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
本书要讲的，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的变迁过程，因此首先必须讲清“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就是现在的中国呢？当然不是。因为如果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它们的疆域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讲现状就行了。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已经用得很普遍了。“国”（繁体字作“國”）与“或”字相通，指的是城、邑。春秋以前，大大小小的国数以千百计，于是天子所居的“国”（京师）就被称为“中国”，即处于中枢地位的国或各国中心的国。以后又将地理上处于中心区的国泛称为“中国”，即处于中心区的国。这一中心区开始只限于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即周天子的直属区和诸侯中的晋、郑、宋、鲁、卫等国，而周围地区或其他诸侯国就不能算中国。到了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之内，这些地区就都可以称为“中国”了。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地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了，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戎、狄、蛮、夷，就不是中国。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模糊的、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作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认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当作非中国。例如在西汉时代，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的少数民族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可是在关中盆地和黄河下游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湖南，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当作中国。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当然能称中国了，可是今天的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成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一般即指汉族（华夏）文化区。在特殊情况下，中国就成了王朝法统的同义词。例如在西晋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已经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而把北方的政权称为“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但北方的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这场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自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国传统，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都承认为中国，到唐朝初年编前朝历史时就南、北双方并列，因而有了南北朝的名称。

　　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或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但是人们的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像魏源（公元1794—1857年）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的领土，和今天的概念一致，有时却只指传统的范围，即内地18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到了晚清，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了，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清朝在对外交往或者正式条约中也使用中国，往往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 Empire，当作一种尊称而乐于接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它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

　　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历史，论述历史问题中提到的中国，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