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入关到平定台湾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杀，明亡。明驻守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与清军一起，击败李自成军。五月，李自成军撤退，清军占领北京。九月，福临（清世祖）到达北京，十月即皇帝位，北京成为清朝的首都。清军分路进攻明朝残余政权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政权：清军南下后，于顺治二年攻克扬州，渡长江，南京降，明福王（弘光帝）被俘。同年正月清军攻破潼关，入西安，李自成军节节败退，经商州、襄阳、武昌，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杀。顺治三年，清军攻入浙东，明鲁王逃亡入海。清军入闽，明唐王（隆武帝）被俘。十二月破广州，明绍武帝自杀。清兵入四川，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身亡。此后，明桂王（永历帝）与张献忠旧部、李自成余部在南方和西南抗清，张煌言、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抗清，但抵不住清军的攻势，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军占领云南，明永历帝逃往缅甸。至此，除福建厦门、金门等地还在忠于明朝的郑成功手中外，清朝已经拥有明朝的全部疆域。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攻入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塽〔shuǎng爽〕投降。次年，清朝在台湾设府、县、总兵等官，隶属于福建省。从此，长期由当地人民自治的台湾岛由大陆政权设置了正式政区。
早在元朝，已在台湾附近的澎湖岛设置了巡检司，负责这一带的海防和治安。但明朝初年将澎湖列岛的居民撤往大陆，并撤销了行政机构，所以澎湖逐渐成了以日本人为主的倭寇的根据地，福建、广东沿海的“海寇”也在澎湖、台湾一带活动。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明朝一度收复了澎湖，并重新设置行政机构，但不久又撤销了。尽管如此，明朝对澎湖列岛的管辖一直没有放弃。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荷兰人占领澎湖岛，明朝立即派兵将侵略者赶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荷兰人第二次占领澎湖，到天启四年明军又将他们赶走，并长期驻守，直到明末。
台湾岛与大陆的联系一向非常密切，在明代已有不少大陆人移居台湾，从嘉靖开始，大陆的“海寇”林道乾、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等先后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明朝虽然没有在岛上设立行政区，但明军在追剿“海寇”时不止一次进入台湾，并一直将台湾及附近海面列为军事防区。荷兰人第二次被从澎湖驱逐后，就转入台湾，侵占了台南一带。1626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人侵占了台北一带。当时，郑芝龙在台湾中部的北港一带建有政权，本地的部族大多由自己的首领治理。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趁郑芝龙的活动转向大陆之机，荷兰侵略者独占了台湾。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在大陆抗清不利，决定改以台湾为基地，因此从厦门出兵，驱逐荷兰侵略者。次年初，荷兰侵略者投降后退出，郑成功与子郑经在台湾和澎湖设置了三个安抚司和下属的府、州，建立了继续忠于明朝的地方政权，直到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3 击败噶尔丹，蒙古归一统
在公元17世纪初，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大致分布在今蒙古国境内）分为三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三部发生内乱，准噶尔王噶尔丹乘机入侵。三部联合抵抗，但领土仍被噶尔丹侵占，只得南迁漠南（今内蒙古），投入清朝求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进扰漠南，康熙帝下令亲征，开始了对噶尔丹的全面反击。清朝对噶尔丹的反击不仅是为了保卫漠南，收复漠北，而且关系到自己的生存。因为当时准噶尔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成为清朝最大的威胁。
准噶尔是瓦剌的一部。瓦剌到清朝被称为卫拉特，亦作额鲁特、厄鲁特，在17世纪初分为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先后并吞了亦力把里、吉利吉思、哈萨克、叶尔羌、土鲁番诸部。其中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一支，自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迁至今青海和套西（河套以西，今内蒙古蹬口以西地），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率军进入西藏，灭了藏巴汗，与五世达赖喇嘛共治西藏。准噶尔部兴起后，强占了和硕特部原有的自今伊犁至乌鲁木齐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部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今哈萨克斯坦塔尔巴哈山以南、阿拉湖以北一带）西迁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胁迫杜尔伯特部（原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中的辉特部迁往塔尔巴哈台。到17世纪70年代以后，准噶尔部实际上控制了其他三部（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为辉特部），占有的地域包括今新疆、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北部以及境外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蒙古高原的广大范围。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市西北）大败噶尔丹。次年，康熙帝到多伦抚慰喀尔喀各部，并正式任命各部首领，编审成旗，建立了与内蒙古一致的行政区划。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再次亲征，大破噶尔丹军，收复了蒙古高原，喀尔喀三部回到漠北。至此，内外蒙古完全统一于清朝。
当时，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占有阿尔泰山以西各地，受到噶尔丹压迫的和硕特部青海各部乘机脱离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清军继续深入，噶尔丹自杀。康熙三十七年，和硕特部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降清，青海和套西归入清朝版图。
4 对西藏主权的确立
在清朝统一蒙古以前，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这是由于从公元16世纪后期开始喇嘛教已流行于今青海地区，所以在蒙古的阿勒坦汗（公元1507—1582年）占领青海以后，喇嘛教就传到蒙古人中间。阿勒坦汗迎来宗喀巴的三传弟子索南嘉措（锁南坚错），尊为达赖喇嘛（三世），又将他迎至归化传教。从此，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就在东西蒙古广泛传播。三世达赖死后，阿勒坦汗的曾孙被认定为转世灵童，立为四世达赖。以后四世达赖派了一位大喇嘛去蒙古主持教务，成为蒙古活佛。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进入西藏，配合五世达赖灭藏巴汗，驱逐了后藏的红教。1645年（清顺治二年），固始汗尊黄教领袖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前三世出于追认），驻后藏扎什伦布寺。至此在宗教上，黄教统一了蒙古和西藏；在政治上，蒙古统一了青藏地区。
由于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西藏与清朝的联系也开始于清朝入关之前。固始汗入藏后，就与达赖、班禅共同遣使朝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朝派官员到达西藏，册封班禅为金刚上师。顺治九年，达赖到北京朝见清世祖，次年受清朝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清朝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助拉藏汗管理地方事务。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五世班禅被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得到了清朝的正式承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也得到确立。
噶尔丹死后，清朝让策妄阿喇布坦领其余众，停止了军事行动。策妄阿喇布坦乘机扩张，据有杜尔伯特、和硕特和辉特部等各部的统治权，自立为准噶尔汗。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准噶尔的策零敦多布率6000军队从伊犁经阿里偷袭拉萨，杀拉藏汗，囚禁了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康熙五十七年，清军自青海入藏，但在那曲遭准噶尔军围攻，全军覆没。康熙五十九年，清军从青海和四川分两路入藏，原拉藏汗政权的官员也起兵响应，同年八月消灭了准噶尔军，西藏平定。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办事大臣衙门，统率驻藏官兵，督导地方行政。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设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规定凡重大行政事务及藏官的任免、藏军的调动等均应由噶厦请示达赖和驻藏大臣办理。在乾隆五十七年击退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后，又在次年制定了《藏内善后章程》，确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及其全面督导藏内事务和统一处理涉外事宜的职权，规定达赖、班禅及各地格鲁派大活佛转世时用金瓶掣签（将最后的候选人名字放在一个金瓶中抽签决定）的办法，并必须受大臣监督，自噶伦（噶厦的最高长官）以下的僧俗官员必须由大臣任免。《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的官制、军制、司法、财政、边防、差役及对外事宜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5 天山南北路归入版图，极盛疆域最终形成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又不断侵扰哈密、喀尔喀蒙古等地。清军虽多次取得胜利，但一直没有能彻底平定。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发生内乱，势力逐渐衰落。乾隆十八年，准噶尔的阿睦尔撒纳袭杀剌麻达尔札，推达瓦齐为汗，车凌乌巴什率部降清。乾隆十九年，乾隆帝决定趁机出兵，以结束数十年未了的战争。阿睦尔撒纳又与达瓦齐相攻，失败后率部降清。次年，清军分两路进兵，不久就进占伊犁，准噶尔部基本平定。但阿睦尔撒纳又发动叛乱，而清军因天寒撤退，阿睦尔撒纳重新控制了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再次进入伊犁，天山北路从此纳入清朝疆域。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不久病死。
原来在准噶尔统治下的回（维吾尔）部首领大小和卓木企图割据，清朝出兵，在乾隆二十四年攻入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和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大小和卓木逃往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也告平定，清朝统一中国的大业至此完成。
在这以前的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清朝与俄国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是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因为当时清朝还没有平定外蒙古，所以中段的界线无法划定。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规定了东起额尔古纳河及其支流开拉哩河（今海拉尔河）相交处的阿巴该图，经恰克图（今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及蒙古境内的阿尔丹布拉克），西至沙必乃达巴汉（一作沙宾达巴哈，今俄罗斯西萨彦岭）的边界走向。
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了近2000年，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
清朝全盛时的疆域分为25个一级政区和内蒙古盟旗：内地十八省，下辖府、州、县、厅，西南几省还保留一些土司土官；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外蒙古）五个将军辖区，或以驻防机构兼理民政，或同时设有民政机构，或保留一些类似土司的当地世袭首领；内蒙古六盟、西套蒙古和察哈尔，下设盟旗，与外蒙古相同，但由中央的理藩院直辖；西宁办事大臣，下辖厄鲁特二十九旗和玉树等四十族土司，前者用蒙古盟旗制，后者用西南土司制；西藏办事大臣，统辖卫、藏、喀木和阿里四地区的营、城、呼图克图领地、部族及寺院。尽管在有些政区或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如驻西藏的办事大臣一般不干预其内部政教合一的制度和事务，土司的土官实行世袭，但涉及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的重大问题已经完全由朝廷掌握，如西藏与邻国的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的继承、内部叛乱的镇压等必须由大臣处理或者上报朝廷决定。这样的统一范围和程度是以往任何朝代从来没有达到过的。
6 帝国主义入侵后部分领土的丧失
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葡萄牙人贿通地方官，在壕镜澳（今澳门）登岸建立居留地。至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葡萄牙人变贿赂为地租，澳门成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第一个租住地。入清后沿用了明朝旧例，但到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后葡方拒交地租，并逐走清朝驻澳门的官员。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中葡签订《中葡天津条约》，允许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门。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甚至连条约都不签订，凭借实力造成既成事实。
鸦片战争中，英国占领了广东广州府新安县的香港岛。道光二十二年（公元 1842年），中英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中英订《中英天津条约》，又以香港对岸的九龙司地方一区割归英属。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英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次年勘定以深圳河及深圳、大鹏二湾以南及附近海面（九龙新界）租予英国，期限99年。
侵夺中国领土最多的是沙皇俄国。
《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将两国边界最东段乌第河以南一块列为“待议地区”，没有划定归属，但在俄国势力扩张到远东后，不经过任何谈判就占据了这一地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乘机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强行割去黑龙江北岸大片中国领土，仅规定瑷珲（今黑龙江黑河市）对岸精奇里江以南“江东六十四屯”仍由原住中国人永远居住，归中国政府管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则划为中俄共管。清朝政府当时拒绝批准，但在两年后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被迫确认此条约。《中俄北京条约》还进一步将乌苏里、松阿察二江直到兴凯湖至图们江口一线以东原中国领土划归俄国。第二年勘定边界，绘图立碑。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重勘，增立、改立界碑多处，中国方面又作了不少退让。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俄国占领东北，用烧杀手段驱赶中国居民，强占了江东六十四屯。
鞑靼海峡东岸的库页岛，本来是吉林三姓副都统辖境，但清朝只接受“纳贡”，从来不加经营，以至在俄国和日本都侵入该岛后还一无所知。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库页岛是俄国领土，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清廷竟置此岛于不顾，还同意规定岛上的“土人”不能再过海向清朝纳贡，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该岛的占领。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库页岛完全归入俄国，1905年日俄战争后以北纬50°以南划归日本。
《中俄北京条约》确定中国外蒙古与俄国的西界“自沙宾达巴哈起至斋桑淖尔”，虽然尚未经过勘定，却已经将在此线以西北的定边左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勒泰淖尔乌梁海二旗划到了中国界外。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即《塔城条约》），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订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两个界约。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又勘改科布多边界，按《中俄北京条约》划定了两国边界。
《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的新疆境内的中俄西界，在斋桑淖尔以下为“又西南至特穆尔图淖尔，又南至浩罕为界”，已将原来属于中国的自巴勒喀什（巴尔喀什）湖东南至特穆尔图淖尔之间的土地划归俄国。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俄国又利用具体查勘的过程驱逐中国的卡伦（哨所），抢占沿边土地。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俄国官员将他们单方面确定的边界强加给中国，清朝官员只能在俄方界碑的左侧另立中方的界碑。但边界刚划定，俄国就开始了新的侵略步骤。当时，俄国已经在中亚吞并了浩罕和布哈拉汗国，就趁阿古柏在新疆叛乱之机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占据了中国的伊犁。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清朝派左宗棠出兵新疆，平定了叛乱，要求俄国退出伊犁。俄国以改订《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作为撤军的条件，逼清朝于光绪七年签订了《伊犁改订条约》，根据这两个条约而进行的勘界产生了几个具体的界约，至光绪十年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至乌孜别里山口的中俄边界，20多年间中国西部共失地50多万平方公里。
在平定阿古柏之乱时，刘锦棠进军帕米尔高原，光绪初年曾设置了乌满等八个卡伦。《伊犁改订条约》规定，在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中国界线向正南，俄国界线向西南”，明确帕米尔高原属于中国。但从1884年（光绪十年）以后，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以武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英国也通过其保护国阿富汗侵入帕米尔。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英俄两国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机，私自在伦敦订约，瓜分了帕米尔的大部分，中国只剩下令塔什库尔干县。
英国、法国、日本也在它们维持殖民统治的印度、缅甸、越南、朝鲜等国与中国的边界用各种手段侵占中国的领土：
图们江源处的中朝边界，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至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经双方交涉勘查，未得结论。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韩国的外交权，双方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确定以石乙水为图们江源，两国以此为界。
拉达克本来是西藏阿里的一部分，大约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为克什米尔所占。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英国吞并克什米尔，拉达克随即被并入英属克什米尔。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英国通过藏印条约规定哲孟雄受英国保护，并划定了哲孟雄与西藏间的边界，夺取了西藏春丕以南地区。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法国吞并了越南，光绪十二年英国吞并缅甸，此后英法两国与中国多次交涉，划定缅甸、越南与中国的边界，结果云南西部的茶山、麻栗坝等地，铁壁、虎踞、天马、汉龙等关划归英属缅甸，南部的乌得、孟乌二土司划入法属交趾支那（越南）。
此外，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中国收回。
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于1924年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九 统一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1 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疆域却在世界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之前，也就是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埃及人在公元前4241年就有了历法，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公元前3500—前3200年形成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3000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2870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立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2780—前2680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2550年的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5000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1680年开始，喜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不仅埃及，就是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因史料有限，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18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前苏联的领土是2240万平方公里，超过今天中国领土的两倍，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面积数字的比较完全不同了。1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罗斯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及其子弗拉基米尔扩大了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2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1223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14世纪以后，相当中国元末明初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大起来，伊凡三世（公元1462—1505年在位）吞并了所有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16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才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吞并东乌克兰和基辅的事实到1667年才为波兰所承认，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年夺取克里米亚，17世纪扩张到亚洲，18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19世纪从中国夺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前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但不到半个世纪又重新分裂。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200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中国能够在2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广阔的疆域，中国的疆域能够稳定地延续下来，统一的中国疆域最终出现在18世纪中叶并且由清朝实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需要各方面的很多条件。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各族人民为祖国的统一而进行了长期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大力开发经济，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同样，近代中国大片国土的沦丧，固然有其外部原因，但国力的衰落和政府腐败是决定因素。
1 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在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中，汉族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汉族人口众多，文化和科学技术先进，而且在于汉族最早建立了统一政权，为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秦朝，就是以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为主建立的。尽管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但经过汉朝近400年的巩固，中原王朝的疆域已经基本定型。从秦朝至清朝这2000余年间，虽然中原王朝的疆域时有盈缩，但它们的主体部分——北起阴山、燕山、辽河下游，南至两广，西起陇东、四川盆地，东至于海——是相当稳定的。即使这一部分分裂成几个政权，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异，因此不久又会归于统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范围内的人口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汉族在长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民族心态，经过儒家学说的总结提高，升华为一种统一的观念。由于汉族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这一主体部分从秦汉以来一直是东亚大陆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其他政权和民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固然也导致了其他民族的入侵，但更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由于这一部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优势，尽管它不止一次成为非汉族的统治区，但军事上的征服者一次次成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甚至征服者的整个民族也被融合在汉族之中了。要是没有这一主体部分的存在，或者这一部分的经济和文化力量不足以影响并融合其他民族，那么，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宋金那样的分裂以后就不可能再恢复统一的局面。而历史事实是，这样的统一不仅恢复了，而且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
另一方面，非汉民族同样为中国的统一疆域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首先，中国的边疆最早是由非汉民族开发经营的，在这些地区归属于中原王朝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前，一般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或者结成了政治实体。百越民族对于岭南、东南沿海和山区的开发，巴、蜀、“西南夷”、蛮、僚、俚、僰等民族对西南的开发，肃慎、东胡、夫余、挹娄、鲜卑、乌桓、高丽、靺鞨、奚、契丹、女真、满等民族对东北的开发，匈奴、鲜卑、丁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对北方的开发，西域各族、羌、突厥、回鹘、党项、蒙古、回、维吾尔等民族对西北的开发，羌、吐谷浑、吐蕃（藏）等民族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台湾的当地民族对台湾岛的开发，都是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疆域一部分的前提和基础。由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不如中原，一般都有地势高寒，地形崎岖，气候炎热或寒冷，潮湿或干旱，土地贫瘠，植被过于茂密，疾病流行，交通运输不便等不易克服的困难，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尤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这些民族还在创造适应当地具体条件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产生了适应当地条件的制度和精神文明。
其次，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只注重汉族农业区，忽视周围牧业区和未开发地区，把统一的范围局限于中原王朝和汉族人口。所以历史上一些武功赫赫的汉族政权，尽管多次进入了蒙古高原，却满足于凭借“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隔离胡人与汉人，见《汉书·匈奴传》）的长城为界。对于边疆地区的得失往往并不在意，甚或麻木不仁。汉、唐、明这几个曾经有很强国力的汉族政权都没有能将别的农业区和牧业区统一起来，相反，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统一都是由来自北方的非汉族直接或间接完成的。东汉开始的北方民族的南下虽然引起了几百年的分裂，但正是以非汉族的统治为基础的北方政权最终实现了南北统一。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元朝和发祥于长白山下的清朝都是以北方民族为基础，进而统一南方汉族地区的。
所以，如果没有非汉民族对边疆的开发，不是由他们来打破传统的统一观的局限的话，统一的中国疆域也同样不可能出现。
2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统一
任何一个政权或部族对疆域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因此，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后，无不以各自的生产需要为选择取舍的标准。汉族很早就成为单一的农业民族，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无不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也就是以能否适应农业生产作为开疆拓土的前提。前面提到的中原王朝的主要部分，就是一个最适宜的农业区。而在这一区域之外，在生产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一般还难以开发。例如这一区域的北界并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却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的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也很少越过这一界限。汉族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南方，直到南方人口相对饱和以后，才不得不转向东北、台湾等地和海外。
牧业民族对自然环境的要求较低，往往满足于游牧生活，只要能从中原获得茶叶、纺织品和金属工具等必需品就会年复一年地“逐水草而居”（顺着有水源和牧草的地方迁居）。即使进入了农业区，牧业民族也不会自觉改变生产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元朝初年会有人向皇帝建议将汉人统统赶走，将他们的耕地全部辟为牧地。
人口数量也是对疆域范围的一项重要制约因素。人口太少，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扩大疆域。即使一时扩大了，也无法维持下去。西汉时的人口大约是6000万，在其正式行政区（不含西域都护府辖区）内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足14人。在自己的疆域内还有大片处女地的情况下，扩大农业生产或获得经济利益就不能成为对外用兵的正常理由。非汉族政权在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都避免不了本民族人口太少的矛盾。清朝入关以后，举族内迁，东北几乎成为无人区。本族既无起码的人口加以经营，又不许汉人开垦，就只能采取划为禁区的愚蠢政策，结果使俄国侵略者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大片土地。但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在历史上的中国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域范围内，如果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人口数量就无法维持，更不会增加。19世纪中叶中国的四亿多人口就是完全由本国疆域内生产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养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传统的农业区已经无法满足开垦的需要了。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宜农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由平原、河谷扩展到丘陵山区，由温带推进到寒温带、热带。对于解决了温饱的人们来说，产于边疆地区的皮毛、药材、土特产等有了更大的需求。近代工业兴起以后，内地对边疆的木材、燃料、矿产和其他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牧区和边疆的人民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逐步开发适宜本地的农业和副业。他们对内地的需求不再仅仅是茶叶、布匹，而是更广泛的生产和生活用品，技术、知识和文化。总之，逐渐形成了内地离不开边疆，边疆离不开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互相支持、互相依靠的关系。如果说在古代，农牧界线和内地边疆的畛域只能靠武力才能暂时打破的话，那么在近代，生产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已经足以取代并且超过武力的作用了。
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使原来视为畏途的江河、山脉、丛林、沙漠、海洋不再能限制人们的往来，更不能成为划分疆域的天堑；也使原来无法开发利用的土地成为人们的家园。灵渠的开凿便利了岭南的开拓，丝绸之路的出现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航海技术使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能在海南岛设置行政区，使公元3世纪的孙吴政权能远航台湾，甘薯、玉米、花生、土豆等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使山区和边疆大大提高了对移民的吸引力。19世纪中叶的清朝能够建立起疆域如此辽阔的统一国家，正是在这范围内的地理障碍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的结果。
3 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巩固了中国疆域
在清朝以前，中原王朝也曾经拥有过包括农业区、牧业区在内的地域，统治过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组成的国民。但是它们的疆域往往不能持久，更难以巩固。由汉族统治者建立的中原王朝大多无法有效地控制边疆地区，像唐朝这样强大的帝国，极盛疆域也维持不了几年。而非汉族以武力进入中原又会对农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像元朝征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过程就是一场大屠杀和大破坏的悲剧，以至整个元代都难以偿付统一的惨重代价。
但是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大大减少了统一过程的负面效应，也使统一的疆域得到了巩固。
首先，清朝及时调整了对汉族的政策，使自己成功地统治了发达的农业地区，也使中国疆域的主要部分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扩大统一范围的基础。清朝取消了明朝后期的苛捐杂税，改革了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汉族士人效忠的措施，使它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为明朝的合法继承人。在清朝的政权确立以后，除了满族的地位大大提高，满族文化的影响有所扩大以外，中国的传统制度和文化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使清朝在与准噶尔的长期战争中有了可靠的后方和强大的实力。
其次，清朝对少数民族实行了符合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政策。这当然与清朝统治者本身出自少数民族，因而对以往汉族统治者的歧视政策有切身体会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清以前各朝对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统治的方式，一是扩大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即与内地汉人地区一样设置郡县府州，一是设立都护、都司等军事机构控制下的羁縻单位。但前者不适应游牧民族和人口稀疏地区，强行设置既会招致当地人民的不满，也使朝廷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难以长期维持；后者过多地依赖军事力量，行政系统大多形同虚设，一旦军队撤退或优势丧失，控制权也就随之取消。前面已经提到，清朝在东北、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设置了不同形式的政区，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以蒙古为例，清朝建立的盟旗制度就是一项有代表性的创举。它既适合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流动性大，人口稀少的特点，又加强了朝廷对盟、旗各级的控制。从蒙古归入清朝的版图以后，蒙古地区一直保持着稳定，还为清朝提供了精锐的军队，这项制度的实施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从根本上说，清朝的统治无法摆脱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清朝对少数民族的优待，特别是对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优待，对疆域的巩固与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朝统一的过程中，虽然也免不了军事征伐和武力镇压，但并不是以军事作为唯一的手段，而往往采用更有效的其他措施。如在西藏，清朝就充分发挥了宗教的力量。继续扶持黄教，建立政教合一的体制。通过册封达赖、班禅，监督和确认他们的继承过程，清朝实际上取得了西藏的最高主权。在平定各边疆地区的过程中，尽量采取“招抚”的办法，避免双方生命财产的损失，为统一后的稳定和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边界的确定上，并非一味追求领土的扩张，而是根据历史和现状寻求合理的解决。在清朝的军队平定天山南路以后，中亚的巴达克山、霍罕（浩罕）、布鲁特等纷纷要求归附，但清朝未予接受，并且在边境立碑规定了边界线。康熙年间与俄国谈判北部边界时，并不因为军事上的胜利而提出领土要求，而是作适当退让，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将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及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之间地划入俄国。雍正时划定外蒙古与俄国边界时也同样如此。
4 落后腐败导致国土沦丧
19世纪后期，面对着完成了产业革命，急于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依然停留在没落的封建社会，依靠小农经济供养着四亿多人口。在侵略者面前，尽管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不惜牺性，但血肉之驱和原始的武器毕竟敌不了洋枪洋炮。落后使中国蒙受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丧失了大片领土。
但落后并不是失地的唯一或最主要的原因。很多领土的丧失只能归结于清朝政府的腐败。
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统治者不乏明智的领土政策，但他们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陶醉于接受“四裔”的称臣纳贡，根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世界，更不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真实意图。儒家的统一观本来就有其局限，更无法适应近代世界的形势。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死抱着“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幻想和“华夷之辨”（汉族与其他民族、中国人与外国人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优于后者，不能混淆）的教条，其结果当然只能是一次次地失败。例如，乾隆年间，俄国和日本就已经侵入库页岛，开矿、捕鱼、建教堂，争夺了多年。作为主人的清朝却一无所知，因为岛上的土人照旧每年过海到三姓衙门（在今黑龙江依兰县）纳贡。到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国竟单方面宣布库页岛是俄国领土，清朝还是不闻不问，原因之一是土人的贡品并没有断绝。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势力不断向东扩张，大批移民进入远东，19世纪前期已经越过外兴安岭，到达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但就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朝却重申并加强了在东北“封禁”的命令，使黑龙江和吉林两个将军辖区内长期人烟烯少，兵力不足，很多地方还是无人区。因而在《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前，中国领土被俄国侵占已是既成事实。至于因为君主和大臣的卖国求荣、愚昧无知造成中国领土损失的事例就更难一一列举了。
5 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平等友好的谈判与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同时也以强大的国防粉碎了敌对势力的入侵和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根据我国政府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达成的协议，香港和澳门将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我国政府多次声明：南海诸岛、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都是中国领土，绝不容许他人侵犯。中国人民为维护包括宝岛台湾省在内的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共同奋斗，一定能完成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