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的欢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
如何统一？如何理解？”——[按]：在没有把人民当成真正的主人
翁，而是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阿斗，或者口头上把人民当成主人翁，
而实际上人民并没有知情权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六，有些人认为：“争鸣，只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
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毛泽东
对这条有如下批语：“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七，“有人说提倡百家争鸣和独立思考，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有妨碍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不先去接受经典著作的内容，而是
首先去怀疑经典著作了。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党的
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
毛泽东对此有批语：“不许怀疑吗？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124。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5)
然而好景不长，这个被外国文学家称为“百花齐放的时期”瞬间过去了。毛泽东很快宣布“百家争鸣就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与资产阶级一家），并且为知识分子，包括出身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统统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于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了”，他宣布：“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接着他
指出：“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25，这无疑是宣布了知识分子所“鸣”的意见，都是资产阶级的言论。1957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126。于是从1957年5月起，开始以“引蛇出洞”的办法，开始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正如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和家庭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127。
为什么在短期内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文化政策出现如此大起大落，甚至在一般人看来是如此不可理解的180度的大转弯呢？
从主观方面看，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搞阴谋，提倡“放”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故意诱知识分子上勾，然后“整”。这一说法的潜台词是，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始终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对待的。纵观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历史状况，此说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从领袖个人角度讲，一个事件的发生，领导人的偏见和品格，有时候起重要的作用。然而说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当敌人，显然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另一种说法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混乱，东欧“布拉格事件”的发生，以及国内少数人出现罢工、罢课行为，改变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矛盾的看法，导致由“放”到“收”。这种解释固然有一些道理，但象毛泽东这样久经考验的伟大政治家，能够因为一时一地的变化，而如此轻易地改变他的根本看法吗？
我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感到知识分子有用，搞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把知识分子划为异类，对知识分子总是不放心，惟恐其“不听话”，搅乱天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建设急需一大批知识分子，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亲自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过问他们的生活。直到1956年初，中央对《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一再表示：“现在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七千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争取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目前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把知识分子定性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同是在这个时期，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是始终坚定不移的。“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28。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如不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他们将成为民主改革和工业化的重要障碍之一。毛泽东反复强调知识分子改造，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知识分子必须“听话”的问题，他形象地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129。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6)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认识的另一个矛盾状态是，一方面从理性上了解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一方面由于自己不懂现代科学知识，而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更看重直接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他大量的贬低知识，挖苦知识分子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如“不要迷信科学，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不要怕教授”。“文革”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谈及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他在“评点二十四史”着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
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中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夫子只说空话的。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秦始皇办事”。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再次重申：“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
毛泽东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认识的根深蒂固的矛盾状态，使得他比较容易接受列宁和斯大林知识分子理论的消极方面，和以及后来形成的苏联文化模式。尽管他在实践中也做过若干勇敢的探索，如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但始终未能摆脱苏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统一的文化模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属于本书范围，这里仅就文化模式问题做些分析。
表现之一：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文化现象。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领袖们曾用“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句话概括中国文化问题。它充分表明文化问题并不等同于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的直接产物。文化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的社会的现象，它具有民本性、包容性、多样性等诸多特点。然而从列宁开始，由于激烈的革命斗争历史环境决定，他着重从政治的视角，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评论文化问题，提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种文化”水火不容的观点，认为两种思想文化的斗争，随时可以由“批评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评”，“资产阶级明天就会利用今天在近视的人们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的东西，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130。到斯大林时期，则把文化现象与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党内斗争紧紧联在一起，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即使是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131。
文化现象“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这一观点在中国风靡一时，成为领导人认识和处理文化问题的“座右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讲过：“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132。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1年上演的电影《武训传》被上纲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许多人“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1953年批判学者梁漱溟，毛泽东带头称“梁漱溟反动透顶”，“是用笔杆子杀人”。1955年批判文化人胡风，则进一步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与胡风有关联的人则一起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胡风本人被判14年徒刑，阿垅、贾桂芳等也被判12年徒刑。此案直到1980年才平反。中央有关部门指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是一件“错案错判”。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愈来愈“左”，到“文革”前夕，竟然得出社会主义越深入，知识分子越反动的理论结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13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这一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表现之二：以专政的手段解决文化问题。
斯大林长期以来以肃反手段解决思想文化问题，禁止言论自由，并使言论自由者首先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肉体消灭。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虽然吸取了斯大林的某些教训，如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化政策上的“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要以言定罪等等，但很快来个180°大转弯，在反右斗争中，对“右派分子”就实行“以言定罪”，并创造出“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自我矛盾的政治概念。应当说，这些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党和毛泽东主席始终坚持“以专政的手段解决文化问题”思想体系的必然结果。这些基本思想是：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7)
（1）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战场。1957年2月，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134。当年7月，又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3
5。这里，毛泽东不仅认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而且认为在“三大改造”之后，“思想战线”逐渐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战场。尽管作出这些政治论断的同时，也曾提出文化问题的某些不同的特点以及相应的政策，但只能是说一说或者是权宜之计。既然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和革命的主要战场，最终导致以政治的手段，即以专政的手段加以解决，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2）以思想划分阶级。1958年5月，康生在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曾对中央的这一理论解释如下：“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是从思想角度看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越来越升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呢？这是从思想范畴来看的”。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把知识分子视为一般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视为剥削阶级中最有资本与共产党对抗的分子。他认为地主名声臭了，买办资产阶级也早就臭了，然而知识分子影响大，“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136。知识分子既然定性为剥削阶级，并且是最有威胁的剥削阶级，难道不应该施以无产阶级专政吗？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理论思想。列宁讲：“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137。这里突出的强调了两点：一是“采用暴力手段”；二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无产阶级专政改称为人民民主专政，但这两个理论思想没有任何变化，即强调暴力手段和不受法律约束。具体的说就是一切由党委决定或领导个人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可依，“人民”或“人民的敌人”成为极不确定的的概念。今天，领导者认为你是人民，明天就可能认为你是专政的对象。从而不仅失去一切“发言权”，连工作权力和一切人身权力都可能被剥夺。整个“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也随之成为极不确定的理论。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则是不值得奇怪的事了。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领域施以专政，则是不值得奇怪的事了。
表现之三：以官本位的体制管理文化事业。有一位资深的老专家所走过的人生之路，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经济学家陈翰笙，是1925年入党的老干部，终生不愿做官，从事学术研究工作，27岁即任北大教授。精通多种外语，学术成果甚丰。他的论文著作在美国197所大学都能见到，是在世界上很有知名度的学者。陈氏建国以前，从1928年到1934年曾组织人员跑遍大半个中国搞调查研究，收集第一手经济资料，为确定中国社会性质做出贡献，并培养出张稼夫、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一批经济学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骨干。建国以后，陈翰笙不愿做官，一心想继续搞学术研究，结果却很难在学术上发挥作用。尽管他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对“大跃进”之类的行为提出质疑，招来的是后半生的坎坷命运。“文革”后期，如此大的经济学者，不得不“自动在家里办起了外语学习班”，以发挥“余热”138。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8)
陈翰笙的悲剧，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官本位体制与发表文化学术事业的矛盾。官本位体制在文化和学术领域的表现，不仅是做官在实际利益方面，如工资、待遇、房子、车子、社会地位等，远远高于学者，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发言权、决策权、决定权，也远远大于学者。官是文化学术上的“主人”，学者则仅仅是贯彻官员思想的“驯服工具”。其结果，不仅压制了广大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使学术成为盲目听命于政治的附庸品和牺牲品。如1958年“大跃进”狂热中，有关部门曾下达指示给中国科学院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研究
所，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当时被认为是“具有重要的世界战略意义”的课题。而此时即将面临的是粮食紧缺、瓜菜代、浮肿病、上千万人饿死的残酷现实。
有的学者对我国目前仍在实行的这一套文化学术管理体制的弊病，作了如下剖析：
“首先，由各部门拟定下达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填表申报以争取
项目的经费，既象命题作文，又象计划管理。这就象一个女人准备生
小孩，申请营养费一样，有的说我生的小孩将来智力超群，有的说我
生的小孩将来是个大歌星。然后叫一批评委打分评等级，分发营养
费。……通过申报选题获得资助这一途径取得的研究成果，多少有学
术创新价值？”——读到这里，我想起美籍华人大数学家陈省身讲一
段听着颇为偏颇，然而却中时弊的话。他说：“科学最坏的是有计划。
最好的科学是没有计划的，是发现出来的。X光是怎么发现的？是伦
琴晚上到实验室，发现这个光太怪，于是去研究，才发现了它特殊的
性质。……最要紧的发现不是上边有个支持，然后跟着做就做得出来
的”139。
“其次，政府评奖。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不是哪个部
门的认可，……许多研究成果的真理性经过许多年后才能看出来”，
特别是这一作法又和“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等联系在一
起，“迎合了一些人的虚荣浮躁心理，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
“第三，评价人文社科成果的许多方法不科学。许多部门、单位
把全国报刊和出版社分三六九等，以此作为论著的质量等级，这种方
法荒唐到连起码的学术史常识都不顾及的程度。历史上许多高质量的
学术成果在作者生前没有机会发表，死后才得以发表；有的投给大报
刊不予发表，在小报刊上发表后证明是高质量的，这些都是人们所共
知的常识”140。
官本位体制对文化学术事业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重视官的权威性的同时，在学者中大力推行“群体意识”。——打着群众路线的幌子，反对个人冒尖。我们国家在培养人才上，从小学生起，就在老师的绝对权威领导下，要求学生处处整齐划一，循规蹈矩，考试要求统一的答案，发言不喜欢有不同的声音。到科学研究单位，在统一规划下确定研究课题，课题的实施也往往要组织“大兵团作战”。等等。其负面的后果，在此体制下限制精英，培养平庸，对文化学术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一位学者就这个问题讲的意见值得重视：
“在学术和专业发展的历程中，从业者组成了学会，聚集于大学
或研究机构，这对互相支持、传递信息、奖励杰出成就等，都起了很
积极的作用。但学术界的体制群体，往往也对创新者有负作用。这部
分是因为新的想法对权威是一种挑战；在更深的层次上，是多数人恐
惧在新思维的冲击之下，世代艰苦建成的知识大厦会土崩瓦解。
哥白尼一直到临终才出版他的《天体运行论》，不是因为恐惧教
会的反对（……），而是不敢面对天文学同行的嘲笑。远在与教会的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9)
矛盾激化之前，伽利略的学说已引起了意大利大学里服膺亚里士多德
教条的学术权威一致的敌视。现代集合论的奠基者康托就因为他对实
数性质的发现，被当时的数学界权威视为异端，终其一生未能在德国
的重点大学里获得教席“141。
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1)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建党64年来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从1921年到1928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不存在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还有方志敏，都是大知识分子，所以这一阶段不存在排斥、打击知识分子问题。
从1928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为第二阶段。当时革命失败了，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说就是给大知识分子弄坏了，党内大批引进工人，包括项忠发、顾顺章等。大批知识分子被打下去。张国焘自己是知识分子，也杀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
从1936年到1956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我们是正确的。毛主席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倡爱护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第三阶段以后10年，主观上好象问题解决了，没有一个文件讲这个问题。所以，一到1957年就抓“右派”。
从1957年到1977年为第四阶段。又犯错误，不断排斥知识分子，什么“右派”、“臭老九”、“反动权威”。毛主席本身也经历这个变化，从重视知识分子到轻视知识分子。
1977年以后为第五阶段。我们重新开始继承毛主席第三阶段正确的东西，充分尊重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42。
胡耀邦的“五个阶段”说法，讲出一个基本事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历史上曾经大起大伏。这里，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起大伏？每个阶段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怎样评价党 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理论认识？怎样估计“苏联文化模式”对我们的影响？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足以认真的总结并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建党前后和建党初期，个别领袖曾从理论上探讨过知识分子问题，如陈独秀于1921年1月22日《在工业学校演说词》中，提出“工程师和技术家，皆用脑力，都是劳动者”，“在独立生产上，脑力不可少，体力也不可少。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然而在党成立以后，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设党，如何开展工农运动。因此，党的领袖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视角观察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他们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指出近代史上三合会、洪门会、太平天国等失败的原因之一，皆是不信任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143。也看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没有充分发动工农，“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括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144。知道搞政治、搞革命、搞群众斗争，离开了知识分子不行。另一方面又感到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或弱点），与党的建设和群众斗争的需要不协调。因此，对知识分子更多的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恽代英曾写过《为甚么智识阶级不能依赖呢？》、《秀才造反论》等文章，指责知识分子“空话多而实际行动少”、“很不容易有纪律的行动”，“争当领袖”等，甚至把革命事业与科学技术对立起来，认为没有社会的改革，“多一个技术家，便多一个流氓”。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革命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吸取了十年内战中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1939年12月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政府工作”，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并提出：“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的口号145。这一时期中央军委发布的许多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精神。如强调“不要把知识分子的固有弱点（如缺乏组织性等）当作政治嫌疑看待”，“应加以信任”146。提出“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贫农、革命知识分子的军队，亦就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的军队”147。1941年8月8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关于培养知识干部的指示》更从“现代化”的认识高度，给知识和知识分子定位：“我军建设目标是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有高度战斗力的强大的正规军，这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质量，而且要能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准备大批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干部。因为要掌握现代技术，没有知识，不懂科学是不成的”。1942年9月17日，军委总政治部又提出对知识分子“容”、“化”、“用”的政策，“容”即“容纳”，“化”即“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用”即“正确分配工作”。
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2)
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有四件事，对党的领袖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四件事是：清算教条主义，中央研究院肃反，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以“第三条路线”和“民主个人主义”的批判。
十年内战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统治全党，教条主义之风盛行，毛泽东身受其压，深感其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党开始清算教条主义，树立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
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对于全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在清算教条主义过程中，毛泽东也产生了某些偏颇之处。胡乔木曾说：毛泽东写的几章清算教条主义的文章“用语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这与1942年初开始的普遍整风运动中他所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不协调”148。其中包括对知识分子的若干片面的、过头的看法。如离开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的特点，以及现阶段存在的不同社会分工，指责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作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认为学习书本知识“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牠，牠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甚至指责教条主义的书本知识“实在比狗屎还没有用”149。
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是从知识分子问题开始的，当时院里的知识分子多，年青人多，办了个《矢与的》墙报，鼓吹“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王实味也发表文章，主张在生活待遇上搞平均主义，对延安的某些问题冷嘲热讽，表现出很大的情绪。他的文章在延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表示同情，从而引起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关注。王震看了墙报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150，指出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且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151。在中央研究院具体开展整风过程中，又出现新的矛盾。院长李维汉提出：“院务会议决定，院长、秘书长及各研究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王实味带头反对，主张都由大家选举，他的意见得到很多人支持，最后举手表决，主张检委全部由大家选举的84票，同意由院务会议决定的只有28票。王实味的言和行不仅为自己换来一顶“阶级敌人”的帽子，和他有交往一批人被打成“反党集团”。1986年，胡耀邦在回顾党的历史教训时曾说：“从延安时期的批王实味，后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152。
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一些文化人认为对革命事业也可以“暴露黑暗”，不主张“歌功颂德”，仍然可以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这些看法，曾一度得到文化界广泛的认同。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说过“《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历史局限的一面”153，郭沫若认为《讲话》“有经有权”，即有普遍的规律，也有些是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154。从知识分子政策角度看，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引以为戒：一是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方面的东西，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如认为：“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155，主张知识分子要“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156。这样的提法显然是不科学的，蒋南翔在解放战争时期讲过一段话，很有见地。他说：“‘向贫雇农农学习’的口号是不科学不完全的。贫雇农还有保守性，我们不能学习他们的保守思想，……有人以为知识低就是成分好，这也是不对的。革命不是崇拜落后，相反是要求有知识有文化”157。二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危险品”。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158，依了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159，这里，不仅把知识分子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而且把知识分子的意见，一股脑的视为“亡党亡国”的惑众妖言。
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160。这一信号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极大警惕，并把一部分“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和众多的由外国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问题，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认为这部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是“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的头脑中还
存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是“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161。建国初期，著名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恰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抗美援朝时，因为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162。1952年8月7日，梁漱溟曾为此事替张东荪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回答：“此事彭真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将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163。事情虽然如此了结了，但肯定会强化了领导人对某些知识分子和国外势力有关联的意识。
到建国前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抗日战争时期比较，其表述有了明显的变化，由“容（容纳）、化（无产阶级化）、用（使用）”改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164，或“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165，这个方针一方面指出知识分子有“革命性”、“进步性”，另一方面较多讲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落后性，主要是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摇摆不定”，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强调“已收的学生，一律采取思想改造的办法，只是最后证明不能改造时，才加以洗刷”，并规定“区村两级政府和农会暂时不吸收知识分子”166。这一时期，对生产企业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生产管理职员的方针政策，比对一般知识分子要宽容得多，如1948年8月1日颁布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指出：脑力劳动的职员和工人“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技术人员、工程师、专门家、技师，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守，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中给以必要的和可能的优待”，“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与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
从对民主革命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尽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对一般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有所区别，但总的看来，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视角（在战争年代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视角）认识知识分子，分析知识分子，评价知识分子，对待知识分子，一直是坚持不变的。这一思维方式，尽管有其合理的方面，但由于离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雇佣劳动者”这一根本性的命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容易产生片面性，容易夸大他们的某些问题方面。并且造成知识分子政策中始终不能很好解决的一个矛盾：知识分子很重要，但知识分子很不可靠。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1)
文化战略是和整个政治战略密切相关的，早在1951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67。1953年9月，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毛泽东把问题的严重性提高到“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的问题。1955年10月，在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168。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总结东欧一些国家闹事的教训，认为主要是“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
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169。正是在上述思想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毛泽东正式形成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战略，即：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70。
纵观建国初期我国历史的发展，尽管党和毛泽东本人也提出过这样那样一些与上述战略思想不尽相同的主张，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但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大搞“灭资兴无”的战略思想，不仅没有丝毫变化，而且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理论化了。本节就这一战略思想涉及的几个有关问题，提出来做些探讨。
1、 “灭资兴无”口号与文化批判
建国以来即贯彻“灭资兴无”的战略思想，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化批判运动。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171。1953年—1955年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后来开展的胡适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声势浩大的声讨与批判，1953年开始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172。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同样被认为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还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重大思想斗争173。应当说，开展文化批判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曾有过一些很好的主张，如：“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越来越多”174，“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175。等等。可是，随着文化批判运动的发展，这些好的思想主张不仅没有兑现，反而越来越南辕北辙，甚至前后矛盾，出尔反尔了。
由于对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的性质和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并且越来越把这些斗争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战场，不仅把不同思想意识和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关系视为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而且把“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和帝国主义、现行反革命以及暗藏反革命联系起来。如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认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坚决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955年7月，《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胡风事件，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是我们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开始 ，“应当利用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一个广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后来直到“文革”，屡屡出现“以言定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甚至为此而遭杀头骇人听闻的事件。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2)
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曾被视为：“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学术各个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176。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这“四个有效”到底达到了多少呢？应当说建国初期所组织的这些文化批判，在普及和宣传唯物论，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些作用。然而是否推动了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通过文化批判培养的理论方面的新生力量和理论队伍到底怎么样？我看是个很值
得重新审视的问题。其实，翻阅有关文献资料就可以知道，当时有些学者对如此文化批判很有意见。1955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披露了如下事实：
“一般旧学者，对这一批判运动普遍不满的有两点：一是迷惑于
胡适的‘历史功绩’和‘学术权威’，认为胡适‘治学是严谨的’，
‘值得学习’，主张‘还胡适以真面目’，‘去伪留真，不要一笔抹
杀’，才算‘公平’，（对杜威也是如此，认为杜威是‘美国的哲学权
威，他的话几乎没人敢驳’，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科学与工业的产
物’，‘就是斯大林所称赞的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认为杜威帮助中国
改革学制，功劳很大）。对批评者完全否定胡适、杜威，表示不满。
一是认为批评者对胡适、杜威的著作没有好好研究，‘引来引去只是
那几句话’，‘外行看来还可以，内行看来是无的放失’，认为批评文
章的质量不高，说服不了人。但是，这些不满，一般都是背后在少数
人面前表示的。个别的人，如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则在去年十二月的
讨论会上公开发言为胡适‘学术成绩’辩护，……。中山大学教授陈
寅恪则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骂别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
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177。
几十年以后，历史的参与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反思：
“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以来最
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是有必要的，
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
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
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化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
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
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在研究五十年代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
判胡风这段历史时，胡绳又表示：……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
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这
些批评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
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
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
‘奉命文章’”178。
我认为，建国初期搞的这些文化批判运动，不只是方式、方法不对头，而是“灭资兴无”这个战略指导思想值得重新审视：
其一，“灭资兴无”的“资产阶级思想”内含是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内含又是什么？从历年来搞的文化思想批判看，“无产阶级思想”内涵是指集体主义的（排斥个性、个体），单一化的（排斥多样性），纯而又纯的（消灭各种矛盾），理想主义的（排斥现实利益），禁欲主义的（排斥物质利益）的要求和理念。凡不符合这一理念的思想、行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文革”结束以后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则把“争民主，争自由”，主张“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凡是在任何问题上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主张“改革开放”，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这样“发达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很快就会打进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民族经济很快被摧毁”179。甚至连青年人喜欢穿瘦腿裤，也曾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青年反问：几寸宽的裤腿才是无产阶级呢？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3)
其二，“不破不立”的口号科学吗？早在1954年周扬代表官方所作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动员文化批判的报告中，就曾讲到：“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批判运动，同时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建设的运动”180。60年代，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即“5.16通知”，进一步明确提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这些提法表明，“不破不
立”说，把新与旧、唯物与唯心以及不同学术学派之间的关系，统统视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显然是片面的；“破就是立”，根本说不通。破坏是破坏，建设是建设，两者虽有联系，但破坏决不等于建设。几十年来的历史说明，要张扬马克思主义，仅仅批判唯心论是不够的，必须认真地下功夫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问题，并从中得出有说服力的新的结论才行。也就是说，光有“破”是不行的，必须有“立”，“立”是根本；“立”什么？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立“绝对地位”，“绝对权威”，思想学术领域的权威、地位，靠主观的、人为的去“立”，是立不起来的，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和多数人的共识。
其三，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直是革命与批判的主要对象，不管是批胡适、俞平伯，还是批胡风，他们的主要罪名都是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其实，唯心主义只是人们的一种认识路线。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唯心主义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比较，它突出了人在认识世界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个很大的进步。从一般的认识论角度讲，唯心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失误。把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紧紧捆在一起，是把认识问题简单化、政治化、阶级化了。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仿佛封建阶级没有唯心主义，无产阶级根本不会犯唯心主义错误。即使从学术角度讲，唯心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凡认真读过几本不同学术流派著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唯心主义著作”，十分深刻而有价值。相反，不少“唯物主义著作”，并不一定本本有真知灼见。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181，正是对“聪明的唯心主义”著作的肯定。具体到一个学者、一本书，情况又十分复杂。有的总体上是唯心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能从实际出发，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有的总体上是唯物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这种现象难道罕见吗？
2、 “皮毛理论”与思想改造运动
如何评价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当年那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还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以正面教育为主”，这种形式应该肯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愈来愈感到它的不成功。还有一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官方的表态，1981年1月8日，胡耀邦在《谈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一文中表示，不再提“思想改造”这个口号，原因有二：“（一）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个口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病，多数人对这个口号很反感；（二）在当前的条件下，重提这个口号，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错误作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思想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
我以为，要正确地评价“思想改造”运动，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仅仅就建国初期的这段历史而谈这段历史是不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搞了近20年，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不提此事”了。知识分子越来越臭，知识越来越不值钱，思想学术越来越沉闷，“改造”的口号越来越不得人心，这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目共睹的事实。我这样说，不是用后来的登峰造极否定当初“思想改造运动”的一切，而是要强调历史都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了解它的远期后果，对历史起步时的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些。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4)
首先，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错了，后来尽管有过几次暂时的修正，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陷入极端。建国初期，多数知识分子是一种矛盾的心情迎接“解放”的。一方面怀着喜悦走进新时代，如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在其《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抄》中有如下记载：“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即使被诬为“思想反动”、“以笔杆子杀人”的著名学者梁漱溟，1951年参加四川土改工作团，也颇有感触地说：“共产党解放四
川不到两年，就把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很快形成安定局面。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实出人意料，不能不使人表示由衷的佩服”182。另一方面，改旧变新，也给这一代知识分子们带来许多的不适应。如新中国强调“向苏联学习”、“一边倒”，而他们则更熟悉和习惯于西方的东西，对苏联的一套心存疑虑和恐惧；新中国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他们虽然口头上也学了些新名词，可思想深处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西方的学术研究，更能运用自如；新中国处处强调“政治”，而他们之中有些人却以清高超脱自居，更倾向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新中国强调“工农是主人”，而他们之中不少人对工人、农民很不熟悉，甚至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轻视工农群众的观点。如此等等。应该说，知识分子的这些不适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是可以解决的。有些人的问题即使暂时得不到解决，也无碍大局。
然而，从建国开始，中央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问题逐渐看得越来越严重。1950年10月27日，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布的《政务院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讲到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是“主要由于过去教育制度所造成知识分子一般存在着学用脱节和缺乏为人民服务观点的严重缺陷”183。同年，教育部长钱俊瑞所做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的报告，认为：知识分子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另外还有封建思想和买办思想的残余”184。1952年高等学校开展三反运动，中央提出：“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185。1953年展开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毛泽东主席强调：“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186。1955年8月，中央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严厉地指出：“资产阶级正在学校中同我们争夺领导权，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以至敌人的特务奸细也正在经过这条路线打进我们的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中去。这里进行着严重的阶级斗争”187。1957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大学教授们“是不是想复辟？”的问题188。1957年以后的事，更为大家所熟悉了，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应该离开这一时期中央对知识分子如何估计的历史实际。
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央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建国前后，针对各种排斥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团结——教育——改造”方针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方针的缺陷方面越来越显露出来。由于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估计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前提就存在着问题。它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只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自己人”，更不是依靠对象。特别是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后，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进一步陷于“革命对象”的地位，只是他们之中的自然科技知识分子，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离开了他们不行，因此受到重视，有些人得到重用。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5)
这一方针中的“改造”含义，开始虽然有学习新思想、克服旧影响的内容，但其政治含义越来越突出，要求知识分子彻底改变阶级立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如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认为：“思想改造工作，主要是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抛弃原来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等这些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东西，这种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学校中进行清理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准备”189。这一指示明确指出，
“思想改造”就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抛弃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并且和“肃反”挂钩，为肃反作思想准备。同时“改造”的方式上也随着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不断加强，越来越远离“自我教育”方法，而是采取批判、过关，或组织处理等手段。1952年5月，中央对高校的另一指示做了如下规定：“应该让百分之十到七十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的批评以后再行过关；百分之十三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该文件明确指出：“这样做我们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和打击少数坏分子，以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190。
上述文件精神，从一大批参加过当年思想改造运动的老知识分子们那里，也可以得到印证。不少人是怀着“原罪感”而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有的为了过关不仅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也把自己的祖宗三代痛骂一遍。当时的一些年轻教师反映，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感到“老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都是肮脏的，三反时揭露的东西听起来可怕”。著名学者陶孟和当时在一次座谈会上曾尖锐的表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否定他们过去的一切”，他认为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伤害了一批人，并且使“如政治、法律、社会学、英文的教授成了无业的人”，“社会科学这一门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回避真实的情况，仅仅从某些文件的字面含义出发，一味的歌颂“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正面教育形式为主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无助于我们正确的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还涉及一个论理性问题，即著名的“皮毛理论”。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发表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详细的阐述了这一理论性观点，并且反复讲过多次。后来，这一观点几乎成为分析知识分子问题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支柱。毛泽东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
‘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
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
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
……
现在，知识分子 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
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
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
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丢失了原来的
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的皮上。有些知
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191。
毛泽东这段话表达的基本意思是：知识分子不能独立存在，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只能是“皮与毛”的关系，即只能是依附关系。知识分子要有饭吃，就得听给饭吃的人的话，服从他们的意志，否则，只能落个“梁上君子”（即小偷）的下场。“皮毛理论”有三个问题值得研究：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6)
其一，怎样看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它们是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公子王孙门下游手好闲、饭来张口的“食客”？这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脑力劳动的社会价值问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由于小生产的局限，我们往往只把体力劳动，只把农业劳动看成劳动，并把它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因此造成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等。这一问题，只有到了社会发展到足以显示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时，才得以真正解决。今天，中国的许多
人终于明白了，知识分子并不是靠别人养活的剥削者、食利者、食客，而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劳动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其二，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的关系，是否“皮毛”关系，即人身依附关系？应当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即使在封建社会，有些知识分子如教私塾的先生，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也并非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说，已经完全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是我出卖劳动、你给我工钱的雇佣关系。进入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它与工人、农民的关系更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同志关系，平等关系。那种笼统的把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一概视为人身依附关系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其三，知识分子作人立命的准则应该是什么？把“听话”列为准则正确不正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先进部分，始终以旧社会的批判者、新中国的呼唤者，作为自己作人立命的准则，迎来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这个使命究竟有了什么变化呢？是否只能作“听话者”，“歌德者”，而不需要“批判者”使命了呢？人们常常以鲁迅为榜样，认为鲁迅就是“附首甘为孺子牛”自居的。其实，这是对鲁迅极大的误解。鲁迅一方面真心诚意的以工农劳苦大众的“牛”自居，甚至把自己写的文章称为“遵命文学”。然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时刻关注着工农劳动大众命运，并含着热泪对他们身上的弱点和污秽进行深刻揭露，以促其猛醒的批判者。社会主义为美好的前途开辟了道路，然而社会主义本身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甚至带着旧社会的种种污秽。因此，不仅需要“听话者”、“歌德者”，更需要“监督者”、“批判者”，而知识分子恰恰是一批喜欢动脑子并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多样性和朝前性，应该和社会各阶层一起，成为“监督者”和“批判者”。
3，防止“和平演变”与文化领域的“反修防修”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防止“和平演变”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六十年代上半期在文艺、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各领域，全面铺开大搞“反修防修”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究竟如何认识和评价防止“和平演变”这一思想，如何认识“反修防修”问题，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文化战略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政治家杜勒斯等人鼓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多次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并从60年代初逐渐把主要精力转向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59年11月，毛泽东针对杜勒斯的讲话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讲过，帝国主义说，在中国看来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讲得灵，讲得不灵？谁晓得？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不就出了修正主义吗？它就是第三代嘛！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与反对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考虑，成为他这一时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7)
60年代前半期开展的中苏论战中，中国党曾写过著名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不仅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指控和批判，也在一些文章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问题以及如何防止“和平演变”，阐述了党的观点。1963年9月26日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表达了以下四点看法：①南斯拉夫的蜕变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②南斯拉夫所起的作用，是“帮助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③南斯拉夫“和平演
变”的过程，被概括为：“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④南斯拉夫“和平演变”的原因被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收买政策，“帝国主义……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指出苏联的蜕变是另一种“和平演变”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九评”就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概括为15个方面，最核心的四条为：一是大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之后，还必须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这个革命要搞一百年到几百年；二是“大搞群众运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三是“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四是培养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在另一场合曾讲过，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九评”最后表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60年代前半期，党在文化领域全面开展了“反修防修”的斗争。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同年11月，指责文艺界尽宣传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如再不管，“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在《柯庆施抓曲艺工作》批示中表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27日，作出更为严厉的批示：各种协会和大多数刊物，“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场在文艺界开展的“反修防修”斗争，涉及了小说、诗歌、戏曲、电影、音乐、美术、舞蹈以及文艺评论等所有领域，许多优秀作品被扣上“为修正主义分子树碑立传”、“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等政治帽子，被打入囚牢。文艺界的领导人纷纷被撤职，连文化部也几乎被取消。与此同时，哲学界开展了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的批判，指责他“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学界对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的批判，被戴上“污蔑农民革命”、“美化帝王将相”、“鼓吹让步政策”、“反对古为今用”等帽子；经济学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孙冶芳，由于提出应当注重经济效益、重视价值规律、扩大经营管理权限等主张，而被指责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比苏联的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
60年代前半期的这场文化大批判和50年代那场文化批判相比较，50年代的批判内容很明确：唯心论。60年代在“反修”的口号下，所批判的东西，不仅有“修正主义思想”，还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这表明“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明确；50年代的批判只是“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而60年代的批判更多的着眼于现实的政治，连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这样一出历史剧，也和“为彭德怀翻案”的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50年代文化批判中要立的目标很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60年代则大搞“破就是立”，究竟“立”什么，似乎很不明确。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8)
毛泽东时代长期担任党和政府领导职务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作了如下评述：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的认识
和采取的措施确有正确的方面和可取之处。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少
数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以后，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竞争来说，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处于‘弱’势，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
中。因此，警惕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历史也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
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头了，捕风捉影的色彩甚多，
因而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这就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价，留下
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薄一波具体指出，如“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发
生‘和平演变’当成了当时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对于什么是修正主
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成所谓修正主
义、‘和平演变’来加以反对”，“他多次讲过：穷则变，富则修”，
“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等等192。
距离薄一波回忆录的出版，历史又前进了几十年。今天，应该如何重新评价防止“和平演变”这一战略思想呢？
防止“和平演变”的提出，对于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应有的警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把防止“和平演变”做为“关系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193的战略理论思想，则有不容忽视的缺陷。
近些年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剧变，一直是人们在探索，也是各种意见争论不断的问题。一种认为，“剧变”是党的领导人适应帝国主义的政策，搞修正主义的结果，归根结底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他们说：“看来和平演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攻心——夺权——改制’，另一种是‘攻心——改制——夺权’”，“这恰恰证明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一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牢牢占领上层建筑的阵地”194。《中流》杂志的作者提出的两种“和平演变”形式，都把“攻心”放在首要地位。似乎保住“心”，就可以保住一切。这实际上还是在宣传“思想决定一切”、“精神决定一切”、“宣传决定一切”，只要牢牢的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就可以万事大吉，永保平安无事。这种说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唯物主义常识，不觉得太远了一点了吗？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苏联和东欧社会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是自身出了问题。1998年出版的《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收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的文章，从苏联模式及其历史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得失、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党的状况、民族状况、文化思想状况多种角度，做了深入探讨，并列举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值得一读。我在这里再列举几篇本书以外的文章，他们的作者或是原苏共高层工作人员，或是对苏联社会有过较长时期接触的我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感受和看法，或许对我们更有启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长期在苏联工作的老外交家柴成文，曾就苏联发生剧变的深层原因谈了如下看法：
“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它建国初期逐步形成的。由于它长期
处于战争、外界的孤立封锁和战后东西方对抗的环境，更主要是由于
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以为模式先进，不思进取，不仅自己不
改革还把别人的改革视为异端。而越推迟改革，积累的弊端就越多，
改革起来难度就越大。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9)
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起都曾提出过一些改革的设想，但均因不
切实际而无所作为或半途而废。
苏联所以形成各种弊端的根源是政治、经济体制的过分集中。社
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的根本优越性是人民当家作主。但长期的过分集
中却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了法
制建设、也使人民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反而实际上形成了官僚主义、
个人专断、家长制、领导制度终身制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现象和腐败作
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除了在位短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外，可以
说没有一个不是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的。当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
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时，那么人民当家作主便成了一句空话。社会主义
制度在经济领域最根本的优越性，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分
配原则，废除了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但由于长期的高度集中，
一切照指令性计划办事，而又强调计划就是法律，这就不可避免地压
抑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使经济生活僵化”195。
50年代以来一直在苏共中央工作的奥尼科夫，从党的建设角度探讨了苏共为何轻易被赶出历史舞台。他认为应归咎于斯大林以来的建党模式：
① 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党的主人应是全体党员，而斯大林却把
政治局和党的中央机关看做是党的主人。②列宁在世时党的生活是完
全公开的，而斯大林却以“绝密”作为其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
③斯大林把党的中央机关变成其模式的“最重要的堡垒”196。
奥尼科夫认为，长期缺乏党内民主生活，扼杀了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使他们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接不到指示就无所适从。这样，一遇风浪或个别领导人出问题，全党就会不知所措，其生命力显得十分脆弱。
还有一些苏联学者，从长期缺乏民主生活及个人崇拜对广大群众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探讨了在领导人出现错误和外来影响的冲击下，苏联社会顷刻解体的思想原因：
群众运动的经验证明，信仰理想，跟着永不犯错误的、英明的、
全能的领袖走，比认识这种理想的科学内容和动脑筋思考领袖与群众
的关系的性质要容易得多。信仰社会主义与信仰斯大林被当做一回
事，并且后者代替了前者。
对神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盲目的信仰，使得思想软弱无力，使
思想成为信仰的奴仆，使人失去了健康地、批判地判断信仰对象的可
能性197。
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提供的基本方法，是加强阶级斗争，甚至一度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形式。其实，用这种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并非对症下药，实为一种战略上的被动应付。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从本质上讲，是以它的科技领先、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强的优势以及几百年内形成的“民主、自由”思想体系为基础，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以促使这些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应当说，影响总是互相的。记得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也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许多国家工人运动、民族独立运动、黑人争取生存权力的斗争，日益声势浩大。马克思主义以空前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这些也曾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调集一切力量加以防范。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转为攻势，社会主义转为守势，匈牙利、捷克等国接连发生群众闹事，民主德国也建起了“柏林墙”以防止群众外逃。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究其原因，根本还在社会主义自身方面出了问题。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10)
社会主义做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探索中遇到了大的曲折，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破坏，生产发展受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慢，甚至并未得到改善；二是政治生活中并未很好的日益扩大民主，由于多种原因反而使民主生活受到很大的破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使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有了可乘之隙，才使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增加了吸引力。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对策，是通过不断改善本身的经济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以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
两条搞好了，既使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暂时赶不上某些发达国家，只要人民看到光明的前景，有了盼头，同样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五十年代海外大批华侨舍弃自身的利益，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国内万众一心，朝气勃勃，到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这些历史的画面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离开这两条根本，光搞战术性防范措施，只会越搞越被动。柏林墙的建立与拆除的历史，给予人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1)
“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
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人类是永无宁日。不那样，
我们拟定的这套制度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不可能实现”。
——柏拉图：《国家》
“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奴仆”。
“我们要证明信仰的真理，只能用权威的力量来讲给愿意接受权
威的人”。
——托马斯：《神学大全》
“掌握真理有四大阻碍：权威、习惯、成见、虚夸”。
——罗吉尔、培根：《大著作》
“要求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
病症”。
——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
“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
——霍尔巴赫：《神圣的瘟疫》
“哲学史上的纷歧意见，其实都是精神进展中的合理环节”。
“哲学系统的纷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
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
的，并且是本质的”。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1、“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1978年5月，报刊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政坛上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标准本来属于哲学常识性的问题，一些当年的参与者也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理论上并没有新颖之处”198。然而当时的政界领导人却为此大动干戈，给文章扣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⑵“作者的意思是要砍旗”，“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⑶文章“思想上是反动的”；⑷文章是“分裂党”，破坏国家的安定团结，“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199。这样，使一篇哲学常识性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大的政治斗争。其意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所指出的：“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200。
20几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特别是把它和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多次“理论斗争”联系起来，引发了我的另一种思考。本来是一般的理论宣传文章或理论研究、探讨的文章，为什么在某些政治家眼里，往往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晴雨表”呢？这说明在我们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曾被高度政治化到何等程度。
在“苏联文化模式”下，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以及前东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政治化，几乎成为共同的重要特征。斯大林主张理论上的争论要同党内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他说：“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201。并且逐渐形成社会科学领域必须遵循的一些“法规”，如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党的文件出发，遵循“原始文据档案不能做为研究和了解历史真实情况之凭据的原则”；党的领袖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家，领袖言论是终极真理，任何有违于这些言论的观点，均被视为最大的政治问题；并且实行“以言定罪”；规定学术禁区，禁止学者涉足；哲学、历史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在这一口号下，某些哲学原理和历史事实可以随意篡改。回顾这段历史，前苏联社会科学家阿法纳西莫夫深有感触地说，当时的许多人“有一种观点不容质疑地断定，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有什么地方落后于非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202。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2)
然而，近些年来研究苏联剧变历史的专家们，以大量的史实说明，苏联文化模式下的社会科学不仅落后了，而且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那种社会主
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
“第二，苏联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
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丧失
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遏，变
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
“第三，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
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
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
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第四，苏联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主
义，……”203
在我们国家，几十年来非常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多次大张旗鼓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教条主义。然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阴魂”却始终不散，甚至几度泛滥成灾，这是为什么呢？如理性上宣传“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实际上却大搞“领袖决定一切”的个人崇拜；理论上批判形而上学，而“顶峰论”、“绝对权威”言论却可以在全党风行一时；理性上宣传唯物史观，现实中却大批“唯生产力论”，大肆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想第一”，“精神原子弹决定一切”；以致在中央委员会上有许多中央委员“受骗上当”，这些难道仅仅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就行了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是又立刻抬出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致有些同志慨叹：“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204。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胡耀邦也深有感触地说：“一见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到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再吃一惊，对这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他认为在中国，还需要“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205。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步入误区，重要原因之一，是把社会科学严重的政治化了。其表现：
首先，对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解就出了问题，“社会科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206，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关于“人”的科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在于通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与艺术等多方面，启发人的智慧，培养人的能力，陶冶人的品格情操，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然而，一个很长时期内，我们把社会科学完全归于某种阶级的意识形态，视为某个政党的政治思想，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如20世纪50年代翻译并出版的一本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简单哲学词典》（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对社会科学思想体系作了如下解释：“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所持的一定观点、思想、概念、观念的体系。政治观点、哲学、艺术、宗教，——所有这些都是思想体系的形成。……在阶级社会中，思想体系是有阶级性的，它反映并维护某一个斗争着的阶级的利益”。《词典》把社会科学分为两种，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思想武器”，“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力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阶级思想体系的残酷斗争中它才会消失”207。
在社会科学领域，只讲“阶级性”，否认“人性”的存在，多次大批“人性论”，时至近日，“人性”、“人道主义”仍然是需要小心翼翼对待的“雷区”。要科学的了解“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首先要了解“人”是什么。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8，在阶级社会，人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然而社会关系中也还有家庭、亲友、恋人、师生、同乡、民族、人种等亲情、乡情、故旧之情、恋人之情、民族认同感等，很难用“阶级关系”含括的东西。恩格斯从另一个角度讲过人性问题，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程度的差异”209。这说明，人除去阶级属性，还有自身属性的一方面，如人人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人人都有性的要求，人人都逃不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等等。人的这些自然属性，对人的健康发展、人的素质高低、人的作用的发挥，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3)
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科学，只承认人的“阶级性”，否认人的非阶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存在，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如在哲学领域，片面强调“斗争性”，否认“同一性”，结果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为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斗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忽视人的地位，否认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搞“为生产而生产”；在历史学领域，历史的主体——“人”，一部分被“神化”，一部分被“鬼化”，如此“研究”，往往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大批
人性论，把本来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人，变成纯理性的“高、大、全”，从而把艺术变成理念的传声筒。此外，还有社会学、心理学等科学，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说，从社会科学中清除出去。回首这些令人痛心的情况，使我想起马克思引用大诗人海涅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10。这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啊。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存在着过于政治化的偏颇。如割裂信仰与科学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供人顶礼膜拜的宗教教义和必须绝对服从的法律条文；否认科学的交融性，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只能批判别的学说，否认与任何学说存在交融关系的自我封闭式的绝对真理体系；坚持“唯我独优”的思维定式，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看作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有俯首听命的义务，而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等等。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使马克思主义日益变为枯萎僵化的教条，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之路越走越窄。
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信仰和指导思想，又是一门科学的理论学说，如何看待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学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文革”以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中，理论界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当时有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社会意识形态。阶级性是其根本特征，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根本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中的党的方针、政策直接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具体言行之中。
第二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体系，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才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去。
第三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科学的学术流派之一。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为“无产阶级的圣经”，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
第四种看法，视马克思主义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它既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思想理论，又代表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主流，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完美无缺、最终完成了的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它将在社会实践斗争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不断开辟进一步认识真理的道路211。
时过境迁，持第一、二种看法的人，至少在学术界不多了，第三种看法也只是少数，多数人似乎趋于第四种认识。然而第四种认识，即“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之说，并没有真正解决“科学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科学学说，首先必须把信仰、意识形态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它既不是令人顶礼膜拜的神灵，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而是随时随地在接受实践的检验，接受理性的审视；科学不是凝固不变的绝对真理的化身，而是与时俱进、发展变化的。“信仰”必须以理性为基础，而不能凭自发的朴素的感情。列宁说工人阶级自发的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农民自发的信仰只能是空想主义，政治上只能是盲从迷信和个人崇拜，经济上只能是平均主义。其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加以区别。作为信仰，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然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则必须符合科学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是多样性，在科学的百花园里，每一种科学的理论，每一个科学流派，都有自己存在的权利。各种学说、各种学术流派，争相斗艳，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二是平等性，在科学学术领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具有凌驾于其他科学理论之上的特殊权利，历史证明，任何“册封”、“加冕”都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汉王朝曾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学说被册封为显学上千年，其作用不仅妨碍了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使儒学自身走进死胡同。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4)
2、“康生现象”解析
“康生现象”，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上半期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界出现的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康生本人被称为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甚至连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工作者的经历也不曾有过。然而凭借种种原因而获得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的政治领导地位，出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于是在这一领域声价百倍，俨然成为理论权威。死后还被戴
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康生现象”，是我国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畸形状态的一个集中反映。
康生本来是保卫干部出身，在苏联学习期间，学习了苏联肃反运动的错误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搬到中国党内来，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他就曾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大搞“抢救运动”，通过逼、供、信手段，把一大批革命者打成特务、间谍、托派分子。建国以后的几年中，康生郁郁不得志，默默无闻，没有见过他有什么理论建树，或发表过什么理论文章。195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又兼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1959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副主任。下半年，受中央委托兼管党校工作。由于管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自然要时不时的讲些“理论”方面的话，下达些理论工作方面的指示，渐渐竟以“理论权威”自居起来，别人也渐渐把他视为“理论权威”了。
说康生完全没有“理论”，那也不尽符合事实。他可以称为“不学有术的理论家”，是左倾思潮的产物，又是鼓吹左倾思潮的急先锋。早在30年代，康生就是对领袖搞个人崇拜的鼓吹者，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纪念会上，带头高呼：“祝福王明同志健康”、“王明同志万岁！”。50年代，康生到处鼓吹：“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一些赞同反对个人崇拜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是“没有改造”、“没有改变他的世界观”，是政治上“表现动摇”212。他比林彪还早的鼓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论；违反列宁的以经济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宣传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抛弃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大批“唯生产力论”，说：“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大跃进”时代，康生鼓吹：“现在工人、农民写心得，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那能写出？超过他们千百倍”。他全盘否定哲学和经济研究所专家们的工作，认为他们比工人、农民还不如，要求专家们“跟着工人、农民学习”搞科学研究213。更为离奇的是，居然到自然科学中去找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说：“我们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214。
康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学有术”的政客，甚至动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的把学术问题引向政治问题，然后置学术工作者于死地而后快。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由康生直接指挥的对哲学家、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批判。在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分为二”的观点以后，哲学家杨献珍从理论角度提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分为二”的斗争关系，还有“合二而一”的互相融合的关系。康生看到“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机会来了，于是一方面连忙向毛主席报告，得到毛主席肯定“‘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吧”的尚方宝剑以后，一步一步把这场学术观点的争论引向政治斗争，最后发展到《红旗》杂志等刊物点名对杨献珍进行政治批判，给杨献珍扣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修正主义者”一大堆帽子，杨本人也被撤职查办。1966年11月5日，康生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得意的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化了。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215。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5)
康生的“不学有术”，在学术界掀起一股极其恶劣的“学阀作风”，他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依据事实进行分析，以平等态度待人，以理服人，对事不对人等，有关开展学术争论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法，而是凭主观意志，强加于人；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以引用经典个别字句代替事实的分析，甚至采取移花接木，上挂下连，无中生有，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等种种手法，兴起一股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大批判”文风。让我们重温一下康生是怎样“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
“批判”之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204页，把第24页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这个词。……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这种以语录的简单对比代替具体分析，从个别字和词的不同上纲到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批判方法，在“文革”中乃至“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影响颇大。
“批判”之二：刘少奇“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可以告诉蒋介石的。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是他的所谓‘修养’”。——康生一伙正是靠着这种颠倒黑白、移花接木、无限上纲等手法，把对书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攻击和人身陷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批判”之三：“《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说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种说张三好就是贬低和反对李四，不仅违背了起码的形式逻辑常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康生维护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献媚取宠的丑恶灵魂。
“批判”之四：“黑《修养》最大的问题是不敢接触政权问题，因为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这种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形而上学猖獗，使得全党全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形成一股八股风，不管讲什么具体问题，口头一定要讲一大堆“高
举”、“突出”、“坚持”之类的大话、空话、套话，惟恐被上级怪罪216。
“康生现象”的形成与猖獗，不是偶然的。在中共党的发展史上，有一种不好的倾向，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陈独秀如此。他身居党的总书记，就自以为有绝对真理权。大革命时期，共青团中央郑重其事的向他提出书面意见。陈独秀连看也不看当众撕碎扔到脚下。李立三如此。他身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常常标榜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借口“军事时期”，禁止党内的任何批评与建议，更不允许有反对意见。王明更是如此。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只要是和他不同的意见，一律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使同一句话，如“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说出来就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由王明的嘴说出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谁有权，谁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长期受到压制，并被扣上“狭隘经验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遵义会议以后，这一错误倾向得到纠正。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内逐渐形成有利于理论健康发展的良好风气，使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出现理论蓬勃发展的局面。1957年以后，由于我们党已经是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再加上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与顺利发展，党内产生了骄傲情绪。“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在一部分干部中再度出现。领导干部的话不仅是真理，而且是法律，甚至大于法律。康生成为“理论权威”，正是这种不好风气的典型表现。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6)
康生成为“理论权威”的另一个原因，是和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过分依赖于现实的政治活动有关。长期以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理论要服从现实的政治，理论工作要为现实斗争服务。这一说法对党的理论工作，乃至理论本身的发展，影响甚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种服务主要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马克思主
义理论也需要在革命实践活动中不断受到检验，不断修正，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是“服从”。正确阐述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然而理论工作还肩负着另一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理论工作要以革命实践为中心，为宏观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进行理论论证，以对现实的系统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为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形成提供正确的依据，并在其执行过程中及时提供修正性意见。
一个时期内，由于我们对理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片面的解释，以致形成理论始终围绕现实活动转，理论工作成为现行政策的合理性解释者，发展了实用主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上头精神”，成为进行理论工作的关键问题。谁能及时了解“上头精神”，谁就在理论上最有发言权，谁就可以成为“理论权威”。长期走红的理论家陈伯达就是这样做的。陈伯达的秘书说，陈“最关心的，是摸主席的动态。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康生更是如此。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有着其他理论工作者所没有的特殊条件，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动向。因此，他常常抓住毛泽东思维过程中的某些想法，大做文章，提出一些带有“方向性”的说法。如五十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在“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上与苏共有不同看法，担心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会在中国重演。康生则及时的在1958年夏给北京市政治教师做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使他成为早于林彪提出“顶峰论”的风光人物。反右派、反右倾以后，党中央对知识分子一度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康生则到处鼓吹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要以政治思想标准划分阶级，及时为党中央这一“左”的估计披上理论外衣。
康生成为“理论权威”还有一个重要历史条件，那就是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左”的错误政治倾向的不断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解决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问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直到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康生由于长期搞情报工作，又有在苏联学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使得他对“阶级斗争新动向”有着特殊的敏感，并且非常会搞这种错误的“阶级斗争”。康生的这些本事，在我党的左倾错误发展中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他的罪恶行径又对党的左倾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
有些人总是借口“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赞成“百家争鸣”，一提起“百家争鸣”就惶惶然，担心“自由化泛滥”、天下大乱，进而亡党亡国。“百家争鸣”是否会造成如此局面，如此可怕呢？从这个视角重温一下1957年“大鸣大放”中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情况，对我们会有所启示。社会科学界是“右派言论”的“重灾区”，也是批判的重点。近些年，我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重新翻阅这方面的“右派言论”，心里总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右派言论”，当年不因触犯“政治禁区”而遭批判和封杀，我们的社会科学会是什么样子呢？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7)
事例之一：《钱伟长等五人联名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对于有关
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217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摘录：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
遭废除，或不成为独立学科，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
很多转业了。”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妥当的。
……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
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
有关资料尽（应为提）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
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
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这些意见确实是涉及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方针、政策的“政治问题”，涉及对党和政府的法令、政策态度的“政治问题”。如果这些意见在当年不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如果能为领导者接受和采纳，或者部分的接受和采纳，后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又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事例之二：吴景超：《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218摘录：
“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的必要”，“社
会学中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
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犯罪学部分，……研
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
这一看法，当时遭到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批驳，认为是：“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这一公案直到28年以后才得以平反。1979年3月，有60余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就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不需要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以及研究社会问题是否就会给社会主义抹黑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会一致认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没有，也不企图代替关于社会的各方面现象的具体研究”，“社会生活里的问题并不因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生活就变成了由有问题的社会到了一个无问题的社会。……照样有它的问题，还有劳动问题、人口、文化、道德、民俗、民族、妇女、青年、儿童、老年、城市、农村、职业分工等等问题”219。如果当年不把这种看法当成“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问题一棍子打死，我们对社会学的正确认识和态度会迟到28年吗？
事例之三：陈振汉、巫宝三等6位经济学家发表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220，更是直接触犯某些“禁区”。他们说：
“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并
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
“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地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8)
搬运苏联的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
也还不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问题：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
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甚至连手民排校
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
‘精神实质’”。
“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
其大，不能洞烛几微，只能预见趋势，不能卜年月时地，十月革命爆
发于工业落后的俄罗斯不就是显例吗？而且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
版于身后，又怎能保其每字每句都是珠玉呢？然而在我们这里多少年
来又有谁敢公开提出关于‘绝对贫困论’的怀疑？”
“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
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呢？”
陈振汉等人的意见，涉及到“指导思想”和“学习苏联”的基本政策，也涉及现行的经济制度，自然遭到一片反击声。如说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他们的话“毫无事实根据”，“只是一种无耻的污蔑”，是“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对照前些年“实践标准”的讨论和“姓资姓社”的争论，陈振汉等人的意见，不是整整朝前了几十年吗。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的朝前性，因为“朝前”，才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然而，也正因为“朝前”，往往触犯某些现行的神圣的“禁区”，容易遭遇孤立，容易受到指正非难和打击。这一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确实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百家争鸣中还有些意见，更是直接涉及“政治禁区”，如我看过一本《右派论点选辑》，其中就有“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我们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共产党不是依据经济规律领导国家建设”，“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民主是目的，不是手段，或不仅是手段”，“我国目前选举方式不民主”，“全民的财产虽然也有我一份，但却是被冻结了的财产，没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使我失去支配它的主权”，“已经发表的材料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的结论”，“领导者的话被奉为‘经典’……万一领导者错了，群众也只能把经典教条式的歌颂，并贯彻到行动中去。如斯大林的一个公式，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愈尖锐，即其例也”221。这些言论究竟是“右派言论”还是正确言论，今天已不说自明。问题是它们在当时确是闯入了非常敏感的“政治禁区”，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它们当时仍是错误的、反动的呢。
我举出上述事例，并不是想鼓吹社会科学非要“闯禁区”，和“政治”对着干，更不是反对“与中央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而是让人们通过这些现象，思考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的关系问题，仅仅说要把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是不够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多少年不是一直这样说吗？）。不少情况下，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很难划清，因为学术总是多多少少会关联政治，甚至有的就直接涉及政治。
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怎样看待政治？政治问题是否一律不许讨论，不许争鸣，对于学术研究，它是不许涉足的禁区？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评论员的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这篇文章从我国政治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状况角度，讲了很好的见解，今天仍不失其针对性，本书愿把这篇文章摘录于此，与读者共飨。
政治问题可以讨论
人民日报评论员
“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这是很长时期相当流行
的一种说法。在政治问题的大门口，似乎赫然张贴着一道告示：“请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9)
君闭口”。
在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莫谈国事”并不奇怪。在社
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
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物；公民
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
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
利。当然，政治问题的范围很广，其中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作
出决断的。在决断以前可以讨论，在有关领导部门作出决断后，就应
当执行；如果仍有不同意见，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通过一定的途径提
出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道理本来并不深奥难懂。在“左”的指导思想居统治地位的
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遭破坏、受践
踏，于是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谁在政治问题上提出意见，或对政
治问题进行任何研究和讨论，谁就是政治上有问题，该受审查，甚至
打翻在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新时期，
政治才回到它本来的意义上去——从少数政治家的事变成了亿万人民
群众的事。但是政治问题不允许讨论的影响还不能说完全消失了。有
少数同志依然恪守着过去的一套思维模式，习惯于抓住人家讲话或文
章中的片言只语，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而且说成是“反对四项
基本原则”。这种观念不改变，这种习惯不克服，余悸怎能消除，思
想怎能完全解放，生动活泼的的政治局面怎能完全建设起来呢？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党纪、国法必须遵守，安定团结的政治
局面必须维护，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允许广大人民群众议政，不但
不与这些相矛盾，而且恰恰是遵循这些原则所要求的 。实现高度民
主，是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的要求，仅仅允
许群众议政是不够的，还应当积极鼓励他们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意
见，为他们发表意见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这是我们建设高度社会主
义民主必须确立的一种新观念。
还有一个问题，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
党的“十二大”向全党提出三项基本要求，第一项就是“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222。党的“十三大”又提出“全党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223。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总书记进一步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中央的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224。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保持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三个“统一”，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只能是清淡俱乐部。特别是当前全党面临新的挑战，新的任务，尤其需要如此。
究竟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呢？人们的认识并不尽一致。如有的认为，“一致”就是“中央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的一听到有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帽子。这些看法和做法，在实际生活中颇有影响。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所谓政治上高度一致，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而奋斗；二是在现阶段必须“四个坚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所谓思想上高度一致，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研究现实情况，解决国内和国际事物中提出的新问题”225。至于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一般党员，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水平、了解情况等方面的差别，而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为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达到一致。我想，我们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10)
应该怎样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呢？有三种态度：一是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决议，合乎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合口味的就不执行，甚至置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与决议于不顾，在重大问题上各行其是。这叫闹独立性，是不能允许的；二是形式的理解“保持一致”，对中央或上级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认真研究指示和决议的精神实质，又不认真研究实际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也是不可取的；三是既认真研究指示和决议精神，又认真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行得通的坚决贯彻执行，行不通的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
，提出意见，说明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指示和决议，这叫自觉地主动地贯彻执行，这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对此，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有一段非常深刻而又精彩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