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说来话就长了，古籍上记载的多如牛毛的“查抄家产”的案例不用提，近代不用提，单就说“新社会”这几十年，在大小数百次的政治运动中，我国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恐怕都被抄过。巴金先生曾公开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以为范围过于狭窄，有那么一天，这块土地上会耸起一座政治运动博物馆，而文革只是它的一个分馆；人们还将树起一座“思想犯罪纪念碑”，以取代目前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诞生于未来的新的纪念碑上，将镌刻几千万个思想罪犯的名字，每个名字都用一滴水晶之泪包裹，远远望去，那不是一座碑，而是一匹用永恒泪珠堆垒起来的寒光闪射的山丘。但愿廖亦武的名字也在其中，你找不着没关系，他已融化在那段历史中了。
我还认定，在几十年后的政治运动博物馆里，抄家、监禁、批斗都该列为单独的学科，至少要有专门的课题，例如“抄家学”——如此浩若烟海的工程，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鉴别和研究，就将动用上千名教授及勤杂人员，其学术规模不会亚于北大。
老威：你这是由专制机器压榨出来的诗人想象，落不到实处。因为以此类推，中国将来会凭空竖起各种名目的博物馆和纪念碑，如“土改纪念碑”，“三反五反纪念碑”，“胡风案纪念碑”，反右、四清、大跃进、大饥荒纪念碑，更少不了文革、四五、自由化或六四纪念碑，你目前在搞民间冤案，是否也要弄个中国底层或冤案纪念碑？当然，法轮功、民主党、藏独、疆独，碑馆都不能缺。总之，欠一笔帐立一座碑，我党目前已一屁股烂帐，那要立多少碑？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碑林中还活不活？
廖亦武：你比我还有想象力，可惜，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人的本能，你看我，被搜了没两天，案还没了结，却已经嬉皮笑脸与你站在这儿了。人们讨厌述苦，同样的苦水多倒几遍，人家心里就暗暗骂你是“祥林嫂”，老讲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我家三代都被抄过家，我爷爷是个老地主，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吝啬。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80多岁，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乡村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爸爸说，50年土改，爷爷这倒霉蛋刚累死累活地挣够了40亩田产，上了政策线，就被工作组和乡亲们一致推选为地主。而同根同脉的三爷因抽鸦片败光了家产，却光荣地成为贫农。还领着大群人查抄了哥哥的家。
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都充公，并重新分配给穷人；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兰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20多年前死于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地契烧了，《土地证》重新颁发，妈妈当时刚生了姐姐飞飞，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国民党将军的四舅又逃到这儿，找到了妈妈。我不明白这一切如何收的场，只知道妈妈从此十分痛恨爸爸的故乡——盐亭，他们俩吵了一辈子，每一次，妈妈的开场白总是：“狗日的盐亭乡巴佬，害了我一辈子。”
1999年，我结婚没多久，四舅因脑溢血去世，整理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后来改嫁的四舅母陈挽礼于1980年4月9日写给他的信，称：“50年5月前后，新都派出所侯所长和一位姓杜的干部派人从我这里取走金壳手表一只，黄金四两，这几样东西系你送我的，表是在重庆用100块银元买的。
“取走以上物品的事，当时在新都派出所的干部中都可能知道。时日长远，也没有什么证明，好在你的事在新都派出所是立案的，我想不难追查吧。我仅提供以上情况，可以为你作证。”
老威：你四舅的家也被抄过了？
廖亦武：以他的身份，被抄家是必然的，但抄去的东西看来并没入库，而是落入私人腰包。30年后，四舅母仍愿出面为作为释放战犯的四舅作证，可见对查抄家产的印象已深入骨髓。现在，我家老一辈子中，只剩下妈妈，我曾好多次提起早年抄家的话题，她都不搭理。
老威：一笔令人颤栗的糊涂帐。
廖亦武：廖家幸好出了我这么个文人，能够在文字中捕捉些蛛丝马迹。到了文革，我七、八岁，就能记住事了。文革是精神革命，蔑视财产，所以查抄的主要对象，除了臭老九，就是古今中外的书。我爸爸被抄家是因为他教书教得太好，特别是讲授刘邓路线的第三号人物陶铸的名篇《松树的风格》，堪称一绝。于是，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份子，挨批斗，天天写认罪材料。爸爸当时月薪50多元，要养4个孩子，所以没任何积蓄，红卫兵抄家时，的确比解放初期的穷人和警察都廉洁，他们把家里搅了个底朝天，却只将爸爸的书本成筐成筐地朝外抬，其中包括大量教案和备课本。他们在学校操场上，集中销毁封、资、修，一把火烧了近一个小时。接着，趁热打铁召开批判大会，爸爸被揪上台，与校长、主任和其它牛鬼蛇神一道，挂黑牌，弯腰九十度。而我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木木地站在家门口，边吃指头边看几个红卫兵在墙上刷“打倒×××”的巨幅标语。
老威：类似的抄家在文革中相当普遍，毛泽东和鲁迅之外的东西，大约有90%属于禁书。在你编的《沉沦的圣殿》里，叙述了残疾收藏家赵一凡被逮捕并抄家的经过：“1975年1月28日，大批公安人员突然包围了赵家，并从‘罪犯’家中搜出大批‘文学罪证’，据若干当事者证明，这批‘罪证’内容庞杂，卷轶浩繁。包括解放前后的多种报刊；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资料；文革大字报、标语、红卫兵战报、演讲稿及各类文献；思想、文学通信；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作为地下读物流传的政治小道消息、手抄本小说和诗歌……
其数量之巨，时间跨度之长，涉及领域之广，为世所罕见。
“目击者称，警察忙碌了一夜，才用三辆130型国产货车将那堆积如山的的‘社会资料库’满载，然后远去。”
廖亦武：在这一厚本挖掘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人的书中，最令我心动的却是不写诗的赵一凡，他是近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收藏家，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一个残疾人，一点一滴搜集了那么多地下读物，他死之后，这一脉单传的香火就断了，没人再继续默默搜集这个时代的地下文化史料。可惜，这本书仍有缺憾，第一，最后一校没来得及，错别字多；第二，一些当事人的采访没有做—
—1998年9月8日，十几名警车突袭了我在北京的暂住地，抄家之后，将我带到西城公安分局审问了一夜，并勒令我次日离京。
蒙赵一凡在天之灵保佑，我事先有预感，转移了编书的大量资料和采访录音，因此除了几本违禁书籍，几乎没受损失。我与赵一凡的罪名都是反革命，区别是他“传播禁书”，我“传播反动录音带”；他参加莫须有的反动组织“第四国际”，我拼凑了“《安魂》剧组”。
老威：还是回到你自己经历的抄家吧，否则几天几夜都谈不出结果。
廖亦武：其实在89之前，四川许多地下诗人的家都被抄过，那时地下诗刊发行渠道畅通，影响很广，因此，公安机关专门建立了地下诗人档案，象周伦右、石光华、万夏、宋炜等均列其中。87年我在涪陵地区艺术馆当创作员，曾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把馆办刊物《巴国文风》弄成《巴蜀现代诗群》。我忙碌了两个月，天天跑印刷厂，亲自动手捡铅字、搬字盘，可在刊物出笼的当天，几十名警察突袭印刷厂。当时我正在二楼喜孜孜地审阅样书、监督装订，楼下警报呜呜响开了。眼看无路可逃，我急中生智，抓起一本还没装订的诗刊，推开窗就跳楼。幸好楼下是条土巷，我摔得浑身稀泥，却没受伤。我没命地狂奔，到了码头，才回头侦察有无追兵。
我乘船转车，一路颠簸逃到重庆北碚周忠陵家，他是当地打字作坊的老板，所以很轻松地把唯一的母本复印装订了几十套，快速分寄全国各地诗码头，内夹我十万火急的亲笔鸡毛信。结果，每位得到子本的黑道诗友均如获至宝，满怀悲壮地再掏腰包复印——于是更多的“孙子本”投寄出去，并呈几何数字无休无止地增长、传播，直到字迹模糊，众多诗歌高热份子仍不肯罢手。
我传奇英雄一般在外混吃混喝几个月，回到单位时，政治风向已转。但得知：
印刷厂于案发日被公安局踩平，厂长下课，两千本诗刊被拉回文化局，永远封存。我家也象征性地搜过，前妻说：领头的警官爱诗写诗，正暗地追我的星，因此带几个新警察入门在几间屋晃悠了一圈，就回去交差。
老威：虽然你的跳楼动作生猛，但只是虚惊一场，不算抄家吧。
廖亦武：我讲的这一段，跟我后来的东窗事发有直接关系，因为《大屠杀》写作和朗诵的现场证人，我的加拿大同案犯戴迈河正是偶然在刘晓波家里得到那本孙子代复印诗刊，才给我写信，并且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此后两年，他经常在我家免费吃住，直到六四凌晨，我用他的录音机配乐，进行了声泪俱下的“犯罪”。
《大屠杀》的母带有两盘，我和他各一盘，分别在不同的地域传播着。90年3月，我和一批同行拍摄了它的姐妹篇《安魂》，我是主演和原著者，16日，国家安全部门袭击了我们，整个《安魂》剧组全军覆灭。
至此我方见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威力，长达十几年的诗歌梦转眼破产。上午十点多钟，我背着《大屠杀》《安魂》等罪证，从重庆沙坪坝搭公共汽车至牛角沱，正要横穿马路，转车去火车站，却听见有人叫“廖亦武”。我本能地回头张望，却见一群穿军用雨衣的人从四面八方扑过来。
背包拿走了，我被反剪双臂上铐，然后塞进警车后座，一个特务在旁边咬牙切齿地揩鼻血，我下意识的挥拳击中了他。“你敢反抗！”他咆哮了几声，就抓住我的背铐狠捏，直到带齿的钢圈箍入我的肉里。前排副驾坐着个胖子，正用步话机喊道：“一号落网，押往松山。”
接下来的场景我在记实作品《证词》里写过，这一回，所有同案犯的家都被抄了。摄像曾磊是上尉军官，上过老山前线，时为三军医大电教中心的负责人。
16号凌晨，他与导演万夏共同剪辑完成《安魂》，并让我审看了一遍，确定再无修改，方定稿，分配母带，熄灯睡觉。
象工兵探雷，几十名警察将电教中心和曾磊宿舍来回地筛。据说，临上车前，曾磊和万夏都用带铐的双手捧着一摞录相带和书，任摄影特务拍“犯罪照”。
两人目光呆滞，嘴角还有几星牙膏沫子。罪证装了满满一面包车，曾磊所有的摄像作品、资料带、书刊、信件、照片、化装油彩、服装道具在其中。
刘太亨、万夏、周忠陵、巴铁、苟明军、李亚伟、石光华等20余人分散在四川各地的家都先后被抄，无以数计的文学艺术类私人物品都充公，进了罪犯档案。周忠陵家藏书丰富，警察把两米多高的大书柜稀里哗啦掏空，搜查时就在几尺厚的书籍上踩来踩去。诗评家巴铁损失了多年搜集的所有先锋诗歌资料、笔记、书刊和文人通信，在关押两年出狱后，遂心灰意冷，逃离了自己钟情了半辈子的文字。
我家和岳父母家都光顾过了。三天之内，我在地区艺术馆内的住宅被搜了三次，磁带、像册、阿霞日记、钢笔画、书籍、录音机、手稿均统统搬走，衣柜、书柜、沙发、床、桌子全被掀翻，用铁棍捅出窟窿。阿霞当时已身孕三个月，却被带走，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里达40多天，日日提讯，逼她揭发自己的丈夫。保释回家之际，她患上较严重的肺病，再也无法在家里呆下去。因为据邻居讲，毛贼已经翻墙入室多次，把警察挑剩的东西都卷走了——首饰、衣物、各种摆设与电器等等。穿衣镜和床砸得稀烂，还在卧室拉了一泡屎——这大概是贼嫌在我家收入不丰，泄愤所致。
老威：真是世态炎凉，你家邻居也不起来喊抓贼？
廖亦武：白天警察进进出出，晚上家中仍灯火通明，邻居们还以为有人在继续执行公务。阿霞吓坏了——这埋下了日后婚姻破裂的种子。四年后，我刑满开释，企图重操文字旧业，而阿霞一见我摸出小说草稿就惊悚不已，我试图解释几句，她竟双手抱住头，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老威：当年抄家时进行了登记么？有《扣押物品清单》么？
廖亦武：阿霞没提，并且说永远不要提起这事。出狱后不久我们就离婚了。刘太亨也离婚了。他出狱当天就急于破镜重圆，结果被他老婆严辞拒绝。
老威：你到底损失了多少东西？
廖亦武：也是一笔无头帐。我随身携带着80年代的全部手稿，多种录音录相带，袖珍录音机，相册，地下诗集，还有1400多元人民币，都没收了；接着押至歌乐山中的松山收审所，这是离白公馆不远的老牌囚笼，一进去，五个如狼似虎的劳改犯人就扑上来，把我浑身剥得精光。阳历三月的阴雨天，我妓女般赤条条地站在二楼过道里，双手捂着胯间，达好几分钟。而众犯熟练地又抖又捏，将兜里缝里所有的异物搜尽，并抽去腰带，用老虎钳夹掉金属衣扣和裤裆拉链。
接下来，我被众犯踩在地上剃光头。然后受命翘起臀部，为首的犯人用一支竹筷捅进去掏我的屁眼，还装模作样用手电照了照，确定没藏违禁品。
说实话，当时我的泪水都出来了，诗人的尊严被彻底摧毁。当我麻木地罩上衣裤，被锁进监舍时，我已经和里面多个刑事犯没啥区别：塌肩缩头，破鞋套赤脚，倒吸冷气，两手提着无法固定的裤腰。我想自己完蛋了，无可救药了。
老威：毕竟活了下来。
廖亦武：是啊，有时从梦中醒来，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居然还有脸活着！坐牢四年，查监、搜身是家常便饭，被侵犯的次数多了，就象妓女看待嫖客一样，认为人民警察的一切变态要求都挺正常，都属执法的一部分。终于熬到出狱，家破人亡，只能用一根箫挑一个空包回成都，与父母相依为命。但作为打上了烙印的政治犯，只要在国内一天，就无法摆脱传唤和抄家。95年6月，因卷入刘晓波牵头的为六四讨说法的56人签名，被关押了5天，查抄了我在父母家的几平方的窝；95年10月，因企图传递狱中政治犯致国际大赦的呼吁书，被拘留一天，监视居住24天，小说《活下去》的几十万字原稿，《底层》的原始资料以及大量书籍、信件被搜走；97年6月，因创办民刊《知识分子》，被拘传留置一夜，抄家前，有不明身份的人通风报信，我的所有文字被老父亲转移，致使警察无功而返；98年9月，因主编《沉沦的圣殿》，从事了“非法采访”，我在北京的暂住地被抄，次日，我被迫离京；99年2月，因从事《底层访谈录》的资料搜集，惊动国安当局，我在回门婚宴举行的前两小时落入法网，与一位摘除了右肾的江油当地诗人一起，被羁押突审了24小时，随身携带的《底层》原始稿件40余篇和通讯录等被扣。
在若干回抄家和搜查事件中，我觉得社会还是在进步，警察的语言和动作一次比一次文明。其实我晓得，在一个思想犯罪的国家里，一个作家，如果天良未泯，如果试图表达更大范围的真实，那么，写作本身就是制造罪证。我的罪证已经多达几百万字，四川的几代警察都研读过它们。
迄今为止，除了12封私人信件，警察没有退给我任何东西。当大群赳赳武夫闯进门，以法律的名义制服你，并把你的私人空间当作免费超级市场，随意乱钻乱翻，挑挑捡捡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较完整的司法程序，开列扣押清单必须详细，虽然带走的一切几乎回不来了。
老威：哪清单有何价值？
廖亦武：作为物证留下，提醒自己，将来也提醒别人。另外，我喜欢在警察上门时向他们提要求，以取得一种语气上的优势。90年入狱，哪个叫“廖亦武”
的诗人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一个证人站在这里，你搜查我，剥光我，掏我的屁眼，都没关系，我比你们任何警察都有脸面，因为我写着，记录着，反过去搜查着那些肮脏畸形的灵魂。如果有一天，我被剥夺得没法写了，我就吹箫、卖艺，直着嗓门哭和吼。从我的声音里，人们能听出对这个可耻时代的记录、诅咒和全部愤怒。当然，也包含孤独、自恋和忘我的爱——这是我活下去的最好的借口。
11三陪王小姐
采访缘起：
据《华西都市报》载，四川广汉市税务部门正在酝酿向三陪小姐收税的方案，引起轩然大波，专家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三陪小姐在中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给钱，让这些“特殊的商品”接受匿名采访容易，但要她们说实话却相当困难。1996年11月23日深夜，在成都磨子桥的一家夜总会里，我有幸碰上讲究“职业道德”的王小姐，她乐于卖淫，欢迎国家收税，这同通俗电影、小说里逼良为娼的悲剧对照强烈。王小姐自称19岁，我姑且信之。这个行当忌讳真实年龄，令人想起欧美女性也有这种禁忌。
王小姐：先生点歌吗?
老威：不点。
王小姐：跳个舞?
老威：不会。
王小姐：划拳?
老威：我从不划拳。
王小姐：那，我们猜子玩?这很简单，有或无，单或双，输了罚酒。
老威：没兴趣。
王小姐：没兴趣?哪您上这儿来……哦，我明白了，您别急呀。
老威：我凭啥急?
王小姐：先生您别为难我好不好?社会上混的人，随和一点嘛。
老威：对不起，我真的不会玩。除了工作，我的嗜好就是聊天，朋友、陌生人，我能聊，可今天这场合，我还真有点紧张。
王小姐：嘻嘻，做什么都有个第一次嘛，多来多往就不紧张了。
老威：我先付您三百元钱，您陪我聊一会儿，如果话很投机，有了感觉，下面的活儿就好做了。虽然您把肉体当生意，但我还是愿意把相互的好感放在第一位，这同自由市场买东西还是有区别。
王小姐：您可以按质论价嘛。
老威：什么意思?
王小姐：先生出手大方，莫不是喜欢上了我?
老威：睡一觉多少钱?
王小姐：过不过夜?
老威：过夜怎样?不过夜又怎样?
王小姐：不过夜我就马上把这房门反锁，您就将就着在这儿干了。我这是替您着想，免得另开房花冤枉钱，刚刚我悄悄捏了捏您的身子骨，松包肉太多，不是能一干到天亮的主儿。入洞放一炮，您得再加三百。放心，我服务周到，连裤带也替您解了，然后把全鸡全鸭端上来，弄得您的大头和小头都酥得化渣。
老威：我不想另花钱了。
小姐：那我只好替您吹箫，出水算数。
老威：咱们到街上去逛逛吧，透透气，我请您吃宵夜。
王小姐：先生想到别处开房?我提醒先生，这一晌扫黄，公安和联防隔三差五地巡夜拉网查外来人口暂住证。您最好还是在酒店里开房，安全，房价最低可打到七折。经济不景气嘛，这条街的夜总会已垮掉三分之一。
老威：您是满脑子的生意经……今晚上我为了要您这个三陪小姐，包间费几百，酒水200多，出台费100，小费300，已花了差不多1000元了。
王小姐：您是大老板罗，一个人就占一个包间。如果您觉得亏，我就再叫一个姐妹，三人一块玩。在兴头上，随您心意付一点钱就成。报上经常强调职业道德，我们这行的职业道德就是满足客人的所有要求。先生，点歌是免费的，您真的一首也不唱吗?齐豫的《橄榄树》我挺喜欢，“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很适合我们风尘女子。
老威：我平生最恨卡拉OK，日本人发明的后现代娱乐方式，把世界上所有的歌曲都搞成一种节奏，这样，蠢猪也能成为歌星。
王小姐：先生骂人?嘻嘻，太豪放了!您这样有英雄气概的老板适合清唱，我关掉伴奏，用鼻音给您伴奏吧?
老威：您这小姐这会儿才出来点情调，不过，比古代的青楼女子差远了。唐朝的诗人杜牧有诗云：“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幸名”。大意是官场失意的诗人整日醉醺醺的逛江南的窑子，遭遇的都是貌美、轻盈、能在手掌中起舞的女孩。这样一恍十年，就象做梦，这个辜负了无数红尘知己心意的著名嫖客也不知不觉地老了。开始回忆、感叹人生无常了。当然，您这样20来岁，忙于三陪的小姐不会去读唐诗宋词，但是，古装电视剧总看过吧?《水浒》里的京城名妓李师师，琴棋书画样样精，《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吟诗作画都会。懂点知识，从良的机会也多些。
王小姐：先生是大白天说梦话……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莫把书里戏里的东西当真。您刚才说的古代小姐，恐怕连陈希同也没玩过。当然，大人物玩的档次的确比我们高些，但是高在哪儿?高在皮肉上，高在身段、奶子和脸蛋上。中国是个农民大国，中国有十五亿人口，那么多人要工作要吃饭，而您讲的书上的小姐好象都不吃饭，她们吟吟诗，弹弹琴就饱了。先生，我没有讽刺您的意思，您想，即使我又会诗又会画又会弹琴，也没有客人耐烦听，人家花了钱，人家要得到实惠，您不能用这些虚招应付。先生，您是个好人，就是书读得有点迂，我呢，也不是坏人，就是没读什么书，我们俩个加在一块就安逸了，既懂社会又有文化。
老威：您不问我是干啥的?
王小姐：不问。问了您也不会说实话。我呢，不讲普通话，您就能听出我是自贡人。四川农村出外打工的特别多，其实，许多省份，许多城市，连自己地方上的下岗人口都解决不完哪还有多少工拿给你外乡人打?我敢说，全国所有的活路包括三陪都拿给四川人干，也能干下来。四川人特别能吃苦耐劳。我们村，青壮男女都出来了，没本事的人(老幼病残除外)才守在家。我15岁就跟同村的女孩出来，一大群，七八个，下广州。
老威：您是被人贩子拐出来的吧?被卖过吗?
王小姐：我早就知道放飞鸽的事，我没那么傻。到了广州，大家分散开去找活干，到餐馆打零工，包吃住，一个月三百元。但这种活也不太平，客人一醉，就不规矩。老板也经常揩油，摸我屁股。就这样磕磕碰碰了一年，被老板骗上手，做了他的情人。有一天，我们同村的马姐跑来说，你那老板算啥情人，他在免费占你便宜，我给你介绍一位，又年轻，又比他大方。接着马姐就把我领到东莞一家夜总会，混在一群坐台小姐里陪几个年轻人喝酒。我啥也没做，人家就给了我200元。挣钱太容易了。后来酒喝到半夜，我醉成一堆稀泥，被人在一个房间里剥光了。我虽然头重脚轻，但还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就本能地护住下身。那客人倒不粗鲁，他一边捏我奶子一边说：“另加200元炮费，怎么样?”我比了三根指头，他说：“三百就三百。”就骑上来了。第二天清醒，我感到委屈，就找马姐评理。马姐说：“你一晚上啥也没做，就净挣500块!这样弄一年回家，就可以起一栋大房子，比端盘子强多少倍?”
老威：您一干四、五年，也没退役?
王小姐：我被抓过至少八次，每次都罚款几千，您想损失了多少钱?还有坠胎啦、避孕、治病啦，也要花相当的费用，遇上扫黄打非，坐台小姐都得暂避风头。记得有一回，扫黄特别持久，我只好送货上门到厂区，为退休的孤寡老人服务，我联系了十桩业务，为期一月。也就是在一个月中，我得每天为十个广东老头提供性安慰。一人次收25元。这样起早贪黑完成了订货，我挣了7500元。
老威：什么叫性安慰?
王小姐：广义的性行为嘛。搂搂抱抱，摸摸捏捏也算，您想，六、七十岁的老头，有多少炮弹可打?他们最欢迎吹喇叭，有时我恶心死了，还得装出陶醉的样子。
老威：广东挣钱多，您为啥又回四川了?
王小姐：广东人特别精，花了钱，就想方设法折腾。搽油吃药延长交配倒在其次，他们还要求你造型，什么立式、卧式、跪式、拱桥式，像做体操。有一次，一个瘦猴捉住我的脚后跟，撑直双臂，在床沿大大分开，恨不得把我撕成对瓣。我看他在哪儿挺别扭地做动作，忍不住抗议：“你搞自己的老婆也这样?”还有一次，一个肥仔为了拖延时间，搞着搞着又起来开电视，后来瞪大眼睛看见视，也不能分散注意力，这狗日的竟从床边拾起一张过期《参考消息》翻起来，我快被压闭气了，只得一把扯了报纸，将他颠下身体。大不了退他一半炮费。
老威：我以前只知道广东人善吃，没料到还这么善嫖。
王小姐：什么善嫖?纯粹是缺乏嫖德。更加上娱乐业越来越不景气，黑社会的帮派也特别多，什么东北帮、贵州帮、重庆帮、潮汕帮，经常为争夺地盘而拼得你死我活。他们什么违法的事都做，一旦进了局子就自残，割手筋脚筋，吞烧碱。我们不但惹不起他们，而且得受他们管，成为他们的遥钱树。这种人抓了一批又来一批，而我们呢，在公安局和黑社会的夹缝里，我们心里欢迎警察整治流氓恶棍，可世道清明了，我们的生意又难做，夜总会养不起坐台小姐，有时客人与小姐的比例是1∶3，大家就六亲不认，抢生意做，直到把客人吓跑。小姐内部为争客人不知打过多少次……我看得淡，就退出，悄悄回四川。成都的治安还可以，客人也较文明。
老威：您觉得什么客人的钱最好挣?
王小姐：当然是公费三陪。这两年，工作吃喝、工作麻将、工作保龄球已逐渐平淡了，最刺激的还是公费三陪。一长溜小车停在门口，黑压压的肥佬轰进去，人人都要小姐。有时，我们全体出动也应付不了这些炮团，只好由经理传呼其它夜总会小姐救急。每逢此时，我们都象过盛大的节日，因为“老枪”们一般都醉醺醺的，抠不响，我们用不着付出肉体代价就能挣足小费。特别是整个公司、整个科室由领导带队来消费的，特爽。他们叫齐小姐，点几首歌，就像给幼儿园小朋友发糖果，一人几百。有一次，我路过某税务局大门，无意间觉得橱窗内的光荣榜中一张大照片特别眼熟，就停步仔细端详。您猜，我看见了啥?我看见了我的客人!这个昨晚才和我睡过觉的劳模，竟是税务局长!于是我好奇心发作，就上楼拜见。人家当然不认识我了。我坐在办公桌前，哈哈笑起来，眼泪都出来了，真的，我闭不拢嘴。我这个疯子到底被秘书赶跑了，可当我回到家，一摸手袋，里面又多了几百块!您说这钱多好挣?
老威：据我观察，这酒店生意的很大部分是靠坐台小姐，你们也算是这儿的“支柱产业”吧?你觉得酒店收出台费是否合理?
王小姐：酒店为我们提供地盘和客源，收点介绍费天公地道。当然，如果没有我们，这儿的歌厅、包间和客房肯定会冷清得多。可做人不能光为了自己赚钱，得有点奉献精神，这样，大家关系融洽了，就能共同致富。否则，大酒店和夜总会没人光顾，都垮了，我们就只有象旧社会的野鸡，在街头拉打工仔。总的来说，现在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好，解放前，青楼女子好不容易做点生意，老鸡婆就要抢去大半钱，而且客人都是耀武扬威，瞧不起咱们；而今天，有钱为大，只有穷才被人耻笑。所以客人来了，大家是平等的，你的萝卜我的坑，还不都是一个地里出产的东西?
老威：前一段时间，有报纸报道四川某地税务部门试图向三陪小姐征收所得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社会及法律问题专家参与了此事的讨论。您觉得怎么样?您愿意纳税吗?
王小姐：我愿意。国家财政负担那么重，许多下岗工人只拿百把元生活费，象我这种高收入，应该尽点义务。而且，我一旦交了税，我干的事就属于正当的，就没人扫黄了，用不着担惊受怕了。为了便于管理，我们这行还应该发证，至少是健康或卫生许可。在医院检查，身体达标后，方允许从事这种行业。我知道，国外一般是划一个红灯区出来，在红灯区外从事这个活动的属于非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绝对不能这么做。
老威：您还很有头脑。想没想过将来改行做生意?
王小姐：怎么没想过?除非以后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周围都不知道我的来历。最理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又遇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么我一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现在的医学发达，要变成纯情少女容易。不过，这说容易做到难，我还不到21岁，身上已经过了成百上千的男人，早麻木了。我还能爱上谁?再说，一处呆久了，再到另一处真有许多现实困难，别说出成都，出了这酒店我也感到空虚、渺茫。
老威：您做了这么些年，应该有些积蓄了。您可以歇一段时间，试试其它生活方式。
王小姐：生活方式不重要，关键是工作难找。没了饭碗，坐吃山空不行。任何时代都要人作出牺牲，我们付出了代价，下一代就会生活得更好。没想到，我今晚碰上个孔夫子的徒弟，我感到自己的水平也有所提高，您先生大约希望我进尼姑庵吧?
老威：好了，离谱了，我们跳个舞吧。
王小姐：您真的对我没兴趣?不要一出门就后悔。见笑，我多贪了几杯，头有点晕了。
老威：谢谢您为我开眼界。
12百岁和尚灯宽
采访缘起：２００３年的一个阳春下午，我随友人王海文到离成都６０公里左右的崇庆凤栖山游玩，不禁被树荫深处的一座源自隋代的千年佛庙深深吸引。
俗称“古寺”的光严禅院依山势而建，分上古寺和下古寺，信众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殿宇恢宏、香火兴旺的下古寺，而佛法的魂魄却在断柱残塔、荒草凄凄的上古寺。
晚钟低回，天色朦胧，我在恋恋不舍地出门之际，听说了一百零三岁的灯宽法师。从明朝永乐年间的法仁法师往下数，历６００余年，他是寺里的第八代住持。
老人家在成都治病，一直没回来。而我被内心的冲动所驱使，一次次盲目往返，对寺中掌故逐渐烂熟于心。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８日下午，我领着来自法国的摄影师高磊，第五次到古寺，拍了许多与环境水乳交融的个人照片，准备用在即将出版的法译《中国冤案录》里——缘分却悄然而至——我们在即将离开时遇见灯宽和尚的侄儿陈全。我随便问了声：“灯宽在么？”陈全答：“在。”
大喜过望，我们随陈全居士入“四法界”院内的一间普通僧室，拜望了正坐沙发上看电视的灯宽，他戴着毛线帽子，小眼睛，长相平凡，由于年老怕冷，还用着电热烤火器。
在为我们摩顶祝福后，高磊迫不及待地拍了几个胶卷。灯宽耳背，提问需贴着他的耳门大声呼叫，所以第一次访谈借助了陈全的“翻译”和解说。一个多星期后，我再次登门拜佛，由于已混成熟脸，就不再顾及礼数。
在我一声声贴耳呼号中，灯宽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的一生，其间抽了两次叶子烟，吮了一次牛奶。我喜欢他吸烟叶、磕烟灰的举动，这个乡下老头儿，我几乎忘了他是个蒙冤多年，几乎万劫不复的高僧。
他在自己的佛堂里，供奉邓小平的像，他说没有邓小平，古寺的香火就绝了。
我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也点头称是：“佛法在心，你说得没错。”接着，他象许多和尚一样，宣扬积德行善。“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和睦地理，”他说。“还有爱护众生。比如蚊虫要吸你的血，就让它吸个饱。千万莫打耗子，耗子是吉祥物，它要吃点喝点，你就用个碗喂它嘛。嘿，耗子经常钻我的被窝，贴着我的下巴睡，它冷嘛，它缺亲情嘛，它是我的儿女嘛。有一回，这个淘气的儿子，把我用了多年的佛珠拖跑了，我就吓它说：‘耗儿耗儿，佛珠又吃不得，你偷它干啥？再不送回来，我就用灭鼠灵毒你了。’耗子在洞里听见了，一会儿就把珠子还回我脚边。”
我哑然失笑。并在合十祝祷之际，再次敲定下次访问的时间。我明白，百岁老人的故事流逝得太快、太快……。
灯宽：施主来自何方？
老威：成都。这位摄影师从法国来。
灯宽：哦。
老威：我到过五次古寺……
灯宽：哦。
老威；天擦黑，庙门也快关了，我正在说：“今天见不着灯宽老和尚……”
灯宽：哦。
老威：您的侄儿陈全出现了……
灯宽：哦。
老威：您的气色不错……
灯宽：哦。我在成都春熙路住了两个月院，刚回古寺。不算啥病，就是岁数太高，躯壳有点不听使唤。前列腺肥大，堵塞尿道，小便出不来。
老威：目前还正常吧？
灯宽：下面接一根导尿管。过一晌，精神养得足些了，再去开一刀。
老威：饮食呢？
灯宽：随时想起就吮两口，都是稀的。稀饭、鸡汤、鱼汤、菜汤、果汁、牛奶，外加输液瓶，有时一天最多８顿，象婴儿吃奶。
老威：婴儿吃奶？老还小嘛。
灯宽：阿弥托佛。如今我腿脚不灵便，每日除了床上躺一躺，就是坐在这儿，一边数珠子念佛，一边想着自己这一生。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竟不知身处何地何时？何人在身边？哦，我灯宽生于清朝光绪年间，公历１９００年，俗名陈锦荣，７岁就到上古寺出家。我的师父祖润法师是远近闻名的高僧大德，他不仅教修行，还请秀才到庙里教小沙弥们识字读书，历时几年，替我打下了牢固的文化基础。
民国１７年，师父让我步行１００多里，到成都文殊院受戒；随后入禅安大和尚主办的空灵佛学院（又称四川佛学院）做学生；民国１９年毕业，到新都宝光寺修行，师父师爷爷都当过本寺方丈。再后来，转入草堂寺、昭觉寺研修佛法，与众多高僧大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逐渐心明眼亮。
民国３３年，我结束游学回到古寺，任知客师，抗战胜利的次年，升任主持，直到解放。
老威：您是世纪老人，以１９４９年划线，您的一生被裁成了大致对称的两段。而你就这么三言两语，把前半生给潦草打发了？
灯宽：从１００年的这头望那头，三言两语足矣。要不，三天三夜，这口气落了，也说不完。一位师父就够写一部书，使我终身受益的有几十位师父，写不了，也没法说。
老威：怪我多嘴，法师您随意吧。
灯宽：１９５０年解放，接着闹土地改革。有一天，工作组和村里贫下中农们突然涌进庙门，召开群众大会，我被揪出来，划为寺庙大地主和四类份子，接受批斗。他们剥下我的袈裟，一个接一个上台揭发我的罪行，除了不劳而获和封建迷信，还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工作组长不时插话，上纲上线，群众的情绪就越发激昂，口号喊得惊天动地，仿佛不杀我这吃斋念佛的出家人不足以平民愤。
全寺几十名和尚也受我的连累，被宣布为地主，押出来陪斗。后来，批斗会变成了打斗会，几百贫下中农轰地揪住几十个和尚，吐唾沫、煽耳光。
我被民兵捆绑起来，一直拷打到深夜。根据当时的政策，庙里所有的财产没收，寺产（包括庙宇以及周围近千亩近千亩原始森林和几百亩土地）收归国有。
老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寺庙地主”。
灯宽：我当时也懵了，因为出家人四大皆空，地方上改朝换代的俗事，不会去过问。况且这川西平原有上百座佛庙，都是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衣钵传承，没有哪一个住持、方丈认为寺庙是自己的财产。
老威：对，既无私产，哪来的地主？
灯宽：单道这古寺，就始建于隋朝，隋文帝在青城山脉敕封了三十六庵，以常乐寺（古寺原名）为主庙，有上千僧人的规模。后经历代沧桑变故，至明朝，才被朱元璋、朱棣两代君主正式敕名为“光严禅院”。自朱元璋的幺叔悟空和尚往下数，经６００年，我是本寺第八代住持，可谓因果转回。
老威：您能想得通？
灯宽：你只想自己，肯定不通。因为在旧社会，当和尚的绝大部分是穷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干脆就入庙念佛，图个六根清净。可一转眼，成了地主！一天福没享就受这个报应，冤不冤？佛事取缔了，别提念经，就是你的眼睛一闭上或嘴巴一咕嘟，就会被检举上去，当作“封建迷信屡教不改”，挨斗挨打。从土改前到６１年遣返回原籍，我起码被斗过几百次，有时白天种地，晚上挨斗，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老威：您这头“死老虎”被打了十多年，有啥劲？罪状数来数去就那几条。
灯宽：后来就不数罪状，上来就打，就吊，寒鸭凫水可晓得？就是把衣裤剐光，手脚反剪着吊起来。熬不过十分钟，人就昏死了。我的右臂吊脱臼过，至今抬起来都吃力。大冬天，一桶桶冷水从头顶往下灌。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无药医。”那年头就这样子。
老威：您是高僧，能熬得住不偷偷念经？
灯宽：只能在心里念。太难了，袈裟、衣袍、经书都没收、烧毁，连钵也砸了。他们强迫我交１００个金碗，因为有和尚揭发我私藏金银财宝，其中有１００个金碗。我连吃饭家伙都是寺里的，哪有一寸金？交不出，他们就吊打，于是我只好领他们去斋房找金碗，果然在墙角码了１００个，原来是土海碗，一个能装一斤大米，和尚们因此叫“斤碗”。
老威：善哉善哉。
灯宽：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前世的孽报，我不承受，总会落在别人头上，所以到后来，我就习惯了，逆来顺受，不放弃内心的善念。立地也能成佛。
老威：我看过一些历史资料，知道与你经历相似的高僧，仅四川就有好几十。成都文殊院的宽霖法师，在土改中被“革命群众”严刑拷打，手脚砸断，牙齿脱落，直到被折磨得瘫在地上，昏迷不醒，幸而抢救及时，才捡得一条命；昭觉寺的清定法师，因早年投奔黄埔军校等历史问题，在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中被判无期徒刑，渡过２０年的铁窗生涯，１９７５年出狱时已７３岁；重庆狮子山慈云寺住持惟贤法师，因创办佛学院，于１９５４年蒙冤入狱，坐牢近２７年；崇庆县永圣寺的普云法师，土改时被撵出寺院，１９５７年又被划为右派，直到２１年后方重着僧衣……随着住寺高僧的“沦入凡尘”，几乎所有和尚都弃庙还俗，并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灯宽：这是孽报，从５０年解放到７８年宗教政策落实之前，这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孽报，整整２８年，寺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和尚。
老威：可是佛教协会还在。
灯宽：和尚归生产队管，不归佛协管。和尚扫地出门，农民住进庙，世象颠倒了。
到了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不管是和尚还是农民，都不准私自开伙。公共食堂设在半山腰的梅花寨，全生产队的人都去吃。吃完了，就上山挖铁矿，我听天由命，积极报名，生产队长就批准我和十几个和尚参加炼铁。庙里的残垣断壁间也架起了土法上马的高炉。从古到今，这凤栖山上就不产铁，所以当地人不晓得辨认。上面派来个巡回技术员，按图索骥教了几口烟功夫，社员们就摩拳擦掌上山，胡乱捡些沉甸甸的黑石头回来朝炉膛里添。家家户户的锅、铲、瓢、盆、锁、环都搜去炼。和尚没家，为了不当落后分子，就象狗一样，自己耸着鼻子，嗅庙里的香炉、化钱炉、钟、罄、锁、香案的镶边、飞檐翘角上的古铜色，总之，凡是沾点金属的东西都撬的撬、刮的刮、砸的砸，入炉为净。架炭猛熬几昼夜，结果出来的都是怪头怪脑的砣砣。
老威：什么砣砣？
灯宽：有点象粘了许多石头的马蜂窝，凝固冷却以后，用锤子一砸，就全散成黑铁渣渣。大伙就劳神费力做这种事，一个个象喝醉了酒。我呢，被民兵押着，背石头，背炭，呼哧呼哧拉风箱，就是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哑巴。由于从小师教很严，站如松，坐如钟，有童子功护身，所以经得整。其他人都累瘫了，饿绵了，我还能弓步扎在高炉旁，一来一往拉风箱。
老威：当时你快６０了吧？
灯宽：可二、三十岁的人都不如我，社员们私底下给我封了个绰号叫“无根山上的钢铁战士”。
老威：这么说，你已经适应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灯宽：我是追求进步的，但别人不答应。铁炼完了，食堂又只能吃个小半饱，于是生产队就开会斗四类分子作为消遣，没时间没章法，想起就斗。中国这么大，可有户口管着，没地方逃。每次被打得无缝可钻时，我就记起古寺的一段掌故：朱元璋的重孙，明朝的建文帝推行削藩，四太子燕王朱棣就以“请君侧”为由，发动了长达四年的皇位争夺战，结果朱棣夺位登基，成为明成祖，国号“永乐”；而失势的建文帝却转眼失踪，数年后，摇身变为这凤栖山中古寺的和尚。
又过了数年，明成祖派出的东厂特务暗访出废帝下落，火速回报。可就在其下手前夜，建文帝再次失踪，只在其禅房墙壁留下一首诗：“沦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河无声水自流。常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气收；青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东厂特务把壁上遗诗抄下，回禀明成祖；成祖吟罢，不禁潸然泪下，随之挥挥袍袖道：“任他去吧。”于是东厂停止了追杀。
老威：可叹可叹。
灯宽：明朝苛政严刑，东厂和锦衣卫遍及天下，可废帝仍能乘乱藏身于古寺；而如今，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和尚，却想躲也躲不开，孽报嘛。
老威：共产教就是要灭佛灭心，灭一切宗教。
灯宽：灭佛？不可能。谁也做不到。因为佛是水，是空气，是善，是忍让，是人的慧根，国灭了，佛也灭不了。否则我灯宽活不了这么长。
老威：是么？
灯宽：有个姓汪的贫农老太婆，就住在这半山腰，她接济了我好几年。我是敌人，她不敢公开接近，就在地边或田坎假装歇气，用镰刀敲几下，这样，正埋头种地的我就晓得啥意思了。她前脚走，我后脚就扑过去，抓起留在那儿的包谷馍馍就啃。那是６０年正月，生产队已经饿死人了，她却从牙缝里抠下口粮给我，观音菩萨显身嘛。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念经超度汪婆婆。到了６１年，四类份子饿死大半，政府干脆将我遣返，隔房侄儿接我回原籍崇庆县锦江公社，名义上是还俗了，可每日仍不忘着僧衣打坐、念佛。如此虚度似水光阴，还以为这辈子只能干农活、受改造，做没有庙的野和尚，不料山水一转到１９７８年，就有个外乡人跑来对我说，宗教政策已经恢复，可以公开信佛了。
虽然半信半疑，但眼前刹那亮了一道光，这是佛祖在开悟我了。白天不敢露声色，因为阶级斗争还在搞，生产队一旦晓得封建迷信死灰复燃，肯定又要开批斗会。只好半夜三更爬起床，把脑壳伸出门打探一番，才上路。我跑一阵，走一阵，一百多里，第二天中午就到成都。直接投文殊院，里面已聚了几十位破落和尚，都是川西坝子各寺各庙的方丈、主持，各自提起九死一生的“农禅”改造经历，唏嘘不已。
我在文殊院住了几年，任金刚上士，主持佛事。由于放焰口（超度灵魂）的本事过硬，在信徒中逐渐有了感召力。１９８４年阴历７月１５，我被迎回光严禅院，重继香火，山上山下，聚了一万多人，鞭炮响了一阵又一阵，那炮烟象雾一样罩住古寺，久久不散；更有唢呐、锣鼓助兴，真比过节还要隆重热闹。
老威：这一年，您已经８４岁，算一位能洞穿世象的高僧了，从辉煌的云烟中回首过去，您的得失如何？
灯宽：来不及想，因为我已风烛残年，而古寺处处残垣断壁，荒草凄凄，连一间不漏雨的屋都没有。我和师弟灯可领着几十和尚、居士，三个人挤一张床，或者就铺油布睡地下，蛇和耗子经常钻进来，有弟子害怕，我就说：“耗子也冷嘛，让它拱进被窝睡。”我从小与耗子有缘，哪怕是脱了毛的老耗子，我也经常用心窝暖它，用我的饭碗喂它……唉，这辈子挨了几百次批斗，各种苦头都吃了，可人还在，慈悲心肠还在嘛……人还在有啥用？无力回天嘛。
老威：法师不必感叹，这千年古寺能恢复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灯宽：施主你误解了。你这年纪，当然不晓得原先古寺的规模。上古寺去过了吧？
老威：去过了。
灯宽：接引殿、韦陀庙都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在燃灯殿上头，是历代祖师的塔林。
塔林正中是悟空祖师——明太祖朱元璋的幺叔，他早年就看空红尘，虔心向佛；在永乐皇帝登基，废帝朱允文潜逃以后，他从印度、西藏云游至此，豁然开朗，遂剃度出家，法号“法仁”，赐号“悟空”。由于法仁住持的密宗修行博大精深，在他成正果、盘膝圆寂后，肉身被供入“悟空灵塔”，历５５０余年，不朽不坏，为光严禅院之头号镇寺佛宝。
老威：我在悟空灵塔前至少站了一刻钟，神龛是空的，塔身颓败，连两边的对联都模糊了。
灯宽：两边的对联是“从今日回头大悟，是浮云过眼皆空”，联隐“悟空”。土改时，村上的民兵连长率领一彪人马进庙破除迷信，从下古寺砸到上古寺，最后来到灵塔前。民兵连长举起日本三八枪刺刀，喊了一声杀，照准悟空祖师的肉身捅过去。这中了邪魔的可怜的人连戳了几十下，肉身就烂了。一伙人糟蹋够了，留下满地零碎在塔前就走，到了下午，当他们押着和尚去“胜利成果”跟前受教育时，肉身早风化成一滩水，浸入了地里，一些干干净净的碎白骨摆在哪儿。我强忍着眼泪，在下半夜上山，收拾祖师的遗骨。据说祖师有西藏人的血统，身材高大，骨头比普通人长得多，旧社会，当地人都称他的肉身为“蛮娘娘”。我心痛，但不能说，只能偷偷用青篾筐把遗骨一点不漏地装好，没法藏，就花了很大力气吊在观音殿的梁上，以为万无一失。
不料到了文革，天下都在造反，破四旧，古寺的大雄宝殿、观音殿、财神、韦陀、接引、燃灯诸庙，全遭毁坏。由于悟空和尚主持本寺，他的侄孙——明朝永乐皇帝敕封了诸多佛宝，其中包括《洪武南藏》孤本经书一部，共６７８函，７０００多卷，总重量有三吨多；皇锅一对，永乐帝亲赐，为生铁铸造，高约１·６５米，直径为２·１米，可供２０００余和尚吃饭，此皇器只在传戒或重大佛事活动时使用；半副鸾驾，为皇后、王爷出宫时开道的标志之物；龙凤旗，帝、后出宫的开道之物；琉璃瓦大殿５座；明太祖朱元璋的御书“纯正不曲”等等。
老威：都毁了？！
灯宽：除了《洪武南藏》被崇庆第一任县长姚体信组织人马，在解放初期运到成都保存外，其它都难逃劫数。生铁皇锅在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时被砸烂，送去回炉了，皇锅太大太厚，砸它时，一窝蜂上来几十个壮劳力，在灶台上下，抡起二锤，象开山打石头，那一阵阵回响，隔几座山都能听见。
要炼化这些古铁，不容易，满山遍野的人，把树砍运回来，烧成炭，才能炼钢铁，因为炭火的温度比柴火高几百度。这周围的古林子，从小陪我念经学佛，都是些名贵树种，银杏、楠木、红豆木、古柏、古杉等等，近千亩，都砍的砍，伐的伐，弄来炼铁。现在你能看见的那棵千年古楠，就因为长在峭壁上，人够不着，才没砍成。来的人都夸它漂亮，千载难遇，却不晓得在寺中七棵三人合抱的古楠中，它是最丑最不成材的。
接着是文革，连摆摆样子的和尚都不准存在了。观音殿被拆，我吊在正梁上的祖师遗骨自然摔下来，失踪了。有一次，我跑回来躲在山上，远远望见几座琉璃瓦盖的殿顶，密密麻麻坐满了人，啥子“战斗队”的红旗在迎风飘扬，那些人排排坐着，一脚一脚朝下蹬瓦。还唱歌，仿佛那些皇帝亲赐的几百年古瓦的破碎声在伴奏，令他们越蹬越高兴。
瓦蹬空了，殿顶就亮了出来，人们又坠下地砸佛像，用绳子套住大雄宝殿的柱子，一根接一根地拉。几十百把人，喊着号子，舞着小红旗，一起使劲，从上午拉到天黑，把８根柱子都拉垮了，摔在台阶上，断成好几节。这些石柱都是古迹，现在都摆在山上，柱身有各朝各代名家题的楹联，最晚的是四川第一代督军尹昌衡的对联，看以后能不能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