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呢，脸上黑一块紫一块，五官难辨，上衣烧得只剩下领子和一只袖子，裤子更是惨不忍睹。
他被队长叫到办公室，没等队长开口，自己先就连声供认：“我犯错误了，我有罪！破坏生产，放火着火，请领导处理！……”
队长姓李，也是部队复员的干部，为人朴实，平时群众关系很好。他没有理睬三立自认的罪名，只问起火原因。三立老实回答是抽烟抽的，他虎起了脸：满地的粮食，能随便抽烟么！水火无情，幸亏及时救灭了……好啦，你先回去，晚上参加大会！
这天下午三立的心情可想而知，老右“放火”罪加一等，弄不好要打个阶级敌人故意破坏，判个三年五载是轻的！事到临头，后悔也晚了。完了。
大会在一队的大食堂召开，黑压压坐了一千多名员工，气氛异常严肃。队长、场长先后讲话，通报起火经过和一旦酿成火灾的严重后果，规定今后在场上干活、歇晌，任何人不准划火柴，不准抽烟，甚至不准带烟卷、烟袋、烟荷包，违者必究！……三立战战兢兢地听着，心里嘀咕：差不多了，该宣布对我的处理了！
场长两手叉腰，语气是严厉的：“马三立所犯的错误非常严重，教训非常沉痛，他用马大哈的态度对待工作，险些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不做处理是不行的。所以，”说到这，戛然一顿，“今天，罚他给大家说两段相声——散会！”
全场欢呼。
直到站在台上，三立还是晕晕乎平的，不知道是脑子出了差错还是耳朵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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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买猴儿”篇：柳暗花明
那年头会多。三立在农村参加的大大小小分散集中早晨晚上政治生产等各类会议着实不少，但给他印象最深的，除去上面提过的火后被罚之外，就要属61年3月初的那次全体员工大会了。
春节刚过去不久，光秃秃的田野这里或那里还堆着残雪，风已经变得柔和了，向人间送来缕缕春的信息。
吃罢晚饭，熙熙攘攘的人群向食堂涌来。青年妇女堆里不时响起银铃般的笑声，小孩子在大人们腿间嬉戏追逐，男子汉们却不慌不忙地走着，一边吸烟，一边思量一年的辛苦劳作又要开始了。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农场的全体成员、家属以及附近村子的男女社员都必须参加。农场姓李的女书记在食堂门口同人们打招呼，不时跷起脚跟向左右张望，她看见三立便喊他过来，笑眯眯地说：“今天开大会，你多准备几段小笑话！”三立恭敬地点头，又拍了下肚子：“不用准备，这里面都是笑话，随用随取。”李书记被逗乐了：“那太好了！……噢，待会儿开会，你坐在第一排吧，别忘了！”
三立应了。
大家席地而坐。三立有点纳闷，什么会这样隆重，李书记还特意在门口等着嘱咐自己？他问旁边的二队小组长潘大哥，后者只说“调沟”。他又问：“什么叫‘调沟’？”潘大哥瞪大眼睛看他，回答：“就是分配各队的挖沟任务呀！”“还挖？去年不是挖过了吗？”活大哥摇头了：“你呀……每年都得把甜水沟、咸水沟重挖一次，加深加宽，或者改道另挖，你下乡不少日子了，咋连这个都不懂？”三立不好意思了。他真的不懂，因为一直没干过正经农业活儿，他连甜、咸水沟都分不清。有一次，在菜地里拔个萝卜吃，顺手在水沟里洗净，一咬又威又苦，原来错放进了咸水沟。这里是盐碱地，从河里引来的水浇过稻田就溶有很多的盐分变成了咸水。
潘大哥感慨了：“看起来，你真不是受大累的命！”
三立解嘲地说：“受不了大累，可也不怎么样——穷命！”
两个人都笑了。
话筒被“嘭嘭嘭”地敲响，李书记在台上讲话：“都别说话了，现在开会。待会儿，场长要布置今年惊蛰前的生产任务，内容很重要，各队的队长、组长要做好记录，回去组织大伙讨论。现在呢，先让马三立说两个小笑话，开完会再说一个大段的相声……”会场顿时热闹起来。三立连忙笑着向四面八方哈腰、点头，表示诚心诚意接受任务感谢大伙捧场……忽然，场里又静下来了，鸦雀无声。李书记在广播器里的声音一下子显得格外响亮；“……因为，明天他就要走了，调回天津，去文化局报到。今天晚上……当然要多说几段，老马，上来吧！”
说着往台下一指，打手势要三立上台。三立却呆住了，直着双眼好象没有听见没有听清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心里嘣嘣直跳，然后又怔怔地东张西望：这是不是在做梦？
“老马，上来，快上来！……”台上又在催了。三立不知道自己是走还是飘上台去的，只是感觉周围的世界始终很静，似乎一切都屏住声息等他走完这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路程。
眼前站着场长和李书记，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从相识以来，他一直提醒自己没有资格和领导握手，记住自己是个什么人。他习惯了。
他转回身，面朝话筒和密密麻麻的人群。掌声和呼叫声在耳边震响，有人喊：“多说几段！”“《开粥厂》！”……喊声此起彼伏。突然，他听见几个声音几乎同时喊道：“来段《买猴儿》吧，《买猴儿》！……”他象喝醉了酒昏昏沉沉，被一口冷水喷在脸上触电般清醒过来，心里如同打翻五味瓶酸甜苦辣咸百感交集最后化为一脸无声的苦笑一腔深沉的叹息：唉，你们哪儿知道，我正是因为《买猴儿》才来这儿的呀！
眼前变得模糊了，象被蒙上一层时而朦胧时而透明的水雾。但他极力控制着激动的心情，不想象孩子那样任泪水流下来，不想扫大家的兴。他足足站了两三分钟，才把握住总想脱缰而去的思绪，极力用平静的语气笑着说；“来到农场一年多，深蒙队长、场长、书记和大家对我的教育，在各方面帮助、照顾，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给大家再鞠个躬吧！……”说着又是深深一躬。人们笑了，又鼓起掌来。
他讲了两段笑话。然后，场长开始部署生产任务，他坐在台下第一排，两眼直怔怔地望着场长，对方讲的是什么却一句也没有所见。他的心太乱了，一时不知是愁是喜是甜是酸。身边的潘大哥用胳膊肘碰碰他，笑呵呵地说：“怎么样，老马，我说你运气不坏吧！”半晌，他才木然地点头：“啊，啊……”突如其来的喜讯使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禁有些茫然若失。
会场秩序异乎寻常的好，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也许是等待三立最后临别纪念的节目？他多么想说《买猴儿》呀，但他不敢，就和张孝禹合说了《精打细算》，人们仍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会后，队部办公室的薛主任通知三立，明天由青年农业工人小邢送他到火车站。
这一夜，三立失眠了。临睡之前，先是农场新结识的同事、朋友来话别，接下来是在一个大通铺上滚了十几个月的伙伴叙谈，中途小卖部老郭还跑来一趟，送给他几包好烟，说是“最后一次照顾“他了，反正不怕他再“火烧连营”连累自己，人们都笑了。春天的夜很静，既没有虫鸣蛙鼓，也没有风声雨声，耳边只有伙伴们熟睡中发出的梦呓和鼾声。三立一动不动静静地躺着，任胸中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下乡两年多，终于要回去了，回到熟悉的环境，同妻儿老小团聚。这是昼思夜盼的一天，自己应该高兴，可是又觉得有点心乱，有点眷恋。过去一段时间，他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有领导、党员，也有一般农民、工人。他们都对他不歧视、不刁难，而且喜欢他，处处照顾他，即使他闯了大祸也不把他当“敌人”对待。这儿的人真好。这儿的条件也不错。粮食定量比城里高，家里渡荒吃不饱，每次回去还能给家人带去些瓜果蔬菜，几只胡萝卜便足以使孩子们雀跃欢呼，使他这个当父亲的多少恢复了些心理平衡……当然，吃的东西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人。尽管累些，苦些，心情是松快的，回去又会怎样呢？还要不要开批判会？当会上一张张突然变得陌生而又冷漠的脸在眼前若隐若现时，他不愿意想下去了。一切不是都已经过去了么？他“摘帽儿”了，“摘帽儿”就不是老右了……
一夜未睡、天刚麻麻亮，他就悄悄起身收拾行李，把零碎的生活用品放进带来的小皮箱。他不想让伙伴们送，轻手轻脚地走出屋门等候。不大工夫，小邢就赶着马车来了，先送他去队部吃早饭，替他退掉饭票，取来户口手续和信件，然后一直把他送上火车。
3月18日上午，三立到市文化局报到，有关领导通知他已经摘掉右派帽子，回曲艺团上班。他一天也没有休息，第二天一早就重新跨入了曲艺团的大门。五天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总得先表示几句什么，可是他说什么呢？不说不行，说的直露也不行，而且没有必要。这铺天盖地的掌声不是已经说明了一切了吗！
他激动地向台下频频作揖，摆手，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脸上的表情却是平和的，而且带着久别重逢叙家常的微笑，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
话音刚落，掌声又响起来，比前一次更热烈，更持久。
三立眼眶濡湿，热泪终于潸然落下。
那一刻，落泪的绝不只台上，不只三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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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买猴儿”篇：山重水复（一）
回团第一天上班，一位领导就向三立约法三章：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不许和演员们交谈，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条件够苛刻的了，对劫后归来的三立不啻当头烧下一盆冷水。他却都冷静地接受并默认了自己的新处境。他和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包括领导干部、平民百姓和老右）一样，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右派摘掉帽子不过变成了“摘帽儿右派”，大前提并没有消失，因为按那时约定俗成的政治逻辑，凡是“阶级敌人”都是不会被彻底改造好的，总是“心不死”，于是对他们提高警惕就是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合乎情理无可非议了。
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总得想一点办法。三立的对策很简单：一问三不知。每天干完活就在传达室旁边待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如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着也抱歉地说“没有”，万一着了火追查责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谁把当天报纸拿走了，他尽管看见了，也回答“不知道”，倘若两个人为报纸打起来，他不是有挑拨之嫌吗？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凡事都只用两句话回答，听起来容易，做起来时间一长机械重复也容易出差错，如有人向他借钢笔他信口回答“不知道”，惹得对方瞠目结舌以为自己耳朵或他的神经出了毛病，他这才发觉把两句话用颠倒了，连忙补充一句“没有”，事后连自己都觉得啼笑皆非。
约束三立这样的人，在台下很容易，一上台情况就复杂起来，因为其中出现了观众这一层因素。他们买票进了剧场总要按个人好恶体现自己的意志，顶腻味而且毫不含糊地反对任何违背他们意愿的支配行动。如“不许三立逗哏”，他和赵佩茹上场，一站在捧哏的位置上，内行的老观众便认为对两个演员都是用其所短阴阳颠倒纯粹胡来一点儿没有道理，所以高喊：“掉过来！”即使按现有布局说完一段，他们仍然不饶非用没完没了的掌声和喊叫把演员召唤回来掉换位置重说一段才肯罢休。还有“不许压场”，三立的节目排在前边座无虚席，等他下台观众也撤了大半，有一次整个剧场还剩下十几个人。领导这才发觉观众可不象三立那么听话。他们爱听就听不爱听就抬脚走人一点面子也不给！至于名字不许上海报，领导们内部先自起了纷争，登上“马三立”三个字，可以扩大号召力卖满座，票价能从四毛提到六毛，何乐而不为呢！这位领导表面看来是剧团班子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反映的还是观众意志。事情最怕后院起火内外夹攻一起反，曲艺团从天乐移至新中央（现滨江游乐厅）、民主、长城等处演出时，马三立的大名终于见了天日，上座率和票价随之上涨，后者直至翻了一番高达八毛钱。
人们忽然发现，马三立在农村转了一圈回来更加走红了，仿佛他被打成右派下农村劳动改造回来以后继续改造监督限制使用反倒逮着理了赛的，以至使人怀疑他在那次“火烧连营”中被烧的焦头烂额魂飞魄散其实不是坏事，反而象孙悟空在老君炉里炼了一遭更加神通广大。不论是在本市还是外地，在大剧场还是小曲艺厅，他都对观众产生了超乎以往的魔力，红得发紫大受欢迎。62年底到83年初，天津曲艺团赴北京演出，阵容很强，骆玉笙、常宝霆、小岚云、王毓宝、李润杰、王宝霞、花五宝、史文秀、马三立等群星荟萃通力合作，这一次领导们都很想得开，知道三立与史文秀在北京演出多年有群众基础，又闹过一次轰动九城的闪电般“婚变”，芳名远扬，故而在剧场两侧海报上大大方方地写上了二人的大名，一下子招惹得门前排起了购票长龙，在吉祥、长安、中和、首都剧场等处演出场场容满，票价八毛，门前黑市交易竟高达两元。每次演出结束，观众都拥到台前要求握手，还有的老观众写信、打电话问候致意，文艺界的老朋友更是每场必到先进后台寒暄。李万春、赵燕侠、李宗义、马长礼、花月仙等都是常客。李万春也是老右，比三立戴“帽儿”的时间还长，两人见面不敢公开串联却难免眉目传情同病相怜顾左右而言他，意味深长尽在不言中。但玩笑还是要开的，那时李万春正在北京演出京剧《武松打虎》。三立一见他便情不自禁地摆出一付《买猴儿》里的猴儿相，说：“得，今天改节目了——武松打猴儿！”众人哄堂大笑。过后万春悄悄把三立拽到一边，小声问道：“怎么样，什么时候说《买猴儿》？”三立听了一怔，旋即现出苦笑：“得了，武二爷，您留一条猴儿命吧！”万春摇头。这是私下里的话，不提。在京期间，连年事已高平日足不出户的京剧界前辈有“活关公”之称的李洪春和谢绝舞台多年曾被誉为“金嗓子”的坤伶王玉蓉等人也来后台看望，请客吃饭。那些日子不仅在剧场演出、下工厂慰问，艺术交流活动也很频繁，同行座谈切磋技艺，新闻界也接连发消息报道介绍。这固然是集体的功劳，但三立确实出尽了风头！
在大场面如此红火，那么小地方呢？曲艺团回津后去六四一工地慰问演出。那是个保密的军工单位，三立之流是不能去的。领导留下他和赵佩茹、史文秀等人带领学员在鸟市的茶社书场演出，形势仍然大好，天天卖满堂，茶水供不应求累坏了生火彻茶倒水的堂倌。计时收费也由每分钟二分钱涨到三分，最后算总帐比大剧场收入还好。
看来，让三立这样的演员重登舞台如同放虎归山或是给千里驹松开了缰绳，一切清规戒律层层设防忽然都变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他比五十年代更享盛名了。有人说这和他被打成老右产生新闻效应不无关系，激起人们的好奇、同情、关注，连不常听相声的人也想弄明白《买猴儿》犯了哪条王法和一睹马三立其人的风采，其中或许还有某种逆反心理在起作用。这种看法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艺术上。他下乡两年从未完全脱离相声艺术，不同场合不同形式的演出使他的技艺更纯熟了，新的人生阅历又补充了新的生活体验，描述世间百态更加胸有成竹挥洒自如，年龄则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演员黄金期。再加上当时文艺政策松动，鼓励挖掘传统节目，一些五十年代停演的《白事会》、《洋药方》等马氏门中擅长的段子重登舞台，同时自从张庆森患眼疾后，他即与赵佩茹合作，两人久有渊源旗鼓相当珠联璧合，这些都对演出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几方面因素集中在一起使三立的舞台艺术出现了一个新高峰，深受观众欢迎是很自然的。连许多同行也承认，他这几年的相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彩！可惜当时不准给他录音，未能留下有声的资料。
艺术舞台上的走红，并没有改善三立在生活舞台的境遇。几个“不许”仍然有效，外带还有工作出色不予表扬，不予奖励，剧团设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二、三十场不等，而给他规定六十场，平均每天两场，即使不生病不请事假剧场不停电不修理内部不暂停营业也只能将就完成任务休想超额。剧团晋京成绩辉煌，回来以后对绝大多数演职员工大会表扬，发给奖金和劳务费补贴，他也被排除在外，好像没用他的名字招引过观众没让他上场甚至他根本没去过北京赛的。一般来说，演员在台上红得发紫，下台以后的腰杆便会粗壮起来，甚至老虎屁股摸不得。三立却恰恰相反，他对一切不公平的待遇都默默承受了。不仅是不敢争辩，而且是真正想的开。从北京回来，他在会场里听着领导对别人的表扬，对自己还很满意，因为自己是“摘帽儿右派”，此番出门没有不听话、不老实的“罪行”，没有被批判，于是就很知足！他大约就是在这些年的逆境中锻炼想的开和养成知足心理的。一事当头，先把自己放到一个极低的不值一提的位置上，然后再去寻找积极的、愉快的方面，心里就变得好过了。
63年夏夭，天津暴雨连绵河水猛涨，汛情紧张，数十万防汛大军昼夜守护在堤岸。文艺界组织了慰问演出队，三立、赵佩茹和几位歌舞演员从万家码头出发，沿着大堤一个组、一个队地慰问。每天演七、八场，晴天爆晒，下雨挨淋。最苦的是晚上，蚊虫不仅叮咬而且往鼻孔、嘴里钻，说相声又不能戴口罩！……这次演出为期六天，边走边演，经常顾不上吃饭、喝水，最后到达独流减河。夜里又演了两场，才搭运送防汛器材的货车回市。他在中途下车步行回家。到家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只睡了一会儿就赶回剧团报到，才知道别的演员只在工地演出一天就乘大轿车回来了。他仍然没有受到什么表扬。他仍然心情很愉快。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次体验生活的机会，见识了茫茫无际的滔滔洪水，亲眼目睹了人民同惊涛骇浪殊死搏斗的壮观场面，而他也为这场关系全市生死存亡的战斗尽了一份力量。同时，工地单单把他留下来，不也说明人们对他的欢迎和喜爱吗？
只要能够演出，只要有机会接触观众，只要一登上舞台，他就把一切烦恼、忧虑都忘记了。不过，他很快又将见不到舞台和观众了，这一次分别更加漫长，更加曲折……
49、“买猴儿”篇：山重水复（二）
曲艺团楼下有一间仓库，前身是一家印刷厂的车间，面积约60多平米，堆放着废旧零件、道具和一些桌椅板凳，所以带有几分“废品库”的性质。三立从64年下半年被“四清”运动的革命浪潮冲刷荡涤到这里“入库”，曾与废品们为伍达六年之久。后来产生了感情，说这里冬暖夏凉，夏天被四周高楼遮挡，阳光照不进来，冬天点燃一个废油桶改造的大炉子，不管外面寒风怒吼屋里终日炉火熊熊。挺好。
“四清”工作队是64年5月进团的。三立当过右派后来又属于“摘帽儿右派”自然是清理的重点。在工作队审查摸底之际，团部已贴满大、小字报，称他是“活靶子”，一千个一万个不能放过。他起先觉得压力挺大，后来见墙上的东西只有口号没有内容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老话新提，远不如新揭出来的团里那些小偷小摸男女偷情作风问题可读性强，便有点放下心来。而工作队长老李是位老工人出身的宣传干部，为人和气，政策性强，既耐心倾听揪出马三立的呼声，广泛了解内查外调极为认真只是不明确表态，又对是否把“帽子”重新给他戴上不做结论，只让他上班后继续搞卫生然后“入库”学习文件清理思想。三立心里清楚，这是在当时形势下所能给予他的最佳礼遇了。
这种待遇一直维持到“史无前例”。66年“文化大革命”卷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仓库骤然增加大批新成员，连工作队长老李也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送入库来。至此，仓库有了正式名称——牛棚。白天三立与老李等人一起打扫卫生，到楼上平台打煤砖、团煤球。他对运动总能把不同身份、不同政治地位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裹挟到一起，又有了一次深切体会。
随着运动的发展，文斗渐渐转为武斗，团部终日杀声震天夹杂着被触及皮肉者的哭喊呻吟，三立在棚里却能安然无事，也算三生有幸。一来他是“死老虎”，对造反派缺乏刺激和新鲜感，况且从61年回津就采取的“一问三不知”犯傻策略，也确实使他无油水可榨，二来平日人缘不错，不少革命小将竟显得阶级阵线模糊对他缺乏刻骨仇恨，或许主要还是觉得他对运动使用价值不大，便任他团煤球，守火炉。
当时给他带来麻烦竟是自己的“同伙”。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牛棚成员增到三十多人就显得队伍不纯。有的人刚一“入棚”哭天抹泪寻死觅活日子一长就破罐破摔不肯夹起尾巴做人，每天中午去食堂打饭路过专案组门口时，忘乎所以地昂首阔步有时还哼哼个小曲儿什么的。造反派发现以后极为恼火，不知为什么把老实巴脚的三立叫去训了一顿：“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只准老老实实低头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懂吗？否则，革命群众砸烂你们的狗头，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哼，看把你们美的！……”三立被骂个狗血喷头也不敢叫屈，心想大概是自己入棚最早资历最老的缘故吧，有责任代人受过转达造反派的指示，回去以后就向牛友们告起饶来：“你们哥儿几个再打专案组窗户底下经过，低点儿头行不行？也别哼哼唧唧了，躲开那儿，翻跟头、跳‘铁门坎’外带‘蝎子爬’就地十八滚我也不管，行行好，给句痛快活，行不？”牛友们见三立言词恳切忍辱负重也觉得过意不去，都说看在他的面子上以后多注意就是了。其实，他们的放肆举动是无意中的疏忽，谁吃饱了撑的惹专案组干什么？给三立面子不过是艺人嘴巧舌能会说话罢了。
最大的麻烦还是出在家里。儿子志明在戏曲学校毕业后，改行到曲艺团说了相声，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被关进牛棚。他血性方刚不甘于同父亲一起团煤球外加文批武斗，在团里一个老资格的“胡风分子”的鼓励支持下（给了他五块钱两个窝头），潜逃了。造反派找不到儿子找老子，星夜提审三立追问志明下落。三立正为儿子下落不明着急呢，这回是真的“一问三不知”，于是惹恼了造反派，一个在厨房揭竿而起的姓曹的大师傅觉得忍无可忍，扬手就给了三立一记耳光！三立有生以来挨过两回打，一次是在火车上挨日本兵的，这次是挨祖国同胞的，当时一怔：“你，你怎么打人？怎么……”姓曹的不依不饶还往前扑，被众人拉开了。不知道还是不知道，三立被打发回牛棚继续交代。他捂着火辣辣的面颊回来，心里一时很气愤，很难过，等到牛友们凑过来询问，他才出了一口长气，又笑了：“得，这回总算尝到了武斗的滋味儿，跟几位一样了！……”姓曹的不是日本鬼子，三立也不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三立。风风雨雨的磨练使他豁达而又敏锐，待最初的激愤情绪平静下来，便把施暴的对方看得很深很透。姓曹的是个官儿迷，不甘心生火做饭借着造反当上了头头，他是真的相信并且献身于当时那些革命口号。别看斗大的字没有认识几个，平时在家里外头说话都是口号和毛主席语录，真是滚瓜烂熟背诵如流，有时难免小题大做文不对题错用了地方，依然斗志昂扬一本正经毫无笑容弄得别人也不敢笑。他负责核定全团人员的粮食定量，演员40斤，干部31斤。他虽然饭量很大一顿能吃六碗捞面却给自己定了31斤。他认为自己是“干部”了，决不能倚仗“职权”多吃多占。当干部享受干部待遇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只是肚子不饶人，经常向别人手中的窝头喷射出若明若暗的饥饿火焰……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你能跟他较真并且生气到底吗？作为很有阅历而且极富幽默感的相声演员，三立很快就在曹大师傅身上发现了可笑而又可悲的成分，想刻骨仇恨一下也恨不起来了。
但那些天还是很难熬的，心里忧虑儿子的下落，表面上还要安慰妻子和应付审讯，真是心力交瘁度日如年。当他暗暗认定儿子肯定遭遇不幸无望生还的时候，志明却自己跑回来了！
一周的时间，他黑了，瘦了，头发好长，只有两眼还闪着倔强、不平的光芒。三立一见儿子的模样，一触碰那火烫的目光，于酸楚中便化出一声叹息：唉，这孩子的气性可不象我！
志明那天夜里出逃，只穿着背心、短裤，赤着一双脚先到了塘沽。凌晨面向茫茫大海，想起自己年纪轻轻就成了“阶级敌人”，不禁万念俱灰动了轻生念头。最现成的方式自然是跳海，可是他会游泳，在水中一难受难免决心动摇回头是岸，于是想买一瓶烈性老白干酒都喝下去再跳。不是还有“胡风分子”资助的五元钱吗？然而天太早了，商店都没有开门，志明逛了一圈又累又饿，只得先吃下两个窝头暂把自杀的事丢开。他转奔北京，先后找到父亲的一位老友和早年的伙伴相声演员刘宝瑞。后者也在挨整，拉着他一起喝闷酒骂街，对他的绝望轻生嗤之以鼻，说：“人生在世，最穷是要饭，最糟是死，这两样都看透了，还有什么可怕的事？……”说着便提起当年与三立坐小火轮出海跑码头饿得偷锅饼吃以及在天津撂地受青红帮的欺压而又冒充青红帮的往事来，讲到悲喜交加处不由借着酒劲儿又哭又乐。志明这才悟出自己受的这点委屈比起父辈坎坷一生不过是小小沟渠九牛一毛而已。他听从宝瑞的劝说，接过八元钱买车票奔了邢台，在姐姐家暂住了几天坦然回来了……
三立担心当权者会严厉处置志明，谁知军代表出面讲话了，可能也是觉得运动中死个人不好交差，只要人回来就少了许多麻烦，在大会上讲马志明是自己主动返回的，不予追究以观后效，三立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三立的五个子女先后被送到内蒙和郊县务农。这一次惠敏支撑不住了。丈夫久居牛棚不归，儿女们又远走它乡，而她自己兢兢业业干了15年的居民委员会副主任也因为阶级路线被撤了职，几重打击集于一身终于病倒了。三立心里焦急惦记却不能请假，幸亏在津的两个女儿精心照料，惠敏的病情渐渐好转，但身体状况是大不如前了。
这一年（68年）似乎命中注定多事，冬天又开始遣送牛鬼蛇神。三立被押解到宝坻县西河务村务农。押送者告诉生产队长李汝沛，三立等牛们的工资交队，一年以后算正式社员，终身为农，靠劳动挣工分维持生活，还说这是“党的决定”。李一听就火了，喊道：“把他们一辈子的工资都给我，我也不留！”又指着三立：“你们自己瞧瞧，这个人能干什么？连抓鸡的力气都没有，挣的下工分吗？”押送者仍然强调“党的决定”，李根本不吃这一套；“谁的决定也不行，我不是党员，不归你们管！……这儿，我说了算！”强龙压不倒地头蛇，押送者碰一鼻子灰回去了。三立当晚住在队长家，老两口无儿女，四间大房到夜里格外冷清僻静。他的心里却不平静，因为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而使“决定”碰壁，也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惭愧。正不安地寻思，忽听堂屋传来队长和老伴说话的声音：
“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当面数落人家马先生，人家可是名演员呢。”
“咳，你知道个啥，我不把那帮小子的威风顶回去，真把他们留下不受了罪？一年后挣工分，一个分才一毛钱，马先生那付身子骨连半分也挣不下来，吃啥？喝啥？”
“这倒也是。可你有话，不会好着说？……”
听到此处，三立不由心头发热，他又遇上贵人了！
由于李队长执意作梗，三立等人未能在宝坻落户，只在队长家过了一个春节，向大娘学会了滚元宵、包饺子、炒花生和棒子豆，便被原封不动地奉还曲艺团。造反派怨气难出，惹不起农业队长，不肯在牛们面前失了面子，又把他们送到杨村某部军营劳动，一去就是一年半，转年秋天方准许回市重入牛棚交代罪行，继续团煤球。
三立仿佛注定和农村有一段缘分未尽，紧接着战备疏散城市人口运动又开始了。牛们首当其冲，他第一个被批准去南郊北闸口村落户。
这次下乡不再是他一个人，惠敏和一起生活的两个儿子沾他的光也成为疏散对象同去务农。
经过十几年的折腾，三立对前景已经不抱奢望，也确实从灵魂深处觉得累了，倦了。家人们打点行李，他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抽烟，眼看窗外的暮色一点点黑下来，忽然用有些嘶哑的声音说：“别忘了，把二奶奶的骨灰盒包好，带到乡下埋了吧！……”
二奶奶是他的婶母，早年守寡，被他接到家中抚养，两年前在运动中受惊吓去世了。
老人的骨灰为什么要埋到乡下？惠敏母子感觉突然，面面相觑，又一起向他的背影投来疑问的目光。
他却不回头，依然望着窗外，吸烟，背弯得象一张弓。
半晌，才传来一声深长的叹息，语调发颤有点陌生：“看来，这回下去，一家子将来都得埋在那儿啦！……”
天终于整个黑下来，屋里没有一丝声响。
那天，是70年5月29日，三立时年56岁。
50、“买猴儿”篇：乐不思蜀
“嗒、嗒，嗒嗒嗒，嗒嗒……”
什么东西轻轻叩击着地面，由远而近，发出清脆的声响？
农村的夜晚很静，刚从喧闹的大城市来的人更觉得万籁俱寂，对一丝响动都听得格外真切。
是盲人的马竿。三立猜测。这是他进村的第一天夜里，正在村头蹲茅厕。
“嗒嗒”声越来越近了，他连忙往里挪开一块地方。
马竿先探进茅厕，又探索性地在地上戳点了几下，才被靠在土坯墙上。
一阵衣裳的窸蟀声，来人的身影也渐渐矬了下来。
“天儿不错？”
来人冷不丁—问，嗓子又尖又细，把三立吓了一跳，连忙附合：“不错。”
“该暖和了！”
“可不。”
“听说，后半晌才到的？”
这瞎子原来知道他的行踪。三立只得应声：“对。”
“贵姓？”
“免贵，姓马……”
“马三立？”
又是突然袭击。三立点头：“是。”
尖细得近乎女性的嗓子音调悠扬起来：“听——说，每——月170多块？”
怎么一下子提到了工资？三立被闹迷糊了，没敢吭声。
“嘿嘿，这才叫人比人，气死人。”瞎子顾自用高调门不慌不忙地说下去：“种地的，脸朝黄土背照天，风吹日晒，汗珠子摔八瓣儿容易吗？大人孩子辛辛苦苦手脚不拾闲土里边刨食，一年下来剩不下仨瓜俩枣儿，不懂啥叫享福，顶不上人家两片嘴，唉——命！……”
三立屏住声息听着，弄不清对方到底想说什么。
“可话又说回来了，老年间讲：天燥有雨，人‘造’有病。有病就得恨病吃药，驱邪解毒会热发汗。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成天吃山珍海味鸡鸭鱼肉燕窝鱼翅该不添膘还是不添膘。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宰相严嵩还举着金碗要过饭呢！到那一步残汤剩饭胜过满汉全席大海螃蟹活对虾……”
黑咕隆冬里，瞎子慷慨陈词滔滔不绝，三立却草草结束离开了现场。
也许那实在不是讨论饮食文化的场所，他一路上只觉得心里不舒服。回来向家人讲述了遇见瞎子的经过，惠敏和孩子们也感觉到瞎子的宏论有点蹊跷莫名其妙。没过两天，几位不速之客的来访使他们似乎明白了。第一位是个高身条的四、五十岁的汉子，中午挺燥热的天，上身还斜披着件大黑棉袄，进门不往里走，倚着门框一边卷叶子烟，一边朝饭桌上瞟，然后就谁也不看地大声叨念：“这怎么弄，油没打，盐也光了，去年盖房的瓦钱还没交，日子怎么过！……”
一家人听着如堕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只是有些不安地望着他。
他呢，继续没好气地数落家里如何穷，连买针头线脑的钱都没有了，更别提去集上割二两肉，这怎么弄？总不能把大人、孩子都掐死。或者把脖梗儿都扎起来！……
“您，说这些事，我……”三立终于忍不住试探地问。
“你一月赚170多块，不能借点儿？”汉子马上单刀直入了。
“我，当然……不过您有难处，该找大队去呀！”
“大队要管，我还来找你？喊，每月170多块拿着，说这路话……”
汉子很气愤，很不以为然，把卷成喇叭筒的烟叶点燃抽着，脊背在门框上不紧不慢地蹭，看样子不把钱借到手是不忙着走开的。
后来，又来过几位以不同方式借钱的人。村里还有人找到大队部，要求把牛们的工资没收平均分配。这时的农村已不如50年代那样民风淳朴了。有些人的厚道和同情心被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运动磨蚀掉了，他们已经不能用公道和宽厚对待遭受不幸的城里人。同时他们也确实很穷、很苦，而政策又没有赋予他们改善境遇的正常手段。他们也是不幸的。
生产队的干部也不同于以前了。三立起先被分配干副业活，或者和妇女们去拔草、浇菜地。这是他的老本行，干起来轻车熟路，但没过几天就改为“看边儿”，即看守田里、场上的东西不让别人偷走。他是很尽职尽责的，却挡不住发生意外的情况。白天，人们堆起小山似的稻谷堆，队长用木锨在上面划出“四队”两个大字，这如同封条，谁动了粮食就会使字体变形。三立夜里在窝棚中警觉地守护，忽听有了动静，急忙跑出来张望，原来是队长在用麻袋装稻谷。看见他，低声喝道：“看啥，还不过来帮一把！……”他只好遵命。几麻袋沉甸甸的稻谷装上推车，队长抄起木锨把垛上被弄得七扭八歪残缺不齐的字抹平，重新划上“四队”的字样，扬长而去。他甚至没有嘱咐三立什么，因为他知道牛们老实不敢声张，这也正是让“阶级敌人”当守护神的原因。
转过天来，队长照样指挥若定发号施令，开牛们的批判会。队里的人并不清楚牛们的罪行，总是牛们内部互相咬，总会有人想尽快脱离牛的处境立功赎罪而欲置同类于死地，于是便有人揭发三立是“5·16”分子。三立着急地说自己根本不知道“5·16”是怎么回事，更别提“分子”了。队长虎起了眼睛：“让你交代就交代呗，还敢不老实认罪？”他只得回去写材料，怎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冥思苦想了一夜也不知道交代什么，只好把自己的老帐又清算一遍，最后恳请革命群众继续揭发，不论什么罪行他一概签字画押就是了。队长接过材料翻了翻，丢在桌上：“先回去吧，接着写。晚半晌，去村东头那块田看夜！”
这天夜里，队长折腾的越发邪乎，意率领家人用抽水机把垄沟的水抽干以后抓鱼，三立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听从调遣帮着忙活了一夜。
附带说明几句，他在农村始终没弄清“5·16”是什么东西，问谁也说不清楚。多年以后回到天津仍念念不忘，觉得自己不能白当一回“分子”，查找资料多方求教才知道“5·16”是个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组织，里边名堂多着哪。三立不禁摇起头来，他怎么会反对周总理呢？亏他们想得出！不过他料定，包括揭发者本人和队长在内，当时也未必清楚什么叫“5·16”。
世态尽管变化，三立一家还是安顿下来了。刚来时借农民的房子住，秋后盖了两间土坯房，虽然阴暗潮湿，总算有了栖身之所。小儿子志良16岁，成为全家唯一的壮劳力，应付村里派的出河工、赶大车和卸煤车等重体力活；志明身子弱，跟着父亲干轻活。三立有在幺六桥务农的底子，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尽管条件苦，还要应付批斗，但只要咬住一个“忍”字还是活得下去的。73年以后，社会上越来越乱，对牛们的管制也松了。队里看三立年老体弱，也不再硬派他什么活，他反倒自在起来。
每天早晨，他起来先做自创的保健操，包括弯腰、踢腿、摆臂等，只是不敢“磕牙”，因为在牛棚里练“磕牙”，曾被打成对社会主义咬牙切齿。然后就悄悄地小声背“趟子”，即《开粥厂》、《夸住宅》等传统段子里的大段贯口活，背绕口令。他不敢想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只是心疼从小学到的艺术，舍不得丢下。白天闲下来的时候，也常给志明讲活，说是“就当解闷儿”。志明后来回忆说，这是向父亲学艺最从容最有收获的一段时期。终日沉默寡言的父亲一提起相声就神采焕发眉飞色舞象换了一个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平时，三立除去下田，回来还帮惠敏忙些家里的事，他在院里种了些不知名的草花，惠敏则向邻居大嫂们要些菜籽，学着种起菜来。一进夏天，草花姹紫嫣红地开了，不久西红柿、青椒、茄子等也给出了果实，院里一片葱绿，倒也喜人。三立还摸索着干木工活，而且一干就上瘾，终日锯、刨不止，渐渐悟出如何把据拉直的门道，编成口诀向儿子传授：“脚踩中心线儿，胳膊肘对磕膝盖儿，抬头翻屁股蛋儿，锯走直道不拐弯儿……”他自己动手做成一扇纱窗，居然都是榫子活。他很得意，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劳动技能萌生了雄心，说只要有木料，打个立柜什么的不成问题。
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越来越习惯于这里平淡而又自在的生活了。除去75年底被曲艺团召回去教学员，在市里住了一段，到78年夏天地震时住房震塌又返回乡下之外，始终不曾离开他的农家小院。
转眼到了77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一年之后，市文化局和曲艺团正式通知要接他回去了。
家人们自然都很兴奋，总算熬到头了，独他闷闷不乐，也不提回去的事。儿子们再三催问，他才声明不想回去：干嘛非得回天津？这儿虽说吃的、住的苦些，可是不挨整，不受气，不用防备什么，每天吃得饱、睡得着，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他在大半生里，在艺途上经历的坎坷够多了，挨整被斗忍气吞声提心吊胆夹紧尾巴象走钢丝那样熬日子的时间也够长了，实在不愿重返昔日的世界中去了。
孩子们当然不甘于眼下的处境，坚持要回去，最后吓唬他说：您不走，我们都走，看您一个人留下怎么办！
惠敏夹在中间两头为难，只得劝说老伴。
他又犹豫了几天，终于屈服了。他知道，自己不走孩子们也是不会走的，他们还年轻，已经被自己连累吃过许多年的苦，不能再延误他们的前途。
动身那天清晨，市里派来一辆嘎斯牌卡车。从车上跳下来的是老相识——“干部”曹某。
曹的态度和气多了，却依然很有干部风度，挺负责任地指挥装车。
都装齐了，三立又恋恋不舍地回头望了小院一眼，才把随身带的小提包扔进车里，抬腿往装杂乱东西的马槽里爬。
曹忙跑过来，郑重地说：“老马，你，坐驾驶室里！”
三立一怔。下乡以来，他每次搭汽车回城都是坐在装货的马槽里的。这次，看来待遇有些不同了。
但他，还是翻身跨进了马槽，往两只旧木箱上一靠，对立在车下的曹笑笑，说：“我，惯了！……”
51、“买猴儿”篇：重见天日
象61年那次从幺六桥返回一样，三立仍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到曲艺团报到、上班。楼道空荡荡的，人们还都没有来。他东转转、西瞧瞧、特意看哪儿有条帚、墩布，以便提前做好清扫卫生的准备。粉碎“四人帮”一年光景了，到处象严冬刚刚过去的大地开始萌发生机，可是对老右们的政策还不明确，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里面有多篇关于反右斗争的文章，对劫后余生的斗争对象们仍有着巨大的威慑力量。
几天过去了，没有人让三立扫地或对他约法三章，领导交给的第一个任务是叫他参加市体育馆欢送工宣队员的演出。他不无意外而且激动地接受了，从中隐约感受到了新的希望。但他仍然不敢过分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几乎出于习惯地谨言慎行小心翼翼。节目是《精打细算》。赵佩茹病故了，新的捧哏伙伴是著名快板书演员王凤山。由于他在农村始终没有放弃练功，演出丝毫没有生疏的痕迹，观众席不时爆发出满意的笑声，一再要求加演小段。面对阔别已久的喜爱自己的观众，他当然很兴奋。可是当领导们上台接见演员的时候，他悄然躲开了。他不知道自己此刻是否有了与首长握手的资格，“躲”，似乎是处理捉摸不定的局面的最稳妥的选择。他不声不响地换下演出穿的大褂，匆匆穿过冷清的过道，乘无轨电车回家了。
热乎乎的小米稀饭，香油拌的咸菜丝，外加一个煮鸡蛋。惠敏坐在饭桌对面，关切地望着丈夫，一心想知道返津首场演出的情景。他却一言不发不紧不慢地吃着，似乎太饿了顾不上说话，其实什么味道也没有吃出来。他一时摆脱不了既兴奋又迷茫的复杂心境。从“四清”后期到疏散下乡，脱离舞台十三年了，他已经断绝“尘念”死心塌地务农度过余生了，不料又重操旧业置身于掌声与笑声的海洋里，这一切难道是真的？下一步又将如何呢？
那晚，他辗转反侧，彻夜未能合眼。
新的繁忙演出的日子开始了。他和新伙伴王凤山参加团里刚刚恢复的业务演出，报纸和剧场门前的海报都醒目地登出了名字，到处都大受欢迎。凡有他们出演的票成为剧场及团领导手中掌握的“紧俏商品”。其实，限于当时的形势，许多段子还没有解冻，节目很单调，观众趋之若鹜，一方面出于对马三立其人的关注，同时也因为相声这片土地荒芜的太久了，听腻了充斥“文革”政治口号的对口词、三句半和大实话之类演唱的人们，重新接触幽默艺术如春风拂面好不开心，毫不吝惜自己沉睡已久的热情和笑声，舞台上下都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
那些日子，经常有同行、老观众到后台看望复出的三立。一次在中国戏院演出，侯宝林从北京赶来了。两位相声泰斗在“文革”中都有一番酸甜苦辣的体验，劫后重逢不禁感慨万端。关于他们在非常岁月中的情况，社会上曾流传许多生动的传说，如说侯宝林在被斗时戴着一顶自制的能放能缩的高帽，放开高若小塔，缩小则紧贴头皮，大煞批斗会的风景，并且在认罪时主动承担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所有罪名，使批斗者罗织的诸多滔天罪行都如同小巫见大巫黯然失色一时词穷反成笑料；而三立在牛棚里，被穷极无聊的造反派严令讲笑话供他们开心，不讲绝不放过，结果他讲的是父子二人下棋，儿子的棋路实在厉害，几十个回合过去，父亲的车马炮卒都过不了界河，无奈，只得告饶：“孩儿呀孩儿，你就让我过去吧！……”造反派听后好几天才幡然猛省大彻大悟原来马三立“很不老实，很恶毒”……这些带有很大杜撰成分的笑星轶事传遍街头巷尾，而且每个传播者都讲得绘声绘色仿佛亲眼所见。听者也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也许，故事的真实程度并不重要，令人难忘的是它们所反映的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仇恨、蔑视，和笑星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以及那长久魅力所激起的厚望。
在剧场．他们是众人追逐、簇拥的对象。回到家才能静下来促膝谈心。不尽是不堪回首，他们谈论得更多的还是投入大半生心血的相声艺术，纵论古今，遥亿先贤，切磋技艺。宝林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无声无息地缓缓转动，天色在不知不觉中暗下来。该吃饭了。三立吩咐志明买来一斤羊肉。惠敏正病着，宝林提议男子汉们自己动手包饺子，并且主动承担擀皮儿任务。三个人边干边聊，他问起志明是谁的徒弟，三立说因为在同行中辈份较高，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他爽快地表示：“得，我收了，算我师弟吧！”说着将手中小擀面棍儿一指，就算敲定了。宝林的师父即曾经和三立串巷子绰号叫“大面包”的朱阔泉，是三立的师兄，已经去世。他收志明按相声界的传统叫做“代师收徒”。两位大师均不拘礼仪，包饺子达成口头协议，直到八年以后，在天津举办马氏相声专场期间，才履行正式而简朴的拜师仪式。
宝林离津以后，三立依然每天随团演出，转眼间到了78年秋天，领导在一天上午将三立请到办公室，与他商量：正式恢复上演《买猴儿》！
尽管经过一年来的耳闻目睹，三立意识到国家确实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那严密封闭的内心世界已经开始敞开了，但对重演《买猴儿》仍然觉得突然和激动！他就是为这段相声遭劫的。他珍爱这段相声，又怕想它，提名，创伤太沉痛了。多少人在公开和私下里的场合提起它，他都报以沉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一切辩解，最最浅显明白的道理都讲不通，打击不可抗拒地凌空而降的时候，惟有在沉默中忍受了。现在，是领导让他演了，而且是市、局领导的意见，还告诉他，周恩来总理早在1964年就询问过为什么听不到相声《买猴儿》？有人回答因为作者“有问题”，总理说“……作品没问题嘛，这是个好段子，马三立还应该说下去哟。现在不是还有好多‘马大哈’吗？”原来，总理一直在惦记自己说的《买猴儿》！为了去世的总理，为了成千上万喜爱、关心《买猴儿》的观众，也为了眼下的好环境，也要尽快把它推上舞台！
黄河戏院。台前早就摆上了电台录音的话筒。当报幕员报出演员和节目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三立强捺住激动的心情走上舞台，频频向大家鞠躬，等剧场静下来，含笑向台下说：“我，二十来年没说这个节目了，台词太生，恐怕说不好，请大家理解我的心情……请观众同志们原谅，谢谢！……”他又朝台下深施一礼，观众重新鼓起掌来。
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演出。节目尚未开始，演员和观众就一起提前进入了兴奋状态。接下来，台上的演员使尽浑身解数要把节目演好，台下观众则集中全部精力追踪、应和演员的一字一句一招一式，他们的反应已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共鸣，而是心灵与感情的共振。于是掌声与笑声交融，笑容与泪花相映，不少老观众是一边笑着一边拭泪的——由于种种缘故，《买猴儿》确实成为了一段极特殊的相声！
结束了。许多观众蜂拥到台前，三立再三鞠躬谢幕。领导们走上台来向他握手祝贺。他心头百感交集热泪泉涌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位老作家当场赋诗四句赠他：一曲买猴传盛名，廿年坎坷路不平！何迟多病三立老，抖擞精神又长征。
这首短诗应说概括反映出了《买猴儿》及其作者、演出者的经历和境遇。
何迟因为屡受磨难和摧残而身患重疾，当时已完全瘫痪在床。
三立自从1959年秋天马失前蹄，整整困顿二十载，眼下临近古稀之年了。
往事不堪言。不过，一切不幸终归已经过去了。随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煦的阳光重又照进了何迟、三立的心田。1979年初，他们相继被宣布予以平反，在单位当众传达并于《天津日报》上公布于世。
在为三立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具体经办的同志在档案中找不到他当初被打成右派的材料，包括言论、“罪行”和上级关于“戴帽儿”的批复等。他们很负责任，很认真，从文化局一直追踪查询到曲艺团原来的上级单位广播电台。反右时的经办人不以为然地摇着头，回答：“咳，本来定下4个，后来硬加到11个，就是凑数，哪有过什么材料呀！……”
原来他是个始终没有罪证和任何手续的“右派”。一片空白。
听到这个不无意外的消息，三立竟笑了……
52、长乐篇：老马纵横
雨歇风停，彩虹横陈，葱茏的绿野一望无垠。即使是一匹老马，面对此情此景，也会振鬃长嘶，义无返顾地奋蹄纵横驰骋于天地之间吧……
这大概就是三立在79年间的外部与内部世界。
那年春天，落实政策以后不久，他作为天津市文艺界的代表赴京出席了全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时，曲艺界为全体代表奉献一台群星荟萃的晚会，大江南北各曲种的名家联袂登台，倒三是高元钧的山东快书，倒二是小彩舞的京韵大鼓，三立与王凤山的《今晚十点钟开始》压场，电视向全国进行了现场直播。
晚会持续到十点钟左右，身着长衫的三立在潮水般的掌声中飘然登台。面向辉煌的大厅和热情欢迎自己的同行、观众，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脚下展开了。五十年代欣逢盛世的崛起，六十年代初期的再露锋芒，仿佛还在眼前，却都比不上此刻的风光，令人心醉。于是舞台上的他显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神采飞扬，一种焕发青春的老年人才有的活力。
随后的几年，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地的剧场，演出的段子既有重新整理的传统节目，也有新作品《看红岩》、《西江月》等，除去80年曾经因为劳累过度引起剧烈胃疼，与患心力衰竭的老伴一起住院治疗之外，几乎没有停止过业务或临时性演出。81年，他推出了何迟的新作《似曾相识的人》，成为这一时期很有影响的艺术创作。
这段节目是何迟于79年创作的，经曲艺团领导转交到三立手上（又是厚厚一叠油印稿）的时候，已经是一年以后了。大病初愈的三立和瘫痪在床的何迟从而开始了二度合作。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再次携手并非偶然，他们的身上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最基本的是没有失去对生活、对事业的挚爱，对是非、善恶、美丑的鲜明爱憎。同时，他们都对各类社会现象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艺术风格上注重塑造人物性格，善于运用高度夸张的手法表现真实、深刻的主题，这也是他们历次合作都取得了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似曾相识的人》，又是讽刺“以造反起家钻进党内，大搞极‘左’路线……欺上瞒下，仗势欺人，营私舞弊，弄虚作假”一流人物的，何迟、三立多年来身受其害，当然对这种人都有着深切体会和入骨三分的认识，以痛切揭露和抨击为己任，所以新的合作可谓顺理成章一拍即合。
象当年对《买猴儿》、《今晚十点钟开始》一样，三立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作品的理解，倾注心血进行了加工润色。开头比原作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吆喝“我快啦！快啦……”，带出一付政治暴发户即将带队出国时的得意腔调；甲对要加入剧团的乙进行刁难，借机索要财物，把露骨的索取改为暗示，较为更接近生活的真实；三次敲诈勒索的转换、衔接力求自然贴切，同时设计出一个“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大黄书包”，让乙送礼的时候，趁着屋里没人直接放进书包里。这是个能够激起观众对生活中搞不正之风的干部的卑劣行径种种联想的细节。整个段子都采用第一人称。三立充分发挥了完全进入角色的表演风格，忽而板起极“左”的面孔，从政治上刁难对方，忽而流露出对乙的皮鞋、“大纹哗叽”制服和彩色电视机等物品的馋涎欲滴，忽硬忽软，若明若暗，于漫不经心只言片语中透出内心的真实意图，两付嘴脸，语气交替，转换衔接得天衣无缝，整个表演流畅自然，丝毫不露斧凿痕迹，显示出他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和艺术上的纯熟功力。
在延安影剧院首场演出的时候，三立特意先郑重介绍这一段相声是何迟同志的作品，既出于对作者的尊重，也表达了他们不同寻常的历史渊源。而只能仰卧病榻观看电视转播的何迟，对演出深为满意，认为“谁也说不了他这么好！”
这并非合作者的过誉之同。《似曾相识的人》在表演上比《买猴儿》等更具难度，它的演出成功标志着三立对相声艺术特别是他所擅长的手法已达到了游刃自如出神入化的境界。
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巩固对口相声上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他又连续推出了一批单口笑话，很快就博得了人们的喜爱。除去在农场时期经常讲笑话之外，过去他在舞台上很少表演单口相声。许多人一直以为他是只擅于对口的，不料他在古稀之年异峰突起，又以精彩纷呈的单口小段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他会的笑话本来是极丰富的，有二、三百段之多，否则当年在农场也无法应付人们在地头、炕头以及每次开会前后的无休止的要求。复出以后，他从中精选了一部分情趣较高的重新加工，刻意雕琢；同时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人物、现象的观察、思考，新创作出一批针砭时弊、调侃世态的作品；还有的是取材于朋友、同事等偶然提及的趣闻轶事，凭着极高的悟性捕捉其中的幽默成分，渲染成篇。
1988年3月的一天夜里，三立穿着肥大厚实的大衣，顶着扑面的寒风向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后台走来。市文联为庆祝《艺术家》杂志创刊，邀集京、津相声名家在这里演出。笑星们聚到一块儿，后台的喧闹可想而知。工作人员把他们嘻嘻哈哈的情景告诉三立，他听着边走边说：“别忙，等我进去骂他们，快上台了，不好好背活，瞎闹哄什么！……”其口吻如同长者斥责一伙顽童。他当然是有资格摆摆派头的。相声界素有讲究辈份的传统，而他于在世的同行中是辈份最高的了。
果然，他一出现在化妆室，便如一鸟入林，百鸟压声，不用“骂”就秩序井然了。笑星们立刻迎上来，恭而敬之地尊称“师太爷”、“师爷”、“师父”或“师叔”，众星捧月般搀扶他到椅子上坐下，不约而同地在身边围成一圈。一位在场的报社记者反应机敏，不失时机地按下照相机快门，摄下一幅三世甚至四世同堂的“笑星敬老图”。
三立手夹香烟侃侃而谈，不无爱怜地把每个小有名气的晚辈都真真假假地数落了一通，明明有些放“份儿”，又表示最不赞成讲辈份，长者未必比后生高明。他提起有一次，部队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牛群在大街上追着他喊“师爷”，他硬是不回头不理睬，事后点着牛群的鼻子说：“一个军人，穿着军装，在大街上管一个干巴老头子叫‘师爷’，象什么样子？——叫‘师长’还差不多！”嗵地一声，笑星们都乐了，七言八语地把不在场的牛群着实挖苦了一顿。
就在这天晚上，特约主持人、著名电视播音员赵忠祥和李小玢宣布演出开始以后，三立先向观众介绍了参加演出的每个演员，然后自己留在台上，首次推出了精心整理加工过的传统小段《家传秘方》。他身穿浅灰色的毛料中山装，戴着金框眼镜，梳理得十分齐整的银灰色发丝同眼镜一齐在水银灯下亮晶晶地闪光，身材修长，面容清瘦，颇有些许学者风度；他带着为人们所熟识的温和两狡黠的微笑娓娓道来，又象一位阅历丰富的风趣老人，给后生们说古道今讲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在街头买东西上当受骗的笑话。他先揭露出不良小贩爱玩弄的一些小把戏，如把土豆糊上泥当松花卖之类，介绍自己被骗的经历，然后引出精明的表弟，经常告诫他提高警惕莫贪便宜，如价格低廉的人参可能是香菜根儿，大力兜售的金戒指实为钢圈儿，都要留神辨别。表弟是很内行的。到此话锋一转——如此经验丰富的表弟竟也上当了！他患皮肤病，犯时其痒难耐，一次见小贩在街头叫卖专治皮肤病的“家传秘方”，五毛钱一包，每人限定一包，不准多买，招得路人争先抢购。表弟动心了，也挤进去买了一包。回到家里，后背又大痒起来，连忙取出“秘方”，是一个密封住的塑料袋，打开，里面是锡纸包，再打开，又是一个白纸包。表弟想：包装如此严密想必是灵丹妙药了。于是他一边在墙上蹭痒，一边强按急切、好奇的心情继续拆包，一层又一层，大包套小包……一连拆开四层，才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只写有两个字:挠——挠!
三立念出最后两个字，台下有几秒钟没有反应。但这只是瞬间的沉默，没等他脸上故做惊讶的表情消失，观众席就炸了窝，大厅里笑声、掌声响成一团，持续了好几分钟静不下来……
好一个“家传秘方”。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清理之中，深蓄浅出，大俗大雅，趣味全在实话实说，那骗局玄奥神秘而又简单实在合情合理，让你七拐八绕兜了一个大弯子回来翻然猛省哭笑不得好不气恼却又无话可说。故事很象古代《冷庐杂识》中的一则笑话。那里讲某人花三百钱购三条“秘法”，以图发家、不醉和治虱断根，“归家视之，则日‘勤俭’、‘早散’、‘勤捉’而已。大悔恨，然理不可易，终无能诘难也。”此处的谜底也是一句大实话，“理不可易”，却只有一条“秘方”。文章全做在拆包的过程之中。三立充分发挥入活巧妙、细针密线铺平垫稳的功夫，利用一层一层地拆包，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集中到他所精心构制的“包袱”上。临近“抖响”时，则熟练控制住表演节奏，语言与表情相互烘托，说到纸条上“写着两个字”，故意顿住，用意外、惊奇的目光向台下一看，把观众的好奇心调动到最高点，然后再低头注视手中的“纸条”，语调呆板而又非常清楚一字一顿地念出“挠——挠”，尾音干净利落地煞住，那简单得难以想象的谜底似乎被悬在了舞台上方，不慌不忙地等待尚在自寻烦恼的思索中纠缠的观众们反应过来……铺垫与煞尾是这个小段最吃功夫的地方。三立的表演可谓应付裕如举重若轻。一位知名的中年相声演员听后慨叹：“象这样的活，我们不敢说，故事越简单越难说，万一没掌握好节奏，念出‘挠挠’两个字，观众没乐怎么办？自己连台也下不去了……”
三立的“帽儿戏”，以老到、精湛的演技“震”服了年轻气盛的小字辈，一回后台便又是众星捧月。在私下里常表现得文雅、持重的侯宝林之子侯耀文，一反常态，竟兴奋撒娇地把瘦骨嶙峋的“师爷”拦腰抱起，在地上转了两圈……
散场后，在寒风中守候多时的观众们一拥而上，围住了三立乘坐的汽车，小青年们则朝车窗里大喊：“‘挠挠’——绝了！……”
转过年来，三立参加在北京大碗茶茶馆举行的纪念作家老舍90周年诞辰的联欢活动，《家传秘方》再次引起轰动，著名话剧演员、三立的老朋友郑榕乐得直蹦！
不长的时间，三立的单口相声小段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象取材于现实生活讽刺弄虚作假的《查卫生》、《学瞎话》；反映只知责人不能律己，眼看公物白白浪费竟不肯动一下手指头的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大会见闻》；捕捉社会上某种心态的《追》，以丰富的想象力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挖掘出新意的《汽车喇叭声》，还有以国外生活为题材的《总统招婿》、《八十一层楼》等，都以独特的角度和灵巧的构思使听者回味无穷，拍案叫绝。小段既富有幽默感，又贴近现实生活，选材于人们日常所熟悉的东西，这就大大拉近了表演者与欣赏者的心理距离，适应了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需要。三立在舞台上交替运用两种相声表演形式，忽而与凤山携手说对口，忽而单枪匹马讲笑话，左右逢源，纵横驰骋，笑口常开，好不风光。这是他在艺术上的又一个黄金期！
53、长乐篇：此情绵绵
艺术家拥有一笔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财富——观众。艺术家的生命实际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在自身，另一部分在观众。当这两部分都蕴含、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时候，艺术家才真正葆有着不会被年华消蚀的艺术青春。
马三立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当他以古稀之年重新活跃于舞台的时候，台下坐着多少长期以来喜爱他的忠实而执着的知音？又有多少后来者正在加入他的观众行列？他们也分为两个部分：来自各行各业的纯粹欣赏者和从事不同艺术门类的艺友。
有一次，三立在演出开始时向台下张望，说：“爱听我相声的老观众都来了，赵六爷来了吧？从四爷也来了；李二爷没来，病了……还有没来的没有？没来的举手！”观众哄堂大笑。此话乍一听确实象逗哏，其实不尽然。他点名道姓的几位“爷”都实有其人，有的就在台下端坐，有的如李二爷确实染病在床，正在家里被儿女搀扶着收看电视转播。这些三立的老观众，从二十多岁就听他的相声，舞台上下的交流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如今垂垂老矣，他们和三立已从艺术上的知音发展成为人生途中的知心老友了。
早年书场、茶社地方狭小，观众不多，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交流，不多日子就记住了熟面孔。后者如果再到后台看望或点节目，一来二去就熟识了。三立的老观众中，既有普通的工人、职员、商人，也有名气很大的人物。这些人彼此之间本来无缘相识的，因为对三立相声的共同喜爱而走到一起来了，日久天长也互相结了友谊，感情日益深厚，除去几乎每场必到地听三立相声之外，日常生活也相互关心、帮助起来。如今在世的老观众们，逢节假日、喜寿事或偶然烹制了什么可口饭菜，总要约请、聚会的。
三立能在不同阶层、职业以及经历的人们中间形成凝聚力，经数十年人世间的风风雨雨而不散，一是凭着艺高，博得众人的钟爱。另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艺德与做人的品德，上台兢兢业业，下台自珍自爱。尽管在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也绝不随波逐流沾染不良习气，以自重换来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这就为友谊奠定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石。当年，老观众大多比他手头宽裕，经常约请他吃饭。他或者婉言推辞，或者实在推不掉伺机报答，只要听说哪位有喜寿事，手头再窘迫也要买盒点心，演出完毕请人家到后台，拱手奉上：“我不认识您家住在哪儿，没法子送。这点东西不多，是我一份心意，您哪怕尝上一口呢，也算领情了！……”穷艺人就是这么交朋友的。“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是他做人、交友的准则。“文革”后重返艺坛，有两个人经常使他牵心挂肚念念不忘：一位是解放前夕在北京周济过他的药店经理金学瀛，1950年分手以后只在1961年见过一面。那时三立刚从农场回来，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戏院第一天参加演出，金忽然来后台找他，形容憔悴潦倒，衣裳破旧，同以前精明干练、风度翩翩的样子判若两人了。他是来借回北京的路费的，三立当时被降了工资，家里人口多，日子也不宽裕，搜尽浑身大小衣兜才凑齐一块钱，要向后台的人转借，金不肯答应；三立让他等到散场，一起回家去取，他也默默地摇头。这时三立该上场了，只好让他稍坐一会儿，自己匆匆跑上台去。等到散场，金已经不见了。三立心里很难过，懊悔不迭。金是个要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别人伸手，谁知自己竟没有帮上忙。从此音讯沓然，再也无缘谋面。三立以后每次到北京演出，都盼着再见到这位老友，能给自己一个补偿的机会，每次却都带着遗憾、怅然归来。他到底在哪里呢？三立经常叨念：他是个经商的能手，如果能赶上今天的社会环境，是可以为国家干大事业的！
还有一位青年观众，不知名姓。也是在60年代初期，三立每次散了夜场回家，总发现后面有人跟梢，穿大街过小巷，直到他推开家门，那人才悄然离去。他是好人还是歹人？为什么要跟踪自己呢？三立犯了嘀咕，有一天在家门口鼓起勇气把对方喊住了，走近一看是个体形魁梧的小伙子，相貌憨厚绝不象是恶人。三立询问他的用意，他支吾半天才瓮声瓮气地说：“我就爱听您的相声……您这么瘦，又挨过整，我怕有人在路上欺负您，所以每天晚上护送您回家，没有别的意思……”三立怔住了，没想到自己有了一位义务保镖。他当时在剧团正受着不公平的待遇，遇到这样一位关心、爱护自己的年轻人，不禁悲喜交加，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这个小伙子后来也见不到了。三立每当想起他都觉得心头发热，也为自己不能回报他的盛情而遗憾。每次上场的时候，他多么希望能在观众席里发现那张年轻的面孔啊！
人到老年，饱经沧桑，往往会产生一种浓厚的怀旧心情。三立和他的老观众都是如此。一位年长三立十余岁的老观众，从30年代就听他的相声，79年以后只要是在本地演出更是每场必到。他家搬到临近郊区的黄河道一带，让儿孙搀着到市中心的延安影剧院看演出，夜里回去没有公共汽车了，到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来钟。他曾经郑重地对三立说：“什么时候，你看台下没有我，那就是我不在人世了！”真可谓终身相随老而弥坚了。前面提到过的“李二爷”名国祯，年轻时做水果生意，对识别西瓜极为内行。三立去他的店里做客，他在五步之外朝西瓜堆一指：“就打那个！……”伙计们抱过来打开，果然是脆沙瓤！惊叹不已的三立当时就联想到自己说相声，功夫也应该修炼到这般境界。他在那次看电视转播不久病故了，三立在同是他生前好友由著名天津时调演员王毓宝陪同下赶到家中吊唁，面对遗容老泪纵横，啼嘘不止。还有“少帅”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先生，也是三立几十年的知音，常对人言“我就爱听三立的相声，别人逗不乐我！”他和三立在“文革”后重新被选为市政协委员，一次会后集体合影，他兴致勃勃地对三立说：“大爷（指张学良）要是回来了，咱们再照一张！”“好哇，那太好了！”三立很兴奋。不料学良未归，不久学铭却先长辞了。三立常感慨地说；“老忘不了那两句话，那老当益壮的精气神儿，就象昨天的事儿一样！……”
岁月无情，昔日少年都已是满头华发，健在者步履蹒跚，出来活动见面的机会也少了，思念之情却缕缕不绝。同时，三立的观众队伍也在不断涌入新鲜血液，后来者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有时，他悠然在街上走，忽然炸雷似地一嗓子：“三立！”他连忙应声，扭转极瘦的腰身寻找喊话人，往马路上看，原来是开载重汽车的毛头小伙，坐在驾驶楼里笑容可掬。三立便笑了，点头，招手。小伙儿的大嘴顿时弯成月牙儿，挟一股汽油味儿远去了……他们认识？不。于是有人怪年轻人无礼，怎么可以对幽默大师直呼其名？况且论年岁也够做他的祖父了。三立却笑眯眯不以为然：“凡是认识我的，都是我的观众。相声演员，就是让人们笑的。他一喊，我一应，我笑了，他也挺高兴，有什么不好？”原来他是这样看待自己与观众的关系。当然，除去个别的淘气鬼，绝大多数青年观众是敬重他的，称呼他“马老”。他越来越喜欢青年，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喜欢他，这大约是他的“两部分”生命都长葆青春活力的原因之一。
文艺界讲究以艺会友。艺术家中“马迷”数不胜数。三立和他们由艺术上的互相倾慕进而交上朋友，不断壮大自己的内行观众队伍。其中，包括作家、演员、画家、书法家、作曲家以及导演等，除去前面提到过的之外，知音加挚友者还大有人在。著名漫画家方成每次见面都要促膝长谈，81年、82年三立两次住院治疗他都特意赶来探望。他为三立画的头像被内外行一致认为是传神之作。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王之江，用整块灰花岗岩为三立雕的全身像，身着长衫，背手含笑，也堪称形神兼备。三立爱好书画，他的几大本画册几乎集中了当代书画精英的笔墨。他的演员观众最多，在话剧、戏曲、电影界都有知音。演出时后台往往群星聚首谈笑风生。一次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著名评剧演员花月仙、赵丽蓉没有搞到票，又不愿意给他添麻烦，每人花10元买黑市票入场，事后才去后台看望。87年底各地评剧名家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举行振兴评剧荟萃演出，赵丽蓉重排传统剧目《对金瓶》，特意到家中求教，请他观看排练并且为剧情增添笑料，他慨然应允亲临现场，当真奉献出不少“包袱”。
艺术的交流是相互的。三立也从同行观众身上受益非浅，不仅说学逗唱都撷取过兄弟剧种众家之长，而且有的相声小段就是得之于艺友们茶余饭后闲聊的趣闻。著名电影导演谢添提起某公司招待所的看门老头老不正经，总想看“什么都看得见”的内部放映的进口影片。某导演被他磨烦了，真的给了他两张票，他也确实见识到“什么都看得见”的场面——那是两张洗澡票。三立很想鞭挞这类格调低下的人物，把上述内容编为小段笑话，演出时就给那位导演命名为谢添，弄得不少人去问谢添“那真是你办的事吗？……”为了增加相声小段的喜剧色彩和可信性，三立经常借用艺友的宝号，如同当年说《卖挂票》拉上了十全大净金少山。86年5月，他随市文联参观团赴大港油田慰问演出，当地观众请他说个没有演出过的小段，他略加思考便讲了某著名指挥家在接待法国同行时，因为不懂法文而产生误会闹出的笑话，而那“某指挥家”竟是大名鼎鼎的李德伦！不久李德伦听说了，很想知道自己扮演的究竟是什么喜剧角色。后来，他在一次晚会上当真听到了，不禁和周围的同行们一起放声大笑。三立下场以后，面对朋友们半信半疑的询问，一本正经地回答：他真的不懂法语，不信你去问李德伦！
在舞台上和生活里，三立总是为观众、艺友们带来笑声，但他的内心深处，对与他们的友情是极为严肃、诚挚的。一代京剧名净方荣翔病逝，他久久不能抑止悲痛的心情，彻夜难眠，写出了《挥泪忆荣翔》的悼念文章，刊登在天津日报上。在文中，他深情回忆了当年经荣翔的师父裘盛戎介绍，他们在北京结识的情景和以后的交往，对荣翔的艺术和艺德都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称后者是自己学习的楷模。人们从这篇情真意切的文字中所能感受到的，绝不仅仅是对荣翔一人的深情厚谊……
54、长乐篇：无限夕阳
1984年，在三立的生活里相继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另一件则使他开始了新的生命。先是老伴甄惠敏的猝然病故。这位勤劳、朴实、善良的劳动妇女，跟着艺人的丈夫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不寻常岁月，挨饿受穷，担惊害怕，辛苦操劳，从来不抱怨、不叫苦。她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为丈夫赡养老人，带大了八个孩子，当苦去甜来富裕安定的好日子刚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却垮下来了。严重的心脏病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生命。她知道自己的病情是危险的，却仍然按照自己的处世方式坚守在家庭中的岗位上，不让忙于工作的丈夫和孩子们请假，以至几次在扫地、做饭时昏倒，撞青了脸，摔破了头。
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丈夫也没有能够始终守候在身边。
那是84年3月9目的晚上，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正在举行为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募集资金的义演。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曲艺团老演员的精彩节目，当压场的三立和凤山登台说传统相声《夸住宅》的时候，大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后是时起时伏、一浪高过一浪的愉快笑声。此刻，只有一个坐在舞台侧幕后面的年轻人面含悲戚、忧虑，紧张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台上谈笑风生的三立。他就是三立的儿子马志明。全场几千人中只有他知道在三立以忘乎所以的牛皮匠姿态滔滔不绝地夸耀“住宅”之际，自己家中却有一位亲人正处于弥留之际。
他不放心病危的母亲，也不放心强忍悲痛坚持演出的父亲。他是受全家的委托来担任护送和联络工作的。
两天以前，惠敏就开始输氧，接着病情迅速恶化，三立和孩子们日夜守护并且已经商议了后事。这天上午，凤山来找他排练，他没有向凤山细讲妻子的病情，在午饭前后把段子排了两遍。下午，惠敏双目紧闭，呼吸越来越困难，他知道妻子在世的时刻不多了，但他不能不再一次离开，晚上是义演，不去不仅对不起两千多名观众，也对不起全市上百万的青少年。
“住宅”终于“夸”完了，又说了一个小段，观众的掌声仍然经久不息。他只得再加一段。志明焦急地看腕上的手表，发现心力交瘁的父亲已经为观众说了四十分钟了。他焦虑，也被父亲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功力所震惊！
在人生的这一瞬间，三立和惠敏的形象都是悲壮的。
深夜11点多种，三立扑入家门的第一句话就是：“病怎么样了？”……救护车在沉睡的市区急驰，三立扶着妻子的手臂，默默叨念：“快点儿，再快点儿！……”
值班医生检查病情以后，愤怒地质问三立：“怎么不早送？”他无言以对，两行热泪扑籁籁淌落下来。
次日凌晨两点钟，惠敏去世了。她把难以平复的悲痛和难以填补的损失留给了亲人。三立按照伊斯兰风俗隆重办了后事，把她的遗像高挂在卧室床头。那是用旧黑白照片放大的。惠敏还是中年的模样，短发，脸庞圆润，带着和善、憨厚的笑容。
三立是让她含笑注视自己余生的足迹么？他说，自己大半生所给予妻子的东西太少，最丰厚的馈赠就是让她看自己演出，把她和观众一起逗笑。可是有一次，妻子没有笑。那是“文革”后复出在长城戏院的演出，也是妻子历经多年磨难以后第一次看他说相声。满场的掌声、笑声，妻子却用手绢捂着嘴呜呜地失声痛哭，身边的女儿焦急地劝解：“妈，您看这场面，应该高兴才对呀！……”她抽泣着说：“是，是……是……”眼泪还是一个劲儿往下流，肩头抽动不止。三立在台上都看见了。他理解妻子，那是多年蓄积的辛酸泪水的倾泻……
他在妻子病重时坚持演出的事迹传出去了。一位年轻的相声理论工作者在《曲艺》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称这是马三立向党和人民献出的赤诚的心。”
就在这一年秋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说过，自己一生有两个生日，一个是从娘胎呱呱落地的日子，一个是入党的日子。后者使他在七旬高龄又获得了新的生命。
他对新生命是渴望已久而又不敢期冀的。一年前在市政协开会，市委统战部长关心地问他为什么不入党，他的回答竟是：“我这样的人行吗？现在够好了……”部长显然觉得意外，但他很快就理解了这位走过太长也太曲折的路的老艺术家的心情，语重心长地说：“……在生活上知足，在政治上不能知足，人民还需要你发挥更多的光和热呢！”一番话说得三立连连点头。他早在五十年代就写过入党申请书，这次回去再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一年后终于如愿以偿。
新的生命必然赋予新的使命和任务。他更忙了，除去继续参加各类演出，社会活动也接踵而来，有时作为正式成员出席市、区和文艺界的会议，有时是作为特邀代表为会议助兴，还有就是频繁的不同内容的讲座，他几乎成了不挂名的教授。他应邀赴青岛、沈阳、长春、北京和石家庄等地讲相声艺术，为师范大学师生讲相声语言，给漫画学会讲幽默，在幼儿师范学校讲表演……后来随着他的影响日益增大，讲课内容也大为拓宽，给医院讲医德与艺德，生理健康与精神健康；在老年人大学畅谈“动”、“静”、“学”、“乐”的辩证关系，还多次被劳改局请去给犯人们讲课。在劳教所，他一上台就说“我是作为你们大家的家属来说几句话的……”失足的孩子们无不落泪。他在那里留下了两句名言：“这个地方，你们不可不来，不可再来！”成为不少劳改、劳教人员鞭策自己弃旧图新的座右铭。劳改局一位副局长专门在《新生报》上以这两句话为题撰文，启发犯人认清触犯刑律国法“不可不来”，同时教育他们痛改前非，振作精神，积极改造，不再重蹈覆辙，以实际行动实践“不可再来”！三立不仅讲课，逢年节还给被劳教的青年寄钱和文具，写信勉励他们自觉改造早日自新。
身为一名艺术家，三立此时已经大大突破了职业活动的范围，开始全身心地走向社会。在他尽一切努力为别人奉献的同时，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在逐步升华。
1986年在天津举办马氏相声专场演出，他把所得收入全部买了自己演出的录音带，寄给了广西老山前线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士。
同年，他被选为市级优秀党员，应邀到各机关、工厂、学校介绍事迹，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广播电台联合录制了磁带向基层推荐。他讲话的内容其实都是他自己漫长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拉拉杂杂如叙家常，却句句蘸满真情，时而令人垂泪，时而引人发笑……题目是：做让党放心、观众欢迎的人。
55、长乐篇：马三立之墓
这是一幅彩色照片。中间并排矗立着两块顶天立地的墓碑，造型、大小完全相同，看样子高度足有两米以上。两块碑前面坐着一位穿深色大衣，头戴伊斯兰教圆顶黑帽的老人，面容清癯，目光苍凉、沉郁，细看却依稀带有一丝恬然的微笑。他身后的墓碑都刻着遒劲粗放的隶书字体，墨绿底色，白字，十分醒目，左边是“甄惠敏之墓”，右边是“马三立之墓”。
而碑下端坐的老者，正是马三立本人。
照片后面有他的亲笔题辞。老伴五周年祭日，我在坟前怀念……
那圆顶黑帽叫“拜帽”，是回民在礼拜等虔诚庄重的场合戴的。
五年前，马三立在安葬老伴的同时，也为自己立下一块墓碑。消息不胫而走，一度成为社会上广为议论的奇闻。有人说这寄托着他对老伴的生死相依之情，有人说这是幽默大师参破人生悟透红尘而超越生死之外的洒脱、豁达，也有的认为事情没有那么高深玄妙，人终有一死不如两碑一次制好省得以后再立……到底出于哪种原因？怕只有三立本人最清楚。但他一直保持沉默，尽管带着平易可亲的微笑。
这是个谜。人的心灵象大海，而艺术家的“心海”由于底部始终奔涌着激流，流向、蕴含以及温度色调更为变幻莫测难以把握。
唯一可见的是，三立仍然很忙。已是“之墓”的人了，照旧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每天黎明即起，坚持40多年的“马氏早操”常练不辍，“干洗头”、“左打心、右打肺”、“脚后跟踢屁股”、“捶腰眼”等外加恢复项目“磕牙”，全部折腾完毕需40多分钟，直弄得全身血脉畅通关节灵活步履轻盈。然后稍事梳洗，用过早点，便匆匆出门了。或排练，或演出，或开会，或讲课，或授徒，记在家中挂历上的预约事项早已排到下个月，字迹密密麻麻。1987年，市里把文艺旧六级以上的知名老艺术家组织起来成立“艺术咨询委员会”，三立脱离了曲艺团，不仅各类演出任务未减．社会活动倒更多了。他是区人大代表，市文联委员、还是咨询委员会党支部的委员。各类协会、学会及临时性大赛的顾问、总顾问之类头衔纷至沓来多得吓人。对后者他口头谦逊地称之为“充‘大尾巴鹰’”，态度却依然认真按时履行职责。仿佛这一切还不够他忙活的，竟又参加某报举办的回忆童年生活的征文比赛并获了奖。他的文章题目叫《我从小没想说相声》。
一种空前的活跃状态。人们需要他活跃。多年的相声艺人生涯，使他在人们心目中与笑融为了一体。他只要一出现，人们的笑神经就象绷紧的琴弦，轻轻撩拨一下便会叮叮冬冬地响起来。也许是多年的艺术陶冶，也许是有意识的刻意追求，也许还应加上阅历丰富通晓人情世态实际水平近乎心理学专家，他对笑的艺术已达到点石成金且信手拈来的境界，到哪里寥寥数语便能激起欢声笑语。养老院虽然条件良好温暖舒适，终难免暮年孤寂的气氛，他去现身说法大谈老年保健，竟把鳏寡孤独的老人们逗得孩子般笑声朗朗。老人们舍不得放他走，一位矮个子胖乎乎的小老头凑过来，跷起脚跟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别走了，这儿有许多老太太，找个老伴很容易……”他听了，用眼角往四周一扫，正色问道：“怎么你要对我施‘美人计’？”把惹得老态龙钟的阿婆们掩口羞笑不已。
他原为让他们笑的。
不过，引人笑者未必常笑。他迁入科艺里四室一厅的新单元，经常独自躲进小屋看书、看报或写写画画，有时还枯坐沉思，久久没有任何声息。
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一天黄昏，住在楼下的一位老话剧导演上来看望他。单元里暮色浓郁，一片朦胧，“老导”轻唤一声，无人应声，只好摸索着走进里屋，影影绰绰看见一人面朝里对几打坐，瘦长的背影塑像般凝然不动。
“马老，你这是在干什么？”“老导”诧异地问。
“塑像”毫无反应。“老导”又问，三立方徐徐转回头来，神情仿佛刚从某种意境中脱出，魂犹未归。过了一会儿，才象是有些疲惫地回答：“我在开追悼会呀！”
“给谁？”
“马三立呀！……”
“老导”顿时愕然。探身仔细审视三立脸上的表情，全无玩笑迹象，再向几上一望，果然有一个做工极精细的小花圈。“老导”尽管老眼昏花也能看清上面写着马三立的大名。这算什么名堂？“老导”大惑不解，却犯了艺术人的癖病宁愿调集浑身的“悟性”冥思苦想也不再询问，三立也不交代，两位老人便好久好久沉浸于越来越浓重的暮色之中……
这段细节，又使人联想起那早立的墓碑，觉出几许烈士暮年的苍凉。然而就在那天夜里，三立佩戴标有“值勤”二字的红袖章，按时参加了对宿舍楼周围的治安巡逻。他是居委会的治保委员，每月两次值勤。他一向严肃认真尽职尽责，只表示有一点遗憾：“我还没逮着过流氓小偷。准是他们一看见我，就吓跑了……”他总算了却了青年时代考警察不就的夙愿。《今晚报》在第一版重要位置刊登“马三立当上业余警察”的消息，副题用的就是他的“遗憾”。
两天后，他带病参加为修复长城募捐的义演，因为高烧，两腿抖颤不上仍然谈笑自若妙趣横生。
大病初愈，又被一家中学请去参加校庆活动。他是经常接受这类邀请的，包括小学开学、大学座谈、饭店（从四星级豪华宾馆到个体小铺）开业、警察结婚、工厂发奖、街道联欢以及犯人过年等等。他把他的幽默、风趣与魅力，慷慨地撒向社会各方……
艺术家兼社会活动家，或许这正显示了艺术的张力与升华？
据说，后来“老导”表示，他完全理解那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超小型“追悼会”的含义，但他也神秘地保持沉默不肯详谈。
他们终归都是老人。他们拥有自己的世界。
真正悟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很难；悟透一个老人，更难；如果那是一位饱经沧桑难得糊涂却仍然巧于拨弄世人感情的老艺术家，就会难上加难了。
作为一个人，三立其实始终是性格内向的，特别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他的相声以含蓄隽永富有余味著称于世，他那貌似糊涂在有生之年自立墓碑和沉痛“悼念”的举动，也给世人留下了很大的咀嚼余地。
别传写到此处，为有一个尽可能清晰、准确的结尾，还是用三立本人的话来做结束语吧。某次演出之前，他在舞台帷幕旁边，曾经这样回答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
问：相声演员最注重的品德是什么？
答：不虚伪、不骗人、不自视甚高。
问：您最喜欢的事是什么？
答：把我的艺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
问：您怎么理解幸福的含义？
答：健康。天上四时春为首，人间五福寿为先。
问：您的名字有何解释？
答：古书曰：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我希望我这一生，永远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990年4月12日
56、后记
刘连群
说句老实话，我过去对搞传记文学并不怎样热心。因为常常听到人们对某些艺术家传记的一些议论。我想，如果传记过于象一个个明亮、考究的房间，到处光可鉴人，连一粒灰尘、一线阴影都没有，便很容易引起见多识广的聪明读者的疑惑，而这对于作者来说是有点尴尬的。
但它既然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就不同于履历介绍，不是单纯的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既真实，客观，又是文学呢？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一直望而却步。
写这部“别传”，原出于对相声艺术和马三立夫生独具魅力的表演风格的浓厚兴趣，当时又恰逢天津市文联主办的《艺术家》杂志创刊，需要一篇具有全国影响的天津艺术家的传记。这样，原动力和去路都有了，我就情下自禁地举步上路了，一走就是三年光景，从1987年夏天到现在。
象许多人一样，我很早就喜欢听相声，对马三立先生的节目尤为入迷。寒窗苦读期间，对他那时经常上演的新老段子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老师严令背下的课堂学业。我十几岁时，还客串过他的代表作《卖挂票》，合作者是一位艺龄、年龄都大于我的年轻老手，他大约看在我同时又是个戏迷的缘故，完全不顾砸了牌子发扬风格主动充任捧哏的角色。那次冒险的体验早已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模糊了，但直到现在，一回想起来还觉得后怕，觉得当年的自己非常陌生非常勇敢不可思议。
我在生活中结识真正的相声演员却很迟，不知怎么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这使他们在我眼里很长时间都保留着几分神秘。后来，机遇终于来了，接触的第一位竟就是大师级——马三立先生本人，一下子补偿了好多年的遗憾。那是1987年5月。天津市文联组织文艺界人士赴大港油田参观慰问，我们一起度过了四天集体生活。他那时已然年逾古稀，被人们习称“马老”，常穿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戴一副镀金框架的眼镜，面容和善，文质彬彬，如果不是特征鲜明的相貌不易于“保密”，是很容易被人们当作一位体质文弱而又精神矍铄的老年学者的。他的步子很轻，声音还有些低沉、沙哑，却走到哪里都会激起笑语欢声。寥寥数语，似不经心，有时还显出对人们的大笑很意外很吃惊很不理解的神情，人们就更乐不可支了。
经过最初的接触，观察，他的幽默与文静，活泼与平和，敏锐与敦厚，就从不同的方面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他极富盛名，却不端架子，不露锋芒，偶而在机敏、狡黠的微笑中还透出一丝无奈的意味。他象是一位饱经沧桑、走过漫长、艰辛的人生旅途，已经很疲惫、很炼憔悴的老人，却仍然有兴致和心境给世人讲笑话．这就是他的独特魅力吗？
一天清晨，我利用早餐和出发前的间隙去拜访，他正独自在夜房里默默地吸烟。我提起他头天晚上在慰问演出中说的单口笑话，并且一再渲染自己大笑不已的兴奋，他的表情依然平静、谦和，聊过几句，就下假思索地顾口又讲出一个内容类似的笑话，而且是他与一位大名鼎鼎的京剧演员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我再一次被触动了，不禁想，这位体态单薄的老人胸中蓄有多少笑活，又有多么丰富而不寻常的经历！
就在那次接触中，脑海中跳出了写一写这位大师的念头。
回到天津，我连夜就那次交谈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找“哏”》，在天津日报发表了。
不久，在《艺术家》杂志立下了写“别传”以供连载的“军令状”。
别传者，别具一格之谓也。尽量寻觅那不为人知的，掌声、笑靥、光环后面的东西，触摸生命之树的根脉和它五味不同的果子。
我清楚，这很可能是不讨俏甚至受累不讨好的写法，但我从没有想过别的选择。起先，我没有向主人公详细介绍自己的想法，经常接受采访的马三立先生习惯地叨念：“咱们不写流水账，专挑有意思的事儿说，对不？……”我不否认。因为，下乡的几次交往已经告诉我，他在舞台上是一位极善于词令的大师，在生活中却是珍惜本色的诚实长者，他不会把自己的真实经历都加工成“有意思”的“事儿”。他自己就经常强调：“咱们讲的都有招有对，不是瞎编，谁要不信，问问当场见过的……”这样，我们的想法就一致起来了。
实践证明，我们追求的东西，对于主人公来说也并不轻松，有哪位老人愿意重新回味辛酸、苦涩或五味齐全的陈年旧果？那往往是很累人而且伴随着隐痛的。真实，有的也是一付很沉重的担子。每当不堪重负，需要停下来歇一歇的时候，我们就聊闲天，话题多是戏剧和曲艺，谈京戏的次数似更多些。当发现我是一个尚属称职的侃戏对手时，老人的眉间就大为疏朗起来，颇有刮目相看之色，还兴致勃勃地建议我在马志明回来时，和他打一套“快枪”。志明是他的四子，已是有名气的中年相声演员，幼时在戏曲学校坐科正式学过武花脸，功夫甚是了得，曾在相声《论拳》中露过峥嵘。幸好，我和他总是你来我已去远，没有碰上过。
马三立先生很忙，我又担负着行政工作，见面的机会不多，有时正谈到兴头上还常有不速之客造访——显赫的首长和普通而干练的通知开会的居委会大娘都是不可抵御的。有几次，为了不误交稿日期，我不得不舍近求远去查阅资料，寻访知情人，这虽然要多费一些精力，却并未使我士气低落。我知道，这也是真实的生活中的马三立，能够一口回绝许多同行都不敢慢待的重要邀请，却按时出席居民楼的治保会议，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们众星捧月般簇拥，却对一个组长级干部传达的琐细事务郑重听取认真执行；广交各方人士笑口常开朋友遍天下，在住地却从不串门子走访左邻右舍；对世事看得很开，很透，很超脱，无所求亦无所惧，有时又拘泥于陌生采访者的证件是否齐备，是否先向自己的主管部门打过招呼……这就是幽默大师的“这一个”。这就是主人公的个性。这一发现，对于创作者是永远有吸引力和补偿功效的。
有一次，我们订下约会，他由于太忙一时疏忽而忘，使我扑了个空。过些天再见面的时候，他非常不安，一边表示歉意，一边让我重新定个日子，一笔一划地记在了挂历上。他怎样写的，我没有留意看，聊了会儿天便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无意中向挂历上扫了一眼，不禁愕然地站住了。重新又看了一遍，确实是那几个宇：×××指示！
我——指示？
我直怔征地望着他，他却躲避我的目光，神情象被人发观了什么秘密的孩子，紧接着眨巴眨巴眼睛小声地笑了。
心头蓦地一亮，我也随之笑了。这是幽默。倘若我没有多看那一眼，它可能永远只属于幽默家自己。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马三立先生使我对幽默感这种心理素质增添了许多新鲜的感受。当幽默成为一桩事业的时候，它其实是最最严肃的。而当它达到某种极致，与幽默家融为一体时，又常常会自然地不着痕迹地流淌出来，给幽默家自己和他人带来轻松与愉悦。
随着别传的接近完成，我也越来越庆幸自己有一位豁达的主人公，从不要求粉怖什么，不忌讳“走麦城”和“马失前蹄”，不束缚我的笔墨，这在一位资深望重的艺术家宋说是非常难得的。
三年时光，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根本不搞什么传，在一起的时候会更愉快，更有趣。马三立先生常常表现得缺乏“立传”意识，更乐于慷慨地在现实生活中播种笑声。我和他的家人也结成了朋友，他们渐渐不再视我为采访者，我也不仅把他们当作家属或“知情人”。现在想来，这或许对“别传”反而是有益的。
问世的“别传”，会有不尽人意和粗疏之处。如果它还未能生动、贴切地反映出一个人——一位老人的极其丰富的生活历程和内心世界，则不是一个“别”字所能自慰的了。
此书承蒙骥才同志抽暇作序，方成和左川同志绘制插图，得到出版社和各界朋友的热情支持，谨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我想，朋友们的慨然相助，当也包含着对马三立先生的深厚情意。
1990年7月于天津
京津相声演员谱系
马三立
相声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声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起于哪个朝代？有人考证，春秋战国时代的宫廷小丑俳优，是相声界的老祖宗；也有人说，汉朝善于讲笑话的东方朔，是相声艺人的祖师爷；还有人说，相声是清代咸丰年间落魄文人朱少文创始的。对于相声界的老祖宗究竟是谁，我没有考证过。我觉得第一种说法，把相声史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太遥远了。俳优确有逗笑的地方，但还不能说那就是早期的相声。第二种说法，可能是由于相声艺人供奉东方朔偶像而得出来的结论。说相声的如同唱戏的供唐明皇的塑像那样，也供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他的相貌跟唐明皇有明显的区别：唐明皇没有胡须，而他却有五绺胡须。这个偶像就是东方朔。东方朔滑稽得很，和汉武帝在一起都敢开玩笑。类似东方朔一类的人物，历朝历代都有一些，如三国时的杨修。尽管他们都有逗人乐的本领，但是他们既没有以此为业，又没有传授后人，所以作为相声史，还不能从他们这些人物写起。当然，相声专业正式形成以后，艺人们在创作时吸收了这些人物逗乐的手法和风格，则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种说法比较接近史实。朱少文，一作朱绍文，绰号“穷不怕”，是相声界公认的“开山祖”。相声就是他首创的吗？还不是。我听前辈们讲，在朱少文之前，就有说相声的张三禄。朱不算是张三禄的徒弟，但称张为老师。张三禄是当初北京“管儿张”家的先辈。张三禄既变戏法，又使口技，穿插着也使“贯口”、说笑话。张三禄比朱少文年龄大四十来岁，朱二、三十岁时，张六、七十岁。张三禄是北京东城和西城艺人的头目。他人熟地灵，打个地呀，照顾一下艺人呀，认识他的人很多。朱少文主要唱太平歌词，然后再说段笑话，逗个哏，有些是从张三禄那里学来的。
从朱少文这一代开始，行业上有说相声这一行道了，有师徒关系和行会观念了，从而也就有了相声宗谱。从这时算起，相声的历史，至今也就是一百五、六十年，最多二百年。
相声这行业虽然从张三禄开始的，但相声界的习惯，还是把朱少文作为第一代。从第一代传至第三代的师承关系如下表：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张三禄朱少文春长隆马德禄
范长利周德山、李瑞峰、郭瑞林
冯昆治吉坪三、高德明
桂祯裕德隆
徐长福焦德海、刘德智
沈竹善冯振声、孙伯珍、卢伯三、张星五、范瑞亭
阿彦涛恩绪李德钖、华子元、骆采舞、戴志斋
张德全、谢芮芝、高玉峰、李德祥
高文秀
朱少文这个人很有学问。他扮个小花脸演出，由唱太平歌词、数板说笑话或小段故事，发展成为单口相声。他又根据评书、戏曲的故事情节，编成段子，传下来说、学、逗、唱四门技巧，并且带了六个徒弟。
阿彦涛比朱少文小十至二十岁，他为什么不拜朱少文为师，而算是平辈呢？阿彦涛是满族旗人，是个财主。他主要唱单弦和拆唱八角鼓，说笑话、相声他也会，是个票友，按现在的说法是个业余演员。他总看朱少文的表演，时间长了就有了交情。阿彦涛经常给朱少文联系堂会，到王府里演出。后来阿彦涛家族没落，“下海”从艺。朱少文考虑到他的贵族身份和多年的交情，决定以师兄弟相称。
在朱少文的弟子中：春长隆，人称“一撮毛—春子”；范长利，人称“老范爷”；桂祯，人称“小桂”，晚辈们称为“桂三爷”；徐长福，绰号“红眼徐三”，晚辈称“徐三爷”。
恩绪是我的外祖父。在北方的相声界里，都知道有位老前辈名叫恩培，殊不知恩培也就是恩绪。他所以更名为恩培，是因为清德宗载湉登基当了皇帝以后，为避光绪圣讳不得不更名。我外祖父很崇拜朱少文，可能由于他自身是旗人的关系，没有拜入朱门，而师承了阿彦涛。
第二代春长隆只有一个徒弟，就是我的父亲马德禄。春长隆与恩绪是故交，经常带着我父亲往恩绪那儿去，我父亲就与恩续熟识了。恩绪原来和他师父阿彦涛搭档，阿彦涛去世以后，恩绪就给我父亲“量活”。恩绪人称“大恩子”，从这时开始，称我父亲为“小恩子”。后来，小恩子就成了大恩子的女婿了。
范长利的徒弟周德山，艺名“周蛤蟆”，就是我的师父；郭瑞林是郭荣起的父亲。
裕德隆是桂祯的徒弟，是这一辈的门长。这一辈人的名字原来并不排“德”字，后来由于随着门长排列而更名。如李德钖原名李佩亭；卢伯三改名卢德竣。
在第三代人中，吉坪三也叫“吉三天”；冯振声绰号“冯大瞎子”；张星五绰号“白菜张”；张德泉，一名张德全，艺名“张麻子”；谢芮芝、高玉峰不论唱单弦或说相声都是一档；李德钖艺名“万人迷”。
第三代至第五代的师承关系。如下表：
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
马德禄高桂清冯立铎、史文翰
杨文华
郭荣起常宝霆、杜三宝、杨少华、谢天顺、张宝茹
周德山马三立阎笑儒、张笑勤、张笑飞、金笑天、班德贵、连笑昆、常宝华、高笑林、王笑予、方笑文、任笑海、尹笑声、于宝林、常宝丰
刘桂田
李桐文
李瑞峰陈子泉
郭瑞林李少芳刘伯魁
侯一尘白银耳、常宝霖、关春山、赵春田、马敬伯、于春藻、张世芳
陶湘九郭宝珊、马宝璐、杨宝璋、王小松、张兴华、扈宝源、关立明
谭伯儒赵世忠、陈涌泉
吉坪三秦佩贤
熙醒生师世元
裕德隆王兆麟
陶相如
李少卿武魁海、刘聘臣
张绍堂
张云武
焦德海张寿臣常宝堃、赵桂梧、刘宝瑞、刘化民、冯立樟、叶利中、于世德、康立本、冯立全、孙少清、朱相臣、穆祥林、戴少甫、袁佩楼、沈君、佟大方、田立禾、胡振江、张嘉利
常连安高元钧
李寿增孙少林、赵兰亭、欧少久、王树田、张振圻、汤民一、张佩茹、曹宝春、焦立海
白宝亭
尹凤岐
于俊波曲福恩、白全福、郭全宝、孙玉奎
于堃江
朱阔泉王凤山、李宝麒、侯宝林、王宝童、马志明
富寿严
汤金澄
彦授宸张洪宾、高凤启、胡仲仁、孙德明、孙桐增、绪德贵
刘德智郭启儒全长宝、于连仲
卢伯三崇寿峰
陈雨亭王世臣
何少亭张庆森、于春明、顾海泉
赵霭如罗荣寿、孙宝才、王长友、黄鹤来、王文禄、李桂山、张善曾
范瑞亭焦少海赵佩茹、李洁尘、佟浩如、耿宝林、杨少奎、张福祥、刘奎珍、刘广文、李润杰、张玉堂
聂文治
陈荣启
李德钖马桂元冯宝华、赵宝贵、骆宝珊
玉小亭
李德祥马寿岩龚玉章、王家琪、田宝鑫、王枢祥
第三代马德禄的传人有高桂清、杨文华和郭荣起。高桂清有个弟弟叫高少亭，虽然没有拜马德禄为师，可是也跟他学过艺，并带有孙少臣、刘仲生两个徒弟；杨文华，艺名“杨刺挠”；郭荣起原名郭荣启。
周德山有三个弟子：我是大师兄，下面有两个师弟；李桐文是李德钖的儿子。
在第四代人中，陈雨亭艺名“陈大头”或“陈大脑袋”；朱阔泉艺名“大面包”，富寿严艺名“山药豆”，汤金澄艺名“汤瞎子”；马寿岩的评书艺名马轸华。
第四代的门长是张寿臣。
在第五代人中：常宝堃、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常宝丰均为常连安的儿子，前四人的艺名为“小蘑菇”、“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阎笑儒的艺名“阎麻子”；白银耳的本名连仲友；刘化民的艺名“小地梨”；孙宝才的艺名“大狗熊”，赵佩茹的艺名“小龄童”。
第五代的门长是赵佩茹。
第五代至第七代的师承关系，如下表：
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
冯立铎张兴汉、陈东国
常宝霆郝辰、曲乃新、王英、王佩元
杨少华唐传模、朱永义、张永久
张宝茹赵宝成、李增年、郭德喜
阎笑儒陈永清、陈永忠、陈永海、佟文阔、侯长喜
班德贵范振钰
连笑昆王双福刘际
高笑林吴伟申、朱文先、吴新安
任笑海关自仁
于宝林王鸣楼、陈鸣志、邓继增
武魁海魏文亮李相友
陈文光、席香远、苗文杰、车文通
刘聘臣靳金来、刘颖
师世元高金奎、曹金星、方金亮
常宝霖王庆新、张洪刚
关春山刘文亮韩笑
赵春田刘杰、张继宽、梁洪才、侯笑才、张学彦、徐宝库、冯永志
王凤山周志光、郑文昆、刘志清
侯宝林贾振良、黄铁良、马季、胡必达、紫扬、于世猷、吴兆南、师胜杰
白全福杨志刚、房国群、缴月书、杨志光、王吉祥、张志宽、李国权、崔长武、吴云林、周桂林、阎金城、张文琪、张伯勋、宋勇、白龙若、金兆庆、刘学仁
王世臣李鸣岐、孟祥光
常宝坤李伯仁
苏文茂赵伟洲、武福星、刘俊杰
刘宝瑞寇庚儒、王惠林、殷文硕
冯立樟穆瑞庆
康立本小立本
朱相臣韩刚甲、蔡培生
穆祥林郭嘉强
袁佩楼孟文辉
张嘉利王鸣禄、谭文森
罗荣寿李国盛、王德昌、杨瑞库
孙宝才孙兴海、赵连升、刘孝先、刘万山、福宝仁、王世勇
王长友赵振铎李金斗、王文友
茹少亭、郭文岐、丁玉鹏、寇庚杰
孙少林赵文启、郭春堂、王少安
赵兰亭孙世达
王树田史文惠杨四奇
张振圻王洪文、王文玉
张佩茹张兴海
张庆森杜国芝
赵佩茹李伯祥刘继深、李增满、刘毛毛、高玉林
高英培苏明杰、李松岩、高军、吴健
徐德奎刘树青、刘金端、吴刚伦、陈治华
马志存马洪升、赵传真
张伯华、杨伯英、崔伯光、杨文彩、常贵田、刘英琪、任鸣启、李浩然、马少武、王祥林、张奎清、李世增、郭士忠
李洁尘赵心敏张弘、吕文升、华士泉、杨贵田
王伯荣、马文忠
耿宝林王伯麟、王占友、左春来
杨少奎刘志远、丁文元、刘文亨、任文利、刘文贞、张文学、王文进、刘文步、张文辉、赵文岚、潘庆武、孙福海、彭凤林
王家琪康桂生
在第六代人中：小立本的本名的李锦田，孙兴海的艺名“小狗熊”；赵连升的艺名“小怪物”；赵心敏原名赵新民；王伯荣绰号“王老白”，王伯麟本名王瑞云，俗称“王大宝”；
李伯祥的艺名“小神童”。
第六代的门长是赵心敏。
第七代人中，又有不少人收了徒弟。至今已有八代人了。
需要说明的是，有一些演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相声艺术曾做出过一些贡献，但在表中没有列入。其原因，有的是他们出生于艺人家庭，虽从艺但没有拜师；有的是我还不了解其师承关系，如：沈春和、裕二福、阎德山、高德光、高德亮、张杰尧、韩子康、冯子玉、张笑侠，常宝臣、张永熙、张春奎等。
还有一些女演员，如：刘玉凤、回婉华、于佑福、耿雅林、潘侠男、张淑媛、魏文华、方伯华、张紫茹、张文霞、刘曼颖、姜伯华、韩秀英等。她们也为相声事业做出过贡献，在表中也没有列入。
附记：《京津相声演员谱系》一文，是刘国器、赵广志二人根据我的回忆，并参考有关资料及走访一些相声界同人，然后加以综合整理而成。其中难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敬希相声演员和爱好者们给予补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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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明月刀相声世界《相声师承总谱》
中国相声网《相声师承关系表》
艺海飘萍录
马三立
一、四代艺人
我马三立，一九一四年农历八月初六出生在北京。祖辈世居甘肃省永昌县，是回族。曾祖父在运河粮船上当船夫。一八六零年，也就是清朝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当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闹得很凶，所以民间又有“长毛赶咸丰”之说。兵荒马乱，运河上的粮船烧的烧，沉的沉，我的曾祖父赖以干活谋生的路也就断了。我的祖父马诚方没有可继承的家业，漂泊江湖，靠着一部《水浒》，托庇三十六位梁山好汉的福气，说评书居然糊住了口，而且娶妻生子，进了北京城，安了家，落了户。
在拾样杂耍中，评书是很古老的一门技艺，唐、宋时代就有了评话，据《武林旧事》所记，南宋临安有名的“说话”艺人就有九十六名之多。明代《桃花扇》传奇里的柳敬亭，也是评书艺人。我的祖父说书是在清同、光朝代，据说，评书艺人也就是从这个朝代开始有了门户师传的家谱，排字起名，辈辈相传。我的祖父排“诚”字，起名马诚方；“诚”宇以下还有“杰”、“伯”、“坪”、“岚”、“豫”，经数辈才传到“存”字辈。现在天津知名的评书老艺人姜存瑞，就是“存”字辈的。因此，“诚”字这个辈份是很高的了。我们马家的子孙作艺，就是从祖父马诚方说评书而开始的。可惜我生也晚，对祖父说书的情况，没有得到任何印象，只知道他善说《水浒》，把宋江、晁盖等梁山好汉都说“活”了，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拾样杂耍艺门中享有一定声望，并且广交游，结识了一些艺友。我的父亲没有继承祖父说书的衣钵，而拜在春长隆、恩绪的名下，学了相声。春长隆和恩绪在相声门中，辈份可能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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