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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镜像》作 者: 林语堂

林语堂(当代)
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前言(1)
  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了,而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书;我在曼哈顿生活了将近十年,而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纽约的书,关于那座神秘莫测的昏暗城市的书;我甚至也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八十四街的书,因为我对此知之甚少。不过,我刚刚完成了美国写作的精神之旅,写一写这方面的事情似乎轻而易举。也许我从未给自己放过如此野性的假期,自由自在、全心全意地花时间观赏美国精神领域中所有激励人心的景致,而无须考虑明天的日子会怎么样。我以前做过许多短途旅行,非常熟悉这类景观。而当这些景观近在咫尺供我悠闲欣赏时,我的喜悦无以复加——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OliverWendellHolmes)的广袤草原、爱默生(Emerson)的白雪覆盖的山峰、梭罗(Thoreau)的花岗岩独石柱、艾德加·爱伦·(EdgarAllanPoe)的黑暗山洞、桑塔雅那(Santayana)海拔七千英尺的高原城市,本·富兰克林(BenFranklin)会笑的山谷,林肯(Lincoln)令人敬畏的石雕穹顶,杰弗逊(Jefferson)希腊风格的宏伟建筑。
  从这次壮观的旅行归来之后,我把旅行的感受一一记录在这本书中——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所看、所爱、所想、所失。旅途中,我一直在自言自语。我知道,如任何个人观点一样,自己的看法属于一家之言,有局限性。让我感兴趣的是去了解美国人的生活观,美国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如何绞尽脑汁试图回答有关上帝、生命、不朽,以及人生的陷阱、争斗、快乐等诸多问题。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所说:“人世间最有趣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个人的理想和信仰,是关于上帝、宗教、家庭、婚姻、生命、死亡、幸福的强烈信念和基本看法。”因而,我孜孜以求的是美国人的生存智慧。美国人的生活哲学永远不会融为一体;美国是一个多变的社会。然而,无论个人的视角可能有多么大的局限性,一幅美国智慧的全景图都可以绘制出来。
  缺乏生活哲学的社会令人恐俱。据我了解,这一信念如今完全处于一种混乱不堪、无可救药的状态。倘若我们对于全美国民众如何看待这类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至少可以评价一下洞察力极强的美国头号智者对此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困惑和信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清晰的头脑、敏锐的洞察力,牢牢地把握着影响我们行为和生存的所有决定性因素的根基,那些真实存在却无法看到的根基。为了恢复某些信念,必须求助于那些逝者、那些真实地看待生活的人们,去寻求美国哲人的那种平静、均衡的思辨品质,他们以某种秩序井然的和谐方式诠释着人类的内心和外在生活——那一定是这一探究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民族的重要思想都应该致力于追求这一泾渭分明的关系。
  谢天谢地,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会知晓所有真理,我们不是绝对主义者。我们不会知晓所有真理,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清我们的思绪。假如一位智者对真理的三次猜想中有一次是成立的,假如他像霍姆兹法官一样,对某一普遍原则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算出一个并不完美但勉强可行的生活公式,那么,这位智者就会心满意足。也许,比知晓真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削弱我们的一些自鸣得意的信仰和完美无瑕的观念,这些信仰和观念无疑标志着任何一种思辨生活的开端。一个人借助智者的智慧,彻底消除自己某些粗俗的自满情绪,只有如此,他才能开始思考。人性不断地变得昏沉、不断地受到鞭策,以及不断地清醒过来。每一代人的思考过程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们都在预言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预言,而是因为我们既已生于此世,就不得不穿越六七十年的生命轨迹,因而就必定要预测这样那样的信念。
  然而,总有一些人的预言比其他人准确。我们大都认为,像爱默生、富兰克林、桑塔雅那等伟大的思想家无非就是一些相对优秀的预言家。生活的旅途是漫长的,我们都行在其中,每位旅客都在尽力预测最终的目的地——即所谓的“生命的终点”。地平线上散开一片无法穿越的迷雾;在不同的港口,我们让一些乘客下船,催促他们回来告诉我们有关港口的情形,以便于我们更好地计划未来的征程,有几位乘客答应了,而他们却再也没有返回。于是,就像桑塔雅那笔下的圣·克利斯朵夫号轮船一样——那是以圣·彼得为船长,朝麦克诺波利斯进发,试图找到蓝色天堂的一艘轮船——我们继续乘风破浪。“鼓足勇气”是哲学家们此时能够留给我们的唯一哲言,而其中最优秀的哲学家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担心目的地港湾,而是享受旅途的快乐,我们可能长时间地自由自在地行进于这一旅途中,在行进过程中,我们的旅途变得乐趣无穷。“让我们为航行而航行!”一些真正的水手喊道。至于寻找蓝色天堂,“嗨,它一直就在我们的头顶!”桑塔雅那如是说。
前言(2)
  我提醒自己,在美国一百七十年的国计民生中诞生了一些很生动的思想和作品。美国有头脑的人们曾经走过这段旅程,曾经一次次探索生命的许多美丽与可能。无论他们多么伟大,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他们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生存问题。约翰·亚当斯(JohnAdams)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之间关于宗教、哲学、衰老和死亡的愉快的书信往来如今看来令人耳目一新。美国民族拥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先人,他们崇拜自己的先人吗?我常常扪心自问。很遗憾,他们并不崇拜先人。了解一个人拥有出色的先人同样出色,这是一种有助于积聚力量和自豪感的模糊意识。美国民族还很年轻,但是他们的过去(我们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仍然令人钦佩。我不是指对印第安人的屠戮和与墨西哥人打仗;我的意思是,美国涌现了一批令人钦佩的人,他们果敢、坚强、乐观。一些现代人倾心研究他们内心的癖好并由此敬重他们。
  谁是美国伟大的先人?什么是美国精神?一个民族拥有许许多多的先人,一些令人称赞,一些令人汗颜。一个人拥有一个做海盗船长的曾祖父、一个卖弄学问的祖母、一个苏格兰曾祖母,那么,他就是个混血儿。船长热爱冒险,苏格兰人处事谨慎,二者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即使杰弗逊也承认:“至于商业,的确,我们有强烈的预感。”爱默生谈及找见“尼罗河的源头”,发现“个人的无限范围”;马克·吐温(MarkTwain)想到金钱;赫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嘲笑声名;霍桑(Hawthorne)冥思苦想;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建议人人之间都存在“兄弟般的亲吻”,从而建立模糊性征的民主。可是,富兰克林说教起来仿佛美国的孔子(Confucius),具有良好的理性意识,闪烁着智慧和想象力;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的漫谈风格宛如美国的蒙田(Montaigne)。
  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再发现。一个人需要的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记忆。有时,当年高德劭的人先于我们思考时,我们静静地坐着,认真地聆听,就足够了。曾经领悟的真理不断地被遗忘,可谓是人类思维的魔力;人类思想的历史正是这些“遗忘——记忆——再遗忘”的过程。雄鸡尚未啼叫三遍,我们已是多次背弃真理。
  有一点将不言而喻。在写这本关于美国智慧的书的过程中,我参阅了一些博学之士的出版文选,也搜集了许多信件和日记。我坚定地摒弃了正统哲学。我认为,本书包含的思想应当是民间的而不是正统的,清楚地表述出来的而不是有争议的,未定型可以改变的但却是自发的温情的,传达一种忍耐、刚强、十分个性化的语气。宇宙和生命撩拨着这些作家的灵感并在他们的脑海中激起共鸣,于是产生了某些思想,我就立刻把它们记录在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些思想可能是远见卓识,简单明了,而当上述作家开始向公众提出一个观点并深陷其中时,他们表现的并非这类思想。在收集这些自发产生的思想时,我就像一名聆听演讲的观众,主要关注的并非演讲的层次结构,而是试图捕捉演讲者稍纵即逝的微笑和没有充分显露的情感,尤其是演讲者放下讲稿,突然即兴发挥而且左右逢源的精彩片段。我喜欢看见一名演讲者丢掉讲稿的情形,我喜欢偶然听到——只要可能——演讲者与主持人的窃窃私语。
  就我而言,我只能承诺态度真诚,而并非郑重其事,尽我所能地做到像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爱默生曾经高山仰止地说道,写作者“投身于广袤的时空,修建通往混沌世界和茫茫黑夜的大道,他的身后是那些带着野性的、创造性的快乐心情聆听他讲道的人们。”但愿我也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很少得到类似的宽慰。常常,我觉得自己倒像爱默生夫人一样,对厨房里的女佣发出一道新的指令,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扔一块石头,然后就跑开。
  再多说一句。当谈论中国思想和美国思想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分担着现代人的诸多问题,分享着发现的快乐。我只要讲“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我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东方文化底蕴,可由于本书谈的是美国智慧,我不能倾向于运用中国式的写作手法。我确信,我的所有观点、我所阅读的中国书籍以及从中汲取的营养,将以本书的重点内容和中心话题的方式一一反映出来。中国人一直热衷于(也可以说感动于)某些事情,尤其是日常生活问题。你不能要求他们不做什么,但我认为,那也就是他们的全部优点了。当克利斯朵夫·毛利(ChristopherMorley)谈论“最后一支雪茄”的时候,当戴维·格雷(DavidGrayson)谈论多福饼的黏着力,谈论其味浓、棕色、撒一点白糖就可享用的时候,抑或谈论又宽又厚、金黄色的南瓜饼烘烤于棕色的陶盘,同时大喊道:“多棒的馅饼!”每当此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促进民族团结的并非信仰、希望和慈善事业,而是多福饼、热松饼和南瓜饼,这是比目前联合国还更加真实的团结。
  最后,我必须感谢老理查德·J·沃什(RichardJ。Walsh,Sr。)先生,他在本书付梓之前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我也要感谢安·J·史密斯(AnneJ。Smith)女士,她在美国为我提供了不少我需要的书籍,这对我帮助很大。
  林语堂(L。Y。T。)
  法国夏纳(Cannes)
  1950年3月26日.星期日,上午
生活的智慧(1)
  一、智慧的集合
  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关系我们及我们国民命运的唯一问题,是生存智慧问题。只有搞清其主题和范围,智慧才能称其为智慧。其范围只能是,一定是,也许是活着的人的生存领域。我就想把问题这么简单化,丝毫不愿意涉及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知识分支——形而上学。活着的人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了解甚少的相当广阔的领域,其中充满了人类情感和希冀;充满了使我们不时地感到羞愧的动物遗产;充满了太古的、黑暗的、地表下的欲望,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附在我们身上的恶魔;充满了我们莫名其妙的高贵感,考虑到我们的来历的确莫名其妙,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充满了了不起的智慧及其结晶;充满了我们高尚的爱国情操,对国旗的热爱,铜管乐队带来的激动以及国际战事中并不光彩的屠戮。世界,生生息息的世界,是一个经常被人谈起的话题,有时候谈论得过多了。难道我们不可以不提不朽的问题吗?这应该是死者的合适话题和领地。对我们来说,他们死了,假如他们没有死,他们将从更好的角度讨论他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只有穿过阴阳界才能对此了解更多。我希望他们处理问题比我们的运气要好。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关于不朽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对其他任何解决方案都不满意。”——一句广为引述的名言,它会继续流传下去。证据本身含有消极的成分,依赖于我们思想中的某种主观欲望。但是,由于使用了形容词“众所周知”,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否则,人们也不会引用得如此广泛。然而,一个中国人也许会这样说,说得同样恰如其分:“关于死亡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都翘起了我们的脚趾(代指死亡)。”因此,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智慧的范围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我们都会死去,但在这短暂的几十年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生命才最有价值呢?
  “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幸福的开端。”乔治·桑塔雅那(GeorgeSantayana)说。桑塔雅那只用一句话似乎就为我总结了关于智慧的适当领域,以及美国人的所言所思之精华。我知道,从知识结构上来看,桑塔雅那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出生的拉丁人;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他先后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成长和讲学,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个美国人。可实际上他是个游历四方的学者。我想提他,是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位人类和自然主义智慧的巨孽,对美国智慧堪称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思想高屋建瓴,仿佛高山顶峰修造的一座城堡,空气虽然稀薄,但依然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
  但是,了解人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非西方哲学的特征。悠闲地沉思,而对生活现实不闻不问,对我来说,似乎包含了西方正统哲学的全部内容——思考不朽、自由意志、绝对真理、绝对本质、绝对物质、知识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约翰·杜威(JohnDewey)曾经一本正经地说道:“针对知识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发表的言论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哲学家们却在询问知识是否可能。”也许此后杜威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补充——“他们认为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志问题如何提出来,本身就表明思考的悠闲性。任何一个人,如果侍者问他需要茶还是咖啡,加不加奶油,冷的、热的还是冰的,锡兰茶还是中国茶,加柠檬还是牛奶,加一块、两块还是三块糖,那么,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任何凶手,做完周密的计划之后,都清楚最终是否实施完全靠他自己拿主意;甚至由于仇恨、妒忌或恐惧造成的不正常的短暂的意志麻痹也只会证明正常意志在起作用。然而,在讨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方面已经浪费的笔墨足够一头河马畅游其中。
  在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眼中,知识和意识存在着完全的区分;事实上,过去三百年间,二者之间一直相互猜疑,争执不断。西方哲学家,从他全部思考的证据来看,被认为是对自己的意识不信任。在选用茶或咖啡时,他甚至不能遵循自己的思维过程。也许,只有威廉·詹姆斯曾经十分直白地说道,在坎布里奇结束一次演讲之后,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漫步于三一大道或牛津街上。也许,把西方哲学家仅仅描绘成一个怀疑自身存在的人过于简单化了;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是西方哲学的愚昧。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美国人强烈的事实感是如何坚持不懈地对抗这一散漫的无用论的。但是此刻,我可以借鉴一位最睿智的现代美国人——克莱林斯·戴伊(ClarenceDay)的看法,他的话语富有幽默感和洞察力,他曾说:“太多的道德卫士开始演讲时都轻视事实,轻视他们也包含其中的人。轻视是他们的自由,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作为道德卫士的资格。他们的感觉使他们忽视了作为讲学者应该具备的义务——‘去发掘人类行为中最闪亮的部分,而不是把一系列不可能摆在他的面前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解决这些不可能,他就应该受到诅咒。’”
生活的智慧(2)
  智慧主要是一种均衡意识,更是一种对我们人类局限性的把握。一些人绞尽脑汁试图弄清楚精神、本质和物质,哪个代表了最终的绝对性;他们绞尽脑汁只为追求其中的快乐,不会摧毁宇宙。宇宙继续运转,生命不断延续,丝毫不理会他们的存在。有人曾发表言辞巧妙的评论,称伯特兰德·罗素对上帝发怒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存在上帝肯定愿意毁灭他。因此,对我来说,智慧就是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什么身份,比如我们并不是上帝,同时面对生命的本来面目。换言之,智慧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是对生活和常识的思索。约翰·杜威,美国精神的典范,借助相对简明的方式,诠释晦涩难懂、冗长乏味的抽象哲学,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在努力地告诉我们要依靠经验、相信经验,他曾经也将其与人类常识相提并论。
  很久以前,有一个美国人无须重新积累自己的常识,因为他一直具备着常识。他有非凡的天赋、理想的出身,他的母亲快乐地生活在世上,心满意足。他也心满意足。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闪电爱好者、女性倾慕者,同时又是一位思想者。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世界该干什么,美国该干什么。我们又有谁能够这样说呢!
  因此,我希望从这位最睿智(或许也是最伟大)的美国人身上开始对美国智慧的探索,以便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思索。一切哲学,人类的一切深邃思想,无疑都起源于如何看待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寿命的短暂和虚幻。一旦真诚地去面对,人类常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778年,富兰克林居住在帕西,当时是巴黎的郊区。一天,他在布里昂夫人的陪同下,到两里格(等于三英里)以外的约里磨坊——塞纳河上的一个岛屿,去参加一个文化人的欢乐聚会。在那里,富兰克林观察到一种名叫蜉蝣的昆虫,其寿命还不足一天,于是就写了下面的一则小品文,之后迅速地传开,巴黎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争相传阅。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向布里昂夫人献殷勤,他正在追求布里昂夫人,而后者的丈夫当时还活着。求爱的结果是,富兰克林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即这位法国贵夫人的青睐,他称之为“基督的慈悲”。然而,从此,在布里昂夫人的经常鼓励下,他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成为他最优秀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他成为了一个天才作家。
  “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亲爱的朋友,您也许还记得,我们上次在约里磨坊参加欢乐聚会时愉快地度过的那一天。公园里风光秀丽,参与者风雅得体。我们俩常常一起散步,有一次,我停留了一会儿,而其他人都已经往前走了。我们曾经看到过无数蜉蝣的尸体,那是一种两翼昆虫,据说它们在一天之内就会有好几代生死变化。这一次,在一片树叶上我偶然发现一群活着的蜉蝣,它们好像正在谈论什么。你知道,我了解所有低等动物的语言。我大量地研究它们,因此,我才在你的鼓励下取得了一点点进步。我怀着好奇心,想听一听这些小生命的对话。但是它们以其独有的种族活力,三四个同时讲话,所以我很难听清楚。尽管如此,我断断续续地也能听出一些内容,原来它们正在热烈地争论两个外族音乐家谁更优秀,一个是纳,另外一个是蚊。它们全神贯注地争论着,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暂,好像有把握活到一个月似的。它们真是无忧无虑,我这样想道;统治它们的政府一定是明智的、公正的、温和的,没有牢骚、没有争斗,所以才会有闲情逸致去比较外族音乐家的优劣。我转过头来,看到一只花白头发的老年蜉蝣独自待在另外一片树叶上,正在自言自语。它的独白让我兴致勃勃,于是我把它记录下来,期望也能博得她的嫣然一笑。我对她感激不尽,因为她带给我最大的快乐,和她待在一起,我感到无比和谐和满足。
  老蜉蝣说:“在我们的种族中,学识渊博的古代哲学家们认为,在约里磨坊这片广袤的世界里,我们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八小时,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太阳给天地万物带来生命,可是在运行过程中,它已经明显地向我们地球尽头的海洋倾抖过去。最终它会走完全程,消失在我们周围的海洋里,我们的世界因而陷入一片黑暗和严寒,于是,一切都将死亡、毁灭。在这一行程中,我已经生活了七个小时,足足有四百二十分钟,这是一段了不起的时期。我们的种族中有几位能如此长寿!我经历了好几代蜉蝣的出生、成长和死亡。我现在的朋友是我年轻时朋友的子孙,而我原来的朋友,唉,都早已离开此世了!而我不久肯定也要随之而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说我现在身子骨还算硬朗,但我也不能指望再活上七八分钟了。那么,我在这片树叶上辛苦劳作采集蜜露,而我自己又享受不到,我这是何苦呢!为了这片灌丛中的同胞的利益我参与了一次次政治斗争,为了我们种族的普遍利益我从事哲学研究,我又是何苦呢!在政治运动中,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又有何用?我们现在的蜉蝣种族将在几分钟内腐败下去,就像其他更古老的蜉蝣种族一样,最终堕落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在哲学上,我们取得的进步多么微不足道!呜呼,哲理无边,生命苦短!朋友们总是安慰我,说我已功成名就,身后留芳;说我品德高尚,一生荣耀。可是,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假如宇宙万物乃至我们的整个约里磨坊天数已尽、行将毁灭,对于十八个小时的历史应该作何评论呢?”
生活的智慧(3)
  对于我来说,经过孜孜不倦的追求之后,我依然能够享受的真正快乐唯有对如何不虚掷漫长生命的思考,几只优秀的雌性蜉蝣的至理名言,还有布里昂夫人那永远亲切的笑容和话语……
  ——《蜉蝣——献给布里昂夫人》
  蜉蝣(Fuyu),其寿命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曾提到过这种昆虫。庄子经常利用鸟兽中的庞然大物和瘦小精灵来说明生命现象的相对性。他曾经通过自己写的故事“微生物之战”试图向世人证明战争是无济于事的。魏王,就像现代的许多统治者一样,陷入了战争与和平的两难境地:敌人撕毁了和平协议,他想复仇。一位将军建议刺杀撕毁协议的人,另外一位将军建议带兵攻打敌国,还有一位将军为耗费大量人力建造的城池将要遭到毁坏而感到痛心。准备战争和不发动战争的决定似乎都欠考虑,魏王为此十分困惑。(我之所以愿意讲中国的这个故事,是因为现代人也处于同样的困境。)一个道教徒(戴晋人)觐见魏王,告诉他在道家学说中可以找到解决方案。魏王向他讨教其中缘由。道教徒问魏王:“您听说过一种叫蜗牛的小动物吗?”
  “听说过。”
  “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王国,叫作触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也有一个王国,叫作蛮氏。两个王国为争夺土地连年战乱,每次争战,死者成千上万。当一方获胜,追扫残兵败将就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土。”
  “的确如此!”魏王说,“你在给我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吗?”
  “这绝对不是虚构的故事。请问,您认为宇宙空间有止境吗?”
  “没有止境。”魏王回答。
  “那么,假如您展开想象力驰骋于无边无际的宇宙领域,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是不是觉得您的王国若有若无、微不足道呢?”
  “是这样。”魏王回答。
  “那么,”道教徒说,“在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之中有个魏国,在魏国之中有个大梁都邑,在这大梁都邑中才有了陛下您。您认为,魏王您在宇宙中和蛮氏的国王在蜗牛触角上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魏王说道。道教徒告退。魏王惘然若失。
  二、美国人的事实观
  美国思想中最显着最清楚的事实之一是美国人强烈的事实观。这一理论将愉快地抛弃大量僵化的哲学体系而去热烈地追求生活经历的多变性。它小心翼翼地发展着,直到有确切的把握并且对其颜色、结构、重量、价值进行一定量的实践检验,才可能接受或者崇拜某种理念。从爱默生到詹姆斯、桑塔雅那,再到笛卡儿,其理论发展一脉相承。一个典例就是着名的问题“我是否存在”,也许是所有哲学问题中最无聊的一个。笛卡儿经过思考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人们也许会问,笛卡儿用初步证据证明自己的存在是不真实的,他究竟又是如何认为自己的思考是真实的呢?这标志着欧洲哲学黑暗时代的开始。一个欧洲哲学家即使否认自身肉体的存在,也会坚信意识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并且完全从意识出发建立一个宇宙,随后带着某种母性的自豪,认为宇宙是自己的一个孩子。毋庸置疑,其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宇宙存在于我心,而不是我存在于宇宙中。
  对于这种荒谬可笑的德国理想主义,一些美国哲人是如何应对的呢?事实非常令人鼓舞。1820年,托马斯·杰弗逊在信中对约翰·亚当斯说道:“你在5月12日的一封令人困惑的来信中谈了对物质、精神、运动等的看法,请允许我对此谈谈自己的意见。满篇的怀疑论调令我辗转反侧,我读一会儿,放下;再读,又放下,反复多次;为了让大脑放松一下,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回忆起那句熟悉的话安慰自己:‘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对一个注定生活充裕、事业成功的民族来说,这是极大的慰藉。1848年,亨利·梭罗(HenryThoreau)在给哈里逊·布莱克(HarrisonBlake)的信中说:“我就是现在的我,或者说我开始成为现在的我。我生活在现在。我只是铭记过去展望未来。我热爱生活……我知道我存在。”1854年,沃尔特·惠特曼写道:“我知道我是现实存在的、健全的……我以现在的状态存在着——这就足够了。假如其他人没有意识到,我会满足。假如人人都意识到了,我也会满足。”(《自我之歌》)我认为,这是一些揭示真正的美国精神的重要言论。也许,霍姆兹法官在散文《理想和疑惑》中对这一现状作了最好的总结:“倘若世界如我所想,我就是我所了解的唯一宇宙中的上帝。然而,尽管我不能证明自己十分清醒,我相信我的邻居们像我一样存在于斯。如果我承认这一点,也就会很容易承认,我在宇宙间,而并非宇宙在我心。当我提到某物是真实存在的,我的意思是我忍不住会相信它……但是,由于许多宇宙能做的事情我也忍不住去做,我不敢冒昧地认为我思维方式上的无能就是宇宙的无能。因此,我把真理定义为关于自身局限性的体系,而把绝对真理留给那些真正有准备的人去思考。”这对我来说颇有道理,这对于任何美国人来说都颇有道理。另外,霍姆兹在散文《自然法》中表明了对这种状况的满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源自于宇宙,而不是宇宙源自于我们,我们必须承认在谈论没有理性的物质时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为什么我们运用宇宙给予我们的能量公然对抗宇宙,向上天挥舞着拳头?对我来说这显得十分荒唐。”
生活的智慧(4)
  睿智、多思的美国人还在沉思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上述理论的不认同。也许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爱默生其人其事。评论家们认为,爱默生理论不成体系,并以此而闻名。这对于保罗·埃默尔·莫尔(PaulElmerMore)来说,去感受歌德(Goethe)、康德、费希特和谢林(Schelling)的影响的确有点困难。可以想象,如果爱默生能够把他的思想梳理成一种思辨体系——其思想精髓是难以想象的——这只能有助于某个研究生相当轻松、相当精确地撰写一篇博士论文。但是,这对于思想家爱默生又意味着什么呢?爱默生的思想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总是与现实自由地亲密地接轨,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思想将全部变为“固态”,他的宇宙也变为“固态”,这会让威廉·詹姆斯大为震惊。他们获得了精确的理论纲要,同时却失去了思想的流动性,失去了与新的生活经历不断接触的机会。他对得出最终结论成为一成不变的“固态”理论表示难以忍受、困惑不解并断然拒绝,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桑塔雅那用来描述威廉·詹姆斯的形容词用在爱默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追求多变、时断时续、自我间断”,以免真实的生活擦肩而过,以免我们成为某种体系棺木中的僵尸。爱默生对现状一直表示不满,一直担忧无法获取全部真理,一直怀疑由分类体系支持的真理的各个方面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某些片段,于是他就中断自己的探求,并因此而闻名遐迩。他一直因为现实生活本身而感到困惑。比如,他看见一个女子在大街上走过,感到不知所措。作为一个新英格兰人,他感觉到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思想,以适应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生活片段。在《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一文中,他对此袒露心迹。在文章末尾,他坦言了自己的思想历程:“我们拥有虚无,为虚无而奋争,只是有时候我们转而摧毁虚无。我们极力嘲讽愚昧无知嘲讽感知生命;此时,偶然路过一位漂亮的女子,一个鲜活的生命,她快乐幸福,她神采飞扬,她全神贯注,使最普通的祷文显得完美和谐;目睹这一切,我们钦佩她喜欢她,钦佩并喜欢她的言行举止,我们会说:‘看哪!美丽的地球上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因为书籍、哲学、宗教、社会、关怀而过早成熟抑或香消玉殒!’这,暗示了对我们自己与他人长期以来的所有热求和成就的背叛和蔑视。”因而,当爱默生走出非国教教徒集会场所或是新教会场,走出喧闹的布道大厅,他就会听到自然界对他窃窃私语:“渺小的先生,为什么如此狂热?”这一句轻轻的耳语成了爱默生得救的福音,也成了随后威廉·詹姆斯得救的福音。
  三、对信仰的追求
  有人说美国思想就像黑格尔哲学一样热衷于盲目、抽象的思索。总体来说,我们必须为美国思想做无罪辩护。美国人有一种对事实而非纯粹理念的固有热爱。我意识到,德国人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许多美国教授竭力做到晦涩难懂、过分考究、抽象莫测、对生活漠不关心——他们成功了。他们和欧洲教授一样常常沉迷于学术行话的推敲。语法学家、医生、科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当前的教育学家,都拥有他们的职业用语。当他们和同行业的从业者们谈话的时候,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从拉丁语派生过来的长单词,他们会感到一种自豪、一份惬意。(在帕林顿的职业用语中,甚至会有一种熟悉的舒适感和强烈的节奏感。)然而,对于一个适于研究生活的哲学家来说,如此抽象的谈论会削弱他的主张,会令他的主张毫无说服力。如果考虑到约翰·杰·查普曼(JohnJayChapman)的表达有诙谐的一面,他向威廉·詹姆斯谈到约西亚·罗伊斯(JosiahRoyce)时所说的话语,确实很有道理,代表着典型的美国情感。“我对罗伊斯表示担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在一个晚上会说这么多废话……我知道你会辩解说这只是哲学,对此不要太认真;但是有时候,这些无稽之谈的确会产生某种影响。那个人——请听清楚,我爱他并敬重他——但他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让人感兴趣了。他的思想中已经难觅生活的影子。他转移自己的思想,他的大脑中除了毁灭别无他物,他的持续的紧张和努力已经开始说明……就让他与生活进行痛苦的接触吧……让他的思想里充满臆想、印象、苦痛、饥饿、对比——生活、生活、生活。”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说道:“假如他(罗伊斯)能抛弃所谓哲学的理念,他会成为一个多么优秀的人。”
生活的智慧(5)
  总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美国人是幸运的。一直以来,美国哲学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写作能手:爱默生、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雅那,他们的着作语言非常优美,这表明他们与生活的联系依然紧密,他们的英语语言知识依然丰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典范,欧文·埃德曼(IrwinEdman)却喜欢用一种非职业手法写作——而且相当优美。约翰·杜威显然是个例外,他是美国作家中最不适合引用的一位哲人。费尽心机字斟句酌,精心描述语词堆砌,绞尽脑汁以使表述精确恰当,除非意识到其全部后果才会使用祈使语气——这是怎么回事?欧文·埃德曼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解释。杜威的学生对他的演讲往往感到厌倦,他们发觉很难理解杜威庞杂乏味的思想。有一天,埃德曼却意识到,他正在聆听一位教授的教诲,这位教授凝望窗外,实际上却在自言自语——的确,目睹一位伟大的哲人的思考过程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他的写作正如他的演讲一样,然而,苦思冥想以捕捉精确的词句,这种精心的求索过程会有什么效果呢?难道这不是一位实验主义哲学家的实验风格吗?
  事实上,这一例外情况证实了这样一个规律。杜威的语言十分抽象,坚持诠释它,是给美国提供一种丰富的民族哲学理念的途径,值得美国人崇尚当今的经验。他对形而上学思考方法的反对,他对人类信仰中的超自然现象的不满,他对知识所下的常识化定义,他认为人的思想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用行动来测试和验证每一个领域的知识。在包罗甚广的哲学理念中,难道这些不是美国事实观的最终表达形式吗?哲学知识的问题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变成了科学知识的问题,变成了运用结果进行实验、学习和测试的最佳程序的问题。杜威具有良好的常识,他诘问道,既然我们通过测试知晓科技中的某些事物,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同样方法了解知识和行为的所有分支?“我们了解什么?”这一哲学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可以通过经验了解清楚”。这一答案如此贴近现实生活,如此实事求是,抽象思想者们会为之发狂,但是美国的思想家中几乎不会有人为之动容。最后,我知道,正当美国展望未来之时,这将是美国人的生活态度。
  约翰·杜威不仅表达了对任何推断式思辨哲学的绝望之情,同时在对信仰的求索中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种系统的生活观,而且他把信仰定义为一种“行为倾向”。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最适用的,是人类思想迸发的智慧火花。杰弗逊提出了富有成效的政治观点,而杜威向我们展示了非常开明、卓有成效的社会思想。
  “信仰,一种行为倾向……”
  ——约翰·杜威
  当代的主要知识特征体现在人们对所有建设性哲学的绝望——这不仅仅限于哲学的专业范畴,还涉及任何统一的观点和态度。上个世纪的发展如此之快,我们现在意识到了旧观念的动摇和颠覆。但是,人们依然持有一种关于自然与人类的前后连贯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这些事实又与科学和现实社会状况保持一致。我们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似乎就拥有这样的哲学理念。这是希望的哲学、进步的哲学,一切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哲学。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存在,战争又强化了这种意识,这使人们动摇了他们原来的信仰。恢复原来的信仰绝无可能。
  结果是,人们对所有全面而积极的观点的幻灭。只要拥有了建设性的理想,就意味着生活在幻象的王国里。我们失去了对理智的信心,因为我们深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是一种习惯和情感动物。在任何大型的社交场合,习惯和冲动本身被视为智慧的表现形式,人们认为,这一观念只是又一种幻象。因为过去的希望和期待不再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一切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和政策都带上了犬儒主义的成分。某种知识使我们能够洞察过去希望和志向的幻象本质——拥有这些希望和志向的人不具备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也许使我们能够形成具有坚实基础的意向和期待;这一点被忽略了。
  事实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的对照表明一种完全不同类型哲学理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去质疑旧观念本质上的有效性。人们承认,新科学要求传统信念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净化——例如,消除超自然力量。但是,从大体上来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是这样想象新的条件的:仿佛这些新条件只是将实现往日理想的有效手段放在我们的手中。具有现代特征的动摇和不确定性标志着下面的一种发现:往日理想本身并未确定下来。我们不仅没有利用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的方法实现昔日理想,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动摇了我们对所有宏大、广泛的信念和意向的信心。
生活的智慧(6)
  然而,这种现象倏然而逝。新力量的影响暂时是消极的。对西方文明所信赖的杰出作家与神圣权威的信仰,以及继承下来的一系列观念,比如,灵魂及其命运、固定不变的启示、完全稳定的体制、必然的进步;对于西方世界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一切已经成为不可能。随之而来的后果应当是人们对有条理的、指导性的根本性观念的信仰的崩溃,这在心理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怀疑论成为有文化的人的标志,甚至是他们故作的姿态。怀疑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这种论调针对的不再是这种和那种已有信条,而是对一切深刻观念的偏见,是对按照事物发展的明智方向系统地参与这些观念的否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据科学技术形成的完善的体验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种哲学理念,传统观念的崩溃可谓是一种机遇。在这样的体验中,科学和艺术共同对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宗教、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施加压力;而产生这种体验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新事物。我们对此即使作为一种观念也不习惯。但是,对此的信仰既不是一种梦幻,也不是明显的失败。它就是一种信仰。在将来,我们会实现这一信仰,我们的工作因而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已经完成的事情。然而,当这种哲学理念(一系列连贯的观点,不论是批评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产生的时候,它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概念形成了一种哲学,一种有条理的世界观,一种有条理的阐述和架构。一个哲学信仰,作为一种行为倾向,只能受到行为的检验。据我所知,如今没有哪种哲学理念比上述哲学思想更切实可行的了。
  四、真实还是虚幻
  如果生命是虚幻的、短暂的,一个人该如何度过一生呢?在智慧和愚蠢之间有一条窄窄的小径,由此,一些充满生气的哲人从黑暗和混乱中逃往充满光亮和信仰的生活,逃往充满快乐和感激的熟悉的普通人的生活。这应该是一种多彩得令人目眩的生活。世间万象,其乐融融,只要我们不断地去解读或者期待其情节发展。事实上,其中的情节不止一种,只要有人好奇地问上一声,这些情节就会变得错综复杂。永恒的奥秘!谁不愿意揭开这一奥秘的面纱?谁不愿意去了解上帝之手,用通晓一切的智慧去了解这一最大奥秘缔造者的精湛高明的工艺,并且不再猜测或怀疑自有生息以来世间众生都犯有无数谋杀罪?这一精彩纷呈、荒谬至极的犯罪大片始终没有结局。我们除了清晰地体验到基督信仰之外,再也没有绝对把握——尽管好的猜想连续不断,而我们中间又有几个是基督徒呢?同时,天地万物依然奇妙无比,过多追究个中究竟只会让人筋疲力尽。“你能搜寻四方找到上帝吗?你能毫无缺憾地了解清楚万能的上帝吗?这些问题像上天一样高不可及,你会有什么妙计良策?这些问题像地狱一样深不可测,你会有什么妙计良策?”我的答案是,运用哲学思维你不会找到上帝,即使你成功了,你找到的上帝也只不过是冷冰冰的诡辩;运用数学物理学理论你不会找到上帝,即使你成功了,你找到的上帝也只不过是一个极长的代数公式。一个人究竟会有什么办法呢?爱默生,美国最睿智的哲人,对此会说些什么呢?“最崇高的生命理论源自于同样高贵的年轻的先生和女士,它孱弱无力、多愁善感。它连一吨干草都不能耙拢或者叉起;它连马身上的汗都擦不干;它使得年轻的先生和女士面容苍白、饥饿难耐。”“生命是一生中必须透彻理解的一系列训诫。一切都是谜,一个谜的谜底又是另外一个谜。”爱默生写出了下面极其优美、睿智的话语:“生活本身是泡沫,是怀疑论,是噩梦。尽其所能地给予生活。但是,你,上帝的宠儿!认真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梦境,在鄙视和怀疑中没有人会想念你;梦魔接连不断;待在你的小屋,辗转难眠,直到其他的哲学家们就如何应对生活达成一致。他们认为,由于你的疾病和不良习性,你只能做这不能做那,但是他们也知道,你的生活处于一种飞速旋转的状态,像一顶过夜的帐篷。无论生病还是健康,你能完成任务吗?”
  无法撩起的面纱,没有钥匙的门,遮住永恒真理、无法撕成碎片的帷幕,永远不能找到谜底的贝克莱的谜,同时还有由生至死的通道,宛如闪亮的流星划过夏日的夜空……这一切,使得人类的智力总是汗颜。生命的不幸在于,我们生于此世,短短数十年,我们完成的事情都不会持续长久;而更大的痛苦是我们对此生的无知,于是,生命变成了双重悲剧。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一个人是否应该匍匐在地,模仿章鱼的样子,就像德莱塞(Dreiser)笔下的巨人一样,或者是否应该把生命看做这样一场战斗,具备最强壮的钳的龙虾会赢得胜利?但是,显而易见,这绝无道理,这一虚无缥缈的观点会随风而去。而传道士却不理会生命的空幻,对生命作了这样的评价:“生命是甜美的,用双眼观看太阳的感觉很宜人。”瞧一瞧,智慧和愚蠢的分界是如此的狭小!“让你的衣服总是白净,让你的大脑总是活跃。与你爱的女人一起天天享受生活,上帝赐予你真爱,那是你生命中应该得到的,那是为你世间所受的折磨给予的补偿。”
生活的智慧(7)
  在快乐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所有的哲学家均认为,幸福是生活的终点,因为如果教育世人,幸福的对立面——痛苦,是尽善尽美的事情,将会很荒唐,会立即被人的生命本能拒绝。然而,获得幸福的途径是不同的。霍姆兹法官的回答是这样的:“天地间存在着许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没有人告知士兵们关于战役的计划,或者说确实有一个计划,而并非某些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的每一个说明都是荒谬的。上述一切对我们的行为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仍需拼争——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拼争,因为我们想活下去,至少因为我们想实现我们的自发行为,证实我们的能力,并从中获得乐趣;无论如何,这样做对我们是有价值的,而我们也许并不清楚这样做的最终价值。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蕴含着我们依赖和热爱的一切事物。假如我们认为我们的存在并不是独立在外的一个小神,而是其中的一个神经节,我们就会拥有无限。这是我们生长于斯的唯一然而充分的意义所在。”
  是的,不论真实抑或虚幻,我们都必须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承认人类的现状,而不是首先要求完美,之后因为没有达到神学家们所希望的状况而大加指责。桑塔雅那对此作出了同样的评述:假使一切生命都是幻觉,“幻觉的唯一罪孽是生命带有欺骗性,生命里有空幻的美……孩子的喋喋不休既不会掩饰更不会违背真知灼见。”“假如我们相信生命,生命就是幻觉;假如我们不相信生命,生命就是真理;这一发现也许很好地体现在基督教义里面,而不是关于幻觉的印度教规。而需要聆听教诲的是我们的肉身而不是我们死后的灵魂。”于是,帕里斯拥抱海伦,被称为神灵显现,或表象,或幻象。“所有孤注一掷的情人,在无法得到真爱的情况下,欣然接受他们能够发现的最好替代物,即使是虚假的事物。与此相似,并不复杂充满梦幻本应皈依真理的精神相反一定会拥抱表象。”代表表象的海伦被诱拐一事,就成了“非法结合的替代物,绚丽然而非法”。但是,我们可能会问,人类还能做些什么呢?
  五、重视梦一般的虚幻
  爱默生,来自康科德的圣人,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圣人。他不仅一直鼓舞着年轻人,老年人,譬如霍姆兹法官,为了透彻理解也许年轻时没有完全理解的真理,也视他为榜样。约翰·杰·查普曼曾经说:“他帮助我释放了属于自我的某种东西,这使我认为自己像任何人一样优秀。”许多年轻人都有类似经历。晚年时期,查普曼才放弃了爱默生的思想。爱默生和歌德一起,成为他最钟爱的两个“布娃娃”:“我把他们俩保存在一个伸手可及的抽屉里,当有好的心情时,我就取出其中的一位,研究他——问他问题,和他谈话——最后,我总是抓挠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在墙上撞来撞去,然后把他关进禁闭室。”而这正是性情中的查普曼。霍姆兹法官,一个相比之下更加稳重的精神领袖,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曾说道:“我年轻时最能激发我灵感的人当属爱默生。”
  如何去诠释爱默生永恒的魅力?确切地说,他的写作主要关于永恒的话题,但在他的《日记》中一个简短的句子揭示了他伟大的根源,“我喜欢既愿意欣赏优秀的悲剧又愿意看到充实的谷仓的人”——这是一位不想受自己的思想左右而忘掉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家的至理名言。他这样说道:“如果你不能放弃显要的位置,躺在地上,来回翻滚,你就会变得忐忑不安、心情沉重……我将谈及柴南国一样的小城镇和我花园里萌发的新芽;你听说过我养的猪吗?……而关于歌德和丁尼生(Tennyson)从不多说一句话。”(《日记》,1838年5月24日。)他阅读的范围非常宽泛,他可以分别用一个修饰语形容自己研读的一个作者或者一本书。但他仍然这样写道:“在康科德,如果缺少了比格罗和威逊的酒吧间,缺少了他们的酒瘾,我们该怎么办呢?”(《日记》,1843年6月22日。)由于他的大量阅读、他对自然界的探险、他的深思熟虑、他对普通人生活的一贯态度,他不仅对生命的虚幻现象作了深入了解,也建立了坚实的生活常识基础,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他的乐观态度意义非凡,他深邃、精确的洞察力从不给人一种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印象。所以,他被称为“目光如炬的奥林匹亚人”和“西方世界的佛陀。”
  从爱默生的两篇优秀散文《幻觉》和《经验》中可以看出,爱默生的智慧完善了思考和常识这两大因素。由于他了解生命的空幻,他有充分理由“尽情享受现在”。“浮浅的年轻人藐视生命,然而在我身上,在那些和我一起远离精神上消化不良的人们身上,每天都是充实完美的;看起来不屑一顾却迫切需要陪伴,这便过于谦虚谨慎了。”这是爱默生理论的实质内容,使生命得以强化,并刺激着生活的欲望。这里,我选取一些从《经验》中节选的文字,这些文字表明了他“强有力的、塑造人生的语言”特征以及他那短小精悍的诗句所蕴含的过人的才华。
生活的智慧(8)
  “我们必须重视现在,以对抗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充满怒气的谎言。”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然而,这些优雅和迂腐又有何用?思想又有何用?生活不需要辩证法。我觉得,我们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那些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评论上。我们的年轻人对劳动和社会想得太多、写得太多。不管他们写了多少,无论世界还是他们自己都未曾前进一步。心智对生活的品味代替不了身体力行。假如你细究一片面包沿你的喉管而下的过程,那你就非挨饿不可。在教育农庄里,最崇高的生命理论源自于同样高贵的年轻的先生和女士,它孱弱无力、多愁善感。它连一吨干草都不能耙拢或者叉起;它连马身上的汗都擦不干;它使得年轻的先生和女士面容苍白、饥饿难耐……不要沉湎于思考,而应去闯荡四方。生活不是静观默想,不是品头论足,而是使身体强健。它给人带来的好处主要在于它能使和睦相处的人们能够从他们发现的事物中体验快乐而不是面对它提出一个个问题。自然不喜欢人们窥探它的秘密。我们的母亲常对孩子们说:“吃下自己的食物,不要多说什么。”时时刻刻感到充实,那就是幸福;时时刻刻感到充实,没有时间懊悔或是表示赞赏。
  我们生活在表象之中,生活的真正艺术正是在这些表象上顺利地滑行。一个本土人在最古老最陈腐的传统中和在最新兴的世界里一样能够取得成功,他所依仗的是他超人的处事能力。他有能力控制一切……完成每一个瞬间,在路上迈出的每一步中寻找旅途的终点站,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这就是智者的行为。如果有人说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无须考虑应该尽情享受还是恪守生活准则,那么,这样的人不是狂热者就是数学家,不会是普通人。由于我们的职责与每个瞬间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珍惜它们。今天的五分钟与下一千年里的五分钟是一样多的。今天,我们应该坦然地、明智地做自己的主人。让我们善待这些男人和女人,把他们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许他们就是真实的。人们生活在幻想中,像醉汉一样,双手软绵绵的,不停地颤抖,无缚鸡之力。这是疯狂的幻想,压制这一幻想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握住此时此刻。在令人目眩的社交和政治活动中,我没有产生任何的疑惑,我的信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我们不应该拖延、推诿或是耽于期待,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应该尽力完成自己的职责;无论和谁打交道,无论多么卑贱多么恶劣,我们都应该欣然接受我们的同伴和环境,就像信奉神秘主义的教士,宇宙给予我们的全部快乐同样给予了他们……
  浮浅的年轻人藐视生命,然而在我身上,在那些和我一起远离精神上消化不良的人们身上,每天都是充实完美的;看起来不屑一顾却迫切需要陪伴,这便过于谦虚谨慎了。在我成长过程中,由于怜悯同伴,有时显得急躁和伤感;但如果我独自一个,我会尽情享受每一段时光以及它带给我的每一样东西,尽情享受每天的家常便饭,和最常来酒吧间的顾客一样尽情享受。我对任何小恩惠都心存感激。我有一个朋友凡事追求完美,当稍有一点不如意之处,他就会感到失望。我曾和他交换过看法,结果发现我和他相比,处于另外一个极端,我淡泊名利,一生无求,别人给我滴水之恩,我总是以涌泉相报。我能接受两种趋势冲突时产生的嘈杂和混乱。从酗酒者和令人讨厌的人身上我也能得到启发。这些人属于周围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很难从转瞬即逝的人间万象中抹去的。早上,我醒来,发现了昔日的世界,妻子、小孩、母亲,康科德和波士顿,可爱的昔日的精神世界,甚至还有尚未远去的可爱的昔日的魔鬼。假如我们发现其中的美好并安心地享受它,不提出任何疑问,我们面前的美好将无以复加。
  仔细分析并不能带来美好的感觉,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是展露在光明大道。我们生活的中心区域是温带。我们也许会爬入由纯粹几何和死气沉沉的科学所统治的贫瘠而严寒的极地,或者滑入感觉主宰的另外一极。在这两极之间存在一条赤道带,那里有生命、思想、精神、诗歌——那是一条狭窄的分界线……
  中间的世界是最美好的。正如我们所知,自然并非圣人。对于教堂的灯光、禁俗者、印度教徒以及吃五谷杂粮的普通人,她都会一视同仁。她是既吃又喝还犯有罪孽的俗人。她所喜爱的一切,伟大、雄壮、美好,都不受我们法律的约束;都不是由主日学校教育的结果;都不用限制数量,都不用悟守戒律。如果我们借助她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我们就不要再抱着这些令人郁郁不乐的戒律不放,何况它们也是从其他民族借过来的。我们必须重视现在,以对抗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充满怒气的谎言。
生活的智慧(9)
  这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它们又是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即使到将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只会和现在一样去处理。尽管出现了关于商业公平性的争论,可能会持续一两个世纪之久,但是新英格兰和旧英格兰却会照常从事其商业活动。版权和国际版权法正在讨论中,而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将尽可能多地把书籍卖出去。讨论涉及了文学的效用、文学的动机、把一种思想写在纸上的合法性,争辩双方唇枪舌剑;可就在此时,你,亲爱的学者,却坚持自己的愚蠢看法,每次争论都插入不合时宜的话语。人们正在讨论土地拥有权和财产权,所有的人聚集起来准备表决。但还没有表决,人们却为了所谓的高尚和堂皇的目的先在你的园子里到处挖掘,把你的财产当做找不到失主的物品或是上帝的赐物来享用。
  ——《经验》,《散文选:第二集》
  六、真正的梦想家
  爱默生在他凝练精辟的诗句中表达的思想,戴维·格雷森(DavidGrayson)在他的《探险集》中以一种更加生动具体的笔触表述出来。《探险集》是一套系列丛书,包括小品文、哲学随笔和生活评论,以散文体写成,清晰、随意、友善、流畅,就像写作过程中激发出来的灵感一样。戴维·格雷森(伍德罗·威尔逊的朋友)是美国文学中内心非常平和的一位精神领袖。
  倘若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的读者将很可能会蜂拥而至;他们仰慕他的诸多品质,正如仰慕田园诗人陶渊明一样。陶渊明之所以怡然自得,心满意足,是因为他的内心平静似水,与世无争。他们二人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内心平和宁静。格雷森饱含对生活的感激之情,常常使我记起陶渊明:肩上扛着锄头,从田间回家,怀着极大的满足感,嘴里哼唱着“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能够写出如此言简意赅,又充满甜美安详之神韵的诗句,这样的诗人何其少!中国最优秀的诗人试图模仿他,但都没有成功,因为,只有真正伟大而又纯净的心灵才能感受到傍晚路边小草上的露珠打湿衣衫时那份愉悦之情。《晚餐桌上》的作者霍姆兹说:“生命历程伟大的结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陶渊明做到了,美国人格雷森做到了。认为这是举手之劳的那些人应该尝试一下便知分晓。然而成功的人士还是受到了幸运女神的垂青。
  为什么这个人会做到内心如此平和?他是一个轻而易举就把命运控制在自己手中的人。他把那些伤脑筋的哲学难题远远抛在脑后;相反,他设法到达了梭罗所谓的生活“核心”;他发现,世界很美好,他的邻居很友善,上帝不仅在九天之上,也在足下的花丛中。无论什么时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当我发现一个人具有如此平和的心境,我都会对他肃然起敬,因为我知道,他取得了各个时代尤其是现代世界令人遗憾的缺乏的功绩。戴维·格雷森的平和主要体现了希腊风格,这一点将在后文中得以阐明,但是他的背景、个性和口音却分明属于20世纪的美国风格。同样具有美国风格的还有他携带的灰色的背包,他花园里的洋苏草、丁香花丛、高大的榆树。这种平和总是令人艳羡;而且,它也使得现在那些苦恼着困惑着的智者无地自容。很容易看出,他不了解罪恶,不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那样深入剖析犯罪学和原罪。数十年以来,朴实和平和的风格并没有在文学界流行开来。令戴维·格雷森本人惊喜万分的是,他的《探险集》和《探险续集》三十年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并将继续流行下去,但是据我了解,在美国文学史上他却难有一席之地。我认为,评论家们犯了一个错误。也许,他的完美的朴实风格——这使得其他更加博学的作家望尘莫及——反而误导了这些评论家们而忽视了他的价值。然而,在署名为雷·斯坦那德·贝克(RayStannardBaker)——戴维·格雷森并不常用的原名——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生平与书信》一书被历史研究者们束之高阁多年以后,戴维·格雷森将会受到公众的喜爱和欣赏。只要美国的友善精神长存,对生活的眷恋之情长存,人们就会喜爱他欣赏他。
  他的平和在当代美国卓尔不群,这几乎可以称为一大奇观了。如果说这盏灯可能亮得不是那么强烈夺目,它的光亮却是那么清澈,坐在灯光下,感受其温馨和光明,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如果说哪一位美国思想家大彻大悟了,他就是格雷森。至于他的生活哲学,那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哲学思想。他透彻地理解了爱默生理论,他颂扬当今当世。他一遍一遍阅读《马克·奥勒利乌斯(MarcusAurelius)自省录》、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蒙田、梭罗、马太·阿诺德(MatthewArnold)以及《草叶集》,而这一切思想都经过了他的消化、吸收、整理、统一和检验;以这些思考为基础,产生了他自己的感想,并一一记录下来,宛如早晨的雏菊新鲜诱人,散发着真实的美国情感的气息。他简单明了的思想蕴藏着力量,仿佛又宽又深的河流表面上的层层涟漪。他出生于密歇根,可他不是地道的北方人,而我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思辨型北方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在谈协议时一本正经、精明能干,而是指在思索生活的全部意义时他超常的精明。我们可以看一看他和真正北方人,他的邻居霍勒斯,两人之间关于生活的梦想是如何争论的。一大早,他嗅到了一片松树林的清香,于是,盘山而上,下山的时候感觉就像看到燃烧的灌丛之后的摩西。
生活的智慧(10)
  “不受控制的生活现在无法控制;索然无趣的生活现在仍然索然无趣……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没有人了解未来。”
  ——戴维·格雷森
  “你在呼吸新鲜空气吗,戴维?”
  我和霍勒斯调侃着。霍勒斯是这片街区的重要人物。他拥有殷实的大谷仓,银行里有存款;他的硬心肠远近闻名。他的别名“驱动器”众所周知;他有一个他很爱的儿子,可总是惹是生非,这让他痛苦不堪。他相信“凡事要慢慢来”、“凡事要稳妥”,他深信“你无法改变人性”。
  他问我一个问题,让我有点震动。我用一种难以形容的逼真方式想象着霍勒斯会感觉如何,假如我毫不含糊地照实回答,假如我说:
  “我一边嗅着气味,一边向沼泽地深处走去——我一边享受着荆棘果和天竺葵的芳香,一边和啄木鸟聊天,同时代表一份富有想象力的报纸报道树林里的早间新闻。”
  不管怎样,我的情绪不错,我很想对自己微笑(我们总是这么善意地、宽容地对自己微笑!),可在我遇见霍勒斯之后,情况变了。我一眼警见了霍勒斯乏味、高傲的笑容,我马上泄气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牛和小牛,除了殷实的大谷仓、燕麦地和银行里的存款,真的还会存在其他事物吗?
  “你去小溪了吗?”霍勒斯看到我双腿湿漉漉的,问我。
  谈一谈面对加农炮和哥萨克人的勇气吧!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声地谈论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事物,这与勇气有何关系!我不应该谈勇气。
  “噢,我刚才去沼泽地走了一会儿。”我这样说道,尽力想搪塞过去。
  可是,霍勒斯是典型的北方人,问朋友问题时总是喜欢追根究底,他的朋友们最终都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无论如何他比他们更加合理、更加明智、更加现实——他通常会证实这一点,不是因为他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的确信,在将信将疑的虚幻世界里,只有他凡事皆有把握。
  “你在那里发现什么了?”霍勒斯问道。
  “噢,我只是四处走走,体验一下早春的气息。”
  “嗯,”霍勒斯意味深长地说,见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说道,“你经常像今天这样一大早就出门吗?”
  “是的,”我说,“经常。”
  “你觉得现在的事物与一天中晚些时候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听到这个问题,我开始体会到整个事情的幽默气氛,我变得振奋起来。当事情发展到复杂得无可救药时,当我们再也笑不出来时,我们只能在两种做法中选择其一:要么说谎,要么倒下。但是,如果我们还能笑出来,我们就可以继续战斗,那就需要诚实!
  “霍勒斯,”我说,“我知道你正在想什么。”
  霍勒斯的脸依然十分威严,但从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好奇。
  “你在想,我在那片沼泽地里闲逛,只是到处看看、闻闻,我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你不会那样做的。你认为我是个空想家,有点不切实际。喂,是不是呀,霍勒斯?我敢保证,你和你妻子不止一次地谈过这一点。回答呀!”
  我觉得我进行了精明的反击,因为,霍勒斯看起来很不自在,显得有点愚蠢。
  “快回答,照实回答!”我盯着他的眼睛,笑着说道。
  “呃,现在,你知道——”
  “你当然能够回答,我丝毫不会在意你如何回答。”
  一种毫无生气的幽默神情闪过他的眼睛。
  “难道你不是吗?”
  与朋友敞开心扉,真是一件乐事。
  “不错,”我说,“我是现实的人,而你是个空想家。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像你一样彻头彻尾的空想家,如此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霍勒斯笑了。
  “你怎么会这样说?”
  听到这里,我又振奋起来,我想到了一个像他一样精彩的问题反击他。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的作用就如同在战争中掩护一次进攻一样重要。
  “霍勒斯,你为什么总要工作?”
  这绝对是致命一击。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拼命工作,苦干、出汗、焦虑、思考、悲伤、快乐,却丝毫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辛苦。
  “嗨,谋生呗——和你一样。”霍勒斯说。
  “噢,算了吧。如果我告诉全镇的人,我的一个可怜的邻居——就是你,霍勒斯——正在为生计忙碌,这是他本人告诉我的,你会怎么说?霍勒斯,你为什么工作?除了谋生,还有其他的目的吧?”
  “那么,好的,如果你非要马上知道,我就告诉你,我得为下雨天预留出一点什么东西。”
生活的智慧(11)
  “一点什么东西!”这是绝佳的讽刺。在这里,在乡间,我们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一个朋友真的还有许多谁也不知晓的内情。霍勒斯依然微笑着,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恭维。
  “霍勒斯,你准备用那三万美元做什么?”
  “三万美元?!”霍勒斯看了看我,笑了。我看了看霍勒斯,也笑了。
  “现在要说实话!”
  “好吧,我告诉你——在我和乔西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想过得更加安逸一些;也得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以便在我们百年后孩子们记住我们。难道这不值得辛苦工作吗?”
  他说这一席话时,神情十分严肃。我没有再追问他。但是,假如我试着再问他,很可能我会更加坚定像基石一样存在于大多数男人思想中的信仰——这里的诚实和得体必定会在那里得到回报,无论“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某个“即将建立的先知的乐园!”
  “我知道!”我说,“霍勒斯,你也是一个空想家。你在梦想着老年时的安逸生活,梦想着在镇上拥有一幢安静的房子;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你不必再像现在这样辛勤劳动,你不必再为庄稼和天气担心,霍勒斯夫人操心、劳作、痛苦了这么多年,也能休息一下了——真是人间天堂!你还梦想着给你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留点什么,梦想着他们将表达的感激之情。这一切都是梦想,霍勒斯!”
  “噢,那——”
  “事实是,你正在为梦想工作,你生活在梦想中——难道这不对吗?‘’
  “呃,呃,如果你那样理解的话……”
  “我知道我还没有把你击垮,霍勒斯!”
  他放肆地笑了起来。
  “我们只要有梦想,就都会感到很愉悦。你认为,你的工作目标——你的梦想——总是比我的工作目标更加合理、更加现实。”
  霍勒斯开始回答。但是,他刚从战壕中站出来,就遭到我的一阵猛攻:
  “你怎么知道你将会变老?”
  这是有力的一击。
  “假如你真的到了老年,你怎么知道三万美元——噢,我们姑且认为是三万美元——就够了?假如在那之前你没有丢失一分钱,这够你换取安逸生活吗?或者,你怎么知道,你留给孩子们的遗产会使你和他们都感到快乐?安宁、舒适和幸福的代价非常昂贵,霍勒斯,战争爆发以后,物价攀升得很快!”
  霍勒斯不安地看着我,仿佛动摇了临时房屋的地基时一般人的反应一样。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也许给他的压力太大了;然而,我似乎有些不能自拔了。
  “不,霍勒斯,”我说,“你那样想,你就是空想家,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霍勒斯暂时没有回答。我们两人静静地站在温和的晨曦中,四周是平静的田野和树林。两个微不足道的人争得面红耳赤,而争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显得太高深了。母牛和它的小牛犊早已远离了视线。霍勒斯的身体动了一下,似乎要沿着小路随它们而去。可是,我用我犀利的目光留住了他——我后来一直这么认为的,并且严肃中还夹有一种揶揄的神情。
  “我是现实的人,霍勒斯,因为我需要此时的安宁,此时的幸福,此时的上帝。我无法等待。我的谷仓可能会被火烧毁,我的牛可能会死去,我存储未来快乐的可靠的银行可能会倒闭,在明天到来之前我自己也可能会不复存在。”
  这一思想如此有力地、生动地攥住了我,我现在记不得我曾经向霍勒斯礼貌地道别(没关系,他认识我!)。至少,在我爬到半山腰时,怀着某种激情,紧攥着一只拳头,摆着手势自言自语道:“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再过安宁的生活?为什么现在的生活不能安宁呢?为什么现在不能幸福呢?为什么现在不能富有呢?”
  不受控制的生活现在无法控制;索然无趣的生活现在仍然索然无趣;不明智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是不明智;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没有人了解未来。我认为这是真理。
  至于霍勒斯,他相信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吗?他绝对不会这样认为。他的思想只是暂时有些慌乱;也许,他此刻正在想我,正如我在想他一样,而且他想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这世界是个荒诞的地方,不是吗?
  ——《伟大的财富》之三
  七、当笑比哭明智时
  桑塔雅那的动物信仰学说可以被描述成大失所望但仍欣然接受我们有限④T④X④T④小④说④共④享④论④坛④的生命。一个人观察着瞬息万变的世俗世界及其倏然而逝的美丽风景,并承认生命的有限,然而,他仍旧会找到通往生命和幸福的光明大道。“这一旦得到思想上的认可和接受,生命和幸福就可以真正开始了。”桑塔雅那说。这位天才哲学家就此话题做过深入的思考,写过极其优美的文章。众所周知,一个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诗人和天才作家,这种现象凤毛麟角。
生活的智慧(12)
  “对于生和死来说,人类无能为力,只有享受短暂的生命。”
  ——乔治·桑塔雅那
  假如救赎暂时停止,我们只需稍安勿躁,便可全部得救……拯救这个世界、不破坏这个世界,取决于这个世界的自我知识,当然不是反思型的知识(因为这个世界并非一个能够思考的动物),而是在社会中建立的一种体系和哲学,这种体系和哲学将真正认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将告知世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享受的幸福。把我丢进这一生活梦境的力量并不在意这一梦境发生多少变化,也不关心它会困扰我多长时间。毫无疑问,大自然每时每刻否认的事情并非我受到困扰我在做梦,而是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自然因素,比如我的幻象,抑或出现了我不喜欢的任何反常事物,或者我喜爱的任何事物的最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智慧扮演了什么角色?睁着一只眼睛做梦;从尘世中超脱而对尘世没有任何敌意;欢迎变化无常的美好事物,同情变化无常的痛苦,同时一刻不忘记它们是多么的变化无常;只在天堂里贮存财富。
  多么神圣的哲学,假如它真的神圣,假如它从高高在上的天体屈尊来到地球,并喜爱地球上的各种事物,却并不需要它们收集它们!听听快乐的亚里斯提卜如何谈论他的情妇:我拥有别人,我不被别人拥有,每个灵魂都应当谈论滋扰它的一次经历,宛如习习微风在夏日的海面上嬉戏。千艘轮船在大海上航行时抛锚,最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这种曾经被公认的、在内心得到理解的生活和幸福可以实实在在地开始了。天真的大自然喜欢膨胀自我,喜欢展开她孔雀般的羽毛,说道,我是一只多么漂亮的小鸟!她是一只漂亮的小鸟;对这种自负的言行大喊大叫,就意味着要模仿这种言行。相反,快乐嘉年华的秘密就是大斋节即将到来。既然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我们的蠢行,我们第一次能够在它们短暂的净化中怀着一颗自由的心欣赏它们。当笑是一种谦卑的笑,当笑不建立在自尊的基础之上,笑比哭明智。保持一致比激烈地否决明智,宽容比自负和清教徒主义明智。我同情这些做事认真的人们,并非因为他们否决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工作的目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使得生活是可爱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公正的……如此大的压力使人歇斯底里,丧失尊严;付出双倍的努力,才可能有所收获。财富使人消沉,贫穷又很残忍,假如这两者都不值得庆祝的话。对于生和死来说,人类无能为力,只有享受短暂的生命。
  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轻松态度实际上要比紧张的态度高尚得多,深刻得多;它们接近于理解,接近于否决;它们接近于相反的一面。也许,假如英国仍然是天主教国家,英国人可能仍然会很快乐;正如莎士比亚的勇气一样,英国可能仍然会表现出自己的胆魄:有时是十足的悲情,有时是坦然而谦卑的快乐。这个世界深受其影响;希伯来宗教和德国哲学已经以一种从容而痛苦的世俗方式证实了这一点。立足于中产阶级辛勤工作和赞成改良的立场,它们认可对于繁荣和成功的尊重,而这种尊重是不应该给予的;生活的判断标准正是完全盲目的生活本身。没有道德自由。既然在商业领域和社会交往中已经融入了各种思想家,那么,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围绕着同样的物体,参与同样的事件,将其思想和努力投入到同样的“尘世工作”中去。因此,这个世界侵入了这些思想家并主宰他们;他们失去了其独立性,各自的特色也几乎丧失殆尽。假如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个体全部都是单个灵魂,即地球灵魂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哲学理念才相应地有所发展。他们拥有着灵魂,可他们几乎不能称之为他们自己的灵魂,这些灵魂会从世界上得到救赎,或者说,它们会从高空中注视并判断这个世界。
  ——《战争圣地》,选自《英国的独白》
  假如我们所了解的物质世界是一种幻觉,会怎么样呢?
  “幻觉的唯一罪孽是生命带有欺骗性;生命里有空幻的美。
  “使我们感到痛苦的世界其实是美丽的;事实上,这是世界折磨我们的一种方式;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是没有错的,错的只是将世界据为己有。
  “我有过生命的经历,我曾发现自己至少表面上被一个尚可操纵的世界(一个物质的、人与人的世界)所包裹着,这绝对不是幻觉。这一经历使我内心充满了复杂而丰富的情感,这不是幻觉……我并没有说不生活在此世界就不会更好;但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不管多么危险多么‘虚幻’,我认为,找到一个好好活着的途径而不是蔑视生活,是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
生命的旋律(1)
  一、行走匆匆的生命
  “我们的大脑是运转七十年的钟表,”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说道,“生命的使者一劳永逸地拧紧钟表的发条,然后合好表盖,把钥匙交给复活的使者。滴答!滴答!思想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的意志不能阻止它们;愚蠢的行为只会加快它们前进的速度;只有死亡才能打开表盖,攫住不停地来回摆动、我们称之为心脏的钟摆,最后,在我们布满皱纹的前额下面我们携带太长时间已经破损不堪的摆轮终于停止了咔哒的响声。”
  霍姆兹博士借用钟表所做的形象生动的描述,庄子运用更加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恤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庄子》内篇第二章《齐物论》——译者注。)
  所以,从孩童时期到成年,再到老年和死亡,我们一直处在这样奔波忙碌的生命节奏中。生命过程中的友谊、成就、失败和相对成功使得生命变得多姿多彩,随之而去的是时间悄无声息的脚步。“一辈子画了个句号,我满足了。”如果能够这样说就好了。这句话中蕴含着感伤和幽默。或许,年过四十之后,某个时候,这里长出一条皱纹,那里生出一根散乱的白发,标志着生命的秋天已经开始。或许,色彩缤纷的秋日交响曲比起夏天来更加嘹亮、更加疯狂、更加奢华,我们因此紧张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但心里清楚,这就是生命的一般旋律。如何与生命旋律保持步调一致,是优秀的生命哲学的中心环节,可以带给人们满足和安宁。我们儿时转动的铁环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为了获得大学的学位证书,或者某些勋带抑或重要嘉奖,我们全力以赴,努力拼搏,仿佛这些事情支撑着生命本身,这些价值标准似乎和我们很久以前丢弃的那双鞋子的价值一样微不足道。我们甚至可以带有一种讽刺和嘲笑的意味思考一下某些愚蠢的志向、无法实施的冒险活动、值得赞赏的奇思怪想,年轻的生命因而变得丰富多彩。在中年,街道似乎变窄了,伟人似乎变得普通了,职衔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了,而我们的意见似乎越来越有说服力了,我们倾向于想象自己即将达到教皇的永无谬误的境界,至少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啧啧!”对于每一个青年的年轻的梦想,我们都会如此喊道,“如果你活到我的岁数,见识和我一样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靠近些,看到忽然显现的老年形象伴随在我们的身边一起走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收缩我们的智力肌肉,深吸一口气,改变前进的方向。
  偶尔,青年对老年讲话的声音铿锵有力。兰道夫·S·伯恩(RandolphS。Bourne)二十七岁时写了一本书,书名是《青春和生命》(1913年)。这本书突出地说明了挚烈敏锐的思想特征,这种思想将青年的奔放热情和老年的成熟见解融为一体,令人称奇。道德狂热是青年的一个特征,伯恩在书中经常从事道德说教,然而,他对人类生命的古老问题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探讨和反思。这是又一个克服身体残疾、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范例。1918年,他因患流感不幸英年早逝,对他寄予厚望的人们感到无比悲恸。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反战思想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同一时代的一个人,加利·戴维,他是一个拥有着只有年轻人才会拥有的强烈信仰的人。
  青年对中年说
  兰道夫·S·伯恩
  从青年步入中年,几乎让人察觉不到。也许,开始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这一变化,因为他的生活激情有些减退,或者因为他突然间意识到,他早期的兴趣已经湮没在日常工作和照料家庭之中。事实上,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和中年生活的最初几年是危险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在青年时培养的美德可能会丧失殆尽。或者,即使这些美德没有丧失,人们也会感到它们是多余的。存在的危险是,青年时代的美德带给一个人对正确和错误的特殊偏爱也许减弱了,生活中缺乏原有的激情。现在,中年生活主要的美德之一就是保持青年时代的美德,并以一种冷静和执着的态度实践在热情洋溢的青年时代自然产生的一些美德;但是,当这些美德暴露在普通世界里看似粗俗的事实面前的时候,它们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如果说工作、抱负以及养家糊口会麻木青年时代理想主义的基本精神,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种精神也许不是没有约束的,不是朝三暮四的,不是小肚鸡肠的,它不应当在质量和重要性上有什么变化。中年生活的重负并不能成为放松青年时代的精神约束的正当理由。这些重负使得一个人无权以一种轻松而遗憾的心情回顾昔日极其愚蠢的行为。一旦青年时代的精神离开灵魂,灵魂就开始死去。在谈起青年的时候,中年人很习惯这样说,青年是某种精神游戏。他们忘记了,青年人感到他们本身包含生活严肃的一面,并要面对真正的危机。在青年人看来,中年是微不足道的,十分有趣的。只有在求婚以及在经济独立中建立自我形象等大事完成之后,一个人才可能休息和玩耍。而青年人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这样的休息。在中年,大多数问题得以解决,大部分障碍得以克服。皱纹的增长减慢了速度,愉快地接受应得的奖赏。在青年时代,一个人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如果这些能力的发挥往往是为了物质目的而不是精神追求,对青年人来说,这必然是一种悲剧。青年人有精力,有理想,可缺乏的是为之奋斗的盛大威望;中年有威望,有权力,可缺乏的是利用威望和权力继续实现自己理想的意愿。青年人独立自主,大公无私,他们可以攻击任何敌人,可他们缺乏把攻击进行到底的后备力量;中年拥有所有必需的后备力量,但却备受家庭责任、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困扰,因此,他们的力量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几乎没有作用。
生命的旋律(2)
  ——《青春和生命》(三)
  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曾经在他撰写的文章中栩栩如生地论述了生命的快节奏。他兴致盎然,饱含人间温情,因而,我认为,下面这篇他写的文章永远不会过时。
  “不要轻视小牝马,我的孩子。”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
  我发现,人世间的大事,与其说是我们停留在什么地方,还不如说是我们朝什么方向前进。为了到达理想的港湾,我们必须扬帆远航,有时顺风,有时逆风——但是我们必须航行,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抛锚停泊。对于任何一位真正积极向上的思想家来说,在深厚的友谊中有一点让人感到十分悲哀,那就是:就像船员离不开计程仪一样,一个人总想运用早年的朋友来标志他的进步。我们经常借助拴在他身上的一根思想的丝线将一位老校友抛在船尾并观察丝线收绕的速度,而同时他躺在那里上下振动,可怜的家伙!我们站在船头,乘风破浪,快速前行,白色的水花四溅,闪着亮晶晶的光芒——预示着繁荣和发展的波光潋滟的海面上,仿佛无数颗钻石镶嵌其中,熠熠发光!然而,这只是事物的情感方面;如果我们想比我们所爱的人更加强大,我们必须发展自身。
  我提请你的注意:不要误解升起计程仪的隐喻。我们无法避免借助某些人来测量运动速度——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养成了把我们自己与这些人比较的习惯;当他们一旦停止下来时,我们可以痛苦然而准确地从他们身上得到我们的推算定位。上述隐喻只不过是这一看法的一种灵活的表达方式。我们看到当他们是我们同等的人时我们是什么人,并且能够在我们的身份和现在我们感觉中的自己的任何角色之间取得平衡。无疑,我们有时会犯错误。如果我们把上述明喻改变为那个极其古老的众所周知的比喻,即,一支舰队离开港口,朝着某个遥远的地区共同进发,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所需的东西。舰队中有这么一艘舰艇——在她驶入远海之前,她的长旗已被撕成碎片,然后,她的船帆被风一一吹离绳索,海浪不时地掠过她的甲板,随着夜色越来越浓,她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应该不会逃脱沉船的厄运,而我们则扯起金字塔式的满帆,继续向前航行。可是,看哪!黎明时分,她依然航行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她也许已经驶到了我们的前面。某一股深海潜流一直推动着她前行,虽默不作声,却强烈有力——是的,比呼啸的大风还要有力量,大风对着我们的船帆猛吹,膨胀起来的船帆仿佛快乐天使的脸颊。终于,黑色的蒸汽拖船伸出它那巨大的胳臂——它迟早会冲破迷雾,把我们都拖在一起——抓住了她,喘着粗气,呻吟着,与她一道离去。正是那个港口,所有遭到破坏的船只都在那里整修;唉!尽管我们为她而自豪,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再来了。
  所以,你不会认为,我将要轻描淡写地谈一谈深厚的友谊,因为我们忍不住要借助某些人对比我们现在的本性和以前的本性,这些人过去像我们一样,而现在与我们大相径庭。在生命的征途上,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看到如许多的人还没跑到一半就已经筋疲力尽了。“毕业典礼日”总会使我想起“德比赛马”的起跑时间,在这个时间,本赛季漂亮的三岁纯种马被哺养长大,准备一试身手。那一天就是起跑时间,生命就是赛跑。现在我们在坎布里奇,有一个班级正要“毕业”。可怜的哈里!他也将出现在毕业典礼上,可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走到教堂后面的草地里;哈!看哪——
  HuncLapidemPosuer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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