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
道：‘苏俄的地质技师！’”。——这段话摘自《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
从中可以看出，丁文江的政治里，爱国主义甚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丁文江言论之二：
“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
遇（物质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安宁的。
近年来苏俄的口号：‘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
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
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论理’
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同样的方式。第
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
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
的革命”。——这段话摘自《我的信仰》一文，表明丁文江的政治理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3)
想是实现“各尽所长”、“按需取偿”的社会，然而他不赞成暴力革命
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唯一途径，尤其不赞成只有苏俄一种模式，不赞成
过分夸大暴力革命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作用。
丁文江言论之三：
“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
重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明显了。
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要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
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
‘盲从’只是时间问题”，“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过于苏俄，但是最富
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这段话也是摘自《我的信仰》一文，
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在现代世界实行专制制度的落后性，以及由此带来
的弊病——异化。使本来反对腐败和迷信的共产党，在高度集权制下
产生新的腐败和迷信即个人崇拜。
写到这里，我想到过去批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往往说他们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和对社会主义怀有本能的阶级仇恨。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形而上学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丁文江的上述言论可以作证。即使是长期被当作主要靶子的胡适与傅斯年也并不如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象，作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1926年6月，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写道：“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的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 。傅斯年和胡适一样，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资本主义时说：“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然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 。这说明，胡适傅斯年等人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采取批判态度的，有些见解是很深刻的。他们所说的两种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丰富实践，“社会民主党模式”也在北欧的瑞士、瑞典诸国付诸现实，并见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
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1)
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某些外来的文化 ，创造中国新的文化。这一主张，大体上延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欧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潮。这一思潮传人中国，与原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结合，形成东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首先提出“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合产生未来的新文化”的问题。梁启超访问欧洲归来，宣传“西方文化已经破产”，呼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梁漱溟于1921年
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欧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国文化“意欲调和精神”，遇到问题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调和”，“随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遇到问题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变更主观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宇宙人生。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30年代又出现“本位文化派”，由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称：“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新儒学，主要有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著名哲学家担纲。如冯友兰提出：“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贺麟主张：“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等等。
长期以来，对文化保守主义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场而去软化农民和无产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场而去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近些年，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有所深入，并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学者何晓明所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对文化保守主义从理论角度肯定了它的价值。该书认为：
“保守主义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富有建设性的认识价值”，
“发轫于欧洲的原生型现代化，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在这种历史——
现实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往往侧重于有关人
与自然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而疏于有关人与人关系（心性
伦理）方面的进化。这种偏颇认识的现实报应，便是欧美地区科技突
飞猛进的同时，社会又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以至酿成全球性的战争悲剧。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则在承认科技进步
是现代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着重强调现代化本质的另一面：心性人
伦绝非科技进步的牺牲品，它也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
并以自己的功用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和谐。换言之，科学技术和心
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部本质” 。文化
保守主义学者张君励，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指出：“现代化的程
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此话虽嫌矫枉过正，
但强调“现代化意识”的重要性，是十分深刻的。
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仅仅纸上谈兵，而是在中国农村搞了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此举，被称为“儒学现代化运动的实践”。我们把梁氏的理论与“乡村建设运动”联系起来，或许更能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
梁漱溟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运动”呢？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乡村建设旨趣》中说：“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路上走。……八十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没有都市的兴起，……不见新工商业之发达”，因此，他主张中国应当走一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我们只有向着创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不是仅指窄义的文化，而是含盖了广义的“意识观念”。梁漱溟的“救国之路”，虽然回避了20—30年代的中国当务之急——社会革命问题（他不赞成和反对武装革命），但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见：其一，中国应该走与西方不同的，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其二，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考虑农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其四，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二者不可脱节；其五，“现代化意识”在实现现代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2)
不必讳言，梁漱溟政治上是个改良主义者，不赞成搞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他曾说：“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农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 。我们以他在政治层面上的表态，代替“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指导思想，进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则有失片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的表态，还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向毛泽
东宣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毛泽东于百忙中详细阅读了梁漱溟的书，并且说：“你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乡村改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梁漱溟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1930年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电召梁漱溟商议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6月，在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1933年8月，山东省政府划出菏泽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一时吸引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 。梁漱溟本人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到处宣传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讲“中国问题之解决”。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 。
乡村建设运动搞“乡村自治”，“政”（政权）、“教”（教育）、“富”（经济）、“卫”（保卫）合一，以村学乡学代替基层政权，“乡学村学，一方面是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到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1937年，山东省的107个县中就有70多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这一运动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终。
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绝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对待传统，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重要意义，并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发；在自由主义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津津乐道于改造自然的伟大成绩，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斗争绝对化，热心宣传“斗争哲学”时，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天人合一”，提醒人们注意“和谐”在发展中的意义；当自由主义者鼓吹“科学万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适当地宣传“理想高于一切”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历史位置，他们回归儒学，并不是停留在“尊孔读经”层面上，而是主张以“孔子的人生”为样板解决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时，文化保守主义者丰富了人们对“情”的认识。
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经济与政治这个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孤立地对待文化问题，必然找不到科学的解决方法；想以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学说或经过改造的新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以至他们搞“乡村建设运动”，不得不到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支持。总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于，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未涉及或忽视的领域，做了重要的补充，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然而儒学思想毕竟是过去历史的产物，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古代尚有部分的现实性，在今天只能是说说而已。
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1)
怎样看待革命战争年代的中间势力？有没有“中间路线”？怎样认识中间路线和对它的批判？过去的党史与革命史都把批判“中间路线”做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容，最新的党史几乎不再提及这个问题。修改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从今天的认识高度重新审视历史，进一步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不仅仅把某些历史事实从书本上抹掉了事。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曾经是唤起民众、推动历史发展
的最为活跃的力量。进入革命战争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投靠反动营垒的都是少数，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远离了历史斗争的旋涡，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知识分子边缘化”，有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软弱性、摇摆性的表现，有人干脆痛斥知识分子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如此等等。其实，在战争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不乏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行动，和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品格。周恩来曾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此外，著名学者杨杏佛，著名报人邵飘萍、杜重远，大学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朱自清以及不少学生领袖人物，也都是这种斗争精神与高贵品格的代表。
对于革命战争年代多数知识分子处于“中间状态”、“边缘化”这一历史现象，要作具体分析。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多数人接受的是西方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教育，“自由、民主、平等、理性”成为他们的理想国。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指出的：“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权，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他们反对北洋军阀的“丘八专治”，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积极投入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赞成暴力革命行为。这就使得他们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中，处于既非此又非彼的“中间状态”，被社会“边缘化”了，有人称这部分知识分子“多余的人”。
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并非永久地处于中间状态，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与知识分子渴望建设民主化、现代化国家的分歧日益扩大；国民党政权加紧对知识分子和学校广大师生的思想控制，导致尖锐的冲突；国民党政权后期的极端腐败，更是使广大知识分子从对国民党的绝望推向对共产党的向往，“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 。比起这两位外国人的说法，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许表达得更为准确：“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 。
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学术研究，要求必须有思辩性（能提出问题，争论问题）、多元性（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朝前性（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所研究的问题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如人口问题，战争年代是不肖一顾的，到了建国以后，人们的认识水平长期停留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多力量大”的水平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实，中国的学者们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提出了许多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人们重视的问题和见解。如1936年，有的学者就大声疾呼：“我们再不要迷信中国地大物博的话，中国的地虽大，然而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占去了一大半”，“人口太密，人民太穷，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可以超过十八万万，中国能养活这么多人吗？” 。有的文章在讲节育的同时还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大家都赤手空拳，斗力而不斗智，中国自然是一个强国，可惜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壮汉，经不起一部机关枪的扫射。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强弱，要注重人民的质，比之人民的量，因此，必须提高生产、改善生活、普及教育等综合解决才成” 。有的学者专门从战争角度论证人口问题：“近代战争的胜败并不系于人口的多少。……冯芝生先生说过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近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而是《封神榜》式，不是你一刀，我一枪，而是你用一个法宝，我也用一个法宝来抵住。谁的法宝厉害，谁就胜利。法宝不是别的，就是飞机、大炮之类” ，这些话的前瞻性，不是从近些年海湾战争的“非接触战争”形式，得到很好的印证吗。有些学者更是从理论高度和全局角度提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三管齐下’，即工业化、社会改革和减少人口”，绝不能“不患贫而患不均”，而要“既患贫且患不均” 。
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2)
知识分子的这些研究，往往与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的政治产生一定的距离，在激烈的两军对垒的搏斗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多余的人”，被“边缘化”，他们的学术成果则被视为“狗屎不如”的废物。著名学者金景芳这样描绘了他们的尴尬而艰难的处境：“中间派，他们没有明确目标，一贯被动（按：指政治上）。虽然也说得上辛辛苦苦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然而如不入流的演员一样，只能在剧中（按：指政治剧）扮演群众或配角，不能当主角。又如渔夫下海遇飓风，奋力在惊涛骇浪中挣扎，不饱鱼腹，已是幸事，说不上什么英
雄好汉” 。另一位著名学者谈当时的切身感受说：“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投入革命的洪流，我也曾经有参加革命活动的愿望。但生性比较迟缓，自审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鲁迅现象”。鲁迅做为思想家、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他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家”，然而却始终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前进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从不以“工人阶级舍我其谁”自居，相反，对工人的弱点作了深刻的剖析，如1931年7月20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中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他被称为“遵革命前驱者之命”的典范，而事实上鲁迅对十年内战时期的王明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多次提出尖锐、辛辣的批评，他针对“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恐怖”，指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上海文艺界党的地下领导人的左倾行为：“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 ；鲁迅是无畏的战士，却被当时的某些共产党人骂为“封建余孽”、“游移分子”、“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
我以为构成这一历史现象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其一，鲁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正好遇到中共党内处于左倾领导统治时期，特别是上海文艺界的中共地下领导人和与鲁迅打交道的共产党人，不少是积极执行左倾路线者，这就造成鲁迅对中共党的误解与隔阂。其二，鲁迅是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他不是任何当权者可以随意摆布的人，也不是在任何理论面前都能随声附和者。做为同样有极鲜明个性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个特点是了解极深的，所以1957年反右斗争中，当有人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其三，做为思想家和作家的鲁迅，他的工作特点，如需要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广泛的人文关怀，独立思考，批判性、超俗性等等，这些都决定着他与注重功利、一切以利益原则为转移的现实政治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和矛盾。正如一位鲁迅研究者所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文学家，而不会成为出色的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具体实际的领导者” 。
“中间路线”评说(1)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大环境，休养生息，建设国家。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急于挑起内战，独占抗日胜利成果。于是，国共摩擦不断，内战一触即发。此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个民主党派和他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并陆续提出较为系统的主张，自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或“第三条路线”。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日战争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0月11日，又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对“民主建国”做了具体解释：（一）“是假的民主还是真的民主，考验的唯一尺度是：人民是否有机会做人，人民是否自己的主人，人民是否国家的主人”；（二）“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美英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美英的政治民主，……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 。1946年11月25日，民盟在南京招待记者，《声明决保第三者地位》：“决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解国共的武力冲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继续不断从事内战的国家，是不会有民主的” 。期间，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各陈己见，最为活跃者当属施存统，他著文从多方面宣传“中间路线”，大体内容有：（1）“我们所说的‘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 ；（2）“中间派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外国；在经济上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 ；（3）“目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平的改良道路，另一条是暴力的革命道路”，“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 。
应当如何评价中间路线？众多的党史和革命史认为：“应当以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个界限”，在这以前，中间路线对否定国民党一党专制，反对国民党独裁制，维护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作出积极贡献；在这之后，即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主动权转化到共产党方面来，这时再要走中间路线，“其矛头就是针对共产党而保护国民党了，所以是反动的”。其实，这一看法在解放战争中就有了，当时批判中间路线的基本观点，如认为：“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间”，“第三方面，就是帮反民主的忙的奸细，是我们的敌人” ，“历史的路只有一条” ，《大公报》鼓吹中间路线是“蒋美宋政治阴谋”，蒋介石、美国、中间路线三者“是分工而又合作，在本质上，这批人都是一丘之貉” 。等等。
当时对中间路线的批判和后来对它的历史评价，显然不大符合中间路线的实际情况，缺乏历史的公正性。中间路线在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国民党占优势并一心发动内战是形势下，它代表了大多数中国民众反对内战、反对一党独裁，渴望和平、民主建国的愿望，宣传了民主思想，对国民党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缺乏民主传统，一切靠枪杆子说话的国度里，靠民主宣传和改良主义是极难达到促使国民党政权“改弦易辙”的目的的。一些宣传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最后被蒋介石称为“共产党的尾巴”并遭查禁而被迫解散。那么，当形势转化为对共产党有利，对革命有利时，“第三条路线”是否就反动了呢？我认为，这一看法在方法论上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给一条路线定性应该根据它本身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作用，而不应该以对我有利还是不利为转移；批评革命者并不一定都是反动派；其二，“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间”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逻辑几乎一样，没有摆脱“非白即黑”的形而上学影响；不能把不赞成或反对暴力革命方式的人统统都列为革命对象。
“中间路线”评说(2)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既对国民党有批评，也对共产党有批评，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死心塌地的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共存亡，而大多数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主张并没有明显的 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中间派必须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因而也就必须反对他们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派别” ，另一方面又不赞成共产党搞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在宣传这种主张的时候，也自知没有这种实力，如施复亮在《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中所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之下，
自由主义者也许永远不能掌握政权，甚至不一定能参加政权” ，因此，说中间路线是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争夺领导权，未免言过其实。这一点，梁漱溟讲得更加直截了当：“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有他们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这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灭。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遇着该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地，我敬爱这些汉子” 。绝大多数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在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并没有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或出走美国，而是继续留在大陆，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议国是，以实际行动见证了他们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从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对共产党的批评内容看，同样不能笼统的认为“是反动的”，一律加以否定。其中有些意见是错误的，如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度出现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条件失去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新民主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中间路线的某些人物仍然坚持反对一切暴力革命、主张调和改良，客观上有利于延缓旧政权的灭亡，延误新的革命政权的产生。有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疑虑和惧怕，如认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 ，“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么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有些意见则是深刻的，具有前瞻性，如针对中共对苏联“一边倒”的态度，提出苏联由于实行“不受法律所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导致对党内外不同意见的残酷镇压和肃反政策 ，对外提出“美苏争霸”问题 。有些意见是十分可贵的，如《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1948年5月）提出：“法治必须代替人治”，“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 。
“政权决定一切”与“乌豆哲学”(1)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曾请由于发现相对论而扬名世界的犹太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出任总统，被爱氏谢绝，他说：“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爱因斯坦的话固然反映了一位科学家对科学技术事业的挚着追求，也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阐述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没有生产，整天饿肚子，连生存和延续后代都不可能，还能进行什么其他社会活动呢。人类从开始进行生产活动就有一个显著特点——使用工具，靠智慧和知识，也就是靠科学技术。人类从
运用最简单的钻木取火，到现在掌握极为复杂的电脑与生命科学，使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大，有些科学家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是一个技术发展的历史，是技术革命迭次更替的历史”③，率领我国实行第二次革命的领袖人物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④。
翻开我国的近代历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与科技工作者的 活动，几乎完全被忽视，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和社会急剧变革年代里突显的若干理念有着密切关系。
其一，“政权决定一切”理念的影响。革命战争年代，夺取政权成为各种革命活动的中心任务，林彪曾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⑤。反映在历史领域，一篇批判“民富国强”口号的文章作过如下“阶级分析”：“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无论是强是弱，都是剥削阶级的‘天堂’，被剥削阶级的‘地狱’”⑥。也就是说，政权决定一切，在旧政权统治下，一切财富都为统治阶级占有，国家的穷与富和一般老百姓毫无关系。正是在这一理念影响下，旧政权统治下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情况，统统被视为反动统治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者写的历史上，往往只允许写其问题方面，而缺乏客观的反映和公正的评价。
“政权决定一切”理念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本末倒置了，并且对国家政权的历史地位与社会职能，作了片面的、不科学的解说。国家政权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为保护私有制而设置的。英国17世纪著名的学者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指出：“人们之所以联合成国家，接受政府的统治，其重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产财”⑦，“不论是谁掌握了政府权利，都是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受人之托，其条件还是以人们能够拥有和保护财产为目的”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的阐述了国家产生的目的，国家政权的任务与作用：“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就是国家”⑨。
国家与政权，不是可以高居一切之上，支配一切，占有一切的权力，而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机关。即使是封建社会，皇帝们自认为拥有政权就把社会的一切都视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当他们为实现私人占有欲而不顾破坏生产，损害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置天下百姓死活不顾时，等待他们的往往是王朝末日的来临。恩格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讲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贸易比君主更有权力。即使君主下令使一马克今后成为两马克，但是贸易却总是告诉你：这两个新的马克只值从前一个马克”⑩。
“政权决定一切”与“乌豆哲学”(2)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政权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更加不能“有了政权就有一切”，资产阶级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其政府在调节各阶级和阶层之间，政治与经济利益方面的社会职能，也日渐突显。可以这样说，任何政权统治下的生产、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都不只是统治政权的占有物和附属品，而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条件，是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最为革命的因素。正如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所言：“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的），而
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11。
其二，“乌豆哲学”的影响。现代京剧《杜鹃山》的男主角乌豆有个理论，凡是为地主干过事的人都不是好人，都该打30大板。当别人问他这个给地主扛过长工的人是不是为地主干过事，该不该挨打时，乌豆无言以对。然而“乌豆哲学”的影响，却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成为笼罩许多老的科技工作者的阴影，他们被称为为反动统治政权服务的旧人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年代，才得以正式“脱帽加冕”，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如何给知识分子包括在旧政权下服务的老知识分子定位，首先是如何认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处于一个以简单工具从事生产的小农经济社会环境中，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往往重视体力劳动和直接经验，而忽视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作用。与我们相比，具有近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对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作用，要比我们的认识深刻得多。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就认为：“技艺之母是科学，而不是实行者的劳动”12。事实也正如此，自然科学上的许多新知识和新理论的提出与发现，往往不是直接来自实践，而是来自科学实验。如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建立，基本粒子物理的产生，都是直接由科学实验所决定。恩格斯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3。“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4。
其次是如何看待脑力劳动者与统治阶级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一方面由于社会贫富对立而造成知识与劳动的分离，知识往往成为富人的奢侈品，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做为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生产者，他们和资本家与统治政权之间是雇佣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一书中，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15，“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16。恩格斯则提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认为“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17。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1)
20世纪前半期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并且在若干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五四运动时期，他们成为宣传“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以后，高举“科
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旗帜，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积极组织各种科学学会，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对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增进人们的科学意识，培养科技人才，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期成立的自然科学组织有20—30个，如：
中国科学社（1914年）；
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
中华医学会（1915年）；
中华农学会（1917年0；
中国地质学会（1926年）；
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
中国生理学会（1926年0；
中国古生物学会；
中国纺织学会；
中国化学会；
中国物理学会；
动物学会；
植物学会；
土壤学会；
林学会；
化学工程学会；
矿冶工程学会；
水利工程学会；
电机工程师学会；
机械工程学会；
土木工程学会；
中华自然科学社；（1927年）18。
其中，中国科学社是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个。它于1914年成立，五四时期的活动，本书前面已有叙述。五四运动以后，其组织和活动得到进一步扩展。1914年成立时社员只有35人，1924年发展到648人，1929年981人，1934年1500人，1944年2354人，1949年3776人19。社员成分分几类：普通社员，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事业者；名誉社员，科学学术上有特殊成就者；仲社员，凡中学5年以上之学生意欲从事科学者；赞助社员，经济上支持本社活动的社会名流，……。科学社活动经费十分困难，除去社员缴纳会费外，还要八方奔走，筹措资金。为此，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范源濂曾撰写《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和《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指出：“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后来，社董事会向国民政府申请拨给建设经费100万元，作科学发展科学研究之用，结果仅得财政部发给公债票40万元。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社为促进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一） 出版刊物与书籍。1915年创办《科学月刊》，至1949年，35年中公刊行32卷，发表论文3000余篇，参予写作者1000余人。不仅介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及时介绍和评述了世界最新的发明与发现，如伦琴射线、镭、原子结构学说、量子力学、相对论、电子管、无线电技术等；1933年出版《科学画报》，其宗旨为：“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传输到民间去。……把科学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销量达2万份以上；发行《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刊出赵元任：《中西星名考》，吴伟士：《显微镜理论》，章之汶：《植棉学》，谢家荣：《地质学》，蔡实牟：《物理常数》，李俨：《中国数学史料》，张昌绍：《中药研究史料》，罗英：《中国桥梁史料》，以及陈世璋译《人体智识》，俞德浚、杜瑞增译《人类生物学》，叶叔眉、蔡宾牟译《俄国物理学史纲》，庶允译《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任鸿雋译《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
（二） 参加各大学教学活动和国内外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活动，涌现出一批各科学领域的出色人才，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各学科的创建者，诚如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纪念时一位人士所说：“我国近20年来之重兴科学，及短期间所获之成绩，斯不仅辟科学史上之一新章，开吾国历史上之新纪元，……本社之成立，象征我国新科学事业之发轫，似非过誉”20。30年代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许多骨干都是来自中国科学社。如工程所所长周仁，气象所长竺可桢，物理所长丁西林，化学所长王琎，动植物所长王家楫，心理所长唐钺，还有“北平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等。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2)
（三） 中国科学社自身于1922年成立生物研究所，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分别由秉志和胡先驌、钱崇澍负责。对中国广大地区的动植物分布，作了大量的调查和采集标本工作，如动物部1931年制标本18000个，共1300种。植物部调查中国中部植物种类及生态，制标本一万余张，包括二百科一千三百余属及八千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如秉志的《鲸鱼骨骼之研究》、王家楫的《南京原生动物之研究》等。此外，还把研究工作和爱国活动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如日本人曾派“生物小组”来中国，沿长江西行入川，沿途侦
察地形地势。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得知此事，出自爱国之心，立即派调查小组，亦沿长江西行入川，一方面监视日本人的活动，一方面开展采集工作。1935年至1936年，四川铁路筹委会在四川原始森林中调查枕木资源，这一工作自始至终都是由生物研究所调人负责完成的。
（四） 为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和写作兴趣，设各种科学奖金。如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为高君珊社友捐赠，奖给算数、物理、化学、生物及地理方面人才；考古学奖金，北平社友会捐赠，奖给年考古成绩最优的学者；爱迪生电工奖金，电工科社友捐赠；何育杰物理学奖金，蔡宾丰等社友捐赠；梁绍桐生物学奖金；裘可桴、汾龄父子科学著述奖金；范太夫人奖金，范旭东先生捐赠，资助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一位学者指出：“中国科学社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且还在于它对科学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学事业的重视，特别是在组织方面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21。
中华自然科学社，也是对我国科学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组织。成立于1927年，结束于1951年，前后有25年的历史。1928年，开始设立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心理等六组，1930年又增设农学、工学、医学三个组。成立时只有社员4人：李秀峰、郑集、赵宗燠、苏吉呈。担任社长时间最长的两位是杜长明、吴有训。到1950年社员发展到2648人，先后在国内外设有28个分社。中华自然科学社囊括了那个时期我国近现代科学事业的大部精英。现列《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人名录》22如下：
数学天文：马遵庭、孙光远、华罗庚、张钰哲、李锐夫、李仲行、陈
省身、熊先珪、潘璞等。
物 理：王竹溪、王佐清、王维克、江元龙、汪积恕、吕大元、张
文裕、张孝礼、吴有训、吴健雄、余瑞璜、祁开智、金有
巽、赵忠尧、梁百先、唐君铂、葛庭燧、钱学森、钱临照、
颜承鲁等。
化 学：王应睐、王葆仁、冯国治、卢嘉锡、孙云沛、吴征恺、李
季峰、李方训、郑集、苏吉呈、查雅德、袁翰青、徐宗岱、
章涛、常伯华、屠祥麟、曾昭抡、温步颐、裘家奎、葛春
霖等。
地质气象：方俊、王德基、邓启东、卢鋈、任美锷、赵九章、涂长望、
夏湘蓉、徐近之、楼桐茂、鲍觉民等。
生 物 学：王日玮、方文陪、伍献文、朱树屏、吴汝康、陈邦杰、罗
士苇、金维坚、高尚荫、童第周、曾呈奎。
心 理 学：丁瓒、龙叔修、雷肇唐、潘寂。
农 学：沈其益、俞大绂等。
工 学：张维、杜长明、赵宗燠、屈伯川、孟昭英、陈士骅、陈彬、
夏坚白等。
医药卫生：沈其震、冯兰洲、李振翩、金宝善、俞人俊、杨浪明、薛
愚等。
和中国科学社等有所区别，中华自然科学社从一成立就强调继承和发扬“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赋予“科学救国”口号以新的含义。1935年发表的《年会宣言》宣布：“确立平民精神为本社的基本精神，根据这种精神来推动科学运动”；1936年8月，题为《社友的前途》的社论进一步申明：“本社应社会的需求而产生，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我们努力普及科学，就是为着提高大众的科学知识，从而改变大众的生活。请全体社友以大众的前途为前途，以大众的出路为出路”；1936年5月发表的《自然科学者的两大责任》，把“开发自然”与“改造自然”联系起来，认为：“科学工作者诚当忠实于自己的职责，聚精会神于科学研究，不断地谋创造和发明，使科学日新月异，发出光辉。不过我们要知道，自然和人的关系远不如社会和人的关系来得密切，一切自然的恩惠必须通过社会的机构，才能达到人们的身上，这样，人们才能享受到科学的利益。……如果科学工作者承认科学的成果不是少数人所享有的话，就应当对于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急切地负起改造的责任”23。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3)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抗日战争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运用本身的知识和学术研究成果，积极编辑出版《国防科学丛书》，如《弹道学概论》、《火药》、《飞机原理》、《军事气象学大纲》、《国境筑成及要塞工程》、《军事轻便铁路工程》、《军用急造道路工程》、《交通之破坏修复及遮断》、《枪炮射击学概论》、《军马及家畜之防毒》、《军中卫生》等，积极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贡献力量。此外，还举办战时技术训练班、通俗军事科学讲习班、战时科学讨论会，并组织战时科学服务团，把科学事业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实际。
如1939年组织西康科学考察团，分地理气象、农林畜牧、药物、工程四个组，7月出发，赴西康东南部作实地考察，10月回重庆，写出15万字的考察报告，含概地形、气象、森林畜牧、植病、矿产、水利、民族、社会、交通、工程等多项内容。分送各有关部门参考，并举办展览，影响社会各界民众。嗣后，还组织和了多种考察团，如西北科学考察团、川康科学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蒙古新疆考察团、川西科学考察团、綦江考察团、川康高原考察团等。有些社友如李秀峰，在主办大川冶炼厂的过程中，只身独马深入崇山峻岭开采铁矿，与土匪、恶霸、乡镇保长展开极其复杂的斗争，遭遇多种险情，临危不惧，这种奋斗精神受到中华自然科学社和社会舆论的称赞。有些社友如沈其震、屈伯川等，则亲赴抗日前线，投入敌后解放区的建设工作。
中国工程师学会，是个与国家经济建设实际有更为直接关系的学术团体，1931年由“中华工程师会”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成立，1950年学会活动结束，据1949年统计，会员有16717人，专门工程学会15个，团体会员129个。20年时间里，为中国工程学术理论的发展，为国家工程建设事业，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如1931年年会专门研究：“大学工程课程标准；提倡投资；开发西北之责任；调查江淮水灾；统一数字读法；暂订标准化等”；1933年年会确定：“发起航空学术运动，调查国产材料，组织国防工程设计委员会，组织四川考察团，整理汉阳钢铁厂，禁止钨砂出口等”；1936年年会内容：“援助有关国防之发明，注意建设国防，设立工程材料实验合作委员会，研究发展工业及统治方法等”；1938年年会内容：“开除参加敌伪组织及违反民族利益之会员，慰劳抗日殉职的工程师家属等”；1941年年会，研究开展“工业标准化运动”；1942年年会，“以西北建设为主题”；1947年年会讨论：“抗日胜利后的北平情况，黄河堵口工程，电动中文打字机，东北资源与工业，制度与建设，南京建设，全国铁路情况等”24。抗日战争时期，学会还组织战地工程师团，赴前线参战。不少会员为抗日战争和国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如茅以升领导修建钱塘江铁桥，孙越琦组织开发油田，支秉渊在国内创始制造柴油机，龚继成负责修建中印公路及油管，李承干研制兵工器材，朱光彩负责花园口堵口工程，等。
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几十年实践中形成的“讲求科学，讲求实用”的思想，为科学技术界留下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该学会1941年修订的《工程师信条》，集中反映了这种精神，现录于下：
“（一）遵从国家之国防经济建设政策，实现总理（孙中山）之
实业计划。
（二）认识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愿牺牲自由，贡献能力。
（三）促进国家工业化，力谋主要物资之自给。
（四）推行工业标准化，配合国防民生之需求。
（五）不慕虚名，不为物诱，维持职业尊严，遵守服务道德。
（六）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努力创立创造，注重集体成就。
（七）勇于任事，忠于职守，更须互切互磋，亲爱精诚之合作
精神。
（八）严以律己，恕以待人，并养成整洁朴素，迅速确实之合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4)
作精神”25。
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1)
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和工作于饱受外国侵略势力凌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本身又都有留学西方的经历，渴望民主、反对专制，张扬科学、反
对愚昧的精神更为突出；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决定，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比较，又具有更加务实的作风。绝大部分人走的是远离政治。“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路，
一般地讲，与统治集团没有明显的矛盾，甚至是为统治集团所需要、所重视，正所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想走“科技救国”、“工业救国”之路，举步维艰，想远离政治，难上加难。不少科技工作者，或主动或被动，或多或少的卷入到政治中来。上述种种主观与客观的条件，构成中国近代科技工作者艰难曲折，五光十色的人生之路。
著名的化学工业专家范旭东和侯德榜，是我国科技工作者走“工业救国”之路，并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
范旭东（1884—1945），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的碱业十分熟悉。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职。1914年在天津塘沽开办久大盐业公司，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创建我国化学工业第一个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我国化学工业的起飞，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范旭东在《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中，表达了他立志走“工业救国”之路的志向与心情：“中国广大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世论辄嫌这看法太愚缓，权势在握的人十九又口是心非之，我人何敢强聒？惟有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关起门来，静悄悄地自己去干，期以岁月，果能有些成就，一切归之国家，决不私利，否则也唯力是视，决不气馁”26。在重重困难面前，他矢志不移的说：“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1945年范旭东因病去世，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致唁电，赞扬他：“工业先导，功在国家”。
范旭东的另一大功劳是，建立起以侯德榜为首的一支高水平的技术队伍。侯德榜，1890年生，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学堂，1913年被保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1年获博士学位，同年10月应范旭东邀请，回国出任永利碱业公司技师长。
20世纪初流行于世界制碱业技术，是由比利时化学家苏尔维发明的“苏尔维制碱法”。由于保密措施严格，各国科学家为破解此技术所做的种种努力均宣告失败。年轻的中国化工专家侯德榜，经过刻苦钻研，终于揭开其秘密。1924年以“红三角”命名的新产品纯碱在永利碱厂投产，该产品在美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和1930年瑞士国际商品展览会上获金质奖章，侯德榜本人则被誉为中国制碱大王。1933年，侯德榜在美国纽约出版巨著《纯碱制造》，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对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被国外同行赞为“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重大贡献”。
1937年，在侯德榜主持下，中国第一个合成氨联合企业——永利铵厂首次试车成功，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生产化肥的历史，并且成为亚洲一流的化工厂。日本侵华战争正式爆发以后，曾派人疏通侯德榜，要他将工厂留下不要撤走，侯德榜回答：“宁肯给工厂开追悼会，也绝不与侵略者合作！”后来，他又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将工厂转产硝酸铵，制作炸药。战火逼近，工厂被炸，侯德榜率技术骨干和老工人，携带部分设备，西迁四川，在岷江畔五通桥建立永利川西化工厂。侯德榜本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与全厂职工经过500多次的反复试验，终于创造出制碱新工艺，被中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命名为“侯氏联合制碱法”。
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2)
这时候的侯德榜已经享誉世界，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名誉会员（当时亚洲仅中国和日本各一名），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荣誉会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谢绝印度一家公司年薪10万美元的聘请，毅然回到祖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一家报纸发表《侯德榜——民族化工业先驱》文章指出：“侯德榜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奋进、爱国和进步的典型。他一生在化工技术上有三大贡献：第一，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第二，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
氏制碱法；第三，在晚年为发展小化肥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27。
梁希和李四光则属于科技知识分子中的另外一种类型。他们都是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早年走的都是科学救国之路，随着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失望，逐渐卷入到政治斗争中。两人的区别在于，梁希主动的涉入政治，成为反对专制独裁，倡导民主的斗士，而李四光则是被动卷入政治，在蒋介石政权的拉拢面前，表现出一个学者的正直不阿和独立人格。
梁希（1883—1958），杰出的林学家，被称为“中国森林学的导师”、“林业界的一代师表”。早年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曾学习军事，先后入浙江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并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后来目睹新旧军阀的所作所为，失去对军事的兴趣，1913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林学部林科，主攻林产制造和森林利用学。1916年回国，先后在东北从事林业工作和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1923年赴德国留学，研林业化学和木材防腐学，4年以后回国，一直在几个大学任教和主持研究工作达20几年之久。他的《林产制造化学》和《森林利用学》两部讲义以及《松脂试验》、《木素定量》、《川西木材强度之研究》等一大批有创建性的学术论文，对教育和培养我国一代林业科学家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1月，当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
日本侵华不断加剧，进一步燃起了梁希的爱国热情和对时局的关心。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失望，使他把目光转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延安。他曾对朋友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并表示要亲自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在重庆期间，他积极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活动，后来在这个座谈会基础上，于1946年5月成立“九三学社”。梁希成为这个以文教和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民主政团的发起者和筹备者，并当选为监事。梁希的反独裁、反内战的言论，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不断有特务对他施以恐吓。梁希大义凛然的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之后，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1947年春，梁希曾为青年人做《科学与政治》的报告，表达了一个科学家对政治的理解和态度。他说：“科学工作者应过问政治，讨论政治，必要时改造政治，改造到它适合科学的需要。要教政治适合于科学，必须反封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梁希出任林业部长，他表示：“人逢盛世，我要珍惜我的晚年，加倍努力工作”。
李四光（1889—1971），1904年15岁时赴日本留学，进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3年以后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他是同盟会第一批最年轻的会员之一，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出任湖北省实业部长。随着袁世凯、黎元洪等篡夺胜利果实，李四光辞去政府任职，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赴英国继续求学，入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后转学地质学。毕业以后，应国民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之邀，于1920年5月回国，，开始他的大学教授生涯。
李四光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学术研究。1927年出版第一部科学著作《中国西北部之蜓科》，为此获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8年由北京赴南京，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此后20年提出和完成了一系列的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如在中国有没有第四纪冰川问题上，打破国外权威看法，赢得学术界普遍重视；提出“山字型构造体系理论”，认为地质上的一切构造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经常是成群出现，为认识地质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工具；1936年出版《中国地质学》一书，被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
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3)
富的地学著作——《中国地质学》”28。
李四光的杰出成就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抗日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曾邀请各大学知名教授及各界领袖举行谈话会，李四光做为首批邀请对象赴庐山开会。会前与汪精卫交谈，李提出“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的抗日意见，而汪精卫大谈“不能打”的道理，李四光十分失望，断然拒绝参加正式会议。1939年湖北成立临时参议会，李四光被任命为副议长。李
由于对此类会议不感兴趣，每次开会总是以各种理由拒不出席，1941年正式提出辞呈。后来，蒋介石千方百计拉拢他，希望他出任教育部长或驻英大使等，均被李一一拒绝。1942年在中国地质学第十八届年会上，李四光的书面发言谈到国际科学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讲到：“西方的科学大师曾经不得不面对着教堂的挑战，……今天的挑战不来自教堂，而是来自某些国家的政府、按照集权主义者的逻辑，地质学家将仅仅当成一些国家控制的活机械”29。李四光的言论和行动惹恼了蒋介石，为了家人的安全，不得不搬到农村居住。1948年2月，应邀赴伦敦参加国际地质年会，由于实际与理想的矛盾，滞留国外。
新中国的成立，给失望中的李四光带来新的希望，他率全家回国参加建设事业，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长。为中国的地质和石油事业，特别是为大庆油田等一系列新油田的开发，从理论论证上做出巨大贡献。1958年，68岁的自然科学家李四光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申请书中表达了稚童般的赤诚之心：“几年来，我看见不少的老朋友和许多青年同志，都努力改造自己，力求进步，终于能够象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那样，投入了党的怀抱。我常常想向他们学习，常常希望彻底地改造自己，争取踏踏实实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对残余的乃至潜伏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30。
地质学家丁文江与翁文灏都是学者兼政治家。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伟大的科学家，在做人方面是正直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然而在政治殿堂却不是“高手”，充其量只能算“跑龙套”者。在他们身上，自然科学真理的相对分明性与社会领域各种价值观的多元性，科学家的执着与政治领域的复杂，学者的“书生气”与现实的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官场的污浊，互相缠绕而又互相排斥的交织在一起，构成他们曲折、复杂的人生命运。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31，早年留学日本，后又赴英国留学7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回国，先任中学教员，后在北京大学成为“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的教授。此后，又抱着“学术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16年筹办创立地质调查所，并任第一位所长，亲率地质调查队赴全国各地搞野外调查研究，开创中国人搞野外工作的先河。1921年至1925年，曾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丁文江在思想政治领域也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被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他在五四时期曾批评胡适“不谈政治”主张：“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32，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下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33。1922年5月，丁文江与胡适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建立“好人政府”，“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此后，丁文江又发表文章对“好人”的条件做了具体阐述：“消极的讲，就是‘不作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身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这在军阀当道、政治黑暗年代，虽对当局不无针砭作用，却根本无法实现。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讽丁文江、胡适等人：“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罢”34。
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4)
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励发表《人生观》讲演，鼓吹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4月，丁文江以《玄学与科学》为题反驳张君励的观点，接着梁启超、胡适、吴稚辉、张东荪等人纷纷参加争论，这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反映了维护封建主义与坚持民主主义的斗争，反映了人文知识分子以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造国 人心理所做的可贵的努力。作为这场争论的发起者和主将，丁文江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与人生观是可以统一的。然而在具体解释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上，却片面夸大了感觉的
作用，哲学上陷入唯心主义。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既肯定了丁文江对张君励的批判，又指出这一批判的不足，“表面上好象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丁在君（即丁文江）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励走的是一条路”35。
丁文江作为科学家和学者所表现出的才华，引起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的重视，1926年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丁文江也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与陈陶遗、刘厚生一起成为为军阀孙传芳出谋划策的“三人团”。“想借机实验一回，然而一到里面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传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36，不久，丁文江辞职退出。1927年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丁文江也为此事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避往大连。后来，由于宋子文的说和，才又重新容纳了他。一位熟悉丁文江的人这样评价说：“人多笑他迂阔。丁平生做事，与人接触，有争执时，语调直爽，有人说他是直道而行的”37。
翁文灏（1889—1971）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被称为中国地质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走的是“学者从政”之路。清朝末年留学比利时，获理学博士。1912年回国参加丁文江等创办的地质调查所工作，曾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20余年，首先提出“燕山运动在我国的存在及其在我国地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的地质理论问题，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地震》等。他还创办清华大学地质地理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地质人才，如杨钟健、谢家荣、黄汲清、谭锡畴、李春昱、高振西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
翁文灏在《回顾往事》中说：“我……担任学术研究二十余年，后来加入蒋介石政权十余年”38。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网罗各方面人才，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作为专家受到约请。“蒋介石认定：翁文灏是一介热血书生，无论是其名气、才能，还是对政治的稚弱，都是可以利用的。而翁文灏却对人说，蒋介石虽是一介武夫，但有爱国守土的责任心，加之能礼贤下士，为此，他要放弃‘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原则，士为知己着死”39。1936年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后期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4月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1月辞职，1949年任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春决定脱离蒋介石集团，初居香港，后寓居法国。1951年3月回国参加建设事业，任全国政协委员。
翁文灏在63岁时说的一番话，可以从中领略这位“学者从政”的科学家的人生感悟：“我错误的认为中国需要经济建设，我应尽我的心力，做我份内的工作，做一分算一分，总是于国有益的。那时我并不认识，在蒋政权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好”；“我自己的志愿却是想超然于政党之外。在抗日关系上，我见蒋偏重内战，投靠美国，极为痛惜，更加强我超政党的思想”；“最可痛惜的是我未学政治，以不懂政治理论的人，而盲目地参加了实际政治地位”，常处于“政治上自相矛盾的心理”，“尽管厌恶他们（国民党政府）的营私舞弊，说谎欺人，但模糊地还觉他们代表了中国”40。
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5)
和欧美科技知识分子相比较，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明显地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生长和工作于饱受侵略、欺辱的半殖民地国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科学无国界，然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中国的科学家们很少有单纯的“为科学而科学”的，而是以振兴民族为己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从早期的铁路工
程师詹天佑，到范旭东、侯德榜、梁希、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乃至后来的钱学森为代表的建国初期的一大批“海归派”学子，莫不如此。詹天佑在《告青年工学家》一文中说：“观乎我国工学界，则所发明者尚稀有所闻，其智力不若欧美，而司梯芬生、瓦特、弗兰克林、毛利之流，不能产生于中国耶？曰否”。他告戒青年科技人员，要“视公事如家事，以己心谅人心，皆我青年工学家所必守之道德也”41。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钱学森等一代人，他们都是怀着“学业有成，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得知新中国成立，不顾威逼，不受利诱，经过千难万险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其二，旧中国长期处于经济落后、贫穷的历史条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更具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许多人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的，资金不足，设备落后，并没有把他们难倒，而是因陋就简，利用现有条件，做出很大成绩。这一传统为后来搞“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功臣们所继承和发扬，在外国人严密封锁，基础工业落后，工作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惊人业绩。还必须看到，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除少数尖端人才外，一般科学技术工作长期不被重视，一部分人学非所用，一部分人劳而无功，不少人的才能被埋没。这种状况，制约了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才得以改观。
其三，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艰难的改革进程中，政治的风波，社会的动荡，几乎把社会上的一切人都卷入进来。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们，一直处于主观上想远离政治，而客观上又离不开政治的矛盾之中，从而构成他们曲折、复杂的人生之路。有的坚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不能，有的抱着“学会数理化，谁来也不怕”的忐忑心理，有的为了科学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与统治者合作，有的面对白色恐怖，取代人文知识分子位置，成为民主斗士。美国人艾尔文·古得纳在其一本研究知识分子的书中，对这一社会现象，做了如下分析：
“在招收大学教师受到政府严密控制的国家，如以色列，共产党
员及任何看来倾向共产党的人几乎没有机会被大学雇佣。所以，在中
东的某些地方，通常教师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相对谨慎，而
医生、工程师和律师由于其‘独立性’，可能更多地公开表现他们的
激进。人们会记得切·格瓦拉是位医生，乔治·哈巴什也是，亚瑟·
阿拉法特曾作为工程师受过培训”42。
高尔基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1)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多数群众处于文盲状态，与知识分子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再加上各种党派斗争的错综复杂性，这些历史条件使得列宁侧重以现实的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角度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大学……讲堂在平时是专门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头脑、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忠实奴仆的地方”43，“‘大学生’属于中等阶层，属
于‘学者’，属于‘绅士’，所以他对于人民是异己分子”44，“当代大学生有六个政治派别：反动派、漠不关心派、学院派、自由派、社会革命派和社会民主派”45。1905年4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第9条的发言》中警告全党，对参加革命党派的知识分子必须提高警惕：“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的基层组织是不能指靠的，但是对成千组织起来的工人却可以而且应该指靠”，“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严加管束”46。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社会上存在着相当浓重的否定知识、仇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如伟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曾反映极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被毁坏的情景：“农夫们把所有被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分运到各自的家里去，而将藏书烧毁了，把钢琴用斧头劈掉了，把藏画撕碎了。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具在乡下人的眼里是无价值的”47。企业管理者都是不劳而获的“享福”者，甚至“在工厂里，干粗活的工人对技术专业工人们的充满恶意的斗争正在逐渐地展开；干粗活的工人们开始说什么，钳工、车工、铸工等等都是‘资产者’”48。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社会上连连出现迫害知识分子的恶性事件，如：“不仅在乌拉尔，而且在顿巴斯的社会化的矿井中，都发生工人打死工程师的事件”，“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符·符·奥尔甸博尔格尔由于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而自杀”49。一位法国学者谈到当年苏俄的情况说：“知识界的匮乏现象尤为严重，这好象是把苏俄的脑髓抽取一空。那里几乎再也找不到工程师、医生和教师，他们之中的十分之九已移居国外”50。
革命作家高尔基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非常痛心和着急，他一方面多次向列宁写信，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在列宁的同意和支持下，于1919年成立“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高氏任主席），协助政府积极解决专家和学者们碰到的种种问题。
1918年7月，高尔基给列宁写信：“《新生活报》出还是不出？拉
脱维亚人已把伊·帕·拉德日尼柯夫、格尔热宾、巴扎罗夫（按：均
为该报撰稿人）从编辑部房子里撵出去了”51；
1919年4月12日，高尔基给列宁发电报：“我的同志，文学家伊
万·沃尔纳在奥勒尔省的小阿尔格尔斯克被捕。我对他政治上的忠诚
确信不疑，很怕仓卒行事。请您电示秉公调查逮捕原因并将人释放监
管”。列宁接到高尔基的电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请侦察时特别慎
重、公正”52。此外，高尔基还为被捕的研究强效防腐剂的化学家萨
波日尼科夫、研究治疗斑疹伤寒血清的医生马努欣、“才女”娜塔莉
娅、著名外科医生费多罗夫、大地质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几十、
几百个知识分子呼吁，希望释放他们，社会非常需要他们的研究成果。
1920年3月5日，在苏俄物质十分匮乏，生活十分困难的条件
下，高尔基为科学家们不再饿肚子，给列宁写信：“请问：科学家们
怎么办？是否留下一千八百份口粮？恳请您：留下吧！这完全必要，
有重大意义”。1920年4月29日，高尔基就科学家缺口粮一事又致信
人民委员会：“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支配的口粮为一千八百份，
高尔基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2)
……远不能满足全体科学家的需要，因而大批具有高等专门技能的科
学家未能分得口粮，故委员会恳请人民委员会将口粮份数增至二千
份”53。
1920年10月，高尔基为科学家们住房问题给全俄科学家生活改
善委员写信，呼吁：“保护科学家的住所，免于因压缩住房面积而被
征用，……例如医学院梅毒教研室副主任A·H·多美尔尼科娃的住
所有房五间，住着三个大人，五个孩子。但是，贫民住宅管理委员会
竟指定她腾出三个房间”。科学统计局研究员C·M·达尼尼出差在外，
家里五间住房竟被突然搬入的另一家占领了四间。达尼尼的“什物、
书籍、手稿均被扔在过道间里，一部分东西，包括一橱珍贵的科学书
籍，被迁入者据为己有”54。
高尔基还透过上述社会现象，接触到革命事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一）针对“向贫穷和卑微看齐”、以及“俄罗斯人民是tabularasa(一张白纸)，这不是什么缺点，而是优点，因为这会使人民更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等言论，高尔基认为想用贫穷、愚昧、卑微“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危险的，“它可能在它激起的粗俗本能的混乱中危险地消灭俄国文化的柔弱幼芽”55，高尔基指出：“在贫穷和愚昧的土壤上，我们的美好理想永远不会实现”，他生动而寓意深刻的比喻说：“如果把人放到猪圈里，却要求他成为天使，那就太愚蠢了”56。
（二）批评“家庭出身决定论”，针对“士官生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女’，因此应当被消灭的说法”，指出：“如果阶级出身决定人们的行为的话，那么乌里扬诺夫——列宁就应该站在俄国大地主的行列里，……托洛茨基则应该去干商品推销了”57。
（三）批评“列宁的政权捕捉一切不用同一种方式思考的人并把他们关进监狱的做法”58，指出：“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59，往往适得其反，“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动的思想，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激起人们的同情”60，他呼吁：“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因为当敌人说出很多话的时候，他们最终是会说出蠢话的，而这是非常有益的”61。
（四）高尔基认为：“最宝贵的创造力量是人，因为人精神上愈发展，他用技术知识武装得愈好，他的劳动就愈可靠和宝贵”62，“智力，从质量上讲，是第一位的生产力”63。
（五）针对有人批评高尔基“在看待十月革命时，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人甚至责骂高尔基：“在形形色色的革命掘墓人的大合唱中，又添了一条嗓子，大作家高尔基的嗓子”等言论，高尔基理直气壮地说：“我有权利说出有关人民的令人生气和痛苦的真实情况，而且我坚信，如果第一个说出这些实情的是我，而不是人民的敌人，那对人民要好得多”64。
对于高尔基的这些意见和批评，列宁有些十分同意，如解决科学家的口粮和住房问题。有些则加以否定，如在逮捕某些知识分子问题上，列宁认为：“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让几十、几百个知识分子蹲上几天或几周监狱，要比一万人惨遭屠杀好些”65，对于高尔基本人，列宁于1919年7月31日和9月15日接连给高尔基写信，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您再不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挣脱出来，您会毁灭！”66另一方面在其他场合，列宁又指出：“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是绝对有害的。可是高尔基——这是我们的人……他和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自己出身于‘底层’。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回到我们这边来”67，1921年12月12日，当得知高尔基要出国看病时，列宁写了《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传阅》的信件：
“克列斯廷斯基写信给我说，高尔基离开里加时囊空如洗，他把
高尔基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3)
希望寄托在从斯托莫尼亚科夫那里得到一笔稿费上。克列斯廷斯基认
为，必须把高尔基列入党或苏维埃负担医疗费用到国外去就医的同志
里面。我提议由政治局提出建议，由克列斯廷斯基把高尔基列入这类
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68。
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上存在的某些现象，以及包括高尔基这样的非党的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性言论，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十分强调知识的重要作用，以及与专家们搞好团结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批评了愚昧无知现象，并且把“文盲”列为革命的“敌人”，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是教育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69。1921年12月，列宁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专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应该如何对待专家。他说：“如果……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要使这个特殊阶层的专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或权力方面如此，而且在同工农同志合作方面，在思想方面也如此”70。1923年1月4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71。
在列宁的倡导下，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俄的知识分子状况一度闪现了可喜的曙光，即使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也认为：“列宁主义时代（在列宁于1923年死后又持续了二三年），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试验。改革创新、破除迷信、开拓科学领域的新天地，在艺术界、建筑界、文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蔚然成风”72，从1918年至1928年这十一年中，培养出34万大学毕业生，为现代苏联知识分子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方针、政策，也还包含着不少互相矛盾的思想：一方面从理论上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对现存的知识采取过多的否定态度，认为革命前的学校学的知识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73；他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但强调“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74，并对新政权下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分悲观的估计，如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在无产阶级的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毒素教育（确切些说，是腐化）青年”75，以至当时曾流行一种舆论，认为“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工人、农民接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76；列宁重视知识分子，重视吸收各种专家参加建设事业，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极不信任，1921年2月5日，他在《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中说：“吸收专家应当具备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非党专家必须在党员监督下进行工作；第二，关于普通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内容，只能由共产党员来确定”。
苏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对知识分子做了如下政治分析：“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一部分人进行暗害活动，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还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观，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则在苏维埃政权和暗害分子之间动摇不定。当然，大多数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多少还是忠顺地继续工作”77，在这一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如下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苏维埃政权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所能实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积极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顺分子”78。这一“粉碎、分化、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显然是把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当成敌对力量了，其影响，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有增无减，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的观点，“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79。
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1)
斯大林掌权初期，曾对藐视和敌视知识分子的倾向进行批评，他说：“如果现在还几乎把每个旧专家和旧工程师都看做未被拿获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80。还宣布：“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即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的理论，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即指出必须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关怀态度，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以便为工人阶级和农民谋福利的理论”81。然而，斯大林时代的历史实践表明，知识分子遭
受的打击与迫害，却愈演愈烈，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究其原因，人们往往过多的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品格与行为，我认为是不够的。深入总结历史教训，应当对“苏联文化模式”以及勾画这一文化模式的若干思想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
让我们先看一看，斯大林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苏联文化模式”的，以及这个文化模式究竟包含那些内容。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和布哈林成为联共（布）的主要领袖人物。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布哈林是党的理论家，被誉为“理论上的大力神”，其经济理论在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们两个人在实际工作中逐渐产生分歧，主要涉及：（一）布哈林主张继续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有一句名言：“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反映在文艺上，不赞成实行“文艺领域中党的专政”，主张文艺应该有“各色各样的流派”。斯大林指责布哈林的意见是“腐朽的自由主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全面的进攻。（二）布哈林反对进一步剥夺农民，他有一句名言：“同农民处于战争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强大的”82，斯大林则“对富农实行进攻”，强制搞更高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大农场，实际上是进一步剥夺农民，企图通过剥夺农民积聚资金的办法来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三）1928年3月10日，顿巴斯工业联合企业的沙赫特矿发现一起技术专家和外国有关连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后来证明是一般的工作失误），有五十五人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叛国罪。布哈林认为这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斯大林则认为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明证，主张把战斗进行到底。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分歧，属于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对发展经济的不同主张，以及对个别事件的不同看法，本来可以通过讨论、争论，乃至各种会议解决。斯大林却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视为敌人，最终给布哈林加上“进行间谍活动和图谋暗杀列宁”的罪名，于1938年3月15日执行枪决，许多支持和同情布哈林的人，也纷纷遭到“清洗”。
布哈林事件首先殃及政治经济学界，在苏联学术界掀起一场“政治经济学批判”运动。凡是不同意斯大林关于“超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理论”的观点，一律扣上“合乎我们的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政治帽子，从此，几乎没有人再敢认真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造成苏联“在长达二十年的时期中全国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83。
哲学界也成了批判运动的灾区，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以米丁为首的红色教授学院领导干部，发表《哲学战线上的状况》为题的重要讲话。斯大林宣布，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各个思想阵地展开“全线进攻”，“全面展开批判”，因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切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倒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为了进行战斗，必须使用各种武器”84。斯大林讲话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原编辑部立即被解散，主编德波林被解除主编职务，由米丁、尤金等组成新的编辑部。苏联历史学家对此后的哲学界状况，作了如下记述：
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2)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普及小册子
被宣布为哲学思想的顶峰。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很快地被吹捧为最伟大
的和经典性的著作，尽管书中包含着错误，它使真正的哲学研究延滞
了许多年。确实，在个人迷信时期，我们的哲学家们对唯物辩证法、
认识论、逻辑学、思维规律和科学方法等问题都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
的研究。在哲学史的许多方面也可看到明显的退步，几乎停止了诸如
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研究”，“代之以陈述一般化的理论公式”，“哲学就
变成了烦琐哲学”85。
1931年11月，斯大林又公开发表《给杂志编辑部的信》，对这家历史杂志刊登斯卢茨基的文章提出“坚决抗议”。因此这篇文章谈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有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在斯大林看来，即使是学者从学术研究角度谈论党和领袖的某些失误，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家杂志立即被改组，勒令停刊一年，进行整顿。文章作者斯卢茨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与作者有关的学者，也纷纷遭解职。此后，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的研究，成为学者的禁区。1938年出版的由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唯一的、正式的“党史指南”，被尊为“马列主义领域中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和“提高政治警惕性的工具”。学者们只能照章行文，“不准任何随意的解释”，也就是说不仅不许研究，连讲解权利也被取消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变成“简明教程”的“广播员”和“抄写员”。
近几十年来，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多次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存在的问题：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和神化斯大林；颠倒黑白，丑化和鬼化某些与斯大林意见不一致的人；把党的历史编造为仅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为这一模式开了先河；在历史著作中直接写哲学讲义，把历史科学变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宣传；开创与历史科学完全不相容的恶劣作风，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罗列一大堆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漫骂话语，代替认真的历史的分析。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恶棍”、“杀人犯和间谍匪帮”、“白匪的小爬虫”、“无用的垃圾”、“法西斯走狗”、“人类的败类”等等。
斯大林的“全线进攻”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身上，还进一步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家，亲自充当自然科学中许多争论的裁判员。如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宣传李森科学派是绝对正确的，不允许对它有任何批评性意见，持不同意见的生物学家被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为了加强斯大林意见的权威性，把斯大林也渲染成生物专家，亲自组织了柑橘栽植工作。医学科学中只承认巴甫洛夫学说，其它不同的学派所研究的进化生理学、细胞生理学、分泌器官生理学、优生学、儿童学、应用心理学、个体生态学等，均被禁止活动。俄国理论遗传学学派的创始人谢·谢·切特维里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26年之久。后来，连苏联科学院也被宣布为“反苏维埃政权反革命活动的中心”。
到30年代末，“9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而官方建立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86。科学院的一些部门，如哲学部挂起“哲学斗争部”，经济学部挂起“经济学斗争部”的牌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成为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阵地。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学会坚定不移地服从”，“他们怕自己被排除在这个洪流之外，他们怕自己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怕自己被人民唾弃”87，一位学者说：“那时人们已不再习惯于独立思考（有一个人为大家思考就够了）”88。学者们的创造精神被扼杀了，各种学科理论逐渐僵化，一度形成科学的沙漠。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1)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文化模式逐渐形成，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文化现象。
斯大林把一切文化问题皆政治化，都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是最抽象理论问题上的背
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8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不仅把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地分为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并把两种文化的关系说成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把自然科学也分为无产阶级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如苏联出版的一本《农业生物学论战史概述》书中，就把生物学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后者被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90。有一个时期，苏联学术界甚至盛行“两种文化”产生“两种语言”的理论，把语言也分为“资产阶级语言”和“无产阶级语言”，以至斯大林本人不得不出面加以制止。然而把一切文化问题政治化的总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改变，随着“越接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越尖锐”理论的出现，更加走向极端。这正是把一切学术上出现的不同意见统统当成阶级斗争事件，把学术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当成阶级敌人处理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所在。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然而它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产物，更不是现实的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直接产物，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人类自产生文明以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发展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每个时代都不可能抛开前人的成果另搞一套。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并不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而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现象与政治的关系，有的直接些，如哲学、政治学、法律学。有的疏远些，如文学艺术，特别是其中的花鸟虫鱼画和山水画，很难和现实的某种政治主张相联系。社会科学中的考古学、语言学以及医学、自然科学等，本身与政治则没有联系。文化领域出现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有的可能与政治有关联，有的则与政治完全没有联系，而是文化发展中的认识不同与主张有异，即学术观点的分歧，怎么能把如此复杂的文化现象，统统装入“阶级斗争”这个筐里呢？
第二， 把文化事业纳入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列宁曾讲过：“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份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须的”91。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完全搬到文化工作的管理上来：首先，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完全纳入行政管理单位，便于使用、管理和控制。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严格的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否则，就可能被处分、降职，乃至被赶出研究单位。对于一个学术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而且丢掉了饭碗。斯大林晚年也从局部感到这个问题，他曾举例说：“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情况，……都会遭到语言学的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或者“被撤职和降级”92。其次，实行“理论专制主义”。“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禁止一切领域对理论、科学的自由讨论，大搞理论专制主义，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政见者，从理论上确立独断专行的唯我主义、‘理论皇权主义’，以斯大林的三本书来垄断社会科学的创造权和发明权。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布道式的讲坛”93。对于学术界的争论问题，学者没有发言权，只有领导才能定是非，学者的任务就是按领导的指示办事，连对《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也“不准讨论，只能照办”。
苏联的这一套管理文化的体制，不仅扼杀了广大学者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且导致理论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僵化，学术研究变成领导人推行的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抄写员”。更为甚者，这种体制还滋长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一位外国学者说，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可以任意地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可以决定一切——这使社会上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和吸引力，向往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人。这样，在党的机构内，也开始出现往上爬的斗争”94。正是这种诱惑力，使一部分学者堕落成为“不学有术”的文化政客。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2)
第三， 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
苏俄十月革命以前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文盲占70%。据苏俄1922年公布的调查数字，1914年，在校中学生只有635591名，1922年为591645名，农村只有14575名。大学生总数为127000人，在校大学生仅36000人。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高尔基曾向他介绍苏俄农村由于文化落后导致的愚昧状况：“俄国农民在电话和电灯面前显出迷信的恐惧。
当他们在农村添置留声机时，老头们请求机械师：‘喂’，让他出来！‘他是谁？’‘魔鬼！’……当第一辆电车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的家乡）开动时，一个男子对自己画了十字，喊道：‘喂，压死我吧！’接着，他扑向轮子下面”95。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列宁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斯大林执政以后，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他曾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多次批评藐视、鄙视、敌视知识分子的现象，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96。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请看下表：
年 份
总 数
每年平均数
1918—1928年
340
30.9
1929—1932年
170
42.5
1933—1937年
370
74.0
1938—1940年
328
109.3
1941—1945年
302
60.4
1946—1950年
652
130.4
1951—1955年
1121
224.3
（引自《1969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84页。）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苏联社会中，知识分子一直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从三十年代迅速实现工业化以来，尤其如此”，“党的领导一般对他们比对苏联社会的其他阶层较为优待。许多知识分子享有较普通公民为高的收入、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名声。在党内，知识分子也比工人或农民占有更大的比例”97。然而，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是斯大林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使用知识分子的同时，时刻防范他们的“越轨”言行。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在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说：“决不能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为非作歹，又能创造‘奇迹’。……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98。为此，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如“对利用外国书籍和其他出版物的限制，对社会科学家执行得最严格”，“图书馆，藏有内容广泛的各种国外资料，但是大部分都放在‘特别保藏’的书架上。每次要用这些特别保管的材料时，都必须凭专门的书面许可证来借，而且必须在专辟的阅览室里阅读”99。订立了严格的检查制度，连数学（控制论）、化学、物理、天文方面的书籍、论文，也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查和批允，才能出版。一些科学如遗传学、控制论、优生学、应用心理学等，被明令禁止研究。文艺方面更是如此，1936—1937年上演的19个新剧中，就有10个被禁演，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巴蕾舞剧《晶莹的溪水》，并为此关闭了10个剧院。
不少知识分子感到命运琢磨不定，社会好象存在着一张无形的弓，“在这弓里边是被捧得天花乱坠的”，“昨天的朋友如果跨到这神秘的弓弦之外，那么他马上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100。如1929年乌克兰进行了对“乌克兰解放联盟”的公开审判，一批历史学家被指控为推行和保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化。1930年宣布发现新的反革命组织——“劳动农民党”，有关经济学家和农学家受审判时，被指控的罪行是反对草田轮作制。1930年11月，又发生“工业党”事件，涉及约2000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1930年公布的《通过暗害活动进行阶级斗争》和1931年公布的《工业党案件的总结和教训》宣布：“应该无条件地认为旧工程师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绪的”101。1936年夏，莫斯科数学学派的创始人H·H·卢津“被宣布为整个数学战线上的‘黑帮分子’、‘反革命’和‘暗害者’，整个莫斯科数学学派被宣布为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102。连斯大林的哲学辅导老师，曾帮助斯大林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的著名哲学家扬·斯特恩，也被开除党籍，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1937年被害死于狱中。随着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不断发生，斯大林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也荒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929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竟然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103。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3)
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强调长官意志、绝对服从、高度一致。知识的存在与发展以及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则需要独立的思考（靠人云亦云获得不了知识），平等的地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民主的气氛（否则，无法讨论和研究学术），一定的自由度（学术和艺术的发展，要求百花齐放，有个性，反对单一化）。这些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不能不相互抵触，当权者由此产生对知识分子使用而又不信任的矛盾心理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高度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至于沿着这一政策走多远，则和领导
人的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1)
2003/5/15—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曾提出“向苏联学习”。“技术一边倒”的响亮口号，1951年10月发表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加强中苏人民的友好团结》一文指出：“苏联的无比强大和无比幸福，证明了十月革命所指出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求得完全解放和幸福的正确道路，证明了社会的无比优越性”，“我们要进一步学习苏联建设的先进经验，彻底
打破保守思想，特别是‘英美第一’的错误思想”104。
在文化方面，据有关资料统计，50年代中国有3.8万科学家、技术人员、教师、学生和工人到苏联学习、进修，有1万名苏联的专家、顾问和教师来中国指导工作。1951年《中苏友好协会介绍》一文说：两年来“出版了五百种以上的宣传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书籍和小册子。去年一年，全国各地翻译和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哲学、文艺作品等共六百九十多种”105，1951年“国营影片厂共出产故事片二十六部”，“翻译苏联故事片四十三部”106。又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954年到1957年之间出版的中国书籍中，译自俄文的书籍占了38%到45%，而其他语种的译著只占3%到6%。到1956年，译成中文的俄文教科书约为1400种，其中包括一些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书尤其如此。各种程度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教科书的内容也都自然而然地按新的社会主义倾向和亲苏倾向做了修改。在中学和高等院校，俄语教学取代了英语教学”107。以清华大学为例，“全校课程一百零七种中除了少数七种外，都已全部或大部采用了苏联教材，新的教材中强烈地贯穿着政治思想性，每一章里都贯穿着苏联的伟大成就与对科学的贡献，坚决地用唯物主义和观点批判唯心论的观点”108。不但如此，连高等院校的组织形式、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也一律按苏联的模式加以改造。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也效法苏联的办法，成立各种协会，如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文联”下又设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把分散的、自由职业的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纳入各种协会，由国家统一发工资，并负责为他们准备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统一管理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的思想和学习，统一布置各种任务，统一领导和规划研究课题。在思想上明显的存在着一种倾向：认为只有苏联的社会科学理论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109。因此，有的学科如社会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以及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都被取消，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则改行做别的事去了。
这一时期，苏联发生的学术斗争直接波及到中国。40年代的苏联在生物遗传学方面，曾发生过一场“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激烈斗争。受官方支持的生物学家李森科讲过一句著名的话：“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不是科学家”，他认为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米丘林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的科学方向”，随着对摩尔根学说大张旗鼓的批判，苏联政府在行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高等学校开除了一批反对李森科观点的教授、讲师；关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取消摩尔根学派在大学的课程；销毁一批有关书籍；凡不同意李森科观点的干部都被撤职，甚至失业丢了饭碗。50年代随着“向苏联学习”的潮流，这一斗争也传到了中国。中央教育部提出：“坚持米丘林方向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官方文章，号召对摩尔根学说进行彻底的系统的批判。要求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部门”。这一斗争也使我国的许多生物学家、遗传学者受到批判，以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一倾向虽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但批判摩尔根学说带来的影响，却连绵不绝。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教师都检查了自己对待学习苏联科学的态度，……使米丘林学说首先在政治上占了上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有《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张目，直到1960年，还有人提出：“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要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110。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2)
建国初期在自己毫无经验，又受到英、美等国封锁的情况下，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有它积极作用的一方面，如引进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苏联文学和电影塑造的人物形象对广大青少年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马特洛索夫、丹娘、夏伯阳等英雄形象，激励了一代人。然而，由于苏联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存在着缺陷（如过分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以及宣传中的过分理想化，引起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感，特别是对“技术
一边倒”的口号，人们很难于接受。如1953年4月14日天津市委在一份反映天津工程技术人员情况的报告中说：有些人“不相信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怀疑‘技术一边倒’，……市政工程向王立租（祖？）认为：‘学习先进经验，那一国有就学那一国的’，‘说是先进经验，谁知道是不是先进！’中央水利工程处的技术人员公开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硬说修‘布可夫漕’是浪费的事情”111。有些知识分子还从更深层次提出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这里，我把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反右斗争中作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有关言论摘录如下：
“现在苏联科学上已经各方面落后了，……拖拉机、汽车生产的质
量还不如捷克。如自动化、电子管等也都落后了。又如连续浇铸，
1939年我在加拿大时，人家早就用了，而苏联现在还只试验成功。
……我问：‘为什么苏联科学技术会落后呢？’他说：‘由于科学家没
有发言权；由于过去闭关自守，不重视英美科学技术的资料。……还
有苏联的机构制度问题，太集中，在苏联要实行一种新的工艺过程，
手续十分繁杂，很不容易，……再有保密制度太死，影响了科学技术
发展，……最有苏联高等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干部创造性太差，这和教
学计划是有关系的’”112。
“苏联的工程师太多了，在工业中缺乏新的技术，这是由于惰性
和计划的限制”113。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伟长，还对苏联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剖析：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
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114。
历史学家雷海宗则从更广的视角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尽管不无片面之处，但从总的方面看来，今天仍不失其深刻性。他在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召开的天津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同一天《写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尖锐地指出：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疲乏”，“研究批
判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
所知”；
“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
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
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
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例下和资料
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语句”；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3)
“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
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做结论”。
“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
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
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年革命问题。……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
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15。
不少知识分子对“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意见反映到中央，起初并未引起领导人的注意，如毛泽东主席于1952年11月26日在有关报告上批示：“‘技术一边倒’发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16。直到第二年即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指示说：“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划，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象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117。这一文件纠正了“向苏联学习”初期把技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的倾向，并且提出“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对苏联经验本身，则不言而喻的仍然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着手纠正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平反冤假错案，围绕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的展开争论。到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判斯大林。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要引以为戒”118。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很好的思想。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19。1956年3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在访华期间，谈到学习苏联经验的教训时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社科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120。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5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把这一方针正式公布于世。陆文说：“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报告”说：“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是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争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21。与此同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22。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4)
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和“二百方针”的出台，曾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积极的反映，有的甚至用“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也有些人在欣喜之中有担心，认为只是“乍暖还寒”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然而不管怎么说，政治空气一度趋于缓和宽松，知识分子从压抑中活跃起来，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从当时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中可见一斑。“汇集”归纳了下面提出的三十三个问题，现摘其要者录于下，并附骥以笔者的评述：
一， 有的认为：“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
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党“无为
而治”。——[按]：这一意见实际上是对当时实行的科学事业上的领
导和管理体制提出质疑。
二， 社会科学家们认为得不到调查统计资料，不能切实地做研究
工作，自然科学家“对工作条件的兴趣，比对百家争鸣的兴趣高。纸
张供应紧张后，关心科学成果能不能发表的人就更多。现在我们没有
一套发表和评定科学成果的健全的制度”——[按]：没有健全的科学
管理制度和具体的措施，“百家争鸣”则是一句空话。
三，“人们常问：‘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
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那些文章允许出来争鸣，那些文章不允
许争鸣？——[按]：这一问题的提出十分深刻，它表明当时的“百家
争鸣”还是领导上恩赐的。如果领导上收回了恩赐，又该怎么办？这
使我想起历史学家黎澍讲的一段话，他说：“‘双百’是上面给的，今
天能赐给，明天就能收回”，“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和法制。人民在政
治上不能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利，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有什么保障呢？”123。
四，“哲学家提出唯心主义评价的问题，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文学界、法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要不要研
究资产阶级社会学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问题也已经提出。目前在社会
科学中几个理论性强的方面（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
经济学等）中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也未解决”。——[按]：我国在一
个很长时期内，“唯心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反动派的专
有物，群起而攻之的革命对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如此“革命”
的国度，包括其领导人，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却越来越发达，在嗣后
的“大跃进”和“文革”中竞步入荒谬绝伦的地步。
五，有人说：“报纸是宣传工具，但它也是商品”；“不把它当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