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
本书要讲的，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的变迁过程，因此首先必须讲清“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就是现在的中国呢？当然不是。因为如果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它们的疆域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讲现状就行了。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已经用得很普遍了。“国”（繁体字作“國”）与“或”字相通，指的是城、邑。春秋以前，大大小小的国数以千百计，于是天子所居的“国”（京师）就被称为“中国”，即处于中枢地位的国或各国中心的国。以后又将地理上处于中心区的国泛称为“中国”，即处于中心区的国。这一中心区开始只限于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即周天子的直属区和诸侯中的晋、郑、宋、鲁、卫等国，而周围地区或其他诸侯国就不能算中国。到了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之内，这些地区就都可以称为“中国”了。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地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了，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戎、狄、蛮、夷，就不是中国。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模糊的、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作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认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当作非中国。例如在西汉时代，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的少数民族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可是在关中盆地和黄河下游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湖南，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当作中国。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当然能称中国了，可是今天的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成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一般即指汉族（华夏）文化区。在特殊情况下，中国就成了王朝法统的同义词。例如在西晋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已经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而把北方的政权称为“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但北方的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这场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自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国传统，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都承认为中国，到唐朝初年编前朝历史时就南、北双方并列，因而有了南北朝的名称。
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或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但是人们的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像魏源（公元1794—1857年）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的领土，和今天的概念一致，有时却只指传统的范围，即内地18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到了晚清，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了，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清朝在对外交往或者正式条约中也使用中国，往往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 Empire，当作一种尊称而乐于接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它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
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历史，论述历史问题中提到的中国，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为范围呢？显然也不妥当。因为由于100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外蒙古（今蒙古国）的独立也使中国的领土减少了156万平方公里。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18、19世纪清朝的最大疆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先后归属中原王朝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指出，我们选择这一范围并不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的结果。事实上，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是汉朝的郡县，越南北部曾是明朝初期的一个布政使司（省）。
我们所要论述的疆域变迁，就是以这样一个历史中国为基本范围的。
2 疆域何所指
本书所说的疆域，基本上就等于现代的领土。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它具体的含义也不完全相同。所谓疆域，就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境界所达到的范围，而领土则是指在一国主权之下的区域，包括一国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
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
领土是以明确的主权为根据的，但疆域所指的境界就不一定有非常完全的主权归属。例如历史上的中原王朝除了拥有主权很明确的正式行政区以外，往往还有不少属国、藩国、羁縻［jímí机迷］单位等各种附属的、接受监护的或自治的区域。王朝在这些区域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千差万别，有的能拥有完全的主权，与正式政区相同；有的只能部分控制，或者不能稳定地控制；还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归属，与外国并无二致；要根据完全的主权标准来确定疆域的范围就很不容易。
疆域一般只指表层的陆地和水面，不像领土这样延伸到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这是由于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样的延伸还缺乏实际意义，所以人们不可能对这些延伸部分产生主权意识。例如在没有任何飞行器的条件下，就既不可能进入别国的领空，也不必担心本国的领空受到别国的侵犯。在地下矿藏还没有充分利用、开采技术相当落后的条件下，也不会存在本国的底土受到别国算计的可能性，当然就没有明确底土归属的必要。
领土一般有明确的界线，即使是一些未定的和有争议的地区，争议双方总有各自的界线。而疆域的界线却往往很不明确，即使当时也是如此。由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生产手段落后，或者处于游牧、迁徙状态等原因，一个政权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境界究竟在哪里，相邻的政权之间也没有意识到有划分界线的必要。还有些政权的边境是高山、丛林、荒漠、冻土等无人区，与其他政权完全隔绝，这些边境的界线在哪里就很难判断。
领土的拥有者一般都有明确的领土意识，疆域的拥有者却未必有这样一种主权意识，而往往根据各自的标准来决定哪里属于自己的疆域。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和信奉儒家学说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文明的中心，中国的皇帝就是君临天下、拥有一切的最高主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因此王朝的疆域范围不在于实际上应该到哪里，而是皇帝接受到哪里，或者是哪里的人有资格作皇帝的臣民。被称为“夷”、“狄”、“戎”、“蛮”的人是所谓“天子不臣”的对象，是没有资格作皇帝臣民的，所以不能算“中国人”，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就不能算“中国”的疆域，只能是“化外”。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明明当时的朝廷已经控制了这些政权，或者管辖了这些地区，统治者却偏要说它们“不通中国”、“非我朝所有”，在列举自己疆域范围时不把它们算在内。
还有的人用文化标准来判断疆域的范围，认为只有接受了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地区才能算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否则就不能算。这就完全混淆了概念。历史上的朝鲜、越南由于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与汉文化区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西藏却由于本地民族一直聚居，外来文化不易传入，与汉文化区差异很大。因此在封建时代，的确有一些人念念不忘朝鲜、越南曾经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的历史，却把西藏当作外国。但事实是，朝鲜、越南早已成为独立国家，而西藏从13世纪以来，始终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对当时人的言论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照搬，更不能认为连当时人们都不承认的地方就肯定不是这个政权的疆域。
领土或国土是对国家而言的，它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在还没有国家存在的时间和地区自然也就不存在领土或国土。疆域则并不一定指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地区性的、民族性的政权实体，甚至一些部落或部落集团，它们实际占有的、控制的地域范围都可以称为疆域。
正因为有这些区别，我们在本书还是沿用了传统的名词“疆域”，而不是用今天通行的“领土”。
3 疆域种种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权形式、行政制度、管辖办法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间的差别也很大，疆域的定义很难确定，也很难一概而论。但对疆域的主要类型还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正式行政区
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地区性、边疆的政权，这都是它们疆域的主要的、基本的部分。一般设置于农业区或半农半牧区，有正式的、分级的行政机构加以管理。这些机构都有固定的或经常性的驻地和明确的管辖区，对区内人民登记户籍，征集赋役和税收，执行法律。最高统治者拥有对内对外的全部权力。从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以来历代设置郡、县（侯国），或州、道、路、府、行省（省、布政使司）、厅的地区，除少数例外，一般都是正式行政区。
（2）特殊行政区
在边远地区、新控制或占领的地区、非汉族（或非本民族）聚居区所设置的行政区，统治者给予一定的优待，实行比较松散的管理，如减免部分或全部赋税，不进行经常性的户籍登记。这些单位的名称与正式行政区相同，长官也由中央或上一级政府任命。这种单位往往是一种过渡形式，等条件成熟后就会改为正式行政区。如西汉时在西南和南方新占领区设置的“初郡”，历代在边远地区新设置的行政单位等。
（3）军事驻防、屯垦区
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军事机构，以控制、监护、管理当地的政权或一部分行政事务的区域，如汉以后的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唐代的大部分都护府，明代缘边的卫、所，清代的将军。这些单位都固定或经常性地驻扎军队，实行屯垦，有明确的防区或辖区，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但对辖境内的行政和民事部分行使权力的方式就很不同：有的还保留当地的自治政权，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有的完全不负行政责任，而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另一套行政系统来管理；有的同时兼管民政，因而与上述特殊行政区并没有什么区别。
（4）民族或地方自治地区
在少数民族、非汉族聚居区或新控制的地方政权范围内设置的行政区域，有的就保持了原有的机构和名称，有的作了一些改变。这些区域的共同点是：长官实行世袭，或者按照当地原有习惯产生，但必须得到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批准或确认；长官可以保留原来的称号，但必须承认臣属的地位；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对外的军事行动必须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准，或者接受上级政府的调遣。它们对内部有自治权，但自治的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完全保持原有的民政系统，实行原来的行政制度，对中央不承担赋税和劳役，中央不派驻官员，或者只派起顾问和监督作用的官员；有的就必须接受上级政府的派员担任副职，并承担一定的赋税和劳役；有的只能管辖境内的本民族人口，或者只能保持本民族的习惯治理，而对非本族人口和新实施的法令就不能干预。至于那些只保留了原来的首领名义和经济特权，而不再给予任何行政权力的单位，或者仅仅接受了中央政府的名义，而实际完全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单位，就不属于这一类型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区域的情况相当复杂，又经常发生变化，同一个区域的不同地方、不同时期都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型，因此必须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一成不变。
（5）实际统治区
一个政权或政治实体实际上控制的、得到相邻政权实际承认或没有受到干预的区域。由于特殊的生产方式、经济落后或范围有限，这类区域内部一般没有行政区划或机构，治理的手段也很原始、简单。有的还有很大的流动性，没有固定的界限，如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南方的部族统治区，边远地区的民族政权等。
确定一个地方是不是属于某一政权的疆域，不能只看名义，而应该看实质。不能从封建的正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出发，而应该站在今天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对历史上的“称臣纳贡”，一般不能作为归属的根据。
所谓“称臣纳贡”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如明、清时的朝鲜，多数年代都是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在形式上连新君登位也要向中国报告以便得到认可。但实际上朝鲜有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它的内政不受中国的干涉。它对中国称臣主要是出于对大国的敬畏和文化上的传统习惯，是为了获得安全的保证和合法的延续性。在经济上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进贡与赏赐往往是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至少也是相等的。的确有的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后完全服从朝廷的旨意，自愿处于从属地位。但中原王朝由于国防安全、经济利益或文化差异的考虑，宁可保持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而不愿接纳为自己的疆域，如西汉后期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至于有的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后完全失去了主权，成了王朝统治下的自治地区，那就是另一种性质了。
第二种是以称臣纳贡为手段的通商贸易。历史上不少游牧民族和外国商人，为了获得必需的物资或增加贸易量，往往会以进贡为手段，换取中原王朝的赏赐、免税特权或进出口的特许。这是由于正常的贸易经常被禁止，或者得不到合法的保护，而以进贡的形式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自大心理，而且有厚利可图。并不是这些“进贡”都代表了进贡者所在的国家，更不说明这些国家都成了中原王朝的属国。
第三种纯粹是中国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份派来的外交使节或贸易代表，中原王朝却非要称之为朝贡。这只能证明封建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鸦片战争前来中国的西方使节几乎没有不被称为“进贡”、“朝贡”、“请封”的，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的葡萄牙、英国、意大利等都是中国疆域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羁縻政区，情况也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羁”，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要“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这是中原王朝在新征服区和非汉族聚居区设置的特殊政区，虽然也用正式政区一样的名称，但一般不派遣行政官员，而由当地民族的首领世袭，也不征收赋税徭役。由于羁縻程度、时间长短、周围形势和历史背景等都不相同，所以有些羁縻政区实际上已成为民族自治地区或特殊行政区，有的则仅仅处于称臣纳贡的阶段，有的甚至只是偶然发生过联系，不能作为疆域的一部分。
4 为什么要了解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
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任何历史事实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特定的空间范围。因此，了解这个范围有多大，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我们掌握历史的基本事实和概念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我们要区分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就必须知道当时中国的疆域范围。公元9世纪以前的越南北部是中原王朝或中国地方政权的一部分，越南这一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关系当然是国内关系。但9世纪以后越南独立建国，它与中国的中原王朝或地方政权的关系就变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了。如果不了解当时疆域的事实，仅仅根据现状来判断，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疆域的变化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历史进程。在现代国际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以前，疆域的大小、巩固程度就集中体现了一个政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达的水平和国力的盛衰。像清朝前期，由于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又执行了现实的民族政策，在18世纪中叶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中国的疆域达到了极盛。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次次丧失了领土。这当然是外部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但也是中国国力衰弱、政权腐败的具体表现。
了解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祖先的光辉业绩。世界上多少文明古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多少曾经威震四方的国家只留下了一堆堆废墟，多少曾经繁荣发达的土地早已无数次地变换了主人。只有中国，从秦朝建立起统一王朝以来，尽管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动乱、改朝换代、民族冲突、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疆域也时有盈缩，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在18世纪终于发展成了拥有上千万平方公里领土、几十个民族、几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充分显示了汉族的主体作用。从秦朝到清朝，中国的基本疆域——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农业区始终是稳定的、巩固的。这就为统一国家和民族大家庭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也体现了兄弟民族的伟大贡献。今天中国边疆地区的开发，以及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都离不开当地民族的努力奋斗。了解了这些，无疑会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使我们努力维护祖国的统一，珍视各民族间的团结，为完成祖国统一和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而贡献力量。
二 走向统一的漫长历程：先秦时期
1 夏朝
原始社会后期，在黄河下游出现了以尧和舜相继为首领的部落联盟。舜死后，夏族首领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但到禹死后，原定的继承人益被禹之子启所杀（一说益自愿让位于启），从此由部落首领推选联盟首领的原始社会传统，转变为一姓世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的君主制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
根据文献记载，夏朝约起于公元前21世纪，经400余年，至公元前16世纪灭于商。夏族主要活动于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近几十年来在这一带先后发现了多处介于晚期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与文献所载夏朝年代和地域符合。其中又以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被学术界公认为夏文化遗存。
文献所载夏的都城或国君居住过的地方有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告城镇）、斟［xún寻］（今河南巩义市旧巩县西南）、帝丘（今河南濮阳市）、原（今河南济源市西北）、老丘（今河南开封县东北）、西河（今河南安阳市东南）、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安邑（今山西夏县东北）、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等地，大致反映了夏朝的统治范围。1960年在今河南偃师市西南洛阳老城东约18公里的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考古学者或认为即斟遗址，或认为是桀后期自斟“迁于河南”的“河南”。
在夏族之东分布着许多夷族，东夷首领后羿、寒促等还一度成为夏朝的统治者，到少康和其子杼在位时消灭了夷族首领，夏朝才中兴。夏时存在的方国有有仍、有莘、有鬲、有缗［mí n民］、有虞、有扈、过、寒、商、缯［zēng增］、亳［bó薄］、葛、斟灌、三朡［zōng宗］、昆吾、韦、顾、涂山、防风、英、六、巢等，周围的其他民族有莱夷、九夷、熏育、三苗等。
2 商朝
商族的始祖是契，相传曾协助大禹治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契的13世后裔成汤（天乙）在先后灭了葛、韦、顾、昆吾等国后灭夏朝，将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放逐到南巢（一般认为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北）。
自契至汤，商人的迁移相当频繁，有八次；汤以后又有多次迁移，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自亳（今河南商丘市北）迁嚣（一作隞［áo敖］，今河南荥阳市东北，一说即今郑州市），再迁相（今河南内黄县东南），再迁邢（一作耿，今河北邢台市），再迁庇（今山东郓城县北），再迁奄（今山东曲阜市），至盘庚时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市）。从此至商亡的273年间不再迁移，仅帝乙以后的君主居于别都沫（朝歌，今河南淇县），因此周人称商为殷，但商人仍自称商。至公元前11世纪，纣（帝辛）为周武王所灭。
自汤至盘庚，商朝几经盛衰，至盘庚的侄儿武丁在位时国力鼎盛，北伐鬼方、羌方，南征荆蛮，势力达到长江流域，今湖北、湖南、江西都有这一时期的遗址和遗物出土。至武乙在位时，东夷逐渐强大，迁至淮河流域，进而向中原扩展。帝乙和其子纣在位时屡次征伐夷人，虽取得胜利，国力也因此而虚耗。西方的周族兴起，至文王时已受到大多数诸侯的拥戴，至其子武王时在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黄河边）与八百诸侯和各族首领结盟，联合伐纣，牧野（今河南淇县南、汲县北）一战奠定了灭商的胜局。
商朝周边的方国和戎狄很多，有人方、淮夷、虎方、群舒、有熊氏、越戏氏、祭方、犬方、邢方、基方、余无戎、燕京戎、翳［yī一］徒戎、西落鬼戎、龙方、辔［pèi配］方、■方、犬戎、羌方、熏育、土方、危方、方、鬼方等。较远的还有在今东北和境外的肃慎，西北的氐、羌，长江中游的濮〔Pú葡〕，四川盆地的巴、蜀，浙东的越等族。
3 西周
周的始祖弃，姬姓，被周人认为是种植稷和麦的创始者，号后稷。相传舜封弃于邰〔tái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传至公刘时迁豳〔bīn宾〕（今陕西旬邑县西）。约公元前12世纪，古公亶［dàn但］父迁至岐山下的周原，逐渐强盛。商纣时，周传至姬昌，称西伯，死后被追谥为文王。文王因成功地调解了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芮（在今陕西大荔县）间的争端，得到二国的归附，又打败了戎人，灭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黎（在今山西长治市于西南）、邘［yú于］（在今河南沁阳市西北）、崇（在今河南嵩县北）等国，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市沣水西）。其子姬发（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史称西周。武王建镐［hào号］京于沣水东。
武王封纣之子武庚于殷，派弟管叔鲜、蔡叔度加以监护。武王死后，其子成五年幼，由叔周公旦摄政。武庚联合管、蔡与东方夷族叛周，周公东征，平定叛乱，将统治范围扩大到东方。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公在洛水之阳（在今河南洛阳市）营建洛邑，称为“成周”，与丰镐的“宗周”成为周朝东西两个政治中心。
武王灭商后和周公东征后都曾大规模分封同姓、异姓诸侯，西周时的大国有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北）、丰（今山东青州市西北）、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东北）、邶［bèi贝］（今河南汤阴县东南）、鄘［yōng拥］（今河南新乡市西南）、卫（都沫，今河南淇县）、东（今河南濮阳县南）、晋（初都唐，今山西翼城县西；后迁鄂，今乡宁县；又迁曲沃，今闻喜县东北；再迁绛，又称翼，今翼城县东南）、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上蔡县）、许（今河南许昌市东）、楚（都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东南）、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吴（都蕃离，今江苏无锡市东南）、徐（今江苏泗洪县东南）等。除很多小国外，戎狄诸族的分布范围也很广，如齐国东有莱夷，北有长翟；晋国南有条戎，北有隗［kuí葵］、狐氏、燕京戎、北戎、鬼方；宗周西有陆浑戎，北有严允、太原、翟；江淮间有淮夷、虎方、群舒；楚国的西南有百濮与扬越；秦国之西有羌；燕国之东北有肃慎等。
4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末年，幽王荒淫无道，又废申后而立褒姒［sì四］为后。公元前771年，申后之父申侯引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亡。太子继位后为平王，在晋、秦、郑、卫等诸侯护送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史称此后的周朝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二阶段，前者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后者来源于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目前史学界一般以公元前770—前476年为春秋时期，以公元前475—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东周时，周天子已只有“共主”的虚名，诸侯专政，大国先后称霸。春秋时见于记载的大小诸侯有140多个，其中主要的13个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经过激烈的争夺兼吞，到春秋末年仅剩约30国。在这过程中，大国的疆域一般都不断扩大，但由于争战不休，疆域都不稳定。
在中原各国之间还有非华夏的部族，如今太行山南段东西麓、今山西和河南的北部有赤狄、潞氏等族，今陕北有白狄，白狄的别种鲜虞、肥鼓等分布在今河南中部，河南的伊水、洛水一带有扬拒、泉皋、伊雒［luò洛］之戎、陆浑之戎，今山西平陆有茅戎，今河南汝川有戎蛮。在诸侯的周边也有不少夷狄部族，如东北有山戎、东胡、肃慎，西北有羌、林胡、楼烦，南方有百濮、扬越，东部沿海地区有莱夷、淮夷、东夷。
战国初，越国于公元前473年灭吴，势力扩展至今山东半岛，迁都琅邪［láng yá狼牙］（今山东胶南市西南），但以后逐渐衰落，于公元前379年迁回吴（今江苏苏州市）。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于公元前403年被周王承认为诸侯。齐国的田氏专政，至公元前386年也被周王承认为诸侯，实际取代了吕氏齐国。此后，秦、楚、韩、赵、魏、（田）齐、燕成为最强大的七个诸侯国，后世称为“战国七雄”。而周王的直属地日益缩小，至公元前367年分为东周（今河南洛阳市西一带）、西周（今河南巩义市西南一带）两个小国。
秦国开始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西南），以后迁至泾［jīng晶］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栎［yuè越］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公元前350年定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魏国开始时都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公元前361年定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韩国最初以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为都城，先后迁都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公元前375年灭郑后迁至新郑（今河南新郑市）。赵国的都城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迁至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公元前386年定都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楚国建都于郢［yǐng颖］（今湖北荆川市江陵区西北），公元前278年在秦国的打击下先后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巨阳（今安徽阜阳市北），公元前241年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都城的迁移大致反映了这些诸侯国疆域的发展和变化过程。齐国的都城一直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北），燕国的都城一直在蓟（今北京市），两国的疆域相对较稳定。
当时的戎翟等非华夏诸族、诸国，一部分被诸侯国所灭，如关中的大荔、义渠、朐衍、绵诸、豲［huán环］等国，秦岭南的蜀、巴、苴［jū居］等国灭于秦，北方的林胡、楼烦灭于赵国，东胡被燕国逐出长城之外；另一部分仍然分布在周边地区，如秦、赵、燕三国以北有匈奴，秦国西北有月氏［zhī支］、乌孙、析支，巴蜀以南有笮［zé则］、僰［bó伯］、邛［qióng穷]、敝、夜郎、且兰、滇等西南夷，楚国的西南有九夷、百濮，越国以南有东越（瓯越、闽越）、扬越、骆越等，燕国的东北有秽、发、高夷、肃慎等。
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公元前330—328年夺取了魏国在黄河以西的西河、上郡；公元前316年灭巴、蜀而占有今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公元前278年攻占包括楚都郢在内的江汉流域；公元前256年灭西周；公元前254年灭东周。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后，更加快了灭六国的步伐：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攻下邯郸，俘赵王，赵公子保逃往代（今河北蔚［yù玉］县东北）；公元前226年取燕地，燕王东迁于辽东；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俘楚王，占领江南，越君降；公元前222年进占辽东，燕王被俘；同年灭代，俘代王；公元前221年灭齐，俘齐王；至此，除了卫国作为附庸被保留外，其余诸侯国已全部被消灭。
三 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和稳定：秦汉时期
1 第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了其他六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在灭六国的过程中，他并不满足于获得这些国家的土地，而是进一步向周围地区扩张。
大约在公元前222年至前221年之间，也就是在秦国的大将王翦等平定楚国的江南地区和越国旧地以后，秦国就越过崎岖的山岭和茂密的森林，进入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秦朝在这一地区设置了闽中郡，以冶县（今福州市）为郡治。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赶走了河套一带的匈奴人，收复了战国时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置了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管辖新设立的44个县（一说34县）。为了巩固北边的防线，又将原来秦国和赵国、燕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修缮和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傍阴山，东至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大约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朝的尉屠睢率50万大军分五路越过南岭。但用兵五年尚未获得征服越人的胜利，尉屠睢却遭夜袭被杀。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史禄开凿了连接湘江和漓江的运河——灵渠，开辟了通向岭南的水路。秦军再次南下，夺取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个郡。接着又把一批戍卒和罪犯安置到岭南，并让他们与当地的越人杂居，以加速民族同化，扩大统治基础。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向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笮（今四川峨边县东一带）、冉（今四川松潘县一带）、駹〔máng忙〕（今四川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的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一说宽五尺，一说“五尺”是当地部族名），从今天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
这样，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已经拥有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部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辽阔疆域。而且秦朝在全国普遍实行郡县制，中央政府通过郡的行政长官郡守管辖所属各县的县令（或县长）。公元前221年在全国设立了36个郡，以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局部的调整，到秦朝末年全国约有48个郡，下辖近千个县。能在这样大的范围里建立起一个统一国家，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然，在这一范围内，特别是在南方新占领地区，秦朝还没有取得完全的控制，在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云南和贵州往往只控制了交通线和沿线的据点，当地部族，如云贵高原上的邛、笮、夜郎、昆明、滇等的一些“君长”（部族首领）依然保持着。但由于这些部族人口稀少、生产方式落后，也没有结成强大的政治实体，无法再与秦朝对抗。更重要的是，秦朝开拓的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
在秦朝的疆域之外，匈奴已在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崛起，开始向东、西扩展，并随时准备南下。河西走廊聚居着乌孙（后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月氏（原在今甘肃敦煌、祁连间地，后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及迤西一带，汉文帝时，遭乌孙攻击，又西迁至大夏，即今中亚阿姆河上游）两个民族。今天新疆及其以西地区（西汉以后称为西域，狭义的西域仅指帕米尔高原以东，广义的则包括帕米尔高原以西各地）已经存在着以绿洲上的城郭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数十个小国。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西部分布着一些羌人部族。
2 西汉初的困境
秦朝的天下并没有像秦始皇所期望的那样维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揭竿而起，势如燎原的农民大起义敲响了秦朝的丧钟。公元前206年，刘邦、项羽的军队先后进入咸阳，秦朝灭亡。项羽成为天下霸主，将秦朝国土分封给各路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辖境在今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不久刘邦就起兵攻下关中，与项羽争夺天下。经过三年多的苦战，刘邦在公元前202年（汉五年）初发动垓〔gāi该〕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之战。西楚霸王项羽面临四面楚歌的绝境，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杀。刘邦在汜水北岸（今山东定陶县南）即皇帝位，国号汉（后世称为西汉），定都洛阳，但不久即迁都关中。由于咸阳已成废墟，只能在今西安市西北一个叫长安的聚落一带另建新都。朝廷暂驻秦国故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长安建成后才迁入。
刘邦虽然最终取得胜利，却面临着国内外的重重威胁，西汉初年的疆域与秦朝时相比大大缩小了：
北方的匈奴在冒顿单〔mòdúchán漠独蝉〕于的统率下，往东并吞了东胡，向西占据了黄河以西地区，进而赶走了月氏和乌孙，使西域大部分国家不得不服从它的统治。向南不仅夺回了“河南地”（河套及其以南地区），而且一度推进到今陕西、山西的北部。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出击，结果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以东的白登山被冒顿围困了七天，派人向冒顿的妻子送了厚礼才趁机突围。汉朝缺乏对付匈奴的军事实力，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将皇族女子或选来的民女冒充公主嫁给单于。但匈奴的侵扰并没有停止，它的一些部族驻地离汉朝的首都长安只有700里，轻骑兵一昼夜即可到达。
东南原闽中郡境内的越人君长在秦末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闽越首领无诸被立为闽越王，在今福建以闽江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闽越国，都东冶（今福州市）。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封勾践后人摇为东海王，以东瓯（今浙江温州市）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这两个政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汉朝廷面临内外敌对势力，无暇旁顾，只能容忍。
岭南原来担任秦朝龙川县（治所在今广东龙川县东）令的中原人赵佗，在秦末代理南海郡的尉（军事长官）。秦亡后，赵佗起兵并吞了南海、桂林、象郡，在公元前206年自立为南越王。大约在公元前181年前后，南越灭安阳王，又扩展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直到北纬13°今巴江一带。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虽然接受了汉朝的封号，不再自称皇帝，但依然保持着独立地位。在西南，随着秦朝的解体，已经在云贵高原设置的行政机构也撤到了四川盆地，西汉初期一直没有恢复。
3 汉武帝的开疆拓土
到了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代，经过近70年的恢复和发展，汉朝的经济实力已有很大的增强，粮食和物资的储备相当充足。特别是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 154年）平息了以吴王刘濞〔bì必〕为首的七个同姓诸侯国的叛乱以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基本消除了内部分裂的威胁。恢复秦朝的疆域，进一步向外开拓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朝廷求救。武帝立即派严助率会稽（今长江三角洲和浙江北部）的军队渡海前往救援，迫使闽越解围撤回。据说东瓯怕汉军撤退后闽越会卷土重来，要求内迁，于是大部分东瓯的越人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地区。
三年后，闽越王郢进攻南越，武帝在接到南越报告后，命王恢和韩安国出兵。闽越王的弟弟馀善杀了郢，向汉军投降。由于汉军无法久驻，武帝还是保留了闽越国，立馀善为王。但馀善依然反复无常，因此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灭南越后，武帝即派杨仆等乘胜进军。次年汉军攻占闽越，馀善被部下所杀，闽越人大部分被迁往江淮之间，当地几乎成了无人区，直到西汉后期，遗留下来的越人逐渐增加，才重新在今天的福州恢复了冶县，以今天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一带设立了回浦县，隶属于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武帝初年，匈奴仍然常常侵扰汉朝北部边疆。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一带，企图引诱单于入侵，一举歼灭。但计谋被单于识破，未等汉军合围就撤走了。从此匈奴更加剧了侵扰，汉朝北部从今陕西北部至辽宁西部一线无不受到骚扰掳掠。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汉军连续发动进攻，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驱逐了匈奴的白羊、楼烦王，收复了“河南地”。汉朝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和五原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北），并修缮了蒙恬所筑的城塞，使边界又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第二年，又暂时停止了在西南的经营，集中力量筑朔方城，进一步巩固边防。
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年），汉军主力从西路出击，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不久，浑邪王杀了不肯投降的休屠王，率众降汉。这样，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即今青海湖以东、祁连山东北地区，先后设置了酒泉（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武威（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张掖（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北）、敦煌（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和金城（治所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五个郡。原来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被驱赶到更西的地区，他们与匈奴的联系被隔断了。由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
早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为了招引大月氏回敦煌、祁连山旧地，以便共同打击匈奴，曾经派张骞出使西域。由于往返时都被匈奴扣留，13年后张骞才回国复命。尽管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但张骞亲历了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和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等中亚国家，使汉朝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具体情况。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军又一次大败匈奴以后，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乌孙。到乌孙后，张骞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今伊朗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国。到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汉朝与西域和中亚、西亚的交通从此开通。
但是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并没有结束，汉武帝对西域发动了几次军事行动，最大的一次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十几万头牲口和十几万民工，征服了大宛。由于交通线太长，补给困难，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但对天山以北还不能经常控制，那里的国家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的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一方面它与内地的正式政区不同，不设置郡、县，依然保留原来的国，汉朝一般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但掌握它们的兵力和人口等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都护代表朝廷掌管这些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权，可以调动它们的军队，决定它们的对外态度，必要时还可直接废立他们的君主，甚至取消某一个国。正因为如此，西域都护府也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
为了向西南开拓，大约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就征发巴、蜀二郡（约相当今四川东、中部）的士兵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场）向牂〔zāng赃〕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新设了一个犍为郡，治所就设在僰道。在这种情况下，“西夷”的邛（今四川西昌市一带）、笮（今四川盐源县一带）的君长请求归属，汉朝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但由于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加上汉朝正忙于对付匈奴，一度曾取消了部分新设的县。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经过几年的经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部族的地区新置了越巂〔Xī希〕（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沈黎（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汶山（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武都（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和牂柯（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五郡。两年以后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召南越王来长安朝见。第二年，反对并入汉朝的南越丞相吕嘉杀了国王和汉使，发动叛乱。汉军分五路进攻，未等其他三路会师，主攻的两路已在元鼎六年进占南越的都城番〔pān潘〕禺（今广州市），俘获吕嘉。汉朝在南越属地设置了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
两汉初年，中原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用兵朝鲜，次年朝鲜投降，汉朝设置了玄菟〔tù兔〕、乐浪、临屯、真番四郡，辖境南至今汉江流域。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但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所以以后局部地区不得不有所收缩。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 67年）又撤销了汶山郡。这两郡的辖境大多并入了相邻的蜀郡，所以疆域并没有怎么减少，但对当地部族的统治相对放松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撤销了朝鲜半岛的临屯和真番二郡，它们的辖境放弃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并入了乐浪郡。到了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又将玄菟郡的东部放弃，治所也从朝鲜半岛上迁到了今辽宁新宾县以西。同年还将海南岛上的儋耳郡并入了珠崖郡，但当地民族的反抗依然相当激烈，汉朝屡次镇压都不能奏效，因此在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又不得不撤销珠崖郡，将行政机构全部内迁。虽然大陆政权在海南岛上的行政机构要到隋朝才恢复，但岛上与大陆民间的来往并没有停止。大陆人民还不断地迁往岛上，使人口逐渐增加，耕地逐渐扩大，汉族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日益加深。
除了这些局部的收缩以外，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一直保持到了西汉末年。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曾将青海湖东岸羌人聚居区置为西海郡，但存在时间很短。
4 匈奴和其他边疆政权
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冒顿单于即位，匈奴就不断扩张，向北控制了丁零，向南夺取了河套，并驱逐月氏，占了河西走廊；向西控制了西域，成为一个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国家。但经过与西汉的连年战争，匈奴的实力已遭受很大损失。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开始，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演变为五个单于并存，相互争夺，不久形成南单于呼韩邪和北单于郅〔zhì至〕支对峙的局面。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速了匈奴的衰落。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南单于降汉。公元前49年（汉宣帝黄龙元年），北单于率部西迁，以后在中亚的康居国东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一带）被杀。南单于降汉后，汉朝仍维持了匈奴的国家地位。汉匈之间基本以长城为界，在人烟稀少的地段则没有严格的界线，边境的和平保持了60年。在匈奴地区，还有呼揭、坚昆、丁零等族，处于被匈奴统治的地位。
在匈奴以东，今大兴安岭东西是鲜卑人的聚居区，西辽河沙拉木伦河流域分布着乌桓人，他们都是东胡的一支，在匈奴的打击下由西部迁来，西汉时还基本服从于匈奴。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直到日本海沿岸居住着夫余、肃慎和沃沮等部族，都有了初期的政治实体。
今青海湖沿岸分布着先零羌，因汉平帝设置西海郡的时间很短，他们的聚居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西南今澜沧江流域和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部族政权，随着汉朝在云贵高原的开拓，哀牢与汉朝的交往也日益密切。
5 东汉的疆域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执政，至公元8年，王莽废除傀儡皇帝，自己称帝，国号新。新朝建立不久就爆发了农民起义、汉朝宗室和旧臣的反抗，公元23年，绿林军诸将拥立刘玄为帝，恢复汉朝，同年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但各地割据势力纷纷自立，互相争夺。公元25年，刘秀（光武帝）即帝位，同年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陆续击败各地的割据政权和敌对势力，至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恢复了内地的统一。
由于王莽对匈奴等非汉族实行歧视侮辱的措施，不断挑起边疆地区的战争，引起了匈奴的对抗和入侵、东北高句〔gōu勾〕丽人的逃亡。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后，连与西域的交通也断绝了，西域都护府废，中原对西域的控制中止。因此在东汉初年，光武帝不得不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疆域。到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匈奴又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第二年汉朝才将内迁的八个郡迁回旧地，汉匈的边界恢复到西汉后期的态势，但以后从幽州的辽西至并州的雁门郡（约相当今辽宁西部至山西北部和相邻的内蒙古南部）的北界部分向南收缩。而南单于也因受到北匈奴的打击，无法再在蒙古高原立足，南迁至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噶尔旗西北）一带，接受汉朝的保护。
东北方面，由于受到当地■貊〔wèi mò畏陌〕人和马韩人的压力，光武帝时放弃了乐浪郡在单单大岭（今朝鲜北大峰山脉）以东的七个县。随着高句丽的兴起和扩张，玄菟郡的辖境也完全放弃，郡治迁到了今辽宁省沈阳市西，辖有从原辽东郡辖境中划出的数县之地。
但在西南，汉朝的疆域却有所扩大，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西南境外的哀牢王接受内属，汉朝设置了两个县，又从益州郡划出六个县，合并设置了永昌郡。这样，汉朝的疆域不仅已包括今天云贵高原的全部，而且辖有今缅甸东部。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进攻北匈奴，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又派班超控制了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市、和田县一带）等国，于是在次年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恢复了这一大片疆域。由于北匈奴的势力仍很强大，汉军并没有稳定的优势，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决定将汉军从西域撤回，撤销了西域都护府。但当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一带）、于阗等国的国王坚决挽留班超，班超也不愿无功而返，就返回疏勒，凭借汉朝的余威和自己的胆略孤军奋战，使西域的大部分仍在汉朝控制之下，依附匈奴的国家越来越少。到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军大败北匈奴，北匈奴从此西迁，西域都护府再次恢复，班超出任都护。但由于后继者措施失当，激化了与当地国家的矛盾，至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府又不得不撤销。汉朝的撤退使西域各国再次受到匈奴的威胁，一些国家重新寻求汉朝的庇护，促使汉朝在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置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对西域的管辖。但乌孙已成为独立政权，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也脱离了汉朝的统治，汉朝的西北界退到了今天山山脉西段以南。
随着境外林邑国的扩张，东汉疆域的南端也从今越南富安省南界退至承天省南界。
6 边疆诸族的内迁和扩张
当时在东汉的疆域之外，东北有高句丽、夫余、挹〔yì义〕娄、沃沮等国家或部族政权。高句丽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建国，开始在鸭绿江流域，以后逐渐扩张到浑河上游，占了西汉玄菟郡的旧地。约公元3年，高句丽建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东），以后又不断向朝鲜半岛中部发展。
东汉初年，随着南匈奴的投降，原来依附于南匈奴的乌桓和鲜卑也投降了汉朝。乌桓迁到了汉朝境内的北方边区，脱离了蒙古高原。鲜卑却没有内迁，而是夺取了乌桓的旧地。公元91年，北匈奴被汉军大败后西迁，鲜卑立即占领了蒙古高原。到2世纪中叶，鲜卑结成了部落联盟，控制了自今阿尔泰山、阴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北至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域，并由西向东从阴山到辽东逐渐蚕食汉朝的边境。匈取的残余留在阿尔泰山西南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西北的乌孙脱离了西域长史府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政权，据有今天山山脉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地区。
青藏高原上有唐旄〔máo毛〕、发羌等部族，当时与中原的来往还不多，因而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但在高原东部靠近湟水流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羌人与汉人接触较多，并用各种方式进入汉地。
台湾岛被称为夷洲，岛上的人民与大陆已有来往。海南岛被称为朱崖洲，与大陆的来往依然相当频繁。
四 长期的分裂和短期的统一：三国至南北朝
1 三国鼎立的形成
黄巾起义刚被镇压下去，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后，董卓率部进入洛阳，立刘协（汉献帝）为帝，自任相国，掌握了朝廷大权。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洛阳及周围200里内被彻底破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王允杀董卓，但不久董卓的部将攻入长安杀了王允。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董卓部将自相冲突，长安城内成为战场，加上饥荒，关中百姓或死或逃，二三年内不见人迹。献帝好不容易逃出长安，但洛阳已成废墟，无法安身。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出兵将献帝迎至许县（今河南许昌县东），许县（公元221年魏改名许昌）成为东汉最后20几年间的首都。但朝廷大权已在曹操掌握之中，而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起曹操以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为据点，被封为魏王后又以邺为王都，所以邺是实际上的政治中心。经过多年的激烈争战，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个政权鼎立的形势逐渐明朗。
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建国号魏，定都洛阳。第二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继续称汉朝，后世称为蜀汉或蜀。孙权接受魏的封号称吴王，以武昌（今湖北鄂州市）为都，实际并不受魏的控制，到公元229年也即皇帝位，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三国之间虽不时发生战争，但疆域大致稳定：魏与吴、蜀间的界线是长江与淮河之间、今大别山、湖北汉川至兴山一线、大巴山、秦岭，而吴、蜀之间以今湖北的西界、贵州务川至台江一线、广西西界和中越边界为界。在曹操平定乌桓以后，东北的疆域基本已恢复到东汉中期的范围，但鲜卑人已大量进入缘边地区，魏国的实际控制范围缩小了。
公元263年（魏景元四年、蜀炎兴元年），魏灭蜀，两年后司马炎代魏，建晋朝，史称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暂时结束了分裂局面。
2 乱世群雄的角逐：十六国的兴衰
从东汉开始陆续迁入黄河流域的匈奴、鲜卑、羌、氐、羯、卢水胡、丁零等族，到西晋时已经有了不小的数量。在长期与汉族和各族的杂居中，经济文化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各族的统治者和上层人士，大多已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军事才干，适应了中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民族的首领既要摆脱汉族统治者对他们的歧视和压迫，也要乘机夺取权力和财富，成为地区以至全国的主宰。西晋皇族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火并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于是十几个政权先后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匆匆地在其他政权的吞并中消失。
成 汉
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关中连年饥荒，巴氐（原在巴地的一支氐人，东汉末年迁至陇东和关中）首领李特率流民入蜀。到了301年（晋永宁元年），益州刺史罗尚限流民在七月返乡，流民要求秋收后出发也未准许。十月，流民推李特等为首，起兵于绵竹（今四川德阳市北），进攻成都。304年（晋永安元年），李雄称成都王。306年（晋光熙元年）称帝，国号大成。因以后李寿在338年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的疆域大致是今四川省除川西高原部分和汉中盆地的西部。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伐成汉，李势降，成汉亡。
汉、前赵
304年（晋永安元年）匈奴左贤王刘渊以助成都王司马颖为名，在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起兵，不久就迁至左国城（今离石县北），称汉王。308年（晋永嘉二年）攻占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同年十月刘渊称帝，国号汉，次年迁都平阳。311年，汉军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316年（晋建兴四年）兵临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汉将刘曜攻占关中，石勒攻占了关东，317年前后，汉的疆域北至阴山、今桑干河、燕山，南至淮河、秦岭，西至黄河、陇东。318年（晋大兴元年），汉主刘粲被权臣靳准所杀，刘曜在长安称帝，与石勒起兵讨伐。次年刘曜改国号为赵，建都长安，史称前赵。石勒也自称赵王，与前赵分裂，史称后赵。前赵初建时的疆域东起洛阳，西至陇西黄河，北至渭北高原和今山西西南。以后受石勒打击，退至关中。328年（晋咸和三年）石勒大破前赵军，刘曜被俘。329年，后赵将石生攻下关中，前赵亡。
后赵、冉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