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作者以独特视角，一反过去对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单纯的“政治视角”（如知识分子政策）、“文化视角”（如学术发展）和“纯理性视角”（如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等传统角度，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
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文化发展中的一家与百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是近年国内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作者简介
冯建辉（1937-2003） 生前系正师职退休干部,大校军衔教员,曾任全军政治理论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首长秘书、编辑、党务工作。“文革”中开始研究党史,“文革”刚刚结束即冲破“左”的束缚,提出正确评价南昌起义问题并率先公开宣传“完整地准确地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重新评价陈独秀,提出并论证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全党奋斗成果、集体智慧结晶。个人著有:《星星之火遍神州》。与别人合著:《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星火燎原》卷等。
近十几年在重病中仍坚持研究工作，写出一批论文，并出版三部专著：《从陈独秀到毛泽东》（被列为党史类畅销书）；《走出个人崇拜》（被评为优秀政治读物）；《走出蒙昧的启明星》。以新的视角对中共党史的若干重大问题，系统地阐发了作者的独到见解。
目录(1)
前 言
第一篇 蒙昧主义再认识——关于知识的历史命运
一、 蒙昧时代与蒙昧主义
二、 “知识就是力量”
三、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
四、 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的旗帜下一度泛滥成灾？
第二篇 书生岂止皮上毛——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
一、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
二、 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
三、 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新填写“出生证”
四、 从康有为现象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1、由维新派旗手到保皇党领袖的康有为
2、“长慧烛天”、“琼花照世”的改革家梁启超
3、从弘扬西学到依皈旧学的思想家严复
4、撤离战场、退守书斋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第三篇 思想自由与文化繁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哪里？
二、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
1、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2、“兼容并包”不是只包新不包旧
3、李大钊、陈独秀谈：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之必需
三、“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
1、“科学救国”主义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2、国粹主义与国学大师们的“复古”心态
3、“实验主义”与实验主义者的实验
四、“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
1、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公例”学说
2、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批评中前进
五、 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
第四篇 “秀才造反”新识——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分析
一、 创造东方世纪神话的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
二、 “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
三、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
四、 “第二条战线”主力军的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
第五篇 “多余的人”不多余——人文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一、 暴力革命的历史争论与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
二、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三、 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
四、 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
五、 “中间路线”评说
第六篇 “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科技
知识分子的评价问题
一、“政权决定一切”与“乌豆哲学”
二、20世纪前半期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
三、 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
第七篇 “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严加管束”——“苏联文化模
式 ”与对中国党的影响
一、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
二、 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
三、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
四、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
第八篇 “老九不能走”——中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
战略问题
一、 1949年以前中共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
二、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
1、“灭资兴无”口号与文化批判
2、“皮毛理论”与思想改造运动
3、防止“和平演变”与文化领域的“反修防修”
三、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
1、“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2、“康生现象”解析
3、“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
第九篇 走进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春天以及面对春
天的感言
一、 反思“文革”重知识，冲破“凡是”搞平反
目录(2)
二、 新时期的知识分子理论、方针，在拨乱反正中形成
三、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
前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由贫穷落后到追求富民强国，由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到锐意社会改良，进而兴起革命的历史，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说，也是一部由封建愚昧到民主科学，一步一步艰难的走出蒙昧主义的历史。其间，知识分子既扮演了“窃火之神”，昭示中华民族走出蒙昧的启明星的辉煌角色，也遭遇过“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清?黄景仁：《杂感》）的人生悲剧。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应该成为近代历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至今未能见到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的历史著作，所见者多为从政治视角（如知识分子政策）、文化视角（如学术发展），或纯理性视角（如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等，接触这一问题。让人感到，不足以拨开历史披在知识分子身上的重重迷雾，恢复其真实面貌；不足以充分认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东西，更好地汲取经验与教训。
本书无奢望担此重任，但力求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中的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历史作用等，做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并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文化发展中的一家与百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等问题，试做分析与探讨，抛砖以引玉。
2003年7月21日
蒙昧时代与蒙昧主义(1)
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最初发展，经历了几十万年漫长的蒙昧时代，继而进入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恩格斯认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 。
蒙昧时代的人类，处于刚刚脱离动物界的“半畜生”状态，最初群居在大森林中，吃的是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偶尔也有鱼虾和贝壳之类水生动物。古老的《礼记》一书，对此做了
生动的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 。这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直到蒙昧时代的中晚期，人类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本领和发明了弓箭，才逐渐有所改观。蒙昧时代由于人的智力和生产水平极其低微，世界的变化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以至发展到野蛮时代，竟然用了几十万年。
蒙昧时代的人类也称原始人，智力刚刚开发，思维活动只是萌芽，还谈不上什么思想和文化。他们无法理解和无力应付自然现象的侵害和各种猛兽的袭扰，在恐惧中希望得到神奇力量的庇护，从而产生了最初的神灵信仰和崇拜，常常把某种植物做为氏族的象征，奉若神明，这就是“图腾崇拜”。后来进入阶级社会，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极少数主宰者手中，于是人们又把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视为“神”。列宁说：“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 。
人类由蒙昧时代经过奴隶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劳作中开发了智力，获得了初步的知识，所以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人类走出蒙昧时代，却发现摆在面前的是更多的烦恼和惶惑。如宗教的天国宣传与世俗的人间现实，有着太大的矛盾。刚刚初步挣脱任自然摆布的命运，又陷入人与人由于利益占有，而发生的不断冲突与争战中。人生有太多太多的疑问而得不到解答，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身的多舛命运和社会的种种罪恶现象，都是文明与科学知识发展的结果，幻想回复到原始的蒙昧状态，这就是最初的蒙昧主义。圣经《旧约?创世纪》讲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以神话的形式反映了这种思想。
神分配亚当和夏娃看守伊甸园，并告诉他们可以吃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但是不许吃“知识树”（也叫“分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和夏娃经不住“知识树”的诱惑，终于吃了禁果，他们的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有了智慧，能够象神一样分清善恶，并且“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神得知这个消息大怒，立即把他们俩人逐出伊甸园，加派守护神持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利剑，把守“知识树”，防止亚当、夏娃再吃知识果。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知识是禁果，不许人吃，吃禁果是犯罪行为，有知识的人应当忏悔，即“原罪”。然而也让我们从中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尽管各种上帝们宣布知识为禁果，追求知识是一种犯罪行为，终于扼制不住人们对“明善恶，分美丑”的渴望和对知识的追求。
统治者由于自身的无知，再加上看到蒙昧主义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对百姓们的统治，于是把它理论化并加以鼓吹。中世纪的欧洲，蒙昧主义主要表现在神学与科学的关系上。鼓吹宗教至上，神学至上，僧侣政治神圣不可侵犯。主张“神学高于其他科学”，知识必须为神学服务，如果知识不以论知上帝为目的，任何知识都是罪恶，直截了当的宣布“哲学是神学的奴仆”；人的智慧“必须用上帝的启示来指导”，“知识要让位于信仰”。在中国古代，蒙昧主义主要表现为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和愚民政策上。鼓吹皇帝是“天子”，即神的儿子，至高无上。皇帝讲的话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无条件的“忠君”，成为道德的最高典范。对于广大老百姓，则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民多智慧，袤事兹起”。元朝人写的一首《朝天子》曲牌，对这种历史状况做了揭露与嘲讽：“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 。
蒙昧时代与蒙昧主义(2)
人类走出蒙昧时代，主要靠火的使用和弓箭的发明，可以说是“知识”改变了一切。进入文明时代，蒙昧主义的存在表明，人类要彻底摆脱蒙昧时代留下的阴影，真正从愚昧、迷信走向进步、文明，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缩短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科学”与“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1)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人们对知识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和宗教压制科学知识的发展与传播，许多平民知识分子则冲破宗教僧侣的重重束缚，勇敢地宣传“知识是一切能力中最强的能力”、“真理是在知识里”、“知识是幸福的源泉”。特别是十六世纪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类曾经经历的无穷灾难，都是来源于对自然的“无知”。“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知识就是力量”；他揭露神学“要求把自己变成
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病症”，“不仅会引起荒诞的哲学，而且会引起异端的宗教”。弗兰西斯?培根的这些话，对整个社会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成为促进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对知识的两种看法和态度引起的争论，不仅停留在口头上、笔杆子上，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以血与火谱写成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慷慨悲歌。
法国12世纪以独立讲学而名震一时的彼得?阿贝拉（1072—1142），他主张不依赖神学而独立研究哲学和学艺，反对教会权威，颂扬人的理智，遭到教会的严重打击。他的学说被斥为异端，著作被焚毁，许多和他一样具有自由思想的教师，也被驱逐出去。
英国牛津大学教师、著名的思想家罗哲尔?培根（1214—1294），尖锐地批判经院哲学，指出：“当灵魂为罪恶所玷污时，是不可能安于真理之光的，只能象一只鹦鹉或饶舌者一样，重复长期实践中学来的别人说过的话”。并指出掌握真理有四大障碍：“屈从于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潜在的无知”。罗哲尔?培根主张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界，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够认识现象的原因”。他做过许多有价值的物理和化学的观察，论述过火药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考虑过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的结构，甚至幻想过自动车船、飞行机器等。他的科学思想遭到围攻，本人也为此被囚禁几十年之久。
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提出著名的“太阳中心说”。并且在30多年以后，即1543年公开出版论述这一新的宇宙观的巨著《天体运行论》。恩格斯评价说：“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运用这本书（……）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太阳中心说”遭到教会势力的猛烈抨击，新教首领马丁?路德金指责哥白尼：“只有傻瓜才想把整个天文学连底都翻过来。圣经上明明写着，约书亚喝令其停止不动的是地球而不是太阳”。另一位神学家梅兰希怒斥地球旋转运动的说法：“只有那些缺乏虔诚的人才会公开地说出这种话来。一切有善良意志的人都应当接受并顺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
意大利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布鲁诺（1548—1600）曾满怀信心的断言：“要反对那些垂死的东西，智慧就足够足够了”，他热情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后来又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宇宙无限，没有中心”的新见解。布鲁诺取消了宇宙的中心，把太阳降为一个普通的恒星，这一想法从根本上铲除了上帝是在无限宇宙空间的中心地位，更大地激怒了教会当局。他们把布鲁诺监禁起来，并于1600年3月17日判处死刑，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另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1564—1640）也因为写出巨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表达了和哥白尼相符合的宇宙观，被宣布为“宗教裁判所的犯人”，“对话”被列为禁书，伽利略本人也遭终生软禁。
知识发展史上早期遇到的挫折，并没有能扼杀它的勃勃生机，并没有使科学成为神学恭顺的婢女，在和神学与宗教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文主义，很快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尼德兰、英国等许多国家传播。到15世纪后半期，欧洲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并且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意大利的著名画家达?芬奇，开始动力学、机械学、光学等实用科学的研究；天文学家伽利略同时又是力学家，确定速度与加速度的理论，成为近代机械学的创始人之一；伽利略的学生托里塞利在液体和气体动力学方面有重要发现；几何学和代数学、三角学的发展，促使天文学、历法改革、枪炮射程的计算、船舰的建造等重大进步；外科医生安德烈?维萨留斯（1514—1564）于1543年写成《论人体的构造》，对人体研究，特别是血液循环打下了基础，后来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系统……。据统计，进入19世纪，人类的科学知识每五十年增加一倍，到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加一倍，尔后是几年增加一倍。
“知识就是力量”(2)
科学知识为什么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恩格斯说：“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 。知识的启蒙时期遇到的挫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的发展处于拓荒阶段的反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刚刚分离开来，知识与生产相脱节，它对直接生产过程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生产，而机器本身就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机器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
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活条件“已经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 。有的学者更是明确指出：“知识的生产率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对知识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人们对知识的重视越来越突出，知识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宠儿。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1)
知识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要比在欧洲多舛多难。从十九世纪末就有知识分子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后来，又有人宣传种种的“知识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上述种种提倡与宣传，在某一时期有过成效，但始终未能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空气，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从十九世纪末（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
），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始终流淌着，并且最后形成“大革文化命”的历史悲剧。
20世纪20年代初，虚无主义者朱谦之撰文鼓吹“知识就是罪恶”。他说：“恶是从哪里来呢？原来恶是从理知发展的结果”，“没有知识便罢，有了知识即有罪恶，而知识就是罪恶”，“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而知识所有者，也不过盗贼罢了”。朱谦之的这套谬论，曾受到鲁迅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这是叫人们“如牛马一样”，如“猪羊满脸呆气，终生糊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知识即罪恶”的谬论不仅没有得到匡正，而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恶性发展起来。如“读书无用论”，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都是老粗出身，并且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于“大老粗”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其实人民军队的领导人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认为读书多了害死人，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多读了犯错误多，甚至认为知识多了就容易出修正主义，60年代“反修”时，断定“苏联出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领袖人物都是有较高文化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原罪论”，知识分子文化高、知识多，是侵占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要向劳动人民忏悔，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彻底改造，脱胎换骨。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文革”中大规模的焚烧书籍，大范围的捣毁文物，大批知识分子遭受迫害，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痛心疾首地说：“自忏误我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对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多舛命运，人们曾从执政党个别政策的失误，或者是某个领袖人物的偏执，以及做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群体等方面做了不少的探讨，这里我想着重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缺陷方面进一步做些分析。这样做，或许对开始重视知识的人们更有裨益。
中国近代知识的发展与欧洲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的人文知识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以“人”为中心，与神学和宗教统治相抗衡，有力地支持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并且给予新的社会变革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伴随人文科学而迅速兴起的自然科学，促进了生产力和整个经济日新月异的飞速进步。因此，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虽然经历过艰难曲折，但很快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重视。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人文科学方面，两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基本思想是主张“民本”。如孟子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这一思想的本质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与现代民主，即权力在民、民众当家作主，是有根本区别的。思维方式上重视整体、主张和谐、提倡节欲。如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天人相通”、“天人相类”，处理理与情的关系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倡导“重义轻利”或“利义兼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述重要思想，虽然不乏深刻的见解，合理的成分。但从总体上看，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与20世纪大变革的需要，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协调，不适应的。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研究并宏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2)
知识，历来是每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一种基础，自然科学是人类发展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有著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直到明代，也曾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李时珍（1518--1593）的巨著《本草纲目》，在世界药物学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徐光启（1562--1633）所写《农政全书》，表达了“人力定能胜天”的思想。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一些应用化学的原理作了分析。地理学家、著有《徐霞客游记》的徐宏祖，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考察的
第一个人。然而十六世纪以后，我们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且差距越来越大。纵观欧美18世纪产生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19世纪70年代，又出现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20世纪40年代以来又兴起新的技术革命，被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如20世纪初提出相对论，20年代出现量子力学，50年代的分子生物学等。在具体技术上，1942年出现第一台原子能反应堆，1946年出现电子计算机，1947年出现半导体晶体管，1957年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59年出现集成电路，1960年激光问世，等等。据一位科学家估计，直到“刚解放的时候，我们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是200年” 。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感到在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方面甚至不止200年。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儿童时代，曾发生过一次月蚀，人们称这是天狗吃月亮，于是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立刻动员起来，使劲的敲打锅碗盆勺，以吓退天狗，援救月亮。此时距离哥白尼公开发表《天体运行论》已整整400年！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滞后，必然影响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普及方面的难度，从而造成“知识贬值”的现象。
近些年，不少人士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落后的原因，从多方面做了探讨，尤其是从知识发展自身的角度进行的反思，读了颇有启发。
著名科学家周光召认为：“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商人不
太重视，没有开拓市场，因而没有推动科学发展的市场动力；中国古
代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的专门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不能
上升为理论；古代中国人还自视清高，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最高的水
准，不愿意吸收外来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
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也不从事有控制的实验和
对自然界有系统的观测，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
科学根据” 。
《自然科学概要》一书，从知识本身发展规律方面作了进一步分
析：“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实验的作用更加明显，自然科学上的许多
知识和理论的提出和发现，往往不是直接来自生产，而是来自科学实
验。如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建立，基本粒子物理的产生，都建
立在实验基础上，直接由科学实验所决定。当然，现代自然科学与生
产实践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许多新的科学理论，只有运用于生
产，接受生产实践检验，才能发现问题，通过科学实验，加以完善和
发展” 。
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推演法。他说：
“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追求一个‘理’，用什么方
法来追求这个‘理’呢？这个方法就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处的一些
现象，或一些状态，归纳成一个最终的‘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
象化、符号化的过程。……而近代科学跟传统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分
别，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这第二个方式是推演，是用逻辑的方法来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3)
推演，……推演的方法需要逻辑，这是近代科学精神诞生的一个重要
标志，可中国古时候没有发展出这个逻辑系统” 。
近代知识的发展与命运表明，从轻视知识、排斥知识、反对知识，到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知识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宠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近代知识的多舛命运，
不单是外部条件使然，还和知识本身的状况与弱点密切相关。
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1)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马克思的朋友、“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德国杰出诗人海涅，在《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一方面热情的高呼：“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讲了一大段通常被称为对革命“误解”的话，深深的震颤了我的心。他说：
“我承认未来时代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和非常恐怖
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我真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
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
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象……；他们将要毁坏
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植马铃薯；……百合花，它将被人从社
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它手里拿起纺锤来；而夜莺，那些无用的歌人，
将被驱逐，还有，唉！我的歌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
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唉！我预见了这一切，……”。
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潮，使诗人海涅的担心变为现实。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除几本经典之外，成堆的古今中外优秀书籍如“纸船明烛照天烧”；碑林、庙宇等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革命的铁锤”砸个稀巴烂；大批文化人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劳改所里饱尝皮肉之苦；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赶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花园里的百合花、月桂树也未能幸免，它们揣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冤魂，被斩草除根，花园变为向日葵园和老玉米地。那个年代，知识成为无用而反动的代名词，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成为社会底层的“臭老九”。相传著名学者梁漱溟曾作《吟“臭老九”》诗一首：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述不算少，几乎都是从政治层面上阐述，极少有从知识、文化层次上论及。这里，我想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此狂热的“反文化”，搞起蒙昧主义呢？仅仅从某一项方针、政策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或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知识观念的陈旧，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和高度集权体制下对人的扭曲，是重要的原因。
党的领袖们并不否认，甚至非常强调知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和现代的知识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突出的表现为：
崇尚经验，贬低书本知识。如认为“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书读得越多就越蠢”，“读多了，害死人”等等。经验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它是知识的基础。但它偏于感性和个别性，而书本知识即理论知识，是经验的升华，使知识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因此更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党的领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明显的偏激。
崇尚实践，否定教育。当年苏联就曾出现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斯大林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 。没想到，在中国也出现了这一倾向，如认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坚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
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2)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领袖的倡导，使整个社会一度笼罩在“反文化”的蒙昧主义迷雾中。如政治上，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建设中，1958年“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的反科学倾向；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等等，这些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有些党的领袖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知识倾
向呢？就认识论而言，领袖是杰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包括个性，不能不对他们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印迹。有些人生长和生活于长期封闭停滞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所学的多为中国传统和西方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长期置身于革命事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他们的知识观念，也就是对“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战术”等等，对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人”的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计甚低，距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相距甚远，这不能不是出现反知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个别领袖人物早年在大学工作中，由于地位差距而产生的不平与愤懑情绪，更使反知识分子倾向加上了一层浓浓的感情色彩。
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又把“反文化”倾向推向祸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战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肃清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影响，改造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大规模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上层建筑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防碍民主改革的消极因素，而且是防碍工业化的消极因素，如认为：“知识分子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于是相继开展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直到反右斗争。尔后又有“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矛头所指，几乎涉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初期的运动，应当说对肃清西方殖民主义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在当时起了一些作用，然而，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政治斗争，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
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思想文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它急于“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中绝种”，清除历史留下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这种思想上追求“纯而又纯”和经济上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样，是在现实世界建造“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中以政权力量和政治运动形式，强制性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违背了思想的特点和认识的规律。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思想只能改变。也就是只能以现有的思想认识为基础，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的提高和改变。急于求成的做法，还容易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使许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大。
高度集权的体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一切行动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指挥，思想上做“驯服工具”。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完全把人当成了机器，当成了工具。人和机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有思想，执行要靠主观能动性。即使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发扬军事民主。柯庆施唱得调子最高：“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则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一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紧跟领袖就是胜利”。全党只有一个头脑在想问题，绝大多数人只是消极的服从和紧跟，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精神。一个人从儿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时期必须学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螺丝钉”，当了干部要处处与顶头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紧跟照办”。
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3)
在这样一种气氛下，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显得格外不协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思想比较活跃，爱想问题，往往被视为“思想复杂”，“不好领导”；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常常被夸大为“个人主义”、“精神
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疯话，留给领导的印象：“十分狂妄”。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碰到与领导有意见分歧，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往往容易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划阶级的理论以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被划为资产阶级，统统成为革命的对象，并被赶出上层建筑的舞台，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惨痛悲剧。
这里，我想讲一讲“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一致’就是中央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的一听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为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呢？我认为，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是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思想上保持一致，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思想路线。至于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一般党员，干部与群众，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水平、了解情况等方面的差别，出现这样那样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
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状况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逐渐达到或接近一致。有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应当允许其在行动上不违反决议的条件下，保留意见，通过实践去解决。我想，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1)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
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
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不应该认为，所有民主派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
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
壤。”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9世纪中期，一些早期接触西方文化，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渴望能有所作为。他们呼唤风雷，期待改革，向往着神州大地出现一派生机。晚清著名思想家、诗人龚自珍于1839年写下的一首诗，充分表达了这一情绪：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19世纪40—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孜孜以求的向西方寻找真理，为国富民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他们大胆著书立说，传播真理和科学知识以唤起民众；他们为剔除腐败，推动社会改革，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这批知识分子和先前的士大夫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一是学习和研究学问的目的变了，不再象《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那样，为考取功名，终身围绕着科举场转，而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民生。这就使知识分子相当程度的摆脱了“无病呻吟”的低迷状态，增添了新的活力。二是知识结构起了变化，不再是只通晓“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开始接触西方的人文科学和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从而眼界大为扩展，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三是职业结构变化了，不再只有“读书为官”一条路，而是随着教育、出版、新闻、科学技术、法律、实业等各种职业的兴起，容纳了更多的知识精英。这就相对减少了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增强了独立性和对社会的批判性。他们之中涌现出一大批叱咤风云、彪炳史册的人物，如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李善兰、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以及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些观点值得重新研究，如把这批知识分子，阶级定位为“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历史定位为追求西方文明的失败者，社会定位为“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多余的人”。特别是对他们留下的十分丰富而可贵的思想遗产，认真的研究和学习不够。我认为，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确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即这一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史学界一直把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做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并以此做为衡量一切人物、事件和思想主张的坐标。这一说法，近些年受到质疑。如有些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否认发展生产力、搞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之一，只把历史看成阶级斗争的历史，只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来研究历史，把一切反帝反封建斗争都加以充分肯定甚至有意地拔高，而对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搞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某些人和事，则有意贬低甚至否定” 。他们提出两种新的看法，一为“生产力主题”说，即：“只有努力发展生产力，使我们富强起来，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种主要矛盾” 。一为“现代化主题”说，即：“近世中国，技术发展的趋向是从手工技术向机器技术变革；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从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概括起来就是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上述进程并没有在1949年中止，至今仍在继续之中” 。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2)
与“阶级斗争主题”说相比，“生产力主题”说和“现代化主题”说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视野更加开阔了，认识也进一步深化，然而，后两种说法虽然抓住了“现代化”这个主题，却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要面对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缺乏足够的注意，特别是说：“富强起来，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种主要矛盾”，有明显的片面性，它把历史的因果关系颠倒了，“富强”是有条件的，不解决各种阻碍富强的矛盾，如不唤起民众的觉醒，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富强”只能是梦想。举个小例子，1905年，著名的
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铁轨铺到清河镇的广宅坟院，受到皇亲国戚的阻拦，说修路破坏了风水，必须改道，就这样顶在那里，使京张铁路的修建拖了很长时间不能进展。
我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应该是“现代化”。这是从早年的启蒙思想家到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不过认识的深浅有所区别。具体的说，“现代化”的内容，应该包含“工业化——民主化——中国化”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递进过程。“工业化”是最早提出的振奋人心的目标；“民主化”，包括思想启蒙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化”，则是对现代化认识的更高境界，即：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对于中国近代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具体主题和发展脉络，著名学者梁启超在20年代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做过如下描述：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
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
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外国
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
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
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
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
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
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
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指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
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返思，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
拿旧心理运用旧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对于梁启超这段话，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现代化”内容的三个阶梯：“第一步，科技进步；第二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第三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它大体上表明了中国近代历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早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认识过程，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较为客观的坐标。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1)
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兴西学”。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内部危机日益尖锐，外部又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入侵，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中。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开明的官僚，要求革除弊政，抵御外来侵略，实行一定的改革措施。
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禁锢思想、遏制人才的科举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
科举制度本来对培养人才、选拔官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两代，把八股文与科举制结合起来，从而走进了死胡同。考试内容限制极严，只许围绕经书，“代圣贤立言”，甚至必须模仿孔、孟、程、朱等先贤的口气，不许有任何个人的思想发挥，写作形式规定极死，必须按八股文的“启、承、转、合”等框框行文，不得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知识结构，乃至人生价值取向，都被禁锢在科举与八股范围内，扼杀了思想的生机和人才的成长。据书载，清道光年间，广东三水县有个叫陆云的书生，从儿时考科举，直到103岁才以举人身份入京应试，人的一生精力和追求，包括喜怒哀乐，都消耗在科举考场上。
针对科举弊病，早在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指出，科举制度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晚清思想家冯桂芬也表示：科举制“禁锢人生之心思才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另一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采西学”。维新派主要思想领袖康有为，甚至激昂慷慨地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推求本质，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维新派另一位著名人物梁启超则具体指出科举制度的危害：“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通古今，不知五洲”。
再从学术风气方面看，清朝乾隆、嘉庆时代（1736—1820）考据之学风行于世，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派。许多文人在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的高压和利诱下，不问世事，纷纷到古书中寻章摘句，从事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终日在书本之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 。在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危难中，一些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舍本求末、烦琐、空疏的考据学风，越来越不满，并给予愤怒的抨击，代之兴起了经世致用之学。著名知识分子龚自珍、魏源就是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世致用的主张者们认为，考据学“考证于不必考证之地”，使得“学术衰而人才坏”，“术愈精而人愈无用” 。主张“经世致用”，即学术要和经邦治国、治理世事联系起来，“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体”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经世致用做了更加通俗的解释：“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引导人们正视现实，揭露时弊，并建议朝廷“广贤路”、“整戎政”，强化清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对科举制度、考据学风弊病的揭露与批判，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为改革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学校，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到19世纪6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发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于1862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李鸿章也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他还对中国的某些状况，如“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视外国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不能学”等提出批评。左宗棠也指出传统文化遗产的弱点是“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他们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学习“西学”，并创办了一批新式学校，俗称“洋学堂”。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2)
首先是外语学校。1862年开设京师同文馆。初只有英文馆，后逐渐增加法文馆、德文馆、俄文馆、东文馆（日文）、算学馆，内容也从只学习外语，增设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教师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担任。1863年开设上海方言馆，1864年开设广州同文馆，随上述各馆的成立，教学内容也不断增加，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政治经济学等，到1872年1月，还由外国医生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学员招收14—15岁的满蒙汉等各族青少年，学习3—5年或8年，毕业后分配工作。
另一类是工业技术学校。1866年开设福建船政学堂，为马尾造船厂附设学校。第一期招收一百多名14岁以下的学生，大多数是没落地主绅士家的子弟，许诺毕业以后可到绿营水师任官职，或出国留学深造。学习课程也比外语学校大为增加，除外语、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等基本理论外，还有蒸汽机原理、轮船制造、轮船设计、航海理论（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并要求学生用少许时间到工厂协助装配机器零件等实习活动。此外还必须学习《圣谕广训》、《孝经》和策论等政治思想道德课程。1874年中日益格报告说，法文班的七名毕业生已经“能够在兵工厂指导轮机（安装）工作”，另有二十一人预料可在一年半以后具备同样的能力；八名学生有最终胜任“设计室主任”的希望；九名毕业生证明他们能够“计算木制轮船的数据……绘制船身和船帆设计图，在模厂做出粗样及监督施工” 。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翻译过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天演论》的严复,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此外，1867年又开办上海机器学堂，1879年开办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开办上海电报学堂，1892年开办湖北矿物局附设矿业学堂，1894年开办天津医学堂，等等。培养出一批工程师、医生和技术人才。
还有一类是军事学校。1881年成立天津水师学堂，又称北洋水师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分驾驶与管轮两科，用英文教学，招收13—17岁“良家子弟”，5年毕业，学习课程有英语、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力学）、天文、地舆、测量等。1888年已有学生120人。“晚清和民国初期，中国海军不少将领，都曾在该校毕业” 。1885年成立天津武备学堂，为我国最早的一所近代陆军军官学校。开始有学生100余人，第二年学生增至280人。分设马队、步队、炮队各科，学习课程“一方面研究西洋作战指挥、营务管理、枪炮使用、工事构筑及布阵分合攻守等各种实用战术理论，另一方面到部队实习，演示枪炮阵势及构筑工事，操练马步炮队的各种技术和战术” ，学制一年，先后共开办了15年。1886年成立江南水师学堂，“在校学生，不但中西文武课兼习，还得升桅泅水，习风涛施放枪炮、水雷”，“汉文教习则讲授《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吴兵法》、《读史兵略》诸书” 。此外，还先后成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年）、北洋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威海海军学堂（1890年）、江南陆师学堂（1895年）、直隶武备学堂（1896年）、湖北武备学堂（1896年），以及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等各省纷纷成立武备学堂，各种军事学校的开办，培养了一批军事指挥和技术人才，包括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将领，如朱德，就是二十世纪初毕业于这类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洋务派领袖人物进一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三级学堂，即州府县学、省学、京师大学。1898年清政府筹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01年通令全国将书院改为学堂。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属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此外，还设立初级师范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优等师范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等。据统计，1907年全国各类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约一百零二万四千人；1909年学堂为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八所，学生总数为一百五十六万零二百七十人；1912年增至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人；1915年达四百二十九万四千余人 。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3)
此外，还分批外派留学生。1872年8月，有30名学童赴美学习，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由政府向国外派的留学生，我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1873年和1875年又派两批人留学美国，每批30人。最初的留学生活动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他们攻击留学生“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使清政府赴留美学生一度中断，到1918年，留美学生为1124人 。19世纪70年代又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6年派7名青年军官赴法国学习军事，1877年派12人赴英国学
习轮船驾驶，14人赴法国学习制造。直到辛亥革命前，留学欧洲各国的学生平均每年500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生，如罗丰禄、严复等人，到欧洲以后放弃学航海，改攻读政治和化学。洋务派青年幕僚马建忠，到巴黎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严复、马建忠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19世纪末，又开始向日本派留学生，到1905年底，留日学生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估计人数为6000—20000人。其中仅弘文学院前后就接收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思想家、革命家、作家的黄兴、鲁迅、陈独秀等。留学日本的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曾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 。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教育史简编》（毛礼锐主编），总结这一时期外派留学生的历史，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培养办洋务的人才，用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出乎封建统治者意料，除出现少数洋奴外，大多数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并且使中国有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才、海军人才、外交人才 。我认为应该补充的是，这批留学生中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
进入19世纪90年代，一些维新派思想家认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在乎学校”，他们和各地士绅也努力开办了一批民办新式学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
万木草堂，1891年由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在广州创办。其办学宗旨是：“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聘著名学者讲授“中西之学”、“救中国之法”。课程设置也是融儒、佛、西学于一体，有哲学思想、史地学、数理化学、政治学、语言文字学，以及体育、音乐等。如政治学中，既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也学习和研究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教学方法生动活泼，贯彻讨论、辨证和批评精神，每月初一、十五，举行学术讨论会，康有为鼓励学生“古今言论，以理为准，不以圣贤为主”（《实理公法》）。这一套教学内容和方法，很受学生欢迎，曾在该校学习和工作过的梁启超说：“于学术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另一位著名人物张元济作诗《追述戊戌变法杂咏》，赞扬万木草堂：“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万木草堂从成立到停办，共六年多，其中康有为亲自领导并讲学，有四年零八个月。学生最初不足20人，后来发展到“徒侣云集”，“动至数百千人”，为维新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如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欧榘甲、韩文举等。
1897年4月（一说秋天），维新派人士和湖南地方绅士黄遵宪、谭嗣同、江标、陈宝箴等，在长沙又创办另一所新式学校——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总教习，唐才常为助教。教学贯彻“经世致用”精神，课程内容中学与西学并重，“西学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学、历史、法律学、政治学，同时也有大量的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梁启超亲自讲民权学说，他指出，国家非一人一姓之私产，乃“国民之公器”，要复兴国家，必须提倡民权，“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 。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著名将军蔡锷以及李炳寰、林圭等，都是该校的高才生。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4)
1894年严复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1897年谭嗣同等创办浏阳算学馆。与此同时，一批中产阶级革命家也开始筹建民办学校，如1897年在日本横滨成立华侨子弟学校（后改名中西学校、大同学校），徐树兰等在绍兴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后改名绍兴府学堂，由蔡元培任校监督、总理），1898年，陈芝昌等捐款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黄宗仰、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学会，主要任务之一是设立学堂。1905年，陶成章、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名大通师范学堂），1906年春，革命派又在上海成立中国公学，
吴雪涛在贵州设立三所鼓吹革命的小学，如此等等。维新派和革命派办的这批新式学校，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准备，也培养出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成为改革与革命的骨干力量。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还和外国教会势力的入侵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于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开办了最早的新式学校。教会学校的具体目的，是为培养牧师和教会学校教师，更深层的目的在于给“学生以智慧和
道德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
1842年，“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最初只有学生6人，我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就毕业于该校，当时学习的课程有：中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等。1844年英国人在宁波成立女子学校，学习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还有缝纫、刺绣。1845年，美国人在宁波创办崇信义塾，后迁至杭州，改名育英书院，为之江大学前身。1850年，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创办清心书院，英人创办英华书院，法人创办徐家汇公学。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创办格致书院，法人在天津创办法汉学堂。1864年，美国人在北京开办育英学堂、贝满女学堂，等等。到1890年，仅美国在中国所办初等小学就有1032所，学生16310人，中等以上学校74所，学生3819人。后来，学校日益增加，学生人数也迅速多起来：
全国基督教会学生历年增进表
材料来源 年 份 人 数
1877年教会大会记录 1876 5975
1890年教会大会记录 1889 16836
教会百年记 1906 57683
中国教育年鉴 1912 138937
中国教育年鉴 1915 172973
中国教育年鉴 1916 184646
中国教育年鉴 1917 194624
中华归主调查 1918—1919 212819
中华归主调查 1920 245049
（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教会又在中国陆续建立起一批高等学校，如美国人1871年在武昌建立文华大学，1885年在北京建立北京汇文大学，1901年在上海苏州建立东吴大学，1904年在广州建立岭南大学，在上海建立圣约翰大学，美、英等1906年在北京建立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10年在南京建立金陵大学，在成都建立华西协和大学，1913年在南京建立金陵女子大学，1917年在济南建立齐鲁大学，1919年在北京建立燕京大学。1917年《中国宗教年鉴》对美英在华高等学校数及学生数统计如下：
国 别 高等学校 大 学 学生数
美 国 11 3 3776
英 国 18 1 3767
英美合办 5 4 1949
合 计 34 8 9492
应该怎样评价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培养的学生呢？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外国教会一律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华代理人。这些看法是否过于简单化、情绪化了呢？我们不妨也听一听与我们持不同立场的西方学者的看法。《剑桥中国晚清史》对这一问题，阐述了如下意见：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些人，“由于拥有高级学衔和比较专门的兴趣，他们与其说是牧师，到不如说是职业教育家”；“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起了主要作用”；“即使从这一较狭窄的意义来看，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的影响也是一种多方面的现象。新教徒学校里讲授非宗教性的科目，还有新教徒出版物上介绍的西方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养成了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气氛。……有几位传教士，其中著名的是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他们都成了中国的热情宣传者，并且和官场内外中国的改革派领袖建立了密切关系”；“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和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传教士本人就是妇女，……她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许多人在教会学校担任教员，有些人被培养成医生。此外，新教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这些对中国的妇女解放，也带来积极的影响 。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5)
西方学者对待教会势力入侵中国的这段历史，自然有淡化和美化其祖辈侵略者行径的一方面，然而他们所讲述的某些历史现象和所作的分析，也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从根本上讲，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西方列强的入侵，把中国带入更深的灾难之中；一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的社会和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西方的入侵，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文明和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教会学校培养
的学生，也应视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从政治上看，这部分知识分子也并不都是侵略势力的代理人，其中一小部分成了西方的附庸，多数人仍然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宗教人士，甚至有些革命家（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早年也曾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中国最早留美学生之一的容闳，在美学习8年之久，称美国为“第二祖国”。当美国要求他毕业后当传教士时，却遭到他的拒绝。容闳满怀报国之情，回国工作，积极投身洋务运动，为推动工业发展献计献策。下面我把容闳写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的一段抄录如下，其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甚为感人：
“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
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反而不如根
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
到自身的责任，而茫然无知的人是决体会不到这一点的。……我可以
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我就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
方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
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
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
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
标” 。
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1)
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笼统的说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儿、附属品，有悖于历史事实。套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来解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显得牵强附会。
1、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
中共党史和近代史讲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之一是，它诞生于外国在华工厂企业和官办洋务企业中，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看法，也完全适合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国最初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外国教会学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一批官办学校的兴起，使近代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扩大，70年代开始外派留学生，90年代民办学校出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清朝学部统计，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学生数达1626720人 。康梁维新变法运动，标志着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正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活跃的社会力量。
与之相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要晚了许多。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看法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自一八八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地生长起来” 。民族资产阶级“无论上层和中下层势力在七八十年代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阶级力量”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洋务派‘新政’的破产。洋务派把持工业的失败，给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工业，，以求自己的发展” 。直到1900年间，“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七十九个，其资本总额为一千七百多万元，这个数目是很小的 。民族资本企业的初步发展并形成一个兴旺局面，是在20世纪初。可以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仅不是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儿、附属品，而恰恰是催促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与发展的呼唤者。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长处与弱点，并不是某一个阶级属性的翻版，而是中国近代历史环境、社会总的状况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综合产物。我们应该为首尝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禁果的东方亚当与夏娃们，重新填写“出生证”。
2、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忧患与追求的历史大环境中，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政治的热情。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忧患意识，苏轼的名句：“人生识字忧患始”，陆游的《病起抒怀》：“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充分表达了这一心态。到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无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整个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许多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情绪，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成为变革时代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如早期的著名知识分子魏源（1794—1857），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曾积极参加抗英斗争。失败以后发奋著书，主张变法改革，向西方学习，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的长篇巨著《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五大州几十个国家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情，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探索强国御海之道。该书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可惜并未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反响，政界人士争相阅读。1854年至1856年间，日本出版选译本21种，有的地方还把它当作教科书，以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了促进作用。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中介绍了这一历史情况：“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另一位著名知识分子郑观应（1842—1922），从19世纪70年代起，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表达了强烈炽热的爱国图强思想。我们从他的文章题目即可领略一斑：《论吏治》、《论练兵》、《论水师》、《论商务》、《论税务》、、《论交涉》、《论船政》、《论边防》、《论传教》、《论机器》等等。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普遍的注意，直到若干年后，青年毛泽东也是这本书的热心读者，并点燃起他的救国救民之情。
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2)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发动的维新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正式以群体形式走上政治舞台，变法失败以后，不少知识分子摒弃改良主义，积极投入军事和革命活动，到辛亥革命前，“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辛亥革命参加者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说：“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仓头为耻，甚至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极少以从军为终南捷径，借吾党势谋飞腾者。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该书第234页）。据统计
，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出身可考者有379人，其中学生354人，占93%以上。
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各种新式学校中，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朝前意识。
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出现，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摆脱了“读书——科考——做官”的独木桥，人生之路变得开阔了，许多人开始从事各种自由职业，如教员、编辑、记者、自由投稿人、工程师、医生等等，人们的命运不再一切由统治者的意志决定，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了。新式学校的学生，摆脱了科举制度造成的知识结构凝固化，知识陈旧、视野狭窄的缺陷，学习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开扩了视野，活跃了思想，不少人具备了朝前意识。从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一个各种思想十分活跃，也可以说是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且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这里介绍几则前人谈独立思考和思想解放的言论，即使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读起来也还是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深邃的启迪力。
梁启超《思想解放》一文摘录：
“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
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
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
“我中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
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
那么，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
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象是这家学说经不起
批评了”。
“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也说得
太过，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拿些话头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
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
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
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
心的大君子，不必反对这个潮流吧”。
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摘录：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
学与人权并重”，“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
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
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
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
特别历史国情之精神，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
之智识。国民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5日发表的《佩服与崇拜》（雁冰）一文摘录：
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3)
“中国人崇拜心一向很重要；几千年来入儒家名流的人，对于孔
二先生，没有一句话是错的，这是一层崇拜；”
“我以为我们不论对于古人或今人，只有佩服没有崇拜；而且佩
服的也决不是这‘人’，却是这人的‘某话’、 ‘某行为’。换一句话，
即是佩服的是真理，不是其人”；
“凡是佩服，一定是先了解其人的话；就是听了这句话后，先经
过自己理性的审考，……否则，这是盲从”，“崇拜的心理，易使行为
入于盲从”；
“要晓得大家都是朝无尽长的阶段爬；我们千万不可自傲，不可
看人不起，却也不可崇拜什么人”，“我们若将崇拜心掯牢，便见不到
这境界，不但害了自己，也累了那爬到第十级的苦人儿，生生地做成
了个偶像”。
后来，沈雁冰又专门写了《谈独立思考》一文，对反对个人崇拜做了重要补充：
“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敌人便是个人崇拜。如
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育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
的精神”，“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大概从没有
感到有独立思考之必要。而且驰百里的驿马虽然见多识广，也未必善
于独立思考”。
“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
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
该文还告诫人们：“常常思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人，他们面
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
上述文章的观点表明，所谓“自主意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固然有个人摆脱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和“一日无君，六神无主”的奴才心理的方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自主意识的核心是民主意识。所谓“朝前意识”，就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如此落后和民众精神如此愚昧的情况下，能够以比较科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朝前意识就是科学意识。康有为谈及富国之道时曾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原因在于“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 。康有为一个世纪前讲的话，中国的许多人几经折腾，饱尝教训，才在近20—30年真正有所领悟。直到近几年仍然把“知识差距导致国力差距”当成最新的理论加以宣传 。
4、中国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社会总的状况，决定初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处于软弱无力的社会地位。
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响颇深的看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近代知识分子具有软弱性。这一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认识上有很大的片面性。理论上也有简单化、贴标签的毛病。知识分子在一定时期，曾扮演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呼唤者和政治理论代表的角色，并非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奴仆。马克思曾讲过：“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恩格斯也讲：“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表现，也证明了这些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在顽固派的屠刀下血洒京城，英勇就义。谭嗣同就义前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有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来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运动，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方声洞（时年26岁，留日学生）给父亲的遗书中掷地有声的说：“男儿在世能建功立业以强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烈士冯超麟（时年22岁，南洋水师学校学生）参加起义前，闻父病危乃曰：“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宁受负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而终为亡国奴也”。烈士林觉民（时年25岁，留日学生）在给妻子的遗书中深情地说到：“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业绩与精神，将永垂青史。
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4)
我认为，这些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那种把“资产阶级软弱性”说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本性，而大加鞭搭的做法，明显的带有偏激情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本身与他们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比，确实处于“软弱无力”地位，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识立足于社会，既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不掌握政权，更没有军队。它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主要手段是知识，靠“一支笔”（著书立说、写文章）“一张嘴”（教学讲课，演讲）造舆论、发议论、宣传其主张。而它所面临的社会，是极其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既无议会
可利用，又无言论、出版等自由，一切靠“枪杆子”说话。此时的知识分子人单力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很难施展才华，实现抱负。
中国近代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治活动有没有影响呢？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很晚，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很迟，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处于形成过程中。这就使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强国富民、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却很少能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获得思考和研究的丰富材料，从而形成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坚实的思想理论。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往往只是借鉴了西方经济理论观点，而缺少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思考。据19世纪长期在中国办报的李提摩太讲，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有一半以上都为当时中国国内各报纸所转载过。他的著作《时事新论》和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几乎是当时谈洋务、讲维新的人所家喻户晓的。“这些外国侵略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知识是十分浅薄的，……由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多半没有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学术训练，不容易直接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吸取所需要的理论观点。相比之下，倒是这些外国侵略分子所介绍的零散的、浅薄的知识，还较容易为他们所理论和吸收” 。思想浅薄，缺少现实的深厚根基，缺乏理论的力度，是构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软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新兴资产阶级对近代知识分子提倡改革、推动现代化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中国较早的和较大的企业，除外资创办者外，许多都是由大官僚们首先着手经办的，他们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大，如对10个纺纱厂的创办人的调查，能查出身份的有9人，7人是现任官僚和退职官僚，包括当朝宰相、头号大官僚李鸿章，这些人虽然也赞成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积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反对搞君主立宪，不赞成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部分民办企业家发展较晚，再加上受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控制，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都远不如官僚资本。以近代著名的资本家张謇为例，他自己没多少资本，所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主要得到了两江官方（主要是刘坤一）的支持。又由于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其企业才得以较为迅速的发展。这就决定张謇虽有改革要求，却对封建势力表现出更大的妥协性和保守性。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变法维新运动时，张謇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却不肯积极参加变法活动，并且一再劝康、梁“勿轻举” 。至于民办企业家的中下层，处境更为艰难，其态度显得十分无奈。《徐愚斋自述年谱》的作者徐润评说道：“[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推动政治改革、呼唤现代化的活动，很难得到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于贫穷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也表现出反抗和斗争精神，如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但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盲动性、保守性。太平天国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种，有饭同食，有衣同衣，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纲领和义和团盲目排外的“保清灭洋”口号，更能激起广大农民的情绪，他们对知识分子宣传的政治改革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则一时还感到距离太远，十分陌生。再加上知识分子个体脑力劳动所固有的传统弱点，自命清高，轻视实践，轻视群众，更加深了与农民群众的隔阂。使得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很难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著名作家鲁迅在其小说《药》中，曾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一个知识分子为革命英勇奋斗，最后被统治者杀害。面对革命者的壮烈牺牲，许多群众持冷眼旁观的麻木态度，有的还议论：“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一个农民为封建迷信思想所驱使，竞用热馒头去蘸烈士的鲜血，做为儿子治疗肺痨病的偏方。
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5)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状况，以及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传统弱点，使得他们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和实现现代化，初登政治舞台，就涂上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著名的知识分子谭嗣同，为变法维新而血洒京城时，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悼念牺牲的战友刘道一赋诗云：“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1)
初登历史舞台的近代知识分子们，成立“强学会”、“保国会”等各种组织，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而又面临重重危机的中国，第一次高扬自由、平等、民权、立宪的旗帜，大力宣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发动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他们之中产生了一批叱咤风云、永垂青史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等。然而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并不算长，其中一部分人很快角色转换，由改革维新的领袖、旗手、先锋，转换为守旧、保皇、成为历史继续前进的落伍者。如何认识这一现象，不仅关系到中国
近代知识分子第一代人的评价，而且成为如何认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值得进一步研究。
1、由维新派旗手到保皇党领袖的康有为。
康有为，广东省南海县人，1858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过正宗的儒家教育。22岁那年到过香港，此行使他“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制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此后，学习了不少西方政治理论书籍和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思想逐渐有了变化。1884年开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后改名为《大同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久远的名著。《大同书》为世人勾画了一幅“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展，一切生产劳动皆用机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工人地位最高，“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既是工人，又是“学人”。
康有为一方面靠著书、写文章、办学讲学，宣传他的思想主张，一方面利用进京赶考等机会，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改革。其中一次，由他起草，发动并组织有一千多应考举子联名上书皇帝，即有名的“公车上书”。后来，曾参与联名上书的举子们惟恐惹乱子而妨碍自己的功名，纷纷散去时，康有为又不顾风险，以个人名义上书皇帝。上书到达光绪皇帝手中，得到认可。1898年6月的一天，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遂后颁布法令，实行变法维新。变法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再加上维新派本身指导思想和策略上的失误，推行百日，即宣告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被迫出走日本，许多人被捕或被罢官，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血洒京城，为实行变法付出宝贵的生命。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不少维新派拥护者，看到依靠皇帝搞君主立宪的一套行不通，遂转向革命，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等革命派曾邀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康不仅自己不参加，还阻挠弟子们参加，后来又组织“保皇会”，在华侨中开展活动，与革命派兴中会对抗，极力反对革命。他撰写《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物质救国论》等文章，散布革命必使天下大乱，“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鼓吹“坚守保皇会义，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他在“物质救国论”中专门写了《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皆误行》一节，宣布变法活动是错误的，完全变为政治上保皇复辟，文化上尊孔复古的封建主义的卫道士。1927年康有为逝世前，曾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为康七十寿辰的贺礼，立即诚惶诚恐地写《谢恩折》：“赍到皇上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一幅，玉如意一柄，赐匾为寿。臣喜舞汴蹈，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祗领讫”。此时，清朝已被推翻十几年，康有为仍然口口声声称溥仪为“皇上”，称自己为“老臣”，“微臣”，行文中写到“皇上”一律比正文高出二字，提到自己时，字都写得很小。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2)
有个叫王眉五的人，1911年在日本见到康有为，曾问他：“何以人人皆谈革命，推翻满清，创立共和，而南海先生（即康有为）却仍主保皇，拥戴君主立宪？”康有为回答：“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墨西哥之九十年内乱，法兰西八十三年内争，是皆前车之鉴”。康有为还针对有人说他保皇是为了个人名利，想当官的说法，在给冯国璋的电报稿中表示：“仆戊戌以来，主持虚君共和，先后言之，未有改也。先坟掘，亡弟戮，家产没，二十年来，蒙难负罪，未尝屈改，而冀得一官职、争一权利。上质天日，下告国民，仆之心
在救中国，拯生死耳” 。
2、 “长慧烛天”、“琼花照世”的改革家梁启超。
1943年一月，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介绍与评价：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
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
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
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
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
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间并不甚长，
象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
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
九年后……放弃政治，组织‘新学会’”。
“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又不如其他的人。所
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慧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
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
感应敏应，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
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
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
生逐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
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
转变” 。
梁漱溟的这几段文字，扼要而全面地介绍了梁启超的一生，评价也是中肯而富有启示性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早年受过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1890年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学术影响，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之一。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发动会试举子提出有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撰写出大量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1897年在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湘学新报》和《湘报》，提倡新学，鼓吹变法。梁启超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反对顽固派敌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以农立国”的口号，不同意某些维新派人士“以商立国”的口号，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主张，也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民主革命浪潮兴起的冲击下，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批评清政府，宣传民族革命，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研究合派组党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还联合唐才常、韩文举等13人致信康有为，沥陈革命理由：“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履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并表示：“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光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写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的文章，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尔、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梁启超的转变遭到康有为等人的严厉谴责，在康的影响下，态度再度转变，远离孙中山的革命派，逐渐走向革命的对立面。1899年与康有为等人一起组织保皇会，打出立宪保皇的旗号。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作为喉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宣传。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3)
1912年，袁世凯筹划复辟称帝，邀梁启超赴京。梁不顾别人的劝阻，执意进北京出任司法总长。随着事态的发展，梁启超感到袁世凯“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了下来” ，并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反袁斗争。“维新—拥护共和—保皇—拥袁—反袁”的曲折经历和政治上的屡屡失意，使梁启超对政治感到厌倦，并且萌生了一层浓厚的悲观情绪。他50岁生日那一天，颇为感慨地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富，也不强。为
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50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及身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 。他不再搞政治活动而走向学术王国，以求安身立命之所。
3、从弘扬新学到依皈旧学的思想家严复。
毛泽东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今福州）人，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中医，丧父后家境贫苦。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7—1879年被派赴英国学习，他很注意研究西方学术著作并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情况。回国以后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司（教务长）和总办（校长）达20年之久。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和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被称为“中国近代头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唤起和振奋了一代中国人，成为维新派以及革命派知识分子发愤图强，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思想武器。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受到民族危亡的刺激，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他指出：君主和官吏都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 。他大力宣传“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 ，“民主自由，天之所畀也”的民主自由思想，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严复还对中国的旧学给予否定，指出旧学分三个部分，即“宋学义理”（唯心主义理学）、“汉学考据”（烦琐的章句笺注）、“辞章”（拘泥形式的文字游戏）都是些“无实”、“无用”的东西。他为科举制度列了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提倡建立新式学校，讲授西学（新学），培养人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的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指出：“严复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对生产、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都曾做过一些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某些合乎科学的论断；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关系，他也有过个别的较为正确的见解，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他还是最先对西方国家的垄断压迫、财富集中现象提出若干批评和非议的人” 。如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给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即：“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他指出，“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即只重视农业，反对发展工商业），导致“闭关锁国之说”；他一方面接受古代经济思想中“崇俭”的提法，认为俭是美德，另一方面又主张，“俭”并不是目的，应把节省下来的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即：“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 。
严复思想激进，但政治态度比较软弱，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由于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偏执，再加上反动势力的威胁，逐渐丧失了锐气，转入消极，他片面强调教育和知识可以促使社会进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如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 ，因此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持反对态度。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阴谋活动，1915年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做准备，严复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一时期，严复在学术思想上，也变为复古主义者。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把文科变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并且对学习和吸收新学（西学）给予否定，如说：“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徒虚言也；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 。严复到晚年，曾慨叹：“鄙人年将七十（1917年时65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即康有为）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百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竟然主张用孔孟之道做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 。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4)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严复的依皈旧学倾向完全视为倒退，其中，也包含他对几十年来改良与革命现实的反思，认识上的某些深化，以及思想上的矛盾困惑，等等。如严复早年引进西方新文化，以为很快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沧桑，终于发现旧文化有几千年之根基，很难撼动，陷入悲观情绪。他说：“其结果也，数十万年之牵变，必不败数千载之遗传。……吾国虽有百华盛顿，千拿破仑，万亿卢梭以为之革命巨子，犹将无益于存亡之数。呜呼，蔑古之徒，可以反矣” 。严复早年曾尖锐批判传统的以农为本的思想，宣传
工业救国。经过几十年实践，感到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还离不开农业国这个现实，他说：“夫中国，农国也，乃今耻为农，而必以工业与天下争衡者，震于外洋之物质文明，以为必如是而后可致富故也，而熟意不然。夫工业必以资于原料，而原料，农业之所出也” 。严复早年做为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血气方刚，大有“包打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过了不惑之年，认识到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学者与政治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他说：“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万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被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使强奈端（外国人名）以带兵，不必能及拿破仑；使毕士马（政治家）以治学，未必及达尔文也” 。
4、撤离战场、退守书斋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1936年夏，章太炎给国学讲习所的学员们讲完《尚书》，随即病重。他不顾别人劝阻，坚持继续讲课，并说：“饭可以不吃，书仍然要讲”。终于卧床不起，于6月14日与世长辞。章太炎去世以后，鲁迅曾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纪念这位国学大师：“太炎先生虽先前也是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制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鲁迅认为“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仍然高度褒扬了章太炎当年的革命精神：“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章太炎，名炳麟，1869年1月生于浙江余杭县一个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拜汉学大家俞樾为师，系统学习研究古典七年之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思想体系。他把老师的告诫：“精研故训，博考事实”作为座右铭，制定了自己的治学门经六条：“一、审名实，二、重左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感情，六、汰华辞”，即用客观的态度，切切实实，仔仔细细的研究学问，力戒大而化之，主观臆测的浮躁作风。后来，又发展为：“学术无短长，要以胸府独见为贵” 。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知识分子掀起维新改良运动，章太炎也被卷了进来。他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等成立的“强学会”，并为《时务报》撰写文章，积极宣传“发愤图强”、“修内政”、“行新制度”的主张。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的名字也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为逃避追捕，渡海到台湾，后又去日本。在台湾、日本期间，他看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文化的书报刊物，进一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日本，又开始结识孙中山，接受革命思想影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章太炎愤然剪去辫发，同改良派决裂，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1901年，发表《正仇满论》，批驳梁启超的保皇论。1903年，又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的“革命恐怖论”，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指出“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也不行，“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针对康有为的“民智未开”、不配革命的谬论，指出民众的觉醒离不开实际的革命运动，“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民主之兴，实由实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智慧者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同年，革命家邹容发表《革命军》，高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章太炎“诵之犹当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遂为之作序，击节鸣鼓，呐喊助威。《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发表，哄动了整个社会，邹容和章太炎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5)
《苏报》由于屡屡发表章太炎、邹容等人文章，鼓吹革命，而遭查禁，章太炎也随即被捕。据章太炎自述：“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才拿，……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自称）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头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 。章太炎在狱中三年，英勇不屈，曾绝食七天表示抗议。1904年，章太炎的朋友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章虽在狱中，也做为重要发起人之一，并被该会视为领袖人物。出狱后，章太炎东渡日本，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他在该报发表了一
系列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如《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革命道德说》等。
辛亥革命以后，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在政治上却显得很天真。他认为推翻清政府，革命大告成功，于是高喊起“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要求解散中国革命同盟会。这在革命刚刚取得初步胜利，袁世凯等各种复辟势力觊觎革命果实的艰难复杂情况下，无异于为虎作伥，自我瓦解革命势力。章太炎的主张受到袁世凯的欢迎，袁委任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和“东三省筹边使”。章太炎目睹袁世凯日益反动，在忏悔心情下开始与袁斗争。先是辞掉“东三省筹边使”职务，后又决定偷偷逃离北京。为了争取人身自由，章太炎手持羽扇，把袁世凯授予的大勋章作扇坠，经直到新华门总统府找袁世凯算帐，怒砸总统府招待室。被袁世凯软禁以后，又宣布绝食，以示抗议。护法军反袁胜利，章太炎一度出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他看到护法军政府中也是派系斗争不断，产生失望情绪。特别是南北军阀在议和的名义下讨价还价，召开分赃会议，更是使章太炎伤心至极，于是愤然闭门谢客，不再过问国事
在学术和文化思想方面，章太炎也逐渐转向提倡“国粹”和建立新宗教。希望人们在乱世中，从国粹和新宗教中净化灵魂，并找到精神支柱。他说，提倡“国粹”并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宗教“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生民之道德，为其准” 。为了远离政治，他在修订自己的文集《章氏丛书》时，把许多革命性强的文章删掉，把自己的名著《訄书》改名为《检论》，力图抹去革命锋芒，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好好先生。退守书斋以后的章太炎，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文字音韵学、文学、史学、经学，乃至宗教和医学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在文化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如何认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登历史舞台所发生的角色转换现象呢？那种传统的贴标签式的“阶级分析”，对此一律冠以“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摇摆性、妥协性、不彻底性”；近些年则又有一种颇为时髦的说法，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自我堕落”的表现。两种看法，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从内容方面说，前者实质上鼓吹，读书是“四性”（软弱性、摇摆性、妥协性、不彻底性）的根源。知识分子多读了几本书不仅无用，简直就是罪恶。而后者把知识、文化与人格、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从而以人格和自我意识取代了知识与文化因素的作用，仍然是一种否定知识与文化的思想表现。历史舞台上角色转换现象的出现，有客观条件的变化，主观方面的适应性，以及是否具有及时调整主观与客观矛盾的个性品格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我以为，就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而言，文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离开文化因素谈论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抓住知识分子的特点，从而进行中肯的分析。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前辈“士大夫”的不同之点在于，后者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学习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民族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怎样科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怎样正确的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把两者有机的融合起来，是十分艰难而又长期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这对刚刚产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就显得尤其突出。思想家严复对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对这种感受做过如下表述：“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异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无数，而西人恃人力” 。康有为、严复等人想“在中国的文明中寻找西方的进步理想，以便使历史和价值相协调，使他们的中国与西方的真正普遍的历史原理相协调” ，然而“康无法轻而易举地把西方的解释用于中国历史”，成为“困惑的一代” 。可以这样说，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成为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难于摆脱悲剧命运的致命性弱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那里？(1)
“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
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