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艺谋不为稻粱谋——张艺谋
作者：张艺谋 李尔葳 莫言 刘恒 苏童 余华 纪珉
主编的话——回望第五代
为艺谋不为稻粱谋——张艺谋 李尔葳
在苦难中追求艺术
他扼住了命运的喉咙
是金子就要发光
《黄土地》上初试锋芒
一头扎进《老井》中
《红高粱》轰动世界影坛
并不成功的《代号美洲豹》
《秦俑》的苦与乐
《菊豆》的风风雨雨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
为艺谋不为稻粱谋
红高粱 莫言
菊豆 伏羲伏羲 刘恒
大红灯笼高高挂 妻妾成群 苏童
活着 余华
谈艺录——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铺路 张艺谋 李尔葳
和作家们的合作
怎样做电影导演
关于合作拍片
安静独处的个性
“我没有迎合外国人”
“要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我对自己比较清醒”
“我对都市并不陌生”
“关键要把镜头对准人”
“拍都市电影要表达自己独特的感觉”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电影不能自我迷恋”
令世界惊奇的张艺谋 纪珉
张艺谋创作年表（附电影海报）
主编的话——回望第五代
张振华曾果伟
1984年前后崛起于东方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作为一种令世人困惑而又振奋的群体文化现象，早在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弹出第一个商业化音符后便已逐渐偃旗息鼓。可是它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度自觉的艺术运动，在中外影坛所激起的石破天惊的反响，却是巨大而久远的。正是第五代的大胆探索，使中国电影首次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真正得以与世界电影平等对话。所有这些煌煌业绩，连同他们那体现于思想和艺术统一之中的个人风格都将深深留在人们脑海里，彪炳于中国电影史册。
所谓“第五代”是指以文革后电影学院首届毕业生为骨干的导演群体，无论在文化成因抑或创作特点上，他们都存在着许多共性。按照第五代翘楚人物陈凯歌的观点，举凡《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菊豆》、《黑炮事件》、《晚钟》、《二嫫》、《霸王别姬》等，一大批流光溢彩、不同凡响的中国新时期电影经典之作，“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确实，他们都曾饱尝生活之艰辛，经受过文革凄风冷雨的洗礼，因而普遍怀有焦虑、寻根、反思意识，其作品亦烙印着强烈的情绪体验和人文色彩。
他们步入艺术殿堂伊始，适逢“四人帮”粉碎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因而鄙薄传统、不满现状，敢于一反常规电影思维模式，抓住机遇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同步的“离经叛道”。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禀赋与艺文素质，又接受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电影先进语汇和其它美学思潮的滋养；因而对电影新形态感觉敏锐，注重引进，善于在风格、技巧、表现手段上标新立异……
没有宣言和纲领，却曾辉煌一时的第五代导演如今已分道扬镳，遵循着各自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因而认真回顾第五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创作道路，全面评价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时下一项急需展开的工作。
我们编撰这套《第五代导演丛书》，正是顺应历史需求迈出的一小步。
这套丛书体例上的一大特点，是导演美学风格与文学原著的相融相汇，相映成趣。
资料表明，迄今为止80％以上的第五代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主要是小说），他们有些很注重从名家小说里发掘适宜于电影表现的题材，使原故事因附加了导演强烈的主体意识而锦上添花（如《红高粱》、《轮回》、《大磨坊》、《霸王别姬》等）；有些则对刚开始流行，尚未声名大噪的小说情有独钟，以利于从容不迫地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如《黑炮事件》、《二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有些擅长于从散文叙事诗中吸取某些基本素材，藉此生发和张扬自己别出心裁的丰富想象力（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第五代的改编从来不拘泥于小说原著，而是在吃透原著精神和故事内核后，抛开小说，用触发他们的思想所唤起的形象，来进行始终循着电影轨迹的再创作。为了免涉“糟蹋名著”之嫌，他们一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声誉卓著的文学名著，以便于对原著自由地进行新奇脱俗、甚至是肆无忌惮的“篡改”……辑入本丛书的若干第五代电影代表作的原著，是以反映这种明智的、开放的、多元的改编观。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黄土地》里似乎游离情节的婚宴、祈雨等具有独立象征涵义的精彩画面，令所有观众精神振奋、耳目一新时，人们大概决计不会将这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同柯蓝平淡如水的散文《深谷回声》联系在一起；同样，张贤亮作品中并不出类拔萃的《浪漫的黑炮》，由于导演匠心独具地增设了阿里巴巴舞蹈、砖堆“多米诺骨牌”等场景而倍增艺术的张力和意味深长的审美效应；吴子牛的影片《大磨坊》纵不脱乔良《灵旗》成熟的故事框架，却充满了独特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电影思维；周晓之再度创作《二嫫》，则用其睿智的目光一下子挖出了徐宝琦原著未触及的又一层意象性含义；尤堪称道的是《红高粱》，张艺谋大胆砍削了如罗汉大叔和九儿“不大清白”等人物关系，偷梁换柱地把余占鳖由武装土匪司令改成轿把式、酒坊伙计，那精炼而洒脱的情节链里虽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情绪之炽热狂放、构思之奇巧剀切，竟使作家莫言看完样片不但未因“歪曲原著”而愤懑，反而对导演的才华表示了“由衷的叹服”和“妒羡”……
丛书每册篇末有专家新撰的评论，对上述艺术现象作了些分析。相信我们的读者结合鉴赏经验，捧书回味比较，一定能平添几分阅读的乐趣，而且还将获得许多有益的艺术启迪。这套丛书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有赖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识见与胆略。曾果伟社长作为丛书的蓝图设计者，在冗繁的社务之余具体参与了每一分册的主编工作。丛书各位作者、编选者，赵荣女士及李果、杨鹏、李元、陈垦等诸君，均为这套丛书付梓花了很多心血。此外，一代宗师谢晋导演艺术观虽与第五代不尽相吻，却十分关注丛书出版，表现了老一辈导演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挚爱和大度。著名学者、蒙太奇文化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余秋雨教授也从宏观的审美文化视角提示了不少真知灼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历史在不断发展，电影正走向未来，走向一个人们的想象难于揣测，无法描述的世界。对于每个有美学追求的艺术家说来，一味拘于某种不变的样式，不跳出“某某代”或“某某派”的怪圈，就很难创造出没有任何时代藻饰与偏见的恒久作品来——我们想说，这才是艺术的真谛。
为艺谋不为稻粱谋——张艺谋
李尔葳
在苦难中追求艺术
张艺谋属虎，1950年出生在古城西安。张艺谋的父亲和他的两个伯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大伯父到了台湾，二伯父在率部队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张艺谋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父亲没有收入，全靠做医生的母亲那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贫寒的家境、社会的歧视、精神的压抑以及家庭所笼罩着的苦闷，使幼小的张艺谋（原名张诒谋）过早地失去了儿童的天真活泼，造就了他沉稳、内向的性格。儿时的张艺谋也喜欢玩，最喜欢光着身子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学后，张艺谋虽不怎么用功，可他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常常让那些死用功的同学纳闷。不知从何时开始，张艺谋迷上了画画。他并没有得到艺术细胞的遗传，而父母也没有给他安排学画的环境，可他的画技却突飞猛进。他曾以大地、墙壁和电杆做纸，以粉笔、木棍、炭块做笔，画山水、花鸟、走兽，更多地是画人物肖像。他自认为画画全班第一，后来发现班上还有一位女生也画得不错。这女生名叫肖华，后来成为张艺谋的妻子。
“文革”爆发后，张艺谋一家人东奔西散。18岁的张艺谋和他的几个好友告别了琉璃街杜甫巷他的家，告别了西安三十中他的母校，插队到了咸阳地区乾县的一个贫穷村庄。在这里，他和当地农民一样拉车、起粪，一身泥一身汗地和农民滚在一起。除了和几个知青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练字：楷书、草书、扁魏……他一有空就练。在村里，农民们总把他的名字张诒谋念成张台谋。他画了一幅一人多高的毛主席像，农民们感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主席像”。在这里，他虽然过着一个劳动日三毛钱、连肚皮也填不饱的日子，但张艺谋却并没有白过。他饱览了奶头山的风韵、石兽群的雄姿，神秘的无字碑、静卧的无头石前，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那时候的张艺谋，无疑就是后来《老井》中的那个孙旺泉，难怪他演孙旺泉演得那样真实。
张艺谋21岁（1971年）时正值大招工，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张艺谋因为家庭问题，没有厂家敢收他。幸亏咸阳国棉八厂看上他那强健体格，并打得一手好篮球，才放宽政审条件录用了他。
张艺谋由农民转成工人，却并不轻松。他除了每天要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扛进车间外，在政治上，他仍然受到歧视。但他并不甘心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他开始为车间出墙报，发挥自己的绘画才能。3年之后，他的“一技之长”终于被厂领导发现，于是他被提拔到工艺室从事设计工作。没想到，搞设计又使他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起初，他只是借朋友的照相机，买廉价胶卷拍着玩玩，没有钱买摄影书，他就从图书馆借来抄。后来，他越拍越上瘾，便想买台照相机。可那时最普通的照相机也要好几百元人民币一台，这对于每月只拿三张“大团结”（即30元人民币）的张艺谋来说，怎么消受得了？没办法，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攒。
他戒了荤，每天啃干馍、吃咸菜、节衣缩食，连汽车也不坐。最后，还卖了血，借了钱，终于买回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从此后，他背着这台“海鸥”，登骊山、涉八水、临雁塔、攀西岳，将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摄进自己的镜头之中……他在悄悄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他扼住了命运的喉咙
张艺谋的机会终于来了。1978年夏天，全国开始恢复招生，张艺谋暗暗欣喜。5月份，他乘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带到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场。摄影系的老师们接待了他。看着他从华山上拍来的60幅作品，老师们传了一圈，爱不释手，说从来没见过“摄影基础这么好的考生”。但他超过规定年龄6岁，学校不能录取他。绝望之中，张艺谋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并附上了他的摄影作品。黄镇爱才，亲自发了话，张艺谋这才勉强被录取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张艺谋欣喜若狂。
入学不到一个星期，学校饭厅门口就贴出了说他“走后门”入学的大字报。但20多年来的磨难，教会了他如何在逆境中生活。他沉默、忍耐、小心翼翼地做人，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虽然他的各科成绩都不错，而且常有自己的摄影作品散见在全国各地报刊，但在学完一年之后的放假前期，校方仍以“入学手续不完备”为由，劝他下学期不要再来。多亏真正爱才的老师说好话，张艺谋又写了一份态度诚恳的保证书，他才得以在“夹缝”中熬过了后三年的大学生涯。在摄影系，张艺谋的作业几乎成了“标新立异”
的象征。当时在电影学院任艺术课老师的郑国思说：“张艺谋的东西是动感情又动脑筋的。”学校对他的冷遇，促使张艺谋越加勤奋。他想超越自己，扼住命运的喉咙。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成为气候”。
是金子就要发光
尽管张艺谋在学校时年年成绩优秀，年年被评为“优等生”、“三好生”，但没有任何门路可求的他在毕业分配时仍被分到远在南宁的广西电影制片厂。那时的张艺谋已经结婚，妻子肖华还在陕西咸阳，张艺谋认为这样对待他颇不公平。但他那年已近31岁。他后来说：“我开始不想去，广西太远了。
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南宁在什么地方，我在地图上寻找着。我想：天啦！
几乎就在越南！但我不想闹下去，不然连工作都要丢掉。“张艺谋只想早点开始工作，而广西厂是个小厂，正需要人才。张艺谋和同样被分配到广西厂去的导演系毕业生张军钊，摄影系毕业生萧风、美术系毕业生何群发现：他们不必像那些被分到大电影厂的同学们那样在那些已经出名的电影创作者后面排队。6个月之后，广西厂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成立，张艺谋向厂里立了”军令状“，张军钊任导演、何群任美工、摄影由张艺谋和萧风一起干。就在那时，张艺谋得了个女儿，取名”张末“，象征着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从此走向不平凡。
张艺谋他们拍摄《一个和八个》的1983年，中国还处于“文革”后的复苏阶段，电影普遍重社会意义而轻艺术形式。为了引人注目，为了让同行承认他们，张艺谋和他的合作者们在形式上走了一个极端：他们用了暗色的、不对称的构图，在摄影手法上与传统的中国电影形成了极大的差异。尽管影片后来被删改了105处之多，以至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但它带给中国影坛的冲击力还是巨大的——它被视为中国新电影的里程碑，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创之作。为拍摄这部影片，张艺谋顾不上回家看一眼产后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和全体摄制组一起削发明志，奔赴宁夏外景地将理想、激情、感受和希望融于影片之中。正如陈凯歌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他们将“十年优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的结果。张艺谋他们在拍完《一个和八个》之后成为他们的同届同学们羡慕的对象。但因为影片被封闭，尽管它令影界同行震惊，却并未在全国产生影响，张艺谋便也鲜为人知。但张艺谋他们的“创举”，毕竟改变了人们对这一代青年影人的看法。
《黄土地》上初试锋芒
和《一个和八个》的题材类似的是：《黄土地》也以抗日战争为背影，讲述的是一位名叫翠巧的陕北姑娘要求婚姻自由的悲剧性遭遇。《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长篇叙事诗，说的是一个八路军指战员和八个土匪、奸细、逃兵被关押在一座随军监狱中，最后都成为和日军作殊死搏斗的民族英雄。《黄土地》取材于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它于1984年拍摄，1985年摄制完成后，立即轰动中国影坛，随之又在海外引起极大反响。
为拍摄《黄土地》，张艺谋和他的亲密合作者——导演陈凯歌、美术师何群等冒着风雪严寒，千里走陕北。他们虔诚地参拜了神圣的黄帝陵，惊愕地看到了排山倒海般的腰鼓阵，如痴似醉地听到了那高亢悲凉的“信天游”。
对于从小在陕西黄河边长大的张艺谋来说，脚下这块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怎能不唤起他内心那股深深的赤子之情。张艺谋和陈凯歌、何群这群青年伙伴完全将心血投入到影片的拍摄中。在摄影上，张艺谋从色彩、光线、构图、运动等方面着手创新，以温暖沉稳的黄土为色调、以柔和的光线处理、以朴实完整的构图、以摄影机的缓缓移动甚至不动，来“表现天之广漠、地之深厚、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民族精神自强不息，表现人们从原始的愚昧中焕发而出的呐喊和力量，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而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表现人的命运、人的感情，表现他们在愚昧和善良中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
在《黄土地》中，张艺谋可供拍摄的东西只有土地、窖洞、黄河和四个人物，但他相信“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所以他精心构思每一个画面，力求拍出油画般的效果，拍出新意和韵味。
在组里，张艺谋是出了名的“爱琢磨”，平时看他沉默寡言的，可每遇到难题，他总能想出办法，“侃”出一套令人信服的依据，并使人觉得有道理，因而甘愿听从他的“摆布”。《一个和八个》中那个“万人坑”的场面，据何群说就是张艺谋提出来的。在拍《黄土地》时，张艺谋要找一条“黄色山峁上的一条白色小路”。他扛着机器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想地点，可偏偏缺少了“白色”，于是，陈凯歌带领演员们硬是在斜坡上迈着卓别林的八字步，踩出了一条白色小路。张艺谋对艺术要求严格，对自己更狠，干起活来能不吃不睡，不洗不刷。拍《黄土地》的两个多月，他就穿一双胶鞋，甚至连袜子也没穿。由于拍片资金少，所以他们在吃上很节省，往往就是啃点面包了事。就在他们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撤离陕北，赴北京洗印的途中遇上了大雨，道路泥泞不堪，车子陷在泥中。为了赶火车，张艺谋和他的同事们硬是一路推车缓行。在即将抵达太原之前，张艺谋表情严肃地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道：“你跟我不易，现在我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真有点难舍难分。”一席话引得众人大笑，张艺谋却表情严肃地上了车。
1985年12月，张艺谋和陈凯歌带着《黄土地》一起参加了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张艺谋获得最佳摄影奖，这和国内金鸡奖评委们把最佳摄影奖送给了张艺谋一样，是张艺谋的摄影风格征服了评委们。
一头扎进《老井》中
继《黄土地》之后，张艺谋和陈凯歌合作拍摄的第二部电影是《大阅兵》。
这部影片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特别奖，但很显然，它的影响并没有超过《黄土地》。《大阅兵》似1985年的阅兵仪式为背景，表现的是一群军人艰苦训练的生活，意在找寻集体和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从黄土地到军营，张艺谋改变了拍摄方法，尽量使摄影机动起来。他的尝试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摄影师。
1986年，担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开始筹拍他的新片《老井》。某一天，他在电影局门口碰到张艺谋，问他是否愿意做他这部新片的摄影师，张艺谋一口答应。当时的吴天明是尝试做一次传统电影和新电影的结合。《老井》说的是陕北一个贫穷村庄中爷孙几代挖井找水的故事，根据作家郑义的小说改编，富有关中味，秦川情。开拍之前，摄制组为物色饰演孙旺泉的男主角而伤透了脑筋。吴天明将手下人兵分四组，让他们跑遍了全国20几个省市，带回一大堆男演员的照片，却没有一个符合吴天明心中“外形要像太行山的石头，硬朗结实、有棱有角，气质要深沉，质朴中有股阳劲”
这样一个孙旺泉形象。没办法，吴天明又发布命令说：就找像艺谋这样的。
可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情急之中，吴天明想到了“近在眼前”的张艺谋。他试探地问张艺谋敢不敢上银幕演孙旺泉？张艺谋虽然自信，但干演员这事毕竟还没试过。他考虑了很久，才给了个不冷不热的回话说：“《老井》不怕砸，我就试试。”
当吴天明宣布由张艺谋来演旺泉时，摄影组顿时炸了锅。创作人员们都吓了一跳，问吴天明说：“你神经没毛病吧？”有人干脆称他们俩中总有一个是疯子。但吴天明看中了张艺谋，虽然他也捏着一把汗。“我觉得张艺谋的气质接近孙旺泉，有股子犟劲。他有文化，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生活和人物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吴天明后来在提到为什么选择张艺谋这一问题时这样说。
张艺谋没有退路可走，又没有表演经验，怎么办？他只能实打实地干。
他剃光了头，穿上了大腰裤，露出了光脊梁，一头扎进太行山偏僻、贫穷的石五胶村。他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每天和老乡一起上山干活，一起下沟挑水，一天挑十几担。为了使皮肤粗糙、黝黑到一眼便深信不疑其乡下人的身份，他每天中午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暴晒，一面打猪食槽子连打了两个月，虽然影片里只有两个打槽子的镜头。每次摄制组开会，他不坐板凳，而是学农民的样子蹲在地上，还不住地用沙土搓手背，以使双手的皮肤变得粗糙。
为了影片中那不足一分钟的背石镜头，张艺谋实实在在地背了两个多月的石板，一天三块，每块一百多斤。他按照导演的要求，每天做创作笔记，找老农聊天，然后记下自己的感受。拍“村落械斗”，他真打，打得鼻青脸肿；拍“全身护井”，他真跳，摔得浑身酸痛；拍“爷孙敬酒”，他真喝，醉得眼红头昏。拍旺泉和巧英在井下那场戏时，为了找到垂死前那奄奄一息的感觉，他硬是三天半滴水未沾、粒米未进，连滚带爬地拍完了全部镜头。
张艺谋本色到底、极端真实的表演，使孙旺泉这个形象获得了观众的承认，“艺谋的表演虽略欠细腻，但那准确的感觉和那朴实劲，是一般专业演员难以达到的。譬如挑水一场戏，他在山顶上呐喊的时候，那动作、表情、声音是多么棒。一般专业演员是绝不会那样演的，他们总要检验自己美不美呀？好看不好看呀？其实孙旺泉是个穷山沟里的农民，他才不会作什么形体控制哩！”吴天明后来评价。
《红高粱》轰动世界影坛
一天，张艺谋从《人民文学》上看到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时，便认定这是个好东西，一心想把它搬上银幕。1986年正值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中国的时候，电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商品，而不再单纯是用作教化的工具。张艺谋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张艺谋对电影有自己与别的第五代电影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电影不必拍得那么沉闷。1986年夏天，张艺谋到北京找到莫言，直接谈到改编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的设想。
两人竟一见如故，话语投机，10分钟便谈定了改编计划。那时张艺谋还没有拍《老井》。待剧本出来之后，厂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双方争持不下。
厂里迟迟不能拍板，张艺谋心急如焚。如果不及时栽种影片中需要的百十亩高粱，错过了季节，那拍摄《红高粱》的计划就要落空。幸亏吴天明暗里拨了专款，允许张艺谋速种高粱。1987年春天，在山东，张艺谋找到了莫言这位热心的“山东大汉”，让他发动自己的乡亲们，在山东高密的胶河两岸撒下了百十亩高粱。
1987年7月下旬，张艺谋将摄制组拉到高粱地。此时正逢山东连日无雨，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众人只得挑水抗旱。张艺谋急得黑天白日在高粱地里乱转，只得又向莫言求助。县委立即送来了化肥，不几日老天又降下大雨，红高粱便呼啦啦地长起来，棵棵都有两三米高，雄雄浑浑一片。借了风，便有了光彩，海浪般呼呼拉拉荡起来，真是壮观无比。
高粱地有了，可烧酒作坊呢？为了寻找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烧酒作坊，张艺谋踏遍了西北广漠的大地，一直搜索到宁夏空旷戈壁滩上的一座古堡遗址。
在人员搭配方面，张艺谋请了他的同班同学顾长卫来做他的摄影师，请那时已在影坛崭露头角的姜文来饰演男主角“我爷爷”，女主角“我奶奶”
即“九儿”终于挑中中央戏剧学院二年级学生巩俐来饰演。
张艺谋从《老井》中学来了“实打实”这一招，拍《红高粱》前便要求摄制组不论男女老幼，一齐晒太阳，标准是晒成酱紫色。作了导演的张艺谋本可以不晒，却也每天混在演员堆里陪着他们暴晒。而巩俐则更“惨”，张艺谋让她在大热的夏天全身披挂，还箍了一副绑腿，每天练挑水，骑毛驴。
巩俐从小在城市长大，人又长得文静秀气，怎么挑得动？挑起半桶水，走起路来便如扭秧歌一般，引得村里一群孩子追着看，羞得巩俐抬不起头。
待张艺谋正式开拍《红高粱》时，当地百姓像过年一样穿红着绿地赶来看热闹。张艺谋和他的伙伴们钻进高粱地，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酷热，将自己完全融入那辉煌、神圣的艺术境界之中。他将《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将他理想中所追求的“爱的热烈和生命的辉煌”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红高粱》中，那群男人和那个女人就像随地生长的野高粱一样，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作人的自在和快乐”。
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被弘扬了的民族精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同时也使那些白皮肤黑皮肤的西方人深感震惊。《红高粱》这部倾尽了张艺谋的拳拳艺术之心，融入了他近半生的人生思考的影片给中国影坛带来的冲击力是巨大的——无论是那烧酒作坊粗旷豪放的“祭酒神”歌，还是红高粱地里那圣洁热烈的野合；无论是那一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还是那有如生命舞蹈般的“颠轿”；无论是那富于人文内涵和传奇色彩的故事，还是那现代色彩浓郁的电影语言；都能使观者赏心悦目。
1988年2月，张艺谋、巩俐、黄健中携《红高粱》参加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角逐。《红高粱》在电影节上首映。影片刚一放完，观众便报以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10分钟之久。经过评委们几天的评审工作，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公诸于众：中国影片《红高粱》荣获“金熊”大奖。38年来，中国电影第一次打开了欧洲的大门，张艺谋成为第一个捧走“金熊”的亚洲人。
与此同时，《红高粱》的获奖也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多数人赞扬张艺谋为中国争得了荣誉，少数人却认为《红高粱》展示的是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所以获奖是一种“耻辱”。我认为后一种看法是偏颇的，甚至是可笑的，也是最能给张艺谋等艺术家的感情造成伤害的。可张艺谋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探索和追求。他说：“即使我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奖，我也不敢有丝毫洋洋自得。无论在做人上，还是在艺术上，我对自己从来没有满足过，也从来没有由衷地拜倒在哪位电影大师的脚下。我心里总是憋着一股劲儿，觉得自己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也许我会因自己的心太高太大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
并不成功的《代号美洲豹》
正当张艺谋因《红高粱》而大红大紫之时，有两件事使他的声誉受到影响。一是他跟妻子肖华在感情上的逐渐冷漠以及他跟《红高粱》女主演巩俐在感情上的接近，使张艺谋一时成为社会议论中心和新闻界关注的焦点；二是他继《红高粱》之后拍摄的一部反劫机事件的动作片《代号美洲豹》显得令人失望。
《代号美洲豹》是张艺谋和杨凤良联合执导的一部反映大陆和台湾当局联合反劫机的商业片。人们说它“令人失望”，只是相对于《红高粱》而言。
因为人们对张艺谋的期望太高，所以才使得《代号美洲豹》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张艺谋拍摄《代号美洲豹》的失误之处在于：一，他不应该出于对朋友的情义而牺牲自己对艺术的选择；二，他不应该拍摄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比如影片中的台湾生活部分。但《代号美洲豹》实际上还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其镜头运用带有鲜明的“张艺谋”特色。影片由巩俐、葛优、刘小宁、王学圻等一批名星联合主演。张艺谋在有限的素材、并不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简单的场景中组织了一次惊心动魄、颇为壮观的拍摄活动。影片的影像、色调、场面调度、节奏、以及演员表演都可称为是第一流的。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它是比较出色的，但作为一部“张艺谋电影”，它实在缺少惊人之处。
《秦俑》的苦与乐
香港嘉禾娱乐有限公司和加拿大天艺集团及中国电影合拍公司、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联合投资的影片《秦俑》在香港筹备，制片人朱牧、韩培珠请到张艺谋、巩俐主演《秦涌》，又请到于荣光、吴天明演配角，可谓阵容庞大。
1989年10月18日，《秦俑》正式开机。张艺谋头天晚上去参加美国纽约电影节后赶回西安，所以开拍那天来到户县场地时还带着旅途的疲惫，但他显得轻松自在。现场有很多香港记者要求张艺谋和巩俐合影拍照，张艺谋开始不同意，后来经程小东劝说，才勉强地照了相。张艺谋主要是不想让记者拿着他和巩俐的合影去做文章，但香港记者还是利用了他们的绯闻来展开《秦俑》的宣传攻势。《秦俑》在陕西户县开拍后不久，整个摄制组挥师北上去榆林拍外景。在拍“天放别冬儿”这场戏时，张艺谋站在一个很大的火场前拍戏。大火在他的身后猛烧，火舌舔着了他的发梢和耳朵，但张艺谋一直站在那里坚持表演，连一声也不吭一下。而现场的人也大多没有发觉。等镜头拍完，人们才发现张艺谋铠甲上的橡胶带子已被烤化，棉袍也被烤糊了，两耳朵烤红了，第二天冒出一串水泡。导演程小东很受感动他说：“像张艺谋这样的演员哪儿去找？为了拍戏，肯冒着生命危险作出牺牲。真是活该张艺谋发达。”这年12月，当《秦俑》剧组转点到西安拍摄蒙天放（张艺谋饰）
复活来到现代社会这场戏时，张艺谋（蒙天放）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左穿右行。突然，一辆老式汽车机件出现故障，失去控制，与迎面而来的另一辆汽车将张艺谋紧紧夹在中间……全场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他们都惊呆了，以为张艺谋死定了。突然，巩俐一面大声哭起来，一面喊“救命”。导演程小东首先冲过去查看张艺谋的伤势，随即叫车将张艺谋送往医院。张艺谋受伤后一声不吭，还努力装出一副笑脸来安慰大家。这次受伤后，张艺谋只得在医院里养了两个月，前来看望他的各界朋友络绎不绝。
1990年初，《秦俑》样片在北京及香港试映，获得多方好评。香港报纸称它为“香港电影的一个里程碑”。
《菊豆》的风风雨雨
《菊豆》是张艺谋继《红高粱》、《代号美洲豹》之后导演的第三部电影。张艺谋看中了青年作家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亲自将它改编成电影剧本。日本制片商德间康快先生在看过张艺谋的《红高粱》之后很欣赏他的才华，有意与张艺谋合作拍片。经双方协议之后，决定由日本德间交流公司、德间书店、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合作拍摄这部新片，片名最初叫《呻吟》，后来改名为《菊豆》。
《菊豆》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20年代中国农村一个开染房的富裕家庭。
染房老板杨金山娶了年轻漂亮的菊豆为妻，因年老无能，便残酷地折磨菊豆。
染房老板的侄子年轻力壮，暗中爱慕着“婶子”菊豆。影片所表现的就是菊豆和染房老板的侄子之间的悲惨的爱情故事，意在揭示封建意识对人性的残酷扼杀。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张艺谋便感到这部影片在反映命运的轮回和人性的悲剧感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在力量，可望成为一部吸引各阶层观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影片。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他精心设计杨家染房。根据染房的特点，他又设计了色彩丰富的染布，以后这些东西都构成了《菊豆》的特色。
拍摄《菊豆》时，张艺谋将摄制组拉到了皖南黟县的南屏村。听说张艺谋来了，这里的人们从四乡八村涌来，都以能一睹张艺谋为快。爱赶时髦的山村青年们见张艺谋剃了个大光头，便争先仿效，一时间，这里出了一批“光头和尚”。而拍戏期间，赶来看张艺谋、巩俐拍戏的人更是“人山人海”。
《菊豆》拍摄完成后在北京试映，获得无数观众的欣赏和称赞。在笔者看来，《菊豆》应视作是比《红高粱》更为成熟的一部作品，无论是在结构上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还是造型设计上的新颖以及演员的准确表演都要胜于《红高粱》。值得一提的是：巩俐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相对《红高粱》来说已大有进步。但非常遗憾的是：这部影片当年只允许在国外市场发行，而没能在国内市场公映，因而也没能参加金鸡、百花奖的各项角逐。虽然对于张艺谋来说，金鸡、百花奖早已不是他的进攻目标，但失去中国大陆偌大一个市场，这无疑是张艺谋自《红高粱》以来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
然而，《菊豆》给张艺谋带来的打击还不仅如此。1990年5月，《菊豆》参加第43届戛纳（康城）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金棕榈奖角逐，却被安排在电影节的最后一天放映。
电影节闭幕之后，中国电影代表团深深感到《菊豆》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有意冷落，所以感到愤愤不平。
这次电影节之后，张艺谋深有感触他说：“《红高粱》拿了奖，是我们中国电影的光荣。《菊豆》什么也没拿，不是我这个‘得奖专业户’跌了面子，也不是全体参加拍片的人受了多大委屈。使我们心里最不踏实的是：咱们的电影还不行！中国这么个泱泱大国，在世界电影的大舞台上还只能是‘偶尔露峥嵘’，还不具备得到普遍公认的地位。这个地位要靠咱们自己干出来，争出来。拍出一部、两部好片子不行，要能拿出一批，要有一批好导演、大导演、好演员、大明星，使中国电影从整体上达到一种水平，让别人心服口服，说不出话来。”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
《菊豆》的挫折并没有使他停步。很快地，他又抓到了青年作家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我觉得年轻的作家苏童在这一古老的题材中用一个新的现代观点来看待这个陈旧的故事。用一句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叫做‘新瓶装老酒’。这就是我最初看到这篇小说时的真实感受。”张艺谋后来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和改编《菊豆》时重新设计了染房一样，张艺谋给他的这部影片设计了红灯笼——这是原作中所没有的。“我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尽量使形象趋于视觉化，假使做不到视觉化的话，那么根本无法去拍电影。”张艺谋说。
《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台湾年代公司投资摄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张艺谋的这部新片很快于1990年9月15日在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开拍。乔家大院是一座始建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至今保存完好的古宅，占地8700平方米，分为6个自成体系又紧密相连的套院，布局严谨、错落有致、斗拱飞檐、石刻砖雕、富变化于规范之中，独具中国民间建筑的特色，现已成为山西祁县的一个著名风景点。
《大红灯笼高高挂》以陈府中几个女性之间的关系为表现内容，表现了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影片以19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颂莲来到陈家给50多岁的陈佐千老爷做四太太开始，展示了颂莲与大太太毓如、二太太卓云、三太太梅珊以及使唤丫头雁儿之间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四太太颂莲最后疯了，雁儿和三太太也死了。不久之后，陈老爷又娶了五太太。张艺谋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旧时代的故事来拍，一是认为当代的事情很难拍，二是因为一个旧时代的故事只要和现代的某种问题结合起来了，照样有现实意义。“我想，拍哪个时代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容器或者一件衣服，穿30年代的衣服和穿现代的衣服自身都不会有什么改变。怎么表现人，怎么去描写人的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张艺谋说。
和以前的几部影片一样，张艺谋仍然起用巩俐来担任女主角，饰演四太太颂莲。电影学院表演系教师马精武饰演陈老爷。张艺谋在这部影片中的创新主要在于将“红灯笼”这个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道具融进影片之中，使之成了影片必不可少的情节因素——男主人陈老爷每天晚上和哪位太太睡觉，必须用挂红灯笼来表示。“红灯笼”在这里不仅仅是道具，而且还与几个女性的命运及故事的发展有了密切的关系。
讲究造型的可视性是张艺谋影片的一大特点。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也在“红灯笼”的造型上大做文章。在影片所展示的那个封闭的大宅院中，张艺谋设计张挂60—70个红灯笼，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除此之外，影片中还有关于挂灯、点灯、吹灯、封灯等仪式，并和情节紧密联系了起来。
《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而且获得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此之前，《菊豆》已获得第6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2年3月27日，张艺谋、巩俐获准前往美国参加了第6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这是中国大陆电影人第一次在奥斯卡亮相。“我一句英文也不懂，和外界沟通不多，对西方世界也不够了解，”张艺谋对记者说，“在中国，人家称我为农民导演，因为我有很长时间在农村生活，所以搞电影纯粹是用中国人的角度。现在，西方观众接受了我的电影，证明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不受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限制的。只要生动地传达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感动大多数人，肤色、种族等因素都不会成为隔阂的。”
为艺谋不为稻粱谋
从奥斯卡颁奖会上回到北京，张艺谋很快又投入《秋菊打官司》的后期制作工作。《秋菊打官司》讲叙的是一个农村媳妇秋菊在其丈夫遭村长毒打之后，即使挺着大肚子也要四处奔走告状，终于将村长告倒的故事。这部影片由香港银都机构出资，巩俐饰演女主角秋菊。
“这部影片跟我以前的影片不同，”张艺谋跟笔者介绍说，“这部影片营造的气氛比较淡，百分之五十的镜头都是在村民不注意的情况下偷拍的。
我只用了四五个职业演员，其余人物都是当地农民。所有人物说的都是陇西方言。这是一部轻松的现代农村生活写照影片，画面自然而真实。“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张艺谋已到不惑之年，他的成就将与日俱增。
依据他不断求新、永不满足的性格，他将会不断创造奇迹，令中国人、亚洲人乃至全世界人惊奇。
“为艺谋，不为稻粱谋。”陈凯歌在《秦国人》中如是评价他——张艺谋。
红高粱
莫言
《红高粱》这部倾尽张艺谋拳拳艺术之心的影片，给中国乃至世界影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无论是粗犷豪放的“祭酒歌”，还是圣洁热烈的野合；无论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还是那有如生命舞蹈般的“颠桥”；都使中国乃至世界影迷为之赏心悦目。《红高粱》为中国电影第一次打开了欧洲大门，张艺谋也成为第一个捧走“金熊”的亚洲人。该片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
一
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14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抖，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话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杂着路边碎草的窣窸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回忆。
7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300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脚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腥甜味愈加强烈，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列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河水明亮的喧哗，一阵强一阵弱，一阵远一阵近。赶上队伍了，父亲的身前身后响着踢踢蹋蹋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不知谁的枪托撞到另一个谁的枪托上了。不知谁的脚踩破了一个死人的骷髅什么的，父亲前边那个人吭吭地咳嗽起来，这个人的咳嗽声非常熟悉。父亲听着他咳嗽就想起他那两扇一激动就充血的大耳朵。透明单薄布满细密血管的大耳朵是王文义头上引人注目的器官。他个子很小，一颗大头缩在耸起的双肩中。父亲努力看去，目光刺破浓雾，看到了王文义那颗一边咳一边颠动的大头。父亲想起王文义在演练场上挨打时，那颗大头颠成那般可怜模样。那时他刚参加余司令的队伍，任副官在演练场上对他也对其他队员喊：“向右转——，”王文义欢欢喜喜地跺着脚，不知转到哪里去了。任副官在他腚上打了一鞭子，他嘴咧开叫一声：“孩子他娘！”脸上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围在短墙外看光景的孩子们都哈哈大笑。
余司令飞去一脚，踢到王文义的屁股上。
“咳什么？”
“司令……”王文义忍着咳嗽说，“嗓子眼发痒……”
“痒也别咳！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令。”王文义答应着，又有一阵咳嗽冲口而出。
父亲觉出余司令前跨了一大步，只手捺住了王文义的后颈皮。王文义口里噬噬地响着，随即不咳了。
父亲觉得余司令的手从王文义的后颈皮上松开了，父亲还觉得王文义的脖子上留下两个熟葡萄一样的紫手印，王文义幽蓝色的惊惧不安的眼睛里，飞迸出几点感激与委屈。
很快，队伍钻进了高粱地。我父亲本能地感觉到队伍是向着东南方向开进的。适才走过的这段土路是由村庄直接通向墨水河边的唯一的道路。这条狭窄的土路在白天颜色青白，路原是由乌油油的黑土筑成，但久经践踏，黑色都沉淀到底层，路上叠印过多少牛羊的花瓣蹄印和骡马毛驴的半圆蹄印，马骡驴粪像于萎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振落的黑豆。
父亲常走这条路，后来他在日本炭窑中苦熬岁月时，眼前常常闪过这条路。
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土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
拐进高粱地后，雾更显凝滞，质量加大，流动感少，在人的身体与人负载的物体碰撞高粱秸秆后，随着高粱嚓嚓啦啦的幽怨鸣声，一大滴一大滴的沉重水珠扑籁籁落下。水珠冰凉清爽，味道鲜美，我父亲仰脸时，一滴大水珠准确地打进他的嘴里。父亲看到舒缓的雾团里，晃动着高粱沉甸甸的头颅。
高粱沾满了露水的柔韧叶片，锯着父亲的衣衫和面颊。高粱晃动激起的小风在父亲头顶上短促出击，墨水河的流水声愈来愈响。
父亲在墨水河里玩过水，他的水性好像是天生的，奶奶说他见了水比见了亲娘还急。父亲5岁时，就像小鸭子一样潜水，粉红的屁眼儿朝着天，双脚高举。父亲知道，墨水河底的淤泥乌黑发亮，柔软得像油脂一样。河边潮湿的滩涂上，丛生着灰绿色的芦苇和鹅绿色车前草，还有贴地爬生的野葛蔓，支支直立的接骨草。滩涂的淤泥上，印满螃蟹纤细的爪迹。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十”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等等。
高粱红了，成群结队的、马蹄大小的螃蟹都在夜间爬上河滩，到草丛中觅食。
螃蟹喜食新鲜牛屎和腐烂的动物的尸体。父亲听着河声，想着从前的秋天夜晚，跟着我家的老伙汁刘罗汉大爷去河边捉螃蟹的情景。夜色灰葡萄，金风串河道，宝蓝色的天空深邃无边，绿色的星辰格外明亮。北斗勺子星——北斗主死，南头簸箕星——南斗司生，八角玻璃井——缺了一块砖，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都在头上悬着。刘罗汉大爷在我家工作了几十年，负责着我家烧酒作坊的全面工作，父亲跟着罗汉大爷脚前脚后地跑，就像跟着自己的爷爷一样。
父亲被迷雾扰乱的心头亮起了一盏四块玻璃插成的罩子灯，洋油烟子从罩子灯上盖的铁皮、钻眼的铁皮上钻出来。灯光微弱，只能照亮五六米方圆的黑暗。河里的水流到灯影里，黄得像熟透的杏子一样可爱，但可爱一霎霎，就流过去了，黑暗中的河水倒映着一天星斗。父亲和罗汉大爷披着大蓑衣，坐在罩子灯旁，听着河水的低沉呜咽——非常低沉的呜咽。河道两边无穷的高粱地不时响起寻偶狐狸的兴奋鸣叫。螃蟹趋光，正向灯影聚拢。父亲和罗汉大爷静坐着，恭听着天下的窃窃秘语，河底下淤泥的腥味，一股股泛上来。
成群结队的螃蟹团团围上来，形成一个躁动不安的圆圈。父亲心里惶惶，跃跃欲起，被罗汉大爷按住了肩头。“别急！”大爷说，“心急喝不得热粘粥。”
父亲强压住激动，不动。螃蟹爬到灯光里就停下来，首尾相衔，把地皮都盖住了。一片青色的蟹壳闪亮，一对对圆杆状的眼睛从凹陷的眼窝里打出来。
隐在倾斜的脸面下的嘴里，吐出一串一串的五彩泡沫。螃蟹吐着彩沫向人类挑战，父亲身上披着的大蓑衣长毛多起。罗汉大爷说：“抓！”父亲应声弹起，与罗汉大爷抢过去，每人抓住一面早就铺在地上的密眼罗网的两角，把一块螃蟹抬起来，露出了螃蟹下的河滩涂地。父亲和罗汉大爷把网角系起扔在一边，又用同样的迅速和熟练抬起网片。每一网都是那么沉重，不知网住了几百几千只螃蟹。
父亲跟着队伍进了高粱地后，由于心随螃蟹横行斜走，脚与腿不择空隙，撞得高粱棵子东倒西歪。他的手始终紧扯着余司令的衣角，一半是自己行走，一半是余司令牵拉着前进，他竟觉得有些瞌睡上来，脖子僵硬，眼珠子生涩呆板。父亲想，只要跟着罗汉大爷去墨水河，就没有空手回来的道理。父亲吃螃蟹吃腻了，奶奶也吃腻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罗汉大爷就用快刀把螃蟹斩成碎块，放到豆腐磨里研碎，加盐，装缸，制成蟹酱，成年累月地吃，吃不完就臭，臭了就喂罂粟。我听说奶奶会吸大烟但不上瘾，所以始终面如桃花，神清气爽。用蟹酱喂过的罂粟花朵肥硕壮大，粉、红、白三色交杂，香气扑鼻。故乡的黑土本来就是出奇的肥沃，所以物产丰饶，人种优良。民心高拔健迈，本是我故乡心态。墨水河盛产的白鳝鱼肥得像肉棍子一样，从头至尾一根刺。它们呆头呆脑，见钩就吞。父亲想着的罗汉大爷去年就死了，死在胶平公路上。他的尸体被割得零零碎碎，扔得东一块西一块。躯干上的皮被剥了，肉跳，肉蹦，像只褪皮后的大青蛙。父亲一想起罗汉大爷的尸体，脊梁骨就发凉。父亲又想起大约七、八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奶奶喝醉了酒，在我家烧酒作坊的院子里，有一个高粱叶子垛，奶奶倚在草垛上，搂住罗汉大爷的肩，呢呢喃喃他说：“大叔……你别走，不看憎面看佛面，不看鱼面看水面，不看我的面子也看在豆官的面子上，留下吧，你要我……我也给你……你就像我的爹一样……”父亲记得罗汉大爷把奶奶推到一边，晃晃荡荡走进骡棚，给骡子拌料去了。我家养着两头大黑骡子，开着烧高粱酒的作坊，是村子里的首富。罗汉大爷没走，一直在我家担任业务领导，直到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被日本人拉到胶平公路修筑工地上去使役为止。
这时，从被父亲他们摔在身后的村子里，传来悠长的毛驴叫声。父亲精神一震，眼睛睁开，然而看到的，依然是半凝固半透明的雾气。高粱挺拔的秆子，排成密集的栅栏，模模糊糊地隐藏在气体的背后，穿过一排又一排，排排无尽头。走进高粱地多久了，父亲已经忘记，他的神思长久地滞留在远处那条喧响着的丰饶河流里，长久地滞留在往事的回忆里，竟不知这样匆匆忙忙拥拥挤挤地在如梦如海的高粱地里躜进是为了什么。父亲迷失了方位。
他在前年有一次迷途高粱地的经验，但最后还是走出来了，是河水声给他指引了方向。现在，父亲又谛听着河的启示，很快明白，队伍是向正东偏南开进，对着河的方向开进。方向辨清，父亲也就明白，这是去打伏击，打日本人，要杀人，像杀狗一样。他知道队伍一直往东南走，很快就要走到那条南北贯通，把偌大个低洼平原分成两半，把胶县平度县两座县城连在一起的胶平公路。这条公路，是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用皮鞭和刺刀催逼着老百姓修成的。
高粱的骚动因为人们的疲惫困乏而频繁激烈起来，积露连续落下，漓湿了每个人的头皮和脖颈。王文义咳嗽不断，虽连遭余司令辱骂也不改正。父亲感到公路就要到了，他的眼前昏昏黄黄地晃动着路的影子。不知不觉，连成一体的雾海中竟有些空洞出现，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父亲从高粱的颜色上，猜到了太阳已经把被高粱遮挡着的地平线烧成一片可怜的艳红。
忽然发生变故，父亲先是听到耳边一声尖利呼啸，接着听到前边发出什么东西被迸裂的声响。
余司令大声吼叫：“谁开枪？小舅子，谁开的枪？”
父亲听到子弹钻破浓雾，穿过高粱叶子高粱秆，一颗高粱头颅落地。一时间众人都屏气息声。那粒子弹一路尖叫着，不知落到哪里去了。芳香的硝烟迷散进雾。王文义惨叫一声：“司令——我没有头啦——司令——我没有头啦——”
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余司令撇下我父亲，到队伍前头去了。王文义还在哀嚎。父亲凑上前去，看清了王文义奇形怪状的脸。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手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连系在一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大叔，”父亲说，“大叔，你挂彩了。”
“豆官，你是豆官吧，你看看大叔的头还在脖子上长着吗？”“在，大叔，长得好好的，就是耳朵流血啦。”
王文义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阵尖叫后，他就瘫了：“司令，我挂彩啦！我挂彩啦，我挂彩啦。”
余司令从前边回来，蹲下，捏着王文义的脖子，压低嗓门说：“别叫，再叫我就毙了你！”
王文义不敢叫了。
“伤着哪儿啦？”余司令问。
“耳朵……”王文义哭着说。
余司令从腰里抽出一块包袱皮样的白布，嚓一声撕成两半，递给王文义，说：“先捂着，别出声，跟着走，到了路上再包扎。”余司令又叫“豆官”。
父亲应了，余司令就牵着他的手走。王文义哼哼卿卿地跟在后边。
适才那一枪，是扛着一架耙在头前开路的大个子哑巴不慎摔倒，背上的长枪走了火。哑巴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拤饼”的草莽英雄，他的一只脚因在母腹中受过伤，走起来一颠一颠，但非常快。父亲有些怕他。
黎明前后这场大雾，终于在余司令的队伍跨上胶平公路时溃散下去。故乡八月，是多雾的季节，也许是地势低洼土壤潮湿所致吧。走上公路后，父亲顿时感到身体灵巧轻便，脚板利索有劲，他松开了抓住余司令衣角的手。
王文义用白布捂着血耳朵，满脸哭相。余司令给他粗手粗脚包扎耳朵，连半个头也包住了。王文义痛得呲牙咧嘴。
余司令说：“你好大的命！”
王文义说：“我的血流光了，我不能去啦！”
余司令说：“屁，蚊子咬了一口也不过这样，忘了你那三个儿子了吧！”
王文义垂下头，嘟嘟哝哝说：“没忘，没忘。”
他背着一支长筒子鸟枪，枪托儿血红色。装火药的扁铁盒斜吊在他的屁股上。
那些残存的雾都退到高粱地里去了。大路上铺着一层粗砂，没有牛马脚踪，更无人的脚印。相对着路两侧茂密的高粱，公路荒凉，荒唐，令人感到不祥。父亲早就知道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鸡飞狗跳。仿佛满村是兵。队伍摆在大路上，30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哑巴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26根铁尖齿的耙，另有3个队员也各扛着一盘。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打伏击为什么还要扛上四盘铁齿耙。
二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我们村里一个92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
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
老大婆头顶秃得像一个陶罐，面孔都朽了，干手上凸着一条条丝瓜瓤子一样的筋。她是1939年8月中秋节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那时她因腿上生疽跑不动，被丈夫塞进地瓜窖子里藏起来，天凑地巧地活了下来。老太婆所唱快板中的戴凤莲，就是我奶奶的大号。听到这里，我兴奋异常。这说明，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
提起我的奶奶，老太太话就多了。她的话破碎零乱，像一群随风遍地滚的树叶。她说起我奶奶的脚，是全村最小的脚。我们家的烧酒后劲好大。说到胶平公路时，她的话连贯起来：“路修到咱这地盘时哪……高粱齐腰深了……鬼子把能干活的人都赶走了……打毛子工，都偷懒磨滑……你们家里那两头大黑骡子也给拉去了……鬼子在墨水河上架石桥……罗汉，你们家那个老长工……他和你奶奶不大清白咧，人家都这么说……呵呀呀，你奶奶年轻时花花事儿多着咧……你爹多能干，15岁就杀人，杂种出好汉，十个九个都不善……罗汉去铲骡子腿……被捉住零刀子剐啦……鬼子糟害人呢，在锅里拉屎，盆里撒尿。那年，去挑水，挑上来一个什么呀，一个人头呀，扎着大辫子……”
刘罗汉大爷是我们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关于他与我奶奶之间是否有染，现已无法查清，诚然，从心里说，我不愿承认这是事实。
道理虽懂，但陶罐头老太太的话还是让我感到难堪。我想，既然罗汉大爷对待我父亲像对待亲孙子一样，那他就像我的曾祖父一样；假如这位曾祖父竟与我奶奶有过风流事，岂不是乱伦吗？这其实是胡想，因为我奶奶并不是罗汉大爷的儿媳而是他的东家，罗汉与我的家族只有经济上的联系而无血缘上的联系，他像一个忠实的老家人点缀着我家的历史而且确凿无疑地为我们家的历史增添了光彩。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么样？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我查阅过县志，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伕累计40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入，用铁锨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
三确实是这样，胶平公路修筑到我们这里时，遍野的高粱只长到齐人腰高。
长70里宽60里的低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几十个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几十条乡间土路外，绿浪般招展着的全是高粱。平原北边的白马山上，那块白色的马状巨石，在我们村头上看得清清楚楚。锄高粱的农民们抬头见白马，低头见黑土，汗滴禾下土，心中好痛苦！风传着日本人要在平原里修路，村里人早就惶惶不安，焦急地等待着大祸降临。
日本人说来就来。
日本鬼子带着伪军到我们村里抓民伕拉骡马时，我父亲还在睡觉。他是被烧酒作坊那边的吵闹声惊醒的。奶奶拉着父亲的手，颠着两只笋尖般的小脚，跑到烧酒作坊院里去。当时，我家烧酒作坊院子里，摆着10儿口大瓮，瓮里满装着优质白酒，酒香飘遍全村。两个穿黄衣的日本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院子里站着。两个穿黑衣的中国人背着大枪，正要解拴在楸树上的两头大黑骡子。罗汉大爷一次一次地扑向那个解缰绳的小个子伪军，但一次一次地都被那个大个子伪军用枪筒子戳退，初夏天气，罗汉大爷只穿一件单衫，袒露的胸膛上布满被枪口戳出的紫红圆圈。
罗汉大爷说：“弟兄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大个子伪军说：“老畜生，滚到一边去。”
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
伪军说：“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
日本兵端着枪，像泥神一样。
奶奶和我父亲一进院，罗汉大爷就说，“他们要拉咱的骡子。”
奶奶说：“先生，我们是良民。”
日本兵眯着眼睛对奶奶笑。
小个子伪军把骡子解开，用力牵扯，骡子倔强地高昂着头，死死不肯移步。大个子伪军上去用枪戳骡子屁股，骡子愤怒起蹄、明亮的蹄铁购起泥土，溅了伪军一脸。
大个子伪军拉了一下枪栓，用枪指着罗汉大爷，大叫：“老混蛋，你来牵，牵到工地上去。”
罗汉大爷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在罗汉大爷眼前晃着，鬼子说：“呜哩哇啦哑啦哩呜！”罗汉大爷看着在眼前乱晃的贼亮的刺刀，一屁股坐在地上。鬼子兵把枪往前一送，锋快的刺刀下刃在罗汉大爷光溜溜的头皮上豁开一条白口子。
奶奶哆嗦成一团，说：“大叔，你，给他们牵去吧。”
一个鬼子兵慢慢向奶奶面前靠。父亲看到这个鬼子兵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两只大眼睛漆黑发亮，笑的时候，嘴唇上翻，露出一只黄牙。奶奶跌跌撞撞地往罗汉大爷身后退。罗汉大爷头上的白口子里流出了血，满头挂色。
两个日本兵笑着靠上来。奶奶在罗汉大爷的血头上按了两巴掌，随即往脸上两抹，又一把撕散头发，张大嘴巴，疯疯癫癫地跳起来。奶奶的模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日本兵愕然止步。小个子伪军说：“太君，这个女人，大大的疯了的有。”
鬼子兵咕噜着，对着我奶奶的头上开了一枪。奶奶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大个子伪军把罗汉大爷用枪逼起来。罗汉大爷从小个子伪军手里接过骡子缰绳。骡子昂着头，腿抖着，跟着罗汉大爷走出院子。街上乱纷纷跑着骡马牛羊。
奶奶没疯。鬼子和伪军刚一出院，奶奶就揭开一只瓮的木盖子，在平静如镜面的高粱烧酒里，看到一张骇人的血脸。父亲看到泪水在奶奶腮上流过，就变红了。奶奶用饶酒洗了脸，把一瓮酒都洗红了。
罗汉大爷跟骡子一起，被押上了工地，高粱地里，已开出一节路胎子。
墨水河南边的公路已差不多修好，大车小车从新修好的路上挤过来。车上载着石头黄沙，都卸在河南岸。河上只有一座小木桥，日本人要在河上架一座大石桥。公路两侧，好宽大的两片高粱都被踩平，地上像铺了一层绿毡。河北的高粱地里，在刚用黑土弄出个模样的路两边，有几十匹骡马拉着碌碡，从海一样的高粱地里，压出两大片平坦的空地，破坏着与工地紧密相连的青纱帐。骡马都有人牵着，在高粱地里来来回回地走。鲜嫩的高粱在铁蹄下断裂、倒伏，倒伏断裂的高粱又被带棱槽的碌碡和不带棱槽的石滚子反复镇压。
各色的碌碡和滚子都变成了深绿色，高粱的汁液把它们湿透了。一股浓烈的青苗子味道笼罩着工地。
罗汉大爷被赶到河南往河北搬运石头。他极不情愿地把骡子缰绳交给了一个烂眼圈的老头子。小木桥摆摆晃晃，好像随时要塌。罗汉大爷过了桥，站在河南，一个工头模样的中国人，用手中持着的紫红色的藤条，轻轻戳戳罗汉大爷的头，说：“去，往河北搬石头。”罗汉大爷抹一把眼睛——头上流下的血把眉毛都浸湿了。他搬着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从河南岸到河北岸。
那个接骡的老头还未走，罗汉大爷对他说：“你珍贵着使唤，这两头骡子，是俺东家的。”老头儿麻木地垂着头，牵着骡子，走进开辟通道的骡马大队。
黑骡子光滑的屁股上反映阳光点点。头上还在流血，罗汉大爷蹲下，抓起一把黑土，按在伤口上。头顶上沉重的钝痛一直下导到十个脚趾，他觉得头裂成了两半。
工地的边缘上稀疏地站着持枪的鬼子和伪军。手持藤条的监工，像鬼魂一样在工地上转来转去。罗汉大爷在工地上走，民伕们看着他血泥模糊的头，吃惊得眼珠乱颤。罗汉大爷搬起一块桥石，刚走了几步，就听到背后响起一阵利飕的小风，随即有一道长长的灼痛落到他的背上。他扔下桥石，见那个监工正对着他笑。罗汉大爷说：“长官，有话好说，你怎么举手就打人？”
监工微笑不语，举起藤条又横着抽了一下他的腰。罗汉大爷感到这一藤条几乎把自己打成两半，两股热辣辣的泪水从眼窝里凸出来。血冲头顶，那块血与土凝成的嘎痂，在头上崩崩乱跳，似乎要迸裂。
罗汉大爷喊：“长官！”
长官又给了他一藤条。
罗汉大爷说：“长官，打俺是为了啥？”
长官抖着手里的藤条，笑眯眯地说：“让你长长眼色，狗娘养的。”
罗汉大爷气噎咽喉，泪眼模糊，从石堆里搬起一块大石头，踉踉跄跄地往小桥上走。他的脑袋膨胀，眼前白花花一片。石头尖硬的棱角刺着他的肚腹和肋骨，他都觉不出痛了。
监工拄着藤条原地不动，罗汉大爷搬着石头，胆颤心惊地从他眼前走过。
监工在罗汉大爷的脖子上又抽了一藤条。大爷一个前爬，抱着大石，跪倒在地上。石头砸破了他的双手，他的下巴在石头上碰得血肉模糊。大爷被打得六神无主，像孩子一样糊糊涂涂地哭起来。一股紫红色的火苗，这时，也在他空白的脑子里缓缓地亮起来。
他费力地从石头下抽出手，站起来，腰半弓着，像一只发威的老瘦猫。
一个约有40岁出头的中年人，满脸堆着笑，走到监工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捏出一支，敬到监工嘴边。监工张嘴叼了烟，又等着那人替他点燃。
中年人说，“您老，犯不着跟这根糟木头生气。”监工把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大爷看到他握藤条的焦黄手指在紧急地扭动。
中年人把那盒烟装进监工口袋里。监工好像全无觉察，哼了一声，用手掌压压口袋，转身走了。
“老哥，你是新来的吧？”中年人问。
罗汉大爷说是。
他说：“你没送他点见面礼？”
罗汉大爷说：“不讲理，狗！不讲理，他们抓我来的。”中年人说：“送他点钱，送他盒烟都行，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单打不长眼的。”
中年人扬长进入民伕队伍。
整整一个上午，罗汉大爷就跟没魂一样，死命地搬着石头。头上的血痂遭阳光晒着，干硬干硬地痛。手上血肉模糊。下巴上的骨头受了伤，口水不断流出来。那股紫红色的火苗时强时弱地在他脑子里燃着，一直没有熄灭。
中午，从前边那段修得勉可行车的公路上，颠颠簸簸地驶来一辆上黄色的汽车。他恍惚听到一阵尖利的哨响，眼见着半死不活的民工们摇摇摆摆地向汽车走过去。他坐在地上，什么念头也没有，也不想知道那汽车到来是怎么一回事。只有那簇紫红的火苗子灼热地跳跃着，冲击着，他的双耳里嗡嗡地响。中年人过来，拉他一把，说：“老哥，走吧，开饭啦，去尝尝东洋大米吧！”
大爷站起来，跟着中年人走。
从汽车上拾下了几大桶雪白的米饭，抬下了一个盛着蓝花白底洋瓷碗的大筐。桶边站着一个瘦中国人，操着一柄黄铜勺子，筐边站着一个胖中国人，端着一摞碗。来一个人他发给一个碗，黄铜勺子同时往这碗里扣进米饭。众人在汽车周围狼吞虎咽，没有筷子，一律用手抓。
那个监工又转过来，提着藤条，脸上还带着那种冷静的笑容。罗汉大爷脑子的火苗腾一声燃旺了，火苗把他丢去的记忆照耀得清清楚楚，他记起半天来恶梦般的遭际。持枪站岗的日本兵和伪军也聚拢过来，围着一只白铁皮桶吃饭。一只削耳长脸的狼狗坐在桶后，伸着舌头看着这边的民伕。
大爷数了数围着桶吃饭的10几个鬼子和10几个伪军，心里萌生了跑的念头。跑，只要钻到了高粱地里，狗日的就抓不到了。他的脚心里热乎乎地流出了汗。自从跑的念头萌动之后，他的心就焦躁不安。持藤监工冷静的笑脸后仿佛隐藏着什么，罗汉大爷一见这笑脸，脑子立刻就糊涂了。
民伕们都没吃饱。胖子中国人收回洋碗。民伕们舔着嘴唇，眼巴巴地盯着那几只空桶里残存的米粒，但没人敢去动。河北岸有一头骡子嘶哑地叫起来。罗汉大爷听出来了，是我家的黑骡子在叫。在那片新开辟出的空地上，骡马都拴在碌碡或石滚子上。高粱尸横遍野。骡马无精打彩地叼吃着被揉烂压扁的高粱茎叶。
下午，有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瞅着监工不注意，飞一般窜向高粱地，一颗子弹追上了他。他趴在高粱地边缘上，一动也不动。
太阳平西，那辆土黄色的汽车又来了。罗汉大爷吃完了那勺米饭。他吃惯了高粱米饭的肠胃，对这种充满霉气的白米进行着坚决的排斥。但他还是强忍着喉咙的痉挛把它吃了。跑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惦记着10几里外的村子里，属于他的那个酒香扑鼻的院落。日本人来，烧酒的伙计们都跑了，热气腾腾的烧酒大锅冷了，他更惦记着我奶奶和我父亲。奶奶在高粱叶子垛边给他的温暖令他终生难忘。
吃过晚饭，民伕们都被赶到一个用杉木杆子夹成的大栅栏里。栅栏上罩着几块篷布。杉木杆子都用绿豆粗的铁丝联成一体。栅栏门是用半把粗的铁棍烧成的。鬼子和伪军分住着两个帐篷，帐篷离栅栏几十步远。那条狗拴在鬼子的帐篷门口。栅栏门口，栽着一根高竿，竿上吊着两盏桅灯。鬼子和伪军轮流着站岗游动。骡马都集中地拴在栅栏西边那片高粱的废墟上。那里栽了几十根拴马桩。
栅栏里臭气熏天，有人在打呼噜，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桅灯的光暗淡地透进栅栏。游动哨的长影子不时在灯影里晃动。
夜渐深了，栅栏里凉气逼人。罗汉大爷无法入睡。他还是想跑。岗哨的脚步声绕着栅栏响。大爷躺着不敢动，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梦中觉得头上扎着尖刀，手里握着烙铁。醒来，遍体汗湿，裤子尿得湿漉漉的。从遥远的村庄里传来一声尖细的鸡啼。骡马弹蹄吹鼻。破篷布上，漏出几颗鬼鬼祟祟的星辰。
白天帮助过罗汉大爷的那个中年人悄悄坐起来。虽然在幽暗中，大爷还是看到了他那两颗火球般的眼睛。大爷知道中年人来历不凡，静躺着看他的动静。
中年人跪在栅栏门口，两臂扬起，动作非常慢。大爷看着他的背，看着他带着神秘色彩的头。中年人运了一回气，猛一侧面，像开弓射箭一样抓住两根铁棍。他的眼里射出墨绿色的光芒，碰到物体，似乎还窸窣有声。那两根铁棍无声无息地张开了。更多的灯光和星光从栅栏门外射进来，照着不知谁的一只张嘴的破鞋。游动哨转过来了。大爷看到一条黑影飞出栅栏，鬼子哨兵咯了一声，便在中年人铁臂的扶持下无声倒地。中年人拎起鬼子的步枪，轻悄悄地消逝了。
大爷好半晌才明白了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中年人原来是个武艺高强的英雄。英雄为他开辟了道路，跑吧！大爷小心翼翼地从那个洞里爬出去。那个死鬼子仰面躺着，一条腿还在抽抽答答地动。
大爷爬进了高粱地，直起腰来，顺着垄沟，尽量躲避着高粱，不发出响动，走上墨水河堤。三星正晌，黎明前的黑暗降临。墨水河里星斗灿烂。局促地站在河堤上，罗汉大爷彻骨寒冷，牙齿频繁打击，下巴骨的疼痛扩散到腮上、耳朵上，与头顶上一鼓一鼓的化脓般的疼痛连成一气。清冷的掺杂着高粱汁液的自由空气进入他的鼻孔、肺叶、肠胃，那两盏鬼火般的桅灯在雾中亮着，杉木栅栏黑幢幢的，像个巨大的坟墓。罗汉大爷几乎不敢相信，这么容易就逃出来了。他的脚把他带上了那座腐朽的小木桥，鱼儿在水中翻花，流水潺潺有声，流星亮破一线天。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呀，什么也没有发生。本来，罗汉大爷就可以逃回村子，藏起来，躲起来，养好伤，继续生活。
可是，当他走在木桥上时，听到在河南岸，有个不安生的骡子嘶哑地叫了一声。罗汉大爷为了骡子重新返回，酿出了一出壮烈的悲剧。
骡马拴在离栅栏不远处的几十根木桩上，它们的身下，洋溢着尿臊屎臭。
马打着响鼻，骡子啃着木桩；马嚼着高粱秸子，骡子拉着稀屎。罗汉大爷一步三跌，抢进骡马群。他嗅到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亲切的味道，他看到了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熟悉的身影。他扑上去，想去解救自己的患难的伙伴。骡子，这不通理论的畜生，竟疾速地调转屁股、飞起双蹄。罗汉大爷喃喃地说：“黑骡，黑骡，咱一起跑了吧！”骡子暴怒地左旋右转，保护着自己的领地。
它们竟然认不出主人啦，罗汉大爷不知道自己身上新鲜的陈旧的血腥味，自己身上新鲜的陈旧的伤痕，已经把自己改变了。罗汉大爷心中烦乱，一步跨进去，骡子飞起一个蹄子，打在了他的胯骨上。老头子侧身飞去，躺在地上，半边身子都麻木不仁。骡子还在撅着屁股打蹄，蹄铁像残月一样闪烁。罗汉大爷胯骨灼热胀大，有沉重的累赘感。他爬起来，歪倒了，歪倒了又爬起来。
村里的那只嗓音单薄的公鸡又叫了一声。黑暗逐渐消退，三星愈加辉煌耀目，也辉耀着那亮晶晶的骡子屁股和眼球。
“好两个畜生！”
罗汉大爷，心头火起，一歪一斜地转着，想寻找一件利器。在开挖引水渠的工地上，他找到一柄锋利的铁锨。他毫无拘禁地走，叫骂，忘了百步之外的人与狗。他自由自在，不自由都是因为怕。东方那团渐渐上升的红晕在上升时同时散射，黎明前的高粱地里，静寂得随时都会爆炸。罗汉大爷迎着朝霞，向那两头大黑骡子走去。他对黑骡恨之入骨。骡子静立着不动，罗汉大爷把铁锨端平，对准一头黑骡的一条后腿，猛力铲过去。一道凉凉的阴影落到骡子的后腿上。骡子歪斜了两下，立即挺住，从骡头那儿，响起了粗扩豪烈惊愕愤怒的嘶鸣。随即，受伤的骡子把屁股高高扬起，一溜热血抛洒，像雨点一样，淅淅沥沥淋了大爷满脸。大爷瞅准空当，又铲中了骡子的另一条后腿。黑骡叹息了一声，便屁股逐渐堕落，猛然坐在地上，两条前腿还立着，脖子被缰绳吊直，嘴巴朝着已是灰蓝色的苍天呼吁。铁锨被骡子沉重的屁股压住，大爷也蹲了窝。他用尽全力，把铁锨抽出，他感觉到铁锨刃儿牢牢地嵌在骡子的腿骨里。另一头黑骡，傻愣愣地看着瘫倒的同伴，像哭一样，像求饶一样哀鸣着。
大爷平托铁锨，向它逼过去，它用力后退着，缰绳几乎被拉断，木桩哗哗叭叭地响，它的拳大的双眼里，流着暗蓝的光。
“你怕了吗？畜生！你的威风呢？畜生！你这个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的混帐东西！你这个里通外国的狗杂种！”
罗汉大爷怒骂着，对着黑骡长方形的板脸铲出一锨。铁锨铲在木桩上，他上下左右晃动着锨柄，才把锨刃铲出。黑骡挣扎着，后腿曲成弓箭，秃尾巴扫地嚓啦有声。大爷瞄准骡脸，啪地一响，正中骡子宽广的脑门，坚固的头骨与锨刃相撞，一阵震颤，通过锨柄传导，使罗汉大爷双臂酸麻。黑骡闭口无言，蹄腿乱动，交叉杂错，到底撑不住。唿隆一声倒下，像倒了一堵厚墙壁。缰绳被扯断，半截在木桩上垂着，半截在骡脸边曲着。大爷垂手默立。
光滑的锨柄在骡头上斜立指着天。那边狗叫人喧，天亮了，从东边的高粱地里，露出了一弧血红的朝阳，阳光正正地照着罗汉大爷半张着的黑洞洞的嘴。
四队伍走上河堤，一字儿排开，刚从雾里挣扎出来的红太阳照耀着他们。
我父亲和大家一样都半边脸红半边脸绿，和他们一起观看着墨水河面上残破的雾团。把河南河北两岸的公路连接起来的是跨越墨水河的14孔大石桥。原来的小木桥在石桥西侧，桥面早断了三五节，几根棕色的桩子兀立在河水中，无可奈何地挡起一簇簇青白的浪花。破雾中的河面，红红绿绿，严肃恐怖。
站在河堤上，抬眼就见到堤南无垠的高粱平整如板的穗面。它们都纹丝不动。
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我父亲那时还小，想不到这些花言巧语，这是我想的。
高粱与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
公路笔直地往南通去，愈远愈窄，最后被高粱淹没。那最远的地方，与铁青色的穹窿边缘连结着的高粱上，也同样地，呈现出日出时动人的凄婉悲壮情景。
我父亲有几分好奇地看着痴呆呆的游击队员们，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来打伏击？打了伏击以后还打什么？静穆中，断桥激起的水声节奏更加分明，声音更加清脆入耳。雾被阳光纷纷打落在河水中。墨河水由暗红渐渐燃烧成金红。满河流光溢彩。水边有棵孤独的水荇，黄叶低垂，曾经煊赫过的蚕虫状花朵枯萎苍白地挂在叶杈间。又是抓螃蟹的节令了！父亲想，秋风起，天气凉，一群大雁往南飞……罗汉大爷说，抓、豆官……抓！
螃蟹纤巧的脚爪把细软的河泥印满花纹，父亲从河水中闻到了螃蟹特有的那种淡雅的腥气。我家在抗战前种植的罂粟花用蟹酱喂过，花朵肥大，色彩斑斓，香气扑鼻。
余司令说：“都下堤藏好。哑巴放耙。”
哑巴从肩上摘下几圈铁丝，把四盘耙绑在一起。他“啊”了两声，招呼着几个队员，把连环耙抬到公路与石桥相接处。余司令说：“弟兄们，藏好，等鬼子汽车上了桥，等冷支队长的人把退路封住，听我的口号一齐开火，把畜生们打到河里去喂白鳝喂蟹子。”
余司令对哑巴打了几个手势，哑巴点点头，带着一半人枪，到路西边的高粱地里埋伏。王文义跟着哑巴往西走，被哑巴推了回来。余司令说：“你别过去，你跟着我。害怕吗？”
王文义连连点头，说：“不怕……不怕……”
余司令让方家兄弟把那尊大抬杠在河堤上架好。又对提着一只大喇叭的刘吹手说：“老刘，接着火，你什么都别管，可着劲儿给我吹喇叭，鬼子怕响器，你听到了吗？”
刘吹手是余司令早年的伙伴，那时，司令是轿夫，刘是吹鼓手。他双手攥着喇叭筒子，像握着一杆枪。
余司令对大家说：“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
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长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
众人围坐在高粱地里，方六拿出烟袋装烟。摸出火镰火石打火。火镰乌黑，火石褐红，跟煮熟的鸡肝一样。火镰打击火石嚓嚓地响。火星飞迸，每一个火星都很大。一个大火星溅到方六用食指和无名指捏住的高粱秆芯上，方六嘬口吹气，火绒上冒出一缕白烟，红了。方六点燃烟袋，吸一口，余司令吐一口，抽抽鼻子，说：“把烟磕了，鬼子闻到烟味还会上桥？”方六紧着吸了两口，把烟袋磕了，把烟包装好。余司令说：“都到河堤漫坡上趴着，省得鬼子来了措手不及。”大家都有些紧张，卧在河堤上，手抱着枪，如临大敌。父亲趴在余司令身边。余司令问：“你怕不怕？”父亲说：“不怕！”
余司令说：“好样的，是你干爹的种！你是我的传令兵，打起来别离开我，有什么命令我就给你说，你就给我往西边传。”父亲点点头。他眼馋地盯着余司令腰里那两支枪。一支大，一支小。
大的是德国造自来得匣子枪，小的是法国造勃郎宁手枪。这两支枪各有来历。
父亲嘴里迸出一个字：“枪！”
余司令说：“你要枪？”
父亲点点头，说：“枪。”
余司令说：“你会使吗？”
“会！”父亲说。
余司令从腰里抽出勃郎宁手枪，在手里掂量着。手枪已老，烧蓝褪尽。
余司令拉动枪机，弹仓里跳出一颗黄铜壳的圆头子弹。他把子弹扔了一个高，伸手接住，又压进枪里。“给你！”余司令说，“就像老子一样用它。”
父亲把枪抓了过来。父亲握着枪，想起前天晚上，余司令就用这支枪打碎了一个酒盅子。
那时候眉月初升，低低地压着枯树枝极。父亲抱着一个酒坛子，捏着一柄铜钥匙，遵照奶奶的命令，到烧酒作坊里去盛酒。父亲拧开大门，院落里静悄悄的，骡棚里黑洞洞的，作坊里发散着腐烂酒糟的浊气。父亲揭开一个瓮盖子，借着星月光辉，看到清平的酒面上，自己干瘦的脸。父亲眉毛短促，嘴唇单薄，他觉得自己很丑。他把酒坛子按到瓮里，酒咕嘟咕嘟灌进坛。提坛出瓮时，坛上的酒滴滴答答落入瓮内。父亲改变了主意，他把坛里的酒倒进瓮里。父亲想起了奶奶洗过血脸的那瓮酒，奶奶在家里陪着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喝酒，奶奶和余司令都是大量，冷支队长却有些醉了。父亲走到那瓮酒前，见木制的瓮盖上压着一扇石磨。他放下酒坛，用尽全力把石磨掀掉。石磨在地上滚了两圈，撞到另一只酒瓮上，在瓮壁上撞出一个大洞，高粱酒呲呲地窜出来，父亲不去管它。父亲揭开瓮盖，闻到了罗汉大爷的血腥气。他想起了罗汉大爷的血头和娘的血脸。罗汉大爷的脸和娘的脸在瓮里层出不穷。父亲把坛子按到瓮里，装满血酒，双手捧着，回到家中。
八仙桌上，明烛高烧，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四目相逼，都咻咻喘气。奶奶站在他们二人当中，左手按着冷支队长的左轮枪，右手按着余司令的勃郎宁手枪。
父亲听到奶奶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
余司令怒冲冲地骂：“舅子，你打出王旅长的旗号也吓不住我。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吃了10年拤饼，还在乎王大爪子那个驴日的！”
冷支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长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
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冷支队长坐下，抽出一支烟点燃。
趁着机会，父亲捧着酒坛上去。奶奶接过酒坛，脸色陡变，狠狠地看了父亲一眼。奶奶往三个碗里倒酒，每个碗都倒得冒尖。
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
奶奶端起酒，咕咯咕咯喝了。
余司令端起酒，一仰脖灌了。
冷支队长端起酒，喝了半碗。放下碗，他说：“余司令，兄弟不胜酒力，告辞啦！”
奶奶接着左轮手枪，问：“打不打？”
余司令气哄哄地说：“你甭求他，他不打，老子打！”冷支队长说：“打。”
奶奶松开手，冷支队长把左轮手枪抓过去，挂在腰带上。冷支队长白净面皮，鼻子周围有10几颗黑麻子。他的腰带上别着一大圈子弹，挂上枪后，腰带垂成一轮下钩月。奶奶说：“占鳌，我把豆官交给你了，后日，你带着他去。”余司令看着我父亲，笑着问：“干儿子，有种吗？”父亲轻蔑地看着余司令双唇间露出的土黄色坚固牙齿，一句话也不说。余司令拿过一只酒盅，放在我父亲头顶上，让我父亲退到门口站定。他抄起勃郎宁手枪，走向墙角。
父亲看着余司令往墙角上跨了三步，每一步都那么大那么缓慢。奶奶脸色苍白。冷支队长嘴角上竖着两根嘲弄的笑纹。余司令走到墙角后，立定，猛一个急转身，父亲看到他的胳膊平举，眼睛黑得出红光。勃郎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父亲头上一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一块小瓷片掉进父亲的脖子里，父亲一耸头，那块瓷片就滑到了裤腰里。父亲什么也没说。奶奶的脸色更加苍白。冷支队长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半晌才说：“好枪法。”
余司令说：“好小子！”
父亲握着勃郎宁手枪，感到它出奇地沉重。
余司令说：“不用我教你，你知道该怎么打。传我的令给哑巴，让他们准备好！”
父亲提着手枪，钻进高粱地，跨过公路，走到哑巴面前。哑巴盘腿大坐，用一块绿油油的石头磨着一把修长的腰刀。其他队员坐的躺的都有。
父亲对哑巴说：“让你们准备好。”
哑巴斜了父亲一眼，继续磨刀。磨一阵，他撕了几个高粱叶子，把刀口上的石沫擦掉，又拔了一棵细草，试着刀锋。小草一碰上刀刃就悄悄地断了。
父亲又说：“让你们准备好！”
哑巴把腰刀入鞘，放在身旁。他的脸上绽开狰狞的笑容。他抬起一只大手，对着父亲招着。
“唔！唔！”哑巴说。父亲蹑手蹑脚地走上前，离哑巴一步远停住。哑巴一探身，扯住了父亲的衣襟，用力一带，父亲伏在哑巴怀里。哑巴拧住父亲的耳朵，父亲的嘴咧到了腮上。父亲用勃郎宁手枪，戳着哑巴的脊梁骨。
哑巴又按住了父亲的鼻子，用力一揪，父亲的眼泪噗噗冒出。哑巴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散坐在哑巴周围的队员们齐声哄笑。
“像不像余司令？”
“是余司令下的种子。”
“豆官，我想你娘。”
“豆官，我要吃你娘那两个插枣饽饽。”
父亲恼羞成怒，举起手枪，对准那个妄想吃插枣饽饽的就搂了火。勃朗宁手枪里啪哒一响，子弹没有出膛。那人脸色灰黄，快速跳起，来夺父亲的手枪。父亲怒火冲天，扑到那人身上，连踢带咬。
哑巴立起来，扯着父亲的脖子用力一摔，父亲的身体离地飘行，下落时砸断了几株高粱。父亲打了一个滚爬起来，破口大骂着，扑到哑巴面前。哑巴“唔唔”两声。父亲看着他铁青的脸，被镇在那儿。哑巴拿去勃郎宁手枪，拉动枪机，一粒子弹落在他的手里。他捏着子弹头，看着子弹屁股门上被撞针击出的小孔，对着父亲比划了几下。哑巴把枪插到父亲腰里，拍了拍父亲的头。
“你在那边闹什么？”余司令问。
父亲委屈地说：“他们……要和俺娘困觉。”
余司令板着脸，问：“你怎么说？”
父亲抬起胳膊擦擦眼，说：“我给了他一枪！”
“你开枪了？”
“枪没响。”父亲把那粒金灿灿的臭火递给余司令。
余司令接过子弹，看看，轻松地摔出，子弹滑着漂亮的弧线，落到河里。
余司令说：“好样的！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打完日本人，谁要是再敢说要和你娘困觉，你就对着他的小肚子开枪。别打他的头，也别打他的胸，记住，打他的小肚子。”
父亲伏在余司令身边。他的右边是方家弟兄。大抬杠子架在河堤上，枪口对着石桥。枪口堵着一团破棉絮。抬杠的后部翘出一根引信。方七的身边，放着一把高粱杆芯制成的火绒有一根正在燃烧。方六身边放着一个药葫芦，一个盛铁豆子的铁盒。
余司令左边是王文义。他双手攥着长苗子鸟枪，身体抖成一团。他的伤耳已经和白布凝结在一起。
太阳一竿子高了，雪白的核心外还镶着一圈浅淡的红。河水亮晶晶，一群野鸭子从高粱上空飞来，盘旋三个圈，大部分斜刺里扑到河滩的草丛中，小部分落到河里，随着河水漂流。河水中的野鸭子身体稳住不动，只把灵活的头颈转来转去。父亲身上暖洋洋的，被露水打湿的衣服彻底干了。又趴了一会，父亲感到有一粒石子硌得胸痛，便起身坐起，头和胸高出堤面。余司令说：“趴下。”父亲又不情愿地趴下。方家老六鼻子里吹出鼾声。余司令抠起一块土坷垃，投到方六的脸上。方六懵懵懂懂地坐起来，打了一个哈欠，挤出两滴细小的泪珠。
“鬼子来了吗？”方六大声说。
“操你亲娘！”余司令说，“不许困觉。”
河南河北两岸寂静无声，宽阔的公路死气沉沉地躺在高粱丛中。河上的大石桥那么漂亮。无边的高粱迎着更高更亮的太阳，脸庞鲜红，不胜娇羞。
野鸭子在浅水边，用扁嘴搜索着什么，发出一片呱呱卿卿的响声。父亲的目光停在野鸭子上，研究着它们美丽的羽毛和机灵的眼睛。他端着沉重的勃朗宁手枪，瞄着鸭子平坦的背。他几乎要勾动扳机了。余司令按住他的手，说：“小鳖羔子，你想干什么？”
父亲感到烦躁不安了，公路还是枯死地躺着。高粱更加鲜红。
“冷麻子这个畜生，他要是胆敢耍弄老子！”余司令恨恨地说。河南岸无声无息，冷支队长连个影儿都不见。父亲知道鬼子汽车从这儿路过的情报是冷支队长得到的，冷支队长怕一家打不了，才来联合余司令的队伍。
父亲紧张了一会，又渐渐懈怠。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被野鸭子吸引。
他想起跟着罗汉大爷打鸭子的事。罗汉大爷有一支鸟枪，乌红的托子，牛皮的枪带。这支鸟枪正被王文义攥着。
父亲的眼里蒙着泪水，但不到流出眶外的数量。就像去年那天一样。在温暖的阳光里，父亲感到有一阵扎人的寒冷在全身扩散。
罗汉大爷和两头骡子一起被鬼子和伪军捉走，奶奶在酒瓮里洗净了满脸的血。奶奶满脸酒香，皮肤赤红，眼皮有些肿，月白色洋布褂子前胸被酒和血渍湿。奶奶仁立在瓮边，凝视着瓮里的酒。酒里映着奶奶的脸。父亲记得，奶奶扑地跪倒，对着酒瓮磕了三个头。然后，她站起来，双手掬起一捧酒喝了。奶奶满脸的红润，都集中到双腮上，额头和下巴却苍白无色。
“跪下！”奶奶命令父亲，“磕头。”
父亲跪下磕头。
“捧一口酒喝！”
亲捧了酒喝下。
一道道血丝像线一样，垂直地往瓮底下沉着。瓮里飘着一朵小小的白云，并摆着奶奶和父亲的庄严面孔。奶奶两只细长的眼睛里射出的人的光，父亲不敢看。父亲的心咚咚跳着，又伸出手，从瓮里掬上一捧酒，酒从指缝下落，打破了青天白云大脸小脸。父亲又喝了一口酒，一股血腥味死死粘在舌上。
血丝都沉到瓮底，在凸起的瓮底中间集合成一个拳头大小的混浊的团体。父亲和奶奶看了它好久。奶奶拉上瓮盖，从墙角那儿把一扇磨盘滚过来，用力搬起，压在瓮盖上。
“你不要动它！”奶奶说。
父亲看着磨盘凹槽里潮湿的泥土和蠕蠕爬动的灰绿色潮湿的虫，惊恐不安地点了点头。
这一夜，父亲躺在他的小床上，听着奶奶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奶奶格登格登的脚步声和着田野里的高粱綷縩，编织着父亲纷乱的梦境。父亲在梦中听到我家那两头秀丽的大黑骡子在鸣叫。
平明时分，父亲醒了一次。他赤着身体跑到院子里去撒尿，见奶奶还立在院子里望着天空发呆。父亲叫了一声娘，奶奶没答腔。父亲撒完尿，扯着奶奶的手往屋里拉。奶奶软疲疲地随着父亲转身进屋。刚刚进屋，就听到从东南方向传来一阵浪潮般的喧闹，紧接着响了一枪，枪声非常尖锐，像一柄利刃，把挺括的绸缎割破了。
父亲现在趴的地方，那时候堆满了洁白的石条和石块，一堆堆粗粒黄沙堆在堤上，像一排排大坟。去年初夏的高粱在堤外忧悒沉重地发着呆。被碌碡压倒高粱闪出来的公路轮廓，一直向北延伸。那时大石桥尚未修建，小木桥被千万只脚、被千万次骡马蹄铁踩得疲惫不堪、敲得伤痕累累。压断揉烂的高粱流出的青苗味道，被夜雾浸淫，在清晨更加浓烈。遍野的高粱都在痛哭。父亲和奶奶听到那声枪响不久，就和村里的若干老弱妇孺被日本兵驱赶到这里。那时候日头刚刚升上高粱梢头，父亲和奶奶与一群百姓站在河南岸路西边，脚下踩着高粱残骸。父亲们看着那个牛棚马圈般的巨大栅栏，一大群衣衫褴褛的民伕缩在栅栏外。后来，两个伪军又把这群民快赶到路西边，与父亲他们相挨着，形成了另一个人团。在父亲们和民伕们的面前，就是后来令人失色的拴骡马的地方。人们枯枯地立着，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一个肩上佩着两块红布、胯上挂着一柄拖地钢刀、牵着一匹狼狗、戴着两只白手套、面孔清癯的日本官儿从帐篷那边走过来。在他的身后，狼狗垂着鲜艳的舌头，在狼狗身后，两个伪军抬着一具硬梆梆的日本兵尸体，两个日本兵在最后，押着被两个伪军架着的血肉模糊的罗汉大爷。父亲使劲往奶奶身上靠，奶奶揽住了父亲。
日本官儿牵着狗停在骡马场附近的空地上。50多只白鸟从墨水河道里朴楞楞飞出来，飞经人群上方青蓝蓝的天，又拐弯向东，飞向那个金子般的太阳。父亲看到骡马场上那些蓬毛垢面的牲畜，看到了躺在地上的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一头骡子死了，它头上还斜立着那把铁锨。黑血把地上的碎高粱，把骤子光洁的脸，都弄得肮脏不堪。另一头骡子坐在地上，血乎乎的尾巴拂着大地，两腹厚皮抖得索索有声。两个时开时合的鼻孔里，吹出口哨一样的响声。父亲不知道自己多么喜爱这两头黑骡子。奶奶挺胸扬头骑在骡背上，父亲坐在奶奶怀里，骡子驮着母子俩，在高粱夹峙下的土路上奔驰，骡子跑得前仰后合，父亲和奶奶被颠得上窜下跳。细细的骡腿腾起一路烟尘。父亲兴奋得吱哇乱叫。稀稀疏疏的农人，立在高粱地边上，手扶锄头或是别的什么农具，盯着高梁作坊女掌柜艳丽的粉脸，满脸嫉妒仇恨。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一头倒在地上死了，嘴唇咧开，一排雪白的长方形大牙齿啃着地。另一头坐着，比死了还难受。父亲对奶奶说：“娘，咱的骡子。”奶奶伸手捂住父亲的嘴。
日本兵的尸体停放在拄刀牵狗而立的日本官面前。两个伪军拖着血肉模糊的罗汉大爷向一根拴马高桩走。父亲并没有立刻认出罗汉大爷。父亲看到了一个被打烂了的人形怪物。他被架着，一颗头忽而歪向左，忽而歪向右，头顶上的血嘎痂像落水的河滩上沉淀下那层光滑的泥，又遭阳光曝晒，皱了边儿，裂了纹儿，他的双脚划着地面，在地上划出一些曲曲折折的花纹。人群悄悄地聚缩。父亲感到奶奶的手牢牢捏住他的肩膀。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土。一时间鸦雀无声，听得清那条大狼狗哈达哈达的喘气声，那个牵狼狗的日本官儿放了一个嘹亮的屁。父亲看到伪军把那个人形怪物拖到一根高高的拴马桩前，一松手，怪物就像一堆剔了骨的肉瘫在地上。
父亲惊叫一声：“罗汉大爷！”
奶奶又捂住了父亲的嘴。
罗汉大爷在马桩上慢慢动着，先把屁股高高地撅起来，造了一个拱桥形状，又双膝跪地，双手按地，树起了头。他的脸肿胀得透亮，双眼成了两条细缝。两道深绿色的光线，从他的眼缝里射出。父亲正对着罗汉大爷，他相信大爷一定看到了自己。他的胸膛里的器官砰砰啪啪地碰撞着，他说不出是惊恐还是愤怒，他想用力嚎叫，但嘴巴被奶奶的手掌牢牢地捂住了。
牵狗的日本官儿对着人群喊了一阵，一个留着小平头的中国人，把日本官儿的话翻给大家听。
翻译说的话，我父亲没听全。他被我奶奶捂住嘴巴，憋得眼冒金花，耳朵嗡嗡响。
两个黑衣中国人把罗汉大爷剥得一丝不挂，拴在木桩上。鬼子官儿挥挥手，又有两个黑衣人把我们村的也是高密东北乡有名的杀猪匠孙五，从木栅栏里，推推搡搡地押过来。
孙五个子矮小，浑身是肉，腆着肚子，头上无毛，脸色通红，一双小眼间距很小，深陷在鼻子两侧。他左手提着一把尖刀，右手提着一桶净水，哆哆嗦嗦地走到罗汉大爷面前。
翻译官说：“太君说，让你好好剥，剥不好就让狼狗开了你的膛。”
孙五诺诺连声，眼皮紧急眨动。他用口叼着刀，提起水桶，从罗汉大爷头上浇下去。罗汉大爷被冷水一激，头猛然抬起，血水顺着他的脸、脖子，混浊地流到脚跟。一个监工从河里又提来一桶水，孙五用一块破布蘸着水，把罗汉大爷擦洗得干干净净。孙五擦净大爷，屁股扭动着，说：“大哥……”
罗汉大爷说，“兄弟，一刀捅了我吧，黄泉之下不忘你的恩德。”
日本官儿吼叫一声。
翻译说：“快点动手！”
孙五脸色一变，伸出粗短的手指，捏住大爷的耳朵，说：“大哥，兄弟没法子……”
父亲看到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一样锯着。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窜一窜地呲出来。父亲的腿瑟瑟颤抖。走过一个端着白瓷盘的日本兵，站在孙五身旁，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敦厚的耳朵放在瓷盘里。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日本兵托着瓷盘，从民伕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日本兵把耳朵端到日本官面前，军官点点头。日本兵把瓷盘放在日本兵的尸体旁，静默片刻，又端起来，放到狼狗嘴下。狼狗收起舌头，用尖尖的、乌黑的鼻子去嗅那两只耳朵。它摇摇头，又吐出舌头，蹲坐起来。
翻译对孙五说：“喂，再割！”
孙五在原地转着圈，嘴里咕咕噜噜地说着什么，父亲看到他满脸油汗，眼睛眨得像鸡啄米一样迅速。
罗汉大爷的双耳底根上，只流了几滴血，大爷双耳一去，整个头部变得非常筒洁。
鬼子军官又吼了一声。
翻译说：“快点割！”
孙五弯下腰，把罗汉大爷的男性器官一刀旋下来，放进日本兵托着的瓷盘里。日本兵两根胳膊僵硬地伸着，两眼平视，像木偶一样从人群前走。父亲觉得奶奶冰冷的手指几乎抠进自己肩头肉里。
日本兵把瓷盘放到狼狗嘴下，狼狗咬了两口，又吐出来。罗汉大爷凄厉地大叫着，瘦骨嶙嶙的身体在拴马桩上激烈扭动。
孙五扔下刀子，跪在地上，嚎陶大哭。
日本官儿把皮带一松，狼狗扑上来，两只前爪按着孙五的肩头，一嘴利齿在孙五面前晃。孙五躺在地上，双手捂住脸。日本官打一个唿哨，狼狗拖着皮带颠颠地跑回去。翻译官说：“快剥！”
孙五爬起来，捏着刀子，一高一低地走到罗汉大爷面前。罗汉大爷破口大骂，所有的人在大爷的骂声中昂起了头。孙五说：“大哥……大哥……你忍着点吧……”罗汉大爷把一口血痰吐到孙五脸上。
“剥吧，操你祖宗，剥吧！”
孙五操着刀，从罗汉大爷头顶上外翻着的伤口剥起，一刀刀细索索发响。
他剥得非常仔细。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
父亲对我说，罗汉大爷脸皮被剥掉后，不成形状的嘴里还呜呜噜噜地响着，一串一串鲜红的小血珠从他的酱色的头皮上往下流。孙五已经不像人，他的刀法是那么精细，把一张皮剥得完整无缺。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人群里的女人们全都跪到地上，哭声震野。当天夜里，天降大雨，把骡马场上的血迹冲洗得干干净净，罗汉大爷的尸体和皮肤无影无踪。村里流传来罗汉大爷尸体失踪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竟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
“他要是胆敢耍弄老子，我拧下他的脑袋做尿壶！”太阳越升越小，发出白炽的光线，高粱上的露水晞了，野鸭子飞走了一批，又飞来一批。冷支队长的人还没到，公路上除了偶尔窜过野兔外，再无一个活物。后来又鬼鬼祟祟地跳出来一只火红的狐狸。余司令骂完冷支队长，喊一声：“喂，都起来吧，八成是上了冷麻子这个狗娘养的当啦。”
队员们早就趴累了，巴不得这声喊。司令一声令下，就应声爬起，有的坐在河堤上，嚓嚓地打火吸烟，有的站在河堤上，用力往堤下撤尿。
父亲跳上河堤后，还在想着去年的一些情景，罗汉大爷被剥皮后的头颅在他眼前不停地晃动。野鸭子被突然冒出来的人群惊吓，齐飞起，又陆续落到不远处的河滩上，蹒蹒跚跚地行走，翠绿的鸭羽和黄褐的鸭羽在草丛中闪烁。
哑巴提着他的腰刀和老汉阳步枪，来到余司令面前。他面色沮丧，眼珠子发直。抬手指太阳，太阳已东南晌；低手指公路，公路空荡荡；哑巴指指肚子，嗷嗷地叫着，挥动着胳膊，对准村庄的方向。余司令沉思片刻，对路西边的人喊：“都过来！”
队员们跨过公路，聚到河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