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两年前，我去河北某市的石油公司总部拜访一位旧友，其父在设宴款待我时说：“老威您听说过新疆军垦老兵的故事么？”我摇头，这位出身西北的前副总经理接着说：“有机会，我安排您去南疆看看，那儿还有些王震的兵，５０年进疆，就死扎在戈壁滩，如今七、八十岁了，连火车都没见过。”
酒桌上的话不算数，两年中，我与河北旧友通电话数次，可从未听说他的爸爸准备兑现承诺。直到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号，我在成都巧遇十多年前的熟人刘思湘，我与他同代同龄且同行，却不晓得他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母亲。
“两年前的话题总算有了个开头。”我感叹。
“几十场悲剧中，也可能有一场喜剧，”刘思湘边在我家喝茶边对我说：“所以我妈的拉郎配结局还算圆满。”（以下，刘：刘思湘；威：老威。）
威：大约两年前，我去河北××市拜访一位老朋友，无意间了解到２０万人民解放军西征新疆，并扎根戍边的一些故事，当时说不出啥滋味，嗯，百感交集吧。
刘：您的朋友多大岁数？
威：你我的同代人，４０来岁，也写诗，在石油部门做党务工作。
刘：他能知道什么？
威：他的父亲是一位厅局级离休干部，８０年代中期，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调回河北老家。老人家５０年进疆，一扎就是３６年，可以称得上是南疆通了，故事一筐接一筐，倒不完。我与他一见如故，在饭桌上聊了一下午，可惜我酒量太小，老人的话匣子才刚刚打开，我已醉得迷迷糊糊了。我感觉他似乎在几丈开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诉说，１８岁投军，一门心思地打日寇，打反动派，入疆时升到副营长，都２５了，还没讨老婆。清一色的硬梆梆的光棍汉，乘着敞蓬大卡车，浩浩荡荡往西挺进、挺进。戈壁的风象刀子，明晃晃的，哪怕军大衣裹得只剩鼻子尖和嘴，可还是叫割出一道道血口子。后来公路没了，就下车步行，累垮的人骑骆驼。到了焉耆县，部队休整一天，又继续行军，过了库尔勒，沿塔里木河，还不能停。千里戈壁滩，一浪一浪起伏的沙丘，骆驼偶尔悲鸣一声，撕心裂肺。幸好都是革命军人，有理想，不悲观，依靠铁的纪律终于抵达目的地。白手起家修水库，放下枪杆握锄头，战争军人全部转为农垦军工，多数西征的老战士就永远留在异乡了。行路难，绿洲周围全是漫漫黄沙，他们象劳改犯一样，开荒种地，过几乎与世隔绝的兵营化集体生活。日子一久，人最大的欲望肯定是讨老婆，解决性问题。
刘：你讲的这些，我早就知道，我爸当时就是二军六师的一个营长。大约三年前，我陪他最后一次回南疆，探望农场的老战友、老部下，死了大半，埋在大西海水库周围；剩下的寥寥无几，七、八十岁的老爷爷，几十年没出过百十里地，有的连火车都没见过，真叫人哭笑不得。
有些忠心耿耿的退役老兵，还长期穿戴当年的戎装，胸前挂两三排军功章，走不动了，就拄着拐，坐在门坎上边晒太阳，边等候着某一天王震将军突然降临，安排他们回故乡，或回延安，回３５９旅垦过荒的南泥湾看一眼。他们唱了一辈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我爸爸和他们灌了一夜酒，唱了一夜，心脏病都闹翻了。他们的妻室儿女看上去有当地蒙古族牧民血统，脸蛋红朴朴的，小孩连汉话都说不利落，却一律会唱“向前！向前！向前！”
威：王震将军接见过他们么？
刘：王震已去世了，报纸也登了，但这些老兵，没啥文化，活得稀里糊涂。我爸爸也不忍心提醒他们，人没盼头，就象庄稼没阳光，蔫巴巴的。我想既使有人告诉王震死了，他们也不信，惹翻了，非提着棍子追着打你个报丧星。
威：你有牧民血统？
刘：没有，我妈妈是湖南人。
威：湖南人？作战部队里有女兵？
刘：说来话就长了，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在那个年代，只有党组织才有这个能力。我收集了不少资料，将来准备写个长篇。王震在解放军中以垦荒将军著称，抗日战争，就在南泥湾开荒，南疆比南泥湾大几百倍，需要往里填多少人？光男人不行，光棍对光棍，环境又恶劣，长此下去非撞出火来，兵就会变成匪，变成狼。王震当年肯定也是这样想的，怎么办？革命军队纪律严明，当然不可能有随军妓女，于是王震作为镇守边关的统军司令，亲自充当头号红娘，给他的老战友——湖南省省长王首道、省委书记黄克诚、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副省长袁任远等人写信，并派出二军六师政委熊晃作为“军婚特使”，先赴京拜望朱德总司令，借汇报新疆军区的工作，取得了尚方宝剑，然后下湖南遍访各军政高层码头，商定操办细节。
王震在致王首道、黄克诚的信中写道：“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八九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女学生，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
紧接着，一场国家性质的骗婚案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新疆军区招聘团”抵湘期间，长沙所有的报纸天天出特大号外：解放军征招女兵！参军去新疆！那儿紧邻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到处是俄文学校。新兵们可以选择学俄文，去苏联深造；也可以选择进工厂学技术，进文工队当文艺兵；还可以选择进苏式集体农庄，在绿油油的广阔田野上驾驶拖拉机……总之，按照人间天堂的构想，吹得天花乱坠。那时全国刚解放，人们渴望新生活，对苏联更是心驰神往。整个５０年代，学苏联都是潮流，它的政治、经济模式，它的文学和歌曲，它的服装、交谊舞，深入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它的语言，成了中国人的第一外语。所以，这场骗局可谓是对症下药，女孩子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哪儿痒痒，我就下手搔哪儿。于是，全社会迅速达成了共识：名额有限，得抓住机会！只要当上兵，去了新疆，所有的理想瞬间就成现实，出国也指日可待。
威：太离谱了吧，人们还真相信？
刘：你不知道那时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威信有多高！你是党员干部，你是军人，那么你的言行、衣着，甚至发型和眼神，都是年轻人效仿的对象，这相当于目前新新人类对明星的崇拜。特别是地主、资本家、旧军阀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找工作受歧视，在人前头也不敢抬，却突然间听说可以参军，学俄文，去苏联！脱胎换骨的良机啊！
威：你的感触这么深？
刘：我妈妈讲的。她出身于小资本家，当时在一所女子中学念书。她们班上有３０多人报名，结果只录取了５人，大伙还挺羡慕。妈妈只有１７岁，就虚报了１岁。她说：连续半个月，我外公天天起早，走两里路，去报馆抢购各种报纸，稍晚一点，“征兵号外”就卖光了。街坊邻里三五成群，袖着手，聚在街沿上议论纷纷。她怕家里反对，就先报名，后通报，谁知父母都很支持。我外公还摸着她的脑袋，心疼地责备：挤坏了吧？我已去过招聘团办事处，人山人海，排队报名的女娃儿拐了一里多路呢！你怎么不先给家里打个招呼？我妈说：新社会讲民主，自己的事自己办。我外公叹气说：我的成份不好，帮不上忙，但替你排个队总还行嘛。
妈妈她虽报了名，也没报太大希望，可过了十来天，学校接到通知，她被录取了！接着是非常简单的体检，她就算正式入伍了。临行前夜，一家四口都舍不得睡觉，就围着火炉扯家常。我外婆不断线地掉眼泪，外公却高兴地用小锡壶烫酒喝，还让年仅几岁的舅舅呷了两口。外公说：珍儿光荣入伍，我家就成革命军属了，看来，新社会男女平等，共产党、毛主席说话算数。我这样的小资本，只要加紧思想改造，出路会越走越宽。我妈妈忙点头称是，又安慰外婆说：过一晌，我会请假回来看你。外公严肃地叮嘱：当了兵，就要守纪律，有志向！刻苦学习俄语，力争出类拔萃，早成大器，切莫重小家之情而轻国家大义！
威：你外公像个党的政工干部。
刘：向组织靠拢是时代风气，所有家庭都一个样。你的父母还能例外？
威：开个玩笑。请你继续讲吧。
刘：１９５１年３月，经过两个月集训的３６００多名湖南女孩子穿戴着崭新的军装，在父老乡亲的依依惜别中，在震耳欲聋的欢送锣鼓中，从长沙登火车西行。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风尚，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都习惯了“好男儿志在四方”，而女孩命中注定走不出故乡水土。“打破了封建传统，妇女彻底解放了！”各报纸都借此大做文章。
而一向门庭冷落的外公家转瞬热闹非常，贺客进进出出，宛如出了新科状元。大家天不见亮就到火车站送行。妈妈她胸戴大红花，与同班的其它小女生一道挤出窗口，拼命挥手告别。车轮启动了，不过分把钟，她们这辈子就再也望不见自己的亲人。
抵达西安后就没有火车了，女兵们换乘敞蓬大卡车，继续向西；过了兰州，再向西，在一派荒凉中颠簸。一辆车坐４０多人，都把背包垫在自己的屁股下。那灰头土脸的情景，与今日离开乡村外出谋生的打工妹没啥区别。
威：这些女孩子没感觉到不对劲？
刘：过了兰州就感觉到了，因为沿途停车休整时，地方部队首长都出面接待，并讲话，大谈革命和恋爱、婚姻的辨证关系，还一反惯常的严肃，扯些男女关系的笑话。开头女孩们懵懵懂懂，红红脸就过去了；后来讲的次数多了，就对组织产生了怀疑。妈妈说，到了新疆后，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每个人，这时她们才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悟：为什么一个大军区的招聘团只收女兵？为什么征兵号外中反复渲染的“俄文学校”、“苏式农场”、“工厂”、“拖拉机”等等连影子也没有？越想越可怕，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周围全是荒漠，没有退路。既使有退路，你也不能当逃兵。部队有纪律，逃兵一律视为敌人，就地正法。
女兵们找到领队，有的还提出要面见招聘团团长熊晃政委。谁知领队铁板着脸，一口一个军事秘密。女兵们直截了当地问：组织上会强迫我们嫁人吗？
领队回答：不会。又问：去哪儿？苏联吗？答：不知道。再问：去干什么？答：军事秘密。
在乌鲁木齐稍事休整，不准上街，不准单独行动。紧接着，一头雾水的女兵们就在组织上的精心安排下各奔东西，分散到天山南北，进入清一色的男性聚居的农场。据我了解，这是按部队连以上未婚干部的人数平均分配的。我妈妈所在的塔里木××场，离焉耆还有好几百里，是塔里木河下游的一块绿洲。
一个整团扎在这里，光棍汉少说有１０００以上，而按名额分配去的女兵不足２０个。
威：这咋分啊？
刘：妈妈她们被接到场部后，被安置在一排平房里，暂不与普通官兵见面。与此同时，新疆军区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有十年军龄，八年党龄的才能谈恋爱”，没这个条件，不准擅自找对象，否则就犯错误，不但不批准结婚，还要受到纪律处分。这个文件在全体官兵大会上公开传达了两次，就把绝大多数与妈妈她们年纪相当、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卡在了门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由恋爱是绝对行不通的，否则一个场２００个女的也不够分。
威：可是有《婚姻法》啊，我记得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就公布了有关“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法律。
刘：在新疆，部队是个特殊的环境，与地方区别很大。比如生产建设兵团与自治区政府是同级的，都直接受中央管辖，互不干涉。那么地方讲法律，而在部队，命令高于法律，只能执行。你想想，几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落入男人堆里，都按自己的心愿去自由恋爱，那不乱套了。所以，还得组织出面。
一开头，个别懵懂女兵还等待着分配革命工作，很快，局势就明朗化，她们唯一的革命工作就是见男人。先是座谈会，连、营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参加，师参谋长讲话，向姑娘们介绍手下的爱将：“王××！”立即有个虎背熊腰的汉子从前排坐位啪地起立答“到”。“脱衣服！”“是！”
转瞬间，半尊铜塔凸现，累累弹痕触目惊心。参谋长大踏步走下来，把住王××的肩头旋了一圈，详细介绍了每处弹痕的来历，“这就是你们的团长！
共和国的功臣！如果按封建社会哪一套，论功行赏，他早就该衣锦还乡，回到湖南老家。不知道有多少湘妹子会爱上这样的男子汉……是啊是啊，我们这样的戍边军人，如果有一点私心杂念的话，早就个个有老婆喽！但是，”参谋长提高嗓门强调，“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建设新疆，我们的青春被战火一次次洗礼，脸变黑了，心却明亮，在座有许多象王团长这样的革命英雄，恋爱和婚姻都被耽搁和拖延了。姑娘们，你们爱这样的人吗？”
几十对喷着烈火的眼睛一齐转向蜷缩一块的女兵们，据妈妈讲，她们全被镇住了，浑身不停地哆嗦，旁边的曼云埋着脑袋，泪水一个劲往下掉。首长再一次发问：“你们爱这样的人吗？”
在虎视眈眈中，女兵们轻声回答：“爱。”
“大点声！”
“爱！”
参谋长哈哈大笑说：“我们这农场好久没听见过这么甜的声音！吓破胆啦，姑娘们！虽然在座的个个都是战场上的虎将，可在你们跟前温顺得象小猫似的，不信就试一试嘛。”
一场哄堂大笑中，新疆维吾尔舞曲响起了，参谋长亲自走到一个叫方菲的漂亮女孩跟前，两手一摊。方菲红着脸站起来，与首长一进一退舞了两回，王团长见大伙都楞着，就挥手发命令：“同志们，上啊！”于是哗啦一声响，在荒原上焦渴坏了的狼们瞄准事先瞅定的小羊，扑了过去。女孩们来不及躲避，已落入壮汉们的怀中。军官们多数出身农村，文化低，在战场之外，见的世面太少，所以对跳舞这种新鲜玩意，过去一直认为是“资产阶级”，现在既然有首长领头，大伙就磕磕绊绊地跟进。聪明点的，就搂着姑娘依样画瓢，互相踩几回脚，也能跳出个模样来；狠一点的，就箍着女的不吭声，直到都气喘如牛；还有的干脆把人家兜屁股抱起来，在场子里跑来跑去碰撞。我妈妈说，爸爸算是最笨的，他把住妈妈的腰，腿动不了，脖子却拧过去喊：“报告首长！怎么跳啊？”
首长把方菲让给团长，就过来做示范，然后猛拍爸爸的背：“想咋跳就咋跳，总之要先动起来！”
舞跳到夜里十点，军官们还搂住姑娘不放。参谋长却停了舞曲，宣布散会。团部警卫员进来取下汽灯，并护送女兵回房间。走过空地时，她们能感觉到周围营房内众多热辣辣的目光，不禁加快脚步。洗漱躺下后，她们就头碰头地埋在被窝里，拉起了悄悄话。曼云是妈妈同班同学，生性活泼，喜欢梦想，所以她先开口：“不行，一点浪漫都没有！跟我跳舞的刘连长，都２６岁了！我才１８岁哩。”妈妈说：“对，我们参军来新疆是干革命的，不是来找叔叔伯伯辈的。再说这么早就谈恋爱，家里也不会同意。”邻床的李小宛附和说：“对，要找也要找个年龄相当，懂点礼貌的，哪能上手就死抱着？”曼云说：“我们要向组织反映，培养感情有个过程，不能刚到就谈婚论嫁。”妈妈说：“那我们一起要求上俄文学校。”方菲噘着嘴说：“别做梦啦，党叫嫁就嫁吧。
”曼云说：“英雄团长看上了你嘛，虽然他已一大把岁数，能做你的爸爸了。
”方菲哇地气哭了。妈妈说：“大家都是落难姐妹，曼云你咋这样说话？”曼云也哭了，大家蒙头哭成一团，还不敢声张，只好各自咬着手背。方菲抽着气说：“革命就是这样干的？还不如死了干净。”李小宛说：“你死了，我们咋办？你在长沙的男朋友李××咋办？”
她们说着哭着，天就朦朦亮了，兵营的晨号哒哒一吹响，临时班长蒋碧春就敲门唤起大家。早餐毕，又到礼堂开座谈会。团政委简单讲了几句话，就让大家“自由交往”。由于是大白天，军官们拘束了许多，只是嘿嘿傻笑，没人主动到姑娘堆里来。又不能再跳舞，怕动静闹大了，引起战士们的反感。所以，不管领导如何动员，场子依旧冷清。有一次，×营长挑头走到姑娘这边，人家却挤得紧紧的，连针也插不进。×营长是东北人，臊得骂了句“妈那个巴子”，就在大家的起哄中败下阵。
自由交往行不通，一对一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全面开展了。军官们先把相中的对象汇报给组织，然后按级别，师长给团长找，团长给营长找，以此类推。
如果几个人同时看中一个，那就下级服从上级，同级则比军龄和党龄，绝不含糊。
弱女子们被“包办”下来。所谓谈心，就是熟悉未来丈夫的情况，媒人们全捡光明面，吹得天花乱坠。一天两天，五天七天地磨，一些姑娘的耳根子终于软下来，叹口气，提出与对象见面。也有心眼死的，车轮战术也攻不下来，就干脆下“最后通牒”：这是革命的需要，不嫁，就是阶级立场、感情问题！
可怕的是对象年龄太大，或相貌偏丑，怕你见着不乐意，就干脆躲着，直到组织上代办了《结婚证》，布置好新房，把两个人朝里一推，反锁房门。一拨汉子挤在窗外听动静，乒乒乓乓，坛坛罐罐全砸稀烂，还有哭闹、叫骂、寻死觅活，直到呼哧呼哧地干出响来，大伙方捂着嘴笑，知道生米已煮成熟饭啦。
威：这叫强暴啊。
刘：这叫“先结婚，后恋爱”，或“党叫干啥就干啥”。时间长了，在荒漠里呆久了，新婚之夜这点创伤不知不觉就弥合了，特别是生了几个孩子，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威：没弄出点意外来？
刘：３６００多个女的，不可能个个都顺利。也有逃婚，被追回来，关几天，到头来还得嫁人。在××农场，还有新郎把枪亮出来，搁桌上吓唬人的事。可新娘子不信邪，还闹，枪啪地就响了，把窗外的人骇了一跳，急忙开锁进屋，见新娘子傻在哪儿，下身光溜溜的，地上一滩尿。新郎还张牙舞爪的，团长命令缴了他的械，押回禁闭室反省清楚了再成亲。还好，只擦破了新娘的耳朵，没出大事。
威：后来呢？
刘：后来新娘的脑子出了点问题，一见新郎就筛糠，就小便失禁，不过，都是一时的，过一年半载，肚皮整出了怀，记忆就淡了。
最不幸的要数妈妈的同窗李小宛，对象是营长，骑兵出身。新婚之夜，她才发现新郎的脸上和胸上都有刀疤，一激动，就鲜红鲜红的，在灯光下显得特别狰狞。李小宛万念俱灰，听凭他吹灯上床。新郎凑过来接吻，她一偏头，那边嘴落空，就火了，竟卡住她脖子一顿乱咬！李小宛逃不了，躲不开，大喊救命！新郎却使枕头盖住灭口，用力过猛，她就昏死了。
还好没出人命，第二天，她从新房跳窗逃出，找团政委汇报情况，营长因此被降级留用。而李小宛在农场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转到别处草草嫁人了事。
威：你妈妈还顺吧？
刘：她的运气不坏，遇上了我爸，人老实，没有强迫她。新婚之夜，爸爸坐了半宿，让妈妈考虑能否跟他过一辈子？接着，爸爸又扛了两三晚上，妈妈的心肠就软了，觉得他象个革命军人的样子。爸爸比妈妈大十几岁，所以吵架时总能让着她。文革期间，农场也造反，妈妈被查出家庭成份不好，就挨斗。还是爸爸把她从黑屋里救出来，连夜驾车去库尔勒，躲进军区老战友的家里，才免了一劫。
威：现在他们还好吗？
刘：爸爸去年已去世了，剩下妈妈和妹妹一家住在乌鲁木齐。妹妹是学医的，从军区医院出来后，自己开了家门诊，生意还不错。我写东西，最受妈妈疼爱，总给我唠叨些过去的事。本来我以为人老了会落叶归根，就陪妈妈回了趟长沙，可老家已经没人了，四处打听，也没结果。我估计已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或因出身不好，死于文革。街道也变了样，老地方彻底蒸发了。不知妈妈５０年代回去过没有？那时我还小，没记忆。
威；你的哥哥姐姐呢？
刘：他们一个在自治区当官，一个去了深圳。妈妈说，连个熟人都找不到，故乡就成了虚幻。当年一道进疆的姐妹，都退休了，大半留在乌鲁木齐。妈妈在那儿熟人多，关系网宽，不那么孤独。
28冤死者杨继年
采访缘起：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３日深夜，滞留北京的上访户老陆在麦子店一带的某处民房火灾现场，撞见了一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乞丐，他就是本文的主角杨继年。
出于慈悲，老陆立即将受伤者送往附近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分院抢救，得以脱险。至２月５日，由于无钱缴纳拖欠的两千多元医疗费，杨继年被强制出院，遣返回四川原籍，入住双桥乡敬老院，五天后因烧伤感染而不治身亡。
作为遗产，杨继年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所以，他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当我在去年秋天听人提到这一头衔，不禁嗤之以鼻，并反问道：“１１岁坐牢？您在编小说吧？”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３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记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杜撰有何意义？还是让冤魂开口，用自己的原声告诉读者吧。（杨：杨继年；威：老威。）
威：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１１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我生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５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１０年；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０日又被加刑３年。老威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威：原件呢？
杨：没有。
威：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您是故意挑刺吧？
威：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懵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３４年大狱……
杨：这很正常，五十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哪么多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３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威：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７００多次。开始，地方法院赖帐，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懵头懵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我在铁柜子中间的巷道绕来绕去，浪费了半个多钟点，才醒悟过来：原来像火葬场的骨灰寄放室，这儿也按年头、月份排队，每竖排铁柜档头都贴有标记。我拐弯抹角钻到最里面，突然瞅见“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个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几十页，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毙多少？心跳比擂鼓还重，我喝了口水，稳住神，开始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夹着纸，日子一久，就锈成千层饼了。纸也生锈，您信不信？
天气热，心里发毛，我昏天黑地的翻、翻。身边带了个塑料壶，能装五磅水，一会儿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衬衣贴着背，我刚要脱，保管员在门口吼—
—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继续查，还是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还是锈成千层饼的纸。一埋腰就是几个钟点。蜘蛛在背梁上牵网都不晓得。“１９５７”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没“杨继年”三个字。轮到“１９５８”，个个抽屉都锈死了，拽不开，我用脚踢，用拳头砸，把一窝耗子从顶上震栽下来。还没弄醒豁，巴掌大的一片陈锈哗啦砸得我满脸花。
眼睛睁不开，脑壳又哐啷撞了铁，我只有摸出门去冲自来水。清醒了，假装歇气，偷捡了半块砖头进去猛敲。搞破坏么？——保管员又吼一声，但没进门。我估计他这辈子也没进来过几次，因为我隔一阵再抡砖头时，外面就没动静了。
我这次先拽最顶的抽屉，不料里面真躺着“杨继连”（法庭判决之笔误，应为“杨继年”——老威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层饼”，我闭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厉害；我把整张抽屉搬到青天白日下，掰开案卷，天！我的原判决！黑里透黄的纸，锈缝缝牵着一泓泓虫蛋，我吹、拍、抖了又抖。这玩意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拿它当宝贝。
威：您这查找过程挺惊险，不过，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的《判决书》也在十年前被四川省二监狱的黄政委永远借去了，如果现在我要上访或申诉，遭遇恐怕同您一样，还不一定有您的运气。好啦，我们来说说这判决本身，它的确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决的落款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而加刑判决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发出”，也就是说，在主罪还没最终以书面形式敲定之前，您就已经投入劳改，并且因“抗拒改造”加刑３年。
杨：您的头脑好使，是个当律师的料。
威：您被加刑的书面罪状是——公开质问民警许国成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判十年刑，我没有罪，也没有犯法”等，气焰非常嚣张。又先后向张金山、刘彪等犯人说“要逃跑”来煽动犯人。又说：“看守所的伙食好，余家垭的生活不好，连酸菜都没有吃。”５７年四月份又煽动犯人董光华、彭克彬等说：“这样冷的天气要我们来栽秧子，衣服也不发给我们。”企图煽动犯人不堪改造……
杨：我一个娃娃，牢骚发过就忘了，谁会料到有人背后记小账。
威：现在请讲您为什么被判这么重。
杨：起因是一只羊。１９５３年，我同父异母的长兄偷了邻村一只羊，被检举，判刑１０年，送往新疆劳改，从此就没音讯了。我们全家七、八口人都受株连，被管制劳动４年多。到了１９５７年，地方上偷盗成风，公安机关人手不够，经常破不了案，于是就根据群众意见，拿“偷羊贼家属”开刀，杀鸡骇猴子。
我的父母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一道，被反复批斗，终于受不了，就在半夜拉家带口出逃。热闹地方不敢去，只有钻岩洞当野人。我中途迷路，天亮时又转回家，正撞见县公安局的肖民警领着人来搜“赃物”（包括集体丢失的镰刀、锄头、米、肥肠、肉、黄豆等），结果一根毛也没捞着。
肖民警扣住我，怒火冲天地叫扒房子。几个民兵都放下枪，取来长竹竿捅屋瓦，一槽一槽地戳，稀里哗啦，三间房全豁亮了。肖民警站在远处指挥，灰尘扬过了，没响动了，才过去侦察。他在碎瓦片中翻来搅去，突然眼睛一亮，拣起一撮麦种。他仰起脑壳想了半天，就招手让我过去问：“杨小娃，你偷了公家多少麦子？”
我吓得腮帮子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肖民警得意地拍巴掌说：“心虚了吧？偷的东西吃不完，就一把把撒房顶上，窝藏犯嘛。”
我心里争辩说：“麻雀才是窝藏犯，哪家瓦缝没有它们衔漏的粮？”但浑身越抖越凶。肖民警拽过我的双手上铐，不料腕子细得跟柴棒似的，钢圈一戴就滑下来。肖民警没奈何，换根麻绳把人捆了。我一屁股跌地上，哇哇大哭，肖民警说：“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
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生产队会计提了个墨桶，舞排子笔刷墙头标语，我不认识字，估计是大家呼的口号：“严惩反革命偷羊贼！”
“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等等。肖民警见斗争气氛够了，就摸出个工作笔记本，碴碴写几笔，当众宣读：“为了确保一方平安，使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再蒙受损失，我代表公安机关对惯盗杨小娃实施拘留。”
我赖在地上不去，肖民警就将我拦腰夹在腋下，分开大伙走了几步。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我嗓子嚎哑了，有人还凑拢来开玩笑说，肖公安在管教自家的娃儿。肖假装叹气说：“这辈子倒霉，养了个贼儿子。”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颠簸了两个小时进入县公安局。“罪证”早就弄齐了，肖民警脱了警服，把双脚放在办公桌上，边啃大肉包子边连续作战，问“姓名、年龄、哪里人”。司法过场几分钟就完了，肖民警叫我盖手印，我饿惨了，吞着口水，双眼紧盯住他嘴边的包子不放。他连催几回“快盖”，我竟没听见，我说：“叔叔，给我个包子吃嘛。”姓肖的说：“盖完印让你吃个够。”
唉，我一个农村娃娃，打出娘胎，见得最多的是饿鬼，见得最少的是油荤，一听说“肉包子能吃够”，脑瓜嗡地就大了。我趴在桌面上，指哪儿盖哪儿；姓肖的见我嘴谗心切，就叫我自己一页页地翻着盖。一会儿，我浑身虚脱，象蒸笼上气一般腾腾冒汗。姓肖的见活儿干完，就去伙房端来四个大包子，一海碗菜汤。我简直疯逑了，一头扎过去，转眼间包子和汤就下肚了，连滋味都没尝出来。我吧嗒吧嗒咬了半晌空气，将姓肖的逗笑了，又去端了三个馒头。
我兴奋得连叫“叔叔好”，肖民警把脚举上我的脑壳，敲了两下说：“切莫胀死逑了，国家又少一个劳动力。”我嘴里塞着馒头，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在队里我只算小半个劳动力。”肖民警楞了一下才说：“吃牢饭是嫌矮了点儿。”
威：您就这样被四个包子加三个馒头定罪了？
杨：那年头，人都饿傻了，逮住其他人也一样么。
威：虽然《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１１岁”，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中共１９５５年就颁布了《刑法》，按规定，受监护的儿童是不该接受刑事处罚的，您……
杨：这是我的《身份证》《选民证》《释放证》，这是凤天乡政府，杨家冲村委会出具的出生证明，还有当地老人和村民的证词——我生于１９４６年，千真万确！
威：莫激动，老杨。
杨：我如何能不激动？一个娃娃被陷害坐牢，居然没一个大人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我在万人大会上，被公捕公判，那天在凤天乡１３村操场，一口气就判了几十个阶级敌人，我最后一个登台亮相，骇得尿筋都缩了。大伙都举拳头，比森林还密，都喊要打倒我。
威：疯了么？
杨：不跟大形势才疯了。
威：给儿童判刑是“大形势”？好吧，那年头的荒唐事本来就多，可后来呢？
杨：后来就劳改、申诉。我加了四次刑，１９５７至１９９１，我关了３４年才出狱。坐牢唯一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老威同志您看，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４０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１１岁的无辜罪犯！”我喊了上万回冤，可法院直到１９９１年才答复：“判刑时年仅１１岁经查不实。”
威：法院认为您生于何时？
杨：除了“经查不实”就没下文。当时气得我自己煽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又不可能把死去的爹妈从黄土下拽起，送到糊涂法官跟前。
威：我对监狱的情况不算陌生，您是一桩特例，老杨，加四次刑的犯人算稀罕了。
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回事？
杨：要完整地讲，得几天几夜。
威：那就简略地讲。我先提个头，念念××县人民检查院的“手工”《起诉书》—
—……该犯自投入劳改以来，不认罪服法，公开叫嚣无罪，多次申诉，企图翻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诉驳回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６２年６月蒋匪窜犯大陆时，该犯于６２年７月三次书写反动词句（因拉肚子作草纸用了）。７月１４日晚两点钟将事前已写好的反动词句投入劳人（犯人之笔误——
老威注）经常来往的杂务室桌子上，其内容是：“请注意改造的全体同志们，事实下面认点，如下为准。愿望到达，６２年世界上有先大人，三斤大米，两斤柴，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以后全国所有个个干部来同时当劳改犯人为准，但是也可以积极行荷。注意张罪联盈，打倒毛主席。”…
杨：莫念了，反正就是配合老蒋反攻大陆嘛。
威：是您写的么？
杨：直到现在，我都没把“反动词句”的意思弄明白。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上，经常有美蒋特务在沿海地区登陆的报道，监狱结合形势开会讨论，警告囚犯们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对反动派心存妄想，否则将“加倍从严处罚”。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顶风作案，写“打倒毛主席”这样挨枪崩的反标！——这次我被加刑两年，您想想，收听一次敌台（指港台、苏联及西方电台——老威注）都判１０年以上，写反标哪会轻易放过？
威：咋回事呢？
杨：我因为不服罪，被树为反改造典型，那边美蒋特务一登陆，我就被控制起来，打入小间。谁知没过多久，就爆发了“反标事件”。我被脱得赤条条，吊打几天几夜，只好承认是“反标”主谋。狱方整理材料，正准备上报，反标真凶暴露了，原来是本队的“风水先生”×××。他妈的，×××被枪毙时，我还被弄去陪杀场，就在老矿井旁边的空地。监内犯人开了大会，他就插上亡命标，送县城示众。快到晌午，我也被五花大绑，与他碰头，同赴鬼门关。那一瞬间，我和×××都反绑着跪在一个土坑边，间隔才一米，老实说，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栽的，枪一响，我就闭上眼睛，只感到一盆滚水兜头浇下来，我打了个冷战，裤裆就湿了。接下来，绳子松了，我一抹汗，半边脸和半个肩头，都是×××的血，胡茬上还粘着脑浆渣子。回到队里，我洗了个澡，打肥皂使劲搓，还感觉×××附在身上，我晓得肉皮是搓不白的，煤矿的油已侵进去了，连内脏都黑了。
才加两年！我当场松了口气，感到太便宜了。然而５年以后，我又以“反标罪”被加刑！事情是这样：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５日，我在煤矿严管集训队打扫厕所时，发现蹲位边有一大把纸条，我用扫帚理开一看，竟然是“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推翻共党专制”的反标，共５０多张。我见四处无人，就没管这事，盘算着搞完卫生后再汇报敌情。可等我兜一大圈回来，反标不见了。
岂料一星期后，中队管教付××亲临监舍，半夜一点钟将我从床上拽起。
拖到饭堂背后的臭水沟，踹进去，挥棘条把我抽得死去活来。然后叫来犯人组长，给我钉脚镣，镣链上还加几十斤的大铁砣，双手则戴马蹄土铐。我连叫：
“冤枉！”付××说：“我让你活不如死。”就把我吊起来，命令人轮番乱打。我熬不过折磨，只好写交代书，承认犯有写反标、无理申诉、破坏刑具，企图私藏凶器杀害审讯干部、企图逃跑等罪；另外还检举揭发李星明、厚大文、谢丕安、王月西、李平、王清云等人的“犯罪事实”。由于我无中生有的检举，致使厚大文加刑３年，谢丕安加刑１２年，王月西因“反标罪”被枪毙，王清云被判无期徒刑。
大会开过了，我蹲在小间等待处决，头顶双岗管制，不放风，不洗澡。手脚被铐死，一动弹，就叮铃哐啷闹地震。唉，真是命不该绝，还和上次一样，骨节眼上真凶暴露了：经查证，“反标事件”系本中队犯人王春林、刘永龙、谭永照、华超群四人所为，与我无关。王、刘、谭三人很快被枪毙，华被加刑四年。知情不报视为同谋，我加刑七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我与他们不是同一张《判决书》。
威：文革中还有法律么？
杨：公、检、法统统砸烂了，代替专政机构的是“××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区公检法军管会”，我的判刑单位属以上两家。
《判决书》抬头就是：“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威：这东西让我复印一份，也算历史文物。
杨：历史文物？它可把我气疯了。大概怕我陪杀场时喊反动口号，那天狱医朝我嘴里打麻药，还塞了棉花。有过一次体验，我就不闭眼不尿裤子，听一声枪响转一下头，盯着身边三人的脑壳开瓢，栽下土坑，双脚还朝天连蹬几下。有个人连挨几枪都稳住不倒，刽子手就使枪筒将他戳下去。咕嘟咕嘟冒的血啊，染透好大一片地，一直到当夜梦里，我都在无边无际的乌红色里爬不出来。我开始出现幻觉，明明看见那三个死鬼提着脑壳追我、围我，骂我害了他们，可一转眼，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想，落到今天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田地，都是管教付××害的。
威：您要报复他？
杨：我现在还想整死他，我神经彻底错乱了。加刑后的一个月，我每天都写“申冤信”，我在信里破口大骂。我还主动找付××汇报思想，我说：“我要杀人。”
他问：“杀哪个人？”我说：“杀你。”他问：“啥时候杀？”我说：“吃完饭就杀。”他问：“用啥子刀？”我说：“砍甘蔗的刀，或者铡刀。”他问：“刀在哪儿？”我说：“铡刀埋在你过路的地方，切掉你的脑壳老子就逃跑。”思想汇报完毕，付××叫来犯人，打断我两根肋骨，还撬开嘴塞大粪，验证我是否装疯。随后，我被关进小间，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象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四年。１９７５年春天重见天日，以反改造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威：您逃跑过么？
杨：我三次弄烂刑具，把小间的墙戳了一个大洞。我要自由，要阳光。提讯时，我装着起身看口供，把一个手印盖在付××脸上，转身就跑。一大拨解放军脚跟脚撵，赶鸭子一般。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我不理，继续喊叫着逃跑、撞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都没伤着我一根毛。我折腾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嬉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威：这样下去您只有烂在牢里。
杨：所以我心灰意冷，从此停止写申诉信，见干部和红毛犯人就点头哈腰。我尽量不说话，不瞒您说，除了学习发言、汇报思想等囚犯必做的功课，１６年来，我没主动和任何人打招呼。大家表扬我脱胎换骨了，可惜患上了自闭症。
我减了两次刑，１９９１年１月３０日释放时，左膀子吊着，永远抬不起来了，左脚也跛了，幸好内脏没大毛病。
威：之后您就开始上访？
杨：没有。我回到离开了几十年的故乡，路都不认得了。我两眼抹黑地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治保主任就带着人捉贼。我忙掏出《释放证明》，治保主任说：
“什么杨继年！这儿没这个人。”我说：“我离家时你还没出娘胎。”后来到了村委会，村长叫来几个７０岁以上的老辈子辨认，都确定我就是当年的“杨小娃”。但老辈子们说，我的父母、哥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六一、六二年被活活饿死！由于绝了门户，家产就归集体。我问：“宅基地呢？父母的坟呢？”村长回答：“旧社会的事，我咋晓得？你走嘛，我们要关门下班了。”我说：“这是我的家乡，你得按政府规定安置我。”村长生气说：
“人民公社垮杆后，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我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我的眼泪哗地出来了，我喊：“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治保主任叫几个人把我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我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在当地好心老人的指点下，找到我家原来的宅基地。三十四年前，１１岁的我被肖民警从这儿抓走，父母钻山洞，房子被扒……而现在，一切都没影儿了，原地建了一座小型水泥厂，我稍微靠近一点，紧闭的铁门里就炸起狗叫。
接着我想拜祭父母，可村头村尾瞎窜了一天，也找不着坟地。后来才晓得，当时饿死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单独起坟。能够掘一大坑，十几具尸混埋就不错；坟头也垒得浅，日晒雨淋，荆草猛长，翻两个春天就辩不出原样了。
威：村里绝情，您还可以找乡（镇）政府，国家有“两劳人员”回家落户的政策。
杨：我去了，可凤天乡政府的答复是：政府是个空架子，既无钱无粮，也无房无生产工具。
威：那要政府来干啥？
杨：乡长和书记都让我滚远点，我说我要告他们，乡长说：“你尽管告，告到江泽民哪儿也顶逑用。”我说：“我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请大人们给我指条生路。否则饿死在政府门口也不光彩。”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
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我说：“你开玩笑么？”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我说：“哪你们出个证明。”于是凤天乡人民政府就给我开了回监证明，也算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
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落款是１９９１年３月４日。
威：您真回监狱了？
杨：走投无路嘛。
威：您好不容易才熬出头啊。
杨：自由不能当饭吃，与其流落街头，不如回去继续劳改。于是我沿途乞讨着走了几天，拢监狱时岗哨森严，根本进不去。我只好绕到犯人家属接待处，嚷着要见监狱政委。里头的人回答政委没空，我就轰地双膝跪下，喊道：“不管有空没空，我非见不可！否则我就跪死在这儿！”
这一闹，围观者就朝屋子里涌，狱方害怕影响不好，就派人把我接到狱政科，还问寒问暖。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一会儿，狱政科长出面，我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口头表达了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科长皱眉说：“这咋行，你又没重新犯罪。”我说：“我在里头习惯了，我愿免费为牢友们服务。”科长说：“你想留监再就业？更不行，你的户口已迁回原籍了。”我绝望了，又跪下磕头说：“×科长，劳改单位管了我三十几年，凭啥突然就撒手不管？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嘛。”科长说：“杨继年，就我个人的感情，我很想收留你，监狱大锅饭，添一付碗筷不算啥，但国家法律摆在那儿，留你就是渎职、犯罪。所以，你回家吧，或者随便去哪儿，你是自由人了，谁也没权利再抓你。”我说我真的没地方去。科长说：“我们协助你再做地方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谁乱来你就告他。”
监狱又给我开回乡证明，狱政科长还亲自给当地公安局、乡政府打了电话。我被“请”出门，第二次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上户口，办临时身份证都顺利，但乡政府仍以“无钱安置”为由，拒绝我落户，还说：“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无奈，我只好再回监狱。这次，乡政府开的证明写着：“你省级监狱释放杨继年回家，房子、生活生产用具的钱应该负责，你们不解决，我乡不收。国家的房子壹佰贰拾元钱一个平方米，我乡人民政府、民政没有一分钱，是空架子，所以杨继年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当然我回不到“哪儿”，监狱领导给接待处打了招呼，戒备森严，再也没人与我照面。我恋恋不舍地绕着高墙转，守侯了一个星期，也没遇半个熟悉的干部。有个好心人听了我的冤情，建议我去成都找四川省劳改局，见我可怜，还为我买了一张汽车票。
十来天后，我的手上又捏了一张省劳改局致××市公安局的公函：“你市凤天乡杨继年来我局反映……他于１９９１年释放回捕前户口所在地入户，但凤天乡政府以无钱为由，不予落户。根据（８３）公安部文规定，由乡政府负责解决贷款，做好安置工作。现介绍去你局，麻烦做好乡政府的工作。”
威：皮球踢了几个回合，该有着落了吧？
杨：乡长被惹毛了，冲我大骂：“你敢到处告我们，给本政府抹黑！”我说：“你们本来就黑，还用抹？”乡长说：“哪就尽管去告，看哪级单位肯为你出一分钱！”我说：“这可是你逼出来的。”
威：这一告又是十来年。
杨：对，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威：一个小小乡官这么横？
杨：公函去一份他撕一份，抵死不办。一直到１９９８年，书记才出面扮白脸，答应在敬老院给我找间屋，我说我才５０多岁，能够自食其力。书记说：“那我就给院里伙房打招呼，不煮你的饭。”
威：欺人太甚了！
杨：我只好搬去与一窝孤寡老人同住，漏雨，没电灯，条件比劳改队差远了。我入住的当晚，邻铺张大爷就害哮喘死了，他呼呼拉了一夜风箱，天快亮时突然嘎然停止。我感觉不好，就翻下床去摸摸鼻孔，已经断了气。
张大爷一送火葬场，我就受不了，但强忍着坚持住了半年。里头半身不遂者居多，经常在饭桌边大小便，而且没油荤，吃不饱。我逃了，什么敬老院，简直是垃圾成堆的活公墓！我流落异乡，成为省高院的上访老客户，这样一来，乡政府向上也有交代了：“政府已妥善安置了杨继年，他住不惯，跑了。”
威：您没生活来源，能撑多久呢？
杨：我乞讨，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讨几十元。有时饿坏了，也翻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比敬老院的狗食还好。天当被，地当床，星星、月亮当蚊帐，这么些年，也混过来了。我还好端端地站着，没趴下。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帐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１０公斤炸药，１０支铜雷管，１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炸死那一伙不公正的人。
29偏三轮胡小松
采访缘起：偏三轮又叫"爬耳朵"，起源于文革中后期。那时还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既破旧又拖沓，所以大家习惯骑自行车上下班。大约是为了方便家中妇孺长辈出行，有聪明人就利用工厂里的材料，在自行车后架右侧焊接一个座位，使两轮变成了三轮。
偏三轮省钱省时，很快在底层民众中流行开来，到了８０年代，此车外型不断改进，一度成为家庭客货混用车。随着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偏三轮开始活跃于大街小巷，逐渐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偏三轮小巧、灵活，适宜短途客运，老年人出门，骑自行车不安全，"打的"不划算，因此张口就叫"爬耳朵"。例如我父亲，年已８０，仍然坚持去两里之外的牙科诊所上班。老人家每天的交通工具就是偏三轮。父亲说，偏三轮的主力军是进城农民和下岗工人，"工农联盟"沦落到如此朝不保夕的境地，恐怕毛主席在阴曹地府也闭不了眼。
２００２年８月９日晚，天气暴热已久，我经人介绍，在成都骡马市附近拜访了２８岁的胡小松。他虽然只拉过一回偏三轮，却因为"咬警察"的事件，上过报纸，一度成为这个行业中的新闻人物。
看来，阶级斗争仍旧尖锐、激烈。（以下，胡：胡小松；威：老威。）
威：我读了你的《判决书》，仿佛又回到文革时期，那时的大字报就这种文风，什么"狗急跳墙"，什么"气焰嚣张"，看来这法官是红卫兵出身。
胡：我早就瞅着不顺眼，你一点，我就醒豁了，法律咋能骂人呢！
威：不过，你真的咬伤了警察？
胡：逼急了，就捞住跟前的一条膀子下口，当时我的脸已被捶变形了，眼睛根本睁不开，就一条缝，一些影子在缝外晃来晃去。我捞住一条膀子咬下去，接着就倒了，昏了，我被判了三年，天啦，我胡小松不抢不偷，不嫖不赌，从小到大，还没跟谁红过脸，却成了劳改犯！
威：咬一口，判三年，太不值了。
胡：我真急了，如果手里有把刀，我就砍他个狗日的，你不让我活，那就都活不成。我们村上的牛三妹，平常从荷花池批发些小百货，拿到五块石去买，结果被城管踩了地摊子。牛三妹一向温顺，不知咋的突然疯了，从一家饭馆抢了把大片菜刀，出街砍人。附近诊所的医生来拦，脖子挨了一下，血蓬地射出几丈远，几个病人见了血，吓得满地乱钻。牛三妹又闯进里间，把床底的一个拖出来，照准那背梁几十刀，人都晕了，尿壶大的一个洞。没人敢进屋，防暴警察围了几层，磨了个把钟头，直到牛三妹把自己给劈了，才敢踹门进去。骨灰没留，捎信回村，家里也没人来，可能走得动的全出门了，老的讨口小的打工，总之都比守着那几分地捱饿强。
威：咋乱砍人呢？
胡：她没捞着城管，当然就乱砍。这是凶兆，就在牛三妹出事的第二天，我就倒邪霉了。一大早，我从中间贩子手中接了辆新车，花了３００元。一般的偏三轮都是旧的，刷回漆，只值百多元，我考虑要换行当，图个吉利，就狠心出血。
威：此话咋讲？
胡：现在市面上转动的偏三轮，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交警和城管随时采取行动搜缴上来，集中运到××市场，以几十元钱一辆的低价甩卖给有关部门的。二道贩子定期去××市场收购，再批给三道贩子，价格也在转手中一次次攀升，最后，兜一大圈……
威：又卖回给拉车的人。他妈的，难怪每次沿街搜缴偏三轮的行动都兴师动众，有时还十几辆摩托车四下出击，城管车警灯闪烁，大卡车压阵，不弄个满载而归绝不罢休，原来这是几级部门的固定财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