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你莫挖苦我。
【威】：这类诗适合用你的家乡方言念。再来一首咋样？
【陆】：刚才的调子太低沉，我弄首好耍的活跃气氛──上级领导来开会，“三个代表”天天背，忙了公事忙酒会，水平越高越开胃，只有上司说酒话，下属工作才到位，人民不醉公仆醉，喝空国库无所谓。
醉鬼才好打醉拳，违法乱纪乱收费。假如胃肠出了血，医院里头来相会，革命同志不后悔，舍命为了本单位，有人乘机来送礼，你吹我拍为了谁？二奶三奶加三陪，齐心协力花公费，利益均沾官官有，百姓哪个敢反对──判他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扰乱社会秩序罪。
【威】：你写过多少诗？
【陆】：记不清，有些东西，一时冲动就写，过了就忘了。但记在本上或心中有数的总有几百首吧。去年我在北京上访，被一群不明身份的当地歹徒毒打，造成脑震荡，经常头晕、呕吐，记忆力不如以前了。也可能是止痛片吃多了，记忆神经麻痹。我得抓紧写，否则将来成白痴就惨了。
【威】：至少目前还没这种迹象。老陆，讲讲你是如何成为上访专业户的，也好替你的诗作个人生注脚。
【陆】：关于我状告本地公安局胜诉的事，全国各地媒体都有许多大同小异的报道，大概经过是这样：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６号，我在本组清理阴沟时，发现了蓬安县烟厂几年前因改道而废弃不用的大半截锈水管，就捡回家。此时有过路人对我说，前面不远的荆棘丛中还有些废水管，可以挖出来卖钱。１９日上午，我拖了辆板车去挖水管，由于是废弃多年的破烂，开挖过程没人干扰。可当天下午，自来水公司以“失主身份”找到我，要求退回所挖水管，因所有权的争议，他们又改口要钱，并承诺只要给钱就可以长期照顾我的废品收购生意。
第二天，我主动到自来水公司业务科，与科长老熊达成付钱６０元挖废水管的口头协议。５月２３号，我刚挖出半根水管，业务科就迫不及待派人追钱。明明说好卖了废品再付，况且我身上没一文钱。这就惹毛了他们，说好话也不顶用，他们马上以失主身份去派出所报案。
我被抓进派出所，家也抄了，发现了“与我身份不符的赃物”：破自行车四辆，电动机两台，烟丝筒、排风扇等等，统统没收。当时正“严打”，我成了有重大盗窃嫌疑的典型，当日的本地电视新闻这样播的：“自三月以来，陆某某趁夜深人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大肆盗窃……”
我被收审了２０多天，由于“死不认罪”，被反铐，被拳打脚踢，更恐怖的是为两名死刑犯陪杀场。公捕公判的万人大会上，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朝我扔石块，吐唾沫。我叫了声冤枉，武警就把我踩跪下去，且同死刑犯一道，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毙人时，我也跪在旁边，脑壳随枪响一开瓢，我就吓晕了。
６月１４日，由于没查出任何真凭实据，我这个县城里赫赫有名的贼被解除收审，无罪释放。回到家中，所有的财产都被村里强制没收、变卖，我一下子成了自己家门口的流浪汉，悲愤之下，为了洗清贼名，我向法院起诉公安局并索赔。两次都败诉了，派出所长还上门威胁我：“你再告，看老子今后收拾你。”
既然地头蛇放了话，我只好连夜收拾行李，上省城申诉。由于“民告官”
具有新闻效应，所以全国多家媒体都找我采访，进行报道，终于惊动省高院。
１９９８年元月１２日，南充中院按照高院旨意重审此案，我胜诉了。可３月２６日，公安局竟答复我“不予赔偿”！
没办法，我只好再次起诉，要求公安局赔偿关押２３天的误工损失、家庭财产损失、名誉损失共计几万元，我有自己做人的标准，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漫天要价。７月１５日，我再次胜诉，得到５６６２·３５元的赔偿。这与我的实际损失相差太大，况且几年官司下来，我已欠债８万余元。
我再次上诉上访，跑成都，跑北京，成了一个打赢了官司的乞丐，一个上访专业户。我一度靠擦皮鞋为生，在擦鞋的同时，向群众背诗，诉说冤情和对社会的看法，但鞋箱一次次被城管和巡警没收。后来，我没钱买谋生工具了，就写诗告地状，每天乞讨２０个小时，借以糊口和交上诉费。有一次，我病倒在大街上，两个１１０巡警赶来，竟把我当盲流暴打一顿……。
【威】：你这种饱一顿，饿一顿的上访何时有个头呢？说不定哪天就倒毙街头了。老陆哇，我看你还是回家种地算了。
【陆】：你读书读呆了吧？而今不是古代，你想种地就种地？我妈改嫁过两次，７９年，我才１４岁，就因不堪忍受继父的歧视而离家出走了，我还被人贩子卖到了河南，后来四处流浪打工，早成毛主席说的“流氓无产阶级”了。就这命，在哪儿都生不了根。以前还有成家立业的想法，现在，啥都显得渺茫。只有上访能提神，能使我活得象个人样。我已经穷惯了，欠债欠惯了，这辈子，怕是还不清，所以经济赔偿倒是其次，我的第一要求是：公安局必须在县、市、省三级电视台上，２０天以内以循环滚动播出的新闻方式，公开向陆某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响。
【威】：这可能幺？
【陆】：不可能，我就耗下去。大不了──一进牢门心惊肉跳，二人同行一副手铐，三顿糙饭准时送到，四季衣裳只有一套，五花大绑陪了杀场，六亲不认闭目修道，七根钢筋把天分割，八条监规条条霸道，九肉没有口水滴哒，时辰一到该你报销。
【威】：又吟诗了。
【陆】：狗屁国法早失灵，腐败官僚已成精，天公若有分身朮，化作万千江泽民，一个单位派几名，双手倒提机关炮──共产共惨党员们，哪个还敢起贪心？
【威】：你真是出口成章。
【陆】：活鸡活鸭活王八，好烟好酒好贡茶，请来请去请公仆，吃垮私家吃公家，不怕报应就怕罢，乌龟王八是一家，只有人民输定了，因为官帽比法大。
【威】：打住吧，老陆，别激动过头了。
【陆】：只要你愿意听，我可以吟诗到世界末日，激动有啥不对？脑溢血死了还痛快些。下面一首是……
【威】：我们换个话题。让我看看你这条蛇皮口袋，装的都是上访材料幺？
【陆】：你不想听诗了？
【威】：实话告诉你，我８０年代也写诗，发表过不少，后来因诗惹祸，进了监狱。我已经十来年没沾诗，没和过去的诗友交往了，没料到，今天不小心听了这幺多好诗，一时消化不了。
【陆】：你太谦虚了。其实我的蛇皮口袋有好几条，随身带着，除了上访材料，就是诗，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替自己写，也替别人写。由于我是民告官的赢家，所以许多有冤屈的上访者找到我，咨询法律，联系媒体，求写申诉状。我的生活规律是：白天乞讨时凭灵感编诗，晚上接待上访者，并熬夜写材料，我瞌睡少，实在累了就身体一歪，闭闭眼睛。当然，每月一次的高院院长接待日不能错过，那天半夜就得起身，赶去排队，几百人的长龙，去晚了，连领导的面都见不着。忙啊，累啊。你是文人，能不能帮我分担一些？
【威】：怎幺个分担法？
【陆】：这只口袋你提去，里面有四、五个人的申诉材料，你分类整理，凭着良心拉他们一把。这个杨继年，１１岁就判刑坐牢，恐怕是世界上年纪最小的劳改犯。他被关了３４年，释放回乡时，竟又被当地踢回监狱。监狱当然不能再收留，他去哪儿呢？无家无地无任何亲属的孤人！我第一次遇见他流落成都街头，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充饥时，就心酸落泪了，我带着他乞讨，上访，去北京。他的冤屈比我深，所以写东西比我勤，都堆成山了。可惜去年在北京，他遭遇了一场火灾，身体大面积烧伤，被拋在街头。我赶过去，与几个好心人一道，送他进陆军总医院，没钱，医院只作了简单的处理，就放弃抢救。我在守护他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歹徒毒打，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乘我昏迷，杨继年被弄出医院，终因溃疡感染，不治身亡。他全部遗物都在这儿，一个人惨到这地步，你不会没有一点感想吧？我准备在他的老家为他立个碑，刻一首祭诗在上面，也算对这个申诉了７００多次的冤魂的安慰。
【威】：这需要多少钱？
【陆】：起码５００以上。当地让不让立碑也是问题，他同我一样，是个被冤枉的贼。世人只习惯给革命英雄、名流、大官、德高望众的长老竖碑立传，给贼立诗碑就过分了──这算我许给死者的一个遥远的愿。
【威】：我和我的朋友老张都访问过杨继年，我会尽力去写他。
【陆】：还有个比杨继年更惨的，叫胡显林，１９５７年，他家喂养的一头黄沙耕牛因病死亡，被当地县法院以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５年，这口袋里，有他的亲属提供的原判材料。你猜都猜不到，这个姓胡的自逮捕之日起，就失踪了！他的家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和申诉，要求依法探监，可公、检、法三家都说不清犯人的下落，档案内既无解往何处劳改的记录，更无逃跑或意外死亡的记录。这有点像侦探小说了，可不相信“失踪”的家人们终于上访到北京，惊动了某位政府要人。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原判法院以﹙１９８６﹚蓬刑监字第１６９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胡显林无罪，可无罪的大活人早已蒸发掉了！
【威】：哪有这等怪事！当年承办此案的人呢？
【陆】：都健在。
【威】：找他们要去。
【陆】：５０年代错判误判的多了，没人能回忆起来。一位法官说，我们一年成百上千地判，累瘫了，也忙不过来，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大形势逼人嘛。公安局也曾几次发函给看守所，让协助查询胡某去向，均无结果。
【威】：蒸发一个大活人索赔多少呢？
【陆】：当时只有关人毙人的国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以一分钱不给。
【威】：哪“宣告无罪”有啥意思呢？
【陆】：心理安慰嘛，老百姓善良，政府承认整错了，也就算了。如果你想不开，提进一步的“无理”要求，政府的脸面就撑不住。就象我，虽然告官告赢了，但沦落街头，一屁股烂帐，可谓贫病交加，走投无路，为啥？就为了争这口气！
【威】：有意思幺？
【陆】：有意思。每次进收容所，我的腰都挺得直直的，没偷没抢，就为了争气！我这条腿已被打残了，我只能柱着棍，慢慢走，前景不乐观。只要共惨党不垮，老百姓的前景都不乐观，但我这辈子活得不冤。从５０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都要弄死弄废多少人，加上饿死和自杀的，至少几千万上亿吧？大家都算了，只要新政府上台，宣布上一届政府的某些作法不对，大家就够满足了。只有我老陆，天生的□牛，我就要你公安局以整我的方式公开消毒！全中国，就我这幺个不起眼的破烂王，赢了两回官司还不放过他们。当然，如果几十年来这些被整、被冤、被杀、被饿的全学我，国库掏空也不够赔，推倒北京城也不解恨，所以老陆只能出一个。
【威】：口气大啊。
【陆】：口气不大，能做诗人幺？我本想以失踪的胡显林为题，编一首长诗，但又觉为难。人没下落，碑都没法立。算了，我今后还是多关心没失踪的人。这儿有一份《冤民申诉》，上呈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省长、政法书记和主任，省高院院长，全国高院院长，在上面联署签名的一共１０５位，我是发起人之一。我们状告四川省内１８１个法院、７８９个法庭的司法腐败，办案不公，走后门，贪赃枉法，造成１００００多起冤、假、错案，致使多位涉案人含冤而死。高院法官经常拖压申诉案件，有的甚至拖压长达十年，十几年。
法官某某某公开回答申诉人说：我们只有五个人，要看全川一万多起案卷，看不过来，就烧掉，你们有意见去省人大反映……
【威】：这东西递上去有结果幺？
【陆】：结果就是好几个人又进了收容所，唉。
【威】：你是上诉群体的社会活动家。
【陆】：我的案子上下都清楚，就耗着嘛，多关心别人，眼界就宽了，这也是诗人灵感的来源。正是──华夏古国谁乐土，贪官污吏大老鼠；民脂民膏搜刮尽，太平盛世冤民苦。初院中院又高院，法律游戏弯弯曲；露宿街头梦清官，惊醒方知警犭毒！
39老右派冯中慈
【冯】：我听老友廖恩泽介绍过你的情况，可还是不明了你的来意。右派中名人不少，且经历也都非常曲折动人，你干啥不去采访呢？你是诗人，对《星星》诗刊的历史肯定清楚，白航，流沙河，石天河，白峡，这当初的四个右派编辑都健在，我建议你去采访他们。
【威】：我花了一番工夫才找到你，当然不可能空手而归。这样吧，我们随便聊聊，您愿意说到哪算哪，这不算正式采访，我也没资格对这段历史做啥评说。
【冯】：我没啥好说的。
【威】：就从《星星》诗刊说起吧，８０年代初，《星星》曾开辟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栏目：“星星与我”。作者都是５７年受星星株连而当上右派的诗歌爱好者。
【冯】：我不懂诗。
【威】：但对当时的政治气候陡变还是有感触吧？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５７年上半年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有关。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提倡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解冻”也逐渐波及到我国。而一份普通的诗刊的兴衰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冯】：你好象在背书。
【威】：反右斗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当然除了你们的回顾，我只有背书。哦，我刚才说到“星星与我”，我就是在这个栏目中，而不是在《牧马人》那样可笑的电影中，看到不少无辜右派的真实遭际。有的人仅仅因为写信给编辑部，表达了自己对某首诗的赞许，或对某种左倾诗评的反批评，就莫名其妙的成了右派。可以说，这本不会说话的小诗刊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根本想象不出，还会有人为保存一套诗刊，一辈子饱经蹂躏，并且在临终时叮嘱后人：要与这套刊物同进火葬场！
【冯】：你觉得很离奇吧？但在那个时代，就太平常了。
【威】：您是有感而发吧？
【冯】：不，我当右派与这些无关。当时我思想积极，与党组织靠的很紧，加上我是苦孩子出身，如果政治需要，我可以立即站出来，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威】：您不是开玩笑吧？
【冯】：我是学校团委书记，大学二年级就入了党，反右开始时，我们正准备毕业分配，我率先倡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上找我谈话，甚至透露由于反右斗争的需要，准备让我留任校刊编辑，从反动派手里夺回这个言论阵地。
【威】：我明白了，您可能是左的过火，激起了众怒，于是在一致声讨下从极左滑到极右。
【冯】：再次说明，我当右派与运动无关。现在想起来，不管在哪场运动中我都是注定要倒霉的，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
【威】：直说吧，您为什么当右派？冯中慈∶为了私生活。
【威】：您有……作风问题？
【冯】：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关于“作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释。现在的作风问题，过去就够枪毙的资格丁。
【威】：谁被枪毙了？
【冯】：打个比方罢了。你这么憨厚的人，还当记者，缺了点悟性。·【威】：我不是记者。你说私生活不是作风问题，又走什么问题？
【冯】：听我讲吧，小伙子，我爱人的家庭成分不好。
【威】：地主？
【冯】：不匙一般的地主，而是官僚地主。她的一个叔叔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禁烟局长，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了；她的爸爸娶过一位洋学生做姨太太，因此，她的家庭包袱是很重的。在学校，她只能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而在个人生活中，她郁郁寡欢．没有有任何朋友。这一点恰好非常吸引我，我在集体中如鱼得水，过得太热闹了。
【威】：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当右派。您爱人在政治上与您不相配，组织出面干涉等等，我都能想到。因为我姐姐在文革期间，曾经与一位解放军的连长谈恋爱，终因我家成份地主，社会关系复杂而告吹。这种外调内查的政审制度长期粗暴地践踏个人生活——人们已司空见惯，并且认可，因为组织是不会错的。但是，这就是你的右派依据吗？
【冯】：对。开始我是为了做政治思想工作接近她我发觉她与她父亲的姨太太关系很深，就一再警告她要站稳立场。后来，她一声不吭地把我带到一条深巷里，那女人正在巷尾洗衣服，长长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她站起来对我微笑，毫无血色的脸上有一种哀婉的美。她进了院子，就着这种哀婉的美弹了弹落满灰尘的钢琴，她似乎在有意讨好我，讨好当时的大好形势，所以弹的曲子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支已经被我们合唱得滚瓜烂熟的革命歌曲，经她那纤细的指头一弄，完全变了，发霉了，但是，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令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我，一个共产党员，—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够这样？阶级立场呢？我想。但是，你要我怎麽样？我不可能大呼革命口号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况且，发生了什么？人家不是在弹革命歌曲吗？
是的，我是穷孩子，我被洗过脑，可我受过高等教育，５７年以前的教育，还不完全是一种干巴巴的教条。我知道什麽是美和善。文馨对我说：“她对您没有恶意，否则，不会弹钢琴给您听。”
我转身走出深巷，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一个没落阶级的诱惑。文馨跟在我身后又说：
“她已经疯了。”我猛地站住了，这是隆冬，阴森偏僻的小巷，一抹阳光涂在低垂的屋檐，这可不象新中国的街景。文馨似乎站在一段历史的深处对我讲述她二妈的经历：“直到现在，她还爱慕她的音乐教师，父亲改变不了现实，就由着她去。可惜，那位音乐教师得肺病死了。解放后，她与父亲离了婚，千里迢迢到西贯去找情人，不料已是一座荒坡等着她。两个月后，她回到成都，就一个人独居刭现在。父亲早就原谅她了。他在前年去世时，立下遗嘱，承认她仍有财产继承权。”
听完这个资产阶级的动人故事，天已晚了，我和文馨跑步赶回学校。临别时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她说：“我这是向党交心嘛。你去汇报吧，没关系。”
我感到自己受了委届，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仰着头，有一种快完蛋的感觉。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姑娘，然而，这一切，可能吗？
【威】：组织出面挽救您来了。
【冯】：组织是明察秋毫的，从学校到社会，都像一张网。好在我和文謦没有过多接触。直到临近毕业，社会上政治环境较宽松，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响应组织的号召，向觉提意见。开头，在毛主席以身作则的表率下，各级组织还很宽容，虚心，后来，意见越提越尖锐，过激，葚至有了结束一党天下，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呼声。我至今记得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全国１００名大右派之一的葛佩琦的“意见”一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已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是可疑。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共产觉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这种“意见”已远远超出政府所能忍耐的“度”，但党内整风侬然按部就班进行。文馨平时不吭声，也不关心政治，在我的一再动员下，就鼓起勇气提了一条意见，大概是共产党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她在校近四年，却受！尽了歧视，誉家庭背黑锅。人党入团没有份，刻苦学习成缋名列前茅，大家又将她视为“白专典型”。毛主席一再教导，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只要划清界限，就要给出路嘛……
文馨发言完毕，我带头为她鼓掌，可响应的掌声稀稀拉拉，班委委员们都把脸拉得很长。我是一个机械执行党的政策的团委书记，一切都以《人民日报》社枪为准，正因为这样，颇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赏识。但在这一次在对待文馨的问题上，我平生第一次没和组织保持一致。我动员她把心里话说出来，是为了让大伙理解她，同情她，没想到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政治风浪中，我是认不清形势的瞎子，还鼓励别人去闯祸。终于在一个月后，风向陡转，毛主席公开向全国人民挑明，所谓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是引蛇出洞，是为了让隐蕨很深的阶级敌人跳出来。大右派一个接一个落马，上面的风舌刂到下面，学校和班级就开会动员反右，组织上暗中把右派教师和学生的名额安排到各系，由大家评选。文馨的得票率在全系名列第三。觉委副书记亲自到场，领导批判右派学生的现场会。我根王茴红，属重点培养对象，副书记同志为堵大家的口，反击有关我的流言蜚语，竟当众信口雌黄说：“冯中慈同志是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去与右派学生文馨接触，引蛇出洞的。他做得很好，，没有辜负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教导，终于将一条一声不吭，却对新中国的仇恨埋在心底的美女蛇引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斗争策略非常出色！所以，经校党委和团委研究，并准备报请共青团省委授予他‘杰出共青团干部’的荣誉称号。”
我气得晕头转向，文馨比我晕得更快。她呼地起立，目光转向我，险色死灰，接着就软了下去。我不顾众目睽睽，冲过去抱起她就朝校医室跑。副书记一愣，又接耆歪吹：
“哪怕是对阶级敌人，也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冯中慈同志做得对！”
我还是人吗？如果我昧了良心，顺着组织为我竖起的杆子朝上爬，这辈子也许青云直上，可是，我不愿意做畜牲！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牲也比做人强！我不敢等文馨醒来，就神色恍惚地离开了。团委的人找到我，要开会全面复审右派，然后上报。我不假思索地拒绝在迫害文馨的意见书上签字盖章。
先是那位副书记，然后是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出校团委公章。我回答不。我明知这种抗拒如同儿戏，可还是一味蛮干。党委书记警告我：“冯中慈同志，团委不是你个人的，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应该明白组织原则。”我反问：“我什么时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务？
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阴谋诡计。”党委书记说：“对人民是不搞阴谋诡计。”我说：“文馨是人民中的一员，她已背叛了她的家庭。”党委书记说：“你陪她去探望过她父亲的姨太太，我们早就掌握这一情况了。”我不禁一愣，说：“姨太太？那是疯子。”党委书记哈哈笑道：“你才有些疯狂，为了一个女人，连组织原则都不要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叫：“组织原则不是你们用来整人的！我就是不同意把文馨打成右派，我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她不是右派。”党委书记一拍桌子：“冷静点，想清楚了再说话，我最后一次叫你：‘冯中慈同志，你的共产党员的人格就用来保护反动派吗？’”我仍然犟着：“她不是反动派。”党委书记又一拍桌子：“年轻人，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感情也有阶级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憧吗？”
我一时糊涂，竟吐露真言：“假如我真的爱她，又怎样？”党委书记不拍桌子了，他换了一种轻柔的语调说：“那你就选择吧，爱党，还是爱女人。”“爱女人。”我说。于是我被开除党藉，补充成了右派兼坏分子。－【威】：当时您和文馨谈恋爱了吗。
【冯】：没有，不过是彼此有好感而已。如果按自然发展，我不可能与文馨结合，因为我和她完全是两极世界的人。我感激共产觉救了穷人，挖了穷根，送我上大学，所以，如果不是物极必反，我会听从组织的劝告，断绝哪怕是一闪的儿女私情。而文馨对我的好感没有超出同学的范围，除了我，她几乎没有亠个愿意帮助她的可以称作“同学”的人。－【威】：可您还是承认了压抑已久的感情。冯中慈∶我是穷孩子，有反抗压迫的天性。解放前，我到地主院门口讨饭，他们不但不给，还放狗咬我。你猜怎么着，狗咬我，我也张口咬狗，结果还是我厉害，把狗耳朵咬缺了。那一刹那，我没想到受了剥削阶级的欺侮，只觉得这个大户太混蛋。是共产党教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穷人为什么造反？阶级为什么产生？
就是因为人与人不平等，不仅社会财产分配不公，而且人格也不公平。文謦是个弱女子，有那么多觉员的组织，是不该欺负一个弱女子的，否则，又回到解放前了。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一部名为《在河流那边》的书中，曾引用了反右时期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话说：“你难以想象这些自我批评和各种分组会议有多么痛苦。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陶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在我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我自己只能坐在那儿，接受他们的指责。有些受批判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忍受这一切，我可是过了好些年才习惯了这些。……”
我记得书中的这些话，是因为这正是我和文謦在那些午的写照。许多人都为我一时冲动惋惜，我下意识地在组织、集体与个人之间，选择了个人，我应该有我的私人生活，对吗，小伙子？而在邓小平时期以前，中国人是没有私生活的，至少是私生活见不得人的。感谢邓小平，让我们从不人不鬼的阴影里走出来。
【威】：您后悔过吗？冯中慈∶没有。开始不习惯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我，因为我从前是批判别人的。后来习惯了。有了孩子，就更加习惯。穷人干革命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老婆孩子，我不革命也有老婆孩子。我又不可能同组织和人民结婚，电影里常说“某某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姓什么呢，人民的奶头是什么模样呢，我没见过。道理越大越没道理。
如果我昧良心把文馨朝火坑推，那才后悔一辈子。哪怕当部长也不安稳。
【威】：你是怎样让文馨回心转意的？
【冯】：我成了右派，反而踏实了，就写信向她表达爱意。当时对右派看管得很严，这样也好，否则文馨会自杀的。没人捎信，我就半夜抽空子偷跑到她二妈家，把信塞进门缝，又返回。就这样捎去了五六封长信，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后来她被发配到新疆阿克苏，我却就地安置。这不行，我千方百计打听，过了一年，才找去了。坐了火车，又坐汽车，颠沛流离，我已经成为分文不名的叫化子了。幸好到的那天，太阳暖洋洋的，她在棉花地里，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看来，这劳动改造有利身体健康。我当时被当作流窜犯抓了起来，因为在她们农场的西北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有一条汽车路通向沙漠核心的监狱。曾经有犯人爬运南瓜的汽车逃跑，靠生吃南瓜坚持了五天五夜。我说出了文馨的名字，她被唤回住地，认了我半天，才从乱蓬蓬的毛发中弄清“她的中慈”。
下面的故事就有点平庸了。我们都是右派，很平等。我这么远去找她，既使不太满意，也只好嫁我。这一次，组织很爽快，给她开了证明，准了假，我们一起回四川办了结婚证。又办于户口迁移证，一对黑夫妻就这样响应党的号召，欢天喜地支谖边疆去了。
邓小平上台，右派平反，我们领着两个在边疆出生的孩手回了四川，虽不算衣锦还乡，也算一家人苦乐与共。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很满足。
【威】：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
40左翼鲁迅的伪自由书
一
在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我又一次细读了《纪念刘和珍君》与《为了忘却的纪念》，在一阵阵热流的涌动中，我险些丧失了批评鲁迅的勇气。虽然先生在著作里多次谆谆教诲我们，对敌人（包括文坛论敌），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轮到血案果真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刽子手不仅开枪杀人，而且还对被杀者报以狞笑和诬陷时，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又能怎样呢？用血肉之躯去堵炮火？或当众自戕以示抗议？
不，文人的过激毕竟有限，一代文豪鲁迅所能利用的，也只可能是一支毛笔。太软的笔锋，先生在黯夜里，蘸着墨，一个字一个字地朝下凿，泪水坠落到纸上，——“长歌当哭，是当在痛定之后的。”在这里，大家习以为常的战斗者鲁迅渐渐被泪水模糊掉，于是普通的女学生刘和珍在长者的泪里得以永恒，事隔几十年，我们还能伸出心灵之手，去触及她的呼吸和体温，她温和的性子，以及始终的微笑。在上个世纪中国，这种强权者以国家利益或民族大义为由，甚至以社会安定百姓幸福为由，大开杀戒，剥夺普通而美丽的生命的案件，起码发生过成百上千次。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鲁迅写道：“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了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以上文字写于１９３３年２月，其时，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五位追求革命理想的青年作家已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军警以“赤化”罪枪杀了两年。鲁迅因为与他们的交往，怕受累入狱，只好在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中仓促逃亡（四一二反共大屠杀之际，同为文豪的郭沫若愤笔疾书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也立即出逃），这虽然有悖红色教科书上民族英雄的形象，但却是有血有肉的真实记录：“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火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这些字。”
这是文人安抚自己良心的一种方式，他还了旧债，并通过剖白自我把怯弱和恐惧从血管内一滴滴挤出来。我们觉不出伟大，只觉出了作为人的悲哀、无助和孤独。我为鲁迅，也为我自己流泪，死者远矣，只有我们还留在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血腥世界。我想，假如时光倒流，上帝把我与鲁迅安排在同一场景，我是否会比他勇敢一些？逃亡两年之后，才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为亡友写出一篇悼念小文，这是不是太胆怯？……我不忍心再追问下去，因为脾气刚烈的鲁迅毕竟是老人，过分的忧患早在他体内种下了病根。
面对没有尽头的追捕、囚禁和屠杀，中国又有几个勇者？逃吧，鲁迅！子弹不长眼睛，子弹可不认识专家、教授、文化名流，我早生几十年，也会与你一样，丢下死者逃亡，并逐渐加深内心的自责与孤独。你的痛苦源于你有过于发达的记忆力，而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却过于健忘，在经历过逃亡之后，他们更有理由珍惜生命，更有理由过读书人的纯粹日子，并更有理由抓牢当权者允许追求的现实的幸福，舞文弄墨。“远离政治血腥，”他们说，“这是死者留下的教训。”
徒劳地拷问自我，引不起回应的道义和良知，这不是文学的真谛么？虚无或死寂，这不是文学的真谛么？鲁迅在经历过一次次“忍看朋辈成新鬼”后，以他少量的作品（包括《野草》、《呐喊》、《彷徨》里的部分篇章），努力企及、叩问文学的真谛。但是，受唯物论薰陶的不信邪的大众忽略这份不起眼的遗产，除了作秀，谁会真相信文豪是弱者？
人人都怕迫害，但自己的社会角色又鄙视胆小鬼和叛徒，于是作为见证人性弱点的鲁迅被理所当然地抹掉，转换成投枪、匕首等原始的攻防凶器，捏在这个为国家主义所控制的盲目自相残杀的戏剧化的民族手中。
二
文革武斗时期我才十来岁，住在成都一条为城建狂热所湮灭的古老街道。
我至今记得街坊上一位少女的死亡。她与刘和珍一样，本来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我和她弟弟在石板街沿上玩玻璃弹子，她撞见了，居然也加入。她已经读初二了，在一群脏兮兮的毛头小孩中，那整洁的白衬衣显得格外耀眼。后来，那耀眼的白衬衣外面，罩上了红卫兵的草绿色军装，这革命化的外套过于肥大，下摆遮至膝盖，于是她把腰带一箍，人顿时就挺拔起来，在毛孩子们的眼里有了几分神秘。当时，急风骤雨般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经过去，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成了死老虎，而保皇组织产业军也土崩瓦解。
斗志昂扬的造反派在取得全面胜利后，内部马上分裂，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将昔日的战友视为仇敌。由于交战双方背后均有支左部队，战斗很快由钢钎、棍棒升级为真枪真炮，我还在成都军区后门看见过装甲车。硝烟弥漫中，我住的街道常发生巷战，有一次，爆竹般的枪声持续到半夜，居然还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在这种非常时候，孩子们都丢了玻璃弹子，改玩子弹壳。
我记忆中的少女曾经抓给我一大把——那是最后一次，她腰间别着手枪，领着一队红卫兵小将，上大卡车去前线了。我们追着看热闹，她跳下车，短发飘飘地冲我们微笑，喊“弟弟们回家”。接着，就从衣兜里掏糖果一般抓给我们一个一把弹壳。
再接着，就是她充满弹洞的尸体被抬回来，上面覆盖着红卫兵的战旗。灵堂设在我们大院的门前，花圈、挽联、红旗、白絮以此为核心，向四周扩展，终于铺天盖地，笼罩了整条街。挽联的内容千篇一律，大部分为领袖诗词，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等，小部分是鲁迅箴言，如“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还有“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类。
我们这些淘气孩子在吊唁人流中钻来钻去，犹如过节。我八岁就背过“老三篇”，认字多，就挨个骄傲地大声念挽联。过了两三年，我在中学课本上，又学了许多鲁迅著作，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和我记忆中的白衬衣少女联系着的刘和珍。不过，这个“刘和珍”再美丽耀眼，也注定速朽，因为她生错了年代，没能在鲁迅先生的关注下迎向军阀的屠刀。她是被另一派“毛主席的红卫兵”射杀的，据说胸脯成为蜂窝之际，她还挥拳喊过“万岁”的口号，不谓不英勇。可惜文革武斗中的冤魂是平不了反的，时过境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吗？
三
谁是坏蛋？谁是好人？这个问题曾经是我们这代孩子成长中的首要问题，无论看电影、连环画、小说，还是现实生活，我们都会不假思索地发问。所以，阶级立场鲜明的鲁迅一直是我的偶像，甚至在文革被彻底否定，怀疑与反思历史在８０年代成为文化界不可逆转的思潮时，鲁迅在我这儿的精神地位依旧不可动摇。我推崇他的语言方式，斩钉截铁，直取要害，并且正气凛然，没有一点妥协的余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反驳著名作家林语堂的檄文，其中论述了打落水狗的若干方法，归结起来，就是历次政治运动都流行的“稳、准、狠”三字诀。鲁迅一再强调落水狗的反扑本能，哪怕是为“中外的娘儿们”所宠爱的家养叭儿狗，也要除之而后快，因为“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崇尚英美自由主义的胡适、梁实秋等人显然不是打狗老将鲁迅的对手，胡适性子温和，不太接招；而鼓噪上阵的梁实秋居然说出“我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这样的蠢话，一下就被逮住了话把，鲁迅写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在今天看来，说这种话是缺乏法律常识的，把论敌比作狗，本来就超出了正常辩理的范畴，属于人身攻击了；而在没有任何依据的前提下，凭空将人诬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更为骂街式的发泄，与市井刁民骂“有钱人家的婊子”属同一路数。当然，红了眼的文人之间的叫阵，都无好话，梁实秋说：“我只知道不断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梁实秋的这种现身说法，相当于当今的自由撰稿人，劳动，赚钱，只要能发表的东西，都可以写，首要是生存，至于社会责任感，是后一步考虑的。但是，惯于征讨的鲁迅所擅长的，正是把文人间有时近乎无聊的口舌之争在瞬间升级为两个阶级间的生死对垒，在《文学与出汗》中他写道：“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学，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
出的汗也有阶级性，极端走到生理反应上了，恐怕发明阶级论的马克思先生也会瞠目结舌的。况且，蠢笨如牛的工人凭什么不能追求弱不经风的小姐？
贾府的焦大，凭什么不能爱上林妹妹？这些常识，在许多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里，都明明白白地写着。例如高尔基在《人间三部曲》里，多次爱上阁楼里的娇小姐；连钢铁战士保尔，也有与林务官女儿冬尼娅的令人伤感的初恋。即使鲁迅本人，喜欢的也不是整日在田野劳作的大脚农妇，而是接受过自由思想启蒙的洋学生许广平。希特勒倒是娶了工人阶级出身的爱娃，其疯狂的爱情结局为世人所不耻。
在文革中，“香臭汗阶级论”风靡一时，女孩们人人争做李铁梅式的革命接班人，化妆别提了，就连搽点防止皮肤皲裂的雪花膏，也被视作小资产阶级臭美。我手里至今还保留着一篇文革中期的报告文学，写的是下乡的城里女孩与贫下中农女孩共同面对一泡牛屎的态度，城里女孩犹豫着，四下找粪铲；可农村女孩弯下腰，双手捧起牛屎就朝集体肥堆跑去。于是城里女孩被震动，流下了悔恨的热泪，决心狠斗私心，同资产阶级怕脏怕臭的腐朽思想决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这个故事虽然蹩脚，却是鲁迅式的左翼理想的结局，奥威尔的寓言小说《一九八四》里，也有类似的逐步清洗私心杂念的大同结局，对此，以斗争为乐趣的毛泽东非常欣赏，他不仅用诗词来呼应鲁迅“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且发表了以下这段在文革中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我的印象里，伟大领袖从来没有这么极端地抬举人，哪怕是死人也没有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鲁迅式的直取要害的论战思维就自然而然演化成文革初期的街头大辩论，双方都引用领袖语录，都使用唯我正确的绝对标准，谁敢有异议，就是路线、敌我、大是大非。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执行枪决；李九莲被活生生地挖去肾脏，其原因均为她们太不识时务，居然在万众膜拜之中，站起来对绝对信条发出质疑。试想，如果把鲁迅及其新月派或其他什么派的论敌放进文革背景，让先生亲自把他的痛打落水狗的棒法付诸实施，那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甚至周扬、郭沫若等一大片文人（管他自由派还是鸳鸯蝴蝶派）的下场，是否比张志新、李九莲、遇罗克还惨？鲁迅开了把文化、学术争论上升为政治、阶级拼杀的先河，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原版。从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起，这种残酷的杂文风格在历次运动中制造了一桩又一桩的文字狱。当以“说法代替法律”成为全民习惯性的常识时，党的主席与国家主席之间本可以在桌面上讨论解决的治国分歧，理所当然地激化成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战争。
刘少奇及其“走狗”是否在“落水”之际重温过鲁迅，并从梁实秋的身上读出了某种预兆？
四
事隔多年看文革，我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乌托邦实验给中国的人与自然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而他本人却至死不悔。毛是心怀大孤独的，当他在天安门城楼挥舞着军帽，向广场忘怀欢呼着的百万红卫兵小将回应“人民万岁”的时候，与他并肩打过江山的战友们却一批接一批遭废黜。这个在自己的祖国找不到知音的独胆豪杰居然在自己事业的顶峰对一位外国人说：“我是打着黑伞在雨中游弋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如果没有其它用意，这一内心场景肯定源于鲁迅的《过客》。虽然不知道前方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但在无始无终的人生里，你必须走下去，哪怕双脚被荆棘刺伤，哪怕证明不了什么，你也要走，穿过一个又一个坟地。这种为我们所熟悉的虚无，一直贯穿着鲁迅的精神生活。为了从传统的囚笼与现实的污秽中寻找出路，鲁迅也同上个世纪初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向左转。鼓吹革命，鼓吹苏联式的人民大众的乌托邦一时成了世界性潮流。晚年的鲁迅其实已涂改、歪曲了早期那个个人意识极强的探索者鲁迅，他放弃了表达个体，而力图从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立场，将文化改造成社会革命最直接的工具，而且是唯一的工具。左——右，革命——反动，集体——个人，英雄——叛徒，上——
下，资产——无产——共产。鲁迅以降，整整几代中国人都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种类似古罗马斗兽场的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词汇训练，代表组织惩罚叛徒的场景在几十年中成为许多文艺作品（包括电影）的高潮或大快人心的结局。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鲁迅在《文学丛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一期，同时发表了于病床上创作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鲁迅写道：“……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们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
托洛斯基的沉冤已经大白于天下，鲁迅和我们一样，被专制的魔王斯大林蒙在鼓里。鲁迅曾在《文学和出汗》中讽刺梁实秋的文学论是“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却没料到这正是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争的写照。于是，凭借一次次党内大清洗抢得天下的斯大林王，在１９３７年联共中央全会上宣布：“……现实的托洛斯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如此“罪大恶极”，当然格杀勿论，于是没多久，托洛斯基便莫名其妙地死在异国的寓所。阴谋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１９１８》大行其道，指驴为马的诬陷游戏把几千万苏联的忠诚公民送上断头台，红军将领被清洗掉百分之八十以上，以至于卫国战争打响之际，红军一遇德国鬼子的进攻就溃不成军。当然，纯洁而正直的鲁迅死也不肯相信发生在红色苏联的血淋淋的谣言，死也不肯相信古拉格群岛的残忍可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并肩，所以他才可能用和独裁君王如出一辙的语言，陷人于万劫不复：“……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言，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
太令人毛骨耸然了，因为同样的鲁式手法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被运用过多次，在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其主要的“证据”之一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写过《悔过书》，因此才能从“苏州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至于几十年前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地下党组织的营救策略等等，红卫兵小将们在非左即右的狂热中是不可能考虑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红太阳这样说了，康生在红太阳的直接照耀下违反组织原则，把存在历史档案里的最高国家机密“泄露”给了年轻人，于是一颗埋在党内几十年的定时炸弹被挖了出来——在中国，类似的冤案还少么？刘少奇还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而众多普通的人，革命的参与者与受害者，都成了无价值的牺牲品，很快就被时代的潮水冲刷掉。上个世纪的中国像个大实验场，各种理论和主义，各种治国的方略与阴谋，各种色彩的乌托邦都纷纷登场，内忧外患的结果，人与自然都成了试验品，灾难、灾难，望不到头的灾难，而每一桩灾难都是以全体的希望或理想为前提，为号召，促使人们豪迈地走向深渊。
在众口一辞的民族狂热中，谁也听不见理性的声音。作为怀疑论者，知识分子要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的作用，就得暂时放弃“怀疑”的根基，无条件拥抱民族主义，使之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代言人虽然不是法官，不能从法律上置人于死地，但他可以超越法律，以及构成法律定罪的基本要件：人证、物证与专家认证，对异己份子进行道德、精神、文化审判，从而剥夺他们社会生活的权利。“托陈取消派”正是在日本侵略者虎视中国的关口，因不合时宜而处于弱势，可时过境迁，我不禁要问，鲁迅作为左翼代言人对“文化汉奸”进行审判的依据是什么？
也许这个问题过于书生气，因为在混乱的社会实验场里，打击对方从来不凭借依据，而是讲究出手的快与狠，事实证明，陈独秀及其追随者从未到日本特务机关领过津贴，作为五。四主将与中共创始人，他与文化地位同样重要的胡适、鲁迅都有极大的分歧。据中共党史记载，陈独秀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危急关头采取了取消武装革命，对国民党反动派妥协退让，从而导致了四一二反共大屠杀。
陈独秀的失败源于他的知识分子“怀疑”式思维，这在学术上或许有利，但在社会实践中，一旦把个人的怀疑观凌驾于组织和民众之上，就会造成大规模的思想迷乱，从而给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以可趁之机。陈独秀晚年虽然因“自绝于人民”而孤独、落寞，但他对民主与专制的见识显然在鲁迅之上，他说：“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呢？……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样迷信个人而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
民族主义也许在对付外来侵略时很有效，但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和思考能力却是一种遮蔽和损伤，而在鲁迅身上，封建传统所造成的无出路的内心黑暗恰好借着新文化启蒙外化出来，当其作为一种内省的原动力时，鲁迅写出了《野草》、《呐喊》、《彷徨》，展现了旧文人脱胎换骨的世纪共性；而当其作为一种走向大众，改造社会的武器时，他的内心黑暗便无节制地扩散、弥漫，与盛极一时的非理性左翼思潮融合，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时，成为侵略他人内心自由理直气壮的权威。
在社会道义与内心自由之间，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在实验场中，待你分辨清楚了再行动，也许就太迟。鲁迅的绝大多数论战杂文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写成的，作为战士，这种反应能力是超一流的，但反应能力不能构成贯穿始终的思想。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上帝选择了中国作为各种思潮的实验场？无论是先进的、落后的、激进的、保守的，最终付出代价的都是当时正反两方的投入者。除了少数的文学隐逸者，没有任何思想型的知识分子沉下来，想一想，再行动；再沉下来。社会是个大陀螺，全体都跟着转，而鲁迅，一度转得比全体更狂热。
１９９８年，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了全国性的反美浪潮，在成都，民众游行升级，最终酿成攻击和焚烧美国领事馆的事件。除了警察执行公务，也许没有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敢于公开批评、制止这种“以牙还牙”。
社会道义到底是什么？我站在人群中想着鲁迅，假如他与我处于同种场景，他老人家会不会用对付“托陈取消派”的方法来对付我这种“怀疑论”者？
我不寒而栗。当我试图以内心自由的名义反抗道义说教时，祖国消失了，精神的落脚点动摇了。
幸好我没有与鲁迅生活在同一时代，幸好人心的某一面还需要宽容与仁慈，我还能在冷漠与动荡中享有选择的自由，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鲁迅先生用一本书名强调过的“伪自由”。
２００１年２月起稿于成都
２００１年３月完稿于北京
41下岗工人“营门口”
采访缘起：２０００年４月６日下午，我骑自行车路过成都西门外的营门口立交桥，在嘈杂、混乱的人流中，不幸遭遇了一位自称“下岗工人”的撞车者。明知是骗局，也只能自认倒霉，割肉赔款２００元人民币。
心里窝火，就拿出从前做访谈的那股忍辱负重的劲，笑里藏刀地与之周旋，渐渐，悲从中来。人不被逼到绝地，怎么会自残谋财呢？——这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
看上去４０多岁的“营门口”最后说：“只有富人才有经常激动的资本，得高血压的资本，而穷人，抱歉，穷人只能想钱想疯逑了。”
这是否可以作为马克思先生阶级斗争理论的最新注脚？（【营】：营门口；【威】：老威）
【营】：哎哟，痛死个天！你狗日的骑车不长眼睛嗦？
【威】：我狗日的眼睛雪亮。
【营】：亮个鸡巴。哎哟，你撞了人，还闪那么远，快扶我起来上医院。
【威】：撞你？我的自行车轮子还没转拢，你自己就倒了。
【营】：我疯了？自己倒下去把手杆整断？周围的群众评个理！你听，听，竖起你的狗耳朵好好听，人民的呼声：赔钱！医药费！当然，这位同志说了，光赔医药费不行，你的态度恶劣，还要给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一百天的伙食费、误工费你先预付一半。前几天报纸上登了，有个作家开车撞断人家一条腿，赔了几十万，我的命贱，你就赔个几十万的百分之一吧。太霸道了！简直比旧社会的保长还霸道，撞了人，还赖帐，搞清楚，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你横冲直撞要受到法律制裁。他妈的，你以为自己是中央首长的跟班？是钦差大臣微服私访？戴副眼镜，就冒充知识分子嗦？眼镜一取，我看你就一脸横肉，资格的杀猪匠……
【威】：你是扯场子卖打药呢，还是当街说评书？好嘛，我服了，坐上车来，我搭你上医院检查。
【营】：这附近有个诊所，几步路就到。
【威】：是你家开的黑店吧？进去就一竹杠把我敲晕？
【营】：书读得多，心理就阴暗。我明明为你着想，上大医院花钱多，还要跑不少冤枉路，哪有小诊所方便、实惠？再说骨折上夹板又不是高科技。你是担心不能报销吧？这家诊所任何医院的发票都能开。
【威】：你少废话，到正规医院检查了再说。
【营】：我还有几个同路的兄弟一块去。
【威】：你们是一伙么？
【营】：大路不平众人铲，一伙又咋个？这些朋友陪着我，防你开小差。喂，你把这破车锁在这儿，打辆出租车。
【威】：我不会溜。
【营】：说不准。哼，莫转歪脑筋，今天你不蚀财走不了路。
【威】：既是这样，只好叫交警来解决。
【营】：交警管汽车，不管自行车。
【威】：管这立交桥的交警是我弟弟，叫廖大毛，我去叫他过来。
【营】：先把医药费留下！
【威】：先检查，我用自行车搭你去。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把《记者证》押给你。在医院照个片，新伤旧伤，一下子就真相大白了。
【营】：你是记者？
【威】：算个耍笔杆子的，这是证件。
【营】：记者咋个了？又不是皇帝老子，撞了人一样赔钱。
【威】：我兜里有两三百元钱，可以给你，跟我走吧，这儿人越堆越多，趁街没扎断前，我们先到桥下的茶馆坐一坐，摆摆龙门阵。
【营】：我的手痛，没有闲功夫，哎哟，今天惨啊。
【威】：我看看你的手腕。
【营】：有啥看头？认栽了，你随便掏点票子脱手吧。
【威】：没有问题，交个朋友嘛。两三年前，我也和你一样，在江湖上混，耍杂技卖打药搞不来，但苦肉计还是会使的。不过你想想，骑自行车上班的一般都是工薪阶层，挣几个钱？去打他们的主意，撑死也榨不出多少油水。所以，要使苦肉计，就撞汽车，舍条胳膊舍条腿，净赚几十万……
【营】：你撞人不赔钱，还编个筐筐来套我？！
【威】：我先付你两百元咋样？我在这个血盆里抓过饭吃，我晓得，人不逼急了，是不会赌这个。老哥，你这手，还得赶快治，否则长期这样“压缩性骨折”，最后就残废了……唉，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坐一会儿茶馆吧？
【营】：好。把证件还你。你不像记者，我也不晓得你是哪条道上的。你真撞过汽车？
【威】：见笑了。
【营】：我看不像。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撞汽车，我曾直楞楞地站在前面拐弯的路口，等车开过来。老等不到合适的时机，车速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过路的多数是中巴车，拢站的时候，把门的早早就一只腿吊下来，狂喊拉客。
我面无表情地拦过去，中巴却擦着我的身子刹住，把门的说：“大爷您太急了，等车等到路中央来。”我惊出一头冷汗。二环路上，小车多，藏区来的卡车也多，卡车轮子不敢垫，我就放弃了中巴去琢磨小车。
【威】：中巴拉客抢客特疯，出的车祸不少。
【营】：我眼睁睁地盯着我厂里的一个同事被中巴撞了，嘣地一声闷响，像轮胎爆了。我的同事被撞出几米远，一个鱼跃，人都飞起来了。当时是两辆中巴抢客，你追我赶，夏天尘土飞扬，人在大太阳下等车本来就烦，中巴起码五十码的速度，吱地刹过来，眨眼间就出事。半个脑袋没了，前车杠喷满了血。交警赶来处理事故，我是证人，当然出场。结果你猜咋样？拖了一个星期，责任嘛，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有关规定，事主赔了四千多元，还包括丧葬费。
【威】：人命太不值钱了吧。
【营】：按政府文件，只赔这么点，事主还骂骂咧咧的，埋怨自己找的熟人与交警关系不到位，所以又蚀财又惹了晦气。这情景太刺激，使我清醒了许多，人穷命贱，上吊也要找大树。
【威】：开小车的就是大树？可万一你不小心牺牲了，还不是几千元一条人命。
【营】：我当然不想牺牲，只认准了赌一把，断腿断胳膊最理想，上上夹板，几个月就恢复了，除掉消耗，对方的赔款还能剩不少，起码上千吧。如果只是皮肉伤，赖不了人，几十上百就打发了。这年头，富人的心眼都黑，一出车祸，能逃则逃，不能逃，撞伤不如辗死，钱还出得少些。我抹不下老脸，怕做得太明显，被人看破。有一天深夜，我睡在路当中，没想到，一辆小车在我跟前停下，就差一尺远。下来几个人，二话不说，就把我一顿爆打，然后抬起来抛到路边。我的手腕断了，浑身都是伤。回到家，老婆还以为我是醉鬼，她又哭又骂：“我辛辛苦苦上班挣钱，你却在外面鬼混！”我说：“没喝酒，我被人打了，上医院吧。”
