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他自己不太舍得花时间下棋了。我请他进来坐、请他进到我们刚刚分到的新居里来。文人们陆续迁出旅馆，搬进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鲜的六层楼。贺叔叔一个人还留在旅馆。说是他看下属们为房子争抢实在看不下去，他宁可等到最后。
我说贺叔叔你可越来越精神了。
他没有怎么听进去，微微笑一下。尖口黑布鞋的皮底踩在地面上吱吱地响、他答应坐下却仍咯吱咯吱地慢慢踱步。我剥开一支嫩黄色巨大的非洲香蕉，送到他面前，我完全不像瓜棚时那么认真地笑，说：省给你吃的！他又微微一笑，看我多么会在长辈晚辈之间，男人女人之问钻空子。
我妈妈从卧室出来，肩上搭着一条已织成的毛线裤腿，看看贺叔叔脸上的重重心事，说上礼拜六叫她爸爸去找你来吃晚饭，你也不在！
贺叔叔抢白，脸还是带笑的，谁说我不在？他根本没有来找我！
他转向我：小伙子，得好好看着你爸爸！
我妈妈脸一仰，笑着说：大不了就是两个女孩子缠上了。
我忽然听出一种较量。
我妈妈经历了文革变得泼辣强悍，典型的基层文艺干事作派，热情而咋呼。她对贺叔叔说，那茶叶筒里是好茶，昨天下面县文化馆来人带的，我说我给贺叔叔泡吧。
我妈妈说，老贺还是客人呐？他在我们家从来就不是客人！
贺叔叔看看手表。奇怪的是他那番放逐与劳苦后，是另一番变化。人人变粗，包括我那个曾经玲珑的母亲。贺叔叔，却变得一天比一天儒雅。农夫式的开放笑容，也成极清秀的一个笑了。右手的四个手指托着一个工艺上品的烟斗，是他一个远房表亲给他做的。表亲伙同一帮人打死过人，文革后给判了终身监禁。他花了两年作出这个烟斗，千曲百折送到贺叔叔手上，请他去说说情，把刑减一些。贺叔叔从来没为他说过情。烟斗他决定不原路退回去。
我爸爸照例没带钥匙，在楼梯上就大声喊我名字。无论我在不在家他部喊我名字。他越来越回避喊我妈妈了。
他进来看见贺叔叔特别开心，张口便哈哈地问：你这家伙，这些天影子都不见。
贺叔叔嘴唇呷烟斗呷得成了个固定形状。他就将就那形状笑了笑。他说：我影子都没了！
我爸爸说：咦，说好礼拜六讨论稿子嘛！打电话到你那里，打了有八十次。
我爸爸一直是理亏似地打哈哈，大嗓门。
贺叔叔忧郁地看着电视荧幕，大口地吸一下烟斗，却只吸出一丝儿烟来。他说：你还跟我讨论什么，不是早都商定到文学讲习班去讲了吗？
我爸爸还是哈哈的，问他：你什么意思，老兄？
我看贺叔叔一口烟也抽不出了，烟斗早窒息了。不必等他俩请我们出去。找对我妈妈说，来看看我同学亲手绣的一对枕套，还有宋峻妹妹从青岛买的贝雕。我想拿很丑很丑的这些结婚礼物使我妈妈分神。她早我一步看出贺叔叔这晚的不善。
我妈妈用手轰开我。她坐稳当了，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
我爸爸对我妈使个眼色，我妈妈坚决看不懂。
我退到我的六米斗室，门小开。
贺叔叔说：都跑来告诉我，你最近到什么文学讲习班给人上课去了，动不动就提到我跟你在合写了什么什么。八字儿没一撤的事，你老兄到处去说！
我爸爸理屈词穷地说：你老兄听谁说的？
我妈妈插进去说：贺书记，我也是太忙，你不晓得文化馆干事啊！狗屎做的鞭子，闻(文)不得舞(武)不得，我一人唱红脸白脸大花脸！不知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十来个钟头都写什么，是在替你写呀？我就放心喽。
贺叔叔不理会我妈妈，对我爸爸说：说你在那儿成段成段地念！你这家伙……
我爸爸辩争：一共念过三行，列举视角转换的技巧，一时我懒得去别的书上找。什么王八蛋的话，你信？
贺叔叔声音厉起来：我也不是只信一个两个人！
我妈妈一蹬鞋站了起来，抢在我爸爸前面说：贺书记是来兴师问罪的？她嗓音中带着泼辣的笑声。到处都在说贺书记在写一本大作，文化馆的小会计都知道，贺一骑这回又要了不得了。我以为这回你一定信不过别人了，一定要亲自动笔了……
我爸爸喝住她：行了行了！
贺叔叔右手拇指往烟斗里压烟丝，压了又压，声音不大地说：我跟谁都说，不是我独立创作，是同另一位作家合作。他语气耐心稳重，对自己的诚实绝对有把握。他转而对我爸爸说：我可没有问罪的意思。报纸上登的，你们都看了，我不是回回都说我有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合作者。
我妈妈还是那种攻势很强的拨辣笑声，说：都奇怪呀，都问呀？这样有才华一个人怎么就没见他写出个名堂来？整年整年在写，一簸箕一簸箕烟一倒出去，都写到哪里去了？
我爸爸大声吼她：唉！然后对贺叔叔说：我拿她没办法。怎么成这么个女人了？
贺叔叔冷静和平，把烟斗点上，问我爸爸要不要试试他的新烟丝。
我爸爸说他抽不来烟斗。又说：你这家伙也真有意思！我给人问到了，随口讲两句。噢，我就没权力讲讲我在写的东西？
贺叔叔笑笑说：我发现你最近特别喜欢讲。
我爸爸也笑了说：我也没胡讲啊。你挑出谎言来嘛。
我妈妈见俩人正式接上了茬儿，便又扛起那条毛线裤腿飞快地织起来。每句话都在她那儿引起一声笑。长年的怨与亲近，长久的熟识和不满，什么都讲不清了，只能如此笑笑。
我爸爸声放大了，嗓子里却仍是压住家丑的吞咽。他说；我就要听你老兄一句话，我是不是有讲话的权力。
贺叔叔喷一口烟，徐徐地，又是一个微笑，说，你他奶奶的爱讲什么讲什么！反正也没那些王八蛋拎着右派反党帽子等着你了。去讲。就是不要扛我的旗号去讲。
这一下子是要打仗了。我妈妈静了，金属毛线针“嗒嗒嗒”地交锋。
我爸爸站起来，嘴半开，半天才出声音：我扛你旗号？好。你老兄说得好；我到处打你贺一骑的旗号。他走过去，把一摞稿子搬到贺叔叔面前，一放：拿走吧，想拿它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别让我打你旗号。
贺叔叔在烟灰缸喂磕着烟斗，一直磕。眼睛处于低势，抬起去看站在他对面的我爸爸。就那种把人的各种解数全看透了的眼睛，你不干了？他拍拍稿子。
我爸爸的狂怒就在一层皮肤下。我心里油然来一股渴望：我想看着他俩中的一人把那稿撕了。像舒茨撕推荐信那样。斯文的歇斯底里，报复别人亦自我报复。
我妈妈的毛线针不动了。她看见两个五十岁男人脸色在暗下去，心脏都跳得相当吃力，血液稠稠地在脑血管里一次次费劲通过。最早就潜在的破裂，现在成熟了。他们一直是以这破裂在维持他们的亲密。像世间一切最亲近的人之间必然蕴藏破裂在他们相处中，他们必须忍受阵阵的痛。那些诚意，那些护理一次次使情谊带着破裂生还。破裂还是成熟了，经厉了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的援助和勒索，经历了那个耳光，经历了那么无限度的谅解，它成熟了。
贺叔叔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好不好？我要这个(他又拍拍稿子，像拍死牲口)干什么？！我那么稀罕它？
我爸爸大声喊：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告诉你老兄，别动不动把人捏在你手里！
我妈妈给我爸爸一瞥喝彩的眼光。
贺叔叔慢慢点点头，眼神伤心到极点。忽然把烟斗放进口袋，站起身。
他说：当着你老婆你女儿，我问你，哪一次是我叫你为我写的？不是你自己要求写的？谁不知道那都是你的功劳？你往批斗台上一跳，给我那一下，不就都知道我贺一骑剥削你了？我贺一骑是恶霸？
我爸爸失语了。愧疚与羞愧全面在他心里复发。我的老父亲想起自己那个丑陋的举动。把追究到言和的过程蒙混过去，并不是那丑举也蒙混过去了。它的能量不会消失，如同天地万物的一切能量不会消失而会转换，它转换成了另一种形态，却仍是同等能量。那能量成了居高临下和宽大为怀。
贺叔叔又说：我没那个意思叫你弥补偿还我点啥。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住我。打过了就打过了，我还是认你这个朋友的。
他那样微微地笑。两个嘴角的皱纹是新添的，把吃的苦头都噙住的那种笑。使我爸爸记起：那耳光是所有屈辱中最具体的。所有迫害的先锋。
他又叮嘱一遍我爸爸：不要再负疚下去，不要因为负疚而为他做任何事。最后他笑起来，那么重感情，说：你这家伙！我太了解你了。
我妈妈叫我：送送贺叔叔，楼梯上没灯。
这次是我在前，牵引着他。我讲着我自己的事：留校当助教，考研究生。到了楼下，他明白我全听见了，却不参与。这种不参与是优越、轻蔑。
他说：放心，贺叔叔永远是你的贺叔叔。
橙色的路灯，我给他一个无心无肺的笑。不参与的姿态明确和彻底。
他见我在不自觉地陪他走，跟我说，他认得路。
我说：走嘛。我领着他。已在环城路的林荫带中。他不知我想往哪走。我站下等他，肩膀轻轻擦着他的臂。我说我和宋峻常到这里来，半夜来。
他说：哦。
就像给捅疼了某处那样“哦”一声。
他忽然拉住我胳膊，说：你回去吧。要不你一个人走那么一大截黑路，我不放心。
我看着他，让他看我的成熟。它已近尾声。让他看见曾在瓜田险些开始的，已来不及开始。心里的就永远在心里了。我说：贺叔叔，其实啊我从没真把你当叔叔。
你把我当谁？他笑，为我的青春送行。
我笑。当父亲、干爹。谁让你在瓜棚那时不收留咱们，把咱们押送上火车！咱们举目无亲的。我口齿不清地慎道。肩膀擦着手臂。他的手臂挎在多年前解除的武器上。
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噢，你看不出来呀？我又笑：我想在瓜棚和你过下去。
从六岁到二十四岁，他从来都是和我在同一个时刻看到辈分间，伦常间有那么个空子可钻。不论亲和仇、是和非怎样变，那一点是不变的。它是永恒。它是任何快乐不能抵偿的快乐。十八岁那个流放的夏夜，他明白一切都现成。
他忽然间：听你爸爸说，你要和那个小伙子结婚？
我说：已经结啦。
他吃一惊，什么时候结的？
我没精神地笑笑，三个月以前啊。不就领一张红纸吗？你要不要看那张红纸？
他说：你爸爸都没告诉我！
我说：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他在一种大震动中：你这孩子！你父母知道了不伤心吗？一辈子的事，咋能这么草率！
只是一张许可证。方便一些。就在这树林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儿个捉奸的，有一张红纸，他们就不麻烦我们了。我用那种玩油了的口气，告诉他。
更大的震动。他听见我说，就在这树林里。那份方便就在这里。他同时向往和嫌恶：青春多么贱。遥远遥远的，他也有过一个树林子或高粱地，那女子也毫不还价，尽他拿走，也同我一样慷慨。因为太阔绰的青春大可不必抬高价格。那女子在三十年后变得无比吝啬。女区委书记铁灰的外衣，最后的青春在厚厚却失形的胸脯上，那么昂贵，绝不许触碰。“方便”在他脑中过来过去，不肯沉杳。
流放时的方便，那个圆乎乎的村姑，那饿不瘪饿不黄的酮体，随处供给他。一样的夜色和枝叶墨绿的窸窣。忽然他懂了我说的“方便”那晦涩含意。
我说：结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你们这辈人以为它大不了。
他呻吟了一句：你这孩子。他看着我，摇头苦笑，你父母肯定会伤心。贺叔叔都伤心——这么大的事瞒着我。
我笑：贺叔叔伤心吗？
他不作声了，向前走。路过一些树枝深层里正方便的青春身影。他已忘了，有这样一种方便。他加快脚步，要从这树林的天罗地网脱身。回身粗粗对我说：小伙子，别送了。
我瞬间走到他面前。像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在火车“呼哧呼哧”急喘的催促中，我与他谁也碰不着谁却都感觉到实质上的依偎。两个身体隔着一尺半的间距合而为一，体温、气息、神志，交融一处，缠绵厮磨。最高的快感不需那些手续。亲吻不需要嘴唇。
眼泪从我脸上滚下来。我说：贺叔叔，我爸爸对我说过：你比他有才华，写得比他好。我爸爸说别人都看不出这点，他是识货的。你不知道我爸爸对你……为你，他心里有多苦。
他看着我，听着。他知道今晚他对我爸爸讲的那番话会是什么后果。破裂已彻底完成。他忽然托起我的脸，用他大而粗糙的九根手指。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都托在他手里。他为我抹一把泪。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爱和占有。只能这样正视破裂，才能和我爸爸把情分维护下去。
只能这样。
有一点点混乱？
你好客气。我都能在镜子里看见我两眼里的大片混乱。我不知怎么接受他，舒茨。他忽然提出把他的名字从我们合著的书上拿下去，他说这样对我有利。然后他说，他妻子同意和他正式分居，意思是我和他的同居要抓紧时间筹备。要去找个单卧室的体面公寓，不能像我日前住的“塑料房”，(他叫一切简易轻便材料成批建成的楼房“塑料房。)他说他和我可以有个半公开的关系；我只需在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消失一下。“半公开”还包括去一趟夏威夷，每周一同看一回电影。做爱三次到四次，我煮三顿晚餐他煮另外三顿。还包括：让全世界明白我们在相爱但不冒犯公德亦不蔑视法律。
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没有眼里这些混乱了。
可能。
很可能是一个好的前景。
我说过。我现在还对你说，从四月十六号游船的那个下午，具体些是从他当众抱起我的时刻，我开始爱他。开始关心他每天的三明治是否营养充足；开始发现他的鼻梁多挺直正派，他灰眼睛里有罗素和培根，亦有街头那孤傲乞赏的老乐师。我开始发现他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容，他一天天多起来的优点。开始在一瞥两瞥的扫视中，蓦然看出他原来有那样苍劲清晰的侧影。我知道他会来的晚上，期盼是突突心跳，是一身细汗。一切都出现在四月十六号之后。湖水暖起来了，我同他无言地走走，他胆怯似的，好小心地拉拉我的手。一阵惨淡的幸福。
你看，我混乱吧？
从他灰眼睛中，我还看见了我爸爸。
没有。不过他有点猜疑。那天他看见我桌上没来得及藏起的两封信。是我求职的两个大学的谢绝信。
什么也没问。
我在替他缝外套口袋被撕裂的豁口。他从来不愿讲他妻子。他不想让我在他分居的决定和这扯裂的衣袋之间产生联想。温存一生的妻子只不过想挽留，只不过动了武来挽留。他绝不愿讲她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挽留。
我们习惯开着电视，管它在说什么。我请他把外套穿上，看看缝补是不是服贴。他突然来一句：那次面试成功吗？
我全无提防，真就不懂他的话。我说：什么面试？
他说：你上个星期前不是去加州面试吗？
我笑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面试？
他反问：成功吗？
我尽量地笑，说，你问航空公司去吧。不是从那儿打听出有名东方女性旅客去加州戴维斯大学面试吗？
他孩子一样看着我。皱纹多妙啊，你没注意到吗——老人的皱纹是先于他的面孔生发表情，面孔没恼皱纹早己恼了，反之，笑也是皱纹先于五官快乐起来。条条皱纹都表达着他孩子般的委屈：难道我不值得你这一点信任吗？
你蹑手蹑足地远行到千里之外，蹑手蹑足在我身边向五百多个大学发求救信号。他什么也没责怪，皱纹已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懂为什么我一直在搞鬼要离开这所学校这个城市。
我满意自己的针脚，缝补是完美的。我笑笑，说他妻子也会满意这缝补。会觉得两个女人的明暗搭档还不错。
我把四十五岁的妩媚全凑足了，继续嗔笑：我今天把这领口撕烂再由她去缝补，这样就对称了你说对吧？
他说：你的非母语己经可以像你的母语一祥婉转地伤害我了。他微笑不减，皱纹在申诉痛苦。
大概是想摆脱恩典。大概想摆脱恩典之本身所含的讹诈和奴役。
是奴役。
是对于任何易感之心的奴役。对于良知。等一等。还有就是对于奴性。
不仅仅是要摆脱舒茨。实质上，我对他很不舍。我说过：许多年后，我会常常坐在他墓前：轻轻的一阵遗憾。
遗憾是那种轻轻的心痛……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
不很清楚。但我必须摆脱它。
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之于我，是除却我父亲播种在我身心中的一切：易感、良知、奴性。
也许。我原来要摆脱的就是我父亲。
第13章
我父亲用那一记耳光来摆脱自己。不惜破坏自己人格的和谐。那个意外的卑鄙举动，那个叛徒之举，实际上是他在挣脱白已。他从来没明白这点，用了这么多年来为此举动思索反省。
对他说：舒茨，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知道有一个伤痛，却又不知伤在何处。其实并不只我一个人。假如他爱的是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女子，他都会感到她那无法探知的伤痛。我们的整个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在的伤。因此那伤并不存在。我在自我矛盾，我知道。非母语，自相矛盾以致含混不清，都得到了原谅，我总在你脸上看到你的原谅。你的不惊讶，你的眼睛有时像圣像的眼睛那样不惊讶，司空见惯。
其实语言从来没有准确过。语言的含混使南希和克林顿，使律师们不失业。
我可以躲在我的英语用词不当的后面，对舒茨说：那个开头开得不好。我们那个开头。在你的大办公桌上。
你把权力、利害全压上来。如此开头怎么行？你算计好了，酒埋伏已久。
他？把它的杀伤力归结到我非母语的偏差上。他不计较我用词过猛。一向原谅，像你。
他说：好吧，就算开头不尽完美。但我们现在在深深相爱，不是吗？
我说，是。
他说他为我已断了一切后路。他说许多好事的开头都不够美好。
哪止“不够美好”？不是量，是质。是本质的不好。
你在占一个急于求职的四十五岁的女博士生的便宜。本质是性骚扰。
他还是坚持原谅我，笑，皱纹划出痛苦。他总说他喜欢我说英文时的幼稚可笑。一个没头没脑地呷呷的孩童。
语言的稚气使我身上幻化出一个年轻许多的我。那个假象使他信以为真，他甘心信以为真。因此他在享受一份假象的青春同时必须原谅。他把我语言中的无轻无重，过分直接都当成那幼稚的整体，他无法剔除其中一部分不善和不逊，那些刺痛他和令他无法下咽的。
他笑笑说：注意你的用词。
我笑笑说：你觉得是修辞问题吗？
他说：想想一辈子要听你这样不知轻重的话，真无望。他让我明白他那父辈的宽厚之爱，他的皱纹告诉我别的什么。它们在告诉我：我也在敲诈。
让我们别谈这个了。他可怜地说。拥抱和拥抱的一切后果使进了死胡同的谈话歇在那里。我在他第二次上来时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好挣脱的。我爸爸在四十五年前通过我妈妈给予我的这个“我”，可不那么容易挣破，逃离。无法停止做“我”，无法破除我爸爸，我祖父的给予。那奴性。那廉价的感恩之心，一文不值的永久忏悔。
那不也是个好的开头，贺叔叔和我爸爸。
……让我喝口水。我过分缺逻辑吗？
突然忘了我想说什么。核心，失散了。
我是说过。我从四月的游艇上开始了爱情，回避去看那开头。我认真地告诉了他一次：我爱他。这三字只有第一次讲是认真的。他没听过我讲第二次。
抱住刚刚讲了“我爱你”的四十五岁女人。紧紧抱住她的誓言。然后，他降低下去。我发现这白发苍苍的男子跪下了。
有一点美丽。有一点恐怖。这个跪下的白发人。
我发现我流泪和微微窒息。
还是很混乱吗？只是有一点儿？
我在想我爸爸写作的样儿。你已知道那次破裂。我送贺叔叔，一直送。我让他看到我们青年男女的天地。是的，我要刺痛他让他知道我是垂手可得只要他年轻二十岁。我明白我爸爸在破裂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后他会干什么。他会更卖命的去写。果不其然。我就在舒茨奋力待续的时候，想到我爸爸卖命写作的模样儿。他在运力，一再延长时限以证实他的年轻壮健。我因而有闲暇去想；树林送别之后。
第二天我起床时看见我爸爸已将自已塑在桌前了。我去两扇书架后问早安。他心情不坏，稀疏的卷发中缭绕着青烟，烟灰缸满得要溢出来。他真的感觉满好，因为他从凌晨就开始工作，已在早晨到来时卸下了一点儿疚愧。经贺叔叔提醒，他明白债务还到一半就撂下是等于不还，利息只会一日日涨上去。
是的，是贺叔叔让我爸爸明白：那一记耳光是有记载的，在他们彼此内心，在成千上万人的目睹耳闻中。他让我爸爸明白：他的骄傲和荣誉可以被灭除，可以被贬为零，但不可以承载我爸爸那只巴掌。
他的胸襟原不宽大。他表现得逼真而已。或许那般宽大的胸襟只不过是他的善意向往。真心宽容和超脱的他，是我在瓜棚金黄色灯火中看见的那个清瘦俊气的中年农夫。那是他的还原，满是人情味和快乐。还有丰富的情感常识。多自然和谐，与我或那暗中存在的村姑促膝坐在田畔上。
我问我爸爸：要替他写下去吗？
我爸爸说：是合作。不是“替”他写。我爸爸可不想当着我这个晚辈认那笔账。
我笑笑，合作呀。得多少年！
我爸爸看看我被一夜杂梦所染的苍白面色。他伸出带墨迹的手拍拍我的手背。明白极了，从六岁到二十四岁，所有的根梢末节都在她女儿的眼里、心里。所有的裁判。
我再是苍白一笑，说：爸爸，就是别太累了。
他已开始昏花的眼睛有那么多感激。他感激我从不点破什么。不像我母亲，在贺叔叔走后大声讲给我爸爸听同时讲给左邻右舍听；他还要怎祥啊？谁欠谁他搞清楚了吗？！打他一耳光怎么了？他剥削你那么多年，剥削你那么多才华心血、不抵那一耳光？！你还剩几年给你自己？
你自己的长篇短篇呢？这生这世还有时间写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上人大代表了，更好了，以后一个字不用写照样挂着名作家的牌子！你怕他什么？不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吗？大不了叫他扇你一下。然后你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贺一骑的书上连一个逗号都不是他写的！他在政治上拉拢你，就为了能一辈子收买你，压榨你！我们是社会主义，作兴这样拿人当牛使吗？！
我爸爸起初还听，渐渐不听；渐渐不听也听进去不少，于是抓起烟缸扔出去。他本没有靶子，却准准砸在我妈妈的小腿上。我妈妈倒在地上，我和我爸爸去扶她，她开始哭她自己栖牲在我爸爸身上的一生。开始哭出另外一种嗓音，那样开怀的大悲大怒，我们从不认识。
从此我妈妈一见我爸爸撤入他的“书斋”就冒出那个嗓音来。让我意识到她是如何为她不幸的丈夫四面八方抵挡和出击了那么多年。从八面玲珑的小巧，从纤细地在贺书记面前垂泪为她丈夫去乞讨，到目前的壮硕，张口便贯通丹田的诅咒，哪壶不开提哪壶。连她短短的烫发，揖鼻涕的姿态声音都使我感慨她经历了怎样的心理锤炼而达到如此成就。几十年的栖牲，为我父亲，也为我。眼下她的牺牲完成了，把我爸爸对她的最后一点兴趣，最后一点忍受都牺牲了。终于，在她破口大骂贺一骑，顺便也挖苦她丈夫时，我爸爸向她宣布：他有了另一个女人。文学讲习班里认识的，有一份难得的教养。我妈妈稳稳点头，事情果真应验了她的先见。
你可想而知从此往后。我很快搬出去了，和宋峻住到他外婆家。我爸爸在我之后又回到旅馆，贺叔叔用他的权势为他找了间最静雅的小房。并向所有服务员打招呼；非请莫入，一部重大文学著作正在成形。
隔着那道彻底的破裂，他们仍天天在饭桌上淡淡地谈话，谈遥远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和“星星书派”。有时那个三十九岁的文学讲习班女生也入席，一言不发地加入他们或深或浅的讨论。我妈妈从来没如愿同她来一番语言决斗，因为贺叔叔一句话就可以使旅馆成为城堡，我爸爸在其中有充足的安全和安宁，去写贺一骑的故事，贺一骑在狱中在瓜田的“基督山恩仇记”。
贺叔叔甚至比过去更著名，不断被请到电台和电视台，讲些他“流放”的趣闻，透露他下一部巨著的规模，它将代言那个庄严谬误的时代。他还偶尔出国；中国活着的偶像作家之一。
第14章
一九八零年九月，从法国回来的贺叔叔在旅馆的院子里看见一个二十九岁的少妇迎着他走来。一身编素，是那种看透各种艳丽颜色之后的单调阴沉。他皱起眉，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看出去，看着少妇开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过的，就在他和我爸爸离乱后重逢的那个早秋的黄昏。又是黄昏黄花。他膝上放着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亲的手迹，无可挑剔的、世代相传的严体小楷，共有六十万个字——几百万个横、竖、撇、捺。贺叔叔一边读一边以一支红铅笔在稿纸空白处写下意见。他此时看出少妇是冲他来的。少妇叫一声：贺叔叔好久不见啦！
是我。
全知道：我爸爸刚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贺叔叔意见很大，红铅笔涂得稿纸页页挂彩。我爸爸只得重新来。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盘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边，为腾出空位让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认不出来了，女硕士了嘛！
我说：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样。我装得烂漫无知。
他说：这一稿他写得不错，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来拿了。你爸爸。只有我知道他是这一代作家里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个。
我紧咬牙关，他当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来背叛去却无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动不动就作痛的良知、疚愧。
一文不值，我这样对舒茨讲：最廉价的就是良知；扔给伪装成越南战场伤残的老兵的乞丐一个铜板，其实你的伪装比他的更甚。
贺叔叔又说：真都认不得你喽，长这么大了。他去法国仅仅十天。
我问：我能不能上你那儿打个电话给我妈？我爸爸出去了，我没带他房间的钥匙。
五分钟后我在贺叔叔的套间里。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我爸爸的胃出血已止住，主要是写作的长期神经紧张所致。我说：妈你尽管放心，白骨精对爸爸照料得还不错。
我必须按我妈妈的叫法称我爸爸的情妇“白骨精”，我妈妈才不觉太孤立，才认为我孝敬她。我又劝她离婚拉倒，反正我爸爸这个男人给谁也不会带来幸福，让白骨精去受受他吧。我妈妈问，带着轻微哀嚎：白骨精有没有帮他把烟戒掉。我说：放心，白骨精要爸爸不喘气，爸爸就不喘气；烟一个月前就戒掉。我妈妈的哀嚎蛮起来：还是白骨精有本事啊！这些男人。配什么好女人啊？就配白骨精去跟他们变把戏呀！那你再让白骨精替我发一句话：叫你爸爸立刻同贺一骑一刀两断；他不是听白骨精的吗？请白骨精帮我最后一个忙：禁止他再为贺一骑写一个字！
我说好好好，一定转告。我看看正为我泡茶的贺叔叔，做个鬼睑。我说：妈你放心，白骨精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她向你学习，最崇拜我爸爸的才华最尊重我爸爸的刻苦这下你放放心心在离婚书上签字了吧？
她哭着说：我还得再等一段，看看自骨精是不是真心，长久待你爸好！电话挂断得那样激情，悲痛欲绝。
我从电话机上抬头，天己黑，贺叔叔来不及把眼光从这少妇身上移开。有那种时侯吧——你凝视得太久，目光如放出去的钓线，已经扯不动，收不回。目光已和眼睛脱离了关系，眼睛移转，目光自己却停留在那物体上。那物体有削薄的肩，不很明显的胸部曲线，黑发白衣，那物体承载和积累这目光，积累成了演变。它成了现在的形状是由于这目光的沐浴和催化。目光中，它美好；仅仅由于这目光决定它的美好。每一份美丽都是为着一束目光的照耀，每一份皎好与成熟都是对于一束目光的报答。或是可知的，或是无知的——总有一束目光从一个方位探照过来，照着你。你的美丽不是公认的而是相对于这目光的。
就说失踪的波莉，她不知自己始终在一束罪恶目光的照耀下越变越美丽。
我随便地靠着桌沿，手指玩着自己的发梢，如无聊地捉尾的猫。我不时看一眼三尺外坐着的贺叔叔，嘴里讲着我爸爸吐血的事。清淡地讲，悠远地听，都不去看一段垂危生命与茶几上这摞稿子的关系。
他将两手枕在脑后，不断补充他所知的细节。他说他去主治医生那儿秘密打听了：差点儿是癌。一场虚惊。
我说：你在巴黎开心吧贺叔叔？
他说：一个字不识。他笑。明目皓齿在不明不白的傍晚灰色中。
心照不宣，我们都没去开灯：屋里没了那股甜腻的烟丝味儿，他戒了烟，他可以戒掉一切，包括那个同他做过一年爱的姑娘。我忽然很想知道那姑娘的样子。剥净衣服的样子。
我对贺叔叔说：贺叔叔我想在你浴室里洗个澡，这不是第一次。我爸爸和三十九岁的女生在他房里恋爱时，我就到贺叔叔这里来用俗室，也领宋峻来洗过。贺叔叔不在时，他关照服务员放我进去。
有些紧张。感觉到什么反常。他说他要出去买份晚报。我说我昨天熬夜翻译一篇文章，说不定他回来的时候我泡在浴盆里睡着了。他哈哈笑，说：那我叫宋峻来领人。
别忘了，我在这个男人而前随时可以变回去，变成六岁。
等我洗了澡，边梳理头发边看电视的时候，贺叔叔回来了，手里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说我曾经最没出息的样儿就是在那一分钟火车站啃鸡腿。那么好看的农夫式的笑脸再次出现了！
我感到长久长久以来，我就是为这笑所照耀，为这束目光的沐俗所活着的。王深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馆门口，是一九七四年。我从各个角度看它，多么平庸拙劣的产物，却放射着理想。你喜不喜欢它有什么要紧？你的不喜欢早就被否决了。
我脱口而出说道：贺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
是长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实在说什么。我穿着旅馆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过。他天天穿的。他说别胡闹，婚姻都是要凑合的。像你爸爸这样不肯凑合的，只能更遭罪。
我说你呢？
他惨笑一下，重重地看着我。我说你要我凑合呀贺叔叔？我的手捻弄着浴衣的腰带梢儿。真想看看那村姑一丝不挂的肉体。
他又说别胡闹啦，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说，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环城路旁的树林里。他明白我提醒他什么：别又错过了。
他一直看着我。捻弄腰带的手，导火索在这手里紧紧松松。他当然明白我是没办法的。我爱他。并且，到了能够表述、给予它的时候。
爱不爱他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情趣。取决于时代和理想。没有这理想，或许他连英俊都没有。理想给了我们成见、审美。他眉宇间的正气，嘴唇的刚毅，前额的胜利和征服感，愈老，这些美的特征愈显著。他是九亿中国农民优越长处的集合。然后经过过滤、打磨、抛光和精炼。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三十一年前他进入这个城市时骑着枣红马，浩荡的部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着他。一色的粗布军衣，一色的破旧与不合体，却令这城市耳目一新。夹道欢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学生们。她们看着枣红马上的年轻长官，看着他那铜像般的深色的光泽皮肤，那胜利者的眼睛。她们心目中自古袭承的公子哥儿式的男性美瞬间被纠正、更替了。再不是张生、梁山伯和贾宝玉，而是这个枣红马的骑手。这个肤色黝黑。骨节粗大，眉眼鲜明如民间剪纸的男子汉。“男子汉”的图解就是他。他们着魔地看着他，有点怕。当他们发现他不仅是个指挥官而且是个著名小说家，他们更是爱慕得不可收拾。或许他无俊美可言，但她们认定这就是理想的俊美。
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时我尚未出生，我却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爱这偶像，带一点儿敬而远之。我对他的爱生发得那样早，早于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来；拿走我吧，因为我生来就是等你来拿的。
我正视他，咬出这些字眼：我爱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对我怎样。
他一语不发，伸过手来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不许胡闹，听见吗？
我把两个胳膊时架在膝头。浴袍心形的领口在少妇胸前垂荡出相当的空隙，他若想看进去，他能够。我不知他是否乘了这机会。我的嘴唇还在嗫嚅，讲从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祥恋他。
他仍说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你肯定知道找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维系婚姻的。你该懂事了，不能胡思乱想。宋峻不错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过过。他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在我另一侧肩上轻轻拍哄。他说，你知道贺叔叔只能做你的贺叔叔。
我说：那个乡下女孩呢？
他哑了一会，说：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泪来。现在我回想，不知那泪是什么意思。我呛着满嗓子的泪间：就不能爱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儿。见仍是止不住泪，便移到她对面，在她膝前跪下来。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恋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儿乖乖。或许我听错了；仅仅是希望他那样叫，一声比一声乡土气：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车卧厢那夜的过失。
那过失。我从十一岁就知道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也会犯过失。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可能犯过失的英雄着迷更甚。似乎在引诱他，以那份带崇拜的爱，以带谋图的天真无邪。
他感动。听我讲一个小丫头爱一个成年男人的无道理的故事。他看着这讲故事的嘴唇。动作着的嘴唇：那些字句从这儿吐露时那器官的快感和满足，如同一道美味被这器官咀嚼时的快感与满足一样。律师们和医生们，在那些禁忌的词句，那些私处和羞处的名词从此器官经过，发射出去，理所当然地享用他们的特权把那些秽词当最寻常词汇吐露于公众，那器官所经历的快感与满足，与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够给予这器官满足。它必须发射某些字眼。它不仅仅是口齿、嘴唇。
贺一骑——近六十岁的男人看着少妇面孔上的这个器官。在发射禁忌的词语，在咀嚼胶姆糖那洋咀嚼“爱你”。
他希望她别说了。他希望她说下去。直至嘴唇彻底不再是嘴唇，是纯粹的生理器官。
没有。他绝不来吻它。不吻她。他等她发泄完。
怎么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辈，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
他强悍，却虚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毁我：他毁了我父亲一生，而这一生又始终被纳入他的保护、他的拯救、他的宽容。
不是敌人，我爸爸还不够做他的敌人，没有势均力敌的平等。
而是我的敌人。我对他的爱和崇拜中，包括敌意。他甚至能感到这点。
现在他白发苍苍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过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错过彼此。少妇要比女孩易毁得多。
他渐渐离开我，起身，要去开灯。我不准他去。让局面僵持在暖昧的昏暗中。这时有人敲门，一听便知道是我爸爸。刚捺亮的灯又被他神经质地捺熄。门外门内都静等、困惑。不能再开灯了，更不能开门。大家都僵持着，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门外喊：老贺，老贺！怎么回事，刚才灯还亮！……我站起来，紧紧浴袍。
我爸爸在门外等。我、贺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如同贺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与宋峻和其他我连名字也记不全的男子们。冥冥中总是一个三角，贺叔叔永固在那个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谁都不应负其责任。
我和他等着门外的父亲走开。似乎一切只待他走开就会发生。他感觉到我爸爸是我和他关系和辈分的坐标。
一定觉出什么蹊跷，我爸爸走走又回来，还在想那灯自燃自灭是怎么了。他绝不会想到贺一骑也会金屋藏娇。
贺一骑一生没被人捉住实实的把柄，对那个乡村女子他从来不给你比捕风捉影更多的线索。我爸爸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也不会闪过如此场景：一个头发披散、套着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贺一骑单独锁在房里。他眼睁睁看着灯熄去。
他断断不会想到贺一骑浴袍里的女人是他女儿。
倘若这时门突然被打开，我爸爸会失去他女儿，却再不需负疚。那一耳光打对了，只不过旱打了十多年。所有发生的都有逻辑和来由，只不过顺序有些颠倒。
谁来打开这门？
当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亲合谋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贺叔叔。其实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样阔步走过去，“哗”地将门敞开说：这丫头在我这儿洗了个澡。
他完全能这祥混过去，完全不惊动这个父亲的疑心，假如他没有那刹那的惊慌把灯熄掉。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熄灯的动作？
多么奥妙。
对于我的保护和爱惜。对他自己的保护和爱惜。多年来的那个企图盘桓在他高尚的灵肉深处。我看着我多年来倾慕的这个男子，无意间进出一个熄灯的小动作，一贯的高尚中迸出这一星点卑琐和虚伪。再也动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门。
贺叔叔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让我和他进一步潜伏。
这是旅馆服务员送开水的时间。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换上两只盛着鲜开水的暖瓶。向来不先敲门，当你听见哗啦啦一大串钥匙声响，人与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着。
三个人还是这样站成个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务员突至，门被突然撞开，让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释。
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三个年轻女人一块，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三人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着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乳房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
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水。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捺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陪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爱。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之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主编，杂态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
第15章
对于我爸爸和贺叔叔的这部重大合作，他们不断挑剔，提出修改建议。它足够我爸爸干到死。越写不完，我爸爸越是负疚。似乎是他延误了贺一骑的再次成功。有时我和已成了我继母的女生交换一个眼色：他坐在饭桌边背诵他写的一些自认为精彩的句子——他忘了这些句子他已对我们诵过许多遍了。他已用尽了才华，只靠还愿或还债的单纯愿望在拼凑字句。每一笔画都生生被挤压出来.偶尔挤压出、两个好句子，他念念不忘，以它们鼓舞自己，去继续挤压白己直至他或作品完结。一写八年，那一巴掌残留在他人格上的污渍，他只能这样去揩。友情只能这样存在下去，带着深沉的破裂。带着还清和不可能还清的债务。我爸爸盼望他和贺叔叔两清的那天：他忍受裂痕，却不必再忍受那淡淡的无耻。
也许很早很早，十一岁的我，在午夜的火车上，就有个秘密心愿。它那么秘密，连我白己都给它瞒住：若是贺叔叔在我这儿犯了罪过，我爸爸就得救了。
不知道。即便是，我也无意识，勾引这词在中文太反派了。
勾引，中文里它亦太单薄。最美的事物都不应单薄，都伴掺一点邪恶。否则美得不过瘾。玛丹娜的歌，海洛因。爱情也一样、深度和力度是从爱的副面来的，是从爱的阴影中来。我爱贺叔叔，因为我恨得无力了。
也许。
你可以这样推测。
所有我做的，都根植于你们所称的“恋父情结”。
对舒茨宁不恨。记得我讲过，我不恨绝大多数人。谁配你的恨？只是小小要挟，撕毁推荐信，半强迫式的第一次和我做爱。真的不恨。啰啰嗦嗦要我吃多种维他命。在日历上圈下我的生日的这个老舒茨。他对我背地里奔忙，欲离开他统治的亚洲语言系只是哀伤地一笑。我感谢他的诚实和勇敢，把和他己形成血肉联系的妻子一点点摘除。
他和我并排躺在床上，觉得我刚才的激情很可疑。他可能察觉到我是借了那股激情，而他是某种顶替。因为我从未那样主动过。从不那样，狠狠的。我冒出几个不清晰的字，他猜可能是“我爱你”之类。可能还从我大睁的眼睛里，他连自己的影子也找不见。他怀疑到他从头到尾在顶替，感谢他什么也不问。婚姻本来是对爱情的顶替啊。
我又多占你的时间了吧？
谢谢。它是舒茨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是我惟一的一件新衣服——其他我都是从旧货店买的。逛旧货店很有趣。
想想每件衣服里藏的故事！不过我主要为省钱。
他们不一样。他们太年轻、太新，想旧些，反主流些。
谢谢。晚安。请留步。
能不能行我一个方便，把就诊改列明天？
没什么，我就想去湖边走走。
公用电话。一个人。
没关系，就是冲雨来的。
担心我往湖里跳？绝对不会：从我看了《读者文摘》上的那篇文章——两个人和一帮警察怎样把那个爬到高速公路桥上要往下跳的男人劝下来之后，我觉得自杀很可能是件滑稽的事。没读吗？那个高高大大的男人是因为生日没接到任何“生日快乐”的电话而作出自杀决定的，他悬在半空，悲痛地哭着说：连我的祖母都没有打电话说“生日快乐”。很悬，自杀到一半被人劝住了。所以你别担心，因为我开始想自杀究竟有多少庄严的成分，多少作态，多少出丑。
你也听得见雨声？是雨点砸在电话亭上的声音。
我需要想一些问题。
比如？比如要不要接受舒茨的求婚。还是告他。他和我是以性骚扰开始的。告他对我不利，对他也不利，但是尊重事实。他手里现在还握着一个讲师的空缺，但他要等我全面接受了他才把它给我。把这个被几十个人紧盯的空缺给我，他必将失人心，必将承受更大的声誉和人格的损失。我得到了暗示，他的牺牲应有价值，应有实在的等值的回报。
我需要好好地想，在一个人也没有的雨天里。
像任何地方一样，系里有政治，有宗派，我得小心。
舒茨一直很小心，除了那次在游艇上。
报上的统计数字：一个年薪三万的职位平均是十五人在竞争。另一个统计：平均十个女学生中，有三个或更多以隐瞒性骚扰而获得高分数。
所以我要想。以免在突然被问到时出来个意外回答。
学校在女学生和女教师中做性骚扰的统计。是替一家杂志做的。
我不知我到时脱口会讲出什么。
那，明天见？
没有考虑出头绪来。
旅行？旅行恐怕也不帮什么忙。再说旅行既需要钱又需要时间。我两样都没有。
是吗？我吃了安眠药，只睡了半小时。
还好。看着你这样永不吃惊的而孔、镇定了我。耶稣基督那双毫无惊讶的眼睛，什么被做过的事和将要做的，什么不堪入耳和不堪入目的，都不使他吃惊；都允许存在。你。也这样；勾引也罢性虐待也罢，不过就这么几桩事情了，都跳不出你的意料。你，我不时感到稍欠实体感觉你不是完全具体的，犹如一切圣像。
知道。是你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训练。
你认为还有必要再赤裸些吗？再除去些扭呢吗？
对我母亲？我不记得我彻底敞开过，精神，肉体，都没有彻底裸露过、从十一岁的暑假之后。我记得我向你讲过，她的连夜审问。
让我们来看看，已到了哪里。己经离了婚，已有了媒人；我母亲一向不难看，偶尔的，只要她愿意，还可以是好看的，她要我每星期至少回去吃三顿晚饭；另外三顿可以在我父亲那儿吃。她总是边烧莱边问我爸爸的事：胃没有出血吧？是照医生说的一日五餐吧？听没听她话向贺一骑罢工？她很少问爸爸新夫人的长短。但她在暗中同她竟赛：把爸爸最爱吃的几个菜，反复雕琢，越烧越妙。然后大着嗓门叫我“吃啊吃啊！”我知道她如此粗起嗓门粗起举动是另一种哭法，她眼底下心底下都是泪，却不再落了。她有时也明白一会，说：要是我不在贺一骑和他中间插一杠子，恐伯也不至于让他最后下决心离开我的。
我说；白骨精也不对，知道爸爸是有家有老婆的，天天往讲习班跑，妈你反正解放了，剩下的让白骨精去操心，收拾残局。
她大喊大叫地让我“吃呀！”我知道我得吃足我爸爸那份。得吃到我倒胃口。但这不顾死活的吃是对她那份未尽的情分的抚恤。我知道她最大安慰是听我不经意地谈我爸爸新夫人如何笨手笨脚地切生姜，切进去半片指甲。我对她讲，我爸爸和新夫人大吵一架，为了贺一骑办的黄山笔会。我妈妈听说我爸爸谢绝做第一贵宾去参加，而新夫人认为他不近情理，两人闷声闷气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一个赤足离家出走，另一个赤足去追。我妈妈几乎是幸福地听着。我只要想要她幸福，就夸大我爸爸和新夫人的龃龉。
她甚至会焕发出小姑娘的容光，低低叹道：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他再给关起来，看谁把每月供给的五个鸡蛋腌起来，一个不舍得吃，一次次坐长途汽车牛车马车，把腌蛋给他送去，看谁能给他送四年腌蛋，连独轮车都坐过。
我这才知道我妈妈的“孟姜女”演了那些年，现在也未必停止了。
她说：等着瞧，看他再倒下挨整谁也不理的时候，谁会真心等他。
似乎她还会有个开始：同我爸爸的恋爱、结婚、生女儿都还有待于开始。只要任何大祸降临到我爸爸头上。一旦社会或某种政治势力开始不公正，开始伤及我爸爸，她的浪漫史便又会有一次机会，她的青春韶华会再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她不是失去我爸爸了，只不过在等待一切再轮回来，一切都没开始而注定朝“开始”靠近。我这次真正看到我妈妈精神和肉体中永远存在的那个少女。那个初见我爸爸，在书中夹着“我要嫁给你”字条的少女。
以那个少女的痴痴口气，她讲起她最近一次偷偷见了我爸爸一面。不是那个“偷偷”，是不惊动他，偷偷从杂志摊的书报架后面，半猫着腰去瞅他。完全是少女自己娱乐自已的躲猫猫。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
她辛酸而甜蜜地说：他怎么一下子老那么多，才一年不见！她眸子晶晶的。他肯定还在为贺一骑卖命。冤家！
唉、她叹口热恋者的气，说，分不开的，都是冤家。
我打着饱幅，替我爸爸吃的那份梗到了胸口，令我昏头胀脑才同意她的“冤家”之说。告诉她：别瞎操心了，让你那几个媒人勤快些，多弄几张照片来我先帮你打个分你再去跟他见面。现在公园级晚上有老年人舞会了，没看那些飞蛾乱扑的路灯下老男老女跳“伦巴”跳得尘土飞扬。她腼腆地说：同一位教授去过一次，鞋吃不消，新高跟鞋进去就成旧的了。
我满意话题总算离开了我爸爸。
她却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同他去跳舞么？因为他读过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说，我问过很多人，没一个人知道你爸爸写过“自己的”书。你四岁那年出的，后来运动来了。“反右倾”来了：贺一骑来了。你爸爸，唉……
我赶紧岔开她，问教授是否秃头。我说不秃就好。却是再岔不开她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所有近况。基本真实。她逼我再讲一遍。我无滋味透了，乐呵呵说：书的确快出版，去美国的作家访问团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我说还要和宋峻继续离婚长谈，非走不可。
一个人了。我可以漫漫无际地走、想。可以买串搪葫芦，啃，东张西望。五颗山碴果里三个有蛀虫。我想到贺叔叔刚进城的年代，女学生们用口琴吹苏联歌曲的年代。
然后，手风琴奏阿尔巴尼亚的“万岁地拉那”和朝鲜的“万井台之歌”。都那样，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场，真诚地相依为命一场。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无聊的样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砖块上。存心让无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险峻。似乎城市到处有在拆或在盖的房子，大楼。大车小车都走得慢许多、到处有我这样乱走的人。知青们自作主张地从农村和边疆撤回城里。游魂一样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纪，自己也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任何事发生：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不知望着我的那以眼睛从“丰田”卧车的茶色玻璃后而来。我不知贺叔叔那样感慨万般地看着啃糖葫芦的我。车到我跟前了我才发现是他。他在平开的窗后对我笑笑。我手里还剩一个完整的冰糖山碴果，鲜红剔透，不知心眼是否蛀虫，他叫司机停车，叫我上来。
我嬉皮笑脸把剩的那颗红果子往他嘴边一杵：吃不吃，贺叔叔？
你不知他看着我的眼睛。就是“此生是没办法了”的那种眼睛，那种笑意。皱纹、白发，那么好看，就是“但愿有来世”的那种笑容。我拿着最后一个红果子，它在弹性的竹签子上颤颤悠悠；我让他看到这是最大最红却是最后的一个。当然我们谈的是某某最新的一篇评论。说的是我在学校的他在省人大常委交椅上的所见所闻。
车到我爸爸住的那幢楼前，停了。他为我开车门。我颠着戒尺一样的竹签子，上面是最后的红色果实。我搀扶他的右臂，半倚半偎地来到我爸爸门前。别忘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素来的辈分，依偎，搀扶，触碰。
我的继母把我们引进去：她鼻侧有条浅浅墨痕，显然在替我爸爸校对稿子。我爸爸倚在铺着狗皮的藤躺倚上，身上架块板，上面搁着纸墨.，从他胃被切掉四分之二后，改为这种写作姿态了。贺叔叔喘着叫他别动，躺他的。两人都在我眼前老下去。
继母端来了茶和一盘削好的苹果。苹果斑剥锈迹。他们的钱只够这水平的生活。贺叔叔说：李胖子说三个月以后保证出版。
李胖子是出版社长。
我爸爸说：妈的他事最多！中央来个文件他就要我改这改那，掏两块钱买瓶麻油来，叫我把第九章全拿了！
贺叔叔叫我爸爸放心，第九章一根毫毛不用动，出了政治差错有他贺一骑。
一抹儿冷笑从我脸上“嗖”地过去。贺叔叔也给冷了一下，朝我看看。
贺叔叔说：你老兄想出国访问，直接跟我提嘛。……
我知道这是个待遇问题，跟分房子差不多。不过你去跟文化部写信请求……
我爸爸糊涂了，瞪大眼说：什么信？
贺叔叔从衣袋里慢慢抽出一张信笺。他说；他们寄回省里来了。
我爸爸看着那三行与他毕肖的严体小楷。脸红得像雄鸡冠子，眉毛头发全竖起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信？清求出国？我稀罕？！我父亲的三个妹妹都在美国，我稀罕？！
……他又看一遍信，发现第一遍漏看的一行字“鉴于本人文学创作的资历，（与贺一骑合著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
他太阳穴丘凸出一道霹雳形状的紫青血管。他从狗皮躺椅子弹起，说；我怎么可能去讨赏？！
贺叔叔说：你老兄激动个啥！知道你清高，不来求我，一辈子不肯求任何人。我了解你；还有比我贺一骑更了解你为人的吗？不了解你我能帮你？没我帮你你去年离婚能那么利索？我气你在哪里——有话你该先跟我说，写这种信！又让我措手不及！
就在我爸爸给贺一骑的第二个耳光在他身心内即将成形时，我及时中断了它。
我插到他俩之间。我说，是我写的。我面带那种表情：这世上原没有任何大事，起码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再也没有了。我说：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作家集合起来去美国赶一回集？跟去淝西赶集有什么两样？！
我爸爸愣住了。贺叔叔想把它看成一次“胡闹”，再次笑笑，却没笑出来。他隐隐约约感到我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局外。
我爸爸语不成句：你怎么可似……伪造我的……？
我笑嘻嘻地说，你伪造了我啊。
我对贺叔叔说：我爸爸投奔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口袋里有张去美国的船票。误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给他写信，说要送他一张机票。他说那张机票不能再作废，给我女儿吧。他不想去美国，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这里的事都停了：写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语气，贺叔叔仍是听出了意思：该是还清的时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该是给他些公道待遇的时候了。该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了。接纳他入访美代表团，仅仅让他感觉他没有白白误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笔笔从日历上白白勾销了。他该得到一个起码的名分：一个中国作家，尽管默默无闻。
我想贺叔叔从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断出找的真话。
你看，我们共和国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早已习惯去听那些没被嘴唇和舌头印制出的词句；那些真实言辞唇齿是无法亦无力铸造的，它们的锋利形状，精准意义全在你的听觉的接受力之外。
后来的事就全是“据说”了。
据说一天贺叔叔在他那副省氏待遇的小楼里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推荐的一位访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贺叔叔说，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么文革，哈哈哈。电话追问：听说他在批判斗争大会上跳上台，当众打了一位著名作家；听说他和那个著名作家一直关系密切。贺叔叔说：有这事？电话说：听说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贺叔叔沉默一阵，咽下很重一口气和唾沫，一字一句说：没有的事。
电话坚持追查：你文革中没挨过打？不是打断你、一根手指。
贺叔叔说：打我的人不少。哪里记得清呢？
电话不依不饶：不是说你挨了你那朋友一耳光之后，差点儿自杀，就是裤带不够结实？
贺叔叔咬牙切齿，说：没有的事。
第16章
半年后我爸爸接到出国访问的通知。
兴奋了一阵，摸不着头脑了一阵，他新夫人开始拿着随信寄来的二百元“置装费”跑布料店，扯料子给我爸爸做出国行头。我爸爸有一天拽我一块去路灯下看老头们下棋：其实这已成了他惟一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对我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不出国了。
我问为什么。
他看着一个老头“啪”地一声落下棋子，说：我有什么作品啊？一个人管自己叫作家总得有作品吧？
我说：谁比你写的多？
他自顾自离开那个棋摊子。装束同街上任何一个老头都差不多了。曾经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全没了。那种飘洒和愤怒，都没了。头发也不卷了，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卷。处处可见他在我继母手下的服帖。在贺叔叔和世俗以及主流社会的主宰下，他渐渐有了一个渴望：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再不要惹是生非，背叛成性；他只要安安生生做个正常的人，其次，有个正当职业，叫作家。
他心平气和地对追上他的我说：老贺的心他领了。因此他更得帮他把这部小说写完。
我按捺住自己的勃然大怒。嗓音如今天在美国学生面前讲中国当代文学那样无关痛痒。我说：爸爸，你们还没完？
他听不见我，说他自己的：老贺他一直很讲义气。不过呢，我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作家？人家问起来，我写了几十年在写什么我拿什么去对答？我把老贺这本书修改完就好好写自己的作品。还有几年，还写得动。
他倒是对替人作嫁，一笔勾销的几十年潇洒慷慨。他鼓舞我地笑笑：等我写出一部好东西，再参加作家代表团。我在你出生前就有一部好作品要写，大作品！你不信？信？
我笑笑。大作品。他站下来，等他自己的呼吸跟上。
他穿着不伦不类的白旅游鞋，无风格但很新的灰外套，两只脚还是歪着，忍受着过去和未来。忍受那一点儿没办法的无耻。
书？出版了。像百货店出来一批雨伞，粮店出来一批挂面，正常，谁也不大惊小怪。挂面很陈了，雨伞也过了时令。那类小说人们一看就说：又来了，不就是文革中挨斗坐牢妻离子散？
没有。他中风了。贺叔叔从哪点看都不像个突然倒下中风的人。只摔了一跤。
在书出版的两个月以后。
我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他了。在忙着办出国的繁杂手续。告别故土是个非常冗长的过程。最难最沉重的部分是告别他。
还是去了。特意扮成个喜洋洋的模样，买了两罐时髦的浓缩橙粉。我知道女区委书记来尽了一星期为妻义务，刚刚离开。
不是医院的探视日。护士长叫两个护士撵我下楼。我说我从很远来的，她们说从美国来的也不行。病人都在午睡。我最后请她们把礼物代病人收下，踽踽下楼去。她们以为代收礼品意味我放弃纠缠了。我却很快回来，穿过午睡中充满深沉鼻鼾的昏暗走廊，找到贺叔叔的军人病房。
床头一个输液架，淡黄管子里的液体走动着，连着他松松搭在床沿的手。那只手很大，没有黑斑和皱缩的皮肤。它若醒来仍能给我最温暖的抚摸。它还透着少壮。他尽管老了却还有种少壮的气质。
大约三四分钟。
只看见他的气色、气质，那只手。火车那夜抚摸过十一岁女孩的手。
我跟他已圆满结束了。走出那走廊，这个始终暗暗在为我的童年和青春作伴的男性就真的过了时令。因为他那暗中伴陪，我从没真正陪伴过宋峻。
泪如烈酒一样在我眼中作烧。完了就好，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却没完。在医院大门口我忽然碰见一个人。一身草绿，脸膛黑红。是个中年军人。那种来自边疆缺人烟地区的懵懂目光，那种横冲直撞和开朗眉目。我一下子认出他是谁。他是我童年见到的贺一骑。我心目中永不泯去的少壮的贺叔叔。
他被这个三十岁大几的女子叫住，回过身。宽肩，没有他父亲那样的高度。却比他父亲挺拔。他当然不知我是谁，正如许多人不知我爸爸是谁。他紧张地微笑，听这女子问：你是来看你父亲的吧？他不知这女人脸上的红晕是怎么回事。那深知内情的笑容是哪里来的。瞬间就有半个世纪的熟识。如他父亲当年那样走近我父亲。我向他伸出手：说自己是谁准准，他装着知道，笑得越来越放心了。他伸出贺叔叔的手掌——年轻未残的，宽厚温热的，把我整个的握在里面。我告诉他现在护上们撵人如撵狗，还是等三点钟午觉时限过了再去吧。我说贺参谋长，我常听你父亲提起你。从你十八岁当兵，成养猪模范，致你进步兵学校，娶妻生子。
他呵呵地笑起来，还原了那个带我去上海的贺叔叔：
他有点无法招架这个眼神复杂的女子。浅蓝的连衣裙是泊来品，紧贴胸腰，半点曲线都下瞒他。她是为冥冥中一场邂逅而穿扮的。她还算有看头吧？无论如何是他经验之外的女性。
那个握手持续了很久。
他说现在才一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上哪去消磨呢？下馆子也不能下一个半钟头哇。
我说：我带你去走走吧。
他给吓着了，一脸不合适。我笑着说：你父亲就跟我父亲一样，走吧！我手里已有了证据：那本书。汉砖一样。我一直背在包里，为一个仪式的完成似的在读它。书上有他父亲和我父亲并排的名字，A角与B角。我手指点着两个名字说：喏，他是你父亲，他是我父亲。
他“噢！”了一声，险些惊飞一马路悠哉的人。又抓起我的手握一回。
十分钟后我和他在那个环城林带中。他已脱了军衣，口衬衫透出红色篮球背心。他不知道我和他父亲在一个夜晚踏过这里的草，触碰过这里的枝叶，撕裂过枝叶间的蜘蛛网。我同他父亲，臂膀贴臂膀走过这儿所有窃窃私语的树影深处的情侣。所有潜在暗地的情侣曾也视我们如情侣。像今天一祥，所有枝叶最茂密的地方，都不空虚。
我侧转头来，看着贺叔叔最动人的年代。同瓜棚里那个成熟、黝黑的贺叔叔一模一样，体嗅也那样微带油腻。
他的左侧脸颊上有粉刺留下的浅坑，脖子上也有一些。我的手似乎已出动，去触摸年轻的贺叔叔的这一侧脸颊。它的毛糙使贺叔叔回到雕琢和凝练之前。疤痕总是先于光整的皮肤感知任何触摸。它们先变了点色，难以察觉的蠕动着。他不得不向我转过睑，阻止我的目光再触摸下去。他母亲的眼睛和眉毛，他父亲的鼻梁和嘴唇。但贺叔叔的少壮形态完整地附在他身上。你甚至看不见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晚；远处还有一两声冷枪，在击毙逃跑的俘虏或某个哨兵警觉得抽了风。仗打到一半的那个晚上，他的父母如何把相互的神往输注一处，蕴成了他的最初。看不见他强悍的母系来源在他身上怎样就让怯了，只剩了那榆叶儿形状的眼睛和略焦黄的眉毛。所有对他神态动作支配的，是他父亲。他用他父亲的眼神看看我，但假装看的并不是我，是我这一侧的风景。然后他以他父亲的笑容宽阔地笑了，说：我们往回走吧？快三点了。
什么都是贺叔叔的；转身、甩手、步伐。眉宇间的纯洁。在瓜棚里偶然出现的，却是滞固在他这儿。那在瓜棚时期回到贺叔叔身上的质朴，在他身上是定形和永驻的。
似乎本末倒置，他是贺叔叔的原版。
怎么就走进树枝封死的地带。他说：没事，跟我来。
我头上沾了蜘蛛纲。他替我撕下去。那种熟识真不可言喻。我抱歉带路带得那么糟，他又笑，跟我走吧。
他和我相识相知，什么过程都不需要。不需要介绍和手续。年轻时代，原版的贺叔叔明白这女子肯定有什么心病，有讲不出口的感情。她对他父亲的感情他在猜测，在猜透之前他已深深感动了。她几次在讲到他父亲时都是噙泪的。那份深厚和复杂使他感到一个很长很乱的故事。
他说：你和我爸爸相处的时间比我跟他长多了。比我妈跟他也长多了。我跟我妈，其实一点也不了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