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威：你中午吃不成肉了。
牟大路：不行，一个星期两次肉钵，一钵莲花白里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几砣，他妈咋能让？！虽说没上路，但是老子的白血球已经被杀死了一大半，中午正好补回来。你不晓得，铁栅门一动，外门一开，三个活死人的血都不流了。都朝人背后躲。这时值班干事喊：“牟大路。”特别温柔。平常提讯的声音都凶歹歹的：“牟大路！”只有勾魂的声音才软绵绵的，我的脑袋轰地炸了，空白了几分钟，才活转来。
老威；人落到这一步，太可怜了。
牟大路：没觉得。原以为判了死的人，会茶饭不思，没想到我的胃口几天就大了，一天到晚都饿，可能是南瓜汤灌的，甜腻腻的“红军汤”，我们已经灌了三个月。
老威：啥子“红军汤”？
牟大路：我家里有盘摇滚革命老歌，特火爆，带中有一首景岗山唱的红军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米好香。”我听得烂熟，没想到，我也喝上这红军汤了。老前辈们打江山真不容易。
老威：你还很幽默。
牟大路：我判死半个月，就肥成这样，再不幽默，就只有苦着脸等着上杀场了。
老威：在里面怎么打发时间呢？
牟大路：折纸盒，装头痛粉的，你看我双手铐着，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也能弄三千个。一直折下去，脑壳就麻木了，免得儿女情长想法多。如果这样心头还难受，就把这难受说出来。比如枪毙，我们讨论了几次，一直没弄清楚打哪个部位，后心呢，还是后脑？后脑报销得快，但不太雅观，遇上开花子弹，天灵盖没了，那脑髓起码溅几尺远。法警也是人，就不怕脑浆溅一身？我觉得不会用开花弹，人家经常射人，早练成神枪手了，绝对后脑一个眼进，前额一个眼出。有人问需不需要补枪？万一没打死的话。有人回答没死当然要补，如果不补，就折根树枝，插进枪眼里搅几下，只要一见脑花泡泡咕嘟咕嘟冒出来，就完事。我估计，除了法医，没人有胆量去搅。这些都是芝麻细节，包括跪着毙还是站着毙，人前挖不挖个坑，好让你一头栽下去。屁股朝天了，即使没咽气，你除了啃两嘴土，也捣不了乱。还想回个头刺激射手，根本没门。
根本分歧还是后心和后脑，人一五花大扎，两根姆指就叉在后心部位，照准一射，直中心脏。这样差不多是个全尸，把眼儿一堵，人还是完整的。但死得没那么快，因为脑死才真叫死。
老威：这种问题没啥结论。
牟大路：所以年年争，月月争，天天争。有时脸红脖子粗，还打架。我被电捧烙了好几盘，回房还打，死都死了的人，能出多大声响算多大声响，免得哪天突然上路，不给人留点想头。我刚进房没几天，刘黑娃就上路了。春节还没过，那天早晨他正蹲在炕角角吃早餐，门外门就一齐响。值班政府特别温柔地喊：“刘忠达，出来一会儿呐？”那口气有点像村长找村民商量事情。当时刘黑娃正吞了口稀饭，把馒头塞了半截在嘴巴，一听勾魂腔，立马就懵了。值班政府又喊了一声，好像连喊了三声，最后就进来站在铁栅栏前。刘黑娃咣当一下坐在炕板上，支着屁股朝后退，政府笑嘻嘻地一招手，两个红毛就上炕，搭个手轿把黑娃一舀，死狗就仰面朝天瘫起了。他嘴巴还堵着半截馒头呢，看来到阴间都饿不死。
老威：他犯了啥罪？
牟大路：杀人罪。黑道上的老板见他扛着根棒棒在朝天门找活路，就问他干不干大买卖？他当然要干。老板就甩给他5000元钱，要他去把冤家的鼻子割下来。这蠢牛，不但割了鼻子，还把大片砍刀直接从嘴巴硬生生地切下去，那人就鼓起眼睛咽气了。
刘黑娃一脑壳血去交差，老板吓惨了，后悔不该雇民工，因为职业杀手指哪儿割哪儿，从不过火。刘黑娃说他被咬了一口，冒火了。
老威：恐怖恐怖。
牟大路：其实他在房里很温顺，彬彬有礼。紧接着他上路的是个采花大盗，鸡巴不行了就拿酒瓶子朝三陪小姐的下身捅，结果大出血。那天下午花盗盘在炕上折纸盒，还在和我比赛。门外一喊，他“哎”了一声，又“到”了一声，就急匆匆地窜下去，一溜小跑出门了。铁栅栏快关时，我才想起，马上下炕捡起他的鞋去撵。撵不拢了，眨眼之间，他就光着脚板入鬼门关。我隔着栏杆把他的鞋扔出房，打在外门，又当地弹回天井。这是性子最急的一个鬼。不行，轮到我上路，一定不能急，但也不会像刘黑娃，拖泥带水，一喊我，就响亮地答到，然后哼两句歌，与大家道个别才走。
老威：你刚才道过别么？
牟大路：忘了。
老威：哦。
牟大路：你哦个逑！轮到你也差不多。
老威：还没轮到我头皮就麻了。歇把火吧，换个轻松话题。
牟大路：轻松？屙屎轻松，我给你讲一段屙屎。前一晌我们房涨进来个大贪污犯，叫老蒋，40多岁，周身名牌，一看就晓得是社会上吃香喝辣的公子哥儿。
珍稀动物毛病多，吃喝拉撒不习惯。但他最大的毛病是当着人不屙屎。
老威：这是有教养的表现。
牟大路：要么入乡随俗，要么憋死。教养顶个屁用。牢里的茅坑是敞开的，正对大炕和后窗，你一蹲下去，就必须面对一屋苦难大众。聪明一点的，就鸡公屙屎，速战速决，屁眼儿一挤就提裤子。读过两天书的，要慢功出细货，你就看张《人民日报》，转移注意力。实在难看，你就干脆闭上眼瞎挣，丑陋的面孔就彻底消失了。这老蒋，所有的妙方都试过，屁眼儿就是紧。他憋了10来天，脑壳长毒疮，眼角起大砣眼屎，可就是下不来。每次他都愁眉苦脸一阵，然后运气提肛，感觉来电了，就朝坑上冲，可一蹲，翻两下白眼，卜卜两个臭屁就完了。有时候，他连屁都不放，像个癞蛤蟆，嘎嘎地叫。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就一齐围上去，堵着他耳门喊“加油！”有一回，他又来鼻血又来眼泪，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安慰他，堵鼻孔的，摸他的头叫“慢慢屙”的，老犯孙大鸟，都50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道凑热闹，说：“老蒋，生头胎都这样，慢慢生。”死犯锁了镣子，手脚不灵便，就蹲在炕沿上拍手，而上面还有一层嘻皮笑脸的脑壳。坐牢太单调，除了折纸盒，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所以，老蒋就是我们的开心果。开始没觉得有啥了不起，因为刚进来的，或多或少都有点身体不适。但老蒋便秘到第八天，大家就预感到看守所的吉尼斯记录要产生了，如果这时老蒋不争气，下了包袱，就辜负了群众的期望。
老威：你们觉得这样挺快活？
牟大活：当然。老蒋往茅坑一冲，房里就像过节一样，大家丢开手上的活路，摩拳擦掌就过去了。有的还陪着老蒋蹲在炕沿上屙假屎，老蒋一用劲，这边就“哎嗨哎嗨”。老蒋瞪着大家，没法，就提裤子起身，没几分钟，又上坑，连放几个屁，把满房臭了个底朝天。如果是往常，大伙肯定捂着鼻孔就躲，因为便秘的屁最臭，你想，陈年老屎在肚皮里发酵，那屁的浓度，点根火柴肯定燃，说不定一壶水都烧得开。但是，今天非同小可，因为老蒋打的不是闷屁，不是干臭屁，而是夹屎屁！再难闻，也要冒着炮火给他堵回去。于是孙大鸟和叶鸭儿，又是摸脸又是捶背，连叫“老蒋生娃儿辛苦。”老蒋拖起哭腔说：“你们到底要干啥子嘛？！”大家也拖起哭腔回答：“你下了包袱我们就不好耍嘛。”老蒋说：“屎尿有啥好耍嘛？！”大家回答：“你的屁眼儿连着我们的心嘛。”老蒋说：“狼心狗肺嘛。”大家回答：“不要侮辱我们的人格嘛。”
这个滑头的老蒋，趁大家高兴，放松了警惕，竟突然转身下蹲，把他嫩白白的两瓣大脸向着我们！这太不叫话！刚才是玩笑，这回他可真在侮辱我们的人格了！叶鸭儿是菜农，一辈子低三下四，受尽了别人的气，可也受不了这个。他抡圆巴掌，啪啪就两下。茅坑空间狭窄，挤不下太多人，所以多数同志在外干着急。老蒋两手把住铁管，任打任挨，死活不掉头，眼看几颗花生米一样的羊粪夹着血当当坠下坑，孙大鸟急出一头汗，竟与叶鸭儿一左一右，硬扳老蒋的肩，老蒋几乎被抬起来了。他尖起嗓子叫：“不，不，不要！要，要要出来了！”孙大鸟喝声：“转！”这一来，老蒋哭得像个婊子，边提裤子边说：“不屙了！这辈子不屙了，反正是死，不憋死，就枪崩死！”
老威：你们真是一群……
牟大路：流氓，恶棍，下三滥，滚刀肉。我替你骂了。
老威：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互相折磨？
牟大路：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分得开，所以磨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今天是老蒋，明天轮到其它人，难说。总之，老蒋历经挫折，最后肯定屙屎了——并且天天屙，一天屙六、七盘。
因为正在12天头上，老蒋不得不把一条裤子罩起屙，却被路过后窗的警察发现，以为他要自杀，就喝令他“站起”。老蒋气得打抖，将裤子扯下脑壳，伸手从胯下一抹，抓出一大把鲜血示威说：“你看这个！”
警察开门唤他出去，让狱医连开三帖泻药灌下去，从此一通一百通。老蒋拉得上气不接下气，连世界观都拉改变了，过去，对糙米饭、南瓜汤，甚至肉钵都不屑一顾，莲花白叶子他要夹起对着光照，稍微有几颗虫眼也不吃，若是发现了猪儿虫，更要惊爪爪地叫唤。而今，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一碗南瓜汤，他仰起脸一倒，嚼都不嚼就下肚了。他前两个月没人送钱，即使送了钱，每个月只能买12元钱副食，还不够他填牙缝。渐渐，他拉的屎也和南瓜汤差不多，金黄色，像黄河母亲的奶。大伙担心他拉出问题，就暗中轮班上茅坑，连文盲叶鸭儿也在坑上装斯文，看报纸。老蒋像匹笼中的瘦老虎，提着裤子来回跑，可总是插不进针。他哀求占坑者让一让，几乎要下跪了，并且一再闹屎滚裤裆的小儿笑话。有一回，我都瞅出情况危急，让叶鸭儿赶紧闪，那傻农民还在看报，没提防老蒋跨上坑，一转，一屁股就直朝叶鸭儿坐下去，淋了那杂种一头屎。官司打到值班政府那里，把警察都逗笑了。你也笑了？
老威：我能不笑么？这笑料太没心没肺了。
牟大路：嘿嘿，你说这老蒋和叶鸭儿，一个在天一个地在，如果在外头，恐怕永远碰不上，可偏偏在牢里狭路相逢，成了冤家对头。老蒋被气得案子都忘了，然而叶鸭儿菜农嘴脸，一天到晚没事找事，上个月卖副食，除了一人配一个午餐肉罐筒，就是重庆特产怪味胡豆。凡是折子上有钱的，都要了几大包。老蒋的钱还没送到，啥都要不成，只有欣赏大家一齐嚼又辣又麻又脆又香的胡豆，唏里喳啦的。叶鸭儿故意贴着老蒋的腮帮子嚼，还说：“老蒋，你不是几百万家产么？咋连买胡豆的钱都莫得？你这款爷分明是伪劣产品嘛。”老蒋已正常了个把星期，自我感觉元气恢复得可以，因此吞了满嘴的清口水，顶撞说：“老子的钱把你淹得死！”鸭儿说：“嘴硬顶个逑用，你叫我声爹，我赊给你一大把。”老蒋气得哆嗦，刀背脸上浮起几丝胭脂红，可没料到他还能忍，并且说：“大家都听见了？今天我就不要老脸，认叶鸭儿为爹。爹，我要亲自抓一大把胡豆，以后，爹还要管我的吃喝。”叶鸭儿万万想不到款爷比他更能降格，要反悔，又怕激起公愤，只好装可怜说：“我是所里有名的大肚皮，你忍心？”话还没完，老蒋就接了过去：“你那大肚皮是假的，我比你装得。”叶鸭儿鼻子哼了一声，老蒋说：“你那山猪鼻子哼个臭逼！今天我们就拼个分晓。”我问：“你拿啥子拼？”
老蒋说：“我的钱马上就到，买一屋子的怪味胡豆不成问题。叶鸭儿，你敢不敢把四包胡豆全部拿来赌了？”叶鸭儿说：“咋赌？”老蒋说：“一人吃两包，你赢了，我倒赔你四包，你输了就抹平。”叶鸭儿说：“等你钱来了再赌。”老蒋说：“你虚了？我就先抓一大把吃。”
这种好戏，千年都逢不到一回，满舍房兴奋惨了，都冲着叶鸭儿说：“你这回不雄起，就扒你狗日的皮！”还说：“农民始终是满脑壳红苕屎，关键时刻，连胡豆也输不起。”老蒋趁机去扯鸭儿的食品袋，还煽动说：“傻棒棒，想挨打嗦？”
叶鸭儿又怕挨打又心疼胡豆，只有应战：“这是我老叶的强项，胀死你娃该背时。”老蒋扭了几圈腰，做了热身运动，然后露出比鸡翅膀还瘦的膀子：“想农村包围城市？做你妈的苞谷梦。”孙大鸟绑了个红布在头上，充裁判，死犯用鼻音奏《运动员进行曲》，选手上场，打盘脚，面对面，眼珠子都要恨出来了。
裁判检查了四包一斤装的胡豆，在一人跟前码了两包，然后把手隔在中间，喊：
“预备——开始！”
选手扯开口袋，一把接一把朝口头填，腮帮子鼓得像大蕃茄。开头两人的动作差不多，都是一手捏一把胡豆，像公鸡打鸣一样伸脖子，咽下去，再填一把。
后来，老蒋的手上明显不如叶鸭儿，再加上嘴小些，所以速度跟不上。半个钟头后，两人都嚼了一嘴大血泡，灌了些水，那黑浆浆就顺着嘴角流了两条槽。大冷天，头上还热腾腾地冒汗。我和另一个死犯，一张接一张往他们脑壳顶放草纸，一秒钟就湿一张，揭起来再放，又浸湿。我们放了七、八张草纸，那汗都没汲干，不仅没汲干，还变稠了，纸一下去，就成纸浆，咋也揭不起来。两个人都填了一包多，脸都紫了。叶鸭儿肚皮占有先天优势，老蒋排骨伸缩性再大也赶不上，眼看不行，老蒋就站起来活动手脚，再坐下来。两个人头抵头，咔咔喳喳又疯吃了一盘，端起瓷碗喝了水，就把抹嘴的血浆搽在对方脖子上。叶鸭儿咽下一口翻上来的胡豆渣渣，叽咕说：“老蒋，你不行，投降算了。”老蒋怪叫一声，就翻下炕。想一会儿，拍拍脸，他突然埋头直接啃炕板上的东西，这办法果然灵，他三下五除二就超过去了。唉，这老蒋眼都直了，孙大鸟拿手指头在他鼻子尖晃了三回，他都没反应，只一个劲地嚼，嚼。叶鸭儿见了，也学这一招，两个人并排跪在地上啃炕板，吭哧吭哧，把大家笑得打滚、碰墙，连哨兵也觉得稀奇，在楼上观战。叶鸭儿跪了一会儿，死肚皮在地上颠，觉得眼冒金花。马上站起来，坐回炕上，一把填进去才一秒钟，嘀嘀哒哒地回出来大半把，大嘴变成了不断挤屎的鸡屁股。可老蒋越战越勇，埋头啃，像个机器，根本不看对手一眼。两人都满脸胡豆渣渣，翻了无数回，都停顿，抹胸，一点点夺下去，叶鸭儿到底不行了，最后一把没填完，全部汤汤水水地回出来，他还想再填，裁判把他的手逮住，宣布战绩：“一斤八两一钱！”
老蒋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一路猛啃，我贴倒在耳门吼：“你赢了！”他从胡豆渣渣里瞟了我一眼，还要啃。孙大鸟伸出两手，站在炕沿猛下腰，把这条疯狗往上提。他浑身软沓沓的像没有脚。大家都来搀扶冠军，孙大鸟把红布给他拴在头上。老蒋还在叭叭嗒嗒地咬空气，渐渐，才扶墙站定，推开了我们。他埋起脑壳哑了几分钟，突然向前一弹，射向厕所。叶鸭儿还蹲在坑边抠舌根，又没来得及闪，就被老蒋搂在怀中。老蒋一口喷出两米远，厕所的三面墙统统开花。两个选手一上一下地乱呕，成龟孙子了。热闹大了。这是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虽然大家都挨了电棒，还是快活惨了，龙门阵摆了好多天。
老威：老蒋现在没出毛病吧？
牟大路：呕了几天血，躺了几天，现在已经彻底没事了。
老威：肯定有后遗症。
牟大路：他已经上路五天了。估计已经到了阎王爷跟前，那是个专治后遗症的地方，隔一晌我也会去。
老威：你还没谈你自己呢。
牟大路：入了班房，就四海之内皆王八，谈他也就是谈我。好了，哥们儿，抽支烟告个别吧。
56采购员霍海仲
采访缘起：７５岁的擦鞋老人霍海仲，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出太阳，都在那象征司法公正的招牌下坚守鞋摊，且忙碌不停，他称得上四川省高院来访接待处门前的一道持久不变的风景。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８日，我花了一下午功夫泡在对街茶馆里窥视，却只见到３位匆匆过客坐下来擦鞋。清冷如斯，我动了恻隐之心，就现身趋前“照顾生意”。
不料老人横乜一眼，将我和我的鞋均晾在一边，却转脸招呼两位风尘仆仆的外地上访者，并滔滔不绝地介绍与之相关的法律过场及熬磨经验，其中包括附近几家旅馆和小食店的最低价格，俨然是高院的编外咨询接待人员。
与老人交谈片刻，其冤情平淡无奇，一目了然。我追究久拖未决的原因，老人回答：“当年的案卷丢失了。”
我哭笑不得。老人又叹道：“我的一生可用‘莫名其妙’四个字来总结。这桩莫名其妙的官司把我毁彻底了。”（以下，霍：霍海仲；威：老威。）
威：您是霍老先生么？我在某报记者武田那里看过您的材料。
霍：武记者一年前找过我，写了稿子，还拿给我看，但以后就没下文了。
威：没下文？很正常。因为报纸是党办的，武田再同情您，他的胳膊也拗不过党的大腿。
霍：我懂，武记者头上有主编，主编头上还有宣传部。
威：宣传部养了一大批离退休的老革命，组成读报委员会，每天上班唯一的头等大事，就是扛着放大镜，一字不漏地串读本地几家主要报纸，挑毛病，上纲上线。正面的各种阳光新闻必须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而所谓“阴暗面”只能有选择地刊登，还要留点“光明的尾巴”。
霍：可上访人士登报的也有，比如老陆。
威：老陆告赢了公安局，至少从司法上，他的事已有定论，所以媒体能够有条件地炒作。而您的案子好象还没有个定论……
霍：我冤枉，这是明摆着的。
威：您讲讲看。
霍：我今年７５岁了，还坐在这儿擦皮鞋，还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诉说内心的冤屈，想起来，跟做梦似的。前一晌开两会，公安局清理省高院周围的三无人员，把上访的撵得鸡飞狗跳，腿稍慢，就抓进收容所。我风烛残年，不在乎这些，但也被警察打了，腰和腿挨了警棍，趴在街沿，半天起不来。鞋摊也被踩平了，他们说我是老反革命，是特务，故意把个破鞋摊摆在高院来访接待处门口，打反面广告，损害国家形象。我争辩说，上访没钱，我一个孤老，不偷不摸，不叫化要饭，而是擦鞋自食其力，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他们说，哪你到别处去，莫在这儿碍眼睛。我说就要日夜钉在这些官僚的眼皮底下，直到死。
威：没用。冤案见得太多，人心就成了铁打的。
霍：但一个人冤死在高院门口，你总不会无动于衷吧——一桩莫名其妙的官司消耗了他一辈子。坐牢、留队劳动、申诉、上访，除此之外，他无儿无女，无家无室。
威：我很难过。
霍：我是三台县中太镇长乐办事处７村４社人，年轻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草草训练，连枪都没打顺，就被送上前线。新兵嘛，一听排枪响，就鸭群一般嘎嘎后撒，被督阵官赶回，就干脆埋头装死。到了解放那年，壮丁更是抓得多跑得多，长官开枪止不住，自己也被挟裹下战场。有一次，我们遇上解放军，照例丢枪就跑，因为是开阔地，我跑得急，方向偏了，竟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我立马举手投降，成了俘虏，稍后成了解放战士。抗美援朝时，我２３岁，刚跨过鸭绿江，准备上前线，却突然怕死，装病脱离了部队。
威：你这段经历挺复杂的。
霍：够写一部书了，但我只能三言两语，作为开场白，让你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
壮丁出生，贪生怕死，希望能回老家，平平顺顺地过日子。总之，思想开了小差。部队领导还算宽大，没有过多地追究。复员回四川，我转到了江油钢铁厂当工人。１９５６年，厂领导根据我喜欢跑腿，好交际的特长，分派我做采购员，直到六几年。这期间，我经常回三台老家，与乡亲们混得火热，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大伙叫我“霍采购”，八竿子打不着的也瞅准机会来散烟敬茶，搭关系。说媒的更是接二连三，在家里寻不着，就揣着姑娘的照片在车站等。没料到，好景不长啊。
威：我是５８年大跃进出生的，三年大饥荒，我因营养不良得了黄肿病，差点就夭折了。你能在那种全国性的水深火热中活得春风得意，不简单。
霍：社会主义初级目标就是缩小三大差别，我嘛，在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中穿针引线，沾些油水，活命的空间自然就大。我经常受组织安排，为厂里采购农副产品；而农民也乐意通过我，把在集市上赚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成批卖给国营企业，即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个人也能得些油盐钱。
威：供销对路，您也算改革开放的先驱了。
霍：由于工作过分积极，我累出了病，经厂领导批准，我于１９６０年回家休养。
在此期间，厂里派给我新任务：为江钢采购箩筐、蓑衣、斗笠等农副业加工物品。由于需求量大，我就专门找到长乐四村四社队长，与之签定加工合约。当时，社员们还挺感动，叫我大善人，因为我在普遍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为大家引了一条生产自救的路。１９６１年春，四社按和约交货，可我手里没现钱。
为啥？因为按当时的现金支付管理规定，除了职工的工资，所有支出，上３０元就必须由银行转帐，而四社却没有在银行立户头（那年月，恐怕大队干部也不懂“户头”）。
众乡亲嚷着要现钱，我一时又从帐户中提不出，只好凭多年的关系，四处借贷，自筹资金，先垫付了这笔１９７８·４０元的货款——我不能失信于生养我的故土，大家都在等米下锅呢。完成任务回到厂里，正逢社教运动，冻结了江钢的帐务。经过相当漫长和细致的逐项审核，确认没问题，社教领导小组才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签字，将我的垫款作兑现处理。１９６４年，厂方按规定将１９７８·４０元等额货款直接汇到我的老家——三台县长乐七村四社霍海仲收，并且注明是三年前的蓑衣、斗笠、箩筐钱。在６０年代，私人收到这么一笔巨款，肯定引人注目，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结束，人们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长乐信用社收到钱后，马上作为重大“敌情”汇报给公社。据原分管民政和治安的副社长，现已８０高龄的涂国华讲，当时公社连夜召开由几个部门参加的分析会，一致认为来路不明，应立案侦察。
威：信用社没有通知您本人？
霍：没有。他们直接扣下钱，就派专案人员按收款地址去我老家调查，都说从未做过箩筐、蓑衣的买卖，这刚好证实了先前“来路不明”的猜测，于是冻结了款项。稍后，我“落入法网”，严刑逼供，最终便认定我勾结四队队长、财务等人骗领江油钢铁厂巨额现金。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３日，三台县法院“依法判处”我有期徒刑７年。
威：您与四村四社做买卖，咋会去七村四社调查呢？况且，您为公家办事，前后应该有不少证人，他们都没有站出来？
霍：这些我都说了，包括与谁签的约，谁验收的垫款，帐本在谁的手里等等。但整我的人都红了眼，宁左勿右，根本不顾我的申辩。
威：这笔“冻结款”现在何处？
霍：我打了１８年的官司，倾家荡产，孤独无依，所以一再要求法院在平反冤狱的同时，助我讨回本属于我的财产，可那笔钱却蒸发了。
威：不会的，既然认定您“骗领公款”，按法律就该退回原处，以“挽回损失”。
霍：我都坐牢了，江钢还不知道自家的采购出事。直到３０多年后，长乐合作信用社才在律师跟前查旧帐，证实此款经主管副社长涂国华签字，转给了永安电厂集资部。涂国华也承认，并称这是当时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的，可具体经办人不清楚。然而，当年任永安电站财会股长兼主办会计的刘洪党却说“并无此事”，因为６０年代根本没有集资这种说法，也就不存在什么“永安电厂集资部”。
如果长乐信用社确需要转款，也只能按那时的管理规定，通过电站所在的芦溪营业所，最后方转到电站指挥部财会部门。所以长乐方面提供的转款手续有“伪造之嫌”。
威：这也算一桩案中案了。
霍：我怀疑有人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黑吃这钱，可６０年代搞阶级斗争，谁有这么大的豹子胆？唉，３０多年了，孰真孰假，孰是孰非，一团乱麻，只有老天爷去解了。
威：您就稀里糊涂劳改去了。
霍：刚结婚的老婆也在组织的感召下，“大义灭亲”，与我断绝关系。喊冤、撞墙都没用，只能在某某劳改农场抬石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由于我不服判，坚持申诉，不但没减一天刑，而且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８号刑满之际，被强行宣布“留队就业”。
威：这和劳改有啥区别？
霍：挣几块钱象征性的“工资”，在农场内有一定活动空间，偶尔还能近距离地看女人。从外地来探监的家属，都要带些吃的用的给犯人，警察懒，只动嘴支使，搜查这一关就由我们手上过。
威：这也算特权？
霍：当然。女人，特别是年轻女子为了顺利过关，总要讨好我们，对我们笑，身子凑过来，近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你想，都是憋了若干年的老光棍汉，嗅着香水味，瞟着那衣领里的白肉，能不起化学反应么？没办法，一走神，藏在袜子、肥皂和食品里的纸条、现金就放过去了。而一回队，几圈骚哄哄的劳改犯就围着你，咽着唾沫让你谈感觉。谈就谈，添油加醋过过嘴瘾，但内心那个酸！那个痛！刚娶的老婆飞了，如果不坐牢，恐怕我已是几个娃儿的爹了。都怪我太要面子，对故土乡亲太有感情，垫啥货款呢？付不了现金，拖一拖又能咋样？
唉，罢了，不能往下想，成天卖后悔药，这牢就坐不出头。
威：我能理解，您壮年蒙冤，把大好的时光都废了。
霍：我留队１４年，农场只批准回过一次家；加上前面７年，我总共２１年没有出过监狱大门。我在高墙、电网和警察的监管下干了２１年的重体力活！１９８５年，我５７岁，老了，干不动了，农场才按照党的政策“清放”我回原籍。
威：按字面理解，“留队就业”既不是服刑，就应该算参加工作，有退休金的。
霍：从未听说过。我只记得一条老光棍被踢出农场时，浑身皮包骨头，一根筋，连走路也晃晃悠悠的。没家没地没钱，我往哪儿去？但我晓得，冤还没申，气还没出，天子都换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我突然有个感觉：当年所以把我强制留队，肯定是某些人怕我在外面到处申诉、上访，制造麻烦。
威：老先生，您这案子若要放现在，不仅判不了刑，您还能反过去告他们侵吞私人财产；但在６４年的社教运动中，比您冤的大有人在。我曾经看过一则《人民日报》的老新闻：某个地主婆为了讨好新上任的贫农生产队长，私下送去几个粽子，并提出义务替队长妻子照顾小孩。不料，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暗中监视她的人发现，立即上纲上线。于是，倒霉的地主婆成了“腐蚀、拉拢革命干部”的罪犯，被判刑劳改。在为此而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老贫农这样帮助差点失足的队长：“我们一眼就看透了某某的鬼胎，可是你还蒙在鼓里。原因是大家脑子里有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
霍：在老毛时期，啥都朝政治上靠，所以不奇怪。
威：您呢？
霍：我不同，所以我上访了１８年，从老毛，到老邓，再到老江老胡。象你刚说的地主、贫农以及阶级、成分，一转眼全没有了，取消了，平反了。如今回忆，这一切似乎发生在几百年前。可我呢，还在老江老胡手里为老毛手里搞出的冤情奔波。
威：这么简单的案子，这么多年就没进展？
霍：１９９０年，三台县法院复查过一次，“维持原判”。１９９７年，两位大好人仗义免费替我打官司，他们是三台县齐民律师事务所邹光新律师和三台县法院副院长邓烈文。两位恩人不辞劳苦，下乡走访了大量知情的干部、群众，进行取证，并将结果写成书面报告，上交有关部门。
威：咋样？
霍：杳无音讯。邓院长和邹律师多次找县法院交涉，催促尽快办理，但他们总是踢皮球。
威：一个屁大的县法院还踢皮球？
霍：当年判案的卷宗找不到了，所以就失去平反的依据。
威：那１９９０年“维持原判”的依据又从何而来？
霍：啥时有案卷，啥时没案卷，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跟变魔术一样。为此，邓院长于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３日电话联系省高院，经系统内查询，才知道相关资料已转至绵阳市中院；而中院则回答说，早在９４年２月２０日就已退回去存档了。无奈，邓院长又亲自去县法院，利用老关系查阅９４年和９５年的全部案卷，均无收获。
威：这是渎职，您可以据《行政诉讼法》告他们。不过，这案子也够蹊跷；先是以“骗领公款”的罪名判您的刑，接着这公款又以集资修电厂的名义“不知去向”，具体经办人“都不清楚”。而几十年后，连案卷都不翼而飞，似乎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霍：邓院长曾对某报记者公开表示：按照中央纠正冤假错案“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当年判我的主罪是“骗领公款”，而后来的事实却否定了；主罪都不成立，我当然该平反，获得赔偿。
威：又过去好几年了。
霍：７５岁了，耗不了多久。我在这省高院门前擦鞋，也是不得已。许多上访的还年轻，路还长，我可是黄泉路近。冷、饿、挨骂，甚至受点皮肉伤都没啥，可最近这次，警察也打得太狠了，尽朝腰和腿上踢。我只有一双手，护得了脑袋抱不了腰，我直喊：“腰腿整不得，本钱收不得嘛。”我怀疑，他们动手了，不让我活了。因为我不在人世，就不用平反了。
威：他们是谁？
霍：不晓得。这辈子，我没惹过谁，没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但明里暗里，总有人和我过不去。眼看平反有望，可又一直拖着。
威：所以您要尽可能地保重自己，开朗些，就算赌一条老命吧。
霍：争取吧，努力吧，我现在最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两眼一闭，不完也完了。
附录：三台县齐民律师事务所律师邹光新、三台县法院副院长邓烈文关于请求重新复查霍海仲骗领公款一案的报告（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略）
57饿死的人与打死的人-四川某县殡仪馆遗体整容师张道陵
我是这个殡仪馆的首批职工，一九五七年美专刚毕业就来了。当时正反右，如不服从组织分配，就极可能成右倾份子。
政治挂帅是时代潮流，政治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第一职业。一九五八年大炼钢最火的时候，群众竟上门建议把焚尸炉改造成铸钢炉，说反正你们一年也烧不了几具尸，还不如多炼钢铁为“超英赶美”做贡献。馆长解释说，两种炉子的设计不一样，群众不相信，认为炼人和炼钢是一回事，就以反对大跃进为罪名，把馆长抓起来，还抢着向馆里运矿石和焦炭，幸好县委书记亲自赶来，才说服大伙，并应允在院里建土法上马的小高炉。这下殡仪馆热闹了，人没烧，废铁倒炼出不少。我在人山人海中瞎忙乎，与我现在的老婆对上眼了，她是共青团员，当时早忘记我是干遗体整容的。
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个县饿死了好几万人，别说埋，就棺材也做不赢，只能裹一床草席朝这儿送。一九六○年下半，我们就忙不赢，开始加夜班了，那时不像现在，电钮一按，就自动传送、关闸、焚烧出骨灰。那时烧死人是力气活儿，抱着朝里送，有时电刀跳闸，火苗子提前冲起来，还薰你个大黑脸，再加死者亲属在外面哭哭啼啼，使你觉得自己是刽子手。
开始，我还把（尸体）吐出来的舌头送回嘴里，塞进一坨棉花让腮帮子鼓起来，后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你感觉那是一捆接一捆的柴火就行了。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青黄不接，成百上千的人满山遍野地转悠，捡到什么都朝嘴里填。树皮、草根、野菜，甚至昆虫。当然，荒山秃岭的，能捡到什么好东西。
有的人在山上转着转着，就扑地栽倒，永远起不来了。我们把县里配备的收尸卡车停在山脚公路边，等基干民兵押着一串串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上坡捡尸。五类份子也饿得不行，不发馒头就把脑袋一抱，身子一缩，任你枪托怎么乱捣也不上。于是，我们支书发明了抛尸法，即用一根长绳连好几具尸体，利用互相之间的牵引力，转翻朝下面抛，果然省了不少力气。
县里特别重视我们这种单位，人与炉子都不能出故障。到了一九六二年初，人吃人的现象终于出现了，从山上运回的尸首，大都肢离破碎，大腿、膀子、肩背和屁股的肉都被卸去了，领导尽快处理掉。那时民兵昼伏夜出，也抓了几个吃人狂，判了刑。你猜他们吃人的理由是什么？不是因为人肉香，而是因为糠馍和观音土积在体内，下腹坠震，拉不出屎，需要人肉润肠。
我天生就是做这个的材料。文革武斗当中，这儿也是够热闹的，三天两头，有裹着红旗的尸体送进来，红卫兵拿枪逼着我为他们的战友整容。有的尸体一下池子，水就成了殷红色。捞上来，把身上钢钉捅的眼儿用橡皮膏一贴，再换军装。有个红卫兵头头，大约是被对手当胸一刺刀，死了还咬牙切齿，眼珠瞪出了眼眶之外，我按了半响不进去，只好用大号夹子把眼皮封住定型。而那嘴巴更闭得比城门还紧，我用改刀撬不开，就使出开口器，把大牙都给他顶裂了。
我这钳工却差点被那鸟嘴给薰昏了。我拿牙刷一挑，一窝蛆滚了出来，原来舌头烂掉了。我急忙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最后才回来仔细给他刷牙，我一壶接一壶朝里面灌腐剂，这那是整容，我在洗厕所呢。我耗了一下午，那张愤怒的面孔终于浮现出大家所熟悉的微笑。红卫兵们被我的认真劲感动了，硬把红袖章给我套上，在喊了几句“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还把我发展成组织成员。
我不喜欢有关死人的电影，还是喜剧片好，笑一笑，十年少。我真正对死者动感情的时候只有一次，一个小女孩遭车祸，送到这儿来时，半个脑袋都没了。我抚摸着她的小身子，感到心里挺酸的。我赶走洗尸工，还原她那可爱的小模样，用硅胶把那淘空了的后脑勺填满，再把药水处理过的头皮整个蒙上去。我一根根地清理她的头发，扎了粗粗的马尾巴独瓣，粉和胭脂淡淡地涂上后，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家伙光彩照人冲我笑。我还给她刷了法国的睫毛油，使那眼睛深遽得不见底。我着迷地工作，连领导敲门也没听见。你猜，我样费尽心血创作艺术品，结果怎样？
灵堂里所有的人，都抱着这可爱的小天使，又哭又亲。我躲在一边，我不敢奢望有人想起我，给我递一杯水。我只暗暗祈祷上苍，让我的创造物留得长一些，至少再留一夜，让我独自再多看几眼，给她献点花和玩具。然而，她却那么快进了焚尸炉！我离开她才一个小时！我害怕与谁建立感情，猫狗也一样。一旦处久了，有一天它们要永远离开你了，你就会难过。那么多好人，漂亮的人、无辜的人都死去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化妆，恢复一种短暂的假像。我再不愿失去什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不断地丢失东西，上了岁数，你环视四周，会发觉已丢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