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男孩走三步回一下头地离开了。我这才扶起车，痛的不是手，却是膝盖。“但愿膝盖没烂掉，但愿膝盖没烂掉……”我心里默念着，又不想让路上的人看见，于是忍痛上车，转到一处无人的空地上，车靠在地上，扒开裤管，又默念：“但愿但愿不要……”
“没破皮！”幸好是2月，穿了一层又一层，按照经验，痛成这样，淤青是难免了，但没破皮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吐了口水在手上洗伤口，再用纸巾把手包起来。
这时宋洋的电话又来了。
“那个土屋先生，联系上了。说是昨天，有位西村小姐也打过电话。”
“一位朋友帮忙打过电话。”
“他说还要再了解一些情况。他好像对你的身份很担心，似乎以前有中国媒体采访后写了许多对苍井空不好的内容。”
我细细地同宋洋解释了半天，请他一定向土屋解释清楚，我只是想采访她的梦想，没有恶意，也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他还问有没有酬劳。”
“酬劳？”
“听他的意思似乎是这样的。”
“哪有接受采访还要收钱的？”我感到不可思议。既然如此，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才跟宋洋说：“刚才摔了一跤，从车上掉下来了。”但又怕他担心，所以赶紧挂了电话，心情甚为低落。
四下一看，突然觉得毛骨悚然起来，原来骑了半天，我竟然又回到刚才那水渠处了，那鲜红的栏杆，立在面前，这次看上去像个阴森的怪物，在这明媚的阳光下，我竟然吓出一身冷汗——我一直在原地打转！
立即打起精神，拿出地图，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出路。幸好天色尚早，又转了一会儿便上了另一条道，摸索着，前面果真看见了平安神宫的大柱，仰天对着长空，天空里有朵白净的云。
脚下加快速度，趁着阳光明媚去京都御苑走一圈。按地图，从西向东，横过鸭川，再经几个路口便是旧皇宫。不知为何，怎么找也找不到，看地图，偌大的一块地，怎么就没有呢？
我不甘心，又掉头，重新从鸭川开始，严格地按照地图，一个街口一个街口地过，却仍不见其影。问了许多人，奇怪的是，好像没人认识京都御苑似的，地图上指给他们看，他们又说：“就是这里了。”今天真是邪门了！
继续向西行，再穿过一个路口，原本喧闹的街道瞬间变得寂寂，右侧，出现了一堵石墙，长长地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我恍然大悟，这，一定就是京都御苑了！刚才总是找不到，是因为一直没有过这个路口，其实一过来，就到了。
从南门进去，地上铺的是炭渣，路很不好走，只得推车前进。今天的京都御苑，似巴黎的卢森堡公园，上了年岁的松柏，点缀着仰望的天幕。这里虽是皇居，但论建筑本身，却是二条城更精彩。
时间不早了，推车出门，绕御苑转了一整圈，过鸭川，继续回到东岸。地图上，显示东侧亦有许多著名的神社与寺庙，不愿错过，便使劲向东骑。初始觉得很有趣，但越向里骑，两旁的商店越是奇怪，全卖些黑糊糊的东西，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供奉先人的祭品。正前方，有一条上山的路，公园似的大门守在前面，亦有车进入。我像是突然醒悟了一样，立即掉头玩儿命地往回骑，直到逃出了好远，才停下来踹口大气——刚才那上山的路，可不是什么公园，而是通向墓地！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刮走了我手上的地图。这张地图引得我几次迷路，不要也罢。还想再去一次祗园，走一回花间小道，总觉得潜意识里仍是艺妓吸引了我，之前没见到，仍惦记。上一次去，美与子开车送我到入口，停车不便，她叫我自己去逛，她从出口接我。这一次，有了单车，便可以细细地逛过每一条巷道。
然而不知是不是去的时日不对，花间小道给我的印象，却总是寂寞的。即便是挤满了世界各地的游人，店里，总有种落寞的孤独感袭来，很让人伤感，闻不到把酒言欢的热烈，也许，它原本就不是那样的地方。
从小道转出来时，夜幕已降临。这一片，亦是游人集中购置纪念品的区域，灯火通明的，繁华的购物中心，与世上任何一个发达城市无异。夜雨稀稀落落地掉下来，还有好长的路，我冒雨骑行。路，已不像白日那般容易辨别，只有鸭川，我记得，只有它能帮我找到回去的路。雨越下越大，先是湿了发丝，接着如洗面一般，水一路流下来，亦不敢骑得太快，一路叮嘱车上的人，路滑，一定要当心，可不敢再摔一次。
这一天骑行，有风景时看风景，没风景时脑子里便习惯性地梦游，奇思妙想天花乱坠，手上的伤，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进了7-11，买了寿司，再加一碗速溶蛤蜊汤。回到房间，坐在地上，顾不上擦脸，喝一口蛤蜊汤：“啊，想不到这速冲汤的味道也如此鲜美！”
最后才拿出酒精棉、创口贴包扎伤口，膝盖下面，亦是青一块紫一块了。
第二部分 他妈普拉撒（1）
第一次坐日本新干线，从京都到新横滨。我的朋友宋洋，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生，便是我在横滨的“沙发主人”。
“记住买票到新横滨，不是横滨，别坐错了。”他又叮嘱了好几遍。
要上东京了，我心里轻叹一声。虽在新横滨下，但日本的铁路交通很便捷，从宋洋家去东京市中心，据说也就是半小时车程。
一边看风景，一边让大脑习惯性地发散式漫游，时间过得很快。
“几点到？”宋洋发信息问道。
“对不起，请问几点到新横滨？”只得打断身边那位正在认真背英语单词的高中生。
他从包里掏出一本列车时刻表，对照着指给我看：“34分。”
立即把信息转给宋洋。
“好，我出门了。车站见！”他在后面画了一个笑脸。
随眼一瞥，那看书的高中生看上去十七八岁，手机上贴着一张大头照，相片上他的脸旁，紧挨了一个女孩，笑得很甜美。一对可爱的小孩。我正看着他的手机发神，“那个……对不起，”这次是他主动开了口，“刚才，我又查了一下，你应该是44分到站。”
我谢过他，心想，也就差10分钟，懒得再通知宋洋。这次男孩腼腆笑着同我挥手道别。
我慢悠悠地走出站台，远远地，见宋洋一个人倚在柱子上，牛仔裤，黑色收腰呢子短大衣，皮肤还是和原来一样白净，黑边眼镜，斯斯文文的工科书生。他看见我便走过来，比1月份在北京见时略胖了些，笑是笑，却挂着不愠的神色。
“宋洋！”我高兴地叫道。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不是说34分到吗？都50了才出来！”
“对不起，算错时间了。”我心里很纳闷，他是性情极温和的人，不就晚到10分钟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日本的列车是不会晚点的，我看你这么久还没出来，还以为你下错站了……”
“欢迎到横滨！”上了地铁，他总算恢复了常态。
我半靠在扶杆上看着他笑。地铁里，有了日本电视剧里东京的味道，与京都的素雅静谧形成极大反差，却又格外鲜活，一种新的生活敞开在眼前，令人充满期待。
“刚才是地铁，现在坐的是电车。”跟着他中间换乘了一次，在我看来，都是地铁，看不出两种交通工具之间的差异。
“不一样，在上面跑的，在日本就叫电车。”
在北京，地下跑的叫地铁，地上的叫城铁；台北统一叫捷运；到了东京，叫电车。在我看来，它们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可日本的电车似乎又比别的国家更有故事。
宋洋说：“电车文化基本上就是日本社交文化的缩影。”
“怎么说？”
“能看见众生百态。早上7点到9点是上班高峰期，你看见这一个个上班族，男的，头发梳得油光光，小皮鞋擦得倍儿亮，夹着公文包，人模人样的；女的，化了精致的小妆，踩了高跟鞋。人和人都是彬彬有礼的。但是到了晚上，一过10点，在电车里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尤其是周三和周五晚上，是日本上班族固定的喝酒日，这电车上的人，东倒西歪，衣冠不整，横七竖八，酩酊大醉，什么形态的都有，有的，连鞋子和公文包都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对啊，也有的人，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听起来很悲哀，是压力太大？”
“可能吧，极端的规范下催生出扭曲的人性，压抑的内心需要释放。”
“怎么说？”
“就比如守规则。你看这站台上，每节车厢的门口都排有两个队列，第一队列等的是这班车，另一队等的是下班车。在站台上，就能看见这班车的人上车后，下班车队列的人就会自动移到这班车的队列里来，整齐得跟军队训练过一样。”
第二部分 他妈普拉撒（2）
“太有趣了！”
“电车里的规则也很多：说话不能大声，不能拍照，不能打电话。”
“还不能打电话？”
“对啊，会影响别人嘛。这还不算，在老弱病残的优先席附近，还不能使用电子设备，不能打游戏。”
“为什么？”
“因为有的老人或病人，身体里安装了仪器，可能会受到电子设备的干扰。这也体现了日本人为人处事的一大原则，就是之前跟你说的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
这些规矩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每一条仔细想来，也合情合理。
“电车里，也有一些奇怪的人。有一种人，常常是年纪大的男人，退休了，对社会不满，就在电车里监督别人。”
“啊！怎么监督？”我顿时来了兴趣。
“昨天就遇到过一个，一老头儿，看见一个女的在讲电话，其实她声音很小，这个老头儿走过去对着那女的大吼一声：‘欧巴桑！你不知道电车里不能讲电话吗！’”
“然后呢？”这场面该多么的尴尬啊。
“那女的吓得赶紧挂掉电话，红了脸，一直道歉，车一到站，还没停稳就马上下车了。”这样的故事，像电视剧一样，总觉得不是真的。
“还有一种人，你应该听过，在日本叫痴汉。日本的电车痴汉已经成为一种人的代名词。”
“痴汉？”
“就是那种在电车里占女生便宜，骚扰女孩子的人。”
“色狼？”
“也算吧，但是很隐蔽。反正很常见就对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衣着，还是那件红色滑雪服、运动裤、徒步鞋，算不得邋遢，也绝对不是光鲜得要引人注目的类型。
“我这样，应该还安全吧？”我忐忑不安地看他一眼。
“放心，没那么多变态啦。”现在是他哈哈笑起来。
这一路普及的日本常识既新鲜，亦让人多了许多警惕。
“你家在哪一站下？”
他说了个名字。我以为听错了，让他重复一遍：“叫什么？”
他再说了一遍。这次我确定没听错，惊骇得要叫出来：“什么，他妈什么？”
“就是嘛，他妈普拉撒（TamaPlaza）。”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宋洋的家，就在他妈普拉撒附近一座纯白的公寓楼里。两室一厅，一室做卧室，一室既当厨房又办公，另一间，是铺了榻榻米的电视机房，留给我。我住的房间，连接着娇小的阳台，还有一张米白色的皮沙发，旁边的桌子上，玻璃大鱼缸里，有四条小小的鱼，绕着水草静静地游。宋洋很抱歉没有床给我住，哪知我很是感激地回头看他：“哇，终于可以睡榻榻米了！”我光着脚在榻榻米上走来走去，随便踩，随便坐，很兴奋。
“午饭，你也没吃吧？”这一问，两个人都饿了。
“博多拉面，吃过吗？”
“是什么？”
“哇，这一家叫一风堂，可火了，每次都要排好长的队。”下午3点，我们在一风堂拉面馆门口闲扯，坐了好一会儿，才被服务生请进去。
里面的服务生，无论男女，个个绑块头巾，腰带扎得紧巴巴的，走起路来生龙活虎。店里，像点了一团火似的热闹，吃面的人，吸得呼啦啦直响。
“日本的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乌冬面，比较粗；还有一种，就是博多拉面，用的是细面。博多，是日本福冈市的古名，博多拉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猪骨汤作汁。”
博多拉面、札幌拉面以及喜多方拉面并列为日本三大拉面。这是后来宋洋的朋友晶告诉我的。
面一上来，猪骨浓汤浇在面里，上面铺了叉烧、香葱、海苔、豆芽、咸菜。汤汁香醇，面亦是特别筋道，令人垂涎欲滴。
第二部分 他妈普拉撒（3）
一碗下肚，宋洋撇我一眼：“再加一份面？”
“好！”
话说这两人，十分豪爽地干掉两碗面，脚步扎扎实实踏在地上，挪着回了家。还未坐定，宋洋扭头道：“晚上我们和一个朋友吃炭火烤肉！”
“啊——”
灯火阑珊的沟口站台，晶，挎了包，小跑过来。齐刘海，过肩长发染成了棕红色，米白色毛衣，下面搭了一条及膝短裙，高跟鞋，化淡妆，是个高个子的北京女孩。
“我的前女友。”宋洋说，略有些不好意思。
“仍是朋友，是不？”
他点头。
见晶的第一面，没有陌生人之间的尴尬，三言两语，已经很是熟悉。大气的姑娘，不做作，我喜欢。
“和你说话，不需解释太多，你总是会意。”她叹道。
人与人的缘分，实在是奇妙。有的人，第一面就觉得上辈子便认识；有的人，要经历了沧海桑田，才能相认；亦有的人，面对面却形同陌路，心灵永无交汇。一面之缘的喜爱，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当要珍惜。
“做什么？”
“NEC，知道吗？”
NEC便是著名的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创建于1899年，目前为商业企业、通信服务以及政府提供信息技术和网络产品。晶，同我一般大，在国内学的是日语，后来萌发了到日本学习先进物流体系的想法。上完学，就留了下来。
“日本物流体系是最先进的。”她说日本的企业什么都有规范，员工说话、做事、点头、哈腰，甚至连微笑都有标准，虽很麻烦，但习惯后却又觉得是种艺术。
“比如身体语言，别人说话时，要身体前倾表示聆听，而对方说完几句话，你应一下表示听到了。这个，我是亲自试过的，你身体前倾，对方明显觉得被重视，效果就是不一样。”
“又好比微笑，每个人的微笑都不一样，但笑到什么程度会让人感到热情呢，所以他们制定了标准。我那时新入职时做培训，回家也要咬着筷子练习微笑。”
“是不是这样？”一想起京都旅馆楼下的男孩，我便要笑出声来，模仿那个男孩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使劲向上挤，嘴上还用日语说着“不好意思”，逗得对面的两个人笑得不行。
“她还逼我也那样笑。”宋洋向晶告状。
中午在横滨站见了宋洋，说到路上的见闻，便给他演示了日式微笑，心想，宋洋在日本住了5年，一定也会的，便求他：“你也笑一个给我看看吧。”他红了脸，做出要打我的样子。
这饭桌上，围着坐了三个中国同龄人，背景与经历，各不相同，却都是漂泊在异乡的人，对未来，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三个人初始时嘻嘻哈哈，吃到后面，竟然有些小小的伤感。只要活着，烦恼嘛，总是有的。
饭罢，宋洋要一并付了钱，我连忙去掏钱包，晶拦了我：“没关系，宋洋有钱。”宋洋回头笑道：“就是，晶说得对，宋洋有钱。”我便笑纳了。
有情人
5年前，我的朋友宋洋，决定到日本学习机器人视觉研究。
“选择到日本，就是为了来吃苦。”到日本的第一天，他就迷路了，拖了行李在路上盲目地走着，误闯进一家餐馆，餐馆里一位好心的中国姐姐帮他找到了学校。
初到日本，一个月的奖学金少得可怜，租的房子，是站不起身的二层阁楼，每天晚上，楼下住户做完饭，二楼就弥漫了油烟。中餐是100日元一个的汉堡包，折合人民币约8块钱，放学后，再绕道去价格便宜的超市买打折蔬菜。
“父母知道吗？”
“哪敢说，每次和家里通视频电话，就把电脑搬到楼下，还在旁边盘子里摆了水果，跟我妈说：‘看你儿子过得不错吧！’”
生活费不够时，也勤工俭学，认识的中国姐姐给他介绍了一个折塑料盒的工作。
“就是那种装口红的塑料盒，每折一个赚1日元，我那时也不懂，一口气要了1万个，结果手全划破了，后来还是同学帮忙才做完，就为了赚一点生活费。”
糕点也做过。有一次，为了多赚一个小时的工钱，他却误了回家的电车，多赚的钱还不够打车回家……
5年过去了，现在的宋洋，一边读博士，一边在导师的公司做科研开发，有奖学金，亦有薪水，讲流利的日语，交很多朋友，住宽敞的电梯公寓，算是苦尽甘来。但是忙碌依然是不减的，读博士是一件苦差，早出晚归，回到家通常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有时还要加班到半夜，第二日，又继续重复前一日的模式。
但即便如此忙碌，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宋洋既不去公司，也不做科研，而是雷打不动地坐电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给一群日本人上一天中文课。学校，是一个由志愿者组织的语言机构，聘请中国留学生给当地日本人上课，收费相对较低。宋老师上四节课，上午、下午各带一个班。班上的同学，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或退休的中老年人。2006年，我在法国做过中文助教，教法国人学中文，所以对日本人学中文很好奇，便求着宋老师带我去听课。
“我保证什么话都不说，你就当我不存在。”
“那不行，你得当助教。”
“又当助教？！”
第二部分 情人节（1）
“咦——嗯，你好！”几乎每个进门的人都注意到今天的教室里多了一个人，尽管我选了最后一排的座位。进来的，果然都是长者，有的头发已经花白，有的戴了老花眼镜，亦有不少家庭主妇，其中有一位烫了栗色短发，穿斜纹格子毛衣，长得十分漂亮，一张很有立体感的脸，像混血儿。
“嗯，是谁啊？”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也八卦得很。
“是我的朋友。”一开口说中文，就算开始上课了。我只得乖乖地站到前面去，背着手，当了活生生的口语陪练，同时，满足各位长辈的好奇心。
“朋友？嗯，女朋友？”
“不是，不是，是朋友。”
“怎么认识的？”台下的日本同学，中文算不得流畅，多是些断断续续的词汇，可追问的精神却是很令人钦佩。
“是朋友的朋友，我们之前，见面不多，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什么是电子邮件？”
“就是E-mail，网上的邮件。”
有一位穿了横条纹浅咖啡色毛衣的先生，约摸50岁，摸了摸头，手高举着，憋足了劲，想要说什么。只见他歪着脑袋，迅速地转动眼珠，突然，指着我大叫一声：“网恋！你们，是网恋！”
这一叫，实在令我大惊，看一眼宋洋，他正十分无辜地看着我，表示老先生的话不是他教的。这位先生笑得十分得意，桌子上摆了一本小书，密密麻麻地印满了汉字。
“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奇地问一声。
“滨田刚，我是滨田刚。”
“滨田先生，你的词汇很丰富。”
“不好，不好。”这下他却谦虚了起来。
情人节，自然成了今天课堂上的热门话题。在日本，情人节送巧克力已成为传统。果然，女同学，无论年纪，纷纷把准备好的巧克力发给前面的宋老师和班上的男同学。
这一传统，可追溯到1936年。当时日本神户的MOROZOFF西点店在情人节打出了巧克力广告，尔后，许多百货店也试图把情人节变为赠礼给恋人的日子，但这一习俗并没有流行起来。直到1958年，日本受到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提倡女性在恋爱中掌握主导权，“玛丽巧克力”趁机在新宿的伊势丹百货举行了情人节宣传活动，首次提倡由女性送巧克力给男性。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巧克力与可可协会将2月14日定为“巧克力日”，情人节送巧克力的传统便渐渐形成。
到今天，情人节已不仅是情侣间的节日，而成为一个全民性的社交节。巧克力的功能可以分为好几种：第一类全球通用，女性送给自己心仪的男性，以表达爱意，不少日本女性宁愿亲手制作巧克力送给心上人。第二类用于全民社交，女职员常常合力买来巧克力送给公司的男同事，表达友谊。第三类，是家庭内部赠送的巧克力，仍是由女性成员赠送，以表达对家人的关爱。第四类，则是用来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据说也越来越流行。
对话练习围绕情人节送巧克力开始。
左边一位高个儿的男同学，老顽童模样：“我，没有收到巧克力。”他拉长了脸，闷闷不乐的样子。
“什么？那你刚才吃的是什么？”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一个班的女同学都不干了。
“我不喜欢吃巧克力，太甜了。”老顽童又立即改了口。
“你吐出来！”
他眨眨眼睛，摊开双手，作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惹得一屋子人又好气又好笑。
第一排左边那位小个子的女同学举手：“我的巧克力送给……小儿子，因为……大儿子已经结婚了……二儿子，有女朋友了……小儿子，没有女朋友……”听罢，班上发出一阵叹息。
第二部分 情人节（2）
一位穿紫色马甲的短发主妇举手：“我想送给……丈夫，他不说话，却很照顾我……想送他巧克力，谢谢他……”紫马甲的女同学脸竟然红起来了。
这一班的同学，细问下来，原来和中国都有些关系。有的是孩子在上海工作；有的在北京学习过；还有的，儿子娶了中国媳妇。
“我的媳妇，是中国人，我想学中文，这样才可以和她交流。”一位身材魁梧，沉默不语的男同学，说出这样一句恳切的话来。
“中午，吃中国料理！”这一个班的同学自发留下来，请我和宋洋吃中午饭。
“我沾了您的光。”我对宋洋说。
“哪里哪里，是我沾了您的光。平时，我可没这待遇。”他笑了。
“麻婆豆腐、滑蛋虾仁，还有……白菜粉条……宫保鸡丁。”这一群日本人点菜点得有模有样，倒是我们两个中国人乖乖地坐在角落里，听凭安排。老板娘，从台湾来的，做的东北炖粉条，似像非像，吃起这变异了的味道，还真不错。
那位说我网恋的滨田先生，此刻坐在左边，神情很是谦逊，和课堂上得意扬扬的模样判若两人。
“为什么学中文？”据我所知，他仿佛没有亲人在中国。
“我想和中国人做朋友。”他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似乎怕我不信，又从包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中文书，便是课堂上放在桌上的那本，上面写着“中文网络用语大全”。“我的目标，是考二级中文。”这位日本《朝日新闻》的编辑，似乎下定了决心。
右侧，坐的就是那位长得像混血儿一样很标志的主妇，叫藤村小姐。她的中文几乎不太会说，总说日语，请宋洋翻译。
“下午，什么安排？”
“下完课带她去横滨港转转。”宋洋回道。
这桌子上的人，用日语讨论了半天，许久，宋洋才从谈话里抽出身来，对我解释道：“他们中有几位说下午陪你一起逛横滨。”
滨田先生诚恳地看了我一眼，问道：“可以吗？”
我点头，连连说好。
下午的课一结束，宋洋拉了我就使劲往车站跑：“要迟到了！”
天色阴郁了，似要落下雨来。赶到车站时，还是迟到了。滨田先生、藤村小姐，还有一位小个子的村松小姐，各自换过了衣服，一人撑了把伞等着我们，神色都很愉悦。藤村小姐这时扎了一条黑色的发带，把头发压在里面，换了风格，又是另一番味道，一如既往的美丽。
滨田先生带路，先坐红色观光列车，去横滨港。上了车，宋洋才在我耳边悄声说，就在从午餐到刚才的两个小时内，滨田先生回了家，他昨晚上夜班到凌晨4点，至今还没顾得上休息；藤村小姐去东京市内办事；村松小姐，更是回家做好晚饭才匆忙赶出来，为的都是赴我们的这个约会。稍微计算一下路上的时间，就知道他们一定都是马不停蹄，中途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我默不做声，手轻轻扶了前面的把手，心里起了波澜，抬眼望窗外，雨水顺流直下，玻璃窗上蒙了厚厚的雾气。
站在港口，滨田先生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起他刚去过的上海世博会，远处是灯火照映下的海港，雨点像千万支箭一样射向水中。
“觉得中国怎么样？”
“很好，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太快了。”他顿了片刻，又道，“很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时日本人手上突然有很多钱，大家都拼命地消费，买房，买车。但是，当泡沫退去后，经济，进入了停滞，多年都没有改观。我们日本人，教训很惨痛，希望中国可以避免同样的问题，慢一点。”
第二部分 情人节（3）
大约30年前，日本经济经过约30年发展，不仅在低端产品，在家电、钢铁、汽车等行业也具有了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进入了经济和消费迅速增长的阶段，房价高涨，许多日本人拿出积蓄，在股票和房地产领域大量投资，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资本获利后撤离，房地产行业全面崩溃，泡沫破灭，企业倒闭，日本进入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期。
这时，雨越下越大，水像瀑布一般从天坠落，风刮得人摇晃不定，东倒西歪，仿佛地也跟着晃动起来。“赶紧往回走吧！”宋洋在后面喊道。我站在一个伸向海面的斜坡上，望见风雨中摇摆中的伞，反复想着滨田先生适才说的话。
藤村小姐一把挽了我的手把我拉回来。她有一双美丽的深棕色眼睛，似乎总有许多问题，怎奈又说不出中文，哇啦啦地对着我讲日语。
“我听不懂，藤村小姐。”我只有以微笑回报。
“哎呀！”她一副着急的模样，抓了脑袋，连连摇头：“对不起，对不起！”
“吃寿司好吗？”仍是滨田君在前面带路，雨，渐渐变成了雪片，飘落下来。电车里的人，手里都拿着伞，湿漉漉的。
另一位陪同的村松小姐，是位十分安静的人。电车里，她总是静静地坐在旁边，认真地听我说话，温和极了。
寿司店一关上大门，便把大雪纷飞的世界紧紧锁在门外，里面却是热气腾腾。
“先来5扎啤酒！”滨田先生十分豪爽。
我的啤酒半杯还没下肚，对面的三位已经开始第二轮了。
“再上一壶清酒！”
日本的清酒，盛在瘦长的玻璃杯里，杯子再放在一个正方形的黑木盒中，倒酒时，定要让酒溢满玻璃杯，流进木盒中，待木盒盛满才算。
“杯子里的酒，是客人买的。木盒里的，是店家送的心意。”村松小姐向我解释道。
清酒，果然清淡，有股甜甜的味道。
“再来一轮！”滨田先生又叫来了服务生。
寿司，盛在一个圆圆的黑色漆木盒里，粉的，白的，黄的，红的，黑的，是艺术品。
“好的寿司，鱼和米饭融在一起，却各有各的味道。不懂的师傅，蒸出来的米饭也不好，肉是肉，饭是饭，一分就开。”藤村小姐出生在北海道，似乎对吃寿司很有研究。被她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以前吃过的寿司，都不能叫寿司了。
这里的寿司个儿比在国内吃到的大，一口吃进去，鱼肉化在米饭与酱汁中，那滋味，说不出地千回百转。
“第一次来日本？”三个人盯着我问。
这顿寿司，他们一定要请客，我盛情难却。
“在日本，原来家庭主妇是可以出来和朋友见面喝酒的？”我好奇对面的藤村小姐和村松小姐，似乎并没有受到限制。
“男人赚钱嘛，自然要自由些。女人真有事情的话，和家人说过，也是可以出门的。”藤村小姐回答得很爽快。
“我是不限制太太的。”滨田君插了一嘴，那副神气又回来了。
宋洋后来对我说，这样的男女同学聚会，并不是常有的事。他们本来各自都有计划，今天是因了我，都取消了原有的安排。我低头，不再说话，感激的泪，已经在心底慢慢地流成了河。对面的三位，依然是这般灿烂地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