在“平坦的地面上拐来拐去的车道”。倘使地面高低不平，迂回绕行便添了实用价值，故而仍然不能体现主人社会地位的高贵。弯曲车道的功用仅仅是为了炫耀和卖弄。既便是相对朴实的中上层阶级的车道，径直通向车库的也不如蜿蜒曲折的有气派。
不光是车道的样式，车道的路面材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产阶级的车道中，用色调暗淡的砾石铺就的那种给人的印象最深。浅褐色最佳，白色稍逊一畴，因为后者违背了要避免醒目和鲜明对比的原则。沥青路面等而下之，因为太经济实用。砾石优于沥青并非由于前者是自然材料，而是由于石于必须经常更换，这样化费就多，还会添许多麻烦，带来诸多不便。经常花掉本可以不花的钱，无可置疑的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围墙
因为注重隐私是最高阶层的标志，凡高于六英尺的围墙就标明了主人的等级，而矮墙和可以透视的篱笆。或者根本没有围墙的住宅，则宣告了主人的中产阶级身份。如果某座住宅的宏伟壮丽是众所周知的，且从公路上也看不到，那么你有可能会在庄园入口的地方发现一座大门，否则入口处就没必要设门，因为那么做过于炫耀。
【门牌号码
其实，通过门牌号码也可以捕捉到人们的虚荣和喜爱炫耀。一种方式是用大写数字而不用阿拉伯数字来书写门牌号码，如“二百五号”，仿佛那儿是个文具店似的。（西方文具店的门牌号码通常用大写数字。－译者注）。同理，“贰佰零伍号”则更令人倒胃口。还有一种办法是将姓氏写在宅院正面某处或者信箱上，如“约翰逊宅”，好像尊府是某个机构或官邸。方式之三是在宅院正面雕刻上宅名：“温楼府”，似乎要让人联想到温莎城堡似的。在这方面你尽可以挖空心思，特别是当你属于中上层阶级，而巨还对英国式品味情有独钟。但是别忘了，给住宅命名的作法在英国的贫民阶层中也很流行，对于他们来说，想借此传达的只是这样的信息：敝宅非政府提供之公共注房，实力房主所拥有，并由住房人支付大部分购房款之私房。
【车库
现在，我们来看看车库。中上层人士和中产阶级有那么一个时期，曾经为车房感到不知所措，所以将它和其他不体面的棚屋、畜厩之类的附属建筑物一起隐藏在屋后。时过境迁，如今车库已经成了主人身份的标志，它们座落在屋子旁边的空地上，供路人尽情欣赏。车房最好宽敞得能使两三辆车并排停放。如果外面墙上还装着篮板和篮筐，说明家里至少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而且颇有闲暇锻炼身体。越是容易从街上看到的年房，它的造价也就越高，车库门也就越富匠心，因而更加引人瞩目和艳羡。很少看见容得下三辆车以上的车房，并非这样的车库不存在，而是因为它们都属于名门望族，因此和他们看不见的宅第一样变得隐蔽无踪了。走近任何一所住宅，你都会被扑面而来的等级信号淹没。当然这不会吓着态度认真的研究者，所似让我们来依次考察每个方面吧。
【草坪
首先是草坪，它是英格兰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亲英派的标志。草坪过分整洁通常是社会焦虑症的征兆，暗示我们正走近一户中产阶级的住宅。如果草地上根本见不着马唐草（一种生长迅速、破坏草坪的野草。－译者注），我们可以断定主人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修剪，唯恐杂草丛生的草坪降低了自己的社会等级。布鲁克斯注意到，草坪已经变成厂一处“经典的观察人们炫耀攀比的竞技场，同时也暴露出伴随而来的主人的焦虑。”对某人家的草坪视而不见，在中产阶级社区中会招致可怕的报复。“虽然表现得并不明显，”威廉姆H沃尔特说道，“但是那种眼神，冰冷的表情和变味的打招呼都是令人震惊的，已经让不少人精神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