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你老婆干啥的？
【营】：她在布鞋厂扎了二十多年鞋底，现在也面临下岗。布鞋不好销，就改做运动鞋与皮鞋，还不好销，就开职工大会，把鞋折算成工资分配给大家。这一晌街头巷尾，都走动着我老婆这类皮鞋推销员。我住了三天院，就赶紧逃跑，再也医不起了。各种医疗费加起来２０００多块，我老婆要卖差不多１００双鞋！
【威】：你就不能找点正经的事做？
【营】：我在厂里是车工，在机床上重复弄同一类部件，机芯啦轴杆啦，一干二十来年，搞得除了车床啥都不懂。后来厂子被私人老板收购了，一个五十年代建起来的老厂，老先进单位，几百万就卖了。私人老板接管我们之后，原来想马上来个全体下岗，他只需要把老厂子的地皮再转手卖掉，就可以净赚千把万，但是遭到几百名职工的抵制，半数以上的工人干脆住进厂里守着，谁也不许动厂房和机器。
【威】：你们原来的上级领导呢？
【营】：厂长、经理、书记，一个都不见。他们肯定与私人老板有猫腻，得了好处，所以趁上面政策放宽，就急匆匆把国有资产处理了，历朝历代，都是剐平头百姓肥当官的。我们被死去活来拖了两年，减员百分之七十，剩下的几个月不发工资。东郊邻近的几个信箱厂矿，连年亏损，职工处境也和我们差不多，但人家级别高，人多势众，惹急了，就上街请愿。为拖欠工资问题，几千人规模都闹过几次，引来了防暴警察，两个架一个地驱散。年轻人好对付，关几天就老实了。可老头老太太满眼泪水一喊：“我们要吃饭！”连警察也心软了，提着根警棍楞在那儿。我们这种百人小厂，不敢闹，人穷，耗不下去，就只有散。我一个车工，流落到社会，能干啥，４０多岁就成废物了。文凭没有，本事没有，拿《下岗证》到人才市场登记，遭尽白眼。我十几岁进轴承厂，积极进步，入团入党当先进，把一切献给社会主义事业，转眼风向就变了，工人阶级既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反而成了被人踢来踢去的贱民。除非有特长，现在的用人单位一般要大专学历，３５岁以下。我完了，这辈子搭进去了，连看大门都没资格。如果在旧社会，我还可以赖在这里盼解放军进城，现在谁来解放我？
【威】：你没有退休金？
【营】：一次性领了两万块，一分钱都不敢用。
【威】：为啥？
【营】：这年头，万一有个病有个灾，谁管你？再说我女儿上学……
【威】：你女儿多大了？
【营】：１６岁，上高中，一学期要交好几千。
【威】：老哥，你真的不容易啊。
【营】：我女儿老实，是块读书的料，我不能委屈她。我就是砸锅卖铁，变泥鳅钻洞，也要送孩子考大学。
【威】：现在供一个大学生，要花好几万。
【营】：又回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干这个，也是迫不得已。
【威】：你干这个多久了？
【营】：三个月了。自从上次拦汽车被打断手腕，一直就吊着。
【威】：你玩苦肉计挣了多少钱？
【营】：几千块。
【威】：几千块？！你还要玩多久，才能挣够孩子的学费呢？
【营】：不晓得，我盼着有一天能撞上个大买主。
【威】：不可能。
【营】：这是乱世，啥子不可能？我那次挡车不成折断手杆，从医院逃跑，刚拢家门，就刷地穿过来一个冒失鬼，自行车笼头扯住我的绷带。这下不得了，我痛得翻了个滚，把住车轮，大喊赔钱。街坊邻居围上来，自然偏向我。
你猜咋样，不到２０分钟，那没用的小子就投降了，掏了２００元医药费。这钱到手太容易，兴奋得我灵感大发，就立即甩开老婆娃儿，躲一个背静处拆了绷带和夹板。难熬啊，伤口一痛一冒汗，内衣内裤全湿，整个人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止痛片都吃麻木了，看来真正见效的止痛片是精神，是挤在人堆中盯买主，只要车上身，屁股一坠地，那股要死要活的泼劲就轰地上来，钱永远都比痛重要，哪怕你现在砍我一刀，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拿钱来”，而不是报警、上医院，或者回敬你一刀。骨折是钱害的，猪狗不如的生活也因为没钱，只要朝深处想，假戏就越演越真。感觉到位，手伤又装不出来，进医院粗略一检查，几百元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就有了。精神损失费往往是虚张声势，没个谱，人家能出血当然好，不出血也不勉强。软磨硬逼的讨债还价进行到最后，我往往会很慷慨地表示：“精神损失费就免了吧，下次骑车小心点。”
【威】：谁会吃你这一套？
【营】：只要拖时间，检查了，不马上照片，十有八九生意就做成了。两三天没有进账，我就心如猫抓，骨伤剧痛，吃一把止痛片也不管用。唉，告诉你，目前这手腕的痛经常在半夜三更一股一股朝上窜，前天我去骨科医院检查，专家说，骨折的部位已经变形了，要还原，就得动手术，把增生的东西挫掉。全部疗程要好几个月，费用起码上万，我治不起，只好破罐子破摔。顶多半年吧，这条膀子就报废了，丧失了劳动力，也祸害不了人。这辈子活够了，再挤在世上，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消耗空气。与其把老婆娃儿拖着一块儿受罪，不如跑远点，找个风景区安乐死。报废的日子不远了，我现在被一个无形的追魂讨债鬼押着，风雨无阻，日夜兼程，要把这生意进行到底。可惜这个城市，晓得玩这种把戏的越来越多，生意有难度，不保险了。前些天有个农村娃娃，为做生意，用砖头砸了手腕。可第一次上五块石扑自行车，就穿帮了。于是被过路群众打得满地爬，恐怕这辈子，那娃娃的内伤治不好了。
【威】：你被打过么？
【营】：被扭送过派出所，关几小时完事。我是真伤，与砖头、棍棒制造的伤不同；我又是资格的本市下岗工人，与来这儿抢饭碗的棒棒军更不一样，警察能咋样？
【威】：说得轻松！万一让你家里领人，老脸就丢大了。
【营】：老婆与我一条战线，把女儿瞒住就行。
【威】：你老婆咋看你？
【营】：女人家，除了哭，还有啥主见？没办法呀。这种生意，单枪匹马已干不成了，必须有帮腔的，声势才造得大，但是事后许多人都得从你手里分钱，他妈的。
【威】：你没尝试过干点别的？你这是团伙诈骗，够判刑的呀。
【营】：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的帮腔之一就是个劳改犯，他说我这号的进去了，也干不动体力活，还不是养老，办保外就医。目前我啥都不怕，就怕亏了我女儿，她胆小，爱面子，我怕她将来对付不了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本来下岗后，我去石板滩买了一辆偏三轮，准备卖体力挣钱。那天傍晚我高高兴兴的，拉着老婆回家，不料斜着横过来一辆交警摩托，不由分说要收车。我拿出《下岗证》不行，我喊“我们是俩口子”也不行，还惹起一阵哄笑。老婆又哭又闹，赖在车上不下来，交警叫来几个民工，把车端起来朝外倒。他妈的，认了认了，不就一百多元钱么。
【威】：这交警咋总跟偏三轮过不去？我不明白，警察每天都在搜缴，并且一缴就是几卡车，堆得冒尖尖，可这偏三轮就是弄不绝，并且还满城转。昨天晚上，二环路口全是人，把街扎断了，交通堵塞几个小时，１１０、１１９、交警大队全都齐了，可就是疏散不开。汽车拖着长龙，最后群众和警察展开了你进我退的拉锯战，连车缝里都涌着黑压压的脑袋。我和老婆刚好骑车路过，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拉偏三轮的被交警打了一顿。本来这跟家常便饭一般正常，可这个偏三轮太犟，打不服，还要缠着论理，因为他刚刚向某部门交过管理费。交警可能心情不好，被这贱民顶撞得恼羞成怒，于是就抓住那厮，二话不说就扔进一条被称作河的臭水沟——他没想到会出人命，自然一走了之。人被打捞上来，围观群众越聚越多，“惩办凶手”的呼声越来越响，可警察无影无踪。公愤无处发泄，交通就断了。“真是作孽啊，”有人这样说，“缴偏三轮的是他们，卖偏三轮的也是他们，创收创出命债了。”
【营】：我幸好改了行，否则这一幕让我女儿看见，她爸的老脸朝哪儿放？在路上，交警就是皇帝老子，咋能跟皇帝老子论理？找死么。
【威】：你演苦肉计就不找死？
【营】：你这样挖苦我，就还得加钱。
【威】：你想钱想疯逑了。
【营】：就疯了，咋样？你那辆破车不值钱，就留我做个纪念吧。
【威】：你要就拿去，我可是一分钟也不想跟你呆了。
【营】：这么高傲，凭什么？还不是比我多几个钱。你没落到为吃饭发愁的地步，所以容易激动。穷人的悲惨事说不完，如果你见着就激动，当心得高血压。我隔壁有个老头，偏三轮是他的命根子，车一缴，他就跳府南河死了。
打捞尸体时，电视台还拍了片子，人都泡胀了，门牙露了出来，女儿要去看看，我拦住，娃娃看了要做恶梦。我不会死得这么难看。到时我光棍一条，跑远些，越远越好，让老婆登报找我，就当失踪吧。今年大年初一，我到郊外昭觉寺去烧了香。人山人海的，几堆冲天大火，都想烧新千年的头一柱香。多数人烧香是为了求菩萨保佑发财、升官、升学、去病，总之，缺啥子求啥子。我呢，除了替老婆、娃娃给财神爷敬香，就是求佛保佑去得干净、利索。
庙里有尊新塑的立佛，我挤在人群中过去拜，没想到正看见一个守佛的老和尚在打人，被打的是细皮嫩肉的斯文人，他转到佛身后，抬手摸金光闪闪的屁股，却被发怒的和尚当胸一拳。斯文人要还手，和尚的另一拳又冲过来，斯文人搞不过，就说：“出家人慈悲为怀！”和尚答：“老子为民除害！”又说：“世上只听说拜佛，哪有摸佛的？”
虽然和尚厉害，但是大伙都一边喊好，一边趁他不注意去偷偷摸佛。佛的大腿、屁股上，金粉摸掉了不少，我也狠摸了两把。上了年代的佛，随便摸，金粉都不掉，看来这年头，佛像也有伪劣产品。
世上除了钱，啥东西靠得住？你们读书人讲信仰，可真佛造价高而假佛成本低。只有富人才有经常激动的资本，得高血压的资本。而穷人，抱歉，穷人只能想钱想疯逑了。
42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采访缘起：认识刘圣诗是在十几年前，那时正闹文学革命，狂人辈出，而她作为ＸＸ主义诗派的当家女将，风华正茂，一张利嘴所向披靡。但后来，她舍弃诗歌，投身天主教，从此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红颜尽失。
我恍惚记得８９年六四之后见过她一次，黑衣黑裙从墙根边闪出，吓我一跳。她说自己曾经去人民南路广场看望静坐示威的学生们，给饿晕的人灌糖水，“可怜极了，都是上帝的孩子啊。”
然后是２００１年某个深秋下午，我与朋友在成都西门栅子巷的三一书店喝茶，天气晴朗，场地上人很多，当黑衣黑裙的她又突然出现在跟前时，我都傻了。她压低声音说：“你有门路么，老威？”不等回答，她又说：“我在国内呆不下去，我要逃跑。”
我打了个寒战，开始与她窃窃私语，不知为什么，她竟泣不成声了。同桌朋友诧异地盯我，好在进出三一书店的艺术家不少，见怪不怪。
最近一次见面是２００２年大年初三，我约她在ＸＸ露天茶园传教，在场的还有来自北京的ＸＸ。“因为天天祷告，我平静了不少。”她说，接着不紧不慢地讲述了圣徒张神父的故事。（以下，【刘】：刘圣诗，【威】：老威）
【威】：三个多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没多久，你就失踪了，咋回事？我起码给你打过十来个传呼。
【刘】：你真顽强，老威。
【威】：你比我更顽强。不过你是信教的人，应该讲信用。
【刘】：三言两语无法跟你解释清楚。
【威】：哪就算了，我们还是接着上回的话头继续吧？
【刘】：我忘记了，你先提个线索。
【威】：我凭印象说说你的家庭履历——刘圣诗，祖籍河北，家庭成分革命干部。１９５０年底，其父作为一名师部宣传队长，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摧毁了旧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成都。大规模的本土战争结束，其父同许多浑身硝烟的军人一道转业，投入地方新政权的基本建设。受组织安排，其父参与遣散国民党所属之“三民主义共青团”，以共产党所属之“共产主义共青团”代之，并出任团市委秘书长。
刘母家庭成分工人，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认识了刘父，改造完资本家，作为纱厂女工中的首批党员，她与他的工作关系便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恋爱及家庭关系。１９６０年春，刘圣诗呱呱坠地且茁壮成长，这太稀罕了，因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饿鬼遍川，中华民族的婴儿出生率几乎下降为一千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刘；打住吧，老威，你适合干间谍，脑子和录音机一样，有用没用的乱录一大堆。不过，无意间你已提到了原罪，我与生俱来的原罪，我后来接受天主的安排，走上传播福音之路，大概也同我的家庭，我赎罪意识的苏醒有关。
【威】：请继续讲。
【刘】：我是革命家庭的叛逆，与父母没任何共同语言。我一岁半就进托儿所、机关幼儿园，跟着接受填鸭式的共产教育，直至考上大学。我的父母热衷于工作，并把这种热情传染进家门，所以，他们与儿女的每次相聚都挺正式，像探监一般。后来他们离休了，党连余热也不需要他们发挥了，他们突然感到作为一个人，这辈子活得多么贫乏，业余爱好没有，连家庭生活也不会过，七十多岁的老俩口，整天吵个没完，毫无理智，把对方当敌人来攻击。
【威】：他们的信仰呢？
【刘】：信仰顶个屁，共产党开了张空头支票，把几辈人都耍疯了。现在许多老干部迷上了法轮功，九条牛拖不回头，其原因就是心灰意冷，早年投入了青春、热血的支票缥缈得永远兑不了现。我父亲一提起江泽民就破口大骂，他们那批革命老人还在暗中串联，约定Ｘ年Ｘ月Ｘ日Ｘ时在天安门广场会师，着军装，戴勋章静坐，抗议现政权背叛革命传统，把军区和政府都骇坏了。前一晌天天派人上门慰问、做工作，父亲犟着脖子与他们辩论，总算英雄有了一点用武之地。
【威】：你们父女都成了政府的敌人。
【刘】：我错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受洗时，我请求张神父取了现在这个名字，因为我在８０年代写过现代诗，算颇有名气的ＸＸ主义诗人。我结过婚，走过相当长的弯路，命运才开始出现转机，引领我找到了主。
【威】：我与你的原夫是朋友。
【刘】：我晓得。我们住轮回巷时，你曾经来过。你忘了，我们还一起尝试过潜意识写作？灌得烂醉之后，就打开录音机，一伙人硬撑着，你来我往地胡言乱语，以为这样能诞生“杰出的诗歌”，结果就一句“酒里的红狼滴着口水”算过得去。到了１９８６年，诗歌流派最火时，我家里象客栈，一拨接一拨疯子进进出出，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购买，各种酒，各种熟菜，再后来，我就在一个深夜把自己关在厨房，开煤气自杀。
【威】：为什么？
【刘】：这些男男女女的，竟然在我家里群交！ＸＸＸ也躺在他们中间，丑恶极了，这就是他们艺术的目的和境界！我气得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视幻听。唉，罢了，我不想再提这种事。
【威】：好吧，回到信教的正题上。你是怎么找主的？
【刘】：六四之后，情绪极为消沉，与“诗人”们分道扬镳，与学校同事也没交流，于是我经常独自一人逛街。我既不化妆，也没购物习惯，只是无目的地乱逛。有个星期天上午，我路过走马街的天主教教堂，里面隐隐约约地传出歌声，出于好奇，我就穿过大门进去了。高而缥缈的教堂穹顶下，笼罩着大约几百人，整整齐齐地站着，跟随着台上的唱诗班吟诵圣歌，一曲终了，台角的管风琴就奏出下一曲的前奏，然后又是几百人的齐唱。我静静地站在最后一排，低着头，嘴唇不出声地蠕动，突然感觉有只手肘轻轻碰我，我侧目一看，是旁边的一个老婆婆，沟壑密布，皱纹比千年老树还多，她冲我微笑，边唱边示意我挺胸抬头，大胆出声——我太惭愧了，３０岁之前我从没听过圣歌！没接触过如此圣洁、美好的天堂之音！我摇头，眼里充满了泪水，老婆婆把她的歌单递给我，挺着干瘪的胸脯，特别卖力地唱，她已经只剩一颗门牙。整个教堂只属于耶和华，没杂念，没杂音，明亮，洁净，我永远铭着首次望教时的圣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上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一边流泪一边用心唱，仍不敢出声，怕影响了整体的和谐，那种感觉，就象迷途的孩子走上归途，我凝视着台上的十字架，架中挂着为人类受难的耶稣，我体内触电般涌起诗歌的激情，但是，我此刻已不是过去那个ＸＸ主义诗人了。
【威】：你描述的教堂我去过，门口似乎挂着“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的招牌。
【刘】：我不是冲招牌去的，但当时，我的确不知道除了三自爱国会外，还有地下教会。望过教，我走出教堂，找到爱国会主席，一个矮个子神父，向他咨询信教问题，我问怎样入教？每个月有哪些活动？能不能购买《圣经》？
神父却十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宣传了一番党的宗教政策和自养、自治、自传的三自爱国宗旨。我粗略了解点常识，就提到“梵蒂冈”，神父居然回答：“跟我们没关系。”然后又说：“你想入教，首先要持单位介绍信，经过会里审核，再报宗教管理局同意备案。”我觉得太离谱了，有些生气地说：“不是人人平等，信教自由么？”神父说：“当然自由，但手续还是要办的。这样吧，你先买本《圣经》回去看看、想想。”
我捧着《圣经》回家一翻，更加失望，原来是三自会编印的删节本，附页还有自办教会的组织结构：中共宗教局→三自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一级管一级，顶头上司还是共产党！一气之下，我就找回去退货，不料“主席”外出，我却在大门口碰见白老师，她后来成为我的代母。
白老师对我说：“退什么货，这种伪劣产品，扔了！”然后把她的《旧约全书》送给我。白老师说：“如果您是上帝的孩子，以后就别上这种地方来，啥子三自会，魔鬼！地狱！”
白老师引我到她家，那儿正在举行家庭弥撒，快近尾声了，白老师对大家介绍说：“来了一位受难的新姐妹，大家一起为她祈祷吧。”于是十多位姐妹一起默祷“通功玫瑰经”。从此，遇上厄运，我就念“玫瑰经”，并约定许多教内姐妹在同一时刻于不同的地点一起念，直到九天，叫“九日敬礼”，我们可以没有公开的教堂，我们的教堂是超越时空的，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是主的疆域。
【威】：你现在还跟着代母么？
【刘】：没有。１９９３年复活节我在西北ＸＸ县ＸＸ村的地下教堂朝圣时受洗，由富有传奇色彩的张刚毅神父施洗。张刚毅神父，当年８７岁，我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名字。
【威】：你的代母呢？
【刘】：被抓后，判了七年刑，罪名是从事非法的宗教活动。１９９３年，成都的家庭聚会被搅了几次，敕封的神父都关起来了，据说与梵蒂冈的“遥控”有关，说来话长，我还是先讲讲张神父的故事吧。
【威】：为什么？
【刘】：他是影响了我一生一世的圣徒。
【威】：我晓得的唯一一位天主教圣徒是龚品梅。１９９１秋天，我在监狱里学习《人民日报》，瞅见国际新闻版上有中共外交部的“严正声明”，抗议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宣布任命某某监狱的在押罪犯龚品梅为红衣主教。龚品梅５０年代因传教被捕，关押了３０多年，出狱不久就去世了。有人根据道听途说，还编了本《大墙内的红衣主教》，摆在地摊上卖。
【刘】：这几十年，由于国家的压制、迫害，以身殉教而鲜为人知的圣徒较多，所以前不久，梵蒂冈举行封圣，向天下广为传扬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不幸死难的传教士。龚教主有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为“反面教材”，这点与许多人通过《人民日报》认识了张神父及ＸＸ村相似。
话说７０年代末，党报上刊登了一篇提倡“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通讯，以陕西ＸＸ村为例，论证封建迷信的危害。文章用嘲讽的笔调叙述道：ＸＸ村流行一种传染病，许多人都染上了，于是坏人趁机在村民中散布谣言，胡说是“不信上帝的结果”。Ｘ月Ｘ日夜半，在被铲平的外籍传教士的墓地原址，突然浮现出巨大光圈，圈内有手握十字架的圣像，于是，一位自称神父的劳改释放犯召集少数落后群众蛊惑说：“主最后一次行圣迹，使愚昧的人迷途知返，皈依耶和华，否则世界末日真要降临了。”这个所谓的神父还以“使徒彼得”自居，并带头喝脚下阴沟里蝇虫衍生，散发着阵阵恶臭的污水。转眼间污水变清，阴沟蔓延成哗哗流淌的小溪，得病的人闻讯纷纷前来瞻仰“圣迹”，取水治病，结果立刻就痊愈，身体比患病前还好。如此一来，污水变小溪的骗术被越传越神，成了包医百病的良药，每天都吸引受骗群众涌进ＸＸ村，可当记者也前往实地调查时，臭水沟还是臭水沟，什么“圣迹”也没发生。
文章借此告诫大家，要破除迷信，普及科学卫生常识，发现规模较大的传染病要及时向政府报告，通过医疗手段诊治；要警惕制造谣言的坏人，把他们绳之以法——张神父和ＸＸ村就这样出名了，朝圣者手持党报，源源不断从省内省外赶来，直到９０年代，张神父每年复活节仍要在当地教堂主持大弥撒。
【威】：这算非法集会吧？张神父没被抓起来？
【刘】：他有些来历。大约在１９４４年，张神父作为神学院的特使，受派遣，在抗日烽火中穿越多重封锁线，从香港出境，绕道去梵蒂冈朝圣，报告在中国的传教情况。满世界都在打仗，所以他颠沛流离了好几个月，才进入意大利边境。当时的意国是个大兵营，层层设卡，不管张神父如何乔装打扮，但中国人的黄面孔，人家一眼就能辨出。他被抓起来，投进靠近梵蒂冈的一个临时战俘营。在走过场的简短审讯时，他用流利的英语说：“我是传教士，不是战俘。”可人家回答：“你来自敌国，所以是战俘。”他争辩说：“除了撒旦，天主无敌国。”人家笑道：“目前战时状态，除了撒旦没别的，梵蒂冈已划为禁区。”
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墨索里尼政府临时构筑了多座战俘营。大墙、铁丝网、报警器加探照灯，一个中国传教士挤在上千名英美联军战俘中间，那情景有点像拍二战电影。张神父不久就出名了。因为他不计较自己的屈辱处境，整日吟诵《圣经》，全身心地为大伙祷告、服务。他陪伴伤兵，任劳任怨，还每周在监舍主持弥撒，祈祷上帝让战争结束，让战俘归乡。据说连墨索里尼也对“中国神父”产生了兴趣，接见了他。总之，命运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被放出囚笼，成为整座战俘营的专职神父，主管在逆境中的人的灵魂问题。他可以自由地与任何囚犯交谈，让其暂时摆脱可怕的现实，接近天堂，接近纯精神的快乐。最后，连守卫都信任他，尊敬他，有时还把监舍的钥匙交给他。
终于在一个雨夜，上帝的雷车轰隆隆地压过云层，张神父在闪电中打开了牢门，对战俘说：“你们是上帝的孩子，除了耶和华，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你们的自由！跟我来吧，逃出这人间地狱，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吧，众生平等，主与你们同在。”于是他率领战俘们依次缴了守卫的械，断掉电源，沿着事先勘查好的路线，成功越狱。
战俘们四散了，张神父换了一件当地妇女的袍裙，裹着花头巾，重新踏上朝圣之路。他终于越过边境进入梵蒂冈。通往罗马的列车早已停开，火车站一派萧条，张神父在封闭的铁轨上趴了半个时辰，确定没巡逻军队，方一跃而起，冲过站外的开阔地带，从后门闪入圣彼得教堂。他躲在廊柱后张望，刚巧一位助祭进来，他就偷偷跟在身后，穿过空荡荡的大厅。助祭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张神父却猫着腰，气喘吁吁。教堂与西斯廷、图书馆、寝宫等连成一片，内部犹如迷宫，所以助祭一拐入大厅旁边的廊道就消失了。张神父不禁张皇失措，正没主意，斜刺里一只人腿横扫过来，将他绊倒——原来助祭早就发现自己被一位荡妇跟踪了，他不动声色地“诱敌深入”，却意外发现摔在地上的“荡妇”本色。他扯下他的花头巾不解地问：“难道东方的男人都戴这个？”
张神父却没有开玩笑的心情，他站起来，已热泪盈眶。他尽可能平静地用英语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使命，半个小时后，助祭也热泪盈眶了。他们拥抱了很久，他将他妥善安置在紧邻圣彼得广场的营房里，让他沐浴、更衣、用膳，而自己却匆匆去禀报教皇。
当天晚上，教皇庇护十二世正式召见了张刚毅神父，并与他促膝交谈至深夜。教皇也热泪盈眶了一回，良久，方抚着张神父的肩说：“张，您就留下来侍奉主吧。”
张神父起立向教皇致礼，然后说：“感谢教皇的赐恩，但是张的使命只完成了一半，请您允许张回到祖国，向蒙昧中的同胞宣扬主的福音。”
教皇说：“杰出的张！在梵蒂冈服务也是使命啊。”
张神父回答：“那我就尊从圣命到战争结束，我会日以继夜地学习。而我最终得回去，梵蒂冈不仅仅是一个城池，它的精神疆域遍及西方和东方。传教士走到哪儿，圣迹就会出现在哪儿。”
张神父谢绝了教皇的几番挽留，在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当月，即收拾行囊准备回国。教皇亲自敕封他为七品神父，地位相当于司祭，并赠与大量的经卷和藏书。岂料刚抵达梵、意国界，意大利的战后政府早已派车迎接，由于他在战争中义释战俘们的壮举，张神父被意政府授予了“国家一级英雄勋章”，他还被邀请到罗马市中心大教堂作了一场弥撒，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不同肤色的人们祈祷、安魂。
１９４７年初，张神父载誉而归，受到国民政府和宗教界的欢迎，一番热闹之后，他仍旧回到ＸＸ神学院，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直到１９４９年岁末，内战将息，国民党败局已定，流亡台湾。张神父谢绝多方去台或去欧美的游说，在兵荒马乱中同一批神职人员一道留在了祖国。他说：“我的内心充满狂喜，因为我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天父为多灾多难的汉民族，为这个看不见尽头的乱世，选中了我。”
１９５０年，在改朝换代的首次镇反运动中，“被选中的”张神父落入法网，锒铛入狱；１９５３年６月，ＸＸ法院以间谍罪判他无期徒刑。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复出，国内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有所松动，张神父才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得以释放。
他回到原籍陕西ＸＸ村，意外地收到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的信函，原来在漫漫几十年中，教皇始终在关注和查找他的下落。意中建交后，更是通过外交渠道致函中方，均未得到具体答复。随着毛泽东逝世和大批传教士的暗中探寻，梵蒂冈终于得到张神父被秘密关押在ＸＸ监狱的信息。
曾留学西方的邓小平不仅承诺开释张神父，而且亲自批准他前往梵蒂冈朝圣。１９７９年冬天，失去自由２８年的张神父踏上已阔别３５年的梵蒂冈城领土，朝圣者络绎不绝，与二战时期与世隔离的萧条形成对照，物存人非，曾与他朝夕相处的庇护十二世已驾鹤西去，而新教皇登位不久，日理万机，仿佛是为了考验对上帝的忠诚，老态龙钟且风尘仆仆的张神父并没有受到特别召见。他挤在人流中，三天三夜，司祭才出宫领他到秘室进行试探性谈话。司祭说：“我全权代表教皇，张，这几十年您受难了。”
张神父缄默着。
司祭接着说：“但您的处境马上会改善，会越来越好，我们早就听说中国有独立于教廷之外的‘三自’爱国会，您完全可以加入，并且为它服务。”
张神父困惑地抬起头问：“这是教皇的意思？”
司祭点头说：“邓小平主政后，红色中国的宗教活动合法公开了，所以您应该属于自己民族的教会，一个中共领导下的爱国教会。”
张神父再次追问：“这是新教皇的意思？”
司祭又点点头：“约翰．保罗教宗是波兰人，而不是意大利人。”
张神父倏地站起，拍案大骂：“假教宗！”
司祭大吃一惊：“您骂谁？”
张神父一字一顿说：“我骂这个波兰人是假教宗！您去告诉他，教皇可以是波兰或其它国籍，但教廷只有一个，并且只能在梵蒂冈！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之首都只能在梵蒂冈！”
司祭愣住了，旋即拥抱了张神父：“我向您道歉！并代表教皇欢迎您回家！”
张神父老泪纵横之际，保罗教皇召见了他，并坦率地说：“张，我们以为您被共产主义洗脑了，没想到呵！”
张神父以《圣经》中的耶稣箴言作答：“为我增添荣耀的人，我必将荣耀赐与他。”
“教皇召见中国神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使张神父再次成为社会名流。但此时的他，年届古稀，内心澄明，在对梵蒂冈和意大利进行短期访问后，他再次谢绝了宗教和世俗首脑的盛情挽留，毅然踏上归程，走上了在大陆仍被视为异端的传教之路。回到ＸＸ村的头等大事，就是利用意大利政府对“战时国家英雄”的金钱补偿，修筑教堂和道路。张神父的宗教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事端。党报也著文要“破除迷信”了，然而，曾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的大局，指令地方政府“必须宽容”。
８０年代初，被禁绝多年的“帝国主义精神鸦片”的天主教可以公开活动了，当时在上海某某大教堂，全国３００多名主教和神父举行首次瞻礼日会议。然而，此会始终在中共宗教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宗教自由”的前提是爱国主义，连梵蒂冈指派观察员的外交要求也被大会拒绝。张神父在愤怒之余，为了捍卫传统天主教的纯洁性，竟不避危险，向主席团提出“在梵蒂冈城国的教皇是全世界，也包括全中国各教区天主教徒的身体、精神之领袖，是耶和华无上权威的体现，任何世俗政权不得以任何世俗的借口予以改变。”
此案一出，满堂哗然，张神父成为众矢之的，大家纷纷发言，指责张神父为“祖国的叛徒”，要把中国天主教引入邪途，教堂成了文革式的批判会场。
张神父手持《旧约》，反驳众人为“撒旦附体”，他引用《提摩太前书》说：
“上帝在肉身里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纳在荣耀里——宗教局的官员们懂其中的含义吗？他们连《圣经》都没读过，他们，也包括你们，不知道篡改主的教义是怎样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
由于张神父的“国际背景”，大会没将他革除教籍扫地出门，还就其议案进行集体表决。当大会主席念出“赞成梵蒂冈教皇是中国全体天主教徒之唯一精神首脑的请举手”时，全场鸦雀无声。只见一条孤零零的手臂举起来，袍袖自手腕滑落，犹如死海里的孤帆，在没有一丝风的空寂里降下。那手臂，那青筋徒露的桅杆就这样一直高举着；它被“３５１对１”的绝对优势迅速否决，主席宣布进入下一个议题，但它还是高举着；接下来，大会开了四个小时，那条手臂就举了四个小时。
【威】：这会还能开下去吗？
【刘】：既然张神父没被警察抓走，会就必须开下去，这是强权下的游戏规则。你可以对张神父的手臂视而不见，以此应证自己的罪孽、恐慌和虚伪。
【威】：后来呢？
【刘】：张神父是举着手臂走出教堂的，天已黑尽，满目尘世繁华，他仰天叫了声“主”，就昏倒在台阶上。
【威】：圣人啊！相比之下，我这种怀疑论者显得猪狗不如。好吧，您下次去ＸＸ村朝圣时约上我，让我也瞻仰一回圣迹。
【刘】：张神父已在前年去世，终年９３岁。他曾公开谴责六四大屠杀，并且在上千人的弥撒中，为死难者祈祷、安魂。１９９７年，他在ＸＸ村召集地下１２主教秘密会议，被当局抓捕，囚禁４２天，健康受到了极大摧残。
【威】：您在张神父身上受到了什么启示呢？
【刘】：一言难尽。
【威】：您愿意象他那样历经磨难而坚持传教？
【刘】：我尝试过，我知道，我永远达不到他那种境界，这是天意。我下过农村，去过矿区，甚至在漆黑一团的矿井底传播过《圣母福音》，矿坑坍塌，险些就出不来了。我在坟前为夭折的农民孩子祈祷，还没完，警察就撵来抓人。我坐了几次牢，最长一次，８个月。狱警让同监女犯盯死我，不让祷告，连喃喃自语也不行，否则就扑过来上刑。
【威】：女人也互相摧残么？
【刘】：许多肉刑我根本讲不出口，例如用筷子夹奶头。总之，出狱那天，我一下子跪在太阳地里哭了。我忏悔说：“主啊，饶恕一个普通传教者的软弱！我动摇了，我怕得要死，我不能死在中国！”
【威】：您有门路？
【刘】：我的门路就是祷告，关在家里，与两个姐妹一道念《玫瑰经》，一日三次。我相信九十天后，我能如愿以偿地摆脱恐惧，抵达上帝恩宠的国度。我还买了一本韩国人写的《千万别学英语》，照书上写的七个步骤，反复听，反复练习，凭本能抓突然涌入脑海的单词。我的理想就是去西方教堂里打义工，侍奉主。
【威】：我想不出您用何种渠道出国，办护照没问题吧？或者通过中外婚姻？
【刘】：不知道。
【威】：我由衷地祝您顺利、幸福。
43命在旦夕的蒲勇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天空阴冷有雨，蜷缩在家中的我突然接到六四政治犯蒲勇之胞弟熊伟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我哥哥因胃癌晚期，生命垂危。”震撼之际，我立即致电四川省南江县城的蒲家，躺在病床上的蒲勇已气若游丝，可神志尚清醒。悲从中来，我喉头梗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的父亲十几天前也因肺癌晚期过世。我清楚对于正被癌魔一点点撕碎的临终者，任何世俗的安慰均无济于事。
然而蒲勇却反过来劝我：“廖胡子，你别难过。”接着时断时续地讲述自己的病情，“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他说：“不是怀孕，是腹水。”我问：“能为你做点啥？”他答：“不需要。”我问：“你的判决呢？”他答：“存在公安局档案里。你去查１９８９年１０至１１月的《四川日报》，上面登有我的反革命罪行。”
这种蒲勇式的黑色幽默，我在牢里早已领教。当每日傍晚放风时，我和难友李必丰总是习惯在监区空地兜圈儿暴走，而蒲勇不止一次横插过来问：“去哪儿？”
我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蒲勇说：“那就上山打游击。”李必丰说：“书生打个屁的游击。”蒲勇笑道：“那就上美国念书吧？闭上眼睛，走着走着就到了。
”于是我们心领神会地兜着圈儿笑，警察在二楼露台上远远地注视着这三个人。
幸福的日子一去不返，而今，兜圈儿的三人，一个命在旦夕，一个于１９９８年３月“二进宫”，再次判刑７年，投入四川省雅安监狱改造。大约一个月前，他来信说：“身体每况日下，已做过一次手术……指甲盖莫名其妙地渗血出来，一滴接一滴，不容易止住……我怀疑得了什么绝症，还能熬多久呢？”
还能熬多久！也许最后我会剩下来，因为我的刑期最短，胃口最好，也就最健康。至少目前我还坐在桌子旁，一边咀嚼有关蒲勇的材料，一边写字，尝试着在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介绍一个已被人淡忘（或压根就没人记起的）失败的政治犯——
蒲勇，四川南江县人，２０来岁即出任副乡长，原本极有政治前途，却因在１９８９年六四惨案之后散发、张贴传单，谴责政府的屠杀暴行而被重判１０年有期徒刑。在狱内被分配到翻砂车间，于砂尘弥漫中从事重体力劳动，患上严重胃病，却得不到治疗。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蒲勇刑满出狱，心气浮躁，曾跑过大江南北，与难友侯多蜀、廖亦武、许万平以及许多民运中人联络，均失望而归。记得有一次，蒲勇来我家打听因“中国民主党案”而偷渡去泰国的杨伟的消息，我察言观色，不得已将美国驻泰使馆把要求避难的杨伟扫地出门的真相告之。蒲勇铁青着脸，半晌方道：“那以后，我们这些无名的人咋办？”
我无言以对。从我的沉默中蒲勇终于醒悟：谁也靠不住，只有靠自己的顽强先活下去！再次见面时，他已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一名学员了，“虽然岁数大了点，”他笑道，“但学几年，我就能开一个小诊所，凭真本事过上正常的生活。”
他大约一两个月登一次门，寡言少语地坐上一会儿，我们共同的话题是监狱和牢友的音讯，他叹道：“佘万宝、李必丰、许万平进去了，剩下的，除了你有固定的地址，其他都在江湖上飘着。”我安慰说：“你也快过上正常日子了。”他摇头道：“外表正常了，心里却过不去，除非六四有个说法，我啥都不要，只要一个说法。”
写到这里，脑子一片空白。蒲勇，亲爱的兄弟，我知道每时每刻你都很疼，钻心，钻骨头地疼，我知道越到后来，杜冷丁那样的毒品已不能缓解你的疼。我祈祷上苍，让你早日解脱，离开这个不公正的精英主宰的世界。天堂很棒，地狱也不赖，总之都比人间好，去吧，兄弟，我会记住你，象记住我喘不过气的父亲，我曾忍住泪水，在“放弃抢救”下面签上廖亦武三个字，我曾用颤抖的手为他抚上双眼……虽然这种生离死别的回忆是有毒的，会损害人的健康，但我将让这种幸福的毒素占据灵魂，直到某一天怀旧的病灶转瞬癌变，毁掉我，那么，我所为之珍藏和捍卫的这么一点可怜的真相也将随之葬入坟墓。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３日成都
附一、熊伟来信
廖亦武先生：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我哥哥现在的这种状况我们作为亲属的实在是痛心疾首，心中苦不堪言，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这些跟狱中的待遇着实有着非常的关系。
我们怀疑政府是否在这些年里，在对待政治犯和民主人士采取了暗害的策略，会不会在一些食物、生活用品或者周围环境放置了致癌物质，表面上不打击民主人士，但暗地里使他们患上绝症，在出狱后慢慢生病而死去。但我们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因此，我们想建议，如果有这么一个组织，可以来调查这些，统计一下出狱的民主人士现在的健康状况，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哥哥现在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差，癌症是个绝症，我们都知道哥哥最后的归属，我们作为亲人的非常不愿看到这一天的来临，但我们却毫无一点办法，我们现在都非常的无奈，束手无策。父亲现在每天皱着眉头无奈的痛惜和痛心，母亲更是伤痛欲绝，以泪洗面，作为同根生的胞弟，血浓于水的情谊，更是一种十指连心的痛楚。
蒲勇的联系方式，电话：０８２７-８２２６２８４，手机：１３９８１６５２５３１
另附简历一份，照片２张，照片中是已经病重的蒲勇，均摄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日，背景为南江县县城。
拜托你了！
“蒲勇的简历和患病经过”和照片两张请见附件！
注：你收后回信一封，我好确认你收到了。
熊伟（我现改名为“熊柏渊”）
电话：０１０-６８２２２１７２（办公室）
手机：１３６１１３７１３５５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
附二、蒲勇简历
蒲勇，男，生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四川南江县人，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１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拘传，１０月１２日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拘留，１０月２２日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逮捕，捕前为四川省南江县下两区凉水乡副乡长。
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后，蒲勇因同情学生的遭遇、向往民主制度，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国庆戒严期间，在四川省南江县县城散发揭露“六四事件”真相、抨击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宣传传单。事发后，惊动了县、地、省以及中央各级政府和党委，被国家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定为“特大反革命”案件，限期侦破。
蒲勇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被四川省南江县公安局拘传，１０月１２日被四川省南江县公安局拘留，１０月２２日经南江县检察院批准，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逮捕，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０日被四川省达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并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刑事判决书》达地刑字（１９９０）第１号）。先后关押在四川省南江县看守所、四川省蓬安监狱（九一厂）、四川省第三监狱（四川省大竹县），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１日刑满释放。
服刑期间，蒲勇先后与民主人士廖亦武、侯多蜀、雷凤云、杨伟等被关押在一起，并参加了在狱中组织的各种人权、民主要求签名、呼吁活动。
蒲勇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８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因“胃溃疡”手术时，发现已经是晚期胃癌（大网膜型，腺癌，病理诊断证实），并伴有淋巴结转移。并于７月２９日、９月１５日在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生物肿瘤治疗中心进行生物化疗两次，但治疗效果不明显，病情继续加重，身体消瘦，进食梗阻，疼痛，每天需注射“杜冷丁”。１０月１５日左右在上述症状的基础上出现腹水、黄疸、肝功能损害、疼痛加剧，现每天都必须要注射两支“杜冷丁”，Ｂ超提示：肝转移。
附三、蒲勇患病经过
哥哥以前的身体很好，没有听说有好多看病吃药的事发生，至从入狱后，大约从９２年以后，我们家人到狱中探视的时候，都要带一些治疗胃病的药物，因为蒲勇的来信中说到他在狱中胃不太好，经常犯胃痛，消化不好。因此我们常带的药物大都是“三九胃泰冲剂”、“吗丁林”、“多酶片”等，由于蒲勇是被关押，因此懂医的我们既使在探视的时候也无能为力，只能是带一些常用治疗胃病的药物，根本不可能仔细检查和诊断。至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份出狱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在生活上的保养，蒲勇的胃病有所缓解。２０００年９月份，蒲勇在成都中医药大学读书，当年底，蒲勇的胃病复发，上腹部经常疼痛，身体消瘦，食欲不佳，体质逐渐下降，曾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经过胃镜检查，诊断为“胃溃疡”，此后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多次在省人民医院、华西医科大学挂专家号就诊，经过胃镜检查和活检，仍诊断为“胃溃疡”，前后服用过“西咪替丁”、“雷尼替丁”等治疗胃病的药物，但病情时好时坏，很不稳定。时至２００２年１月底，蒲勇放寒假回家，我们家人才发现他形体消瘦，精神萎顿，胃痛伴解黑大便，血色素检查结果为６克／１００ｍｌ，医院诊断为：“胃溃疡、胃出血、贫血”，病情已经加重。经过一个寒假的治疗胃溃疡、止血、静脉补充营养、在生活上加强营养和休息等措施，病情好转，身体明显恢复。开学的时候就去了成都。
２００２年５月黄金假期间，我（熊伟）到成都出差，伴同我一起到成都还有我的爱人，我到达成都是５月６日，我们看望了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的哥哥，他看起来很清瘦，但精窈芎茫颐歉缌┖芫枚济挥屑媪耍谝黄鸬氖焙蛲η兹龋?有说有笑，跟他平时在校的少言不一样。我们去过他的宿舍，他的床铺很整洁，井井有条，然后一起去吃饭，逛商场，一块玩耍。晚上我住在华西医大招待所，他回到自己的宿舍，第二天一早天上下起了雨，雨较大一直不停，因为我还要去办事，就冒雨出门了。晚上回到住的房间，看见桌上有一把雨伞、一瓶蜂蜜和我昨天遗忘在哥哥宿舍里的牙刷，一问服务员，原来是哥哥来过，他看到天上下雨，想到我们今天还要出门办事，于是一早就冒雨送给我们雨具。后来再见面时他说他的胃不好，医生说不能吃甜的，因此就把蜂蜜带给我们。后来这一大罐蜂蜜，在我们回北京的时候也就一路带了过来，至今还在我们的家中摆着。
在成都的时候，他谈到这学期开学后，回到成都，他又在华西医大附一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门诊挂专家号，作胃镜检查和活检，仍然诊断为“胃溃疡、贫血”，胃痛仍然时常发生，饮食上只能吃柔软、清淡的一些食物，还不能过饱、过饿，也不能过冷、过热，这对于一个在外求学的学生来说，所处的条件有限，在生活上非常的不好调理。他当时按照医生的医嘱，坚持服用“洛赛克”和其它一些治疗胃溃疡的药物。５月１０日晚，我和我的爱人乘坐当天的Ｋ１１８次返回北京，哥哥一直送我们到火车站台，并送我们上了车。
回到北京，我们时常有电话联系，他也一直说他的胃病时好时坏，反劝我们不要在意，他会好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七月份就来了，哥哥的学习也进入了实习阶段，他分配到了四川省阆中县中医院实习，就在他到达阆中县中医院报到后，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了，他感觉在以前的一些症状基础上，出现了腹部胀，吃东西后更加严重，根本就吃不了东西，而且伴随呕吐，胃痛加剧，人很消瘦，于是他很快请假回到南江。
蒲勇于７月５日回到南江后，我父亲看见他目前的情况，一种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哥哥的病情恶化了，马上Ｂ超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部有新生包块，胃幽门部有新生物；经胃镜检查证实，幽门部有新生物、幽门梗阻。初部结果出来后，立即于７月８日动身到成都，在华西医大就诊，经专家检查，结果同前，需要立即手术治疗，由于华西医大床位紧张，入住院困难，立刻转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外科住院，很快做好了手术的准备，于７月１８日上午手术，在手术中，主刀医师发现胃部病变组织已经恶变，并且发生转移，腹腔内淋巴结肿大，大网膜有转移。当即医生通知在手术室外等候的亲属（母亲熊金梅、妹妹蒲俐和妹夫谢汉），说明了情况，并表示手术不能进行，病变组织不能切除，疾病不能根治，目前唯一能做的是在梗阻的区域改道，把幽门部切开，将胃的上部与空肠连接，绕过梗阻的幽门，使进食的梗阻症状改善，但这样做并没有治疗意义，仅仅是“扬汤止沸”，只是让蒲勇在短期里好受一点。
治疗手术就这样成了改道手术，并且在继续中，我们家人得知这样的结果如晴天霹雳，妹妹在手术室外忍不住痛哭起来，在打给我的电话接通后哭声依然止不住。这天我也在北京焦急等待着手术的结果，当我接到电话时，听见电话那头妹妹的哭声，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住了，我知道哥哥的病情不妙了，果然那头传过来的消息仍是如此噩耗。
手术结束后，我们立即打听下一步的治疗，于是找到了华西医大附一院生物肿瘤治疗中心的负责人魏于全教授，魏教授毕业于华西医大，后到日本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生物治疗肿瘤方面在世界上的这个领域具有权威地位，大概是在９５年回国，仍然回到了华西，在华西医大建立了生物化疗的实验室，当时他４０岁不到，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因他也是南江人，所以我在华西读书的时候就比较熟悉。这次我们首先想到了他，哥哥手术折线后便出院，立即于７月２９日转到了魏教授的生物肿瘤治疗中心，在这里给于了生物化疗一个疗程（七天），这种治疗魏教授介绍到是每月做一个疗程。我在北京也亲自打电话给魏教授，他谈到我哥哥的病情时介绍到，这种治疗方法对于肿瘤本身，在早诊断和彻底手术切除后，它的效果比传统的放化疗疗效好，术后的五年或者十年存活率也较高，但我哥哥的病情一来是胃癌晚期并发转移，二来癌变组织在手术时根本就没有切除，所以治疗效果很难保证，目前的生物化疗的治疗目的主要是延长患者的生命。
在八月份的生物化疗这个疗程结束后，我哥哥回到了南江休养，母亲亲自照料他的生活。由于手术将梗阻的部位绕过去了，所以哥哥回到家中，身体比较轻松，能吃饭，精神也较好，他的心情很高兴，但我们却要强装笑颜，因为我们还没有将真实的病情告诉他。
时间到了九月份，手术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哥哥的整体情况还不错，但腹部的包块却没有停止生长，他感觉到上腹部变硬，有一些胀满，吃东西不能太多，否则就在心口上堵得慌，而且腹部出现了癌性疼痛，好在我们为他办理了癌症病人专用的“杜冷丁注射卡”，他每天都要打上一针“杜冷丁”，不然的话晚上就痛得睡不了觉。
在九月中旬的时候，哥哥蒲勇于９月１５日又来到了成都华西医大生物肿瘤治疗中心，做第二疗程的生物化疗。化疗第二疗程的七天结束了，哥哥回到南江。我也在十月国庆期间得以返家看望哥哥。我是在１０月１日晚回到家中，看到哥哥的时候，他很消瘦，精神不太好，但对于我的回家，看得出来他非常的高兴，他时常坐在一把椅子上，弯曲着上身，用手扶着腹部，表情很痛苦，我知道癌症的疼痛又在发着了。他的旁边摆放着很多零食，但我看很多都没有开封，他已经没有口味来品尝这些美肴了。对于吃饭他能做的仅仅是在桌上陪着我们，他当时味口已经很小了，而且闻着油晕就恶心想吐，吃得下的东西仅仅是一些很清淡的稀粥和泡咸菜。
我回家的第三天我想陪他出去走走，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南江县城南边的公山，公山大约高４００米，我们延着蜿延崎岖的山路慢慢地往上爬，他走得很辛苦，走一段要停一会，面对很陡峭的石梯，他爬得更慢了。最后，我们爬上了公山，公山位于县城南边，公山的北边很徒峭，是悬崖，在这上修建了一个可以歇脚的亭子，站在亭子边的悬崖上，就能俯瞰整个南江县城，你可以感觉到整个南江县城就在你的脚下。（１０月３日的照片上就是此地）
我们在这上面待到了近中午，才下山而去回到家中。他一回到家中，就显得疲倦不堪，吃了很少一点稀饭就上床休息了。到下午的时候，腹疼又开始了，开始还能忍着，后来就忍不住了，很惨的样子。
每二天，我们一家人坐车去了距离县城５公里的农家乐“桂花苑”玩，到达农家乐后，哥哥显得很疲惫，精神萎顿，近中午的时候，他有一点坚持不住了，我们就此结束了这次出游，勿勿回到家中。此后我在家的几天里，哥就没有出门，我也就在家陪着他。
１０月７日我假满返京，１０月１５日左右，哥哥的病情每况愈下，疼痛加重，人更加消瘦，进食量更少了，并且出现腹水、黄疸、肝功能损伤。Ｂ超发现已经肝转移。听我妹妹说，有一天他疼痛难忍，在一天内打了五支“杜冷丁”，妹妹都急哭了，说到这东西不能打这么多，再者这药物医院控制得很严，有“癌症卡”的病人，医生每天最多也只能开两支，而且还要保留空瓶退还医院，想多用根本就没有办法搞。其实，这些时候已经在学医的哥哥对自己的病情已经开始怀疑了。记得我回京的时候在那天晚上，他对我说起，他说从７月份手术后，原以为经过养养很快就会没事的，但现在看来病情并没有减轻。随后，他连说了两句，“不对”、“不对”，就不再说话了。面对这些我只能默默无语，眼中的泪水差点就流了出来，可怜的哥哥呀，我们现在还悄悄瞒着你，不敢告诉你实情，而在这不久后你就将离永远我们而去。
在随后的几天里，妹妹把他的病情以一种“轻描谈写”的语气告诉了哥哥，最后说，只要我们积极治疗，这种病的存活期是五到十年。哥哥知道了这些，我想大概也就证实了他心中不断揣测的东西，或许他心中早就有准备了，所以听妹妹说，他显得很镇静，也比较沉默，并没有说太多的话，在治疗上还积极的配合我们。
现在哥哥在我们家中的诊所里接受治疗，或者说是在等待死亡。他现在神志很清楚，但病魔却不断折磨和摧残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已经很消瘦，基本上吃不了多少东西，全是静脉给输一些营养药物，腹水已使他的腹部膨隆，隔上一、两天就要从他的腹腔内抽出近１０００毫升的腹水，全身已经黄疸，精神比较萎顿和疲惫，有时有一些烦躁，其它时候就更加的沉默了。
做为医生的我们，曾经面对过很多的死亡，对于癌症患者在临终前的景象，我们心里非常的清楚，那一种灾难，带给病人的是身体上的折磨和意志上的摧残，对于家人更是心灵上永不能磨去的酸楚和那一场撕心裂肺的痛心，我们都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附四、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４日，蒲勇病情最新情况昨天（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３日）蒲勇的病情再度恶化，蒲勇全身的黄疸已经明显加深，身体很消瘦，并出现血尿，尿中带有血块，尿的颜色呈粉红色，下肢已出现水肿，今天第三次抽取腹水，有８００毫升。随着病情的发展，蒲勇疼痛更加剧烈，疼痛时烦躁不安，前两天每天都必须注射五支“杜冷丁”，现在“杜冷丁”
已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就在今天（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４日）已经准备好了“吗啡针”，如果今晚“杜冷丁”止痛不起作用，就改用“吗啡”止痛。蒲勇本人精神更加萎糜，但神智却很清楚，说话的声音很清晰，我打电话给他，他仍然说“没啥”。爸爸告诉我这些时声音非常低沉，他说蒲勇是在用意志支撑着。（熊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