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
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法律只是约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言论若
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
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陈独秀：《法律与言论自由》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为“国富民强”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几经挫折，如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辛亥革命仅仅革掉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鲁迅语）的现状，使许多人由兴奋到失望、彷徨，进而为新的追求而呐喊，于是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首先“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状态有了新的变化。从最初的“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进而“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认识到不清算旧的传统文化中的弊端，不打开束缚人们几千年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促进全社会民众的觉醒，任何器物的改良和政治的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应运而生。有些急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五四运动前就向社会呼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 。
其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陈独秀于1915年9月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据此提出新人的六条标准：“（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进一步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成为五四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1919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致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明确宣布，北京大学“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一方针反映了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要求，受到启蒙者的欢迎，并且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多次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是五四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他又说：五四以后“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可是在建国以后，我们学习和继承五四运动精神，却只是强调学生运动的爱国主义，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很少涉及，甚至加以否定。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基本理由是，它们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那里？(2)
“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作为思想体系，确实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它产生于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旺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它是资产阶级向封建主义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充分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要求。然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口号除去阶级内容的一方面外，还有它历史内涵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它还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与之相适应。马克思曾讲过：“交换价值的交换正是一切平等和自由在生产上面的真实基础。作为纯粹的思想，平等和
自由不过是交换价值理想化的表现” 。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自己做主的意识，需要贸易自由，公平竞争，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等。“民主、自由、平等”正是体现了商品经济的这些需要，从而保护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不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提到“民主、自由、平等”时，都曾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认为，商品经济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不仅要打倒资产阶级，还要彻底消灭商品生产。今天，人们已经懂得了商品经济并不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它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需要商品经济，所以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体系，还有其存在的基础和需要。
列宁讲过：“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 。无产阶级只有认真地对待，科学的分析，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创造的高度文明，才能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创造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遗产，采取简单地否定和排斥态度，曾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文明的某些方面，难于摆脱封建主义羁绊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1)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特别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冲破封建迷信思想，科学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如李大钊所说：“二十年以前，洋海始通，西学输入，缙绅先生尚持天动地静之说，而以为奇技淫巧焉。今地球环绕太阳之理，声光化电之学，虽在童呆亦粗知其义矣” 。二是有了维新变法失败的教训以后，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1907年5月出版的《新民丛报》，有一篇文章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
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数年以前，民间无敢倡言之者，近则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民间公然鼓吹立宪。然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 。正是在生活急剧变化的推动下，一大批知识分子为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掀起向西方学习真理的新的热潮。
从国际环境看，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益暴露出制度方面难以克服的矛盾，以及其思想武器方面的缺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爆发，更增加了人们的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主义”、“学说”，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使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眼界进一步扩大了，触及的内容也大大的丰富了。从国内环境看，辛亥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也形成了南北对峙、军阀林立、各霸一方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各种学说传播，不同学术思想碰撞的空隙和空间。从而使中国再度出现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 监督及教员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后来一段时间内，不少学生还是把毕业做为获取功名的手段，更有一小部分学生并不读书，而是混文凭，以得到做官的资格。对于有学术研究水平的教员，他们并不见得就欢迎，甚至点名认真一点，考试严格一点，都要遭到反对。当时的“八大胡同”（妓院所聚的地方）有“两院一堂”之说。即逛八大胡同的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国会议员与大学生为最多 。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并对学校组织和教员队伍实施了若干整顿改革措施，风气为之一变。在时代潮流的推动和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遂成为各种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最为活跃的场所。正如20世纪20年代曾为北大学生的千家驹所说：“北大是中国的缩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多少党派，北大学生中便有多少党派。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都可以在北大师生中找到他的信徒，都有它们公开或秘密的组织，这怕是任何大学都不会有的” 。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北京大学正是学术林立、百花齐放时代的一个缩影。
在教员聘用上，蔡元培说：“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字，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亲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押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时的北京大学会聚了一大批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级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兼职）、周作人、吴虞、马寅初、沈尹默、陈启修、章士钊、马叙伦、陶孟和、陈汉章、张竞生、梁漱溟等。各种学术思想的互相交汇，互相碰撞，大大扩展了北大师生的眼界，繁荣了北大的学术，促进了北大的进步。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2)
兼容并包之例一：“怪人”辜鸿铭。
辜鸿铭这个名字，许多谈及北京大学历史或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文章著述，都会提到，他被称为“国宝级怪人”。说辜鸿铭怪，也确实怪。他是教英国文学的教员，却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脚登双梁中式鞋；“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辛亥革命以后反而蓄发留辫，整个一位“前清遗民”；他精通10余种外语，发音之纯正，连该语种国
人也感到惊讶，他还从19世纪60年代起，花了20年时间，把中国古典十三经中的十部翻译成英文，然而平时讲课和谈话，张口就是“子曰诗云”；他喝洋墨水最多，1870年前后，即13岁就出国留学，1885年正式回国，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然而回国以后却变为思想最“守旧”的卫道士，他反对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力主尊孔读经，公然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十分熟悉西方文明，然而却从中得出结论：“欧洲人所热切希望并极力去实现的民主主义文明，就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东西”，他狂热的赞美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丑恶的东西，如一夫多妻制、纳妾现象、女人缠足，十分欣赏清人方洵专为缠足写的一本叫《香莲品藻》的书，并且说：“小脚女人，神秘美妙”。
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有的歌颂他的“怪”，有的欣赏他的“狂”，有的称赞他“意避流俗，求古求奇”，有的说“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我认为，对于辜鸿铭的怪异性格和矛盾行为，仅仅停留在个性品格分析是不够的，它还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内容和近代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性特征。
辜鸿铭出身于华侨家庭，祖籍福建，儿时生活在东南亚的马来半岛。13岁赴西方留学，成年以后回到祖国大陆，面对东方热土上对西方文明的一片赞扬之声，做为一个十分熟悉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东方人，辜鸿铭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特别是回国以后，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深深为之震撼。他认为：“东方的社会，立足于道德的基础，而西方则不同，他们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在东方，人与人之间是道德关系，而在西方则是金钱关系” 。他不赞成把物质生活作为评判文明的唯一标准。190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生活水平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明的合适尺度。……生活水平可以适当地被看作文明的条件，但它却不是文明本身”。辛亥革命以后，辜鸿铭认为革命党人急着抓剪辫子一事是“愚蠢”的，他激动地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
辜鸿铭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这些看法，显得肤浅而偏激。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许多人对西方社会情况和西方文化都缺乏深刻研究，而出现一片盲目乐观的情况下，辜氏的有些看法不乏警世作用，有些看法也还算得颇为深刻。辜氏由对东西方文明的片面看法，导致政治上保守，甚至保皇的结论，从认识论上说，是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学习、研究东方文明的途径，有着直接关系。辜鸿铭长期在国外生活，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回国以后，一直生活和工作于上层社会，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从书本上，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特别是社会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没有切身感受。离开社会实际的调查，就书本谈书本，不能真正读懂书。在这个意义上说，辜鸿铭是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近代著名学者吴宓对辜氏的评价，很值得后人参考：
辜氏于中国旧日之道德文化，其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
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
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然辜氏初非渊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3)
博通达、深思明辨之学者，于中国之文化学术，及西方之思考精神，
均不能深窥底蕴。故其言论多武断而偏激。虽有真知卓见，亦系得之
偶然，而缺乏系统之创作及深厚之修养。其人之品性及行事亦多缺失。
傲睨一切，诙谐漫骂，放荡不恭，决非奉崇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
宜出，决不是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是故吾人之于辜氏，
毁之因属不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
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
康增进也 。
兼容并包之例二：“国粹”刘师培。
北京大学的教员中，刘师培也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人物。首先，在政治上“历史复杂”而有污点。他于188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1901年18岁时考中秀才，次年又考中举人，1903年进一步参加会试，未中。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撰写《中国民族志》、《攘书》，并和林懈合著《中国民约精义》等书，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担任《警钟日报》主笔，并成为以章太炎为思想领袖的光复会首批成员，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警钟日报》遭封禁前后，刘师培又参加“国学保存会”，是该会刊物《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学术著作大多发表于此报，被视为“国粹派”领袖人物之一。1907年2月，刘师培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时又接受日本社会党人影响，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出《天义报》、《衡报》等刊物，宣传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08年，在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时期，刘师培变节，叛离同盟会，投入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幕下。辛亥革命以后，又投靠袁世凯，成为谋求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一员。1917年受聘于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门教授。1919年1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为总编辑，对抗新文化运动潮流。同年8月，病逝。
刘师培在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上，也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学者。他既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又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积极传播者；既是国粹主义干将，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先驱。1936年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收录刘师培一生大部分著作。此书被学术界称为“真知灼见和胡言谬说杂陈”，“国粹中有西化，西化中散发着国粹气” 。如何认识这种表面看似互不相容而又容于一体的现象呢？
首先，要搞清楚刘师培等人提倡的国粹主义是什么？国粹主义出现于20世纪初，国粹派1905年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宣传“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所谓“国粹”，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典、历史、文化、文字等特有的东西，就中国而言，主要是指孔子的儒学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不过国粹主义者把孔子视为学术派别，而不是宗教精神领袖，如刘师培所言：“自吾观之，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也，非中国之宗教家也” 。综观刘师培谈论国粹的文章，既涉及孔子儒学，也谈到《尚书》的“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民是君的主人，君是民的仆役） ，墨子的“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庄子》的“以君主为人民之仆役” 等思想。也可以说，他是披着古人的服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甚至鼓吹“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 的主张。然而既是披着古人的服装，也就自觉和不自觉的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气味。正因为如此，当五四运动彻底批判封建旧文化的革命思潮兴起时，特别是反对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极端倾向，如有人连汉字也要废弃，刘师培等人怒愤之中转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封建旧文化的辩护士、卫道者。
国粹主义者并不反对学习西方，他们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不少国粹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并且是积极的宣传者。他们主张“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也就是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我为主加以研究。刘师培的可贵之处在于，学习西方的同时，冷静地看到了西方的问题方面。如他指出：“人类至于今日，失平等之权者，实占社会之多数。贵之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相役” 。刘师培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国粹主义毕竟是比资本主义落后的思想武器，不能有效的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正是在这种矛盾、惶惑之中，无政府主义拨响了他的心弦，使他倾心于无政府主义，努力鼓吹通过取消政府，而实现：“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 的理想社会。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4)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和学术思想，采取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采取名曰“阶级分析”实为贴标签的办法，都不是值得提倡的。知识分子，虽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政治主张等各有不同，但做为知识的载体，这一点是共同的。文化的因素，在决定知识分子命运方面，往往比其他诸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蔡元培正是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对辜鸿铭、刘师培这样的学者采取排斥态度，或拒之门外，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效果上看，也是好的。1915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后来成为著名
学者的冯友兰回忆说：
“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
之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
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
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
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
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
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
2、“兼容并包”不是只包新不包旧
对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至今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认为“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其主导方面是为了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而决不是为旧思想、旧文化保留地盘 ”，即 “保新不保旧”；另一种认为 “‘兼容并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即 “主观上保旧也保新，客观上保新”；还有一种认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即“教育必须承认个人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因而必须赋与师生不受限制的学术自由” ，即 “不受限制的宽容与自由”。
蔡元培自己又是如何认识和解说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呢？
他在《致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年3月18日）中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
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
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
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2月10日）又说：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
实派，计学（即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论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
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
则，以大学之所以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
所及，持一孔之论” 。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一文中进一步表示：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
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
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
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
的文学；那时侯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
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
白话文也好，用文言文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
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
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5)
蔡元培上述言论表明：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是只“包”一部分，也不是“保新不保旧”，而是既“包”新，也“包”旧，既“包”唯物，也“包”唯心，包括“任何学派”。二、“自由”与“容”，不是“不受限制的宽容与自由”，而是有条件的宽容与自由。条件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是在社会发展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不是早已被历史与社会淘汰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三、蔡元培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用语是“容”（容纳、宽容）、“悉听”等中性词汇，而不是“允许”
或“不允许”、“保护”或“不保护”等词汇。前者是客观的态度，后者是用行政权力干涉的作法。蔡元培同意前者，不赞成后者。“兼容并包”的要意在于：容纳各种学术观点，宽待各种学术流派，从而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兼容并包”的灵魂，是思想自由。
3、李大钊、陈独秀谈：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之必需
思想自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重要口号。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自由就是只受法律支配”。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对“自由”做了重要补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 不在枷锁之中”，他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与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蒙昧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人类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革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这一口号包含的历史的阶级的具体内容，即“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另一译‘在知识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由、民主”思想所包含的普遍价值，提出他所理想的社会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列宁由于他所面临的敌人常用“自由和民主”攻击社会主义，为此，他对这两个口号较多的时候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但也指出：“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
思想自由的主张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遭到封建专制势力的极力反对，他们视自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其次，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同的反映，有的要求极端自由，反对一切社会的约束；有的担心强调自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面对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和舆论的众说纷纭，革命民主主义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坚持高举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猛烈的批判封建主义。特别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谈思想自由问题，如《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年12月10日）；《议会之言论》（1917年2月22日）；《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哪里还有自由》（1919年11月16日）；《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等，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历史的教训、社会的发展、强权与思想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其思想至今仍不失生命力。
李大钊认为，人类的生存需要多方面的 吸取营养，包括各种微量元素、杂质，甚至某些菌类。只吃一种东西，即使再好吃，再有营养，生命也不会得到健康发展，甚至有枯萎的危险。他曾转述一段近乎戏谑的话：孔子与牛肉，释迦与鸡肉，基督与虾，乃至穆罕默德与蟹，其为吾人之营养品等也。吾人食牛肉、鸡肉等，在使之变为我之肉也。吾人食孔子、释迦、基督、穆罕默德，亦欲使其精神性灵，代为我之精神性灵而已。但人类为杂食动物，吾人为求肉之发育，不能不兼食牛鸡虾蟹，正犹为求灵之发育，不能不兼收孔、释、耶、回之说。李大钊在这段引言之后评论道：“斯言虽近谑，亦颇含有至理。以今世国民灵的消化力（即思想力）之强，绝非孔、释、耶、回中之一家所能充其欲望者” 。世界的多样化，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都要求思想应该自由。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6)
李大钊认为，思想自由的主要内容是：“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他列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指出，不许出版或实行文字狱，禁止不了思想的传播，如革命时代的巴黎，“攻击时政之小册，传布街巷，正如蝴蝶，非复禁令之所能遏制矣”，“各国关于出版，初行检阅之制，然检阅由于官吏一人之偏见，每多失当，最足为文化之蠹”。信仰自由，也是人类精神上的自然要求，“古来以政治之权力，强迫人民专信一宗，或对于异派加以压制者，其政策罔有不失败者”。中国的专制政体虽经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
社会”，大学课堂上，既讲诸子百家之说，也讲医药卜巫之术，有助于冲破思想牢笼，发展国家文化 。李大钊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指出检查制度的缺陷等思想，还是具有警世作用。
如果说李大钊早期谈论思想自由的文章，还存有理性化倾向，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再谈思想自由问题，则更显示出现实的针对性和理论上的尖锐性。如他于1919年6月写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指出，即使是“异端邪说”，当民众还不认识时，强行禁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种做法，等于把坏东西隐藏起来，不让大家看。人们再碰到坏东西，还是容易误信，更危险。因此，信仰错了，“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李大钊结论说：“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李大钊于1921年1月写的《自由与秩序》，针对“个人主义”者要求极端的个人自由，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而某些“社会主义”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和扼煞个人自由的倾向，着重谈了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他不赞成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试想一个人如果从生下来就离开社会的环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可以选择。而“社会若完全抹煞个性的发展，那社会必呈出死气奄奄的气象”，不动不流的一潭死水，能有什么秩序？自由，是个人“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秩序，是“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中，自由是根本，秩序是使各种人都能保证享有自由的一种合理的安排。
五四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李大钊的上述思想做了重要补充。他于1919年12月1日写的《法律与言论自由》，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辨证关系，现摘录如下：
“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
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
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
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
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
法律，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
五四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发扬了思想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如北京大学这样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在南北对峙、军阀林立的空隙间，创造出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从而掀起汹涌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1)
“五四”时代，样式纷繁的思想文化潮流给予社会的是启蒙，给予历史的则是侵透力。各种学说流派，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极为深远的作用。
1、“科学救国”注意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1914年夏天，世界风云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在即。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中国学
子们， 一天吃过晚饭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在这样危难的形势下，我们国外留学的青年人能够做点什么来效力祖国呢？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办一个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于是办起《科学》杂志，1915年1月就在神州大地与国人见面了。《科学》发刊词指出：“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国粹“陵夷覆败，荡然若无”，“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要想“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为科学呼” 。也就是说，要想解决中国的长期贫穷积弱状况，唯有用科学这个法宝来救治。《科学》创刊号例言，还提出“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的方针，即科学必须“求真”，科学的目的是“致用”。
1915年10月，留美学生正式成立“中国科学社”。任鸿雋任社长，赵元任任书记，胡明复任会计，杨铨任编辑部长。社章第二条规定，本社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1918年，中国科学社由国外移归国内，组织和成员都随之进一步扩大。设9位董事，他们是张謇、马良、蔡元培、汪兆铭、熊希龄、梁启超、严脩、范源濂、胡敦复。理事11人：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雋、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沈阳、重庆、青岛等十余省市成立社友会。门类扩大到农林、生物、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工、矿冶、医药、理算、生计等各个方面，股员发展到604人。
随着组织的扩大，活动的增多，他们对“科学救国”主义的宣传也大大加强。1918年，蔡元培在《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中，提出当今的时代是“科学万能时代”。中国科学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范源濂，于1919年2月写的《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中系统的宣传了“科学救国”主义，他说：“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曾任该社首任社长的任鸿雋，于1920年在五次年会开会词中，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的重要地位：“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 。
“科学救国”主义的出现，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守旧者，如梁启超于1919年—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公然打起反科学的旗帜。他抓住早期科学具有的机械唯物论的弱点，攻击科学论者把人类的精神也看做一种物质，从而取消了精神，导致“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他针对科学日新月异发展，“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的现象，污蔑科学使“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他认为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使得人“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总之，它把世界上许多问题的出现，都归罪于科学，科学推动了物质的进步，也给人类的发展“带来许多灾难”。对“科学救国”主义的批判还来自极左的“革命者”，如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组织创办的《奋斗》旬刊，对科学也采取敌视态度，打起反对科学的旗帜。《奋斗》第6号（1920年4月20日出版）和第7号（1920年4月30日出版）连续刊登题为《革命与哲学》的文章，认为科学是知识，革命是本能，“我反科学的最大原因，是因为科学精神，还够不上革命程度”，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的理想冲突，所以要主张革命，就不免对不住科学了” 。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2)
“科学救国”论还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恽代英于1923年12月发表《学术与救国》，1924年2月发表《再论学术与救国》等文章，针对“科学救国”论者的“唯科学主义”，排斥一切政治，甚至排斥一切社会科学的宣传，指出：“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他说，中国人也有谭根、厉汝燕、周厚坤等到国外学习了制造飞机的技术，可国内政治腐败，长期混乱，百业不兴，掌握飞机制造技术的专家又怎能发挥作用呢？针对社会上一部分人对社会科学的片面认识，认为社会科学只能搞破坏、不能搞建设的说
法，恽代英指出：“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他把社会比做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没有好的工厂管理，“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 。恽代英结论说：“我并不反对任何人，用任何目的，去研究任何学术乃至任何东西，世界上必须有种种色色的人，乃能成一个世界”，“不过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是研究社会科学，进行社会的改革，才是救国之道 。
今天应该怎样评价“科学救国”主义呢？我认为，“科学救国”主义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肯定：其一，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状况下，大量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对其影响，胡适曾做过如下评价：“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其二，宣传了科学思想和爱国思想，著名科学家、当年“中国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的茅以升说：“对当时青年一代，传播科学救国思想，对五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三，对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人才的培养，都起了重要作用。即使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不管谁掌握政权，人总要衣、食、住、行，生产是不能停止的。生产、科学技术、人才，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其四，尽管“科学救国”主义有不少缺陷，如把科学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技术，排斥社会科学和政治，不认识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但“科学救国”做为一个口号，成为几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搞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复杂艰难的环境中，矢志努力，报效祖国的精神支柱。正如著名科学家茅以升谈到中国工程师学会精神时所指出：为“促进国家工业化”，“认识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愿牺牲自由，贡献能力” 。
2、国粹主义与国学大师们的“复古”心态
国粹主义，是想通过“保存国粹”，即保存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文化的输入。鼓吹“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礼教”，“只是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主要是指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等。国粹主义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凡欲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 ，即吸收外国的东西，要以我为主，加以认真的研究。国粹派最早是用“保存国粹”的形式，宣传排满复汉思想，宣传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其中的杰出人物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以后，皇帝被打倒了，国粹派的政治目的实现了，他们逐渐失去革命兴趣，由政治舞台退守学术殿堂，转化为政治上的保守者。他们对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新思潮的兴起，持批判态度。从具体主张上看，可分三派：“第一派以为欧洲夷学，不及中国圣人之道”；“第二派以为欧学诚美矣，吾中国固有之学术，首当尊习，不必舍己从人也”；“第三派以为洲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 。
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虽然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道路有所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有所不同，但有个共同点，都是对国学有深厚功底而又对西方文化有广泛研究的“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早年系统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又到国外学习，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且为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立过汗马功劳。而辜鸿铭，则是青少年时代长期在西方学习、生活，对西方社会情况和西方文化，有过广泛的接触和比较深刻的了解。回国以后，又下苦工夫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深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倾倒。辜鸿铭被人称为“精通西学却极端保守”的老先生。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3)
应当怎样认识国粹主义者普遍存在的这种矛盾状态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先进的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为理想国，满腔热情的引入中国时，资本主义社会悄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某些弊病进一步暴露出来，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利益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震动，引发了许多的思考。中国的国粹主义者刘师培，早在19
08年就看到“贵之于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非相役”的“世界人类不平等之现象” ，并且认为“代议制政体久为他国所唾弃”，“议会政策，则定为万恶之源” 。1918年，梁启超曾和一批人赴欧洲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于是大声疾呼，要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挽救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他们提出重新审查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问题，对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持理想化和盲目乐观的现实来说，是富有一定的深刻性和警示意义的。然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察缺乏广泛性和深刻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没有科学的分析，因此，结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国粹主义者们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从更深的层次看，与他们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自然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有位作家说过：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倾向于未来，而在感情上却倾向于过去。我想，这句话也应该适合于国粹主义者们。他们虽然一定程度的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而感情深处却难于摆脱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以章太炎为例，他曾广泛的学习和研究过西方的经典文献，并且主张过工业化，然而却总也摆脱不了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重农抑商”的思想影响。后来居然直接反对采取新式工业和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在《四惑论》中说：“人求进步，必事气机，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窖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荻，鼓腹而游矣？”在他看来，搞科学，搞工业化，是自找麻烦，不如“樵苏耕荻”，凑凑合合不饿肚子，自由自在为好。
国粹主义者的言论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批评。陈独秀在《学术与国粹》一文中指出：“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盲目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陈独秀还具体分析了国粹主义者的具体观点，如有人认为《大学》一书里的“生众，食寡，为疾，用舒”就是孔门经济学，陈独秀指出这一说法“不知近世经济学说，‘分配论’居重大部分，《大学》未尝及之；即‘生产论’及‘消费论’中，赞其劳力与时间问题，原则纷繁，又岂‘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简单理论所能包括？” 。李大钊则针对国粹主义者的悲观态度，从历史发展的认识论角度指出：“历史的演进，常见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 。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本身也有着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缺陷，因此，对国粹主义的批评陷入完全否定的另一个极端。如周作人在《罗素与国粹》一文中，竟然说：“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 。更有甚者，不仅主张把古典书籍统统扔掉，还要把汉文和汉字废除掉。
在启蒙思想家与国粹主义者激烈争执中，北京大学里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梁漱溟。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巨川）为光绪年间举人，曾倾向于维新派。辛亥革命以后，于1918年以徇情投湖自杀方式“提倡中国的纲常各教，救济社会的堕落”，而轰动社会。梁漱溟本人自幼入中西小学和顺天中学学习，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毕业后，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投入革命活动。1917年经蔡元培引荐，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不久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亦引起社会轰动。梁漱溟在新旧两派斗争中，同情儒学，似乎倾向于旧派，但又不是旧派中的一员。梁自己曾讲过：“所谓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 。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4)
梁漱溟提出的新儒家哲学，可以说是对国粹主义的改造和发展。他在文化观上，把世界分为三种文化：一是西洋文化，“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它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当作改造对象，其文化以科学见长；二是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中国人“遇着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随遇而安，调节自我意欲，中国文化以玄学见长；三是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即“遇着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即取消“意欲”，印度文化以宗教见长。梁漱溟认为人类的发展
面临三个大问题：一是人与物的关系，西洋文化重视科学，强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矛盾日渐突出，而中国文化提倡人自身的和谐，“父慈子孝”、“孝悌慈和”，比西方文化成功；三是人的情志问题，即要求生活而又淡化生、老、病、死，印度文化以宗教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这样的分析，梁漱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
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其根本弱点在于，就文化谈文化，没有把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是在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封不动的搬到现代社会，肯定是不行的。然而，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却从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人类发展各个阶段都要注意解决的问题：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情志问题。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虽然并不赞成梁的学说，却始终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了解的兴趣和研究的热心。梁漱溟本人，也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人物。
3、“实验主义”与实验主义者的实验
实验主义亦称实用主义，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成为实用主义的鼎盛时期。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皮尔士、詹姆士，杜威。杜威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时，我国留学生胡适正好是他的学生。胡适追随杜威学习实用主义哲学，并于五四运动时期把杜威和他的实用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胡适曾陪杜威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几个月的讲演，并于1919年7月撰写《实验主义》长文，全面系统地在中国宣传实用主义哲学理论。胡适本人多次讲过：“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 ，“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 ，“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个方面的应用” 。
胡适所讲的实验主义，究竟包含那些内容呢？大体上包括三个部分：
一部分是真理观，鼓吹“有用的就是真理”。如胡适所说：“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 。这一真理观，比起那些把真理看做飘浮天上的圣物，人们只能盲目崇拜，恭听教诲，不许有丝毫怀疑和不忠的真理观，在认识论上是个进步。它把真理和世俗联系起来，把真理从天上拉到了人间。然而“有用的就是真理”的观点，完全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假话重复一百遍也可以变成“真理”。这一实用主义的观点，曾为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所利用，也曾为某些唯物主义者推行自己的错误主张时所信奉，因此有人说：实用主义是美国商人的市侩哲学。
另一部分是发展观，实验主义者不承认有什么“天经地义”、“一定不变”的科学规律，认为规律也是人造的。胡适有一句曾倍受人们奚落的“名言”：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某些机械唯物论者和宿命论者曾把事物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一切都视为老天爷早已安排好的，并按照这一“规律”模式去剪裁历史。与此相比，实验主义者的看法在认识论上有一定的价值，它打破了一切规律的天生恒定性，加进了人为的能动因素。然而实验主义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否定了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性，完全归于人的意志所为，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实验主义者还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胡适说，阶级斗争和革命“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造成“两座对迭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5)
还有一部分是方法论。实用主义者主张研究问题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把杜威的思想方法分做五步：“疑难是思想的第一步”，“学原于思，思起于疑”，敢于提出问题才能进行思考；第二步是“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一步就同医生的‘脉案’，西医的‘诊断’一般重要”，也就是找准问题之所在；第三步“提出种种假设的解决方法”；第四步“决定那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也就是通过分析，确定适用的方案；第五步“证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真实可靠，要通过“实验”来证明。这里讲的“实验
”，不是社会的实践，而是个人的“经验”。长期以来，人们曾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论，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胆的假设”是“大胆的虚构”，“细心求证实”是“用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 ，似乎太远离作者的原意，很难有说服力。应当说，实用主义的这一方法论，在认识论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我们几次犯左倾错误期间，如果“大胆的假设”之后，再搞点“小心的求证”，大概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恶果。这不是从一个角度说明，实用主义在方法论上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胡适为什么成为实验主义的信徒，他自己又是怎样“实验”的呢？这要从胡适本人的经历说起。胡适，原名洪驿，1891年12月生于上海市的一个富裕家庭，幼年读过9年私塾，后又读了7年“洋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影响很深，根据“适者生存”的名言，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适”。1910年胡适20岁时，赴美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的农业科学院学习，一年半后，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1915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该系主任杜威，攻读实用主义。年青的胡适从封建专制影响极深而又贫穷落后的中国，来到自由与民主气氛很浓的美国，如胡适自己所言：“兴奋得不得了”，美国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胡适在美国学习7年，于1917年8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回国前已开始关心国内的新文化运动，积极主张文学革命。并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他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主张写文章要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 。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和提倡写白话文的主张，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胡适在行动上则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缺乏热情，甚至持否定态度。他无视学生运动中表达出的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无视学生运动对发动各界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欺凌的社会作用，指责学生运动：“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一）养成倚赖群众的心理……。（二）养成逃学的坏习惯……。（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 。胡适常讲“不谈政治”，后来也曾回忆说：“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胡适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一场大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本书拟在另章中专述）。1922年5月，又联合其他十几位教授、名流，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在不改变旧制度的前提下，由“好人”来组织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又引起许多人参与争论。
胡适有时候又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 。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暴力革命的道路，1930年4月发表《我们走哪条路？》，提出：“打倒五大敌人”论，即“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他认为：“这五大敌人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势力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门” 。由于胡适的“五大敌人”论只抓住一些社会现象，不涉及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说中国没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不是中国的敌人等言论，太无视和歪曲了中国的现实，连自称“我非持革命论者”的梁漱溟，也批评胡适“是空发梦想”。梁漱溟说：“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胡适又提出：“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 的主张。近些年，有人对胡适是否最先提出“全盘西化”，以及“全盘西化”是否就是“充分现代化”的问题。对此，我无深入系统的研究，自然没有多少话好讲，恰巧看到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于1994年写的一段话，觉得对认识这些问题有帮助，至少是一位世纪老人的一家之言，值得参考，现摘录于下：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6)
“胡适是文化讨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全盘西化论’的首倡者。
‘全盘西化’的名称虽然不是胡适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全盘
西化论’的领袖。他再三宣称‘中国百事不如人’，甚至说过‘中国
不亡，是天无理’。这虽然是愤激之词，并不表示他愿意当亡国奴，
却是他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显著表现”。
“胡适之宣扬‘全盘西化’论，但是在介绍西学方面，并没有做
多少工作，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整理国故’方面了。……在这方面确
实有很大的成就。但对于西方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却用力很少” 。
中国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容易走极端。胡适背时年月，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近些年，胡适转为时髦起来，于是有些人又把胡适捧为身泛灵光的圣者。前些天我看到一篇宏论，竟然说陈独秀晚年回归到胡适。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感到这一说法有点太远离事实了。难道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就一定是回归自由主义吗？胡适既不是一无是处的罪人，也不是身泛灵光的圣者，而是五四时代起过重要作用，后来辗转于政治与学术间，颇显尴尬的学者。他口称不谈政治，却又不甘寂寞，对政治难舍难割，跃跃欲试；他涉入政治，又对中国的政治（包括国情、民情、官情）并不在行，颇显尴尬；他提倡“全盘西化”，却又把很大部分精力用于整理国故；他被尊为自由主义的领袖，然而他的“实验”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或梦境中。胡适身上的这些矛盾，并不值得奇怪，更不是什么“两面派”、摇摆者，而是新旧历史转换时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征，不过在胡适这个名人身上，更容易引人注目罢了。
实事求是的评价胡适和他所宣传的实验主义，不止是关系胡适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涉及是否尊重历史事实，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思想文化遗产的问题。实验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代，对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专制主义、扫除蒙昧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曾被誉为“五四文化中的天之骄子”，“拿出证据来”也被当时的人们认做提倡科学精神的响亮口号 。胡适是个有大贡献的学者，著名哲学家贺麟回顾五四以后的思想史时指出：“胡适之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在五四运动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 。另一位研究者对此做了补充评价：“胡适和胡适学派的思想，从二十年代到全国解放前，在全国人文科学界，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外，是影响最大的一家” 。胡适的文化思想遗产，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1)
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公例”学说
对于五四时代曾风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者群体，长期以来基本上停留在政治的批判和否定，很少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 如无政府主义理论是否有认识价值？有什么认识价值？为何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时代能超越其他各种思潮而风行于世？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有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无政府主义亦称安那其主义，19世纪在欧洲形成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主要分三派，德国人施蒂纳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个人主义；俄国人巴枯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此外，后来在日本又出现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幻想建立无政府社会。其思想基础是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意志，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做你要做的事，按你的愿望行动”。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留学欧洲和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同盟会员，如1903年张继编译《无政府主义》，1905年《民报》曾对无政府主义作大量的介绍。1907年，在法国的巴黎和日本的东京，开始出现由中国人创办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并组织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如李石曾在法国巴黎主办《新世纪》周刊，张继、刘师培在日本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5月，由刘师复、莫纪彭、郑彼岸等人于广州，创立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会”，刘师复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
刘师复，1884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5岁中秀才，对诸子学说、小学、古代数学，都有所研究。1901年以后曾留学日本，并参加革命派组织同盟会，回国以后曾组织暗杀清政府广东提督的活动，为此入狱三年。1912年先后与他人创立“晦鸣学会”和“心社”。“心社”订立了12条戒约：（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1914年，又在上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1915年3月病逝时，年仅31岁。刘师复在短短几年中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如《无政府浅说》（晦鸣录第一期，1913年8月20日），《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素食主义浅说》（民声第7号，1914年4月25日），《论社会党》（民声第9号，1914年5月9日），《无政府主义之元祖》（民声第13号，1914年6月6日），《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要领》（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克鲁泡特金学说之特点》（师复译，民声第21号，1914年8月2日）等。这一时期，被无政府主义者称为“以刘师复的活动为中心”的“刘师复时期” 。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既批判封建主义，抨击资本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如他们发表《祖宗革命》、《三纲革命》、《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等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宣传今人胜古人，揭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以强权制人，实现“四无，乃成立无政府之要素”；他们痛斥“资本家只知管制，鲜惜民命，致劳民工作之役日苦” ，“主张废除资本制度”，“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完全自由也” 。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持指责态度，他们反对一切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 ，反对“按劳分配”原则，说：“主张按个人劳动的多寡来给酬报，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还说什么幸福呢？” ，从无政府主义的上述议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立足点是小生产者的个人绝对自由；对世界所持的态度是感性大于理性；其衡量是非的标准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方法为极端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只能是梦幻中的天国。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2)
无政府主义在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许多人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并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响亮口号。无政府主义者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出发，提出社会的发展仅有“互竞公例”不行，还要有“互助公例”。他们一方面看到“竞争，则优胜劣败。不竞争，则优败劣胜”；另一方面又不满于“胜者存，败者灭，则只有优者之进化，而无劣者之进化”的“弱肉强食”。无政府主义认为：“生存在于进化，进化者，由劣而
优，由优而更优也”，因此主张“互助与竞争并重”，“相害者，竞争；不相害者，互助”，“同则互助，异则竞争。同而不互助，则优劣俱败；异而不竞争，则优败劣胜” 。现代学者对生物链的研究表明，动物之间弱肉强食，当弱者被吃得濒临灭绝时，强者无食可进了，必然也要濒临灭绝。人类比动物高明在有思想，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能够自觉的调试某些关系，不致完全陷入盲目性。人类社会既需要“竞争”，也需要“互助”，把“竞争”绝对化，将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平衡，甚至陷于绝境，胜者本身也无法生存。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的人们思考和处理国内外的某些重大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欢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近50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书籍达70多种，遍及国内14个省市以及南洋等地区。如吴玉章、陈延年等都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曾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积极搞新村运动和主张废除婚姻，周恩来和觉悟社的成员们，主张废除姓名，改称“一号”（逸豪，邓颖超代名）、“五号”（伍豪，即周恩来代名）等。我想，这和那个时代的年青人追求新潮，刚刚接触“自由”、“平等”、“民主”等新思想而一时又缺乏深刻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更深层次看，还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却又难以摆脱士大夫传统思想的影响，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在心理以及“无为而治”的理想追求等等，这些传统影响容易在无政府主义那里找到共鸣。
2、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批评中前进
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引起欧洲的极大震动，使新兴的无产阶级获得了科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产生
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迟迟为中国人所知晓，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只是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出现于少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原因何在？我以为根本在于东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达阶段的产物。它所反映的历史情况、社会情况以及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对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又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这就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很大的困难。
其次，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是欧洲近代社会的民主传统和发达的科学。其直接来源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中国则长期为封建专制思想所禁锢，再加上近代以来科学和生产力发展落后，处处为浓厚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所笼罩，这就使多数中国人很难从世界观的高度,来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锋芒所指，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它所直接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统治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在中国人面前，正如列宁在评论俄国状况时所说：“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这就使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增加了特殊的困难。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碰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集中的表现于“三次大的论战”。其中之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8月，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他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不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胡适也表示：“我所攻击的也只是这种不根据事实的，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论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吸取了对
方合理的意见。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要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首先要大家行动起来，大家要一起行动，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另外也表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后来，瞿秋白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又从哲学高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做了理论总结。他对胡适的实用主义理论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它比其他哲学都具有“积极精神”，“是一种行动哲学”，然而它的弱点在于轻视理论，把真理的标准说成是主观的，有用的就是真理。瞿秋白还具体分析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近与区别，指出都强调“行”的重要性，都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实用主义的积极精神”。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真理观的唯物与唯心；“行”要受客观规律限制还是为所欲为；“革命的哲学”还是“妥协主义”、“市侩哲学”。由此可见，“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但没有损害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争论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水平的提高。
另外两次较大的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也同样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良主义者张东荪等人，主张中国的救国之路是发展资本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认为“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即太超越阶段了。这一意见的合理成分，为当时主张在中国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所吸取，激发他们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情。短短几年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取得相当的成绩。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由于陈独秀等人和对方反复通信，以平等的地位，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使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深入一步，如对领袖意志、群众意见与法律的关系上，陈独秀指出：“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大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决议之法律，不能不说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争论，放弃了原来的主张，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害怕批评，即使是错误的批评。通过比较、鉴别、争论，特别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发展真理，并使错误的思想得到“扬弃”。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作风上，与其他的“学说”、“主义”比较，有些什么不同的特点呢？这是面对中国共产党能在短短28年时间成功地实现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不能不加以思考的问题。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几次犯大错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注意理论的实践性，使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好的理论作风开端。早在中共建党前，陈独秀就提倡理论指导下的行动，反对空谈。他说：“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 。在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他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主张把具体经验与基本理论加以区别，着重学习基本理论。陈独秀说：“事实是道理的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 。“一大”前后，陈独秀又明确表示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他说：“共产在中国怎么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还要看发展”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26年进一步提出“将理论活用到实际中去” 的口号，号召全党到实际中去学习：“实际工作中学的知识，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导师” 。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们，注意在实践中调查研究，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办法，很快制定出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针、策略。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发扬了这一注重实践的理论传统，创造性的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4)
任何历史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建党初期形成的“注重实践”的理论传统，也有它明显的历史缺陷。如刘少奇所指出：“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有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我认为理论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把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对
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说和哲学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够。这就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总体上，从世界观的高度（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更好的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几度出现理论上的偏颇。如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指导作用，把它仅仅归结为方法论，片面强调“哲学从属于政治，是为政治服务的”，明显地表现出实用主义倾向；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个基础，大谈“阶级斗争”，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理论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使理论一度完全脱离和违背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走进死胡同。
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1)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和学术最为活跃的时代。其表现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有300—400个，且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区；出现刊物不下400多种，大至众多专家、学者组建的编辑部，小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凌荣宝个人创办的《独见》，此刊物引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的注意，他致信创办者：“我很喜欢你的勇气和精力，很希望你做一个自由的研究者批判者” ；学说林立，百花齐放，从国粹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天赋人权”、科学与民主。从近现代的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又各有一、二十种不同的分支与变形；同时还提出各色各样的救国方案，如“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新村主义能“缩短旧人变新人的时间”，“教育是万能的，……社会的改造，非教育不成功”，“科学救国”，“科学虽无绝对的万能，却有相对的万能”，通过“工人储全”，“这万恶的阶级（资本家），自然就可以消灭了”，“批评至上”主义认为“批评简直是一盏引我们上正路的明灯”，“改造人种”是“改造社会的先决问题”。也有“大家起来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另组织合民意的政府”，或“无血革命”、“炸弹革命” ，学习俄国十月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思想与学术的活跃，来源于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切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也得益于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提倡，从而冲破了旧传统的桎梏，扩展了眼界，振奋了精神，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那个年代，不管你信奉什么“学说”和“主义”，都提倡6种精神：“科学的精神”、“创造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奋斗的精神”、“坚贞的精神” 。我们可以从当时出版的许多杂志发刊词和文章中，强烈的感受这些精神：
1919年1月1日在北京出版的《国民》杂志载文，提出：“不可为古人奴隶， 不可为西人奴隶”，“终当择中西学术之性质当同者，而一一熔铸化合之，无取乎复立国粹欧化之名” 。
《北京女高师半月刊》载文表示：“研究学问，当普遍不当狭隘，当真实不当凭虚；应用学问，当实验不当武断，当怀疑不当迷信”，“一定要用上品的外国药” 。
《评论之评论》发表宣言：“一切社会底进步，都起于思想底进步，而思想底进步，惟赖‘评论’。一切过去的思想进步史，都是‘评论’史，‘评论’是打破旧藩篱，创造新生命底唯一锁钥” 。
《新社会发刊词》：“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调；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失；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 。
《改造发刊词》：“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因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历，并立国人”，“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刊词》：“我们的周刊，因为抱了种种态度，故以能‘兼容并包’‘广纳众流’为贵，不鼓吹一种主义，不主张一种学说”，“我们所谓‘兼容并包’ ‘广纳众流’并不是‘杂碎’的解释。我们好歹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科学；我们相信新思潮，相信必然趋势的新思潮”，“科学的智识和新思潮的趋势，任凭你有罗马教皇的权威，威廉二世的战略，都抵敌不住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和言论，无论如何不能违背了这个标准” 。
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2)
《少年世界》发刊词：“我们以为改造中国——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应有三种的步骤：第一步，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第二步，详细记载由现代思潮演成的事实，给中国人一种更深的刺激。第三步，根据思潮和事实的趋势，草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 。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们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进行思想启蒙以求改造社会的历程中，碰到
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发动民众？一部分知识分子很早就感受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醒大家注意。1904年5月，《东方杂志》发表《论中国改革之难》一文，指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能就学者，极多至四千万止矣。此四千万人，即能就学，即能深知改革之善，而其余十分之九之人，皆未受教育之益，即于中国今日必当改革之故，不能有所体会。则彼少数之人，岂能强此多数不学之人，使之服从于改革之令，而无所捍格”？ 。到“五四”运动时期，《少年》杂志更是进一步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纵的须明白中国的历史，横的须明白中国社会情形” 。张东荪等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杂志，载《农民解放与平民银行》一文认为：在农业国里，劳动阶级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应当在乡村，所以中国劳动问题的中心当然是农民问题 。《国民》杂志则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解除社会上种种纠纷的根本办法” 。1919年2月，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撰写《青年与农村》一文，明确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主体不解放”，“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
然而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面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差距，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你们读书人，都是白吃闲饭”的舆论冲击，自己在理论上缺乏科学的认识，在实际上缺乏解决矛盾的办法，从而陷入困惑之中，产生了一种自责心理、忏悔情绪。如有的说：“我想我这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人，够不上叫劳工。我不敢说违心话，我还是穿着长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还不是一个劳工”，甚至痛骂自己是“社会上一个寄生虫” 。有的鼓吹起“教育无用论”，如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蠹民？”。“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抗（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人，……若是这几件事情都回答道不能，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虽然受了十几年教育，依然是无用的人”，“有用的分子都没有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都是无用的人” 。这种说法夸大了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并且把是否会干农家活儿做为衡量社会上一切人有用与无用的唯一标准。除了干农家活儿，一切知识都是无用的。更有甚者，提出消灭知识阶级，在知识上搞平均主义，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他们说：“我们如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财产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分子。如果世界上各个人的知识都在一个水平面上，那其他一切阶级问题，不待解决自然就解决了” 。这简直是把知识分子做为社会革命的“头号敌人”了。
应当指出，“五四”时期在一部分人中产生的贬低知识分子，敌视知识分子倾向，以及许多知识分子自身怀有的困惑情绪、忏悔情绪和自责心理，这两种情况，做为潜流，在此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特别是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和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政治家，使这一潜流变为“洪流”，且几度泛滥成灾。以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大整知识分子的潮起潮落中，许多知识分子却能以原罪的心理，心甘情愿的接受种种“考验”。这大概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比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一个特色吧，他们不是软弱和愚昧，而是由于中国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巨大的差别的国情，而产生的爱国情结转化为困惑与自责心理所至。
创造神话的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1)
中国革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包括早期留学日本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五四时期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张国焘、毛泽东、邓中夏等；旅欧留学生蔡和森、周恩来、李立
三等；苏俄留学生瞿秋白、罗亦农、章太炎等。尽管这批知识分子中的有些人，后来有了变化，但从总体看，他们在中国新民主革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 在中国破天荒的第一次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且提出党要迅速“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组织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1921年7月党成立时只有50几名党员，经过短短几年，到1927年4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57967人，在湘、鄂、江浙、广东、北方、山东、福建、满州、北满、安徽等广大地区，成立了党的组织。
2、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进中国，并且逐渐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扎下根来。党的创立时期的领袖陈独秀，早在1920年谈到十月革命经验时就指出：“事实是道理的基础，俄事（指十月革命）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部信仰” 。“一大”前后，陈独秀明确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他说：“共产在中国怎么进行还在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这个理论问题，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多年摸索，最终由毛泽东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他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十年内战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抗日战争时期又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具有民族形式的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从而使这一理论在中国古老大地上获得勃勃生机。
3、 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且派一批干部到各地做工人工作，成立工人夜校，组织工会，使工人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反封建专制压迫的政治斗争。1925年5月由于日本在华资本家打死工人代表顾正红而引发的“五卅运动”，仅上海一地就有20万工人、5万学生参加，随后这一斗争席卷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瞿秋白于1926年3月写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记述：
“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
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
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
‘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
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群众明证！”
农民运动也紧随其后，到1926年底，全国16个省区成立各级农民协会5000余个，有组织的农民总数达100万以上，其中还有武装农民20万人 。当时在湖南亲身做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真实的记录了这一历史壮观：“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的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四个月这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
4、 与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极其复杂而又瞬息万变。概括起来可以说：①两种经济并存，资本主义经济占据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但数量少，只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封建经济占据着中国广大的农村，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由此构成的中国社会，既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也不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又不同于一般的殖民地，此时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东方历史上出现的新问题。②四个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斗，地主阶级虽然失掉了封建皇帝这个保护神，却又很快找到军阀势力为其保护伞，它对一切革命、改革都持反对态度。中国的资产阶级当时是中国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无产阶级广大农民，在反帝反封建上有一致的地方，又有阶级利害的冲突方面。工人阶级被推上政治舞台，日渐成为革命的主角，但人数太少，四亿中国人中，只有200—300万，难以独立挑起革命重担。农民占全国人口80—90%，多数人处于饱受重重压迫剥削而又不觉醒状态。③六种政治势力纵横捭阖。一是共产党，二是国民党，三是北方军阀，四是南方军阀，五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六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创造神话的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2)
面对这一形势，党的领袖陈独秀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革命，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中国则“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基于这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很快和国民党搞起“党内合作”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一合作虽然由于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叛变而遭失败，但其创造的历史经验，对后来的中国革命有着深刻影响，如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等等。
5、 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之中，不仅产生了建党初期党的领袖群体，而且在整个民主革命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六任领袖班子，即陈独秀——瞿秋白——向中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其主要成员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六任领袖集体，创造了更加辉煌的业绩，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领袖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包括建国以后第一代领导班子中的重要成员，后来又成为率领中国实行“第二次解放”的核心人物邓小平，都仍然属于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可以说，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创造了东方的世纪神话。
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于五四时代，在他们身上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反传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们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批判一切旧传统，为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革命大造了舆论。后来，毛泽东继续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勇敢的和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然而，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在反传统的同时低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作用。从理性上宣布“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和事实上极难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矛盾始终困扰着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后来党的许多领袖人物。
传统文化是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取向，不仅记载了有文字的历史典籍上，而且广泛的根植于民间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社会舆论中。它不仅对民族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代的人们，不管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是信仰革命还是趋于保守，是领袖人物还是一般平民，都发生着重要影响。马克思讲得非常深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陈独秀提倡科学与民主，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敢斗士，然而他本人却也难于摆脱封建主义的某些影响，如大革命时期表现出严重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并且经受过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严酷考验，然而终生与“士大夫气质”难舍难割。毛泽东也是如此，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征程中，表现出宏伟的气魄，无畏的精神。而在他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政治主张、谋略策划中，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明显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
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是想把伟人与凡人划等号，(即使在本节中，我也对伟人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也不是以“纯而又纯”来要求历史人物，而是想说明，伟人与凡人同样生活于现实的世俗社会，同样难以摆脱世俗社会的影响，因此，他们既是伟大的人，又是世俗的人，从来也不是什么“神”。奇怪的倒是时至今日，有些历史学家总是要把领袖人物写成“百分之百”的伟大正确，有些问题实在绕不过去，也要“为贤者讳”，尽量淡化处理。似乎只有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神的形象，才能为万世师表，这实在是形而上学作祟。
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1)
1924年至1927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为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具有民主、爱国传统的学生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包括外国办的教会学校中的学生，革命热情也日益高涨。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于1925年和1927年两次来华访问，1928年出版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的革命》一书，对当时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作了生动的记述：
记述之一：
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们对作者说，“学校把我们培养成基督徒，我们现在仍认为耶稣的教义极为有益。但我们又认为耶稣生活的年代久远，现代中国所需做的事情他无法一一加以指点，我们觉得自身行善是不够的，因为这只会使人屈服于横暴行为。行善和屈服不能战胜强暴，所以只有进行战斗。我们认为必须首先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建立一个人人都行善的新社会” 。
记述之二：
一个叫小林的学生告诉作者，“近十年中，中国青年最需要了解的一是科学，二是良好的政体，三是革命理论”。“学生们现在明白了，讲演与宣传鼓动徒劳无益，他们必须学会作战。有上千名学生南下进了黄埔军校，……有许多学生参加了北伐，他们不仅加入了北伐军，而且在部队到来之前就在华中的工农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学联中许多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林说，除了在前线牺牲的人外，死于吴大帅与孙传芳将军屠刀之下的还有好几百人。在上海，学生参加了武装起义，……有四百余名学生被蒋介石枪杀” 。
记述之三：
作者写道，“我关于中国农民的报道要从学生联合会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学生首先发动和组织了农民。然后，觉醒了的农民才开始管理自己的组织。但是，在我逗留武汉的整个期间，直到农会遭到镇压之前，农会干部半数以上仍是学生” 。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的引用一本外国人写的书，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极少有书籍正面记载这些历史情况，所记多为知识分子投身工农运动如何接受再教育，甚至如何右倾，如何站在工农运动对立面云云。
大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特点是，许多人“投笔从戎”，积极参加军事斗争。周恩来谈到黄埔军校第一期时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 ，到1927年3月，学员已发展到二万余人，他们不仅成为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的骨干，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各地武装起义和建立各个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事领导人，据1987年11月3日《人民政协报》的一个材料统计，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建国以后有元帅2名，大将3名，上将8名，中将9名。如：徐向前、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周士第、陈伯钧、张宗逊、宋时轮、杨至诚、陈奇涵、郭天民、彭明治、闫揆要、郭化若、倪志亮、常乾坤、唐天际、王铮等，都是军委总部和各个军兵种、军区的重要领导干部。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由于对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尚缺乏深刻的理解，把失败的原因归于领导人是知识分子，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整个党的领导做了错误的估计：“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是本党干部非工人，甚至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智识分子的代表”，并提出“彻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的口号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部分党员和群众把愤怒的情绪完全发泄到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头上，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 。参加广州起义的主力军教导团的几百名知识分子干部，撤到海陆丰根据地后，没有受到信任，没有当干部使用，统统编到第四师当战士，后来绝大部分在作战中牺牲。
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2)
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气氛，甚至影响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一些知识分子代表在发言前不得不先要表示：“同志们：我照会场的规则，首先声明我是知识分子” 。党的“六大”明确提出“二化”方针：“党部指导机关工人化”和“干部的工人化”。“六大”75名代表中，工人有42人，当选的中央委员36人中，工人占21人，中央政治局常委5名，工人占3名，工人出身的向中发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六大”的做法，非但没有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反而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严重削弱。从党的
各级领导班子看，一方面，既有理论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排斥。另一方面，把工人当偶像，并没有认真的加以教育和培养，选上来的工人干部质量不高，政治上不强，领导能力弱，甚至有些人品质不好。据统计，参加“六大”的代表，后来有16名叛变革命，其中14名是工人 。
30年代前半期先由中央苏区搞起，然后扩展到各个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打击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知识分子。仅以鄂豫皖苏区为例，1931年8月开始的白雀园“大肃反”，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 ，连红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妻子也未能幸免。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心情沉重地说：“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 ，即使如此，张国焘还在“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 。另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著名将领肖克，回顾这段历史时痛心的说：“我党经过多次肃反运动，如土地革命时期打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抢救运动以及全国解放以后反右派扩大化，‘文化大革命’抓走资派等运动，可以说都有相似之处。这是为什么？我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每错一次，虽然作了改正，但没有认真地总结教训。如果认真总结土地革命时期肃反的错误，也可能不会出现抢救运动” 。
从反知识分子倾向到肃反扩大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民主革命转入以农村为主要阵地、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后，农民和士兵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干部是少数，他们对农村、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都远不如农民、士兵熟悉，因此处于劣势地位。再加上知识分子长期生活于城市，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新事物快。他们和农民在思维方式、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乃至卫生习惯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是“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干部，这种差别的存在也是明显的。知识分子要和农民、士兵融为一体，取得他们的信任，是件长期而艰难的事。十年内战期间，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犯错误，作为在第一线执行这些错误方针政策的知识分子干部，自然成为群众直接攻击的目标，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和士兵对知识分子的隔阂和不信任感。赣东北苏区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三个从上海来的搞文化工作的干部，他们主张讲卫生，在一起经常谈论健康、洗脚、爬山之类的事，居然被误认为是以“健康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
其二，由于某些领导人鼓吹的左倾理论与工农群众中存在的狭隘情绪相结合，30年代前半期，家庭出身决定论即唯成份论曾在党内盛行。“只要成分好，一生吃不了”，“成分好的不愿参加革命甚至动摇的，一下子就提拔到领导岗位” ，而“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连方志敏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著名革命家也遭到怀疑：“方志敏是富农，如何能当主席？” 。张国焘则更“左”，他把家庭出身不好与反革命划等号，列为肃反的重点对象，并且提出：“入党的条件起码是工人、贫民” 。正是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出身于非工农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往往被视为“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
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3)
其三，革命根据地长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一方面有力地支援了旷日持久的革命战争，另一方面也带来若干弊病。如缺乏健全的法律与制度，容易少数领导人说一不二，出现政策的随意性；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容易简单粗暴；军事行动的紧迫性，需要更多的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对“民主”则往往忽视甚至否定的态度。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常常强调“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向往民主，爱给领导提意见；欣赏“温、良、恭、俭、让”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大赞成简单粗暴的过火行为。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很
容易被视为“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如张国焘给鄂豫皖三名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罗列的“罪状”就有：“议论和批评张国焘搞‘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乃是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革命”，“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 。
其四，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人，一个重要特点是搞宗派主义。王明本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是以积极参加错误的党内斗争而崭露头角的，被正直的老革命家讽为“斗争干部”。当了领导人以后，更是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处处排斥异己，以求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宗派主义者目的的自私性决定了它在组织上的狭隘性。他们不是以全党的最高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作为出发点，而是把是否符合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和意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以此确认敌、我、友。这样，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必然搞“以我划线”，党同伐异，对不赞成或反对他们的人，施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经过那段历史的老干部深为感慨地说：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更厉害啊！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1)
1935年“一二、九”运动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是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激起广大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抗日情绪。华北有一大批学生投笔从戎，奔向抗日战争最前线。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共产党员杨秀峰，率领一部分平、津、保定地区的流亡学生，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转战太行山，后与八路军一二九师分遣
队汇合，创立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共产党员薄一波通过统一战线关系，以平、津流亡学生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决死纵队，至1939年夏，“牺盟会的全体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三百万人左右”，山西新军“共辖五十个团，其中有四十六个正规团，约五万多人” ，后来，“山西新军分别纳入晋冀鲁豫军区和晋西北军区建制”，“有二十二个团参加了百团打战” ；滞留山东的平、津南下学生和济南进步学生汇合，组成山东纵队，在泰山一带进行抗日斗争，后与八路军汇合，建立鲁西抗日根据地；在广东，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与农民武装结合，创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东江抗日根据地；西安青年学生组织一百多个农村工作团，深入关中五十多个县和陕南地区，宣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济南的荣高棠、杨易辰、陈荒煤、张瑞芳等也组织平、津学生移动剧团，赴前线演出救亡戏剧；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学生会领导人杨学诚，带领一批学生到鄂西农村，以八条破枪起家，同当地农民结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
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点是，一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外文翻译家、教育家、作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从上海等东部大城市奔赴陕北延安。毛泽东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 。他们中的知名人士，可以排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如范文澜、尹达、吕振羽、潘梓年、王实味、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王思华、何干之、柯伯年、张如心、胡乔木、陈伯达、周扬、任白戈、张仲实、丁玲、肖军、何其芳……。
由于这批人才的到来，使延安有条件成立了众多的研究机构。如1938年秋，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负责，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哲学家一起研究理论问题；还成立了《资本论》小组，由张闻天领导，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1941年又成立中央研究院，下设9个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伯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1939年，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并召开“自然科学讨论会”；1938年4月，成立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1937年11月，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为校长）；1939年7月，成立延安女子大学，还有鲁迅师范、卫生学校、通讯学校、摩托学校、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等等，这些都是革命根据地前所未有的。
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点是来源面广。1941年5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史》，对到抗大学习的知识分子有如下记述：学员“包括全国各省（除了青海和西藏）的人们，南洋、暹逻、越南一带的华侨以及朝鲜等民族的青年，以职业说，有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教授、军人、学生、商人、产业个人、手工业者、农民等；从家庭成分说，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有属于其他阶层的，甚至有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儿女；以年龄说，包括十三、四岁至四、五十岁；以政治立场说，包括各党各派的分子；以文化程度说，包括文盲至外国留学生，其中还有全家来校，叔侄同学，母女同队的佳话” 。另据一份对抗大学员7455人的统计，高中学生占44．5%，大学专科以上学生占15%，高小及其他占6% 。李志民在其回忆录《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中，对学员来源地作了如下补充：“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爱国华侨青年六十四人” 。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由各地奔向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达四、五万人之多。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2)
长期以来，我们的各种党史书籍和诸多的有关论文，在谈到一大批理论家和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时，往往只讲历史的一面，即理论家们如何聆听领袖的教导和帮助，知识分子们投入“革命熔炉”如何进行思想改造，而不讲或很少讲历史的另一面，即领袖在和理论家们互相切磋中吸取了什么，得到什么受益。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对革命的发展起了什么重要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我以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重新认识：
其一，对革命根据地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十年内战时期，各个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封锁，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外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外关系及形式都做了调整。此时的延安，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大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也做了及时的调整，如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停止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50多个办事机构，直接与美国政府对话与联络，频繁接待世界各国记者、作家、知名人士来延安访问，等等。其中，国内外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对实行这一转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不仅使根据地的人们了解了外部世界的许多新的情况，而且精神生活也对根据地的人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可以从若干外国来访者写的书中显露端倪。
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红色中国报道》：
“我参加过一个由鲁艺学生演出的音乐会。节目一开始，7把自
制的小提琴、一架破旧的钢琴和一把大提琴同奏中、美、英、苏4国
的国歌。由75名男女学生组成的合唱队列队登上舞台，出色地演唱
了一曲肖斯塔科维奇谱曲的《联合国歌》。接着他们又非常协调地、
充满感情地演唱了几首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其他歌曲。一位男高音演
员试图唱一曲《蝴蝶夫人》的选段，但他的唱腔跟钢琴一样的走
调” ——这样的开放气氛，在几年前的根据地是不可想象的事。
美国人海伦?斯诺著《延安采访录》：
“徐海东来看望我。他说，他到北平、天津、上海去了一趟，见
到了许多外国人。他想要我教他跳舞，并且放了一张他喜欢的唱片
《压抑不住的爱情》。吴亮平、王汝梅、马海德也在场。共产党人从
来没有学过交际舞，但对那种舞蹈的西方风度却很有兴趣。他们没有
任何反西方的情绪，也没有反美国的丝毫表示” 。——透过跳舞这
个细节，可以看到人们的眼光从一个窄小的根据地开始转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男女，也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
的男女，尽管他们还没有象英、美清教徒那样进行过工业革命，虽然
同传统的中国人建立联系经常会遇到困难，但是我在延安同任何一个
人接触，从未感到有丝毫困难” 。——海伦?斯诺敏锐地体察到根
据地的人们从封闭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向“现代思想”、“现代生活
方式”的变化。
其二，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促使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一度十分活跃。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缓和。抗日根据地与过去的单纯的军事根据地相比，除了军事打仗，还有大量的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学术活动、生产活动、民间活动……，这些变化也有利于根据地民主空气的形成，知识分子们则成为营造民主空气的“先锋”。由上海来的女作家丁玲，针对在延安不需要批评性杂文，只需要歌颂民主生活和伟大建设的看法指出：“即使有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 。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3)
著名作家肖军1938年路经延安，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便派秘书去招待所看望肖军，转达毛主席想请他见见面之意。肖军回答：“我打算去五台打游击，到延安来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后来，肖军在丁玲的劝说下同意去拜见，没等他去，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来招待所看望肖军了。这个事情，一方面显示了领导人的礼贤下士、平等待人，另一方面也表明，肖军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坚持了“人与人是平等的”民主精神，他并没有把领导人
的接见视为“天大的喜事”而受宠若惊。后来，肖军又到延安并积极参加根据地的文艺建设活动，毛泽东和他有过许多封通信，研究文艺问题。
另一位应该提到的是著名的文化人王实味，他1937年10月到延安，几年的工作与生活，使他不仅感受到延安的革命精神，同时也看到一些问题，于是他写了若干杂文，对某些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如针对有的领导干部对革命阵营中的某些黑暗的东西，不予重视，甚至说：“天塌不下来”，王实味指出：“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还针对政治家的弱点提出：政治家“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的特点也有两面性，用它来对待敌人时，是“革命的艺术”，而用它为自己谋名誉、地位、利益时，“则使革命受到损害”，他呼吁：“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 ，他不赞成某些舆论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并且进行反驳：“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他还不顾诸多禁忌，在各种会议上和与同志交往中，公开评论某些政治上敏感的问题，如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要由斯大林负责，不是陈独秀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王实味坚持了敢于批评权威的民主精神，同时也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再讲一位坚持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干部蒋南翔，他的命运比肖军、王实味要幸运得多。蒋南翔面对延安整风和审干中暴露出的问题，敢于对中央的重大方针、决策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评和建议。他于1945年3月向党中央提出万余言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不仅对身居高位红极一时的康生提出尖锐的批评，表示“以至不能不使我对抢救运动的总的方针发生更深刻的怀疑”，而且对《中央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的决定》提出意见，指出：“缺点就是它基本上批准了当时对于特务的夸大估计，……批准了运动中的那种斗争方式”。“意见书”还以“唯有活的主要实践应被确认为第一重要的鉴定尺度”，对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路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提出极有理论性的分析和意见，指出：“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知识分子党员的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反映”，“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依靠群众做打气加油的拉拉队！”，蒋南翔认为，抢救运动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上的缺乏民主精神” 。这里更应该指出的是，蒋南翔如此尖锐的意见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厄运，而是在后来得到中央的重用，通过“意见书”这个窗口，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延安时期活跃的民主精神。
其三，大批学者、专家的到来，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过去我们讲毛泽东思想，往往只强调它是革命根据地经验的总结，而很少从理论活动角度加以阐述。列宁曾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列宁还赞扬考茨基讲的“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考茨基批评那种把理论看成革命斗争直接产物的观点，是“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他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理论与实际斗争的关系应该是：实际斗争是产生理论的一个重要条件，而理论本身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他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是实际斗争的直接产物，还需要诸多其他重要的条件，主要是由理论自身的发展水平与状况所决定。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4)
考察一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理论活动，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加强了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学者、文化人的频繁交往。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之间不仅有大量的通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还共同组织许多学术活动。如1938年3月，毛泽东亲自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并有一批高级干部包括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参加，由著名学者何思敬翻译讲义，逐章介绍，然后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讨论。1938年秋，毛泽东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
敬主持，领导人与哲学家一起讨论研究哲学问题。此外，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还编写《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分九章系统的讲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系统学习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这批理论工作者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经典著作，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专著，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恩通信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社会主义入门》、《英国工人运动》等，对领导人的学习和全党的普及、提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曾说：“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此外，理论工作者们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的专著，不仅为广大干部所学习，而且成为中央领导人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书籍。其中为毛泽东所重视和学习的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他看过十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说：“我读了得益很多”），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在读后感中写道：“颇为新鲜”），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建议印此书） 。等等。
其四，大批知识分子的参加，促进了军队的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的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村，所进行的战争也多为小规模的游击战。到抗日战争，任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战对象是日本侵略军，要求干部对日本国家和军队的情况有所了解，甚至要懂些日语；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既是友军，又不时发生矛盾与摩擦；不仅要和国内各种军事力量打交道，还要和国外（如美国）的军队人员打交道。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抗日战争前入伍的有些老干部显得不适应，并且暴露出一些弱点，如194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军队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指出：“这些弱点的表现是：知识不多，进步不快，气量狭小，意识落后，简单粗暴，不了解复杂问题”。大批知识分子参军，在斗争中很快成长起来，成为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重要力量。1942年9月军委总政治部的一个文件反映了这一变化：“抗战以来……成万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他们表现了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积蓄了许多实际斗争经验，他们帮助了我们军队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的提高，他们已与老干部 携手并进，他们已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解放战争期间，“三八式”已成为一代干部的标志。
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不仅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而且经历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考验——抢救失足者运动。1942年4月，在整风中康生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国民党特务赞扬边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发现特务活动，中央领导人表示：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 ，于是整风转为审干和肃反。很短时间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就清出“特务”高达15000多人，有的单位如西北大学，共390人，竟有一半以上是“特务”。
有的曾和外国牧师学习过外语，被打成“意大利特务”；有的大城市来的女青年爱打扮，穿着讲究些，就招来怀疑：“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有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怕别人听，悄悄说地方方言，也遭到质问：“你说你没问题，为什么总用广东话同你爱人说悄悄话？”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喜欢散步聊天，谈谈云彩，说说月亮，于是望风捕影的被诬为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太阳社”。 前面提到的两位著名的文化人，肖军在以后的几十年生活中，一直成为“反面教员”，批评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获得人身自由。王实味则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惨遭杀害，1991年2月7日始得以平反。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5)
直到1943年7月底，抢救运动才完全停了下来，1944年开始对这批错案进行甄别，赔礼道歉（直接责任人康生始终不承认错误），如果说延安整风是从思想上大力宣扬了毛泽东思想和宣传了毛泽东本人，那么抢救失足者运动则是从政治上警告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两个方面，都对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终生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下，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精明能干，按部就班，“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成为最响亮的座右铭。然而在许多人身上，缺乏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创造
性气魄和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那种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即使是延安时期的理论家们，他们的理论活动也是：一、翻译国外的经典多，自己的理论著述少；二、在很少的著述中，也是“述”多“著”少，多为对经典著作的解释与诠注，很少阐发自己的看法；三是学院式、讲义式的著作多，真正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及革命问题而有创见的著作少。延安理论工作者的学术模式，对后来中国的理论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1)
第二条战线主力军的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
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革命洪流，他们可以称为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和前三代比较，第一代是革命事业的开创者，不少人成为革命的领袖人物；第二代“文人武化”，许多人在长期战争的炼狱中成为出色的军事将领；第三代扮演了由十年内战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先锋角色，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很有地位的“三八式”领导干部。
第四代和他们的前辈比较，角色与命运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中除少数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外，多数人接受的是系统的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他们参加革命的形式是以城市为阵地、开辟争取民主、自由、“第二条战线”，他们的革命经历极短，很快就迎来了全国革命发胜利。因此，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既是革命者，同时，又被视为“同路人”和“被改造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实行争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并规定：“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 。1948年1月15日出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十分具体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状况和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状况：
“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因他们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
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感，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具有进步作用，在政治思想上能够接受革命的无产
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他们能够争取教育，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为
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具有动摇性和落后性，，主要是个人主义、患
得患失，摇摆不定，以及由于出身剥削阶级的家庭而带有剥削阶级的
意识，与长期所受的教育是地主阶级的教育，也就容易接受反动的地
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他们必须经过思想改造，实际生活和工作
锻炼，才能达到与工农兵结合；甘心当人民勤务员的革命战士。
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一贯是采取争取、教育、改造
的方针” 。
如何认识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及其历史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评价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受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第二条战线”的历史作用。
把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学校教育笼统的说成地主阶级的教育，明显不符合中国近代教育历史的实际。众所周知，中国的学校教育自清末兴起办“洋学堂”，走上近代教育的轨道，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都是采取西方教育的模式，核心是科学与民主。经过新式教育培养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反对封建主义，追求国家独立与民主，为实现现代化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民党政权曾经把“党化教育”强加于学校，但终因过于露骨而遭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抵制，不得不废止，转而公布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活
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这一教育宗旨尽管有其冠冕堂皇的方面，但总不能说是地主阶级的教育。更何况还有些教育界的领导人、教育家如蔡元培，曾提出“五育”并重、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并一度为国民党政府确定为国民教育的宗旨。这一方针的提出与实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对中华民族新一代成长有重要影响” 。
蔡元培的“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方面内容。“军国民教育”即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实利主义教育”“就是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智育” ，“公民道德教育”，按蔡元培自己的解释是：“现代人的道德，须合于现代的社会，决非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前之圣贤所能预为规定” ，而是法兰西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世界观教育”，主要是沟通“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对于现象世界的事物，物质生活，人类幸福既不厌弃也不迷恋，对于实体世界具有渴望追求的心理，以期达到思想自由、意志自由的‘理想国’” 。“美育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应当说，这样的教育方针不是封建主义的而是反封建主义的，它的实施，对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2)
此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教育家和他们的民办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陶行知，他提倡“教育救国”，主张“生活教育”，即“立足于人民大众，与生活联系，和社会活动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目的是改造社会，改变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 ，陶行知认为，中国自废科举，兴新学以来，办了三十多年的新教育，虽然从“忠君、尊礼、尚公、尚武、尚实的宗旨”变为“依着三民主义的宗旨” ，但有个共同的毛病是“教育与生活脱离”，他在30年代前后办的晓庄师范
学校、山海工学团，以及1945年春与李公朴、史良等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都实行“教学做合一”，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知识分子。
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成长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民族的危亡，社会的动荡，使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更为突出的政治参与倾向，更接近平民百姓的生活。日本入侵中国，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巨大破坏，如战前有中等学校3184所，学生57万余人中受战争影响的达50%；大学，战前有108所，到1938年10月，被轰炸破坏达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停办，继续维持的仅83所 。从“七七事变”到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学校向大后方转移。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数以万计的学生和教师拔山涉水、风餐露宿，颠泊流离，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不仅经受了生活的磨练，了解了普通百姓的苦难，饱尝了政府的腐败无能，而且遭到了经济的巨大损失，承受了人员伤亡的巨大悲痛。上述难忘的经历，为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这里，介绍一所抗日战争时期很有名的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它是由北平和天津向西南迁移的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学校在战火纷飞、漂泊不定，处境艰难而又危险的条件下，坚持办学。有些学生回忆当年说：“联大实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学，校舍都是泥墙，宿舍是茅草盖顶。遇上龙卷风，屋顶就卷上天去，再碰上雨，你就可以撑起纸伞挨淋一夜。屋外就是野草，老鼠出没，跳蚤满地，白天黑夜咬得人不得安宁。吃饭更不用说了，国民党政府给我们吃的都是最坏的米，里头还常常有老鼠屎……” 。天上，日寇空袭不断，警报声刺耳不停，在混乱中，有的学生惨遭国民党宪兵杀害。学校里，仪器设备条件很差，图书馆里书籍寥寥。而学生们学习热情很高，“大多数学生不得不终日埋首于课业，个别学生甚至一个星期很少上床睡觉，疲劳时只好伏案假寐” ，有些“还组织了课外读书小组，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 。同学们为克服经济困难，积极开展半工半读活动，如“为学校图书馆借书、清理书刊”，“为昆明图书馆抄地方志”，“到中小学或私人家里教课”，“在电影院替观众对号找座位”等等 。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不仅学业精湛，而且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意识，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的摇篮”。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很快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引起饱经战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反对，由著名学者李公朴、闻一多筹备成立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并发起万人签名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天之内打死四人，打残一人，重伤11人，轻伤14人，第二年（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特务暗杀。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撼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心灵。1946年12月底，在北京又发生美国兵强暴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引起全国性的反美抗暴运动。不仅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斗争，连大学教授们也义愤填膺的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据统计，“清华大学赞成罢课抗议的教授、助教达99%，赞成游行示威的亦达90%以上” 。许多平时不关心政治的学生，思想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如1947年1月12日《新华日报》曾刊登一个学生写的《我受了怎样的感召》的文章，他说：“我向来是一个死啃书本的‘好学生’，我关心的是学分、文凭、职业等，对于平时学校里的一切活动，我都是一个旁观者，甚至心里面常常对那些热心活跃的同学们起反感”，抗暴以来，“使得我孤独的心灵发生了激动，……羞辱与兴奋交织着，终于我自己决定：明天参加游行。……我将随着大家的爱国旗帜前进” 。
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3)
此后，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毛泽东当时曾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著名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解放战争期间曾深入中国各地、各阶层进行采访，他所写的《中国震撼世界
》一书的“知识分子的警醒”中，对学生运动做了如下述评：
“对知识分子的屠杀不仅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感到震惊，而且也使
社会上有政治敏感的分子彻底看清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
“一切进步的思想和行动——都成了中共或‘八路’的同义词。
学生们不免要问：难道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吗？蒋介石迫使人民把自
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内心的希望同共产党的口号联系起来。”
“几乎所有将被捕的人都逃奔解放区，这些知识分子便为农民提
供了领导骨干。……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宣布黑名单以后，据说有
一千七百名学生逃出蒋管区。同年十月，华中地区的开封被攻克后，
又有四千五百名学生投奔共产党。”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埋葬蒋介石准备好了棺材，但正是许多
这样的知识分子起来造反，才在蒋介石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颗钉子” 。
到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青年知识分子们纷纷起来响应，并积极要求参军参干。1948年7月3日《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反映了这一情况：“一般知识青年，对我态度甚好，在平、沪的地富子弟，写信回家说蒋匪快倒，劝其父兄勿为蒋党作事。在家的知识青年，都愿接近我们，尤以较大城市为佳。在农村，当我打击统治派大地主时，一般不反对我们，有的秘密提供我许多材料，有的在蒋军来时向我通风报信” 。中共中央根据平津地区学生的要求决定：“北平学生既有参军的要求，我们原则上同意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吸收一万名自愿参军的学生参加军队工作” 。这一时期，华北军大也发展到有一万一千多名学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华东军大“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三万余名毕业学员，连同福建、浙江、山东几个分校共为国家输送近5万名军政干部” ；华北联合大学也是学员愈万，“培养了文艺干部一千多人，教育工作干部二千人，政府行政干部三四千人，其他群众工作、党政工作、生产建设干部几千人” 。这数以十万计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熟悉城市，和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占领城市、接管城市，乃至尔后建设城市，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上述历史情况表明，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 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人生之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他们为主体形成的“第二条战线”，对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参军革命的方式还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而是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只看到近代西方式教育的消极方面而忽略它的积极方面，只看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而忽略时代与社会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只肯定“与工农相结合”一种形式而否定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的历史形式，是片面的。特别是把他们政治定位为“争取、教育、改造”对象，是错误的。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1)
暴力革命的历史争论与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
正如著名作家鲁迅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 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五四运动以后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走出书
斋 ，走出研究室，来到工农大众中，短短几年发动上百万工人、上千万农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道路。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对于这段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历史，近些年有些人提出种种质疑和否定，有人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是把事情搞糟了，若通过改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则会顺利得多”；有的认为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近代史，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此乃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动荡不休的根本所在；有的认为，如果“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快得多”，一下子把清王朝搞掉“反而糟”，“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有的甚至认为：“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等等。这些看法，从方法论上说，固然有把革命与革命中的极左东西混为一谈，把今天的结论无条件的套到昨天历史的头上，以及因果倒置等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怎样看待暴力革命的历史地位？中国近代为什么会爆发革命？
早在辛亥革命前，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改良派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就此问题进行过长达几年的辩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成为两方对峙的主要阵地。1902年春，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极力散布革命恐怖论：“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以四万万人命为戏场也”。1903年5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同年，邹容发表热情洋溢的《革命军》：
1、 高度赞扬革命，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
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
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善良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
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2、 申明中国为图存发展必需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州人之
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
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
不革命”；
3、 指出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为何而革
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政治上不民主，四万万同胞受
一人驱使。经济上万民之膏脂，供那拉氏一人之笑傲。“中国之所谓
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大奴隶史也”。
4、 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凡为国人，男
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等纲领。
梁启超先后发表《论开明专制于今日之中国》、《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杂答某报》等长篇文章，宣传今日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不可行社会革命”，“不能行社会革命”。其理由：中国“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治之”，“人无三代富”；“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也。……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两个问题：一、“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竞也”，“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工厂、工地都归国有，收入“分配极均”，这样容易失去竞争，没有竞争的社会发展将有停顿的危险。二、“国家为一大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此等政府……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也就是说国家权力过大，把全国的衣食住行乃至工作都包下来，统一管理，会不会出现专权和权力滥用问题呢？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2)
回顾20世纪初的这场争论，革命派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唯物的观点，回答了对暴力革命的看法，阐述了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探讨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等问题，特别是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争论上，而是以辛亥革命的社会实践给予了回答。由于领导者认识的局限，再加上对中国的实际缺乏深刻的了解，没有广泛的发动群众，使革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争论的另一方改良派，由于坚持保皇立场，惧怕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落得个悲剧下场。然而改良派提出的有些问题，也确实是经过深刻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梁启超关于
生产资料国有与竞争的看法，关于权力集中与权力可能滥用的看法，值得后人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开始以后，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一直继续着，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还有些人认为五四运动“让清末人的实业计划晚行了三十年，此即是说，使中国的工业化晚行了三十年”，并且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国家的组织中心不致崩坏，则中国的进步即可以少一番迟滞”。1942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发表文章指出，这种对历史的翻案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不断改革、前赴后继地向着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不断迈进的历史，因此继洋务运动之后才有戊戌政变，跟着又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以至抗日战争。“这一连串的运动正是一个接一个，一步紧一步的，向着‘中国的现代化’，‘向着自由的中国’的目标前进。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正让‘清末人’的工作一贯发展下去，中国就会自由；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假如在五年前不爆发抗战，只要和平地发展下去，中国就能自由一样”。胡绳认为，把工业建设作为唯一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去开工厂、兴实业，而对政治问题、
思想意识的改造一概不管，这是对历史、对现实任务何等地简单化啊！ 。
历史的实践是对理论认识最权威的检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经历28年的艰苦斗争，特别是经历22年的武装斗争，于1949年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结束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凌辱、侵略的半殖民地地位；结束了军阀林立，人民饱尝战争灾难的动荡局面；结束了旧政权腐败无能，整个社会长久处于混乱不堪的状况；结束了多数人在绝望中挣扎，全国“一盘散沙”的精神状态。新生的共和国，显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强大的生命力，全国各阶层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这种变化，给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别是一些老的知识分子，更是兴奋不已。著名学者张岱年说：
“新中国成立，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危机，毛主席宣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到极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学术界充
满了新气象。我和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一样，都愿为新中国的学
术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
另一位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
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
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
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
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
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
一向以独立思考著称，从不随声附和的学者梁漱溟，当时也颇有感触地说：
“共产党解放四川不到两年，就把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治理得
井井有条，很快形成安定局面。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实出人意料，不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3)
能不使人表示由衷的佩服” 。
有些人以后来犯的错误否定建国初期的巨大变化，进而否定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理论上说，无条件的否定一切暴力革命，甚至比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还要倒退。非暴力主义者甘地的继承人尼赫鲁，曾直截了当的表达了如下观点：“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在某一时期不使用暴力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因为特权阶级显然将毫不踌躇地
利用暴力以维持他们的优越地位” 。
然而，在革命史、党史领域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即无条件地鼓吹“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万能”、“群众运动万岁”。其表现为：只肯定革命行动，否定一切改良，认为改良皆是麻痹革命者斗志的伎俩；只肯定对旧世界的破坏行为，否定旧政权下的一切建设事业，甚至认为“贪官比清官好”，清官散布幻想，贪官激发革命者斗志；视野中只有政治斗争，忽视生产行为或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对社会存在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把这些统统视为反动统治的工具，而对人民群众则是“越穷越革命”。基于上述看法，把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做为臧否社会上一切人和事的唯一的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积极投身革命群众运动的，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则被视为革命的异己力量，社会的消极力量，反动统治阶级的“下骂大帮忙”者，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始终定位于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即使是对已经参加革命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也是在使用中存戒心。今天，我们总结对待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研究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标准问题。
究竟什么是革命？怎样认识革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认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也可以说，革命是一种群众性的暴力行为。而知识分子，就其整体或多数人而言，是以脑力劳动为其所长，以知识为其谋生的主要手段，以思想理论为其向反动势力斗争的主要武器。那种单纯以群众性暴力行为作为衡量知识分子定位价值，认为知识分子一不会打仗、二不会种田，而极力加以贬低的说法，是只见其短忽视其长，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因此是片面的。对一部分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估计不足的问题，正如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就长期从事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的老革命家杨述所言：“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要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 ，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而且极有见地的。恩格斯在致菲?屠拉梯的信中甚至更为明确的指出：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手工业者占多数的国家“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中小资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的阶级。那时，农民将会跟着他们走” 。
怎样认识革命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革命的作用，仅仅如马克思所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催生婆” 。他和马克思还认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的号令权和丰富的煤矿”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探讨革命产生的社会条件时，曾认为：“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即使是革命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生产状况、文化状况、民主状况，和革命也不是对立的，它们是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那种认为“越贫穷越容易革命”、“统治者越没民主，越容易激发革命”的说法，把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归结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归结为生活水平状况和一般政治状况，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4)
因此，即使是革命年代，把对革命的态度，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价值，划分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最重要标准，也是片面性的。应当从知识分子的特点出发，把是否有利于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做为革命年代判断和衡量知识分子社会定位和价值的标准。看他所主张和宣传的文化观，是民族的，即溶古今中外，推陈出新，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还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或脱离中国实际、盲目崇拜舶来品、一切照搬外国的东西？是民主的，即有利于唤起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意识，有利于实现
现代化的文化，还是鼓吹封建专制主义，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奴隶意识？是科学的，即在自然、社会以及思维方式上都高扬实事求是精神，主张“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智慧，还是鼓吹封建迷信思想、蒙昧主义？是大众的，即有利于唤起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有利于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素养，有利于陶冶广大民众的审美意识，还是脱离广大民众的需要和要求，追求孤芳自赏的所谓“阳春白雪”、“精英文化”？凡有志于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即是社会的先进分子，他们的价值应得到充分的肯定。与之相反的，则不值得提倡，即使如此，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和价值，也还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
文化和学术思想的价值，往往不是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衡量的。不管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不管正确认识还是错误认识，都是人类发展、进步这棵常青树上开放的智慧之花，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本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认识论上说，都是宝贵的财富；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 ，这里讲的是人们认识真理总有相对性，并非相对主义；文化现象和学术思想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有的穿着古人外衣而思想却是现代人，有的“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有的“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有的学术思想是“彻底革命的”而政治结论却是“极其温和的”，有的认识正确但很浅薄，有的认识错误却很深刻，列宁甚至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如此等等；即使是对待错误的东西，宣布它“是 错误的”，或者采取不霄一顾的态度，或者禁止传播，不许相信，或者以“大批判”的方法歼灭之，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总是要伴随人类的存在而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唯心主义，只有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认真研究错误思想出现与存在的“合理性”（不是正确性），把错误变成财富，才能避免或减少某些错误的重复出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扬弃”。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答案，很难令人满意。贬低者说，知识分子的政治表现充分说明了他们的软弱性、摇摆性，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赞美者云，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良心”、“纯洁的天使”、“现实的审判者”。我认为，谈论这个问题，仅仅着眼知识分子自身是不够的，透过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既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优点与弱点，也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政治的某些特点，可以说是两者交错互动才产生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关系上，知识分子往往带着书生气，而政治家则讲求功利。如对待权力的问题上，有人说政治的核心是权与利，通过权争取利。政治家们爱说：“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有直接行动的权力也比有自由说话的特权更令人高兴”，“有能力追逐权力，并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人最高贵的职业之一”，“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太过于限制我们的权力” 。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把权力看做十分坏的东西，“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主张对权力的限制越多越好；在如何对待行动的问题上，政治家更注重行动，要求众人服从命令听指挥，甚至把争论视为有碍行动的多余的事情，如英国人麦基在其《思想家》一书中说：“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一些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人人都不断地检验信仰的假定条，那就没有行的人了” 。而知识分子则象英国皇家国防委员会那样“最大限度的研究和最小限度的行动”；在如何对待目的问题上，政治家主张“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注重从现实出发，能够做什么，并且在行动中乐于运用权术，赞许“领导人为了达到更大的目的可能会不公正地伤害某些人” 。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是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注意应该作什么，认为运用权术是不道德的行为。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5)
知识分子与政治家有如此大的差异，然而由于互相的需要，又必须在一起打交道。政治家们懂得，夺取政权，仅有武力不够，还必须有知识分子参加，或者争取舆论的同情，正如拿破仑所说：“一枝笔可以当得三千支毛瑟枪” ；夺取政权以后，仅仅靠马上治天下更是不行，还得有大批的文官。因此，知识分子一直成为政治家们拉拢、“统战”的对象。知识分子要干一些大的社会事业，仅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很难有所做为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离开权力可以说寸步难行，因此，有时候知识分子必须争取政治家的
许可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既有矛盾，又互错互动的环境中，知识分子演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喜剧：慷慨悲歌者有之，不卑不亢者有之，诚心诚意者有之，诚惶诚恐者有之，无可奈何者有之，上当受骗者有之，卑躬屈膝者有之，阿谀逢迎者有之。对这些现象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言以蔽之。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1)
五四运动以后，人文知识分子们围绕中国向那里去，中国的文化向那里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向那里去的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反思，从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一部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之路；一部分人继续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成为自由主义者；还有一部分人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曾对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进行过猛烈的抨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需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即使在当时，这一批判所表现出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友即敌”的形而上学
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历史早已翻过了一页，今天我们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者尽管所代表的真理性，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战争决定一切”的破坏年代，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宣传社会的渐进性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对革命不能不说是有益的补充，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的理论著作对后人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认识中国的文化问题，认识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提供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遗产。
恽代英在1927年3月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对五四运动以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做过如下记述：“一种是主张要读书的——胡适之便是一个显例。他就五四的经验，以为专事开会巡行来救国，是不行的；……他以为是由于中国文化程度太低了，所以主张非提高文化程度，提倡努力研究学术不可！……他并且影响了许多学生跟着他走去，所以五四运动，忽一变而为读书运动！”，“另一种是不相信胡氏的读书主义的，但是他同时也不赞成开会巡行的法子，以为要救国须先改良社会，所以这般人便去办书店，设工场，设学校，组织工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的计划。他们以为倘全国的人都能如此，将一件一件的好事做起来，中国便会达到好的地位，不知道这只是一些空想不可能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论办一件什么事情，是逃不脱各种压迫，国家先不能救，却想先改良社会如何是可能的事” 。
胡适，是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专靠青年学生开会游行的办法不能有效的挽救国家危亡，要救国就要从重振文化入手，具体办法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研究问题”，即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输入学理”，乃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整理国故”，就是通过整理古代典籍，“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对旧文化， 要反对盲从，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通过上述办法，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胡适的这套主张，其积极方面是继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强调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他重视再造文明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正如一位专家指出：“文化力是促进人的解放的重要杠杆” ，文化的发展为人的解放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工具，对社会政治变革起着前导作用，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胡适本人在“再造文明”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胡适的悲剧在于，当历史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把政治推向非常突出的地位时，他却想避开政治斗争，“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陈独秀语），这就使他扮演了“诵五经退贼兵”的悲剧角色，也把自己置于时而声言“不谈政治”，时而大谈政治的尴尬地位。胡适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的了解，往往停留在书本上，而对活跃于社会和民间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缺乏真切的感受，甚至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就使他的“再造文明”实际上变为“全盘西化”的主张。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2)
蔡元培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提出：“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 。因此，主张“教育救国”。蔡元培和胡适有所不同：1、他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社会价值和对学生自身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一年以来，因为学生有了这种运动，各界人士也都渐渐知道注意国家的重要问题，这个影响实在不小”，学生们通过“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和平民社会直接接触，更是增进阅历的一个好机会”
，2、他并不认同“钻故纸堆”的做法，而是强调学术和知识的应用，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
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 。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杏佛，对“教育救国论”者“鄙视政治运动而不为”的弱点，做了重要补充。他一方面肯定：“中国尚文，当政治污浊之际，士常能以气节文章左右风气，挽回劫运”，称赞蔡元培面对腐败政府“一怒出都，以不合作主义为国人倡”；另一方面指出：“欲贯彻教育之主张，必先有政治修明之国家”，因此，“学者生当乱世，自当以救国救世为先勇”，他赞扬大科学家美国的佛兰克林和法国的拉瓦谢非，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功臣，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烈士 。
被称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的著名学者丁文江，对政治的态度则与胡适、蔡元培不同，他是自然科学家，也是人文学家和“学术界的政治家”。在努力研究地质科学的同时，积极参与创办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抨击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国时政，和胡适等人一起鼓吹“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发起了由众多学者参加的近代史上有名的“玄学与科学”的大辩论，宣传“科学的知识论”，“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他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批评胡适：“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丁文江对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态度是矛盾的，有些看法入木三分，并且具有相当的预见性，现举数例：
丁文江言论之一：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一年以前我又曾
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
自己：‘何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
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