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采访缘起：１９８３年的“严打运动”对中国许多家庭来说是一场噩梦，据说起因于当时震惊全国的“二王持枪流窜杀人案”。这王氏兄弟为东北长春人，服兵役期间受过特种训练，精通枪支和射击，因报复杀人出逃，居然在长达几个月中流窜十余省，与各地成百上千的公安干警周旋、顽抗，屡屡突破重围，造成警方重大的人员伤亡，为中共建国以来首次被公安部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自出面召集各部人马，制定了“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的方略，并作为一种治乱国策，保留延续到本世纪。
今年５４岁的左长钟正是“严打”的牺牲品，当我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傍晚在“上访客栈”内与之交谈时，他仍心有余悸。“严打期间，司法从简，”
他说。我追问“简”到什幺程度，他回答：“公、检、法挤在一条板凳上，甚至一条裤裆里审案。”﹙以下，【左】：左长钟；【威】：老威﹚【左】：久仰了，老威先生，我曾在地摊上买过您的《底层》盗版，一口气读了个通宵，佩服。
【威】：您太客气了，看样子是个读书的人。
【左】：老三届高中，要毕业那年赶上文革，所以没拿毕业证。
【威】：但知识底子打得相当扎实，这从您的上访材料中能感觉到，行文简练，申诉理由充分，一笔行书也相当漂亮。
【左】：可惜衙门深如海，写得再多也不顶用。
【威】：上访得有耐心，你进入这个行当才一年，小学没毕业呢。老陆是上访名人，已抗战八年，算大学，上访十五、六年，就可以拿硕士、博士文凭了。好啦，不开玩笑了，这次交谈的主角应该是您。
【左】：听说您也坐过牢？
【威】：四年，反革命宣传煽动。
【左】：那您一定晓得１９８３年的“严打”。
【威】：我所在的监狱，大约有一半犯人是１９８３年“严打”进去的。
２０来岁关到３０出头，个个都成了劳改的主力军。他们说，所谓“严打”就是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坐在一间屋，甚至一条板凳上审案，如果你要抵赖，不按承办机关的要求“供认不讳”，就吊就捆，打断肋骨算便宜了。有一个叫钟某某的教书匠，涪陵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就投进死牢，镣铐加身一年零四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了发回重审的通知，原来是“受害人”上诉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钟某某被依法改判“死缓”，保住了脑壳。
【左】：唉，类似的案子我见得多了，怪只怪钟某某生错了时代。我也生错了时代，按现在的标准，我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卖淫嫖娼也不算啥，罚款走路嘛。可是在８０年代初，国门刚开了一条缝……
【威】：你也犯“花案”？
【左】：不过是暗地里开家庭舞会，跳跳贴面舞。我支过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随大流返城，白天成群结队去省市有关部门静坐示威兼刷大字报、大标语，晚上更成群结队游逛、聚会，满腔青春热血发泄不完。那年头，支边知青个个多才多艺，弹吉他、吹口琴，唱文革前的老歌、港台歌、苏联歌，或根据这些曲调重新填词的知青歌。这是多年半军事化生活培养出来的，在那种类似劳改的环境里，不懂得自娱自乐就只有疯掉或自杀。总之，那个时代的风骚都领过了：造反、下乡、返城、街头演说、街头音乐；还有手抄本、喇叭裤﹙后来又穿牛仔裤﹚、火箭头皮鞋，最早都是由知青穿戴回城，才在追求时髦的城里青少年中流行开的。７８年我就穿喇叭裤了，裤腿一尺五寸，在地上扫来扫去，把街坊上的居委会老太婆气惨了，就打小报告给派出所。户籍警揣了一把大剪刀来找我谈话，威胁“不剪大裤腿就关起来”。我根本不睬这一套，一心要新潮到底。现在回过头去看８０年初的老电影，后进青年或港台特务都穿花衬衫、喇叭裤，真他妈活见鬼。
那年月的街头音乐家多如牛毛，经常在滨江路和人民公园一带表演，两地的夹竹桃都非常茂密，路灯照不透。但见一个人在浓荫里抱吉他，衔口琴，又吹又拍，象一台音乐机器，从《送你一朵玫瑰花》到《哎哟，妈妈》，再到《秋水伊人》，不歇气地朝下弄。渐渐，围观者越来越多，先是勇敢的一对进入圈中起舞，而后是两对、三对，终于全场都舞开了，把音乐家累得够呛，就以录音机放老歌来代替演奏，那时的录音机体积相当于１４英寸的黑白电视。
成都坝坝舞会的兴起肯定有我一份功劳，这大约是文革后最早的民间社交场合。在夹竹桃的掩护下，陌生男女可以自由交往，不用先调查对方的家庭成分、工作单位，再考虑是否确立关系。我在其中如鱼得水，和许多新潮青年成了朋友或舞友，一个星期至少碰面三次以上，偶尔不跳舞，就听我弹吉他──这种音乐、幻想加浪漫爱情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大约一年，坝坝舞会就被政府明令取缔。
记得有一次，有上百名舞客在人民公园的“辛亥年保路同志会纪念碑”下如痴如醉，忽听有人大喊：“牛脑壳﹙由民兵组成的执勤人员──老威注﹚扫黄来了！”吓得大伙轰地一下散开，钻树林逃跑。谁知戴红箍箍的“牛脑壳”
们就埋伏在四周，大半非法跳舞的人都落网了。公园派出所被挤得水泄不通，值班警察忙不过来，就命令大伙蹲在院子里，一个挨一个进屋候审。“把《工作证》掏出来！”他吼一声。结果有单位的就让牛脑壳押回去受处分，没单位的即送交所在街道派出所受审──就这样，我的吉他被缴，还被单位，一家街道修配厂除名。父母气坏了，赶我出门。
我血气方刚，破罐子破摔，就搬出去和朋友王翼同住，他分在阀门厂当钳工，住集体宿舍。８０年代的人都轻财重义，我在王翼处□混了几个月，同室的四个年轻单身汉都挺崇拜我的音乐天赋。那年头，像我这种３３岁还没结婚的人，也算物以稀为贵。
没事可干，心里又骚动得厉害，坝坝舞会取缔了，就象把一个戏子的台拆了，咋办？只好组织家庭舞会。我的门路宽，就负责给单身汉们约舞伴，相貌好歹倒是其次，在当时，姑娘能来就算胆子大了。王翼从家里搞来录音机和几盘港台歌曲，硬件就齐全了──舞会定在周末，宿舍楼的单身职工几乎都回家或外出，我们用被单和棉絮遮死窗门，熄了顶灯，只留用毛巾裹了又裹的台灯。正是阳春三月，春心萌动，五对年轻人在几平方米的空间搂抱着跳舞，两边是双层架子床，磕磕绊绊的，莫说动作不能大，就是手臂抬高了也不方便。灯光幽暗，邓丽君的歌显得朦朦胧胧的。我们象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原地你进我退，脚不敢抬，鞋底不敢摩擦，生怕惊动楼下的告密者。其实，这种所谓的舞会只是借跳舞之名男女拥抱罢了──所以单身汉们一旦尝到禁果的甜头，就兴奋莫名地企盼着下一次──一共三次，到了第四次，大伙刚轻车熟路地堵死门窗，放出音乐，让身体接触到一块时，门就被蓬地一声撞开了。
那是１９８３年夏天，“严打”正进入高峰，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审，我们被定为“特大流氓轮奸集团”。您看我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这是筷子夹的，有一出古装川剧叫《审妻》，用的就是这种刑。谁招架得住？还有拳打脚踢，灌辣椒水，更可恶的是警察累了，就让看守所的劳改犯上场。我的生殖器现在还有疤痕，烟头烫的，替你搓硬了，烫龟头。你只能招供，哪怕指控你奶奶和蒋介石乱搞，你也只能盖手印。
我和王翼都判了死刑，脚镣手铐，我不甘心，天天撞铁栅喊冤。看守所为了整治我，在死刑复核前，居然把我硬扛出去陪了回杀场。听说那次一溜毙了６４颗脑袋，游街示众时，万人空巷，热闹非凡，２０多辆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死囚，缓缓穿过市中心。我的嘴和脖子都注射了麻药，一声不能吭，象一条死鱼先曝晒，后又淋了场瓢泼大雨。
回到看守所，同监的犯人议论说，一次崩这幺多脑袋，老天爷都不忍，流泪啦。我哆嗦了一宿，还是不甘心，就狂喊报告，要见住所检查官。唉，天不绝我，这个案子的五个被告都喊冤，翻供，把看守所闹得河翻水翻。
我被反铐了大半年，腋下生疮溃疡，浓淌到哪儿就烂到哪儿，但我一有机会得到笔，就用反铐的手在背后写申冤状──我居然学会了如此绝技！
１９８３年底，我和王翼都熬到了改判﹙我无期，他有期２０年﹚。解铐那一瞬间，我的双臂还下意识反拧着，复不了原。我慢慢活动关节，骨头，□□响，动作不能猛，这是老犯说的，动作猛了要损筋断骨。２０分钟后，我试着伸平手臂，腋窝忽地掉下几颗臭虫。我走向水池，终于可以自己给自己洗澡了──从此，我暗下决心，要不惜代价洗刷罪名，争取一个清白的自由之身。
【威】：明明是冤案，怎幺没无罪释放呢？这“严打”不成了“乱打”幺！
【左】：只要在“严打”中栽了，就不可能无罪，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可惜我老子没做大官。
【威】：请您接着讲。
【左】：接着是漫长的劳改，差不多把一辈子耗尽了。监狱的规矩是，只要你坚持申诉，不认罪服法，哪怕劳改再卖力气，也不考虑减刑，所以８３年进去的一批人，尽管冤案如山，敢冒险申诉的也很少。我认命了，入监随俗，混吧。我是吉他高手，由新犯集训时就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一年不到名扬全监，经常参加排练演出。王翼内向，不善交际，所以分在隔壁二大队，干铸造，这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列队去车间开炉，机器将熔化的铁水倒入坩埚，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犯人们伸着长柄耳勺，从锅里舀铁水，象菜农浇地一般灌入广阔沙盘中的一个个模型。由于车间的粉尘如经年不散的大雾笼罩着，铸造工百分之九十都得硅肺病，咳黑痰、黑血，死亡率极高。
我终于混入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队，彻底逃避了重体力改造。我和王翼经常擦肩而过，每次都见一个从煤坑里掏出的黑人，一摘下黑口罩，白牙齿格外醒目。坏蛋惜坏蛋，我得帮帮这位患难兄弟，就向教导员介绍他的专长──毛笔字，刚好写大标语用得着。
过程太长，我简略点，总之，我和王翼在一块了。他忍不住向我透露天大的秘密：逃跑。开始我认为是痴人说梦，深监重地，岗哨密布，插翅难飞嘛。
王翼说，上天不行就入地，我已绘制了监狱下水道的分布图，肯定能爬出去！
我说，你是外国电影看多了吧，想做“基督山伯爵”，逃出孤岛发大财。王翼说，电影算个屁，还不如做个寻鼠专家，只要搞清老鼠经过哪条沟，哪个洞的路线，这事就成了百分之七十。我问，没钱出去奔哪儿？王翼说，他有两百块现金，出去就直奔新疆，那儿的流窜犯多如牛毛，逼急了，就向苏联越境，宁愿赌一把，也比憋在笼子内强。
我动心了，自由诱人啊，在苏联境内弹吉他浪漫啊！我有音乐天赋，在哪儿都能□混出人样。于是乘父母探监，我也积攒了两百元现金藏下来。就这样不急不躁地准备了三个多月，机会却出奇不意地降临：教导员的孩子嚷着跟我学吉他，教导员拗不过，就带那１２岁的小姑娘来教育队，命令我教──这显然违反干警纪律，我毕竟是重刑犯嘛。为了避嫌，教导员只好假公济私，将我和王翼安插进短刑犯组成的建筑队，带出重兵把守的内圈，经过家属宿舍区时让我们留下，吩咐某管教领去他家教孩子。
一星期出来两次，一晃两个月了，王翼教书法，我教吉他。教导员夫妇培养神童心切，我们迎合这种心理，对孩子的每点微小的进步都赞不绝口，陶醉的回数多了，他们自然就放松警惕，忘记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敌情。１９８６年１月３日下午５点半钟，我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２０年的第四天，我和王翼趁无人之机，偷了教导员的便装，穿过楼下的小买部脱逃。门岗就在三米开外，背对着我们。出了小卖部就是大街──自由这幺轻而易举就到手了。满地树叶的秋日，我们强作镇定沿街走了２０多米，转过街角，突然撒腿疯跑。８０年代的小县城，既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我们跑一阵，大口大口喘气，才想起叫三轮去长途汽车站。
最晚一班车是７点，还要等１个钟头。我们哪敢停，抬腿就朝城外跑，没任何熟人，不晓得任何一个地名。只能像无头苍蝇瞎撞。出城时天色黯淡，一弯新月跃出云端，前方一片开阔的田野。我们连啃干粮都顾不上，奔命啊！
田野尽头是丘陵，我们边跑边寻藏身之地，几十步开外就有瓦房和炊烟，可逃犯哪敢冒失！这地球上最危险的就是人，为了避开人，累死也要跑。我说我不行了，快虚脱了。王翼说再冲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吧……唉，他拖着哭腔，泪汗交加，长钟啊，看来你我活到头了！
好象为了应验这句倒霉话，身后响起汽车喇叭，然后是人声和狗吠──追兵到了。我抱住一棵树止步回望，山脚下，几十支手电光拉开了一张追捕网。
快跑啊，王翼嚎叫着，我紧跟上去，在丛林里乱窜。站住！缴枪不杀！喝令声回荡着，紧接着是枪声，子弹擦过我的头皮，簌簌击落了一片叶子。狼狗脚撵脚扑过来，爪子撕开衣背，露出光溜溜的后脊梁。天晓得我为啥要跑？都尿裤子了还要跑！王翼在我前头，双臂狂舞，迎击密密匝匝的枝条，两条狼狗从左右窜过去，回身反扑。王翼蹦个高，居然一腿□翻了狗。这家伙厉害得不像人了，像他妈个外星人！
眼前豁然开朗，波光粼粼，原来遭遇了一座堰塘。我本能地在陡坎边猛剎步，转瞬就被狼狗扑倒，束手就擒。而王翼却凌空一跃入水，激起颇为壮观的水柱。一班，左！二班，三班，右！全线包围！教导员一声令下，天罗地网几分钟就布好了，几百平方米的堰塘四周长满了兵。
眩目的手电在塘面扫荡、交叉，最终牢牢地罩住王翼。没料到，他不仅体力好，水性也好。自由泳、蛙泳、侧泳、剪刀泳，他换着姿势游，而几十道光柱如胶水一般死粘着，那怕他下潜，也紧追水下模糊的剪影，直到轰地冲出一条人鱼。不准开枪！教导员吼道，看这狗日的能顽抗多久！
我投降！王翼喊，他已在几百米水面游了数十来回，累极了，就中止折腾，在离堤坎几米远的地方高举双臂。
你尽管逃嘛，你咋不逃呢？教导员笑道。
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翼绝望地喘气。
不敢就算了？教导员埋腰察看说，王八蛋，你必须继续逃。
政府饶了我！
你变鬼嘛，教导员拔出佩枪，哗啦子弹上膛。你死定了，泡着也拒捕，上来也拒捕，总之你死定了。
静夜里响起一片拉枪闸的声音，王翼吓坏了，急忙回头朝塘中心游去，只有交叉的手电光，真是索命光啊，不依不饶地粘着他。月儿高挂，山丘起伏，狼狗也不叫了，堰塘里的划水声那样清晰，估计一里之外都能听见。真的，太安静了，我被铐在陡坎上，脑子一片空白，可眼睛却下意识地瞅塘里。哗，哗，王翼游得太慢了，越来越慢，象梦游一样，我居高临下地跟踪他，我的眼睛也成手电光了，几十名武警的眼睛都变成手电光，哪怕王翼潜入泥底，也能取他性命。他又靠近塘边了，他又喊投降了，可回答他的是滚回去，上来就打死你。这已经是第十次，或者第十三次，他可怜巴巴地回头朝相反的岸上游，哗，哗，他喘气，他开始呛水，咳嗽。他哭了起来，喊着教导员，我不想死的话。可二十来分钟过去，他靠近另一处塘边时，答复他的还是滚回去，否则以拒捕罪打死你。他再次回头，这大约是十五或十七个回头了，他划不动了，就仰在水中歇着。还有啥子花样，尽管拿出来耍！教导员大骂。
王翼漂在面上，只露一张脸，几十道手电光就钉死那张脸，比月光强一百倍。他又挥了两三下手臂，疲软得象鞭子。他到底放弃了划水，那张脸又在表面浮了几分钟，就突然下沉。
手电光还钉在原地，王翼又憋不住冒出水，动静比前几次小多了。他再沉，再浮，翻来覆去。没人吭气，直到他永远沉没，手电光还钉着原地咕咕回旋的几颗水泡不放。
跟着是声势浩大的打捞工作，世界转眼间苏醒了，人喊狗叫，两个排的武警战士几乎都下了水，不远的山下公路上，报警器拉得嘟嘟响，惊动附近的村民赶来看热闹。
尸体上岸在大半个小时以后，王翼在月光下呲牙裂嘴，死相难看，他的肚皮灌圆了，比平时大两倍，连裤腰带都胀断了。教导员命令两名武警架我去“受教育”，我一下子瘫了。
像拖死狗，一副手铐把我和王翼连在一块，塞进囚车，这叫生死相随。之后我被送进由地下防空洞改造的小间……老威先生！怎幺啦，老威先生您走神了……
【威】：我的思路已中断在水里。那王翼咋不上坎呢？宁愿挨子弹也该上坎呵。
【左】：他吓迷糊了，水鬼附体了。
【威】：无论如何该活下去……
【左】：您流泪了，老威先生？唉，我不该讲这一段，既伸不了冤，也报不了仇，连个证人都没有。罢，罢，死了好，省得受活罪。我被全监批斗，宣布加刑四年后，就戴脚镣手铐打入小间。深入地下十多米，再拐三个弯，走一段烂泥路，到了，某某管教说，就弯腰开锁，并把住铁栅门命令我进去。这是一口凿在岩壁内的棺材，我从门口直接爬上石头床，稻草垫子，渔网般的被褥，我一曲腿，铁栅就关上了。
借着外头昏暗的灯光，我认清了床边的马桶和塑料碗，这就是全部家当。
熄灯了，我一动不动躺着，浑身发潮。我用手摸洞顶，湿漉漉的，坐起来，就顶天接地了──我就在里面关了整整四年，吃喝拉撒睡，不见天日，不出这长两米，宽一米的洞穴。不能站，连伸个懒腰也不行，我唯一的运动场是石头床，做伏卧撑、仰卧起坐和下蹲，几十上百，几百上千，哪怕一顿只吃二两饭，哪怕天旋地转，眼冒金花，运动也是每日必修功课。我宁愿累死，也不能成残废──后来我晓得，周围的反改造邻居有２０多个，多半都废了，抬出去已半死不活。
昼夜的区别是有没有人来，送不送饭。老鼠自由出入，令人嫉妒。监狱政委和大队指导员每年视察一次，戴着口罩和手套，挨着问犯人有啥想法，悔不悔罪？一大堆领导由武警保护着，离栅栏门两米远，大约在黑暗里关久了，小间犯人的眼睛都闪闪的亮得骇人，所以领导总要开玩笑说，生活咋样？学没学会咬人？
【威】：你咋回答？
【左】：和所有人一样，磕头作揖，叫政府亲爹亲娘。我绝不逃了，谁要逃，我就揭发，和他斗争到底。我要立功受奖，回到人民怀抱，我满嘴白沫地嚼着舌头。
【威】：您想没想过王翼？
【左】：我恨他，淹死憋死还不够，该拿他千刀万剐。教导员大好人，几次叫这狗日的上来，他拒捕顽抗，太反动了。
【威】：您真洗心革面了？
【左】：您进去试试，不“洗心革面”就烂在里头。
【威】：古罗马有一个人，因为信教问题被统治者关进地窖好几年，结果他利于黑暗沉思默想，重见天日时已修炼成哲学家。
【左】：您嘲笑我？太没心肝了。我在里面啥也没想，思路集中不了，对镣铐都失去知觉了。当某一天，突然上了地面，眼睛差点叫光刺瞎。教导员不计前仇，过来鼓励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回家。不知咋的，我居然感动得哭起来。由于缺钙，除去镣铐时我试着起身，动作猛了点，两腿胫骨崩地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才柱着拐下地。
【威】：有后遗症幺？
【左】：风湿性肌肉萎缩，还有心脏病，痛风，糖尿病，总之，所有器官都提前衰退，我今年５３，已相当于７０岁。还好，办保外就医顺利得出奇。
【威】：您上访，企图翻案，就不怕被重新收监？
【左】：尽管放马过来，候着呢。笑话，现在的我是当年的王翼幺？
45乡村老教师
采访缘起：６１岁的黄志远是我父亲的同事，８０年代拉家带口，擅离公职，回到故乡成都，为蔑视户口管理的所有打工仔之先驱。
黄老师黑人黑户，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担惊受怕，其多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好在现在他已基本安居乐业，小杂货店的生意也算不错。
不过，大学是白念了。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９日下午，我爸特顺嘱我在白果林家中多布置酒菜，招待若干年不见的黄同事。“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苦笑着，客套着，我却觉得亲切，遥远的亲切。（以下，威：老威；远：黄志远）
威：您好，黄老师。
远：这不是二毛么？多年不见，差点认不出了。
威：您啥时回成都的？
远：８４年。
威：这么早就退休了？
远：我自己跑回来的，公职、户口都没要。你看，一黑就黑了这么些年，凭几根穷骨头硬撑着谋生活，我起码干了五年搬运工。嘿，我学的物理，当搬运工倒挺合适。
威：这不与农村打工仔抢饭碗么？您是大学毕业的中学老师，至少代课不成问题。
远：没户口，代不了课，连高考补习班也干不成，运气好的话，偷着干点上门家教。我人老皮厚，豁得出去，娃儿婆娘就惨了。娃儿上不了学，婆娘打零工受歧视，更气人的是经常查户口。妈的，这是我自己的家乡！我倒成了外来人口！
当然，现在宽松多了，老黄历也不提了。
威：您当时４５岁，再干１０年，体面退休多好。
远：那鬼地方，多呆一天都烦。
威：磨了这么多年，还这么冲动？
远：我们这批人，到底为谁在活？一晃就６０岁了，黄土埋齐下巴了，可仔细想一想，脑子里除了运动和饥饿，啥都没有。５０年代没赶上中苏友好，６０年代没赶上文革，７０年代没赶上平反，８０年代更没沾改革开放的光。９０年代嘛，终于攒钱开了个杂货铺，可他娘的税费又多。唯一的安慰就是娃儿跟我自学成才，读完了大学，可现在找对口的工作又困难。
威：您这辈子的确艰难。
远：我刚好是６１年上的大学。如果早生一点，还可以跟苏联专家唱歌、跳舞浪漫一回，相隔多年，我会唱的苏联歌还是比中国歌多；如果晚生一点，读书时撞上文革，也能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风光一回，说不定还发配不到山区去。偏偏我刚够臭老九的格，就充军到盐亭。
威：您一直都有“充军”的感觉？
远：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脑子容易热，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党团组织稍微表示一点居高临下的亲近，脑子就热得稀里糊涂，让堵枪眼也上。我家成份是“小资本”，当然应该感恩戴德地服从分配。我是表了决心的，直到风尘仆仆地下放盐亭，又由盐亭再下放到山垭公社，《决心书》还贴在衬衣口袋。老实说，初次下乡的经历虽说不上美好，但至少是新鲜的，也有几分激动。
威：您讲一讲。
远：你没听你爸讲过？
威：他是更老的一代人，跟您有差别。
远：我从没见过那么破的公路，有点像《地雷战》里日本鬼子进村时，经常挨炸的那条道。我们在这条道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天擦黑时，客车还熄火抛锚了。一时修不好，就由一个同车的山民马拉松长跑着去通知公社。我们站在路边等。
而挤成一锅粥的山民乘客们纷纷下车，各自赶路。一会儿，接我们的手扶式拖拉机出现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坐上去，突突突地向前。头上悬崖突兀，月儿高挂，阵阵寒风刮得人直打哆嗦。突然有一艘甲板样的巨岩挡了一半道，拖拉机减速，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公社到了。
白天一车人，夜里就剩我们三个大学生，像逃荒的。山垭不通电，百多米长的一条土街，只有场口修理农具的铁匠铺还亮着汽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铺板里传出，使四周显得更寂寞了。真有点像在月球上走路，连野物也是静悄悄的从我们身旁滑过去。
威：有些像梦境。
远：多年以后回过头去想，也差不多。那真是个奇怪的铁匠铺。据说原来是座庙，庙旁的岩壁，凿着个八层楼高的观音菩萨，几百年香火不断，山垭就是围绕着这庙，逐渐发展成乡场的。后来破除迷信，庙改铁匠铺了。冷落了菩萨，生意还特兴隆，农忙时，叮当声要响过后半夜，因为坏损农具总是堆积如山。
威：得罪了菩萨，也没见报应？
远：文革时，菩萨被炸了，当地老乡都传要降灾，结果不但没灾，铁匠铺还扩大为修理厂，厂里的十几个农村铁匠都升格为工人阶级，死保当权派山皇。那时山垭中学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红箍的学生们上街造反、游行、开辩论会，总要路过修理厂。于是学生们有针对性地呼口号，唱歌，有时还挺抒情。你想想，几十个喉咙在群山夕照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真能把自己感动得掉泪。而此时，铁匠们都丢开铁砧，亮出半身黑亮链子的肉，一人握一把长柄二锤，齐刷刷地列队门前，敌视学生娃。我从来没进去过，怕被放上砧子当农具给修理了。铁匠在学生的谣传中比吃人生番还凶。有一回，学生组织头头张红梅失踪了，大伙们怀疑重点就是修理厂。于是调集了几百人，甚至把武装部的枪硬借出来，围剿。攻了半天，铁匠们真红眼了，拉开铁栅子冲出来拼命，把二锤舞得呼呼山响，一会儿就扫荡平了一大片。许多学生中锤当场就哇哇吐血。幸好二锤皮往人的脑瓜子上砸。造反派急了，仗着人多势众，终于掀翻铁匠铺。那次还开了枪，把一个铁匠的耳朵崩飞了。嘿，你看我越扯越远。
威：没关系，我正听得上瘾。
远：刚才讲到铁匠铺。再朝前几十米，就是门口蹲着石狮子的公社及武装部。我们拾阶而上，书记领着这个简陋衙门的所有差役迎出来，为了“贵客”临门，炊事员兼值班员一手马灯一手汽灯，正准备鸟枪换炮，把会议室照个雪亮。
与公社书客套了几句，我就饿哑了，同伴张大春忙接过话头。炊事员笑嘻嘻地端来晚餐。此时已近夜里９点，书记说：“我再陪你们吃一碗。”就不客气地坐定会议桌上首。见我们发愣，他又解释：“农村人开夜饭，也是这时辰。我直到现在还不习惯五点半吃机关饭。”
水瓢大的土海碗，酸菜包谷面粥堆出了尖儿，筷子朝里一搭，婴儿拳头一般的红苕露出来，嗖嗖冒热气。我超水平发挥，没用咸菜就吞掉一碗，撑得腹大如鼓。这是踏入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绝对不能剩碗底。张大春把胃病胀翻了。哎哟了一夜。
可书记连吃两海碗，方停箸摸烟。张大春见抽的是《春城》，忙掏出兜里的《大前门》递上，并撒了一圈。你不知道，这粥包括盐亭人民赖以为生的三大特产：红苕、包谷、酸菜。贮入地窖的红苕是农民大半年的主粮，因糖份重，常吃造成胃酸过剩，所以非与酸菜搭配着吃。酸菜的制作是将大青菜洗净，晾透水气，塞进大瓮密封。几十天后，青菜沤得发霉，呈酱色，指头蘸尝一点，又臭又酸，能倒掉人的大牙。沤得好的上等酸菜，瓮面起一层鼻涕状的“悬水”，伸手抓一把朝上提，能吊三尺多长。酸克糖，红苕吃出的毛病就解决了，但据专家考证，盐亭之所以成为全国食管癌胃癌的传统高发区，跟红苕酸菜有直接关系。
威：您对吃还很有研究。
远：那年头的伙食太次，似乎每个人都研究吃，不是味道，而是啥能吃，啥不能吃。我放在吃上的心思肯定比教书的心思多。所以，我们觉得公社书记不错，人实在，待客用大海碗。人家是三代铁匠，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钻进农具修理厂重操旧业。闹文革，铁匠们都成保皇派，跟书记打铁有直接关系。批斗走资派时，铁匠们劫了法场，从此书记在修理厂躲了一年。后来厂被攻破，造反派就将书记揪回中学，与校长关在一块，天天喊着口令，让一长串大小走资派光着脚，跑操，刮风、下雨、晒太阳都跑。学生们换着喊口令玩，时快时慢，把走资派摔得鼻青脸肿。终于有一天，书记的铁匠性子发了，就与学生们打起来，结果被揍得大小便失禁。学生们不解气，把他架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他死不开口，原来他把舌头尖咬断了。
唉，悲惨事说不完，书记死了好几年，我都还记得刚到山垭公社那夜，书记的分分头，像土改电影《槐树庄》里的富农。可深秋天气，他只穿单衣，一脱下来，就显出黑亮肌肉的铁匠身份，我总觉得他的脸与他的身子不协调。他曾留我们到修理厂过夜，说铁打完了还可以蹭包谷酒喝。可惜我们奔波一天，太累了。刚在招待所躺下，公社机房又接到学校电话，告之邓校长已亲自带人上公社来接新老师。
那是个热情过盛的时代，虽然书记在电话中一再说“睡了”，可校方回答“邓校长已在路上”。我们激动得倦意全无。我不是诗人，要不真要写诗了——书记陪我们站在垭口，极目远眺脚下朦胧一片的山路，一长串火把蜿蜿蜒蜒地上来——那十里开外的乡间中学就是等着我们奉献青春的地方。
我们夹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一直下坡，曲曲折折地下到底，就是山垭中学。
行李由孩子们扛着，一左一右是邓校长与杨主任。有时，路变窄了，人就排成单行，路旁是深沟，当脚偶尔踩虚时，总会有手或前或后地拽住你。接近学校时，要穿过一片坟地，火把照着人影子，一伸一缩的，与墓间的纷飞磷火互相牵引。我想起书记临别时说的话：“破太陡，机耕道也莫法修。年轻人，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改造世界观肯定不像电影演的那么容易。”
威：您对那苦地方还是有珍贵记忆的嘛，至少铁匠书记不错。黄老师，我觉得您是９０年代青年志愿者的先驱。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才，却主动申请到最穷最苦的山区希望小学教书，体验生活，一年或者两年。
远：这有啥意思？中国山区是改造不过来了，不管投多少钱，最后都变成了水里的月亮。光秃秃的山梁子，一座接一座，你在上面走半天，风景是一样的，脚和眼睛都累了。种树致富？活不了，即使活得了，人活儿样也享受不了，农民不会干这种傻事。谁都不愿脸朝黄土一辈子，能跑的都跑了。笔试时代出门要证明，人不敢跑，哪怕种着庄稼饿肚子，也认了。邓小平把一切都搞活，泥腿子比我们跑得更远更欢。
威：您读过山西作家李锐的小说么？吕梁山那么苦，农民还是眷恋自己的土地。
远：瞎编嘛。每个朝代的作家都瞎编，因为农民从来不读小说。你编得如何他们也不晓得。文革中，浩然的《艳阳天》普及得宽，还有克非的《春潮急》，里面有加钢黄蟮卖假牛的场面，挺生动。说实话，没一个中国农民真爱自己的土地，谁愿意世世代代种地？只要有更来钱的活儿，都丢下地跑了。树砍没了，水不能喝，人也会渐渐走光——在成都和绵阳，我偶尔也碰见我的学生，当官、做生意、打工、下苦力都有，走运和倒霉都有，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跳农门。
有一次，我在磨子桥一带拉贼三轮，撞上城管缴车，躯闪不及，三轮就被弄上大卡车拉走了。我绝望得两眼发黑地蹲在街沿边，正考虑下一步该靠啥谋生，后面却有人拍我肩膀。一回头，见一个胖老板冲我叫“黄老师”，我早忘了我是老师了，所以猜不出对方为谁。
胖老板硬拉我去一家夜总会坐，还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山垭铁匠书记的老二，８０届的初中生，我当了他三年班主任，后来他去县城上高中，去绵阳上大专，进一步的情况我不晓得。我看了名片，才晓得这小子是这家夜总会的总经理。铁匠书记的儿子还是念旧的，他请我喝酒，还给城管的熟人打电话，设法把我缴去的三轮弄回来。这小子门路野，酒量也大。他一会儿就灌完一瓶红酒，醉醺醺的，一定要给我叫小姐，把我的魂都吓出窍了。他说：“黄老师，您和我爸一个城市一个农村，但命都一样的苦，这辈子太没意思。做学生的今天一定要让您享受享受。”我说：“师道尊严还是要讲的，你咋可以拉老师下水？”他说：“课堂上是师生，下来就是朋友——这都是您以前教导的。我爸死得早，老师您偏向我，经常留我在您寝室做作业，今天我非要报答您。”我说：“您虽然是好意，社会风气也如此，但你爸的在天之亡……”他哈哈大笑着打断我：“算了吧，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不容我多话，两个小姐就上来挤着我劝酒，把这张老脸羞惨了。我的学生见我手脚无措，就起身说：“慢慢来，我这会儿去给您找个更漂亮的，把你们那代人的世界观彻底改造一下。”
我好不容易挣脱了两个小姐，冲出包间，却见走廊拐弯处围得水泄不通。
我浑身都汗湿透了，凑近人堆却见我的学生正殴打一个小姐，他揪住她的头发，手、脚、膝盖、倒拐都用上，小姐被揍成一团，满脸血，浑身打抖；旁边好几个人拉架，可这铁匠的后代力气大，无论如何分不开。再打下去肯定出人命，我不得不上阵相劝，还挨了学生一拳。我学生见我鼻子出血，一愣，酒才醒了些。他说：“这婊子嫌您老！妈的，她那逼有多嫩？起码几百男人搞过，有多嫩？”我实在听不下去，只有赶紧走。三轮也不敢去要，生怕铁匠后代再找到我。可有天读《华西都市报》，竟无意在社会新闻栏里看到关于我学生逼良为娼的追踪报道，当记者采访被拘留的“打人凶手”时，他说：“我的老师太穷了，小时候，他对我那么好，长大了，我为了他被关几天也值得。”
威：世上竟有这种“念旧情”的学生！
远：他爸在阴间还不气死！有时我不明白，老毛和老邓谁对谁错？开放好呢，还是关门好？铁匠后代不打铁，到大城市来乱使力气，结果变成害人虫。比他混得差的更是害人虫，宁愿瞎闯，也不回老家。
威：瞎闯不动的，总留在家里吧？
远：朝人多的地方搬。混出人样的，到绵阳或成都继续混；次一等的，在县城或郊区定居；再次一等的，迁往大的场镇；最差的，也靠近乡场。地再大山再高，祖宗的骨头埋得再多，但传说的风水说变就变。听说山垭中学也撤消了，房子平了，操场填了，全弄成农田。我估计原因是师资缺乏，离乡场都十多里，生活太不方便，如果不用行政命令，现在谁愿意去？
威：山垭中学教学条件咋样？
远：在当时算不错的，３０多名老师，大学文化的占一半，甚至还有你爸那样教过多年进修学校的特级教师。那年头，哪儿都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谁也不觉得山洼洼屈才。据说山垭中学还是清朝末年一个同乡举人创办的，拱式教学楼与大礼堂还有点西洋建筑风格，农忙时，教学楼前的操场就成了晒谷场，农民们甚至把风车都搬来，干得欢天喜地。学校师生要进行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得事先与生产队好言协商。而体育课根本上不成，因为农村孩子从小到大都干农活，体育课天生就该满分。
教师、学生住的大、小四合院及女生院都有几十年历史，山湾堰塘绿水幽幽，兼作灌溉与天然游泳池。我看过电视剧《围城》，这儿环境有点像方鸿渐去的三闾大学，日本鬼子的飞机根本炸不到。也许，这儿该办成五·七干校或农业大学，因为学校所辖的果园、农田与菜地都由师生耕种。７５年演《决裂》，其中有句台词：“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以为今后大学不用考了。贫农出身的高校长趁着大伙热情高涨，擅自把全日制课程改为半工半读，并率先挑起一对大粪桶，在田地间疾走如飞。师生们争先恐后，每天下午都掀起种地热浪，以至收获季节，水果、蔬菜过剩。学校没有公粮任务，校长找公社好说歹说，才争取到义务送粮到贫困区的光荣，而水果、蔬菜吃不完，也没地方可送，好只烂掉。
威：赶乡场卖嘛。
远：学校不兴做生意，况且农村，不占肚子的东西不好卖，总之，２０年中，我可能有５年在认真上课，恢复高考，邓小平复出，学校为适应形势，才划分出教学组，整理教案。此前，我这教物理的，也教过数学和语文。
文革武斗时，山垭中学分成两派，造反派一占上风，就将以校团委为核心的保皇派撵出校园。附近农民也有组织，叫“农奴戟红色兵团”，与学生们观点不一致，校方就鸣钟集合宣布：学校操场是革命小将的练兵场，不是小农意识的打谷场，而大礼堂是排练和演出忠字舞的红色舞台，不是堆放资本主义黑庄稼的仓库——这一招太狠了，“农奴戟”抗了几天，就召集上千泥腿子沿山路游行，挺进学校，发出怒吼。几百学生娃都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齐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与农民对峙。
乡下人毕竟老实，胆小，不敢贸然出手伤人，而书生们伶牙利齿，利用越战越勇，“母校保卫战”持续了几天，县里造反总部来了两名特派员，声称：
“再敢围攻革命小将，‘农奴戟’将被县革委定性为保皇狗。”如此狠话出自“县里”，农民们马上作鸟兽散。
清静日子没过多久，中央号召“革命大联合”，接着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嘿，风水马上又倒转，几个学生领袖被驻校代表宣布为坏头头，“刘少奇的走狗”。经过游乡和批判会，压服了学生们的嚣张气焰后，学校变本加厉演化为农场，不仅拾掇庄稼，而且养猪养狗养鸡。深秋重开课程，学生都不能按时报到。校空了，连早已熟悉的迎接“最高指示”的游行也失去了往日敲锣打鼓的热闹，“贫农代表”跺脚乱吼，急忙去校旁的刘家大院动员乡亲，不料乡亲没有熬夜的习惯，连“最高指示”也把他们搞不起床。
威：您虽然在乡下，但热闹看了不少。
远：人像面团被搓来揉去，农民管理学校，除了监督劳动，就是忆苦思甜。你不搭理，他就三天两头找你谈心。忆苦饭更是常吃，师生都成瘦猴子了，还让“斗私批修”。农村学生很本份，都走几十上百里山路，从家里背粮食。学生食堂有口大锅，人横着躺下去只能够着锅底。下面煮水，上面架木格子蒸饭，全是学生们自带的五花八门的器皿。锅盖平时吊在房梁上，蒸饭才放下来。学生下饭顿顿是白水菜汤，没有一星油。长此以往，人会得甲亢病，学校也太黑了，师生打了那么多粮食，却一粒也不抠出来。守着个世外桃园，我最深的感受自然是饿。一个礼拜赶一次场，炊事员早早就出门，按教师的人头买肉，一人二两。星期天晚餐，大家无一例外地聚集小食堂，把碗摆在案桌上，等待伙食主任唱名、分肉。炊事员分肉手艺已炉火纯青，片数不会多不会少，连油与菜，也尽量平均。因为此时众多鹞子眼都随着“印把子”转动，你有私心，人家总会咳嗽，以示提醒。
肉碗到手，每个人都要本能地簸一下，才伸出另一碗打饭，一碗三两。计划经济时代，２７斤的口粮定额，绝不含糊。为了改善生活，教师们成群结队夜捉青蛙，一会儿一大桶，剐皮白水煮吃，特鲜。
威：除了乱七八糟的事，您是咋教书的？
远：你问我，我问谁？那年头根本就没固定的课本，只有讲“最高指示”没错。毛主席啥都讲过，就缺物理和化学，所以我也不敢乱讲。您爸是特级教师，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出神入化，就凭这一条，文革开始他就成“黑帮”。唉，这辈子太落魄了，连老婆与我的共同点也是吃。她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管刘家大院的榨面机。我开始去榨挂面，接着就经常接受她一把面的贿赂。结了婚后，她才嫌我吸面的声响太大，“一吸里外都听得见”。
威：您一个大学生，不嫌她土？
远：我是臭老九，３０多岁了，没人要的货；而人家当时是生产队一枝花，追求者满山遍野。我们秘密好了一年多，才公开。她爹见生米煮成熟饭，还叹息“鲜花插在牛粪上”呢。还是俗话说得好：“胃口就能成夫妻。”
46村民谢明
采访缘起：２００２年４月３０日下午，我第二次与来省城上访的蓬安农民阙定明等人约定，在成都西玉龙街的某某招待所见面。由于案件主角突然回避，只得转而访谈４３岁的配角谢明。
为了大家的阅读顺畅，我没能采用大量的地方土语，虽然这非常可惜，但我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这件事。苛政猛于虎，所谓三农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许多。
应该说，冤案主角政治觉悟很高，信赖党和政府的各项农村政策，所以他过分自负，竟要通过反映、举报，依法查帐来揭露贪官，减轻乡亲们的人头税费，却阻力重重，最终被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锒铛入狱。
"天哪，"据说他在法庭上仰天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天哪？"（以下，谢：谢明；威：老威）
威：我搞了多年的底层访谈，这个旅馆，我进进出出了好多回，但是昨晚看完了你们的上访材料，还是失眠了，用一句书面语来形容，就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所以一大早就赶来了。
谢：谢谢老威同志为我们作主。
威：我一个跑滩文人，作不了什么主。我只能保证尽量真实地记录这个案子，让更多的人了解阙定明的冤情，至于以后咋样，不敢说。
谢：这几年，我们接待了几十位报社记者，有的还亲自跑到中坝村走访，都说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结果都石沉大海。转眼间，阙定明的四年牢也坐满了，也没见有啥报刊公开报道过。听说新华社的内参登了，通了天，可整人害人的贪官至今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欺压百姓。时间拖得越久，越对贪官有利。
威：想不到您还挺懂政治啊。
谢：折腾来折腾去，中国人个个都炼成了政治家。
威：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这份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的申述状可是您起草的？我挨着数了３个钟头，大约有１１００多人在上面签名划押，手印盖得密密匝匝，真是触目惊心！
谢：您的心这么细？看来有些来头。不过，这文章我做不了，至于谁能做，暂时保密。
威：哪就算了。
谢：我直接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口水话太多，上不了台面，还得麻烦老威同志您花几把力气加工整理。
威：您放心吧。
谢：您晓得，我们的申述状标题是"嘉陵江畔第一案"，为啥这样说？因为在我们那儿，自盘古王开天地以来，还没出过这种事。你说国民党坏，苛捐杂税多，但是听老一辈讲，也就是乡长、保长、甲长带几个民团、乡丁进村来走几圈，催催摊派款；情况严重了才背上几杆破枪，壮壮声势。可在共产党手里，在公元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４日上午，朗朗乾坤，竟有１００多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武警驶着警车，冲进了我们长梁乡，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接着包抄了四面环水的中坝岛。这帮兵匪的总指挥是蓬安县的父母官，县长孙明君。
威：你们不过是普通的农民，怎么得罪了县长？
谢：因为上访和查帐。１９９６年２月以来，中坝村５组村民阙定明就多次向上级举报村社干部的贪污腐败，还就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多次上访，迫使蓬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到中坝村调查。阙定明在工作组驾临当日，抄写了《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中央１９９６⒀号文件，以及省农业厅对阙定明上访问题的批复意见，在村里张贴了好几处，还找了一面祖传的铜锣，边敲边喊，四方游走，通知大伙开会。他是个瘸子，一大拨娃娃跟着他，他喊一句"查帐！"娃娃们也跟着喊，直到全村２０００多人都出来了，才挟着锣去接待副县长刘光福率领的工作组。
阙定明只有小学文化，可人耿直、仗义、见的世面多，所以他的口才在村里很出名。他当即走到刘副县长跟前，鞠个躬，代表村民汇报说："我们长梁乡中坝村是嘉陵江畔四面环河的小岛，地势低洼，河滩地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玉米，花生、烟叶、油菜。广柑本来是传统产品，但无资金改良，也老化了，变不成钱了。全村２３００人，负担人口１９１０人，耕地面积９９２·５亩，人均不足５分地，有的社还不足３分地。人多地少，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也只能维持温饱，更何况常年遭灾（干旱、虫灾和洪灾），遇上特大洪水，村舍淹没，地里颗粒无收，青壮村民就只有成群结队逃荒，出去讨饭、打工，把国家救济粮省给跑不动的老小吃。幸好苍天有眼，阶级斗争不搞了，中央和四川省政府都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调动生产积极性，把近百种税费砍掉一半以上，后来又出台了《条例》，政策透明，我们到底可以直一下腰了：虽然天灾难免，但人灾总能免吧？９３年中坝村的人均负担为４０元，９４年５０元，９５年６０元，如果一直按这个增长度，我们没啥怨言，乡村两级有那么多干部拿工资、补贴，农民不出钱出血供着，政府班子就瘫痪了。没人管事，影响了安定团结肯定不行——我们能体会基层政府的难处，但你们也该为我们想想，农民的钱是一分一厘从这块不争气的地里挤榨出来的，总有一天，这地就荒了，就大家都没吃的。一人出６０元，一户六口之家，就要出３００元。花生、玉米，几毛钱一斤，３００元要买多少？你们每天拿一分钟为我们算算帐，为土地算算帐，也就不至于在１９９６年，突然把人头负担提高到１７０多元，比上一年增加１８０％！这就意味着六口之家要负担１０００多元，而中坝村两年的人均纯收入才４８３元！砸锅买铁也出不起啊。你们于心何忍？
"当然，如果基层政府需要这么多钱来为老百姓办事，需要这么多钱去爱国爱党，去打击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我们也认了，卖儿卖女，卖房卖血都行。想不通的是，中央想减，地方却增，长梁乡好象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因此，我们这些泥腿子，也要依据法律、政策，要求查帐。全体村民都可以作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坝村就从来没有公开过帐务。"老阙的语音刚落，掌声就打雷一般响起来，整整持续了几分钟；刘副县长也感动了，当场和工作组其它人交换看法，同意了村民的查帐请求，并且说：
"这是民主和法制意识的觉醒，共产党和蓬安县委为你们撑腰、打气。"威：关于农民负担问题，上面有什么具体的精神？
谢：我这儿藏有１９９７年９月１号的《蓬安信息报》，上头全文发表了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其中第九条明文规定：农民每年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交的集体提留和统筹费的总额，以乡（镇）为单位计算，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５％，蓬安县委、县政府为此公开表态，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１３）号文件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落到实处，并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不准超过县农业主管部门的数额。
威：哪１９９７年的人头负担是多少？
谢：１８０多元。
威：我明白了，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传达惯例，基层政府比你们预先知道了新政策，所以赶在实施期限之前，把人头负担从６０元猛提至１７０多元，这样，在高基数上再增加，自然就符合"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纯收入的５％"，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谢：可人头负担增加了，纯收入并没有增加。
威：哪就做假帐，泡沫帐。
谢：所以老阙提出查帐，可拖了一年多，不成。因为平头百姓查政府的帐，古往今来都没先例，虽然如今有法了，副县长也表态了，但县委班子调整，前任答应的事后任凭啥兑现？村民代表们乡里、县里，脚跑大了，人头负担还直线上升。老阙说："这样下去，农民吃不起饭，政府的税费收不上来，恐怕人心惶惶，要暴乱了。"就在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０日，邀约中坝村各社村民代表十几人，一道去乡政府请求查帐。当时政府里只有副乡长唐杰超执班，其它干部都到乡治安员唐建国家吃喜酒了。唐乡长晓得大家来意，就说我们没有会计证，无权查帐。老阙说："都是农民，哪来会计证？只怕乡政府的会计也没证。但我们有《村民组织法》，还有中央（１３）号文件，请乡长您依法办事，兑现县上允许查帐的承诺。"姓唐的又磨了半天，见溜不脱，就签了字，并带领我们去农经站，找到站长代文平，提出９２至９７年的帐本。
我们喜出望外，就分头进行，各社代表查各社的帐。正上了劲，正乡长彭会昌吃喜酒回来，闻讯暴跳如雷，大吼："反了！反了！搞颠倒了！"代表们不愿交回帐本，彭乡长又吼："帐目坚决不许查，今天要打要杀，陪到底。"代表们气极了，就拉他上市里县里评理，争吵起来。闹了个把钟头，三个政府官员借故脱身，去乡治安员家汇合其它人，商量对策。下午，蓬安县委和政府接到密告，派调查组来长梁乡走访当事人，并在乡电影院召开大会，县委副书记兰坤发和副县长卫磊都讲话，批评了乡政府，同意并支持村民代表查帐。卫县长说："对反贪污腐败的人要重用、大用；对查出有问题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拉下马来，依法惩治。"还宣布：中坝村帐务清查小组正式成立，县检察院唐联喜副检察长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唐树全任副组长，村民代表任组员。
话音没落，全场鼓掌，大家都连叫"包青天卫县长"。于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帐务清理按部就班，先从群众反映最大的九社和十社开始。一上手，就查出十社社长漆文光贪污２·７万元；九社有数笔巨额款项跟县长孙明均有直接牵连（县里兴建马回水电站，九社全部房屋搬迁，时任马电公司董事长、总指挥的孙明均经手了国家下拨的巨额房屋街道重建款。马电计划投资１·７亿元，实际耗资４·３亿元）。谁也没想到，拔了萝卜带出一堆泥，一桩特大经济案眼看暴露——帐务清查被勒令终止。
父母官亲自出马了，村民代表不小心捅漏了天！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４日，中坝村２０００余位乡亲终生难忘，１００多警察带着枪杀了进来！兵分两路，一路包围乡电影院，把骗到场的村民代表阙定明、吕长君、谢自为打翻在地，反扭手臂，以十几支手枪和冲锋枪抵住脑袋。武警班长喝叫："老实点，动就一枪崩了！"接着被拖出电影院，一顿拳脚。三人还被按跪在公路上，锁了背铐。当时在场有几十个村民，都骇炸了，四下乱窜着叫唤："抓人！共产党抓人！"县委副书记兰坤发见了，命令鸣枪示警，并大吼："今天接到密令，如有妨碍执行公务者，就地正法。来几个杀几个，先斩后奏！"在阙定明等三人被拖上囚车带走的同时，武警大部队已过河包围了中坝村九社，挨户进行大搜捕。大祸临头，许多村民房门紧闭，但都被踹开了。当然，农民家穷得叮当响，一眼就望穿了，于是兵匪们又驾着警车，冲进庄稼地，碾倒大片庄稼。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村民代表何文有，还没弄醒豁，就被枪托砸翻，嘴巴啃泥，戴上铐子。站在一旁的青年吕德良，只有２０岁，血气方刚，质问了一句："光天化日，你们凭啥……话没落音，就挨了几拳，口鼻直喷血，跟着，也被戴铐扔进囚车。
一帮兵匪歪戴帽子，在宽阔的田野上施展威风，谁敢吭气就打就抓。受伤的村民横躺在地里，没人管，而警车却一路拉着警报，制造恐怖气氛，老人和妇女都吓得发抖，紧紧抱住自己家的强劳力，不让再出门惹祸。还在外头的村民，象受惊的鸡鸭，哇哇往家跑。警车不停地撵人，横冲直撞地耍疯了，村民代表吕功辉被撵到嘉陵江边，跳水逃命，差点被淹死。兵匪们耍尽兴了，就鸣着警报到县轮渡码头会师，命令俘虏们当众跪在河边，打得死去活来，群众远远围观，指指戳戳，还以为破获了一起抢劫杀人集团。
阙定明等五人被关进县看守所，三天三夜的刑讯逼供，精神几乎崩溃，只能在审讯人员早已写好的定罪材料上签字划押。一个月后，除老阙外，其他"认罪态度较好"的四人均"取保候审"，作为释放条件，四人书面保证："一，不准对外说案情；二，不准走亲访友；三，不准上告。违者再抓进来，罪加一等。"
"首犯"阙定明继续坐牢，在此期间，县太爷孙明均指挥的专案调查组进驻中坝村，拎着手枪、手铐，揣着《拘留证》"收取"已定证据。为了逃避作伪证，村民们纷纷在夜里外逃，十几个村民代表更是有家难回，２０多天在河边荒草地露宿，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投嘉陵江。天老爷，这是啥日子？蚂蚁都有巢，难道做农民连蚂蚁都不如？
威：这狗日的贪官也太狠毒，贪了，不让查；不让查就算了，还要搞恐怖活动，封人的口，这和本·拉登有啥区别？老谢，您可晓得朱容基总理说过"预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话？
谢：中国起码有几十万贪官，见钱不怕死，所以几百个朱容基也不够用。
威：湖北监利县有个乡党委书记，叫李昌平，曾经为民请命给朱容基写信，他反映的人头负担问题同中坝村大同小异，我念一段给你听听："农民不论种田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８０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５００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跟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涨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涨，唯望天地哭。'"
谢：这是个有良心的好官，可惜没生在长梁乡。
威：接下来有："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多么不公平啊。"
谢：变了农民，脸朝黄土，就没啥公平的，我们从没要求公平，只求能过得下去。
威：没想到您还挺平静。
谢：眼泪已经淌干了，老阙为中坝岛坐牢，大家的眼泪都流干了，他不是官，就一个农民，一个瘸子，却心比天高，非要拗这个劲。他和清官一样，为民请命，但写不了那么好的文章，小学文化，给市长、省长写信都不行，词不够用，不够用来形容当农民的苦。何况总理，这么大的国家，只有一个总理，绝对看不过来。农民的眼泪只能把农民自己淹死。
威：我理解，请您继续讲。
谢：这是命，阙定明命中该坐四年牢，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４日，蓬安县检察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向法院提起公诉。１０月７日，法院开庭公审，被告和辩护律师都作了"无罪申辩"。群情激愤，几百名当地村民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举着"阙定明冤枉"的横幅，多次从旁听席上起立发言，要求释放被告，惩治贪官。法官多次制止无效，就宣布休庭。因证据不足，１１月３日，县检察院撤回起诉。１１月５日，村民们聚集法院门口，要求依法放人，刑庭庭长刘某某出面接待，并压低嗓门对大家说："阙定明的确无罪，法院判不下来，可是县委主要领导一再施压，我们叫他们签字，我们判，他们又不签。"
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日，县检察院第二次提起公诉，罪名和罪证无一字改动。１２月２２日，县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轰动一时的冤案，为了防止骚乱，县委书记谢发国亲自出马，在县邮电局设立临时指挥部，致使城内电话中断数小时；并出动大量警力，在城外拦截从成都、南充等地赶来采访的记者。
全城戒严了，岗哨林立，公路和水路交通被封锁，警车响着警报在街上巡逻，水上派出所出动汽艇阻拦从中坝岛过江的渡船，超载的渡船在江中摇摇晃晃，眼看要沉了，汽艇才网开一面。
而在庭上，检察官和律师嘴仗打得激烈，只听律师声音洪亮地说："本来'奉命起诉'，'奉命审判'，权大于法已成为过去，然而在新刑法、诉讼法颁行的今天，又重现这个问题，这将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悲剧、蓬安县的悲剧。因为，只有千年的百姓，没有千年的官，你可以镇压一个阙定明，而无法镇压百万蓬安人。一个阙定明被镇压下去了，千百个阙定明会站起来，历史将宣判阙定明无罪。历史将把蓬安的大、中、小贪官钉死在耻辱柱上。历史上的莫须有都是这样，可以压得了一时，却不能压一世，历史上的秦桧，至今还跪在杭州的风波亭外，受千人骂，万人打。"
威：这律师胆够大的。
谢：他是南充的律师，蓬安管不了，而且他实在被气毛了，明摆着的冤案嘛，硬要开庭。到了中午，天阴得很，几千群众不断线地涌入法院，挤在旁听席，为阙定明和律师鼓劲；而检察官一开口，群众就起哄，喊冤枉，法官制止不了，就连连叹息。到最后，检察官就只擦汗，不说话，蜷在座位上，像受气的小媳妇；而律师穷追猛打，滔滔不绝，把法警和城里人都感动得热泪直流。阙定明在被告席上，边哭边冲着四面八方拱手道谢，连说："我满足了，满足了！"拖到下午３点，法官摸出事先拟好的官样文章宣布：判处阙定明有期徒刑四年。
威：依据是什么？
谢：前头已讲了，是因为９８年２月２０号的查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