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给系里那架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钉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你过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睑。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祥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调解处，已有一年了。
一个女人已经溶解在他生命里，他怎么会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达尔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达尔文那里，是甜美的。在舒茨那里，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决定它是苦的。
对，是我出现的那一天。他这样说的。
我们的面谈延长了三小时，就是那一天。
我对他，相当好感。两个星期后，他第一次请我吃午饭，后来是晚饭。后来晚饭桌上有了蜡烛。烛光使我们脸容和神态意味深长起来。
不爱他。但这份不爱不是时时刻刻很清楚。
我不甘心不爱。偶然地，我会刺激一种亲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们不相爱”这个现实时，我对他忽然爱恋起来。
这样：我们装订完了三十本书稿。忘了告诉你，这是他的办公室，窗外有湖，湖上来的风带形状带棱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电脑搁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余光能纳入一点湖色；或者说，湖色太亮时，便会入侵他的眼睛。写字台很大，拐个弯，是系主任该有的那种凌驾之势。它的对面有两个沙发，给来谈自己各种麻烦的系里的教授坐的。还有我这类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块干了的三明治，给两排牙齿轧成一个凹形，如同牙医拓下的牙齿模型。清扫工推着车，一层楼一层楼地逼近。舒茨拿出酒来。
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的警语。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个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
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注：美国著名歌剧女演员，五十年代第一位在《阿依达》中扮女主角)的辉煌。我爸爸那么狂爱音乐。在他十四岁时，主管音乐教育的神父对他说，孩子，放弃吧，你耳朵的音准很坏。
从此入们见他狠狠颤动腮帮，那是他在内心奏乐，在内心奏得惊天动地。他在我妈妈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们的耳朵，常会上不沾大下不占地来大半个旋律。那是他内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纳。
他结束了第二杯酒。电梯上升的声音响了许多。
我心里敬重这个人，感激他为我与妻子去婚姻调解处。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毁掉他的生态平衡。他是那种学者：可以把别人原创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并不去原创。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对一切无所求时悄悄上升，成为爱。在他和我为一个概念争执的时候，或许，在许多人在场时他淡淡地隔着人丛向我一领颌，有一种骨血亲情才有的淡泊。我在类似的时刻会意识到我们间颇美好的内心往来。我总是在系里每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会上，远远地，让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楼的学生教师撤光了，清洁工推着工具车一层楼一层楼地上来，我竞让舒茨找见了我的眼睛并让他许久地掌握着它们。这是不意中闯下的祸。根本不应该接过酒杯。在他打开脚边的柜门，一摞文件坍塌出来，他的手搆出这瓶一九八八年的红葡萄洒的当口，就该道个别。
倒不是特别怕闯祸的后果。车窗把小站上的灯光甩人，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从窗缝进入。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该怕什么。我们恐惧着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是怕刀，是怕我们心底下以刀去伤人或自伤的秘密向往。恐高病不是恐高，是恐俱我们天生具有而从不被认识的堕落欲望。或让别人去堕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涧里投一块石头，听着那坠落的经过，最终听见一个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坠进湍急的涧溪。你感到释然和缓解。不知哪儿来的一阵兴奋，一股压力，让我急于知道事情会不会被惹大。我见车窗外的白光浪涛一样打在他脸上。那是我信赖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爱慕他，这不是十一岁的女孩子可以选择的。
灯光把全部的阴影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一个人经过死亡的形状塑出来了。
我推脱。酒杯很玄地在我们的挣扎中倾过来倾过去，他一把取缔它，搁在身后的办公桌上。人们第二天会看见银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红痕迹。他发出“嗯？嗯？”的轻柔诱导声，征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结束在清洁工走进来之前。我穿着及脚面的长裙，裙裾拂下来，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后取下衣帽钩上的大衣和围巾，我突然决定不与他同路。
这之后的同路会一塌糊涂。我急匆匆走过处处有烟头灼眼的走廊地毯，走过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灯中发出回声，他喊着我的名字追来。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围脖。
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车轮子轰轰地辗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问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捺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刷……”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了：电梯门外是个昏暗迷乱的巨大场地，堆着许多年许多年的垃圾，层层叠叠的残疾课椅。我们都没想到这幢楼会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俩才想起捺键钮，让电梯载我们回升。
如果时间到了请打断我。
已经过了？……
你太体谅了。
好的，我一定。
差点忘记——你让我记下的心里闪过的念头。不全。
我画得很糟。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
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
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亲密”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
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排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动作家”。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的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措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钮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就是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
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找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宾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仁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左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_上，让它聋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
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休。
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涵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扒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
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捺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梯阶，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己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他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做“捆耳光”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的，反应断在那儿。
贺叔叔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头偏了一下。像是看着那一巴掌打在别的人或别的物体上。过了一会他才逐渐弄清，被打的客体正是他自已。又过一会，他才抬手去摸被捆的那块面颊。他不是因为被捆痛，被捆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逻辑、头绪来。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个耳捆子存留在那里；不管他会不会忘却和原谅，它都永远存留在那里。不摸他绝对不相信它会从他最信赖最不可分离的朋友那儿来。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看见贺叔叔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点点天真，来自自信的天真。它们就那样看着我爸爸，像是说：你怎么啦？
耳光还在初夏黄昏的空气中一圈圈的扩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荡开，贺叔叔就那样看着我爸爸：
你到底怎么了？
我得承认，贺叔叔眼睛里的其余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对权术的通晓。是双厉害的眼睛，表面上有着农民温暖的笑意。它们正是看透了人的弱点而能做他们的领导，发挥他们的长处，最好地开发他们的长处。看出袒护和娇惯人的短处是开发他们长处的始点。因此，它们宽厚地审视人们的短处，给予悦然的默许。
贺叔叔摸了一下脸颊：没有口角流血那种电影镜头，只是微细地泛起一层耻辱。
第06章
现在来看看我爸爸这只手。文弱、细长，一向是我妈妈替它们剪指甲，许久前。那中指内侧出现一条浅槽，笔杆压出的槽。渐渐，槽的形状定了下来，变成一个永固的曲扭。当我爸爸在八寸厚的稿纸最下层写上“终稿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这行字时，他的右手和左手已很不同了，似乎大一些，梗起暴突的灰蓝血管，显得那样易感易怒。
四年。
我爸爸隐身在两个书架形成的隔离中，一趴四年。我妈妈没有进去为他擦过桌子，因为桌面太小，铺了稿纸和贺叔叔的笔记，就没什么面积可落尘土了。一盏十二瓦的日光灯管日夜都亮，爸就那样趴在乱哄哄的小桌上。有时桌上太满，他就把烟缸和茶杯放在地上。十二瓦的日光灯让你看清他写下的每个字，但每看清一个字你的瞳仁都是一个抽搐。他在那隔绝中干咳、冒烟、吱吱地扭倚子，有时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写出一地纸团子。有时他不出来吃饭，不出来倒烟缸，茶干了他就把茶叶全嚼掉也不出来添水。最后出来了，脸色和十二瓦日光灯一模一样。告诉妈妈他写了多精彩的三行，这样的文字写下去会了不得。他在这个时候顶天立地，灰白着面孔在家具丛中高视阔步。
像个聋子一样嗓门特别大，根本不听别人说什么。眼睛空空的，是海伦娜时期庙宇雕塑的王者的眼睛，空缺的眸子成了那种宇宙式的目光。
这个时刻他什么都不计较。我可以多要几角钱去游泳或买冰食，妈妈可以乘机搜查他的信件，看看是否有女人笔迹。这个时刻，之于爸爸，生和死都是小事。
这样的四年。完成了。八十九万字、厚重的三大卷。
封面给你壮阔的感觉，的确是时代之作，深红底色，如静脉之血，书名是《金色狂草》。再就是贺一骑三个字，黑色，方正重大。不愧是名设计家，爸爸说。他以那只血管暴突略略曲扭的右手抚在深红、金色、黑色上面。像农夫抚着自己的上地，田野和禾木。一个已把土地割让、出售了的农大、还像没有作母亲名分的女人把私生子一遍遍摸着？
贺叔叔没有注意到我爸爸那种内在的抖颤：他说起书引起的种种重大反应。他没有看出我爸爸的心情，那种寡妇把不可正名的婴孩永远寄托于人的心情。也许他看出了，却只能由它去。
贺叔叔是在吃了一耳光之后才明白，那四年如何在我爸爸的生命中被勾销了。
我们还回到这个粗糙的舞台上——风刮着两侧高高的毛笔形的白杨树，之间的白纸标语刺啦啦作响。
我爸爸的右手正在那记耳捆子的归途上，五个指尖为余震所麻木。贺叔叔的左一伸向脸颊，去核实。我爸爸看着贺叔叔的眼睛，那么创伤的目光，像是一个人在全力迎击扑面而来的枪弹时突然从侧面或后面中弹，子弹发自于如此近的一个枪口，枪后面是他自认为已永远盟结的人。
贺叔叔的眼睛一刻也不离牙我爸爸，要双方一同确认那证据。我爸爸突然明白他再也收不回那只打贺叔叔的右手。
再也无法使手指的震荡平息。他永远别想把耳光从这只手上洗去了。
他没有发言，批判稿自自待在他外套兜里，白白浸了他的手汗，他打完这记耳光，完全迷失了行为的方向。
完全被贺叔叔那伤透心的一瞥目光弄得智商降到零点。根本没有听见不少人为他这个耳光鼓掌。人们把它看成奴隶起义。我爸爸，一个反戈的英雄。
我爸爸也没有看见台下更多的人由意外转为鄙夷的目光。那些人开始同情受如此之叛卖的贺一骑。我爸爸两眼昏黑，什么也无法看见。他为自己身心内突然蹦出这么个不属于自己的行为而茫茫然、台下上千张脸，台上白纸黑字的巨型条幅，斜阳沐浴的红砖楼房上鳞甲般的一层层大字报，一层层背叛和起义，一层层人寰颠倒更迭，都在他眼前成了水底景物，变形、蠕动，柔和地将彼此色彩形态渗成一体。
是的，我爸爸眼里涌起泪水。
为自己四年中消散的年华，和蜷伏的自尊。为他那份报答：他和他的妻他的女儿原本也不配享有那四年的风调雨顺，只是因为一份格外的恩宠和袒护。他还为自己突然从背后向朋友开枪；为自己人格中突然显露的卑鄙。我爸爸为这所有的颠来倒去而痛苦得噙满两眼的泪。
他没有看见我的面孔也在那上千张面孔中。路两头的交通彻底堵塞，卡车已被人占领而变成镣望台。他眼睛的焦点定在楼前那个永远也不完整的巨大塑像上。塑像这时分是浅红的，全都浸泡在沉淀的夕阳里，那样巍峨而混沌，潜存着成为各种人形的可能性。那庞大的朦胧是个尚未定形的巨型胎儿。巨型的怪胎。
爸爸的目光终点是王深白要以毕生去使之成形的塑像。但我肯定他没有看见它。他急于走出这里，这个现实，去拭掉泪水。太窘人了。那么凌然的叛变之后竟流出泪水。
贺叔叔站立在简陋的舞台上，看我爸爸如何收场，下台。他目送他的背影。目送一只风筝从自己手中的线轴上挣脱了，就要飘走。他的右领上留着爸爸的五根指痕，任所有人参观：他成了落井人、落水狗；目送爸爸向后甩起的外套两襟，看着他长年伏案而形成的驼背，以及他自以为挺起胸实际只不过份着瘦削的肩膀。贺叔叔看着我爸爸越走越远，如同古道上看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友人。
他是伤感为主，还有失望和侮辱。我爸爸，他以为是他一辈子的朋友。
我本来已打算随我爸爸一块离开。可我突然感到我不能与他为伍。他可以在任何场合给贺叔叔耳光，那将只是脾性上的过失而不是人格的败笔。他完全可以在贺一骑春风满面捧着刚出版仍带墨腥的长篇小说来我家时，在贺叔叔将一张定期存款单暖昧地夹在书中夹结清我爸爸的四年心血时，打出那记耳光。他还可以在贺一骑不断把他召到食堂的屏风后面，工头一般对他的写作蹙眉或欣悦时，掴他一记。甚至于，在贺书记提着十斤白米、两根猪大肠来救济大饥荒中微微浮肿的我们一家三口时，给他一下子。
总之，我爸爸可以打出这一巴掌的机会很多，他一个又一个地错过了。失去的机会使他越来越窝囊，越来越弄不清他与贺叔叔的这场友情是什么东西。弄成这么个局面，准也无力收拾了。
是的，羞耻感。
我爸爸的行为让我无地自容。完全是低能动物的虚张声势，趁着强大者的伤残和绝境，突然扑上去，可怜和丑陋。贺叔叔本来不应该那样强大，却被我爸爸那卑小的一举反衬出伟大来。
我爸爸从他十五岁的女儿身边走过去。他的女儿给他让路，觉得她得离这卑劣的血缘远些。你看，十五岁的少女是惟一见证了舞台上舞台下的一切的人。她是惟一将自己的良知平均分成两半的人：一半给她的父亲，为他那窝囊了几辈子终于爆发的造反；一半给她的贺叔叔，痛心他付出去的信赖和友爱。
你说对了。
我同情贺叔叔。在我爸爸落荒的背影被巨型怪胎的雕像遮掉后，我对贺叔叔的同情占满了对父亲的怜惜，任何人都不该被叛卖得这样惨，不该承受这个形式的反目。贺叔叔的发稍忽然一层灰白，面容也一层老态。留在他左颊上的，是我父亲丑陋的手印。
真对不起，我忘了时间。
这是你要的清单——所有在我脑际闪过的想法。只可能是一部分，因为许多时候我无法中断正在做的事情，比方：讲课，交谈(有时我会边谈边潦草地记一两笔，之后再规整)，晨跑。
过分乱，只能是由我念给你听，如果愿意你可以手记。
准备好了？
他(舒茨)瘦了，要想个办法避免和他单独碰头。
我爸爸上封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得尽快回去看他。
街底回去，不回来了呢？(这个怨法很令我温暖。)我怎么敢说这些？说英语反正是不知深浅的。
其实在当时我并不反感你和我做爱。别用这种腔调。
我可以告你性骚扰，因为你是我的上司。撕毁的那封推荐信，我该把它保存下未。
贺叔叔摔了一跤。和他告别的时候。他舌头有些大。
没有后代。没有后代会是什么后果？是不是找个人，作出个后代来？太晚了。电视上那个女人四十八岁生了头胎。原来这些焦灼是没有孩子引起的。先有个自己的孩子，再去找人结婚，找这个老头吗？随便。原始部落的男人往往在与一个女人结婚之前把她同前夫生养的崽子都杀掉。从他们到你(舒茨)男性必须掩饰的大多了。
宋峻怎么会变得那么贫嘴呢？和我恋爱的时候他多不爱开口啊。同他的婚姻还是不错的，离婚竟然发生了，他看电视，我打毛线。他去踢足球，我去球场硬叫他回来吃饭。还是快乐的，我们坏在了哪里？没有信仰，我和他都对婚姻没有信仰。这个婚姻无益处，也无害处。起码宋峻不肉麻。怎么就结束得那么漂亮。
宋峻宋峻宋峻。
一年零九个月没有一个字来过。和新婚的妻子，又要过成他和我了。
我天性上的弱点啊。
警惕我爸爸的毛病。
活下去又有什么不同？
糟粕怎么办？由谁来打扫清理？到八十岁再死就免去别人处理你这摊糟粕了吗？那时候他们处理起来怨气会小些。现在是你在制造糟粕，那时你被制造成了糟粕。在我没有想好处理方式之前，我不去找死。
我的心理医生说：急什么？反正你总可以晚一点杀自己。先试试，不行再自杀也不晚。
他这句话倒是让我“退后一步，海阔天宽”，让我有恃无恐。
要打个电话给他，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吗？现在？现在。最好碰上留言机。算了。可以写给他。别留下字据。
看他的关切会不会深下去。
他猝不及防地问我：你说你从十一岁到十二岁发生了很大变化，肯定是发生了计么。你能记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吗？他像个私家侦探，已抓住了疑点。我撒了谎，我以后会更正。
我同我的心理医生说的，有多大比例的谎言？尽量别撒谎，否则不是把诊费白花了？
这股味道是什么？是番茄鸡罐头？真的会闻到意念中的气味，记忆和嗅觉，谁储存了谁？
贺叔叔我这生是忘不掉了。
其实不常想到他。英文把他抹煞了。他和中文的我连着。在底层，没有语言的深部。
没有太多的人能承受我的恨。恨是伟大的感情，谁配我的恨？必须是伟大的人。绝大多数人不配你的恨。
贺叔叔的五官，给灯光概略了，像一张潍坊剪纸。眼梢、眉梢、嘴角，都是吉庆。抱着刚出版的三大部头小说兴冲冲地来了。爸爸和他都喝了酒，从高兴喝到沉闷，俩人都不知怎么了。妈妈夺下爸爸最后半盅酒，贺叔叔失手打翻自己的酒，俩人郁闷地散了伙。我爸爸在贺叔叔走后翻开书，手指殷切却又不让我们看出殷切。果然看列书页深处夹了张定期存款单，上面是爸爸的名字。料定会被蛰痛，忍不住还是要去碰，果然给蛰了：我从来不知它的数目，爸爸不可能给我看见。它是用来收买我，还是我爸爸？
乞妇的儿子，把乞与施变成了人世间的第一对关系。
我发现自己坐在带壁炉的餐馆，对面坐着字质地优良的纯棉高折衫的舒茨教授。桌面上摊着四张纸：他为我写的推荐信。电脑印刷机把一切复好如初，印出崭新的四页。原来他可以一次次撕碎它，同时使其再生。顽强的自我复制，更替和繁殖，一点痕迹也不见。存款单上的数额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不管它大还是小，都是奇辱。
他脸上亮起一个微笑。
我说：谢谢你。
他说：你说什么？
我原来说的中文。
我没有足够的体力说英文。英文必须是那个年轻力壮的我说的。我讲中文是退休，是退化，是我向孩提期的退化，如同成年人吮呷棒棒糖，挖鼻孔，以此类行为来减缓作为成年人的压力，我没有体力做成年人。我的力气只够好好把这餐饭吃完。
别逼我讲英文，你要面对一个成年人的。年轻气盛，操着正值十八岁青春的语言，依仗不知天高地厚的率真。
你得面对他。
让我退化。既然统治欲，占有欲，竞争欲，几乎所有对人类历史进展发生影响的欲望都是朝着孩提期的退化，如同啃手指，呷棒糖，挖鼻孔，是成熟向幼稚的心理退化，请让我也退化。让我讲中文。你不必全听懂。不是谁都不企图去懂婴孩无字的表达？
发怒也是退化。我发现自己在发怒。
你怎么不对我吼回来？我得不到正当反应。舒茨不参与进来。我一个人打球，那边不接。我说他利用职位欺辱女性他还不接。
发怒就像泻便，憋得绝望时出现了个厕所，就着茅坑长舒一口气敞开自己。怒得厉害，就便感强烈，带着腹痛、压迫、肠子乱拱，因此也越发刺激、痛快。但假如发怒的对象不给你强烈的对杭，排泄只是温和的，不遇任何阻力和抵杭的，均匀地进行；整个肌体不被那种反作力震撼得冷噤连串，发怒的快感等于零。
他说了“不管怎样我是爱你的”这句话吗？
我用我孩提期的语言说他占我便宜；就这点权力，你还想怎样。
占便宜也是心理退化的症状之一。如同侵略性一祥，如同相互拭杀，白日梦，食之过量，手淫，都是由成熟向幼稚，由成年向孩提的退化。
一个人有些不甘心。他离开已有一个小时了！
记忆像潮水一样退去。
有一点盼望：他忘了东西，帽子、手套，或者公文夹，回来取。我可以好好告诉他。我那个英文的性格已附着在我身上，我有了做一个成年人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他一、二、三、四，我的损伤究竞在哪里。
地土是那封推荐信，是我撕的，这回。破坏东西也是心理退化。弗洛伊德列了上百种心理退化的症状，还有迷信和看恐怖故事。
文化大革命几亿人一同干的，砸碎这里那里，你打我我打你，听、视、制造恐怖故事，仿佛是整个民族向幼稚退化。就像希特勒，政治生涯中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严重的心理退化，凡事都拒绝成年人所应具的能力。整个战争，屠杀是因为几个人的严重心理退化。这样的结论令人好受些。
不要审判他，医治他。
医治从哪里下手？这般辽阔的退化。
情愿它是退化：大标语，破四旧，迫害，人人都带有攻击性。不投身到集体的恐怖中去，是没有安全感的，退化最终是寻求安全感。把别人致伤、致死，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安全感。突然跳起来，给人一个耳光，仅仅是图那点安全感，红旗的海洋里，沉浮的原来都是些不安全的心。
你全用笔录下了？
还有十分钟，我今天早些走，因为我不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锁门。
留步吧。谢谢。再见。
我收到了你的圣诞。谢谢！
真抱歉，我忙得连上街买卡的时间也没有。怎么也该给我爸爸、妈妈寄一张卡。
谢谢。她还好，比我父亲稳定多了。他们离婚之后倒是我母亲渐渐稳定下来了。
我没告诉你吗？他们离婚有十四年了。
我妈妈，她是个可爱的女人，比我起码天真十五岁。
她演歌剧，后来调到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到文化馆工作。她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个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觉。
很快就发觉了变化。像你一样。我妈妈把时间、地点推算出来，问我：暑假里你在上海怎么了？(你问我：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其实我丝毫变化也没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来。同我并排躺着，问我这个那个，但她问的绝不止那些，绝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马上不愿她的身体挨着我。我说我困死了，别挤我，蚊子该进帐子里了。她开始用一种我两三岁时的语态和我说话，哄逗我，反过来也让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后颈上。她的目光也热乎乎的在我背上；顺着我侧卧的肩膀、腰。明显耸起的髋部直打量下来。骸骨已向广度扩展开来，之间的容纳在丰厚。表面无变化的腔内，一切都在苏醒。
她间：我请贺叔叔在火车上照顾你，要他督促你洗脚，他督促你了吗？
我用粗嗓门说：那么大个人要别人照顾什么呀？
她对这份伴随发育期同来的粗鲁一向不一般见识，但这晚上她敏感起来，指出：从上海回来的我变得顶撞、野蛮。她并不厉声，边理若我的辫子边叹息。声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两三岁的我那样嗔怒地说，你知道妈妈就只有你一条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个时候，没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块剧痛的心病一块活了那么多年。直活到许多年后，我爸爸真的遇上了个女人：对干我爸爸爱着另一个女人这桩事，她从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无凭地怨怪，哭闹。诅咒那个直到十几年后才出现在爸爸命运中的女子。在妈妈惧怕得不可终日的时候，那个女子还是一份完全无形无影的存在。她和我们的存在毫无相干，也没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还在念她的大学，打她的篮球；她是个远远没有开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敌。就像许多年前，我对父母，是尚未开始存在的女儿，而妈妈却为了那女子必定要开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觉太好了，她自己也没办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们大家。
浅蓝色的尼龙纱帐里，我妈妈对我讲着她对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说的名字，它们让女孩子们上当。我面朝墙壁，伏卧，整个腹部被压在席上，她讲她的。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对着我独白，我可以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她流泪，我才说：我不是在听你吆！
听见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从外面回来了。他刚打完一局桥牌。最不怕老婆的一个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来。她抓紧时间结束这场说教。她说，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结束语总是这句，像是真知灼见，含有权威。她从来没有机会去经历普遍意义上的男人。二十岁嫁给我父亲，此后便上了卫星运行轨道。她检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倾”，“消极”情绪。若有，她就在件他寄稿之前偷偷换掉一些词，或删掉一些句一子。常常在邮局那结了一层颇厚的浆糊茧的桌上，拿着那根拴在绳子上的公用蘸水钢笔，在爸爸的稿纸上推敲字句。文章发表后，爸爸总把文章读许多遍，总觉得丢失了东西。有时妈妈手脚动大了，爸爸就骂主编或编辑部，说最有精神的句子给这些人贪污了。他冲动得要去大门口的传达室打电活，请他们把他的名字一块删掉，这样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妈妈在这种时候总是一面拦阻他一面温存地摇头，半闭眼帘，食指竖在翘起的嘴唇上，仿佛在告诫一个稍年长的孩子，别吵醒摇篮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会压低嗓音，放轻手脚。妈妈一句话不说，一直保持那个哑剧手势，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静下来。
她那个优美的哑剧动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分稀薄的睡眠笼罩着我们；就在近旁或无所不在，那个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婴，巨大而不可亲的躺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能惊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妈妈看着我们的眼光，那样温存和压抑，让我们在那无边际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妈妈放心了，她无声一笑。这时候的笑是最妩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后，双手顺理他狂卷的头发。像一个小女孩颇有兴致地玩耍杂碎的毛线。她说：我看同你的原稿没太大区别呀。
我爸爸说，对于语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没区别。狗皮袜一子，反正一样。
妈妈从来不在乎爸爸对“低下趣味”的暗示。从来不觉得失面子：爸爸把头再从她手指下移开，厌烦得要爆炸了。还得说教下去：好赖你的文章发表了，让人看见你还在这儿，没给送到什么地方打矿石去。改几个字有什么呀，把我们家的户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随便写得多高级，还有人登吗？
我爸爸坐在那里，喘息从粗到细，慢慢变长变深，变得像入睡那祥均匀而带着微微的鼻鼾。贺叔叔到达之前，他一次次从政治倾覆边缘无恙回归，无功无过，无形无嗅地消磨年华和才智。一直到他写出那篇八千字的杂文《儿不嫌母丑》。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报，两天后又去一趟，如同旧时信差，坐在主编室外，把校样等到手。一个标点都不妥协。
我妈妈知道时己经晚了。
同一篇报纸上就有了反击文章。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开，被人们半句，半段地拼镶在他们的文章里，被截断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后果已大得无法吞咽。无论是我爸爸，还是一切企图为我爸爸开脱的人。比如：贺叔叔。
他在这个局势中认识了我爸爸。
我妈妈恳求了他，去找那个刚调来的党委书记，你要女儿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凭着她奇特的敏感。
对，非常了解我父亲。他的本性。只有我妈妈知道这个本性。知道它时时刻刻地被压制，被压制成爸爸的好脾气、大度、与世无争。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会给贺叔叔一个大耳捆子。一份日夜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宠和主宰终止在爸爸恢复的本性中。那是彻底的无拘束，是对一切权威疯狂的反感。
是两扇书架后面连裤腰带也不想要的那个生灵。
让我们看看：这顶天蓝色尼龙蚊帐里躺着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和十二岁的少女。
第07章
一九六四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熄，一会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作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跋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〇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秉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
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茨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过剩的悲天悯人，政治行为的笨拙，她需要这一切素质。似乎社会和这类人之间总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唤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种戏剧假设中，她总在救死扶伤，总在以她单薄的灵肉抗衡无形而巨大的势力。于是她感到整个生存有了种深度和实质。就这样一个温柔和自我感觉神圣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细腰、塌塌的肩膀，小户人家的那种勤劳和周全，细碎的对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还有最有忍受力的小业主阶级那种对生活不衰的兴致。她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给家里背回一袋黄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过来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来，后来的几个月，我们餐桌上的黄豆炖猪脚她从来不碰。我和爸爸都愤怒地大吼：谁要你把脚掌走出血泡？！谁要你省给我们？！……她就那样忍辱负重地笑笑，谢绝平等。这类栖牲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只需我爸爸、我对她的牺牲领情，对负欠于她这桩事实认账，而已。
自信，充满力量，如张开翅膀的母鸡，身心内是上下几万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偿还，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使你欠她。
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是十几封信的开头。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有一封信问：
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一九四四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钱的。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做“待遇”：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贺叔叔很少锁门。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见茶几上有几杯剩茶，还温热，他也从来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们是谁。他若见到扑克牌摊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里待过。我爸爸常独自玩那种牌戏。一时没有结果，他摊着剩局在茶几上，贺叔叔从来不去搅掉它们。他晓得我爸爸还会再回来，接着局势玩下去。他对我爸爸所有的习性都接受，却从不沾染上。
贺叔叔回来的时候我正提着他的暖瓶下楼去打开水。
在楼梯拐角碰见了他。我坐在楼梯的木扶栏上，两条腿挂在一侧，一只手提个大暖瓶，另一只手把持平衡。你看，我们就那样长大的，随处可以冒险和娱乐。贺叔叔两手背在身后，一只脚跨两格楼梯，嗔怒带笑地看着我的本事。
他让我拎开水回来时别做笨蛋，给开水烫了脚。我点着头，上下门牙小心地衔着两分钱的边沿。他没问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块来的；他断定是的。进门看到在他客厅里坐得如闺秀一般矜持的我母亲，他肯定吃一惊。我妈妈从来没去过他住处。我妈妈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种生人。没有我爸爸，他们之间的熟识会顷刻不算数。贺叔叔肯定在一进门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我妈妈一看就是武装好了，从内到外。
我拎着一暖瓶开水回来时，两个人同时向我笑：可把他们从艰辛的闲聊中救了下来。我妈妈起身，找到两个干净杯子，又轻声讨得贺叔叔的口头向导，找出茶叶筒、杯垫子，她旋来转去，为使那裙子不时怒放一下。我来了。
她开始勇敢地施展自己、贺叔叔突然和我对视一眼。他，和十岁的我。
没有。
那是下一年的他带我上火车。那件事还没形成，它止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个于一岁的女孩，在此时此刻，什么都在从这蚂蚱女孩向那略微圆润的少女形成。与贺叔叔，我们一向有个默契。
他马上明自了：我并不知道我妈妈在这里转些什么。
我也同他一样急速地在猜这个女人的动机。
再没什么可回旋的，我妈妈把我拉到她膝盖边，坐下，把我的头摆馨在她肩膀上。我要挣脱这个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发狠，揪紧我。
这一切贺叔叔看在眼里。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和他单独在他的瓜棚里，我们一一核实过注册进记忆中的场景动作。他在瓜棚里告诉我，他看我母亲那样无援，拿我来遮挡。
我奶妈把我硬做成长辈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实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个年龄。我妈妈的嘴巴在我脑袋上方开启，说，贺书记我们想求你个事，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个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听着我妈妈的声音，甜酒酿一样。
贺叔叔的脸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只耳朵上。
我妈妈拉紧我，她的嗓音和吐字从我脑后进入，穿透了我再出来；她藏在我身内，拿我讲她的话演她的动作。
她一说，就是——那本长篇小说。要是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就把她爸爸名字添上去了吧。”
贺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后背上，嘴角开始发紧，向下撇。眼光移到一边，移到我妈妈看不见他眼睛的地方。他说，你是说我那部三部曲？
我妈妈说，她爸爸写它写得犯十二指肠溃疡了。有时候吃了饭痛得太凶，直出黄汗！夜里给痛闹醒，要连夜熬姜茶！他在外面嘻哈没事，只有家里人晓得他。你问问他女儿！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来。我当时只明白她在夸大爸爸的病，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无赖式的苦肉计腔调。她把我爸爸的脸丢得很干净。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积攒在人们印象里的清高、对名利的傲视一记全毁光。把我爸爸的潇洒全剥下来。
我挣扎回头，看见她轻淡施粉的脸红润细腻，脸蛋上一边挂一颗泪珠。她把我脸拧转回去，不准许我看见她撤谎时的艳丽容颜，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儿寡母的造型。
贺叔叔向下撇的两个嘴角使他看起来有些凶。两个酒窝在他颊上时深时浅地浮动，眼睛还是我们无法找见的。
他说，这不行，生病不行啊。
我妈妈马上请贺书记放心，她会督促他看病服药。
贺叔叔马上又说：一定要吃药。好药我想法给弄来。
我妈妈眼看主题渐渐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搂搂，说，她爸爸病的样子她都看见了，她不愿意她爸整天弓个背在那里写啊写啊。她知道是贺叔叔要她爸爸写的，就不作声了。
整个情形让我妈妈弄得不成话了。连我的自尊和体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么？现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后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的那个乞妇怀里的婴孩。我妈妈是那个露着一个乳房的乞妇。
她还没完。她请求贺书记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亲的名字填到书皮儿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个执笔者。她说剧团演戏也是A、B角儿，观众买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写上去没用的，观众横竖是看不见它，就是照顾照顾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几百句台词，也排演几个月，暗地下的功夫比A角还大。对镜子琢磨表情，创造手势，几百遍的运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疯子一祥，心情应该照顾照顾。
我妈妈说着就笑起来，贺叔叔也笑。
贺叔叔笑完了说，这和剧团可不一样。
我妈妈又笑，说当然她晓得不一祥。她掏出手绢，擦去前一刻的悲伤弄出的眼泪。
贺叔叔说，稿费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个名字这事不好办。你该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麦面蒸成了饽饽，改不了样儿了。
我妈妈很内行地说，那就下一版的时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说，上回漏掉一个作者的名字。
贺叔叔啧一番嘴唇，说我妈妈该早让我爸爸来说明白此番意思。
我妈妈说，他没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这儿求情。下一版吧，贺书记你看怎样啊？
贺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们无法进入的空虚中。许久。
他没法再正眼看这对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后在火车站；他别过脸一眼也不去瞧那个袒露半个胸脯的年轻乞妇。
我低下头。
我难受得直要哭出来，突然看见我自己的一对脚也是以两个外侧着地。什么时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站姿？在这个浑身不适，需要极度忍耐的时刻，我爸爸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无措，忍受他感到的这个空间中淡淡的无耻。忍受每一个人的难为情。忍受每一个人此刻的不得当，不对劲儿。原来我爸爸这样站着，是忍受。他这样站立，让脚的不适，轻微曲扭来分走一部分压力，那不得当，那难为情所造成的压力。他原来有那么多时候需要全力摒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无耻。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父亲。看上去那么浑然一个人，却没有一刻不体味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状态。这种微妙的勾结，永远不会从友情中被除净。他原来不是个宽厚泰然的人，他敏感之极，精神上永久带一丝病痛，他必须拧着双脚去支撑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适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内在的不适。我的爸爸，他怎么能在那样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妈妈没有察觉任何。没有感觉到我在那么痛苦的忍受中、贺叔叔却感觉到了，他可能瞟了两眼我麻木空白的脸。他说他答应为我妈妈这场走访保密：说他会考虑她的请求。他被同情心震慑，像一年后在那女乞丐面前，显得无力，同时在隐约厌恶着什么。我妈妈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说谢谢贺叔叔。我毫无感觉我说了什么。冰凉的贴在我妈妈怀前，如那个缄默的婴孩、成了母亲行乞的工具。
在送我和我妈妈出门的时候，贺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眼睛问出些许关切来，我还是冰凉着。不适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亲忍受的，还有祖父的，我都背负着。我必须全副精力让我扭歪的双脚忍受着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无耻。那无耻不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天性。
没有，我爸爸的名字没被添加进去。
只有一个妥协；在后记中贺叔叔加了一行字，说他一生一世将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尤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
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
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俩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槽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徉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了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也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的，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上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她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
第08章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训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
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俄，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麦克·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做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
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
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
大叔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勾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于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儿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末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削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跺，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捆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已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经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找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星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大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头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这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汇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
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
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的真切，向我反应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我看见小煤油灯光映照中的这个中年男人。白发中的黑发，骨骼的阴影，一切表发下的形状，都在那蓄影子人于光芒的灯炬中体现出来。他显得比他本人要浓郁得多，我看见十八岁的少女亦色彩浑厚，被麦收的人阳晒褪了色的睫毛和眉毛都给灯光浓浓着了色。还有嘴唇。西瓜汁使她的嘴唇饱熟。
我能看得见少女和中年男人一起开始生活，从这个子夜。多星，萤火虫连接遥远坟场上的美丽磷火。他和她，一同生活下去，活下去。不记得他们曾经的关系，他们过去是谁，我还看她少女细瘦的手指捻动在辫梢的粉红塑料发绳上，一会，捻动在白底蓝点的衬衫钮扣上，纽扣原先是色白的，丢失一颗，补缀了一颗红的上去。她捻弄的是红的那颗。男人看着她捻动，发现它竞是红的。他看她玩枪拴的手指。玩爆破按键的手指那么孩子气。不敢听那声爆破，他把眼睛移开。讲点别的什么。他们在讲宿营安排。他说：你睡里面，我只要条线毯，睡到外面去。少女说还不困。男人笑笑，又说：该休息了小伙子，明天还要坐火车。
他是第二天晚上送我上火车的。
不。
没有。
怎么会呢？
他不可能那么对我。他从来没变过地爱我。
是，他爱我我知道得很清楚。爱一个孩子，爱一个小姑娘，爱一个改头换面的少女，不管有多少种爱，对我，他对那孩子的爱始终压在其余之上：为了对那个写毛笔字的六岁女童的爱，他得牺牲其他的爱。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已把这个道理想清了。
他不像我。我对他的爱主要是因为恨。现在我知道，崇拜包括那么多恨。
请接电话吧。
我会的。全要手记吗？
回见。
不必担心，我会开得很慢。
对不起，今天的就诊看来得取消了。会议延到晚上开。舒茨主持的会我最好别找借口。
我们还好。上次在自助餐厅里的谈话之后，还算稳。
现在有几分钟吗？才吃午饭？
是这么个梦。等等，得看看我记下的。很乱。
中文。当然。
嗯……你录吧。
她走到门外。
外面——瓜田。无边际的深绿色藤蔓，叶子，上面有露水。直到天尽头，全是这绿色瓜蔓，爬得密密麻麻，层层叠叠。
初生的瓜卵石一样路在我背上。
对，是我。我是看不见的，不知在哪里，只有感觉。
她？不知道。
找好像有种经验。
她往瓜田深层走；我发现瓜蛋儿格得我不能忍受。
她在那里跟人做爱。
我看清她是个村姑。
是用我今天的经验在做爱。
不知道。醒了后我拼命想。想不出他的样子。
半夜两点。
摸黑记的。
醒来后我感到梦里的痛苦。我隐约明白那个人是谁。
清醒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痛苦，酸涩。极度的妒嫉。
我听到谣言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谣言说他在穷僻的乡村，那个由一分钟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个农妇偷过情。我没有妒嫉过。怎么可能妒嫉？我和他之间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觉。后来他那个升成地区副书记的妻子同他来住了几个月，据说她是陪他在省里看病的。我也没有任何类似嫉妒的情绪。那时他复了职。我在上大学，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贺叔叔和那个农村少妇。
也许我拒绝妒嫉。
我会的。
对了，保险公司寄的补偿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签名。一份补偿要这么许久才能实现。
接着说吗？
让我看看——那以后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我十八岁、十九岁。同一个男同学通情书。他去当兵了。我也和另一个男同学谈恋爱，带些举动的。后来，二十岁那年，我上大学，结婚、离婚。太多的事和人，影响我记忆的专注。你不是吗？有个阶段什么都享用不完。
我父亲回到城里时，我恰好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听说了吧。
没有考试，没有教授这个称呼。农村的几个领导看着我，挺愁似地说：你在这能干啥？上级指派一个人上大学，就你吧。都晚了，还不卷铺盖快走——都开学了！
在课堂里坐了一个礼拜，才明白我学的是什么。
我和我妈妈把我爸爸从火车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对外开放的旅馆。我家的两间屋早给别人住去了。我妈妈住在文化馆宿舍，八米大，住不下我们一家。
我爸爸的二毛资还是冻结的。他从“五七”干校释放是要他写个电影剧本。叫做：带罪立功。如果剧本写好了，功就折了过，不必再送他回“五七”于校。那个旅馆当时给这类将功折过的人住去不少房间，到处听得见棋子声和扑克声。光是和我父亲同写一个剧本的，就有七个人。叫做“写作组”。三年后电影上市，七个人的名字一个也不见，只推出一行大字：“集体创作”。
四年，最后一次见我爸爸，是我妈妈和我一块去“五七”干校同他一起过春节。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里治病，躺在翻过来的竹床里人事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