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得不够，还有不少尘世的俗事。神佛保佑，我和妻子感情很好。如果有一天，她先于我进入天国，我就毁了房屋，放生牛羊，到山洞里去修行。有不少人去洞里面壁，听我儿子讲，在尼泊尔，还有西方人削发进洞的，一修就是一两年，不出洞，甚至连天日也不见。我没有经济条件去尼泊尔，可我到时候，准备选一座天葬台，在天葬石下掘个洞修行。
老威：在天葬台下修行？太过分了吧？
旺吉：那儿离天堂最近。在拉萨郊外，有个女尼就整日在天葬台下诵经，已经好几年了。
老威：你们藏族同胞平时都极其和善，就是在天葬的时候很凶。昨天早晨我们去了，只想远远地感受一下气氛，藏胞们就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扔石头赶我们走。
旺吉：你们外人不应该去，天葬是神的仪式，不是供参观的。否则，升向天国的灵魂会被打扰。
老威：是啊，我们跑得非常远，才停下来，可我们还是看见一头鹰从铁青色的天幕后飞来，歇在山梁上，接着太阳从一个缺口露面，点燃了半边山和一片开阔地，鹰群飞来了，在空中盘旋，然后俯冲下去。我的毛发都竖起来了。
旺吉：如果我们早认识，我可以替你们向死者家里人请求，让你们靠近，一起为亡灵祈祷。
老威：您是个好人。我把地址留给您，欢迎您今后到成都我家做客。
旺吉：我到过成都，到过内地的其它地方。
老威：去佛庙里烧过香么？
旺吉：烧过香，但我不相信汉人有佛。
老威：您这是大藏族主义吧？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信徒嘛。内地的佛教与藏传佛教只是分支、门派不一样，但源头是一样的。芙实藏传佛教也有黄教（经过宗喀巴改革）和红教（未经改革的原教）之别。归根结底，佛陀就是普渡众生，也不是只渡藏人，不渡汉人。成都的文殊院，无论普通节假口和佛教节日，都挤得水泄不通，若遇公开讲经说法，收纳居士，佛堂根本容不下。单就信教的热情，汉人并不亚于藏人，只是风俗不同而已。
旺吉：你们汉人信佛只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健康、儿女……反正世间所有俗事，都要求佛，都要许愿还愿。
老威：内地有佛学院，专门研究经文，培养出家人。在历史上，因看穿红尘出家当和尚的名人也不少。有些明星还常去寺庙捐款，做佛的俗家弟子，他们可不为什么。
旺吉∶不为什么？先生，在佛国里是不能撒谎的。你们汉人信佛都是看破红尘，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健康有问题，儿女不孝顺，还有男女不相好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于是想解脱，出家躲起来，人在寺庙里，心在外面。女的翦头发，男的剃头，还流眼泪，一幅想不开的样子。你们把佛信得很痛苦。这是对佛大大不敬。因为西方是极乐世界，痛苦的人是永远进不去的。
我们藏人信佛很快乐，从阿妈肚子里一出世，我们就是佛的人，佛国无边，哪有"红尘"？我们把金银珠宝都献给寺庙，把最聪明最有出息的孩子送去待奉佛。我们一路磕长头来拉萨朝圣，高兴啦，心里一直唱着歌啦，头磕破了会长疤，只要身体还活着，血也没流完的时候。至于饿了渴了病了，都会过去，神佛保佑，你们汉人看不出我们心里有多快乐。
来去都一丝不挂，可你们汉人想在世上留下的东西太多，佛是帮不了忙的。你们吃的、穿的、住的都比我们好，也比我们讲卫生，可你们痛苦，因为你们的心在地狱里。
24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
老威：老人家，您做这行多久了？
李长庚：47年了，我18岁就已经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吹鼓手了。以后断断续续干了这些年，为乡里乡亲操办红白喜事。改革开放以后，我又时来运转，红火过一阵，可现在，人们讲究新事新办，请我吹唢呐的人家越来越稀少。
老威：昨会呢？您这行当是永远不会失业的。
李长庚：原先我也这么想，可时代不同了。城里刮什么时髦风，乡下很快就会下什么时髦雨，年轻人看多了香港的录相，就跟里面学。当然，农村没举行西式婚礼的条件，但至少可以免去花轿坐花车，一个电话打到江油，披红戢绿的轿车队就租来了，那排场，比吹吹打打迎孚的旧俗要风光多了。
老威：拜堂呢？拜堂还是要唢呐闹一闹吧。
李长庚∶移风易俗嘛，许多地方不拜堂了。搞婚宴时，就顺便推举一个节目主持人，笑一笑，闹一闹，父母、亲戚、朋友都可以上台讲，学学做领导。
老威：也不完全是这样，结婚请吹鼓手的人家肯定有，只是不太时兴而已。可办丧事呢？灵堂辞亲、孝子开路、夜半招魂都离不了唢呐，因为这种乐器悲调比喜调更动听。小时候我在农村呆过，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李长庚：先生您是内行，可不太憧市场经济。我们这个乡，离江油才20多公里，交通又方便，哪家死了人，只需打个电话，搭灵棚的班子一会儿就赶来了，包括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一条龙服务。死人也是热闹的事，过去要请和尚念经做道场，吹鼓手陪伴孝子；现在兴开音乐晚会，大唱通俗歌，亲戚朋友也争着为死者点歌。通俗歌曲内容五花八门，只要歌星出口时随便改改词，就嬴得满堂彩了。至于送葬，也用不着孝子扶棺，有车队呢，有西洋管乐队呢，大喇叭一放，十里开外都晓得死人了。
老威：既然形势这样严峻，您的生计昨办呢？
李长庚∶只有远离城市，到山里面乱撞找活儿。这很难，因为谁家的红白喜事，也不会先打招呼。唉，人老了，出趟门也不容易。
老威：您没收徒弟么？
李长庚：过去收过好些徒弟，都改行了，现在风气变了，没人学唢呐。
老威：可惜离得太远，要不我就跟您学。老人家，您能不能讲讲您的故事？您春风得意的时候？
李长庚：我从来不编故事。不过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少，虽然已很遥远了。年轻人，吹鼓手在以前可不是下贱的行当，纨绔子弟瞧不起我们，是因为肤浅无知。其实这一行的祖师是孔夫子孔圣人，他早年为了供养母亲，不仅为人吹唢呐，还给死者披麻戴孝、扶棺嚎丧。所以吹鼓手的家里都供奉着孔圣先师的牌位。
老威：这样说来，吹鼓手不光是吹吹唢呐，也要嚎丧？
李长庚：当然。
老威：这咋可能？您自己的亲人又没去世，怎么嚎得起来？
李长庚：这是一种职业，就像演电影，演着演着就人戏了。电影有台词，嚎丧也有曲调。我刚学吹鼓手才12岁，唢呐调和嚎丧调，师傅都逼着反复练习，有了基本功，临场发挥才会惊天动地，样子做得比孝子还真。那些年，国共两军打内战，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可我们与难民不一样，那里死人多就往那里去。我是河南人，你从我的口音能否听出来？唉，变了，什么都变了。我16岁就到四川了。四川比中原好，没打什么仗，红白喜事办得漂亮，没多久就出名了。与九＋年代一样，那时候也兴搭班子，我爹是班主。他原是唱河南梆子的，而我师傅是吹唢呐的。中原连年烽火，民不聊生；劫道土匪、散兵游勇太多，谁也没心思听戏，所以我师傅就在我爹走投无路之际，建议两个班子合并，因为活人可以不听戏，但死人不可能不出丧。我爹同意了，两人原是结义兄弟，啥不好说？再说合并了的大班有十几人，结伴谋生，胆子也大一些。我爹不吹唢呐，但嗓门刚猛，平地吼一腔，数里外也能听见，再说唱戏的，要记那十几种嚎丧调，简直小菜一碟，比戏文容易多了。
老威∶哪些嚎丧调？
李长庚：《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唤魂调》、《辞亲调》、《大悲》、《小悲》、《封禧》、《渡亡》、《陪葬》、《下葬》、《回头》、《撕心裂肺调》、《呜呼衷哉调》。这些调式都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练，一代代传下来的，哪高、哪低、哪哑、哪扬、哪该干嚎、哪该湿嚎，哪该全身哆嗦出不来声，都很讲究。一般的死者亲属，一见尸体就控制不住，大放悲声，没几下就坚持不了，痛极攻心，还会昏迷、休克。而我们一入情绪，就收放自如，想嚎多久就嚎多久。如果场面大，收入可观，还能临场发挥。
老威：您最长嚎过多久？
李长庚：两天两夜吧。唢呐把开场调一吹，我们全班十几人，就全都扔下家伙，披麻戴孝，齐刷刷地向死者牌位三拜九叩，分作两、三轮，哭、泣、嚎。乱作一团。其实表面乱，只要有心，细细地旁观个把钟头，就能看出不乱的门道。比如你泣我嚎，相当于你休息我劳动，而哭只是过渡，准备劳动或者准备休息，嗓门是我们这行的本钱，哪怕猛一声撕心裂肺，也绝不会蚀本的。
老威∶你们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哪有假孝子压倒真孝子的？
李长庚：唢呐也罢，丧调也罢，都是调动情绪，造气氛的。人与人之间的喜怒衷乐就象传染病一样，很快就蔓延开了。当然，孝男孝女是主角，但他们经常是一动真情就软下去了，往往到后来主角都退场了，配角好像才刚刚人戏，说白了，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假孝子。过去不像现在，灵棚一搭，几桌十几桌麻将就摆开了，守灵的人一心想着赌钱，连表面的哀悼文章都忘了做。
老威：过去也不可能一嚎到底吧？那不把人弄昏过去？再说现在人的居住密度大，你的响动搞得超过了别人的承受能力，四邻就会提意见，噪音污染嘛。
李长庚：可见人心不古，过去就没这一说。连80年代，也兴通宵打围鼓，唱的都是鬼戏。
老威：不错，观众也不少，那时一次丧仪就是一次群众集会。
李长庚∶我们这个班子也得学唱川戏，总之，要把丧事从头办到尾，才有竞争力。刚才说到嚎丧……为啥我反复对你讲到嚎丧，一是因为它的难度比吹唢呐、唱戏更大，是表演又不露表演的痕迹，二是它牵涉到这班人能否生存，挣钱多少都得看它的效果。从收殓、最后告别、封棺到下葬，每次众亲属与死者相见都是高潮。我置身事中又是旁观者，我瞟一眼就晓得有的人是真想扑过去抱住死者，有的人是做做扑的样子。这时，我们不仅要卖力气地哭嚎，而且要充当保镖，一次次地拖住别人。待他们都告别完了，我们就上前延长这悲恸的气氛，按规矩，封棺之前，我们当中至少有五、六个人扑棺三遍，被其他人死死拖住，待盖子一扣，大铁钉崩崩下去，才暗自松口大气。
老威：你们中也分主唱与伴唱吧？
李长庚：主嚎与伴嚎，对，有些选拔赛的意思，一次丧事就是一次选拔。事后，大家会聚一块，认真地评比，嗓门大还不行，还得会处理，吟诗都讲究起承转合。收、放、脸、手、肩膀都重要，全身都重要，节骨眼上的转弯更重要，从"你的一生勤劳俭朴哟"到"苦日子熬到头你却去了哟"，大伙几乎每一句都要提意见，以便改进。
老威：你说你们的班子解放前就入川了，不知怎样站稳脚跟的？按理说，四川人办红白喜事是很讲排场的，传统的民俗也不少，一个外乡的吹鼓班子……
李长庚：我晓得你的意思，开始是这样，人们习惯请本地的丧事班子。大户人家，还一边请人打川剧围鼓，一边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成都呆不住，我们就一路撤下来，途经绵阳，也不行，连江油也呆不住，只好离城20里地，在这个破乡场上扎营。为了活命，我们先分头找活儿，不挣钱，只图一日三餐。48年，这地方发生过一场瘟疫，路边都能见着死人，这瘟疫救了我们。生病是不分贫富的，再加上本地的吹鼓手都是子承父业，—脉单传，有人请，他就夹上唢呐去了，这就难以抵挡人多势众的我们。况且，北方人个头大，气血足，唢呐也吹得比本地那些痨病鬼精神。长期下来，我们几乎包揽了江油周围的红白喜事。
老威：你们的势头这般猛，为何不重振旗鼓，再进城发展呢？
李长庚：当地有袍哥组织，惹翻了就三刀六洞，哪个敢与他们挤生意？光地皮税你就交不起。
老威：乡下没有袍哥么？
李长庚：当然有。被我们抢了饭碗的本地吹鼓手曾联合找到袍哥的红旗老五，他在青莲镇上开茶馆。红旗老五叫手下人传话，要么滚出江油地界，要么被打断腿扔出去。幸好我们在这一带已有了一定名声，有一个信佛的地主，雅号张圆外，出面为我们求情，并垫付了20块大洋。于是龙头老大才发话，让双方一对一公平较量。我爹问："没死人怎么较量？"老大回答："这好办。"第二天早晨，一个叫化子就横尸在我们门口。于是只好把乞丐当王爷，隆重收殓。寿衣寿材置办好，抬到乡场上，双方才按事先协商好的搭台。本地吹鼓手、职业嚎丧户和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惜血本，凑足银元到外地请来名头响亮的高手，准备决一死战。不过半天，台搭好了，两台高耸并立，足有十丈高，而敞开的棺材就搁在两台之间。这阵式惊动了方圆百里，自从盘古王开天地，吹鼓手打擂台在当地还是头一回。先是比赛唢呐，曲子一样，都是《大悲调》，煺尺之外的看台上，分几排坐着袍哥大小管事，乡长保长，各方乡绅名流。我年轻好胜，要先登台比试，不料被师傅拉下。那阵，他老人家已50多岁，长得虎背熊腰，但见他一身漆黑孝服，孝帕在阳光下白得耀眼。他口咬唢呐，噌噌几下就上了云梯，站在台顶，与此同时，对手也上了台顶。看台上白旗一招，唢呐就双响了，简直像大刀在人们脑袋顶乱砍。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高手，斗了半个时辰仍不见胜负，激烈之处，眼尖的人甚至能瞅见喇叭口喷出的口水和血丝。但是我爹还很镇定，因为他晓得我师傅不仅底气足，而且脾气拗，老人家的小名叫"二蛮子"，有股宁死不认输的劲。斗了一个时辰，对手就只有喘着吹的份了，眼看胜利在望，不料师傅的唢呐嘎地断了。看台上白旗又一挥，这下完蛋了。只见我师傅满嘴鲜血，原来有人用弹弓暗算他。我人小反应快，来不及多想，就已攀上高台；我爹也向上爬，台子撑不起这么多人，摇晃起来，我急忙喊："师傅快下！"全班的人都守在台边，爹上不来，就急得跳脚。喊："小狗日的，找死嘛！"话音未落，对手又上台了。这次是比嚎丧。对手猛一擂胸，嗓门粗得如牛叫，台下喊好声不断。可我想的是，这回完蛋了，师傅受了伤，失去了帮手，爹也支撑不住。离乡背井跑这么远；为多少活人笑，为多少死人哭，但自己却落得如此下场！受欺负的日子何时才有个头？况且，这只是为了个叫化子，就搞得班子要散了。散了咋办？哪里去谋生？当不了吹鼓手，就只有要饭，说不定哪天和台下的叫化子一样下场……就这样越想越丧气，越想越不想活，就哭起来。向天，鼓着两只牛眼睛，满眼太阳晃也不眨一下。我啥也不晓得，啥也听不见，嚎得不成人形，还一拳一脚地乱打，像要和老天爷拼命。弹弓又瞄准我了，啪啪几下，挨一下脑袋轰一下，我尽量把脸朝上，只要脸不出血……。就这样，台下我胜的白旗已招摇几回，可我就是看不见。后来我才晓得，对手早哑了，我独自一人多嚎了十几分钟，搞得满场黑压压的哭成一片，连袍哥们都抹泪了，连连叹息说："我们也把外乡人欺负得太惨了，上头娃儿太惨了！"
老威∶真是惊心动魄！老人家，您也算是从少年英雄过来的。
李长庚∶英雄谈不上，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只有背水一战。唉，好不容易挣来的地盘，总不想随便让，全国解放那年，爹亡故，埋骨异乡，不久，我相了亲，入了当地的户，就走不了了。
老威：这么多年也没回家探亲？
李长庚：回去过好多次，老家有一大堆亲戚呢。不过我已经变成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了，这方山水养人，虽然时代变了，现在我们这行走下坡路了，但是这几十年苦中作乐也算有滋有味。
老威：解放后你改过行没有？比如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中，你还能干吹鼓手？
李长庚：没有改过行。只是改过调。迎解放，扭秧歌，我们的丧事班子就摇身一变，唢呐齐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也一样，发动群众，少不了文艺演出。领导定什么调就吹什么调，艺人嘛，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哪有那么多不满情绪。告诉你，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片接一片，我也照吹天下太平调，孝子当多了，人就没啥心肝，这世道，干万来不得热血奔腾，今天大鸣大放，政治宽松，该你"奔腾"，好了，"奔腾"够了？劳改去吧，尾巴一夹就是几十年。所以，为人就是要没心肝。
老威：你们的班子也散伙了？
李长庚：51年就各奔东西了。以后口子就像本地吹鼓手一样，平时在家务农，方圆几十里有红白喜事，人家自会找上门来请。因为我有名气，一年四季总不会断了财路。曾经有人建议我重新拖个班子，到处找活儿，我仔细琢磨，认为不要，因为这也算个民间组织，它归哪儿管呢？没部门管的组织，在中国就是非法的，非法的下一步就是反动，我可不沾这个边。
老威：老人家，您是人精。我自愧不如。另外，我还想向您打听一件事。
李长庚∶请讲。
老威：小时候在农村，我曾听爷爷讲过吆尸人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
李长庚：你爷爷咋讲的？
老威：他说吆尸人在过去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就是受人重金托付，把客死异乡的尸首从百里或干里之外搬运回家。
李长庚：对，过去是有专门的吆尸人。他们一般是晚上赶两人结伴，一前一后，像抬轿子一般牵引着尸体，行走如一路还发出嗬嗬的吆喝。
老威：死人也走路么？
李长庚：看上去，死人与活人步调完全一致，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惯性节奏。如果你走夜路，与吆尸人不巧碰上，就只能闪开，要不，他们就嗬嗬嗬地迎面撞过来。这种三位一体的走法不仅别扭，而且不能转急弯。
老威：您亲眼见过吆尸人吗？
李长庚：白天见过，晚上没见过。49年，本地的一位客商，在江西做生意时被乱兵打死。那时，水陆的交通都极不方便，他的朋友又不忍心就地处置，只好重托吆尸人。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尸体果然被吆回家乡，并且面容如生。
老威：没有腐朽？简直是神话。
李长庚：这位客商姓陆，经我的手出的殡，因此绝无半句虚言。吆尸人都是白天睡觉，我们年轻好奇，舔破窗户纸去看，黑咕隆咚，只闻鼾声如雷。而到了晚上，他们就已经没影了。我们班中的小伍，想把吆尸的棍子偷出来看看，因为大伙都猜测棍上有魔法。不料刚一动门栓，里面呼地一个黑影扑过来，定睛一认，原来是只黑猫！吆尸人随行都带着猫，上路时，他们像取门板一样，把靠墙而立的尸体搬出房外，前后夹定，放猫在尸体上溜几遍，叫"过电"。过完电，三个人还要如练操一般，原地踏步一会儿，方嗬嗬出发。
老威：您这段经历，算虚实掺半吧？老人家，您可谓见多识晚辈佩服。
李长庚∶你到了我这把年纪，比我更见多识广。你的嗓音不错，很适合做这一行呢。
25亡诗人海子邻居孙文
老威：您是海子的邻居吧？
孙文：应该算。当时我住海子楼上，是整幢楼唯一与他有交往的人。海子相貌平平，但性格内向，对于沉迷于诗歌幻觉的他来说，邻居是不存在的，就是整幢褛也形同虚设。
老威：您写诗吗？
孙文：我不写诗，我是学工科的，后来做了海子的同事。我喜欢和艺术家交往，因为这种交往没负担，不带功利目的。你瞧，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同贵州的诗人、画家混，他们非常朴实，与海子有共同之处。你认识马哲吗，就是腰扎草绳子，朗诵起诗就斜着肩膀朝天上窜的那个。海子的个头与他一般大小，但性格两样，王子与乞丐吧。这是不恰当的比喻。
老威：您经常与海子一起玩？
孙文：也不经常，就是喝酒的时候在一块。我们都穷，只偶尔下馆子，多数还是买点下酒莱在家里喝。海子的房内非常简陋，就桌子、床，还有个小收录机。有段时间，他墙上贴着女朋友的照片。其它全是诗稿。写着诗句的便条，整理就绪的手稿和到处堆放着的打印诗集。海子是从安徽农村考上大学，并迷上写诗的。在他的老家，也许几辈人，几百年也没出过一个诗人，因此和所有同样经历的孩子一样，他写诗也和读书一样刻苦。他渴望发表，渴望得到诗坛的承认。这是很感人的。他留校，分在校刊编辑室，应该算一份清闲的工作。可海子一天到晚都在忙。我没见过这样写诗的，亡命得像牛犁田一般趴在桌子上。自从1985年，他就半年一厚本诗，《土地》、《太阳》、《遗址》，全是天马行空，浑沌初开的事。你感觉这人不是用手用脑，而是煽着巨大的翅膀用鸟嘴在啄诗。昌平这地方，也没个玩的，也没个去处，可打印社还有几个。海子经常自己掏钱打印诗集，然后一大捆一大捆地朝外寄。现在的市场眼光，觉得不可思议，但80年代就极正常，各地的诗人都这么干。海子工资的一半，就用来干这个。另外还得拿出一部分寄回家里。只有天晓得他的日子怎么过的。当然偶尔也有稿费，但是太可怜了。80年代，海子的知名度还比较低，现在连篇累牍吹他的评论家，过去根本就对他不屑一顾。那时候，大家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在"朦胧诗"、"第三代诗"或"口语诗"，海子与这些都不搭界，所以，哪怕谢冕这种比较全面的诗评权威，也从没有在文章中提过海子这个名字。海子平时沉默寡言，然而一喝酒，就滔滔不绝，他的乡音挺重，话说快了就令人不太明了其中的意思，好在我这个听众比较没个性，说啥都点头。海子就吹得更欢了，有时还站在床上对我打比方。只是有一次，我忍不住同他争起来。我是为他好，我认为当前出名的诗人都挺入世的，而他的诗却出世得非常远，方向有问题。这下惹祸了，他跳上跳下缠了我一晚上。
老威：您不太了解情况。其实在80年代，海子在四川还挺有名的，几乎所有的地下诗刊，如《现代主义同盟》、《汉诗》、《中国当代实验诗歌》都推出过他的作品，包括我当时办的文化馆刊物《巴国文风》，也头条登载过他的《龟王》、《初恋》等六篇寓言。外省诗人能在现代诗歌的圣地"延安"有此出息，也算绝无仅有。
孙文：民间刊物顶什么用？又没稿费。
老威：四川与其它地方不一样，这儿解放前有袍哥，这种黑道传统延续到80年代的诗人这儿，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学江湖。在江湖上走动的人，是不屑于与正统文坛合作的。你若是"招安"，他没准哪天黑道性子发了，就会反出朝廷。事实上，80年代的许多诗人，都满足于在地下诗刊发表作品。因为"江湖"比"朝延"更有吸引力，更实在。流浪诗人马建、郁郁、万夏、李亚伟都曾在我家免费食宿多天，来的时候一拱手，报上大名，出示某江湖朋友开的路条，就安营扎褰了，走的时候还得把酒饯行，奉送路费，开路条给下一站好汉。可惜海子没赶上好时候。
孙文：海子也到过"延安"，可结局是什么？1988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坎，这年，他怀揣几万行诗，绕了大半个中国，他这辈子从未走这么远，虽然在诗中，他已抵达了银河系，太阳诞生的瞬间。他歌颂过屈原，把自己看作是屈原在几千年后的化身，可是屈原是极其人世，极其政治化的，这是被报国无门所造就的诗人。而海子的国比屈原的国更大更虚无，也更不堪现实的打击。他在外"游历"几个月，回到昌平后，人都瘦变形了。我看得出来，他没找到知音。当然回想四川之行，他竟哭了起来。你说得不错，四川诗人有袍哥习气，你到哪儿，得一一拜码头。成都的小街小巷众多，比八阵图还复杂，海子没出过远门，在灰蒙蒙的环境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自己神交已久的某某人，不料对方虽然推崇他的诗，却不会把赞词挂在嘴边；四川诗人自我感觉好，不会在乎任何人，因为诗坛的三大主要流派"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都出自四川。海子遭冷遇，或者被某个码头的舵爷上课都是意料中的事。可在作品中多次称王的海子受不了，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既然不能像列宁同志说的那样，"凭国际歌找到同志和朋友"，那就只有坐在街沿上，面对异乡的街景流泪的份。几万行诗从离京开始就一直在他兜里，几个月了，从北到南，在诗人像农民起义一般纷纷揭竿而起的年代，竟没谁提出要看他那以东西方的历史渊源为背景的宏伟史诗。一位成都的非非诗人曾请海子喝酒，并趁着酒兴，当面夸他的史诗才能，称之为中国独一无二；海子闻之欣喜若狂，立即引为知音。不料几个月后，这人在小报上发表文章，把海子奚落得一无是处。海子沮丧极了，他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可以说，此次旅行为他日后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老威：您的意思说，四川应该为海子之死负一定责任？
孙文：向灵魂投毒是比较高级的谋杀，虽然在法律上不构成证据。前不久，你们四川的那个"鸟巢"学者，不是自称是死者的朋友及知情者，写几万字的悼念文章，挣稿费吗？其实他和海子八竿子打不着。不管你吹嘘现代诗的延安也罢，黑道江湖也罢，总之，我对四川人没一点好感，太势利太肉麻了。
老威：我也肉麻吗？
孙文：对。
老威：您好像在替海子出气。如果您是西川或骆一禾，那种与海子同宗同源的诗人，我就和您干了。除了通过两封信，我又没见过海子……罢了，难得您这么心疼他。
孙文：他死了五年多，谁会料到这么多不相干的人会冒出来捧他，掀起"海子热"。
有些小青年还奉他为鼻祖，到他的出生地去寻根，北大还举行过不少纪念活动。女大学生们，一提他的死，一提骆一禾、戈麦的死，就潸然泪下。还有死在前头的朱湘和老舍。我不管这种前仆后继的自杀传统光荣还是耻辱，我只知遭海子生前如果得到目前的＋分之一的热闹，就不会自杀了。他想得通吗？与他同种路数的西川上了中央电视台？他才二十几岁，怎么可能看透爱情、荣誉这些东西？那次游历，他还专程去过西藏拉萨，那儿神圣而清澈的风光，与他的"大诗"相配。然而，海子却没留意种种圣迹，他愚蠢地爱上一位女诗人，人家已有孩子丈夫，从年龄上几乎可以做他母亲了。他撒着酒疯追到人家的卧室，结果被赶了出来。丢丑呵丢得不值，若遇上90年代的小报记者，早把这花边新闻炒得沸沸扬扬了。海子不能沾酒，一沾就失态，与平时的老实巴交形成对照。有一次，朋友招待他泡酒吧，他见有人唱通俗歌，就按捺不住要朗诵诗，还缠着老板要用诗稿付费。搞得朋友们都挺尴尬，只好把他硬拖出来。人年轻，当然不习惯孤独，不习惯穷，但许多人都在熬。写诗的前几年，也没见海子有什么反常啊，可后来，他有幻觉了。这种幻觉一旦进去，就不容易退出来：几个朋友的高度评价，仿佛不断向烈火浇油。他的诗越写越大，越写越远，这虚幻中的激情使他抛弃现实。这方面，我承认他是想象力的大师，可这种想象力和凡人没关系，凡高超前，然而他的画是直接在每个人的眼前爆炸，你来不及思考，就被过分的光芒所刺痛。海子称凡高是他的"好哥哥"，凡高教会他想象却没教会他"承受苦难"。苦难是地里长出来的，海子才二十多岁，还来不及长出苦难，长出苦难的孪生姐妹——对人类无怨无悔的爱，他的想像力是空的。诗是要人读的啊，而读诗并不是人的第一生理需要。在诗中是神，在现实里，他却需要凡人的荣誉和爱情。昌平是不毛之地，又没名胜没名人，海子住这儿算最大的名人，所以，除了几张烂熟于心的面孔，没人专程赶来喝西北风。在寂寞之中，海子也练过气功，结果由于方法不当，练出了幻视和幻听。
老威：你见过海子的女朋友吗？
孙文∶远远地瞅过几眼，好像是黄昏散步回屋，女孩走前面，他落后好几步，低头吊在后面。海子腼腆，女朋友一来，就照面也不打。当然，也可能是关系不太牢靠，他不愿意介绍。女孩在城里读书，他们平时见面也不容易，只有放假会到昌平呆几天。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分手了。听说这女孩是一位评论家的表妹，崇拜海子，因为她的引荐，海子在内蒙的《草原》和《诗选刊》都发表过不少长诗，其中追念屈原的诗剧《遗址》很受读者喜爱。看来，真正欣赏他的还是蒙古人，其中有个叫阿古拉泰的，至今还在呼和浩特当编辑。
老威：这女孩是海子的知音吧，真可惜。
孙文：女孩的表兄也是海子的知音，前几年，也去世了。这冥冥之中，有一种捉弄人的力量，仿佛海子和他的知音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他们提前走了。这是另外一种人生。
老威：海子临走前你见过吗？
孙文：那天很早，他就来敲我的门，一声不吭坐在哪儿，然后站起来告别。我说："告什么别，你又不是不回来。"他说："我要出远门了。"声音怪怪的。我本能地打了个寒战，可仍没意识到会发生什么，就问："你想调回城里吧？"因为那段时间他老往城里跑。我听说芒克、杨炼和唐晓渡他们搞了个"幸存者俱乐部"，印了刊物，还搞过大型的诗歌朗诵会。北京是首都，什么都挺正规，包括这种民间性的自由组织。海子与芒克、多多、杨炼相比，只能算小字辈。但他还是定期大老远地跑去，参加作品讨论。有一次，大伙对他的几部长诗进行批评，口气武断了点。他嘴笨，辩驳不了，只好抱着他的命根子闷闷不乐地回昌平，失魂落魄了好几天。我感觉，这对他的打击比四川之行还大。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诗人们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四川的袍哥诗人锐气不减，北京的芒克、多多、林莽、一平、杨炼、田小青也写出了数量可观的长诗，比资历，比才气，比活动能力，谁又在谁之下呢？这很不好评判，至少那个时代在北京的评论家没作出评判。这显然动瑶了海子的信念。他在诗中写道："与其死去，不如活着！"而现在他凭什么活着？天下这么多自命不凡的诗人，何时才能出头？这是我以后才想明白的，而那天早上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走。那是1989年3月26号，天气晴朗，海子身穿白衬衣，蓝裤子，肩挎一个军用书包，发也是新理的。我从没见他如此整洁过。我站在窗前，目送他在人流中穿行。
他太显小了，像个去春游的中学生。我不知道他已经将遗嘱留好了，除了整理好的2⒁多万字的诗、散文、小说和日记，还有一张特别声明的纸："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接下来的细节许多杂志都披露过，他搭车于当日下午抵山海关，并在最后一班归程车开走之后，独自在站台徘徊了儿个小时，并沿着铁路朝郭家营方向走。天色渐暗之际，一列货车缓慢地过来。他让到一边，然后从列车的中段钻入，顿时被车轮碾成两截。
老威：你参与了海子遗物的整理吗？
孙文：我虽然是海子的邻居，但不是你们诗歌圈的人，因此无权接近海子的遗物。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后来，那场风波开始了，大伙都冲动起来，忙着游行、上街，诗人之死就显得平淡了。当然，诗人们也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许多人还捐了款，但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大伙去做，况且，海子毕竟是小字辈，号召力远不及北岛、芒克。
老威：你参加过海子的悼念活动吗？
孙文：参加过一次，小型的，也就是校内几个同事。当时海子的母亲来了，一个农村老大娘，已经气糊涂了，见着我们就下跪磕头，我们急忙扶住，凑了一笔钱给她。唉，太惨了！海子本名查海生，家里世代务农，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北大毕业又分在京城工作，这一下，全家的精神寄托都成泡影了。这海子！临死也不想想家中亲人会怎样！
老威：海子的死对你有没有影响？
孙文：开始没感觉出来，因为凑热闹的场面太多。随着岁月的流逝，日子还得像从前那样一天一天地捱。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楼下曾经住过一位叫查海生的诗人，小个子，大眼睛，两道浓眉。他留平头时，有点像日本的留学生。唉，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他说他要出远门，我习惯性认为他准会回来。现在，他啕房子已经住了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可能再串门去找他了，这种损失别人体会不到。海子不回来，昌平也就没意思，我不久就搬回城里了，离圆明园不远。
老威：去年顾城杀妻之后，也自杀了，倾刻间，海内外掀起了"顾城热"。有的文章把顾城之死和海子之死进行比较，认为……
孙文：我评价不了这种事。我同海子是邻居，天天见面，尚且不知道他要去死，我怎么可能了解顾城呢？他死在外国，风景妯画的新西兰，比海子浪漫多了。可他干的事不太浪漫。他得到女人的爱太多，一旦别人不像过去那样百依百顺，他就受不了。妯果把顾城得到的宠爱，得到的机遇分丁点给海子，他至今还欢天喜地地活着呢。就是死，也没有公平可言——我是俗人，只能说这种俗话。
26蒋派遣特务于东山
采访缘起：２００２年８月下旬，我８０高龄的老父因肺癌晚期住进了成都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内科１１楼，直到驾鹤西逝，前后一个半月，我尽孝榻旁，饱尝生离死别之痛。
７５岁的于东山就住父亲的病房隔壁，且与父亲的体形（偏胖）、某些习惯（收听美国之音）、言谈举止（慢条斯理）相似，在三天两头死人的这层癌症楼里，我与他几乎日日相见，成为短暂的忘年交。
因此有了９月１３号和１７号的访谈，再以后，老人家的病征也和我父一样，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如果说，这篇从文字上加工了不少的东西能算他的人生遗嘱，那其中细节方面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了。
父亲逝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７日凌晨，于老先生在７天后相随而去。当时我正忙于料理家丧之头七，所以不知他的遗容是否安祥——但我焚烧纸钱时也想着他，并祈祷这个被不同的时代所误伤的灵魂安息。（以下，于：于东山；威：老威。）
于：老威先生，我有话对你讲。
威：直呼其名吧，老伯您千万别客气。
于：我没有客气的时间了！我犹豫了一个通宵，打了三针杜冷丁，痛啊，你没得癌，不晓得这种滋味！白天要好过些，所以叫你来，想讲讲自己的经历，否则…
…我看了你送的《底层访谈录》，很不错，只是不明白，别人怎么会把这么多属于隐私的东西告诉你？
威：我在江湖上厮混得太久，太不把自己当回事，所以在很多时候，人家的种种经历也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比如说现在，我望着你的眼睛，内心有一种震颤，因为我父亲就在隔壁，我守了他一两个月，您们是同代人，目前又在相似的处境中……
于：上午我去拜访你父亲，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威：一个星期前，他还对我说，要把这辈子的主要事情大致理一下，或者他讲，我记。当时没料到，这么快就来不及了！当他睁圆双眼，直楞楞地盯住我，我就把耳朵贴上去；他的喉管咕隆了半晌，那种声音，很深很含混，我辨识不了，他的手就下意识地拍床……
所以，老人家您千万别对我客气，生死大关，俗套的安慰话我说不出口，但是，在这层楼里，您只认得我这么个写字的人，天意乎？而我父亲此时这种状态，也是天意乎？
于：你会怀疑我的话吗？
威：也许会，但我会尽量完整地记录您的意思。
于：我今年７５岁，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为了自由，我把自己弄成了肺癌……
威：什么？
于：我的病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想到啊。在大墙内，自由和女人都让人疯狂，为了得到这两样，逃跑，自残，要么就变态，就变老，成为废人，总之，你得选择。当然，大多数犯人不会选择，关几十年，重新做人吧，注定要被社会淘汰。我不行，就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威：请您从头讲起。
于：１９４７年，国共开始内战，地方上征兵征税，按战时三丁抽一的政策，我们家刚好有三弟兄，大哥二哥都娶了亲，有了儿女牵挂，不便上前线打仗；只有老三我，刚满２０岁，就被拉到乡里凑了壮丁的数。那一年秋天，光我们于家坪一个乡，就招募了２１个壮丁，由保长、乡长和三青团乡党部的人领着，走了几十里山路，到彭山县城集中。父亲、大哥、二哥都陪着送行，一长串壮丁家属队伍，上百人，一直送到募兵处，已是傍晚了。各乡送来的壮丁好几百，热闹非凡。第二天，领了二尺半军服和两个银元，我就趁着告别，把银元揣进父亲口袋，因为从此吃公家粮，花不着钱。
这就是我和亲人的最后一见，周围爹啊娘啊的震天响，父亲和哥哥们也扯着我的手，眼里含泪，舍不得的样子。而我呢，血气方刚，胸前戴朵大红花，一心要报效国家，奔个好前程。一声哨子响，新兵们就列队上敞蓬汽车，沿着颠簸的公路离乡去了成都，现在一小时的路程，那时要折腾一整天。进了成都，有路灯了，大伙还挺好奇地东张西望——这是我头次看见电灯，彭山县城没电灯，路灯都是灌煤油的风灯，天黑尽了才撑个长竿子往上挂，一条几十米长的街，只挂十来盏玻璃风灯。
我们在成都北较场（现在的成都军区后门）的中央军新兵训练队进行训练，出操、打枪、拼刺刀、投弹，每天早晚还要升降青天白日旗，背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唱“三民主义我党所崇”，那阵式，也跟新社会升降五星红旗，唱《国歌》差不多。三个月后上前线，坐火车出汉中，编入新２军第４师３８１团２营３连，这是宋希濂的部队。后来又过了黄河，与解放军打运动仗，每天都跑路。记得第一次与解放军打阵地战是在陕北榆林，我闭着眼睛放枪，待我睁眼时，左右两边的同乡都一脸鲜血歪倒了。
共产党呆的地方又穷又荒凉，解放军士气高，会打仗，虽然武器落后，但枪法准，在战壕里不小心脑袋冒高了，就要吃子弹；而国军派系多，壮丁抓了一批又一批，草草训练，就上前线充数，所以经不起打。新兵怕死，一门心思开小差，我也不例外，结果于１９４８年底在徐州外围的永城地区的一次遭遇战中躺下装死，被解放军三野１２兵团２８军８４师俘虏。
解放军很宽大，开罢忆苦思甜，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后，师首长讲话宣布政策：愿意留下当兵的欢迎，不愿意的，就遣散，发放路费回家。我前思后想，就投诚当了解放军，因为当时四川还是国统区，回去没好日子过，再说种田也没意思。
１９４９年５月的渡江战役后，国军兵败如山倒，解放军三野奉命进军东南，负责解放福建的是第１２兵团，司令员为著名战将叶飞。大概９月份，除了沿海的一些岛屿，福建境内的国军主力都垮了，省主席汤恩伯逃到了台湾，接着厦门失守。
我所在的２８军８４师接到兵团下达的攻打金门的命令：“肃清沿海残敌，建立尔后解放台湾的基地，决定乘厦门胜利余威以及金门守敌防御部署混乱之时，以２８军第８４加强师为主，２９军８５师配合，即日发起对金门的攻击。”
当时全军上下很乐观，因为厦门岛大兵重，厦门都拿下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金门肯定弹指可下。我还以为打完这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和许多以前连海都没见过的“解放战士”一样，向党表决心，一定不怕牺牲，争取立功赎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晚上，解放军的２４４、２５１、２５３三个团，８７００多人，加上船工３５０多人，乘紧急征用的各式渔船，从大山登岛、厦门、澳头东北海湾出发，渡海攻金门。午夜三点多钟登上北岸海滩，因地雷爆炸，国共两军开始激烈交火。此后，战斗进行了二天三夜，在国军兵力５倍于我的劣势下，解放军困兽犹斗，终致全军覆灭，三个整团加第二梯队增援的２４６团，１万多人，无一生还。
２７日上午１０点左右，金门战役基本结束，解放军阵亡５０００多人，被俘５０００多人，剩余的残兵败将，由古宁头突围，转移至岛东南山区。我们３营２连１班，就剩我和副班长刘永禄，汇合２５１团其他残余，共４７人，在团政委田志春的带领下，东躲西藏了半个月。无奈金门岛太窄小，几万国军从滩头到山区，从民房到山洞，象篦虱子一般，一寸一寸，反反复复地梳。
我们弹尽粮绝，军装碎成些布片，披挂在身上，犹如野人，连下身都暴露着。
几乎每个人都有伤，我只伤了胳膊，饿得不行了，就趁下半夜，从岩洞里跑出来，到几百米外的农田掏番薯吃。等不及抹泥，就边回跑边朝嘴里塞，探照灯隔五分钟来回扫一次，动作慢了，子弹就风一样刮过来，把人打成蜂窝。
为了偷番薯，牺牲了６名战友，岛上的居民都是渔民和华侨，除了“共产共妻”，对解放军没啥了解，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去告密，还主动带兵来搜人。语言也不通，到后来，番薯地拉了铁丝网，不敢去了。重伤员全部活活拖死，而我们也半死不活。水源卡断了，国军就在山洞上头筑工事，扎营，明明晓得我们在脚下，故意不打扰，看你扛到啥时候。我们都渴恍惚了，喝自己的尿，后来尿比海水还咸还涩，奇臭无比强咽下去，喉管更干更疼更辣，犹如吞火。终于，团政委召集了临时党小组会，然后对大伙宣布出洞缴械求生。
大伙互相抱着干嚎，人都消耗得跟鬼一样，还不理解团政委的命令，认为有损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２连刘排长是陕甘宁老区来的兵，打惯了胜仗，很倔，他跳起来用枪托砸政委，还连骂：“叛徒！”政委一脚踹翻他，含着热泪，也不解释，就头一个摇着栓白布条的树枝钻出岩洞。我们跟在后面，一长串，２０多人，洞里还留着十几具战友的尸体，已有臭味了。投降以后，国军允许我们先埋葬战友，我们在里圈，他们围了好几层，下葬时，国军还一齐朝天鸣枪三次，表示敬意。
我曾目睹２５１团刘天祥团长阵亡的情景，当时他正与２８军前敌指挥部通话。掩体已塌了，话务员倒在一边，刘团长一手搂电台，一手握话机趴在瓦砾里叫：“报告首长，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有二话说！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话没落音，敌阵地就射来一堆炮弹，前后左右地开花，刘团长一下子飞起来，他原来趴的地方炸出磨盘大的一个深坑。一瞬间，警卫班全报销了，没有全尸，我钻进尸体下面，才躲过一劫。
金门的几千战俘押回台湾，又从基隆港转乘闷罐火车，运至台东，入战俘营。稍后又转到对岸著名的火烧岛，开荒，筑监狱，兼学文化和政治，进行反共洗脑。几年里，那儿陆续进来许多共军战俘，有朝鲜战场的，有沿海各岛的，１９５２年，国军突袭南日岛，一次就抓回上千名共军俘虏。
威：国共两军没有交换过俘虏吗？
于：据说朝鲜战场交换过，可我们当时完全与外界隔绝，除了《中央日报》和蒋总统训示，啥也不晓得。大约关了６个月，训导处主任找我谈话，他们根据我提供的个人情况和部队番号，确认了我的原国军下士身份，准备开释。×主任试探性地问：愿意回大陆与亲人团聚么？我干脆回答：不愿意，因为共产党饶不了我。后来知道，不仅我，连众多正宗的共军俘虏也害怕回去——在红色中国，俘虏是叛徒的同义词。
威：你又改换门庭了？
于：那时我才２０多岁。再次“新生”后，又编入１７师４９团六零炮连服役，一年后，送入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在第三总队第二大队，接受预备军官训练，每月剃一次光头。由于在射击、肉搏训练中的出色表现，改制后的调查局到学校物色人选时，看中了我。在局属台北站工作了５年，转调国防部特别军事情报室，军衔为上尉——这一时期，我算春风得意了，讨了老婆，她姓佘，祖籍河南新乡，４９年随父母迁台，在新竹做水果生意。我们经人介绍，按传统习俗，三媒六证。我们育有一儿一女。
５０年代，光复大陆是国策，蒋总统经常发布训示，勉励全军将士“勿忘国耻”。朝鲜战争之后，多次进行军事演习，特别是海陆空配合的模拟登陆战。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台湾报纸都尽情渲染；三年大饥荒时期，更是天天有逃荒要饭，饿俘遍野的记实报道和巨幅图片，惨不忍睹。
勘乱之际，宣传声势一边倒，连我老婆以及街坊邻里都相信“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中共政权人吃人”。我至今还记得１９６０年×月×日一份报纸的头版标题：“与其饿死，不如造反——大陆民众的心声。”
１９６３年元旦，蒋总统在台北中山堂主持国军军政战士的团拜典礼，１月５日，又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主编迈克尔的采访，他说：“反攻战争是革命战争，就数字上说，共匪军队的人数诚然较多，然而我军有旺盛的士气，有充足的武器用于出击登陆。”
蒋总统还说：“大陆民众渴盼着革命军队回来摧毁灭绝人性的共产制度。”
威：在上一辈人的回忆中，６３年的台海局势相当紧张（此前还有较大规模的中印边界战争），为配合国际大气候，国内风向再次左转，大搞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我访问过一位盗窃犯，叫杨继年，１１岁被判刑，坐了３４年牢。１９６３年，他因《反标罪》被加刑，起诉书里的罪证是：“坚持反动立场，于６３年６月蒋匪窜犯大陆时，三次书写反动词句……‘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
资料证明，城乡都加强了对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的监管。著名右派流沙河先生认为，当中共内部的狗咬狗因相持不下而趋于白热化时，老毛的惯用伎俩就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
于：啥意思？
威：５９—６２年，国内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天灾是人祸，更确切的说，是老毛想当然的“共产试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铁案——在党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老毛言不由衷地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引咎放权，由较务实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纠正政治和经济中的“失误”，宣告共产风破产。６２年底，因政策调整，粮食丰收，饥荒得以遏制，刘少奇的威信借此提高，最终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与老毛平起平坐，连标准像也在百姓家中并肩而挂了——这是老毛不能容忍的。为了防止刘少奇等人借“几千万饿俘该谁负责”
逼官，维护其绝对的权力垄断，就“金蝉脱壳”，借台海局势突围。应该说，蒋总统帮了毛主席的大忙，使他赢得喘息之机，并把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进行到底，直至发动文革，把刘少奇等对头一个个置于死地。
于：掰指头一算，整个６３年“反攻大陆”的先遣人员有十来路，每路六、七或十几个人，全部加起来不足百把人，一个连的兵力都不到，“光复”个屁，开国际玩笑嘛。
威：这百把名特务是老毛的救命稻草，是“蒋匪全面进犯”的铁证，你说国共两党合作得默契么？
于：１９６３年６月×日，我被编入“反共救国军第××支队”，抵达大金门，然后由军舰送至福建漳蒲境内，转驾汽艇，一行十几个人，在支队长××的率领下，从将军澳（地名）登陆。我们携着电台和武器，准备按上峰指令深入到福建武夷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可没想到，上岸不过４０多分钟，就被民兵发现包围了。随着三颗信号弹射上夜空，周围的海滩和礁石突然长满了人，一齐吼：“缴枪不杀！”我们惊呆了，忙背靠背地端起枪，做出抵抗的架式。子弹嗖嗖地飞过来，有两个弟兄倒下了。可我们面对这密密匝匝的人，不晓得该咋还击。终于，支队长带头扔枪，高举双手走到明处。数不清的手电乱晃，马灯更象八卦阵，从远处渐渐游拢来。支队长高喊：“我们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一幅吓坏了的嘴脸，其他弟兄也跟着叫：“投诚！投诚！”我这是第三次当俘虏，要镇定些，双手投降时心里还在想：该咋交待？要不要把三次被俘的经历全坦白？
威：您真够倒霉的。
于：这叫身不由己。回来才知道，国民党的宣传也同共产党一样，只强调“形势大好”，结果正好相反，老百姓并没有在水深火热之中夹道迎解放，反而杀声震天。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太可怕，无怨无仇的，渔村里一听说抓特务，男女老少全出动，有枪拿枪，没枪就提鱼叉和棍子。我们十几个弟兄，一半是当地人，有两个还是４９年抓过海的壮丁，很快被辨认出来。于是渔民们冲我们拳打脚踢，还扔石块，婆娘也上阵，撕衣服抓脸。弟兄们边躲边用闽南语叫：“我们是苦出身啦！是蒋匪帮抓去的啦！”大伙回骂：“渔霸、土匪、地主、爪牙！
没一个好东西！”弟兄们又辩解：“不是事实啦，我是张叫化的儿子，在村里吃了五年的百家饭啦。”大伙气愤说：“还嘴硬充好人？揍这个美蒋特务！”
幸好有边防军出面阻止，我们才没变成肉酱。临出发前，台湾特别军情室还认为当地人熟悉闽南话和地形、民情，容易长期潜伏于民众之中；可落网后，大陆的报纸却说：“当年的渔霸和匪徒，被他们的主子送回来投案了。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威：后来呢？
于：我们都被当作“美蒋派遣特务”判了刑。由于我的情况特别，就与其他同案犯分开关押，单独审讯了６个月，重判１５年，被转到内地，在四川省达县专区的××监狱服刑。有关部门曾找我谈话，令我不准泄露解放军战俘的那段经历，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所以在狱中我只能装聋作哑地苦熬。１９７８年６月，我本该刑满释放，狱方却接到上级指示，将我强留下来，在狱内当工人，这相当于判了无期徒刑，并永不减刑。我与劳改犯唯一的区别就是每月领取２６元人民币的工资。
威：工人与犯人还是有区别吧？
于：监狱分内外圈，有三道岗哨，还不算巡逻哨，其它留场工人有《出入证》，通行无阻，并可以利用这点特权替犯人买书、买熟食品，偶尔还捎封信，赚不少外快；而我的名分虽为工人，但仍住在监区内，没任何自由。我气疯了，就吞钉子自杀，狱方还算人道，马上弄我去监狱医院抢救，开刀取出钉子。政委亲自到病房来探望，他说：于东山，你在劳改期间，踏实肯干，不多言多语，监狱上下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就我个人来讲，巴不得尽早放你回社会，自食其力，但是上级有安排，我们只能服从。我说：我没有在任何场面谈论自己的过去，今后也不会，请政府放心。他说：我很放心。我说：过去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太冤了。政委瞪了我一眼，想批评我，又不忍心，就说：想开些，退后一步自然宽，说不定留监比回社会还好些，在这儿，只要好好工作，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就没人敢歧视你，结婚生子，养老送终，我们都会管到底；而在社会上，劳改身份就低人一等，难哪。
威：这官僚挺会做思想工作。
于：这是人家的基本功，天天都练着。所以，话到这份上，我只有死心了。政委给一大队打招呼，我就从集体监房里搬出来，单独住楼梯下面的小屋，有五个平方米，进门得低头弓腰。大队卫生员刑满，我就接任，这就算政委恩赐的特权了——在狱内，这非同小可，我有单独的卧室，周围有两个破药柜，我平时不用上班，只在犯人去车间改造时，才检查监舍的卫生，被子叠得要棱角分明，我随身带卷尺，拉一拉，看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床底有杂物要扣分，门框有灰也要扣分——天天如此，这活儿我一干又是２０年。除此之外，就是给头疼脑热的犯人发药，领他们去监狱医院看病。日子久了，分队长的权利下放，我甚至能批一天以内的病假。
威：您已经适应了做个模范囚徒？
于：都认为是这样，一般犯人惹不起我，因为我通了天，能直接找政委汇报工作情况。我整天绷着脸，象只老耗子，已习惯了在阴暗、潮湿的楼梯底活动，我的腰一天比一天塌。但我死心了么？在监狱里呆一辈子，一个人能这样死心么？
我有妻子，有儿女，有生之年，难道就象梦一样，永无相见之日？不，我等待着，盼望着邓小平的政策能放得更开，两岸尽早三通。我养成贴剪报的习惯，近２０年，我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俗分类，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上，每天剪贴些文字，一年做一本，２０年２０本，这可是一笔财富。如果有一天牢门为我而开，凭它我就能糊口。
威：是么？
于：我９９年初出狱，直到得病前，都同时向全国３０多家文摘杂志投稿，每个月要寄几十份。由于资料丰富，命中率极高，除开日常开支，我三年存了７万元钱的稿费。
威：您太有远见了。
于：２０年，加上原判１５年，我迎送了多少批犯人，可自己却没有动静。我见识过几代反革命分子，哥老会，会道门，文革造反派，破坏计划生育的农民，还有８９年六四进来的学生和教师。我不和他们往来，在背后，犯人都把我叫“特务”。我甚至有了一个收音机，夜深人静时可以收短波，偶尔，能听到美国之音。犯人成分很复杂，收听敌台的事很快就传到政府耳朵里，指导员找我谈话，我回答：“我有这个自由，因为我不是劳改犯。”指导员惊讶得眼睛瞪大了，追问说：“你咋不是劳改犯？”
真叫人哭笑不得，新来的指导员竟忘了我的身份！还开玩笑说：“于老头，你不愧为特务嘛。”后来真正的特务叫我撞上了，一个案子五个被告，首犯关在我隔壁，叫周××，潜伏在重庆２０多年，三年前通过收音机短波与台湾取得联系，领受任务和经费，发展了四个特务成员，代号叫“沙漠变绿洲计划”。据说他们在八九学潮当中，曾四处散发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传单，被游行反腐败的学生拾起来，马上报告了公安局。
威：政府方面一直没开释您的意思？
于：我被遗忘在牢里，监狱的领导已换了几届，每一届都没接到有关我的指示。绝望之中，我只能孤注一掷。９８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躺在被窝里，象往常一样瞪着楼梯底想心事，渐渐，在迷迷糊糊中听见老鼠的吱吱惨叫。我爬起身，从药柜下面拉出鼠夹，那小东西的肚皮已被压开膛了，可还龇牙咧嘴地乱动。
我把它放在小桌上，慢慢欣赏，心里突然觉得开了锅：坐了一辈子牢，逆来顺受的，连响屁都不敢放一个，人还不如老鼠！它都知道折腾，宁死也不守规矩，我７０岁的老头，风烛残年，有啥怕的？太窝囊了！太窝囊了！我不停地咒骂自己，比老鼠惨一百倍。
老鼠挣扎了几分钟就死了。我没有摘下它吃肉，而是拽下一条后腿，鬼使神差地找出一把小刀，仔细地剥皮。光光的耗子腿，半透明的肉，我咽了几口唾沫，就将它丢在酒精里浸泡。接着，我把刀子消了毒，点燃酒精灯，让刀锋在上面烧。准备工作就绪，我最后一次用药棉涂抹右胸，就自己给自己开刀。
没有麻药，第一刀横着戳下去，浑身疼得触电一般哆嗦。我急忙止血，稳住神，把刀尖深入上下搅，扩大刀口。最后为了结束剧痛，一不做二不休，我猛拉了几下，感觉到胸皮和肌肉分离了。我扔下刀，在冷汗淋漓中夹出耗子腿，切下脚爪，把豆瓣大的一块精肉朝伤口里塞，我用棉签充填了约五分钟，眼前一片浓雾，看不清，也忘了自己在干啥。缝合伤口就没咋痛了，已经麻木了，耳朵里一片呱呱的青蛙叫，我缝了五针，然后包扎止血。
我吃了十来天消炎药，自己拆了线，又涂了一段时间的疤痕灵，窄窄的伤痕就变得很淡。但耗子腿在肉里隐隐作痛，折腾得我整天整夜睡不着。白天提不起精神，脸色蜡黄，这正好装病。我在警察跟前缩着脖子，拼命地咳嗽，喉咙不痒也咳，到后来，气管拉破了，口水里带血丝，严重时，就是血砣，这是肺癌的显著征兆——如此硬撑了三个月，终于，我感冒了，低烧长久不退——
这是肺癌的征兆之二。我天天观察右胸的伤口，直到确认凭肉眼看不出什么，才老谋深算地报告政府，要求到监狱医院体检。这一去，命运改变了。
威：我听过许多犯人自残的事，例如挑手筋、吞烧碱，还有长期每天吞服少量砒霜，直到脱发烂肉，显出麻疯病的特征。但最终，还是被识破，因为狱警见多识广。您居然能瞒过去，算是奇闻吧。
于：我不吭不哼地忍了３０多年，把监狱当家，警察早麻痹了。狱内的ＣＴ机太旧，清晰度差，院长和狱政科长就亲自带我到重庆一家大的医院复查。等了２０多分钟，医生从机房露头，盯我一眼，然后把院长叫进去——我心理有数，片肯定出来了，右胸肺显示出肿瘤阴影——只是医生做梦都没想到，那叠在肺上的阴影是鼠腿！
很快，我被当作癌症晚期病人释放了，监狱发给我２０００元钱，并与有关方面联系，将我安置回彭山老家。父母和两位哥哥已去世，侄儿侄女根本不认识我，于家坪呆不住，我就乘车到成都，先租房安顿下来。
我按３０多年前的地址，先给台湾的家人写信，虽然那边变化大，很渺茫，也得试一试。接着我就开始搜集全国的文摘报刊和开有文摘专栏的杂志，真是多如牛毛，较有名的也有３０多家。分门别类的投稿生涯从此进行到我生病住院前。
威：您的耗子肿瘤取出来了？
于：出狱没几天，我就趁夜到一家小医院开刀取瘤，一路鬼鬼祟祟，生怕有人跟踪。鼠肉在里面已成溃疡，打了麻药，一刀下去，一股很臭的黄脓就喷了出来。
医生小心翼翼用镊子捡出鼠肉渣，还又刮又清又消毒，忙活了两个钟头，胸上被刨出一个核桃大的洞。人老了，免疫能力下降，伤口愈合了两三个月，我心里却去了一块大石头，以为苦了一辈子，老天爷有眼，让我得个善终。家人没回信，可能是地址已变了，或者老婆已改嫁？于是我又按查找来的地址，给《中国时报》等几家台湾报纸寄过《寻亲启事》，后果咋样不晓得，就当“老夫聊发少年狂”。
威：我真替您高兴啊！
于：当头一盆冷水，不，一盆血！一个月前，我查出了肺癌，就在右胸，在我塞耗子腿的原地，ＣＴ照出有肿瘤阴影，胡豆大。可过了十几天，再照，胡豆就长成了胡桃！这次取不出来了，扩散得太快，连淋巴结支气管都出现了葡萄串。
昨天刚抽了腹水，医生晓得我开过刀，却不晓得为啥开刀，留下这么宽的感染区域。没料到鼠肉这么毒，会一滴滴地渗透进内脏，变成瘤子。
威：如果晓得鼠肉最终会引出这种后果，您还会干么？
于：我不后悔，烂在监狱，活一百岁也冤，毕竟我自由了三年多。最近，我到底盼来了台湾家人的回信，是我儿子。我老伴已去世多年，儿女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我能撑到见面那一刻算运气，不见面也没啥，免得给后代心里留下阴暗。
27戍边女子刘思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