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
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和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
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
误，在实际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
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
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
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
眼睛，硬要执行，以致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
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
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
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226。
写到这里，建国初期发生的一件事值得提起。那时，党的一些决议和文件对于领导阶级的提法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如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使用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1951年3月——4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等文件，也使用了同样的提法。
对于这个涉及重大战略的原则问题，许多下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和安子文、刘少奇等商量，觉得下面提的意见有道理。1951年12月1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这个事例说明，对于党的决议和文件，即使涉及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下级机关和党的干部也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的，而且这些意见往往对弥补中央决议、文件的疏漏，促使中央领导认识深化，起着积极的作用。试想，如果把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提出与中央不同的意见，一律看做“与中央政治上不一致”，当做党员政治上有问题，中央的某些疏漏或不正确的决定，怎样才能得到修正和完善呢？领导人认识上的某些失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呢？
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1)
“十年浩劫”名曰“文化大革命”，自然促使人们从文化视角对“文革”进行反思。长期以来，由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左倾错误数度泛滥成灾，特别是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 迫害和对文化事业的破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我们国家走出“文革”，打开窗子面向世界时，惊愕的发现，我们在许多方面大大落后了。
首先是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10.5人，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68.3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52.4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31.3人）。1978年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人员3.9人（当时苏联为18人），电子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12人（日本为40人），农业人口每万人中，农业技术人员4人（日本为40人）。反映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落后了几十年。美国于1965—1966年开始研制每秒几千万到几亿次电子计算机，而我国在1976年，才着手研究每秒二百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国外一个2000人的半导体工厂竟比我们全国的生产还要多好几倍。美国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粮食十几万斤，而我国才二千斤上下，相差几十倍。
即使是最引我们自豪的社会科学，自认为有马克思主义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比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落后，现在也受到挑战。1979年3月16日《参考消息》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共的社会科学也要急起直追》的文章，列举了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诸多弊病，如：“要求社会科学书籍十全十美，审稿的关卡多，各种清规戒律窒息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著作“都按长官的意志编写、修改，哪里还谈得上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更谈不上百家争鸣！”；写书赶形势，与某国关系好时尽写友好史，一旦关系变恶马上修改为交恶史，“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涉及现代和当代的人物、事件、历史、哲学观点，等等，更是人们不能触及的”；“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有了发展，中共由于过去批判了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致使人们望而生畏。至今，社会学还是一个空白点”；“中共的研究手段还处于落后状态，图书资料还是靠手抄油印，有些图书资料不允许借出图书馆使用”，等等。
面对世界的变化和我国的落后状况，中央决定首先从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入手，作好思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语重心长的提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227，他后来又讲：“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可能是五十年”228。他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因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什么叫“尊重”，就是“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229。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又讲：“老九并不坏”，“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230。
时任中央领导工作的胡耀邦，也多次讲到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1980年2月，他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对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现在我们在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和由此产生的错误做法，纠正得好有成绩。但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要继续纠正，彻底纠正过来才罢休”231。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另一次讲话中，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思想提出批评：“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对有知识的人，仍然不大信任，往往把他们不盲从、爱动脑筋、爱提意见的优点看成骄傲自大。我们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232。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根源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上面（领导）的根源是左倾思想，下面（群众）的根源是“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存在着许多模糊、片面以至错误的认识”233。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从历史上给知识分子平了反。“通知”说：“历史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们同工人、农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234。
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2)
中央有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冲破重重阻力，着重抓了平反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了55万余“右派分子”，是建国以来涉及知识分子的面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案件。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6月14日，有关部门拟订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规定“右派分子”摘帽以后，恢复政治名誉，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等。至1980年底，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此后又陆续对若
干“右派分子”平反，如1980年8月16日，新华社报导，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的“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全部得到纠正。据有关资料，被定为右派分子的552877人中，只有90余人不予平反，其余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建国初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也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胡风由于“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和在私人通信中查出“反革命言论”为依据，被诬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和胡风有来往的27位著名学者、文艺家，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如作家阿垅、学者贾植芳，被判有期徒刑12年，其余给予撤职降级另外安置工作处理。这种不仅以言定罪，而且是以私人信件定罪的作法，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感，有些人从此不敢再写东西，甚至连通信和日记也不敢再写了。“文革”以后，这一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认真复查，中共中央作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的结论，1988年6月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认为：“在我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好复杂，时间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通知》取消了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并为胡风及其受牵连者，彻底的恢复了政治名誉。
这一时期，党中央还对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王实味案件进行了认真的复查。1982年2月，对与王实味有牵连的四位知识分子平反，《关于潘芳、宗静、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不存在“五人反党集团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恢复名誉”。1991年2月7日，中央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王对参加托派组织的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平反的意义在于，不仅不再把文艺和学术思想问题视为政治问题，即使参加过某些不同政治派别的活动，也不再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里，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后来，对托派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了改变，不再视为敌人，而是党内的一个不同政治派别。《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对于托派的注释，由“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津贴”，修改为“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235。该书另一注释又增加了如下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实践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236。
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3)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政治气候和大环境中，大张旗鼓的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气派的，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些人从“两个凡是”出发，认为：“只可以单纯摘帽，不能平反”，“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全党不就乱套了吗？”。有些人主张：“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点样板，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教育么！”。甚至有些人指责：“平反冤假错案，势必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改正右派是‘右倾’，为右派翻案”，“你们自找麻烦，将自食其果”237。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的胡耀邦同志等，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针对有人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批党的领导人和老革命，带头反省自己，承担责任。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238。另一位老革命家李维汉也说：“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239。李维汉最先提出“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不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且提出为历史上王实味的冤案平反问题，他说：“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240。这一时期负责复查平反工作的胡耀邦，1982年12月25日主动给中组部写信，建议为团中央被错误处理的干部项南平反，他说：“当时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并一再表示：“这一案件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241。中央领导人和老革命家们的这种认真负责、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精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也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极深的印象。
回顾这段历史，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知识分子（主要是“右派分子”）的平反工作也有差强人意的地方，如反右斗争中55万右派分子只有90余人不予平反，也就是说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八以上搞错了，却出于某种政治考虑，不顾判定事物的量与质的关系，坚持说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地扩大化了”。既然99.98%以上都搞错了，怎么能说“完全正确和必要”，仅仅是“扩大化”了呢？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瑕疵，然而中央为知识分子平反所作的大量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它为纠正长期以来被丑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为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为全国人民重新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籍以实现现代化，起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知识分子新理论在拨乱反正中形成(1)
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舆论，如“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以及对知识分子的种种迫害行为，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后，肯定了《科学院汇报提纲》（草稿），鲜明的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有水平的科技人员要爱护，发挥其作用”。后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又讲：“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
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同年8月18日，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提出：“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要解决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的问题，发挥他们的技能。在随后刮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统统被“四人帮”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不仅坚持了上述正确思想，并且提出一系列关于知识、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观点。如在批判“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中。邓小平针对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说：“《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纵观这一时期邓小平的言论，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理论、方针，其要点是：
1、搞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由此可见，新时期知识分子理论、方针的出发点，与“文革”中和“文革”前有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尽管对一部分科技知识分子，主要是搞国防科技和尖端技术有关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很重视、很重用的。从总体上看，是为了搞阶级斗争而团结、利用和改造知识分子，团结和改造、批判和利用的矛盾始终不能解决。新时期放弃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现代化做出发点，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2、在培养人才上，不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课堂”，“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和“生产斗争实践”中培养人，而是看重系统的正规的学校教育。邓小平通过批判“两个估计”（即：“文革”前的学校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纠正了否定学校正规教育的错误观点，恢复了高等学校的考试制度。1977年，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新生273000名。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有生力量。
3、改变过去从知识分子与阶级的隶属关系视角所做的形而上学分析，坚持“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特别是现代化大生产，“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这样，就从理论上回答了“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242。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243。
知识分子新理论在拨乱反正中形成(2)
4、邓小平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前瞻性。他十分注意人的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现代化的人。他说：“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244。为此，他主张“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245，他以放眼世界的远见卓识，冲破闭关自守的狭隘的人才概念。一方面“请进来”，吸收大批国外人才到我国工作，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仅1986年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人员1600人，后来很快上升到几万人
。另一方面“走出去”，1978年第一批向28个国家派出480名留学人员，到1986年，外派留学生达增至30500余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学成回国的只占29%左右，但丝毫未影响我们的决心。出国留学人员越来越多，回国效力的也越来越多，其成效越来越显著。据有关调查统计，由1979年对外开放至20世纪末出国留学总数达58万人，分布于103个国家。除已回国的15万人以外，5年内准备回国的占21%，5——10年内回国的占37%，10年以后回国的占23%，不愿回国的只占19%。
5、改变了过去用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邓小平说：“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246。人们谈起邓小平，往往和“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联系在一起。赞赏者称之为“务实哲学”，贬损者谓之“实用主义”。我认为，具体到邓小平提出的用人标准，这两种看法都显得浅薄。“为人民造福”，突显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共产党人过去搞社会革命和今天所搞的社会主义事业，除了“为人民造福”，还能有别的目的吗？“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列宁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247。由此可见，还有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政治吗？
纵观邓小平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理论、方针，主要是讲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尽管偶尔也说过：“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248，但很少涉及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我想，这和老一代革命的政治家们，在如何对待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上，始终处于矛盾和困惑的状态有关。建国初期的“反右斗争”中，其主要对象是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大学里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右派分子”占的比例比其他系要高得多。60年代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的夺取阵地的斗争中，主要对象仍然是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年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既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批评“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了大力，也为政治家们添了麻烦，如一部分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宣传，以及国外各种学术思想的引进，“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以致引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波澜。邓小平既是新时期的开拓者、总设计师，又属于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的范畴，历史不能不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
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从“三个代表”的高度认识和对待文化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努力建设先进文化，与努力发展生产力，同样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方针。
一是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和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初，江泽民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知识分子新理论在拨乱反正中形成(3)
二是强调了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49。2002年4月28日，江泽民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增强创新意识”，“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科技创新”，“与时俱进”；“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250。
三是把重视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与战胜愚昧迷信联系起来，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联系起来，“一个社会如果愚昧迷信盛行，科技创新不仅难以产生，就是产生了也可能被忽视、被扼杀，难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作用。事实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与迷信、知识与愚昧的斗争并未停止”251。“科学技术是战胜愚昧落后的强大力量，是反对迷信和邪教的尖锐武器”，要“努力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向，提高群众的科学素养”252。这一见解，抓住了重视知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基础。
四是把对知识分子的方针由过去的“团结、教育、改造”，改变为“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这一新的方针，为知识分子全面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1)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赞同和拥护。其中“代表先进文化”，尤其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的重视。不少人就“什么是先进文化”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对我们提高认识和加深理解，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如有的认为：“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文化”253。有的认为：“先进文化，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
成员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254。还有些人对先进文化的具体内涵做了探讨，如“五种特征”说认为：先进文化应当是兼容并蓄的文化；先进文化应当保持本文化的优良传统；先进文化是有着灿烂未来的进步文化；先进文化必然要和先进生产力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先进文化是保证人民身心健康的文化255。
上述看法，各自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先进文化问题，然而我更倾向于一种简明扼要的概括：即先进文化应包含“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四化”（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其中，是否要“民主化”，近些年一直有争议。有些人担心讲“民主化”，就会和资本主义文化混淆了界限。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远在“五四”时代，陈独秀等革命者就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后来的几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是称为“新民主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人民当家做主人了，更应当理直气壮的高举起“民主”的旗帜，“民主”是我们的根基所在。也有些人认为：“大众化”就包括“民主化”了。不对，大众的不一定是民主的。封建社会也有大众的文化，其内容反映了老百姓的呼声，其形式也为老百姓所喜欢，然而它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
在学习“代表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我也明显的感到有些文章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极不利于我们总结经验与教训，以求更好的发展。如宣传我们党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那么，50年代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60年代大搞封建愚昧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全面摧毁文化，如此等等，又作何解释呢？毋庸讳言，在代表先进文化上，中共党的历史上不仅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即使现在，要真正做到“代表先进文化”，也还有些问题值得认真的研究。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建国以后，我们党在文化战略上长期坚持“占领论”，即：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这一口号直到现在，仍然为有些理论家们重复宣传着，一篇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写道：“思想阵地，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256。按照这样的观点，岂不又要回到在思想领域大搞阶级斗争和“大批判”的作法吗？“占领论”对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认识和作法，都过于简单化。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由于生长环境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人生经历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心理素质不同，等等原因，有的信奉马克思主义，有的信奉宗教；有的坚持唯物主义，有的倾向唯心主义；有的突显理想主义、奉献精神，有的则信奉世俗主义、拜金主义；有的思维方式正确，有的思维方式偏颇。对于这种复杂的情况，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决不能统统视为阶级斗争现象。解决的办法要靠长期的综合治理，即通过发展经济、改革社会政治体制、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加强科学思想宣传，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才能逐步有所改观。决不能采取“大批判”的办法，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想统统排挤出“阵地”，这是不可能的。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2)
这种“占领论”也违背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极为不利。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 现象存在”，“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257。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种思想文化的互相碰撞、互相斗争，互相竞争又互相交融中，显示其勃勃生机的。那种企图以“大批判”的办法，一个早晨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非唯物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统统排挤出“思想阵地”，实现水晶般纯而又纯的思想文化环境，其结果
只能是窒息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
这里，我还要讲讲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党史、历史科学发展影响很大的“两个决议”问题。党的历史上曾有两个著名的“决议”，一个是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决议对科学的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起了重要作用。它纠正了以往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态度，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问题；它克服了以往简单的追究个人责任，搞惩办主义的作法，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决议”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毛泽东主席当时就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258。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也讲：“《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259。第二个《决议》，在刚刚结束“文革”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的评价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公正的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对全党、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继续前进，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个文件，也只是重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如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问题，后来的发展，远远超出《决议》的认识和结论。
时至今日，所谓“以两个决议为依据”的说法，仍然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特别是党史、历史研究与写作，必须遵循的一条戒律，这与中央提倡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很不协调，值得重新考虑。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决议和文献，是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各个时期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为后来人认识历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这些决议与文献，只是反映了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的认识，总是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怎么能够要求后来人永远以某个决议与文献的眼光，来认识和对待历史上的一切问题呢？从认识论角度说，即使是最完美的决议，也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认识，怎么能以一种认识，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依据呢？这显然违背了起码的唯物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依据，只能是事实本身，而不是对事实的某一种认识。
怎样看待文化开放与文化交流问题？20几年前的对外开放伊始，就有人担心外国文化的“入侵”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安全带来威胁。前几年讨论如何建设先进文化，又有人提出类似的看法：“文化安全是维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没有文化安全，就谈不上建设先进文化”260。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中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问题呢？有。如对外交流中有关国家机密的资料要受到限制，国外的色情、凶杀、恐怖主义以及赤裸裸的反动政治宣传等，进入我们国家当然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问题在于，解决文化开放、文化交流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时，谁应该放到第一位？所谓“没有文化安全，就谈不上建设新文化”，恰恰把关系颠倒了。诸多的历史事实表明，拒绝对外交流，自我封闭的条件下，是很难建设先进文化的。相反，在与外来文化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才有更强的生命力，也才更安全。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3)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实事求是的看待西方文化？如何实事求是的看待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交流对建设先进文化的重大意义？这里，我引用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一段谈话，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他说：
“什么是西方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
中心内容，就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尊，个人的解放，个人的物质
享受。这些内容，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是一种进步。现
在已经进入20世纪90年代，也应该承认这些观点仍然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它反映了人的自然天性，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性。但把这些内容
强调到过分的程度，这就违反了科学。这就相对地削弱了作为人对社
会、对人类、对国家的责任感。削弱了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崇高追求”。
“东方文化，从孔夫子算起，就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现在的社会主义，强调国家、民族、社会，强调集体主义、献
身精神。关于个人的权利，个人的物质享受，相对来说就比较模糊。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过这样的弊端：过分地强调集中，过分地强调服
从，忽视个人的权利，甚至‘以革命的名义’，侵犯个人的合法权
利；权力过分集中，又容易出现个别人说了算，出现家长制，削弱了
法律的庄严和公正，造成人为的灾难。如反右扩大化，十年浩劫，生
产发展停滞20年，都是典型的事例。对这些问题，国家领导人已经
引起了重视。小平同志带头批判家长制，对极‘左’的错误思想和不
正之风，已经开始采取措施”。
“总之，东西方文化，应当说各有优点，应该来一个互补”，“我
们要有信心，不要认为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我们
自己也有一定的弱点。自认为完美无缺，高人一等，那不仅是可笑的，
而且是一种没落的象征”261。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建设先进文化，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认为对“双百方针”的认识，应当有所深化。过去总是把实现“双百方针”视为通过百家争鸣分清鲜花与毒草，铲除毒草，培植鲜花，达到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说，提倡“百”，是为了实现“一”。近些年，曾长期担任我们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领导人陆定一、周扬等，反思历史，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值得引起重视。周扬认为，多样性是精神生产的一个特点，“市场供应要求越多越好，精神生活也希望越丰富越好。……所谓贯彻‘百花齐放’也就是满足人民多样的精神需要”，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实现学术、艺术多样化的方针”，多样化是学术、艺术发展最根本的要求，是“双百”方针的核心问题262。这样说，是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呢？不是。陆定一讲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一质疑：
“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学者们在学术的研究过程中，
会存在真科学、伪科学及唯心论、唯物论之争，这是必然的。但是，
我们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辩论、争鸣的学术环境，而不是政治斗争的环
境。这两种‘环境’是不同的”。
“真伪科学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就象市场经
济中的若干经济手段和若干理论，它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会被‘优
胜劣汰’、‘自然淘汰’一样，真伪科学应当在学术研究、竞争、争论
的环境中，以及政治社会的实践和应用中，被优胜劣汰，被自然选择。
就是说，科学和学术的生成、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性。这是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4)
远比用政治干预来‘揠苗助长’作用大得多，而副作用小得多的自身
规律。我们应重视研究的，是这种自身规律，而不是只重视政治干预”
263。
近些年，由于中共中央的倡导和大环境决定，学术研究的环境和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由于体制弊病和习惯性思维模式的影响，领导干部和行政部门过多的干预，为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的事例，仍然屡见不鲜。这方面，笔者就有深切体会。领导干部和行政部门，遇到有不同意见、见解，首先想到的是“不保持一致”，会给本单位带来麻烦。在多数情况下，不是鼓励不同的意见、有创建的看法，而是千方百计阻挠和压制。90年代初，我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领导得知，立即宣布“未经批准，个人无权写领袖”。我据理以争，认为“宪法”规定35岁以上公民都有被选为主席的权利，现在连研究领袖人物的权利都没有了，符合宪法吗？接着，又因书名引起纠纷。有人说：一听书名就有问题，怎么能把陈独秀和毛泽东放在一起？后来，干脆动用行政权力，把我的书稿从出版社索回，扣压了近两年，硬是不许出版。最后，实在压不住了，又规定只许交×××出版社出版，不许送其他出版社。结果还算不错，由于几位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书最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并被中央属某刊物列为当年党史类畅销书。这种长达两年的折腾，使我消耗的精力以及对身体造成的损害，甚至大于写书的付出，身心一度面临崩溃的险境。因此，我很赞成陆定一、周扬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为了创造先进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双百”方针，更应着重鼓励不同意见。只有通过求异思维，才能产生新的创造性学术成果。否则，天天只是照本宣科的念经，既使如歌星一般，又能对学术思想和文化发展起什么作用呢？
2003年7月14日 全书初稿写成。
① 《新技术革命讲话》，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第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
③ 《新技术革命讲话》，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第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
⑤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⑥ 《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民富国强”论》（李学文），《解放军报》1972年4月5日。
⑦ 《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96页。
⑧ 《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40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6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4页。
12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7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
18 以上材料引自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9 任鸿雋：《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1961年3月出版。
20 刘咸：《科学史上之最近二十年》，载于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
21 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22 杨浪明 沈其益：《中华自然科学社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5)
23 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杨浪明 沈其益：《中华自然科学社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出版。
24 以上历年年会情况均引自茅以升著：《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100期，1985年1月出版。
25 茅以升著：《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100期，1985年1月出版。
26 转引自陈调甫：《范旭东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
27 马祥林：《侯德榜——民族化工业先驱》，《北京青年报》2002年10月25日。
28 转引自《新中国第一代部长卷》下，第10页。该主编为文辉抗、叶健君，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9 转引自《新中国第一代部长卷》下，第12页。该主编为文辉抗、叶健君，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0 转引自《新中国第一代部长卷》下，第20页，该主编为文辉抗、叶健君，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1 《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期，第24页。
32 胡适：《丁文江传》，第54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33 胡适：《丁文江传》，第53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34 1923年3月《努力》杂志发表的陶尔和文章，转引自胡适：《丁文江传》，第59页。
35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年11月13日。
36 胡适：《丁文江传》，第96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37 朱庭祜：《我所知道的丁文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期，第22页。
38 翁文灏：《回顾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期，1982年出版。
39 《翁文灏：曾经是战犯的爱国学者》（鲍学谦），《作家文摘》1997年10月31日。
40 翁文灏：《回顾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1982年2月出版。
41 《詹天佑和中国铁路》（徐启恒、李希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84页。
42 [美]爱尔文·古德纳著：《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第60页。
43《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4页。
44《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9页。
45《革命青年的任务》（1903年9月），《列宁全集》第7卷第31页。
46《列宁全集》第8卷第386页。
47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1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48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49《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4页。
50 [法]让·艾伦斯坦：《斯大林现象》，第7页，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
51《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第146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52《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第158页，第264页。
53《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第179页，第296页。
54 《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第305—306页。
55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15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6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236页，第29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7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25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8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20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9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2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6)
60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12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61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12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62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1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63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18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64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15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65 《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第268页。
66 《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第170页。
67 《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第414页。
68 《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第285页。
69 《列宁全集》第33卷第59页。
70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4页。
7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8页。
72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第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73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页。
74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12页。
7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4页。
76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苏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第709页。
77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年6月23日），《列宁主义问题》第415页。
78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年6月23日），《列宁主义问题》第416页。
79《列宁主义问题》第706页。
80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年6月23日），《列宁主义问题》第418页。
81《列宁主义问题》，第708页。
82 《党对反对派集团》，转引自[美]斯蒂芬·F·科恩著：《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地2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83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第8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84 斯大林的这篇讲话一直未公开发表，直到60年以后，苏联学术界才从米丁去世以后送藏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笔记中，得知这次讲话的具体言论，并公布于世。本书以下所引“讲话”皆转引自：《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第36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85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第858—85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
86 引自《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马闪龙著《苏联思想文化模式与苏联剧变》一文。
87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后果》，第617—61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
88《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译》，第66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
89 斯大林于1930年12月9日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谈话，转引自《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第369页。
90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第894页。
91《列宁全集》第32卷88页。
92 《斯大林文选》下，第540—541页。
93 《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第3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94 [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7)
95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96 《斯大林文选》上，第87页。
97 [澳]L·G丘奇沃德：《苏联的知识分子》，第90页，第1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98 《斯大林文选》上，第8页。
99 [澳]L·G丘奇沃德：《苏联的知识分子》，第154页。
100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后果》上，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101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后果》上，第21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102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后果》上，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103《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页。
104 朱穆之：《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加强中苏人民的友好团结》，转载于《特种兵》，增刊第39期，1951年10月29日。
105 此文转载于《特种兵》增刊第39期，1951年10月29日。
106 《学习》杂志初级版第一卷第九期，1951年8月5日。
107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约出版，第213—214页。
108 《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一）》，第38页，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109《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一）》，第173页，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110 作者写这一段所使用是材料，均直接引自叶笃庄：《我国遗传学发展中坚持“双百方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
111《中央批转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工程技术人员会议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1953年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册，第74页。
112 《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一）》，第127页，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113 《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一）》，第70页，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114 《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一）》，第173—174页，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115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第245—25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3月出版。
1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第6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
1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第615—6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
11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1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0页。
1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74页。
121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9页。
122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
123 李普：《黎澍老夫子》，《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80页。
124 此件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06—416页。
12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第409页。
12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
12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8)
128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页。
12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页。
130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6页。
131 斯大林于1930年12月9日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谈话。
13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7—868页。
133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
13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0页。
135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1页。
13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4页。
137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8页。
138 写这一段参阅了《奇人陈翰笙要垮三个世纪》（张彦），《炎黄春秋》1996年第10期。
139 《报刊文摘》2001年3月15日：《陈省身教授认为：最好的科学是没有计划的》。
140 《文摘报》2001年5月20日，《学术界》2001年第3期，一丁：《当前人文社科研究的障碍》。
141 《文摘报》2000年6月4日，摘自《书城》2000年第5期陈载沣：《传统、权威与群体：学术创新的拦路虎》。
142 《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高原编），第156—15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5月版。
143 参见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6年），《恽代英文集》下卷第925页。
144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8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145上引文均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1—612页。
146《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
147《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第一号）》，（1940年10月28日）。
14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
149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毛泽东选集》六卷本，第943—947页，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发行。
15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83页，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151 李维汉：《回忆与意见》下，第991页。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152 《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温济泽等著），第49—50页，群众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15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9页。
15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9页。
15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3页。
15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1页。
157 蒋南翔：《在青年干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98年4月10日）《蒋南翔文集》上卷，第28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15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1页。
159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77页。
160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13页。
16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89—1490页。
16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摘》第六册，第422页注释（2）。
163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06页，广西大学出版社。
164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1948年7月3日）。
165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1948年1月15日）。
166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1948年1月15日）。
16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页。
16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199页。
169 《毛泽东选集》敌5卷第323页。
17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
171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9)
172 《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1955年1月）。
17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9页。
174 《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第20页。
175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1955年3月1日）。
176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1955年3月1日）。
177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第二十册，第563页。
178 龚育之：《送别归来琐记——五，胡绳论胡适》，《百年潮》2001年第1期。
179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北京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第29页，第34页。
180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第20册，第438页。
181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82 《当代中国十哲》第181页，李振霞主编，华夏出版社1991年出版。
183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9册第213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184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9册第35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185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9册第51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18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7页，第114页。
187 《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1955年8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1册第7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18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页。
189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9册第37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190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9册第51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19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453页。
19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52—115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193 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单行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
194 《中流》2001年第1期，第24页，第29页。
195 《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第207—20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9月版。
196 《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第150—151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9月版。
197 《在改革浪潮中重新评价斯大林——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译》，第108—109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
198 《言论中国—观点交锋20年》（京伍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104页，第109页。
199 《言论中国—观点交锋20年》（京伍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57—61页。
200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6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01 米丁笔记，现藏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转引自《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第36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202 《苏联史学改革动态介绍》（林蕴晖），国防大学图书馆编：《教学研究资料》第2期，1988年1月18日。
203 《苏联思想文化模式与苏联剧变》（马闪龙），《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204 引自《炎黄春秋》2001年第11期第5页。
205 转引自《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第10页。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10)
206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
207 《简明哲学词典》（罗森培尔、尤金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331页。
2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页。
20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6页。
2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8页。
211 写这段书稿时，参考了国防大学图书馆编《教学研究资料》第10期文章，《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的有关问题研究综述》（李青）。1989年5月1日印。
212 康生：《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报告》（1959年12月2日）。
213 康生：《在社会科学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4越7日）。
214 康生：《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2越5日）。
215 《“左派”理论家浮沉录》（齐力编）第133—134页，团结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216 上述康生的话引自以下几篇文章：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0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4日）；康生：《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3日）；康生：《关于学习问题的讲话》（1967年5月25日）。
217 转载于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
218 《新建设》1957年1月号。
219 《中国社会学史》（韩明权），第177—17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220 《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221 以上言论均引自××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右派论点选辑》，1957年9月。
222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6日通过）。
223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1987年10月30日）。
224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225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226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第119页。
22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页，
22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2页。
22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41页。
23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1页。
23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232 《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上），第47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233 《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上），第58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234 《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下），第113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235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1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
236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5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
237 以上言论引自《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何载著），第29页第37页，第11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23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1页。
23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240 《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温济泽等著），第10页，群众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241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何载著），第13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242 上述引文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89页。
24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275页。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11)
24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6页。
24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3页。
24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1页。
247 《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43页。
24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8页。
249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2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250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殊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277—2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251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2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252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2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253 于幼军：《认识把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特质内涵》，《人民日报》2000年6月6日。
254 夏兴有 张玉堂：《论先进文化》，《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
255 美国卡尔敦大学教授赵启光：《全球化时代的先进文化》，《光明日报》2001年8月21日。
256 人民日报评论员：《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论关键在党》2000年3月7日。
25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6页。
25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2—32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5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60 文选德：《弘扬优秀传统，发展先进文化》，《光明日报》2001年11月20日。
261 《报刊文摘》2003年7月4日：《钱三强的最后一次谈话》（春江）。
262 《忆周扬》（王蒙 袁鹰主编），第357—35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263 转引自陆德：《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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