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前后崛起于东方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作为一种令世人困惑而又振奋的群体文化现象，早在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弹出第一个商业化音符后便已逐渐偃旗息鼓。可是它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度自觉的艺术运动，在中外影坛所激起的石破天惊的反响，却是巨大而久远的。正是第五代的大胆探索，使中国电影首次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真正得以与世界电影平等对话。所有这些煌煌业绩，连同他们那体现于思想和艺术统一之中的个人风格都将深深留在人们脑海里，彪炳于中国电影史册。
　　所谓“第五代”是指以文革后电影学院首届毕业生为骨干的导演群体，无论在文化成因抑或创作特点上，他们都存在着许多共性。按照第五代翘楚人物陈凯歌的观点，举凡《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菊豆》、《黑炮事件》、《晚钟》、《二嫫》、《霸王别姬》等，一大批流光溢彩、不同凡响的中国新时期电影经典之作，“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确实，他们都曾饱尝生活之艰辛，经受过文革凄风冷雨的洗礼，因而普遍怀有焦虑、寻根、反思意识，其作品亦烙印着强烈的情绪体验和人文色彩。
　　他们步入艺术殿堂伊始，适逢“四人帮”粉碎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因而鄙薄传统、不满现状，敢于一反常规电影思维模式，抓住机遇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同步的“离经叛道”。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禀赋与艺文素质，又接受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电影先进语汇和其它美学思潮的滋养；因而对电影新形态感觉敏锐，注重引进，善于在风格、技巧、表现手段上标新立异……
　　没有宣言和纲领，却曾辉煌一时的第五代导演如今已分道扬镳，遵循着各自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因而认真回顾第五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创作道路，全面评价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时下一项急需展开的工作。
　　我们编撰这套《第五代导演丛书》，正是顺应历史需求迈出的一小步。
　　这套丛书体例上的一大特点，是导演美学风格与文学原著的相融相汇，相映成趣。
　　资料表明，迄今为止80％以上的第五代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主要是小说），他们有些很注重从名家小说里发掘适宜于电影表现的题材，使原故事因附加了导演强烈的主体意识而锦上添花（如《红高粱》、《轮回》、《大磨坊》、《霸王别姬》等）；有些则对刚开始流行，尚未声名大噪的小说情有独钟，以利于从容不迫地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如《黑炮事件》、《二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有些擅长于从散文叙事诗中吸取某些基本素材，藉此生发和张扬自己别出心裁的丰富想象力（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第五代的改编从来不拘泥于小说原著，而是在吃透原著精神和故事内核后，抛开小说，用触发他们的思想所唤起的形象，来进行始终循着电影轨迹的再创作。为了免涉“糟蹋名著”之嫌，他们一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声誉卓著的文学名著，以便于对原著自由地进行新奇脱俗、甚至是肆无忌惮的“篡改”……辑入本丛书的若干第五代电影代表作的原著，是以反映这种明智的、开放的、多元的改编观。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黄土地》里似乎游离情节的婚宴、祈雨等具有独立象征涵义的精彩画面，令所有观众精神振奋、耳目一新时，人们大概决计不会将这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同柯蓝平淡如水的散文《深谷回声》联系在一起；同样，张贤亮作品中并不出类拔萃的《浪漫的黑炮》，由于导演匠心独具地增设了阿里巴巴舞蹈、砖堆“多米诺骨牌”等场景而倍增艺术的张力和意味深长的审美效应；吴子牛的影片《大磨坊》纵不脱乔良《灵旗》成熟的故事框架，却充满了独特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电影思维；周晓之再度创作《二嫫》，则用其睿智的目光一下子挖出了徐宝琦原著未触及的又一层意象性含义；尤堪称道的是《红高粱》，张艺谋大胆砍削了如罗汉大叔和九儿“不大清白”等人物关系，偷梁换柱地把余占鳖由武装土匪司令改成轿把式、酒坊伙计，那精炼而洒脱的情节链里虽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情绪之炽热狂放、构思之奇巧剀切，竟使作家莫言看完样片不但未因“歪曲原著”而愤懑，反而对导演的才华表示了“由衷的叹服”和“妒羡”……
　　丛书每册篇末有专家新撰的评论，对上述艺术现象作了些分析。相信我们的读者结合鉴赏经验，捧书回味比较，一定能平添几分阅读的乐趣，而且还将获得许多有益的艺术启迪。这套丛书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有赖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识见与胆略。曾果伟社长作为丛书的蓝图设计者，在冗繁的社务之余具体参与了每一分册的主编工作。丛书各位作者、编选者，赵荣女士及李果、杨鹏、李元、陈垦等诸君，均为这套丛书付梓花了很多心血。此外，一代宗师谢晋导演艺术观虽与第五代不尽相吻，却十分关注丛书出版，表现了老一辈导演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挚爱和大度。著名学者、蒙太奇文化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余秋雨教授也从宏观的审美文化视角提示了不少真知灼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历史在不断发展，电影正走向未来，走向一个人们的想象难于揣测，无法描述的世界。对于每个有美学追求的艺术家说来，一味拘于某种不变的样式，不跳出“某某代”或“某某派”的怪圈，就很难创造出没有任何时代藻饰与偏见的恒久作品来——我们想说，这才是艺术的真谛。
　　为艺谋不为稻粱谋——张艺谋
　　李尔葳
　　在苦难中追求艺术
　　张艺谋属虎，1950年出生在古城西安。张艺谋的父亲和他的两个伯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大伯父到了台湾，二伯父在率部队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张艺谋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父亲没有收入，全靠做医生的母亲那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贫寒的家境、社会的歧视、精神的压抑以及家庭所笼罩着的苦闷，使幼小的张艺谋（原名张诒谋）过早地失去了儿童的天真活泼，造就了他沉稳、内向的性格。儿时的张艺谋也喜欢玩，最喜欢光着身子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学后，张艺谋虽不怎么用功，可他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常常让那些死用功的同学纳闷。不知从何时开始，张艺谋迷上了画画。他并没有得到艺术细胞的遗传，而父母也没有给他安排学画的环境，可他的画技却突飞猛进。他曾以大地、墙壁和电杆做纸，以粉笔、木棍、炭块做笔，画山水、花鸟、走兽，更多地是画人物肖像。他自认为画画全班第一，后来发现班上还有一位女生也画得不错。这女生名叫肖华，后来成为张艺谋的妻子。
　　“文革”爆发后，张艺谋一家人东奔西散。18岁的张艺谋和他的几个好友告别了琉璃街杜甫巷他的家，告别了西安三十中他的母校，插队到了咸阳地区乾县的一个贫穷村庄。在这里，他和当地农民一样拉车、起粪，一身泥一身汗地和农民滚在一起。除了和几个知青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练字：楷书、草书、扁魏……他一有空就练。在村里，农民们总把他的名字张诒谋念成张台谋。他画了一幅一人多高的毛主席像，农民们感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主席像”。在这里，他虽然过着一个劳动日三毛钱、连肚皮也填不饱的日子，但张艺谋却并没有白过。他饱览了奶头山的风韵、石兽群的雄姿，神秘的无字碑、静卧的无头石前，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那时候的张艺谋，无疑就是后来《老井》中的那个孙旺泉，难怪他演孙旺泉演得那样真实。
　　张艺谋21岁（1971年）时正值大招工，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张艺谋因为家庭问题，没有厂家敢收他。幸亏咸阳国棉八厂看上他那强健体格，并打得一手好篮球，才放宽政审条件录用了他。
　　张艺谋由农民转成工人，却并不轻松。他除了每天要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扛进车间外，在政治上，他仍然受到歧视。但他并不甘心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他开始为车间出墙报，发挥自己的绘画才能。3年之后，他的“一技之长”终于被厂领导发现，于是他被提拔到工艺室从事设计工作。没想到，搞设计又使他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起初，他只是借朋友的照相机，买廉价胶卷拍着玩玩，没有钱买摄影书，他就从图书馆借来抄。后来，他越拍越上瘾，便想买台照相机。可那时最普通的照相机也要好几百元人民币一台，这对于每月只拿三张“大团结”（即30元人民币）的张艺谋来说，怎么消受得了？没办法，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攒。
　　他戒了荤，每天啃干馍、吃咸菜、节衣缩食，连汽车也不坐。最后，还卖了血，借了钱，终于买回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从此后，他背着这台“海鸥”，登骊山、涉八水、临雁塔、攀西岳，将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摄进自己的镜头之中……他在悄悄等待着机会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