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与非凡（12）
然而，梭罗不盲从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在他二十岁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令人称奇的文章“毕业典礼”。梭罗的思想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认为生存手段本身不是生活目标的观点，蹂躏而非合理运用地球资源的众生相，精神自由的恢复，对自然和现在的本能信任。“大海波涛滚滚，地球绿色如茵，空气清新怡人。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的世界不仅为我们提供生活所需，更重要的是充满奇妙的变化；不仅对我们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美丽如画；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其资源，更重要的是乐在其中。”无论如何，这要比我读过的许多总统演讲，尤其是哈定总统的演讲，更富有思想性。1837年8月16日，梭罗发表演讲；两周后，爱默生在哈佛大学生联谊会上发表关于“美国学者”的着名演讲，当时梭罗一定也在场。梭罗很可能已经读过爱默生的“论自然”（其《散文集》尚未出版）。从现在和过去的年轻人相对普通的经历判断，爱默生可能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梭罗，并肯定了他思想轨迹的正确性；他敬仰爱默生的思想，无可争议；然而，当两位智者正面交锋，双方都放荡不羁，如当时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双方都致力于寻求开启上帝之门的钥匙，探索人类生活的奥秘，当两位智者都宣扬同样鼓舞人心的个人主义和自助观点，超验主义的思想之箭一定会射向四面八方。
梭罗提倡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个人主义以及其他几件事情，然而他全部生活的最高目标是寻求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标准。他在康科德的邻居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无非是欺诈和幻觉、日常琐事和流言飞语，是卑躬屈膝、徒劳无益、背信弃义。人类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自由，竟用自己的生命权换取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我们没有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本性，我们信心全无，过着奴颜婢膝、毫无创新的生活，屈从于传统习俗的欺诈和愚蠢，渐渐变老、死去。我们怎么会这样！随着我们逐渐变老，我们的生活愈发显得鄙俗，我们不再表现出最出色的本能行为，而我们只有在克制自己的时候才略感宽慰。“如果一个圆滑的人不与单纯的人交流，那么，他的身份只能是魔鬼的使者。”梭罗说道。我曾读过他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的一段文字我认为最精彩：“我们在成年时期徘徊不前，似乎想畅谈我们儿时的梦想，而在这些梦想被遗忘之后，我们才学会用语言表述。……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部分被埋在习俗的坟墓里，而至于其中的一些人，我们只能看到他们暴露在地面之上的头顶……关于马铃薯如何保存才不会腐烂，你的意见可能每年都在变化；但对于灵魂如何保护才不会堕落，除了付诸实践之外，我没有其他办法。”（《致哈里逊·布莱克的一封信》，1853年2月27日）在《瓦尔登湖》的一篇文章中，梭罗介绍说，他很久以前丢失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篇文章的含义。他失去的斑鸠很有可能代指他的初恋情人爱伦·西沃尔（EllenSewall），她曾拒绝他的求婚（并改变了他的生活），不过我们确信文中的斑鸠具有象征意义。他永远都在追寻失去的事物。
梭罗是驾驭生动诗行的大师，是那些令人神经紧张而又铿锵有力的句子的写作高手。仅次于爱默生，梭罗也许是另外一位被引用最多的美国作家。但两人在写作上具有同样的缺点。爱默生和梭罗均不是段落大师，他们竭尽全力也往往只能写出段落的一部分。梭罗的作品并非都很容易读懂；事实上，我觉得《短途旅行》中的一些章节相对浅显易懂。句子大师和段落大师，我们似乎不能兼而有之；几个优美生动的句子恰到好处地组成一个段落，这些句子必须是作者新近创作出来的；把宝石切割成几块，从容地打磨，然后组合在一起，构成某种形状，如此拼凑起来的宝石没有太大的价值；整合句子和润色段落的艺术才能无论多么高超，读者都会十分清楚，这是一些从其他时间、其他场合舶来的句子。爱默生和梭罗两人都习惯于在笔记本上完善他们的各种思想，然后，将这些思想碎片按照某个场合的需要整理在一起，或者把它们硬塞进段落里，形成几个精彩却不协调的句子。面包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用文火均匀地、彻底地、一次性地把蛋糕烤熟，不断地开合烤箱只会损害应有的流畅感和一致性，就无法烘焙出完美的蛋糕。梭罗是一位有责任心的作家；他绞尽脑汁对句子修改，再修改。所以，梭罗的文笔并不顺畅自然。爱默生的写作也不连贯，除非作品的主题自然呈现出某种流畅的外部轮廓，比如在《英国人的性格》一书中。两位大师都有各自的“储蓄银行”，他们自发的思想在那儿储存下来并稍加研究，以满足某些场合的需要。对我而言，他们两人的《日记》似乎都包含一些他们最优秀的创作和最丰富的思想——即爱默生所谓的那些“自发的、有力的、预见性的、塑造人生的语言”。
平凡与非凡（13）
梭罗的缺点在于他总是自相矛盾。然而，他安坐在自己的小屋里，静心等待；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准备进行非同寻常的文学创作，这种时候，他总是精神百倍，文思泉涌。他仔细推敲、精心锤炼，使得每一个句子简明、有力；他的写作过程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梭罗同时扮演两种角色，正面的和反面的，一方面宣扬并谴责社会上的欺诈行为和徒劳无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又是一位对自然界抱有深厚感情的作家。梭罗的第二种角色无疑是相对优秀的。
《瓦尔登湖》和梭罗传递给读者的唯一信息是，抛弃所谓职责的借口，通过发掘生活中真正的重要意义，去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评述过这一生存主题，梭罗为此感到惊愕并发出诘难。
“很明显，我印象中很少有人或没有人写过如何生存的问题；如何使得谋生过程不仅诚实、可敬，而且充满魅力和荣耀；假如谋生过程都不能令人满意，更不用说生存本身了。回顾文学长卷，人们也许会想，独居者为何从未思考过这一问题……
“明智这一字眼的意义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歪曲了。假如一个人并不比其他人清楚如何生存，那么，他如何算得上一个明智的人呢？假如他只是比别人更加狡诈，只是在智力上更加敏锐呢？令人厌倦的工作有智慧可言吗？智慧是否会通过生活实例启发人们如何成功？生活中是否可以没有智慧呢？智慧只是研磨出最佳逻辑的碾磨工吗？
“假如我们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和平和，假如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只是一片酸臭、污浊的池塘，那么，还有别的什么自由值得我们拥有呢？在与外部世界交流时，我们的内心常常因为懊恼而感到不安，故而难以进行反思。许多人经常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却不能承受外界的压力和考验，他们给我的印象只是对抗性、芒刺和树皮，而没有了任何绅士风度，没有了温柔和纯洁的灵魂。他们变成了刺猬。
“啊，我们经常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我们的整个灵魂，恰似染色工人的手，因为其工作环境而受到污染……如果老人不与年轻人交流，如果圆滑的人不与单纯的人交流，那么，他的身份只能是魔鬼的使者。”
于是，他用自己那充满特有活力的散文体，诉说了自己去瓦尔登畔生活两年多的目的。
“我去树林里生活，因为我希望活得更有意义，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并且证实自己是否能够领悟生活的全部内涵，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自己是否能够明白自己度过的一生。我不愿意过毫无意义的生活，生命何其宝贵；它也不愿意听之任之，除非很有必要这样做。我想深入到生活内部，挖掘出生活的真正意义，像斯巴达人那样刻苦、简朴地生活，消除所有无意义的生活因素，把它们一网打尽，全部剪除，把生活逼进最小范围的角落。如果证明生活是鄙俗的，为什么还要去探求所有真正的鄙俗的生活因素，并将它们公布于众？如果是一种高尚的生活，就去真实地感受它，在下一次远足时我就能够真实地记录它。对我来说，奇怪的是，大多数人似乎并不能确定这种生活属于魔鬼还是上帝，他们有些仓促地得出结论：’永远赞美上帝爱戴上帝‘是人类的主要目标。”
六、自由的意义
自由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作为更高境界的幸福的实现条件。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观念可能很危险；认为，假如自由本身不是目标，假如作为更高境界的幸福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而无需自由的保证来实现，那么，有朝一日人们就可以抛弃自由。对此的回答当然再明确不过了：不可能那样做。我们不知道情况为什么会如此，但情况的确如此。一个人只有在身心两方面都趋于自由，他才会感到幸福；有时候，精神上的自由比身体上的自由更加重要。有些人相信，人类幸福的新型社会体制可以通过实物的共同分配形式建立起来，而无需考虑幸福本身的基本条件，即自由的人们所了解所拥有的自由。这些人实际上在自欺欺人。我宁肯一个人自由自在行走在地狱里，也不愿意被人囚禁着参观天堂！一些人拥护独裁政权或者暴君式的独裁政权，他们的做法使得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的整个传统蒙受耻辱。一些人赞扬极权国家是一种民主政治，并由此宽慰这类谎言的散布者，这些人确实已经大大背离了美国传统。
我们必须转而讨论美国信仰普通人的精神本源，搞清美国为什么信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我们必须再次关注爱默生铿锵有力的语言，关注体现在梭罗个人身上的神秘而充足的信心，关注杰弗逊本人，并检验他们立足的根本。我们也一定不要忘记当代美国哲学家桑塔雅那。亨利·黑兹利特（HenryHazlitt）认为：“在当代作家中，只有他（桑塔雅那）的地位才可以与爱默生相提并论。”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和杰弗逊一样，桑塔雅那也把自由的话题与幸福本身联系在一起。他理想化的思考将这一问题提升到凌驾于纯粹政治教条之上的领域，并赋予人类自由这样的角色：人类最终幸福的缔造者。桑塔雅那关于自由的观点明显建立在他的不抱有任何幻想但却一直令人充满幻想的自然主义基础之上，他主张的自然主义是关于人类生活终极目标的一个有生气的、异教徒的、有想象力的思想体系。
平凡与非凡（14）
“他们扞卫的是幸福生活的自由……这种探索和追求正常幸福的自由，这种使人变得明智的自由，这种与诸神和彼此和谐相处的自由。”
——乔治·桑塔雅那
当古代人扞卫他们所谓的“自由”时，“自由”一词代表了他们的一种朴实而迫切的利益：他们的城池不应该被摧毁，他们的领土不应该被掠夺，他们自己不应该被当作奴隶贩卖。尤其是对于希腊人来说，自由蕴含着更加深刻的意义。也许，一流哲学最深奥的设想体现在，自然界一方面与诸神，另一方面与人类之间均保持着固定的特性；因此，人世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虔敬行为，一种真正的哲学思想，一种纯粹的幸福，一种标准的艺术。希腊人比其他民族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这些永恒的原则，他们的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破除迷信，尝试新的政府机制，把生活转变为理性的艺术。因此，当他们扞卫他们的自由时，他们扞卫的不仅仅是生活的自由。他们扞卫的是幸福生活的自由，是公开研究世界和人性的自由，这是其他民族不曾享有的自由。这种探索和追求正常幸福的自由，这种使人变得明智的自由，这种与诸神和彼此和谐相处的自由，是那种在塞莫皮莱通过殉难维护的自由，在萨拉米斯通过胜利证实的自由。
正如希腊城市代表世界的自由，哲学家代表的是希腊城市的自由。这两种情形涉及的是同一种自由，它不是在危急中徘徊不前或无意中吐露实情的自由，相反，它是一种至少为了本人严谨立法的自由，探索真正幸福的途径并将之编成法典的自由。这些智慧的先驱者中许多人都是鲁莽的激进主义者，他们无论遇到怎样的悖论也不会退缩。一些人谴责这类极为希腊化的东西：神话，竞技，甚至是多重性和物体运动。在那些繁荣的、喧闹的、喜庆的小蚁冢的心脏地带，他们宣扬没有痛苦和抽象的思想，而这是无法回答的科学怀疑论。其他人尝试一种美妙的、祭司式的优雅的生活方式，其中充满形而上学的神秘，继而他们形成秘密的社团，大有政治统治的倾向。愤世嫉俗者一边抱怨习俗，一边尽可能地让自己舒服起来，他们的角色变成了乞丐和可笑的寄生虫。保守派自己是很激进的，尽管他们很聪明；柏拉图为了保护自由的国度写出关于最极端的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章程。这是一曲自由的绝唱，这是一位疾病缠身的老人重新焕发青春、开始超人美德的第二次生命的一个处方。老人宁愿去死。
于是，许多人嘲笑——我们可能也会忍不住去嘲笑——所有那些专制的灵魂的医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丹妙药。然而，尽管他们争执不下，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他们都相信，可以发现一种纯粹的智慧，理智可以帮助人们发现智慧，因理智而清醒的人类可以将智慧应用于实践之中。人类继续显得放荡不羁，就像野蛮人一样将自由放置于他们的荒原之上，直到我们几乎不可能产生希腊哲学家和希腊城市的一流设想，即，真正的自由与某种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一种共同的科学规则，让我们中间的完美的人或是上帝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规则。
为了消除异教信仰，基督教会采用一流的自由概念。当然，现在，人们对政治高层所操控的领域的看法是不同的，并且人们对于对人类既适合又可能的幸福有一种新的体验；上帝和人类灵魂有一个可以被探索的固定的范围，教育、法律和宗教将会使它们和谐地发挥作用，这一假设依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生活的目标，救赎，包含在灵魂本身的本质中，救赎的途径借助积极的科学而确定下来，教会拥有这种科学，其中一部分已经清清楚楚，一部分尚在实验期。
因此，尽管教会忍受不了异教自由，即道德和知识多方面发展的自由，教会也感到，世界上之所以存在教会，它的目的是解救众生，并不断地为教会本身呼吁自由，而且教会感觉到它会完成这一使命。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教导、指引和安慰各个民族和各个时期的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提升教会所认为的人类的完美程度，这是一种神圣的义务。世上应该诞生圣徒，应该诞生尽可能多的圣徒。教会的教义反映的只是对世界的一种古怪的看法，教会的指导和慰藉只是适用于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任何流派的古代哲学家从来都不认可上述观点，教会对此也持异议。在追求正统观念的过程中犹豫不决，只会表现出自知之明的轻薄和匮乏。事物的真理和每个人的幸福只会存在于教会总结所有人类经验和所⑩T⑩X⑩T⑩小⑩说⑩共⑩享⑩论⑩坛⑩有神圣启示后为所有人一劳永逸选定的地方。因而，无论是在个人还是整个民族的生活中，教会完成其使命的自由会受到任何异端自由的敌视，也与任何激进分子的连续的独立相互冲突。
平凡与非凡（15）
当谈到完美结局的时候，这种正统自由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它被称为圣洁。异教徒哲学家的自由也证明是一种呆板、严肃、伪装的姿态；然而，在基督教教规里，这种苦行僧式的真正幸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人世间的生活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而且患有遗传病。在这样的生活中，重新恢复的自由几乎不可能展示自身的至美至乐。但是，某种美好和快乐的确从圣徒身上显现出来；尽管我们不妨认为，这些圣徒的克己和赎罪是被误导的或是过分的，他们也必定会像斯巴达人和哲学家一样找到缓解他们痛苦的方法。他们的躯体和灵魂得以美化，尽管这一点在地球上尚未得到证实。如果我们敬佩他们而不模仿他们，我们也许会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绝对公正的评价。一流的自由是一种用武力胁迫的虚假的自由，是为苦行的贵族阶层保留的一幅拙劣的作品；在贵族阶层中，英雄主义和高雅举止表现出倒错的迹象，由于得不到有效支持，它们逐渐消失了。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我们发现宇宙是如此之大，我们在其中迷失了方向。不知哪一天，我们会再次发觉，我们现代人在黑暗中飘荡的自由是对自由最大的否定。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需要和平，因而发动战争。我们需要科学，并遵照信仰的意愿，我们在异想天开的想法中折腾自己，我们相信巨大的慰藉与平等，我们殚精竭虑努力地成为百万富翁。毕竟，古代人的看法一定是正确的：合理的自我方向必定依赖于具有确定的特性并了解它的内容，只有关于上帝和幸福的真理才能使我们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一真理的话。但是，如果只是对真理进行猜想——宗教先知和天才们正是这样做的——而后诅咒每一个不同己见者，是不能发现这一真理的。尽管人性有其实质上的固定性，它是一种充满变数的活生生的事物。因此，并非所有不同意见都是因为愚昧而产生的；这也许会体现出习惯或兴趣方面的合理变化。我们所挣脱的一流的基督教组织肯定是不成熟的，即使我们自由试验的唯一问题应当是引领我们重新取得某种这类平衡。至少让我们期望，一旦新道德产生，可能会比旧道德更加广泛地建立在对世界认识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不那么绝对，不那么精确，不那么充分地体现于心不在焉的圣人音调的颂歌中。
——《一流的自由》，选自《英国的独白》
七、普通民众
不言而喻，只有我们愿意认为普通人应该得到自由，只有我们相信很不完美的人类个体，我们才可以谈论自由。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就下断言的话题。正如杰弗逊所言，自由是一个神秘的信仰，尚未得到证明和检验；他相信他所接触到的殖民主义者的本能反应，并因此愿意检验自由。众所周知，从历史角度上来看，美利坚共和国只是作为一种实验形式被采纳，尽管现在证明实验取得了成功。这是第一次检验；当时法兰西共和国还没有诞生。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明显的游戏规则：要么委托普通人管理普通人，要么被他人所管理。共和国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也可以把这种信仰更准确地描述为普通人能够管理自己的准确预感。因而，相信个人的价值和权利是民主制度的根本依据和重要基础。
在那名清教徒前辈移民为之自豪的土地上就曾经体现了对个人的信仰。然而，据我所知，很长很长时间以后，这一信仰才得到一种有意识的哲理的证实，那就是爱默生的哲学原理。这并非易事。为什么认为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值得我们的信赖？美利坚共和国的先驱们对民主下的赌注就如同一个人在赌马一样。美国殖民主义者要求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这不是一次赌博，而是势在必行的愿望。但是在个人自由以及信任或害怕普通人的问题上，许多人举棋不定，意见不一。于是，杰弗逊和联邦党人展开了争论。如果杰弗逊赢了，并被选举为总统，这是因为美国人民喜爱他，这是因为，想要统治他们的英国人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不再希望他们自己国家的其他特权阶级管理他们——换言之，当他们认为他们想要管理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管理自己。
这一主张非常冒险。到1792年，法国革命如火如荼，经过伪装的暴民统治遍及全国。但是，杰弗逊相信，美国的特殊形势和美国人民的特有品质能够使民主政治建立起来。因而，我也相信，在那段关键时期杰弗逊和美国人民取得胜利，今天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全部特质深受其影响。检验美国民族内在品质的实验成功了，因此，如今我们每天都在谈论普通人，从各种途径了解普通人，而忘记了当时信任普通人只是一场实验。
平凡与非凡（16）
亚伯拉罕·林肯说道，上帝必定喜爱普通民众，因为他亲手创造了他们。那是一句睿智的、充满宗教色彩的话语。我对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它之所以正确，并非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无论如何要相信它。当然，客观地讲，它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上帝在太平洋里创造的鱼类要比在美洲大陆上创造的人多得多，他也创造了无计其数的苍蝇和蚂蚁，更不用说细菌了。我没有统计过细菌的数量，谁也不可能统计出来，但那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在细菌和人类之间，上帝必定更加喜爱前者。但是即使上帝喜爱细菌，我们也坚决不会相信。上帝有意创造了一些能够在零摄氏度以下和沸水中存活的细菌。显然，关于普通人话题的客观证据是站不住脚的。寻找确凿的客观证据绝非易事，因为，部分和整体总⑥T⑥X⑥T⑥小⑥说⑥共⑥享⑥论⑥坛⑥是不能吻合起来；哲学家们对他们的同胞表现出热爱和信任，于是他们往往到河岸边、市场上、地铁里进行具体调研，往往因为幻想破灭而悲伤。许多作家在其私人书信和日记中表达了这样的感受：对人的个体表示热爱，而对人的群体表示失望。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这种爱失去了它的真正内涵，对哲学家本人来说，这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这正是亟待解决的固有难题。
1844年，爱默生发表论文《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和演说《新英格兰改良派》。大约也是在这个时间，有人突然提出一个关于个人的神秘权利的主张。人们也许认为这全是爱默生的影响，但对此人们没有十足的把握。这一信仰成熟的时机，有意识地迫切地宣布这一信仰的时机已经到来。爱默生早在1837年就发表了演说《美国的学者》，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把这篇演说称为美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宣言”。他从此开始奏响“自信”的音符，一生都没有间断。“他越是进入到最隐秘的心灵深处，令他惊讶的是，他越是发觉，在那儿产生的预感是最合意的、最不隐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比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王国，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将是一种更加杰出的君主政体，面对敌人更加坚不可摧，面对朋友显得更加惬意和平和。……我们时代的又一印记……是开始重视人的个体……人与人的关系将如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你可以勇于探索一切；你可以大胆面对一切。”听完这一席话，年轻人会感到很振奋。第二年（1838年），爱默生发表《在神学院的演说》。他感谢上帝创造如此多的卫斯理（Wesley）、奥伯林（Oberlin）、圣人和先知，“但是却说：’我也是一个人。‘”听到这一句话，年轻的神学家们也会感到振奋。1841年，他发表论文《自我依靠论》。“真正神圣的是你自己正直的思想。……一个人必须了解自身的价值，并将一切事物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他不要探头探脑，偷偷摸摸，不要像一个以受施舍为生的孩子那样四处流浪，也不要在这个本为他而存在的世界上做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私生子或者没有营业执照的私商。”1844年，他发表了上文提到的两篇论文；如果放在一起阅读，它们为普通人这一命题提供了最完整的哲学证词。
如前文所言，时机成熟了；上述观点遍及超验主义的方方面面。爱默生在《日记》中写道，一位B夫人摆了摆手说，“超验主义就是想得远一点”；一些住在国会大街的人们猜测它会使得许多合约失效。事实上，它意味着所有个体分享上帝的旨意。那个时期的作家，不论是不是超验主义者，都理解它的含义。梅尔维尔具有自己独到的超验主义理论，他于1851年在《白鲸》中说道：“那么，如果我以后将把高尚的品质，虽然并不明显，归于那些最卑贱的水手、背教者和被抛弃者；围绕着他们编织出一些悲剧人物来；如果即使在他们中间有最令人悲伤的或是最下贱的人，有时会把自己提升到高山之巅；如果我将以一种荣光去触摸工人的胳膊；如果我将把一片彩虹铺盖在他那夕阳西沉般的厄运上；那么，您，公正之神啊，您既然把人道的法衣铺盖在我们这些人的头上，就请您不顾人间一切批评，把我拯救出来吧！把我拯救出来吧，您这伟大的民主之神啊！”在这前后，他曾在写给纳撒尼尔·霍桑的信中说：“因此，如果你到处看到或听说我所主张的彻底的民主氛围，你可能会有一种类似于想回避的感觉。一个普通人勇敢地宣称关在监狱里的贼和乔治·华盛顿将军同属于值得尊敬的重要人物。这样的一个人感到有点畏缩，是很正常的事情。”1848年3月27日，梭罗曾写信给哈里森·布莱克，前文曾对此进行过引述：“我就是我自己，或者说我开始成为我自己……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认清你自己身上的骨骼；然后啃完、埋掉、挖出来、再啃。”1855年，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说道：“我就是我——这就足够了。”他们几位都受到爱默生的影响吗？和惠特曼自己的声明相反，我认为，他关于个人身份的神秘观点来自于爱默生的《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惠特曼从事哲学研究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从关注个人身份问题入手，然后逐渐了解哲学的全部内涵，而爱默生早就研究过个人身份问题，而且其研究成果详尽明确，令人满意。他对这一问题在性方面的阐释具有典型的惠特曼风格：“总是那种坚定的身份，总是那么优越，总是那种生活。”再看看惠特曼对自我的夸耀：“我溺爱我自己，于是造就了现在的我，浑身散发迷人的风采……”还有，他认为自己具有和“耶和华完全相同的体形”。对于一个青年男性来说，与其说这是哲学理念，还不如说他在自吹自擂。我们不清楚他是神秘兮兮还是糊里糊涂。然而，惠特曼竭力想说明个人的重要性，他在《民主远景》中尽可能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意图。
平凡与非凡（17）
“人们讨论了许多其他事情——人们仔细聆听并默然同意了关于从属地位、经验、财产权等方面的许多确立已久的真理性的东西；关于我们的社会职责和社会关系所做的有价值的恰当的声明，人们给予了认真充分的考虑。这些讨论结束之后，剩下的问题就只有借助某种思想推动和改善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这种思想就是：先抛开其他因素，男人和女人在自己的权利方面是至高无上的（对勤劳的穷苦民众来说这是最大的福音和慰藉），独自享有的，不可侵犯的，任何官方法规，即立法机关为保障国家安全曾经颁布的任何法规，或者甚至是所谓的宗教信仰、谦恭态度或艺术爱好等，都不能干涉这一权利。这一真理的传播是瞬间成为过去的三百年间最重要行为的关键因素，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活动的根基和生命。它得到了人所共知的发展，但人们为它默默地付出了太多的努力。社会模式不断变化，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治形势不断动荡，在此背景下，我们却发现这一真理在稳定地向前发展并日益壮大，即使是当时思想的整合趋势非常强烈；这一完全独立的形象，个人尊严的形象，人的个体的形象，无论男女，其主要特征并非体现在他（她）获得的身外之物或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而是体现在他（她）自身的自豪感；作为最后的结论和概括（否则事情的整个格局会显得毫无目标、杂乱无章、并带有欺骗性），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扼要的思想：最重要最光荣的独立是人性本身的独立，它内在的、正常的、得到充分发展的品质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盲目信仰的影响……”
在《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一文中，爱默生为他的个人理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通过考查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他得出结论：“人人都是有用的，但没有人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以个体的身份出现的，南瓜也是如此；但是田地里的每个南瓜在整个南瓜生长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爱默生充分意识到，在这个具有双重面孔的世界上存在抽象的个体和具体的群体，要想总结出关于二者的一般性理论，是相当困难的。他在文章末尾这样写道：“我喜欢作为个体的人，假如人的群体与老鼠的群体没有什么两样。”隐遁者总是想象关于人类的见解，爱默生此时扮演的正是隐遁者的角色。他“走进一群暴民中间，走进银行、机械工的店铺、磨坊、图书馆、轮船、帐篷；每当他到达一个新地方，他的表现均与傻瓜无异。”他发现，这个世界需要各种类型的人；假如人人都具有真实的才能，那么，人人都可以“轮流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他清楚地知道，无论关于抽象个体的思想多么高尚多么令人鼓舞，所有的个体，不管他是天才还是伟大领袖，都不是完美无瑕的。随后，他又从哲理角度解释说：“大自然将不会成为佛教徒：她讨厌对事物做出一般性总结，她举出数以百万计令人耳目一新的具体细节让哲学家目瞪口呆，羞愧难当……尼克·波托姆（NickBottom）无论多么努力，他都不能完成所有的角色；其他人将会付出各自的一份努力，世界将会因此而变得完美……假如像克赖顿（Crichton）一样令人钦佩的学者们和全能的天才们使她感到烦扰，她就会一事无成。车轮修造工整夜做着各种车轮的梦，马夫的部分生活属于他的马匹，自然更喜爱像他们这样的人；因为她在忙于工作时，这些人就是她的双手。”所以，“如果约翰是完美的，你我为何活在世上？只要一个人生存在这世上，他就有生存的必要；就让他为他自己奋斗终生吧。”然而，一方面，“我们坚持认为人的个体是有缺陷的，而另一方面，从感情和经验出发，我们竭力主张每个个体都有权利享受荣誉，都应该得到慷慨的礼遇。……假如我们在令人钦佩的关于一般概念的科学领域中不能够自发地有意识地取得进步，那么我们的明智之举就是去观察具体细节，并用适度的慈悲心肠从最佳细节中推理出大自然出众的才智。”实际上，当他谈到“上帝旨意”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和分配时，他带有一种印度唯心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的意味。在他的《日记》中他说道：“在每个人的肉身上显示出上帝旨意，是社会生活的完美法则。如果对照附着在马夫、花花公子和陌生人身上的上帝旨意证明自己的一切，那么你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因此，我适时地断言，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分子；自然通过满足他的需求使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避免他朝着宗教和科学的方向发展；现在，我进一步主张，只要每个人的天赋得到直接的温情的释放，他的个性就会得到最充分的渲染和证实；现在，我继续坚持认为，每个人同时也是一名普救论者，而且，正如我们的地球围绕着自己的轴心自转的同时还在太空中围绕着太阳一直进行公转，地球上最渺小的理性的人类个体，对自己的事情最关注的人类个体，尽管像是带着假面具一样，他却解出了世界上存在的难题。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以个体的身份出现的；南瓜也是如此；但是田地里的每个南瓜在整个南瓜生长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平凡与非凡（18）
因而，爱默生解决了一般原则和具体细节的难题。我发现，这种对具体细节的强化，对直接经验的强烈意识，是美国思想的基本特征。爱默生是一元论者，威廉·詹姆斯是多元论者，可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两人均热爱生活中具体特殊的事实以及抽象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并为此备感困惑和煎熬；有关人类个体的重要性，两人均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哲学专业的学生将会轻而易举地注意到爱默生日记里的这篇文章，作为超灵的一元论者和倡导者，他在文中说道：“所以我断言，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分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他的个人主义理论的基础。在发现普遍物质的问题上，爱默生的一元论与事物的细微分级过程格格不入；他崇尚具体事实，把它作为整个事物的单元代表；他的意思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当一块生铁变成一块磁铁的时候，这块生铁的所有分子都发挥着磁铁个体的作用。
然而，我们却是在爱默生的演说《新英格兰改良派》中才聆听到他作为个人尊严的使者所发出的富有挑战性的重振活力的呼声。在这篇演说中，爱默生本人成为美国思想中众人瞩目的因素。他使得关于个人重要性的主题生气勃勃，他激励个人的信仰自由，他坚称“人类比想象的更加优秀”，正因为此，他才对一代代人产生了持久、有力的影响。一个人天生具有令人鼓舞的、释放个人潜能的新鲜活力，具有恢复个性的本能，这使得洛威尔听完爱默生的演说后在写给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EliotNorton）的信中说道：“在爱默生演讲的整个过程中，我感到内心有个声音在喊道：’哈，哈，他的话语如阵阵号角声催人奋进。‘”其实，人的本性在这里再次展现出来。爱默生宣称：“让现场的每一位听众信服的是更崇高的生命、更出色的男儿、更纯朴的目标。”正是他的这一宣言，促使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WilliamCurtis）在《哈帕斯》月刊上发表文章《编辑人员的舒适的椅子》，并写出下面的一段文字来评价爱默生的演说：“演讲者站在讲桌旁，读着他的演讲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静静地坐着，陶醉在他那动听的声音中……其中有些人认为他很怪异。听到他那逗笑的幽默故事或者用作例证的奇闻轶事，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捧腹大笑，他的谈话也就会因此陡然增色不少；一些听众心中激情澎湃，默默地表着决心，一边听演讲，一边随着心中产生的崇高希冀而心旌摇动……每当演讲者说完一席话坐下的时候，舒适的椅子会静静地待在那里，聆听着回荡在空中的丰富、美妙的旋律，仿佛风琴演奏者离去之后，年轻牧师的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常引用严肃的父母亲所说的话，’我不去听爱默生先生的演讲，我听不懂。可是我的女儿们听得懂。‘”
下面的几段文字节选自爱默生的演说《新英格兰改良派》的后半部分。我之所以选择如此多的内容，是因为在美国思想中，这一主题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只有顺从自己的天性，只有以合法方式参与最自由的活动，天使才可能会出现在他的面前，牵着他的手走出监狱的所有牢房。”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我反对针对我们的教育和我们教育的人的怀疑论调。我认为，一个人的见解和品质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我相信优秀人士和智者的阶层，就不会再相信固定的怀疑论者阶层、保守派阶层、不满分子阶层、唯物论者阶层。我不会同时信任两个阶层。诸位应该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可怜的女人央求马其顿王国的菲利普国王为她主持公道，菲利普拒绝了她；女人喊道：“我要上诉！”国王十分惊讶，问她向谁上诉；女人回答道：“我对喝醉酒的菲利普不满，我要向清醒的菲利普上诉。”这个故事的寓意非常符合我的看法。我不会同时信任两个阶层的人，而信任具有两种思想基调的人，如喝醉酒的菲利普和清醒的菲利普。根据柏拉图善意的表述，“一个人的灵魂很不情愿地被剥夺了了解真相的权利”。我认为，刻板的保守派、守财奴或是小偷等，没有哪个人仅仅会依赖想象中的必需品生活，没有哪个人会因为自己近视或目光呆滞而对此勉强接受。如果没有更神圣的魂灵显现或相应的圣日活动，一个人的灵魂是不会让他自由发挥作用的。只需要简单考查任何一个人的传记，就不难看出，我们并不会对我们所做出的各项成绩大书特书，相反，我们每个人都显得很大度，不时地将自己的表现与他相信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作一比较，然后对自己的表现显得不屑一顾——每个人都把自己推到敌对的一方，高兴地听他们如何评价自己，并因为与对方做了同样的某些事情而自责……
平凡与非凡（19）
没有什么事情将会改变我的信仰，即每个人都热爱真理。大自然没有绝对的谎言，也没有绝对的恶意。把邪恶的主题借助轻松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最后的放荡不羁和亵渎神圣的行为。除此之外，世界上不再存有怀疑论调或无神论调。假如这能成为普通人的信仰，世上就会频繁发生自杀事件，地球上的人类也就会从此消亡。在某种教条主义的神学范畴，这一观念名正言顺，但是每个人的纯真和他对邻居的真实喜爱使得它如死水一潭。我记得，有一天，我站在选举投票现场。激烈的政治争斗使得每一位独立选举人表情庄重。这时，我身边有一个人表现得很出色，他冷静地注视着现场的人，说道：“我满意地注意到，在场的绝大多数选民，他们不论站在哪一边，都希望正当地运用自己的选举权。”我认为，处事周全的观察家们注视着这些人完成他们无可责难而又未知可否的行为之后，会一致同意，他们虽说有些自私和轻率，但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效忠祖国的共同目标而参与选举的……
由于每个人在教会和国家里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人和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人和人之间能力上的不一致只是表面现象；在坦诚、细致的交谈中，人们彼此之间敞开心扉，表现出极大的统一性。两个人坐在一起，相互之间完全理解，他们的谈话一定会顺利地进行下去。让我们看看关于语言我们已经争论了多少！如果朋友之间都公认的一个头脑清晰、敏锐的人和一个最有权威的诗歌天才交谈，我觉得情况也许会这样：他们两人之间看来不会存在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不平等，完全的理解、彼此的接纳、相同的感受，消除了他们之间的诸多差异；那位诗人会坦白承认，他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好处，只是一点点小优势，借助这点优势，他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其他人做不到；并且，他的优势只是雕虫小技，可能会欺骗好逸恶劳的人，但对于热爱真理的人并没有影响；因为他们了解才华出众的不易，了解表达能力往往会花费太大的代价。我认为，最完美的人会坚信，一个人最完美之处与他并不完美的整体区分并不明显。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大的强项，这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他在其他领域缺乏必要的技术，反而会加大他对自己工作的胜任程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会因此而得到某种弥补，每次能力上的受限都会反过来增强他的能力。
前面的讨论以及相似的经历表明，人类与一个从未证实过的主要事实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的上下、前后都存在某种能量，我们就是这种能量的传输渠道……实现最高尚生活的公开渠道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事实，如此精妙、如此朴素，而又如此坚不可摧，尽管我从来没有描述过这一真理，尽管我从来没有听别人描述过这一真理，我知道自己拥有这一真理的全部内容……
假如先知的预言由于时机适宜成为吉祥的征兆，一个即将出生的人——许多人准备着他的降生，许多事件的发生预示着他的降生——将因为自己出身的高贵，因为自己将成为人上人而感到幸福；他将凭借自己的信任消除猜疑，他将运用自己朴素自然但往往被人遗忘的方法，他将无需殚精竭虑，而是依靠在我们的头顶脚下发挥作用的有效、和谐的自然规律。当我们遵循自然规律时，它会毫不怜悯地攫取我们劳动果实；当我们违反这一规律时，它会利用我们的覆灭完善自己。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信仰这一规律，否则“公正”这一词语就会失去它的意义。他们认为，最好的就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最终都会完成，否则我们的世界就会一片混乱。自然规律会奖赏某些行为，但却不是按照行为实施者的精心设计，而是遵照行为本身的规律。自然规律对人类说道：“每一段时间完成的工作，无论有没有酬报，其唯一的结果是：你完成了工作，你可以得到奖赏；不论你的工作是出色还是粗劣，是种植玉米还是创作史诗，你只要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地完成它，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它都将为你赢取一份奖赏。无论你失败多少次，胜利都是你一生的目标。做好一件事情的奖赏就是完成了这件事情。”
只要一个人习惯于透过表象观察事物，习惯于搞清楚这一高超的做法将如何没有例外、持续不断地盛行下去，那么，他马上就会实现心态的平和。他已经可以依赖地心引力定律，即：每块石头将会落到它应该落向的地点；善良的地球忠诚有信，它带领着我们安全地穿越太空；我们无论是焦躁不安还是听之任之，我们都没有必要插手协助它运行下去。有朝一日，他将获取并学习引力定律所传递的些许教训：我们的生命轨迹就是我们全部工作，我们无需为宇宙的管辖提供帮助。考虑到一些有身份的人毫无根基的主张和虚假的名声，不要那么急不可耐地使我们的城镇恢复井然的秩序。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些人希望恢复城镇的秩序，他们为此正在辛勤地工作，他们一定会成功的。假如你不去批评这个那个教师或实验者没有恪尽职守，几天之后，他就会在所有人面前消极怠工。同样，如果让一个人进入完美的轨道，他就会变得强大起来。顺从自己的天性就是解放一个人思想的原动$T$X$T$小$说$共$享$论$坛$力。我们期望不再服从，期望远离自卑感；我们制定自我否定条款，我们喝水，我们吃草，我们拒绝遵守法律，我们被关进监狱；一切都是枉然。他只有顺从自己的天性，只有以合法方式参与最自由的活动，天使才可能会出现在他的面前，牵着他的手走出监狱的所有牢房。
平凡与非凡（20）
我们处于美好和惊喜的包围之中，我们应该拥有的是快乐和勇气，我们应该为实现我们的志向而努力。人的一生是真正的探险过程，当勇往直前时，生活将为我们的想象力增添比任何虚构故事都要大的愉悦成分。
——《新英格兰改良派》，选自《散文集：第二辑》
八、大家与小家
在某种很特殊的意义上来说，梭罗是个人的提倡者；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是个人的辩护者。在康科德居民的眼中，这位隐居者行为十分怪异。夏日的一个上午，从日出到中午，他会一直坐在洒满阳光的家门口，全神贯注地思考问题，周围树影婆娑，有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直到太阳照射在他的草屋西面的窗户上，或是远处的公路上响起一辆游客的四轮马车的嗒嗒声，他这才意识到已是午后时分。他的目标是成为一根雪松木桩，浑身潮湿、阴冷，青苔渐渐爬满全身，他愉快地享受着苔藓轻柔的撩拨。此时，他俨然一名印度瑜珈修行者，或是庄子一样的圣贤，头顶筑有鸟巢，腋下生长着垂柳。梭罗曾经发表过许多极其出色的言论，其中的一条出自于他在1856年12月6日写给哈里逊·布莱克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说道：“……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如烟的往事像篱笆桩一样可以不必过分关注……那么，如果我变为一根雪松木桩，难道我不能满意吗？如果我变为雪松木桩而并非栽下木桩的农夫，难道我不愿意吗？难道我不愿意成为向农夫传道的使者吗？难道我不愿意拜访栽满木桩的天堂吗？我觉得自己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可是，我不会在乎自己是否会在那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对于普通意义上的美国智慧来说，梭罗的思想表现得有点偏激了。梭罗曾写过一篇关于“日厨镇”的随笔，当时作为编辑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果断删除了其中的一行文字，即：“它（松树）和我一样是不朽的，它也许会进入更高的天堂，矗立在我的头顶。”
在邻居们的眼里，梭罗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古怪的人——改良派、社会主义者、业余预言家、催眠术师、颅相学者——一样，处在“精神错乱的边缘”。他生活的那片土地上到处都是思想的信徒，正如树林里随处可以见到浣熊和花栗鼠一样。然而，梭罗却一直在深入探索生活的本质。达尔文努力证明的是人类的动物血统，而爱默生和梭罗正通过直觉的超验方法试图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尽管邻居们觉得梭罗是个怪人，他很清楚自己在快乐地生活着；他知道，从早晨到中午一直坐在松树林里，或是主持一个个黑果木聚会，正是人类需要的生活方式。既然他在内心里已经坚定了这一绝对的信仰，他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如烟的往事像篱笆桩一样可以不必过分关注。因此，当爱默生宣称个人与国家平等、与教会平等、与其他任何人平等，正如两个主权国家彼此平等一样的时候，梭罗的主张更深入了一步，他对事态的看法可谓高瞻远瞩：“我不希望与任何人任何民族发生争执。我不希望把头发分开，拥有左右区分鲜明的发型，或者把自己的仪容整理得比邻居显得光洁。可以这么说，我甚至找到了一个理由必须遵守这片土地上的法律。其实，我非常乐意遵守这些法律……从较低的立场上看，宪法虽说存在各种缺陷，但却符合民众利益；法律和法院庄重威严令人敬畏；即使现在这个国家，这届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也受到民众的敬仰；还有其他几件难得的事例令国民感激，不少作家都曾对此做过精心的描述。但是，从一个稍高的立场上看，我已经在前文对上述事情做过专门讨论；从更高的或是最高的立场上看，又有谁会对这些事情发表看法？或者又有谁会认为它们值得大力关注值得用心思考？”（《非暴力反抗》）
因而，梭罗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体现在，他认真、诚恳地提出了一个主张，即：个人比国家重要。他的这一主张清晰而强烈，宛如一阵嘹亮的号角声。他所感觉到的并非一种特异反应，而是一个与美国人的本能相符合的基本事实。和这类本能相反，如今的很多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他将自己的理论付诸于实践。他拒绝效忠于马萨诸塞州；并且，当《逃亡奴隶法》激怒他的时候，他“从容地对马萨诸塞州宣战”。当黑人伯恩斯被逮捕并重新沦为奴隶时，他默默地计划要“颠覆马萨诸塞州”。有一次，在一名牧师的支持下他拒绝缴纳税收，并准备蹲监狱，但“不幸的是”，有人替他交了税。于是，他随后干脆拒绝缴纳一美元五十美分的人头税。一天上午，他去一个修鞋匠那里取鞋，在路上，他被逮捕了，然后被投进了监狱。由于再次有人替他交税，他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继续前去取鞋。穿上修补好的鞋子后，他和一群人一起赶往两英里外的一座最高的山岭参加黑果木聚会。在那里，“再也不用受到马萨诸塞州的束缚”。
平凡与非凡（21）
梭罗一向特立独行。他的所作所为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然而，在他自愿入监一夜的行为背后蕴含的真理具有前瞻性。正如亨利·塞德尔·坎比（HenrySeidelCanby）所言，他“为永恒”制定法律。下面一④T④X④T④小④说④共④享④论④坛④段文字是关于美国民主极为重要的一则声明。
“一个国家只有逐渐意识到人的个体拥有强大的自主权，它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文明的国度。”
——亨利·大卫·梭罗
现在的政府当局，即使我愿意服从它——我乐意顺从比我懂得多做得好的人的意志，在很多情况下，我甚至也情愿听从说的做的比我差的人的意见——它也是一个有缺陷的政府；从完全公正的角度来看，它必须要得到受管辖人民的拥护和赞成。它对我的人身和财产并没有绝对的管辖权，它所控制的范围只是我所认可的事情。从大权独榄的独裁专制到受到限制的君主政体，从受限的君主政体再到民主政治，整个进程中越来越体现出对人类个体的真正尊重。即使是那位中国哲学家也明智地认为人的个体是管理国家的基础。我们所了解的民主难道是改善政治体制的最后一个可能的因素吗？难道我们的努力不能再进一步以便促使人权的明确化和制度化吗？一个国家应当逐渐意识到人的个体拥有强大的自主权——这是国家的一切权力产生的基础——并且不同的个体应当运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只有这样，它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文明的国度。一个国家最终可以做到对待任何公民都不偏不倚，把每个人都当作自己的邻居去看待；假如有几个公民的生活方式不符合这个国家的一贯要求，他们既不干涉国政，也不受到它的约束，而他们却履行了邻居和同胞的所有职责，那么，这个国家并不会认为他们的做法有损于它的安定团结。我一想到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心里就欣喜万分。一个国家若能孕育出这样的果实，并容许它在成熟时尽快脱离母体，这个国家的体制将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值得称颂。同样，我只是想象着这些情况，但目前它们却尚未发生。
——《非暴力反抗》
美国很少有人像梭罗那样“喜欢蝗虫而不喜欢讲道”，所以，美国也很少有人能够领悟并效仿他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然而，梭罗的确在印度有一个门徒，他的身份丝毫不低于圣雄甘地。东方人总是比美国人更容易理解梭罗的思想，因为梭罗的思想更接近于东方人的价值标准。梭罗从印度本土就汲取了许多思想养分。
在各个民族思想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梭罗对甘地的影响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1841年，在爱默生的家里，梭罗读完《麦努的律法》后写道：“《考鲁加评注的麦努律法》这一标题对我来说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它仿佛扫平了整个印度斯坦平原；当我的目光停留在那边的桦树、水中的太阳，或者树木的阴影上的时候，我的眼中似乎预示着所有这些现象的规律。”他于1845年进入森林，于1847年离开。1849年，他写出《对政府的反抗》（《非暴力反抗》）一文。1907年，大约六十年后，甘地在南非读了这篇文章。梭罗的传记作家亨利·S·索尔特（HenryS。Salt）曾对甘地做过采访，作为答复，甘地写道：“我第一次接触到梭罗的作品是在1907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当时我正处于非暴力反抗斗争的最紧张阶段。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一篇关于非暴力反抗的文章。它留给我的印象颇深。我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发表于在南非出版的一份杂志《印度舆论》上。后来，我成为该杂志的主编，就大量地节选这篇文章的内容。文章写得很有说服力，也很真诚，我觉得有必要对梭罗做更多的了解。于是，我开始浏览你写的关于他的生平介绍、他创作的《瓦尔登湖》以及其他的随笔。所有这些作品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悦感，我从中获益匪浅。”
甘地不仅仅是瑜珈修行者；他认为，思想上的真理，如若是真理的话，甚至可以应用于政治领域。宗教和政治的分裂是美国习俗中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可在印度并不存在。因而，甘地借此组织并发起了在世界范围内意义重大的非暴力运动。
我认为，正是《非暴力反抗》一文中下述若干段文字影响了甘地的思想，并引导他得出自己的结论。它包括下面几部分：（1）藐视法律；（2）不流血的“和平革命”；（3）不仇视法律代言人；（4）作为抗议与修正错误和非正义行为的手段，一个民族集体进入监狱的观点。
平凡与非凡（22）
“我清醒地意识到，在马萨诸塞州……如果有十个人，他们十位都是诚实的人——是的，哪怕只有一个诚实的人……真正地消除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因此而被抓进县监狱……”
——亨利·大卫·梭罗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系列非正义的法令。我们是否需要心甘情愿地遵守它们？还是努力地修订它们，然后继续遵守它们，直到我们取得成功？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马上去违反它们？……
假如非正义行为是政府机器正常磨损的必然产物，就随它发展吧，随它发展吧；也许它偶尔会越磨越光滑，但最终这台机器必定会老化、瘫痪。假如非正义行为完全为了自身的需要配备有弹簧、或滑轮、或绳索、或曲柄，那么，你也许会认为这种行为可能并不比罪恶更具有危害性；但是，假如非正义行为的本质决定你成为针对另外一个人的非正义行为实施者，那么，我认为就应该冲破法律的樊笼。让你的生命成为阻止机器磨损的反摩擦力。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必须确保我自己没有去做那些我所谴责的不义之举。
我毫不迟疑地认为，自称为废奴主义者的那些人应该马上取消对马萨诸塞州政府在人力财力上的全部支持。他们应尽快建立一个多数人专制的政府，这才不会因为受到州政府的太多影响而改变立场。我认为，他们的观点和上帝的旨意保持一致就足够了，而无需等待多数人专制政府的诞生。另外，只要一个人的看法比他的邻居们显得更加合理，他就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多数人专制的政府。
我作为一名纳税人，一年一次——不再有第二次——与这届美国政府，或者它的一个代表，即马萨诸塞州政府，直接地面对面地打交道。这是像我这种处境的公民必须与政府打交道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一政府因而就十分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认识我了吧。探讨这一政府机制是否合理，表达你对它的不满和怨恨，最简单的、最有效的、对于现在的事态发展必不可少的方式，就是拒绝承认这一政府。我的邻居是一位政府税务官员，他正是那个我要打交道的人——毕竟，我只能和一个人而不是他手里的羊皮纸文件去据理力争——而且，他是自愿决定成为政府代表的。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他如何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和所作所为呢？他不得不考虑他是应该把我，他的邻居，他尊重的一个人，视为他的邻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还是觉得我是一个疯子和扰乱社会秩序的人；他不得不搞清楚他是否能够不采用和他的行为相符的较为粗鲁、暴躁的念头和语言就可以克服困难，与邻居和睦相处。我清醒地意识到，在马萨诸塞州，如果有一千个人，一百个人，我所认识的十个人——他们十位都是诚实的人——哪怕只有一个诚实的人，不再拥有奴隶，真正地消除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因此而被抓进县监狱，那么，美国奴隶制度才称得上真正废除。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不要因为开始时的进展很小而觉得前途渺茫。只要是合理的事情，曾经做过一次，就永远做下去。然而，我们却更喜欢夸夸其谈，这似乎是我们的使命。改革的结果是，上百家报纸公开发行并服务于民众，而竟然没有一个人为民众服务。假如我那个令人尊敬的邻居，国家的一名特使——他天天待在会议室里试图解决人权问题，而不必面对卡罗来纳州监狱中的犯人的示威——打算让马萨诸塞州的犯人参与静坐示威，那么，马萨诸塞州——它非常急切地要把奴隶制的罪孽转嫁于相邻的卡罗来纳州，虽然在目前的形势下，卡罗来纳州发现马萨诸塞州之所以与它争吵只是由于后者的不友好行为——及其立法机关不会完全等到第二年冬天才考虑这一问题。
在一个不公正地囚禁任何人的政府管辖之下，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他的归宿依然是一座监狱……少数派服从多数派的意志，他们没有自己的任何权利，因而他们甚至连少数派都称不上；然而，当他们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时，他们是非常强大难以阻挡的。假如摆在一个国家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所有正直的人士关进监狱，另外一条是停止战争废除奴隶制，那么，它会果断地选择其中正确的一条路线。假如有一千个公民打算不缴纳税金，这显然不是一种暴力、流血的做法；而缴纳这些税金，反而会造成国家实施暴力和无谓流血的后果。事实上，如果真的有人用不缴税的做法来反抗政府，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革命。有人曾经这样问我：“可是我该怎么办呢？”倘若那位税务官员，或者任何一位其他政府职员，也这样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的希望做点实际的事情，那就辞掉你的政府工作。”如果政府职员拒绝效忠国家，并辞掉自己的职务，那么，和平革命就宣告成功。但是，诸位也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种流血的局面。当一个人的良知受到伤害的时候，难道没有鲜血在流吗？这样的伤害促使一个人真正的英勇气概和不朽精神进发出来，他流血是为了死得其所、永垂不朽。现在，我看见这样的鲜血正在奔流……
平凡与非凡（23）
我已经六年没有缴纳人头税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曾在监牢里度过一夜。我站在那儿，环顾着监牢里的一切，两三英尺厚的坚固的石板墙，一英尺厚的木铁门，透进微弱亮光的铁格子窗户；我一边思考，一边禁不住为监狱管理人员的愚蠢行为而感到震惊，他们竟然把我看作纯粹的血肉之躯关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最终是否意识到他们为我选择了一处供我沉思的最佳居所，他们也许从未想到利用我做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我深知，假如在我和我的同乡人之间竖立着一堵石墙，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堵更难攀登或穿越的墙，直到他们渐渐能够和我一样自由。在监牢里，我丝毫没有被监禁的感觉，牢房的石墙似乎是石料和灰泥的巨大浪费。我感到，在所有的同乡人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上缴了税金。他们显然不知道如何对待我，他们的行为与缺乏教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每一次恐吓我或者恭维我，他们都大错特错，因为他们以为我主要关心如何走出监牢。看到他们如此辛苦地锁上牢房的门，我不由得笑起来。我一个人待在牢房里，思想的野马自由地驰骋；这些思想毫无阻碍地跟随着他们出了石墙，对他们来说，这些思想才是真正的危险因素。他们无法控制我的思想，于是就决定惩罚我的肉身；正如一群调皮的男孩子，他们要是抓不住他们所怨恨的某个人，他们就虐待他的狗。我意识到，这个国家还不够睿智▲T▲X▲T▲小▲说▲共▲享▲论▲坛▲，它就像一个生在富贵人家的寂寞女人一样胆怯，它分辩不清谁是朋友，谁是仇敌。我对它失去了最后的一丝敬意，我可怜它。
——《非暴力反抗》
幸福天堂（1）
一、蓝色鸣鸟
在西文哲学的范畴中，人们想方设法有意避开有关幸福的话题。这一事实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假如在目前的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哲理，它专门研究获取幸福的目标、途径和可能性，那将会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人类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幸福；然而，从过去到现在，人类贡献了自己的所有智慧，可从来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得到幸福。宗教的目标是救赎，而不是幸福。哲学致力于探求真理，而不是幸福。道德学说教的内容是职责，而不是幸福。有钱人追求的是快乐，而不是幸福。社会主义者把绝大多数人的莫大幸福当作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他们终日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不是幸福。爱好者有时候抓住了那只蓝色鸣鸟，兴奋地把它紧紧攥在手里，最终发现它死在他们的手掌里。只有那个嘴里叼着烟斗的人才真正理解幸福的真谛——倘若他能够把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写成一本书，让所有人都了解幸福，那该有多好啊！天使们不敢涉足的地方，难道我要仓促地赶过去吗？写一写关于前人没有讨论过的话题，总是那么有诱惑力。
无疑，这有些奇怪，我简直不敢相信。在我面前，我满意地收集到了最机敏最睿智的美国思想家所写的书籍——爱默生、马克·吐温、威尔·罗杰斯（WillRogers）、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汤姆·潘恩（TomPaine），还有学者、诗人、自然主义者、文学评论家——一卷卷、一册册，他们写出了学识渊博、哲理深奥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谓气势恢宏。他们致力于研究各自的领域，从来没有人关注幸福的话题。他们中有些人在幸福话题的边缘领域苦苦挣扎，有些人看了它一眼，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有些人停下来思考，但对幸福的称谓却不恰当。（詹姆斯认为幸福可以使生活变得“极为重要。”）在对幸福问题的认识上，即使桑塔雅那也不能让我满意。虽然他认为生活是甜美的、舒适的，可他对于幸福所做的评述比我想象的要少。梭罗直奔幸福的主题，而且他几乎就要抓住它了。他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可他走得太远；当他不断地反对我们阅读报纸，反对我们去邮局取邮件的时候，我知道他并没有接受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诚然，独处是幸福的，朴实的劳动是幸福的，与自然界交流是幸福的。然而，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幸福，这与普通人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收到许多邮件，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彼此陪伴，此时此刻，我们感到非常幸福。当哲学理念与现实生活不一致的时候，它就像无法发送电波的无线电台一样。尽管它只是与生活擦肩而过，它对我们已经毫无用处。或许，幸福的话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诠释，是因为道德家们和哲学家们的出发点往往是关于幸福内涵的先验理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理论。他们坚信，生活将与他们的特定理论保持一致，而不是他们的理论应该与生活保持一致。
我们一贯地自欺欺人，一贯地启发自己将获取幸福视为一个远古时代的难以破解的谜，究其原因，我们的出发点本身也许是错误的。于是，意外情况频频出现。今天，数十万也许甚至是数百万幸福、勤劳、诚实的美国人往往十分乐观地面对生活，并能够泰然处之；可他们却依然信奉邪恶的、有复仇欲望的、始终无法克服自己嫉妒心的耶和华，而耶和华却联合所有魔鬼和邪恶军团对付他们。无疑，这属于历史上造成的意外事故。我们的目光已经不再注意今天的世界；根据同样的传统观念，这无疑也是一种意外情况。成功的商人、房地产代理人、富勒毛笔销售人员、农场主和体力劳动者都非常看重今天的生活；然而，他们一旦反省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试图拥有高尚的精神生活，他们就会变得对钱财不再感兴趣，寻求救赎的途径，并抛弃能够激发他们生活热情的所有原则。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具有思想性，不管他是谁，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否认自己拥有一个躯体。这种故意忽视我们身体存在的思想，按照所有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理论，即使不值得人们的同情，那也会是荒谬可笑的。这种思想的实质内容是：人类是，或者应当是，超验主义的灵魂，一味地追求美好和正义的崇高真理；或者，如果他们有其他方面的兴致，他们的存在应当被忽视或者被认为可以不屑一顾。有时候，一位牧师伪称，我们只需要追求崇高的智慧和真理，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关注。然而，他的听众却十分清楚，他们拥有其他方面的渴望，而不是精神上的追求。当他从讲道坛上走下来时，这位牧师也感觉到心底涌起一种别样的渴望。于是，他索要某种“饮料”——当然，他“只要一杯”——不，他要的不是柠檬汁，那太庸俗了！就这样，我们一如既往地凭感觉生活着，我们的谈话方式就好像我们是脱离肉身、十分清醒的天使。
幸福天堂（2）
我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虚幻的、错误的精神性，教会必须对此承担大部分责任。这解释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如此少的牧师会成为诗人，或者在讲道坛上努力使用诗意的语言；为什么如此少的牧师赞颂上帝创造的地球的荣耀。很少有牧师详述亚利桑那落日的荣光，紫丁花怡人的香气，或者歌鸫鸣叫的音符——这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假如他们的职责正是赞颂上帝，并教导我们为上帝的慷慨大方而常怀感恩之心。我不在意科学家是如何阐释颜色的，不过我却了解到草是绿色的，天空是蓝色的，云是白色的，山坡是紫色的，黎明是红褐色的，晚霞是金黄色的——不仅仅是金黄色，而是闪闪发光、沁人心脾的金黄色。有的人可能会为此感激涕零，为生活感激涕零；假如这样的人声称信奉上帝，他应该第一个站出来表达自己对这种感性生活所有荣耀的惊讶和崇敬。当人们不喜欢他们的产品时，作家、画家和皮鞋匠总是郁郁寡欢。当我们对上帝的手工艺品，即如今的地球，显示出轻蔑的神情时，上帝是不会感到高兴的。当我们轻视食物时，我们等于轻视上帝赐予的味觉；当我们蔑视声音的意义时，我们无疑在贬损为我们创造耳膜和那三块精致的耳骨的上帝！
另一方面，正统的基督教神学犯下这一错误，因为它的目光只盯着天堂，而根本不瞧地球——这是一个相当草率的、彻头彻尾的错误。神学家们抨击目前的生活，认为它是人们应当逃避而现在不得不容忍的事情；而他们却没有让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落日的景象上，或者甚至没有回想起以前曾经观看过落日的情形。他们这样做，显得十分草率而又势不可挡。我知道，这种专注于精神方面的观点出现在颓废的罗马帝国时期，当时，它是反击纯感性生活方式的强有力的一种手段。正是借助这一手段，几个有勇无谋的人最终攻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然而，在那段时期，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天堂被认为是一个安息的好地方，军舰上的奴隶可以在那里减弱他们的呻吟声，缓解他们的肌体痛苦。他们希望“消除烦恼”，所以他们才热切地期待去天堂生活。换言之，许多平民肯定已经厌倦了这种充满斗争的生活方式。但是，假设我们不是军舰上的奴隶，假设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并没有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假设我们恰好渴求和欢迎这样的斗争——因为，如今，普通人面临着相当难得的机遇——那么，将会怎样呢？假设看见太阳的光芒心中就会涌起美好的感觉，假设一个秋日的下午临近傍晚时分一次悠闲的散步可以使人置身于心旷神怡的境界，假设只是品尝一个水果就能使人心情舒畅，假设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快乐、完全可以依赖的世界，因为你有能力完成今天你所面对的工作，那么，将会怎样呢？毋庸置疑，上帝并没有徒劳地创造目前的生活。在上帝的所有亵渎者中，这些人亵渎生活，亵渎地球及其创造者，亵渎他们的所有邻居和父母，而正是他们的父母生育了他们，并辛辛苦苦把他们抚养成人，使得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人类的幸福，人类一生应当享受的快乐，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关注这一问题。我们对此十分清楚——事实上，我们甚至从来没有适当地考虑过这一问题。在这样的感性生活中，幸福早就被剥夺了，而来世中的幸福前景依然显得自相矛盾、混乱不堪——有时候，充满感官上的愉悦，仿佛看见了一座富有的城市用珍珠装饰的城门（这是当铺老板的梦想）；有时候，那并非感官上的快乐，而是一种虚无缥缈、模糊不清、无③T③X③T③小③说③共③享③论③坛③法确定的幸福。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一个人陷入了虚幻的僵局。我前文说过，宗教的目标不是幸福而是救赎——为了我们不确定的事情而救赎，却远离我们所能了解的范围——远离充满邪恶的现实生活。如果现在还这样说，也许就显得更加简单明了了。
为什么宗教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仅仅基督教而且还有其他的宗教形式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幸福总是难以捉摸，幸福的时段往往比较短暂，幸福是无法信赖的、难以持久的。吃一顿美味佳肴、穿一件新衣服，这样得来的幸福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宗教可以使幸福长久、稳定，并持续到永恒。（事实上，“永恒”是一个夸张的字眼，人类经验无法对此提供依据。）关于幸福，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它的完全不可捉摸的特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幸福时刻，也有许多紧随其后的悲伤时刻。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尽管确信他们拥有生命权和自由权，而只是讨论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并不确定是否每个人都会获得幸福；他们觉得，无论是上帝还是他们的宪法都无法保障幸福，只是为每一位美国公民确认追求幸福的权利，并提供获取幸福的机会。（然而，具有哲学家气质的杰弗逊经过深思熟虑，正式提出幸福权作为三种权利之一，以代替旧的三位一体，即原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幸福天堂（3）
幸福看起来总是像一只蓝色鸣鸟，由一个个瞬间组成。我们能够享受的幸福瞬间无计其数，其中包括：我们享用了一顿美味佳肴；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个朋友突然露面，并和我们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一对夫妻在通向结婚殿堂的甬道上缓缓前行；我们不仅偿还了所有的债务，而且，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发现自己仍然剩下一笔可观的余额；我们听说一个坏人死去，或者对我们敬重的某个人充满溢美之词；我们干了一天活，满意地收了工，感到昏昏欲睡，浑身的肌肉疲乏不堪，却感觉很惬意，而且当天晚上没有造访的客人，我们可以放心地上床睡觉。刹那间，幸福可能转瞬即逝，于是，我们重又开始追求幸福。与丈夫一起驾车出行的新娘可能突然间会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甚至恐惧。再次见面的朋友似乎有所改变，生活的热情不如以前那样高涨了，这一点变化几乎很难觉察到。深夜，当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对邻居的赞美似乎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至于清偿所有债务方面，你以为还剩下不少余额，其实不然，因为你忘记了一笔价值175。65美元的支出。一个人干了一整天活，累得筋疲力尽，除了他之外，谁也不敢保证那天夜里会睡得很踏实。在上述情形下，一个人的兴奋转化为忧虑，于是，他的思想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他尽力查找自己的不足，每件事情都比较其优劣；这个人只有具备一种自嘲的哲学理念，他才能得救，才能酣然入睡。大致就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产生了。
假如世上有一门关于人类幸福的学科，我坚信它的出发点应该从纯粹的描述开始，自如地描述我们的幸福瞬间，或者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别，然后分析它们，并对人类的幸福来源得出结论。一个人也许应该学会思想开阔一些，不必在意关于幸福最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运用这种方式进行下去，他也许就会得到十分可靠的线索，引导他了解幸福的内涵和获得幸福的途径。如果我们抛弃一种华而不实的理论上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并对此足够重视，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只要我们略加用心思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幸福场景就会随处可见；幸福并非人们所谓的难以破解的谜。例如，当我们享用一顿美餐时，我们可能会由衷地说道“我很幸福”。由于我们善于捕捉这样最普通的生活瞬间，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重要发现，即真正幸福的来源和本质。另外有一个人偶然得出同样一个结论，他就是旧约中“传道书”的作者，一位睿智的老年“传道者”。为了探索幸福的真谛，他毅然对生活进行了一次实验，甚至还“对愚蠢和疯狂的行为做了试验”。“因此，高高兴兴地去吃你的面包，怀着快乐心情去喝你的葡萄酒。”他发现女人让他失望。如果“他”指的是拥有三千个妻子的所罗门王，我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二、寻求宁静
假如我们继续前行，而这一次并未带有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神秘色彩，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幸福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很容易掌握，很容易简化为人人可以接受的形式；幸福意味着安宁，身体的安宁和思想的安宁。这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情形，一种与一个人生活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形，一种也许与一个人的生活目的相符合的情形。使用“幸福”的字眼表明，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求那种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实现安宁和满足感的境界。汉语中有一个词语叫做“平安”，它似乎概括了每个家庭的愿望和所有家庭的生活目标。新年来临之际，人们在红纸上大大地书写下“平安”两字，张贴在每堵墙、每扇门上（只要是同样的意思，也可以写其他汉字）。这个无法翻译成英语的汉语词组缩小了安宁和幸福的差异，最终使得二者的内涵完全相同。它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彻底放轻的感觉。英语单词“happy（幸福）”也反映了对一个人精神和身体状态满足的情形。你在家里为客人准备好一个房间，并安置他在那里住上三个星期，你告诉他：“我觉得你在这儿会感到快乐的（happy）。”你这样说是想提醒客人，在你家里他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他离开时，你送他去车站，你发现汽车上已经坐满了乘客，可你还是为他找到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车厢里拥挤不堪，连挪动一下胳膊都感觉困难。但，汽车上暖气烧得不冷不热，你的朋友惬意地缩在角落。你问他：“你现在快乐（happy）吗？”你的意思是说，他坐在那里是否舒适，他是否随身携带几本杂志或者其他用来消遣的东西，他面前有没有令他感到明显不快的乘客。如果上述条件都令他满意，如果他在衣兜里还装着一本精彩的侦探小说准备在路上阅读，那么，他很可能会这样回答：“是的，我太满意（happy）了，多谢。”
幸福天堂（4）
只有我们需求得到满足，我们才会感到幸福；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不满足的人不会感到幸福；在实现生活目标的过程中，如果一个人焦躁不安或者屡受挫折，他不会感到幸福或者安宁；不清楚自己生活目标的人内心不会感到安宁；没有任何需求的人也不会拥有需求得到满足的快乐。所有的动物都显得非常幸福，因为，自然界提供并满足了所有动物的需求——否则，它们就会死去。人类的幸福之所以出现问题，只是因为人类拥有更加复杂的需求，可能是一个远大的志向，一个实现生活目标的愿望，这些需求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人类比动物有优越感，因为人类拥有高尚的需求，也许比动物了解更多的幸福，可是我并不是这样。在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文明进程中，我们经常会忘记许多事情——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躯体里仍然流淌着鲜血，仍然布满了神经和肌肉；我们的神经和肌肉按照我们生理上的一般规律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虽然我们属于高级动物，可我们仍然是具有一个躯体的动物。在我看来，幸福往往意味着我们的内分泌腺功能齐全。现在的医生经常告知他们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在于他们的生理机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很可能，在当今高度文明的生活状况下，他们已经大大背离了普通、健康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首要条件。
我意识到，幸福来自于完成一项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之后的满足感。我意识到，一项工作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的消耗；幸福光顾于那些成功地完成其工作的人，无论他们从事的是何种工作。然而，物质必定是精神安宁的基础；无论我们多么高尚，我们生命的古老定律，即我们在神经和肌肉方面的生理需求，也许都不会被忽略或者藐视。情况看来真的如此。幸福的基础是确定无疑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通过自己的感官，具备这一基础；精神的高涨随后就会出现。
爱默生评述道：“我知道，由于长时间地坐着，长时间地交谈，我的情绪烦躁不安，思想混乱不堪，为了使这一情况有所好转，没有比劳动更有效的方法了。我缺乏生气；因此，如果某个朋友意外造访我，我不得不在椅子上连续坐几个小时，我就会变得心情郁闷，眉头紧锁。这时候，我就会想到该去拜访一下阿克顿森林，并从此以后与松鼠生活在一起。但是，我的园子就在附近，当我用锄头锄地时，我是为我的错误在赎罪，于是，我就不再想去攻击我的敌人。我承认，开始劳动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怨气，通过干些体力活释放一下。可是，通过把崎岖的小丘修理平整，我烦躁的情绪也渐渐趋于平缓；通过拔出杂草长长的根茎，我也拔掉了自己性格上的小刺；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可以聆听到长刺歌雀美丽的歌喉，可以欣赏身边纷至沓来、五光十色的景象。”（《日记》，1839年6月12日。）这段话语显示了真正的智慧。
当一个人对联合国问题或世界和平问题感到惊恐不安或者不满意的时候，当他希望重新得到幸福的时候，对他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找到厨房排水沟堵塞的地方，并设法将其疏通。一个人忙碌一个上午，最后看见污水顺畅地由排水沟流出，并发出清晰的汩汩声，这时，无论是谁，都会感到十分自豪。或者，在捷克斯洛伐克悲剧发生之后，一个人不应该选择自杀方式来解脱自己，而应该在房子里四处转转，看看是否会找到一把摇晃的椅子，自己是否能够把它修理牢固，便于再次使用它。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只有首先拯救自己，让自己快乐地活着，他才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应付世界混乱局面的最佳方案似乎是，为每个家庭配备一把斧头、一只活动扳手，以及足够多的钉子。我似乎听见孔子说道，拯救了椅子，家庭也就得救了；拯救了家庭，民族也就得救了；拯救了民族，世界也就得救了。当一位父亲发现自己的儿子在家里烦躁不安、心情抑郁的时候，就告诉他：“到外面去修一修有毛病的火花塞再回来。”他这样说显得很明智。随后，他将会发现，当儿子把火花塞修好，并得意洋洋地回来时，他已经从糟糕的情绪中摆脱出来。而这位父亲本人却往往不能明智地使自己从他个人问题的悲观情绪中摆脱出来。
一个鞋匠制作出一双优良的鞋子，他感到多么自豪多么荣耀！一个农夫在沼泽地里成功地开挖出一条沟渠，他感到多么快乐！忙碌了一整天，坐下休息时伸展一下疲惫的双腿，顿感心旷神怡，又有什么能够比得上这样的快乐呢？在《满意的冒险》关于“沼泽地里的沟渠”一章中，戴维·格雷森描述了挖排水沟的极大兴奋之情和劳作之后身体上的极大幸福感和满足感。他的这种描述甚至比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述挖掘“豆田”的文字还要精彩。我怀疑那位“高尚”的读者此时已经读完了这一章节，可我想知道他对人类生活规律的了解程度。我只知道他此刻也许正在思考世界万物的规律。我不嫉妒他。
幸福天堂（5）
“伸展着双腿，我很想吟一首诗……我发现，幸福几乎总是辛勤劳动的结果……因为，那样的话，幸福肯定成为了泡影！”
——戴维·格雷森
身体决定着精神，多么地确定无疑、合情合理、深刻而坚定。今天早晨，我四点半起床，走出家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完美的早晨：低洼处弥漫着如幔的薄雾，太阳悬挂在山巅之上，世界万物浸润在清新的晨露中，散发着怡人的香气，其间回荡着晨鸟的啁啾声。
这段时间正是春耕播种之后、干草晾晒之前，农场主一年中最关键的一段时期。我利用这段时间在低洼的农场边缘挖掘一条排水沟。在这片农场上，将近有半英亩的土地长满沼泽杂草和蓝色菖蒲；自从我买下这个农场，我一直都在计划着挖掘一条沟渠，从它低洼的边缘一直延伸到那条小河……今天上午，赶快做完家务活之后，我把背包和铁锹扛在肩膀上，朝要挖的沟渠走去（穿着橡胶靴子）……于是，我开始挖掘。在艰辛的体力劳动中，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轻松的感觉：无需思考问题，只是体力消耗。我站在齐踝深的冷水里，每挖一铁锹都不容易。当我把挖出的湿泥培在沟渠边缘的时候，小股的水流又踅了回来。我什么也不想，一直挖呀挖呀。在用力挖掘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奇特的快乐。我用一只脚使劲踩下铁锹，然后，我弯腰、直腰、转身，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一开始，我还感觉到清晨的凉爽，可是，到了七点钟，天气已经相当炎热！我解开衬衣的扣子，把袖子又往上挽了挽，继续挖下去，又干了半个小时才休息，这时我已是大汗淋漓。
“我会跌倒的。”我自言自语道。于是，我把铁锹当作一架梯子，爬出了排水沟。我感到很渴，我就穿过湿软的山谷，径直走向生长在小河边的桤木丛。顺着耕牛踩出的小径，我穿过丛林，走到小河边。在那里，我坐在一根原木上，拿出水来，一口气喝了个痛快。随后，我把头浸在凉爽的河水中，往胳膊上撩水；直起身时，我浑身滴着水，气喘吁吁！噢，多么美好的感觉！
然后，我回到山楂树下，坐下来，伸开双腿，感觉很惬意。此时此刻——卖力地挖完排水沟后——我很想吟一首诗；虽然写不出来，但我内心能够感觉到！我打开背包，取出半条哈里特为我准备的面包。在树荫下，我掰开未经加工的面包，一块块品尝着。我品尝着原味面包，心里想着，我们这样的经历多么匮乏！我们把黄油涂在面包上，我们烘焙面包，我们边吃面包，边喝牛奶或果汁。我们甚至用面包蘸肉汁（而在这儿，在乡下，我们无需谦让，可我们却感到非常舒适）。结果，我们永远品尝不到真正美味的面包。今天上午，我感到很饿，就把半条面包吃得干干净净——还觉得不够。然后，我在树荫下躺了一会儿，透过山楂树冠外侧稀疏的枝叶眺望着太空。一只红头美洲鹫在高空懒洋洋地盘旋着，一只青蛙从一洼水边不时地探出头来，花丛中忙碌的蜜蜂不停地飞来飞去。
我在河边又喝了些水，这才有点不情愿地——我说的是实话——往回走，准备继续干活。天气很热，开始工作时的快乐早已消失殆尽。可是，排水沟得继续挖下去，于是我重新忙碌起来。这时的人就像一部机器一样，没有思考能力，动作十分机械。然而，尽管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在大脑中留下直接的印象，可它却常常闪现在意识里。我发现，有时候，对于某一项工作中的特定步骤，过后很长时间，我还能记起来并感到十分欣喜。
这是新奇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劳动者什么也不用思考。据我所知，我经常一干就是很长时间，其间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念头，除了想一想与单调乏味的重复劳动本身有关的事情——把铁锹放下去、抽出、抬起、翻过来——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然而有时候——大都是在午前时分，那段时间我一点也不觉得劳累——我突然间会有一种感觉：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其中包含它的壮观景象和丰富内涵——这种感觉让我感到一种奇特而又充分的幸福，一种接近于完全满足的幸福。
我发现，幸福几乎总是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人类想象着他们能够满足于纯粹的思想、激情或是柔情，他们是何等地愚蠢！破坏世界的美好，又是何等地愚蠢！因为，那样的话，幸福肯定成为了泡影！她喜欢看见人类不停地忙碌。她喜欢汗水、疲惫、自我牺牲。她不会待在宫殿里，而是蛰伏在玉米地和工厂里，盘旋在杂乱的书桌上方；她加冕于不停地玩耍的孩子无意识的头上。如果你在辛苦工作的时候突然抬起头来，你就会看见她，但如果你注视她太久，她就会伤心地离你而去。
幸福天堂（6）
在市区有一座小型工厂，生产木桶铁环和狭板。工厂里总是传出我生活中很少听到的阵阵悦耳的口哨声。它准时在12点响起：多么神圣的声音！过去的半小时，我一直在挖沟渠，那是个艰难、缓慢的过程。我汗流浃背，筋疲力尽，可我仍然坚持不懈，为的是郑重其事地等待着音乐的响起。听到那阵口哨的第一个音符，我放下手中的铁锹。即使我挖起一铁锹的泥土刚举到半空，一旦听到口哨声，我也会马上停下来，不会多付出一点精力；紧接着，我跳出沟渠，赶快回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否则，口哨声可能随时会消失。回到家时，哈里特站在门口，我觉得她就像一位天使，一位烹饪天使！
快乐的话题源源不断。也许，世上有些食物的味道好于炖牛肉、烘土豆和自制面包；也许，世上有……
——《满意的冒险》（六）
三、积极工作
戴维·格雷森所谓的“伸开双腿就想吟诗”，正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称为的“音调和谐的器具产生的作用”。幸福往往意味着一种身心愉悦的状态；虽说我们并不愿意使幸福掺入粗俗的成分，可我们也许会认为，我们此生中有能力追求的幸福往往指“身体上的愉悦感”。假如存在比躺在阳光下更大的幸福，我倒真想洗耳恭听。我的意思并非在指一种懒散的态度。“身心愉悦”指这样一种情形：我们的神经功能齐全，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并有能力处理手头的工作。既然我们的神经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的神经烦躁不安，除非我们有事可做；那么，就设法投入到自己喜欢的某项工作中去，这才会达到一种和谐的效果。换言之，幸福来自于工作，来自于出色地完成一项工作时所产生的那种快乐和安宁的感觉。
这种工作是体力的消耗，也可以称为脑力的付出。梭罗准备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他这样描述身心愉悦的状态：“我们有时会经历一种完全充实的生活，而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我感到自己心里涌动着一股不寻常的文学创作冲动……在身心两方面我都感到十分振奋……我感到，我品尝过的果汁，如甜瓜汁和苹果汁，已经融入我的大脑，刺激着我的创作冲动。它们给我以巨大的力量。现在，我能够写出遒劲有力的文字了。”（《日记》，1851年9月7日。）梭罗认为，写作应该由“完整的人”来从事，他自己创作时，他的大脑和肌肉都在发挥作用。“由于感觉生活不如意，我向往着更加美好的事情，我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内向，更加克制自己，就好像期待着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如果肉的核心一样充满生机——我内心充溢着平和而友善的快乐。我自言自语道，我必须注意饮食；清晨，我必须早点起床，出去散步；我必须抛弃奢华的生活方式，终生致力于思考问题。因而，我筑坝拦截内心奔涌的激流，于是，我浑身的水流汇集在一起，促成一个头脑的产生。就这样，我产生了丰富的思想。”（《日记》，1853年10月26日。）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别。用过早餐后，本杰明·富兰克林有时会赤身裸体地坐在那里完成上午的工作，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享受着自己的脑力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制造和生产物品的快乐，完成我们可能会引以为豪的事情所得到的快乐，堪称生活的最佳奖赏。无论是农夫观察自己的土豆田播种的进度，还是作家看到自己笔下的作品越来越丰富，快乐和满足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体力劳动者只有运用自己的大脑，才能称为称职的体力劳动者；我也知道，任何一位写作者都会从写作时的体力消耗中获得乐趣，不管是连续敲打打字机，并看到他创作的文字源源不断地从压纸卷筒里打印出来，还是在持续的创作过程中听着钢笔有节奏地在纸上刷刷的摩擦声。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学会去习惯并享受长时间的体力消耗以及与他的劳动息息相关、耳熟能详的所有物质条件，包括钢笔、笔记本、熟悉的书桌，甚至还有放糨糊和剪刀的小罐。他只有喜欢与写作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体力劳动，他才能被称为一名称职的作家。所以，凡·威克·布鲁克斯（VanWyckBrooks）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写作过程中体力付出时的乐趣：
“奥斯顿（Allston）喜欢麦克尔·安杰罗（MichaelAngelo）的文字描述，他认为这一描述对他来说也是真实有效的——’当我手里拿着一把凿子的时候，我知道这很适合我。‘他两三次提到他的方法：
幸福天堂（7）
“我开始一天写作的时候，总是先把前一天做过的所有工作誊写一遍，并进行几处小的修改。这让我的思维活跃起来，我由此得到足够的写作动力。这就如同旋转一只陀螺。如今有些时候，当我完成前一天工作的誊写时，陀螺就开始自转起来……因而，我的笔记都是感觉的沉淀；当我在一天的工作过程中看到这些笔记时，这种感觉油然而生。但愿上苍保佑我不必打印笔记，不必向秘书口述。由此产生了历史上多数作家的注入式写作风格。优秀的作品是通过感觉创作出来的，只有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相对容易地达到这一效果。”
不，你并没有脱离身体的范畴。即使一个人所穿的衣服也和他的写作有关。“我从来不会扔掉自己的任何一件旧衣服，除非我又写出了一本书。”奥利弗·奥斯顿（OliverAllston）说道，“当我着手写作时，我穿着一件我特别喜爱的灰色的花呢衣服；我还没有完成第二章的创作。在我大脑里，这件衣服和这本书不知不觉融为一体。我不该幻想穿着其他任何一件外衣或者裤子坐下来写作。正因如此，我在写这本书时，思想严重抛锚了。我继续穿原来那件衣服，希望把我的运气带回来；当我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的时候，这件衣服已变成了一堆碎布条。但是，’假设衣服的背部与边缘破损不堪‘，我会不会扔掉这件衣服？即使送给我可可西岛的所有宝藏，我也不会扔掉它。我保存着这件衣服，写完了这本书。我总觉得，是我的这件灰色的旧外衣让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
在我看来，如许多的忧愁均是由精神因素造成的，而低迷的精神状态是由于终日碌碌无为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所做的事情没有做好、没有做成功、或根本无力去做造成的。在世上所有不快乐的人中，最不快乐的是那些什么事情都不愿去做的人。有多少去精神病医院的病人，就表明有多少不快乐、不工作的人，而不是有工作、没烦恼的人。再难完成的工作也不会把人累死；置人于死地的只有无法完成的工作、毫无目的的工作、具有下述性质的工作：它吞食了一个人的神经，正如海洋淹没了一个人的躯体一样。在美国，讨论这样的事情是冒一定风险的；太多的人死于心脏病发作，死于神经系统的过度紧张。但是，事情的真相并不为人所知。艰苦的工作可以致人于死地；此处，艰苦的工作包括饮食过度，甚至是行走，比如马拉松比赛。然而，由于工作、饮食或者行走等具有其正常功能，所以上述说法是不公平的。根据我对词语“艰苦工作”的理解，美国人是不会因此而死亡的；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马拉松比赛，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一直高度紧张地关注着最终谁将超过谁。我们身体的一般规律是不应该被轻视的。只要没有忽视身体的一般规律，真正的幸福就会降临于这样的人：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再好好地休息一下，以恢复自己的精力。真正的幸福产生于一天中适量的工作。
在这层因果关系中，一个特殊问题出现在美国特权女性的面前。随着一个国家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一个闲散的特权阶层也成长起来；但是，在美国，它却变成了特权的、闲散的、不快乐的女性阶层。李丽安·海尔曼（LillianHellman）和克莱尔·布斯（ClareBoothe）在他们的戏剧作品中，多萝西·帕克在她的小说中，都曾描述过这一女性阶层；赛珍珠（PearlBuck）将她们称为“火药女人”。从19世纪50年代始，美国的男人和女人在生活上越来越分化，詹姆斯·特鲁斯罗·亚当斯（JamesTruslowAdams）描述了这一特殊现象的有历史意义的发展进程。
“一种新型的孤独感……”
——詹姆斯·特鲁斯罗·亚当斯
除此之外，美国人的生活中也逐渐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孤独感，那是一种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美国妇女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她们总是参加各种活动，总是处在嘈杂的环境中，从孤独和单调的家庭氛围中摆脱出来。商业、各种专业和政治都是女人不能涉足的领域，除非一个很不普通的女人，或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愿意被人称为“怪人”的女人。因此，普普通通、孤孤单单、喜欢社交、思想活跃的一个又一个女性开始致力于创建属于自己的世界。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的人们也许有着极其强烈的孤独感，因而，在19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发起了组建现代化妇女俱乐部的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处于情感和知识的饥渴状态的妇女发现了“文化”和美丽。“孤独的人们”组建了“布朗宁俱乐部”和“漂亮房子”。这些组织尽管都不是太成熟，但是，女性最终发现了新的兴趣和新的刺激，以及鼓舞人心的新的自尊。男人也许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奠定个人或者民族生活的物质基础，而女人正在为建设知识和审美生活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约翰·道（JohnDoe）先生作为当地的食品公司或者木材公司总裁，可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或者可能正在竞选国会议员，而道夫人现在可能当上了妇女文学协会会长，并开始感到她自己是同一个社区里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位领导。
幸福天堂（8）
男人世界和女人世界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宽。假如妻子不能与丈夫一起参加商业和政治活动，那么，丈夫也不能与妻子一起参与“文化”社团活动……当他在商界和政界为获得成功全力以赴的时候，他也许会因为没有完全尽到丈夫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良心上的刺痛，并感觉到他与“姣小女人”之间的距离正在越来越远。然而，当她在属于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社交圈子里——而他本人被排除在外——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时，他们两人平等了。他觉得，只要他的妻子在“社团”里不感到孤单，而是一边品茶，一边聆听身边的某位女士阅读关于《索代罗》的一篇文章，并乐在其中，那么，他就能够把所有的时间如愿以偿地花在商业、威士忌以及和他的男性朋友一起谈生意上。在社交圈和知识界，男人和女人开始发挥令人奇怪的不同作用，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美国人》
因此，在考察这些美国妇女情况的过程中，赛珍珠清楚地表明了对特权的诅咒，主张为“火药女人”做些事情，并认为这是她们获取幸福的最佳方式。“在我们的文明进程中，最悲剧性的人物是中年妇女。她们在家里的职责已经完成，她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她们正处于身体和心理的最佳阶段，然而她们却感到自己的存在已经失去意义。她们是最不幸的人。她们终日碌碌无为，因为无人向她们要求或是期待她们做任何事情；她们不能得到幸福，因为她们终日碌碌无为……这种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健全在我的国家促使了这些火药女人的出现；当我思考这一问题时，我想不起任何一个可以责难她们的词语。我知道，假如男人们面临这一问题，假如，简言之，他们并不具备强制性的工作纪律所产生的优势，那么，他们永远不会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他们目前出类拔萃的水平……不，如果没有正常的工作纪律、固定的工作时间、竞争标准的要求，那么，男人现在将会和女人发挥同样的作用。”她具有真正的心理洞察力，于是她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工作权是公民至高无上的基本权利，它使得他们真正地走向自由……她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她想做一项轻松的工作，她可以在她的村庄或街坊那里寻找。如果她想做一项重要的工作，她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或者在全民族的高度上思考问题，或者意识到远处有一个全新的世界等待她去探索。不去了解要做事情的极大数量，等于证实了这一公民基本权在何种程度上损害了人们的感知能力；而她了解后不采取行动，证明了已经对她的意愿所造成的损害。”
正是伟大的心理学家C·G·荣格如此奉劝这些神经紧张的都市妇女，“到乡下去。养孩子，喂猪，种胡萝卜。”我不相信，一个女人看到自己种的胡萝卜一天天长大，她此时的快乐会比不上一名画家或者作家；前者欣赏着自己创作的一幅绘画，后者经过辛勤的笔耕书稿终于完成。在所有的情形中，只有创造性的劳动和看到自己的工作出色地完成，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毫无疑问，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中间，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位成功的胡萝卜种植者。
四、知足常乐
毕竟，世上还存在一门哲学，满足的哲学。在前文中，我曾引用早餐桌上的教授所说的话，“生存的伟大目标就是使人类与自然规律保持一致”。我认为，这位教授没有要求我们重新建立与人类和谐共处的自然规律——那将会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规律——而是要求人类与他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保持一致，与他自身的规律——这才是关键之处——保持一致。用不太狂妄的语言来说，任何一个人生存的伟大目标是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这就是满足的奥秘。我再次把生活比做一幅图画，在画中，一个人在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里挤来挤去。假如在拥挤的车厢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就会感到快乐和满足；否则，他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车厢里有的人爱管闲事，他们没有想到为自己找座位，而是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挤满乘客的车厢的秩序，让乘客心情舒畅——让伸腿的乘客把腿收回去；让乘客把外衣放在合适的位置；如果有人感觉热或是冷，就请求靠窗的乘客把窗户打开或是关上，用很大的嘘声提醒身后某个大声说话的乘客声音小点。普通的乘客并不清楚，如果每位乘客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五分钟之内就会建立良好的车厢秩序；并且，只要他的神经在旅行结束时不会因为旅途劳顿而变得极度受损、烦躁不安，他在旅途中的首要职责就是在那个临时社区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幸福天堂（9）
美国人，至少是纽约人，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是神经紧张、烦躁不安。与欧洲人相比，美国民族具有情绪激烈的特征。一些商业主管认为，当他们办公桌上的三部电话同时响起来的时候，他们是最幸福的人。这表明他们属于“成功人士”。其实，他们是在自欺欺人。如果一个人把握住生活方向和自我定位，他首先表现为内心沉着冷静；而具有上述经历的人，无论是谁，都丧失了这种平和的心境。不停地忙碌绝对不是成功的标志。一位成功人士——因而也是一个幸福的人——只不过是了解清楚了自己在生活中的真正需求，并且实现了它。
满足的奥秘在于，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能力和不足，在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各项活动中都能找到乐趣，并都明智地意识到，无论他有多大的影响，无论他取得多大的成就，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绝对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很可能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在他领域的功勋榜上，以至于他会认为自己在这个领域中不可或缺或者无所不能。他被内心的某种野心左右着，于是他丧失了任何形式的满足感。有时，找出自己的不足要比了解自己的优点更加重要。一个人有那么多的忧愁，是因为他不了解自己的需求，或者他有太多的需求，或者他可能想有所作为，想成为远离自我的任何角色。保持真正的自我形象，不随波逐流，不想成为其他角色，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在实现满足感的过程中，中国人也许做得最出色。爱默生和梭罗两人都曾经引用中国圣人孟子的语录。“圣人说，’统领可以被抓，三军可以被摧毁，而一个最无助最普通的人的思想却不能被征服。‘”
下面的一句话是格雷森最精彩的话语之一：“在一个世界上，我正在逐渐了解一件重要事情，那就是，让人们一生都在不停地争论，就像我一生都在争论一样。”我认为，他的这句话体现了完整的生活观，这是普通人很难理解的，除非这个人对于戏剧性的人类历史进行了充分的思索。在《友谊之路》的一个章节《我吹口哨》中，他说道：“很久以前，我就立志设法保持真正的自我形象，而并非任何其他形象。”他曾经进行过这样的反思，“我记得，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是如何枉费巨大的精力试图改变我最亲密的朋友。可爱、认真、务实的哈里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总是想方设法修剪我胳膊上装饰的羽毛——我希望这样能够让自己更加适合居住在这个宁静、友善和安全的栖息地——我常常为此感到十分烦恼。有些时候，我们走过如此漫长的一段路途，才认识到我们最亲爱朋友的个性特征。因为我们是如此的珍爱他们，所以我们试图把他们改造为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某种古怪的完美形象——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大声嘲笑我们自己的荒谬行为（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在努力地改造我们，正如我们在努力地改造他们一样！）；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想改变他们，我们只是喜欢他们，欣赏他们！”
格雷森曾经引用马克斯·奥勒利乌斯（MarcusAurelius）的话来描述在一个农夫家里借宿的那个名叫斯坦利的男孩：
“我说’听听这位罗马的老哲学家在说些什么‘——我把书举到灯光下，开始大声读道：
“只要在你参加的争论中你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战胜对手，那么，你就是不可战胜的。当你看到一个人在别人面前显得十分荣耀或者拥有无上的权力，或者无论如何都会受到人们的极大尊重，你千万要小心，不要认为他是很快乐，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如果我们有能力具备善良的本性，我们心中就不会产生任何猜忌。然而，你自己并不愿意成为将军、参议员或者领事，而是想做一个自由人。只有一种方法能做自由人，即，不要关注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斯坦利先生得意地说：’那就是我一直主张的事情，但是，我并不知道某本书也对此论述过。我总说，我不想当参议员或是立法委员，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官员。我生活在这片农场上，悠然自得。‘”
我认为这一章节与格雷森的作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对于幸福的话题，格雷森所做的描述文字优美，影响深远，而其他作家对此评述甚少。
“这种对生活的接受，这种谦恭的态度，这种了不起的做法产生了绝对正确合理的结果，这就是满足……”
——戴维·格雷森
在我看来，生活的快乐来自于保持自我形象的感觉，就像我在此处的感觉一样；生活的快乐来自于坚持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感觉。我所了解的所有不满足的人都在辛辛苦苦地想成为与他们的本性相悖的角色，想做他们无法做成的事情。在乡下报纸的广告中，我发现，男人追求财富，借口是承诺使女人变得漂亮；男人学识渊博或者富甲一方——一夜暴富——方式是激励善良的农夫和木匠成为可怜的医生和律师……
幸福天堂（10）
不要尝试让我们变成这个或那个角色（不要尝试遵循关于我们自身的改编了的版本），而是应该使我们自身完全服从于充实的生活——让我们充满生机。这种对生活的接受，这种谦恭的态度，这种了不起的做法产生了绝对正确合理的结果，这就是满足，其实是一种有效性。有效性！——那是我们所了解的最高尚的事情。
它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一种伟大：它真正掌控了现实世界。据我了解，有些人在他们的背后或者在他们心中，似乎拥有所有的社会、国家、组织；他们仿佛世界地图，怎么会了解我们！他们实施自己的行为并不借助自己柔弱的躯体，借助的好像是整个生命的精华。他们开口讲话，话语是他们讲的，而声音却是整个人类的声音。
我不知道对上述现象应该做何种总结：是遵照上帝的旨意还是符合现实规律。奇怪的是，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上帝并不在意我们如何称呼它，而我们一直称呼它为上帝。思考这些神秘的事情，我似乎明白了晦涩难懂的神学家们把一切也搞得晦涩难懂。难道不是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的赎罪才使我们所有人感到温馨，才使我们所有人得救？
在所有这些文字中，我讴歌了美好的田园生活，我自己都觉得过于热情了。我热爱这种生活，因为它拯救了我。很久以前，我就认识到，对我来说，农场是唯一一个让我显得强壮和坚定的地方。而对你来说，我的朋友，生活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不同的需求。我在城里经历了不少事情；我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会看到一张张快乐的（甚至是安详的）面孔，我对此有时会感到疑惑不解。我承认，那些人一定也能够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符合他们的生活原则。就让他们管理自己的金钱，制作鞋子，缝制衣服，分户记账——假如这样做真的让他们感到完美、感到满足。我和他们每个人都不发生任何争执。毕竟，这是一个包容万物的大千世界，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获得幸福。
每个人都是一块磁铁，具有异乎寻常的高灵敏度。一些磁铁把田野、森林和山丘吸引过来，反之亦然；另外一些磁铁如川流不息的街道以及巨大的财富，这对城市的居民来说司空见惯。我们吸引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确吸引了什么。据我了解，生活中最大的悲剧在于，千千万万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机会自由地吸引；相反，他们终日辛勤劳作，疲惫不堪，仿佛无生命的物体被那些郁郁寡欢的懒散者所吸引。他们不是在耕种土地，而是被别人耕种……
因而，如果一个人与生活节奏一致，自我服从于生活，他对生活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是绝对需要的。正是一个人心中产生的必不可少的感觉才进而促成了他的满足感。
——《友谊的冒险》（四）
五、温情中的圆滑
上文所述的生活的快乐完全属于一种思想方法。葡萄酒也许可以看作是消除忧愁的工具，或者指一种习惯性的心愿，或者是一种恰当的场合，此时，饮酒的人感到有些飘飘然，比平时的感觉舒服些。我们除了从各种物件中学会获取快乐，再也不会有其他的收获。一个人也许常常愤世嫉俗，他在自己的犬儒哲学中得到快乐；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抑或感伤主义者。每一种思想方法都带有同样的主观色彩。如何选择一副合适的眼镜观察生活，只是个人的爱好问题。一种思想方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习惯做法，对当事人来说它随后会变成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一位智者会小心谨慎，不让任何特定的思想方法成为永久性的态度；他知道，他一旦产生某种思想方法，他就必定会从中获得快乐。冥顽不化的傻子将会从他的冥顽不化的蠢行中获得快乐，年轻而圆滑的愤世嫉俗者将会沉迷于他的犬儒哲学。（即使是在一幅剧照中，利奥内尔·巴里莫尔（LionelBarrymore）的固执也让我感到厌烦。）
杰弗逊说：“比起过去的历史，我更加注重未来的梦想。”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杰弗逊式的思想方法。他选择佩戴这样的一副眼镜观察世界，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的。一个人怎么会意识到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或者如何得到看待生活的最佳方法？霍姆兹法官曾说：“快乐法则和职责定律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回事。我坦承，毫无私心的言论和愤世嫉俗的自私言论在我看来似乎同样是不真实的。”他又说，“生活的快乐就是以一种自然、有效的方式释放一个人的潜能。”在这一模式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而他自己并不清楚是怎样形成的。经过一生漫长、睿智的生活方式，霍姆兹法官终于发现了这些真理。
幸福天堂（11）
富兰克林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业余道德说教者。他观察生活时，时而非常清醒，时而又怀抱幻想。他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健全的腿和畸形的腿》。本文体现了典型的富兰克林风格，今天我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它的新奇和强烈。他在文中阐述了关于“自由选择”的观点，关于用两种方法看待生活的观点。本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富兰克林认为，一个人的生活观也许会“通过模仿来形成，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习惯”。据我所知，在他写这篇幽默的散文时，富兰克林正忍受着痛风带给他的痛苦，而且他的一条腿用绷带扎缚起来。
健全的腿和畸形的腿
本杰明·富兰克林
世界上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幸福的人，另外一类是悲惨的人，尽管他们拥有同样的健康状况和财富以及其他形式的生活慰藉。这种分化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为他们采用不同的态度看待物体、人和事件，这些不同的态度继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法。
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形，人们都会拥有便利、遭遇麻烦。不管和谁待在一起，不管待在何种场合，他们都会发现某些人某些谈话或多或少令人感到愉快。不管坐在怎样的餐桌旁，他们都会品尝到味道好坏不均的肉食和饮料，制作精良和粗劣的菜肴。不管处在怎样的气候区，他们都会碰到好天气和坏天气。不管在怎样的政府管理下，他们都会发现有些法律合乎民意，有些法律不得人心，有些法律得到很好的贯彻，有些法律执行不力。在每首诗或其他才华横溢的作品中，他们都会发现其中的瑕疵和优点。在几乎每张面孔和每个人身上，他们都会发现一些优缺点，一些美好和不良的品质。
在上述情形下，在上述两类人中，追求幸福的人们总是关注提供便利的事物、谈话中令人愉快的部分、制作精良的菜肴、美味的葡萄酒、晴朗的天气，等等，并且怀着快乐的心情欣赏这一切。另外一类人的思想和言论总是与第一类人背道而驰，他们注定是不快乐的。于是，他们自己永不满足，他们刺耳的话语使得交流的快乐一扫而光，他们的个性冒犯了许多人，致使他们本人在每个场合都不受欢迎。如果这些不快乐的人在本质上具备这种思想方法，他们的处境会显得更加悲惨。然而，吹毛求疵、令人厌烦的性格也许最初就通过模仿形成了，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习惯；虽然现在它是他们很难克服的痼疾，但是，如果有这种习惯的人为他们的幸福考虑认识到其恶劣影响，那么，他们就会改掉这一习惯。所以，正因为此，我希望这个小小的劝诫会对他们有所帮助，促使他们改掉一个习惯；尽管这一习惯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状态，可在现实生活中却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它会带来真正的伤心事和灾祸。这类人冒犯了如此多的人，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他们……
我的一个老朋友处理问题客观冷静，他根据经验对上述习惯采取谨慎态度，避免与这类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就像其他哲学家一样，他配备一支温度计供他了解天气的冷暖，一支气压计供他预知天气是否适宜。然而，如果没有发明任何仪器马上测定一个人的这一令人厌烦的性情，他就会利用自己的双腿达到这一目的。他的一条腿没有任何残疾，而另一条腿，由于某次意外，已经弯曲变形。假如一个陌生人在初次会面时更多地注意到他那条畸形的腿，而不是另外一条健全的腿，他就会怀疑他的能力。假如这位陌生人只是谈论畸形的腿，而丝毫不理会健全的腿，这足以决定我的这位哲学家朋友与他失去了任何交往下去的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两条腿的“仪器”，可是，一个人只要略加注意，他就会或多或少察觉到这种吹毛求疵的性格，并采取同样的措施避免接触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因此，我建议，如果那些爱挑别的、发牢骚的、不满足的、不快乐的人期望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喜爱，如果他们自己希望获得幸福，他们就应该停止观看那条畸形的腿。
——《健全的腿和畸形的腿》
19世纪20年代，海明威膜拜的鼎盛时期，美国青年过分夸大死亡、性和绝望。在这种背景下，欧文·埃德曼（IrwinEdman）教授创作了一篇随笔，“如何做到既圆滑又随和”。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海明威膜拜是在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堕落行为，一种不成熟的行为，而年轻人趋之若鹜。性的探索、直面性的勇气、突然的幻灭感、想成为“硬汉子”的欲望，所有这些很正常的青春期特征，都被称为老到的智慧。埃德曼，当时是关于青少年问题的一位智者，质疑所有这一切特征，仿佛一位教授批改一个大学生的论文，无论批语多么迎合论文的内容，这篇论文都显得有些浮躁，或者说满篇都是陈词滥调，或者让人感到伤悲的是，论文表达的是错误观点。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向我们揭示的那样，过去的美国人思考的是幸福问题，而如今精于世故的美国人喜欢思考不幸和绝望。
幸福天堂（12）
“但丁能够想到的最严重的罪孽之一就是在阳光下闷闷不乐。对那些那样做的人，他惩罚他们在泥土里永远不停地翻滚。”
——欧文·埃德曼
通过铭记一代人的爱好，通过研究一代人轻视的对象，一个人就会足以了解这代人的主要性格。在我们的时代，要想说出我们喜爱什么决非易事；我们原有的爱好充满了种种疑虑，而且，在我们当代的智者怀疑论的掌控中，爱本身已经变得臭名远扬。对斯巴达人来说，纪律严明、节奏紧张的勇士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中世纪，受难者、禁欲者或是圣徒代表着理想生活的最终目标。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希望成为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侍臣一样的角色，它集绅士、学者、士兵和老于世故的人于一身，是这些角色的完美结合体。而在当代，我们将会模仿英雄人物的虚构模样，因为当代英雄至今尚未确定下来。我们没有英雄形象；另外一个关键在于，我们怀疑英雄膜拜……
科学不再是实验室里的专家们拥有的神秘事物；科学已经成为了大街小巷众所周知的术语，或者至少是在沙龙里聚会的女士们耳熟能详的术语。我们非常熟悉腺状组织，因此我们不会轻信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忧郁的心情。当我们感到压抑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可能，造成我们机能出现问题的不是广袤的宇宙，而是具体的甲状腺……再次提一下爱的话题。在青少年中间，爱可能会自我炫耀其古老的、人人可以理解的雄辩术。但是，我们对爱了解得更清楚。爱具有一副华而不实的假面孔，掩盖着欲望的本性，我们透过这副假面具——甚至是借助欲望本身——了解爱的本质。几乎每一个学童都曾读过弗洛伊德的作品。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够引用海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Ellis）的话语。我们投入的爱也许很深厚，但是它的最深处却在我们丑恶的灵魂深处。至于我们用永恒的方式赞颂每一份短暂的情感——哦，我们自己对早已过时的柔情主义抱以赞许的微笑……
因此，摒弃了一系列古老的神话，我们逐渐形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英雄神话……该现代人出场了。男人女人都一样。无论男女，就像体形和头饰一样，其思想感情将是完全相同的。他不会谈论爱，不会接纳爱。他不会信奉美好的生活，不会在其他人的目光中公开过这样的生活。他将对宗教保持理智态度，并且相信原始的思想体系的遗风犹存。他对“耶稣或者柏拉图珍视的一切事物都将会麻木不仁”。他不会赞同其他人谦逊的言行，他自己也不会变得谦逊。他将努力成为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快乐而冷漠地生活在艰难的人世间。他自己最不愿意容忍的事情将会是高尚的行为。他最不愿意迁就的弱点将会是温柔体贴。他谈起话来就像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作品中的人物，做起事来就像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Huxley）所描述的奇特的伦敦知识界中的一员——或者他将假装如此——他将会运用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笔下的女主人公在无拘无束的时刻所使用的话语思考问题……
而在目前最高级的社会交往中，正派被认为是下流的，害羞被认为是可耻的，谦逊被认为是无礼的，朴实被认为是有疑心的。我们中间有许多另类的聪明人，他们宁愿残害儿童，也不愿意善待父母。他们宁愿因为粗鲁而受到责骂，也不愿意因为谦逊的态度而得到人们的赞许。他们甚至在许多方面怀疑自己：他们也许会偶尔产生某种不再流行的高尚情感；他们也许会偶尔实施某种善行；他们也许会放纵于某种自发的感情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