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不自在，这个你已经注意到了。
　　够亮了，不需要太多光线。的确有一点尴尬：中国人一般不为此类原因就医的。
　　谢谢，请别加冰。我可以坐到壁炉边上去吗？谢谢。
　　没想到诊所会有壁炉。也没想到你会这样年轻，这样沉默。这么沉默的笑容。
　　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是道具、服装.你尽可以拿来披挂装扮，借此让本性最真切地念白和表演。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
　　就像这些小橡皮人儿。沙盘的重塑性和抹煞性。孩子们把心病梦境和妄想都拿小人儿演出来。听说过这种疗法。英文一样，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启齿的事。
　　那份表格里有我人生的所有数据。
　　谢谢恭维。一个种族有一个种族的苍老标识，你(你们)不习惯辨认我们的标识罢了。确实四十五岁。你看到的是英文给予我的幼稚，一种侏儒式的、不为年龄所改变的憨拙。
　　让我看看我得从哪说起，我先得形容这个人。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们都这样说：领导。没有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雇佣关系。有主人，没有仆从，主人是工人，农民，士兵。这些词在我们那时的中国是集合名词，具有高度象征性，无法单数或复数。是我们城市博物馆门口举着榔头、镰刀、步枪的大于真人数倍的两男一女铜塑。后来一天，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添出一个戴宽边眼镜的男人，手里托一个人造卫星。这个人也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同前面那两男一女一同跨出一个大弓箭步，鼓着和平鸽似的圆饱的胸脯。这个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我爸爸的这个朋友。
　　还活着。我们说，健在。七十岁。和他这个朋友同龄。
　　怎样跟你注解朋友这个概念？一种最耐人寻味的人际关系。最好的，也最坏的人与人的共存局面。
　　没关系。我不忌讳。
　　不，不用大麻。从来没用过。不介意，该问什么你就问吧。
　　最多一杯，偶然，极偶然的，喝过两杯。
　　忘了告诉你他的名字。喔，很重要。
　　他叫贺一骑。一个骑者，独行侠。匹夫。我爸这样解释给我妈的。我妈那时还是个幸福的女人。幸福在中文中和英文不尽相同。你们所指的幸福与开心紧相关联；对于我们，幸福不那么感官，而是内间的。幸福是种信仰。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的黑头发怎祥在右边开了一根肃杀的白头路。一本相册，第二页正中间有张四方形、带狗牙边的相片，上面的六岁女孩穿着白棉布连衣裙，裙下露出白三角裤的一个边缘。每个看相片的人都说，这是个好看的小姑娘，不过神态很老气。那就是我见贺叔叔的装束和模样。
　　我还记得他没等我妈去给他开栅栏，就迈腿从栅栏上跨过来了。这人非得长篮球中锋的腿才能从栅栏上如此跨越。还得足够粗鲁，随和。你明白吗？那样的腿，尺度和动作的优越感。
　　就那样，门外亮，成白色；门内是黑色，那个跨越的动作就成了个黑色剪影，在白底板上。黑与白简化了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他在我知觉中的第次出现带有符号般的意味。岁月流去。那个跨越的身影被进一步简化，终成一个极度的强调符号，在我狭小的记忆里。
　　如同沙盘上这些小橡皮人。在儿童那里，符号道出大于语言的信息；符号那丰富而莫测的暗示性。
　　一个如此符号——逾越，冒犯，侵入。那祥的轻盈速捷，一只脚在栅栏上方那防御性的木头矛刺上画一根抛物线，落地无声，让腿与腿拉成一张满弓。我至今还能看见那个六岁的女孩怎祥掀着上唇，在晚餐前的昏暗中，观望庞大黑色剪影的近逼。门外是余下的暮夏白书，热度和湿度薄薄的。
　　我妈妈赶了出来，身上系着绣花台布改制的围裙，破朽的部分隐在褶皱里。妈妈系上这条围裙是翩然的。妈叫着：老贺来了！等着我给你开栅栏。她明明看见老贺已把第二只脚迈了过来。妈又说：别动，别撞着，等我给你开灯！
　　灯就亮了。
　　现在我的家就在贺叔叔眼前。我要是他，会给这个房内的陈设吓一跳。贺叔叔没有，好像见识过更奇怪的。房有两间，摆满祖母的遗物。家具显然阅历过好年头，显然是给大得多的屋去陈设的。式样是每个木头大平面上镶有三块木纹迥然相异的小平面，木纹是惟一的噱头，花哨无比。它们放在宽敞亮堂的屋内不显得如此花哨。家具不是如别家那样靠墙壁摆置；一个柜子就放在屋正中，上面放一只酒红花瓶，里面插满纸扇子，也是祖母一生攒的。墙壁空白出来，从天到地挂了画、字、拓片，排得太满，蚊子没落脚之地，就落在字画的白底子上。我爸爸常用巴掌去拍，拍出小小的血泊来，他才明白那不是墙壁，地板是生水泥的，沙砾毛糙的表层，一会磨秃找妈一只新扎的拖把。
　　没有浴室，连水龙头也是公用。有各种便桶。公共厕所里我们问安和闲话，孩子们在那里娱乐，探险，建立王国。没有了自家的浴室和厕所，最后一点底细也无必要保留了。
　　贺叔叔是个少见的高个，平而宽的肩，一头厚重黑发梳成一个农夫想当然的城里人发式。同那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他的衣服在尺码上非常马虎，几亿人仅有三四个尺码，每个人都在不合体的间隙中找到可身，每个人都在分承其他人的形体特征。一条深灰色棉布裤子，发黄的白衬衣，所有口袋都塞着小本或纸片，从外部形成坚硬方正的凸突。他倒背两个手，笑眯眯地看看墙上，又看看天花板和地面以及所有古里古怪的家具，他看向哪里，妈就道歉到哪里。妈说：墙好久没粉刷了；家具早该重新油漆的。
　　然后贺叔叔看到了我。
　　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偶尔地，你和一个生灵，一只小野猫，或一只狗，也可能一头牛，甚至一只失足坠落到你脚边的松鼠突然间目光碰在一起？内心的某种锋芒对上了，你和它同时一阵轻微颤栗？一阵莫名的恐怖。同时又是莫名的感动？你几乎证实了灵魂和灵魂在此一刻的邂逅；超越类属的彼此关照在那不期然的邂逅中达到了平等和透彻的懂得？
　　你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想贺叔叔在他看我的一刹那间，就是这种无可名状的经验。有时在各种质料塑制的圣像前，有那么一次，或两次，你发现你的目光被一成不变的抽象眼神突然接纳了，你相信有个对应的磁场，在对方那不朽的、无机的形骸中。
　　谢谢，我没事。好的，我会自己倒。
　　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坐在角落个高凳上，趴在更高的一张桌子上写正楷。桌椅的高度使我不能想下来就下来。我爸的祖父就这样让他所有的晚辈把字写体面了。在这凳子上干什么都受罪，除了写字。我悬危地拧过身，屋里充满黄酒似的灯光和这北方人的魁梧阴影。门外窗外，傍晚不白了，在紫起来，灰下云。手提一根不合比例的大羊毫。墨汁蘸得不能再饱，一触即溃溢开来。
　　对的，我六岁。一件白棉质的短裙，两根吊带吊在肩上的那种，水远是那个式样；简洁，把一点儿廉耻也简洁掉了。我不记得我是否反抗过那样式的白色遮羞布，我想我定反抗过。这件白裙子就是我孤独童年的夏天。我天性中的离群落伍，原是可以被掩饰的，或被逐步矫正的，如果我在一开始加入人群时就有一副为人认同的外表，如果找在第一天去幼儿园时穿着与周围融洽的衣服，我就不会被同龄者围堵，任他们评点：医务室的白窗帘吗？糊鞋底的白布吗？她妈妈忘了给她穿衣服吗？
　　对，那第一瞥目光。我是不期然坠落到他脚边的松鼠，拧着脖子，看着他。
　　他呆了一刻，我现在回头去想，也许那刻夸张了他自己，在找生命的四十年流程中。他那个愣怔不说明什么；狭路相逢的陌生人，也得站下来，相互定定神，再交错过去。
　　之后他背着手走向我。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放在了我残余着靡子粉的胳肢窝下。他把六岁的女孩抱起来了，把她从高凳子上摘取下来。他哟嗬着说：闺女！他三十岁的面孔和我六岁的面孔在半尺之内，我没有笑。后来妈妈说我小脸惨白。回到刚才那个松鼠同你的邂逅，你一伸手捕起它；什么都毁了。
　　今天我却还能轻易回到他的气味中。那浴洗过的，带夏天凉风味的男性肌体。健壮的庄稼汉和军人对自己的体嗅做了精心处理后的肌肤。
　　妈妈开始为我向贺叔叔抱歉：她不肯叫人！她提醒他别让毛笔弄脏衣服。贺叔叔没听见她，把我放到地上，放在他蹲下的两膝间，对我说他常听我爸爸描绘我。他又对妈妈说，这闺女长得不像你，像她爹。他两只大巴掌捺在我肩头，两根白布带使它们看巨去病弱伤残。他笑容中有点疑虑。那时代我们中国只有儿童敢于华丽，可以取名叫瓦夏或卡佳，莎莎或薇拉，他们可以有俄罗斯式的衣裙和发式。他们尚未成长成人，是“祖国的花朵”，花枝招展是尽本分。这就是贺叔叔笑容中的那点疑虑：她没尽本分。白布下露出过细的腿和臂，他也有疑虑。这是个忽略了某部分成长，同时抢先了另一部分成长的孩子。
　　他问我几岁，叫什么名字。这些在他反剪手朝我走过来，强打起兴致抱起我时，妈妈就格式简明字句精确地告诉他了，他无非是要听我自己来一遍。他和这个孩子总得有个正式开始啊。面对一个不苟言笑的孩子，这位魁梧的北方汉子同所有成年人一样，开始屈就和低声下气。我一一答对，声音适中，身体绝不扭来扭去；认真地吐字，虽然缺了的门齿凉丝丝地漏风，影响每个词的棱角和形状。这个六岁女孩不像她一般的同龄人那样端起孩子的架子。
　　那种成年人们习惯和期待的腔调，咿啊呀的带怨艾和辩解的娇昵，对自身弱势的自甘和倚势仗势，不在这个老气的女孩身上。但他还是把脸偏斜，把一只耳朵凑向我的嘴唇。
　　我们成年人有一些规定动作，抑或说套路的姿态来同儿童相处。诸如偏斜脸，凑上耳朵，做慈爱状。表示我们的屈就；我们由于爱而屈就。但这动作明显不合适贺叔叔，他在急乱中拉了别人做惯的俗套动作，从而使自己好歹有个位置和方向。
　　你感觉到吗？我们成年人往往在孩子面前是心虚的。我们常感到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裁判权力。我们在一个婴儿绝对无偏见的眼睛面前竭尽亲善，竭尽媚态，因为他正从一张面孔看向另一张面孔，正在根据某种我们无法度测的准则对我们进行仲裁和选择。我们在此刻是那样期望他的好感。期望他突然向自己挥摇双臂扑来。从而赢得这个意味深奥的选拔，在选拔悬而未决之时，我们一再尝试新的取悦方式，然而每个动作注定是越来越愚蠢，自信心不知怎样就瓦解了。
　　就是在我面前蹲下庞大身躯的贺叔叔的处境。
　　我和他，从那之后的三十九年，他一直在等待我延宕的选拔和裁决。
　　女孩没笑容，一字一句讲完了不超过十个字的简历。女孩和他的动作显然没有配合起束。他略略手足无措，直起身来。
　　在妈妈为我的不识相不吃哄向贺叔叔赔礼不迭时，我爸回来了。一个番茄鸡块的罐头在手中，罐头在那个时代是贵重东西，商标上的“中国制造”把国家水准放到一个省份城市的家宴上来了。金红底色，一只绿尾黄毛公鸡和四只大红番茄，扁圆形铁听，到今天在我记忆中还鲜艳无比。它那千篇一律的气味带一股很浓的铁腥是爸爸狂喜或大怒或大彻大悟的信号。是他升迁或机运转折的标识。
　　爸进来后对妈说：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一骑同志，《紫槐》的作者。妈笑眯眯的：久仰啊！爸根本来不及等妈完成她的敬意又对我说：你有没有叫贺叔叔？根本没有给我一点空隙，他又转向贺叔叔说：这屋太热，院子里坐吧。又没等贺叔叔置可否他跟妈说：老贺老八路了，十几岁就参加抗日！
　　现在看见我父亲了。瘦长，略驼，嗓门很大的这个人就是我父亲——穿条米色短裤，露出毛盛的腿，上身一件白衬衫，绵软的质料使它永远前襟短于后襟，领子如同两片砖缝里长出的芽叶，不得伸展，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儿，胸前的两个口袋像他眉毛一样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来。很细的手臂，很尖的胳膊肘，很大的喉结。他对自己的驼背一有认识就深吸口气，同时猛一勒脊梁骨；而他认为的挺胸实际上是耸了耸肩。还有一副对悲哀事情准备就绪的眼神；他悲哀的事物中绝对包括他自己。在一个地方或一些人面前稍站得久些，某种不自在便来了，他便把两脚掌心对掌心地翻过来，仅以两脚的外侧撑着地面建筑那荒谬而不雅的芭蕾式平衡。这个平衡所要求的精力集中使他疏忽了他的不自在。
　　是，的确，我在讲到我父亲时会情不自禁。我非常爱我的父亲。他的基因，是我内心所有的敏感，激情和危险。
　　谢谢，我自已来。时间到了请告诉我。
　　已经超过了吗？
　　真的不在意？那我再继续一会？
　　是的，我父亲。他的善良、软弱、多愁善感是一目了然的。他以咋咋呼呼，哈哈大笑来使别人把他当成相反的一种人，那种对宠辱迟钝的人，大致片就像贺叔叔这详的人。多数人在一两个回合的交往之后发现我爸的致命处。
　　一旦被诘问，他会有个哑日无言的瞬间，一对大眼空白地鼓涨。已自认理屈却要殊死防御。两恨女性的弯眉越发倒垂得彻底，显出他不屑再辩解，他气息奄奄的容忍。
　　比如我妈她他手里的罐头说，你跑哪儿去了？
　　他当然听出她对额外花销的追究，因此眼珠立刻空白一瞬，理屈词穷地大声回敬：没去哪儿啊，就去了马路对过的食品公司啊！
　　妈扭头对贺叔叔笑着说，没什么菜呀。
　　贺叔叔被爸妈关照着朝油烟辣眼的另一间屋走，想起什么，回来拍拍我的头，说：闺女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