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闯荡篇：留下个难接的“坑”
南京之行原定三个月，由于营业不惜，剧场挽留两个月，返津已然是中秋佳节，正赶上兄弟剧团排应景戏《广寒宫》。
每番从外地回来，三立都如同野马入笼重又忍气吞声畏首缩尾满心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在南京，他亲眼看到哪儿也不是“王道乐土”，既然运气被“压”住了，逃不开躲不掉，总得想办法活着不是？他为少寻烦恼，极力克制自己少看少想世间不平之事，把心思都投在了两方面：一是到处奔波劳碌赶场，多赚几个钱养家糊口；二是精心钻研艺术，不攀势力不靠大爷，就凭着本事吃饭，即使是迎合市民趣味的卖弄噱头的反串戏，也要弄出别一个味儿来。
曲艺团演戏，离不开抓哏取乐逗众人一笑，搞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抖落被江湖人称为“臭包袱”的荤笑话自然是捷径，却失了艺人的身份、格调。三立是有心胸成大角儿的人，不肯这么干。他逗的乐子往往是有讲究而又出人意料耐人寻味的。在《前因后果》一剧中，有场戏是便衣特务在火车上盘查旅客，扮旅客的艺人们各显神通，象变戏法的于德海身穿肥大的长袍，步履蹒跚，被特务从身上搜出个孩子来，只得承认是想“省一张车票钱”。三立不会“大变活人”这一手，怎么办？他自有招数。他扮的旅客头发又乱又长，面色青灰，两眼迷迷糊糊，一看就象大烟鬼。特务自然要搜他的烟枪，他则袖着两手躲闪，鬼鬼祟祟不肯向前，拉扯再三，他才哆哆嗦嗦地交出家伙，特务得意地喊：“这不是烟枪吗，呃？……”然而仔细一看，那东西虽是烟枪样式，实为半截甘蔗，头上插了只黄澄澄大鸭梨！这一手连扮特务的演员也没想到，好半天啼笑皆非，台下的笑声也晚了半拍，却好半天静不下来。
再如《莲英被害记》，三立饰莲英父，确是大烟鬼。坏人阎瑞生来行骗，莲英抱着孩子冲阎说：“让姥爷看看，看看……”目的是想让他给孩子一些钱。三立在旁边连声嘟囔：“少来，少了，少来，少了，少……”嘴皮子掀动极快，语调故意含混不清，“来”、“了”二字却又十分清楚，把大烟鬼想多要钱按捺不住又遮遮掩掩的心态幽默地勾画出来。扮阎瑞生的陈亚南忍不住问道：“您到底是‘少了’，还是‘少来’？……”台下轰堂大笑。后台的同行也佩服他把说相声的嘴上功夫用在戏里，用得贴切、巧妙。
这段时间，正在天津演出的话剧演员石挥、谢添等人常到兄弟剧团后台来看戏、聊天，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性情开朗，好说好笑，无拘无束，聊的东西常常与台上的表演有关。三立很喜欢同他们接触，觉得他们比曲艺艺人有文化，思想活跃，见的世面也多，对自己很有帮助。在大家一起闲聊的时候，往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暗暗把对艺术有用的东西都记下了。有一次，谢添对小蘑菇说：“宝堃，别看你脑子快，我说五句话，你一句一句跟着学，要能一句都不错地学下来，晚上松亭餐厅我请客吃西餐！”小蘑菇向以鬼机灵出名，又好胜不肯服人，岂能不应这个赌？旁边的人也跟着激将，有人断言：“谢添，今儿你输定了！”谢添不慌不忙地笑笑，对小蘑菇说：“你可赌定了，说错了你请客？”小蘑菇不耐烦地一摆手：“当然，君子一言……”谢添轻咳了一声，用郑重其事的口气说：“今儿格天儿不错。”精神高度集中、严阵以待的小蘑菇，原以为他会说出什么复杂难学的绕脖子话来，不料竟是这样简单平常的一句，便信口跟着说：“今儿格天儿不错。”
“他们都说我胖了。”
“他们都说我胖了。”
“要不咱们这么着罢……”谢添笑吟吟地接着说。
“要不咱们这么着罢……”小蘑菇学时连表情、语气都分毫不差。
“要不咱们怎么着呢？……”
“要不咱们怎么着呢？……”
已经到第四句了，小蘑菇兴奋得两眼放光--看来谢添是输定了！不料后者突然板起脸说：“错了！”小蘑菇听了一惊，脑子里把刚才学的几句话飞快地回想一遍，断定一字不错，顿时火了：“谢添，你别赖皮！……”
谢添开心地哈哈大笑，慢悠悠地问道：“你数数，‘错了’是第几句话？”
小蘑菇眨巴眨巴眼睛，终于拐过弯儿来：原来“错了”也算应该一字不差照学不误的一句！他好不懊悔，在众人的笑声中一个劲儿摇头拍大腿，嘴里还不肯服气：“太窝囊了。别忙，等散了戏，我也露一手考考你！……”
大家接着海聊乱侃，不大工夫，忽然发觉前台静得出奇，便都竖起耳朵听：“……要不咱们怎么着呢？”——是马三立的声音！
“要不咱们怎么着呢？”赵佩茹在鹦鹉学舌。
人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马三立的“错了！”已经明白无误而又突如其来地抛出来了。接着是两个人的争执，不会儿台下响起了观众会心的笑声。
这时轮到谢添茫然不解了：“怎么，相声里也有这段儿？”
小蘑菇一笑：“要有，我能输一顿西餐？”
那台上……”
“他这是刚‘掳’的‘叶子’，现趸现卖……马三叔，可是有心之人哪！……”
好半天，谢添还喃喃地摇头：“好快呀，听了上台就使！”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过了四十多年以后，他与三立都是古稀之年了，在北京“大碗茶”茶馆的一次纪念作家老舍的集会上相遇，他又信服地补上了一句：“……真行！”这当然是后话了。
三立的“有心”在同行里是出名的。离学“五句话”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他救场的事。
除去在庆云演反串戏之外，由于家境贫寒，三立白天还要见缝插针去别处赶场。这是在入兄弟剧团之前讲好的，得到袁文会一伙的破例恩准。当时新凤霞的评剧班子正在中华茶园演出，三立每天在戏的前面垫段相声。新凤霞母女见三立家里孩子多，日子紧巴，对他很照顾，往往多给些钱。三立进后台也不闲着，给大家倒水，帮着递个东西什么的，没事时则扒着台帘看戏，看到美处还跟着比划，小声哼哼。后台的人逗他：别看扮相、嗓子都不怎么样，戏瘾不小！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可是满认真的，有时新凤霞演完下场，他还要提意见，连说带比划，说要这么来更“有戏”。年方二十来岁的新凤霞挺虚心，别看当了主演，对这位“三叔”的指教总是洗耳恭听。
那天，三立说完相声下场，《孔雀东南飞》要开戏了。不料饰婆婆的董瑞海因为在别处赶场，没进后台。管事急得团团转，一眼盯上三立，犹豫着说；“三叔，救场如救火，要不您扮上吧？……”说实话，他心里也是没底，婆婆可不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啊。三立意不推却：“没说的，凤霞，给咱说说戏……”
于是众人七手八脚帮他换戏装，凤霞在耳边叨念戏词儿。他则一面听着，一面对着镜子抹油彩。该上场了，他按戏班的规矩先向祖师爷的神像拜了一拜，转过身，没出台就进入了角色，双手捂肚，跟着小锣的击打扭扭捏捏款步而行。扭到台口，把挡脸的大手帕移下来捂嘴，故作娇羞地用眼朝台下一瞟，观众席里有人失声喊道：“噫，这不是马三立嘛！……”剧场顿时热闹起来，人们笑嚷着给了他一个“碰头彩”。
意外的发现使观众乱了一阵，渐渐静下来了。仿佛比平时还要静。马三立扮恶婆婆，人们本来是想看一场闹剧开心的。谁知他演得极为认真，丝丝入扣，一念一做都在戏里，不该逗台下笑的一点不胡来，该要效果的让你忍不住笑。新凤霞扮的儿媳出场，同他一照面，见他满脸白粉两片腮红，差点笑了场，可一见他在一丝不苟地做戏，也忘了眼前是平日好逗的“马三叔”，不知不觉中入了角色。随着戏的进行，她很快发现是三立控制着场上的节奏，左右着观众的情绪，该收就收，该放就放，有张有弛，戏演得恰到好处。到她织绢唱大段“反调”时，她担心观众的注意力都在三立身上，几番大笑静不下来，不能稳住情绪听唱。然而三立的动作明显地慢下来了，极为夸张、舒展而又缓慢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困乏无力地说：“……太累了……”懒洋洋地踱到椅子跟前坐下，猫腰搬起一只腿——也是慵懒缓慢地--盘上，歪头靠着桌子闻目养神，“入定”般一动不动了。兴奋过后的观众随之松弛下来，自然把注意焦点转向了新凤霞扮演的儿媳，待一个长过门儿拉完，她含悲带怨地唱出第一句，台下响起“满堂彩”！
……临时救场，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效果。这固然表现了三立的应变能力，却也是他平时注意观察的结果。“现趸现卖”也得有本钱。同时，也可看出他在舞台上的功力、火候儿走向成熟了。
散戏以后，演员们慨叹：“今后谁再演恶婆婆，马三立这个‘坑儿’可不好接呀！”
30、闯荡篇：饿则思变
兄弟剧团演反串戏大受欢迎，一鼓作气接着往下排。有的是时事京剧，有的根据上海滑稽戏改编，后来又将一些话剧流行剧目改头换面，象把《啼笑皆非》改为《八点半》，《秋海棠》改为《断肠歌声》，俄国古典名剧《钦差大臣》则改为中国式闹剧《巡按大员》，接连推出四、五十个本子，上座率长盛不衰。后来到济南、唐山等地跑码头，也颇受市民青睐，名气越来越大，终于惊动了北京梨园界经励科的一位重要人物——万子和。
经励科是旧时戏班操纵人事大权的，大多由戏园经理或他们的亲信担任，专管组班邀角，有点象现在的“穴头”。不过他们的权力更大，势力范围也往往是固定的，如想在北京唱戏，十之八九得通过万子和组班。经励科常有盘剥艺人的行为，名声不大好听，万子和却是其中人缘儿甚好的一位。他广交名家，办事精干，为人比较开明，四大名旦和马连良、金少山这样的名角儿组班都找他，什么难组的班子也能筹划齐整，因此有“万事亨通”的绰号。他又极有眼光，发现好角儿苗子绝不放过，加力扶植，所以著名戏曲家翁偶虹曾称他有“伯乐之才”。
他注意兄弟剧团，是相中了上座率，特意赶到天津看戏，事后就找到旧交常连安，邀他们进京演出。这对兄弟剧团来说可谓正中下怀，一来可以扩大影响，二来打开财源，何乐而不为呢。
1945年7月1日即兄弟剧团成立的第五个年头，“天津兄弟曲剧团”的牌子高挂在了北京大栅栏大观楼戏院门口。打炮戏《前台与后台》，是根据军阀褚玉璞杀害京剧艺人刘汉臣的冤案编的本子，那段冤案华北一带世人皆知，故而买票十分踊跃。戏中串戏《萧何月下追韩信》，魔术师陈亚南饰萧何，学“麒麟童”周信芳挺象；小蘑菇演韩信，扮相英俊，唱做念都是那么回事，使全剧更为火爆。于是一连满座二十多场，财源滚滚而来。
戏打响了，按理说演员应该高兴，可三立却觉得一点开心的理由也没有。原因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他饿。
场场满座，钱都入了班主的腰包，三立的包银还是张飞吃豆芽儿——小菜一碟。到发钱的日子，剧团用大麻袋从银行取来，每人一小卷票子，一数总还要少几张，原来银行的出纳雁过拔毛已经做了手脚。三立和同屋的编导张鹤琴顾不上计较，捏着钱就往烧饼铺跑，惟恐去晚了面粉涨价，可怜巴巴的一点钱又打了折扣。他们一订就是半个月的烧饼，从此每天就靠烧饼就水充饥了，张本是位世家子弟，从小养尊处优，偏好吹拉弹唱，十几岁就开始在戏班里厮混，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可这也挡不住受穷挨饿。
每顿都吃烧饼就水，一点油腥没有，难免有使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两人四目相望，三立忍不住数落鹤琴：“唉，您这是何苦呢，放着清福不享，跟着一块儿受罪！……”
鹤琴的表情越发黯然了。
三立不免有些后悔，他想起鹤琴现在家业凋零，已然欲罢不能了，同时他也是个实在不肯回头是岸的戏迷。三立打起精神，左手托着一摞烧饼，右手端起一碗热水，送到鹤琴嘴边：“来，吃口饼，喝口水，润润嗓子……”
就这样，鹤琴吃一口烧饼，他喂一口水；吃完一个，他再送上一个，极为温柔、耐心，郑重其事。鹤琴终于绷不住了，“嫣然”一笑把水直喷了一炕……
穷开心。不这样又能如何呢？其实他心里比鹤琴更难过，除去他吃烧饼，剩下那点钱交到家里，惠敏和孩子们喝粥、吃杂合面窝头也饱不了。老四志明降生不久，他远在北京，一闭上眼，惠敏和孩子挨饿的模样就在眼前晃……这还不是全部的痛苦。兄弟剧团里的帮派习气很浓，他是外来户，无根无叶的越有本事越遭猜忌、排挤，台上落了好后台就有人说闲话，冷嘲热讽，有时怕惹事能抖响的“包袱”也不敢使了。他已过而立之年，从艺也有十六个年头了，也不再完全是无名之辈，然而依旧不能放开手脚。他觉得窝囊，伤心，愤懑！但他还只能咬住劲儿忍着，因为他还想不出别的解脱办法。他把痛苦、不平深藏心底，怒而不发。鹤琴冷眼旁观，称为“韬晦之计”。
他忍着，直到两个月后，9月3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古城沸腾，大街小巷鞭炮齐鸣，后台人们也在议论纷纷，他兴奋和欢快之余，也流露出一丝隐忧。汉奸恶霸袁文会会不会随之倒台？迹象是有的。来北京以前，小日本就开始吃败仗了，袁文会便很少抛头露面，北京演出让小蘑菇、陈亚南当了正、副团长。但究竟如何。三立还想看看——他的身子太单薄了。身后还有一家指望他养活的老小，不能轻举妄动。
当年深秋回到天津，袁文会终于让人传下话来：戏装、道具交给剧团，没他的事了。三立听罢心里豁然开朗，当即走到管事王十二面前，挺起胸脯，清清嗓子，大声宣告：“我退团，不——干——了！”王十二吃了一惊，没想到马三立也有声气这么粗冲的时候，眼皮翻上去半天没掉下来……
“陷马坑”困顿五年，三立总算抖落缰绳，一身轻快地奔回那属于他的天地去了！
31、闯荡篇：马不停蹄
那天地的广阔却也有限，三立又回到当年曾经撂地的地方--鸟市去了。
天津旧城东北角，离海河金刚桥不远的鸟市，是做鸟生意的聚集地。小马路、小胡同加上小空场，渐渐盖起不少小饭馆、小戏园子和小茶馆，鸟声啁啾檀板管弦交响加上人声嘈杂，成为天津卫仅逊于南市的平良游乐场。三立找到声远茶社主事杨少奎，提出插班演出，杨也是相声演员，正领着七、八个人每天演日夜两场相声，三立到来又添生力军，杨热情欢迎，说：“得，今儿就算你加入了，只要白天晚上都说三段就拿整份。不用订合同，今后你若另有高就，去留听便，怎么样？……”他知道三立家庭负担重，还支持他去别处赶场。好个痛快人，三立连声称谢。
这样一来，三立在鸟市两场，还要去小梨园、中华赶场，再加上离开兄弟剧团前答应王十二的条件，把已经排出的《天河配》演满期再彻底分手。这样每天就要奔波四处赶五场演出，不算演戏说十七八段相声，从中午十一点离家直忙到半夜，真可谓争分夺秒，马不停蹄了。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唇干舌燥，人象被榨干了赛的。有的老观众还好问：“三立，你怎么老这么瘦呢？”三立想不出别的理由，只把自己的日程表汇报一遍，临完做一副苦相：“……我也知道，瘦成这副模样有点儿对不起大伙！”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三立的瘦骨伶仃从此定型再不曾发迹过，大约应了“三十而立”的古语。为此，日后大半生即使在家里也不再穿挎篮背心、短裤之类短打扮，曾自招羞以骨相示人。
这段时间，累是累了点儿，甚至有时觉得身体已经被充分使用到了最大极限，千里驹也经不住天天飞驰--何况是一匹“三”腿而“立”的瘦马呢。但心情不错，不再在别人屋檐下察言观色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用不着艺高胆小削足适履藏锋敛锐唯恐遭忌象刚过门的儿媳妇。鸟市的同行弟兄视他为台柱，他在台上越红火大伙才越沾光呢。尤为重要的是收入多了，可以维持一家温饱，家人们能够吃上白面馒头，孩子们偶而也能买双鞋穿了。过去一家人的鞋都靠惠敏一双手劳作，成年针线不离五指，“哧拉、哧啦”地拉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一个个春夏秋冬，拉出了指间厚厚的硬茧。那双手有时能歇一歇，是对三立的极大慰藉。他宁愿效关云长的赤兔马“日行千里”！
当然，鸟市象南市一样也不是世外桃源，也有欺压良民百姓的恶霸地头蛇。最出名的如“橡皮王佬”，原名王荣贵，因在流氓群殴中最经得住刀子捅砖头砸大棒猛击，身上伤疤累累依然被老天爷留在世间为非作歹，众人无奈唯叹其皮厚如摔不碎割不断的橡皮。还有个绰号“大头李六”的李耀林，以前后出檐的梆子头得名，同橡皮王佬等都欺行霸市，拐卖妇女，开赌局、妓院，无恶不作。侥幸的是他们嫌小茶社油水不大，平日不常来。但只要一出现即须远接高迎，沏茶送手巾，艺人们随茶房一起俯首称“爷”，只求平平安去送神躲祸。有一件事却是躲不过的，那就是地头蛇们的家中婚丧嫁娶之日，早早便把帖子下来，忽然非常看得起大家，说相声、唱大鼓的及摆糖摊卖羊肠子的挨家奉送，人人有份，谁不随礼就是不想过太平日子，轻者砸摊子、臭揍，重则拆房、放火乃至让你神秘失踪。但这些，三立都是见识过的，比起在袁文会的牢笼里，反觉这儿宽松许多，反正多向龟孙唤“爷”破费些烧纸钱罢了。
人是容易知足的。三立这十几年跑的地方多了，好事坏事、好人坏人也见的多了，身心都有些疲累，又有了家室拖累，如果外界不生波澜，也许他从此将安于这种奔波、温饱而又平庸的做艺生涯。但命运不是这样安排的，在鸟市死心塌地干了一年多，四七年初，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老相识王十二。这次他是受白云鹏之托约角，请三立参加天祥商场四楼大观园的演出，名位排在“倒二”。原来白云鹏从南京回来，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清瘦、文静而又功底精深的后生，出于爱才兼有业务的需要，他是要提携他的，如今时机来了。条件是优厚的，日夜两场，还有机会上电台、赶堂会。
死水微澜，三立心中骚动起来。撇开其它因素不谈，从剧场、合作者档次看，弃庆云归鸟市应属向低处走，而若能入大观园则是一次大大的升格，是许多撂地的艺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向高处走。三立那几近枯竭的进取心又汩汩流动了。“鼓王”白云鹏又为他提供了一次发展的机遇，而机遇是应该紧紧抓住的。但他有些舍不得在他困难时接纳了他的伙伴们，来时凭着杨少奎一席话，走时也得听他一句定乾坤，否则不够朋友。
少奎不愧是条汉子，活依然精彩：“我早料到你会另有高就。所以有话在先：去留听便。凭你的玩艺儿，鸟市不是你久居之所；可有一言，声远茶社永远是你的落脚之地，在外边混顺了任你展翅高飞，有个沟沟坎坎拨马回来我照样欢迎！……”
罢了，还是少奎。三立听了只觉一股暖流发自肺腑，连眼眶都焐热了。他知道少奎本是不愿他走的，有他在茶社不“酥粘儿”（即观众不离座的意思），十分钟一敛钱，一旦“酥粘儿”业务是要大受影响的。但少奎对此根本一字不提，还支持他带着捧哏伙伴刘奎珍一起走。
刘又是另一番光景。他前次不肯随三立应林红玉宝和轩茶社之约，此番也不买白云鹏的帐，还是不肯走。他散漫惯了，图的是鸟市撂地来去自在，同时还恋着一位女相声艺人。他的老婆本就是位出名的美人，因为日常言谈举止都自然带有当时话剧演员的气派风度而被谑称为“话剧伤寒”，奎珍不知足竟另有所钟。那女艺人也是有夫之妇，其夫还是吃警察饭的，拈花惹草岂是长久之计？三立实在想拉他一走了之，心里对他是极看重的。奎珍生得一表人材，在同行中有“摩登刘”的雅号，会的东西多，捧、逗都是把好手，不该埋没自己。三立诚恳地说：“论本事，你比我大，连我还往上挣哪，咱们从小勤学苦练，说什么也得在相声界挂一号，不能光图眼前快活……”话是够推心置腹的了，怎奈奎珍全不当真，不为所动。
几天后，杨少奎请三立吃饭，三立手绘一幅墨竹答赠，题词“节节升高”；送给作陪的奎珍一把折扇，上写“蚊龙怎是池中物，虎豹应在兽称王”。后者如今看来似有些个人英雄的味道，其实“龙”呀“虎”的，还有“称王”什么的还不是要说好相声么！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不惦着走红的艺人也是成不了好演员的。也不知是不解其意，还是不想旧话重提，奎珍看罢称谢收起，三立也明白多说无用，席间谈笑风生，尽兴而散。
奎珍不赴约，大观园只得重金聘请北平的侯一尘为三立捧哏。
此后多年，三立始终为奎珍惋惜，连侯宝林也承认他是应该成大气候的，但他错过了或者说根本不想抓住送上门来的机遇。不久东窗事发，女艺人被吃警察饭的丈夫锁在家中，奎珍情场失意越发心灰意冷，潦倒放纵，从此渐渐默默无闻了。三立一直惦记着他，直到“文革”后复出还想拉他做伙伴，打听到他还在世，辗转赶到东南角的一间小门脸儿房中。岁月无情，“摩登刘”老矣，背伛偻着，人瘦得象缩了两圈，眼皮下垂，好像费好大劲儿才能透出一线混浊的目光，嗓音则喑哑得几近无声：“我每天早晨，起的挺早，溜弯儿去，赶上可口的早点，多吃点儿，午饭就免了，一天兴许就吃两顿饭……天一黑就睡觉，不看电视，半导体也不听，现在的相声——唉，当初要听你的呢……想这干嘛，也活过来了……”
三立凄然，惟颔首诺诺而已。
还能说什么呢？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成为多余的了。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丧失了上台的基本条件--嗓音，老朋友想拉一把也无能为力了。
见罢奎珍，三立多日感慨不已，咀嚼人生滋味，此乃后话。
32、闯荡篇：撒欢的一年
舞台，对于他不再是生疏之地；与名角合作，他也有了与其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的实力。所以，四七年初，三立举步迈进被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大观园，按他的功力、阅历和正在抬头的声望，都非常合适而及时。因此他兴奋而不紧张，踌躇满志而不惴惴不安，颇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势。
他放开手脚了。如果说在兄弟剧团是困顿的五年，那么入大观园的一年多则近乎“撒欢”，欢蹦乱跳，有时竟难免“破格”。自身的技艺、火候儿和台下友好期待的气氛都促使他不再那么循规蹈矩。
他有了一批盯住他、喜欢他和捧着他的基本观众，几乎每场必到，甚至和他交上了朋友。他们不满足于听他的传统段子，常在台下高喊：“多加小料儿！”所谓“小料儿”，用行话说就是相声入活前的“垫话”，可长可短，有时要现场抓彩的。三立不能扫他们的兴，凭着机敏和应变能力见景生情，临时发挥，渐渐成了他的拿手好戏。那时剧场隔音设备不好，外面一过救火车“呜儿——呜儿——”连着响警笛，在台上说相声使劲喊也压不下去，怎么办？三立顺水推舟，凝神默视窗外，良久，救火车呼啸着去远了，才喃喃自言自语：“车过去了，往南，奔河北路紫阳里6号了……”侯一尘如梦方醒惊呼：“啊，我们家着火啦？！……”观众大笑，注意力又回到台上了。还有剧场里卖糕点、糖堆以及报纸的，在池座间自由来去也干扰演出。卖报的手托一摞各色报纸，名字都搭在外面，就站在台根底下卖，把观众视线都挡住了，三立也不着急（急也没用），反而帮着吆喝：“快买呀，赶紧买，他的报纸便宜，早存的，别人卖四个子儿，他卖两个子儿，老报纸……”“早存的”“老报纸”还有人买么？连卖报者也忍不住笑掩口而去……
因地制宜，随机应变。三立变得“调皮”了。大概幽默演员都少不了这种秉赋，有的外露，有的含蓄，而三立由于个性和早年的坎坷经历把它埋得更深，现在才偶而露出“峥嵘”。演员在舞台上下的气质有时是互相渗透影响的，随着在台上的放开，生活里的三立也“调皮”起来。有一次，他公然施“掉包计”，把白云鹏女弟子阎秋霞新买的一双上海产的绣花鞋，偷偷掉换为某茶房汗脚趿拉破了的旧布鞋。阎兴冲冲地提着鞋盒回家，转天进后台大怒，说：“准是马三立干的！”（一个“准”宇，披露出三立好多恶作剧），而肇事者利用上下场的间隙避而不见，后来实在躲不开又死不认帐，虽经一位唱河南坠子的女演员当面揭发也佯装无事。阎自然更火冒三丈了。一位姓赵的老观众怕心爱的三立陷入困境，主动提出在会芳楼饭庄请客说合，席间抱怨：“你们打架，我赔钱请客……”忽觉马、阎二人传杯递盏，谈笑如初，不禁又茫然，疑惑，若有所悟：难道是——假的？
假到真时真亦假，也只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吧。
三立性格中淘气的一面见了天日，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常常要与观众做无拘无束的近距离交流，那“一面”不仅会使他的正式节目多了几分灵气，而且会促使他在正文之外出人意料地做出荒诞之举来。那一次，白云鹏告假回北京，由刘派女弟子孙书筠替演大轴，倒二仍是三立的相声。孙是京韵大鼓女艺人中的佼佼者，嗓音高亢，功架刚健，艺术上是不错的，为人也厚道，就是有一个好误场的毛病，外号叫“崴泥”，她自己也承认崴泥。这一来可苦了三立，她不来三立是不能下场把台晾了的，只好一次又一次“马后”（即在台上拖延时间）。那时剧场有检场人，负责给台上的演员茶杯里续水。他和演员之间有一种暗号，他不停地续水说明下一个节目的演员没来，你还得“马后”；如果他把桌上的茶杯拿走或者换了，就等于告诉你人进后台，可以安心收尾了。但自从换了孙书筠压大轴，三立那只杯子始终象被牢牢铸在桌面上，没有一次是能轻易被人拿走的。他回到后台埋怨，发牢骚，孙书筠本人也挺着急：“我也不想迟到，真的。不信你瞧，为怕晚了‘崴泥’，我早早在家化好妆才出来，时间挺富裕的，也不知怎么回事，紧打慢赶，结果还是……”
还能跟她说什么呢？三立哭笑不得。
那天，她照例又来晚了，而且大大超乎往日的平均水平，好像忽然得了暴病或者被劫道被绑票被土豪劣绅抢亲掳走了赛的，踪影全无。
三立已经奋力坚持了五十多分钟，多次向自己固守阵地的茶杯投去腻味仇视而又可怜巴巴满怀期望的一瞥，却只见它又被表情漠然的检场人续足了热水，在那里容光焕发，“待”得挺稳当，挺熨帖。三立快要顶不住了。有些通晓台上规矩的老观众心领神会，开始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兴味盎然地想看看这出好戏怎么收场。就在三立东拉西扯没话找话濒临无话可找的绝境之际，表情依然呆板的检场人又一次走上台来，不慌不忙地拿起茶杯——走了……
三立的语声戛然收住，紧紧盯着原来放茶杯的地方，一动不动足有半分钟之久，再圆瞪双眼直怔怔惨凄凄地望望观众，然后转身，朝着孙书筠即将出现的上场门，“咕冬”一声——直挺挺跪下了！
全场肃静。
不用问，谁都能明白这猝然一跪的潜台词：“姑奶奶，您可来了！”
据目击者回忆，当时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手惊呆了，紧接着开心得险些挑起了房盖儿。崴泥的孙书筠依然崴泥，直到站在台上去鼓也忍俊不禁，一次次捂着粉腮折弯了杨柳细腰……
也许这象一场闹剧，闹出圈儿了。可是在那种茶楼式的小剧场，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相声，有时是否也可以放纵地闹一闹呢？完全正规化，一本正经，对笑的艺术来说是否尽善尽美？这大概要由将来的理论家去评说了。
那时的艺人也确实散漫，所以才触发了一些崴泥事。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三立双膝跪倒的震动、感化，反正名演员孙书筠几十年里都比较遵守时间了。
国民党统治临近后期，政治腐败，物价飞涨，人们生活得很不安定。他们由衷欢迎能让自己开怀一笑的人。日趋活跃的三立越来越受钟爱。他们捧他，请他吃饭，和他交朋友称兄道弟，送给他一幅幅桌围子以壮声色。当年时兴观众给心爱的演员送台桌围子，一块方绸，绣上图案和题词，用两根细带缚在台桌腿上，正面朝着观众，看上去很神气，很红火。三立红的、绿的、黄的收了一摞。有一幅分外有情趣，正面绣着一马一猴，马瘦骨嶙峋，猴丰肥臃肿，恰是马三立与合作者侯一尘的形象化身。
在常来的观众中，有一位年过五旬的老者，宽脑门，目光朗朗，手持一把折扇，风度潇洒从容。他几乎每天日场必到，听完相声还要进后台道声“辛苦”才走，日子长了有人向三立介绍他是“侯三爷”，那人含笑谦称“我叫侯霭如……”，三立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只是恭敬地拱手施礼。有一天，他随白云鹏去赶堂会，在天祥商场门口等车，又遇上了那人。白云鹏连忙趋前寒暄，并且回头招呼三立。“你不认识侯二爷？就是侯喜瑞先生呀，他老向我夸你！……”三立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京剧界赫赫有名的花脸大家，霭如是他的字。侯喜瑞以演曹操著称于世，有“活孟德”的美誉。三立还看过他演的《连环套》、《取洛阳》等拿手戏，艺术精湛，身手不凡，内心是很仰慕的。能有这样一位知音，三立自然很兴奋，同时头脑又变得很冷静，暗暗告诫自己，观众里头藏龙卧虎，高人很多，越是出了点名在台上越是马虎不得的呀！
33、闯荡篇：古城待晓
一九四八年春，三立再次来到北平。
继白云鹏、阎秋霞师徒离开大观园之后，侯一尘又因母亲生病频频告假回平照应。为了维持演出，三立只得一次次去南市东兴市场请耿宝林临时补台，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后来侯一尘提议干脆一起去北平演出，三立体谅他的难处，慨然应允。
到平以后，先是应了两处活计，一是位于现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对过的凤凰厅茶社明场演出，二是在华声电台说相声兼报广告。有了以前来平的基础，再挟在天津卫走红的气势，此番卷土重来大受欢迎，马家独有的段子深入人心，《开粥厂》里的“马善人”成了三立的昵称。听众纷纷给电台写信、打电话，点播“马善人”的节目。好多听众只闻善人其声，未见过善人其形，因好奇心痒难捱，又拥到凤凰厅去买票一睹风采，于是把茶社的上座率也哄抬起来。对于人们这种力求全面了解自己的举动，三立颇有自知之明地表示：“……听众们没见过我的‘庐山真面目’，很难猜想得到究竟是什么模样。当然，看了我的相貌以后，深表遗憾。这不能怪我，我自己也不愿意长成这样……”
表态是低调的。虽说不无事实根据，对客观效果的估计却未免过于悲观了，实际上听众们的情绪极为高涨，说“看马三立的长相比听他的相声还逗！”一传十，十传百，不断从西城、北城、鼓楼、天桥等处向王府井涌来。
向电台点播节目的人也更多了。有一位署名“小朋友”的不是写信就是打电话，还专点传统的老段子《大保镖》之类，说听过别人的，非要再听听“马善人”是否与众不同。这样内行的“小朋友”确实不多见。等到在茶社后台见面，才知是一位年逾花甲的长者，个子不高，满口金牙，乃梨园名宿谭小培，一代京剧宗师谭鑫培的儿子，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父亲。他拉三立到东安市场吃爆肚，席间说：“我就爱听你的相声，别人逗不乐我……说相声、唱戏一个样，都得有自格独特的味儿！”
此话点到三立心窝里了，他多年孜孜以求的就是“独特的味儿”呀。
通过谭小培，三立结识了谭富英，那时谭派第四代传人谭元寿年方十几岁，正在学戏练功哩。又经前门里户部街的月盛斋酱羊肉铺马氏兄弟介绍，三立与马连良见了面。后者本来还有些纳闷：“听马三立说《开粥厂》，报出那么多菜名，没有一样是猪肉的……”这时才知道三立同自己一样也是回族，和马氏兄弟一攀祖籍都是甘肃的，六辈以上是本家。
三立交往的名角越来越多，人家经常请他吃饭或到家里做客，他常常借故推托。谭小培等人不时问他有钱没有，想要周济他，他也称“有”而辞谢。其实他囊中是颇为羞涩的，凤凰厅业务红火，经理却不给增加包银，侯一尘一怒拂袖而去，参加启明茶社常氏剧团的演出。剩下三立，孤掌难鸣，只得在华声电台讲笑话，报广告，收入是很少的。但越是贫穷，他越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礼遇，友谊不能掺杂单方面的施舍或索取，他想。也许正是由于这股穷耿直劲儿，使他交下了不少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好友。
华声电台的台长很器重三立的为人，说他没有艺人习气，也同情他窘困的处境，很照顾他，让他住在台里。小笑话时间短，破例允许加广告和播放京戏、流行歌曲唱片，凑足半小时节目。有些广告厂家也很关照他，象出售金刚婴儿片的天兴号经理金学瀛，总是多给报广告的酬金，即使后来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实行灯火管制，民办商业电台停播了，仍然按时支付广告费。这样维持到东北相声演员张庆森来到北京，三立有了捧哏伙伴，又去参加新开张的东单曲艺厅的演出。这里的演员还有孙书筠、曹宝禄（单弦艺人）、王宝霞（河南坠子）等，阵容是很硬的。经理便是后来在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饰演土匪司令胡传葵出名的京剧演员周和桐，经营上颇有路数，先是采取搭赠相片的方式推销票，买三张票任选孙书筠或马三立相片一张，买六张票二者兼得，一时购票者十分踊跃，三立万万没料到有那么多人想长期珍藏自己的“尊容”，只能理解为情人眼中出西施吧。后来周和桐又组织反串戏，三立与孙书筠在节目后边加演《打面缸》、《打灶王》、《打城隍》、《一匹布》等小喜剧，三立轻车熟路，如鱼得水，连著名丑角马富禄在台下看了都击节称绝。
东单曲艺厅兴旺了一阵，城里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了。到阴历十一月份，解放军将古城团团围住，四周响起了隆隆炮声。濒临末日的国民党当局实行戒严，夜里停电，剧场歇业，民办电台也被迫停播。平津之间的铁路不通车了，三立回不了家，仍住在电台后院，仰仗有台长夫妇、梨园界的朋友照顾，吃饭尚不成问题。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开始偷听邯郸新华社的广播，知道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而所谓“国军大捷”不过是城内国民党电台瞎编的鬼话——事情明摆着，既然“大捷”怎么炮声越来越近了呢！三立从不敢做违“法”的事，最初偷尝禁果给他带来的紧张、兴奋和新鲜感是难以形容的。早在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就听说过“南边”有“朱毛赤化”，“很厉害”，虽然反动当局的宣传使人难以了解真相，三立却隐隐觉得横行霸道的中国恶人、日本恶人都有点儿怕他们，这曾给他这个处处受气的穷艺人带来过几分痛快。如今亲耳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讲的道理，三立闷在心里独自思考，忽然若有所悟：自己不管怎样奔波劳碌也免不了受穷挨饿的日子该到头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解放了，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三立从小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被全城沸腾的喜悦气氛所鼓动，也情不自禁地走上大街，随欢庆解放的游行队伍涌来涌去。他特意留神走近在路边站岗的解放军，军装远不如“国军”们挺刮讲究，人却显得和善亲切的多。他朝一位戴棉帽子黑黝黝胖乎乎的战士使劲点点头，战士睁大眼看看他，咧开厚嘴唇笑了。于是他很吃惊，很高兴，很满足，也一身轻快地乐了……
解放军入城的当晚就取消了宵禁，平津铁路正常通车了。朋友们从天津到北平，带来了那里解放和全家平安的消息，不久华声电台重新开播，节目前后总有解放军的安民告示和有关共产党政策的讲话，三立自然可以堂而皇之地一听再听了。他听得很仔细，无形中开始了自己最初的政治学习。紧接着东单曲艺厅恢复营业，三立重返舞台，仍然排在“倒二”，孙书筠压场，不过节目结束之后增加了一项内容——全体艺人上台扭秧歌！
34、闯荡篇：新婚启事及其前因后果
北平（以后应该改称“北京”了）城里忽然传开一则新闻：马三立要结婚了！
一般听众觉得非常自然顺理成章并且为之高兴，男大当婚嘛，马三立三十多岁为什么不能娶妻成家？少数知情人却感到纳闷，三立早有家室，而且有了不少的儿女，怎么又要“新婚”？莫非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那年头还不习惯说离婚更别提离异之类了。
但不管世人相信与否，结婚的消息是三立本人严正宣告的——通过华声电台，绝非“小广播”。
女方是谁？同他一起在电台演出的梅花大鼓女艺人花小宝，本名史文秀，芳龄二十多岁，容颜秀丽，出名的标致人物。他们平常关系听上去就不错，花小宝演唱时，三立往往在旁边乱击几下鼓键，瞎起哄。
有些老朋友愤然了。好您哪三立，刚来北京的时候，有人为你说亲，你还正人君子似地急忙交代有了家室，口口声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盛情难却”，眼下又是怎么回事？
当然这些质问三立是听不见的。他照样在电台里说：“各位听众，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我和花小宝自由恋爱多年，决定正式结为夫妻，组成幸福家庭。如今万事俱备，都准备齐了，就是没房。朋友们都知道，我一直在电台后院那间小屋里凑合，一个人忍着好说，嬿尔新婚可不行，总得有间正式房子不是？这房子不能远了，就得在椿树胡同一带，图个往电台上班方便；房钱还不能太贵，我穷，虽然说花小宝有钱，可她帐目挺清楚，房钱得两个人均摊，我那一半儿找谁要去？……有合适的房子您给留神寻摸着，我这儿提前道谢了！……”
每天借着说相声广播一遍，张庆森在旁边帮腔，吆喝，消息不胫而走，激起了古城人民的侠骨义肠。钟爱三立的老听众、观众纷纷寄来贺信，上书“天配良缘”、“天作之合”等喜庆话，三立总是及时送交花小宝拆阅，后者又总要喜不自胜粉面含羞咯咯咯笑上一阵。
几天工夫，来信介绍房子十六、七处，观音市、灯市口、东单牌楼等地都有，均离椿树胡同不远，而且价格低廉。后来终于相中了史家胡同49号的一套里外间，房东极为仗义地表示：“您住，房钱好说，不论外边怎么涨，我都光要您一袋白面钱，还不行吗？……”看神情大有招贤若渴唯恐不肯屈尊下榻之意。
搬家那天，张庆森夫妇也来了，大家肩扛手抬忙活了一天。傍晚，张庆森夫妇留下，三立要走，房东急了：“不是您结婚呀，要知道这样，我们腾房子干嘛？……”三立连忙深施一礼，言词恳切地说：“得了，您就当帮我，行吗？他们两口子从东北来投奔我，在北京没家没业，原来住在凤凰厅楼上，现在那儿租给仓库了，他们成了牛郎织女，总得有个窝儿相会是不是？我想帮朋友，没别的能耐，就会编相声——把自己也编进去了，您要怪罪，我这儿给您……”
说着就要屈膝施礼，被转眼间多云转晴化气为笑的房东搀住了。
转天，马三立、花小宝在广播中郑重宣布解除婚约，向广大听众致以衷心的谢意，歉意，并请各方谅解云云。两个小时以后，就有人给电台打来电话，说：马善人，你这个“包袱”不小，把一座北京城都“装”进去了！
35、闯荡篇：巧杀回马枪
就在三立大张旗鼓地宣扬“结婚”而又以闪电般速度“离婚”不久，他那明媒正娶的“原配夫人”甄惠敏携儿女兴冲冲来到北京。下榻处也是史家胡同被相声“攻”入的四合院，房东尽管被糊里糊涂装进一回“包袱”，听说真正马夫人到了，却不计前嫌，慨然又让出三间正屋供三立一家团聚。
不过初见惠敏，他还是涌起了非常强烈的幽默感，想笑不敢笑，想说不敢说，后来便询问地望着三立。张庆森夫妇也在场，同样笑得不寻常地盯住“系铃人”——要不要介绍日前那段插曲？
“系铃人”丝毫没有“解铃”的意思。三立对他们的目光、暗示视若无睹无动于衷无可奉告，脸上笑容可掬表情平和，一副贤夫良父的样子只顾招呼妻小向友人施礼问候，挚爱中透着严肃。一切正常。这怕是“冷面滑稽”才有的功力吧！
幸亏惠敏生性敦厚、朴实，没有察觉房东、庆森等态度微妙。大约也正为此，三立不想把那个大玩笑告诉她。实心眼儿的妇道人家一旦当了真，绕不过弯儿来可不得了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花小宝提着点心、水果来拜望惠敏，思及往事心头小鹿轻撞，不禁用眼角瞟主谋三立，后者依然“冷面”，似坚不可摧。
初到京城，惠敏的心情是非常兴奋而愉快的，周围的许多东西都使她觉得新鲜有趣。终年在外奔波劳碌的丈夫，破例陪她和孩子逛大街、公园，还带她去剧场看自己演相声、反串戏。每逢听到人们为丈夫鼓掌，她都紧张得不得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心里颤微微甜丝丝说不清是一股什么滋味。回到家也能听到丈夫的声音，他在电台里广播，节目排在花小宝和著名京戏旦角杨荣环之间。她觉得他们说的、唱的都好极了，不然能上“电匣子”吗？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地方。丈夫成名了，赚回家的钱比过去多了，结交的朋友也多了，有好多是名角，这是当初她嫁到马家——不，直到一两年前还不敢想也无从想起的事。于是她想起了在穷苦、潦倒中去世的公公、大伯，还有寒夜出走以后一直杳无音讯的婆婆。他们曾想过有今天么？不甘心过苦日子只身飘流的婆婆又在哪里？想着想着，她的心里一阵难过，眼圈红了，便又数落自己：俺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呢？……连忙用衣襟按按眼角，又去捅炉子做饭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丈夫成天不在家，孩子又多，难得有坐下清清静静想心思的时候，干起活来就把悲悲喜喜前前后后都丢开了。
好日子过得总是快的，丈夫转眼又要离她而去了。这次是小别。50年初，天津新声戏院经理裴毓松派人来约三立演出，由于日期紧迫，三立决定自己先回天津，惠敏和孩子们仍暂住北京，等他的信息。
三立从48年赴京，一晃离开天津两年了。这是他从艺以来出门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环境变化最大的一次。虽说天津不像北京是和平解放，还在实行着军管，但市面上已经安定下来，商店照常营业，街道两旁的墙壁、电线杆上还张贴着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红绿标语。他长期居家、作艺的南市外貌依旧，实际物是人非，流氓地痞都被抓起来，商民不再受恶人骚扰欺侮，表情舒展开朗。从那密密麻麻的小屋、狭窄弯曲的胡同以及熙熙攘攘的摊市，无声无形地透出阵阵崭新松快的气息，这怕是三立感触最深的地方了。
新声戏院就在南市新化浴池的三楼。同台演出的还有孙书筠、花五宝（梅花大鼓）、张伯扬（单弦）等。时逢阴历年根底下，家家都忙于采办年货过节，业务依然很火爆，早、晚场都座无虚席。三立过去在宝和轩、小梨园和大观园等处结识的老观众闻讯蜂拥而至，每天多则几十人，少时也有十几位，场场必到，如同故友重逢，分外热情。京、津两地相距不远，历来就有演员在一地红了，舆论很快传过去，于是在彼处也很快享名，象刘宝全、王佩臣（乐亭大鼓）、老倭瓜（滑稽大鼓）等老艺人原居北京，未享名，后来先在天津红了返回去才大大风光起来。这一方面因为天津卫人爱“捧角”，故而梨园界有“北平学艺，天津走红”之说，同时也反映两地舆论的波及影响，连锁反应。三立另是一种景况，几年间于京津两地穿梭来往，受观众垂青，分不清哪方先起的风头，反正互相推波助澜，颇为默契地把个“马善人”托将起来，在新声戏院越发走俏，前、后台以及楼下热气腾腾的浴池里都有人讲说他在北京城如何红火。小报记者凑热闹道他此番返津必然乘胜大杀“回马枪”，不可不刮目相看。
对这些议论，三立是否听说不得而知，但他对老观众情真意切的欢迎是极为感激的。所以，每次上场都频频作揖向场内各个方向施礼，表示谢意，大约就从此时开始，这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他上场必先履行的仪式了。至于“回马枪”，他确实“杀”过一回，不过情形与记者所谈大相径庭，那完全是毫无准备仓促间被动应战。
挑战者是张伯扬。
那天张伯扬在台上演唱的是《武十回》，从武松打伤人离家出逃起到杀潘金莲替兄报仇止，内容很长，要连唱多日。他先唱到老不正经的地主张大户狎戏丫环潘金莲遭拒，恼羞成怒，分文财礼不要就把潘金莲配给了五短身材卖炊饼的武大郎。后者的矮、丑自然是出了名的，而且人到中年，腮边胡乱生出几许胡须，其貌不扬。此处曲牌叫“怯快书”，句尾押江阳辙。张伯扬朗朗唱道：“那张大户为生气把她嫁给丑陋不堪的武大郎，要问这武大郎是什么样……”张一顿，探头向台下神秘地笑笑；“请您看，我张伯扬下场他准上场——!……”拖腔拉调地唱完，八角鼓与三弦“当当啷当”响了几声，他悠然下场了。
下面谁上场？三立。他被置于武大郎的位置上了。观众能不起哄么？
形势是严峻的。张伯扬搞突然袭击，不应战是不行的。旧时向来有艺人在台上互相开哏的惯例，有善意的调侃，也有挟嫌的刁难。不论是哪一种，被挑战者都得抵挡，反唇相讥，否则便会留下笑柄。这实际上是智力的较量，比试机敏和应变能力。伯扬固然是为迎合观众趣味开个玩笑，但三立如果接不好就会使众人扫兴，他是凭嘴皮子灵巧吃相声饭的，栽不起“嘴上”的跟头。时间紧迫，两个人一下一上的工夫，无暇细想，非常事件只有用非常手段应对了。
三立与庆森上台，不管下面开锅似地哄闹，照旧含笑向各方拱手致意，然后不急于开口说话，以静制乱，直等到人们都静下来了，才不慌不忙地讲起来。他开头先称赞张伯扬的嗓子：“……多好！又宏亮，又有韵味，又苍老，字正腔圆，特时是唱‘江阳辙’的词儿，真好听。他刚才唱《武十回》，是武松的段子，大家都爱听，我也爱听……”台下更静了。他越捧张，人们越想弄清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下面峰回路转：“他唱的最后一句，我也听见了（众乐），武大郎长什么样？他没唱明白就走了，还说他下场‘武大郎’就上场，武大郎能是我这模样么？武大郎矮，我身高1米75，不对；也不是张庆森，他1米72。张伯扬这么唱是为了赶江阳辙，适合他的嗓子，我体谅他，所以不怪罪……”三立极富同情心地摇了摇头，停了停，紧接着又是一转：“那不，前些日子，他嗓子哑了，不出音儿，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药铺有清音丸，粒儿又小，又不苦，专治嗓子，声音哑、咽喉疼都治，一盒六粒，一次吃下去，少了不管事。你买两盒，恨病吃药，连吃两天，每天吃六粒，保证药到病除……’他回去按我说的办，嗓子好了，特地来谢谢我。刚过两天，他父亲嗓子又哑了，虽然不是艺人，不上台唱曲儿，也得治呀，他又来请教我，这回我告诉他：‘也得吃清音丸，不过你父亲岁数大了，吃多了不行，你可得记住：你吃六粒，你爸爸是三粒（立），记住了吗？……’……”
话音未落，满场已响起会意的笑声，后台不甘寂寞，也一个个捂肚子、拍板凳和跺脚叫绝。
本来守在台幕后边等着看三立难堪的伯扬，不知不觉被人家七拐八绕地装进了“包袱”，尴尬间撩开台帘怒冲冲指点对手，脸上却残笑未消……
这便是三立被迫使出的“回马枪”。路数近乎不雅，当时的观众、同行乃至对手倒也不计较——确实，区区几分钟，还能编出什么好故事呢？
后来，三立很少提及此番厮杀。有人追问不舍，他也只是不置可否感慨系之地含笑摇头而已……
36、闯荡篇：二十年回头一望
50年初冬，冷雨霏霏，彤云低锁，傍晚天色就黑了。天津南市居民区的小胡同越发显得幽暗、僻静，一条条一段段左折右弯，时断时连，再加上路面坑洼不平模糊难辨，生人是很难走出这座迷魂阵的。但暮色中飘然而来的一条黑影，却行进得十分轻快、熟稔，从不张望方向，只是有时举步一纵，越过一道小水沟，身上的棉袍下摆连个泥点都没有沾上，那细高瘦长的身子便又折入朝东的另一条小巷里去了。
他显然对这里的地形烂熟于心，棉帽檐拉到眉际，颈上又缠着一条肥肥大大的围巾，把嘴和鼻子都遮严实了，低下头只顾走，全不管不时擦身而过的行人，和两旁小院隐隐传出的炒菜声和大人呼唤孩子的叫声。小路终于到头了，前面豁然横着一条大街，店铺灯火明亮，夜市方兴未艾。
来人停住了脚步。他的左边是新新浴池，马路对过是燕乐戏院，门前都很热闹。他迅疾向左右看了看，把脸上的围巾稍微往下拉了一点，露出两只亮晶晶的小眼睛，紧紧盯住戏院门口。
戏院刚开始检票入场，门灯齐放，左边墙上的海报牌子被照得清清楚楚，上面写着红风曲艺社全体主演的名字和上演节目，吸引了不少观众和行人驻足观看。就在这面牌子的旁边贴着一张大红纸，上写“敬告观众：马三立因病告假，今晚不能演出，特此通知，尚祈谅解！”
他的目光越过簇拥着的人群的头顶，一动不动地定在红纸上。如果有人挨近他的身体，会发觉他倏地抖了一下，虽然很快就挺住了，接着出现的簌簌轻颤却久久没有平息。
他在发烧，而且是高烧。
冰冷的雨丝无声无息地飘洒着，把他的帽子和棉袍打湿了。他仿佛没有察觉，依然默默伫立在胡同口的阴影里……他就是马三立。忍着病痛，也经受着发自内心的震颤，凝视那宣布自己请假的一纸告示。
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又飞快地向左右张望了一眼，往上扯了下围巾遮脸，转身返回了胡同深处。还是那条幽暗、泥泞的小路，他的步履却明显地放慢了，一下、一下，平稳而滞重……
他象是在回头走二十年闯荡过来的路。从弃学拜师撂地，整整二十年过去了——这慢得无边、快得怕人，苦辣酸甜成五味俱全的二十年啊！
他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也是一个下雨的夜晚，他和师弟刘桂田赶到天祥商场去听名角张寿臣的相声，戏园门口贴着张寿臣因病告假的红纸告示，他不明白为什么。戏园伙计告诉他这是“规矩”，名角不登台总得事先打招呼，否则观众不答应。他这才知道，一位好演员在人们心中的份量。艺有上下之分，人随之有高低之别，他为此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了。他不甘心，在和桂田冒雨回家途中，暗暗立志要当好角，张寿臣有的，自己也应该有！……这好象就是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事，连当时淌进嘴角的凉涔涔的雨水滋味都和现在一样，他还能够品辨出来。谁知竟已过去了二十个寒暑，数千个日日夜夜，莫非是一场梦吗？然而，那张鲜红的纸和墨汁淋漓的字是真的，人们也为他贴告示了……
一上来，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这次病得不轻，持续高烧使人虚弱无力，浑身哆嗦，一连躺了三天。可是，当有人告诉他戏院门口贴了告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心里顿时翻腾起来，既兴奋又疑惑：缺了我这一瓣蒜，真的打不成卤了？“……咳，我就是看了告示来的，不信，你自己瞧瞧去！”来人挥了下手说。当时，他没有吱声，待客人走了，才趁着妻子不注意悄悄穿戴起来。他当然要亲眼看看，这件事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来了，也明白无误地看见了，意外的是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高兴，那样大喜若狂，倒象是打翻了五味瓶……
当那张大红纸在正前方“定格”时，曾有过一阵短暂的兴奋和激动，但很快又觉得心虚和不安起来。他认为自己还是马三立，不是张寿臣或别的著名的老艺人，不值得这样广而告之。他经受不起。不错，他的确小有名气了，连张寿臣先生自己也说：“有人说我是秀才。可现在马三立是状元！”不久前天津、沈阳、唐山、济南等地举办“相声大会”，经过反复评选，确实一致推荐他为“相声状元”。但他真的当得起吗？他才红了几天呢？留在记忆里更多的是顶着毒日头撂地，饥肠辘辘地在台上抖“包袱”，受国内、国际坏人的欺侮，为躲避倾轧委曲求全……腰杆极少有伸直的时候。
二十年奔波劳碌，他付出的东西太多了，把自信心和对大喜悦的承受能力也淘空了。庆幸的是，逆着时空顺序往回“走”，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时运并非完全如过去料定的那样不济，近两年确有柳暗花明。正在他崭露头角的时候，世道变了，前面的路忽然变得平坦多了，于是他行进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袁文会被枪毙了，由他拼凑的“兄弟剧团”演的最后一场反串戏竟是《枪毙袁文会》，盛况空前，赵佩茹把他演得维妙维肖。他那一伙也被关被杀，威风荡然无存。“路不平，有人铲”，果然铲平了。三立加入了民办公助的红风曲艺社，里头不再有袁文会。负责人是共产党的干部何迟，平等待人，能力也使人折服。自己的收入有了保障，今年家里过年买了不少鸡鸭鱼肉，惠敏也穿上了一走路就“嘎嘎”响的小皮鞋，不必再费心劳神去自制什么木头高跟儿……
三立忽然意识到自己红得很是时候，这“时候”也来得很是时候。不是每个有才华、肯吃苦的艺人都能赶上这“时候”。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当然不仅仅是运气所致。
路，一点点缩短，已经能望见家门了。
第二天，高烧未退的马三立又出现在燕乐戏院的舞台上。
37、迎春篇：跨过鸭绿江
马三立的嗓音欠佳，唱点什么的瘾头却极大，主要是戏曲和鼓书之类。在他不多的“保留歌目”中，还应该包括那雄壮有力，曾使亿万中华儿女热血沸腾的《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歌他在鸭绿江两岸都大声唱过，任自己的声音融入众人宏亮豪迈的大合唱，有远处隐约传来的隆隆炮声伴奏……
一九五一年春天，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归国前夕遭到敌机轰炸而牺牲。天津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银车黑幛和佩戴黑纱的人群绵延几个区街。在肃穆而催人泪下的哀乐声中，三立感到是自己挺身站出来的时候了。
宝堃去了，寿臣老了，津门相声界非已为谁？
他直接找到市文艺公会主席，表示要接续宝堃赴朝。主席是一位进城干部，当即报以热情欢迎，紧握着他的手说：“好，天津有你去太好了！……”同时又告诉他，下一届的出发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让他先回去等候消息。
他是壮怀激烈地走回家的，一进门就把主动申请报名的事告诉了惠敏。妻子猝不及防，惊得目瞪口呆，接着颤着两手说：“你，真的要……俺不拦，可那儿炮火连天的，飞机满世界扔炸弹，宝堃刚刚——你又……万一有个……俺娘儿几个可怎么……”说着说着，泪珠就象断线的珠子一颗接一颗地掉下来了。
三立好不后悔。他在台上铺垫“包袱”总是挺细致、严实，怎么回家说话就这样莽撞呢。于是他耐心地讲起抗美援朝的道理，讲好日子来得不易要靠自己保护，讲自己眼下处的地位，后来还潇洒地拍胸脯：“没事。我心里有根，到那儿守纪律，服从指挥，志愿军的高射炮也厉害着哪……”
惠敏的啜泣渐渐止住了。她本是位通情达理的妻子，害怕尽管害怕，最终是不会拖丈夫后腿的。当天晚上，她已经暗暗为三立筹划行装了。
52年8月，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文工队在天津国民饭店集中，队长刘朋，副队长是三立和北京的曹宝禄，成员由京津两地的曲艺、杂技、歌舞、话剧演员组成。9月出发，先到沈阳集训，学习文件、排练节目和进行防空训练，待命赴朝。三立这是第一次参与执行“政治任务”，过有组织的集体生活，而且平生头一遭当了“官”，心中百般新鲜滋味难以形容，颇有天降大任于斯之慨。既然当了“官”，就不便象过去那样随意开玩笑，要维持一点“官体”，还要找一点官务来做。可是一切行政事务几乎都有人分工承担了，组织工作有条不紊，他简直不知道从何处插手，不免有些焦虑。一天吃饭的时候，机会来了，他发现有人冒充回民到他们的桌上来就餐，因为回民的伙食比汉民更丰盛些，如此自由散漫是不能坐视不管的。三立很讲组织观念，先向上级领导报告：“您瞧，这儿吃的这么好，每天鸡鸭鱼肉不断顿儿，还有人不知足，愣往回民桌上钻。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冒充的，只要您发话，我明天吃饭时就攀攀他，两句话过来准保他露馅！……”说罢，三立眼巴巴盯着领导等候命令，而领导却只是咧开嘴大乐，后来又乐着说：“好，您反映的问题很好……集体嘛，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同志……反正，快出发了，在这里也待不多久了……当然，我们可以找人去打个招呼，要注意影响，要注意……”说着，领导被别人喊去接电话了。三立在那里琢磨半天不得要领，是同意自己采取行动还是不同意呢？开头象是同意，后半截话又不象，到底按哪“节”办呢？三立捉摸不透，觉得领导说话的水平就是高，使个“包袱”就够你寻思半天的。回去他和同屋的伙伴讲，伙伴“噗哧”笑了：“嘻嘻，您哪，真有意思。人家那是谈话的方式方法，这路小事，是您这副队长出头管的吗？嘻嘻……”三立这才若有所悟。可他又不明白了。那么他这个副队长到底该管什么呢？想问，话到唇边又咽下去了——此事不好问下边的同志，那岂不更显得自己不会当队长吗？唉，看来自己真不是块当官的材料！
后来潜心揣摸，他终于明白了几分。人家让他当副队长是出于在同行中的名气和影响，凡事已经都有人负责了，而且都比他会干，想得周到。这个发现使他心头一阵轻松，脸上的严肃也被冲淡了不少。
他们赴朝已是秋末冬初了，列车在夜色笼罩了隆隆驶过了鸭绿江大桥。这时战场的形势比一年前有了很大改观，过江三百公里的制空权基本上掌握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手中，美军飞机轻易不敢低空俯冲扫射了。但为了确保慰问团成员的安全，防范措施仍然非常严密，到朝鲜后也是昼宿夜行，并且行军途中每辆卡车都加了伪装，配备一名战士保卫，处理临时出现的紧急情况。车上还选定一名车长，随时点名、喊号，有的慰问团成员初上战场，心情紧张，在喊号时怎么也答不出来。有人笑他，三立压低声音制止：“小点声儿，留神敌机听见！……”笑者果然闭上了嘴。等到回过味儿来，别人已经指着他暗笑了……
卡车在狭窄、弯曲的盘山路上行驶，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惊险异常。朝鲜多山，好像总也走不到头。夜间行军一片黑茫茫，偶而可见山顶和山坡处积雪闪着银光，如同黑色巨兽身上的鳞片。给团员们留下强烈印象的是，山路是起伏颠簸的，路过的城市却是平光光的。每当随车的战士告诉“这是平壤”或“元山到了”时，根本看不见灯火和楼房，只有黑漆漆、光秃秃的断壁残垣，一眼望过去空荡荡得使人心里发紧。这就是残酷的战争。他们宿营的村落里，几乎看不到男人，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孩子。这是一个经历着巨大灾难和创伤的国家。团员们把窄小的行李卷坐在身下，在夜行的卡车上望着周围的一切，不由想起家中安居乐业的妻儿老小，胸中鼓荡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感情，欣慰、感激和仇恨汇成一股热流，把个人安危卷到脑后了。
文工队分成两个小队下去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首长亲自接待，炊事员连夜为演员们磨豆浆、炸果子，准备可口的早点。三立所在的小队主要是曲艺、杂技演员，夜间赶到团部或师部，演出场地有时是能容纳二、三百人的大山洞，有时是密林覆盖的山坡，简易舞台点着雪亮的汽灯，周围坐满黑压压的战士，每当传来笑声和掌声的时候，都象是大海掀动的涨潮声。三立的节目很出风头，一气说了四、五段相声，随队的秘书还朝台下喊：“再来一段要不要？……”赞同的“潮水”立即又向他涌来，口干舌燥，却欲罢不忍，欲罢不能……
虽然疲劳，但这应该算是一个演员所能得到的极大欣慰了。
不过，也有不那么风光的时候。作为副队长，他对自己的情况远远不够满意。有两件小事为证：一次是夜行军，敌机飞来在车队上空盘旋，人们都屏声静息地注视着夜空，忽然有两点亮光一闪、一闪，三立想起部队首长讲过村里有特务，经常给敌机打信号，当即高喊：“停车，有敌人！”车急停，众问缘故，三立报告：“车上有人给敌机打手电！……”车长急查，没有人带手电筒，后来发现是某演员头戴风镜，仰头时被月光映照所致，众人虚惊一场，怨声大起。事后不时有人朝三立戏指自己眼眶上方，拿腔作调地说：“‘有敌人’！……”如此多次，语颇不恭。另一次也是夜里，步行越过一道小河，河中有间隔排列的大石块为桥，别人都平安踩石而过，独三立一眼看差脚底打滑，噗通落水，幸亏部队发的棉衣又肥又厚，本人又瘦又轻，不曾下沉即被救出，但已湿冷交加惨不忍睹……上述二例皆属区区小事，然而到好事者口中便会添油加醋说东道西传为笑柄。这对于副队长当然是不大相宜的。三立郁郁苦思改变处境的途径，一度甚至很艳羡慰问团中首长的警卫员。当时开展“射击运动”，敌机来时人自为战，在国内从未过足枪瘾的小警卫员们往往跑到院中，掏出盒子枪，边骂边朝空中猛放：“妈个X的，老子打你个球的！……”气派、口吻都象久经沙场的老兵，神气极了。可惜，三立他们这些演员只有道具，没有枪。
人，各有所长。三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当众很潇洒了一回。
那是去某军部参加大会，须经过一条几百米长的小路，临行前要求每个人都做好防空伪装。军令如山，路上哨兵林立，盘查得很严格。有人用树叶编成“帽子”戴在头上，有人折一节松枝高举过头遮住身体，一个个检查合格都通过了，唯独到三立时赤手空拳，一无所有。
“你，怎么回事？”哨兵厉声问。
三立连连点头，笑容可掬，不慌不忙地伸手去棉衣里摸，又不声不响握住两个手指送到哨兵面前。“您瞧，我有‘通行证’……”
哨兵俯身细看，眉毛顿时耸立起来。
那是一片银元大小的树叶。
哨兵拧眉瞪视着他，同行的人随之紧张起来。
经过几秒钟的僵持，哨兵的表情又缓解了。
他认出了三立，被他的相声逗笑过，一见面又想起那快乐的瞬间，竟使劲咬了下嘴唇，破例放行。
三立彬彬有礼地向哨兵颔首致意，信步向前——同行者谁有过这样的威风？
此事很快被军长知道了。军长身高只及三立耳际，干瘦有过之而无不及，手下却有几位虎背熊腰、气概不凡的师长，恭谨地拥随身后。军长两手叉腰，见到三立哈哈大笑，用高亢、嘹亮的南方口音吼道：“蒙混过关不好么！但是，你用一片小小的叶子藐视敌人的飞机，倒有点气派哟……”
果然是大将风度明察秋毫。人生难得的是理解，三立到晚年忆及这位将军，依然语气亲切，极为敬佩。
38、迎春篇：下榻恭王府
关于赴朝慰问那几个月，三立后来在《艺海飘萍录》中称为“解放初期我的最难忘而又最可纪念的一段经历”。确实，作为一个闯江湖的民间艺人，他第一次参加国家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并且成为集体中负一点领导责任的成员，第一次出使异国，第一次踏上炮火连天的战场，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为人民保江山的人民军队，一切都是新鲜而又令人难忘的。当他最初站在密林覆盖的山坡上说相声，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脚下的土地在这不同寻常的“伴奏”声中微微颤动的时候，他很不习惯，有点紧张，也有点胆怯。可是四周看节目的黑压压的战士象宁静的大海，那样专注，那样不受任何力量的惊扰，一旦笑起来又是那样开心、响亮——他们是很喜欢也很容易笑的，他们太需要笑了，远不象国内剧场里的观众那样挑剔和苛刻。于是三立的心静下来了，渐渐不再理睬那不请自来的“伴奏”了。他的注意力开始从环境与自己转到战士身上，一心想逗他们笑，为他们的笑而高兴，而得意，而欣慰。这大约应属跨入了一种新的境界吧。到此，其他来自外界的威胁和磨难则显得有些苍白了。三立最不怕挨饿，在战场上这是他唯一可供夸耀的资历，有时粮食未能及时运到，每天只能吃几块饼干，他照样精神焕发，妙语连珠，摆出一副久经锻炼饿功精深闯过大江大浪的穷不怕架式。当然，好消息也是很多的。前线不断传来捷报，新组建的中国空军投入战斗，“人自为战”的防空战术大显神通，敌机再不敢明目张胆大摇大摆低空飞行狂轰滥炸，我方掌握了鸭绿江以东300公里的制空权。有一位汽车司机以废车为诱饵，招惹敌机上钩，他则在隐蔽处用步枪打靶，一气击落四架，名声大震。三立一直想会会这位智勇双全的英雄，惜未遇良机。
历时两个多月，大大小小的演出150多场，慰问团圆满完成了祖国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三立也取得了一言难尽的收获，足以影响、规范他后半生的思想和行动，此乃后话。
附带说一声，三立的一个额外收益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验出了自己的血型——A。前线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标有名字、血型，以防不测时急救。三立说：可惜，没用上；兴许以后还有机会。
慰问回团归国先到天津短期集中，然后转赴首都北京总结和汇报演出。
他们住的地方在什刹海西街，朱门高墙，好大一片院落，殿阁楼舍，金匾高悬，游匾假山，亭台水榭，进去只见古槐冲天，浓荫洒地，气象万千。三立他们象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只觉得两只眼上下左右前前后后跟不上使唤。旁边有人说这里是恭王府，即满清咸丰皇帝的六弟，因主持与洋人谈判被呼为“鬼子六”曾和慈禧剪除反对“垂帘”的八大臣被封摄政王又为摄政而与慈禧闹矛盾失宠的那位恭亲王——天爷，竟住进了王府！
三立和庆森下榻的是一个套间，方砖墁地，窗明几净，一色硬木雕花家具，四壁挂有名家书画真迹，玻璃柜里摆着古董玉器。虽然好多摆稀罕物的地方都锁着，看这里的阵式，也仿佛象王爷晚半晌还进来过刚刚出去赛的。
夜里，月透纱窗，水银泻地，王府内万籁俱寂，只听得套间内两张临时支立的单人床不时吱哑哑乱响。
“庆森，睡着了吗？”
“没有呢，晚上我还特意多喝了二两……”
庆森贪杯，逢头疼脑热、高兴烦躁、天气变化、疲倦失眠等一律还要增加二两。
“你说说，咱们愣住进王爷府来了！”
“敢情！”
“这可不是平民百姓随便能来的地方，不是天桥，不是椿树胡同，不是史家胡同……”
“敢情！”
“你说，这王爷府占多大地方？”
“敢……反正大老了去啦呗！”
“这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有多少房子，能算出来吗？”
“我……”
庆森算不出来。白天，他们结伴走了一圈，见识了这座北京典型的大四合院。正房是前廊后厦，后边是罩房；东西厢房南边的花墙子中间有宫殿式门顶的重花门，门内是四扇木屏风，上边写的都是文词儿。东西厢房各有抄手游廊，与重花门相通；正房与厢房之间有圆月亮门儿或过厅，通向里间另一个院落；南房有以山墙开门的穿山游廊，形成东西南北互相通连的几个院落。他们边走边小声议论，王爷一家子加上仆役能有多少人呢？太气势了，太宽敞了。可遇到月黑风高的时候也够空荡阴森的，要不怎么历来王府里面总出些个福晋吞金贝勒藏娇下人聚赌家贼引外鬼一道白光人头落地之类的怪事呢。看来凡事不可太过，过犹不及。
走着，还有人笑问三立：“‘马善人’，这儿比你《开粥厂》里的‘马家大院’怎么样？”
相声《开粥厂》形容马家大院“光马路就有十几趟，前院到后院几十里地。解溲得坐汽车”，不然就来不及啦。
三立正张望得入神。听问一怔，旋即颔首微笑：“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听说当初是一张图纸……”
他和庆森终于没有算清王府的房间总数。也许这并不重要，明天要向中央领导人进行汇报演出却非同小可，他们必须强迫自己安然入睡。
在京期间，慰问团先后在首都剧场、怀仁堂等处向北京文艺界和中央领导做了几场汇报演出，内容是包括歌舞、曲艺、杂技在内的综合节目。在怀仁堂那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出席观看，场面隆重而热烈，三立从艺二十余年第一次经历这样高规格的场合，几次探身路脚想看清领导人的模样，可惜距离太远前面又隔着人没有如愿。其实他不用着急，三年多以后他就有了和他们中间最有威望最令亿万民众向往的人物握手的机会——也是后话。
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礼遇使艺人们兴奋激动，驻地整日笼罩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年轻人忙于游览名胜逛大街，上些年纪的则会亲拜友或在屋里侃大山，各人都有自己宣泄感情的方式。其间，要不是一连发生几起“军服事件”，这段日子要算一派欢声笑语的完整乐章了。
原来在朝鲜的时候，每人都发给一套正式的军装，四个口袋的“官服”。艺人们乍一披戎装自然觉得新鲜、神气，到北京少不得要穿上到大街逛逛，有的还去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下可惹了祸。演员们是散漫惯了的。敞胸露怀卷袖口的均有。解放初期街上检查军风纪的纠察队很多，于是纷纷落网。松松垮垮者或因严重违犯军纪或以冒充军官之嫌经盘诘而扣押，后来虽经慰问团领导出面接回，却难免一顿严厉的批评教育。
三立和庆森没有给领导找麻烦，还帮着领导接纠察队的电话跟着办交涉接人和做点思想工作什么的。
原因很简单，他们在临出国以前已经提前“落网”过一次。
那是在丹东，天气很冷。北风象小刀子，新发的军棉服肥肥大大系上扣子也呼呼地往里灌寒气。他们上街的时候，索性把上衣两边交错着往身上一包，腰系一根麻绳，两手揣进袖筒猫着腰一溜小跑。如此军仪，纠察队是不会放过的，犀利的目光比小刀子风还要雪上加霜。
他们着慌了，连忙说自己是艺人、演员，不是军官。三立还指着庆森说：您别介意，他光上过几年私塾，没进过正式学堂，没有军事常识；不象我，在中学上过军体课，老师领着大伙操练。说着三立挺直腰板不顾麻绳落地军服兜风，在寒风凛冽中极规范地做了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和向前看的动作，任风吹乱满头发丝，口中念念有词，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然后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纠察队员，如同仪仗队气宇轩昂屏神静息时刻准备接受指挥官下一句口令。原本愤慨万分的两位武装纠察队员面面相觑，显得有点意外有点茫然有点迷惑，好半天才理顺被搞乱的思路，终于对眼前是艺人、演员而不是军官的人有了几分清醒的认识……
这是个秘密，教训深刻的秘密。当三立忙活着帮助领导拯救重蹈覆辙的同行时，是顾不上谈起往事的。
39、迎春篇：啊，大海
赴朝慰问团在汇报演出后完成了历史使命，召开总结会宣布解散，成员们寒暄话别，三立和庆森已经在考虑今后的去向了。
他们是艺人“个体户”，原来所在的红风曲艺社也属于民办性质，人员是流动的，来去自由，可以随意去别处赶场。现在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单干，临时搭班，要么加入有组织的国营团体。当时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筹组广播曲艺团。三立想来想去，同庆森反复商量，心里的天平是倾向后者的。在慰问团的日子使他喜欢上了有组织、有秩序的集体生活和工作。他飘泊闯荡久了，愿意在一棵枝繁叶茂使人放心安稳的大村落下来。可这对于多年的“自由职业者”来说，究竟是从未迈过的一步，不能不有一些顾虑，尤其是经济方面，三立已经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了，吃固定工资能够维持生活吗？
这时，电台文艺部负责组团的人来找了，向他介绍了该团的性质、任务和工作特点，欢迎他加入，对他的工资也根据以往单干——包括搭班、赶场以及报广告的总收入定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每月二百多元。三立很感动，很知足，很兴奋，当即答应下来，还热情推荐过去的伙伴王毓宝、小岚云、史文秀、司马静敏等人加入。
1953年1月，在位于南市的电台一楼大会议室召开广播曲艺团成立大会，前面布置着主席台、会标，悬灯结彩，气氛隆重。一些市领导同志也出席了。电台的台长首先讲话，向组织起来的艺人们介绍建团的意义，要繁荣文艺事业，丰富广播节目，扩大宣传影响，满足听众的需要。三立代表演员发言，特意把头发新理过，一身新制服，还熬夜写了发言稿。这是个严肃的不寻常的时刻，他本来想郑重其事很有水平很全面深刻地讲一讲的，可他一站起来人们就鼓掌，还笑，于是不禁犯了在舞台上的老毛病——向四周作起揖来，这一来人们就更起劲地鼓掌、笑了。不过，他讲的还是很有感情的，他指着胸前佩戴的圆形的红色台徽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电台的正式工作人员了！……”这句话的感情色彩和感染力，怕只有三立和他那些撂过地、跑过码头，为求温饱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劳碌飘泊半世的艺人伙伴才最能够理解，最为之动情。他代表大家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按职工干部待遇”，又一次提到“发给工作证、电台职员徽章”，然后才说“工资有了保障，一视同仁的给演员分了宿舍”等等，三立发言称“新旧社会对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出自内心的。
会后举行联欢，唱歌、跳舞，电台还设便宴款待，大厅里始终暧意融融喜气洋洋，似一滴滴水融入大海的艺人们不时掀起欢波笑浪。
广播曲艺团最初定的主要任务是录制节目或直播，慰问工厂、农村等单位，不收费，偶而搞点业务演出。电台特地拨出几间房子做排练厅，工作是紧张而忙碌的。三立在这段时间既录了一些传统段子，也出于思想上的变化和形势需要进行了整理改编和新的创作，象《新百家姓》、《新对子》、《新灯谜》、《破除迷信》、《春节妈妈例儿》等，虽然带有很强的宣传色彩，艺术上不如传统段子成熟、严谨，播出后还是颇受欢迎。那是一个洋溢着热气腾腾的革命豪情，新事物新气象和新口号都层出不穷的年代，直接以口头语言为手段的相声推出紧跟形势的新节目容易激起反响，何况是一位功力精深的艺人呢。三立由此说创新段子的劲头更足了。至于这股劲头将给他招来什么超乎意料也超乎艺术的后果，就属于此时神仙也无法预料的后话了。
且说广播曲艺团由于演员阵容齐整、节目丰富多彩，播音和下基层慰问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还受到了市里的表扬。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渐渐有了名气，盛情约请的单位多了起来。七、八月间应北戴河广播电台之邀去避暑、播音，便有了三立的海滨之行。
北戴河广播电台坐落在半山腰上，一所日本人留下来的两层小洋楼。房间、设施很考究，比天津广播电台强多了，特别是背山望海，景色如画，更非位于南市嘈杂区的后者可比。可它实际上只是个转播站，平时主要向山海关、秦皇岛一带百十里区域转播天津的节目，偶而组织自己的独家节目（如这次）便是例外了。因此对客人招待分外热情，腾出最好的房间让三立他们居住，伙食也相当不错，鱼、虾、蟹等海鲜顿顿都有，很合天津卫使者的胃口。但主人也很讲实效，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上午播节目，晚上则到东山、西山的干部、工人疗养院去慰问，避暑实际成了为真正的避暑者演出，在舞台上折腾惯了的演员们反倒更觉得有事可干高高兴兴精神焕发。
既然来到海滨，按惯例总要洗一洗海水澡，这对于许多土生土长没到过海边的演员来说是件新鲜事，所以从出发就成为大家的热门话题。三立是见过海的，当年曾和刘宝瑞坐火轮船去过烟台，还在秦皇岛撂过地、串过巷子，便有人向他讨教大海的有关常识，他也以当然权威的口气描述大海如何波涛汹涌，偌大的轮船飘荡如一片小小的树叶；晕起船来可不得了，能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而他从来是不晕的，还在甲板上手扶栏杆观赏海上落日……至于洗海澡，应属天下第一快事，下水以后根本不用费力游，因为潮水浮力大，你只要别紧张——松弛，最重要的是松弛，记住了吗？胳膊、腿一伸自己就漂起来了，那滋味儿，啧啧……如此等等，同行者都听入神了。
现在，人们终于来到了海边。性急者早已七手八脚脱下了衣服，有的还喊叫着扑向在浅滩上嬉戏的人群里去。唯独三立衣冠齐整神色漠然目不斜视好似又在等待观赏落日余霞。一些跃跃欲试却又胆小的演员很希望三立担负起教练的责任，纷纷催促他脱衣下水；海滩上还有不少住疗养院的劳动模范、知名人士，通过慰问演出认识了三立，也亲热地招呼他下来“闲庭信步”。三立不为所动，不肯“信步”。后来说感冒了，过两天会和大家畅游的，还有机会。
正说着，忽见海面扑刺刺一道雪白的浪花溅起，有位女同志用自由泳快速游到岸边，立起身子，一件大红游泳衣衬得体态越发苗条健美肌肤白皙，她用手掌抹一把脸上的海水，脆生生地喊道：“三立同志，下来吧！……”
转眼间声到人到，一双湿淋淋的手已经在拖他。
他极力退缩、推让，却不如对方力大，眼看坚持不住一步步往下溜，情急生智索性一屁股坐在了晒得滚烫的沙滩上。
“唉，你这个同志怎么回事？”女同志无奈，也在旁边坐下来，“不是说好一起游泳吗？”
“啊……”三立只应了一声。
接着女同志朗声谈起游泳的好处，全身运动。过去习武的人说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被它占全了，促进血液流通新陈代谢，既卫生又健身。
三立默默听着，不吭声。这女同志姓吴，乃天津一位名医的夫人，本身也是知识分子。三立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博学多识开朗豁达举止大方待人热情爽快的知识型开放女性，和他走南闯北见识过的女艺人、女摊贩、家庭妇女及大宅院的太太、小姐都截然不一样，所以不知道怎样对付，只好沉默。
“你要是不会，以后我教你，好学，我当你师傅！……”女同志又说。
面对不请自来咄咄逼人的师傅，三立惟有点头认可。
游过泳，女同志邀三立他们去自己住的疗养院玩，满院种着果树、花草，还有假山、喷泉，景色幽美。女同志和他们约定，明天一起去逛秦皇岛，中午十一点半在海边灯塔下面碰头，她找出一身衣裳烦他们带上，自己单独出发。
第二天，三立他们一早就动身了。来到秦皇岛市里，女演员们忙于买东西，三立则拉着庆森逛西前街、西后街和朝阳街，故地重游，好多地方都变样了。马路宽了，两边盖起不少新房子。走到庆丰戏院门口的广场，三立还把自己撂地卖艺的方位指给庆森看。往事不堪回首，两个人都满腹感慨，当初何曾敢想有今天？
中午，他们来到海边，女同志已经先在那里等了，依旧穿着大红游泳衣，正面向大海晒日光浴。当听说她是直接从海上游泳来的，行程三十余里，大家都惊叹不已。她当然又讲了游泳的益处，鼓动大家（自然包括三立）下水再游一会儿。三立连大街都逛了，不好再提感冒，又面对连声催促的女师傅，只得慢条斯理地脱外衣，只剩下里面的短裤，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膛和四肢，竟也引起一番惊叹。
女师傅让他先做准备活动，他就伸臂、弯腰、踢腿；让他先往身上擦一点水，他便先用一掬海水拍脸，然后依次拍过脖颈、前胸等处以至全身。该下水了，他回头看了众人一眼，摇着瘦高的身子往前走，水一点点地没过脚面，到脚腕处，一道海浪涌来，他猛一踉跄险些被冲倒，连忙转身往回跑——跑不成了，两臂已经被几双手抓住，死命往前拖，哗哗的水声里夹着嘻嘻哈哈的笑闹声……
海水确实几番没顶，嘴里也接连灌进几大口腥咸，但他还是忍耐了一会儿，才奋力挣脱一切羁绊，义无反顾地奔回岸上。
他终于没有学会游泳。
这个不肯向厄运和艺途上的难关低头的人，没有能够征服大海，只留下一项水漫脚脖子的纪录。
三十多年以后，他经常和“女同志”在市政协委员会议上相遇，依然喊她“师傅”，对方则不以为然地挥手：“始终没学会，别说是我徒弟了！……”
“师傅”长三立一岁，年逾古稀，满头银丝，身体仍旧很棒，还坚持游泳，在俱乐部室内游泳池。
40、迎春篇：回马关东
又是车轮撞击铁轨不住地响，车窗外的原野象一面大转盘不停地向后旋，隆冬裸露着的黑褐色土地显得凝重、苍凉，诱人深思……然而，除去三立，没有人注意沿途的景物，车厢里充满演员们出门演出照例要有的说笑声。
这是1954年初，广播曲艺团赴新建的汽车城——长春慰问演出的路上。
三立默默望着窗外，近在咫尺的嬉笑声悄然隐去，十七年前的往事却无比清晰地迎面扑来……
还是这条铁路，这趟车。当年他洒泪别妻揣着几张烙饼闯关东，在车上受尽日本鬼子、伪军的刁难羞辱，因为没有答出自己是“满洲人”，大庭广众之下被掴了一记耳光，此刻想起还觉得脸颊发烫呢。士可杀而不可辱，那往事再过几十年也忘不了。现在，鬼子们和“满洲”一起见鬼去了，被他们欺侮忍气吞声的三立和说说笑笑的伙伴们又回来了，胸前还佩戴着圆乎乎、红亮亮的电台证章。受气者扬眉吐气，三立能不心潮起伏激动万分吗？
过去，他只和庆森来长春（“满洲国”那时叫“新京”）赶过一次文中堂家的庆寿堂会。中堂家好阔气，深宅大院，仆役成群，汽车出出进进。艺人们来了在下房搭铺。堂会办了两天，艺人们除去献艺还要给寿星磕头，黑压压跪倒一屋人。大堂屋里烟雾缭绕，衣裙窸蟀，三立进门后便遵命以头抢地根本没看清被拜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丑是俊，糊里糊涂地又被赶出屋来。那次去也没有分到钱，全被班主私吞了。晦气。“寿星”怕是很难长寿的。
广播曲艺团的客人们被安排到位于斯大林大街的市委招待所住下。主人盛情款待，房间宽敞、暖和，演员们都很高兴。三立披上衣服去门口张望，不远处就是火车站，他问身边的庆森：“还记得文中堂家在哪儿吗？”庆森想了想，摇头：“咳，还想它干嘛，‘孝子头’还没磕够是不是？一提我就有气……”暮色渐浓，空中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三立也不言声了……
当时，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在施工兴建。演员们晚上慰问职工，白天到现场参观，只见脚手架林立，一座座高大的厂房拔地而起，到处堆放着水泥、砖石、钢筋等建筑材料，工人冒着严寒紧张劳动，车吼马嘶，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三立他们第一次见识大企业上马的宏伟气势，也是初次感受新中国工人高涨的劳动热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每次参观都有一番惊羡、议论，一向感情细腻的三立，也不觉地把缅怀辛酸往事的思绪丢开了。
他们参观市容，慰问部队，去大学演出，也应邀去市里剧场演了几场。三立说的新段子是《新百家姓》和《钓鱼》，后者是从秦皇岛回来根据团里陈洪凯讲的一个笑话创作的。原来内容很简单，只是说一个人看别人钓鱼眼红，自己不会钓就吹牛，然后用买来的鱼充数。三立把他劳而无功的钓鱼增加为三趟，设计出大杂院的外部环境，添上大声吆喝媳妇烙糖饼带上的细节，又设一烘托气氛的邻居二婶，故事完整了，“包袱”和人物个性也有了。不久前在广播曲艺团第一次对外公演时推出，效果很好，电台进行了现场录音。这次“钓”到长春，那大大咧咧乍乍乎乎虚荣心极强不求甚解而又不惜弄虚作假以自圆其说的小市民形象，到处都“钓”起了满场开心的笑声。
不觉到了春节，大家就在招待所过年。这里的年味儿不务京津一带那么浓。天很冷，下了几尺深的雪，路上行人稀少，放鞭炮的也不多。演员们还是买了瓜子、糖果等吃食，边吃边聊直闹到凌晨两点多钟才睡。三立睡得早些，倒不是入乡随俗，而是又接了陈洪凯创作的新段子《死里逃生》，想一个人躺下琢磨。这个段子是讽刺医院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的，公然把“我”——一个感冒患者同某重病号搞混，强留不住院，而“我”步入病房时，只见环境脏乱，病人们齐声高呼：“又来了一个难友！”……“我”被送进手术室，注射麻药准备开刀，又被错当作死人推到太平间，我来家属料理后事。家属（即那个重病号——一个小胖子的妻子）扶“尸”痛哭，忽然发现白布单下的躯体比丈夫瘦，惊问大夫，后者煞有介事地解释：“人死了，总要瘦的……”妻又发现“死者”远比丈夫高，而“死者”因全身麻醉无法开口，只听大夫仍然耐心而不容置疑地说：“这个，人一死，个子就高啦！……”妻再也不能怀疑“死者”的真实了，于是边哭边喊：“苦命的人哪，结婚这么多年你都没有长个儿呀，死了、死了你倒长高了哇！啊……”内容大致如此。这是一个荒唐而且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故事，讽刺辛辣，入木三分，联系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官僚主义和不良的服务作风，是有现实意义的。三立预感这段相声会很“响”，只是还要把结构弄顺畅些，把几处锋芒“打磨”一下。
正月初四，曲艺团结束在长春的活动，应沈阳广播电台之邀前去录音、联欢，也受到很好的接待，与三立当年来沈住翔云阁茶社后台过道，同大老鼠整夜折腾的惨象是不可同日而语啦。
一路风尘，一路感慨，一路兴奋。一个多月以后返回天津，领导很快就通知他：你被选为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啦！
三立没有显出激动的样子，领导很觉意外。
领导把话又重复一遍，还在“委员”前面添上“正式”，以示加重语气。
三立仍然表情平常，后来见领导紧盯着自己，才问：“咱团还有谁？”
“就你一个！……”领导当即大声回答。遗憾的是三立仍不激动，只“嗯”了一声，完事。
或许他的反应并不奇怪，也谈不上清高。他只是还不懂得政治待遇在我们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只有等到他日后有一天几乎连公民的资格也被剥夺时才会在痛苦中有所领悟。人们对不曾企盼不深知或者不曾失去的东西，往往是不懂得珍视的。
三立属于政协文学艺术组，组长是市图书馆的馆长黄钰生，成员还有各怀绝技的民间艺人风筝魏、刻砖刘、泥人张等人。一次开会，他知道坐在自己身边的大白胡子瘦老头是著名画家刘奎龄时，倒真的高兴起来了。刘系天津卫早年“八大家”之一刘家的后人，画技高超，他笔下的走兽花鸟在画店里是很值钱的。三立爱画及人，开会时常悄悄和刘老先生攀谈，讨教丹青之道。刘老先生有问必答捋须侃侃而谈，看样子仿佛真想收他这个隔行弟子赛的。
可惜，三立当时没有想到讨一幅真迹，如今老先生已作古多年，后悔也晚了。唉，那时还不兴动辄不花分文开口向名家索画要字，三立总有些缺乏“超前意识”，是迂痴还是纯真呢？
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对于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些什么的……
“买猴儿”篇
一位演员因某个节目而走红的，不少；一位演员因某个节目走红而又倒霉的，不多；一位演员因某个节目大为走红而又大倒其霉后来又大为风光的，极少——这就值得一写了。
——作者题记
41、买猴儿”篇：“马大哈”出世
一九五四年四月的一天，广播曲艺团的领导把一份相声脚本交给三立，是油印稿，第一页上印着三个大字：买猴儿；作者：何迟。
名字很有趣，买——猴儿？别致。使人一时猜不透是什么意思。作者何迟是熟悉的。在红风曲艺社时，他就是三立的领导，现在是局级干部了，文艺界的好多事都由他操持。三立和他虽然没有私下里的交往，通过旁观、耳闻却留下了精明干练的印象。三立还知道他写剧本和评论文章，只是没听说也会写相声。
“你先看看吧，”团领导说，“本子内容很好，可是拿到几个区里的曲艺团，演员们都反映不大好演，可能和传统段子不一样。你好好看看，咱们能不能推出去？……”
听到此处，三立目光蓦地一亮，脸上闪过一丝使人捉摸不透的表情，嘴上却没有说什么，默默地把本子接了过来。
当天夜里，三立就聚精会神地把本子读完了。
这里，有必要先把《买猴儿》的作者和他的创作经过做一简单介绍。何迟1920年生于北京，满族人，原名赫裕昆，字柏岗，参加革命后改名赫赤，后来更名为何迟。他出身于教师家庭，从小受父亲影响，在小学、中学读书时即爱好文艺，课余参加话剧、相声演出；1938年被党组织保送到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始终没停止参加文艺活动；1940年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工团工作，从此成为专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既是演员又是编剧，还参与管理，创作出不少剧目。1949年初，他参与解放天津后的接管准备工作，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后来又任文艺处戏曲科科长、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戏曲学校校长等职，是市文联和文化局的党组成员，平时行政事务庞杂繁多。但他却一直坚持文艺创作，经常仗着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挑灯夜战，其涉猎面又极广，包括戏剧、理论、电影及曲艺等，都有具影响的作品问世。
他与相声其实渊源已久，1939年在延安就写过《共产主义的工人学校》。后来他从未中断过相声创作，却从不以相声作家自居。从实际成果看，截止《买猴儿》之前他的相声创作也确实不如在戏剧等方面富有影响。《买猴儿》是他写的第十二个相声段子。起因最早是他在53年听了市委组织部长的一个报告，谈到商业部门的一些混乱现象，由于有些干部对工作不负责任，给国家造成了极其惊人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浪费。毛泽东早就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刚过而立之年满腔革命激情的何迟心绪难平，极想攻一攻这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犯罪”，打算写个话剧或活报剧作为“投枪”，只是还没有更丰富的材料，一时难以着手。
不久，契机来了。在一次闲谈中，一个叫艾文会的作家无意中提起：天津市某个公司打算买二十箱猴牌肥皂，结果因为工作不细阴错阳差买回了两只猴来。这是个笑话，也是实事。市场上确有一种擦拭瓷器特别有效的猴牌肥皂。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何迟顿时觉得这是个绝妙的相声题材，而且脑海里象电视屏幕紧接着打出字幕“马大哈”来。
对“马大哈”其名，何迟始终不曾独揽“专利权”，说成自己的灵感奇发神来之笔什么的。据他自己介绍，是在华北军区抗敌剧社工作的时候，剧作家杜烽下部队时从战士们的说笑中听来的，因此“马大哈”是战士们口头创造的大众文学。
马大哈者，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也。好极了，闻其名如见其人。他注定将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
故事有了，主人公有了，何迟仍不肯轻易动笔，先任其在腹中“发酵”。同时，一遇机会就当笑话讲给同事、朋友以及熟人们听，从宿舍、办公室、途中到人家的炕头，不论对方喜爱与否，只管兴趣盎然津津有味象小蜜蜂采蜜飞来飞去嗡嗡嗡那样不厌其烦。就这样一连絮叨了五六个月之久，私窖酿制、口头即席发挥加上广收博采，终于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又拿出张飞夜战马超的拼命劲头一个通宵一气呵成写出了相声《买猴儿》。
巧得很，马三立也是挑灯熬了一夜把本子读完的。不只读了一遍，而是读罢放下又拿起来，读读想想，反复推敲。
这个本子激起了以腹中有数百段新老相声著称的三立的浓厚兴趣，使他感觉新鲜、兴奋。比起传统段子，它有较强的思想性、现实性和文学性，最突出的是刻画出了“马大哈”这么一个似乎随处可见而又不见经传的人物，谁都见过，却没人写过，或者说没有人这样集中生动地写过。整个故事都围绕着他的行为作风及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他当仓库保管员的时候，一边接女友缠绵甜蜜的电话一边往油桶上贴标签，结果香油标签贴在了桐油桶上，香油桶上则贴上桐油标签，货物发走以后不久，食品厂端着桐油糕点、家具厂举着香油漆过的桌椅来兴师问罪。鉴于后果严重，领导把他调到传达室去看大门，他又不坚守岗位，依然大大咧咧松松垮垮到处乱串乱管闲事，替一位拉肚子的文书写提货通知，偏偏女友此时又来了电话，约他去中国戏院看李少春的猴戏《闹天宫》，弄得他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将“今派你到东北角XX厂买猴儿牌肥皂五十箱”简化为“火速买猴儿五十只”，引出了采购员去东北、下广东、跑四川云游了半个中国的荒唐而又辛苦的经历。这就是马大哈及其作为。除他之外，本子里还写出一位凡事都要书面通知的颇有官僚主义味道的科长，一位勤勤恳恳服从命令只是不能独立思考不善于遇事问一个“为什么”的采购员。三个人碰到一起，形成一个条件齐备的小环境，于是演出了一幕幕荒诞戏。
这个故事极具讽刺性，而且读来真实可信，确是绝妙的相声题材。不过，三立也发觉，有些同行视为畏途的原因，它与传统相声的最大差异在于采取倒叙的手法，先摆出后果，然后返回头去叙述原因、经过，这是一般相声演员最怵头的结构方式，因为不容易设置“包袱”，弄不好就会把头绪搞乱，而平铺直叙又将失于平淡，形不成喜剧效果。
同行们并非有眼无珠，四处找新段子还找不着，会放过香饽饽小吃？
这是块有嚼头而又有些难啃的饽饽。
三立那一夜左思右想，与其说是犹豫要不要啃，毋宁说在怎样啃、能不能啃好上花费的时间更多些。此时的三立年届不惑，艺事成熟，名声斐然，一连说了几个新段子都打响了，就在最近还接过了一对北京相声演员说过的段子《精打细算》是北京银行一位业余爱好者写的。三立听罢以后润色加工，添加笑料，一刻钟伸展为半小时，演出后甚受欢迎，原来先演的那对北京演员自觉逊色，从此不说了。前面讲过，三立这几年说新段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大有专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之势。舞台上一帆风顺，更使他踌躇满志意气昂扬，所谓艺高人胆大，越是别人不敢啃的饽饽越要啃，而且要啃出个模样来！
对自己当时这种心态，三立多年后曾冷静而又心情复杂地喻之为“英雄主义”，其神情、语气很难分清是褒是贬，显而易见的是带有浓郁的感慨意味。
看来三立是在“劫”难逃了。
第二天上班，三立向团领导表示这段相声可以接下来“试试看”。团领导很高兴，领导也在年轻气盛的岁数，恰是政治上要求上进、业务上想干出成绩的人生阶段，作者是文化局的领导干部，他是很想当作任务来完成的。三立让他征求作者的意见，对原作动一动行不行？作者的回答很豁达大度，根据演出需要添添减减，怎么动都行，服从舞台效果，这一下就定局了，演员、领导、作者（也是领导）三方面积极性碰到一块儿，象《买猴儿》的故事本身有三个重要人物一样，生活里这段情节也靠三个人构成了。再扯远一点，三立的名字不也有“三”吗？“三”足鼎“立”，立是能够立住，却注定不大稳当——三立这一生莫非同“三”有什么宿命的不解之缘吗？
团领导要求他十天之内把本子整理好。他如同领了军令状，回家便昼思夜想废寝忘食殚思竭虑如醉如痴，真如孟老夫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思得好苦，熬得好之，有时手夹一支香烟，凝思默想一口未吸不觉灼疼手指，有时神情恍惚目光迷离忽地又噗哧笑出声来——被自己构筑的幽默逗乐了。惠敏在一旁看得心焦看得心疼看得心惊肉跳，却又不敢打扰他，只是小声安抚孩子们不要说笑喧哗，任家里终日静若池水却又不分白天黑夜一味烟雾腾腾。到第八天头上，本子终于润色好了，他又精心抄写一遍，搁笔已是次日（第九天）凌晨三点。当时外部世界万籁俱寂，他的内心却如万马奔腾兴奋异常，其心境大概与何迟通宵达旦写成本子以后的体验差不多。他站起身，搓搓手，舒坦地伸了个懒腰，目光又眷恋地回到字迹工整的稿纸上，好不惬意、轻爽！他兴许想再燃上一支烟，重新体验一遍阅览劳动成果的味道，又坐到了椅子上。然而，烟盒空了，只得起身去衣柜上边摸，就在踮脚探身的工夫，忽觉一阵头晕目眩，脚下便失去了平衡，昏昏然一头栽倒，正磕在柜旁的炕沿上……
当惠敏闻声从梦中惊醒时，斜倚在炕边的丈夫手捂着额头，血淌过指缝，缓缓地顺着手背往下流……
为了马大哈的出世，三立一上来就付出了沉痛代价。
当天下午，团领导闻讯赶来探望，躺在床上脑门缠着药布的三立还没忘记幽默：“您瞧，我在朝鲜战场没流血，回家在自己个炕头上却挂彩啦……”
领导听了，严重关切的表情中也不禁透出了微笑。
那确属几句玩笑话。当时谁也没料到，后来的事态发展，竟给那几句话蒙上了几分神秘的预言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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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买猴儿”篇：这马和那马
播音室整洁、安静，四面墙壁都镶嵌着高达屋顶的隔音板，给人一种置身于严密而又精致的木盒子里的感觉。
工作台上两只信号灯，红灯表示“准备”，如同起跑线上教练员高举手枪喊出的“各就各位预备”；绿灯则意味着“枪响”——开始。播音员在另一间房里控制着开关。
红灯亮了，三立和庆森相互关照地看了一眼，都拿起了誊写过的本子。由于时间过紧，两个人来不及把台词背熟就上阵了，而且是直播。电台怕只有对演员中的播音老手才肯做出这种特殊的安排。
绿灯。
一开始，三立和庆森就象站在舞台上的方桌后面一样，自然，流畅而且神气十足的一对一口地说起来。经验丰富的演员就有这样的本事，在“方盒”里或者什么奇特罕见冷清喧闹严肃荒唐高雅凡俗冰冷火热的地方，只要一进入“角色”，就仿佛面对着千百名目不斜视有生命有感情会哭会笑喜怒哀乐随你拨弄的观众，于是自己也就有了“感觉”，走火入魔般兴奋起来，于是一颦一笑一个表情一个手势一种语气节奏便都产生了感染力，从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借助现代的传播工具输送出去……
反应很快来了。直播了两次，听众的信件一封接一封被送到团领导的办公桌上，还有人直接给电台打电话，称赞《买猴儿》是个好相声，既引人发笑，又有教育意义，讽刺了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和工作作风。团领导很高兴，满面春风，打电话向作者介绍反映，也向三立、庆森祝贺，他们又推出了一段高水平的新相声。
三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瘦削而倦怠的脸上露出了轻松、愉快的笑容。两只小眼睛常甜甜地眯成一条缝儿，嘴上却似乎不无遗憾地说：“咳，还不熟哪，不熟……”
这应属谦虚。不过您想想，“不熟”尚且如此，“熟”了又当如何？经此一问又近乎骄傲。
三立在高兴中确有几分自负的理由。《买猴儿》是他最喜爱也是投入的心血最多的一段新相声，为了把它推出去，他几乎调动了父传师授自己几十年磨练的传统相声功底，在那不眠的几个日夜里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演播时的叙述是流畅的，象他说的其它段子一样似乎漫不经心，平淡得象讲述一件身边或亲身经历过的平常事，然而就在这平淡平常有时甚至有些过于随意过于琐碎的语句流淌中，忽地爆出幽默、灼人的火花，令听者忍俊不禁，若有所悟。这便是他的刻意雕琢之处了。他对本子的润色，一位外行曾边听录音边与本子对照，大大小小有十余处，其中增添处14个，删减两处，在这简单加、减的数学统计方法后面，埋下了一个个灵巧的“包袱”，渲染了生活气息，丰富了人物的个性，装饰了特定的环境，使一个原来就富有文学性的本子越发生动、活灵活现起来。象女友给马大哈打电话，约他看电影《冷酷的心》，马犹豫，遭到女友的抱怨，原词是“你也太冷酷了！……”演出时改为“我知道，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后来在约他看评剧《杜十娘》时，添上称马大哈“你跟李甲（剧中负心郎的名字）一样，对我都是假的……”这类胡拉乱扯却又娇嗔味道十足的谐音处理，都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再加描述村长召集动员农民抓猴儿的大会，形容会场的景象，“大院子，摆上桌子、板凳”，再用神似的手法模仿村长郑重、有权威而又平和带几分乡音的干部腔调，听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听众与作品构筑的情境一下子接近了，而村长的郑重其事与事情本身的荒唐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强化了后者的可笑可叹可气，使人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很少的内容或没有什么内容而严肃对待就是喜剧”。
对《买猴儿》的艺术处理是对三立相声功力的考验，在二度创作中他是既斗志昂扬又惴惴不安的，就象高材生在考试时也关注、担心结果一样，他也没有“考”满分的十足把握。但他成功了，初战告捷使他极大地增长了自信——这种心态距离自负不太远，对吗？
不久，《买猴儿》在工人剧场正式推上舞台，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电台在演出时正式录音，回来后用录音播放，剧场效果远胜于在播音室里照本宣科，三立和庆森已经配合默契挥洒自如了。同时，听相声有没有笑声掌声烘托出的剧场气氛大不相同，观众在现场的反应往往能大大增添节目本身的魅力和感染力。录音播出时间不长，就有十来个省、市电台要求转录，各地观众、听众的信件则继续飞来，许多机关、工厂要求去慰问演出。最有趣的是百货大楼（与节目中的“千货公司”应属同行业兄弟单位），三立在修改本子时曾因担心引起他们的异议，把原本中马大哈工作的“百货公司”改为“千货公司”，以避免影射之嫌，招致对号入座——那往往是很麻烦的，出乎意料的是人家还是找上门来了，并非兴师问罪，而是盛情邀请他们去演出，以此教育职工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山西省召开商业工作会议，也专门派人来购买录音带，作为大会进行业务思想教育的有声“文件”。
学术界也有了反响，大学校园一下子冒出“马大哈做实验”、“马大哈作文”、“马大哈进食堂”等歇后语。
马大哈出名了，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好象全国亿万人口中突然增添了一位新成员。他就生活在人们中间，人们对在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中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同事、同学、伙伴，脱口就会蹦出一句“马大哈”来。“你真象马大哈”，“你呀，简直是个马大哈”，“你比马大哈还要马大哈”等等，仿佛真有马大哈其人，谁都见过谁都认识谁都打过交道并且曾经哭笑不得地身受其害赛的。
这就是艺术创造的力量。它能为人们“虚构”出神并不能造出的伙伴来，而且一出现就比生活里的人更有光彩更生动更难忘更能牵动心绪津津乐道。
人们对艺术创造者又是非常公平的，对他们创造出的艺术形象的承认同时就意味着对他们自身的肯定，于是就有了任何艺术家都不能漠然视之的“名气”这种东西。三立同马大哈一道声名大震，过去他虽然已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但相声的观众圈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也有自己的局限性。然而一段紧贴现实社会生活的成功作品却把这圈极大地扩展开来，缩短了一个演员同所有社会成员的距离。三立由此确立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名演员地位。作者何迟当然也大为享名，他是领导干部，写过许多不同种类的作品，这一次不管他情愿不情愿，“马大哈”给他戴上了“相声作家”的桂冠。对此，他到古稀之年缠绵病榻还报以无可奈何的一笑，经常对初次造访的客人强调：其实自己的组织工作能力胜于写作，贡献也大于后者；其实自己还写过不少挺好的剧本、论文，其实《买猴儿》并非自己所写的最好的相声……等等，但这也无济于事。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仍然是著名的相声作家。公诸于世的作品如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其反作用力不是作者自身所能驾驭和左右的了。
再返回到54年。风华正茂的作者还远没有这样多的感慨，根据是《买猴儿》同年秋天在北京日报副刊《文化生活》版发表不久，他就又构思创作了新段子《今晚七点钟开始》，而且直接把本子交给电台文艺部转马三立收。内容是写一个壮志凌云胸怀远大的人先后想当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一次次信誓旦旦地表示“从今晚七点钟开始”钻研学问刻苦努力而又一次次随即打退堂鼓畏难而退。这一次主人公不再是第三人称，而是“我”，很切合三立大多数段子的路数，进入角色现身说法。而这里的“我”又与三立经常讥讽调侃的吹牛说大话没有真才实学也不肯实干的人物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三立又精神焕发地开始了加工处理，加“包袱”，添笑料，找感觉。由于他每次演出都是压场，上台已经是九点钟以后了，所以把名字改为《今晚十点钟开始》。
这一炮又打响了。《今晚十点钟开始》象是《买猴儿》的姐妹篇，只想不干可笑而且可悲的幻想家紧随马大哈之后出了名。这两个段子成为三立艺术高峰时期以及后半生的主要保留节目，它们的主人公都有资格跻身于朴实无华的说唱艺术所塑造的人物之林，并且被事实证明是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其中《买猴儿》被译为俄文、英文，多次获奖。
它们的“作者”——原作者和演出者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尽管一直没有私下里的交往，只是舞台艺术两道工序之间的完美衔接。55年秋天三立又推出何迟的新作《开会迷》，是讽刺繁冗的令人疲惫的会议的。身为车间主任的“开会迷”事无巨细从业余评剧团买不买脸盆买什么花色品种的脸盆到工人们下班之后是个别回家还是排队回家都要开会讨论，实在无会可开还要开一个“减少开会的动员大会”。目光敏锐的作者又一次抓住了看似荒诞实际上大有深意的主题，这段相声推出的二、三十年以后，报纸和官方文件仍在呼吁减少会议、改变会风就是证明。主人公“开会迷”属于被泛滥成灾的会议“异化”的人物，而“异化”一词被国内文学界普遍注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如八十年代初期出现的那场论争。成功的文艺作品总是具备某种“超前”性质的。
《开会迷》最早是在56年春节期间公映的文艺纪录影片《恭贺新禧》中亮相的。头年秋天拍摄时，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求安排一个短相声，在一个半小时的影片中只能占10分钟，三立选了几个小段都不合适，最后定下《开会迷》。经过压缩精炼，试拍时10分钟，正式拍摄用了8分钟，导演深为满意。整个拍摄过程都是紧张而愉快的，三立第一次“过电”，恰遇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等著名京剧演员在那里拍戏曲艺术片《群英会·借东风》，两个摄影棚相距不远，大师云集，群贤聚会，又是老友重逢，自然有许多往还欢叙，也算一段佳话。那些日子三立的精神好极了，这从后来放映的影片看得出来，他在镜头里一身黑色挺刮的制服，瘦得精气十足，举止洒脱，谈笑风生。
就在这一年，他的师父周蛤蟆故去了。老人无后，妻子去世后只身住在南市一家公寓的阁楼上，靠同行、徒弟们周济度日。相声场子每天都给他公提五毛钱，两毛钱交房租，两毛钱喝酒，一毛钱吃早点，当时物价便宜，零用钱有了着落，午饭和晚餐则去三立家。人老了无肉不饱。三立家是回民，老人嘴馋时常买段火腿肠或猪蹄带上，却又不好意思拿进屋里，就放在外面窗台上，出来时发现不翼而飞，原来被馋猫叼走了，有苦难言，只好自认倒霉。后来，惠敏发现他在吃饭时，常侧过身去用嘴往袖口里拱，一下一下地，转回头便闭着嘴咀嚼。惠敏纳闷起来，便留意观察，终于看清肥大的袖口里藏着一只猪肘。她咯咯地笑了，满桌的大人、孩子也乐了。从此饭桌上多摆上一只空碟，专供周师爷放“违例”食品。
老人乐天一生，死时也并不寂寞，三立和他的徒弟徒侄徒孙们集体操办了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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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买猴儿”篇：都来和我握手
1956年1月12日，值得纪念的一天。
那天夜里三立回到家已经挺晚了，孩子们都睡下了，他却来不及脱外衣就把他们依次唤醒，高扬着右手喊道：“起来呀，都来和我握手，握吧，我这只手……”
睡得迷迷糊糊的孩子们听了后边的话，顿时瞪圆了惺忪睡眼，仿佛不相信似地望着父亲，然后便一窝蜂地拥上来，争先恐后地去握那只擎在空中的手掌。三立则极为理解极为宽容地点头，微笑，虽然显得过于兴奋过于忘情少了几分持重笑得有失分寸，仍象高级首长飘然来到欢腾的群众之中……
几个小时以前，他确实刚跟当时全国的最高首长握过手。
快下班的时候，台长办公室通知他早点儿回家，等着汽车来接。“什么事？”他问。“有任务。别忘了，换身干净整齐的衣服。”“那……哪儿通知的？”他忍不住又问，因为从过于简洁的通知中察觉到几许神秘。“市长黄火青同志通知的……”下面的话不说，他也不好再问，只得按下好奇心回家准备。
门外终于传来汽车喇叭声。车里后座上坐着台长。在路上，台长才告诉他，是去见毛泽东主席。
他好一阵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天津干部俱乐部南楼舞厅里，聚集着全市各界代表五十余人。门启处，市长黄火青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先走进来，然后——三立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赴朝归来在北京慰问演出时见过的，那高大魁梧的身躯，向后梳理的满头乌发，宽阔的前额……大厅里响起了掌声。
毛泽东走到代表们跟前，被接见的代表主动报名，毛泽东一一握手。
到三立了，他挺直身子自报家门：“我是相声演员马三立！”毛泽东本来是边握手边走的，这时却立住脚步，脸上现出了微笑，点点头说：“噢，买猴子，买猴子……”浓重的湖南口音，听上去很亲切。他含笑打量三立，又摇了摇头：“嗯，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嘛，呃？……”
说罢，还握住三立的手摇了两下，走过去了。
三立的目光好久还追随着那宽宽的厚实的背影。手，仿佛还被那只暖暖的大手握着，不曾松开。他的心里则情不自禁地暗自叨念：“毛主席也知道‘买猴子’，知道‘买猴子’！……”
接见过后，市长留下三立等几个演员单独给主席表演节目。三立问是否把庆森找来，市长说那还要请示，来不及了，就说个单口笑话吧。
毛泽东坐在小会客室的长沙发上，默默地抽着烟，象是在等什么人。三立为他说了一个小段，就出来了。这一次他没有笑，是三立过于激动没有说好还是他脑子里另外有事？不得而知，他是很忙的，日理万机。
三立一度曾有点忐忑不安，但想到毛主席也知道他的“买猴子”，他就知足了！
当时，作者何迟也站在被接见的队伍里。
他怀着对自己被握过的那只手的无比珍惜的心情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上班，那只手又成为同事们几十只手追逐的对象，都想同它握一握，它被羡慕的目光灼得都发热了。
三立全家和他的同事们的激动心情并不奇怪，当年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威望是至高无上的，他在哪里出现都会引起轰动，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从天津正阳春饭庄二楼的窗户朝外望了望，转眼间门外人涌如潮，几条街道为之堵塞，过后清理环境，仅人群拥挤时踩落的各式鞋子就抢了几大筐。
这就是领袖——巨人的魅力。能够打动巨人的心自然是极大的殊荣，会带来极大的幸福感，这就是三立当时对湖南口音的“买猴子”念念不忘激动不已的原因。
同年秋天，他又有幸受到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巨人——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那是在北京政协礼堂的国庆招待晚会上，都是天津曲艺演员的节目，有赵佩茹、李寿增的《大保镖》，郭荣启、朱相臣的《夜行记》，马三立、张庆森的《买猴儿》，李润杰的快板书《武松赶会》，压场是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合说的传统相声《扒马褂》。周总理听得很开心，笑了又笑，过后还特意赞扬《买猴儿》很有教育意义。
又是《买猴儿》！谁能怀疑一个节目的成功能使它的表演者大为风光呢。
夏秋之际，中央广播电台成立了广播说唱团，演员有孙书筠、李金山（山东琴书）、德娃子（四川琴书）等，邀请天津电台的曲艺团赴京联合演出，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连演几场，很受欢迎。然后又联袂来津在小剧场（现改名为延安影剧院）继续合作，观众购票踊跃，四场晚会都告客满。凑巧，上海市滑稽剧团正在天津献艺，大江两岸三市的名演员荟萃一堂，把个津门舞台搞得好不热闹。南北演员互相观摩演出，京津看了上海的《满园春色》；上海看京津的晚会，点名要听相声《今晚十点钟开始》。过后召开艺术交流座谈会，周柏春、姚慕双等著名滑稽演员对相声极感兴趣，称赞三立的表演“进人物”，刻画出了性格特点，在舞台上自然、松弛，富于幽默感。三立久闻周、姚的大名，在艺术上得到他们的赞赏自然很高兴，同时也觉得滑稽的表演同相声有许多相通之处，从中能够学到许多东西。
又是红火的一年，丰收的一年。
从说《买猴儿》开始，命运就似乎格外钟爱三立，为他铺展开一条事业上的锦绣前程，任他纵情奔驰！
也是在这一年里，市曲艺团与广播曲艺团合并，三立当上了副团长。此番可不同于赴朝慰问时那临时委派的副队长，是上级组织部门正式下文件任命的，名副其实的一级领导，绝非“一次性”官职可比。
这时的三立家里外头都称得上花团锦簇。在剧团是几十号人的头头，回家又是十余口人的户主，他已经是八个孩子的父亲了，加上妻子、侄子和一位养老的婶母老少三辈一大家子人，虽然挣多少钱也能吃光用光从来显不出富裕，倒也落个终日热气腾腾。惠敏贤慧，操持家务从不让三立分心，为人也善良，孝敬老人，疼爱侄子胜过亲生。赵佩茹曾形容她：“怀里抱着马敬伯（侄儿），手里领着大香（女儿），侄子还比闺女大！”极生动而有说服力地披露出惠敏的心地为人。三立为此对妻子是既感激、又心疼的。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长子志明考入戏曲学校，刻苦练功也不排除沾父亲的光，竟也开始风光起来，三立经常随领导，名流出席会议，接待外国文艺团体，他在学校也不时被推荐给外宾演个小戏什么的，老师向来访的客人介绍，开头总要说一句：“这就是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先生的儿子……”客人们就会连连点头，表示知道，有时还赏识地拍拍他的头，拍拍肩膀。
看来，他的少年时代远比父亲幸运得多。
当然，他今后的路还很长。
即使是三立，以后的路也还很长，足以超出他本人的想象。一马平川的大路尽头，新的几乎谁都难以预料的人生阶段已经不远了……
44、“买猴儿”篇：在劫难逃
世间大风波、人生大转折往往是有预兆的。“月丽于箕，风扬不少矣”。不过往往当事者无暇留意罢了。在三立挟《买猴儿》势头驰骋艺坛春风得意的时候，已经隐隐传出对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责难之声。
一部作品引起争论按说是好事，不是坏事。56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领导下的《文艺报》开展了对相声《买猴儿》的讨论，事先一位党组成员兼编辑部副主任还专门约见何迟，向他通报了情况。据说原来想以老舍创作的话剧《西望长安》为讨论对象的，考虑作者不是党员，出于某些原因决定改为《买猴儿》。这场讨论进行了半年之久，许多作家、评论家、干部及一般读者、观众都参加了。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好不热闹。著名作家赵树理（化名王甲土）、胡可（化名胡琴）和老舍等人在文章中对作品热情赞扬，支持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方法，胡可更向何迟表示：以“胡琴”为笔名就含有为他伴奏的意思。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作者污蔑了新社会的商业职工，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相声里群猴闹千货公司的情节象征着一帮作家闹社会主义——这个罪名着实不小。最后编辑部未下结论，而以何迟的一篇长文《我怎样写并怎样认识“买猴儿”》收尾，他强调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迥然不同，尤其相声是语言艺术，象漫画一样应该允许夸张、变形，有时为表现内容、深化主题可以到怪诞的程度，这样才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他在结尾处写道，至于有些人莫名其妙地给他扣了许多帽子，读者可以独立思考，爱怎样想就怎样想，他本人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问题似乎没有争出个明确结果，也许对文艺作品的看法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必强求“统一”的。作者表示“不是那个意思”尽够平息非议了。不料，何迟紧接着又写出一段新相声《统一病》，是针对社会主义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冒进情绪的。初稿出来以后，他觉得内容关乎方针政策，主动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审查，而审查的结论是其作品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一来就离“明确结果”不远了，为作者在后来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的险遇埋下了伏笔。
而且，按一度流行的逻辑推理方式，它将追根寻源牵扯到争论过的《买猴儿》及其演出者。
对这一切，从文坛上尖锐对立的笔墨官司到作者被定性的新作，当时的三立还全然不知。他正处于被领袖接见过后的喜悦、兴奋之中，忙于在京、津两地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不断推出新段子，而且大多出于那位前景不妙的作者之手。事后想来，他的异常活跃近乎“玩火”，足能使他后悔、后怕一阵子的了。
反右运动一点点迫近了。57年6月，天津市曲艺杂技汇演的开幕式上，做为主持人的何迟又对文艺管理体制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7月份由他带队赴北京汇报演出，回来不久便召开了批判他的专题会议，由言论涉及工作中的问题，再及作品，关于《统一病》的审查结论首次在会议上公开披露出来，与会者似乎很自然地开始对他的其它作品也问上几个“为什么”。
三立终于感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在气氛紧张、激烈的批判会场上，他显得有些沉闷，内心则深深潜伏着迷茫和不安。虽说这一切早已是未雨绸缪，对他来说却仍显得突如其来。他弄不清楚怎么好好儿好好儿地就来了“运动”，“大鸣大放”转为了批判；不清楚党的干部何迟怎么一下子反起党来，还反社会主义；不清楚自己说过他那么多挺好的段子，应该算是怎么回事。
暂时平安无事。团部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大标语，有“不揪辫子”、“不打棍子”、“扫除障碍”等。每个人都要写“向党交心100条”，三立写不出那么多条，他检查自己近年来的一言一行，按上级的要求逐条对照，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尽量做到没有遗漏，也只写了五、六十条。真够难为他的了。因为那里面都是真事、真话。真“交心”反而交不齐“100条”，他不清楚别人怎么就能“交”齐甚至超额，于是怨自己水平太低，对自己很不满意，很苦恼，也很惭愧。
第一批右派分子定案了，何迟榜上有名。三立那时还是副团长，“运动”的领导小组成员，曾代表曲艺界去歌舞团批判右派的大会上发过言，批判对象是谁并不清楚，反正有现成的材料。让批就批，让念就念，心都交了，嘴自然要跟着心走。
运动如火如荼了一阵似乎平息下来了，象三伏天的雷阵雨，来的急会的也快。三立和他的同事们照旧演出，排练节目，何迟的段子自然不宜再说了，仿佛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到五八年春夏之交，风声又渐渐紧了起来，学习和各种会议又连上趟儿了。后来便传出了“内部消息”：运动后期还有个“反右补漏”，简称“补漏儿”，即把前番漏网者补进右派队伍里去。谁都知道“回马枪”的厉害，剧团里表面上平静一切按部就班，私下却已开始人心惶惶。7月间，三立等主要演员赴京参加全国汇演，住在朝阳门内大街文化部招待所。天津的节目很受欢迎，在长安大戏院演完最后一场受到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汇演组织者在后台通知演员们，要照片者每人交11元。赵佩茹当时就把钱交了，还极力鼓动三立：“交吧，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三立当时就觉得他的话不是个滋味儿，等回到住处打点行装的时候，赵又用神秘而且有些异常的语气说：“……听说了吗，回去以后‘反右’接着搞，咱们怕是在劫难逃！……”
说完，两个人倏地对视一眼，都发觉对方脸上的笑容有点陌生、勉强。
回来不久，到9月间，运动果然又卷土重来了。不过，三立当时尽管心里忐忑不安，却没有真的认为自己去“在劫”。一来他确实没想过反党——怎么会呢？二来他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从不信口开河，不象有的人平常嘴上没有把门的，为嘴伤身。如团里一个说山东快书的，唯恐被别人当成哑巴，整日神呼海哨，说什么人不留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人过留名燕过留声，暗杀领袖自然该换枪子儿，可过了多少年提起领袖X年X月X日是被谁暗杀的也算留名呀……等等，当时人们大笑一场谁也没想过真去“暗杀”谁，可运动一来那山东快书演员便成了右派，并定为反革命犯。还有的人只是发过几句牢骚，一联系原则也属“右”了。运动给予人们最初的也是相当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祸从口出”。
三立的寡言少语应是他性格中的极大优势，使他几乎无可挑剔，无可揭发。但他还是“难逃”。后来的事态发展颇富有戏剧性。电台共有500余名职工，先是揪出了4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下11名指标来，要求各个单位落实。曲艺团领导小组先报了一名老艺人，解放前社会关系、经历比较复杂，又有一些可供问“罪”的现实言论，按说应属漏网者之列，不料报上去被驳了回来，原因是老艺人乃烈士的父亲，不宜与右派为伍的。领导们只好重新研究，又报上去一位年轻演员，还是未被批准，这次原因是名气太小，工资只有55元，堂堂文艺界的右派是他当得的么？领导们为难了，重又打起精神在剩余人员中查找，这一次要抓一个符合条件的，一次次被驳回岂不显得领导运动不力？身为副团长的三立了解这一查找的全部过程，也替领导们伤过脑筋，痛感要全面领会、真正吃透上级精神实在是不容易呀！……直到有一天下午，一位领导告诉他：“马三立，从明天起，你就只钉晚上演出吧，不用参加领导小组的会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几乎同时在心里暗叫：“得，这回轮上我了！……”
确实，论级别，三级演员，工资233元；论名气，社会上谁不知道马三立的大名？只此两项在团里便属凤毛麟角，非一般演员可比，打成个右派自有轰动效应。但，这能算是当右派的理由吗？回想起来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啼笑皆非。当然，理自不仅限于此，他还有一个最“优越”的条件——说过许多右派作者写的相声，然而那本子也是领导分派的呀。况且，即使作者真的反社会主义演员便也一准反社会主义吗？
当时，这些疑问，谁能够给三立解答？他又能去问谁？
他只能沉默。
45、“买猴儿”篇：男儿有泪
一片阴云凌空而降，压在终日喧闹不息的大家庭上方。欢声笑语骤然消失了，屋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沉寂，阴郁而窒闷。
俗话说：一人向隅，四座不安。何况三立是一家之主呢！他异乎寻常的沉默，使整个家庭笼罩了紧张而不祥的气氛。惠敏和孩子们说话、走动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好像屋里蛛网般拉紧了许多根琴弦，稍不留意一碰就会激起令人肝胆俱碎的声响来……
每天，他默默地出去，又默默地回来，稍微吃点东西，就默默地吸烟，一支接着一支。
他很苦闷。他想不通。他虽然早有过隐忧和预感，也知道自己是如何被荒唐而又不幸地“选中”的，一旦祸到临头，仍然无法接受无情的现实。他经历过最苦最苦的日子，热爱并且满足新生活给予他的一切，他干嘛要“反”呢？别人干嘛要“反”他呢？
罪名是很容易成立的。《买猴儿》是祸头。
领导质问：“……共产党的干部，有马大哈这样的人吗？你得找出这个人来，不然，你就是污蔑！”
他找不出“马大哈”这个人。只好说：“那段子……不是我编的，我是根据作者写的说的呀！”
“作者是右派分子，那么你承认是他的应声虫、狗腿子了？”
逻辑推理就是这样简单。他还想分辨，他和作者从无私人来往，更没想当“腿子”，却招致更为激烈的批判。一次，在南市的一间楼上的办公室里，批判者旗帜鲜明义愤填膺指名道姓地要他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彻底交代如何充当右派“腿子”和“应声虫”并且进而承认自己卖身投靠已久是一路货色，他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如同茫茫荒原被疾风暴雨吹打的一匹瘦马。他这才知道原来“运动”一来便不由分说有口难辩绝路一条，于是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你们，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呀！……”
话音刚落，哗啦一声，临街的窗户被推开了。一位共事多年吃喝不分常来常往而此时此刻划清界限斗志格外旺盛的同行，哼哈地冷笑两声朝窗外一指“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那是一个金秋的午后，天空水洗般洁净、湛蓝，一抹玉带似的白云，舒展而诱人地弯在窗户框镶就的蓝天右上角。
下方，喧嚣的市声隐隐传来。
三立不假思索，忽地起身一头向窗口扑去，大半截身子已经悬挂在空中，两条腿却被人紧紧抱住了……
真得感激那双及时伸出而且有力的手臂，不然运动的统计表上只会无谓地在自杀者一栏增添一笔个位数字，而曲坛则从此会失去一位光华尚未毕露的大师。
同样是手，在非常时刻，有人用来投井下石，有人慷慨地伸出挽救生命……
三立被送回家时，手、臂膀和胸部多处挫伤，渗出殷殷血迹——这是他第二次为《买猴儿》而流血，而且只差几秒钟便搭上了性命。
面对家人惊恐、焦急的询问，他报之以更加无边无沿坚不可摧的沉默。这真是以语言为职业的艺术家的最大悲哀。事到临头最得心应手的武器竟然毫无用处只能使围剿更为无情处境更为艰险亲人们白白忧心如焚。亲人只好从创伤猜度刚刚发生过的一切，决定牢牢地看住他，限制他的行动自由，直到他被正式定性为“右派”，下农村劳动改造思想。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切都变了。名演员成为了名右派，撤销了职务，降了工资；经常高朋满座的家中终日寂寥，堂前冷落，没有客人登门造访了。孩子们在学校很快也察觉到了骤然出现的“温差”，老师不再向来宾介绍他们，只是在政治课堂上讲到应该对什么样的人专政时，才明白无误地举出父亲的名字……
59年2月间，春寒料峭时节，三立背着铺盖卷来到天津东郊幺六桥乡的一个村子里。那是文艺界的一个点，同去的既有“老右”，也有下放干部，对外则一律称干部下放劳动。后来还是被老乡们识破了天机，说：“那顶不怕吃苦、受累的，准是‘老右’！”
三立在这里碰上好多文艺界的熟人，其中包括他在歌舞团照本宣科批判过的青年歌唱演员、右派小王，俩人见面百感交集，一个心里说“我也来了！”一个心里说“你也来了！”却都没有出声只是苦笑一下了事。后来小王还当了三立他们的副组长，统辖一、二十位右派，乃是后话。
城里人分头住在老乡家里，同住、同劳动，吃饭则集中在一个远比大锅糟糕的“小灶”，下工晚了经常只有清汤冷饭。干的农活儿很杂，农闲时在炕头用稻草编瓶子套，开春耕地、种菜园子，还独家“经营”了一块棉花实验田。一群外行一腔热情想带头放个高产“卫星”。当时的农村对政治运动啥的还没有后来那样敏感，或者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还不那么紧，不管城里人属于什么性质一律当干部对待一视同仁。队长头头们还特别爱使用干部（包括“老右”），尤其到收西瓜、西红柿、黄瓜一类瓜果的时候，往往只派他们去。一来守纪律不偷嘴吃，二来让他们吃也没有多大肚量，不象本乡本土的老少爷们一个没盯住便放开海量“解渴”，几个大西瓜连瓤带籽一块儿消灭在肚皮里也不显山露水的。
城里人有文化，还被聘请为夜校教员。“老右”三立和下放干部赵佩茹都当上了妇女识字班的老师。油印的教材，上面有“灯”、“正月”、“初一”、“初二”、“锅台”以及人、大、天、手、足、口之类文字。他们是长年吃嘴皮子饭的人，讲得自然语言流畅表情生动，可惜那些大娘大嫂大妹子对学文化远谈不上要求迫切，平时只顾奶孩子补袜子的鞋底儿，一听老师另有任务休课就眉开眼笑一哄而散。
老师的“任务”是演出。59年夏秋之际，下放的城里人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包括话剧、曲艺、歌舞演员，主要在东郊区一带工厂慰问，偶而也到市区企业表演。这支队伍阵容不弱，集中了不少革命的或“右”的名演员。三立仍与赵佩茹搭档，两个人倒替着捧、逗，没有一次是能够说完一段就下台的，总要一再返场加演。终于又有了上台的机会。三立心里的兴奋、感慨和复杂可想而知。不知是被观众的热烈欢迎热昏了头脑，还是出于好演员特有的气质素养，一进入角色便投入全部身心派头十足忘乎所以，三立在后台竟又长了脾气。一次，他在台上说一段大“贯口活”，好长时间没完没了不住嘴，歌唱演员小王怕他渴了，一片好心送上一碗热水。他回到后台反而一顿数落：“你这是外行！我一上活，有空喝水吗？亏你还当过演员哪，啧啧……”还告诫小王，曲艺场子送水是催促节目煞尾换演员的信号，不可乱送的。幸好小王也是演员晓得舞台上的事情确是有规矩的，于是只得诚惶诚恐唯唯诺诺洗耳恭听。换了别人，不打小报告说他气焰嚣张才是怪事！
不过，那终究是三立在非常时期的失常举动，偶而露“峥嵘”罢了。他在更多的时候依然是沉郁而默然的。除去非说话不可的时候——包括教课、说相声以及应老乡邀请解劝夫妻拌嘴父子抬杠等家务纠纷——他很少有使用语言的欲望。“想不通”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来到这儿才发现许多“老右”都曾经想不通而时间一长便不再去想；厄运临头的巨大痛苦也已成为昨日恶梦，痛感渐渐变成麻木和微弱，惟有前途无望象一面大磨盘压在心上。看不清这一切何时了，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又有啥可说的呢——何况祸从口出！
这一年的十月一日到来了，建国十周年大庆，到处洋溢着欢天喜地的节日气氛。在幺六桥乡的一间小小的农舍里，“老右”们则集中在一起读报学习，提高认识。报纸上刚刚发表过特赦第一批战犯和为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儿”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每个“老右”的心情都是不平静的，为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卖过命的人都“宽大”了，大名鼎鼎的右派都重新做人了，自己的出路还远吗！
烟卷一支接一支地抽，大碗白开水一碗接一碗地喝，屋里烟气、水气腾腾，发言争先恐后，仿佛谁最先发言最积极最深刻就最先给谁摘“帽儿”赛的。
三立不无激动地默默里着身边的人们，大多比自己年轻，有的才二十岁出头，还是孩子，实在应该尽快重新做人呀。至于自己，四十多岁，活过大半辈子了，走南闯北，娶妻生子，什么场合都见识过，连伟大领袖都握过手，那是何等的荣耀！有那么一回，这辈子——值了！……握手的那神圣一刻又在眼前浮现出来，那场面，那气氛，那厚实温暖的大手，此刻想来分外亲切的询问，恍若隔世，却又似近在眼前，再看看现在自己和伙伴们的处境，眼眶一下子发起热来轮到他发言了。他喉咙发堵，鼻尖发酸，嘴唇发颤，半天才哽咽地说：“我……戴着个‘帽子’，对、对不起毛主席呀！……可要摘，还是先济你们吧，我反正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哪，老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啊！……”
断断续续讲到此处，终于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滴滴泪水象断线的珠子从瘦棱棱的面颊滚落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从“在劫”那天起，他始终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底，没掉过一滴泪，没叫过一声苦。这一回却是大放悲声，泪似泉涌，再也无法抑制感情的闸门。是满腹委屈的宣泄，还是为一线生机，为年轻后生，为往事不堪回首？
46、“买猴儿”篇：火烧连营
1959年底，下放干部与老右（包括摘“帽儿”的）分流，后者被调往军粮城农场劳动。三立所在的小组二十余人，正组长始终被抽调去别处帮忙没有到任，副组长便是被三立批判过后来又被他训诫过的歌唱演员小王。
农场好大，一开荒就是五千亩，正式工作人员却不多，农忙时依靠临时雇工，可当时全国都在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放古人前人外国人想都不敢想的“高产卫星”，人口众多的国家突然劳力紧张供不应求，于是想到了老右们。这里的生活条件比乡村好多了，有集体宿舍（睡通铺十二、三个人一室），有食堂，按时吃三顿饭，主食多是大米、白面，即使后来进入节粮度荒时期每人定量也比市里高。更重要的是政治空气平和，场长、书记以及队长各级头头从来不提老右们的事，好象根本不知道这帮人的底细。只有一次，场长在地头上遇见三立，问他每月工资多少钱，听后连连摇头：“好家伙，你这犯了错的还拿170块，我从部队到地方干这么多年，啥错没犯，才62块！嘿，人哪……”说着还笑呵呵地拍了下三立的肩膀，看神情挺羡慕挺感慨却没犯红眼病。三立正不知如何接腔，他已经转过矮壮的身子，两个肩头往上颠了颠棉大农，往一望无际的早春裸露着的土地一指，用浓重的淮阳口音说：“……今年，咱们的稻地也得拿个‘卫星’！”
其举止、语气颇有指挥千军万马改天换地的大将风度。三立诺诺连声，说了一串“有决心”、“好好干”和“决不辜负……”之类誓言。场长虽然点头，却没有听完，径自踩着田埂大步流星去远了，丢下他好一阵发呆心里七上八下。
不论对方有意还是无意忽视他的一番豪言壮语，三立都有自知之明暗暗惭愧。倒不是因为工资高于队长，而是他的实际情况和改天换地“放卫星”实在挨不上边儿。他在劳动方面的能力和贡献根本不值一提！他太瘦了，皮包骨头，弱不禁风，往地头一站先自不稳，更休提舞镐弄锄了。从下乡那天起，头头们每天分派活计到他名下，总要变命令为询问：“老马，看看你干点什么活儿呀？”潜台词是“你能干什么呢？”也真够头头为难的，明摆着不是块干活的材料，又不能剥夺他接受改造的权利，最后只好归入娘子军去菜畦里拔草。副市长宋景毅下乡看望一位老战友，听说三立在附近劳动，特地让人把他唤到队部办公室。只见他一身旧蓝布裤褂，两手泥巴，下边卷着裤腿，露出麻杆般细瘦的腿肚，不由眯缝起眼睛，关切地问道：“你干什么活呀？”三立腼腆地笑笑，小声说：“拔草……”市长不禁也笑了，打趣地说：“拔草能赚出170多块钱来？……唉，这不是常事，你以后还得说相声，别放下，知道吗？”不知是感激市长爱惜人才，还是为自己除去说相声只能和妇女一起拔草的处境尴尬，三立的脸红了，连连点头：“没放下，没放下……”从此头头们就更加名正言顺地派他轻工作了，包括每天到广播站放唱片、播音，公布各生产队完成任务的数字——那也是妇女们的活儿，原来的播音员是个模样挺俊的小姑娘。
春耕开始以后，三立又被分派给地头送水。几乎所有男劳力都去给稻地挖沟。那沟（即毛渠）地下二尺，高出地面一尺，口宽三尺，每人每天定额25丈，除去拼命改造的老右们谁都累得叫苦连天，政治压力变动力，老右把当地的壮汉都拖垮了，虽然自己也筋疲力尽依然咬尽牙关改造挖沟不止。三立是个例外。他送水都挑不动两只桶，只把暖瓶放在桶内，前后各三只，一路风摆杨柳婆娑而来。有时，累极的伙伴们寻开心，硬要他也拿起镐头、铁锨真刀真枪地比划两下。他欣然从命拿出不怕死的劲头大干，结果洋相百出，大家哄笑一场了事。其实，这应属他扬己所长对农业生产的特殊贡献，哈哈大笑是能使人调剂精神缓解疲劳的。他也一直是这样干的，在炕头、田间及饭桌上为大家讲笑话，每天早、中、晚起码三段。老乡、老右和头头们动不动就是“老马，来一段！”为此他的相声确实没有放下，除去上台演出之外，在生活里天天演习。如果晚上开大会，队长白天在广播喇叭里就预告了。“……晚上开大会，会前由马三立说相声！”以此提高会议的出勤率。这时他的捧哏伙伴换成了话剧演员张孝禹，一位好学而且富有幽默感的年轻人。平常更多的时候是“单口”——讲笑话。内容是古今中外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有，起先自然挑最精彩而且谐而不俗的说，日子一长就很难严格筛选了。一次讲的是一家人做元宵卖，女当家摇箩，孩子哭闹不已，只好把孩子拢在怀里一边喂奶一边摇元宵，不想孩子的屎蛋蛋掉进箩里，女当家没有发现继续摇，后来竟和元宵一起卖出去了，结果召来一场风波……此段确实有些欠雅。过后，王副组长皱着眉头对三立说：“老马，这个笑话格调不高哇！”三立听了，顿时叫起苦来：“我从小学相声，大段、小段、双口、单口少说会三百来段，可挡不住你们天天让说呀。一年多了，多深的井也快淘空了！”小王只得点头：“你说的也是……”
附带说一句，小王这个同志虽然年轻，政治敏感性挺强，平时很注意给三立的嘴上功夫把关。下农村的时间一长，各方面都适应了，三立的情绪松快多了，幽默感也随之复苏。有时，忍不住信手从生活里摘取个“包袱”开心。象节粮度荒的时候，副食缺乏，把稻草切碎煮过拌馅蒸包子吃，稻单极有韧性，尽管用火碱烧开水煮仍旧不烂，吃下去无法消化，三立苦中取乐的俏皮话来了：“这倒不错，咱们吃稻草如同搞副业一举两得……”众不解，三立用手一比划：“……省得打草绳了呀！”等众人咂摸过味儿来，把包子皮都喷出来了。小王却不乐，把三立拽到旁边小声说：“老马，这路玩笑开不得，弄不好打你个讽刺现实！……”三立这才有些后怕，好多“老右”就是因为一两句俏皮话被戴上帽子的。言多语失，祸从口出呀！
于是他又变得警钟长鸣谨言慎行，说笑话宁可格调不高也要远离现实了。
但他还是惹了一场大祸，而且属于任何朝代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必然严办的一种——放火！同时留下一句纯粹源于生活的歇后语：马三立看稻子垛——火烧连营。
那是60年7、8月间的事，稻田开始收割了。一捆捆金黄的稻谷码成一人来高的长垛，在地头绵延数里。中午，烈日蒸烤着大地，暑气逼人，收割者们回去闲晌了，只剩下三立这个闲散劳力看场。任务很简单，守护根本不会自动移走的稻子垛，间或用细木棍儿驱赶馋嘴的鸡们。
一字长蛇阵似的稻子垛中间有间小屋，是看场者的“值班室”，也存放农具。地上铺着厚厚一层稻草，蓬松柔软，坐在上面颇有沙发软床的效果。
经过“敌”进我扰、“敌”退我追的几个回合的拉锯战，三立与鸡们周旋得乏了，踱进小屋进荫，席地而坐，悠然吸起烟来。烟卷是他临下地头向农场小卖部老郭磨来的。老郭很倔，说午休停止营业就上门板，场长来了也休想搞特殊。但他爱听三立的笑话，因此对三立格外给面子，感动得三立受宠若惊抽着烟还想：这儿的人真不错，不拿咱当外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他知足了，惬意地环抱膝盖，眺望尚未收割完毕的金黄色的田野，身子不觉轻摇慢晃，进入一种心旷神怡与世无争忘却人间一切烦恼的超凡境界……
可惜为时不长，一股呛鼻子的焦糊味儿把他又召回现实中来。仓促间四下张望，发现不知何时烟头把稻草引燃了，屋内已然烟雾弥漫。他腾地跳起身来，慌乱得手足无措，也许他脱掉衣裳抽打或干脆用脚踩还能灭星星之火，但他竟书生气十足地想起报纸上介绍过的方法，切断火路（那其实是救森林大火的路数），伏下身用手在燃烧的稻草四周扒出一圈隔离地带，然后不顾烧烤抱起燃着的稻草在外跑，边跑边掉如同一路撒播火种。待他扔掉越烧越旺的稻草回来，火种已然连接为火龙并与原来未拖净的火源迅速会师，小屋化成了一片火海……他吓坏了，大喊几声“救火！”便冲进屋里胡乱扑打起来……
那真是一场力量悬殊的绝望的战斗。两只手怎能敌挡满地狂奔乱突的火苗！但他还是发疯似地扑啊打的，不顾自己也成了火人。终于有人赶来了，大家一起用水泼，用农具把小屋推倒，分割围歼，依靠人多势众一场恶战总算把熊熊火焰压下去了……
满地灰烬，残砖、水渍。小屋永远从地面上消失了。还好，稻垛的火被及时控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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