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沙蒙，听起来就像“三文鱼”，名叫苏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我被谋害时不过十四岁。七十年代报上刊登的失踪女孩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和我一个模样：白种女孩、灰褐色头发。在那个年代，各种种族及不同性别的小孩照片，还没有出现在牛奶盒或是每天的邮递广告上；在那个年代，大家还想不到会发生小孩遭到谋杀之类的事情。
妹妹让我迷上了一个名叫希梅聂兹的西班牙诗人，我在初中毕业纪念册上特别选抄了他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给你一张画了格线的纸，你就不要按着格线书写。”这句话表达了我对四周中规中矩的一切，诸如教室之类建筑物的轻蔑，听来深得我心，所以我选了这句话。更何况，我觉得选用一句名诗人的话，而不是某个摇滚歌手说的蠢话，让自己感觉上比较有学问。我是国际象棋社及化学社的成员，在黛敏尼柯太太的家政课上，我每次都试着烧菜，结果总是把菜烧焦。我最喜欢的老师是伯特先生，伯特先生教生物，他喜欢抓起我们要解剖的青蛙、小虾，假装让它们在上蜡的铁盘上跳舞。
顺带一提，谋杀我的凶手不是伯特先生。请你别把接下来每个即将出现的人当成凶手，但问题就在这儿：你永远料不到谁会出手杀人。伯特先生参加了我的丧礼，而且哭得很伤心。（请容我插一句：全校师生几乎都出席了丧礼，其实我在学校从来不是个万人迷。）他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因此，当他说了笑话，自己笑个不停时，虽然这些笑话早在我们选修他的课程之前就已过时，我们依然跟着大笑。我们有时还强迫自己跟着笑，目的只为了让他高兴一点。他的女儿在我去世一年半后也离开了人间，她得了血癌，但我在我的天堂里从未见过她。
谋杀我的凶手是我家邻居，妈妈喜欢他花坛里的花，爸爸还向他请教过如何施肥。凶手先生认为蛋壳、咖啡渣等传统肥料比较有效，他说他妈妈都用这些传统方式施肥。爸爸回家之后笑个不停，他开着玩笑说这人的花园或许很漂亮，但热浪一袭，八成臭气冲天。
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可没有热浪，那天飘着雪，我从学校后面的玉米地抄近路回家。冬天天黑得早，那时天色已晚，我记得地里的玉米秆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田间小径也变得更不好走，细雪有如一双双小手，轻飘飘地覆盖大地。我用鼻子呼吸，直到冷得不断流鼻涕才张嘴吸气。我停下来，伸出舌头尝尝雪花的味道，哈维先生就站在离我六英尺之处。
“别让我吓着你。”哈维先生说。
在灰暗的玉米地里，他确实吓了我一跳。离开人间之后，我想起当时空气中似乎飘来淡淡的科隆香水气味，但我却没有多加注意，或许那时我以为气味来自前面的房子。
“哈维先生。”我打了招呼。
“你是沙蒙家的大女儿，对不对？”
“是的。”
“你爸妈还好吗？”
虽然身为长女，在机智问答中也时常占上风，但我在大人面前依然觉得不自在。
“他们很好。”我说。虽然觉得很冷，但他是个大人，再加上他是邻居，又和我爸爸谈过肥料等事情，所以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动。
“我在附近盖了些东西，”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哈维先生，我觉得有点冷，”我说，“再说我妈希望我在天黑前回家。”
“现在已经天黑了，苏茜。”他说。
我当时若察觉出异样就好了。我从未告诉他我叫什么，我想或许爸爸曾提过我，我爸总喜欢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臭事，他觉得说说无妨，他只想借此表达他多疼我们。有些爸爸喜欢把小孩三岁时的光身子照片放在客人用的卫生间里，我爸就是如此，感谢上天，他放在那儿的是妹妹琳茜小时候的照片，最起码我躲过了这样的臭事。但他喜欢跟大家说我的另一件臭事，他说琳茜刚出生时，我非常忌妒小妹妹，有一天他在另一个房间打电话，从他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走到沙发旁边，爬到摇篮旁，试图在琳茜的头上撒尿。我爸把这件臭事告诉我们的牧师和邻居史泰德太太。史泰德太太是心理医生，我爸想听听她的分析，而且还不只这样，每次只要有人说“苏茜真有意思”，我爸就重复这个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很难为情。
“什么有意思！？”我爸总回答说，“让我告诉你这个小孩多有意思。”说完他马上兴高采烈地重复“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实上，爸爸从未向哈维先生提过我们，哈维先生也没听过“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发之后，哈维先生在街上碰到妈妈，他对妈妈这么说：“我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悲剧，真是太可怕了！您女儿叫什么来着？”
“她叫苏茜。”妈妈勉强打起精神回答，提到我的名字让她心情沉重，她天真地希望心头的重负终有一天会放下，殊不知她始终挥不去心中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断地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