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慧的集合

　　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关系我们及我们国民命运的唯一问题，是生存智慧问题。只有搞清其主题和范围，智慧才能称其为智慧。其范围只能是，一定是，也许是活着的人的生存领域。我就想把问题这么简单化，丝毫不愿意涉及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知识分支——形而上学。活着的人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了解甚少的相当广阔的领域，其中充满了人类情感和希冀；充满了使我们不时地感到羞愧的动物遗产；充满了太古的、黑暗的、地表下的欲望，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附在我们身上的恶魔；充满了我们莫名其妙的高贵感，考虑到我们的来历的确莫名其妙，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充满了了不起的智慧及其结晶；充满了我们高尚的爱国情操，对国旗的热爱，铜管乐队带来的激动以及国际战事中并不光彩的屠戮。世界，生生息息的世界，是一个经常被人谈起的话题，有时候谈论得过多了。难道我们不可以不提不朽的问题吗？这应该是死者的合适话题和领地。对我们来说，他们死了，假如他们没有死，他们将从更好的角度讨论他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只有穿过阴阳界才能对此了解更多。我希望他们处理问题比我们的运气要好。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关于不朽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对其他任何解决方案都不满意。”——一句广为引述的名言，它会继续流传下去。证据本身含有消极的成分，依赖于我们思想中的某种主观欲望。但是，由于使用了形容词“众所周知”，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否则，人们也不会引用得如此广泛。然而，一个中国人也许会这样说，说得同样恰如其分：“关于死亡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都翘起了我们的脚趾（代指死亡）。”因此，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智慧的范围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我们都会死去，但在这短暂的几十年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生命才最有价值呢？

　　“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幸福的开端。”乔治·桑塔雅那（GeorgeSantayana）说。桑塔雅那只用一句话似乎就为我总结了关于智慧的适当领域，以及美国人的所言所思之精华。我知道，从知识结构上来看，桑塔雅那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出生的拉丁人；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他先后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成长和讲学，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个美国人。可实际上他是个游历四方的学者。我想提他，是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位人类和自然主义智慧的巨孽，对美国智慧堪称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思想高屋建瓴，仿佛高山顶峰修造的一座城堡，空气虽然稀薄，但依然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

　　但是，了解人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非西方哲学的特征。悠闲地沉思，而对生活现实不闻不问，对我来说，似乎包含了西方正统哲学的全部内容——思考不朽、自由意志、绝对真理、绝对本质、绝对物质、知识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约翰·杜威（JohnDewey）曾经一本正经地说道：“针对知识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发表的言论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哲学家们却在询问知识是否可能。”也许此后杜威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补充——“他们认为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志问题如何提出来，本身就表明思考的悠闲性。任何一个人，如果侍者问他需要茶还是咖啡，加不加奶油，冷的、热的还是冰的，锡兰茶还是中国茶，加柠檬还是牛奶，加一块、两块还是三块糖，那么，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任何凶手，做完周密的计划之后，都清楚最终是否实施完全靠他自己拿主意；甚至由于仇恨、妒忌或恐惧造成的不正常的短暂的意志麻痹也只会证明正常意志在起作用。然而，在讨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方面已经浪费的笔墨足够一头河马畅游其中。

　　在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眼中，知识和意识存在着完全的区分；事实上，过去三百年间，二者之间一直相互猜疑，争执不断。西方哲学家，从他全部思考的证据来看，被认为是对自己的意识不信任。在选用茶或咖啡时，他甚至不能遵循自己的思维过程。也许，只有威廉·詹姆斯曾经十分直白地说道，在坎布里奇结束一次演讲之后，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漫步于三一大道或牛津街上。也许，把西方哲学家仅仅描绘成一个怀疑自身存在的人过于简单化了；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是西方哲学的愚昧。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美国人强烈的事实感是如何坚持不懈地对抗这一散漫的无用论的。但是此刻，我可以借鉴一位最睿智的现代美国人——克莱林斯·戴伊（ClarenceDay）的看法，他的话语富有幽默感和洞察力，他曾说：“太多的道德卫士开始演讲时都轻视事实，轻视他们也包含其中的人。轻视是他们的自由，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作为道德卫士的资格。他们的感觉使他们忽视了作为讲学者应该具备的义务——‘去发掘人类行为中最闪亮的部分，而不是把一系列不可能摆在他的面前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解决这些不可能，他就应该受到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